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规模范文10篇

适度规模范文篇1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摘要】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急剧膨胀。本文引用国际上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国债规模的四项指标，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指标状况，对我国的国债规模进行了理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关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些基本结论。

二、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参考文献：

1、管圣义、刘邦驰，“我国国债规模与限度的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7。

2、马涛，“国债扩张动因何在”，《经济日报》，1999.9.13。

3、倪红日，“扩大国债的可行性研究”，《涉外税务》，1999.9。

适度规模范文篇2

关键词：适度规模养殖；牛疫病；防治

目前牛养殖技术和疫病防治水平都有一定的提升，但是牛疫病发生的种类越来越多，因此养殖户在养殖中也面临较大的防治难度，有些养殖户经验主义较强，没有学习科学的养殖方式，也没有重视起疫病的防治工作，导致养殖场的经济效益不高，因此有必要重视起牛疫病的防治工作，保障适度规模养殖场的健康发展。

1牛疫病种类

1.1传染病

传染病是一种经常发生且危害较大的疫病，在各种规模的养殖场中都极易流行，常见的牛传染疫病有口蹄疫、结核病及布氏杆菌病等，随着牛养殖密度的提高及养殖种类的增多，一些传染病也发生变异，治疗难度极大增加，单纯的药物治疗效果收效甚微，需要养殖户能重视起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1.2普通病

牛适度规模养殖过程比较多发的疾病还有中毒、胃肠、营养代谢病、感冒等一些普通疾病，其治疗难度不高，但是耽误治疗时机会导致病程延长、病情加重，进而使牛的机体发育不良，抵抗力下降而引起其他继发疾病。

1.3产科病

牛产科病比较常见，一方面，由于饲养方式不当，使部分母牛出现产科病，影响其繁殖性能，虽然目前人工授精比较常见，但是一些养殖场仍然会使用传统的配种方式，极易出现生殖器官损伤、细菌感染伤口等问题，使牛产科病的发生概率增大。另一方面，部分养殖场开始采用冷冻牛精液人工配种技术，但受限于部分冻改技术人员操作不规范，极易造成一些损伤[1]。

1.4寄生虫病

牛类寄生虫病类型众多，牛常发的寄生虫病有线虫、绦虫、吸虫等，寄生虫通常会在大量繁殖时给牛群造成为哈爱，因此一些适度规模的养殖场养殖密度比较大，易爆发寄生虫病，再加上养殖户没有重视起牛只的体内外驱虫工作，因此造成寄生虫病的流行。

2治疗方式

2.1牛口蹄疫

牛口蹄疫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患病的牛只会出现体温升高、水肿、皮肤溃烂、红肿等症状，该病常在春季大规模流行，治疗时应遵循如下规则。

2.2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牛传染性胸膜肺炎是一种传染病，主要是通过接住感染，患病的牛只会出现体温急剧升高，可达40～42℃，前肢张开、呼吸困难等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病牛会出现心脏衰竭等症状，直至死亡。具体的治疗方式如下。第一，使用500mL糖盐水配以4支氢化可的松、青链霉素8～10支，每天以此用药，连续使用5d即可。第二，使用150g鱼腥草，50g金银花，40g陈皮，35g贝母，30g桂枝、半夏、桑白皮、五味子、黄芩，25g葶苈子、木香，20g甘草，将以上药物温火煎汁，每天用药1次，连续用药3～5d即可取得显著疗效。2.3胎衣不下牛胎衣不下是指牛分娩后不能在正常时间内将胎膜完全排出体外的一种产科病，该病可用野桐麻汤进行治疗，将新鲜的野桐麻根部皮剥去外面的老壳后加入1000～2000mL的清水用文火煮15min，冷却去渣后一次性灌服给病牛，经过6h左右，病牛胎衣逐渐自行脱落。

3预防措施

3.1加强饲养管理

加强牛疫病的防控工作需要加强饲养管理工作，第一，建立优良的养殖环境，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采用舍饲的方式，每个牛舍中会有多头牛一起生活，给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提供条件，因此建立优良的养殖环境，要确保牛舍通风、透光、温湿度条件适宜，还需要主要在冬季做好保温，夏季做好透风，减少疾病的发生。第二，合理配制牛只的饲料，严格按照牛只的生长阶段与营养需要合理搭配饲料，根据季节的不同隔离供给饲料等，最大程度上满足牛对蛋白质、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的需要，进一步提高牛只的抵抗能力。

3.2强化消毒工作

消毒工作的开展可极大减少病原、细菌的繁殖，因此养殖户要强化消毒工作，在养殖场的进出口设置毒设施并配备专业的消毒间，对进出养殖场的车辆、消毒人员等进行严格的消毒，在实际工作中应保证消毒工作的全面性，对养殖场内部的各个角落及养殖场附近的环境都进行消毒处理，尽可能减少细菌的滋生[2]。

3.3做好驱虫工作

做好驱虫工作可极大降低寄生虫发病的概率，第一，注重牛舍的卫生，及时清理牛舍内的粪便，并清洗牛的食槽、饮水槽等用具。第二，在夏、秋季节做好灭蚊蝇工作等。

3.4坚持自繁自养、全进全出制度

适度规模养殖场要想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需要紧密联合市场，因此需要按照市场的需要不断引进新的品种，目前大多数养殖场会引进一些国外优良品种并通过杂交技术进行繁殖，这也给病菌的引进提供机会，因此养殖户应坚持自繁自养、全进全出制度，防止出现细菌交叉感染的问题。如果必须要引进新的品种则需要做好检疫工作并做好一段时间的隔离饲养，确认健康后再混入健康的牛群；当一批牛群饲养结束转出时应对牛舍进行彻底清扫，消毒晾晒后再引入新的牛群。

3.5规范使用保健品

很多病毒性的牛传染病并没有有效的药物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因此大多是在牛犊不同的饲养阶段选择使用病原菌敏感药物降低其发病概率，此外，还可使用一些保健品进行各种疾病的预防，这些保健品通常是指一些中成药制剂、生化制剂等，但是其会在牛的体内造成一定的药物残留，因此养殖户要严格按照保健药品的休眠期还有剂量科学实用，严禁使用不合格的药物。

3.6加强检疫工作

检疫是目前动物防疫工作中的重要环节，第一，对养殖场引进的牛犊进行检疫，保证牛犊的健康。第二，集合养殖当地的疫病发生特点进行检疫工作，检疫时间通常在每年春季与秋季时进行，检疫中一旦发现病体牛需要及时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且要及时封锁养殖场乃至周边养殖场，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检测[3]。

3.7定期免疫接种

免疫接种能对大多数疫病起到预防作用，因此养殖户要加强与基层兽医站的联系，根据养殖场的实际情况定期进行免疫接种工作，通常每种疫病需要接种不少于1种的疫苗，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疫病的接种顺序及接种间隔时间，通常接种疫苗的间隔时间为30d左右。在免疫接种工作开展中，养殖户要严格按照疫苗说明书所规定的内容合理使用疫苗，做好应急预案，以便及时处理疫苗接种后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等。

4结束语

加强牛疫病的防治工作是确保适度规模养殖场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养殖户在养殖中应加强学习，深入了解牛疫病的种类及其发生特点，并且加强与基层兽医站的联系，一旦发现疫情要及时上报，降低牛疫病发生对养殖场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扎儿．牛疫病发生特点及防控措施[J]．畜牧兽医科学（电子版），2019（4）：32-33．

[2]宋富国，向信宇．规模化猪牛养殖常见疫病及防治[J]．畜牧兽医科学（电子版），2020（2）：28-29．

适度规模范文篇3

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

众所周知，投资增加促使经济增长，同时又引起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度投资规模从理论上应服从于整体宏观经济目标。即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长期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在经济实践中，这些客观经济目标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协调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矛盾的宏观政策是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通过对需求的调整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在我国长期的经济实践中，上述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与投资增加有限之间的矛盾;(2)现实资源未实现优化配置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3)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解决.以上矛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达到协调的目的，这就不得不从理论上对适度投资规模的标准加以限定。励以宁教授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合理投资的理论描述可作为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具体描述如下:“就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防止物价剧烈波动，提供较多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的作用而言，投资之后，至少其中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好转，而没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恶化，那么这样的投资就是合理投资”。

这一描述更多的是侧重于某项投资目标的合理性。要把这个合理性作为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还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即用什么来衡量“至少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好转，而没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恶化”呢?这就涉及到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问题。

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

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具体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一一国民经济生产能力有所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比上年有所提高或实际经济增长率略有降低(在l个百分点左右)，而不出现负增长

衡量实际经济增长的标志主要是GNP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产值的实际增长率。从长期趋势来看，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是稳步上升的，而投资规模也大致保持同样的增长趋势。

一一国民经济不出现剧烈波动

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危害甚大，而引起这一剧烈波动的首要因素，是投资规模的剧烈波动。

建国以来，我国曾有几个时期投资规模出现过很大的波动，相应地国民经济增长也大致呈现相同的波动趋势。实践已反复证明投资规模的急剧膨胀和大幅度压缩，必然导致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一一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协调，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源于国民收入中的积累，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国民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已大体上决定了投资的规模，因此，积累率的高低是衡量投资规模是否适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笔者认为，合理积累率的确定，要把保证原有人口和新增人口当前消费水平不降低作为积累的最高限，把新增人口的就业所需平均资金装备作为积累的最低限。要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在上述积累的最高限和最低限之间确定一个适度的积累率，以保证从长期累计来看的最优速度和人民的最大消费。

一一经济结构合理化

投资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的表现是，一国现存的产业结构不但从总量上决定着投资率的高低，还从流量上决定着投资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即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是:一国的经济结构对其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起决定作用，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反过来强有力地影响着产业结构。因此，适度的投资规模不仅是总量概念，更重要的是结构概念。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就成了衡量适度投资规模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一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基本平衡

财政信贷政策强有力地影响着投资规模。在其他方面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过大，必然造成财政赤字，信贷逆差，物资也难以平衡，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过多的引进外资和扩大国际信贷规模，也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因此，_L述四大平衡是衡量投资规模是否适度的又一重要标志。理论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赤字无害、通胀有益，因而主张扩大投资，刺激需求.引导经济增长。其结果是事与愿违。从国力论的理论出发，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的平衡出发，四大平衡仍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最终体现，因此也是适度投资规模的一个标志。

一一投资效果不断提高

适度规模范文篇4

关键词:牛；病疫防治；适度规模

养殖随着畜牧科技的发展，多数养殖户逐渐意识到适度养殖的重要性以及带来的好处，不再如过去一般单纯地追求养殖规模和数量。适度养殖使畜牧出现疾病的概率有所降低，然而在牛的成长过程中，依然难免会受到一些病疫的传染，一旦出现危害巨大的严重性病疫，就会造成牛大量死亡，为养殖户带来巨额的经济损失。因此，在适度养殖的同时，也不可以对疫病传染问题掉以轻心。

1牛场常见的各类疫病

1.1传染类疾病

当前，在对牛进行适度养殖期间，较易出现且出现最多的传染疾病为口蹄疫、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相比其他类型疾病，传染疾病可对牛造成极大的危害，一旦出现，极易造成牛的大量死亡现象。同时，这类疾病治愈的难度相当大。近年来，传染类疾病的病发率逐渐增高，对我国养殖行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除了上述3种严重的传染疾病，其他传染疾病的病发率也有所增加。

1.2普通疾病

除了近几年高发的畜牧传染病之外，对其他普通疾病的防治也不可掉以轻心。在这些普通疾病中，较为常见的有牛的肠胃炎、感冒、乃至饮食不当引起的中毒，都有可能降低牛的生长速度，并且会使牛对其他类型疾病的抵抗能力有所下降。通常情况下，普通疾病的发生都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因此养殖户需要充分掌握这类疾病发病季节，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1.3产科疾病

为了提高牛的繁殖效率，目前我国使用冷冻牛精液技术进行人工配种，该技术已被广泛应用。然而，部分地区对这类技术的了解、认知程度相对缺乏，特别是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乡村、山区的养殖户来说，其仍在采用相对落后的养殖方式，对牛的繁殖依旧使用传统的配种方法，因此繁殖效率普遍低下。与此同时，因缺乏养殖的技术和相关经验，在母牛生产的环节一般不重视消毒工作，造成犊牛的存活率低，同时对母牛的身体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因此，提高农村、山区养牛繁殖的技术水准，使其掌握先进的繁殖技术是养殖行业迫切需要完善的工作。

2适度规模养殖病疫防治途径

2.1环境要求

在适度规模养牛病疫防治中，养殖环境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将牛场环境卫生落实到位，可以有效保护牲畜，同时减少各种病害的发生。本着对牛场环境美化的角度考虑，可在周边栽种植被，这些植被可用于放氧、吸收臭气，净化周边空气。此外，对牛场设施的卫生管理，应围绕以下几点开展工作。1）饮水卫生。要求牛只的饮用水水源丰富、水质好，在卫生清洁的同时，要严格避免水源遭到周边有害气体、污水的污染。2）禽畜卫生。牛场内禁止饲养猫、狗等其他动物，进而有效避免其他动物携带病菌对牛造成伤害。倘若必须要养狗，需要将狗圈安置在远离牛群的位置，并及时处理狗的粪便。此外，要定期开展灭鼠工作，老鼠是最为严重的疾病携带媒介，在牛场内四处游走，会将各种疾病传染给牛只，因此必须安排专人进行定期灭鼠。3）粪便卫生。对牛舍内堆积的牛粪，需要运到固定的地点进行发酵处理，并且确保处理及时。长期堆积的牛粪是滋生蚊虫的最佳场所，虽然蚊虫所传播的一些疾病对牛只没有很高的致死率，但也会在一定程度影响牛只的正常发育，降低生产性能。此外，要加强对牛舍的消毒管理，对于粪便，须确保每天进行2次清理，使用10%～20%漂白粉或是消毒液，每隔1～2周进行一次消毒作业。此外，当牛舍内的牛调走后，需要先用3%热火碱水彻底消毒，待24h后将牛舍地面用清水清理，随后再使用其他消毒液进行全牛舍喷雾消毒，最后再将新牛调入。综上所述，生长环境对于牛只病疫得到防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确保牛舍、牛场的卫生、杜绝一切传染病载体的出现，是确保养殖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

2.2免疫措施

2.2.1驱虫于每年的春季、秋季，针对当地或本场的寄生虫病流

行具体情况，对牛群全群进行一次体外、体内药物驱虫。 

2.2.2疫苗接种

定期对牛群进行疫苗注射，在注射时，所使用的疫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相关规定，禁止为了节省成本，使用价格低廉、不合规定的疫苗接种。此外，需要严格监管疫苗的入场渠道，坚决不使用来源不明的疫苗。在接种期间需要注意，不具备兽医学知识的养殖户不得随意对牛只进行疫苗注射，因为倘若不懂得注射规律，随意注射则易引起牛群出现疾病，严重者甚至会造成牛只死亡现象。

2.2.3隔离观察及检疫

在购入新种牛前，需要先对将要购入的种牛疫情相关事宜做好调查工作，如该种牛所在地区是否有疫情、该种牛是否患过疫病等。在新种牛购入后，对于条件措施不足的单位，可以先对该种牛进行隔离观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该种牛进行牛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等疾病的相关检查，然后再将购入的种牛隔离观察，一般情况下，观察时间在20～25d，并对其进行驱虫处理，经过多次反复检查和确认后，在确定该种牛健康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消毒最后让其进入牛舍。2.2.4治疗以及病牛、可疑牛的处理在牛场内，如果发现存在可疑病牛或者确诊患病牛，需要隔离和观察可疑或者确诊病牛，并结合具体的诊断结果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对其治疗，如果治疗无效的病牛则予以淘汰，治疗痊愈后可进入牛群。

3结语

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养殖方式，牛适度养殖虽然可以降低发病率，却仍然有一定概率遭受疫病。因此，养殖人员在适度养殖期间，务必重视牛群疫病的防治，在确保水源合格的前提下，及时清理粪便进行消毒，定期接种疫苗、驱虫，购入新牛种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及时处理可疑的病牛，确保牛舍内没有病毒滋生的环境，以保障牛群健康繁殖，从而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蒋成舜.牛适度规模养殖的疫病防治[J].畜牧兽医科技信息,2017(8):59.

[2]马国平.牛适度规模养殖疫病防治措施分析[J].中国畜禽种业,2017,13(3):118.

适度规模范文篇5

一、适度投资规模的界定原则

衡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否适度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看投资规模与国力是否相适应。但从一个地区情况看,还要结合本地区经济现状及今后发展目标来确定。根据国内外历史经验,在确定适度投资规模时,一般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要坚持投资稳定增长的原则

二是要坚持投资优先增长的原则;

三是要坚持投资率适度原则;

四是要坚持投资适用性原则。

下面对以上几点分别给以论述:

1、投资的稳定性原则

历史的经验证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只有当投资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是积极和有效的。由于投资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波动，因此，投资的大起大落，将导致经济的剧烈振荡，保持投资增长的稳定性既是国民经济运行稳定性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有力杠杆。

投资稳定增长并不是要消除投资增长的波动性，而是说要把投资波动控制在一个适度或合理范围之内，避免过度的投资扩张和投资收缩。对投资稳定性的判断主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投资出现负增长;二是在一个周期内(即5年左右时间)，投资的最高增速和最低增速之比不应超过2:1。

2、投资优先增长原则

经济要发展，投资要先行。根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投资的增长必须优先于经济的增长。“在生产技术进步，技术装备水平提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年度投资规模要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一些。”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和战后重建阶段，都是依靠大规模投资建设而发展起来的。

在不同发展阶段，其优先程度有一个大致的合理范围。先进国家发展历程表明，随着科技进步因素、效率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经济增长必然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化，投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幅度会逐步缩小。如日本在50年代，投资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7.8个百分点，增速之比为1.71;到60年代，优先增长幅度缩小为3.4:1，投资增长与经济增

长速度之比则降为1.3。因此，我们可以从“年度投资规模优先增长幅度”和“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例系数”进行分析，确定了我市现阶段投资增长的两个衡量标准:

(l)年度投资增长优先经济增长6-10个百分点较为适宜;

(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比例系数应在1.5-1.9之间为宜。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投资应增长15.0-19.0%。“优先增长幅度”和“比例系数”是分别从绝对量和

相对量反映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间的关系。把两者结合起来，能够从一个方面比较准确地反映投资规模的合理程度。

3、投资率适度原则

投资率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是反映投资规模与国力适应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投资率过高，超过了经济的实际承受能力，就有可能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失衡;投资率过低，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就发挥不充分。国家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投资率在32-40%之间为宜，现对三门峡市投资率进行分析。

从往年的情况看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变化与投资规模大小的关联程度集中反映在投资率上。投资率大，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投资率小，则经济出现萎缩。同样通货膨胀率也随着投资率的变化而滞后一年变化。据测算投资率与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滞后一年)相关系数高达0.82，说明投资率与物价上涨率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三门峡市1988-1998年间投资率在30%以下的年份有3年，30%以上年份有7年。当投资率在30%以下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有2年经济增长4-6%，增速明显偏低。因此可以认为投资率在30%以下为低投资水平。

当投资率在30%以上时，经济出现了较快增长，但同时又带来了高通胀，多数年份通胀率在10.2%(滞后一年)。如1994年41.7%的高投资率，GDP出现了13.2%的增长，但却于次年出现了16，8%的物价上涨，因此，投资率在38%以上属高投资水平。

当投资率在30%-38%之间时，多数年份中GDP既能保持较快增长，又能维持较低的通胀率。由此可以断定，三门峡市投资率在35%一40%之间较为适宜。但从有关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都经过一段投资率较高的时期。

韩国、新加坡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投资率也都有一段36%以上的时期，考虑到我市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是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时期，经济实力相当于日本60年代初期的状况。因此借鉴他们的经验，结合我市实际，在近5-10年内，我市投资率在35%-40%之间则较为适宜。

4、投资适应原则

投资适应原则是指投资要与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要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需要相适应。如最近几年，国家经济政策向西部地区倾斜，制定了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提高东部地区经济运行质量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西部地区投资增长应快些，投资率应略高一些，东部地区投资率可稍低些，当然今后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投资率也会逐步下降。因此，投资的增长应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二、对适度投资规模的测度

在不考虑出口和库存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对近十年来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做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以下数量关系式:

GDP=0.265xIF+0.314xCO+2.378

(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IF’为投资增长率;CO为消费额增长率。)

考虑到经济、消费和投资波动的差异，为保持其同步性，我们在测算时GDP增长率和消费率增长均按可比价(上年为100)测算的，且剔除了不正常的年份(指某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投资负增长)，由上式可知，国内生产总值对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265，即在消费不变的情况下，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GDP增长0.265个百分点。我们可以利用已建立的模型进行测度，并结合适度投资规模的界定原则加以确定。(二)实施适众投资崎长的对策建认

使投资规模保持适度合理增长是国民经济发展之必然要求，但加大投资力度必须要有资金作保证，否则就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千方百计增加投入是当前投资工作中的主要任务。一方面要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增加投人;另一方面就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增加投资需求，从目前情况看，在资金筹措上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拓宽融资渠道，筹集建设资金。一是要加大股票市场融资力度，充分利用国家的现行政策，千方百计做好A股、B股和境外股票的发行工作，努力争取上市指标和发行规模。在股票规模安排、上市公司的推荐等方面，要与国有企业改革、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要同国家和市里的产业政策、保证重点建设的要求相一致，优先支持市里确定的培植主导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的重点项目以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项目，结合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和“抓大放小”方针的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地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造步伐，将上市募集的资金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扩张规模，发展支柱产业。并充分利用二级市场，“买壳”、“借壳”上市，通过上市公司的增资配股，吸引社会资金。二是要鼓励企业跨行业、跨地区找投资，通过转让经营权、产权来盘活存量资产，筹集重点建设资金。对重点基础设施、基础工业项目建设，应探讨可转换债券的融资问题。三是积极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基金是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在本世纪末运用和发展比较快的一种融资方式，由于具有专家经营、组合投资的特点，可以养活投资的风险，获取较高的收益。四是盘活各类资金。通过集中土地批租收人、资源开发税和合理出售公房，也可获得可观资金，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步伐。随着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养老、失业、医疗等各类保险资金将会逐年增多。合理、安全地用活各类社会保险基金，不仅有利于经济建设，也有利于这些基金的保值增值。

2、采取措施提高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集体与个体私营经济的投资动力不足，是我市投资总量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市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居多，投资潜力巨大，其作用远未发挥出来。党的十五大提出，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国有、非国有的体制观念束缚和管理界限，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引导集体、私营、个体投资和跨所有制的联合投资，在融资条件方面为其创造必要的政策环境，努力提高我市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适度规模范文篇6

一、适度投资规模的界定原则

衡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否适度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看投资规模与国力是否相适应。但从一个地区情况看,还要结合本地区经济现状及今后发展目标来确定。根据国内外历史经验,在确定适度投资规模时,一般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要坚持投资稳定增长的原则

二是要坚持投资优先增长的原则;

三是要坚持投资率适度原则;

四是要坚持投资适用性原则。

下面对以上几点分别给以论述:

1、投资的稳定性原则

历史的经验证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只有当投资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是积极和有效的。由于投资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波动，因此，投资的大起大落，将导致经济的剧烈振荡，保持投资增长的稳定性既是国民经济运行稳定性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有力杠杆。

投资稳定增长并不是要消除投资增长的波动性，而是说要把投资波动控制在一个适度或合理范围之内，避免过度的投资扩张和投资收缩。对投资稳定性的判断主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投资出现负增长;二是在一个周期内(即5年左右时间)，投资的最高增速和最低增速之比不应超过2:1。

2、投资优先增长原则

经济要发展，投资要先行。根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投资的增长必须优先于经济的增长。“在生产技术进步，技术装备水平提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年度投资规模要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一些。”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和战后重建阶段，都是依靠大规模投资建设而发展起来的。

在不同发展阶段，其优先程度有一个大致的合理范围。先进国家发展历程表明，随着科技进步因素、效率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经济增长必然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化，投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幅度会逐步缩小。如日本在50年代，投资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7.8个百分点，增速之比为1.71;到60年代，优先增长幅度缩小为3.4:1，投资增长与经济增

长速度之比则降为1.3。因此，我们可以从“年度投资规模优先增长幅度”和“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例系数”进行分析，确定了我市现阶段投资增长的两个衡量标准:

(l)年度投资增长优先经济增长6-10个百分点较为适宜;

(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比例系数应在1.5-1.9之间为宜。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投资应增长15.0-19.0%。“优先增长幅度”和“比例系数”是分别从绝对量和

相对量反映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间的关系。把两者结合起来，能够从一个方面比较准确地反映投资规模的合理程度。

3、投资率适度原则

投资率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是反映投资规模与国力适应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投资率过高，超过了经济的实际承受能力，就有可能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失衡;投资率过低，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就发挥不充分。国家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投资率在32-40%之间为宜，现对三门峡市投资率进行分析。

从往年的情况看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变化与投资规模大小的关联程度集中反映在投资率上。投资率大，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投资率小，则经济出现萎缩。同样通货膨胀率也随着投资率的变化而滞后一年变化。据测算投资率与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滞后一年)相关系数高达0.82，说明投资率与物价上涨率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三门峡市1988-1998年间投资率在30%以下的年份有3年，30%以上年份有7年。当投资率在30%以下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有2年经济增长4-6%，增速明显偏低。因此可以认为投资率在30%以下为低投资水平。

当投资率在30%以上时，经济出现了较快增长，但同时又带来了高通胀，多数年份通胀率在10.2%(滞后一年)。如1994年41.7%的高投资率，GDP出现了13.2%的增长，但却于次年出现了16，8%的物价上涨，因此，投资率在38%以上属高投资水平。

当投资率在30%-38%之间时，多数年份中GDP既能保持较快增长，又能维持较低的通胀率。由此可以断定，三门峡市投资率在35%一40%之间较为适宜。但从有关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都经过一段投资率较高的时期。

韩国、新加坡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投资率也都有一段36%以上的时期，考虑到我市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是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时期，经济实力相当于日本60年代初期的状况。因此借鉴他们的经验，结合我市实际，在近5-10年内，我市投资率在35%-40%之间则较为适宜。

4、投资适应原则

投资适应原则是指投资要与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要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需要相适应。如最近几年，国家经济政策向西部地区倾斜，制定了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提高东部地区经济运行质量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西部地区投资增长应快些，投资率应略高一些，东部地区投资率可稍低些，当然今后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投资率也会逐步下降。因此，投资的增长应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二、对适度投资规模的测度

在不考虑出口和库存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对近十年来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做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以下数量关系式:

GDP=0.265xIF+0.314xCO+2.378

(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IF’为投资增长率;CO为消费额增长率。)

考虑到经济、消费和投资波动的差异，为保持其同步性，我们在测算时GDP增长率和消费率增长均按可比价(上年为100)测算的，且剔除了不正常的年份(指某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投资负增长)，由上式可知，国内生产总值对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265，即在消费不变的情况下，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GDP增长0.265个百分点。我们可以利用已建立的模型进行测度，并结合适度投资规模的界定原则加以确定。(二)实施适众投资崎长的对策建认

使投资规模保持适度合理增长是国民经济发展之必然要求，但加大投资力度必须要有资金作保证，否则就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千方百计增加投入是当前投资工作中的主要任务。一方面要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增加投人;另一方面就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增加投资需求，从目前情况看，在资金筹措上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拓宽融资渠道，筹集建设资金。一是要加大股票市场融资力度，充分利用国家的现行政策，千方百计做好A股、B股和境外股票的发行工作，努力争取上市指标和发行规模。在股票规模安排、上市公司的推荐等方面，要与国有企业改革、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要同国家和市里的产业政策、保证重点建设的要求相一致，优先支持市里确定的培植主导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的重点项目以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项目，结合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和“抓大放小”方针的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地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造步伐，将上市募集的资金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扩张规模，发展支柱产业。并充分利用二级市场，“买壳”、“借壳”上市，通过上市公司的增资配股，吸引社会资金。二是要鼓励企业跨行业、跨地区找投资，通过转让经营权、产权来盘活存量资产，筹集重点建设资金。对重点基础设施、基础工业项目建设，应探讨可转换债券的融资问题。三是积极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基金是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在本世纪末运用和发展比较快的一种融资方式，由于具有专家经营、组合投资的特点，可以养活投资的风险，获取较高的收益。四是盘活各类资金。通过集中土地批租收人、资源开发税和合理出售公房，也可获得可观资金，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步伐。随着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养老、失业、医疗等各类保险资金将会逐年增多。合理、安全地用活各类社会保险基金，不仅有利于经济建设，也有利于这些基金的保值增值。

2、采取措施提高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集体与个体私营经济的投资动力不足，是我市投资总量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市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居多，投资潜力巨大，其作用远未发挥出来。党的十五大提出，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国有、非国有的体制观念束缚和管理界限，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引导集体、私营、个体投资和跨所有制的联合投资，在融资条件方面为其创造必要的政策环境，努力提高我市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适度规模范文篇7

关键词:河南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路径

1引言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良好发展是关乎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良性发展，才能更好的促进河南省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发展。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河南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实现路径来促进河南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的发展。

2河南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存在的问题

2．1农村土地流转程度低。要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其首要重点在于土地的自由流转，只有土地产权明晰，流转限制少才能够实现土地集中化的可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河南省全省土地流转总面积3393万亩，占全省承包经营土地面积的34．81%。由此可见，河南省承包经营土地流转程度低，土地的生产经营使用效率并未达到最大化。农村土地产权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户有承包经营权而不具备所有权和流转处置权，因此造成土地流转不畅通，政策调整频繁，不利于土地的集中经营。2．2农业资源分散阻碍规模经营的形成。要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就必须能够将农业资源聚集在一起，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不断的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生产产出。农业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金、人才、农业技术、设备等资源，只有将这些资源集聚在一起才能够不断地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然而目前在河南省境内，各项农业资源分散程度过高。土地资源尚未集中在少数经营效率高的农业生产组织那里，就导致了土地耕种经营无法使用现代化的设备技术、阻碍高科技知识应用、农业人才无法聚集等一系列农业资源的分散。2．3农业经营者经营管理素质有待提高。农业经营者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的核心人才，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决定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发展效益。通过笔者的走访调查发现，在河南省境内有超过80%以上的农业经营者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大多数没有上过小学且年龄很大，没有掌握一定的文化理论知识，对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也了解甚少，更缺乏规模化经营的眼光与能力。他们虽然对于农业种植和生产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极其缺乏农业规模经营理念和能力，导致他们对整个农业产业发展趋势没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对农业市场供求关系认知不足，以及缺乏现代化的生产经营素质，导致农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素质不足以承担起引领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重任。

3河南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路径

3．1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土地的自由流转是关乎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能否成功实现的重要关键，要顺应农民的意愿，支持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保护农民的权益。为了实现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要坚持在旧的土地机制基础上健全土地的流转机制。首先，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程序，确保土地流转通畅，满足农业经营者的用地需求;其次，要建立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专业化市场交易平台，降低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信息费用，促进土地使用权供求均衡，从而实现土地资源价值最大化;最后，要大力发展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为土地流转市场服务，壮大土地流转交易平台。3．2推动农业组织化经营，实现标准化生产。河南省大多数农业生产都以家庭生产模式为主，农民对规模化农业生产意识不强，对先进技术的使用、管理水平等都比较落后。笔者认为，要想实现规模化经营，必须要实行农业组织化经营模式和标准化生产。只有通过农业组织化经营，建立现代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才能够有效利用各种农业资源为农业组织化经营服务，才能够实现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增强农产品及农业组织市场竞争力。从而有效解决在小农经济的生产经营模式下存在的各种利益矛盾，是农业生产走向集约化经营的道路。3．3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农业产出的主要生产要素有技术、资金、人才，只有提高每一种生产要素的效率，同时协调好这三种生产要素的融合才能够提高整体全要素生产效率，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要鼓励农业技术走进企业。政府要鼓励支持农业技术进企业，可以定期组织农业专家举办农业科技知识讲座，普及农业科技知识;企业可以要求农业专家走进企业，为企业发展建言献策;支持资金社会资金发展农业。要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业企业的发展就要加大资金投入，从而既分散农业企业发展中的经营风险、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又能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4结论

河南省农业发展面临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本文在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下，探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对河南省农业发展的价值意义。通过对河南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现状，可以发现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程度低、农业资源过于分散、农业企业经营者素质有待提高、农业市场化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阻碍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的应用发展。然后，通过对这些阻碍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问题进行剖析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对策方案来解决河南省农业适度规模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通过政府及农业工作者的合力协作来共同推动河南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模式的应用普及，促进河南省农业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霞．日本农业扩大规模经营的经验与启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3):61－65．

［2］蒋和平．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4，(01)

适度规模范文篇8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附图[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适度规模范文篇9

关键词：适度规模；经营模式；经验借鉴

一、国外农地规模经营模式

（一）美国的家庭农场模式。美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为规模化经营奠定了基础。1776年，美国独立后政府将公有土地无偿或低价的方式分配给军队人员及家属。1862年，政府颁布《宅地法》规定：凡是美国公民，只需缴纳10美元登记费，就能够在西部得到一块160英亩的土地，连续耕种满5年该地即为自身所有，该法案的颁布使美国家庭农场的发展更进一步。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历了“经济大危机”，为了缓解危机带来的经济及社会问题，罗斯福政府实施新政，1933年颁布《农业调整法案》，通过“减耕减产”的办法来稳定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并对实施该计划的农场主给予补贴等。1979年，联合国召开的世界改革和发展会议上认为：最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式是家庭农场制度，应该在全世界推广该制度。大型家庭农场是美国主要的农业经营模式，其主要特点是经营面积大、机械化水平高等[1]。（二）日本的农业法人模式。日本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短缺，人均耕地仅为0.5亩，不足世界平均的10%，由于耕地资源的短缺，造成日本农业兼业化现象明显，土地细碎化、私人所有及小规模经营问题严重。存在土地细碎化及农业兼业化问题的原因是日本实施的“耕者有其田”的农地制度。日本政府认为兼业农户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农业生产的主力军，随后开始制定政策和制度来培养现代化农业———自立经营农户和农业法人。20世纪60年代颁布的《农地基本法》中提出要尽快培养250万户规模超过2.5公顷的专业农户；在修订的《农地法》中创设农业法人制度，破除了法人不得拥有农地的限制。比如农事组合法人、农业生产法人、有限公司等，这些农业法人组织更加灵活有效，更加接近于现代化农业的经营形式[2]。（三）法国的租赁经营模式。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和获取人民的支持，政府先后颁布《人权宣言》《民法典》两部法案。政府通过将没收的封建领主土地及其他国有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方式促进了家庭农场的发展。二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法国同我国一样面临着人多地少，土地分散化经营的矛盾，为了解决该问题，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土地集约化利用、促进规模化经营的措施，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提供了保障。租赁经营、土地所有者直接经营和分成制经营是法国三种主要的规模经营模式，其中租赁经营占据主要地位。到1987年，法国农田租赁经营面积较1970年增加了7%，土地所有者直接经营面积下降了5%，分成制经营面积下降了1%，尽管法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经营规模的政策和措施，但成效不明显，中小农场仍占很大比重。国家主要支持中等规模农场的发展，随着土地规模经营的逐步扩大，法国农场的数量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而逐年减少[3]。

二、国外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经验借鉴

（一）规模经营主体的培育。规模化经营主体在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美国、法国和日本这三个典型农业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农场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但是不同的国家存在着差异，在以大规模经营为主的美国，大型家庭农场是占据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在以中等经营规模为主的法国，中等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是规模经营的主体；在以小规模经营为主要特征的日本，其农地规模化经营的主体主要是农业法人。各个国家在经营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差异化的发展政策是培育规模经营主体的重要因素。比如，美国和法国采取的信贷政策、价格政策、补贴扶持政策等措施来保障经营主体的收益；日本则主要采取农业者认定制度、农业法人制度等来培育规模经营主体。在我国也先后出现了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对此，我国通过土地流转制度、金融支持、政府农业补贴等措施向培育规模化经营主体一方倾斜[4]。（二）土地经营规模的确定。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的确定需要自身的逻辑和一定的科学依据，与该国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大规模土地经营并不是现代化农业的必然要求。美国、法国和日本均属于典型的农业大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这三个国家的土地经营规模存在着明显差异，美国农场平均规模2670亩，法国农场平均820亩，日本组织经营主体平均为370亩，农场为32亩。较美法日而言，我国农场平均规模为200亩左右，而普通农户仅为8亩，这与我国地少人多的国情是相适应的。现代化农业需要规模化经营，但不是一刀切，因此我国各地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结合地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劳动人口的转移程度是实现上地规模经营的前提，在劳动力实现大量转移就业的地区，可以适度扩大规模经营主体的规模，小农经营与规模经营主体可以并存[5]。（三）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农村土地流动与经营。虽然农地规模化经营带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仍然低于平均水平。因此我国在发展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政府这一重要角色不应缺位，应该加大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广泛应用农业科学，为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四）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农户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实现农业快速、健康发展、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为农业科学技术、现代机械的应用提供了便利条件，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对于人均耕地资源匮乏的中国，农业大规模经营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要充分发挥政府指路人的作用，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修订完善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法律，鼓励农户开展适度规模经营。

三、结语

美国、法国、日本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均伴随着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只是受自然地理条件、农村资源条件、历史因素的约束，土地经营规模有所差异，但规模经营的发展趋势都是一致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坚持土地的规模经营，但是经营规模的确定需要需要结合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不同地区土地规模可以有明显差异，在实践中一定要避免全国一刀切式的划定适度规模来制定相应发展政策。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开展及其推进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相关政策的支持，政府应该正确引导、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制定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的法律法规等。

参考文献：

[1]王朝明,徐成波.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的历史逻辑及路径选择———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发展思想的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13，(11).

[2]杨素群.中国农业现代化若干问题对策思考[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4):81-85.

[3]韩长赋.再谈“三权”分置[J].农村经营管理,2017，(12).

[4]韦青松.从日本脱离农地零碎化的经验谈我国农地规模化的对策[J].农业经济,2014，(11).

适度规模范文篇10

一、引言

国际储备是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备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国际间可接受的一切资产。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会员国的国际储备包括货币性黄金、特别提款权（SDRS）、在IMF的储备头寸和外汇储备。在日益发展的世界经济中，黄金已远远不能为国际流动资金提供充足的供给。在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下，黄金的国际储备功能一直在退化，实际上已成为潜在的国际储备。SDRS具有严格限定的用途，只能在IMF及各国政府之间使用，在各国弥补国际收支逆差时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一国在IMF的净储备占其国际储备的比重相当小，且较稳定。而外汇储备是各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对外流动的资产。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外汇储备发生了大规模的扩张，在国际储备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维持在80％以上，1990年达到了88％，现在已超过90％。因此，现行国际储蓄体制的不合理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其国际储备的增长往往只能依靠外汇储备的增长。因此，维持一个适度的国际储备水平，目前主要是从外汇储备人手，尤其是本币不能作为国际货币的一些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二、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提出

足够的外汇储备表明一国干预外汇市场和维持汇价的能力，它对稳定汇率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一定的外汇储备可以维护本国的国际信誉，可以作为国家向外借款的保证。目前，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需要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原因可分析如下：

1.充足的外汇储备增长可使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较大的对外支付需求得以满足。按美国经济学家R·特里芬所提出的储备／进口比例法，一国的外汇储备与其贸易进口额之比，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以40％为标准，以20％为最低限。我国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进口富有刚性，仅从贸易的角度出发，按1996年的进口额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35％的储备水平计算，就需要外汇储备486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增加较快，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中所占比例日益上升，截至1997年6月底，我国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近2000亿美元，未来一个时期将逐渐进入投资回报的高峰期，每年可能有170～300亿美元的利润汇出；我国外债规模较大，截至2001年已达到1701.1亿美元。尽管近年来我国已有效地控制了外债增幅，但总的来说仍是一个债务大国。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处于外债偿还的高峰期，每年偿还外债本息约300亿美元。

2.充足的外汇储备可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资信。外汇储备是体现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的提高使我们可以充分根据国情来安排自己的发展道路。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大幅增长标志着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调节国际收支能力的增强，使我国政府有可能对国际收支政策进行主动性的调整，并把调整期间的进出口变动和通货紧缩政策对国内经济运行目标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以保持国内经济的合理增长。

3.在世界经济日益趋向一体化的今天，充裕的外汇储备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满足政府的干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逐步融人世界经济之中，我国外贸进出口与世界贸易的波峰与波谷同步的特征进一步加强。为避免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外贸的恶性影响，有必要保持一部分额外的外汇储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产生了规模越来越大的、不受各国政府约束的国际游资，作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它不断冲击着各国市场，1997年的泰国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证。尽管我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但由于我国的利率水平较高，因此有不少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我国，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事件，须有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予以保证。

然而，如果一国外汇储备规模过大，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许多不利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外汇储备过多，会给本国货币流通及物价水平带来不利影响。人民币发行有三个基本渠道：财政渠道、银行信贷渠道和外汇占款（外汇储备在货币供应中的表现形式）。一般认为，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按相应汇率以本币计值的外汇储备）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货币投放也随之增加。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且增幅较大，1994～1995年的数字说明，外汇占款已取代了再贷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入的最主要渠道。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量，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

2.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较高。外汇储备是一种实际资源的象征，它的持有是有机会成本的。我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并借人大量外债，等于是以低价将国内资金转到国外给外国人使用，同时还以高价从国外借人资金，其潜在的损失不容忽视。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主要是以活期存款和国库券等方式，放在海外生息保值、套利套汇。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国际货币流通国无偿或是低息长期使用外汇储备国资源，使我国变相地成为资本输出国。因此，过量的外汇储备规模实际上也是一种资金的闲置，即放弃了国内众多的较高投资收益，形成外汇储备的巨额机会成本，无法实现货币这种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

3.持有超量外汇储备的国家会面临汇率波动风险。持有超量外汇储备的国家，特别是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家（例如中国），会因为国际外汇市场频繁的汇率波动导致外汇储备资产的极度贬值。

综上所述，外汇储备具有一定规模对一个国家是必不可少的。但其过速增长往往会抑制经济增长，阻碍经济发展。因此，我国应保持适度外汇储备规模，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界定已成为外汇储备总量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

1.储备／进口比例法。该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R·特里芬（R.Triffin）教授在《黄金和美元危机》中提出的。他在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若排除一些短期或随机因素的影响，一国的外汇储备与它的贸易进口额之比，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以40％为标准，以20％为低限（特里芬，1997）。然而，特里芬分析的国际经济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情况。在特里芬时代，进出口贸易是国际间经济交往的主要活动，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较小，考察国际间经济活动的主要变量大多数都是进出口贸易等实物指标，因此，人们主要是从贸易支付的角度来考虑外汇储备规模问题，但进入六七十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增长大大快于世界贸易额的增长，资本往来已成为国际间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资本流动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贸易收支。在这种情形下，简单地以进出口贸易等实物指标来考察外汇储备规模的特里芬理论在当前已失去其理论意义与实用性。

2.机会成本说。该学说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J·阿格沃尔（J·Agaraual）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就是国内投资的收益率。一国持有的储备超过国家的需要，就意味着一部分投资和消费的牺牲。因此，一国的储备需求是由其持有储备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来决定。适度储备需求应是其持有储备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达到均衡时的储备要求（Agaraual，1971）。然而，阿格沃尔模型仅考虑了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的影响及平衡收支所需储备，而未考虑正常进口支付用汇和偿债付汇要求，然而进口用汇与偿债付汇正是外汇储备最基本的需求源，此外该模型也未考虑外汇储备在维持人们对一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信心上所起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人们心目中外汇储备作为经济保障的功能有所淡化，而维持社会公众信心的作用却有所增强。因此，这一方法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但较之特里芬比例已有较大的改观。

3.货币供应量决定论。这是货币主义学派布朗（W.M.Brown）和约翰逊（HerryJohnson）等经济学家提出的，他们在特里芬比率基础上分别提出国际储备与国际收支差额比率和国际储备与国内货币供给比率等；该理论是从货币供应角度来分析外汇储备规模适度问题的。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当国内货币供应量超过国内需求时，多余的货币就会流向国外，从而引起现金余额的减少。所以，外汇储备的需求主要由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减来决定（韩继云，1996）。

4.定性分析法。该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R·J·卡包尔（R·J·Carbaugh）和C.D范（C·D.Fan）等经济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影响一国外汇储备需求量因素有6个方面：一是一国储备资产质量；二是各国经济政策的合作态度；三是一国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效力；四是一国政府采取调节措施的谨慎态度；五是一国所依赖的国际清偿力的来源及稳定程度；六是一国国际收支的动向以及一国经济状况等（韩继云，1996）。尽管这一方法考虑的因素较为全面、且切合实际，但许多因素难以量化，无法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进行决策的参考价值不大。

5.外债规模与储备存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一种理论观点。此观点认为外债规模与储备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正比例关系，即一国应把外汇储备维持在其外债总额的40％左右。很显然，这一方法与特里芬方法有着类似的局限性。6.综合考虑进口支付、外债还本付息和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回流因素的比率方法。这一方法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许多中国学者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了中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尽管这一方法非常简洁，但仍然无法得出最适度规模，因为上述三个方面只是外汇储备最基本的需求渠道，并未考虑外汇储备的其他功能，且比例的设定也较为主观。

围绕着上述理论，国内许多学者对我国适度外汇储备的概念及规模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总得来说，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是充足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过量的。时建人、王国林运用国际上通常采用的3个客观指标（外汇储备与进口额的比例、外汇储备占本国当年外债余额的比重、外汇储备占本国当年GDP的比重）来计算所谓的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结果表明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储备水准。然而，作者也认为，关于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难以根据某种模式给出一个精确的定量结论，这不仅是因为我国有特殊的国情，更在于未来的5～10年内我国的经济发展充满着变数（时建人、王国林，2001）。此外，中国学者吴丽华运用阿格沃尔模型，对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对比分析，测算出我国的适度外汇储备水平，从而得出结论：我国当前的外汇储备量过多，应对外汇储备资产进行有效管理，将超量的外汇储备按一定的比例投资于外国政府债券、存入外汇银行、投资国外房地产与股票、进口一部分国内急需的关键技术与设备（吴丽华，1997）。

另一种观点却认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严重不足，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提高到适度的水平，例如刘斌（刘斌，2000）。作者以货币供应量决定论为理论基础，对影响中国经济主体外汇需求的诸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与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比较，提出了衡量我国外汇储备适度性的指标和安全界限值，认为我国目前外汇储备严重不足，并且在短期内也很难提高到较高的水平。但我们认为，作者的结论较为偏颇，因为各国，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其政治、经济体制、发展阶段、现实国情，甚至文化信仰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不加区别地进行横向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我们认为其可信度很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尽管从理论上讲，一国外汇储备应该有一个最适度规模值，但是在现实中情况瞬息万变，这一最适度规模值往往难以确定。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一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值，而应是一个区域范围，这个区域范围有其上限与下限。具体来说，邱波等人认为，其下限应以满足该国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所需为准，实际测算中，作者提出由进口、外债还本付息、外商直接投资利润返还，以及风险防范基金来决定的外汇需求函数（邱波、朱一鸿，1999）。但在这一研究中，各比率的设定采用的是国际经验值，是固定不变的，不能反映出外汇储备规模的动态变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管于华以外汇储备的需求为理论依据，以直接影响因素为核心，加入一些可以量化的间接影响因素，特别将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内，建立了外汇储备的需求模型。作者发现，根据现行公布的国家外汇储备数据得到的结论是我国近年的外汇储备大大超出适度规模标准的上限，而根据调整后的国家外汇储备数据得到的结论却是我国的外汇储备远在适度规模标准的下限以下，这说明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是偏多而是偏少（管于华，2001）。然而，我们认为，1979～1991年公布的外汇储备是由国家外汇储备和中国银行外汇结存两部分组成，尽管这与国际的计量标准是不同的，但中国银行当时作为国有银行，政府对其持有的外汇储备具有绝对的使用权，因此这一数据也为国际机构所认可。此外，作者对1994年以后外汇储备的调整方法，我们认为还值得商榷，因此对于该文的结论，我们认为仍有待检验。

最后，许承明在Frenkel的外汇储备需求模型基础上（Frenkel，1979），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首先通过历史数据来确定我国外汇储备实际持有量与各种影响变量之间存在的回归关系，在此基础上设定我国外汇储备需求模型，然后将储备需求模型代人动态调整模型，并通过回归方法确定最后的外汇储备需求方程，得到的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际外汇储备大多年份处于“相对过剩状态”（许承明，2001）。我们认为，这一研究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研究思路，在外汇储备的实际持有量与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关系，为今后外汇储备的研究提供了一条非常有意义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