事实行为范文10篇

事实行为范文篇1

论文摘要：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应当完全由税法加以规定。私法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无论其是否有纳税的本意，只要其行为或其经济结果符合课税要素，就必然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本文认为，税事实行为具有权利义务效果法定性、客观性、竞合性、客观上的设权性、是事实构成行为等特征。税事实行为虽然多为其他法律部门尤其是私法部门的行为，但是，该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状况一般不会对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影响。对于同一行为，私法上的评价和公法上的评价因公法与私法的价值目标不同而各异。

行为理论是大陆法系一个重要的法学理论，税法行为理论也应该是税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范畴。但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两大法系虽然在具体的税行为研究方面成果颇多，但对税行为理论的系统研究很少。缺少对税行为的系统论述，不能不说是传统税法学理论的一大缺憾。本文尝试对引起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税法事实行为(本文下称为税事实行为)的特点进行研究和阐述，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税事实行为之界定

(一)税事实行为的涵义

参考法理学对事实行为的定义，本文将税事实行为界定为：行为人不具有设立、变更或消灭税收法律关系的意图，但依照税法规定客观上能引起税法法律后果的行为。由于税法中采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不存在依据当事人意思发生税收法律效果的可能性，所以引起税收法律关系发生的行为是税事实行为。本文所称税事实行为，是指纳税主体的行为，该种行为一般而言是私法上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

公私法的融合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种趋向，也是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显著特征之一。税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子部门法，其公私交融性的特点十分明显。由于法的调整对象的交叉性，税法往往以当事人的私法行为或其结果作为其课税要素。也就是说，税事实行为多为私法行为，可能是私法的法律行为，也可能是私法的事实行为。

私法法律行为本身的目的在于设立、变更或消灭私法法律关系，但因其同时满足了税法上的课税要素，故于客观上可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发生，亦即同时导致了税法上的法律后果，此与私法上私法法律行为与私法事实行为的区分同理。税事实行为以符合税法之课税要素或发生税法上一定效果为成立要件，凡具备此要件的私法上或公法上的行为，均可称为税法上的事实行为。税事实行为均为其他法律部门的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是有效行为还是无效行为、可撤销行为、附条件行为，也不论该行为是意志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可以说，不论私法法律行为是直接还是间接导致税收法律行为的发生，此类私法法律行为均可称为税法上的事实行为。

(二)界定税事实行为的边界

法律事实是模态的事实，立法者从生活事实中提取法律事实是根据其立法政策和价值判断标准进行的。所以，并不是一切具体的生活事实都被纳入法律范围的，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立法者，总是根据其立法政策和价值判断标准，选择一定的生活事实在抽象化的基础上纳入法律范围，作为法律事实的事实行为也不例外。立法者将哪些生活事实抽象规定为法律事实和法律要件，并连接何种特定的法律效果，是法律设计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并非所有的私法行为或其结果都会符合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而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到底哪些行为或其经济结果应该被税法确定为税事行为呢?它们应符合的构成要件应当满足的底线又是什么?应该看到，不同的税种，对于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规定各不相同，但是笔者认为，因为税收活动本身是国家参与分配的一项活动，关系到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客观法对税事行为的确定要符合的一个边界就是其合理性。

从财富即收入分配的结果意义上，公平必须符合时代精神赋予的基本伦理理念，其体现就是合理性。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法观念的本质，是人们评价一种法律制度公平与否的最后依据。在法的观念史上，合理性的蕴涵颇丰，中国学者通常认为其包括两层含义：(1)合乎人类主体的必然性与规律。(2)合乎社会历史和自然世界之必然性和规律。税事实行为的合理性，是指合乎现今条件下人权的起码要求及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具体包括以下两项：

1．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要保证人能像人一样地生存，且保证每个人能有条件发挥自己的潜能，在现今社会里表现为生存权、受教育权。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是应纳税所得额，而应纳税所得额是扣除掉税法允许扣除的项目之后的余额。税法之所以允许扣除准扣项目，就是考虑到人的生存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确定个人所得税的税事实行为范围以及税基的时候，必须将其合理性作为一个考虑的重点问题。

2．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应在与人们的能力、贡献相平衡的基础上承认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要有一定的度——即不能引起人们的不满，不能引起社会的不安，在顾及差别对待产生激励所带来的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稳定带来的效率。我们不能够将公平等同于平等。将生活事实行为进行筛选将其确定为税事实行为时，应当考虑到公平这一税法的价值目标，同样将其作为提炼税事实行为的一个底线。

二、税事实行为的特点分析

笔者认为，税事实行为应当具备以下特点：

(一)权利义务效果法定性

税事实行为不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必备要素。按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税收要素只能由法律加以规定，税务机关无权变更，纳税人也不能随意变动。可见，当事人的行为本身或其经济结果只要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件，就会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因而税法对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概括中并不考虑行为人从事行为的具体意图内容。税事实行为的效力根源，在于税法的规定而非行为人的意志。

私法上的行为，之所以成为税事实行为，主要是因为其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而不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换言之，税事实行为之所以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发生，就是因为行为的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税事实行为是连接客观法(税法)与权利义务的重要一环。客观法(税法)事先规定了税法的要素，正是由于当事人的行为，才使得税收法律关系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离开了当事人的行为，征税的客体一般不会自动产生。

税法中的课税对象，从物的角度看，无非是财产；从行为的角度看，则概为与财产有关的行为。德国财政学家瓦格纳将财富与劳务分为“取得”、“保有(持有)”与“使用”三个阶段：课于“取得”者，谓之所得税；课于“保有”者，谓之财产税；课于“使用”者，谓之消费税。德国学者Kirehhof教授进一步认为，每一种税，均系对财产权人所课之税，故财产流转的全过程，自取得、持有到使用均有税法介入的可能。换言之，税法能否实际介入，就在于财产权人是否对其财产进行有关行为，——此种行为大多数应属于私法法律行为。如私法主体从事买卖活动并取得收益，除对该买卖活动本身需课税之外，对私法主体取得的收益亦需课税；则私法主体的买卖行为，同时引发了其纳税申报行为与纳税行为，以及／或者税务机关对其买卖活动和所得收益的税款核定与征收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私法法律行为是税收法律关系得以产生的前提。

可见，税事实行为的行为人在私法上的行为的意图并不是为了纳税，造成税收法律关系产生的实际结果的发生，与其预期结果之间存在差异。因为“作为以行为的目的为其灵魂的形态来说，是行为自己的后果(它们附属于行为的)。但是行为同时又作为被设定于外界的目的，而听命于外界的力量，这些力量把跟自为存在的行为全然不同的东西来与行为相结合，并且把它推向遥远的生疏的后果。”“后果也包含外边侵入的东西和偶然附加的东西，这却与行为本身的本性无关。”张文显先生认为，这外界的力量是不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如物理性限制和社会性限制。这就出现了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差别与对立，亦即结果与目的的差别与对立。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

总之，纳税义务的产生与法定的事件或事实行为直接牵连，所以纳税主体基于事实行为或事件已经特定化，不需要通过当事人意志来选定。税事实行为的法律后果，税法直接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使得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具有先定力和公示力。

(二)客观性

税事实行为是当事人的某种客观行为，是某种业已实施的、对客观外界造成影响或后果的行为，仅仅停留在内在意志阶段或意志表示阶段而未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行为者，不构成税事实行为。对税事实行为来说，具有法律意义的不是行为人的意图，而是行为本身或其客观结果，至于行为人的内心意图，对税法上的法律效果没有任何影响。这与税表示行为截然不同，税表示行为中，具有法律意义的是意思表示，因此意思表示的某种缺陷可以成为税表示行为发生争议的根据。

(三)竞合性(法律意义的多元性)

如前所述，税事实行为多为私法上的行为，但行为本身或其经济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因而一个行为在不同的部门法之间产生了两个法律效果。

现代法制中，由于民法和刑法的分立，合同法和侵权法的分立，法律的运行不再是民刑不分的，各部门法有自己的调整对象，部门法内部的各部分也各有自己的调整范围。但是在另一方面，法律概念的发展与分化也留下了“法规竞合”、“责任竞合”、“附带诉讼”等问题。从实证的角度看，竞合现象不仅发生在同一部门法学中，如民法学中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刑法学中的想象竟合犯、法规竞合等，也会发生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如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竞合、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竞合等。笔者认为，税事实行为具有竞合性，其理论依据是法规竞合理论。“法条竞合”(又称法规竞合)，指的是“两个以上的法条构成要件相互重合、包含或交集，则便可能发生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为它们所规范的情形，于是相对于法律事实处于竞合的状态。其特征在于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为两个以上法条所规范”。“现代法律都作抽象规定，并且从各种不同角度对社会生活加以规范，所以，经常发生一个法律事实符合几个法律规范的要件，致使这几个法律规范竞合，一个行为产生几个法律后果。法律规范竞合有发生在同一个法律部门内的，也有发生在不同法律部门的。发生在不同法律部门的法规竞合，即产生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

“税法在体系上虽被划人公法，但它在内容上和实体上仍和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租税问题是以人们私人生活关系为前提或契机而产生的，因此，租税实体法的对象是私人生活关系，特别是私法关系。”当事人的私法行为，如果行为本身或其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尽管当事人在从事该行为时，不是以纳税为目的的，但税收法律关系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了。这时，当事人的一个行为，将产生两种不同的法律效果：一种是私法上的法律效果，另一种是税法上的法律效果。因此可以说，是私法上的行为与税事实行为的竞合。这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及法律调整的交叉性所导致的。以买卖合同为例来加以说明：甲与乙签订买卖合同，销售一批货物，货价为100万元。那么甲的销售货物的行为，一方面在合同法上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销售属于合同法上的履行行为，为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毫无疑问，甲的行为要受合同法的约束；另一方面，甲的行为要缴纳增值税(如果销售的货物是消费税法所列举的消费品的话，还要另外缴纳消费税)。那么，甲在私法上的签订合同销售货物的行为与导致其纳税义务产生的行为只有一个，但是这同一个行为，却要受到两个以上的不同的部门法的调整。首先，在私法上，该行为要受到合同法的调整；其次，在公法上，该行为要受到税法的调整。当一个行为同时导致不同法律部门的两种法律关系的产生，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行为具有竞合性。这种竞合性，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行为具有多元的法律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税法和民法在有些情况下，虽然对同一行为进行调整，但由于税法和民法的法律规则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关注的焦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民法所关注的，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各个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与自由的意思表达与行为，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调整更多的是基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平衡与保护。而税法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下经济主体财产对自由权保障与作为对价的财产的无偿让渡，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调整更多的是其行为乃至由行为所获得的收益的可税性以及经济主体与国家之间的财产转移的条件与方式。正因为如此，民法与税法必然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和价值选择，有着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不同的思考模式。”因而，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引起的法律效果各不相同。

税事实行为与民事行为是基于同一个行为，同一个行为在不同的法律部门经过不同的法律评价。如甲方在自由意志下出售一双筷子于乙方，获利1元，这一交易行为，在第一阶段首先是适用民法进行评价，民法基于其意思自治原则认为是民事合法行为，确认甲方可获得1元的利益，确定甲方与乙方之间的利益分割方案。第二阶段，同一行为还需受税法的评价，税法认为合乎税行为构成，甲方所得利益需在个人和国家之间进行利益分割。不过，就税法评价而言，细究起来还可以有很多的演绎，如流转税法可能认为该行为不到起征点，不合乎流转税行为构成，国家不应参与利益分割；而所得税法却认为国家在所得税领域内可参与利益分割，合乎所得税征税要素构成。

(四)具有客观上的设权性效果

税事实行为的设权作用仅根据税法关于每个人均须遵守税法的规定而产生。这是从税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的角度而言的。如前所述，税法采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课税要件(要素)由税法规定，当事人的行为本身或其经济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那么就在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产生税收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行为人没有税法规定的导致税收法律关系产生法律事实(这里主要指的是其行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不会自动产生的。由此可见，税事实行为是行为人依照税法产生税收法律效果的条件。

并非当事人在私法上的所有的行为都会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只有行为人的行为本身或其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才会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行为人才负有纳税义务。这也是税收法定主义的表现。税法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分配利益。符合税行为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是应纳税行为，就应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分割利益，而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就不发生国家参与利益分配的情事，其利益维持原有的状态和格局，国家不参与这种利益的分配。

与税表示行为的设权性不同的是，税事实行为最终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之间没有关联关系(牵连关系)，而税表示行为最终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其法律效果与行为人之间的主观意图之间存在有必然的关联关系。

(五)是一种事实构成行为

税事实行为其本质不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在于法律的规定。由税事实行为的客观性特征和权利义务效果法定性的特征决定它必然是某种事实构成行为，它在法律上必有构成要件问题。在实践中，只有在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符合法定构成要件时才成立事实行为并引起规定的法律后果，而在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不符合构成要件时则不成立事实行为且不引起法律后果。这就要求客观法(此处应指税法)必须事先规定出不同事实行为的种类，并对每一种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作出详细的规定。因此，每一条有关事实行为的法律规范中必然“包含着一个典型的事实状态和一个法律后果的表述。如果与典型事实状态相吻合的具体事实发生，那么法律后果就随之出现。”从税收实定法来看，税法对税事实行为的要件概括显然并不限于对行为的描述，而往往包括有行为的后果或状态的持续等事实要素。

以增值税为例来加以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中国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为销售货物、进口货物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相应地，增值税的纳税人就是在中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可见，导致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行为是“销售货物、进口货物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三类。这三类行为成为增值税的税事实行为，其内在的联系便是这些行为极有可能导致商品“增值额”的产生，也就是这三类行为共同的经济后果。前述所称的“典型的事实状态+经济后果”在增值税法中就具体化为“三类行为+增值额”。可见，这三类行为(增值税的事实行为)是导致增值税的课税对象——增值额产生的原因(即法律事实)。而对纳税主体的确定，也是通过增值税的事实行为来加以特定化的。笔者认为，增值税的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最为关键的就是课税对象——增值额，除此之外，还有纳税主体、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等。

三、税事实行为与征税行为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税事实行为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税务机关依据税法的规定享有征税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税事实行为是征税行为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征税行为与税事实行为之间的关系却是无因的。当事人的行为或其经济结果只要满足税法规定的征税要素，就应当纳税，而不论该行为的效力如何。但该经济行为的经济后果已被其他职能部门确定为应加以全部返还或者应予以没收，则不应再征税，已征税款应予返还。换句话说，征税行为一般不受纳税人行为的效力影响，当事人的行为在私法上是否有效、是否存在瑕疵，都不影响税务机关行使征税的权力。

意大利学者彼得罗·彭梵得将法律事实划分为本义的法律事实和自愿的法律事实二类，并认为本义的法律事实是在法律规定的“客观条件出现时，法律后果立即被承认，无需主体的任何意思表示”。“立法者希望将这种事实条件作为一切法律变化的内在理由，这种条件足以造成权利的取得或丧失，即使主体无意思表示且对之尚不知晓。”在这一类法律事实中，法律后果因法的意志而当然发生。税行为作为导致税收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律事实，应该为本义的法律事实。这是由税收法定主义导致的。税收法律性关系的产生，不受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支配，不管当事人行为时是否有纳税的意思表示，只要行为的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的要素，那么税收法律关系自然发生，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

事实行为范文篇2

论文摘要：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应当完全由税法加以规定。私法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无论其是否有纳税的本意，只要其行为或其经济结果符合课税要素，就必然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本文认为，税事实行为具有权利义务效果法定性、客观性、竞合性、客观上的设权性、是事实构成行为等特征。税事实行为虽然多为其他法律部门尤其是私法部门的行为，但是，该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状况一般不会对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影响。对于同一行为，私法上的评价和公法上的评价因公法与私法的价值目标不同而各异。

行为理论是大陆法系一个重要的法学理论，税法行为理论也应该是税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范畴。但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两大法系虽然在具体的税行为研究方面成果颇多，但对税行为理论的系统研究很少。缺少对税行为的系统论述，不能不说是传统税法学理论的一大缺憾。本文尝试对引起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税法事实行为(本文下称为税事实行为)的特点进行研究和阐述，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税事实行为之界定

(一)税事实行为的涵义

参考法理学对事实行为的定义，本文将税事实行为界定为：行为人不具有设立、变更或消灭税收法律关系的意图，但依照税法规定客观上能引起税法法律后果的行为。由于税法中采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不存在依据当事人意思发生税收法律效果的可能性，所以引起税收法律关系发生的行为是税事实行为。本文所称税事实行为，是指纳税主体的行为，该种行为一般而言是私法上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

公私法的融合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种趋向，也是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显著特征之一。税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子部门法，其公私交融性的特点十分明显。由于法的调整对象的交叉性，税法往往以当事人的私法行为或其结果作为其课税要素。也就是说，税事实行为多为私法行为，可能是私法的法律行为，也可能是私法的事实行为。

私法法律行为本身的目的在于设立、变更或消灭私法法律关系，但因其同时满足了税法上的课税要素，故于客观上可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发生，亦即同时导致了税法上的法律后果，此与私法上私法法律行为与私法事实行为的区分同理。税事实行为以符合税法之课税要素或发生税法上一定效果为成立要件，凡具备此要件的私法上或公法上的行为，均可称为税法上的事实行为。税事实行为均为其他法律部门的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是有效行为还是无效行为、可撤销行为、附条件行为，也不论该行为是意志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可以说，不论私法法律行为是直接还是间接导致税收法律行为的发生，此类私法法律行为均可称为税法上的事实行为。

(二)界定税事实行为的边界

法律事实是模态的事实，立法者从生活事实中提取法律事实是根据其立法政策和价值判断标准进行的。所以，并不是一切具体的生活事实都被纳入法律范围的，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立法者，总是根据其立法政策和价值判断标准，选择一定的生活事实在抽象化的基础上纳入法律范围，作为法律事实的事实行为也不例外。立法者将哪些生活事实抽象规定为法律事实和法律要件，并连接何种特定的法律效果，是法律设计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并非所有的私法行为或其结果都会符合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而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到底哪些行为或其经济结果应该被税法确定为税事行为呢?它们应符合的构成要件应当满足的底线又是什么?应该看到，不同的税种，对于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规定各不相同，但是笔者认为，因为税收活动本身是国家参与分配的一项活动，关系到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客观法对税事行为的确定要符合的一个边界就是其合理性。

从财富即收入分配的结果意义上，公平必须符合时代精神赋予的基本伦理理念，其体现就是合理性。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法观念的本质，是人们评价一种法律制度公平与否的最后依据。在法的观念史上，合理性的蕴涵颇丰，中国学者通常认为其包括两层含义：(1)合乎人类主体的必然性与规律。(2)合乎社会历史和自然世界之必然性和规律。税事实行为的合理性，是指合乎现今条件下人权的起码要求及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具体包括以下两项：

1．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要保证人能像人一样地生存，且保证每个人能有条件发挥自己的潜能，在现今社会里表现为生存权、受教育权。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是应纳税所得额，而应纳税所得额是扣除掉税法允许扣除的项目之后的余额。税法之所以允许扣除准扣项目，就是考虑到人的生存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确定个人所得税的税事实行为范围以及税基的时候，必须将其合理性作为一个考虑的重点问题。

2．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应在与人们的能力、贡献相平衡的基础上承认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要有一定的度——即不能引起人们的不满，不能引起社会的不安，在顾及差别对待产生激励所带来的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稳定带来的效率。我们不能够将公平等同于平等。将生活事实行为进行筛选将其确定为税事实行为时，应当考虑到公平这一税法的价值目标，同样将其作为提炼税事实行为的一个底线。

二、税事实行为的特点分析

笔者认为，税事实行为应当具备以下特点：

(一)权利义务效果法定性

税事实行为不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必备要素。按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税收要素只能由法律加以规定，税务机关无权变更，纳税人也不能随意变动。可见，当事人的行为本身或其经济结果只要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件，就会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因而税法对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概括中并不考虑行为人从事行为的具体意图内容。税事实行为的效力根源，在于税法的规定而非行为人的意志。

私法上的行为，之所以成为税事实行为，主要是因为其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而不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换言之，税事实行为之所以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发生，就是因为行为的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税事实行为是连接客观法(税法)与权利义务的重要一环。客观法(税法)事先规定了税法的要素，正是由于当事人的行为，才使得税收法律关系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离开了当事人的行为，征税的客体一般不会自动产生。

税法中的课税对象，从物的角度看，无非是财产；从行为的角度看，则概为与财产有关的行为。德国财政学家瓦格纳将财富与劳务分为“取得”、“保有(持有)”与“使用”三个阶段：课于“取得”者，谓之所得税；课于“保有”者，谓之财产税；课于“使用”者，谓之消费税。德国学者Kirehhof教授进一步认为，每一种税，均系对财产权人所课之税，故财产流转的全过程，自取得、持有到使用均有税法介入的可能。换言之，税法能否实际介入，就在于财产权人是否对其财产进行有关行为，——此种行为大多数应属于私法法律行为。如私法主体从事买卖活动并取得收益，除对该买卖活动本身需课税之外，对私法主体取得的收益亦需课税；则私法主体的买卖行为，同时引发了其纳税申报行为与纳税行为，以及／或者税务机关对其买卖活动和所得收益的税款核定与征收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私法法律行为是税收法律关系得以产生的前提。

可见，税事实行为的行为人在私法上的行为的意图并不是为了纳税，造成税收法律关系产生的实际结果的发生，与其预期结果之间存在差异。因为“作为以行为的目的为其灵魂的形态来说，是行为自己的后果(它们附属于行为的)。但是行为同时又作为被设定于外界的目的，而听命于外界的力量，这些力量把跟自为存在的行为全然不同的东西来与行为相结合，并且把它推向遥远的生疏的后果。”“后果也包含外边侵入的东西和偶然附加的东西，这却与行为本身的本性无关。”张文显先生认为，这外界的力量是不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如物理性限制和社会性限制。这就出现了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差别与对立，亦即结果与目的的差别与对立。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

总之，纳税义务的产生与法定的事件或事实行为直接牵连，所以纳税主体基于事实行为或事件已经特定化，不需要通过当事人意志来选定。税事实行为的法律后果，税法直接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使得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具有先定力和公示力。

(二)客观性

税事实行为是当事人的某种客观行为，是某种业已实施的、对客观外界造成影响或后果的行为，仅仅停留在内在意志阶段或意志表示阶段而未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行为者，不构成税事实行为。对税事实行为来说，具有法律意义的不是行为人的意图，而是行为本身或其客观结果，至于行为人的内心意图，对税法上的法律效果没有任何影响。这与税表示行为截然不同，税表示行为中，具有法律意义的是意思表示，因此意思表示的某种缺陷可以成为税表示行为发生争议的根据。

(三)竞合性(法律意义的多元性)

如前所述，税事实行为多为私法上的行为，但行为本身或其经济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因而一个行为在不同的部门法之间产生了两个法律效果。

现代法制中，由于民法和刑法的分立，合同法和侵权法的分立，法律的运行不再是民刑不分的，各部门法有自己的调整对象，部门法内部的各部分也各有自己的调整范围。但是在另一方面，法律概念的发展与分化也留下了“法规竞合”、“责任竞合”、“附带诉讼”等问题。从实证的角度看，竞合现象不仅发生在同一部门法学中，如民法学中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刑法学中的想象竟合犯、法规竞合等，也会发生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如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竞合、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竞合等。笔者认为，税事实行为具有竞合性，其理论依据是法规竞合理论。“法条竞合”(又称法规竞合)，指的是“两个以上的法条构成要件相互重合、包含或交集，则便可能发生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为它们所规范的情形，于是相对于法律事实处于竞合的状态。其特征在于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为两个以上法条所规范”。“现代法律都作抽象规定，并且从各种不同角度对社会生活加以规范，所以，经常发生一个法律事实符合几个法律规范的要件，致使这几个法律规范竞合，一个行为产生几个法律后果。法律规范竞合有发生在同一个法律部门内的，也有发生在不同法律部门的。发生在不同法律部门的法规竞合，即产生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

“税法在体系上虽被划人公法，但它在内容上和实体上仍和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租税问题是以人们私人生活关系为前提或契机而产生的，因此，租税实体法的对象是私人生活关系，特别是私法关系。”当事人的私法行为，如果行为本身或其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尽管当事人在从事该行为时，不是以纳税为目的的，但税收法律关系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了。这时，当事人的一个行为，将产生两种不同的法律效果：一种是私法上的法律效果，另一种是税法上的法律效果。因此可以说，是私法上的行为与税事实行为的竞合。这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及法律调整的交叉性所导致的。以买卖合同为例来加以说明：甲与乙签订买卖合同，销售一批货物，货价为100万元。那么甲的销售货物的行为，一方面在合同法上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销售属于合同法上的履行行为，为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毫无疑问，甲的行为要受合同法的约束；另一方面，甲的行为要缴纳增值税(如果销售的货物是消费税法所列举的消费品的话，还要另外缴纳消费税)。那么，甲在私法上的签订合同销售货物的行为与导致其纳税义务产生的行为只有一个，但是这同一个行为，却要受到两个以上的不同的部门法的调整。首先，在私法上，该行为要受到合同法的调整；其次，在公法上，该行为要受到税法的调整。当一个行为同时导致不同法律部门的两种法律关系的产生，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行为具有竞合性。这种竞合性，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行为具有多元的法律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税法和民法在有些情况下，虽然对同一行为进行调整，但由于税法和民法的法律规则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关注的焦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民法所关注的，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各个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与自由的意思表达与行为，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调整更多的是基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平衡与保护。而税法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下经济主体财产对自由权保障与作为对价的财产的无偿让渡，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调整更多的是其行为乃至由行为所获得的收益的可税性以及经济主体与国家之间的财产转移的条件与方式。正因为如此，民法与税法必然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和价值选择，有着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不同的思考模式。”因而，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引起的法律效果各不相同。

税事实行为与民事行为是基于同一个行为，同一个行为在不同的法律部门经过不同的法律评价。如甲方在自由意志下出售一双筷子于乙方，获利1元，这一交易行为，在第一阶段首先是适用民法进行评价，民法基于其意思自治原则认为是民事合法行为，确认甲方可获得1元的利益，确定甲方与乙方之间的利益分割方案。第二阶段，同一行为还需受税法的评价，税法认为合乎税行为构成，甲方所得利益需在个人和国家之间进行利益分割。不过，就税法评价而言，细究起来还可以有很多的演绎，如流转税法可能认为该行为不到起征点，不合乎流转税行为构成，国家不应参与利益分割；而所得税法却认为国家在所得税领域内可参与利益分割，合乎所得税征税要素构成。

(四)具有客观上的设权性效果

税事实行为的设权作用仅根据税法关于每个人均须遵守税法的规定而产生。这是从税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的角度而言的。如前所述，税法采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课税要件(要素)由税法规定，当事人的行为本身或其经济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那么就在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产生税收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行为人没有税法规定的导致税收法律关系产生法律事实(这里主要指的是其行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不会自动产生的。由此可见，税事实行为是行为人依照税法产生税收法律效果的条件。

并非当事人在私法上的所有的行为都会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只有行为人的行为本身或其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才会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行为人才负有纳税义务。这也是税收法定主义的表现。税法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分配利益。符合税行为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是应纳税行为，就应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分割利益，而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就不发生国家参与利益分配的情事，其利益维持原有的状态和格局，国家不参与这种利益的分配。

与税表示行为的设权性不同的是，税事实行为最终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之间没有关联关系(牵连关系)，而税表示行为最终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其法律效果与行为人之间的主观意图之间存在有必然的关联关系。

(五)是一种事实构成行为

税事实行为其本质不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在于法律的规定。由税事实行为的客观性特征和权利义务效果法定性的特征决定它必然是某种事实构成行为，它在法律上必有构成要件问题。在实践中，只有在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符合法定构成要件时才成立事实行为并引起规定的法律后果，而在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不符合构成要件时则不成立事实行为且不引起法律后果。这就要求客观法(此处应指税法)必须事先规定出不同事实行为的种类，并对每一种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作出详细的规定。因此，每一条有关事实行为的法律规范中必然“包含着一个典型的事实状态和一个法律后果的表述。如果与典型事实状态相吻合的具体事实发生，那么法律后果就随之出现。”从税收实定法来看，税法对税事实行为的要件概括显然并不限于对行为的描述，而往往包括有行为的后果或状态的持续等事实要素。

以增值税为例来加以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中国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为销售货物、进口货物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相应地，增值税的纳税人就是在中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可见，导致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行为是“销售货物、进口货物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三类。这三类行为成为增值税的税事实行为，其内在的联系便是这些行为极有可能导致商品“增值额”的产生，也就是这三类行为共同的经济后果。前述所称的“典型的事实状态+经济后果”在增值税法中就具体化为“三类行为+增值额”。可见，这三类行为(增值税的事实行为)是导致增值税的课税对象——增值额产生的原因(即法律事实)。而对纳税主体的确定，也是通过增值税的事实行为来加以特定化的。笔者认为，增值税的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最为关键的就是课税对象——增值额，除此之外，还有纳税主体、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等。

三、税事实行为与征税行为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税事实行为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税务机关依据税法的规定享有征税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税事实行为是征税行为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征税行为与税事实行为之间的关系却是无因的。当事人的行为或其经济结果只要满足税法规定的征税要素，就应当纳税，而不论该行为的效力如何。但该经济行为的经济后果已被其他职能部门确定为应加以全部返还或者应予以没收，则不应再征税，已征税款应予返还。换句话说，征税行为一般不受纳税人行为的效力影响，当事人的行为在私法上是否有效、是否存在瑕疵，都不影响税务机关行使征税的权力。

意大利学者彼得罗·彭梵得将法律事实划分为本义的法律事实和自愿的法律事实二类，并认为本义的法律事实是在法律规定的“客观条件出现时，法律后果立即被承认，无需主体的任何意思表示”。“立法者希望将这种事实条件作为一切法律变化的内在理由，这种条件足以造成权利的取得或丧失，即使主体无意思表示且对之尚不知晓。”在这一类法律事实中，法律后果因法的意志而当然发生。税行为作为导致税收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律事实，应该为本义的法律事实。这是由税收法定主义导致的。税收法律性关系的产生，不受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支配，不管当事人行为时是否有纳税的意思表示，只要行为的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的要素，那么税收法律关系自然发生，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

事实行为范文篇3

一、行政事实行为理论的沿革

在德国魏玛共和时代，著名行政法学家耶律？纳克（W.Jellinek）提出‘单纯高权行政’一词，可谓是行政事实行为最早的萌芽。所谓‘单纯高权行政’，是指与市政有关的房屋、街道、公园、水库等建筑技术方面的行为以及行政机关用文字发行的劝导，如警察为避免车祸所发行宣导交通安全之指针、提供民众调解及法律咨询等有助于社会和谐的行为。〔1〕这类单纯高权行政行为就是指行政事实行为。以耶律？纳克之见，事实行为如有不合法，只会产生公务员侵权之国家赔偿，以及刑事制裁之问题，无法诉请行政法院之救济，因此行政法无拘束事实行为的余地，事实行为乃‘法外之行为’。〔2〕但是，随着国家职能扩张，原先以执行法律、维持秩序为主要目的的消极行政，渐为提供服务、保障社会公益的积极行政所取代，单纯高权行政一词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的行政事实行为，事实行为也不应再归于‘法外之行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法治国家要求任何行政行为皆服从依法行政之理念，事实行为也必须服从法律优越、法律保留以及比例原则。〔3〕行政法学界也由此对

*沈开举，武汉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红建，郑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1〕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修订六版，第307页注（一）。

〔2〕参见前引〔1〕陈新民书，第311页。

〔3〕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增订三版，第393页。

于行政事实行为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在德国，关于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当代德国行政法学主流教科书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只直接产生事实效果，在一定条件下，也产生法效果的行为。”〔4〕但无论行政事实行为能不能产生法律后果，学者们都不否认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意义。关于行政事实行为的合法要件，学者们一般认为其要比法律行为宽松，特别是享有所谓的法外空间。如果采取事实行为的行政机关没有管辖权，或者侵犯了公民权，就构成违法。关于行政事实行为的违法后果，不能象法律行为那样会引起无效、可撤销的问题。但如果行政事实行为违法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害人享有后果清除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的给付之诉、确认之诉，或者通过国家赔偿的程序获得救济。〔5〕在法国，理论界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不能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例如，做出决定前的材料准备行为和做出决定后的实际执行行为，都是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事实行为。行政事实行为有的完全不发生法律效果，例如气象局的天气预报，有的由于外界因素而发生法律效果，如行政指导是由于相对方的接受发生法律效果。事实行为本身虽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但它与法律行为的产生过程和实施过程具有重要的关系，所以也受行政法的支配。事实行为不发生是否有效的问题，在其违法时可能发生行政主体和公务员的责任问题，例如赔偿责任、惩戒责任等。〔6〕日本对行政事实行为研究较少，杉村敏正、兼子仁在他们的《行政手续行政争讼法》一书中提出：“事实行为并非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而是直接实现行政目的之行为。〔7〕盐野宏认为：”根据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以行为效果意思，可以把行政行为分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8〕日本的行政法学者对于行政事实行为研究的特色是对行政指导行为研究得较为深入，而且已经通过立法对行政指导进行了规范。在日本，虽然行政指导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于行政指导造成的损失，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既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渠道救济，也可以提起国家赔偿。〔9〕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论及行政事实行为时，更可谓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10〕尽管对于行政事实行为的内涵界定不一致，但是几乎都同意行政事实行为应受行政法

〔4〕HansJ.Wolff及HansJ.WolffundOttoBachof之行政法教科书，1963年第六版，转引自翁岳生：《行政法》，台湾翰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7月第2版，第763页；毛雷尔认为，事实行为是指某种事实结果而不是法律后果的所有行政措施。[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5〕参见[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以下。

〔6〕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7〕[日]杉村敏正、兼子仁：《行政手续行政争讼法》第268页，转引自翁岳生：《行政法》，台湾翰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7月第2版，第763页。

〔8〕[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9〕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60页。

〔10〕林纪东认为：“行政事实行为乃全不发生法律效果，或虽发生法律效果，然其效果之发生乃由于外界之事实状态，并非由于行政权之心理作用的行政行为。”林纪东：《行政法》，台湾三民书局1990年版，第290页；吴庚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指行政主体直接发生事实上效果之行为，与其行政处分或其他基于意思表示的行为不同。”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务》，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增订三版，第393页；林锡尧认为：“行政上的事实行为系指不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以发生实际效果为目的行政行为。”林锡尧：《行政法要义》，台湾三民书局第二次增订版，第441页；陈新民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是与行政法之法律行为相对之行为，其作用非为产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之权利与义务关系（法律效果），而系为产生事实效果也。”陈新民著：《行政法学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修订六版，第307页。

的约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的途径来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提起一般给付之诉、确认之诉或国家赔偿的请求。

大陆法系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界定行政事实行为，至今尚无形成一致的看法。〔11〕但是对于行政事实行为的研究也从一开始把行政事实行为视为‘法外之行为’的阶段，发展到了认为行政事实行为也应受行政法的约束，探讨如何通过行政法上的途径对事实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的阶段。

英美法系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不对行政行为作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界分，但坚持只要是公民的权利受到了行政行为的影响，都能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的观点，在其独特的司法制度中，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模式。

在我国，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最早见于我国的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该书作者提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不直接产生法律后果的行政行为。〔12〕虽然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早在1983年就提出了，但是我国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事实行为的理论研究并没有深入下去。尤其在我国的行政法教科书中，行政事实行为的理论鲜有人提及。以“行政事实行为”为专题的学术论文更是屈指可数。有的学者甚至于把行政事实行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来对待。〔13〕只是在近一两年来，行政事实行为才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一世纪教材《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书中，章建生谈到：“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以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而以影响或改变事实状态为目的行为。”〔14〕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不但缺乏对行政事实行为内涵的同一性认识，而且对于行政事实行为理论的价值、分类和救济问题都缺乏系统的研究。〔15〕

二、行政事实行为的定位

关于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各国都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极不确定、外延又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概念，因此如果学者们拘泥于对其概念的抽象界定并无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16〕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行政

〔11〕行政事实行为内涵的沿革大致沿着以下两条线索：一是以‘单纯高权行政’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效果说’；二是从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事实行为界分的理论发展而来‘意思表示说’。

〔12〕参见王岷灿：《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13〕参见吕诚、王桂萍：《行政事实行为几个问题的探讨》，《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1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256页。

〔15〕1991年5月29日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把具体行政行为解释为法律行为，没有把行政事实行为纳入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1994年5月12日通过的《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二）（三）（四）（五）项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非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其实就是行政事实行为，《国家赔偿法》把行政事实行为纳入国家赔偿的受案范围。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进一步确认了行政事实行为的问题，明确指出这几类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不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几类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但其显然不是法律行为。

〔16〕参见王锡锌，邓淑珠：《行政事实行为再认识》，《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63页。

事实行为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取消它就会造成这一概念所涵盖的那一类行为缺乏一个统一的名称，不但阻碍理论研究，而且也不能很好的指导行政审判活动，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通过考察德国、法国、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学者关于行政事实行为的界定，笔者认为，要为行政事实行为准确定位，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民事事实行为的理论

以意思表示要件为标准，民事行为分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因此行政法学界也有人以意思表示要件来划分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因此，正确界定行政事实行为，首先需要澄清民事事实行为的理论。〔17〕许多德国民法学者指出：“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大陆法系学者通常都很熟悉的法律行为，……另一是事实行为（Realakte）；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核心区别在于后者不依赖于行为人的意图而产生法律后果，而前者的法律后果的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行为人表示了此种意图，即法律使其成为实现行为人意图的工具。”〔18〕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深受德国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事实行为者，基于事实状态或经过，法律因其所生之结果，特付以法律上之效力的行为也。”〔19〕以我国民法学界的通说“所谓民事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不具有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意图，但依照法律的规定客观上能引起事实法律后果的行为。”〔20〕我国民法学界对于民事事实行为的界定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理论上的概括大体相同。在民法学界，学者们基于调整方法的不同，而对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进行了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作为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两类法律事实究竟有何不同呢？

首先，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其必备要素，它本质上是行为人设立法律关系的外在表示。例如当事人为订立合同而发出的要约行为就是一种意思表示。而事实行为则完全不以意思表示为其必备要素，当事人实施行为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民事法律后果，因而客观法对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中也并不考虑不同行为人的具体意图内容。〔21〕例如我国台湾民法典规定的占有的取得（第940条）、无主物之先占（第802条）、埋藏物之发现（第808条）、添附（第811条以下）、无因管理（第172条）等，只要事实上有这些行为，即能发生法律上的效果，行为人有无取得此种法律效果的意思，在所不问，这些行为都被称之为民事事实行为。〔22〕其次，民事法律行为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内容而发生法律效力。法律赋予法律行为以法律效力的理由，在于行为人欲其意思表示，也欲发生如此之效力。而对于事实行为而言，具有法律意义的，不是行为人的意图，而是行为的客观结果。也就是说，事实行

〔17〕德国、日本、台湾地区以及我国大陆行政法学界的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是从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事实行为区分的角度来谈论行政事实行为的，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此特对民事法律行为与民事实行为的界分加以探讨。

〔18〕[德]茨威格：《比较法导论》（二卷），第2页，转引自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07页。

〔19〕史尚宽：《民法总论》，台湾正大印书馆1980年版，第108页。

〔20〕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王利明：《民法新论》（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21〕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10页。

〔22〕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为不存在当事人预期的意思效力问题，只要行为人的客观活动构成事实行为，依法就在当事人之间形成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最后，法律行为的基本规则围绕意思表示而展开，主要涉及表意人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自愿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意思表示不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秩序、意思表示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等。例如不具有法律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则不能发生预期的法律后果。而事实行为的基本规则着眼于对法律关系成立有意义的事实要素的描述，通常包括：主观心理状态、行为的客观内容、行为所引起的客观后果、行为与后果的因果关系等。〔23〕故根据台湾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六岁的小朋友捕捉稀有昆虫时，因先占取得所有权（第802条）；九岁的小朋友掘地发现埋藏的钻石，亦能取得所有权（第808条）；13岁的小朋友为邻居代收信件，系无法律上的义务，而为他人代为管理，得成立无因管理（第172条），这些行为不考虑意思表示的规定，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即发生法律效果而被称为事实行为。〔24〕（二）具体行政行为的理论

行政事实行为是否和民事事实行为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呢？民事事实行为的理论是否适合行政事实行为呢？〔25〕这要从分析行政事实行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关系入手。〔26〕行政行为以是否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为标准可以划分为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行政法律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为目的行政行为，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合同。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律行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类型。因此，本文只考察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国外的行政法理论中提到的行政事实行为，也是和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分）相对应的概念。

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作用上，是行政主体使用最广泛，最能将行政权具体化，而且是数量最多的行政行为。它无论是在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

〔23〕参见前引〔21〕董安生书，第113页。

〔24〕参见前引〔22〕王泽鉴书，第256页。

〔25〕阎尔宝：《论行政事实行为》，《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该文谈到：“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的产生不依赖于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实质上该文的作者是从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事实行为的角度来谈论行政事实行为和行政法律行为的，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26〕笔者在这里之所以只对行政事实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对比，主要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首先，行政行为是一个大的概念，作为行政机关作出的事实行为理所当然属于其中的一种。在我国行政法学界，虽然有一部分人认为行政行为仅仅是指法律行为，而不包括行政事实行为，但是，这种观点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符合逻辑的。我想，学者们之所以认为行政行为不包括行政事实行为，原因不外乎有两个：一是在行政法学研究刚刚起步的阶段，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还未被我国行政法学者所接受，行政行为的概念就先入为主的被界定为法律行为。后来，虽然提出了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但由于惯性的作用，加之学者们的怀旧情结，行政行为概念的应有之义并未被广泛的接受；二是由于对国外行政行为的理论还不是十分的了解，不可避免的进行一些不恰当的对照。作为最早提出行政事实行为概念的德国，行政行为的概念当中不包括行政事实行为。但是，德国行政行为的概念与我国学者提出的行政行为的概念并非具有相同的含义。在德国行政法理论中，行政行为和我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涵义相同，因此，德国的行政行为自然不应当包括行政事实行为。而我国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位概念是行政行为，因此行政事实行为应和具体行政行为同属于行政行为。

也是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我国的《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主要是围绕着具体行政行为而建构起来的。而且，这一范畴也是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检查、行政物质帮助等各类行政行为的‘统合化’或者说是‘型式化’。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在所有的行政行为中，唯有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方可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否则，将会由于不符合受案范围而予以驳回。当然，随着法治之完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范围都可能扩大到不仅仅是具体行政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具体行政行为的功能在救济法上的丧失，具体行政行为仍然与诉讼的种类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行政行为一词并非系我国学者首倡。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始见于1826年的德国行政法学说，建构成型则首推19世纪有德国行政法学之父美称的Otto-Mayer，其将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对属民在个案中所为，何者对其为法之要求之官方表示。”〔27〕我国学者将此称为具体行政行为，德国学者称之为行政行为，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称之为行政处分，虽然称呼不同，但其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在德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含义，都有立法上的规定。根据德国现行《行政程序法》第31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公法领域内，为规制个别事件，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为目的，所为的各种处置、决定或其他之公法措施。”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愿法》和《行政程序法》均规定：“行政处分，是指中央或地方机关就公法上具体事件所为之决定或其他公权力措施而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单方行政行为。”在我国，具体行政行为也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然而，究竟何谓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既没有作出界定，理论界至今也没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定义。〔28〕通过对德国及其我国台湾地区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考察。笔者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公法上的具体事件，以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为目的，所为的各种决定或措施。

（三）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的区别

具体来说，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存在下述区别：

1、要件不同

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作为公法上的行为，二者在主体方面都是享有一定行政

〔27〕[德]OttoMayer：《德国行政法》第一册1895年版，第95页，转引陈敏：《行政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50页。

〔28〕在我国，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实定法用语，始见于我国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是这样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了增强行政诉讼法的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5月29日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个意见的第一条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定义。意见第一条：“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一定义也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可参见杨解君：《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划分的质疑》，《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权力的组织或代表该组织的个人所为的行政行为。但是它们在行为的客观方面、法律效果方面和主观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

首先，客观方面的要件不同。具体行政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主体针对公法上的具体事件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不但包括行为主体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的行为，如日常的建设和维持行为，还包括与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相关的行为，如暴力的侵权行为。其次，法律效果要件不同。法律效果是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如果一个行为不具有任何法律效果，没有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任何影响，就不能称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是一种非法律行为，无论是否发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则在所不问，都不影响行政事实行为的存在。有的行政事实行为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如记者招待会等，有的行政事实行为由于外界的因素间接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如国有公共设施的致害、行政指导等。也就是说，法律效果要件并非行政事实行为的构成因素。最后，主观方面的要件不同。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一种意志，这种意志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一般是以通知的方式来完成的），否则该具体行政行为不成立。行政事实行为也是行政主体的一种意志，但是这种意志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不要求必须以一定的方式通知行政相对方。

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法律行为，必须具备上述的主体要件、客观方面要件、法律效果要件、主观方面要件才能有效成立，而行政事实行为的构成则没有那么严格。

2、效力不同

具体行政行为对外具有法律效力，而行政事实行为对外则不具有法律效力。具体行政行为对外的法律效力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首先，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所谓公定力是指具体行政行为一经成立，除重大明显违法外，即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机关、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其次，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不可争力，所谓不可争力是指行政相对方不得任意请求改变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再次，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拘束力，所谓拘束力是指具体行政行为所具有的约束和限制行政相对方的法律效力；最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所谓执行力是指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要求行政相对方对其内容予以实现的法律效力。行政事实行为虽然也是行政机关的一种行政行为，但其不具有上述具体行政行为的各种法律效力。行政事实行为虽然也有可能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的影响，但是这是由于其它因素造成的，并非是象具体行政行为那样凭借其法律效力直接对相对方的权利和义务造成影响。

3裁判方式不同

虽然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但这并不表明所有的具体行政行为都是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可能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违法而被有权机关宣布无效、撤销。因此在行政诉讼的过程中，可以使用确认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等判决形式。而行政事实行为不发生是否有效的问题，因此撤销判决、变更判决等判决形式对于行政事实行为是不适用的。对于行政事实行为而言，只能采用确认判决来确定其合法性问题，然后再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侵权机关是否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4、行为的程序不同

程序是实体公正的保障。虽然我国还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但是在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中为具体行政行为设定了法定的程序。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程序违法是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理由。我国正在进行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工作，随着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会受到越来越严格的要求。而行政事实行为在程序方面，同具体行政行为有很大的不同，一部分行政事实行为没有法定的程序可以遵从。虽然为了增强行政事实行为的公正性、科学性、透明度，有些行政事实行为须遵从一定的程序，行政法学界也正在加强行政事实行为程序问题的研究，但从整体而言，法律对行政事实行为程序的要求远远比不上对具体行政行为要求的那么严格。

5、受法律的拘束程度不同

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但要求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而且还要获得法律、法规的授权。行政事实行为虽然也要求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但并不是所有的行政事实行为都要获得法律、法规的授权。行政事实行为由于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一般不直接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设定权利、义务。大量的行政事实行为如行政指导行为、日常的建设和维持行为，是为行政相对方提供服务的积极行政行为，可以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实施。虽然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多，行政权在不断的扩大，依法行政原则的含义也在被不断的修正，但作为法律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受法律约束的程度上要比行政事实行为严格的多。

（四）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无论是民事事实行为，还是民事法律行为，都是能直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方式不同。民事事实行为是和民事法律行为相对而言的一种行为，是指由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而不是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而行政事实行为，相对于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言，是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以产生实际效果为目的，影响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的行为。通过上述对行政事实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关系的考察，结合民事事实行为的理论，明显可以看出不能从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事实行为区分的视角来界定行政事实行为。〔29〕笔者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事实上也会对行政相对方权利和义务造成一定影响的行政行为。具体来说，行政事实行为具有下述特征：

第一，行政事实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一词，虽然名称相同，但它在各国的涵义不同。在法国，对行政行为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以采取行为的机关为标准，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所采取的全部行为；第二，以行为本身的性质和内容为标准，行政行为是适用普遍性规则与具体事件的行为；第三，以行为的作用为标准，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用以产生行政法上效果的法律行为。但法国一般意义而言的行政行为指的是第三种含义〔30〕《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5条规定：“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为规范公法领域的个别情况采取的具有直接对外效力的处分、决定或其他官方措施。”〔31〕在日本，行政行为一词，不是法令上的用语，而是学者和判例构筑

〔29〕也有学者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也是行政机关的一种意思表示，从而以是否具备意思表示为要件来区分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意思表示理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理论，具有丰富的意蕴。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理论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这是私法自治的理念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体现。而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执行力、强制力等明显的公法特征，与贯彻意思自治的意思表示理论是格格不入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也要求行政主体通过一定的方式让行政相对方知悉，但这种通知行为充其量只具备意思表示的外壳，而没有意思表示的内涵。我国台湾地区及大陆行政法学界部分学者把这一要件概括为意思表示要件，笔者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30〕参见前引〔6〕王名扬书，第135页。

〔31〕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的学术概念。〔32〕日本行政行为理论发展至今，通说认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活动中，在具体场合具有直接法效果的行政权力行为。”〔33〕不难看出这些国家行政行为的涵义和我国具体行政行为的涵义基本相同。我国存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法律上的术语，和德国、日本及法国的行政行为涵义基本相同。〔34〕在我国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位概念，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关系相当于台湾的行政行为和行政处分的关系。因此我国行政行为的概念必然与德国、日本、法国不同，是指行政主体行使公权力的各种行为，包括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

第二，行政事实行为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也会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造成一定的影响。

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目的就在于凭借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直接为行政相对方设定权利和义务。而行政事实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行政主体不能通过行政事实行为直接为行政相对方设定权利和义务。虽然行政事实行为也会对相对方的权利和义务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只是事实上的影响、实际上的影响，而且影响的发生是由于外力作用的结果。例如行政指导对行政相对方造成的影响是通过行政相对方对行政指导的接受而发生的，如果行政相对方不听从行政指导，行政主体不能强制相对方接受。判断一个行政事实行为是否存在，不看该行为是否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和义务造成了相应的影响。

第三，行政事实行为不同于没有任何行政法意义的活动。〔35〕行政事实行为也是行政机关的一种活动，属于行政法律事实的一种。因此，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机关单纯的内部行为不同。行政管理学上所研究的单纯的行政活动不具有任何法律意义。以档案的收集整理行为与一般文件的收集整理行为为例：前者应受到国家法律规范如《档案法》对档案收集整理规定的规范，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而后一种行为则最多具有管理学意义，多由内部工作规则调整，因而不能称为行政事实行为。

三、行政事实行为的种类

行政事实行为在技术、社会、生态与经济领域迅速的发展，因此其表现形态多种多样。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行政事实行为进行了分类。〔36〕的确，事实行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类型化，本文仅从行为的形式上列举几类常见的事实行为。

〔32〕参见[日]田中二郎：《行政法总论》，有斐阁，1979年版，第258页以下，转引自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61页。

〔33〕[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80页；[日]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中译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以下。

〔34〕法国虽然存在三种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概念，但通常提到的行政行为相当于我国的具体行政行为。

〔35〕参见前引〔25〕阎尔宝文。

〔36〕蔡志方把行政事实行为分为三类：“（一）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的事实行为，例如召开记者招待会，解说施政计划或消息；（二）虽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但间接发生若干法律效果；（三）本质上为事实行为，但间接的造成违法状态。”参见蔡志方：《行政法三十六讲》（普及版），台湾1997年全新增订再版，第328页。陈新民把行政事实行为分为四类：“（一）执行性行为；（二）通知性行为；（三）协商性行为；（四）其他建设、维持行为。”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三民书局1997年修订六版，第767页。吴庚认为：“行政事实行为可区分为内部行为、认知行为、实施行为与强制措施四种类型。”吴庚著：《行政法之理论与实务》，台湾三民书局1996增订3版，第394页。

（一）日常的建设、维持行为

这是指行政主体设立、经营及维持公共机构、公共设施的行为。行政主体实施的这类行为不和行政相对方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如设立路灯、开放马路供公众使用、设立公立学校、公共水电设施、医院救火、砍伐树木、空气品质检测等行为。当然，这些公共机构在设立后在经营及运作方面和人民产生的使用关系，不能再归于行政事实行为之列。

值得指出的是，行政机关在日常的建设、维持行为中的侵权行为也属于行政事实行为。以德国学者毛雷尔之见，这类行为包括公路沿线工程对建筑物安定性的破坏；冲出道路的联邦军队的坦克对旅馆的破坏；洪水防治措施对水的侵害；地方净化设施的气味公害等。〔37〕日本《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由于道路、河川、及其他公共营造物的设置或管理有瑕疵，给他人带来损害时，国家或公共团体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日本关于此类行政事实行为赔偿问题的规定。这类行为在我国引起的赔偿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国家赔偿法》没有把这类行为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实际上，这类行为也是行政事实行为，随着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应将这类行为的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二）执行性行为

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的执行性行为，是指“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德国有位学者曾指出：“执行的事实行为，指行政上的事实行为本身，不包含法规范者，它是对规制性权力处分的执行行为，特别是行政处分之执行，例如以核准之补助款项而为付款之行为、以确定之计划裁决而开设道路。”〔38〕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位学者也指出：“执行性事实行为，是指将一个行政措施（行政处分、行政计划）付诸实现的行为。”〔39〕关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是否可归于行政事实行为，理论上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也是一种执行强制命令的行为，应属于行政事实行为。〔40〕但反对者认为，对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相对人有忍受之义务，故该执行行为本身，既具有行政处分之性格。〔41〕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不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因为该行为的强制性已经决定了其必然会给行政相对方增加忍受的义务。同样的道理，即时性的行政强制行为，也不是行政事实行为，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及《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即时性强制措施属于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三）咨询和通告行为

行政主体提供的咨询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具有拘束力，如行政机关应行政相对方的申请提供的人事资料等证明是具体行政行为；另一类行为不具有拘束力，如行政主体应行政相对方的要求提供的各种就业信息等属于行政事实行为。

所谓通报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其相应的职权要求，在一定范围内的各种信息，包括警告、提示、建议等行为。这类行为中最典型的就是行政指导行为，所谓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的规定而作出的，旨在引导行政相对方自愿采取一定的

〔37〕前引〔5〕哈特穆特？毛雷尔书，第707页。

〔38〕Vgl.N.Achterberg，allgemeinesverwaltungsrecht，2Aufl，1986，§21，Rn.294转引自翁岳生：《行政法》，（台北）翰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7月第二版，第767页。

〔39〕前引〔1〕陈新民书，第308页。

〔40〕参见前引〔1〕陈新民书，第308页以下。

〔41〕N.Achterg，a.a.O.，Rn.294.转引自翁岳生：《行政法》，台湾翰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7月第2版，第767页。

作为或不作为，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种行政行为。〔42〕（四）非正式行政行为

所谓“非正式行政行为”，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前，为代替行政决定，而与人民达成的协议或为的其他接触。非正式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法上的约束力，属于事实行为的范畴。〔43〕例如，行政相对方为了促使行政机关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而接受行政机关的建议。这种行为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就是非正式行政行为，他可以不受自己承诺的约束，而不承担赔偿责任。当然，近来又有学者提出，对于这种行为行政机关应比照民事合同的规定，承担缔约过失的责任。〔44〕应当指出，非正式行政行为具有增进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沟通与了解、民主参与、减轻行政负担、减少时间与费用的消耗功能。但是由于非正式行政行为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不履行正式的行政程序，就不可避免的有一定的负效应。例如，可能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使行政行为具有不可预期性等弊端。

（五）暴力侵权行为

《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二）（三）（四）（五）项，以及第四条第（四）项所规定的几类国家机关违法使用武力的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例如，行政机关非法拘禁或者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王名扬先生在《法国行政法》一书中也提到，行政机关的暴力行为已经丧失了行政行为（法律行为）的性质，是严重违法的行为。〔45〕我国台湾地区著名的行政法学者蔡志方认为，此类行政事实行为通常会引起国家的赔偿责任，例如，警察开枪误杀路人，则其法律归属与事实行为相连接，而归属于国家赔偿法，此即有事实行为而引起法律上的责任。〔46〕四、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问题

根据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行政事实行为必须服从法律优先及比例原则，负担性行政事实行为还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虽然行政事实行为不以设立、变更或消灭行政管理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为目的，不能同具体行政行为等同起来，但是行政事实行为也可能会影响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有损害就应有救济，如果行政主体的行政事实行为对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就应当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司法救济的机会。

在德国，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事实行为的侵害时，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的途径来解决。行政法院保护的不限于行政行为和其他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也在其

〔42〕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行政指导制度纳入立法的国家。随后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逐步制定了行政指导制度，如我国的台湾地区。

〔43〕德国行政法学者也认为，非正式行政行为，不受法律的约束，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当然，也有反对意见，温弗里德？布罗姆教授认为，非正式行政活动不属于事实行为，而是属于事实活动，因为非正式行政活动主要是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交换意见、增加相互理解的行为，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参见前引〔5〕哈特穆特？毛雷尔书，第398页。

〔44〕林锡尧：《行政法要义》，台湾三民书局第二次增订版，第446页。

〔45〕参见前引〔30〕，第585页以下。

〔46〕参见蔡志方：《行政法三十六讲》（普及版），台湾1997年全新增订再版，第328页。

中〔47〕由于行政事实行为就其本质来说不以引起特定的法律后果为目的，行政行为和其他法律行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即违法时法律效果的影响（无效、可撤销等），对事实行为不适用。因违法的事实行为而遭受损害的公民可以提起一般给付之诉：请求不实施特定的事实行为，请求清除事实行为造成的后果，以及有可能通过行使相应的请求权，请求实施特定的事实行为。如果给付之诉不适用，可以提起确认之诉。除此之外，还可能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补偿请求权。〔48〕德国理论界认为，根据德国基本法14条的规定，受到行政事实为侵害的公民，享有防御请求权、后果清除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防御请求权的目标是不实施特定的妨害和侵害行为，后果清除请求权的目标是通过消除违法活动的结果，以恢复到原始状态。防御请求权和后果清除请求权一般是请求行政法院保护，损害赔偿请求则向普通法院提起。〔49〕这一救济途径的不统一也是德国行政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非常头疼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改革至今没有成功。但无论如何，在德国行政事实行为已经被纳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对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是非常有利的。

在日本，学者们对行政事实行为本身的救济问题探讨较少，但对于作为行政事实行为之一的行政指导行为，普遍认为应承认行政相对方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50〕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对于行政事实的救济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陈新民指出，对于违法的行政事实行为，如果无法提起一般给付之诉，至少可以提起确认之诉。〔51〕林锡尧也认为，行政上的事实行为如系违法，就行政实体法而言，行政机关在期待可能范围内，负有除去因该事实行为所造成之违法状态并回复至合法状态之义务。相对地，人民因该事实行为遭受权力侵害者，享有结果除去请求权与回复原状请求权。从而，在行政诉讼程序上，可提起学理上所称的一般给付之诉，或至少可以提起确认之诉，还可以以国家赔偿或损失补偿程序主张权利。〔52〕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仅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3月8日颁布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扩大到了行政行为，但由于这一解释中并未对‘行政行为’进行界定，在人们普遍把行政行为等同于行政法律行为的观念之下，《司法解释》仍然不能解决行政事实行为的受案范围。《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二）（三）

（四）（五）项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非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其实就是行政事实行为。由于行政事实行为只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而非法律上的术语，法律并没有把这几项行为界定为事实行为。正如前文所述，这几项行为具备行政事实行为的要件，因此应归于行政事实行为，对此我国理论界是基本认同的。

虽然我国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几类行政事实行为的致害赔偿问题，但这些规定很不全面，而且程序也是不完善的。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请求国家赔偿必须是行政行为造成了其人身权或财产权的现实的损害，对于财产权、人身权以外的其他权利以及行政相对方未来利益的损害，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行政事实行为对行政相对方财产权、人身权以外的其他权利造成了损害，那么行政相对方就无法获得法律的救济。同时，确认行政事实行为违法是行政相对方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

〔47〕参见前引〔5〕毛雷尔书，第393页。

〔48〕参见前引〔5〕毛雷尔书，第393页。

〔49〕前引〔5〕毛雷尔书，第806页。

〔50〕参见前引〔9〕杨建顺书，第560页。

〔51〕参见前引〔1〕陈新民书，第312页以下。

〔52〕参见前引〔44〕林锡尧书，第445页。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第9条之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于依法确认违法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一并提出。〔53〕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事实行为既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对于行政事实行为的赔偿案件，只能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如果赔偿义务机关不赔偿，也不确认该行政事实行为违法，受害人的权利就无法有效地得到保障。最高人民法院也认识到了这一程序上的弊端，在1997的一个《司法解释》中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二）（三）（四）（五）项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非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并造成损失，赔偿义务机关拒不确认致害行为违法，赔偿请求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同时第三十四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对赔偿请求认为未经确认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在判决时应当对赔偿义务机关致害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54〕由此可见，确认事实行为违法对受害人能否获得赔偿是至关重要的。

德国的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制度分为两部分，一是请求行政法院的保护，提起一般的给付之诉；二是请求普通法院的保护，要求有关机关承担侵权的金钱赔偿责任。深受德国制度影响的日本，国家赔偿也仅指金钱赔偿，而且是通过民事诉讼的程序来进行的。一般情况下，如果通过行政诉讼能给予受害人以充分救济的话，就没有必要再提起国家赔偿了。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与德国、日本不同，我国国家赔偿的方式不但包括金钱赔偿，而且还包括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等形式。因此，对于德国、日本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中的后果清除请求权制度，我国没有模仿的必要。但是，德国、日本把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做法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在我国，由于行政事实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在提起国家赔偿的程序就显得复杂了一些。笔者建议，把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让受害人提起确认之诉，然后再根据裁判的结果，决定是否要求国家赔偿。

另外，对于违法的事实行为造成的损害，行政相对方可以请求承担赔偿责任，而合法的行政事实行为也可能损害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对此国家应承担补偿责任。由于行政事实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或与职务相关的行为，行政机关只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形式行使都是合法的，即使造成了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损失，这种行为由于违法性被阻却而成为合法行为。但是对于行政相对方来说，其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根据公平负担的原则，国家应承担补偿责任。

五、行政事实行为在行政法上的意义近来由于行政事务的持续扩张与行政实务的发展，使行政事实行为的价值日益凸显。谈及行政事实行为的价值，我国台湾地区著名的行政法学者陈春生指出，行政事实行为很多系建立于现代行政与私人间的关系基础之上，着眼于两者间的合作、协议、接受与冲突的解决上。它能实现行政的透明性，确保人民基本权保护的实现与行政行为合乎比例的行使。行政事实行为使国民的生存照顾与未来照料具体化，而不改变持续的法律关系，尤其

〔5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9条。

〔54〕参见法发[1997]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34条。

于所谓私经济国家与环境国家中的事实行为更显示出多样化的功能。

〔55〕在我国行政法学界，过去一直偏重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研究，而对行政事实行为有所忽视。相当一部分学者把行政事实行为仅仅局限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几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暴力侵权行为，人为的缩小了行政事实行为的范围，阻碍了行政事实行为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具体来说，行政事实行为在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救济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事实行为范文篇4

一、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特征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的个人侵权行为，由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该行为的法律特征：

1、行政事实行为表现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体恣意行为。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制造”的，他们在完成行政管理工作任务的过程中，由于个体素质、执法水平、主观等因素的制约，难免会有“越轨”行为，这种越轨的行为往往外现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中违反行政职责要求而任意妄为，从而造成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对这种个人恣意行为如果完全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承担责任，从行政管理职能角度讲，不利于鼓励公职人员大胆管理；从被害人角度讲，个人承担赔偿责任则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国家赔偿法将这种个人行为造成侵权纳入行政赔偿法的范畴是科学合理的，但行政事实行为的实质并未因赔偿法的规定而自然有所改变，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在所在行政机关赔偿被害人后还是要被追偿的。

2、行政事实行为是与行政职权有关的一种侵权行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既是一般个体，也是特殊个体，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常会做出一些与职务职责没有直接联系的行为，如行政执法人员在职务行为过程中购买商品的行为，虽然发生在执行职务活动期间，但与行政管理职权没有直接关联，不能视为是行政事实行为，只是一般的民事行为。只有在执法期间，在实际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时发生的个人恣意侵权行为才能视之为行政事实行为。如行政执法人员在询问时殴打行政相对人，询问是行政具体管理行为，殴打则属于与职务相关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恣意行为，后者即是公认的行政事实行为。这一特征是认定行政事实行为的最重要法律特征。

3、行政事实行为不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发生的与职务相关的个人行为，这种行为不是行政管理本身所要追求的目的和结果，而是由于个人恣意行为增加的“副产品”。因此，行政事实行为的发生只是引起行政赔偿的法律后果，不直接引起管理机关与相对人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这一点，与职务行为能产生的法律效果有很大区别。职务行为也可能因为违法而同样引起行政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但其主要的法律后果是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行政机关职能的要求操作。如行政机关作出扣押运输车辆的决定并予实际扣押，非经有权机关撤销，行政相对人必须接受这一扣押行为的约束，这就是行政法上的法律效果。扣押车辆是一种职务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相反，如果在扣押车辆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殴打了行政相对人，殴打行为不是行政机关管理所追求的目的和结果，这种行为不会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自行为作出时即是违法的，是行政执法人员个人所为与职务相关的恣意行为，只产生殴打引起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赔偿责任。

4、行政事实行为一般是违法的。如前所述由于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的侵权行为，与侵权事实密不可分。因此，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法中是否违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旦认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为事实行为，也就会顺理成章地认定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如某公安局办案人员在一镇政府办公场所对曾围攻县政府工作人员的某村村民进行询问时，该村村民又冲击镇政府，警察人员在对村民说服教育无效情况下准备撤离，遭到村民拦截，双方发生激烈冲突，部分警察和村民受伤。事后，受伤村民以警察打人为由对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某县公安局赔偿损失。法院审理中，由于认定不了被告打人的证据，就可以认定警察是在依法执行公务。此案警察与村民的冲突行为如何认定呢？若认定为治安管理的具体行政行为或其组成部分，那就是具体行政行为，否则，认定为行政事实行为则冲突行为就是违法的。可见，违法与行政事实行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多数情况下，凡行政事实行为成立，均为违法的侵权行为，由此侵权行为导致行政管理相对人或第三人损害的，均应由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按照前述理解，行政事实行为的范围是：不包括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造成侵权的情况，也不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一个过程或阶段性作为，还不包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之外的纯个人行为。

二、行政事实行为的构成及与他行为竞合的甄别

行政事实行为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与职务相关的个人恣意行为，其构成条件是：第一，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如果没有损害事实的发生，行政事实行为也就不可能成立，更谈不上行政赔偿问题。第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主观上有重大过错。一般表现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不遵守法律和违反职责要求故意或严重疏忽以致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主观上存在着严重过错。第三，造成侵权的行为与职务有紧密联系，即或在职务活动中有个人恣意行为，或虽不执行职务，但产生损害事实的行为的工具和机会与公务有联系。

行政事实行为常常与职务行为、犯罪行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纯个人行为产生竞合，在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加以甄别，以保证适用法律的准确性。

1、行政事实行为与职务行为的甄别。

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一般均通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完成，或者是由行政机关委托的人员来完成。区分职务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可以掌握两个标准：一是过错标准，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只是一般过错或过错不明显的，应推定为职务行为。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造成损害事实，主观上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推定为行政事实行为。二是职责要求标准，具体讲，是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行为是否违反行政职责的要求，是否为行政管理之必需，属于管理之需要而为之的侵权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或是紧急避险行为。否则，即为行政事实行为。

2、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纯粹个人行为的甄别。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纯粹个人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两者有时很难区分，如行政执法人员在检查商品时顺便捎走财物，警察在追捕逃犯时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交通事故等等。区分行政事实行为与纯个人行为的关键是看其行为是否与职务相关，即凡与职务沾边的行为均应认定为“相关”行为。案例一是因具体行政行为引起，案例二是因执行公务引起，均为行政事实行为。

事实行为范文篇5

一、行政指导行为

（一）行政指导行为界说

行政指导行为是行政主体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的规定而作出的，旨在引导行政相对人自愿采取一定的行为或者不作为，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种非职权行为。它既是现代行政法中合作、协商的民主精神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双重缺陷的一种补救方法。因此，现代行政法中行政指导行为具有了行政职权行为无法替代的法律地位。行政指导行为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1.行政性。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性这一法律特征表明，行政指导行为作为一种行政现象仍属行政法学研究的范围。行政指导行为的行政性可以作如下几个方面的理解：其一，行政指导行为是发生在行政领域中的一种准法律现象，它虽不是一种行政职权性的行为，但它却是基于行政职能作出的，行政指导行为的实施者仍是行政主体，其承受人亦是行政相对人。其二，行政指导行为的目的是通过一种非行政职权性的行为，与实施行政职权行为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并可能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其三，行政指导行为仍是以调整行政关系为其基本内容的一种与行政相关的行为。这就决定了行政指导行为与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2.多样性。行政指导行为的多样性是指行政指导行为在具体方法上没有作出明确的法律羁束性规定，而是由行政主体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取具体的指导方法。这一特征既反映了行政主体在行政指导行为中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也说明了行政指导行为在具体实施中的复杂性以及在法律上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指导行为的重要性。如常见的行政指导行为方式有引导、劝告、建议、协商、示范、制定导向性政策、官方信息等。

3.自愿性。行政指导行为自愿性的确立与行政指导行为的非强制性是紧密相连的。行政指导的本质是一种非行政权的行为，承受行政指导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是否接受指导取决于其自愿性，而不是行政权固有的命令与服从的强制性。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必须服从的义务，从而行政指导行为也不具有一般行政行为的可救济性，除非有法律特别规定。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行为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只能视为行政相对人在接受行政指导行为之前已经自愿接受此种后果。

行政指导行为的产生与发展与市场经济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中，行政指导行为既有法律、政策依据，也有大量实践，②但在行政法学上进行理论提炼和探讨方面是比较欠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对行政指导行为进一步理论化，最终实现法律化。

（二）行政指导行为的原则

行政指导行为的基本原则是实施行政指导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它的作用一方面是统摄行政指导行为的行为全过程不偏离法定目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弥补行政指导行为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成文法漏洞。行政指导行为的原则主要有：

1.正当性原则。正当性原则是指行政指导行为必须最大限度保障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指导的可接受性。因为，行政指导行为是以行政相对人接受为产生预期作用的前提条件。这一原则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其一，行政指导行为的正当性必须以其合法性为前提，没有行政指导的合法性，行政指导行为的正当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里合法性之中的“法”既包括成文的法律规范，也包括高于法律规范的法律精神。其二，正当性体现了行政指导行为是一种以理服人的“软性”行政活动，行政指导行为过程本身也应当是一个说理的过程。行政指导的正当性正是通过这一说理的过程向行政相对人展示，期望行政相对人尽可能接受行政指导行为。其三，正当性可约束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指导行为过程中滥用自由裁量权。

3.自愿性原则。自愿性原则是指行政指导行为应为行政相对人认同和自愿接受，因为，行政指导行为不是一种行政主体以行政职权实施的，期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这一原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其一，自愿性意味着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合同完全是出于其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能是在受他人意志支配下作出的“接受”。这是自愿性原则的本质要求，不能离开这一点来理解自愿性原则。正是这一原则，在行政指导行为与行政行为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其二，自愿性意味着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指导行为是否接受具有选择权。由此我们认为，行政指导行为实质是为行政相对人作决策时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方案，它对行政相对人如何决策没有约束力，只有说服力。其三，自愿性还意味着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行为后产生了不利后果，一般只能自己承担而不能归咎于作出行政指导行为的行政主体。

3.必要性原则。必要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采取行政指导行为比实施行政行为可能会产生更好的客观效果的一种主观认识。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基本目的在于维持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如果能通过非行政行为也能达到这一目的，或者可以降低行政成本，行政主体完全可以作出选择，采用非行政行为实现行政目的。因此，这一原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其一，“必要性”是一种客观状态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因此，指导人们去认识这种客观状态的方法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到人们能否认识必要性这种客观状态。就方法论而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是一种（但不是唯一的一种）科学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其二，“必要性”作为一种客观状态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可直接导致行政主体是否采用行政指导行为作为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必然会降低行政主体运用此种手段管理社会的有效性。其三，必要性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指导行为的一种客观依据，它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发生变化。

（三）行政指导行为的实施

1.行政指导行为的实施依据。行政指导行为的实施依据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指导行为的根据。其功能不外是赋予行政指导行为以合法性、正当性。行政指导行为的依据可分为规范性依据和非规范性依据。（1）规范性依据。规范性依据是指具有行政指导行为内容的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政策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国家鼓励和引导农民从事多种形式的农产品流通活动。”行政指导行为规范性的依据明确、直接，可以为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指导行为提供明确的依据。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立法为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指导行为所提供的基本上是实体依据，对行政主体如何实施行政指导行为的程序依据基本空白。因此，应当加强行政指导行为的程序方面的立法。（2）非规范性依据。非规范性依据是指不具有行政指导行为内容的法律原则、客观情况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状态等。行政主体对行政指导行为的非规范性依据具有解释上的自由裁量权，因为这些非规范性依据本身在内涵上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的结果可能是，非规范性依据在行政指导行为中，一方面可能造成行政主体出于不正当的动机而滥施行政指导，另一方面可能产生行政主体该实施而怠慢实施行政指导行为。因此，应当尽可能降低非规范性依据在行政指导行为中的地位。但这不否定行政主体在法外实施行政指导。正如有学者所说：“行政指导要求相对人协助具有任意性，所以，对相对人可以任意放弃或处分其权利进行限制的行政指导，即使是法定外的行政指导，也应予以允许。”③

2.行政指导行为的实施条件。尽管行政指导行为不是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合示权益不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毕竟是行政主体基于公务而实施的一种行为，具有一定的侵权可能性。因此，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指导行为时，必须遵守如下条件：（1）行政主体对行政指导行为的事务具有法定的管辖权。行政指导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但它与行政主体行政职权之间的法律关系仍然存在，即行政指导行为是行政主体基于职权实施的，但一般不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正是这种法律关系将行政指导行为限定在行政主体的法定管辖权之内。行政主体超越法定管辖权实施的行政指导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2）行政指导行为不以行政相对人同意为强制实施的前提条件。行政指导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一种主动行为，它不取决于行政相对人是否同意接受，这一点与依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相同。其原理是行政指导行为仍是与行政主体的和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但行政主体不能借助于行政强制力实施行政指导行为，旨在迫使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行为。有时行政主体在行政指导行为中指明行政相对人如不接受行政指导行为，可能会产生某种具体的法律后果，这不能视为该行政指导行为具有强制性。（3）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指导行为应当明示依据，并受之约束。既然行政指导行为是一种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那么无论是规范性依据还是非规范性依据，都应当向行政相对人明示。明示行政指导的依据，既是行政职权行使有据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行政指导行为说服力的正当需要。行政主体实施了有依据的行政指导行为，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变更。

（四）行政指导行为的救济

行政指导行为是一种非职权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没有强制力。但行政指导行为毕竟是通过一个合法的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作出的一种行为，行政相对人基于对合法行政主体的信赖而接受行政指导行为如果产生了不利后果，行政主体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呢？有的学者认为不应承担责任，因为行政指导行为是相对人自愿接受的，其本身并无法律上的强制力；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理由是“这可以促进行政指导的质量，防止滥用行政指导，完善行政法制，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④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那么，行政主体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以及适用何种法律程序承担？

1.行政主体对错误的行政指导行为承担的法律责任形式可以是赔礼道歉、支付补偿金等。补偿金的具体金额、支付方式等问题可以由法律作出一般性规定。

2.追究法律责任的程序一般应是行政程序先行，即先由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提出要求其承担行政指导行为错误的法律责任，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程序对行政相对人申请进行审查后作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决定，如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依据行政程序作出的承担法律责任的决定不服的，可再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二、行政合同行为

（一）行政合同行为界说

行政合同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以实施行政管理为目的，与行政相对一方就有关事项经协商一致而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行为是现代行政法中合意、协商等行政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尽管行政合同行为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仍有争议，但是，现代行政管理需要行政合同行为，且行政实践中已有大量行政合同行为存在却是无可否定的事实。在一定场合、一定条件下借助于行政合同行为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是现代社会中行政主体不可不运用的一项行政手段。行政合同行为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1.行政性。行政合同行为的行政性是指行政主体借助于合同形式实现其行使行政职权的目的，因此，它不同于行政主体以民事法人的身份与他人就民事权益订立的私法上的合同。行政合同行为的行政性表现在：其一，行政合同行为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即具有法定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当然，行政主体之间也可以订立行政合同行为。其二，行政合同行为的内容是行政管理的公共事务，具有公益性。合同内容是公益还是私益是决定合同是行政合同还是民事合同的重要标准。其三，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行为的变更和解除上有行政优益权。这种行政优益权显示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一方在行政合同行为中的不平等的法律地位。

2.合意性。行政合同行为的合意性区别于一般行政行为的单方性，是指行政合同的订立必须以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一方共同协商一致为前提。这一特征决定了行政合同行为仍然属于合同的范畴，并受合同的一般原理指导。行政合同行为的合意性体现在：其一，行政相对一方对合同是否订立、合同内容有一定的选择权，这种选择权是合同自由原理的具体体现，行政合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这一特点。但是，行政相对一方无论有多大的选择权，对行政主体却不能选择。这是由行政事务管辖权法定性所决定的。其二，行政合同行为的内容具有可妥协性，这种妥协性表现在行政相对一方有权提出修正行政合同行为内容的建议，行政主体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行政相对一方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让步，以便就行政合同的订立达成一致。

3.法定性。行政合同行为的法定性是指行政合同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都必须遵守预设的法律规范，行政主体不得法外实施行政合同行为行为。行政合同行为法定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理解：其一，行政主体运用行政合同行为来处理不适于以行政合同行为方式处理的行政事务，何种行政事务可以通过行政合同行为来处理，一般取决于法律事先是否已作出规定。其二，行政主体必须行使行政合同行为中的行政优益权。依法行政的法律原则同样适用于行政合同。其三，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订立的行政合同，其目的必须是为了实现某种公共利益，符合法律的目的。

（二）行政合同行为的原则

行政合同行为的原则是行政合同在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解释行政合同行为条款以及解决行政合同行为争议时所应当考虑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行政合同的原则还可以起到弥补行政合同行为法律规定不完善的功能。根据行政法原理，行政合同行为的主要原则是：

1.公开竞争原则。公开竞争原则是指行政合同应当在公开竞争的基础上订立，这既是行政公开原则在行政合同订立过程中的体现，也是民事合同原理在行政合同订立过程中的反映。公开竞争原则是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合同行为有效地实现行政职权的基本保障，也是行政相对一方维护其行政法上合法权益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行政合同行为的公开要求行政主体事先公开可通过行政合同行为来完成的行政事务，如行政主体欲订立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应当事先将可以出让的国有土地位置、面积、用途、使用年限等，向行政相对方公开，让行政相对一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如果行政相对一方需要有关书面的材料，向行政主体提出索取要求，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行政主体应当满足行政相对一方的要求。行政主体事先公开有关可以通过行政合同行为来实现的行政事务，既是行政相对一方实现知情权的体现，也是行政相对一方行使行政合同行为行反权的前提条件。其二，行政合同的竞争要求行政主体在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一方的基础上，让参与的行政相对各方提出各自的方案，说明各自的优势与实力，最终选择最有能力协助行政主体实现行政管理事务的行政相对一方作为行政合同行为的另一方主体。行政合同的竞争有助于行政主体发现通过行政合同行为实现行政管理事务的最优方案，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益，也有利于防止行政腐败。

2.全面履行原则。全面履行原则是指行政合同行为依法成立之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一方必须根据行政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不折不扣地履行行政合同的所有条款。行政合同行为的全面履行是行政合同依法成立的必然结果，并构成了行政合同法律效力的核心内容和行政合同消灭的主要原因。理解行政合同行为的全面履行原则，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全面履行原则的道德基础是诚实信用，如果缺乏诚实信用的道德基础，全面履行原则将无法落实。对于拥有行政优益权的行政主体来说，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其二，因情事变更导致行政合同的订立基础丧失时，如强制继续履行行政合同行为，可能造成显失公正，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全面履行原则将不再发生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合同行为应当根据法定程序解除。全面履行原则的法律价值在于通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一方正确履行行政合同行为，使行政合同的预定目标得以实现，全面履行原则连接着行政合同的订立与消灭，正是行政合同行为不断地订立与消灭，行政主体以非强力手段实现着其原本要通过行使行政职权才能达到的目的。

3.公益优先原则。公益优先原则是指在行政合同行为过程中，如果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则行政主体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可以依据行政优益权变更或者解除行政合同行为。公共利益之所以优先，是因为公共利益实质上体现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具体的利益，且承认公共利益优先并不否定个人利益的存在和发展。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在行政合同行为履行过程中主要表现在：其一，行政主体认为行政合同的继续履行将产生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则行政主体有权变更或者解除行政合同。这种变更或者解除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应当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其二，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一方的行政合同行为的履行有监督权，在必要时可对行政相对一方采取强制或者制裁措施；其三，行政相对一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权利。其四，作为变更或者解除行政合同行为理由的“公共利益”内涵的最终确定权不在行政主体，而在于法院，除非行政相对一方没有异议。公益优先原则的法律价值在于在行政合同行为争议过程中，为正确地处理公益与私益的矛盾提供了一个基本准则。

（三）行政合同订立方式

尽管行政合同行为仍然保留了民事合同的某些特征，但是，在订立方式上行政合同行为却有其特有的一些方式。结合我国目前行政合同的理论与实践，行政合同的订立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招标。它是指由行政主体事先设定行政合同的标底，行政相对一方根据预定的程序进行竞投，行政主体对竞投标书进行比较之后，选择最优者订立行政合同。在行政合同相对发达的法国，招标是最常用的订立行政合同的方式。⑤我国政府在国有土地有偿转让和公路工程建设过程中，也经常采用招标方式订立行政合同。以招标方式订立行政合同对行政相对一方来说拥有较大的自由选择权，但行政主体也可通过设定资格限制行政相对一方参加招标；对行政主体来说，确定合同的缔约人只能是中标人，不能是中标人之外的行政相对一方，以保护中标的行政相对一方的合法权益。

2.拍卖。它是指由行政主体通过预设的拍卖程序，由竞拍人参与竞拍，最后与出价最高者订立行政合同的一种方式。它与招标形式不同，但其性质基本一致，因此，有学者主张拍卖不构成一种独立的订立行政合同的方式。⑥从我国行政合同行为实施中看，招标与拍卖适用的法律程序是不同的，选择订立行政合同的行政相对一方也是有差别的，因此，拍卖已成为一种独立的订立行政合同的方式。

3.协议。它是指行政主体根据行政合同的内容，与事先选择好的行政相对一方就行政合同的内容进行协商一致后订立行政合同的一种方式。它与法国行政合同订立方式之一的直接磋商相似。协议适用于行政合同的内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其公开性程度较低。

（四）行政合同行为的法律救济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行政合同行为独立的法律地位没有予以确认，因此，有关行政合同行为的救济程序也适用了民事诉讼程序，如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经济庭收案范围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和经济行政案件由人民法院经济庭受理。在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完全被改变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司法解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今天，如果我们仍然固守陈旧的观念，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彻底地解决行政合同行为所存在的全部问题。因此，现在有必要特别指出，行政合同行为纠纷不同于民事合同的纠纷，其法律救济不应适用民事诉讼程序。

根据我国目前解决行政争议的体制，行政合同行为纠纷有两种救济途径：其一是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其二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合同行为纠纷时，都应当根据行政合同行为的特点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行政合同行为的纠纷属于行政纠纷，由于我国有关行政合同行为的立法几乎空白，因此在审查行政合同行为时，如单行的法律、法规有明确的规定，则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没有法律、法规明确的规定，则可以适用行政法的原理和基本原则。

2.行政合同行为纠纷可以适用调解。这是因为，行政合同行为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这种合意成了对行政合同行为纠纷进行调解的法律基础。

3.行政合同行为的纠纷承担的责任形式主要是赔偿责任，因此，在处理行政合同行为纠纷时可以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三、行政事实行为

（一）行政事实行为界说

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以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而以影响或改变事实状态为目的而实施的行为。在现代行政法中，行政事实行为作为行政主体的一种行为形式已是公认的事实，但我国行政法对此研究甚少。行政事实行为虽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它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法律上为受到行政事实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提供救济途径，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行政事实行为具有如下主要法律特征：

1.行政性。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性，是指行政事实行为尽管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不具备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但它仍然是行政主体借助行政职权实施的一种行为形式。因此，行政事实行为仍然要受到行政法原理约束。这种约束主要体现在：其一，行政主体实施行政事实行为必须在自己的管辖权范围之内，如公安机关不得某种商品存在不利于人的健康的成份而建议市民不要购买的通告。其二，行政主体实施行政事实行为必须具有法定依据，即使没有明确的法定依据，也要符合行政法一般原理。任何法外的行政事实行为仍在禁止之列。其三，行政事实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当提供必要的行政救济途径，并通过对行政事实行为后果的法律补救，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予以适当制约。

2.权益受损性。行政事实行为的权益受损性，是指行政事实行为虽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它对行政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仍然产生事实上的损害。行政事实行为的权益受损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分析：其一，行政事实行为的权益受损性源于其本质上它仍是行政主体一种基于行政职权实施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最早源于德国行政法上的“单纯高权行政”之学说也可以佐证这一点。⑦但是，行政事实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损害既可能是明示的，也可能是潜在的，前者如执行性行为，后者如建议性行为。其二，行政主体实施行政事实行为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持社会正常发展的必要秩序，不具有对行政相对人权益影响的行为不足以达到此目的。因此，行政事实行为显然有别于行政主体以民事法人的身份实施的私法行为。其三，行政事实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权益影响决定行政相对人有无条件首先服从的义务，任何与行政事实行为相对峙的个人行为，都可能产生制裁性的法律后果。但是，行政相对人事后不服行政事实行为的，可以申请行政救济。

3.多样性。行政事实行为的多样性，是指行政事实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多种行为式样。行政事实行为多样性这一特征，我们可以作如下释义：其一，行政事实行为绝大多数是行政主体依据行政法的一般原则，针对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基于行政职权实施的行为，故行政事实行为的基本行为模式难以确定，不同于行政事实行为具有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基本行为模式。其二，行政事实行为在功能上可以看作是行政行为达成目的的一种补充性行为，因此，只要有助于实现行政行为的目的，行政法可以容许行政主体采取各种式样的行政事实行为，但应当以不侵犯公民基本人权和有损公序良俗为限。其三，行政事实行为的多样性导致了为其设置统一的程序变得十分困难，以至于各国行政程序法都无法将其纳入调控的范围。

（二）行政事实行为的构成

行政事实行为作为基于行政职权的非法律行为，它必须具备如下构成要件：

1.是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不是严格意义上行政行为，但它仍然是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行政主体是指具有独立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不具有独立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不是行政主体，不能实施行政事实行为。这与行政行为的主体要件原理相同。这一主体将非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排除在行政事实行为之外。

2.是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实施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但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并不都是行政事实行为。根据行为是否基于行政职权实施为标准，可以划分为一般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前二者都是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以实施的行为，后者则是行政主体非基于行政职权实施的行为。这一行为标准将行政主体通过非行政职权实施的行为排除在一般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之外。

3.是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行为。既然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可以实施一般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那么这两种行为的界线又如何确定？这个界线应当是行为的结果，即以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实施的行为是否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可以将行政职权的行为划分为一般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前者的行为结果可以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如行政主体实施一个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决定；后者则不具备这种后果，如行政主体根据测绘法竖立一个测绘标志。

（三）行政事实行为的种类

由于行政主体因实施行政事实行为的目的、依据和方式等不同，行政事实行为的式样也各有差异。尽管行政事实行为多种多样，但我们还是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种较为典型行政事实行为：

1.补充性行政事实行为。补充性行政事实行为，又可称之为执行性行为，它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一个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内容而实施的行为。补充性行政事实行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它是辅助执行一个已成立的行政行为的行为，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销毁收缴的假冒伪劣产品。这种行为本身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体现行政行为法律上的约束力的行为。

2.即时性行政事实行为。即时性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为确保正常的社会秩序或者公务活动的顺利实现而采取的一种行为。如拖走抛锚的车辆，清理横倒在公路上的树木，以保证公路交通顺畅。即时性行政事实行为具有临时性、紧急性之特征，因此，它的行为式样由行政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裁量决定。

3.建议性行政事实行为。建议性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为避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必要的损失，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资料作出的判断，而向行政相对人提出的可以实施或不要实施某种行为的忠告、建议等。如前述的行政指导行为，其他如优质产品的推荐、某种商品的价格预测等。建议性行政事实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支配性最弱，即使有支配性也往往是潜在的。

4.服务性行政事实行为。服务性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基于服务行政的法律精神，基于行政职权以为社会或者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提供服务的行为。如为了交通安全，交通警察在道路岔口安装交通标志，工商行政机关为律师提供企业登记档案资料等。服务性行政事实行为的结果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各种便利。

（四）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

行政事实行为尽管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它毕竟是一种基于行政职权的行为。因此，它可能产生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事实的情形-如补充性行政事实行为伤及无辜-乃不容置疑。根据行政法治原理，行政主体对行政事实行为损害结果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对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途径应当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但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标的是具体行政行为，而把行政事实行为排除在外。因此，今后有必要修改现行《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以确认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救济权。注释：

参考文献：

①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315页。

②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都具有行政指导行为的政策精神。现行宪法第8条第2款第11条第2款都规定了有关行政指导行为的内容。

③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418页。

④皮纯协、胡锦光编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167页。

⑤参见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事实行为范文篇6

关键词: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无因性;善意取得;公示公信

中图分类号:D9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951(2000)-0107-05

一、物权行为理论及其原则

物权行为的概念公认为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最早提出,他在柏林大学讲学时提出,以履行买卖契约或其他转移所有权为目的而践行的交付,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行为,而构成了一个特别的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物的契约”。萨维尼为了将交付从债权行为中抽离出来,特别赋予其以独立的意思表示(即以物权变动为直接内容的“物的合意”),这就成为物权行为概念和理论的演绎基础。从法律技术上看,创制物权行为概念的实际目的在于使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尤其是在法律效力上相分离,因此便发展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这些理论与公示公信制度一道构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三大原则:

1.分离原则。根据萨维尼的主张,债权行为的效力在于使当事人承担债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并不能发生物权的变动,而要发生物权变动,必须另有一个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即物权行为。因此,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各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它们是两个分离的、不同的法律行为。

2.形式主义原则。因为物权具有排他性,若无可以使公众知悉物权变动的外部征象,易造成对第三人的损害,并损及交易安全,因此必须在立法上确定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以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由此又发展出公信原则:“凡信赖物权变动的外部征象,认为有其物权存在而有所作为者,即使该征象与真实权利存在不符,法律对于信赖该征象的人亦加以保护”。（李湘如编著:《物权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3.无因性原则。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债权行为(原因行为)的无效或撤销不能导致物权行为(结果行为)的当然无效,所有权的受让人仍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出让人则丧失所有权返还请求权,只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二、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界定

自物权行为理论被1896年德国民法典采纳以来,迄今已历时百余年,但是该理论在各国法学界所引起的激烈批判和争议至今仍然尚未止息。这些争论大都局限于对其现实功效的评判,而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物权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对此不宜妄下结论,惟有深入探讨法律行为的若干重要问题之后,才能对此作出回答。

法律行为概念的创设曾被视为德国民法学最辉煌的成就,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极端抽象、难以理解的概念。从法制史上看,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概念便是在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无须靠即时交付来保障,并在时空上与后者相分离时才得以真正形成的。从德国民法学者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世纪的多数德国学者认为,法律行为就是意思表示行为。尽管后来的德国学者原则上承认,意思表示仅仅是法律行为中某种更为基本的要素,具体的法律行为还可能包括其他事实要素,但是在理论上学者们从不否认:法律行为之本质乃意思表示。即使是现代德国民法学者,他们对于法律行为概念的表述也仅有用语上的改变而无实质性的变化,其目的仅在于强调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间具有包容关系。德国学者拉伦兹(Larenz)就认为,“法律行为是一项或几项行为,它们中至少有一项是旨在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的意愿表示”。尽管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不再同义使用,但是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意思表示这一点却是无可否认的。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根本分野。行为是指有意识的活动,任何行为都具有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素。法律行为的核心在于主观原因,客观行为的核心要素却在于客观活动,这一实质性区别决定了两者在特征上的一系列的差异:

第一,两者发生法律效果的方式不同。法律行为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果,这一法律效果源自法律行为对行为人意思自治的容认,即法律对法律行为产生的意思后果只能给予合法性评价,而非在内容上的事先假设和规定。与此相反,事实行为仅仅取决于法律规定,当事人实施行为并不具有追求某种法律效果的意图。或者说,这种意图的有无并不影响法律效果的发生,而只要符合一定的规定便能产生法律效果。

第二,法律行为只能产生法律效果,事实行为却能同时产生法律效果和事实效果。如,签订买卖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它的法律后果是出卖人承担交付标的物义务而买受人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但是事实效果——买受人成为标的物的所有人,出卖人成为价款的所有人——却并不随之发生。而拾得遗失物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其法律效果和事实效果是同时发生的,拾得人依法律规定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是法律效果,拾得人对拾得物的实际占有则是事实效果。由此可见,法律行为的效力实际上来自法律的拟制,而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则以其事实效果为基础。

第三,法律行为是从事实行为中分离出来的,它离开事实行为则无独立的意义。从前述的法律行为概念产生的历程可以得知,法律行为产生的基础是设定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行为与履行义务的行为相分离,但分离只是针对“分步进行”而言,法律行为并不能离开事实行为而单独起作用,因为法律行为不发生事实效果,它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只能通过事实行为才能得到切实的履行。因此不需要履行的行为不可能是法律行为。

第四,从事实构成来看,事实行为必须具有法定的构成要件,如此才能体现其客观性和法定性的特征。各国民法对事实行为一般作出详尽而直接的规定,内容涉及行为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持续状态及其产生的后果。事实行为的各构成要件有机联系,不相独立,惟有符合全部法律规定的行为才构成这一类的事实行为。而法律行为实质在于意思表示,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存在事实构成问题,因为法律不可能对其意思表示作出具体的规定,而只能抽象概括其意思表示的合法范围。

第五,法律行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在内容上并不一致,再以买卖合同为例,合同当事人的主观意思是互易货物和价款,在客观活动上却表现为谈判和签订文书;事实行为的主观意思与客观活动在内容上则是概括一致的,一致才能构成相应的行为。在即时交易这种事实行为中,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都是指向交付货物和价款,不存在“表里不一”的现象。

从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事实行为的核心在于客观活动,其主观意思并无决定意义,仅仅影响事实行为的法律意义;与此相反,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其必备因素和核心要件,其客观活动的意义主要在于承载或传达其主观意思,并使法律行为成为一种独立的行为,因为任何行为都必须具备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件。相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行为而言,单纯以在当事人之间设定权利义务为目的的法律行为更接近于一种思想行为。因此它在本质上是法律虚拟的行为。

法律行为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一种行为,同时又是一种作为行为的法律,它对当事人而言就是活的法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法律行为的价值;第一,法律行为具有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权利义务的功能,因而是法律实施的重要手段。由于实体法不可能穷尽现实所有的情况,而且无法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法律为弥补这种缺陷,只好通过在法定的范围内赋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法律效力而成为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实质调整手段。这样法律行为就将抽象的、客观的权利义务落实为具体的、主观的、可实现的权利义务,从而弥补了实体法体系不确定性的缺陷。第二,法律行为是法律形成的一个必经阶段。考察法律规范产生的一般历程可发现,人们在从事个别行为的过程中逐渐抽象出为众人所认可的通用规则,并赋予其一定的强制力——这便是法律。其中法律行为对于形成法律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民商法领域,人们正是从签订合同等法律行为中抽象出广泛适用的普遍性规范,而这些法律规范又构成一系列民商法律的基础。在行政法领域这一点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通常总是先有具体的行政行为存在,再在客观化普遍化之后上升为行政立法,最终形成法律。此外,尽管我国不承认判例法,但谁也不能否认,判决这种法律行为能为修改和制定法律积累经验。因为判决能检验法律在现实适用中的漏洞和不足,具有典型意义的判决更能直接为未来法律的修订提供指导作用。简而言之,法律行为的价值在于能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潜在的、新的法律。

以上论证有助于理解物权行为的性质归属问题。在笔者看来,物权行为在概念、效力、特征和价值等诸方面均与法律行为不符,绝无理由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的范畴。首先,物权行为不同于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件的法律行为。任何一种行为都必然具备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素,因此本文并不否认物权行为中存在意思表示。但如果把物权行为定义为转移物权的合意,那么它只是某种行为的构成要素,尚不能构成独立的行为;既非行为,也就谈不上是什么“法律行为”了。如果将物权行为定义为物权合意和交付或登记相结合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更符合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的特征。因为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以意思自治为由推翻法律规定,该意思表示的作用在于限定交付或登记的意义,因而仅被当作整个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同时物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内容还受到债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严格限定,它不能自主设定超出债权合意范围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因素完全不具备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将两者混为一谈将损害法律行为概念的准确性。

其次,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源自法律规定,这与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法律行为调整方式本来就是作为法定主义方式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众所周知的物权法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物权法定原则,即物权只能依照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类型设定或转移。对此即使是支持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依此原则,民事权利主体达成设立或转移一项物权的协议时,不可以依照法律行为自由的原则,——实质上即缔约自由原则,按自己的意思选定的形式和内容设定或转移权利,而只能按法定的形式设定或转移权利”。1这充分说明了,如果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之一类,必将导致物权法定原则与法律行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因为物权法定原则的本义就是要排除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更改物权法律关系的效力,这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也无法否认的。

最后,从价值上看,物权行为并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设立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因为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法律对物权变动的权利义务应作出明确而直接的规定,绝不存在引进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调整的余地。

由此可见,物权变动行为实为一种事实行为,若要将其定义为法律行为则必然要片面夸大、扭曲物权变动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引起物权法定原则与法律行为制度根本性的冲突。物权变动行为也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效力,就其本质而言不符合法律行为的核心精神。从理论上说,创设物权行为这么一个与“法律行为”有种属关系的概念,只能导致法律行为概念本身的混乱,并在法律行为规则(如意思表示推定规则)的适用上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物权行为概念虽然眩惑了不少聪明人的眼睛,但却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三、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仅仅证明物权行为概念在理论上的谬误尚不足以全盘否定物权行为理论,因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推崇物权行为理论的原因不在于物权行为概念在法理上的价值,而在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机能。可以说,物权行为理论的实践意义即在于其无因性原则,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以期在实践的层面上了解物权行为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就事实而言,任何有意义的法律行为都必然存在原因,而法律确认其有因或无因则体现了立法政策对该行为效力独立性的不同立场。因此“物权行为有因或无因,不仅是逻辑的关系,而且是一项由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的立法政策问题”。2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正是为交易安全之目的,基于政策之考虑,而将原因从物权行为中抽离,使物权行为无因化。然而立法意图与真正的法律适用毕竟存在着距离,无因性的应有功能能否顺利在法律实践中实现并不存在显而易见的答案,而有待于更深层次的探讨。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最为人所称道的功能,即是“物权交易的安全保护机能”,而正是这项机能决定了该理论有根本的存在价值。依据物权变动的无因构成,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原因行为瑕疵的影响,交易得以进行得安全、迅速、无后顾之忧。但在善意取得制度出现并获得制定法之确立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交易保护功能便绝大部分为此制度所吸收。只是因“重大过失”而发现第一受让人取得原因有瑕疵而取得动产的人(第二受让人)可基于无因构成而获得保护;同时从对第一受让人的调查范围减少、交易容易化上考虑,善意取得制度不可弥补无因性构成的功能,因为善意取得之成立,以对前述取得原因之调查为必要。1赞成无因性的学者因此认为,第二受让人尽管有重大过失,但在无因性原则的保护下仍能取得动产所有权,且不负任何债法上的责任,这一点确实保护了交易完全。但是德国学者Heck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交易之际应避免这样的重大过失,这正好是交易法原则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要求,违反这种原则的基本要求来谈谋求动产交易的安全已完全没有必要。2而在公示公信原则获得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今天,物权交易的简单、快捷和安全的理想可籍此而轻易达到。即使确实存在非依无因性不能保护的领域,只要仔细考虑便可发现,这是无因性保护的不当扩大。最典型的莫过于第二受让人基于恶意(针对不动产而言)或基于重大过失(针对动产)不能受公信原则保护的场合。首先考察不动产场合,由于恶意第二受让人的行为在多数场合均构成侵权行为,因此其负有损害赔偿义务,根据德国民法典应返还标的物,这样无因性的不当扩大因受到相关法律的限制而仍不能保护第二受让人。3至于动产场合,前文已论及此种情况的悖理之处,在此不再重复。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最后一项功能是减轻举证责任。

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进入德国民法典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该理论是肩负摒弃不动产之实质审查主义的历史使命才于法律制度上确立来的。因为无因性理论使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在效力上相分离,于是不动产登记的审查范围就可仅限于物权变动本身,登记程序得以客观化和简便化,登记官员对私法交易的过分介入也被排除了。由此可见,在德国民法史上,物权行为无因性正是为了用来排除登记实质审查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弊病才获得制定法之确立。4实际上,物权变动之客观化、明确化及随之而来的举证责任之减轻,严格而言系来自物权变动之公示方式——登记或交付所具有的功能,而不是来源于物权变动的无因构成。而物权行为无因性为登记实质主义奠定理论基础之后,已经可以功成身退,公示公信制度完全可以独立发挥减轻举证责任的作用。

经由以上考察可以发现,物权行为无因性的诸多“应有功能”与其“实有功能”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离,其“应有功能”绝大部分已被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制度所抽空,而残余部分也超出了交易安全保护的合理范围,甚至有鼓励不诚实交易的倾向,因此有违民法的根本宗旨。鉴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严重缺点,德国司法判例及学说理论不得不限制其适用范围,从而引发了“无因性的相对化”之趋势。依笔者观之,“无因性的相对化”实与取消无因性无异。例如“共同瑕疵说”提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得因共同的瑕疵而致无效或撤销;“条件关联说”则主张当事人得以其意思表示物权行为之效力系于债权契约之存在,如果原因行为非合法有效,则物权行为不能成立。这两种学说形式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将物权行为的效力系于原因行为,在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时,物权行为也随之无效或被撤销。因此无因性的相对化实际上反映了取消无因性的趋势,这也是由无因性本身的致命缺陷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整个物权行为理论已基本上没有存在的价值。无论该理论内部的构架是如何精致和完美,也不能挽救其被否定的命运。

事实行为范文篇7

关键词: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无因性;善意取得;公示公信

一、物权行为理论及其原则

物权行为的概念公认为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最早提出,他在柏林大学讲学时提出,以履行买卖契约或其他转移所有权为目的而践行的交付,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行为,而构成了一个特别的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物的契约”。萨维尼为了将交付从债权行为中抽离出来,特别赋予其以独立的意思表示(即以物权变动为直接内容的“物的合意”),这就成为物权行为概念和理论的演绎基础。从法律技术上看,创制物权行为概念的实际目的在于使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尤其是在法律效力上相分离,因此便发展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这些理论与公示公信制度一道构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三大原则:

1.分离原则。根据萨维尼的主张,债权行为的效力在于使当事人承担债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并不能发生物权的变动,而要发生物权变动,必须另有一个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即物权行为。因此,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各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它们是两个分离的、不同的法律行为。

2.形式主义原则。因为物权具有排他性,若无可以使公众知悉物权变动的外部征象,易造成对第三人的损害,并损及交易安全,因此必须在立法上确定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以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由此又发展出公信原则:“凡信赖物权变动的外部征象,认为有其物权存在而有所作为者,即使该征象与真实权利存在不符,法律对于信赖该征象的人亦加以保护”。（李湘如编著:《物权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3.无因性原则。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债权行为(原因行为)的无效或撤销不能导致物权行为(结果行为)的当然无效,所有权的受让人仍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出让人则丧失所有权返还请求权,只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二、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界定

自物权行为理论被1896年德国民法典采纳以来,迄今已历时百余年,但是该理论在各国法学界所引起的激烈批判和争议至今仍然尚未止息。这些争论大都局限于对其现实功效的评判,而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物权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对此不宜妄下结论,惟有深入探讨法律行为的若干重要问题之后,才能对此作出回答。

法律行为概念的创设曾被视为德国民法学最辉煌的成就,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极端抽象、难以理解的概念。从法制史上看,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概念便是在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无须靠即时交付来保障,并在时空上与后者相分离时才得以真正形成的。从德国民法学者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世纪的多数德国学者认为,法律行为就是意思表示行为。尽管后来的德国学者原则上承认,意思表示仅仅是法律行为中某种更为基本的要素,具体的法律行为还可能包括其他事实要素,但是在理论上学者们从不否认:法律行为之本质乃意思表示。即使是现代德国民法学者,他们对于法律行为概念的表述也仅有用语上的改变而无实质性的变化,其目的仅在于强调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间具有包容关系。德国学者拉伦兹(Larenz)就认为,“法律行为是一项或几项行为,它们中至少有一项是旨在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的意愿表示”。尽管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不再同义使用,但是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意思表示这一点却是无可否认的。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根本分野。行为是指有意识的活动,任何行为都具有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素。法律行为的核心在于主观原因,客观行为的核心要素却在于客观活动,这一实质性区别决定了两者在特征上的一系列的差异:

第一,两者发生法律效果的方式不同。法律行为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果,这一法律效果源自法律行为对行为人意思自治的容认,即法律对法律行为产生的意思后果只能给予合法性评价,而非在内容上的事先假设和规定。与此相反,事实行为仅仅取决于法律规定,当事人实施行为并不具有追求某种法律效果的意图。或者说,这种意图的有无并不影响法律效果的发生,而只要符合一定的规定便能产生法律效果。

第二,法律行为只能产生法律效果,事实行为却能同时产生法律效果和事实效果。如,签订买卖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它的法律后果是出卖人承担交付标的物义务而买受人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但是事实效果——买受人成为标的物的所有人,出卖人成为价款的所有人——却并不随之发生。而拾得遗失物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其法律效果和事实效果是同时发生的,拾得人依法律规定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是法律效果,拾得人对拾得物的实际占有则是事实效果。由此可见,法律行为的效力实际上来自法律的拟制,而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则以其事实效果为基础。

第三,法律行为是从事实行为中分离出来的,它离开事实行为则无独立的意义。从前述的法律行为概念产生的历程可以得知,法律行为产生的基础是设定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行为与履行义务的行为相分离,但分离只是针对“分步进行”而言,法律行为并不能离开事实行为而单独起作用,因为法律行为不发生事实效果,它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只能通过事实行为才能得到切实的履行。因此不需要履行的行为不可能是法律行为。

第四,从事实构成来看,事实行为必须具有法定的构成要件,如此才能体现其客观性和法定性的特征。各国民法对事实行为一般作出详尽而直接的规定,内容涉及行为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持续状态及其产生的后果。事实行为的各构成要件有机联系,不相独立,惟有符合全部法律规定的行为才构成这一类的事实行为。而法律行为实质在于意思表示,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存在事实构成问题,因为法律不可能对其意思表示作出具体的规定,而只能抽象概括其意思表示的合法范围。

第五,法律行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在内容上并不一致,再以买卖合同为例,合同当事人的主观意思是互易货物和价款,在客观活动上却表现为谈判和签订文书;事实行为的主观意思与客观活动在内容上则是概括一致的,一致才能构成相应的行为。在即时交易这种事实行为中,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都是指向交付货物和价款,不存在“表里不一”的现象。

从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事实行为的核心在于客观活动,其主观意思并无决定意义,仅仅影响事实行为的法律意义;与此相反,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其必备因素和核心要件,其客观活动的意义主要在于承载或传达其主观意思,并使法律行为成为一种独立的行为,因为任何行为都必须具备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件。相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行为而言,单纯以在当事人之间设定权利义务为目的的法律行为更接近于一种思想行为。因此它在本质上是法律虚拟的行为。

法律行为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一种行为,同时又是一种作为行为的法律,它对当事人而言就是活的法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法律行为的价值;第一,法律行为具有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权利义务的功能,因而是法律实施的重要手段。由于实体法不可能穷尽现实所有的情况,而且无法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法律为弥补这种缺陷,只好通过在法定的范围内赋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法律效力而成为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实质调整手段。这样法律行为就将抽象的、客观的权利义务落实为具体的、主观的、可实现的权利义务,从而弥补了实体法体系不确定性的缺陷。第二,法律行为是法律形成的一个必经阶段。考察法律规范产生的一般历程可发现,人们在从事个别行为的过程中逐渐抽象出为众人所认可的通用规则,并赋予其一定的强制力——这便是法律。其中法律行为对于形成法律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民商法领域,人们正是从签订合同等法律行为中抽象出广泛适用的普遍性规范,而这些法律规范又构成一系列民商法律的基础。在行政法领域这一点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通常总是先有具体的行政行为存在,再在客观化普遍化之后上升为行政立法,最终形成法律。此外,尽管我国不承认判例法,但谁也不能否认,判决这种法律行为能为修改和制定法律积累经验。因为判决能检验法律在现实适用中的漏洞和不足,具有典型意义的判决更能直接为未来法律的修订提供指导作用。简而言之,法律行为的价值在于能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潜在的、新的法律。

以上论证有助于理解物权行为的性质归属问题。在笔者看来,物权行为在概念、效力、特征和价值等诸方面均与法律行为不符,绝无理由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的范畴。首先,物权行为不同于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件的法律行为。任何一种行为都必然具备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素,因此本文并不否认物权行为中存在意思表示。但如果把物权行为定义为转移物权的合意,那么它只是某种行为的构成要素,尚不能构成独立的行为;既非行为,也就谈不上是什么“法律行为”了。如果将物权行为定义为物权合意和交付或登记相结合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更符合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的特征。因为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以意思自治为由推翻法律规定,该意思表示的作用在于限定交付或登记的意义,因而仅被当作整个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同时物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内容还受到债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严格限定,它不能自主设定超出债权合意范围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因素完全不具备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将两者混为一谈将损害法律行为概念的准确性。

其次,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源自法律规定,这与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法律行为调整方式本来就是作为法定主义方式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众所周知的物权法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物权法定原则,即物权只能依照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类型设定或转移。对此即使是支持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依此原则,民事权利主体达成设立或转移一项物权的协议时,不可以依照法律行为自由的原则,——实质上即缔约自由原则,按自己的意思选定的形式和内容设定或转移权利,而只能按法定的形式设定或转移权利”。1这充分说明了,如果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之一类,必将导致物权法定原则与法律行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因为物权法定原则的本义就是要排除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更改物权法律关系的效力,这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也无法否认的。

最后,从价值上看,物权行为并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设立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因为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法律对物权变动的权利义务应作出明确而直接的规定,绝不存在引进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调整的余地。

由此可见,物权变动行为实为一种事实行为,若要将其定义为法律行为则必然要片面夸大、扭曲物权变动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引起物权法定原则与法律行为制度根本性的冲突。物权变动行为也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效力,就其本质而言不符合法律行为的核心精神。从理论上说,创设物权行为这么一个与“法律行为”有种属关系的概念,只能导致法律行为概念本身的混乱,并在法律行为规则(如意思表示推定规则)的适用上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物权行为概念虽然眩惑了不少聪明人的眼睛,但却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三、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仅仅证明物权行为概念在理论上的谬误尚不足以全盘否定物权行为理论,因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推崇物权行为理论的原因不在于物权行为概念在法理上的价值,而在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机能。可以说,物权行为理论的实践意义即在于其无因性原则,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以期在实践的层面上了解物权行为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就事实而言,任何有意义的法律行为都必然存在原因,而法律确认其有因或无因则体现了立法政策对该行为效力独立性的不同立场。因此“物权行为有因或无因,不仅是逻辑的关系,而且是一项由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的立法政策问题”。2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正是为交易安全之目的,基于政策之考虑,而将原因从物权行为中抽离,使物权行为无因化。然而立法意图与真正的法律适用毕竟存在着距离,无因性的应有功能能否顺利在法律实践中实现并不存在显而易见的答案,而有待于更深层次的探讨。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最为人所称道的功能,即是“物权交易的安全保护机能”,而正是这项机能决定了该理论有根本的存在价值。依据物权变动的无因构成,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原因行为瑕疵的影响,交易得以进行得安全、迅速、无后顾之忧。但在善意取得制度出现并获得制定法之确立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交易保护功能便绝大部分为此制度所吸收。只是因“重大过失”而发现第一受让人取得原因有瑕疵而取得动产的人(第二受让人)可基于无因构成而获得保护;同时从对第一受让人的调查范围减少、交易容易化上考虑,善意取得制度不可弥补无因性构成的功能,因为善意取得之成立,以对前述取得原因之调查为必要。1赞成无因性的学者因此认为,第二受让人尽管有重大过失,但在无因性原则的保护下仍能取得动产所有权,且不负任何债法上的责任,这一点确实保护了交易完全。但是德国学者Heck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交易之际应避免这样的重大过失,这正好是交易法原则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要求,违反这种原则的基本要求来谈谋求动产交易的安全已完全没有必要。2而在公示公信原则获得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今天,物权交易的简单、快捷和安全的理想可籍此而轻易达到。即使确实存在非依无因性不能保护的领域,只要仔细考虑便可发现,这是无因性保护的不当扩大。最典型的莫过于第二受让人基于恶意(针对不动产而言)或基于重大过失(针对动产)不能受公信原则保护的场合。首先考察不动产场合,由于恶意第二受让人的行为在多数场合均构成侵权行为,因此其负有损害赔偿义务,根据德国民法典应返还标的物,这样无因性的不当扩大因受到相关法律的限制而仍不能保护第二受让人。3至于动产场合,前文已论及此种情况的悖理之处,在此不再重复。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最后一项功能是减轻举证责任。

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进入德国民法典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该理论是肩负摒弃不动产之实质审查主义的历史使命才于法律制度上确立来的。因为无因性理论使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在效力上相分离,于是不动产登记的审查范围就可仅限于物权变动本身,登记程序得以客观化和简便化,登记官员对私法交易的过分介入也被排除了。由此可见,在德国民法史上,物权行为无因性正是为了用来排除登记实质审查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弊病才获得制定法之确立。4实际上,物权变动之客观化、明确化及随之而来的举证责任之减轻,严格而言系来自物权变动之公示方式——登记或交付所具有的功能,而不是来源于物权变动的无因构成。而物权行为无因性为登记实质主义奠定理论基础之后,已经可以功成身退,公示公信制度完全可以独立发挥减轻举证责任的作用。

经由以上考察可以发现,物权行为无因性的诸多“应有功能”与其“实有功能”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离,其“应有功能”绝大部分已被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制度所抽空,而残余部分也超出了交易安全保护的合理范围,甚至有鼓励不诚实交易的倾向,因此有违民法的根本宗旨。鉴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严重缺点,德国司法判例及学说理论不得不限制其适用范围,从而引发了“无因性的相对化”之趋势。依笔者观之,“无因性的相对化”实与取消无因性无异。例如“共同瑕疵说”提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得因共同的瑕疵而致无效或撤销;“条件关联说”则主张当事人得以其意思表示物权行为之效力系于债权契约之存在,如果原因行为非合法有效,则物权行为不能成立。这两种学说形式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将物权行为的效力系于原因行为,在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时,物权行为也随之无效或被撤销。因此无因性的相对化实际上反映了取消无因性的趋势,这也是由无因性本身的致命缺陷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整个物权行为理论已基本上没有存在的价值。无论该理论内部的构架是如何精致和完美,也不能挽救其被否定的命运。

事实行为范文篇8

关键词: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无因性;善意取得;公示公信

一、物权行为理论及其原则

物权行为的概念公认为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最早提出,他在柏林大学讲学时提出,以履行买卖契约或其他转移所有权为目的而践行的交付,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行为,而构成了一个特别的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物的契约”。萨维尼为了将交付从债权行为中抽离出来,特别赋予其以独立的意思表示(即以物权变动为直接内容的“物的合意”),这就成为物权行为概念和理论的演绎基础。从法律技术上看,创制物权行为概念的实际目的在于使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尤其是在法律效力上相分离,因此便发展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这些理论与公示公信制度一道构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三大原则:

1.分离原则。根据萨维尼的主张,债权行为的效力在于使当事人承担债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并不能发生物权的变动,而要发生物权变动,必须另有一个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即物权行为。因此,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各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它们是两个分离的、不同的法律行为。

2.形式主义原则。因为物权具有排他性,若无可以使公众知悉物权变动的外部征象,易造成对第三人的损害,并损及交易安全,因此必须在立法上确定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以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由此又发展出公信原则:“凡信赖物权变动的外部征象,认为有其物权存在而有所作为者,即使该征象与真实权利存在不符,法律对于信赖该征象的人亦加以保护”。（李湘如编著:《物权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3.无因性原则。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债权行为(原因行为)的无效或撤销不能导致物权行为(结果行为)的当然无效,所有权的受让人仍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出让人则丧失所有权返还请求权,只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二、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界定

自物权行为理论被1896年德国民法典采纳以来,迄今已历时百余年,但是该理论在各国法学界所引起的激烈批判和争议至今仍然尚未止息。这些争论大都局限于对其现实功效的评判,而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物权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对此不宜妄下结论,惟有深入探讨法律行为的若干重要问题之后,才能对此作出回答。

法律行为概念的创设曾被视为德国民法学最辉煌的成就,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极端抽象、难以理解的概念。从法制史上看,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概念便是在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无须靠即时交付来保障,并在时空上与后者相分离时才得以真正形成的。从德国民法学者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世纪的多数德国学者认为,法律行为就是意思表示行为。尽管后来的德国学者原则上承认,意思表示仅仅是法律行为中某种更为基本的要素,具体的法律行为还可能包括其他事实要素,但是在理论上学者们从不否认:法律行为之本质乃意思表示。即使是现代德国民法学者,他们对于法律行为概念的表述也仅有用语上的改变而无实质性的变化,其目的仅在于强调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间具有包容关系。德国学者拉伦兹(Larenz)就认为,“法律行为是一项或几项行为,它们中至少有一项是旨在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的意愿表示”。尽管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不再同义使用,但是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意思表示这一点却是无可否认的。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根本分野。行为是指有意识的活动,任何行为都具有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素。法律行为的核心在于主观原因,客观行为的核心要素却在于客观活动,这一实质性区别决定了两者在特征上的一系列的差异:

第一,两者发生法律效果的方式不同。法律行为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果,这一法律效果源自法律行为对行为人意思自治的容认,即法律对法律行为产生的意思后果只能给予合法性评价,而非在内容上的事先假设和规定。与此相反,事实行为仅仅取决于法律规定,当事人实施行为并不具有追求某种法律效果的意图。或者说,这种意图的有无并不影响法律效果的发生,而只要符合一定的规定便能产生法律效果。

第二,法律行为只能产生法律效果,事实行为却能同时产生法律效果和事实效果。如,签订买卖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它的法律后果是出卖人承担交付标的物义务而买受人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但是事实效果——买受人成为标的物的所有人,出卖人成为价款的所有人——却并不随之发生。而拾得遗失物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其法律效果和事实效果是同时发生的,拾得人依法律规定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是法律效果,拾得人对拾得物的实际占有则是事实效果。由此可见,法律行为的效力实际上来自法律的拟制,而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则以其事实效果为基础。

第三,法律行为是从事实行为中分离出来的,它离开事实行为则无独立的意义。从前述的法律行为概念产生的历程可以得知,法律行为产生的基础是设定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行为与履行义务的行为相分离,但分离只是针对“分步进行”而言,法律行为并不能离开事实行为而单独起作用,因为法律行为不发生事实效果,它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只能通过事实行为才能得到切实的履行。因此不需要履行的行为不可能是法律行为。

第四,从事实构成来看,事实行为必须具有法定的构成要件,如此才能体现其客观性和法定性的特征。各国民法对事实行为一般作出详尽而直接的规定,内容涉及行为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持续状态及其产生的后果。事实行为的各构成要件有机联系,不相独立,惟有符合全部法律规定的行为才构成这一类的事实行为。而法律行为实质在于意思表示,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存在事实构成问题,因为法律不可能对其意思表示作出具体的规定,而只能抽象概括其意思表示的合法范围。

第五,法律行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在内容上并不一致,再以买卖合同为例,合同当事人的主观意思是互易货物和价款,在客观活动上却表现为谈判和签订文书;事实行为的主观意思与客观活动在内容上则是概括一致的,一致才能构成相应的行为。在即时交易这种事实行为中,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都是指向交付货物和价款,不存在“表里不一”的现象。

从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事实行为的核心在于客观活动,其主观意思并无决定意义,仅仅影响事实行为的法律意义;与此相反,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其必备因素和核心要件,其客观活动的意义主要在于承载或传达其主观意思,并使法律行为成为一种独立的行为,因为任何行为都必须具备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件。相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行为而言,单纯以在当事人之间设定权利义务为目的的法律行为更接近于一种思想行为。因此它在本质上是法律虚拟的行为。

法律行为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一种行为,同时又是一种作为行为的法律,它对当事人而言就是活的法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法律行为的价值;第一,法律行为具有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权利义务的功能,因而是法律实施的重要手段。由于实体法不可能穷尽现实所有的情况,而且无法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法律为弥补这种缺陷,只好通过在法定的范围内赋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法律效力而成为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实质调整手段。这样法律行为就将抽象的、客观的权利义务落实为具体的、主观的、可实现的权利义务,从而弥补了实体法体系不确定性的缺陷。第二,法律行为是法律形成的一个必经阶段。考察法律规范产生的一般历程可发现,人们在从事个别行为的过程中逐渐抽象出为众人所认可的通用规则,并赋予其一定的强制力——这便是法律。其中法律行为对于形成法律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民商法领域,人们正是从签订合同等法律行为中抽象出广泛适用的普遍性规范,而这些法律规范又构成一系列民商法律的基础。在行政法领域这一点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通常总是先有具体的行政行为存在,再在客观化普遍化之后上升为行政立法,最终形成法律。此外,尽管我国不承认判例法,但谁也不能否认,判决这种法律行为能为修改和制定法律积累经验。因为判决能检验法律在现实适用中的漏洞和不足,具有典型意义的判决更能直接为未来法律的修订提供指导作用。简而言之,法律行为的价值在于能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潜在的、新的法律。

以上论证有助于理解物权行为的性质归属问题。在笔者看来,物权行为在概念、效力、特征和价值等诸方面均与法律行为不符,绝无理由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的范畴。首先,物权行为不同于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件的法律行为。任何一种行为都必然具备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素,因此本文并不否认物权行为中存在意思表示。但如果把物权行为定义为转移物权的合意,那么它只是某种行为的构成要素,尚不能构成独立的行为;既非行为,也就谈不上是什么“法律行为”了。如果将物权行为定义为物权合意和交付或登记相结合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更符合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的特征。因为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以意思自治为由推翻法律规定,该意思表示的作用在于限定交付或登记的意义,因而仅被当作整个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同时物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内容还受到债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严格限定,它不能自主设定超出债权合意范围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因素完全不具备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将两者混为一谈将损害法律行为概念的准确性。

其次,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源自法律规定,这与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法律行为调整方式本来就是作为法定主义方式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众所周知的物权法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物权法定原则,即物权只能依照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类型设定或转移。对此即使是支持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依此原则,民事权利主体达成设立或转移一项物权的协议时,不可以依照法律行为自由的原则,——实质上即缔约自由原则,按自己的意思选定的形式和内容设定或转移权利,而只能按法定的形式设定或转移权利”。1这充分说明了,如果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之一类,必将导致物权法定原则与法律行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因为物权法定原则的本义就是要排除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更改物权法律关系的效力,这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也无法否认的。

最后,从价值上看,物权行为并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设立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因为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法律对物权变动的权利义务应作出明确而直接的规定,绝不存在引进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调整的余地。

由此可见,物权变动行为实为一种事实行为,若要将其定义为法律行为则必然要片面夸大、扭曲物权变动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引起物权法定原则与法律行为制度根本性的冲突。物权变动行为也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效力,就其本质而言不符合法律行为的核心精神。从理论上说,创设物权行为这么一个与“法律行为”有种属关系的概念,只能导致法律行为概念本身的混乱,并在法律行为规则(如意思表示推定规则)的适用上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物权行为概念虽然眩惑了不少聪明人的眼睛,但却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三、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仅仅证明物权行为概念在理论上的谬误尚不足以全盘否定物权行为理论,因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推崇物权行为理论的原因不在于物权行为概念在法理上的价值,而在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机能。可以说,物权行为理论的实践意义即在于其无因性原则,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以期在实践的层面上了解物权行为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就事实而言,任何有意义的法律行为都必然存在原因,而法律确认其有因或无因则体现了立法政策对该行为效力独立性的不同立场。因此“物权行为有因或无因,不仅是逻辑的关系,而且是一项由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的立法政策问题”。2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正是为交易安全之目的,基于政策之考虑,而将原因从物权行为中抽离,使物权行为无因化。然而立法意图与真正的法律适用毕竟存在着距离,无因性的应有功能能否顺利在法律实践中实现并不存在显而易见的答案,而有待于更深层次的探讨。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最为人所称道的功能,即是“物权交易的安全保护机能”,而正是这项机能决定了该理论有根本的存在价值。依据物权变动的无因构成,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原因行为瑕疵的影响,交易得以进行得安全、迅速、无后顾之忧。但在善意取得制度出现并获得制定法之确立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交易保护功能便绝大部分为此制度所吸收。只是因“重大过失”而发现第一受让人取得原因有瑕疵而取得动产的人(第二受让人)可基于无因构成而获得保护;同时从对第一受让人的调查范围减少、交易容易化上考虑,善意取得制度不可弥补无因性构成的功能,因为善意取得之成立,以对前述取得原因之调查为必要。1赞成无因性的学者因此认为,第二受让人尽管有重大过失,但在无因性原则的保护下仍能取得动产所有权,且不负任何债法上的责任,这一点确实保护了交易完全。但是德国学者Heck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交易之际应避免这样的重大过失,这正好是交易法原则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要求,违反这种原则的基本要求来谈谋求动产交易的安全已完全没有必要。2而在公示公信原则获得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今天,物权交易的简单、快捷和安全的理想可籍此而轻易达到。即使确实存在非依无因性不能保护的领域,只要仔细考虑便可发现,这是无因性保护的不当扩大。最典型的莫过于第二受让人基于恶意(针对不动产而言)或基于重大过失(针对动产)不能受公信原则保护的场合。首先考察不动产场合,由于恶意第二受让人的行为在多数场合均构成侵权行为,因此其负有损害赔偿义务,根据德国民法典应返还标的物,这样无因性的不当扩大因受到相关法律的限制而仍不能保护第二受让人。3至于动产场合,前文已论及此种情况的悖理之处,在此不再重复。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最后一项功能是减轻举证责任。

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进入德国民法典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该理论是肩负摒弃不动产之实质审查主义的历史使命才于法律制度上确立来的。因为无因性理论使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在效力上相分离,于是不动产登记的审查范围就可仅限于物权变动本身,登记程序得以客观化和简便化,登记官员对私法交易的过分介入也被排除了。由此可见,在德国民法史上,物权行为无因性正是为了用来排除登记实质审查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弊病才获得制定法之确立。4实际上,物权变动之客观化、明确化及随之而来的举证责任之减轻,严格而言系来自物权变动之公示方式——登记或交付所具有的功能,而不是来源于物权变动的无因构成。而物权行为无因性为登记实质主义奠定理论基础之后,已经可以功成身退,公示公信制度完全可以独立发挥减轻举证责任的作用。

事实行为范文篇9

关键词: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无因性;善意取得;公示公信

一、物权行为理论及其原则

物权行为的概念公认为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最早提出,他在柏林大学讲学时提出,以履行买卖契约或其他转移所有权为目的而践行的交付,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行为,而构成了一个特别的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物的契约”。萨维尼为了将交付从债权行为中抽离出来,特别赋予其以独立的意思表示(即以物权变动为直接内容的“物的合意”),这就成为物权行为概念和理论的演绎基础。从法律技术上看,创制物权行为概念的实际目的在于使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尤其是在法律效力上相分离,因此便发展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这些理论与公示公信制度一道构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三大原则:

1.分离原则。根据萨维尼的主张,债权行为的效力在于使当事人承担债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并不能发生物权的变动,而要发生物权变动,必须另有一个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即物权行为。因此,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各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它们是两个分离的、不同的法律行为。

2.形式主义原则。因为物权具有排他性,若无可以使公众知悉物权变动的外部征象,易造成对第三人的损害,并损及交易安全,因此必须在立法上确定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以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由此又发展出公信原则:“凡信赖物权变动的外部征象,认为有其物权存在而有所作为者,即使该征象与真实权利存在不符,法律对于信赖该征象的人亦加以保护”。（李湘如编著:《物权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3.无因性原则。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债权行为(原因行为)的无效或撤销不能导致物权行为(结果行为)的当然无效,所有权的受让人仍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出让人则丧失所有权返还请求权,只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二、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界定

自物权行为理论被1896年德国民法典采纳以来,迄今已历时百余年,但是该理论在各国法学界所引起的激烈批判和争议至今仍然尚未止息。这些争论大都局限于对其现实功效的评判,而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物权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对此不宜妄下结论,惟有深入探讨法律行为的若干重要问题之后,才能对此作出回答。

法律行为概念的创设曾被视为德国民法学最辉煌的成就,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极端抽象、难以理解的概念。从法制史上看,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概念便是在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无须靠即时交付来保障,并在时空上与后者相分离时才得以真正形成的。从德国民法学者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世纪的多数德国学者认为,法律行为就是意思表示行为。尽管后来的德国学者原则上承认,意思表示仅仅是法律行为中某种更为基本的要素,具体的法律行为还可能包括其他事实要素,但是在理论上学者们从不否认:法律行为之本质乃意思表示。即使是现代德国民法学者,他们对于法律行为概念的表述也仅有用语上的改变而无实质性的变化,其目的仅在于强调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间具有包容关系。德国学者拉伦兹(Larenz)就认为,“法律行为是一项或几项行为,它们中至少有一项是旨在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的意愿表示”。尽管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不再同义使用,但是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意思表示这一点却是无可否认的。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根本分野。行为是指有意识的活动,任何行为都具有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素。法律行为的核心在于主观原因,客观行为的核心要素却在于客观活动,这一实质性区别决定了两者在特征上的一系列的差异:

第一,两者发生法律效果的方式不同。法律行为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果,这一法律效果源自法律行为对行为人意思自治的容认,即法律对法律行为产生的意思后果只能给予合法性评价,而非在内容上的事先假设和规定。与此相反,事实行为仅仅取决于法律规定,当事人实施行为并不具有追求某种法律效果的意图。或者说,这种意图的有无并不影响法律效果的发生,而只要符合一定的规定便能产生法律效果。

第二,法律行为只能产生法律效果,事实行为却能同时产生法律效果和事实效果。如,签订买卖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它的法律后果是出卖人承担交付标的物义务而买受人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但是事实效果——买受人成为标的物的所有人,出卖人成为价款的所有人——却并不随之发生。而拾得遗失物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其法律效果和事实效果是同时发生的,拾得人依法律规定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是法律效果,拾得人对拾得物的实际占有则是事实效果。由此可见,法律行为的效力实际上来自法律的拟制,而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则以其事实效果为基础。

第三,法律行为是从事实行为中分离出来的,它离开事实行为则无独立的意义。从前述的法律行为概念产生的历程可以得知,法律行为产生的基础是设定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行为与履行义务的行为相分离,但分离只是针对“分步进行”而言,法律行为并不能离开事实行为而单独起作用,因为法律行为不发生事实效果,它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只能通过事实行为才能得到切实的履行。因此不需要履行的行为不可能是法律行为。

第四,从事实构成来看,事实行为必须具有法定的构成要件,如此才能体现其客观性和法定性的特征。各国民法对事实行为一般作出详尽而直接的规定,内容涉及行为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持续状态及其产生的后果。事实行为的各构成要件有机联系,不相独立,惟有符合全部法律规定的行为才构成这一类的事实行为。而法律行为实质在于意思表示,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存在事实构成问题,因为法律不可能对其意思表示作出具体的规定,而只能抽象概括其意思表示的合法范围。

第五,法律行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在内容上并不一致,再以买卖合同为例,合同当事人的主观意思是互易货物和价款,在客观活动上却表现为谈判和签订文书;事实行为的主观意思与客观活动在内容上则是概括一致的,一致才能构成相应的行为。在即时交易这种事实行为中,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都是指向交付货物和价款,不存在“表里不一”的现象。

从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事实行为的核心在于客观活动,其主观意思并无决定意义,仅仅影响事实行为的法律意义;与此相反,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其必备因素和核心要件,其客观活动的意义主要在于承载或传达其主观意思,并使法律行为成为一种独立的行为,因为任何行为都必须具备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件。相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行为而言,单纯以在当事人之间设定权利义务为目的的法律行为更接近于一种思想行为。因此它在本质上是法律虚拟的行为。

法律行为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一种行为,同时又是一种作为行为的法律,它对当事人而言就是活的法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法律行为的价值;第一,法律行为具有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权利义务的功能,因而是法律实施的重要手段。由于实体法不可能穷尽现实所有的情况,而且无法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法律为弥补这种缺陷,只好通过在法定的范围内赋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法律效力而成为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实质调整手段。这样法律行为就将抽象的、客观的权利义务落实为具体的、主观的、可实现的权利义务,从而弥补了实体法体系不确定性的缺陷。第二,法律行为是法律形成的一个必经阶段。考察法律规范产生的一般历程可发现,人们在从事个别行为的过程中逐渐抽象出为众人所认可的通用规则,并赋予其一定的强制力——这便是法律。其中法律行为对于形成法律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民商法领域,人们正是从签订合同等法律行为中抽象出广泛适用的普遍性规范,而这些法律规范又构成一系列民商法律的基础。在行政法领域这一点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通常总是先有具体的行政行为存在,再在客观化普遍化之后上升为行政立法,最终形成法律。此外,尽管我国不承认判例法,但谁也不能否认,判决这种法律行为能为修改和制定法律积累经验。因为判决能检验法律在现实适用中的漏洞和不足,具有典型意义的判决更能直接为未来法律的修订提供指导作用。简而言之,法律行为的价值在于能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潜在的、新的法律。

以上论证有助于理解物权行为的性质归属问题。在笔者看来,物权行为在概念、效力、特征和价值等诸方面均与法律行为不符,绝无理由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的范畴。首先,物权行为不同于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件的法律行为。任何一种行为都必然具备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素,因此本文并不否认物权行为中存在意思表示。但如果把物权行为定义为转移物权的合意,那么它只是某种行为的构成要素,尚不能构成独立的行为;既非行为,也就谈不上是什么“法律行为”了。如果将物权行为定义为物权合意和交付或登记相结合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更符合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的特征。因为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以意思自治为由推翻法律规定,该意思表示的作用在于限定交付或登记的意义,因而仅被当作整个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同时物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内容还受到债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严格限定,它不能自主设定超出债权合意范围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因素完全不具备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将两者混为一谈将损害法律行为概念的准确性。

其次,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源自法律规定,这与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法律行为调整方式本来就是作为法定主义方式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众所周知的物权法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物权法定原则,即物权只能依照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类型设定或转移。对此即使是支持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依此原则,民事权利主体达成设立或转移一项物权的协议时,不可以依照法律行为自由的原则,——实质上即缔约自由原则,按自己的意思选定的形式和内容设定或转移权利,而只能按法定的形式设定或转移权利”。1这充分说明了,如果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之一类,必将导致物权法定原则与法律行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因为物权法定原则的本义就是要排除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更改物权法律关系的效力,这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也无法否认的。

最后,从价值上看,物权行为并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设立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因为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法律对物权变动的权利义务应作出明确而直接的规定,绝不存在引进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调整的余地。

由此可见,物权变动行为实为一种事实行为,若要将其定义为法律行为则必然要片面夸大、扭曲物权变动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引起物权法定原则与法律行为制度根本性的冲突。物权变动行为也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效力,就其本质而言不符合法律行为的核心精神。从理论上说,创设物权行为这么一个与“法律行为”有种属关系的概念,只能导致法律行为概念本身的混乱,并在法律行为规则(如意思表示推定规则)的适用上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物权行为概念虽然眩惑了不少聪明人的眼睛,但却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三、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仅仅证明物权行为概念在理论上的谬误尚不足以全盘否定物权行为理论,因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推崇物权行为理论的原因不在于物权行为概念在法理上的价值,而在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机能。可以说,物权行为理论的实践意义即在于其无因性原则,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以期在实践的层面上了解物权行为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就事实而言,任何有意义的法律行为都必然存在原因,而法律确认其有因或无因则体现了立法政策对该行为效力独立性的不同立场。因此“物权行为有因或无因,不仅是逻辑的关系,而且是一项由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的立法政策问题”。2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正是为交易安全之目的,基于政策之考虑,而将原因从物权行为中抽离,使物权行为无因化。然而立法意图与真正的法律适用毕竟存在着距离,无因性的应有功能能否顺利在法律实践中实现并不存在显而易见的答案,而有待于更深层次的探讨。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最为人所称道的功能,即是“物权交易的安全保护机能”,而正是这项机能决定了该理论有根本的存在价值。依据物权变动的无因构成,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原因行为瑕疵的影响,交易得以进行得安全、迅速、无后顾之忧。但在善意取得制度出现并获得制定法之确立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交易保护功能便绝大部分为此制度所吸收。只是因“重大过失”而发现第一受让人取得原因有瑕疵而取得动产的人(第二受让人)可基于无因构成而获得保护;同时从对第一受让人的调查范围减少、交易容易化上考虑,善意取得制度不可弥补无因性构成的功能,因为善意取得之成立,以对前述取得原因之调查为必要。1赞成无因性的学者因此认为,第二受让人尽管有重大过失,但在无因性原则的保护下仍能取得动产所有权,且不负任何债法上的责任,这一点确实保护了交易完全。但是德国学者Heck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交易之际应避免这样的重大过失,这正好是交易法原则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要求,违反这种原则的基本要求来谈谋求动产交易的安全已完全没有必要。2而在公示公信原则获得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今天,物权交易的简单、快捷和安全的理想可籍此而轻易达到。即使确实存在非依无因性不能保护的领域,只要仔细考虑便可发现,这是无因性保护的不当扩大。最典型的莫过于第二受让人基于恶意(针对不动产而言)或基于重大过失(针对动产)不能受公信原则保护的场合。首先考察不动产场合,由于恶意第二受让人的行为在多数场合均构成侵权行为,因此其负有损害赔偿义务,根据德国民法典应返还标的物,这样无因性的不当扩大因受到相关法律的限制而仍不能保护第二受让人。3至于动产场合,前文已论及此种情况的悖理之处,在此不再重复。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最后一项功能是减轻举证责任。

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进入德国民法典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该理论是肩负摒弃不动产之实质审查主义的历史使命才于法律制度上确立来的。因为无因性理论使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在效力上相分离,于是不动产登记的审查范围就可仅限于物权变动本身,登记程序得以客观化和简便化,登记官员对私法交易的过分介入也被排除了。由此可见,在德国民法史上,物权行为无因性正是为了用来排除登记实质审查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弊病才获得制定法之确立。4实际上,物权变动之客观化、明确化及随之而来的举证责任之减轻,严格而言系来自物权变动之公示方式——登记或交付所具有的功能,而不是来源于物权变动的无因构成。而物权行为无因性为登记实质主义奠定理论基础之后,已经可以功成身退,公示公信制度完全可以独立发挥减轻举证责任的作用。

事实行为范文篇10

一、行政事实行为规范化的前提——效力评价

从逻辑角度上看,要对行政事实行为进行法律规范,有两方面内容是不可缺少的:其一,对行政事实行为的效力给以评价。究竟该行为是有效还是无效还是部分有效的,是肯定性评价还是否定性评价;其二,责任评价。即对否定性评价的行政事实行为,行为人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责任评价论者众多,但行政事实行为效力评价见之甚少,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无效力之言。

(一)行政行为的效力与行政事实行为的效力评价

效力,在行政研究语境中,新华字典认为是“事物产生的作用”,从这种含义中引申出了法律效力的概念。传统对法律效力有三种不同用法:一是法律规范的效力,即法律规范的总和(而非指法律行为、法律文书)所具有的效力;二是裁判文书的法律效力,即司法机关使用法律后制作的裁判文书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效力;三是指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即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事行为具有法律认可的效力。行为的效力不能局限于以上三种,一定的行为总会对人们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而法律规范它的时候,即产生了法律上的效力。对于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很多国家都在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中给予了明确规定。因此,行政行为效力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所谓行政行为的效力,是指在法律关系上所产生的效果及对当事人的影响。一般认为,包括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四方面内容。是不是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包括以上四方面内容呢?其实这些特点主要针对了行政法律行为,并且是合法的行政法律行为。如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当事人随时可以宣告其无效,显然这四项效力无法适用。而行政事实行为中的行政指导行为仅仅是针对行政相对人的可以实施或不要实施某种行为的建议,因此也不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执行力、拘束力。行政行为的四个效力,其实质是对行政行为有效性的假定,然而行政行为在效力上并不必然全部表现为有效性状态,具有的效力可能还有无效、可撤销、变更、终止而失效等。究竟行政事实行为是否有效力呢?首先我们要解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关系。

(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同于有效性

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从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角度,即对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所作的评价,包括行为主体合法、行为权限合法、行为内容合法、行为程序合法以及行为形式合法等。行政行为的效力指的是法律给予已经成立的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保护,行政行为一经成立即可对其进行效力性评价。而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包括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要求高于成立要件。成立的行政行为不一定合法,但可能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行政行为的合法与有效两者性质各异,是从不同角度对已经成立的行政行为所作的评价。合法的行政行为都是有效的,但有效的行政行为并不一定都合法。

以下两点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一、对于补正后的轻微违法行政行为仍然受法律保护,甚至补正前的效力也不容置疑。即使并非轻微违法,倘若撤销该行为将引起严重性后果时,法律也仍然允许其继续存在,维持其效力。第二,司法审判的不告不理原则意味着对违法的行政行为若无人提起纠正的诉求,以及为了维护权力行使的确定性而对不服行政行为的诉讼规定的诉讼时效,都有可能使得违法的行政行为得到执行法律所赋予的效力。这些都表明,行政行为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并非同一概念。

(三)行政事实行为只有合法性评价而无效力评价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管理,履行行政服务职能过程中不以发生、变更、消灭行政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有的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有的产生了法律效果,但是不以意思表示为前提。这样的行为一般成立后无法追求其效力,因为其往往以客观状况作为结果,且是无法恢复性的,如附随性行政事实行为中的通知行为,给出一个通知,到达即生效,生效后可能会导致主行政行为的完成。但是如果该通知是不合法的,我们一般会确认该主行政行为的效力,是无效还是可撤销亦或可补正,但如果要判决撤销该通知是不可能的,对通知行为一般确认其是否有合法确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所以行政事实行为无效力评价,但有合法性评价。基于这样的讨论,行政事实行为在诉讼中的判决模式也得到了确定,即一般以确认判决为救济制度。

二、行政事实行为规范化的内容

(一)组织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作为权力的规范

完善行政主体的权力设置以及公务员管理制度的健全是对行政事实行为在主体上的法律保障。在我国,行政主体突出的问题职权不明确,内容烦琐、行政效率不高、公务员责任不明确等。比如,以往公务员暂行条例中规定,对上级的命令必须执行。这样就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新的公务员法规定对明显违法的行政命令可以不执行,并且规定了如果执行,执行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分清了以后,行政法律行为规范化,侵权的行政事实行为就会少很多。另外,有些行为职权不明确,导致相互推委,工作效力低下,给相对人也带来了很多不便,带来了行政相对人无法律承认的诉由,但是间接导致的损害后果又无法得到补偿的后果。因此,我们认为行政主体的权力设置应当规范化,公务员责任应当明确化,从事前防止行政事实行为侵权的发生。

(二)行政程序法作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