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4 18:28:18

适度范文篇1

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到今天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中,开放和保护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直交织在一起。实际上,主张开放的经济学家历来都没有排除在必要的场合进行保护。比如,自由贸易理论早期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赞同,当国际贸易导致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影响到国防安全时,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今天,大力鼓吹自由式开放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等,在某些他们认为必要的产业领域内实施着相当严格的保护政策。另一方面,主张实行保护政策的经济学家也并非要闭关锁国,而是力图在开放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使早期的贸易保护理论也明显地具有这一特征。

应当说,开放中不是要不要保护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合理的保护或适度的保护。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李斯特曾经指出,一国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首要的目标应当是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简单地一味赞成或者反对自由贸易。他把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五个历史阶段,认为后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应当也必须通过征收关税等措施,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领域中为本国企业创造投资的机会,假以时日来培育本国的生产力,这样最终会让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得到补偿。而当一国进入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之后,自由贸易就会成为最好的政策。这里,保护贸易是向自由贸易转变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保护是为了增加自身从开放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但这并不只是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西方国家广泛流行的战略贸易政策理论,就主张在国际竞争中政府要积极干预,以增进本国的国民福利。战略贸易政策的基本假定是,由于规模经济等因素所造成的进入壁垒较严,导致国际市场上竞争性厂商的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少,往往容易形成寡头垄断的格局,使国际市场具有较明显的竞争不完全特征。布兰德和斯宾塞等人构造的简单分析模型是,假设在某个产品市场中只存在两个厂商,这两个厂商处于不同的国家,两者都以第三国为市场并获得外贸的全部利润。此时,政府出手干预能扩大本国出口厂商的产量,把垄断利润从外国厂商那里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或者政府的手中来。

经济学理论关于保护问题的讨论,至今为止进展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如何合理地选择保护的对象。例如,保护幼稚产业的成长是主张不同的各个经济学派都能接受的一个观点。当然,现实生活中对如何界定和如何实施对幼稚产业的保护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从经济理论发展的过程来看,巴施塔布乐、肯普和小岛清等人提出的贸易保护对象的选择标准,仍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穆勒·巴施塔布乐等人首先提出的标准是,受政府保护的产业应当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即不经保护也能够发展起来的产业才有保护的价值,同时,保护某个产业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应当超过现在进行保护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肯普则进一步提出,是否保护某个产业,应当从外部经济效应的角度来考虑,即当某种新兴产业在技术、管理和市场开拓等方面具有外部示范效应时,政府就应通过保护来降低先行企业的成本和风险。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则从资源禀赋的角度出发,提出政府应当保护的是本国具有潜在的生产资源并且能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

整体上来判断,经济学理论在保护问题上的讨论仍然缺乏明确的定量标准。比如,假使有一种产业符合肯普等人提出的标准,即本身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在一国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该国具有潜在的资源能在该产业中形成比较优势,那么,政府应当提供多大程度的保护呢?保护不足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保护过度则会使保护对象拒绝成长,多数场合保护政策的失败恰恰是由于保护程度的不合理,尤其是过度保护的弊端非常之明显和非常之普遍。本文的研究试图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假定保护是必要的前提,集中讨论什么样的保护才是适度的。在判断保护的必要性时,仍然沿用前人提出的原理,比如保护尊重产业的成长等。第二,当今的开放是广泛的,本文分别从对外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开放等方面提出来适度保护的标准。

就理论上的标准而言,所谓适度保护,是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政府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让本国产业既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同时又面对充分的外部竞争压力。如果开放让本国的产业失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开放本身就失去了价值,也是难以为继的。开放过程中不让本国产业充分感受到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本国的产业就很难从根本上提高效率,形成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还没有真正有效地对外开放。简单地讲,适度保护就应当是本国产业能公平地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我认为这一点是可以量化,可以操作的,适度保护的定量标准就根据这一思路来确定。

适度保护关税的设定

一个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本国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冲击往往首先会是来自于国际贸易即进口商品的竞争。因此,关税也就成为历史上使用最早和最广泛的保护措施之一。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政府就为本国的相关产业在国内市场上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进而诱导生产资源流入受保护的产业。当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时,如果完全放弃关税保护,实行自由贸易,本国的相关产业可能被外部竞争者彻底地打垮,也就谈不上把相关的产业培育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进而可能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实生活中,还没有一个国家彻底放弃关税保护的手段,尽管目的各不相同。

后进国家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是,它必须通过关税保护来促进本国战略产业的成长。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比较优势,通常都集中在劳动或资源密集型的产业领域,基本上都是成熟的传统的产业。而在关系到产业结构升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领域内,发展中国家则通常缺乏比较优势。由于在科学技术水平、资金积累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在制造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时成本高,效率低,在一定的时期内难以与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进行竞争。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保护关税,直接的效应是提高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为本国相关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较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保护关税在吸引资源流入的同时,也必须注意避免形成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局面。当保护关税导致一国企业生产受保护的产品能获得超高的利润时,不仅受到保护的产业会失去降低成本的动力,也会使其他产业面临不平等的竞争。

适度的保护关税,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就是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根据国内外相关产业的成本差异来确定一个适当的保护税率。具体地讲,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成本高低是决定企业生存空间与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国际贸易使国内外的企业面对事实上不平等的竞争,此时政府征收相应的保护关税,抵消国外企业在成本方面事前享有的竞争优势,从而就为本国企业在成本相等的条件下展开竞争奠定基础。这样做实际上是创造平等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并不违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事实上,今天发达国家对纺织品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所征收的关税大大高于其他商品,自由贸易在很多方面仍然没有实现。发展中国家征收适度的保护关税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正当的。

适度的保护关税生产率可用下列公式来表示:

附图

这里,C[,h]代表应受保护的产业国内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C[,f]代表国外与受保护产业直接竞争的同类产业中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t[*]代表适度保护关税的税率,其取值范围应大于或等于零。公式的经济含义是,政府征收适度的保护关税t[*]之后,本国企业就能在成本相同的条件下与外国厂商展开竞争,同时外国厂商也没有因此而遭受到不合理的歧视。在一定的时点上,国内外厂商的平均生产成本差距越大,所应当征收的关税税率就应当相对地提高,反之就相应降低进口税率。

换一个角度来考虑,确定适度保护关税的税率,标准也就是让国内相关产业的企业平均能获得与国外竞争对手大体相同的市场利润。一方面,适度的市场利润将诱导国内的生产资源流向需要保护和发展的产业领域;另一方面,将利润限定在一定的幅度内,就有可能避免国内的相关企业躺在政府的保护伞下过日子,推动其不断地降低成本。后者也应当是设立适度保护关税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实生活中,后进国家在使用关税手段来保护本国产业时,往往把税率定得偏高,以至于在受保护的产业中企业获得的是超额的垄断利润,其市场盈利水平不仅超过国内的其他行业,也大大高于国外同行的竞争对手,比如,目前我国对汽车产业的保护关税就是这样。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严重地缺乏效率。

根据前面提出的适度保护关税的标准,即从受保护相关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或平均市场利润来考虑,在受政府保护的产业中,不应当是所有进入该产业的企业都能从市场上获得利润,而应当是成本比较低的企业才能获利,即应当以80%的企业能获得利润为准则。如果任何一个进入受关税保护行业的企业都能获利,显然关税的税率已经过高。这样必须会导致过多的企业进入受保护的产业,已经进入该产业的企业也就缺乏降低成本和价格的足够动力。必须看到,受保护的产业要真正变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首先就必须在价格上逐步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适度保护关税应当也必须促使国内企业努力降低价格。如果保护关税只让国内受保护产业中80%的企业有获利的可能性,就会迫使国内进入受保护行业的企业持续地降低成本和价格,在逐步提高效率的过程中成长起来,最终摆脱关税保护这根拐杖。

外商直接投资与适度保护

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更为直接。从积极的方面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可能作出的贡献主要有:扩大投资的资金来源,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创造就业并更新就业结构,帮助保护生态环境等(注:WorldInvestmentReport1999:FDIandtheChallengeofDevelopment.)。然而,跨国公司所追求的利益与东道国的发展目标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两者在某些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潜在不利影响主要有:产业结构滞后、技术创新不足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等。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正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显然,这里也存在一个适度保护的问题。

伴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地提高,市场结构不断地演变,市场机制的作用也不断地完善。其中,市场机制的效率与市场结构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合理的市场结构是市场机制正常地发挥调节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后进国家要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培育市场,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和有效的市场机制。应当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在改变东道国的市场结构方面具有特殊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不同的时点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也就有很大的差别。在对外开放的早期,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效应是增强国内市场上的有效竞争,对培育市场机制具有较明显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直接地增加了市场供给的来源,从而使国内原有的生产厂商面临新的竞争。由于资金短缺和技术开发等原因,如果没有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企业可能在相对长的时期不会遇到有力的竞争,因而通常经济效率较低。外商直接投资者有多年的市场运作经验,进入市场时往往获得东道国政府在政策上作出的优惠和自主经营等方面的承诺,这些往往会对加快东道国的市场化步伐起到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进入某个国家的市场也往往有一个探索过程,开始时所占的市场份额通常不会很大。

随着对东道国市场环境的不断熟悉和出于同其他跨国企业竞争的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极力谋求在当地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从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后进国家在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应当也必须努力防止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垄断本国市场,这就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适度保护问题。具体地说,也就是要从市场结构的角度来考虑合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市场份额标准进行必要的干预。根据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当某个产品的市场上前四名企业的销售额占到市场总额的80%时,即是已经存在垄断,政府就有理由进行干预,以保持有效的市场竞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适度保护的数量标准可以表示为:

附图

上式中,∑v[,f]代表某个产品市场上销售规模最大的前4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额,∑v[,t]代表某个产品的市场销售总额。很明显,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已经进入的产业的市场结构进行控制,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经济利益。其一是为民族企业保留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产业的冲击比商品进口来得更为直接和更为猛烈,以市场份额标准进行适度保护,对于民族企业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中尤其是如此。其二是有利于更好地引进外商投资。如果少数外商投资企业垄断本国的市场,其他外商投资企业进入本国就会受到排斥。保持有效的市场竞争结构才能更多地吸收外国投资,并不断地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适度保护问题。流行的观念认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会造成债务危机,在技术转移和增加就业等方面利益很多,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越多越好,这是不对的。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不能简单地从总量上来判断,必须高度关注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产业中出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垄断市场的问题。这种垄断一旦形成,其危害往往会大大超过国内势力对市场的垄断。此时不仅消费者的利益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且会严重地妨碍技术转移,显著地加重东道国经济对外部的依赖程度,甚至可能导致国民经济的命脉被外部势力所控制。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必须要重视市场结构问题,防止直接外商投资企业垄断市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只有在没有形成外商投资企业垄断本国市场的条件下,吸收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才是有利的。

金融开放中的适度保护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日益开放的重要方面和突出标志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比如,目前国际市场上资金的流动规模已大大超过了国际贸易的总额,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金融危机,往往会产生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与一般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所不同的是,金融市场所涉及到的主要是货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货币不仅是市场交易的媒介,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货币的信誉和效力都是维持其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主权。

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过程中,金融开放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领域。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相似,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有利于金融资产的多元化,推动金融创新,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金融发育滞后存在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启动和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开放金融市场不仅是促进金融发育的重要措施,也是整个经济对外开放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然而,金融开放的风险也特别高。最近几年先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庭金融危机表明,金融市场的开放不当,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灾难性的,全局性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推进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时,应当也必须高度重视适度保护问题。这里还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所能承受的只能是适度的开放。

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方面要避免严重的外部冲击,尤其是防止金融危机的形成,基本的一条是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当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货币政策是政府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府可以采用的最后手段。通过调整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途径,政府可以对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进而对消费、投资和国际收支状况等产生调节作用。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否充分独立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显然是直接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一个主要因素,直接关系到能否保持内部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随着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家在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现实生活中不难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是弱势货币。因此,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使政府失去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控制力。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通常都不能自由兑换,当遭到短期资本转移和外汇投机等攻击时,比较容易出现外汇供给不足,进而导致货币贬值,形成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流通规模通常比较小,即使内部本身的经济规模比较大,但在国际商品市场尤其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往往是小国,因而当国际收支等原因导致汇率严重波动时,承受能力差,容易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整个经济运行混乱,阿根廷等国家的金融危机给了人们以足够的警示。

金融开放过程中导致一国的货币政策失效的基本机制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货币供给数量变动支配了一国的货币供给,因而使政府推动了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从而无法实施有效的货币政策。比如,国际间短期资本流动导致的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化,外资银行信贷发行中的货币创造等,在开放条件下可能成为显著地影响一国广义货币(M[,2])数量变动的因素。当这些外部变量决定的货币数量达到一定的比例时,政府就会丧失对货币供给数量的控制,进而失去对整个经济的调控能力。所以,金融开放中的适度保护,基本的一条就是要保障政府对货币供给数量变动的有效控制,进而保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具体的定量标准可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附图

上式中M[,f]代表由外部因素引起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而M[,d]代表国内自主产生的广义货币供给量。后者应当在一国广义货币供给总量中占80%以上的比重,这样才能保障政府能独立地运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比如,当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外汇市场仍不够完善时,应当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必要的限制,以防止它造成汇率的严重波动,出现因外汇大规模外流而引起的货币供求关系剧变。这是因为短期资本流入可能导致货币供给量增长,但并一定能带来实际国民收入增长,如果短期资本流出突然增大,必然导致本国货币严重贬值。类似地,外商商业银行在国内发放的信贷也可产生同样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部门应当开放也必须开放,但这种开放必须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总结与讨论

面对日益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家需要明确的是适度保护标准。积极地推动对外开放是后进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必要选择,然而盲目地扩大对外开放可能带来致命的伤害,现实生活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把开放与保护当作两个极端来考虑,而必须在开放中坚持适度地保护,或在适度的保护前提下来合理地扩大开放。适度保护就是适度的开放。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适度保护可以有具体的定量准则,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

适度范文篇2

关键词:信贷投放;宏观调控;河南省

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超过八成,信贷仍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最重要渠道,因而信贷调控也应成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但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保持合适的信贷增速并非易事。自艾伦•格林斯潘2006年结束美联储主席任期以来,各央行出现了在经济低迷期间激进宽松、经济繁荣时却不收紧的倾向[1]。信贷力量有可能成为触发或者加深经济周期的因素。就我国而言,过去十年来,我国占全球信贷的比率已从5%大幅提高到25%,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信贷过度膨胀和货币过度深化的局面[2]。以河南省为例,2015年以来,信贷投放增速和GDP的增速差额保持在10%左右,信贷投放和GDP的比值持续走高,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转化为通胀的重要推动因素。所以,研究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的关系,确定适合我国信贷投放总量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秦宛顺、郭世邦[3]指出,适度贷款增长率是指国民经济在适度增长速度和可容忍的通货膨胀下运行所需之贷款增长率。在既定的通货膨胀率下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上限和下限就决定了适度贷款增长率的上限和下限,并运用1953-1989年的数据得出我国适度贷款增长率为9.71%-16.05%。曹协和[4]认为,相对于较快的经济发展需求而言,海南省贷款总量的增长偏慢。而徐宏[5]以浙江省500户工业监测企业为样本,调查发现样本企业银行借款存量中的15%、增量中的46%超越了其正常合理的融资需求,与企业产销增长趋势不相匹配。对于经济周期和信贷周期的关系,学界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程棵[6]等指出,经济增长周期的理论研究表明,每一次的经济波动必然伴随着一个信贷增长周期,经济增长周期与信贷增长周期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Tornell&Westermann认为信贷繁荣多数会逐渐减速,但有时会强化金融系统脆弱性,引发货币和金融双危机[7]。肖威[8]对中国近年通货膨胀成因的分解研究表明,凡是明显的、甚至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由货币和信贷扩张导致的。张翼[9]等检验了信贷投放波动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幅波动的信贷投放不仅有悖于我国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也不利于物价稳定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并设计了平滑信贷投放波动逆周期调整模式。现有文献探索了适度的信贷投放内涵,对信贷投放数量与经济需求的适应性做出了分析,并深入研究了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的联系。总的看来,多数学者认为信贷周期影响着经济周期的形成与发展。2007年以来,我国信贷投放和经济发展都经历了明显的周期,本文以河南省为例,试图用月度数据更细致地描摹信贷投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数据来源及单位根检验

研究信贷投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般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DP)指标来表征经济的起伏,但为更加细致地描摹经济和信贷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月度指标,故而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代替GDP,记为Y,部分月度的数据缺失,本文取前后邻月的平均值,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用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速作为信贷投放的指标,记为L,数据来自人民银行统计报表。用CPI同比涨幅来表征物价的波动,并简记为P,数据源自万德资讯。以下分析均借助Eviews7.0来实现。不少经济变量具有非平稳特性,所以在实施有关分析之前,本文运用增广迪基—富勒检验(ADF检验)对所研究的变量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unitroottest),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这四个变量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这四个变量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均能够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这四个变量序列是一阶单整I(1)序列,可以考虑进行协整检验。

三、模型的建立

(一)约翰森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两步法和约翰森检验(JJ)法,由于变量多于两个,本文采用后者。由于JJ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需先确定VAR模型结构稳定性,选择合理滞后期,本文采取AIC和SC值最小原则选择滞后期数。协整分析结果见表2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上,所分析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如下:Y=0.301647L+1.570046P(0.15574)(0.65070)在协整关系成立的条件下,上式反映了3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方程的估计系数表征了贷款投放、物价指数对产出(工业增加值)的弹性。从长期看,贷款同比增速(L)增减变动1个百分点,将引起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Y)同向变动0.30个百分点,CPI同比涨幅(P)增减变动1个百分点,将引起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Y)同向变动1.57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贷款同比增速和CPI同比涨幅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具有推动作用。信贷周期不但有可能直接引致经济周期,亦有可能通过推高物价指数从而强化经济周期。(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本文对所研究的变量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显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上,工业生产(Y)不是信贷投放(L)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在统计意义上经济周期并不会导致信贷周期;信贷投放(L)是工业生产(Y)的格兰杰原因,信贷投放的波动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起伏。物价(P)、工业生产(Y)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繁荣和价格上涨有相互强化的趋势,意味着宏观调控必要性显著。信贷投放(L)和物价(P)亦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意味着货币非中性,同时信贷投放也会通过影响价格进一步强化经济周期。(三)误差修正模型。在检验协整关系成立之后,本文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考察在长期均衡状态偏离时,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Y)、贷款同比增速(L)、CPI同比涨幅(P)之间的动态修正机制。VEC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结果来看,方程的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均为负值,符合预期,表明存在负反馈修正机制,即当指标出现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下一期的变量值会向均衡值靠拢。本文的模型中,每发生1个单位的偏离,工业增加值(Y)、贷款投放(L)和物价(P)将分别以0.002、0.003和接近于0的速度加以纠正,促使整个系。统回复长期均衡状态,但由于系数的绝对值较小,所以不能单纯依靠系统自我修复,而要积极采取适度干预措施,因而金融宏观调控仍是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四)方差分解方差分解就是把所研究变量预测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个变量相关联的组成部分,用来描摹各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随时间的变化轨迹,从而揭示一个变量的运动轨迹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自身冲击,在多大程度上是受系统内其他变量的冲击。图1(a)(b)(c)分别给出了Y、L和P的方差分解图。从图1(a)可以看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Y)的预测方差主要是由其自身扰动所致,信贷投放(L)和物价(P)的贡献度合计不超过5%,说明经济发展受其自身规律影响较强,短期内信贷调控影响可能不明显。从图1(b)可以看出,信贷投放(L)的预测方差也受自身扰动主导,但贡献度迅速由首期的接近100%下降到17期的40%左右,其后趋向于稳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Y)和物价(P)对L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由首期的接近于零迅速攀升,总体看经济发展(Y)的贡献度提高更快,说明信贷投放有顺经济周期的倾向。从图1(c)可以看出,物价(P)的预测方差在初期主要由其自身扰动引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贡献度较快衰减,在第16期下降到50%左右,其后稳定在这一水平。信贷投放(L)对P的预测方差贡献度一直不高,来自经济发展指标(Y)的贡献度则随时间上升迅速,说明短期内经济的活跃程度对物价影响较大。从方差分析结果来看,信贷投放对经济发展的的刺激作用有限,这和协整方程中信贷投放(L)的系数较小相一致,表明我国信贷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处于高位,信贷刺激的边际效益已经较低。但结合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结果,信贷投放是物价的格兰杰原因,过多的信贷投放有可能导致物价上涨。因此,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避免信贷投放大起大落,有助于实现“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四、对适度信贷投放的讨论

本文采用的数据均为同比增长数据,因而协整方程大体反映能够保证经济金融系统均衡的信贷供给水平。2017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该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7.5%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按照近3年的工业增加值与GDP同比增长的实际组合,本文推测,要实现7.5%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工业同比增长率也要达到8.7%左右,本文把工业同比增长率测算的范围确定在8%-9%,同时把CPI增幅确定为2%-3%。根据上述关系,结合协整方程推算出适度的信贷投放增长率(见表5)。在较高目标增长率和较低通胀率环境组合下,信贷投放的增长率的上限是19.53%。从金融宏观调控的实践来看,2009年2月CPI数据跌入负值区间,同业增加值同比数据呈现断崖式下探,在此情况下,河南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信贷投放增长率连续14个月同比增长超过19%,最高的2009年12月份增速达到29.60%。信贷的强力支持稳住了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但其后引发了较明显的通货膨胀,2010年7月至2012年4月CPI同比涨幅连续22个月超过3%,最高值出现于2011年6月,达到7.2%。因而,货币信贷投放过度偏离均衡水平的后果较为严重,发展经济不能单纯依靠信贷刺激,而要切实地实施供给侧改革,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2017年,河南省GDP增速和信贷投放增速两者相差9.59%。也就是说,信贷的“池子”已处于高水位,但目前仍不断向其“注水”,进一步推高了信贷余额与GDP的比值。信贷过度膨胀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成为通货膨胀的动力,因而本文认为,信贷投放的速度取表5描述的均值——10%较为合适,理由如下。一是信贷增速符合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步幅。以往我国确定货币供应量一般在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升幅之和。2013年第3季度以来,我国GDP增长与物价升幅之和在10%左右徘徊,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也应控制在10%左右。与之相适应,信贷投放增速也应大体保持这一水平。2017年上半年,河南省的贷款同比增速达到了17.5%左右,大大超过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速度,贷款扩张速度与整个经济金融发展不匹配,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向信贷领域集中。二是符合落实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客观要求。目前,我国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较此前的提法,更强调了“中性”。“中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实际利率中性。二162018.1是基础货币总量中性,流动性注入只为弥补缺口。就流动性而言,余永定认为如果广义货币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GDP增长速度>0,这个差额也可以作为流动性过剩的衡量尺度。信贷投放增速控制在10%左右,基本保证了余永定所指的差额接近于零,从而体现“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实现了货币供应量层面的“中性”,也有助于实现利率层面的“中性”。三是有助于实体经济“去杠杆”。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2016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66.3%,处于较高水平,估计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更高。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快速累积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可能就是过度宽松的信贷环境。要促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去杠杆,必须创造中性的货币环境,在信贷“紧平衡”中引导企业摒弃“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转向更多依靠结构优化、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四是符合国际货币政策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推出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压低金融市场利率,促使信贷市场的增长。随着各国经济的企稳回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启动或者正在酝酿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我国信贷同比增长31.74%。应该说,当时的措施是应急之需,国内外经济形势好转时候,应退出并逐步消除临时措施造成的影响。但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17年以来,我国月度贷款增量均在万亿元以上,上半年增量和6月份增量还是历史同期最高水平,若考虑地方平台存量贷款置换因素,实际贷款增加更多。目前,其他国家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也给我国贷款增速向常态回归提供了较好的时间窗口,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措施,人民币汇率将承压,我们将有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模型分析简要结论:经济增长、贷款投放和物价水平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信贷增速影响着经济增速和物价上涨程度,说明对信贷增速进行调控是合理的。同时,误差修正模型提示,经济-物价-信贷系统偏离均衡水平后向常态回归需要较长时间,说明了对信贷干预的必要性。根据协整方程,本文给出了9种情形下信贷投放的增长速度,认为信贷增速保持在10%左右更有利于实现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

五、政策建议

适度范文篇3

1、跨部门冲突的基础。跨部门冲突是在正式组织中,某部门阻碍到其他部门需求之满足及目标之达成,而引起的认知上、情感上及行为上的反应及表现。部门之间的冲突伴随着企业的运行过程,其客观必然性源于企业组织的性质及部门间的相互关系。当部门数量多,其职能人员思维方式等又迥然不同,特别是当企业处在复杂多变的环境时,企业各部门呈现出高度的结构复杂性与差异性,从而导致冲突。实际冲突理论(Sherif1950)认为冲突是冲突的双方基于现实的物质资源方面发生的。企业中不同部门基于经济资源及政治权利的争夺而激发群体冲突,造成偏误的知觉,如对己群正面评价、对他群负面评价。社会认同理论(HenriTajfelandJohnTuner1979)认为社会认同本身不需要有实际的利益冲突,就能产生跨群体的差别对待。Ashforth&Mael(1989)认为,组织成员对所属部门的认同倾向较强,对整体组织的认同较弱。因此,组织结构中的部门划分是跨部门冲突的一项重要来源[2]。各部门的独特性导致部门差异:①当外部环境复杂及变化迅速时,为适应环境,企业内各部门努力加强自己的独特性、专业性。②规模扩大,部门更加细化,专业性更强,增强了部门间多方面的差异化。③部门技术。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程序和专业技能,形成了各自在方式、方法、类型等多方面技术性质上的差别。④目标。企业为每个部门确定了目标,存在明显差异。⑤组织结构形式。不同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其部门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在资源、权力等方面的分配及相互影响。上述关联因素的综合转化为多侧面的部门关系,形成部门冲突的基础,透视其属性,可以分析出冲突产生的根源及条件。

2、冲突产生的根源。部门文化差异是部门冲突的根源。不同职能部门不同的专业性质使其形成独特的价值观、理念、行为准则、管理风格等,从而形成文化上的差异及经营目标的不同,导致相互的对立与冲突。企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有着统一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同时,各部门会有自己的理念、行为准则,会站在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会遵循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处理问题,以适应其特殊的部门职能、工作环境与目标。如为IBM提供管理服务的美国诺尔公司,其所属两子公司分别具有行政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专长,两子公司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别。一种是非常自主的、以行为为导向的文化,鼓励个人主动性、创新。其经营理念是有利润才投资。另一种是结构性文化,不鼓励个人主动性,其理念是没有大量的投资不能开展业务。当两大部门面对同一问题时,就有了不同的思考与判断。例如,一部门的自我评价为:决策快速、员工工作努力、较强的成本意识、注重营销;另一个部门对此的评价则成为:决策过于随机、不关心员工、缺乏投资意识、忽视改进服务质量。

各部门在目标上也存在不一致。迫于市场的压力,企业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等,于是不可避免的各职能部门会确定自己的经营目标,同时在实现过程中会相互影响,由此产生各方面冲突。最具代表性的是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销售部门:目标——提高顾客满意度实现途径:•多品种,满足多样化需要;不断改进产品设计,开发新产品;及时调整产品品种;低成本、低价格,高质量,提高市场份额。制造部门:目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途径:•减少产品种类,提高专业化水平;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改进、设计,以保持生产速度;尽量按原计划生产,减少波动;或低成本、或高质量。

3、跨部门冲突产生的必要条件。企业本质是一个系统,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协作关系,存在着高度的依赖性。部门间的相互依赖是部门冲突的必要条件。各部门为完成目标彼此需要沟通、协商、交换,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及作用,互为依赖。表现为有限资源的分享,信息的交换,工作关联性导致的合作。另一方面,企业的资源,无论是资金、设备还是人才都是有限的,为实现目标,各部门会花费时间和精力采取措施保护已有资源或争夺新的资源,而且希望独自享有有价值的信息与资源,在业务上各部门也具有不同的技术性、工作流程与计划。而相互依赖的各方都对另一方具有某种权力。因此,当互依关系伴随认知差异或者目标分歧出现,或者互依关系限制了各方的行为、欲望或产出,冲突很容易产生。

4、跨部门冲突产生的影响因素。尽管公司运营状况取决于各部门的合作,企业绩效评估与报酬系统体系主要还是基于部门而建立。源于两方面,一是分别针对职能部门的业务性质,便于衡量。二是部门工作绩效与对其的评估与报酬联系较为紧密,激励效果明显。如果完全将公司目标的实现作为评估部门绩效的标准,则拉大劳动与分配的距离,激励作用减弱。这种评估与报酬系统的弊端是减少沟通,增加冲突。各部门为追求自己的目标与报酬会不顾他人甚至牺牲他人。如公司经营状况好时,销售部追求销售额,生产部追求生产效率,对新产品的开发推广缺乏热情甚至抵制。当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时,因为相互间的关联性而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实际上部门业绩都会不同程度地依赖他部门来获得,如保持长期稳定的销售额增长,还要靠设计部门不断开发新产品。

二、跨部门冲突的适度性

Lawenceh和Lorsch的研究表明,在不确定环境中,部门之间较高的差别性和整合水平能够使组织良好地运行。因此保持部门差异、独立与保持部门协调、合作,两者之间要实现平衡。适度冲突对促进这种相互独立、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起到积极的作用。

1、跨部门冲突的效应。从冲突过程中冲突主体的行为取向看,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类:其一是主体的目标受挫在一定的程度之内时,冲突主体的行为取向一般将倾向于循着使实现目标增加的方向而变化。即表现为增加行为强度,提高行为效率等方面。其二是当冲突主体的目标受挫超过一定的程度之后,即心理期望目标和现实可能实现目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一般主体的行为取向或是退出或是降低行为的强度,有的会破坏对方目标实现。上述行为取向都是朝着减弱行为的强度、降低行为的效率等方向。因此部门冲突的结果会有两方面,一是会产生消极影响。冲突容易导致各部门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在冲突中取胜而不是实现组织的目标;偏见增长,人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双方在冲突中提出的观点,群体之间的交往和合作减少,协调变得困难。更为严重的是,群体之间的冲突往往导致群体凝聚力增加,领导更为独裁,群体容易陷入群体思维的陷阱,使得群体决策往往不能按照理性的程序进行而产生决策失误。另一方面,冲突可以刺激组织生存所需要的变革,可以刺激创新和想象力、提高决策质量、向旧观点挑战、对潜在问题更为警觉,更加准确地理解问题等。

2、跨部门冲突的适度性。70年代至今,对冲突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认为适度的组织冲突是组织进步的动力”;“企业领导者应刻意维持组织内良性冲突的产生,利用冲突的火花点燃进步的火种。”“一个健康的组织体应该有些冲突,才可以使其保持一定的活力和创造力,但过度的冲突即是一种组织自由的浪费,因此冲突管理是提升政治绩效的关键要素。”冲突水平太低,组织革新和变化困难,企业一潭死水,难于适应环境,其行为受阻。冲突水平过高,将导致各种混乱,危及企业组织的生存;当组织的冲突水平过高或者过低时,冲突都将起破坏性作用。因此在组织内部,适度的冲突是有益的,能激发组织的活力,而过度的冲突则是有害的,将降低组织的效率。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了适当冲突存在的合理性。(如图1)

图1冲突的压力水平与结果的关系

部门冲突的产生需要三个条件:群体的认同、可观察到的群体差别及挫折。即当群体成员认同于某一群体并且看到其他群体可能会阻碍本群体时,冲突就会发生。显然,对群体的高度认同感与归属感是群体间冲突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同时也正是冲突的积极影响根源。所以适当冲突可以强化部门同一化认识,增强内部凝聚力。人们对世界“我们”和“他们”的无意识划分是普遍的心理机制,这种群体内外概念赋予了人们一种属于某个特殊群体、部门的意识,同时也形成了人们归属于一个群体、部门并为其目标而努力的责任感。

冲突是一个企业活跃、发展和力量的体现,冲突促进了企业变革。耗散结构理论认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一个系统要达到动态有序,就必然要有一个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组织冲突为组织系统远离平衡态提供了动力;当组织系统处于非平衡态或远离平衡态时,组织冲突又会驱使组织系统进入高度的有序。在动态环境和非均衡条件下,变革和创新能力最重要,协调一致能够提高企业效率,但是长期的和谐会使系统产生制度刚性,非常适应现状,却很难适应变革,甚至抵制变革。因此企业应利用冲突积极的一面,在内部容纳互相冲突的结构、程序、文化等,鼓励不一致和创新,保持创造张力和一定的不和谐。30年代,宝洁公司决定促进公司内部品牌之间竞争,设立“不满机制”;安迪.格鲁夫执着地创造并保持一种“建设性地对抗”和“偏执狂”的文化氛围;可口可乐公司提出“一定程度的紧张和摩擦是激励人们发挥最大潜力的必备条件”等理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部门间的冲突表明企业各部门在追求创新,有变革意识与积极性,努力寻找新思路、新方法,给企业带来了活力,另外双方不同思想、观点的交流、冲撞也激发了创造力。

美国学者布朗对冲突的研究结果表明,保持适度的冲突水平对组织绩效的获得起积极作用,所以他认为,企业与其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解决所有不协调行为,不如保持适度的冲突水平。

三、保持适度冲突

保持适度冲突即控制冲突过度,并引导其产生有益结果。部门冲突标志着部门之间、个人之间及企业系统问题的存在,“冲突如同身体上的病痛一样,它是组织有了麻烦的症状,一个压制冲突的组织,是剥夺了自我调节和稳定成长的组织。”(LouisRPondy)⑾。长期的冲突提醒管理者企业作为一个有机体自身已不能修复,此时对冲突的回避、否定、抑制会掩盖企业运行的裂缝与漏洞,在盲目的管理中企业逐渐失衡直至失去控制。因此冲突管理理想状态是允许适度冲突的存在,且努力促进部门合作.

1、冲突的适当释放。正视冲突的一个行为体现就是营造一个环境,让冲突在其中“自由、安全”地产生。压制冲突的结果是一片沉默,人们交流减少,更加客气,平静的表面覆盖的是相互的猜疑、抱怨,更加的不信任,从而导致内耗增加。如果能将冲突公开化,双方积极分析其根源,自由表达思想、观点,会有利于沟通、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管理协调,因为无论何种冲突都包含着有关部门、个人、企业等各方面的重要信息。冲突的明朗化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决裂,相反充分表明自己的观点将有利于合作。一个经典原则是——组织成员间的亲密交往源于双方对差异的相互理解和赞赏,源于双方的独特性而不是共性。或许对于性格或特征鲜明的个人或部门来说,冲突是他们合作的最合理的方式⑿。公开冲突与矛盾也许会破坏原有的友好人际关系。但是不论保持或破坏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都不是管理者处理冲突的根本目的,处理冲突是为了使部门间能充分沟通,相互合作,协调运行,完成工作目……标,而不是保持一团和气。

2、改变冲突双方观念和行为.处理冲突的方法有多种,主要是通过改变部门或其成员的行为减少或消除部门冲突。这种方式可能会掩盖冲突或使部门之间分离。既保持适当冲突又能鼓励跨部门合作的有效策略是改变冲突双方行为同时改变其认识、观念及态度。如图2,列出了跨部门冲突管理的策略⒀。

适度范文篇4

关键词:牛;病疫防治;适度规模

养殖随着畜牧科技的发展,多数养殖户逐渐意识到适度养殖的重要性以及带来的好处,不再如过去一般单纯地追求养殖规模和数量。适度养殖使畜牧出现疾病的概率有所降低,然而在牛的成长过程中,依然难免会受到一些病疫的传染,一旦出现危害巨大的严重性病疫,就会造成牛大量死亡,为养殖户带来巨额的经济损失。因此,在适度养殖的同时,也不可以对疫病传染问题掉以轻心。

1牛场常见的各类疫病

1.1传染类疾病

当前,在对牛进行适度养殖期间,较易出现且出现最多的传染疾病为口蹄疫、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相比其他类型疾病,传染疾病可对牛造成极大的危害,一旦出现,极易造成牛的大量死亡现象。同时,这类疾病治愈的难度相当大。近年来,传染类疾病的病发率逐渐增高,对我国养殖行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除了上述3种严重的传染疾病,其他传染疾病的病发率也有所增加。

1.2普通疾病

除了近几年高发的畜牧传染病之外,对其他普通疾病的防治也不可掉以轻心。在这些普通疾病中,较为常见的有牛的肠胃炎、感冒、乃至饮食不当引起的中毒,都有可能降低牛的生长速度,并且会使牛对其他类型疾病的抵抗能力有所下降。通常情况下,普通疾病的发生都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因此养殖户需要充分掌握这类疾病发病季节,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1.3产科疾病

为了提高牛的繁殖效率,目前我国使用冷冻牛精液技术进行人工配种,该技术已被广泛应用。然而,部分地区对这类技术的了解、认知程度相对缺乏,特别是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乡村、山区的养殖户来说,其仍在采用相对落后的养殖方式,对牛的繁殖依旧使用传统的配种方法,因此繁殖效率普遍低下。与此同时,因缺乏养殖的技术和相关经验,在母牛生产的环节一般不重视消毒工作,造成犊牛的存活率低,同时对母牛的身体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因此,提高农村、山区养牛繁殖的技术水准,使其掌握先进的繁殖技术是养殖行业迫切需要完善的工作。

2适度规模养殖病疫防治途径

2.1环境要求

在适度规模养牛病疫防治中,养殖环境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将牛场环境卫生落实到位,可以有效保护牲畜,同时减少各种病害的发生。本着对牛场环境美化的角度考虑,可在周边栽种植被,这些植被可用于放氧、吸收臭气,净化周边空气。此外,对牛场设施的卫生管理,应围绕以下几点开展工作。1)饮水卫生。要求牛只的饮用水水源丰富、水质好,在卫生清洁的同时,要严格避免水源遭到周边有害气体、污水的污染。2)禽畜卫生。牛场内禁止饲养猫、狗等其他动物,进而有效避免其他动物携带病菌对牛造成伤害。倘若必须要养狗,需要将狗圈安置在远离牛群的位置,并及时处理狗的粪便。此外,要定期开展灭鼠工作,老鼠是最为严重的疾病携带媒介,在牛场内四处游走,会将各种疾病传染给牛只,因此必须安排专人进行定期灭鼠。3)粪便卫生。对牛舍内堆积的牛粪,需要运到固定的地点进行发酵处理,并且确保处理及时。长期堆积的牛粪是滋生蚊虫的最佳场所,虽然蚊虫所传播的一些疾病对牛只没有很高的致死率,但也会在一定程度影响牛只的正常发育,降低生产性能。此外,要加强对牛舍的消毒管理,对于粪便,须确保每天进行2次清理,使用10%~20%漂白粉或是消毒液,每隔1~2周进行一次消毒作业。此外,当牛舍内的牛调走后,需要先用3%热火碱水彻底消毒,待24h后将牛舍地面用清水清理,随后再使用其他消毒液进行全牛舍喷雾消毒,最后再将新牛调入。综上所述,生长环境对于牛只病疫得到防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确保牛舍、牛场的卫生、杜绝一切传染病载体的出现,是确保养殖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

2.2免疫措施

2.2.1驱虫于每年的春季、秋季,针对当地或本场的寄生虫病流

行具体情况,对牛群全群进行一次体外、体内药物驱虫。 

2.2.2疫苗接种

定期对牛群进行疫苗注射,在注射时,所使用的疫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相关规定,禁止为了节省成本,使用价格低廉、不合规定的疫苗接种。此外,需要严格监管疫苗的入场渠道,坚决不使用来源不明的疫苗。在接种期间需要注意,不具备兽医学知识的养殖户不得随意对牛只进行疫苗注射,因为倘若不懂得注射规律,随意注射则易引起牛群出现疾病,严重者甚至会造成牛只死亡现象。

2.2.3隔离观察及检疫

在购入新种牛前,需要先对将要购入的种牛疫情相关事宜做好调查工作,如该种牛所在地区是否有疫情、该种牛是否患过疫病等。在新种牛购入后,对于条件措施不足的单位,可以先对该种牛进行隔离观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该种牛进行牛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等疾病的相关检查,然后再将购入的种牛隔离观察,一般情况下,观察时间在20~25d,并对其进行驱虫处理,经过多次反复检查和确认后,在确定该种牛健康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消毒最后让其进入牛舍。2.2.4治疗以及病牛、可疑牛的处理在牛场内,如果发现存在可疑病牛或者确诊患病牛,需要隔离和观察可疑或者确诊病牛,并结合具体的诊断结果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对其治疗,如果治疗无效的病牛则予以淘汰,治疗痊愈后可进入牛群。

3结语

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养殖方式,牛适度养殖虽然可以降低发病率,却仍然有一定概率遭受疫病。因此,养殖人员在适度养殖期间,务必重视牛群疫病的防治,在确保水源合格的前提下,及时清理粪便进行消毒,定期接种疫苗、驱虫,购入新牛种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及时处理可疑的病牛,确保牛舍内没有病毒滋生的环境,以保障牛群健康繁殖,从而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蒋成舜.牛适度规模养殖的疫病防治[J].畜牧兽医科技信息,2017(8):59.

[2]马国平.牛适度规模养殖疫病防治措施分析[J].中国畜禽种业,2017,13(3):118.

适度范文篇5

【正文】

10月15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1999年第四次例会对央行的货币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明确提出要“适度”扩大货币供应。同样是“适度”,这却是1993年以来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重大转折。由于这次会议确立了新货币政策的基调,央行官员称之为“世纪之交货币政策承上启下的一次重要会议”。

此次会议确定的货币政策新的表述是:“针对当前物价连续下降的趋势,要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货币供应,支持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会议提出的旨在扩大货币供应的举措得到了一致同意。

已到光大集团任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刘明康没有出席此次会议,此前刘一直是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根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刘已经失去了委员的资格。

走出适度从紧的影子

虽然不时受到经济学家们的置疑,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导引,已经度过了6个年头。

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提出,源于1993年的宏观调控。那一年,因为金融形势极度混乱,货币发行高度膨胀,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朱róng@①基出任央行行长后,大刀阔斧地对金融业进行了整治,稳住了局面。货币政策历来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的过程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决策部门更是决定整个“九五”期间都将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专家们对此是有保留的。由于货币政策是针对一段时期的经济运行状况所采取的对策,因而过早确定货币政策的基本走向,无形中就使人们产生了思维定势。这种定势在遇到许多无法确定的因素时,就显得十分被动。这在1997年以来日趋严重的通货紧缩的经济形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97年下半年以来这段时间,是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出台最多、操作最频繁的一个时期。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取消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比例,连续下调利率,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批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拆借市场等。但是,这些松动因央行并未明确改变货币政策取向而难于得到市场的认可。

艰难的变迁

从今年初开始,货币政策委员会已经举行了四次会议,但直到新近的此次例会才对货币政策作出调整,人们认为它反映了决策部门行动的某种迟缓。

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京召开货币政策咨询会议,这是该委员会首次举行这样的会议。一批著名的经济专家如马洪、厉以宁、吴敬琏、刘鸿儒、董辅réng@②、李剑阁等应邀出席了会议。专家们对货币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建议1999年中央银行要继续适应扩大货币供应,防止通货紧缩。专家提议,要综合运用公开市场业务、利率、存款准备金、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进行适时、适度的灵活调节。

专家的意见并没有立即得到采纳。

一个月之后,在货币政策委员会1999年春季会议上,“稳健的货币政策”一词成为主题。但是,“货币政策可以继续有所作为”的观点仍然是主基调。观察家认为,这无疑是对那些认为货币政策已经失效的舆论的反击。市场反应并不积极,人们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实际内容。

在中国经济通货紧缩的局面始终得不到改善的情形下,货币政策委员会1999年夏季会议于7月中旬在京召开。会议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提出,下半年要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继续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适时调节货币供应量。人们从这些话里读到的是无奈。因为尽管央行不断强调要加大货币供应,但实际情况却离央行的初衷相距甚远。

直到秋季的第四次会议,决策者们才面对现实,明确提出要适度扩大货币供应。令人遗憾的是,此刻,距离年末仅剩两个多月了。

适度扩大货币供应:路有几条?

权威人士认为,在今年末和明年,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择机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比例,无疑是首选的可操作的工具。目前银行要将存款的8%上缴央行,如果能将这一比例降为5%,就会使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大幅增加。

同时,利率政策将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戴相龙在央行分行行长季度例会上提出,要以利率市场化作为长远改革目标,调整利率结构,扩大利率浮动范围。据透露,在保持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央行将下调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推广金融机构中长期金融债券。

此外,央行在保持公开市场业务回购的同时,将增加现券的购入,扩大基础货币投放。央行将考虑增加债券品种,以增加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工具。央行还将拓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允许个人和企业通过银行柜台交易债券。

适度范文篇6

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保护贸易政策的演变

从建国到1978年期间,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我国实行的是国家管制的封闭型的保护贸易政策。这种封闭型贸易政策实质上也就是过度的保护贸易政策,对保护的对象不加正确选择,没有明确的保护期限,因此,这种政策存在不少弊端:(1)不利于我国工业的进步。在高度保护政策上成长的民族工业,犹如温室中的花朵,成本较高,享受特殊的优惠待遇,无竞争压力,难以形成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2)容易致国内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由于受保护的产业或企业享受各种优惠,国内资源会争相流入这些低效率的部门。(3)失去了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比较利益,充分利用国际生产力的机会。总之,这种政策使经济的内向程度加深,经济结构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延缓了工业化的速度。

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英明决策,原来的封闭型的保护贸易政策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改革势在必行,由国家统制下的封闭型保护贸易政策转变为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的保护贸易政策。开放型的保护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活动由国家统一领导、控制和调节,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使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促进我国生产力的提高。在进口方面,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吸收外资作为战略重点,同时,适当进口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的生活用品和物资。在出口方面,根据我国的情况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利用我国自然资源的优势,扩大矿产品、耐用消费品和农副产品的出口,努力把初级产品、粗加工制品加工成工业制成品出口。总之,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是与改革开放的政策相一致的。随着出口贸易政策开始走向自由化,高度,这种高度保护的进口贸易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参与多边贸易活动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形势。因此,从1992年以来,对进口贸易政策进行了改革,使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提高了民族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性发展,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二、适度保护

贸易政策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选择

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存在着地区和产业方面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但科技水平和科技转换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综合国力还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无条件地全面地开放市场,让发达国家的商品占领我国市场,对消费者来说暂时可以得“物美价廉”的商品,但从长远看必然会冲击我国的民族工业。那么,如何从我国基本国情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出发,如何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我国的科技水平、资源、产业结构等情况出发,把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制定更加科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外贸易政策,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任务。笔者认为,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是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实行适度保护贸易政策。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对我国有关行业和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使国际竞争限制在我国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向WTO所要求的国际惯例接轨,这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与国际市场保持有机联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采取程度不同的贸易保护,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有充分理由实行适度的保护贸易政策。

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开放是前提,贸易保护是在开放基础上的保护。随着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深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和范围,成为衡量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要想发展自己的经济,就必须逐步开放市场,把我国的市场纳入到整个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去,而不能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并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培养它们在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国内幼稚产业采取动态的保护措施,对在国外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产品,实施鼓励出口措施,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三、把握好适度保护贸易政策的“度”

我国不久将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将是中国继70年代末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的第二次对外开放,将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既要对外开放市场又要保护民族工业。开放型适度贸易政策是建立在对外开放基础上的有目的、有选择的保护,并不是什么都保护,更不能保护落后的产业或企业。这就要求我们掌握好开放和保护的适度性。其包括的内容有:如何选择保护的对象;确定保护期限;保护要有高度的透明度和适当的保护高度。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内已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某些行业或企业已达到或接近同行业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并建立了较为科学的经营管理体系,初步具备了与国际大企业相竞争的一些条件,并且已进入或占领了国际市场。如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业、家电业、机电设备制造业等,对这些行业没必要进行过度保护,而应让这些行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提高竞争力。那么受到保护的应是哪些行业或产业呢?笔者认为,受保护的应是幼稚产业、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所谓幼稚产业是指某一产业处于发展初期,基础薄弱但经过适度保护能够发展成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如何界定和选择幼稚产业是一个关键,选择不好就可能导致保护落后,保护需要大量的投入,付出一定的代价。关于幼稚产业的选择标准国际上有三个:(1)穆勒标准,如果某个产业由于缺乏技术方面的经验,生产率低下,生产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而无法与外国企业竞争,在一定时期的保护下,该产业能够提高效率,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存在下去,并取得利润,该产业即为幼稚产业。(2)巴斯塔布尔标准,受保护的产业在一定的保护期后能够成长自立,为保护、扶植幼稚产业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不能超过该产业未来利润的现值总和,符合条件的即为幼稚产业。(3)肯普标准,除了前两个标准的内容外,应考虑产业在被保护时期的外部效应,如具有外部性,该技术可以为其他产业所获得因而使得本产业的利润无法增加,将来利润无法补偿投资成本,国家应该予以保护。对这三个标准要正确理解,在选择幼稚产业时可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也可以用两个或三个标准综合衡量。可以肯定,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保护的目的在于使得受保护者得以进步,最终不需要保护,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我国目前的一些高科技产业比如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等都属于幼稚产业,国家应予以适度的保护。我国的一些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如汽车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等都不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国家也应予以适当保护。

适度的贸易保护应使贸易壁垒具有透明度,并应确定适当的保护高度和保护期限。所谓保护壁垒的透明度是指以关税保护为主要手段,统一并公开有关贸易保护的法令和法规,同时利用关锐的价格机制,使国内外市场的商品保持直接联系,实行贸易保护通常有两类措施:一是关锐壁垒;二是非关税壁垒。过高的关锐壁垒以及由此保护的进口替代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抨击。各国的关锐税率呈下降趋势,世界贸易组织也在致力于降低关锐,消除壁垒。非关锐壁垒的作用也在逐渐缩小。关锐保护壁垒的透明度可体现在这次中美达成的协议中,我国目前的关锐率已从22.1%削减为17%,取消所有进口配额和数量限制。到2004年将农产品平均关税降至17%。适当的保护高度是指考虑我国经济对国际竞争的承受能力,逐步接近WTO成员国的平均保护水平,并且这种保护不是全面保护,而是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当的保护期限是指对所选择的幼稚产业的保护必须明确规定一个合理的期限。根据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保护期限最长不能超过30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将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加以发展,作为幼稚产业加以保护。汽车工业的进口关税一直很高,可是20多年过去了,汽车工业至今没有走出幼稚产业的局面,竞争能力依然较弱。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高度保护使得汽车工业没有国际竞争的压力,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效率低下,生产技术落后,产品老化,也就是说过度的保护实际上是保护了落后,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所以,国家调整了对汽车的保护期限和进口关锐,到2006年,汽车进口关税将从目前的80%—100%降至20%,在进口汽车的竞争下,必然会挤跨大部分汽车整年生产企业,这对汽车工业的整体发展未必是坏事,相反,已经成长起来的若干家具有竞争力的汽车企业会进一步壮大,参与进品汽车的竞争,同时实施汽车出口目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贸易保护水平将会逐步降低,最终走向全面开放和自由贸易。

综上所述,我国的适度保护贸易政策体现了开放和保护的特点,这一政策是符合我国目前的客观经济形势和基本国情的,也是我国加入WTO的必由之路。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可以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培养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让其成长壮大后再去参与高水平的国际竞争;适度保护贸易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淘汰不合理和落后的产业。收稿日期:2000—06—17

【参考文献】

[1]陈长民,等.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林毅夫,胡书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挑战与机遇[J].国际经济评论,2000,(3)

[3]李健.力争可持续增长-2000年进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J].国际贸易.2000,(5).

适度范文篇7

关键词:适度规模养殖;牛疫病;防治

目前牛养殖技术和疫病防治水平都有一定的提升,但是牛疫病发生的种类越来越多,因此养殖户在养殖中也面临较大的防治难度,有些养殖户经验主义较强,没有学习科学的养殖方式,也没有重视起疫病的防治工作,导致养殖场的经济效益不高,因此有必要重视起牛疫病的防治工作,保障适度规模养殖场的健康发展。

1牛疫病种类

1.1传染病

传染病是一种经常发生且危害较大的疫病,在各种规模的养殖场中都极易流行,常见的牛传染疫病有口蹄疫、结核病及布氏杆菌病等,随着牛养殖密度的提高及养殖种类的增多,一些传染病也发生变异,治疗难度极大增加,单纯的药物治疗效果收效甚微,需要养殖户能重视起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1.2普通病

牛适度规模养殖过程比较多发的疾病还有中毒、胃肠、营养代谢病、感冒等一些普通疾病,其治疗难度不高,但是耽误治疗时机会导致病程延长、病情加重,进而使牛的机体发育不良,抵抗力下降而引起其他继发疾病。

1.3产科病

牛产科病比较常见,一方面,由于饲养方式不当,使部分母牛出现产科病,影响其繁殖性能,虽然目前人工授精比较常见,但是一些养殖场仍然会使用传统的配种方式,极易出现生殖器官损伤、细菌感染伤口等问题,使牛产科病的发生概率增大。另一方面,部分养殖场开始采用冷冻牛精液人工配种技术,但受限于部分冻改技术人员操作不规范,极易造成一些损伤[1]。

1.4寄生虫病

牛类寄生虫病类型众多,牛常发的寄生虫病有线虫、绦虫、吸虫等,寄生虫通常会在大量繁殖时给牛群造成为哈爱,因此一些适度规模的养殖场养殖密度比较大,易爆发寄生虫病,再加上养殖户没有重视起牛只的体内外驱虫工作,因此造成寄生虫病的流行。

2治疗方式

2.1牛口蹄疫

牛口蹄疫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患病的牛只会出现体温升高、水肿、皮肤溃烂、红肿等症状,该病常在春季大规模流行,治疗时应遵循如下规则。

2.2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牛传染性胸膜肺炎是一种传染病,主要是通过接住感染,患病的牛只会出现体温急剧升高,可达40~42℃,前肢张开、呼吸困难等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病牛会出现心脏衰竭等症状,直至死亡。具体的治疗方式如下。第一,使用500mL糖盐水配以4支氢化可的松、青链霉素8~10支,每天以此用药,连续使用5d即可。第二,使用150g鱼腥草,50g金银花,40g陈皮,35g贝母,30g桂枝、半夏、桑白皮、五味子、黄芩,25g葶苈子、木香,20g甘草,将以上药物温火煎汁,每天用药1次,连续用药3~5d即可取得显著疗效。2.3胎衣不下牛胎衣不下是指牛分娩后不能在正常时间内将胎膜完全排出体外的一种产科病,该病可用野桐麻汤进行治疗,将新鲜的野桐麻根部皮剥去外面的老壳后加入1000~2000mL的清水用文火煮15min,冷却去渣后一次性灌服给病牛,经过6h左右,病牛胎衣逐渐自行脱落。

3预防措施

3.1加强饲养管理

加强牛疫病的防控工作需要加强饲养管理工作,第一,建立优良的养殖环境,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采用舍饲的方式,每个牛舍中会有多头牛一起生活,给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提供条件,因此建立优良的养殖环境,要确保牛舍通风、透光、温湿度条件适宜,还需要主要在冬季做好保温,夏季做好透风,减少疾病的发生。第二,合理配制牛只的饲料,严格按照牛只的生长阶段与营养需要合理搭配饲料,根据季节的不同隔离供给饲料等,最大程度上满足牛对蛋白质、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的需要,进一步提高牛只的抵抗能力。

3.2强化消毒工作

消毒工作的开展可极大减少病原、细菌的繁殖,因此养殖户要强化消毒工作,在养殖场的进出口设置毒设施并配备专业的消毒间,对进出养殖场的车辆、消毒人员等进行严格的消毒,在实际工作中应保证消毒工作的全面性,对养殖场内部的各个角落及养殖场附近的环境都进行消毒处理,尽可能减少细菌的滋生[2]。

3.3做好驱虫工作

做好驱虫工作可极大降低寄生虫发病的概率,第一,注重牛舍的卫生,及时清理牛舍内的粪便,并清洗牛的食槽、饮水槽等用具。第二,在夏、秋季节做好灭蚊蝇工作等。

3.4坚持自繁自养、全进全出制度

适度规模养殖场要想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需要紧密联合市场,因此需要按照市场的需要不断引进新的品种,目前大多数养殖场会引进一些国外优良品种并通过杂交技术进行繁殖,这也给病菌的引进提供机会,因此养殖户应坚持自繁自养、全进全出制度,防止出现细菌交叉感染的问题。如果必须要引进新的品种则需要做好检疫工作并做好一段时间的隔离饲养,确认健康后再混入健康的牛群;当一批牛群饲养结束转出时应对牛舍进行彻底清扫,消毒晾晒后再引入新的牛群。

3.5规范使用保健品

很多病毒性的牛传染病并没有有效的药物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因此大多是在牛犊不同的饲养阶段选择使用病原菌敏感药物降低其发病概率,此外,还可使用一些保健品进行各种疾病的预防,这些保健品通常是指一些中成药制剂、生化制剂等,但是其会在牛的体内造成一定的药物残留,因此养殖户要严格按照保健药品的休眠期还有剂量科学实用,严禁使用不合格的药物。

3.6加强检疫工作

检疫是目前动物防疫工作中的重要环节,第一,对养殖场引进的牛犊进行检疫,保证牛犊的健康。第二,集合养殖当地的疫病发生特点进行检疫工作,检疫时间通常在每年春季与秋季时进行,检疫中一旦发现病体牛需要及时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且要及时封锁养殖场乃至周边养殖场,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检测[3]。

3.7定期免疫接种

免疫接种能对大多数疫病起到预防作用,因此养殖户要加强与基层兽医站的联系,根据养殖场的实际情况定期进行免疫接种工作,通常每种疫病需要接种不少于1种的疫苗,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疫病的接种顺序及接种间隔时间,通常接种疫苗的间隔时间为30d左右。在免疫接种工作开展中,养殖户要严格按照疫苗说明书所规定的内容合理使用疫苗,做好应急预案,以便及时处理疫苗接种后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等。

4结束语

加强牛疫病的防治工作是确保适度规模养殖场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养殖户在养殖中应加强学习,深入了解牛疫病的种类及其发生特点,并且加强与基层兽医站的联系,一旦发现疫情要及时上报,降低牛疫病发生对养殖场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扎儿.牛疫病发生特点及防控措施[J].畜牧兽医科学(电子版),2019(4):32-33.

[2]宋富国,向信宇.规模化猪牛养殖常见疫病及防治[J].畜牧兽医科学(电子版),2020(2):28-29.

适度范文篇8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摘要】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急剧膨胀。本文引用国际上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国债规模的四项指标,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指标状况,对我国的国债规模进行了理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关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些基本结论。

二、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参考文献:

1、管圣义、刘邦驰,“我国国债规模与限度的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7。

2、马涛,“国债扩张动因何在”,《经济日报》,1999.9.13。

3、倪红日,“扩大国债的可行性研究”,《涉外税务》,1999.9。

适度范文篇9

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

众所周知,投资增加促使经济增长,同时又引起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度投资规模从理论上应服从于整体宏观经济目标。即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长期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在经济实践中,这些客观经济目标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协调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矛盾的宏观政策是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通过对需求的调整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在我国长期的经济实践中,上述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与投资增加有限之间的矛盾;(2)现实资源未实现优化配置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3)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解决.以上矛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达到协调的目的,这就不得不从理论上对适度投资规模的标准加以限定。励以宁教授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合理投资的理论描述可作为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具体描述如下:“就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防止物价剧烈波动,提供较多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的作用而言,投资之后,至少其中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好转,而没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恶化,那么这样的投资就是合理投资”。

这一描述更多的是侧重于某项投资目标的合理性。要把这个合理性作为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还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即用什么来衡量“至少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好转,而没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恶化”呢?这就涉及到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问题。

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

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具体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一一国民经济生产能力有所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比上年有所提高或实际经济增长率略有降低(在l个百分点左右),而不出现负增长

衡量实际经济增长的标志主要是GNP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产值的实际增长率。从长期趋势来看,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是稳步上升的,而投资规模也大致保持同样的增长趋势。

一一国民经济不出现剧烈波动

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危害甚大,而引起这一剧烈波动的首要因素,是投资规模的剧烈波动。

建国以来,我国曾有几个时期投资规模出现过很大的波动,相应地国民经济增长也大致呈现相同的波动趋势。实践已反复证明投资规模的急剧膨胀和大幅度压缩,必然导致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一一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协调,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源于国民收入中的积累,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国民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已大体上决定了投资的规模,因此,积累率的高低是衡量投资规模是否适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笔者认为,合理积累率的确定,要把保证原有人口和新增人口当前消费水平不降低作为积累的最高限,把新增人口的就业所需平均资金装备作为积累的最低限。要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在上述积累的最高限和最低限之间确定一个适度的积累率,以保证从长期累计来看的最优速度和人民的最大消费。

一一经济结构合理化

投资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的表现是,一国现存的产业结构不但从总量上决定着投资率的高低,还从流量上决定着投资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即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是:一国的经济结构对其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起决定作用,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反过来强有力地影响着产业结构。因此,适度的投资规模不仅是总量概念,更重要的是结构概念。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就成了衡量适度投资规模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一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基本平衡

财政信贷政策强有力地影响着投资规模。在其他方面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过大,必然造成财政赤字,信贷逆差,物资也难以平衡,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过多的引进外资和扩大国际信贷规模,也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因此,_L述四大平衡是衡量投资规模是否适度的又一重要标志。理论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赤字无害、通胀有益,因而主张扩大投资,刺激需求.引导经济增长。其结果是事与愿违。从国力论的理论出发,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的平衡出发,四大平衡仍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最终体现,因此也是适度投资规模的一个标志。

一一投资效果不断提高

适度范文篇10

一、适度投资规模的界定原则

衡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否适度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看投资规模与国力是否相适应。但从一个地区情况看,还要结合本地区经济现状及今后发展目标来确定。根据国内外历史经验,在确定适度投资规模时,一般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要坚持投资稳定增长的原则

二是要坚持投资优先增长的原则;

三是要坚持投资率适度原则;

四是要坚持投资适用性原则。

下面对以上几点分别给以论述:

1、投资的稳定性原则

历史的经验证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只有当投资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是积极和有效的。由于投资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波动,因此,投资的大起大落,将导致经济的剧烈振荡,保持投资增长的稳定性既是国民经济运行稳定性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有力杠杆。

投资稳定增长并不是要消除投资增长的波动性,而是说要把投资波动控制在一个适度或合理范围之内,避免过度的投资扩张和投资收缩。对投资稳定性的判断主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投资出现负增长;二是在一个周期内(即5年左右时间),投资的最高增速和最低增速之比不应超过2:1。

2、投资优先增长原则

经济要发展,投资要先行。根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投资的增长必须优先于经济的增长。“在生产技术进步,技术装备水平提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年度投资规模要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一些。”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和战后重建阶段,都是依靠大规模投资建设而发展起来的。

在不同发展阶段,其优先程度有一个大致的合理范围。先进国家发展历程表明,随着科技进步因素、效率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经济增长必然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化,投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幅度会逐步缩小。如日本在50年代,投资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7.8个百分点,增速之比为1.71;到60年代,优先增长幅度缩小为3.4:1,投资增长与经济增

长速度之比则降为1.3。因此,我们可以从“年度投资规模优先增长幅度”和“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例系数”进行分析,确定了我市现阶段投资增长的两个衡量标准:

(l)年度投资增长优先经济增长6-10个百分点较为适宜;

(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比例系数应在1.5-1.9之间为宜。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投资应增长15.0-19.0%。“优先增长幅度”和“比例系数”是分别从绝对量和

相对量反映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间的关系。把两者结合起来,能够从一个方面比较准确地反映投资规模的合理程度。

3、投资率适度原则

投资率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是反映投资规模与国力适应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投资率过高,超过了经济的实际承受能力,就有可能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失衡;投资率过低,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就发挥不充分。国家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投资率在32-40%之间为宜,现对三门峡市投资率进行分析。

从往年的情况看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变化与投资规模大小的关联程度集中反映在投资率上。投资率大,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投资率小,则经济出现萎缩。同样通货膨胀率也随着投资率的变化而滞后一年变化。据测算投资率与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滞后一年)相关系数高达0.82,说明投资率与物价上涨率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三门峡市1988-1998年间投资率在30%以下的年份有3年,30%以上年份有7年。当投资率在30%以下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有2年经济增长4-6%,增速明显偏低。因此可以认为投资率在30%以下为低投资水平。

当投资率在30%以上时,经济出现了较快增长,但同时又带来了高通胀,多数年份通胀率在10.2%(滞后一年)。如1994年41.7%的高投资率,GDP出现了13.2%的增长,但却于次年出现了16,8%的物价上涨,因此,投资率在38%以上属高投资水平。

当投资率在30%-38%之间时,多数年份中GDP既能保持较快增长,又能维持较低的通胀率。由此可以断定,三门峡市投资率在35%一40%之间较为适宜。但从有关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都经过一段投资率较高的时期。

韩国、新加坡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投资率也都有一段36%以上的时期,考虑到我市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是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时期,经济实力相当于日本60年代初期的状况。因此借鉴他们的经验,结合我市实际,在近5-10年内,我市投资率在35%-40%之间则较为适宜。

4、投资适应原则

投资适应原则是指投资要与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要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需要相适应。如最近几年,国家经济政策向西部地区倾斜,制定了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提高东部地区经济运行质量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西部地区投资增长应快些,投资率应略高一些,东部地区投资率可稍低些,当然今后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投资率也会逐步下降。因此,投资的增长应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二、对适度投资规模的测度

在不考虑出口和库存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对近十年来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做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以下数量关系式:

GDP=0.265xIF+0.314xCO+2.378

(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IF’为投资增长率;CO为消费额增长率。)

考虑到经济、消费和投资波动的差异,为保持其同步性,我们在测算时GDP增长率和消费率增长均按可比价(上年为100)测算的,且剔除了不正常的年份(指某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投资负增长),由上式可知,国内生产总值对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265,即在消费不变的情况下,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GDP增长0.265个百分点。我们可以利用已建立的模型进行测度,并结合适度投资规模的界定原则加以确定。(二)实施适众投资崎长的对策建认

使投资规模保持适度合理增长是国民经济发展之必然要求,但加大投资力度必须要有资金作保证,否则就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千方百计增加投入是当前投资工作中的主要任务。一方面要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增加投人;另一方面就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增加投资需求,从目前情况看,在资金筹措上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拓宽融资渠道,筹集建设资金。一是要加大股票市场融资力度,充分利用国家的现行政策,千方百计做好A股、B股和境外股票的发行工作,努力争取上市指标和发行规模。在股票规模安排、上市公司的推荐等方面,要与国有企业改革、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要同国家和市里的产业政策、保证重点建设的要求相一致,优先支持市里确定的培植主导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的重点项目以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项目,结合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和“抓大放小”方针的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地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造步伐,将上市募集的资金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扩张规模,发展支柱产业。并充分利用二级市场,“买壳”、“借壳”上市,通过上市公司的增资配股,吸引社会资金。二是要鼓励企业跨行业、跨地区找投资,通过转让经营权、产权来盘活存量资产,筹集重点建设资金。对重点基础设施、基础工业项目建设,应探讨可转换债券的融资问题。三是积极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基金是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在本世纪末运用和发展比较快的一种融资方式,由于具有专家经营、组合投资的特点,可以养活投资的风险,获取较高的收益。四是盘活各类资金。通过集中土地批租收人、资源开发税和合理出售公房,也可获得可观资金,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步伐。随着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养老、失业、医疗等各类保险资金将会逐年增多。合理、安全地用活各类社会保险基金,不仅有利于经济建设,也有利于这些基金的保值增值。

2、采取措施提高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集体与个体私营经济的投资动力不足,是我市投资总量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市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居多,投资潜力巨大,其作用远未发挥出来。党的十五大提出,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国有、非国有的体制观念束缚和管理界限,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引导集体、私营、个体投资和跨所有制的联合投资,在融资条件方面为其创造必要的政策环境,努力提高我市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