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性范文10篇

适度性范文篇1

关键词：信贷投放;宏观调控;河南省

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超过八成，信贷仍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最重要渠道，因而信贷调控也应成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但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保持合适的信贷增速并非易事。自艾伦•格林斯潘2006年结束美联储主席任期以来，各央行出现了在经济低迷期间激进宽松、经济繁荣时却不收紧的倾向[1]。信贷力量有可能成为触发或者加深经济周期的因素。就我国而言，过去十年来，我国占全球信贷的比率已从5%大幅提高到25%，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信贷过度膨胀和货币过度深化的局面[2]。以河南省为例，2015年以来，信贷投放增速和GDP的增速差额保持在10%左右，信贷投放和GDP的比值持续走高，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转化为通胀的重要推动因素。所以，研究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的关系，确定适合我国信贷投放总量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秦宛顺、郭世邦[3]指出，适度贷款增长率是指国民经济在适度增长速度和可容忍的通货膨胀下运行所需之贷款增长率。在既定的通货膨胀率下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上限和下限就决定了适度贷款增长率的上限和下限，并运用1953-1989年的数据得出我国适度贷款增长率为9.71%-16.05%。曹协和[4]认为，相对于较快的经济发展需求而言，海南省贷款总量的增长偏慢。而徐宏[5]以浙江省500户工业监测企业为样本，调查发现样本企业银行借款存量中的15％、增量中的46％超越了其正常合理的融资需求，与企业产销增长趋势不相匹配。对于经济周期和信贷周期的关系，学界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程棵[6]等指出，经济增长周期的理论研究表明，每一次的经济波动必然伴随着一个信贷增长周期，经济增长周期与信贷增长周期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Tornell&Westermann认为信贷繁荣多数会逐渐减速，但有时会强化金融系统脆弱性，引发货币和金融双危机[7]。肖威[8]对中国近年通货膨胀成因的分解研究表明，凡是明显的、甚至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由货币和信贷扩张导致的。张翼[9]等检验了信贷投放波动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幅波动的信贷投放不仅有悖于我国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也不利于物价稳定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并设计了平滑信贷投放波动逆周期调整模式。现有文献探索了适度的信贷投放内涵，对信贷投放数量与经济需求的适应性做出了分析，并深入研究了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的联系。总的看来，多数学者认为信贷周期影响着经济周期的形成与发展。2007年以来，我国信贷投放和经济发展都经历了明显的周期，本文以河南省为例，试图用月度数据更细致地描摹信贷投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数据来源及单位根检验

研究信贷投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般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DP）指标来表征经济的起伏，但为更加细致地描摹经济和信贷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月度指标，故而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代替GDP，记为Y,部分月度的数据缺失，本文取前后邻月的平均值，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用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速作为信贷投放的指标，记为L，数据来自人民银行统计报表。用CPI同比涨幅来表征物价的波动，并简记为P,数据源自万德资讯。以下分析均借助Eviews7.0来实现。不少经济变量具有非平稳特性，所以在实施有关分析之前，本文运用增广迪基—富勒检验（ADF检验）对所研究的变量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unitroottest），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这四个变量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这四个变量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均能够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这四个变量序列是一阶单整I（1）序列,可以考虑进行协整检验。

三、模型的建立

（一）约翰森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两步法和约翰森检验（JJ）法，由于变量多于两个，本文采用后者。由于JJ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需先确定VAR模型结构稳定性，选择合理滞后期，本文采取AIC和SC值最小原则选择滞后期数。协整分析结果见表2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上，所分析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如下：Y=0.301647L+1.570046P（0.15574）（0.65070）在协整关系成立的条件下，上式反映了3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方程的估计系数表征了贷款投放、物价指数对产出（工业增加值）的弹性。从长期看，贷款同比增速（L）增减变动1个百分点，将引起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Y）同向变动0.30个百分点，CPI同比涨幅（P）增减变动1个百分点，将引起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Y）同向变动1.57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贷款同比增速和CPI同比涨幅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具有推动作用。信贷周期不但有可能直接引致经济周期，亦有可能通过推高物价指数从而强化经济周期。（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本文对所研究的变量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显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上，工业生产（Y）不是信贷投放（L）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在统计意义上经济周期并不会导致信贷周期；信贷投放（L）是工业生产（Y）的格兰杰原因，信贷投放的波动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起伏。物价（P）、工业生产（Y）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繁荣和价格上涨有相互强化的趋势，意味着宏观调控必要性显著。信贷投放（L）和物价（P）亦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意味着货币非中性，同时信贷投放也会通过影响价格进一步强化经济周期。（三）误差修正模型。在检验协整关系成立之后，本文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考察在长期均衡状态偏离时，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Y）、贷款同比增速（L）、CPI同比涨幅（P）之间的动态修正机制。VEC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结果来看，方程的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均为负值，符合预期，表明存在负反馈修正机制，即当指标出现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下一期的变量值会向均衡值靠拢。本文的模型中，每发生1个单位的偏离，工业增加值（Y）、贷款投放（L）和物价（P）将分别以0.002、0.003和接近于0的速度加以纠正，促使整个系。统回复长期均衡状态，但由于系数的绝对值较小，所以不能单纯依靠系统自我修复，而要积极采取适度干预措施，因而金融宏观调控仍是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四）方差分解方差分解就是把所研究变量预测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个变量相关联的组成部分，用来描摹各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随时间的变化轨迹，从而揭示一个变量的运动轨迹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自身冲击，在多大程度上是受系统内其他变量的冲击。图1（a）（b）（c）分别给出了Y、L和P的方差分解图。从图1（a）可以看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Y）的预测方差主要是由其自身扰动所致，信贷投放（L）和物价（P）的贡献度合计不超过5%，说明经济发展受其自身规律影响较强，短期内信贷调控影响可能不明显。从图1（b）可以看出，信贷投放（L）的预测方差也受自身扰动主导，但贡献度迅速由首期的接近100%下降到17期的40%左右，其后趋向于稳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Y）和物价（P）对L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由首期的接近于零迅速攀升，总体看经济发展（Y）的贡献度提高更快，说明信贷投放有顺经济周期的倾向。从图1（c）可以看出，物价（P）的预测方差在初期主要由其自身扰动引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贡献度较快衰减，在第16期下降到50%左右，其后稳定在这一水平。信贷投放（L）对P的预测方差贡献度一直不高，来自经济发展指标（Y）的贡献度则随时间上升迅速，说明短期内经济的活跃程度对物价影响较大。从方差分析结果来看，信贷投放对经济发展的的刺激作用有限，这和协整方程中信贷投放（L）的系数较小相一致，表明我国信贷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处于高位，信贷刺激的边际效益已经较低。但结合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结果，信贷投放是物价的格兰杰原因，过多的信贷投放有可能导致物价上涨。因此，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避免信贷投放大起大落，有助于实现“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四、对适度信贷投放的讨论

本文采用的数据均为同比增长数据，因而协整方程大体反映能够保证经济金融系统均衡的信贷供给水平。2017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该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7.5%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按照近3年的工业增加值与GDP同比增长的实际组合，本文推测，要实现7.5%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工业同比增长率也要达到8.7%左右，本文把工业同比增长率测算的范围确定在8%-9%，同时把CPI增幅确定为2%-3%。根据上述关系，结合协整方程推算出适度的信贷投放增长率（见表5）。在较高目标增长率和较低通胀率环境组合下，信贷投放的增长率的上限是19.53%。从金融宏观调控的实践来看，2009年2月CPI数据跌入负值区间，同业增加值同比数据呈现断崖式下探，在此情况下，河南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信贷投放增长率连续14个月同比增长超过19%，最高的2009年12月份增速达到29.60%。信贷的强力支持稳住了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但其后引发了较明显的通货膨胀，2010年7月至2012年4月CPI同比涨幅连续22个月超过3%，最高值出现于2011年6月，达到7.2%。因而，货币信贷投放过度偏离均衡水平的后果较为严重，发展经济不能单纯依靠信贷刺激，而要切实地实施供给侧改革，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2017年，河南省GDP增速和信贷投放增速两者相差9.59%。也就是说，信贷的“池子”已处于高水位，但目前仍不断向其“注水”，进一步推高了信贷余额与GDP的比值。信贷过度膨胀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成为通货膨胀的动力，因而本文认为，信贷投放的速度取表5描述的均值——10%较为合适，理由如下。一是信贷增速符合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步幅。以往我国确定货币供应量一般在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升幅之和。2013年第3季度以来，我国GDP增长与物价升幅之和在10%左右徘徊，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也应控制在10%左右。与之相适应，信贷投放增速也应大体保持这一水平。2017年上半年，河南省的贷款同比增速达到了17.5%左右，大大超过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速度，贷款扩张速度与整个经济金融发展不匹配，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向信贷领域集中。二是符合落实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客观要求。目前，我国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较此前的提法，更强调了“中性”。“中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实际利率中性。二162018.1是基础货币总量中性，流动性注入只为弥补缺口。就流动性而言，余永定认为如果广义货币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GDP增长速度>0，这个差额也可以作为流动性过剩的衡量尺度。信贷投放增速控制在10%左右，基本保证了余永定所指的差额接近于零，从而体现“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实现了货币供应量层面的“中性”，也有助于实现利率层面的“中性”。三是有助于实体经济“去杠杆”。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2016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66.3%，处于较高水平，估计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更高。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快速累积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可能就是过度宽松的信贷环境。要促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去杠杆，必须创造中性的货币环境，在信贷“紧平衡”中引导企业摒弃“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转向更多依靠结构优化、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四是符合国际货币政策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推出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压低金融市场利率，促使信贷市场的增长。随着各国经济的企稳回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启动或者正在酝酿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我国信贷同比增长31.74%。应该说，当时的措施是应急之需，国内外经济形势好转时候，应退出并逐步消除临时措施造成的影响。但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17年以来，我国月度贷款增量均在万亿元以上，上半年增量和6月份增量还是历史同期最高水平，若考虑地方平台存量贷款置换因素，实际贷款增加更多。目前，其他国家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也给我国贷款增速向常态回归提供了较好的时间窗口，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措施，人民币汇率将承压，我们将有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模型分析简要结论：经济增长、贷款投放和物价水平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信贷增速影响着经济增速和物价上涨程度，说明对信贷增速进行调控是合理的。同时，误差修正模型提示，经济-物价-信贷系统偏离均衡水平后向常态回归需要较长时间，说明了对信贷干预的必要性。根据协整方程，本文给出了9种情形下信贷投放的增长速度，认为信贷增速保持在10%左右更有利于实现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

五、政策建议

适度性范文篇2

1、跨部门冲突的基础。跨部门冲突是在正式组织中,某部门阻碍到其他部门需求之满足及目标之达成,而引起的认知上、情感上及行为上的反应及表现。部门之间的冲突伴随着企业的运行过程，其客观必然性源于企业组织的性质及部门间的相互关系。当部门数量多，其职能人员思维方式等又迥然不同，特别是当企业处在复杂多变的环境时，企业各部门呈现出高度的结构复杂性与差异性，从而导致冲突。实际冲突理论(Sherif1950)认为冲突是冲突的双方基于现实的物质资源方面发生的。企业中不同部门基于经济资源及政治权利的争夺而激发群体冲突，造成偏误的知觉,如对己群正面评价、对他群负面评价。社会认同理论(HenriTajfelandJohnTuner1979)认为社会认同本身不需要有实际的利益冲突,就能产生跨群体的差别对待。Ashforth&Mael(1989)认为,组织成员对所属部门的认同倾向较强,对整体组织的认同较弱。因此,组织结构中的部门划分是跨部门冲突的一项重要来源[2]。各部门的独特性导致部门差异：①当外部环境复杂及变化迅速时，为适应环境，企业内各部门努力加强自己的独特性、专业性。②规模扩大，部门更加细化，专业性更强，增强了部门间多方面的差异化。③部门技术。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程序和专业技能，形成了各自在方式、方法、类型等多方面技术性质上的差别。④目标。企业为每个部门确定了目标，存在明显差异。⑤组织结构形式。不同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其部门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在资源、权力等方面的分配及相互影响。上述关联因素的综合转化为多侧面的部门关系，形成部门冲突的基础，透视其属性，可以分析出冲突产生的根源及条件。

2、冲突产生的根源。部门文化差异是部门冲突的根源。不同职能部门不同的专业性质使其形成独特的价值观、理念、行为准则、管理风格等，从而形成文化上的差异及经营目标的不同，导致相互的对立与冲突。企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有着统一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同时，各部门会有自己的理念、行为准则，会站在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会遵循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处理问题，以适应其特殊的部门职能、工作环境与目标。如为IBM提供管理服务的美国诺尔公司，其所属两子公司分别具有行政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专长，两子公司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别。一种是非常自主的、以行为为导向的文化，鼓励个人主动性、创新。其经营理念是有利润才投资。另一种是结构性文化，不鼓励个人主动性，其理念是没有大量的投资不能开展业务。当两大部门面对同一问题时，就有了不同的思考与判断。例如，一部门的自我评价为：决策快速、员工工作努力、较强的成本意识、注重营销；另一个部门对此的评价则成为：决策过于随机、不关心员工、缺乏投资意识、忽视改进服务质量。

各部门在目标上也存在不一致。迫于市场的压力，企业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等，于是不可避免的各职能部门会确定自己的经营目标，同时在实现过程中会相互影响，由此产生各方面冲突。最具代表性的是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销售部门：目标——提高顾客满意度实现途径：•多品种，满足多样化需要；不断改进产品设计，开发新产品；及时调整产品品种；低成本、低价格，高质量，提高市场份额。制造部门：目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途径：•减少产品种类，提高专业化水平；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改进、设计，以保持生产速度；尽量按原计划生产，减少波动；或低成本、或高质量。

3、跨部门冲突产生的必要条件。企业本质是一个系统，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协作关系，存在着高度的依赖性。部门间的相互依赖是部门冲突的必要条件。各部门为完成目标彼此需要沟通、协商、交换，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及作用，互为依赖。表现为有限资源的分享，信息的交换，工作关联性导致的合作。另一方面，企业的资源，无论是资金、设备还是人才都是有限的，为实现目标，各部门会花费时间和精力采取措施保护已有资源或争夺新的资源，而且希望独自享有有价值的信息与资源，在业务上各部门也具有不同的技术性、工作流程与计划。而相互依赖的各方都对另一方具有某种权力。因此，当互依关系伴随认知差异或者目标分歧出现，或者互依关系限制了各方的行为、欲望或产出，冲突很容易产生。

4、跨部门冲突产生的影响因素。尽管公司运营状况取决于各部门的合作，企业绩效评估与报酬系统体系主要还是基于部门而建立。源于两方面，一是分别针对职能部门的业务性质，便于衡量。二是部门工作绩效与对其的评估与报酬联系较为紧密，激励效果明显。如果完全将公司目标的实现作为评估部门绩效的标准，则拉大劳动与分配的距离，激励作用减弱。这种评估与报酬系统的弊端是减少沟通，增加冲突。各部门为追求自己的目标与报酬会不顾他人甚至牺牲他人。如公司经营状况好时，销售部追求销售额，生产部追求生产效率，对新产品的开发推广缺乏热情甚至抵制。当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时，因为相互间的关联性而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实际上部门业绩都会不同程度地依赖他部门来获得，如保持长期稳定的销售额增长，还要靠设计部门不断开发新产品。

二、跨部门冲突的适度性

Lawenceh和Lorsch的研究表明，在不确定环境中，部门之间较高的差别性和整合水平能够使组织良好地运行。因此保持部门差异、独立与保持部门协调、合作，两者之间要实现平衡。适度冲突对促进这种相互独立、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起到积极的作用。

1、跨部门冲突的效应。从冲突过程中冲突主体的行为取向看，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类：其一是主体的目标受挫在一定的程度之内时，冲突主体的行为取向一般将倾向于循着使实现目标增加的方向而变化。即表现为增加行为强度，提高行为效率等方面。其二是当冲突主体的目标受挫超过一定的程度之后，即心理期望目标和现实可能实现目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一般主体的行为取向或是退出或是降低行为的强度，有的会破坏对方目标实现。上述行为取向都是朝着减弱行为的强度、降低行为的效率等方向。因此部门冲突的结果会有两方面，一是会产生消极影响。冲突容易导致各部门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在冲突中取胜而不是实现组织的目标；偏见增长，人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双方在冲突中提出的观点，群体之间的交往和合作减少，协调变得困难。更为严重的是，群体之间的冲突往往导致群体凝聚力增加，领导更为独裁，群体容易陷入群体思维的陷阱，使得群体决策往往不能按照理性的程序进行而产生决策失误。另一方面，冲突可以刺激组织生存所需要的变革，可以刺激创新和想象力、提高决策质量、向旧观点挑战、对潜在问题更为警觉，更加准确地理解问题等。

2、跨部门冲突的适度性。70年代至今，对冲突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认为适度的组织冲突是组织进步的动力”；“企业领导者应刻意维持组织内良性冲突的产生，利用冲突的火花点燃进步的火种。”“一个健康的组织体应该有些冲突，才可以使其保持一定的活力和创造力，但过度的冲突即是一种组织自由的浪费，因此冲突管理是提升政治绩效的关键要素。”冲突水平太低，组织革新和变化困难，企业一潭死水，难于适应环境，其行为受阻。冲突水平过高，将导致各种混乱，危及企业组织的生存；当组织的冲突水平过高或者过低时，冲突都将起破坏性作用。因此在组织内部，适度的冲突是有益的，能激发组织的活力，而过度的冲突则是有害的，将降低组织的效率。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了适当冲突存在的合理性。(如图1)

图1冲突的压力水平与结果的关系

部门冲突的产生需要三个条件：群体的认同、可观察到的群体差别及挫折。即当群体成员认同于某一群体并且看到其他群体可能会阻碍本群体时，冲突就会发生。显然，对群体的高度认同感与归属感是群体间冲突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同时也正是冲突的积极影响根源。所以适当冲突可以强化部门同一化认识，增强内部凝聚力。人们对世界“我们”和“他们”的无意识划分是普遍的心理机制，这种群体内外概念赋予了人们一种属于某个特殊群体、部门的意识，同时也形成了人们归属于一个群体、部门并为其目标而努力的责任感。

冲突是一个企业活跃、发展和力量的体现，冲突促进了企业变革。耗散结构理论认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一个系统要达到动态有序，就必然要有一个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组织冲突为组织系统远离平衡态提供了动力；当组织系统处于非平衡态或远离平衡态时，组织冲突又会驱使组织系统进入高度的有序。在动态环境和非均衡条件下，变革和创新能力最重要，协调一致能够提高企业效率，但是长期的和谐会使系统产生制度刚性，非常适应现状，却很难适应变革，甚至抵制变革。因此企业应利用冲突积极的一面，在内部容纳互相冲突的结构、程序、文化等，鼓励不一致和创新，保持创造张力和一定的不和谐。30年代，宝洁公司决定促进公司内部品牌之间竞争，设立“不满机制”；安迪.格鲁夫执着地创造并保持一种“建设性地对抗”和“偏执狂”的文化氛围；可口可乐公司提出“一定程度的紧张和摩擦是激励人们发挥最大潜力的必备条件”等理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部门间的冲突表明企业各部门在追求创新，有变革意识与积极性，努力寻找新思路、新方法，给企业带来了活力，另外双方不同思想、观点的交流、冲撞也激发了创造力。

美国学者布朗对冲突的研究结果表明，保持适度的冲突水平对组织绩效的获得起积极作用，所以他认为，企业与其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解决所有不协调行为，不如保持适度的冲突水平。

三、保持适度冲突

保持适度冲突即控制冲突过度，并引导其产生有益结果。部门冲突标志着部门之间、个人之间及企业系统问题的存在，“冲突如同身体上的病痛一样，它是组织有了麻烦的症状，一个压制冲突的组织，是剥夺了自我调节和稳定成长的组织。”（LouisRPondy）⑾。长期的冲突提醒管理者企业作为一个有机体自身已不能修复，此时对冲突的回避、否定、抑制会掩盖企业运行的裂缝与漏洞，在盲目的管理中企业逐渐失衡直至失去控制。因此冲突管理理想状态是允许适度冲突的存在,且努力促进部门合作.

1、冲突的适当释放。正视冲突的一个行为体现就是营造一个环境，让冲突在其中“自由、安全”地产生。压制冲突的结果是一片沉默，人们交流减少，更加客气，平静的表面覆盖的是相互的猜疑、抱怨，更加的不信任，从而导致内耗增加。如果能将冲突公开化，双方积极分析其根源，自由表达思想、观点，会有利于沟通、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管理协调，因为无论何种冲突都包含着有关部门、个人、企业等各方面的重要信息。冲突的明朗化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决裂，相反充分表明自己的观点将有利于合作。一个经典原则是——组织成员间的亲密交往源于双方对差异的相互理解和赞赏，源于双方的独特性而不是共性。或许对于性格或特征鲜明的个人或部门来说，冲突是他们合作的最合理的方式⑿。公开冲突与矛盾也许会破坏原有的友好人际关系。但是不论保持或破坏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都不是管理者处理冲突的根本目的，处理冲突是为了使部门间能充分沟通，相互合作，协调运行，完成工作目……标，而不是保持一团和气。

2、改变冲突双方观念和行为.处理冲突的方法有多种，主要是通过改变部门或其成员的行为减少或消除部门冲突。这种方式可能会掩盖冲突或使部门之间分离。既保持适当冲突又能鼓励跨部门合作的有效策略是改变冲突双方行为同时改变其认识、观念及态度。如图2，列出了跨部门冲突管理的策略⒀。

适度性范文篇3

[关键词]保险管制,管制政策,适度性,偿付能力

确定我国保险管制的适度性，不仅关系到保险管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也影响到保险管制改革政策选择乃至保险市场的发展。保险管制需要有一个适度的量的规模来保证保险市场发展和运行稳定，管制程度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

一、适度的保险管制及其量化

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保险管制的着重点是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这种管制的目的是为了防范保险公司的道德风险。同时，它还通过取消险种费率的严格限制等措施以保持并促进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这是因为，“对保险而言，设计一套限制很严的管制系统使几乎不可能清偿能力不足事情发生是可能的，但保障对很多消费者会很昂贵或买不到。因此，目标应该在于建立适度的诱因，以求有效率与安全的营运，并且在于制定维持保险人倒闭数量在可接受的范围。”十分明显，适度保险管制就是在激发保险公司竞争活力的效率性与维持该行业的偿付能力的稳定性之间寻求一种最优权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适度性进行精确的估算、判断其所属的层次，进而做出最优的权衡。因而对适度管制认识的根本在于量化。一个国家的保险管制程度控制在多大的量的基础上为最佳，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定结论的问题。这是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不同，政府的作用都不一样，因此保险管制模式也就不同。而且即使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对保险管制程度也有不同的要求。但我们以往对保险管制程度的讨论恰恰割裂了保险管制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忽视了保险业不同发展阶段对保险管制规模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保险管制程度都是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

迄今为止，我国保险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一直是管制的核心，政府管制的所有努力都是围绕着如何保证保险体系的健全这一中心任务实施的。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混业经营、产品创新和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原来的管制障碍在消除。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费率管制，它在创造稳定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放松管制背景下，对费率的管制却越来越成为保险公司追逐效率和竞争机会的障碍。这种低效的稳定带来的却是保险公司经营的失败——真正的不稳定。由此可见，稳定性、效率性两者之间既有统一性的一面，也有矛盾性的一面，有时还会形成彼此之间的替代关系。因此，对于管制者来说，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是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而这种平衡必须是在动态中的平衡，它要根据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目标和金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为此，我们必须把保险管制适度性的考察集中在稳定性和效率性两者在新的市场条件下的统一性方面。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保险管制的量的适度性规定不能用一个单项来衡量，必须用多个项目指标来综合衡量。保险管制的适度性在量的规定性上表现为多项指标的有机组合，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动态平衡。这些动态性指标至少要反映出一个时期或阶段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政府的直接参与程度、保险产业的集中度以及保险合同质量的状况。这是因为：(1)管制程度影响保险公司介入资本市场的范围和深度，即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保险管制的程度。一般而言，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度愈低，保险业发展就愈缓慢，其效率也愈低。在各种管制中，以限制保险公司从事证券投资业务的负面影响最大。特别是在一个有一定规模的证券市场的国家里，如果保险投资资产证券化程度过低的话，那么引发保险业危机的可能性就较大。(2)我们把政府直接参与度定义为国家拥有保险公司的程度，因为政府参与保险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控股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国有股权的比例越高，表示政府参与保险业的程度就越深。(3)保险市场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整个行业就会形成规模经济。同时，市场集中度也是衡量市场竞争程度的重要标志。而如果一个大公司在市场上占有较大市场份额，成为支配企业，就可能控制市场，操纵市场价格，形成垄断势力，损害消费者利益。(4)为保护投保人利益，政府必须确保保险人能够履行保险合同，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最终确保保险人拥有足够的资本。政府规定偿付能力的作用是为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设一个最低的质量标准。因此，高质量的保险需要高资本金。按照博尔奇的解释，规定特别高的资本额标准以绝对确保保险人能够履行合同是不可能的。政府的目标就是使保险人破产概率极小，这也是在不同偿付能力额度下保险人必须达到的目标，尽管很难找到一个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破产概率。

二、中国保险管制适度性的具体考察

对于以限制为主要内容的保险管制来说，管制的实现方式有四种：完全禁止、部分限制、承认许可和全无限制。这些固定的比例数字作为静态的规章条例，往往构成了保险体系的稳定性的防护网，但是“它们有时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在条例通过之前，并没有对其含义在所有的经济环境下进行分析。而且，管制条例在促进稳定的同时也降低了效率。或者说是条例用令人讨厌的方式挫伤了经营的积极性。同时条例对于外部不断变化的环境反映太慢，灵活性很差。”应该说，前述这些不适度的保险管制在我国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首先，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度过低。在现行管制模式下，政府对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有很高的要求，严格限制保险资金投资于风险资产的比例，大部分保险资产会以相对安全的资产形式存在。虽然短期内严格限制保险资产的证券化程度有利于保证稳定性，但从长远看，过度限制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有效联系，将大大降低保险业的效率性，最终使得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之间的协同效应难以有效发挥。这表现在：(1)我国保险投资证券化总体程度过低。这里我们所说的保险投资证券化仅指保险公司持有的证券化资产情况。从表1可见，我国最近7年证券化资产占保险公司资产总额的比例平均仅为42.97%，而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资产证券化程度就已经达到70%。显然，过低的保险投资证券化程度大大降低了保险资金的流动性和收益性。(2)银行存款的比例偏高。自1999年以来，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限制一直是呈放松的趋势，但银行存款占保险资产总额的比重始终保持着很高的水平，目前保险公司可以运用的资金中，近50%是以银行存款形式存在的。这意味着保险业从居民储蓄中分流出来的资金一半以上又重新回流到银行，降低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3)投资于风险性资产比例过低。我国1999年-2005年投资于安全性很高的国债资产占投资总额的比例平均为46.2%，在1999年，这一比例达到76.1%。持有的非政府债券资产占整个资产总额的比例过低，单就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比例而言，平均只有4.59%。从近期来看，虽然投资限制有所放松，如允许一定比例的保险资金直接进入股票市场，但投资渠道相对狭小、市场选择空间有限的现状并没有较大的改变。

其次，在我国保险市场中，政府的直接参与程度依然很高。这主要体现在：(1)我国绝大多数保险公司是国有保险公司和国有控股保险公司，私人投资的成分很小。随着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成功在海外上市，国有保险公司单一资本结构开始被打破，国有股权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并初步形成股权结构多元化的局面。但从三大国有保险公司改制重组后的股权分布来看，目前国家对保险公司仍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表明政府直接参与保险业程度依然很高。(2)国有保险公司和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在整个保险市场上居于支配地位。随着三大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和集团化改制的完成，中国保险业已经实现由单一公司架构向集团公司架构的转型。中国保险市场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再保三大国有控股保险集团公司。虽然，三大保险集团的国有控股程度和方式不同，但它们在保险市场却居于支配地位。(3)国有保险公司的体制改革仍然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扶持。譬如，为保证国有保险公司体制改革的成功，国家选择了优先推动国有大型保险公司上市政策，并为改制的国有保险公司提供政策优惠。同时，放宽金融领域进入管制，允许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购买国有保险公司股权。

再次，原保险市场的高度垄断。从总体上看，我国保险市场发育程度仍然较低，其中以有效竞争不足问题最为严重。根据我国前四大保险公司的保险费收入，来计算四企业的市场集中度，2000年-2002年分别为96.80%、95.45%和91.98%(见表2)。较高的保险市场集中度，说明我国保险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而且行业的现实风险基本集中在几家最大的保险公司，这是市场体系稳定的现实威胁。

最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考察保险合同的质量情况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偿付能力。它直接关系到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高低，是保障保险公司经营安全和投保人合法权益的最重要因素。按照《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应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由于会计资料可得性的限制，我们无法计算出主要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和法定最低偿付能力，但可以通过对它们自有资本的充足水平(净资产／总资产)来估计公司的偿付能力。根据这一指标的粗略估算：国有控股保险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国有寿险公司的资本充足水平则更低。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招股书中公开披露的信息，其上市集资的目的就是解决资本金不足所形成的偿付能力缺口。按照监管要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偿付能力应该为59.43亿元，而其上市前的实际偿付能力仅为28.02亿元。实际上，计划公开上市的国内保险公司大都是为了解决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三、我国保险管制非适度性所反映的深层次矛盾

从表面上看，我国保险管制措施之间尚缺乏一致性和最优原则的统筹考虑，尚没有达到保险管制适度性的要求。而实际上，出现上述矛盾的根源却在于保险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冲突和非均衡性。一方面，作为保险索取权的债权人和作为保险服务购买者的投保人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作为保险索取权的债权人希望购买的保险索取权是安全的，作为保险服务价格的接受者，他们希望价格便宜，或者说他们能买得起、买得到，这是产生保险管制非适度性的一个根源；另一方面，若考虑到管制者自身效用函数的情况下，分散的债权人和作为他们代表的政府之间的目标也具有很大差异性。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管制者制定的管制措施可能会偏离公共利益目标，这是保险管制非适度的另一个根源。具体来说：

第一，在我国现行管制模式下，非适度保险管制的基本问题是保险业的不充足的获利能力。从近几年我国保险业发展趋势来看，业务竞争日趋激烈，承保业务范围越来越宽，承保责任不断扩大。保险费率市场化全面推开后，费率又常常被压至成本以下，这必然导致保险公司承保盈利甚少，甚至亏损，所以保险公司利润主要是由投资利润决定的。从表3可见，从1999年起，我国主要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连续四年超出利润总额，说明我国保险业事实上已提前进入了保险投资弥补承保利润亏损的阶段，投资收益已成为各保险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但是，由于资金运用能力和运用环境限制，目前保险业资产利润率较低，保险公司承担了较大的风险，直接影响了保险公司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此外，在放松管制过程中，由于缺乏对管制放松范围和次序上的把握，我国费率市场化的步伐明显要快于投资管制放松进度。其后果是，在投资收益尚不能以更大比例地弥补承保利润下降缺口的条件下，保险公司面临较大利润实现压力。正如标准普尔分析报告指出的，中国保险业过去几年的迅猛增长，一直是建立在一个薄弱的资金基础上的，如果采取更严格的精算方法，保险业的利润可能会更为走低。

第二，在支付能力的管制目标与保留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的需要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压力。主要体现为：在政府强化偿付能力管制的同时，保险公司将面临着较大的资本金缺口。伴随着保险费率水平和保险公司赢利能力进一步的下降趋势，使得保险公司目前很难获得充足的利润来支持资本化，保险公司的融资成本事实在加大。可以说，资本金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问题的一方面，保险行业的资本积聚水平必须与社会对保险的功能需求相适应，而另一方面，资本总是流向资本回报更高的国家、行业和企业，对投资者而言，真正决定他们资本流向的是企业持续的盈利能力，即资本回报。为解决这些矛盾，我们不仅要研究如何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私有资本如何进入保险业、如何利用境外资本的程度等问题，而且要研究保险行业如何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实现保险业经济补偿、社会管理和资金融通的功能。

第三，可获得性和可支付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一般来说，当某一特定群体赔付的成本低，保险将具有可获得性和支付性是显而易见的。与之相反予当某一群体赔付的成本高，保险人只有要求更高的保险费才愿意承保。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补贴，不良风险获得保险保障的困难将越来越大。在费率管制的情况下，不良风险可以享受着政府所规定的统一标准保险费率。但在费率市场化背景下，保险公司将要求不良风险支付高额的附加保费，甚至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保这些不良风险。目前，在我国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险费率放开、价格日趋走低的情况下，各主要保险公司全面实行分险种核算管理，其目的就是为了消除险种之间的补贴，优化险种结构，关注险种效益，把资源向有效益险种倾斜。在调整过程中，各保险公司纷纷主动地下调了车险业务的占比，对有效益的险种给予更多的财务费用支持，相应提高赔付率较高的营运车险的费率。这就迫使政府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干预，或者要求保险公司建立一种对不良风险提供保险保障的机制。

四、结论

从以上论述可知，放松管制并非是不管制，而强化管制也并非是无限的管制，它们都有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界限。因此，从严格管制走向宽松管制，从非适度管制走向适度管制，最重要的是按照适度性要求，使保险管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能过度干预保险公司的经营，更不能阻碍保险市场的创新和发展；对于不同目标的管制政策，应按照协同性和有效性原则，及时评估它们的执行效果，防止它们之间的冲突。

首先，保险公司持有证券化资产的比重应该根据保险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递增。提高保险投资证券化程度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逐步放松比例限制来实现，要通过推动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来完成，最终使我国保险投资资产证券化程度达到保险资金运用的稳健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支持保险资金以多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基金、企业补充养老基金、商业保险资金等投入资本市场的资金比例。这些都为有效提高保险投资证券化程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其次，股权相对集中(有相对控股股东并有其它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对完善国有控股保险公司治理机制是有效率的。推动股权结构优化，不仅有利于提高国有控股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而且为其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竞争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现阶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可以通过不断增资扩股，进而使国有保险公司转化为相对控股的形式，这完全可以根据我国保险市场的发育程度和中资保险公司的竞争力的提升状况来确定。

再次，虽然中国保险市场结构的垄断状态已经开始被打破，但这种变迁还远没有完成，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保险市场的后续重组和整合的速度将更大，在快速变迁过程中也需要政府管理机构适时调整管制结构。最终要使我国保险市场中不仅存在现有保险公司的竞争，而且还有来自保险替代晶市场以及保险市场潜在进入者的竞争。

适度性范文篇4

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复合指数

一、社会保障适度性的常规测度方法

仅凭借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这一个指标无法判断其适度性，即现状水平是过度或者不足无法判定，因此需要借助一些方法，接下来本文将介绍两种常见的社会保障适度性测算方法。

（一）社会保障水平适应系数法

事实上，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受众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通常分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其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所谓社会保障水平适应系数，是指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适应程度大小的一种度量[11]。假设，社会保障水平由经济因素单方面决定，同时社会保障的发展符合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在此前提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适应性程度的测算公式如下：（1）显然，社会保障水平适应系数（CS）是一个弹性系数，表示社会保障支出的变化率（RSL）与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率（RGDP）的比值，代表社会保障支出变动对于经济发展相对变动的敏感程度。具体而言，当GDP变动1%时，将会引起SL变动SC百分比。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情况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a.当CS≤0时，表示社会保障水平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不适应的，两者反向发展或是完全脱节的、不相关的。b.当0<CS≤1时，表示缺乏弹性，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水平同向变化，且社保水平增速不及经济增速，两者有一定程度的适应性。只有CS=1时，两者间才是最佳适应状态。c.当CS>1时，说明社会保障水平增速超过经济发展增速，表明社会保障发展过快，处于一种超度适应状态。在研究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常用的方法有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边际分析测算的是两变量关系的绝对变化率，相比之下，弹性分析考虑的是一个变量对于另一个变量的相对变动而做出的反应，能深刻地把握两个变量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能够找出两个变量间的定量关系，抓住主要矛盾，既简单结论又深刻。同时，该方法跳脱出社会保障内容本身，从自身结构之外寻找制约因素，经济发展则是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最主要的内容。

（二）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测定法

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测定模型最早是由穆怀中（1997）提出的，在我国应用十分广泛。他指出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有其适度下限和适度上限，是一个区间概念[12]。从人口学原理上讲，适度下限的标准是实现生存公平，具体来说就是社会保障应该满足居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保障城乡人民的生存公平；适度上限的标准是实现劳动公平，即社会保障适度的缴费水平与给付水平应体现出劳动机会公平和劳动所得公平。只有同时实现了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才能实现创造与分配财富的统一。在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测定模型：()STWSLQHHOPIJEWGDP=×=×=×+++。（2）在式（2）中，SL代表社会保障水平，由社会保障负担系数Q和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系数H归纳得出，Q又可以分解为各项社会保障支出占工资额的比重，OP代表老年人口系数，I为失业保险占社保支出的比重，J为工伤与失业保险占比之和，E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比，H的值通常取为0.75。基于国外的经验，养老与医疗保险占工资比重之和一般不超过老年人口系数，在此以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OP来替代测算，再根据中国已经采取的政策，得出社会保障其余各项目支出占比的上下限范围。I、J、E的范围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那么，社会保障适度水平区间就仅取决于老年人口的比重，若某地区实际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落入适度区间，则表明其当前社会保障处于适度状态。适度水平测定法的优点是考虑了社会保障包含的所有项目的支出水平，从自身结构寻找影响社会保障的内容。并且，它可以测定不同国家各个时点的社会保障适度区间，同时能够测度社会保障支出的超度情况。与适应系数法不同的是该方法关注的是社会保障自身的内容，衡量了社会保障的内部影响，在社会保障涵盖的众多需求群体之中，更多的是保障老年人口的权益。

（三）常规测度方法测算结果

本文以我国2019年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数据为样本，所使用的相关指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0)》，老年人口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社会保障支出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之和。为了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性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同时利用式（1）和式（2），分析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适应性状况，并依据各指标的评判标准，对我国各省市进行了分类。如表1所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CS=1是一种理想状态，那么只有当0<CS<1时，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才是比较适度的，以各省市适应系数的均值为依据，将适度区间进一步细分为强适应和弱适应两个区间。最终的测算结果归纳见表1。上述两种方法下的测算结果有明显差异是正常的。从表1可见，2019年我国31个省市中，社会保障水平适应系数CS的值在基本适应区间0~1之间的有14个省市，占比接近1/2，其中处于强适应与弱适应区间的省市各占一半。在其余的省市中，超过半数的省市社会保障水平处于超度适应状态。由适度水平测定法的结果来看，实际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处于适度区间内的省市仅有4个，占比约为13%，在其他27个省市中，超前适度与滞后适度的省市数目只相差一个。根据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经验，其老龄化程度普遍较高，社会保障水平大都超速于经济发展，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造成了债务危机，从而会导致不良后果的出现[13]，因此超度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属于一种特殊的不适应状态，保持社会保障支出的适度水平是一种必然选择。综合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4个省市，其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也是适度的。其中，北京和江西是强适应，贵州和云南是弱适应。在社会保障水平超出适度上限的省市中，绝大部分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是超强适应或不适应。而在社会保障水平低于适度下限的省市中，大多数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综上，整体上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还处于一个适应性较弱的状态，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的步伐没有实现一致，两种测度方法下均达到适度状态的省市寥寥无几，这表明我国各省市普遍存在社会保障支出不适度的问题。

二、我国各省份社会保障适度性综合评价

在适度社会保障水平的众多制约因素中，根据已有研究，发现其中影响最大的两类因素是经济和人口老龄化[14]。如果视社会保障支出为一条“管道”，那么它有其“输入端”与“输出端”。首先，经济发展是扩大社会保障规模的基础，经济加速发展会带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那么自然地，社会保障基金支出扩张，因而，经济因素从社会保障支出的“输入端”产生影响。其次，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老年人口是社会保障所覆盖人群的最迫切需求群体，不断扩张的老年人群会从社会保障支出的“输出端”产生影响[15]。故本文认为，不能片面地测度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是否适度，或者片面地测算社会保障水平与其内部构成因素是否处于适应区间。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性应将两方面综合起来考察，即社会保障水平与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两因素的综合适度性，两者结合后较之前的单个测度模型的内涵更加丰富。只有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水平、人口老龄化同时处于适度状态，才能说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是适度的，其中任何一方面不适度，都可能会制约我国的经济增长、削弱居民福利。在上述的适度性测定法中，测算了我国社会保障的适度状况。在适度水平测定法中，适度区间的范围主要取决于老年人口的占比，因此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衡量社会保障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适应性，而适应系数法测算的是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由于不同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各不相同，社会保障水平与两者的适度性也不尽相同。为了更加直观全面地体映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综合适度状况，我们将两个维度相结合，构建社会保障适度性状况的二维平面评价图如图1所示。图1中，横轴表示社会保障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适度性状况，纵轴表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度性状况。在选取的2019年的样本中，绝大多数省市的社会保障水平适应系数CS为大于0的值，部分省市出现了小于0的情况，多半是因为经济减速慢行，GDP出现了下降。以CS=1和CS=0作为判断社保水平与经济发展是否适度的阈值。同时，以全国的社会保障适度区间为标准，若某个省市的社保适度水平中值落入其区间，则表示该省市的社保水平与人口老龄化适应。利用上述方法，可以将二维平面图分割为九个部分，在此基础上，根据各部分的特点，将其分为四种区域类型：适应型、人口适应型、经济适应型、欠适应型。区域Ⅰ为欠适应型区域，该区域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均不适应。区域Ⅱ为人口适应型区域，区域内省市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人口老龄化适应，但是与经济发展不适。区域Ⅲ是适应型区域，代表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均相适。区域Ⅳ是经济适应型区域，意味着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适应，而与人口老龄化不适应。各省市的划分归类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见，区域Ⅰ包含的省市最多，超过了总数的1/3，这表明我国大部分省市的社会保障水平并不适度，既不与经济发展适度，也不与人口老龄化适度。在经济较发达的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一般也较高，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度滞后于GDP增速，而在经济落后地区，政府大幅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导致其增速过快[16]。区域Ⅱ共有6个省市，社会保障支出的刚性增长容易导致其增速过快，引起社会保障与经济的不适度。高度适应型区域内的省市最少，共有5个，他们的社会保障综合适度性最强，社会保障水平同经济和人口老龄化都相适应。区域Ⅳ包含了9个省市，其中上海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是我国最高的，但是其经济发达，社会保障水平也较高。另外，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云南、新疆的经济发展开足了火力，社会保障支出随之增加。

三、社会保障适度性的复合指数编制

上述适应系数法考察的是社会保障与其外部关联因素——经济发展二者间的适度性，而测算社会保障与其内部构成因素间的适度性，则是适度水平法。然而，仅从外部或者内部单方面的适度性研究还比较片面，不能全面反映出社会保障水平与其相关方面的适度性。因此，本文试图找到一个综合指标，将内外部因素全部纳入其中，以求更加全面地测度其对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的影响。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将社会保障的内部和外部影响两个维度相结合，构建和编制如下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的综合指标，称之为复合指数。

（一）复合指数编制的原理

根据上述思想，将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测定法与社会保障水平适应系数法以某种方法加以综合，编制了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的复合指数，用来衡量社会保障适度性的程度。为了行文方便，X、Y、Z分别表示老年人口系数变化率、经济发展水平增速、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指数。保留老年人口系数，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人口老龄化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影响因素。　（3）式（3）中，α=Hk是一常数，H为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系数，k表示剔除了养老和医疗保险之外，其他社会保障支出总和适度区间的中间值。从统计的角度看，上述构造的指标Z的确是一个统计指数，它能从影响社会保障的内外部因素的综合视角，更加全面地反映社会保障水平与之相适应的程度，因而它可以作为测定我国社会保障适度性的复合指数。

（二）复合指数的一般性理论分析

由Z的表达式可知，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系数H和k均为既定不变的外生变量，衡量社保水平适度性的复合指数Z，则受老年人口系数变化率X和Y经济增速这两因素的影响，Z值的变化幅度就只取决于X和Y的变化幅度。首先考虑X或Y的变动对Z的影响，显然，X与Y成正相关，而Y与Z成反相关。具体而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当老年人口系数变化率X增大时，社会保障适度性Z增大；当经济发展增速Y上涨时，社会保障适度性Z降低；当X增大且Y减小时，社会保障适度性Z增大。反之则反是。

（三）运用复合指数的实证分析

为了实证考察我国的实际状况，将31个省市2019年的相关数据代入复合指数模型（3），描绘出各省市的散点图，就得到了图3。结合散点图3，我们根据各省市社会保障适度性复合指数，将各省市的社会保障综合适度性状况分为三类，具体的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对于类别Ⅱ中的省份，其社会保障适度性程度总体适中，省份数目占比四成左右。也就是说，这其中的12个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呈现基本适应的状态。相对而言，社会保障适度性较高的省份属于类别Ⅰ，省市数目约占20%，复合指数均大于1，这意味着社会保障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或人口老龄化，容易引起债务危机，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而社会保障适度性较低的是类别Ⅲ，包含的省市约占四成的比例，这些地区至少与经济或者人口老龄化单方面是欠适应的，整体上呈现较弱的社会保障适应性，即社会保障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和老龄化程度。下面对比表3与表1，复合指数法与单一指标法。类别Ⅰ内的大多数省市，其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均呈现超度适应的状态，因此其综合适度性较高。而类别Ⅱ中，包含了表1中适度区间的全部省市，其余大部分省市社会保障支出单方面与经济发展或人口老龄化适度，所以其综合适度性比较适中。最后，类别Ⅲ的省市至少有一方面处于不适应区间。整体来看，结论总体上一致，但仍存在一些差异，尤其是区域Ⅱ的结论是单一方法所不能得出的，这也是该方法的优势所在。

四、启发和建议

适度性范文篇5

(一)“谢谢”这两个字，如果能够被正确地运用，它就会变得很有魅力。只有当你真心有感谢的愿望时，再去说它，才会令人感到亲切。否则，便成了应付人的“客套话”。要直截了当地道谢，不要含糊地小声嘟哝。指明道姓地一一道谢，比笼统地致谢，显得有诚意。

当你应邀拜访亲朋时，应注意：准时。姗姗来迟，是不尊重主人的表现；提前到达，对方还没作好准备，也会很尴尬。

跟对方交谈应注意得体。不应抢接别人的话头或连续地追问，也不应独占话题；如果对方比较拘谨，不妨随便谈些琐碎的小事，以便打开僵局。如果觉得对方与自己在情趣上相差较远，话题不可深入，适可而止。

(二)第一次“亮相”不能贸然前往。首次印象往往决定着交际的成败‘出场前必须对交际场所的情景、活动内容和参加的人员有所了解，特别是对你交际对象的职业、爱好、家庭、气质、性格等尽可能了解得详细些，以此，相应地设计好自己的亮相。这点在交际中是不可忽视的。

适度性范文篇6

公众知情权是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它为新闻界、出版界等舆论单位及时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新闻界为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和公正评论的要求，大量报道和评估公众感兴趣的事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个人隐私问题。随着人格平等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对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隐私权问题引发的新闻官司成为热门话题。

为正确发挥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笔者认为，在对新闻自由予以必要法律保护的同时，需对其作出适当的限制，以防止新闻自由权的滥用。有关他人隐私的报道，应限于不使当事人感到不安的限度，即把握好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两种权利的“度”。

首先，要划清普通公民与社会知名人士的界限。名人、公众人物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一般与社会公共生活有关，并构成社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一些隐私已成为公众社会知情权所指向的对象，因此对名人隐私权的保护要进行必要的限制。名人、明星效应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宣传和披露，名人获利于新闻媒体，也就应受制于新闻媒体，放弃一部分隐私权也是他们获得成功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其次，要区分一般公民与政治人物的界限。政府官员从一方面讲是普通公民，应该享有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包括隐私权；从另一方面讲，他们对公共事务负有特别的责任，自然就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品德、优秀的才能，保持一定的“透明度”，而且其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要受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故其隐私权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最后，普通人在不同情况下具有不同的隐私范围，要区别对待。某些本来纯属普通人私人事务的事情，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与社会公共生活发生联系而不能成为隐私。这主要指普通人违反了法律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因卷入引人注目的特殊事件等原因而成为“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其隐私权受保护的范围则较普通人正常情况下相对缩小。

适度性范文篇7

关键词：证券监管；市场失灵；政府监管；自律监管

证券市场如何监管，监管的界限在哪里，如何把握证券自律与政府监管的度，这涉及到证券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国家对经济干预正当性的问题。证券监管的适度把握应考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应该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

一、国外证券监管适度性探讨

证券监管的演变应该是与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相适应的一个动态过程，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格局决定了证券监管的边界的变迁，也折射出其中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市场化进程下的证券监管限度的变化过程。笔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英、德三国的证券监管体制进行简单的比较，重点放在各国在适度监管上的做法，以期能对我们有所启示。

(一)美国。美国一向自认为他们之所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证券市场，是因为他们有全世界最好的证券监管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从各州开始，第一部全面的证券法是由堪萨斯州在1911年颁布的。堪萨斯立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那些不智的投资者免受证券推销人的欺骗，这些推销人把毫无价值的一夜之间消失的公司和金矿企业的股票卖给公众，结果这些股票的背后什么财产都没有，只剩下堪萨斯的蓝天，由此各州的证券法都被简称为“蓝天法”美国早期的证券监管就是以蓝天法为基础，确立了诚实、公平和反欺诈的原则。

美国现行的证券市场法规主要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建立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及原则包括：法定注册和公开原则，保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完全、准确的信息；规范公开原则，监督证券交易所、场外交易和全国证券商协会；公平和反欺诈原则，鼓励私人依法起诉。上述内容包括在《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诉法》、(1939年信托契约条例》、(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其他若干法案条文中。

美国证券监管的最新一轮重大行动是2002年制定的《萨班斯奥克利法》，该法是对2002年一连串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从安然到凯马特，从世界通信到施乐)的回应。制定该法的目的是：第一，强化政府监管，以便市场更有效率。第二，恢复投资者信心和资本市场的公众诚信。本法案强化了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审计，加重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公布的会计报告的责任，加重了中介机构(如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责任，强化了对公司财务的外部监督。使得证券监管的基渊一下子变得更加严厉了。因此，有学者评论说这是“乱世出重典”。

(二)英国。在英国，传统上证券行业的自律系统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其自律组织包括英国证券交易所协会、英国证券业理事会、收购与合并问题专门小组等等。这些组织制定的规则常常比议会立法更起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以前。之前英国未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行使监管职能，也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对证券交易和风险进行规定和限制，只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如证券交易所的自我管理规定和《公司法》、《反欺诈投资法》、《公平交易法》等法规中有关的规定构成证券法制监管体系。这是和上述英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密切相关的。1986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法》，建立了管理证券业的新模式，从此结束了英国证券市场松散的自律管理状态，确立了在新法律框架下的管理体制。由于这种“多元化”的管理体制立法体系复杂，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设置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对不同的业务种类进行监管，带来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英国在2000年出台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它的大部分条款合并了现有法律或自律法规的内容，为新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机构一金融服务局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法律框架，以替代原有的不同法规所形成的法律框架。

(三)德国。在德国，商业银行拥有进行证券业务的权利，银行业与证券业呈现混业经营、混业管理的局面。因此，其证券业便通过中央银行对参与证券业务的商业银行的管理来实现监督，并没有对证券市场进行管理的专门机构。同样的原因，德国也没有一个规定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解释市场运行规则的法律实体。关于上市公司及股票发行和交易的规定，见于《公司法》、《银行法》、《投资公司法》、《证券交易条例》和《证券交易所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但德国于1993年底制定了《内幕交易法》和《持股信息新规则》，并于1994年成立了德国证监会，也反映趋向集中立法体制的迹象。从上述的比较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出：

第一，从美、英、德证券监管法制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其立法的中心原则为“公开、公平、公正”。固家证券立法也是适应国内外经济情况的变化和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第二，一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核心在于正确设定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的位置，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应强调政府的集中立法管理，将政府监管置于监管体系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自律管理也是不可替代的。任何国家和证券监管体制都必须依赖自律机构完成对市场变化作出灵活、迅捷反应的一线监管活动，以弥补政府监管监管成本过高和监管失灵而造成的效率低下。但自律管理应被纳入政府集中监管的框架之中，才能有效消除自律机构由于自利和不良竞争所导致的市场混乱。总之，一个富有效率的证券监管模式应该是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之间分工合理、协调配合的有机统一体。

二、我国证券监管适度性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首先应适应我国国情。我国证券市场的形成可以认为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建设，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存在先天的不足；再加上长期形成的计划管理的经验，使得我国证券市场具有自己的特征。我国的证券监管的“度”的把握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所以在借鉴国外发达证券市场监管经验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同我国国情相适应。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抛弃纷繁复杂的细节，对比成熟证券市场的特征，我们发现我国证券市场有以下特点：

1、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一个证券市场的规模必须大到能让希望在本市场中筹资的企业能正常地实现其融资目标，而不受市场规模的过分制约，这是成熟市场的首要特征。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具备为各类型企业融资服务的目标。

2、监管机制还不完备。成熟市场的监管原则贯彻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监管机制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有关的法律和规则覆盖证券市场的各个基本层面，实施细则都有很好的可操作性，不同监管主体制定的规章制度的衔接性、配套性、层次性良好。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市场化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成熟市场的市场化是很充分的，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乃至金融创新都已完全按照市场化的准则来运作。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的拓展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我们的努力已初见成效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对于新股的发行我们已不采额度的限制，而是由市场自行调节。

4、行为主体的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证券市场上基本的行为主体是投资者、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各类中介机构等。如果其行为主体不具备经济人的特征，那么这样的证券市场即使硬件设施再完善、规模再大，也只能是一个扭曲的市场，证券监管也很难落到实处。我国证券市场在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领域界定。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基于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因此，监管的范围应首先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对市场能自行调节好的经济活动，政府就没必要干预。所以，政府监管应严格局限于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展现其功效或功能发挥微弱的领域，而不能随意逾越这个范围。否则，“政府失灵”就会显现，并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解决了证券监管的领域界定问题只是把握住了“监管适度性”的一个方面，还应在此基础上从监管的强度上更深层次地透视它的内涵。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有适当的弹性，即对于同一监管领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干预力度应有强有弱。换句话说，是加强还是弱化政府的监管职能，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客观事物的不断变化而具体酌定。这也正是由证券市场独有的高风险和不稳定性所决定的。

(三)具体的应对措施。正如中国的资本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漫长发展一样，我国证券市场也是“国家培育下的拔苗助长”的产物，没有经历自然的生长发展过程。我国的证券监管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考虑这一特殊国情，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我国证券市场的特征。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现有的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构建系统、权威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作为市场监管体制的基础。正如哈耶克所说，“政府活动对自由市场的干预程度应当以法治做为标尺”。同时，必须注重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和内容的衔接性。首先，应围绕《证券法》的准则与内容，协调不同层次立法和不同部门法律规范的一致性，进一步减少法律规范的过渡性与冲突性。其次，法律规范应具有前瞻性，应配合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动态发展、证券市场运行的复杂性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公务员之家

适度性范文篇8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从亚当·斯密的“经济假设导引出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进而对政府干预同样存在缺陷进行经济和法律分析，然后以监管的领域界定和强度把握为切入点，对监管的适度性进行分析论证，最后归结出：只有把握好证券监管的适度性才是证券市场趋向理性和成熟的关键．

从证券市场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其高效聚资功能极大推进了各国市场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市场的先天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恶果又迫使国民呼唤政府的干预，此时，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就成为了必要。然而政府的不适度监管不仅没有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反而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如何在市场自由调节和政府监管之间找到—个最佳平衡点，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一、证券监管的理论依据

(一)亚当·斯密的“经济假设

古典经济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曾假设经济活动中的人为“经济人”，认为人都有利己性，并以追求私人最大经济利益为唯一目的。同时，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还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认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的本性，每个人的活动都受“利己心”的支配，政府应当放手让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并让人有充分的经济自由，政府对此决不可限制和干预。他还进一步指出，“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政府的理想角色就是充当“守夜人”。斯密的理论集中于一点即是：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下，不允许政府插手经济。这也正是古典经济法学派的核心理念。斯密的经济放任理论对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阶段中，此理论以绝对优势成为居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

(二)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

应该肯定，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及相关理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进步，然而，人类社会进入社会化大生产以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个人私欲的恶性膨胀已严重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此时，单一的市场调节机制已显现出不足，而随后的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则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的信心，市场完美神话随即宣告破灭。

其实，市场调节存在固有的缺陷已是不争的事实，“市场调节机制并非万能，它有其局限性，此即市场缺陷。市场调节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市场缺陷不显露，不造成严重后果：但若条件不具备，或条件发生了变化，则市场缺陷立即显露，并造成严重后果，表明市场的作用不再充分有效，这时人们称之为‘市场失灵’。”“市场缺陷主要有三种原因造成：—是由于市场障碍，即在市场上存在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使得有些领域，市场机制不能进入施展其作用；二是由于市场机制具有唯利性，因而它是一种非理性的调节，有些经济领域它不愿进入；三是市场调节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它是一种事后调节。”还有学者从不完全竞争、外在性、公共物品、社会不平等等方面对造成市场缺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论证。这些学者的论述一方面深化了人们对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它迫使人们思考对策，寻求补救方法。于是，人们开始呼唤政府，期盼政府干预，以克服市场各种缺陷，使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保持协调、稳定并不断发展。

(三)政府对证券市场监管的必要性

证券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也存在上述缺陷。因此，为维持证券业的正常秩序，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和其他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就势在必行。

用市场缺陷的理论来分析说明证券监管的必要性当然是合理的，但尚不充分，因为证券业是—个特殊的行业，这就决定了对它监管还有特殊的原因和根源。有学者把证券业的独有特征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证券业是高风险产业，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第二，证券业是一种带有浓厚公益性的产业。可见，证券业的内在特点，决定了必须有一个规范而又具有权威的证券监管机关来对证券业实施监督和管理，以协调和解决证券市场缺陷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二、政府监管之缺陷分析

(一)政府干预理论之质疑

虽然政府干预理论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但对该理论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学者也大有人在。比如，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士·布坎南就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经济人”假设论证了政府监管失灵问题，还有芝加哥学派的斯蒂格勒教授从监管的成本及危害性角度对监管理论提出质疑。而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滞胀”现象，使人们又抛弃了政府干预的幻想，重新树立起对市场的信心。此时，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理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受到空前的挑战，于是，“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爆发了。

(二)政府监管缺陷之经济和法律分析

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是弥补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不足，使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政府和它的代言人以及监管的过程均存在固有的残疾，因此，政府监管出现“失灵”也就不足为奇。政府并非完全理性的，“政府的缺陷至~r-n市场一样强，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错误，反倒可能使之恶化。”政府监管决策的失误和缺乏效率以及决策方式的“非民主”成分的存在都会造成资源配置无效，阻碍经济发展。公务员之家

代表政府的监管者本身也是“经济人”，他们在政治领域也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活动。人们眼中的政府官员并非“圣人”。—个监管者在作为市场交易主体时，他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当他作为公共选择主体时，也不完全按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同样存有“利己心”。如此我们不难想象，当监管者在代表政府实施权力时，若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满足，那此时的政府监管则早已经偏离并牺牲了公共利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是无从谈起。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政府机构不断扩张，导致管制成本扩大，权钱交易日趋泛滥。执权者大肆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公共产品转化为个人利益的资源，其结果不仅影响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同时又将导致有限资源的过度浪费和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

三、证券监管的适度性

(一)监管的领域界定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基于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因此，监管的范围应首先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对市场能自行调节好的经济活动，政府就没必要干预。所以，政府监管应严格局限于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展现其功效或功能发挥微弱的领域，而不能随意逾越这个范围，否则，“政府失灵”就会显现，并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仅仅将监管范围界定于“市场失灵”的领域，还不能满足“适度”的要求，监管范围仍显宽广。其原因就在于，并非所有市场调节失败的领域都需由政府干预来填补，而只有那些通过监管能产生积极效果并产出效益的领域，才是证券监管的最终落脚点。可悲的是，有些政府一旦发现“市场失灵”，就立即出台一部行政法规或颁布一个政令或制定相关政策对市场“粗暴”干预，而不去深入仔细分析这些行政行为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实践表明，对于某些“市场失灵”，政府干预能够起到积极作用，而对有些“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却是不能奏效的。不仅如此，非理性干预往往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不仅是一种行政行为，也是一种经济活动，是要计算成本的。所以，对通过监管不能产出效益的“市场失灵”领域，理性的政府是不会对其干预的，道理很简单，强行干预不仅不能挽回因“市场失灵”导致的损失，而且白白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资源，这完全违背了监管的初衷。同样，对于通过监管能产出效益的领域，也要计算成本，只有通过监管产出的效益大于其成本时，才符合经济学原理，才是理性的监管。

(二)监管的强度把握

解决了证券监管的领域界定问题只是把握住了“监管适度性”的一个方面，还应在此基础上从监管的强度上更深层次地透视它的内涵，点击它的脉搏。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有适当的弹性，即对于同一监管领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干预力度应有强有弱。换句话说，是加强还是弱化政府的监管职能，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客观事物的不断变化而具体酌定。这也正是由证券市场独有的高风险和不稳定性所决定的。以我国的证券市场监管为例，当证券业作为—种产业在我国诞生之初，我国政府对其的立场很明确：政府主导，加强监督和管理。此策略在短期内确实x,-l~国证券业乃至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伴随着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和矛盾的日益激化，截止今天，这种行政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求，非但解决不了新问题而且使矛盾更加尖锐．资源的优化配置亦是空谈。此时，“弱化政府监管力度强化证券业自律是使我国证券监管走向理性的重要步骤”，具体做法是，证监会应将“绝大部分证券市场的监管权力让渡于证券自律组织，如上市公司信息审查、券商市场行为的监管、企业上市申请的审查等，而证监会行使职权必须受到严格程序限制，并不得过多干预。证监会集中在建立法规体系、规范市场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适度性范文篇9

关键词：经济法；基本原则；工具性基本原则；目的性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中指出：“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1]。在英语中原则的对应词是principle，其主要词义是指根源、起因、假设、原理、定律，根本的，本原的或一般的真理，并为其他真理所凭借等等。“原则”一词在法律中有其特殊的含义，根据英国《科林法律词典》，“原则”是指“基本点或一般规则(basicpointorgeneralrule)”；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原则”解释为“法律的基本性的公理或原理；为其他（指法律）构成基础或根源的全面的规则或原理（afundamentaltruthordoctrine，asoflaw；acomprehensiveruleordoctrinewhichfurnishabasisororiginforothers）”[3]从上述考证可以看出，“原则”在法律中是指构成法律基础和根源的总的或根本性的规则或原理。

不同的法律部门在规范社会关系中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存在着各具特色的基本原则，而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蕴涵在经济法规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他必须反映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具备明确的准则性和导向性，体现和反映经济法体系中所有的法律、法规的本质，并对经济立法、经济执法、经济司法、和经济守法具有指导意义和规范价值。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认识，经济法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理念阐释构建出各自不同的观点，主要有：“平衡说”主张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即维护社会总体效益兼顾各方经济利益；[4]而“协调说”主要认为包括三原则，即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以及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5]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干预说”认为包括七原则：即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社会本位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平原则、经济效益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6]

上述观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属性，而笔者更赞同李昌麒教授的“七原则说”，但是，笔者认为在分析经济法基本原则时，如果没有对这些基本原则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分层解释，从而可能影响人们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和把握，因为毕竟这些基本原则并不是居于同一层次或者属于同一位阶。本文在赞成“七原则说”①的基础上，借用“工具”与“目的”将基本原则划分为“工具性基本原则”与“目的性基本原则”。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之层次关系

（一）工具、手段与目的的一般解释

根据《辞海》，工具是指：①“泛指从事劳动、生产所使用的器具。②比喻用以达到目的的事物。”[7]手段是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措施”[8]。目的是指“人在行动之前根据需要在观念上为自己设计的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9]。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手段是指“实现目的的方法、途径，是在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中介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切中介的总和，尤指实现目的的工具和运用工具的操作方式”。目的是指“活动主体在观念上事先建立的活动的未来结果，他必须通过主体运用手段改造客体的对象性活动来实现”。[10]从概念中可以看出，手段的外延要比工具的外延大，手段不仅包括工具，还包括运用工具的操作方式、方法、途径等，亚里士多德认为，“手段中其中有些是活动，有些是工具”；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是实际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上关于目的与手段的观点就已经很多，亚里士多德认为，目的是活动“所追求的那个东西”，亦即“一件事之所以做的缘由”。手段是所有通过别的东西的作用而使目的实现的“居间步骤”。他强调达到目的必须借助手段，而使用手段又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他认为自然界里也存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导致了目的论。康德和黑格尔也讨论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黑格尔做了专门的论述。他肯定了目的要有客观的前提，目的的意义在于“扬弃”这种前提。但是目的对客观的扬弃最初是主观的，他所要求建立的客体是也只是一种观念性的本身并不实在的东西，因此目的最初是主观的。他还论述了人为了自己的需要，为了征服自然界对象而发明工具的意义，并认为发明和利用工具是“理性的技巧”，但是这种“技巧”最终服务于征服世界的目的中。

马克思主义关于目的与手段的观点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目的是“为实现人在思维中对活动的结果，即活动所要创造的未来对象的主观观念形式的建立”。但是他不是人的头脑中自生的，而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客观世界为前提的。同时，他还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他认为手段是“人在提出目的和实现目的之间存在的中介”，是人的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实现，又是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程度的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目的与手段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他认为人们提出目的和实现目的，依赖于一定的手段，手段是提出能实现的目的的现实条件，又是保证目的得以实现的现实力量。人们创造和使用手段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是实际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在具备了一些手段的基础上，人们根据需要提出目的，为实现目的而奋斗；目的又推动、促使人们去创造新的手段；新的手段又引起新的需要，人们又提出新的目的。手段与目的相互制约，互相推动，构成了人类有目的的创造活动史。同时他认为目的与手段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二）经济法的工具性基本原则与目的性基本原则

从“工具性”与“目的性”的价值角度对经济法基本原则进行考察，我们可以把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界分为两类：“工具性基本原则”与“目的性基本原则”。工具性基本原则，体现经济法的“初级”或者“短期”的价值理念，是经济法为实现其目的性基本原则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前提，具体表现在适度干预原则与适度自由原则两个方面。作为目的性基本原则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经济法所追求的最终的社会理想，他统率、整合着经济法的动态运作，反映出经济济法的本质特征。二者实质体现工具与目的关系：即通过适度干预与适度自由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反之，经济法要实现其目的性基本原则，必须依靠工具性基本原则的支持与具体实施，工具性基本原则无疑是目的性基本原则的手段与实现方式。

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层次关系，可以图式如下：

在工具性的基本原则中，他包括——第一层次——适度干预原则与适度自由原则，适度干预原则又包括——第二层次——社会本位原则、经济公平原则；适度自由原则又包括——第二层次——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效益原则。在工具性基本原则中，各原则之地位表现在：适度干预是以社会本位为前提，以经济公平为目标；而适度自由的前提是经济民主，目标是经济效益。当然，适度干预也会带来经济效益，适度自由也会带来经济公平，但是笔者以为，适度干预更加强调或者直接指向经济公平，适度自由更加强调或者直接指向经济效益。因为，如果没有国家的适度干预，虽然还是可能有效益，但是却带来不公平，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如果没有适度自由，虽然还是可能有公平，但是却带来无效益；如我国高度计划经济时代。

作为工具性基本原则的目标——经济公平原则与经济效益原则——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前提。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分别是适度干预与适度自由的目标，然而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他们仅仅是“初级”、“短期”的目标，具有工具属性，只有可持续发展才是经济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此时，“初级”、“短期”的目标又转化实现终极目标的工具，因为目的与工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一定的阶段或一定的范围，人们可以把某种工具的创造当作目的，而某个已经实现了的目的又可以成为实现另一个目的的工具。”[11]这里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工具性基本原则内部的目标原则——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密切相关但是却属于不同的层次：

从时间上看：工具性基本原则内部的目标原则——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仅仅是代内的效益与公平。而可持续发展原则，是要求当代经济效益与后代经济效益、当展公平与代际发展公平相统一的一项基本准则。他要求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以求得时间维度上代际间的公平。这里的经济公平原则要求当代人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还应保护环境，提高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利用能力。这里的经济效益原则不仅仅是要求代内经济的效益、而且包含代际的经济效益；从空间上看：工具性基本原则内部的目标原则——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仅仅是某一国、某一地区的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而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个体与整体的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此地区与彼地区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促进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以求得空间维度上同代人的公平，而且是整个地球的，当今全人类的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从是否可以量化看：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是从定点、定时出发追求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其中经济效益是可以量化的，如在分配中就可以看出是否体现了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而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不可以量化的。他是从一维的时间角度、三维的空间角度出发，从整个时间、整个空间的角度出发追求公平与效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因此量化比较困难。

总之，经济公平原则与经济效益原则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前提，可持续发展原则又是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的目标。只有当经济增长率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不断消除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逐步提高，并且提供必要的能力和条件，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从而又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二者就是这样来支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对于经济法工具性原则来说，是一种高位原则，体现了它的更高的层次性。可持续发展原则对经济法的实践产生了相当广泛、全面和实在的影响，极大地影响着经济法律行为的实际运作。

依照此路径去研究，经济法所蕴含并实现的基本原则是一个由多层次原则构成的有机系统，体现着目的与工具的统一。通过此种分类的优点是：我们可以初步构建出体系化的、具有层次性的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经济立法、经济执法、经济司法、和经济守法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个别解释

（一）作为工具性基本原则的适度干预与适度自由原则

适度干预②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条件或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12]。适度自由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要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压制市场经济主体之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这里的“适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弹性的标准，适度干预是要求国家干预但是又要适度，强调国家对市场的限制，即国家相对于市场的主体地位。而适度自由要求自由但又要适度，强调国家对市场的尊重，即市场相对于国家的非附属地位。

适度干预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全过程。在立法上强调适度干预，就是要在规则的制定上尽量平衡国家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功效，实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有机结合。而在执法、司法中体现适度干预原则，则是要求国家在进行干预时，应当准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并保障权力行使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进而充分调动和激发市场经济主体之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适度自由原则首先要求，国家在进行干预时，经济法应当为国家干预自由裁量权之行使建构一种限制性的规则框架，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合乎正当性，从而保证市场的主导性和政府权利的自由裁量性。毕竟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以及作为资源配置主要工具的经济体制，因而它十分强调经济主体之自主性。其次，国家在进行干预时，切不可压制市场经济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市场失灵固然存在，“政府失灵”也屡见不鲜，国家干预切不可压制和抹煞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与竞争的自由性。毕竟市场之所以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根本原因在于其借助利益机制，可以充分调动和激发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直认为，“在确定国家调控体系的规模和机制时，应遵循这样的原则：‘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13]干预与自由都有一定的界限，干预边界之外就是自由，自由边界之外需要国家干预。就象一台天平，为了使两边达到平衡，必须不断调整二者的范围，如何调整就体现在适度二字上。要想更深层次研究适度干预与适度自由就得进一步研究适度干预与适度自由的前提与目标：

1、适度干预的前提与目标

首先，适度干预的前提是社会本位。法的本位思想是指体现在这个法律部门中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立场。国家作为超乎社会的力量，其任务决定了其权利的不同分配，这种分配的结果，就产生了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即：“国家本位”，“个体本位”，“社会本位”。[14]社会本位直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目标。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就是指经济法立足于社会整体，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目标。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又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个人利益的相加或等同于国家利益，它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在有的情况下，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会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比如扩大积累、增加货币发行、加重赋税等，可能暂时对国家有利，但是，却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损。”[15]这表明社会本位与国家本位是有区别的，它是“社会公众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出发，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正常活动而提出的愿望和需要。”[16]正是国家要从社会本位出发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要进行一定的干预，它于是构成了适度干预的前提。

其次，适度干预的目标是经济公平。适度干预的目标就是从社会本位出发达到真正的经济公平。“公平是法的价值目标，更是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经济公平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任何一个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以一定的物质利益为目标的活动中，都能够在同等的法律条件下，实现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利益平衡。”[17]经济公平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交易公平和形式公平，分配公平和实质公平。在以契约关系为经济联系基本纽带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公平主要体现为交易公平，[18]而在这四种公平中，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分配公平和实质公平。经济法超越民法界限而发展起来，它较之民法更注重实质的公平。分配公平一方面要求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要保证每个人有平等的权利，能有条件发挥自己的潜能。但另一方面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应该在与人们的能力、贡献相平衡的基础上承认有一定差距，但差距要有一定的度——即不能引起人们的不满，社会的不安，在顾及差别对待产生激励带来的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稳定带来的效率。实质公平是经济公平的要旨，不是特权分配，而是一种利益调整，是对不平衡利益关系的调整，达到结果的公平，真正的公平。

2、适度自由的前提与目标

首先，适度自由的前提是经济民主。要实现适度的自由，必须保证民主，因为，只有以真正的经济民主为前提，才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凯恩斯经济理论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曾经在北美和西欧二战后经济恢复中得到各发达国家的认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自从70年代开始凯恩斯主义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供给学派正是在抨击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诞生的，它主张削弱国家干预，重视市场自发调节机制，迎合了回归自由主义的思潮。总之，这种态势体现出一种弹性变化：反对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宣扬国家干预（李斯特）→鼓吹国家干预（凯恩斯）→削弱国家干预（供给学派）。“市场主体有权以各种形式参与政府过程。而政府过程反映市场需求以及市场主体参与政府过程是经济法中经济民主原则的基本内容所在，由于单纯干预论强调政府干预的单向性，故无法内含经济民主的理念。”[19]因此，削弱国家干预的实质是经济的民主，从而为适度自由提供了前提。

其次，适度自由的目标是经济效益。适度自由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要实现经济法所追求的比经济公平更高的经济效益。这里的经济效益，已经提升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高度，同时也包含眼前效益和长远效益、局部效益和整体效益间的平衡，符合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经济法中，处理好政府的有效干预和市场主体的充分自主权的关系；赋予市场主体广泛的法律权利并为他们实现自己的权利扫清障碍；转换经营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自由发挥的活动舞台，从而实现经济法上的经济效益。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既需要市场自发调节这只“无形之手”，也需要国家调节这只“有形之手”，保障这两只手成功运作的适度干预和适度自由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而适度自由比适度干预更强调经济效益的目标。

（二）作为目的性基本原则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1987年联合国42届大会通过了由瑞典前首相布伦兰特夫人主持的《我们共同未来》的决议，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之所以成为经济法最终的价值目标，是由经济法的本质和特征所决定的，并与经济法追求的实质公平与整体效率直接相关。一方面，从经济法的公平原则来看，要实现经济公平就得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不仅表现在代内公平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也应该表现在代际公平即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由于自然、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经济法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分配和保护，既防止部分人拥有资源过多造成浪费，又保证大部分人拥有足够量的资源能维持其基本生存，同时只有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才能保证后代人对资源的使用。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当今世界由法律维护的不公平现象相当多，主要表现为：时间上，历史发展上的不公平(时间生态序不公平)，如代际间的不公平；空间上，地域发展上的不公平，如一些地区和行政区享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策的种种特权，而另一些地区和行政区却受到种种歧视、压制或限制；社会制度上的不公平，包括体制、阶层、行业间的不公平及部门行业内部的不公平；法律政策方面的不公平，包括政策制定和实施、法律制定和实施方面的不公平。导致最终的发展获利(结果)不公平；这些都将对经济法过去赖以存在的公平观产生冲击，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平观。

另一方面，从经济法的效益原则来看，要实现经济效益也得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强调经济、人口、社会、科技、环境、资源的协调一致，共同发展。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法的调控、规制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总体上对国民经济运行协调和控制，以及在具体方面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限制和引导的统一过程。民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而个人权利本位以自然权利理论为其哲学基础，它有利于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每个个体得到充分发展，在民法看来，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并组成社会利益。只有充分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实现，才可以促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化。[20]同民法着眼保护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利益本位思想相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着重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人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在经济法看来，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整合，不是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社会利益决定个体利益，只有站在共同利益之上，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关系，“经济法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不仅能够有效地协调经济个体间的矛盾，而且能够协调个人与社会间的冲突，从而达到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1]而个体利益至上，必然破坏利益均衡与和谐。所以，经济法所坚持的利益原则是整体利益至上原则，利益均衡原则，保护并限制个人利益原则，保护社会弱者利益原则。[22]所以必须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效益观。

注释

①鲁篱博士认为：“将非法律的原则表述为一种法律原则，如资源优化配置原则。资源优化配置是指资源在生产和再生产各个环节上最有效的流动和利用，其并未反映权利义务运作之要求或特点，严格讲，将之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纳入经济法范畴，难谓允当。”参见鲁篱.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m].现代法学..10.

②此外，也有学者对该原则进行过另外的解释，认为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一种有效但又合理谨慎的干预。其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切内涵有二，即正当干预和谨慎干预。鲁篱：《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现代法学》10月。还有认为是国家干预适度、均衡干预等等。笔者在此是认为：干预适度与适度干预的含义一致，中心词应该是干预，只是干预有修饰词即适度，与单纯干预相区别。至于正当干预、干预适度、谨慎干预甚至均衡干预也是在此基础上的文字游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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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夏征农.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1451.4123.4733.

[10][1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10.639、639

[13]（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参考消息[n]..1.13.3

[16]赖达清、唐敏.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c].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北京：法律出版社，.166.

[19]应飞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一种经济法的认知模式[j]中国法学..（2）.

[20]陈云生．权利本位价值模式的历史命运[j].政法论坛，1997.（3）.

适度性范文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扩张紧缩

西方经济学的中国悖论

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高增长—高通胀并行，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采用了被称之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且成功地于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即不必以经济的大幅度下滑来纠正经济连年超高速增长的结构失衡和通货膨胀。紧缩的货币政策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适度增长，同时还降低了通货膨胀率，被称为“中国的奇迹”。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无论是IS-LM模型，还是AD-AS模型，缺少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的。我国1993年至1998年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具有浓郁的紧缩意味，有学者得出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的结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

我国货币政策的深层次分析

表1列出了从1992年至2002年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从中不难看出，我国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紧缩政策。所谓“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从来都是“适度从松”，即使从年增长率上来讲，也有1/4的年份中，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较上年递增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会把所实施的货币政策称之为紧缩的呢？笔者认为：这是人们把政策的方向与力度混淆在一起造成的结果。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期的货币政策在方向上都是扩张性的，所不同的只是扩张的力度问题。正由于这样，我国已经在其货币政策中默认了扩张这个大前提，在此前提下，才有扩张力度的“适度从紧”。具体说来，1992年以后，全国经济出现过热，因此，中央政府有意适当降低经济的增长率，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现实经济增长率还低于潜在增长率（对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有学者估算大致在8%~10%之间），因此我国事实上没有必要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实施的却是“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简言之，单纯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决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增长。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扩张与紧缩有两种划分方式。一种是绝对量意义上的扩张与紧缩，是方向性的。另一种划分方式则是相对量意义上的扩张与紧缩，也就是比较各年增长率的变化，如果当年的增长率较去年的增长率低，就称之为紧缩，反之则称为扩张，这也是我国所采用的说法。但就习惯上，西方经济学所说的紧缩与扩张都是指绝对量意义上的，而且这种提法也很符合近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和货币总量上都呈现一个增长的走势。还有，我们在提到GDP或是其它经济指标的时候，通常都是将当年的数值与上年度的数值进行比较，而不是将增长率的变化值当作是增长或是下降的标准。由此，我国的货币政策给人的印象是：始终缺乏方向感，明明一直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却被冠以“适度从紧”，而近些年更是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何谓积极，其含义很不明朗。笔者认为，可以模仿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划分模式，将货币政策首先划分为扩张性的和紧缩性的，然后再按照一定的区间，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划分为温和的（一位数的年增长率）、高速的（二位数的年增长率）和超级的（三位数的年增长率）。

结合我国国情的模型说明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经济在基本达到或接近达到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运行，因此，经济增长率较低。而对我国而言，经济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当中，这一转轨过程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是相当巨大的，此外，我国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失业人口，现实经济增长率还明显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下面结合图1进行分析，使用AD-AS模型，针对我国“软着陆”期间的发展实际情况，以M1的增长率变化为例，对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效果做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