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问题范文10篇

失地农民问题范文篇1

一、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我国现行征地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国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如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所承受的损失，等等。肯定地说，这种经济补偿机制是必要的，目前显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该坚持下去并逐步得到改进。

也应认识到，现行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难以完成所有的工作。大量的实证调查揭示，这种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被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及时足额给付了经济补偿，失地农民在很长时间以后仍会处于贫困状态。这就警示我们：现行的征地安置政策是一种普遍缺乏效用而且很容易被滥用的方法，不足以预防失地农民的贫困，必须加以调整和完善。

预防和缓解失地农民贫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审视征地安置工作的政策目标和手段，且重点应放在检讨损失评估和补偿的思维方式上。进而言之，征地安置政策不应简单地视为支付赔偿或置换原有资产，其思路应更为宽广：使失去土地的人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一句话，应把实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作为未来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WSSD）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FWCW）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在此框架内，资产的定义是广泛的，它不仅包括金融财产（如存款、土地经营权、生意或住房等），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和影响其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

应当说，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工作。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的“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就较好地解决了广大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只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的招工安置和农转非等办法，在实践中已失去原有作用和意义，各种矛盾和问题才开始凸现。因此，重新理解和认识可持续生计政策，并以此作为征地安置工作的基本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涵。

第一、设计合理的补偿机制。征地补偿金作为农民失地后原有资产置换的费用，在解决失地农民生活燃眉之急和重建新的生计系统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是落实可持续生计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合理的补偿机制应以提高或恢复失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目标。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征地补偿费即便不能做到对失地损失的“全额赔偿”，至少应保证及时足额支付置换农民原有资产的费用。基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费严重偏低的实际，未来的征地补偿标准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和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其次，置换资产最多只能使失地农户保持和以前一样的发展速度，而不能弥补由此损失的时间，“迎头赶上”。要想真正实现加速发展，就必须在此之外，还向失地农民提供以发展为目的的投资。

第二、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资产的社会福利效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资产，人们可以从长计议，追求长期目标。更为重要的，积累资产本身对穷人的心理促进、意识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等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事实也表明，土地、房屋、集体经济等资产收益，在预防失地农民贫困和减少家庭不安全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进而言之，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既是改善他们生计的一种速效、实惠、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也是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生活风险的重要的安全网之一。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政策工具来实现上述目标呢？可行之策有两条：一是抓好失地农民的住宅规划与建设。城市规划部门与建设单位在设计建造失地农民的住宅时，既要考虑确保他们乐有所居，也要方便他们能从房屋资产中形成长效受益机制。二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对于必须由国家征用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可以在规划区内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数量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对于那些土地征用量大，土地征用补偿费较多的行政村，政府应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第三、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对于失去物质性和生产性资产的农民而言，就业收入构成了大多数生存策略的核心内容。因此，为失地农民提供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以下三个方面有助于促进失地农民稳定就业：一是提高就业能力。通俗地说，就业能力是指获得工作和保持工作的能力。如前所述，失地农民的智力含量、质量水平或专业级别均难于适应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变化，政府向他们提供就业服务、就业培训、制定一些有利于保持工作的补贴显得尤为紧要。二是广开就业渠道。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在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政府要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就业安置办法，即把就地安置、招工安置、投资入股安置、住房安置、划地安置和失地农民自谋职业等安置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消除就业障碍。社会各界要像关心城镇下岗职工那样关心支持失地农民的就业与再就业，逐步清除各种不利于统筹城乡就业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其中关键的一步是，应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第四、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在现有体制下，农民失地犹如经历一次经济和生活上的剧烈地震。无论征地补偿机制多么完善，不可避免会有部分失地农民或家庭沦于贫困的世界。切实保护这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既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也是政府职责所在。为此，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为失地农民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极为必要。实际上，如果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健全，就不需要那么多详细复杂的、针对具体项目的补偿。换句话说，如果把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不仅有助于预防失地农民陷入贫困风险，也有利于国家必要的征地工作高效健康运行。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要可持续，必须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二是为失地农民设立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宜直接与现行城镇的类似制度衔接。三是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专项基金。其中政府的必要投入至关重要。

三、落实政策手段的具体措施

1.关于完善补偿机制。

——修改《土地管理法》中与市场经济要求和保障农民权益不适应的条款，切实改变现行征地制度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严重偏低，违反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基本规律的现状。

——建立和完善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地价格评估体系。综合考虑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环境条件等，对农用地进行分等定级；结合农用地等级，制定农用地价格评估办法。以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用地评估价格为基础，以经营性目的的农地转用市场价格为参照，确定土地财产补偿标准；参照资产评估办法，确定其他各类财产的补偿标准；参照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确定就业安置补偿标准。

——在单纯的征地补偿费用之外，再增加一定数量的投资资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创业和发展。

2.关于资产建设。

——实行留地安置政策。国家征用土地时，应在规划区内留出一定数量土地返回给村集体，用于安置失地农民。留用地比例以征用地总面积的20％为宜，10％专项用于村集体发展二、三产业，另外10％用于农民生活安置。

——搞好住宅小区规划。原则有三：一是住宅最好规划在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地段，如沿街，靠近集市等。二是住宅应实行小区化。居住小区化不仅能方便居民日常生活，居住区内商业用房也可作为村集体资产获取收益。三是推行多层公寓住宅。多层公寓既可把节约下来的宝贵土地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形成一份产业，也便于失地农民在满足自住的基础上，有一定面积的房屋用于出租，获取租金收益。

——探索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有效措施之一是，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制改革，把资产量化到个人，并明确权利与责任。

3.关于就业促进。

——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可行的策略有五条：一是建议在出让土地时，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征地单位签订提供一定数量或一定比例就业岗位的协议，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吸纳被征地单位的劳动力。二是大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把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同加强城市的绿化、环保、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项事业结合起来，使之形成提供就业岗位与创造本地财富的新循环。三是将失地农民纳入小额担保贷款的政策范围，提高他们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积极性和成功率。四是实行公共就业工程计划，如实施建筑、道路、绿化、社会建设等劳动密集型工程，或结合当前城乡环境整治等工作，帮助大龄失地农民再就业。五是就业资源枯竭地区，应组织开展劳务输出。

——重点加强失地农民的就业技能培训。有益的经验是：以市场的需求和农民的需求来定培训项目（对失地农民实行“菜单式”和“计单式”培训），以竞争定培训机构（对就业技能培训机构实行面向全社会的招标制），以补贴促参与（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失地农民，政府给与一定的财政支持）。

——用经济手段和优惠政策降低劳动力成本。如对招用失地农民的企业，政府给予一定的收费减免、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优惠政策；对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与下岗失业人员一样同等享受在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如免交相关税费、提供小额担保贷款等优惠政策。

4.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把不妥善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允许征地作为改革征地制度和完善征地程序的重要内容。

——为失地农民设立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应遵循“低进低出”的原则，即设计一种“少缴费、少得益”的新制度。参保者得益之“少”的下限，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为准。

失地农民问题范文篇2

笔者在2008年7月至11月，和来自土地资源管理、社会保障等不同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一同进行了专题调查。问卷调查涉及浙江省的萧山、温州、宁波、义务、金华、丽水等县、市、区，同时我们还零星走访了浙江部分县、市的一些村庄和农户。抽取的农户调查样本覆盖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失地（或即将失地）农民，符合随机抽样要求。本次调查共发放农户调查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58份，有效问卷239份，其中涉及已征地174份，即将征地65份。

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农民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农民个人信息、2007年个人及家庭纯收入、家庭月消费水平等；第二部分是农民对征地制度的认知，包括对征地相关法规、补偿制度的了解及对征地的意愿等；第三部分是农民对征地所获补偿的满意程度，包括获得的补偿、征地前后生活状况等内容。

2、被调查农民基本情况

从年龄分布区间来看，被调查农民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且每个阶段都具有一定比例。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调查农户的文化程度普遍不到，大部分处于小学或初中水平，本科或大专水平只占到总人数的2.51%。

农户2007年家庭总收入水平分布较为广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家庭总收入在2-3万元范围内的较为集中，占到35.56%，而家庭总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农户所占的比重达到20.50%，数据显示低收入农户仍然较多。

收入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调查显示，务农不再是大部分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单位工资成为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个人经营在农民收入中所在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农民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大部分农户家庭收入低、消费水平不高的现实没有改变，农民整体受教育程度低下，文化水平不高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3、农民对征地制度的认知

笔者将农民对征地相关法规和补偿制度的了解的调查数据以1-4编号，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到表4-1的结果。

从表4-1可以看出，农民对征地相关法规以及补偿制度了解的平均水平只有2.45和2.32，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只有极少数人清楚地知道，这一比例与本科或大专学历水平所占比例基本符合，这也进一步说明农民对征地制度认知的总体水平不高，且与学历的高低具有显著相关性。

为了便于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将农民的征地意愿进行了相似的数据处理，统计得出农民对征地的平均意愿为2.69，标准差为1.165，处于不太愿意和无所谓之间。而从表4-2可以看出，征地意愿表现为愿意（包括比较愿意和很愿意）的农民只占到被调查总人数的30.96%，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用或处于迷茫状态。

笔者认为调查反映的这一现象与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对于征地和补偿制度的认知能力有关，同时也和现实的补偿标准以及他们对于补偿标准的满意程度密切相关（笔者将在“农民对现有征地补偿的满意程度”中具体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民的心理，问卷还就他们愿意被征地与不愿意被征地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大部分愿意被征地的农民认为征地之后生活能有所改善（比例达到50.21%），一部分因为户口可以农转非，还有部分认为补偿还比较高；对于不愿意被征地的农民，大部分由于补偿太低、就业困难或者生活失去保障，还有一部分出于长期以来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心理，不愿意离开土地。

4、农民对现有征地补偿的满意程度

调查涉及已征地农民174人，即将征地农民65人。在已征地农民中有超过65.51%的农民所得到的经济补偿低于3万，5万以上的比例只有17.82%。数据显示，大部分农民在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后获得的直接经济补偿十分有限。

除了直接经济补偿这个指标，问卷还对失地农民获得的其他形式补偿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有47.70%的失地农民办理了保险，大部分农民获得了其他形式的补偿，但遗憾的是还是有近三分之一的失地农民除获得直接经济补偿外没有获得其他任何形式的补偿，他们不得不为维持生计而面对陌生的环境，这也势必会使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感到焦躁、不安。

对生活状况和满意程度的评价由低到高分为5个等级，分别以1-5编号。调查数据直观显示大部分农民认为生活没有改善，进一步分析显示生活状况平均水平为3.19，也印证了初步判断。虽然此项调查数据表明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变化，但补偿满意度调查显示农民平均满意程度只有1.82，处于低水平，大部分认为补偿太低，不够合理。

5、对调查结果的再思考

调查表明大部分农民对征地制度不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征地的态度，而这样的现实又和他们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现实密切相关。因此笔者认为应着力做好相关制度和法规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应采用农民能普遍接受的方式，让农民有渠道了解和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针政策，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同时要及时了解农民的诉求和想法，做好反馈工作，行之有效地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服务。

调查还显示，尽管大部分农民在征地以后生活水平没有显著改变，但依然表示对“征用土地以不低于原生活标准作为安置补偿的适度原则”难以接受，希望能提高补偿标准，按市场价值进行补偿。笔者认为，一方面农民失去了自己依赖的土地，放弃了自己熟悉的生产方式，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促使他们希望以较高水平的补偿换得精神上的慰藉；另一方面，对土地增值的普遍预期和无法参与土地增值分配的现实，加剧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也增加他们的不满情绪。

为此，笔者认为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应改变只按农业用途给予补偿的做法，尝试让开发商与农民直接接触、进行面对面的讨价还价。改变单纯的经济补偿模式，从多方面考虑予以补偿，如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指导，安排适应性就业岗位，完善基本医疗保障等保障制度；同时，政府应致力于促进补偿费的合理分配，乡镇政府违法参与分配行为应杜绝，村集体与失地农民分配比例混乱等应有效控制。此外还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文化知识和综合技能，帮助和引导失地农民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变。

【参考文献】

[1]劳动部弄好民工和被征地农民保障综合调研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综合调研报告[M].北京：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编印资料，2006.

[2]沈关宝等.解读“失业农民问题”——国内外失地农民问题研究综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8.

[3]王道勇.增加失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策略分析[J].改革纵横,2008.

[4]周其仁.产权和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吴次芳，鲍海君.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安置途径探索[J].中国土地，2003.

失地农民问题范文篇3

我国现行征地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国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如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所承受的损失，等等。肯定地说，这种经济补偿机制是必要的，目前显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该坚持下去并逐步得到改进。

也应认识到，现行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难以完成所有的工作。大量的实证调查揭示，这种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被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及时足额给付了经济补偿，失地农民在很长时间以后仍会处于贫困状态。这就警示我们：现行的征地安置政策是一种普遍缺乏效用而且很容易被滥用的方法，不足以预防失地农民的贫困，必须加以调整和完善。

预防和缓解失地农民贫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审视征地安置工作的政策目标和手段，且重点应放在检讨损失评估和补偿的思维方式上。进而言之，征地安置政策不应简单地视为支付赔偿或置换原有资产，其思路应更为宽广：使失去土地的人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一句话，应把实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作为未来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WSSD）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FWCW）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在此框架内，资产的定义是广泛的，它不仅包括金融财产（如存款、土地经营权、生意或住房等），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和影响其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

应当说，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工作。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的“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就较好地解决了广大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只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的招工安置和农转非等办法，在实践中已失去原有作用和意义，各种矛盾和问题才开始凸现。因此，重新理解和认识可持续生计政策，并以此作为征地安置工作的基本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涵。

第一、设计合理的补偿机制。征地补偿金作为农民失地后原有资产置换的费用，在解决失地农民生活燃眉之急和重建新的生计系统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是落实可持续生计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合理的补偿机制应以提高或恢复失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目标。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征地补偿费即便不能做到对失地损失的“全额赔偿”，至少应保证及时足额支付置换农民原有资产的费用。基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费严重偏低的实际，未来的征地补偿标准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和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其次，置换资产最多只能使失地农户保持和以前一样的发展速度，而不能弥补由此损失的时间，“迎头赶上”。要想真正实现加速发展，就必须在此之外，还向失地农民提供以发展为目的的投资。

第二、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资产的社会福利效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资产，人们可以从长计议，追求长期目标。更为重要的，积累资产本身对穷人的心理促进、意识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等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事实也表明，土地、房屋、集体经济等资产收益，在预防失地农民贫困和减少家庭不安全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进而言之，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既是改善他们生计的一种速效、实惠、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也是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生活风险的重要的安全网之一。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政策工具来实现上述目标呢？可行之策有两条：一是抓好失地农民的住宅规划与建设。城市规划部门与建设单位在设计建造失地农民的住宅时，既要考虑确保他们乐有所居，也要方便他们能从房屋资产中形成长效受益机制。二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对于必须由国家征用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可以在规划区内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数量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对于那些土地征用量大，土地征用补偿费较多的行政村，政府应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第三、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对于失去物质性和生产性资产的农民而言，就业收入构成了大多数生存策略的核心内容。因此，为失地农民提供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以下三个方面有助于促进失地农民稳定就业：一是提高就业能力。通俗地说，就业能力是指获得工作和保持工作的能力。如前所述，失地农民的智力含量、质量水平或专业级别均难于适应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变化，政府向他们提供就业服务、就业培训、制定一些有利于保持工作的补贴显得尤为紧要。二是广开就业渠道。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在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政府要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就业安置办法，即把就地安置、招工安置、投资入股安置、住房安置、划地安置和失地农民自谋职业等安置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消除就业障碍。社会各界要像关心城镇下岗职工那样关心支持失地农民的就业与再就业，逐步清除各种不利于统筹城乡就业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其中关键的一步是，应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第四、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在现有体制下，农民失地犹如经历一次经济和生活上的剧烈地震。无论征地补偿机制多么完善，不可避免会有部分失地农民或家庭沦于贫困的世界。切实保护这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既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也是政府职责所在。为此，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为失地农民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极为必要。实际上，如果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健全，就不需要那么多详细复杂的、针对具体项目的补偿。换句话说，如果把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不仅有助于预防失地农民陷入贫困风险，也有利于国家必要的征地工作高效健康运行。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要可持续，必须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二是为失地农民设立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宜直接与现行城镇的类似制度衔接。三是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专项基金。其中政府的必要投入至关重要。

三、落实政策手段的具体措施

1.关于完善补偿机制。

——修改《土地管理法》中与市场经济要求和保障农民权益不适应的条款，切实改变现行征地制度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严重偏低，违反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基本规律的现状。

——建立和完善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地价格评估体系。综合考虑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环境条件等，对农用地进行分等定级；结合农用地等级，制定农用地价格评估办法。以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用地评估价格为基础，以经营性目的的农地转用市场价格为参照，确定土地财产补偿标准；参照资产评估办法，确定其他各类财产的补偿标准；参照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确定就业安置补偿标准。

——在单纯的征地补偿费用之外，再增加一定数量的投资资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创业和发展。

2.关于资产建设。

——实行留地安置政策。国家征用土地时，应在规划区内留出一定数量土地返回给村集体，用于安置失地农民。留用地比例以征用地总面积的20％为宜，10％专项用于村集体发展二、三产业，另外10％用于农民生活安置。

——搞好住宅小区规划。原则有三：一是住宅最好规划在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地段，如沿街，靠近集市等。二是住宅应实行小区化。居住小区化不仅能方便居民日常生活，居住区内商业用房也可作为村集体资产获取收益。三是推行多层公寓住宅。多层公寓既可把节约下来的宝贵土地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形成一份产业，也便于失地农民在满足自住的基础上，有一定面积的房屋用于出租，获取租金收益。

——探索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有效措施之一是，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制改革，把资产量化到个人，并明确权利与责任。

3.关于就业促进。

——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可行的策略有五条：一是建议在出让土地时，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征地单位签订提供一定数量或一定比例就业岗位的协议，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吸纳被征地单位的劳动力。二是大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把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同加强城市的绿化、环保、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项事业结合起来，使之形成提供就业岗位与创造本地财富的新循环。三是将失地农民纳入小额担保贷款的政策范围，提高他们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积极性和成功率。四是实行公共就业工程计划，如实施建筑、道路、绿化、社会建设等劳动密集型工程，或结合当前城乡环境整治等工作，帮助大龄失地农民再就业。五是就业资源枯竭地区，应组织开展劳务输出。

——重点加强失地农民的就业技能培训。有益的经验是：以市场的需求和农民的需求来定培训项目（对失地农民实行“菜单式”和“计单式”培训），以竞争定培训机构（对就业技能培训机构实行面向全社会的招标制），以补贴促参与（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失地农民，政府给与一定的财政支持）。

——用经济手段和优惠政策降低劳动力成本。如对招用失地农民的企业，政府给予一定的收费减免、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优惠政策；对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与下岗失业人员一样同等享受在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如免交相关税费、提供小额担保贷款等优惠政策。

4.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把不妥善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允许征地作为改革征地制度和完善征地程序的重要内容。

——为失地农民设立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应遵循“低进低出”的原则，即设计一种“少缴费、少得益”的新制度。参保者得益之“少”的下限，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为准。

失地农民问题范文篇4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相关制度供给与消费的不协调，我国的失地农民现象日益“问题化”，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方略需要从制度主义的视角进行审视，并进行制度理念与具体制度的变革。

关键词：制度；失地农民；社会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实行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与分散化经营城市的城市化政策，它限制了人口的流动，注定了失地农民这一人群的稀少性。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失地农民却日益成为无法忽视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试从制度供给与消费的视角对失地农民的成因进行制度分析，揭示其中的制度变迁的逻辑，并对其中的对策体系进行简要的探讨。

一、失地农民成为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在发展的进程中先后出现了三轮圈地热：在1986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城市内部日益拓展，这使得城郊地区出现了第一轮圈地热。当时的混乱占地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产生了土地管理立法的需要，随后导致第一部《土地管理法》的出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形成了第二轮圈地热，随后政府开始强制性取消土地开发政策。200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圈地热。这次圈地在占地规模与延续时间等方面均大大超过了前两轮。据国务院五部委查验，截至2004年6月17日，全国30个省市区（内蒙古外）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41个，规划用地3.75万平方公里，这一数字比现有城镇用地面积总和还要大。同时交通建设也大量占用耕地，2003年全国高速公路建成里程累计为2.51万公里，比1998年就增加了19倍。[1]此外，城市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也大量占地：超宽马路、超大广场、物流园区、高尔夫球场等等，农民的大量土地被征占。

作为上述几轮圈地热的最主要后果之一，失地农民现象的“问题化”色彩日益明显。但是，对于失地农民、地方政府和中央决策层而言，失地农民问题的具体表现是迥然不同的。

（一）失地农民层面

第一，失地农民的收入不增反减。这主要表现为失地农民一方面收入无门，另一方面支出无底，支出项目在增加。对兼业的失地农户而言，土地虽然已经不是收入大规模增加的源泉，但它依然是具有最低保障性质的“保险田”、“保命田”。而纯农业户对土地依赖程度更高，他们失地后的再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譬如，2003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就人均0.3亩以下的失地农民进行调查，共计调查2942户，结果发现，43%的被调查失地农民完全失地土地，有46%的农户的经济收入水平下降。[2]与此相呼应，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综合调研报告》（内部稿）中也认为，耕地被征用后，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的人均生活费开支普遍增长了三成左右。

第二，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弱。一方面，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不高，因而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差，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多处于集体经济和“瓦片经济”较发达的城乡结合部，再就业意愿也不强，而用人单位聘用成本却偏高。此外，由于失地农民不同于农民工，他们是被迫式的城市化与市民化，没有选择余地，因此自身没有心理与物质上的充分准备，这种整体性的全民式城市化，使许多根本不愿离开土地的农民面对高度紧张的城乡就业市场。因此，失地农民的转业与再就业能力从总体上看是很弱的。譬如，有关实地调查就显示，河北迁安、高碑店的失地农户80%以上就业都很困难[3]。

第三，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而社会保障等相关配套措施未落实。现行的征地安置方式单一，主要是一次性的货币安置。而且由于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征用后的收入大部分归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所有，农民所获无几。譬如，河北定州在2005年6月就因为发生征地流血事件而产生国际影响，我们在此事件前对该市的11个村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结果表明，被征地农民所得的补偿仅仅是：青苗补助费为前三年平均产量的2倍，土地补偿费经各级政府以合法的税收和不合法的截留的方式扣留后，到农民手中已经只是象征性的所得。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失去土地后，按照其职业类型来说，已经不属于农民的范畴，但城市因为自身的财力不足而将之拒于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与医疗保险等制度体系之外。除了在较发达的部分沿海城市外，这类配套措施几乎就没有到位的。

（二）地方政府层面

第一，上访问题。“生活还得继续”的失地农民对于自己耕种的土地被征用后，自己所得无几而集体与地方政府、开发商等却大发其财，深感困惑。尤其是在城郊结合部，城乡差距反差大，心理反差更大，而不幸的是城郊农民的法制与权利意识也更强，征地过程中的矛盾问题更容易显性化地表现出来，其表达途径的集中形式就是上访。其中，非制度性的上访如越级上访、集体上访、暴力上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致命心病。据统计，2002年上半年，国土资源部接受群众反映征地纠纷、违法占地的问题，就已占信访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3%；其中40%的上访者诉说征地纠纷问题，这里面又有87%反映的是征地补偿安置问题。[4]上访使失地农民开始被列出地方政府的重大“问题”议程之一。

第二，安置问题。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安置费为4-6倍。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调查，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用地为159.64万hm2耕地，至少有3400万农民因征地失去或减少了土地。按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计算，2000-2030年间将总计需占用耕地363.3万hm2以上，如果按城郊农民人均一亩地推算，每年大概又会新产生300万左右的失地土地的农民，届时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将达到8000万至1亿。如何安置这一庞大的人群，如何使他们的就业、住房与保障问题得以较好地解决，成为对地方政府执政绩效的重要挑战。

（三）中央决策层面

第一，失地农民问题解决的指导思想确立。为了给失地农民的征地和市民化提供一个政策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提出一个新思路：按照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来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离开土地，从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牵引下完成人口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个思路的统领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具体提出了在发展中“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占地规模”的原则。

第二，具体国家政策之中的体现。为了规范土地征用市场，1999年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2年不开发的逾期无偿收回。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国务院就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加大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的力度，切实解决农民失地失业的问题。2004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1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出台，其中明确规定，征对征地过程中补偿费过低的现状，一定要完善土地征用程序与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方法。为此国土部曾要求在2004年8月31号之前清理逾期不开发土地，这就是所谓的831大限。2005年5月11日，七部委意见中，再次出现相关的意见与措施。

第三，对失地农民问题的关注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正式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其表现是，在2005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明确规定：“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

二、失地农民问题形成与延续的制度逻辑

我们可以从很多面向出发，分析失地农民问题的形成与延续机制。而从制度视角出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选择。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在经济发展中，制度是一个内生的变量，它与技术、劳力、资本等一起左右着经济的发展状况；而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的创新可以单独对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譬如，林毅夫认为，改革之前，中国的制度本身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甚至要大于技术等其他经济发展的变量；著名经济学家诺思也认为，在转型时期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制度供给不足或称为制度资源短缺；另一个是制度依赖，摆脱不了旧制度的影响。[5]因此，如果从制度视角切入，可以发现，制度供给的滞后或超前、制度消费的情况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失地农民现象在目前的“问题化”。在这其中，制度发挥作用具有其自身的逻辑：现行的城镇发展规划制度是失地农民问题形成的外部环境，它使城镇的扩张与拆迁、改造合法化；而土地制度供给的滞后，使征地过程中相关制度缺位，存在着由无效规范调节或没有规范调节的领域，它使失地农民处于无话语权的地位，无法对征地中的不合理行为进行制衡；中央与地方分税、分担财政的财政制度，直接使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制度的缺陷，以地生财，解决财政短缺问题；而具体的失地农民补偿制度的供给不足，使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与就业、保障等方面出现一系列的制度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从而最终形成一个急需关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人口城镇化制度是农民失地的宏观背景

人口的城镇化必然导致城市对郊区的蚕食和城市规模“摊大饼”式的外延性扩张。2000年人口普查时，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36.09%，近五年来，全国每年的城镇化率的增长都在1个百分点以上，这意味着，在这五年内每年都有1000多万的人口实现城镇化，其中占大多数的就是失地农民。由于目前我国执行的是鼓励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重点发展有条件的小城镇与建制镇的城镇发展制度，这就要求把我国目前的人口城镇化率从40%这一较低的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相关的制度设置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纷纷为城市扩张和农民进城提供制度保障。因而，在“加快城市化步伐”、“办工业园区”、建新技术“开发区”、“建大学城”、“市政建设”等名义下，地方政府必将会继续加大城郊土地的圈占力度，用各种名义将城郊农民的土地转变为国有。

（二）土地制度是失地农民丧失话语权的制度渊源

第一，从土地归属制度来看，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不完善，耕地产权不明晰，农民对土地没有财产权。我国现行与土地有关的《宪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5部法律，均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度存在着财产权主体不明确、财产权主体立法冲突和集体所有权权能缺位的制度弊端。由于农民没有最终的土地所有权，所谓的“集体所有”其实就是一种“所有者缺位”。在政府的强制下，在开发商等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进行“诱骗”下，“集体”只是“任人宰割的乌合之众”。农民作为个体没有话语手段、也没有积极性来与强大的政府和开发商进行博弈。

第二，从土地流转制度来看，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与政策诱导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我们国家对土地实行用途管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补偿。一些地方政府把“公共利益”进一步放大，实施城市、集镇规划、旧村改造等等都成为征用农民土地的理由。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土地用途的变更更是产生了可观的溢价，极大地诱发了各地的圈地冲动，很多被征用的土地变成了商业开发，被政府征用的土地常常进行这样的运作：直接放在二级市场上套现，用土地使用权或收益权抵押向银行贷款，以土地换取民间对政府工程的投资。在这其中，农民甚至村级正式组织对于与征地相关的法律制度、征地的用途、征地方给予的实际补偿额、补偿费用的分配、安置与善后事宜等问题，都是处于信息不足的境地，在此基础上，他们即使有名义上的话语权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无法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三）财政分立制度是地方政府盲目征地的主要制度诱导

1994年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立制度之后，较好的税收都收归国税，县级与乡镇政府存在财政预算资金远远不能满足政府正常运作需要的资金缺口。到2003年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制度进一步规定，把其中几个主要税种的上交比例进一步上调。对上级政府无可奈何的地方政府有的成为吃饭财政，有的甚至成为要饭财政。但它们既要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又要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还要招商引资，因而只能下沉，在最古老的财富即土地上打主意。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我国土地是属地管理，实行五级审批制，国有土地的产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五级政府都有自己的权限审批土地，实际的土地收益都交给当地政府。因而，财政包干制度、分税制度等所引发的弥补财政亏空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大量圈占土地的主要动力。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是不少地方创造政绩、增加财政收入、改善部门福利的捷径，有些地方政府把土地收入作为“第二财政”，一些市、县、区“经营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40%甚至60%。据国土资源部门统计，2002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收取土地出让金就达到6000亿元。[6]2005年，中央政府新近规定，补偿费与安置费的总和可以超出法定的30倍，不足部分可由出让金来补足。实际上，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早就已经用于补足诸如养老、医疗保险之类的空缺或者挪作他用了。

（四）征地补偿制度是失地农民成为弱势群体的制度性缘由

第一，征地补偿制度供给滞后。我国征地补偿制度规定的补偿标准前3年被征地块的年均产值，而农产品价格却持续低迷，按法定标准算出来的补偿标准偏低，甚至一些地方连低廉的法定补偿款也难以及时兑现。沿海某发达省份的补偿标准是目前全国最高的，从1998年以来，该省各类征地给村里的补偿费平均每亩12164元，安置补助费每人2377元，但经过村集体留存，农户家庭最后得到的所有土地征用费总额（包括附着及其实施补偿费）人均只有一亩地8828元。[7]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方的补偿更为低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今年在西部地区发现，各地区的补偿平均只有几百元，给予补偿最低的地区，每亩地竟然只给了农民8毛钱！因此，仅以货币的形式一次性补偿的现行制度，无法使制度的消费者即失地农民得以维持生计。

第二，征地补偿分配制度缺位。目前，关于征地补偿如何分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合理的制度性说明。目前的具体分配表现在以下4个层次：（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参与补偿分配。法律规定，征地补偿费需要按一定比例交纳各种税费，其中主要有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农业重点开发建设基金、征地管理费、耕地占用税、围垦造地专项资金，等等。其中土地出让金为国土资源部征收，30％上缴中央财政，70％留给地方政府，其他各项费税由省级相关的主管部门征收。（2）乡镇政府独立参与征地补偿分配。乡镇政府是政府的基层组织，并非农村土地的所有者，但在农村征地补偿分配中，却依据“三级所有，三级分配”的原则，截留了大约5%～8%的征地补偿费。（3）村集体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分配比例混乱。在河北定州的调查表明，有的村将征地补偿费100%留村集体或全部分给农民，也有的村实行七三分成、三七分成或二八分成。部分村由于决策失误、干部恶意贪污、挪用、侵吞，大量的征地补偿费不知去向。（4）失地农民之间分配混乱。大部分村按农业户口和农龄分配；有的村在综合考虑农业户口、农龄、口粮、田亩面积等因素后分配；有的村将劳动力安置补偿费也在综合考虑人头平均分配。由于各村的分配方式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被征地的基层政府与村（居）委会、农民与政府、村干部与普通农民之间矛盾突出，有的地方甚至到了“土地一动，农民就闹”的严重程度。

三、失地农民问题解决的制度创新

在新制度主义的视野中，制度变迁决定社会演进的方式，制度是“理解历史的关键”。[8]。从这个角度来看，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既需要突破诺思所谓的“象征性遗产”的障碍，进行制度理念的创新与建设，也需要在具体的制度规范上进行建设。

（一）制度理念建设

第一，制度创新的契约理念。契约要求意思自治，只有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表达者。但是，在目前的征地过程中，一方面，国家的过分强大与农民的过分弱小，使国家拥有针对失地农民的主导话语，契约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由国家单方决定；另一方面，失地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集体谈判力量缺乏，征地过程中只有知情权，没有决定权，这使得他们的利益表达无法进入国家的视野。因此，在失地农民问题的制度创新中，应该树立真正的契约理念，而契约理念的树立要求与失地农民相关的代议制度的健全，要求让失地农民取得相关的话语权利。

第二，制度创新的公正理念。公正是指付出与获得之间的一种平衡状态。据统计，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通过“剪刀差”的形式，使农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约2万亿元的积累；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征地—转让过程，政府又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大约2万亿元。[9]在目前征用农民土地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政府经营土地获取财政收入、开发商以征地作抵押获取贷款、乡镇官员从中截留的三方利益分配格局，而农民却没有享受到以占用农民土地为代价的工业化释放出来的巨大效益。这是一种付出与收益之间的不均衡状态，是与和谐社会建设背道而驰的不公正的现实。因而，在制定失地农民的应对策略时，应坚持公平征地、合理补偿的原则，全面补偿失地农民的损失，使其损益达到平衡状态。

第三，制度创新的“可持续生计”理念。失地农民的应对制度与政策目标必须以“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为指导，即考虑失地农民问题时，要把农民的短期生存质量与长期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使农民不仅得到充分的短期补偿，还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不仅可以防止失地农民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陷于社会排斥与社会“脱离”的境地，而且可以增强那些失去权能的失地农民的再发展能力。

第四，制度创新的可操作性理念。任何制度创新无论其完善性如何，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都是空谈。因为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说，社会转型有自己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离不开自己的历史，制度变迁“绝大部分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10]，因而不可能现实，一蹴而就。

（二）制度体系建设

第一，“输血”制度创新。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来看，“输血”制度是一种功能性制度，即这些制度可以弥补某一事物的功能性缺陷，但对该事物的结构性变革却无能为力。这些制度可以以“输血”的形式，在短期内对失地农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生产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较为重要的制度安排有：（1）完善保障制度。包括对失地农民的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但是，由于财政资金短缺，目前只能按财力、自愿、地区性的原则，逐步开展。（2）财富分配与转移制度变革。财政再分配是目前失地农民收益的主要渠道。在目前，农民工、农村贫困农民、城市底层群体等弱势人群都需要财富的再分配，而经济社会发展也需要较高的积累和较低的分配，因此用于失地农民的财政转移不会太多。我们建议，改革财富转移制度，发展第三部门，完善慈善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对初级分配与再次分配中的部分资金进行第三次分配，即由企业、个人进行捐赠以及鼓励基金会、非赢利性组织、社会团体等参与救助，以慈善组织进行第三次分配，形成社会力量帮助失地农民的局面。

第二，“造血”制度创新。“造血”式制度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即这些制度可以对某一事物进行彻底的改造，从而对该事物的结构性变革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其中的具体制度主要包括：（1）失地农民技能培训制度。培训制度是提高失地农民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手段。可以帮助失地农民根据自身的特长学习新的生活技能，从而减少对国家与他人的依赖性，独立生存与发展。（2）就业拓展制度。应该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安排失地农民转向非农产业。从而使失地农民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

参考文献

[1]该数据公布于《人民日报》，2004—6—21

[2][3]毛峰：《政府该为失地农民做什么—2942户失地农民的调查》，《调研世界》，2004（1）

[4]葛金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04（8）

[5][10][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p.126

[6][9]张启良：《值得关注的城市化浪潮与失地农民现象》，《统计研究》，2005（1）

失地农民问题范文篇5

一、失地后磨滩村的现状和问题。

(一)农民实现再就业难题。磨滩村是我市典型的城中村，农民原来基本依靠蔬菜种植获得主要家庭经济收入。随着我市铁路扩建工程的开展与河西防洪堤的修建，该村大量土地先后被征用，约占该村土地总面积的2／3。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获得了相应的土地补偿，可是土地被征用后人均耕地仅2分多，其中有一个村民小组不足一分地，所剩土地已经不能保证农民依靠农业种植获得主要家庭收入。由于大多数的农民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较低，在土地以外的其它工作岗位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找到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40岁以上的农民尤为突出，虽然他们过去是农业生产的好手，但现在田地没有了，年龄又偏大，激烈的社会竞争难以适应，面临失业难题。大部分农民耕地失去后，希望从事非农业经营，但由于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缺乏从事二、三产业经营的技能和经验，同时投资理财的知识和能力较为有限，面对变化莫测的市场，很难为土地补偿金寻求有效的增值渠道。

(二)农民的社会保障缺位，抗风险能力差。土地被征用后，除了原来少数以二、三产业为主的农户收入变化不明显外，磨滩村其他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因为劳动力就业转移和家庭产业转移没有得到尽快解决，收入难以保证；然而，农民消费中商品性消费比重增大，意味着相同消费量要有更多支出，生活消费就会有所增长。有的农民对今后的生活缺乏长远打算，表现出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和只能听天由命等低落情绪，有限的补偿金“坐吃山空”；由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未建立，农民们都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一旦补偿金用完了，基本生活费就没有了来源，养老保障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民们今后该怎样寻求生活的出路，不少人显得焦急和无奈。

(三)农民思想不稳定，影响社会团结发展。农民们眼看着繁华的城市和现代化工厂建立在自己曾经耕种的土地上，自己却不能享受，甚至连到城市和工厂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有的人就会心理不顺，思想不通，再加上闲得没事做，有的人法制观念变弱，社会责任感减轻，容易发生社会治安问题，对城乡社区的稳定造成不利。

二、村委会解决农民出路问题的实践。

(一)村委会的决策。为解决磨滩村农民出路难题，磨滩村村委会组织农民把一部分土地补偿金转化为集体资产，投资120万元兴建了鹅山大厦，投资150万元兴建了磨滩村农贸市场，还在西环路建起了门面，村内建起了厂房，使得每年的租金总收入达到上百万元。

（二）遇到的问题。磨滩村的集体资产扩大了，怎么进行利益分配却成了大问题，原来的分配制度主要是按照“农龄”计算，本村农民年龄满16周岁的就可以计算“农龄”，一年就是一个“农龄”，“农龄”的长短作为集体利益分配的主要依据。经过几年的运作，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有的家庭刚娶的媳妇、刚生的孩子怎么算？他们也是村集体的一员，这样的分配制度下他们的权益能得到保障么？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分配制度不合理。磨滩村因此出现了收入越多矛盾和问题就越多的奇怪现象，利益分配成了影响村集体和谐的“富问题”。

（三）解决的方法。为解决烦恼的“富问题”，磨滩村委想了很多办法。1998年，他们提出进行集体资产股权制改革，但遭到了农民们的反对，他们担心集体资产落入少数人手里。2003年，村委会认为实行股权制度是该村集体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样遭到了反对，有200多人联名上书柳南区信访办反对实行股权制。为让大家明白改革的好处，磨滩村委会组织40多名农民代表到杭州、宁波等地已经实行股权制的富裕村考察，目睹了这些富裕村的发展，农民们思想慢慢变通了，都开始积极地支持集体资产股权制的实行。

三、实行集体资产股权制对磨滩村建设的影响。

2004年12月，磨滩村“农友企业策划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这意味着我市有了第一个实行集体资产股权制的农村。“农友公司”骨干主要由村委会干部担任，公司在对“农龄”长的农民进行一次性补偿之后，按照2004年6月的村人口数731人，把村集体资产量化为731股发放给本村农民，每股股本4万多元，每个农民都是股东，年终时按股分红。同时，公司规定以后村里新增加的人口，有新的项目投入时可以入股，入股后再参加分配，公司的重大事项由农民们共同讨论决定。

如今，磨滩村每位农民每年的分红在800多元。再过几年，他们就可以成为我市第一批以持有集体资产股权而获得家庭主要收入的农民。村委主任兼公司董事长黄善光说：“磨滩村集体资产公司化运作后，我们每年将拿出收益的60％左右来分红，余下的40％左右用来扩大再生产或进行公益性事业投入，我们还筹备着手扩建鹅山大厦、开展磨滩农贸市场二期建设，不断扩大我们的集体资产。”

四、失地农村实行集体资产股权制改革的意义。

（一）实行集体资产股权制解决了长期以来的集体利益分配难题，公平、合理地维护了每一位农民的基本利益。

磨滩村的农民对集体财产所拥有的是一种共同的权利，因此在分配集体经济利益时，各成员也应当具有平等的权利。在原来的分配制度中，只有年龄到了16周岁的农民才开始计算“农龄”，“农龄”的长短是集体利益分配的主要依据。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中，未成年人和村内新增人口这样的家庭消费主体的利益却得不到保障。实行集体资产股权制改革后，先对“农龄”较长的农民进行一次性补偿，然后按照全村人口的总数，把集体资产分成了若干等股，将股权发放，在年终时每位持有股份的农民都能得到相等的分红。这样的做法，有效地解决了新增人口的收入问题，保障了“农龄”较短或没有“农龄”的妇女和儿童的基本权利，大家对利益的分配都感到满意，也确保了集体经济得以平稳发展。

（二）实行集体资产股权制盘活了磨滩村的闲置资源，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1、盘活了闲置未利用和利用不充分、不合理、产出低的土地资源。和我市其它城中村一样，磨滩村有较多没有合理使用的土地，例如废弃的厂房、零散的菜地和脏乱的水塘。这类土地资源有的产生的效益很低，有的不仅不产生效益，还带来了环境、卫生、治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实行集体资产股权制以后，股权制公司可以对这类有巨大潜能的土地资源进行清理、配置，规划建设出统一的厂房、整齐的门面、规范的市场等，使得土地资源得到了最充分地利用。

2、盘活了土地补偿所得的闲置资金。磨滩村的发展，让政府投入巨大资金进行改造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然而，农民手中的土地补偿金又是分散和闲置的，只有将这些资金聚集在一起，合理调配使用，产生经济效益，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磨滩村采取“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我改造、自我安置”的方式，利用本村自有的土地资源优势和土地补偿金开发集体经济项目，农民手中分散的土地补偿金得以最大限度发挥，使得该村集体经济实现滚动式发展。

3、盘活了农民们的人力资源。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以后，实行集体资产股权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优化了人力资源的配置，为“三大产业齐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集体资产股权制的实施中，磨滩村农民的部分土地补偿金量化为股权，农民不必固守土地，可以全心转向二、三产业，实现了劳动力的优化配置。股权制公司成立后,农民收益由过去传统农业的“靠天吃饭”,变为现在的依据股权分红,保证了农民年年有收入。同时，农民得以腾出精力投入二、三产业劳动，又获得了新的收入，实实在在地加快了增收致富步伐。

（三）实行集体资产股权制实现了真正意义的民主管理，唤起农民参与集体管理的热情。

为了有效管理股权制公司，农民们通过选举把群众信得过的、肯为农民办事的、年轻有为、文化程度高、有经营能力的人选进董事会，使村级领导班子得到改善和加强，也体现了农民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在推行集体资产股权制中，通过资产量化、股权到人，能够在产权关系上真正体现村农民的集体经济主人翁地位，增强了农民的主人翁感，提高了农民关心集体、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可以有效促进该村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

（四）实行集体资产股权制确保了公益事业投入，促进基层组织和社会公共事业有序健康发展。

实行集体资产股权制以后，公司每年从扣除税收后的集体收益中拿出40％左右进行扩大生产和从事公益性事业投入，一方面，确保了集体资产每年都能稳步壮大,另一方面，从收益中拿出资金为农民购买养老、医疗保险，为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也为村委会改变成居委会提供了保障，农民在转向二、三产业的过程中“进可攻，退可守”没有了后顾之忧。此外，推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制，明晰了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关系，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分配关系，避免了集体资产的流失和平调，解除了农民的顾虑，保障了农村的和谐稳定。

五、集体资产股权制改革遇到的问题。

实行集体资产股权制有效地解决了磨滩村农民的出路难题，保障了每一位农民的基本权利，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阻碍了股权制公司的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1、政策性不合理支出比重大，成为发展负担。

根据我国相关规定，股份制公司的税收约占公司利润的20％，磨滩村的“农友公司”属于集体资产股权制公司，所以每年上缴的税费也在公司利润的20％左右。但是在实际情况中，磨滩村的“农友公司”和一般的股份制公司是有所区别的：目前来看，“农友公司”从成立到发展壮大所投入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原来就有的集体资产，农民对公司的资金投入较少，可以说没有真正意义的资金投入，公司的成立只是将集体资产量化为股权发放给农民，公司的经营其实也就是集体资产的经营。在这种集体资产的经营模式中，公司经营的项目是不开放的，利润也是较低的，将这样一种集体资产的经营等同于一般的股份制经营进行纳税，对于磨滩村“农友公司”的发展来说，税收就不够合理；对于农民们来说，税收就是一种沉重负担。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取得有关部门的理解，避免不合理的政策性收费，使得“农友公司”的税收更加规范，是村委会正在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

2、固定资产缺乏开发性投入，发展速度受制约。

目前，磨滩村股权制公司的经营项目基本都是原来就有的门面出租、厂房出租、商厦出租、农贸市场管理等，没有引进新的开放性项目，经营的项目缺乏市场竞争力，阻碍了集体资产发展的速度；此外，公司规定股权可以继承，但不许转让，股权的发放也仅仅针对本村农民，这样的做法虽然提高了股权的单纯性，确保了集体资产不外流。但从客观上看，这样的做法也限制了企业资金的注入，同样不利于项目的开发和扩大。

3、村委会干部兼管企业，管理方式不合理。

失地农民问题范文篇6

【关键词】失地农民；城镇化；养老保障

1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基本内涵

1）失地农民。是指不再拥有土地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无地农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产生失地农民，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农民赖以维持生活的土地因为商业活动或者工业生产被政府或者开发商征用，失地农民变成跟农民和城市都不相同的边缘群体，其中有的农民的土地被全部征用，有的农民的土地被部分征用，在此过程中，农民会得到一次性的征地补偿款。2）社会养老保险。又称老年保险或年金保险，是指当劳动者年龄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不履行劳动义务的年龄时，或者因身体原因不具有劳动能力时，可以依法得到物质帮助、保障性经济收入和生活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即是基本的养老保险事务，由政府负责收缴养老保险金，缴费者达到一定年龄后，由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生活保障金。3）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是指农民在征地拆迁后，不再拥有土地这一基本的养老保障，在政府的倡导下，鼓励农民利用征地补偿款，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由政府、集体和个人三者结合的方式进行共同缴费，失地农民缴纳到一定年限或达到一定年龄后，按期领取基本养老保障金，保障失地农民维持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2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

1）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也越来越完善，从2009年开始，我国实行农村养老保险，农民从自己缴费变成个人、集体和政府三者相结合的共同筹资模式，大大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变迁，农村出现了很多新增的特殊群体，比如：农民工、留守老人、失地农民，针对这些特殊群体的养老问题，却缺少专门的制度保障。对于失地农民，政府多采取货币补偿安置政策，但由于绝大多数家庭成员户口非本地，家庭安置补偿费用比实际人口补偿数额少。且一次性补偿的方式只能维持失地农民5-10年的正常生活，并没有深入考虑失地农民的长远生存问题，这就导致很多没有长远打算的农民在花光补偿款后无法维系生活，不能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从而凸显出失地农民养老问题的隐患。2）失地农民自我保障能力不足。土地是农民世世代代生存生活的重要生产资料，失去了土地，便失去了维持生存、维系生活的经济来源。在我国，失地农民多为初中及以下学历，文化素质和生存技能都较差，多数失地农民只能选择临时工作或体力工作，工作环境不稳定，收入不确定性强。虽然一次性失地补偿款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内失地农民的正常生活，但是由于没有工作能力和生存技能，失地农民应对突发事件和长远生存的能力欠缺，自我养老保障的方式十分脆弱。3）失地农民对养老问题认识不到位。大部分失地农民得到补偿款之后不会首先把资金用于自己日后的养老保障资金，尤其是年轻的农民，总觉得养老问题遥不可及，缺乏为自己准备养老储备金的意识，在他们心里，仍存在着传统的农民意识，即“养儿防老”、“儿女养老”的观念。大多数村屯的实际情况是农民对养老保险有初步的认识，但是一提到个人缴费，就不愿意参保了，原因就在于当前的农民收入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还得拿出一部分钱为以后的养老做准备，这让他们觉得投入与回报不一定成正比。而且，等到自己年老了之后，缴纳的这部分钱是否能够得到养老金，能起多大的作用，失地农民的心中并没有很清晰的概念。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看待问题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缴纳养老保险金的长远利益，他们觉得还是将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更为踏实，参保积极性不高。4）政府对失地农民的管理存在盲区。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征收为商业用地，农民成为了既区别于传统的以种植土地为生的“农民”，又有别于城市居民的特殊群体。农民失地安置后，原各村管理结构打乱，失地农民居住位置比较分散，流动性很大，且户口短时间内无法变更为现居住地户口，使政府统一管理难度大大增加。一些失地农民在城市居住后，处于村和社区管理的盲点区域。政府管理上的缺失，致使部分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受到合理保护，无形中加大了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风险和困难。

3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对策建议

3.1根据失地农民的不同条件，建立混合型养老保障制度。按照失地农民的年龄结构、就业情况和缴纳养老保障能力，设定不同层级的养老保障制度。第一层级，失地男性农民65周岁以上、女性农民60周岁以上，采取个人一次性缴足费用和社会部分补助的双重保障形式，从失地后自行缴足一定额度费用，次月起即享受养老保障金，保障待遇水平不低于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失业保险金标准。第二层级，失地男性18-65周岁，女性18-60周岁，一次性缴足费用，分别在65周岁和60周岁后领取养老保险金，若在就业年龄内长时间没有就业，可以提前申领失地养老保障金，并在就业后，以分期模式按月补齐提前发放的保障金，以保障到失地养老年龄能够正常领取保障金。第三层级，失地农民18周岁以下，按征地补偿款由监护人代为缴足费用，能够就业时，正常办理城市养老保险体系。3.2加强对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提高失地农民生存竞争能力。绝大多数农民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参加就业培训机会较少，导致劳动技能和致富能力较差。虽然失地后，对其进行了资金补偿，但难以维持失地农民长久的生活。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失地农民的就业需求对乡村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结合现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就业趋势，开展失地农民专项劳动技能培训，保障失地农民由农民身份顺利过渡到城镇居民身份。社会应注重培养农民就业创业的意识，鼓励失地农民利用失地补偿资金积极创业，并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支持，切实增大失地农民就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3.3以家庭养老模式为基础，增强失地农地养老保障意识。长期以来，在农村，农民的养老方式更多是依赖家庭养老，农民的传统观念是由儿女进行养老。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以情感为基础，具备着任何养老机构都无法实现的老年人养老的先天优势。构建家庭养老模式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增强农民准备养老储备金的意识。有地农民习惯性的以土地为养老的保障，年轻的时候自己种地为生，年纪大了种不动地了，将土地发包维持生活。失地农民失去了维系生活的土地资本，自身就需要树立为养老储蓄的观念，有经济条件的农民要主动参与养老保险，对未来自身养老问题做好经费准备。其次，加大宣传倡行孝道的力度。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养老一直是儿女应该对父母履行的义务。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在提供老年农民物质的基础上，注重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鼓励儿女多回家探望老人，让老人心情愉悦，增强农民对家庭养老的社会认同感。最后，以乡村资源为依托，为失地老人建立精神家园。农村家家比邻而居，邻里之间相识几十年甚至世代相交，村民之间的互动交流要远远多于城镇居民。这种得天独厚的养老优势有利于建立和谐稳固的人际关系，村级组织可以依托这一优势建立如“老年人之家”这样的公共休闲场所，老年人平时可以相互照顾，遇到问题相互帮衬解决，闲暇之余共同进行娱乐生活，这样不仅老年人不宜产生孤独感，还减轻儿女的养老压力。3.4多部门合作联动，共同推进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一直以来，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大部分归属于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但是一个部门的力量偏弱，能力有限，建议多部门相互配合与支持，利用自己的职权，共同推动失地农民养老问题的解决。如建立土地征收领导办公室统筹负责失地农民养老工作；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办理参保手续、业务管理、发放保障金；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确定被征地农民的数量，从而收缴养老保险金；农业部门负责确定保障对象；财政部门负责建立专用账户对风险保障准备金进行管理及监督；民政部门负责为失地农民中的低保对象提供低保资金等等。

参考文献

[1]段玉洁,李翔.浅析失地农民就业情况——成都温江区失地农民调研[J].中国市场,2010(13):58-59.

[2]陈士林.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职责[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0-15.

[3]张震宇.关于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建议[J].民主,2018(2):90.

[4]徐济益,马晨,许诺.城乡结合部被征地农民多维福利测度[J].经济体制改革,2018(3):59-66.

[5]龚孟悌,石清华.我国农村新型养老保障研究[J].江苏商论,2018(10):83-86.

[6]阳旭东,王德文.从缺位到归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养老保障与政府责任的再思考[J].学术界,2019(1):101-108.

失地农民问题范文篇7

关键词：城市化；征地；失地农民；再就业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占用。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今后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要》，2000—2030年的30年间，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万。有研究显示，估计到2030年我国失地农民将达到1．1亿人，其中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既失地又失业，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可能达到8000万人。由于征地制度不完善、农民的思想观念陈旧、非农劳动技能欠缺等因素，导致农民失去土地之后，有很多农民未能就业，成为失地无业农民。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失地农民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应该关注这部分人的生活，而就业是解决生活的较好途径，因此有必要重视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研究。

一、失地农民就业现状及影响

（一）失地农民就业渠道少，并且缺乏稳定性

张彦丽等认为，失地农民的就业渠道大致有两种：（1）在本地企业务工或开店经商。这些农民有的会随着企业技术进步以及用工市场化，由于自身缺乏知识技能而失业。（2）做临时性工作。受季节性或市场需求等影响，失地农民就业不充分或失业[1]。

（二）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民失地后消费增长的幅度大于收入增长的幅度。徐忠红认为，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转化为市民的生活方式，家庭的食品如粮、菜从市场上购买，这样食品消费的增加导致固定消费支出增加[2]。

二、影响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因素

（一）城镇吸纳富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

孙绪民认为，我国许多地方的城镇化陷入误区：用城镇建设代替城镇化。用城镇建设的现代化代替工业化来推进农村城镇化，不仅没能带动经济增长，反而排斥了农民就业[3]。李培林指出，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加快，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优势日趋强化。在制造业，大量的手工操作过程变成了机器的流水线；即使在管理领域，电脑的广泛应用使很多人脑的工作岗位缩减[4]；有些地方超常规开发，但经济总量尚未超常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

（二）征地补偿不合理

征地补偿标准没有考虑土地对农民承担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又没有体现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张彦丽等指出，失地农民不但得不到土地的增值收益，就连在发放补偿安置费中，政府巧立名目提留发展基金或收取税费等层层盘剥。除此之外，村委会很可能会截留补偿费。李世平等指出，征地人为降低行政成本，将安置补助费与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也一起交给了村委会，这为村委会截取安置补助费等提供了方便[5]。

（三）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跟不上

对失地农民的培训没有硬性要求，导致培训率低。徐君认为，失地农民培训弹性大，约束力不强，对失地农民是否组织培训、失地农民是否参加培训，往往取决于培训部门和失地农民对培训的认识[6]。许方丽指出，国家承担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费用，政策上也有许多优惠，而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无具体安排[7]。

（四）失地农民观念陈旧

失地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养成了保守的观念，武玲娟认为，许多失地农民对政府和集体有“等、靠、要”的思想。大部分年轻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他们认为“低工资、重劳力、苦脏活”是外来民工的职业，自己从事这些工作会丢面子，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8]。

（五）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劳动技能欠缺

失地农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专业技能缺乏，缺乏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陆飞杰认为，学历越低，意味着他能够从事的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也就越低，工作的可替代性也就越强，竞争也就更为激烈。一个劳动力要找到一份工作，除了要具有比较高的人力资本之外，就业信息对他来说也比较重要，而就业信息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数量。失地农民与其交往对象之间大多具有共同的背景，从关系网中获取的信息比较单一。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薄弱，严重影响就业信息的获取[9]。

（六）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马弛认为，国家向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而农民基本上没有。失地农民不能享受“国民待遇”，导致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失败时没有社会保障这个“避风港”。如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其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城市居民，而将广大农民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10]。

三、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的对策

魏有玲等认为，县级有关部门要明确分工。国土资源局负责征地补偿，公安局负责做好“农转非”工作，劳动局负责就业培训工作，民政局、社保局、人寿保险公司负责社会救济、养老保险，扶贫局负责扶持产业开发，为失地农民就业创造良好的环境[11]。

（一）发展经济，创造就业空间

工业化是带动就业的基础，葛红岩等认为，工业化进程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直接的需求，而工业化对服务业的衍生需求也增加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12]。沈志兰指出，政府应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力度，加大发展第三产业[13]。

（二）建立公平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

有必要合理分类提高现行补偿标准。付娆认为，对纯公益性项目用地仍由国家统征后拨付，但应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对准公益性项目用地，除了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还应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同征地主体协商谈判，让农民分享所征土地的增值收益；对开发性项目用地，引入谈判机制，让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作为市场主体一方，直接参与市场交易[14]。

（三）建立和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1．对失地农民进行培训。培训要根据失地农民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求职意愿等，开展多层次培训。林惠玲认为，政府要协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针对不同岗位进行对口职业培训，并探索校企联合办学模式——即先在培训机构学习文化理论知识，然后到定向单位学习实践知识[15]。政府通过制定评价标准、对培训单位进行考核、并向社会公布等方式加强对培训单位的监管，促使培训单位提高培训质量。培训费用要遵循政府补贴与农民合理分担的原则，明确各级政府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比例和法律责任。

2．应转变失地农民的观念。鼓励失地农民破除“等、靠、要”的思想。武玲娟认为，使失地农民由原来散漫的小农意识转变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纪律性强的企业管理意识[8]。通过大众媒体，加强择业观念的教育。邢月梅认为，使农民摒弃只有正规就业才算就业的传统观念，树立工作不分高低贵贱，职业平等和劳动光荣的观念[16]。

（四）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

考虑到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为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应该坚持低标准缴费，并建立合理的筹资机制。惠晓峰指出，在国家财政负担不起的情况下，应建立国家、集体、个人及征地主体各负担一点的筹资机制[17]。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决定了社会养老不可能替代家庭养老。刘同昌认为，不能把养老的责任推给家庭后只是事后被动的监督。精神宣传和鼓励远远不够，要求建立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相一致的约束机制，加快完善地方性老年法规[18]。

参考文献：

[1]张彦丽，王峰．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J]．新疆农垦经济，2006，（12）．

[2]徐忠红．建立湖南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穴1?雪．

[3]孙绪民．我国失地农民保护问题研究[J]．理论探讨，2006，（5）．

[4]李培林．中国就业面临的挑战和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00，（5）．

[5]李世平，江美丽、孙寒冰．失地农民贫困现状缘于中国农民权利贫困[J]．农村经济，2006，（1）．

[6]徐君．现代远程教育?押失地农民职业教育的有效途径[J]．远程教育杂志，2005，（2）．

[7]许方丽．对失地农民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思考[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6，（1）．

[8]武玲娟．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型”的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模式[J]．山东省农业干部管理学院，2006，（2）．

[9]陆飞杰．对城郊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的思考[J]．城市问题，2006，（3）．

[10]马弛，张荣，彭霞．城市化与失地农民就业[J]．华东经济管理，2005，（1）．

[11]魏有玲，王青娟．青海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思考[J]．青海社会科学，2006，（1）．

[12]葛红岩，吕彦儒．城市化与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思考[J]．农业经济，2006，（5）．

[13]沈志兰．南汇区失地农民就业状况和对策建议[J]．上海农村经济，2006，（1）．

[14]付娆．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的现实分析和政策思考[J]．开发研究，2006，（4）．

[15]林惠玲．关于失地农民就业的几点建议[J]．台湾农业探索，2006，（4）．

[16]邢月梅．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探讨[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1）．

失地农民问题范文篇8

关键词社会排斥；失地农民；就业

失地农民是指那些由于工业发展、小城镇建设或基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因耕地被征用而失去土地，但仍保持着农民身份，尚未真正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民[1]。由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就业环境尚不成熟，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一切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种地无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收入无路”的“四无”人员。失地农民为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到头来却成了新的弱势群体，其原因固然存在一些制度、政策上的不合理因素，但是，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困境，就业难导致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收入无路，难以融入新的城镇生活，这可用社会排斥理论进行分析。反社会排斥是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以就业问题为核心的社会政策能够让失地农民重新融入社会，达到反社会排斥的目的。

1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综述

由于西方社会的政治传统和文化背景不同，对社会排斥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首先由法国学者勒努瓦（Lenoir）在1974年提出，是指那些不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人，包括残疾者、自杀者、反社会者等，这个时期的社会排斥指涉的对象比较狭隘。至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对社会排斥的使用，已转变为“与技术改变及经济重构有关”的“新贫”。1988年，欧盟在第2期的欧洲贫穷方案中第1次提到这个字词，1989年的欧洲社会宪章中第1次官方文献中使用。从90年代起，社会排斥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焦点。对于社会排斥的概念内涵，欧洲各国在使用上并没有单一的架构，而是受到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影响有所不同。尽管理解不同，但是社会排斥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①社会排斥是一个多面向的概念，即就业、教育、住房、人际关系等被排斥，或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排斥；②强调社会排斥是由不同的社会推动者和施动者导致的；③强调社会排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排斥研究强调是“谁”（推动者和施动者）通过怎样的制度过程将他人排斥出一定的社会领域，重在揭示其中的机制和过程[2]。

近年来，社会排斥广泛地出现于西方的社会政策文献中，成为一种学术及公共政策的新流行。阿马蒂亚·森认为[3]：“在农村，对一个没有土地的家庭而言，其处境是很艰难的······无论一个家庭是否重视其与‘自己的土地’之间的关系，没有土地都会使该家庭遭受进一步的经济与社会剥夺。”因此，国外对社会排斥的理解与研究同样对我国目前的失地农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失地农民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排斥

由于社会排斥具有以上特征，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分析弱势群体的概念工具。因此，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我国失地农民沦为城市中新的弱势群体这个问题还是相当有用的。

2.1经济排斥

经济排斥指个人、家庭和地方社区未能有效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2]。失地农民最先遇到的排斥就是经济层面的，一是在就业的选择上，由于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低，在务农以外的其他工作岗位上竞争能力差，难以在城里寻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一些失地农民具有一技之长，也大都在一些“次属的、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工作，工作环境恶劣，工资待遇低，且无任何社会保险。二是体现在劳动报酬上。大多数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与城里正式职工的劳动报酬体系完全不同，主要表现为同工不同酬，还包括社会福利、医疗补贴、养老保障等，这就直接导致了失地农民的收入贫穷。三是经济购买能力低。失地农民进城生活，他们参照的就是城里的生活标准，微薄的报酬只能使其勉强在城市中维持生活，经济购买力根本无从谈起。

2.2政治排斥

政治排斥是指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出政治决策过程，这些个人和团体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2]在征地过程中，政府掌握着征地的绝对控制权，农民被排除在征地协商和利益增殖分配之外。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大行“圈地风”，低价征高价卖，与民争利，或在发放征地费用时层层扣押，直接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当出现失地农民集体上访事件时，一些地方又采取强制措施，结果激化了干群矛盾，为国家和社会的不稳定留下了隐患。

2.3社会关系排斥

社会关系排斥或社会孤立是指个人被排斥出家庭和社会关系，即指交往人数和频率下降，社会网络分割和社会支持减弱[2]。失地农民进入城镇之后，即使他们的工作地点在城内，却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在社会交往以及日常生活的种种活动中，他们基本上还是局限于群体自身的圈子。另外，城镇的社会资源也是有限的，失地农民的介入使得一些城镇弱势群体认为他们的资源被争夺了，从而引起他们的排斥。当失地农民求助于政府的时候，政府部门间的相互推诿，处理不当，让他们的困难无法解决。没有了以往在农村中的邻里帮助，缺乏社会支持，失地农民感到孤立无援。

2.4文化排斥

文化排斥一方面指失去根据社会认可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及价值观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指处于少数的个人和团体不能享有他们的文化权利，即保有自身的传统、仪式、宗教信仰和语言等[2]。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城市和农村截然不同的2种文化传统。城市居民有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价值体系，其权利意识、理性认识、法制观念等等都是农民所缺乏的，而来自农村的失地农民在本质上还保持着农民的自我封闭、轻视竞争、安贫乐道、追求均平等传统价值观念。当失地农民茫然地由农村进入城市中时，城市的那一整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就已经在无形之中将他们排斥在外了。

2.5福利制度的排斥

福利制度的排斥指个人和团体不具有公民资格而无法享有社会权利，就算具有公民资格也被排斥出某些国家福利制度。后者包括排斥出社会救助制度[2]。当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并不覆盖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农村的养老、医疗、失业等各项基本社会保障尚处于起步阶段，失地农民还未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的范围，土地就是农民基本的、也是最后的保障手段。土地被征用后，农民一次性获得的补偿费，按目前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4]。失地农民如果不能尽快取得新的就业机会或其他收入来源，往往很快转化为既无收入、又无保障的贫困人口，其长远生计令人担忧。

失地农民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社会排斥，社会排斥的5个维度是相互影响的。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经济排斥，由于经济上的“低人一等”，其他各方面的排斥也就相继而来。在社会排斥有关维度之间可以建立如下关系：一是劳动力市场排斥导致贫穷及消费市场排斥，但福利国家制度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会起到缓冲作用。不过，当失业者被排斥出福利制度时，福利国家的缓冲作用就消失了，同时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二是劳动力市场排斥与社会关系排斥，尤其是社会分割和社会支持相关，但受家庭结构和福利国家等因素的影响；三是贫穷集中会加剧社会分割或社会孤立，形成空间排斥，而由此造成的弱劳动力联系又降低了失业者再就业的可能性[2]。社会排斥的核心问题是长期失业和就业不安定，长期失业的后果将演变为“无就业能力”。克莱尔（Clare）指出：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5]。因此，要在确立社会公正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反社会排斥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使失地农民摆脱边缘化的社会处境。

3以就业为核心的反社会排斥政策

3以就业为核心的反社会排斥政策

3.1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帮助失地农民就业

3.1.1完善政府扶持的失地农民就业政策。为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劳动保障部出台了《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要努力促进被征地农民就业。坚持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统筹城乡就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环境，鼓励引导各类企事业单位吸纳被征地农民就业；各级政府要落实被征地农民就业安置责任，积极开发公益型岗位安置就业困难的失地农民；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培训工作，各地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被征地农民特点的职业培训计划。为了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工作，响应国务院的政策，各地都制定了一些推进失地农民再就业的政策，江苏省太仓市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明确规定被征地农民中“失地失业”人员纳入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管理轨道，享受下岗工人再创业的优惠政策。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出台了《关于促进全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实施意见》，近10万失地农民将从中受益。《实施意见》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失地农民被列入了城镇劳动力就业管理范围；二是失地农民参加工作以后，按照城镇职工参加失业保险，享受城镇职工待遇；三是失地农民也可以享受低保待遇[4]。另外，一些政府在贷款、税收、场地等方面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失地农民就业与再就业。3.1.2政府建立市场调节的失地农民就业平台。由于就业市场的信息流动不畅，政府和社会应该多加关注就业信息，及时向失地农民提供就业信息。建立区域性农村劳动力市场，允许农民就近或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农业再就业途径。构建多层面的就业服务平台，如太仓市就建立了3个层面的就业平台，第1层面是市区劳动力公共职介市场，第2层面是在被征地农民较多的地区增设劳动力分市场，第3层面是全市的各大小劳动保障服务站。

3.2进行针对性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能力

3.2.1通过培训，改变失地农民的一些思想意识。由于生活环境、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农民的思想意识无法一时就能向市民转变。但要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让他们能接受市场经济，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心理准备，改变他们原来的一些自由散漫的小农作风。

3.2.2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政府部门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对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年龄段、兴趣爱好的失地农民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对失地农民的未成年子女要落实好义务教育，各级政府安排好未成年人的就近入学，使失地农民子女享有和市民子女一样的受教育权；对正值壮年的失地农民，可以根据不同的行业素质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对一些想自行创业的人员，可以有政策优惠，鼓励其自行创业，设立创业基金等；对一些老年人，在做好社会保障的同时，可以按他们的意愿，尽量提供一些轻便的工作以供其发挥余热。

3.3发展中小企业，积极倡导失地农民自主创业

3.3.1发展中小企业吸收失地农民就业的能力。中小企业具有资本小、灵活性强、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等特点，能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成为吸纳失地农民就业的一支重要的力量。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户数的99％，在工业总产值中约占60％，实现利税约占40％，就业人数约占75％，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占80％以上。因此，中小企业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生力军，还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中小企业目前都处于资本积累的阶段，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鼓励他们吸纳失地农民就业，不仅解决了他们自身发展中所需的劳动力问题，也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可谓双赢。

3.3.2积极倡导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失地农民所处的区域一般是城乡结合区，工商业和交通业不算落后，城市辐射效应比较明显。因此，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政府部门应该在金融、信贷、税收、技术等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条件，支持其自主创业。江苏太仓市的璜泾镇一直有“中国化纤加弹名镇”的美誉，其倡导“全民创业、实体创业、科技创业”，全镇民营企业达到1500多家，2.8万劳动力得以充分就业，其中223家的老板是被征地农民，他们不但解决了自身就业问题，还给社会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江阴市根据农民的技能特点，在拆迁农民较多的璜土镇规划了333hm2土地设立了失地农民创业园，同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失地农民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私营个体经济等途径，自主创业，增加就业岗位。

3.4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失地农民就业的后顾之忧

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障，他们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各种风险。因此，必须做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不能让农民成了市场经济的受害者。目前，“以土地换保障”在一些地区得到广泛的推行。“土地换保障”是指在规划区范围内的农户，将自己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转给政府委托的土地置换机构，由土地置换机构为失地农户符合条件的现有家庭成员统一办理各项社会保障，土地置换机构将根据土地管理部门规定的失地农民的安置费、土地补偿费、水利设施费等费用全部或一部分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根据这一模式，政府将征地补偿费用的一部分发放给失地农民以保障其当前的生活需要；另一部分留作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同时，政府、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各投入一定的资金，三者共同出资，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除此之外，有条件的地区还可将失地农民纳入到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中去，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只有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降低企业吸纳失地农民的成本，增强失地农民就业竞争力，为他们的长远发展拓展空间，从而形成“以土地换保障、以保障促就业、以就业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4结语

失地农民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遭受到的社会排斥，让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到城镇生活中来。经济上的贫穷，政治上的被压抑，社会关系网的断裂，乡土文化的割裂，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他们无法适应城市生活。要改变这一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可以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以就业为核心的反社会排斥政策，既符合我国国情，也顺应了国际潮流；不仅能解决失地农民的被剥夺感，也是建立一个和谐、公正、富足社会的重要方面。

5参考文献

[1]陈美荣.城市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探讨[J].现代商业，2007（18）：212-214.

[2]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3）：11-19.

[3]阿马蒂亚·森.论社会排斥[J].王燕燕，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1-7.

[4]廖小军.论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解决当前失地农民问题的对策[M].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5.

失地农民问题范文篇9

一、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我国现行征地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国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如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所承受的损失，等等。肯定地说，这种经济补偿机制是必要的，目前显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该坚持下去并逐步得到改进。

也应认识到，现行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难以完成所有的工作。大量的实证调查揭示，这种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被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及时足额给付了经济补偿，失地农民在很长时间以后仍会处于贫困状态。这就警示我们：现行的征地安置政策是一种普遍缺乏效用而且很容易被滥用的方法，不足以预防失地农民的贫困，必须加以调整和完善。

预防和缓解失地农民贫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审视征地安置工作的政策目标和手段，且重点应放在检讨损失评估和补偿的思维方式上。进而言之，征地安置政策不应简单地视为支付赔偿或置换原有资产，其思路应更为宽广：使失去土地的人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一句话，应把实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作为未来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WSSD）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FWCW）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在此框架内，资产的定义是广泛的，它不仅包括金融财产（如存款、土地经营权、生意或住房等），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和影响其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

应当说，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工作。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的“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就较好地解决了广大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只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的招工安置和农转非等办法，在实践中已失去原有作用和意义，各种矛盾和问题才开始凸现。因此，重新理解和认识可持续生计政策，并以此作为征地安置工作的基本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涵。

二、实现政策目标的四种手段

第一、设计合理的补偿机制。征地补偿金作为农民失地后原有资产置换的费用，在解决失地农民生活燃眉之急和重建新的生计系统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是落实可持续生计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合理的补偿机制应以提高或恢复失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目标。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征地补偿费即便不能做到对失地损失的“全额赔偿”，至少应保证及时足额支付置换农民原有资产的费用。基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费严重偏低的实际，未来的征地补偿标准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和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其次，置换资产最多只能使失地农户保持和以前一样的发展速度，而不能弥补由此损失的时间，“迎头赶上”。要想真正实现加速发展，就必须在此之外，还向失地农民提供以发展为目的的投资。

第二、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资产的社会福利效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资产，人们可以从长计议，追求长期目标。更为重要的，积累资产本身对穷人的心理促进、意识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等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事实也表明，土地、房屋、集体经济等资产收益，在预防失地农民贫困和减少家庭不安全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进而言之，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既是改善他们生计的一种速效、实惠、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也是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生活风险的重要的安全网之一。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政策工具来实现上述目标呢？可行之策有两条：一是抓好失地农民的住宅规划与建设。城市规划部门与建设单位在设计建造失地农民的住宅时，既要考虑确保他们乐有所居，也要方便他们能从房屋资产中形成长效受益机制。二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对于必须由国家征用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可以在规划区内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数量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对于那些土地征用量大，土地征用补偿费较多的行政村，政府应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第三、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对于失去物质性和生产性资产的农民而言，就业收入构成了大多数生存策略的核心内容。因此，为失地农民提供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以下三个方面有助于促进失地农民稳定就业：一是提高就业能力。通俗地说，就业能力是指获得工作和保持工作的能力。如前所述，失地农民的智力含量、质量水平或专业级别均难于适应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变化，政府向他们提供就业服务、就业培训、制定一些有利于保持工作的补贴显得尤为紧要。二是广开就业渠道。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在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政府要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就业安置办法，即把就地安置、招工安置、投资入股安置、住房安置、划地安置和失地农民自谋职业等安置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消除就业障碍。社会各界要像关心城镇下岗职工那样关心支持失地农民的就业与再就业，逐步清除各种不利于统筹城乡就业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其中关键的一步是，应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第四、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在现有体制下，农民失地犹如经历一次经济和生活上的剧烈地震。无论征地补偿机制多么完善，不可避免会有部分失地农民或家庭沦于贫困的世界。切实保护这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既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也是政府职责所在。为此，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为失地农民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极为必要。实际上，如果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健全，就不需要那么多详细复杂的、针对具体项目的补偿。换句话说，如果把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不仅有助于预防失地农民陷入贫困风险，也有利于国家必要的征地工作高效健康运行。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要可持续，必须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二是为失地农民设立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宜直接与现行城镇的类似制度衔接。三是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专项基金。其中政府的必要投入至关重要。

三、落实政策手段的具体措施

1.关于完善补偿机制。

——修改《土地管理法》中与市场经济要求和保障农民权益不适应的条款，切实改变现行征地制度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严重偏低，违反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基本规律的现状。

——建立和完善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地价格评估体系。综合考虑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环境条件等，对农用地进行分等定级；结合农用地等级，制定农用地价格评估办法。以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用地评估价格为基础，以经营性目的的农地转用市场价格为参照，确定土地财产补偿标准；参照资产评估办法，确定其他各类财产的补偿标准；参照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确定就业安置补偿标准。

——在单纯的征地补偿费用之外，再增加一定数量的投资资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创业和发展。

2.关于资产建设。

——实行留地安置政策。国家征用土地时，应在规划区内留出一定数量土地返回给村集体，用于安置失地农民。留用地比例以征用地总面积的20％为宜，10％专项用于村集体发展二、三产业，另外10％用于农民生活安置。

——搞好住宅小区规划。原则有三：一是住宅最好规划在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地段，如沿街，靠近集市等。二是住宅应实行小区化。居住小区化不仅能方便居民日常生活，居住区内商业用房也可作为村集体资产获取收益。三是推行多层公寓住宅。多层公寓既可把节约下来的宝贵土地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形成一份产业，也便于失地农民在满足自住的基础上，有一定面积的房屋用于出租，获取租金收益。

——探索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有效措施之一是，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制改革，把资产量化到个人，并明确权利与责任。

3.关于就业促进。

——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可行的策略有五条：一是建议在出让土地时，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征地单位签订提供一定数量或一定比例就业岗位的协议，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吸纳被征地单位的劳动力。二是大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把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同加强城市的绿化、环保、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项事业结合起来，使之形成提供就业岗位与创造本地财富的新循环。三是将失地农民纳入小额担保贷款的政策范围，提高他们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积极性和成功率。四是实行公共就业工程计划，如实施建筑、道路、绿化、社会建设等劳动密集型工程，或结合当前城乡环境整治等工作，帮助大龄失地农民再就业。五是就业资源枯竭地区，应组织开展劳务输出。

——重点加强失地农民的就业技能培训。有益的经验是：以市场的需求和农民的需求来定培训项目（对失地农民实行“菜单式”和“计单式”培训），以竞争定培训机构（对就业技能培训机构实行面向全社会的招标制），以补贴促参与（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失地农民，政府给与一定的财政支持）。

——用经济手段和优惠政策降低劳动力成本。如对招用失地农民的企业，政府给予一定的收费减免、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优惠政策；对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与下岗失业人员一样同等享受在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如免交相关税费、提供小额担保贷款等优惠政策。

4.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把不妥善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允许征地作为改革征地制度和完善征地程序的重要内容。

——为失地农民设立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应遵循“低进低出”的原则，即设计一种“少缴费、少得益”的新制度。参保者得益之“少”的下限，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为准。

失地农民问题范文篇10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经济正义;中西方对比

一、研究内容聚焦时代焦点具有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及农村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的土地被征用，造成大批的土地流失。由于土地大量的流失，而很多原本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成为了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有的成为了城市里的流动人口，有的成为了失地失业的社会边缘人，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社会上的边缘人，他们都失去了原本的具有保障的生存方式，让他们原本平稳的生活变得不确定和不平稳。而由于户籍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了较大的侵害。马新文的著作《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和时代焦点下，作者马新文在多年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维护民众权益的基本立场出发，通过国外相关工具性研究步骤进行分析，并且指出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受到侵害的基本原因就是中国不完善的征地制度。马新文教授作为专门从事经济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学者，通过进一步的中西方征地制度的对比，引出“经济正义”理论，指出完善征地制度的方式和方法。本文以包容性为基本原则，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的成就上面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专业知识，书中不乏有争议的观点，但是本书的目的是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推进我国征地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城镇化下的失地农民问题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群体，他具有特殊性和流动性。如果对于这部分人群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动荡问题。针对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马新文教授具有多年的研究经验，在经济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具有较高的成就，并出版多部经济学著作，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且在编著学术专著、教材等方面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作者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于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损失研究进行分析研究，引入“经济正义”理论通过对国外征地制度的借鉴，提出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征地制度，保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的构想，既聚焦了社会焦点和难点问题又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本书研究内容概述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是具有深厚经济学功底的作者别出心裁地从马克思主义维护民众权益的基本立场出发，提出“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这一基本观点，并通过分析我国“经济正义”理论和西方的不同，指出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并提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的建议和策略。为了进行论证，运用了西方产权理论、经济正义理论这两大工具性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全文分为五部分，一是先分析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现状;二是对造成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损失的原因进行分析;三是对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实行伦理分析;四是提出保障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的理论指导与观念构建;五是提出我国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的制度建设。本文在透彻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失地农民经济权益遭受损失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存在较大的缺陷和弊端。作者在指出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后，介绍了西方在人权基础上的较完善的征地制度及其基本特点和益处，随即得出结论，中国若要解决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受侵害问题，必须在我国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完善好征地制度，以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不受损失。在调整和完善中国现行征地制度的研究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本文作者以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态度对待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旨在通过公共参与辩论、百家争鸣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辩论，以推进我国失地农民征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二、研究形式兼备学术性与趣味性

(一)对比研究增加趣味可读性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是一个专业强、受众广的书籍，作者在多年潜心调研西方经济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以自身功底深厚的经济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通过运用西方产权理论、经济正义理论对当下的征地制度下农民经济权益损失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而，作者一开篇便提出问题，引起读者的兴趣，在通过中西方对比的方式让读者更愿意深入了解问题的走向，最后还附录了几个案例，更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作者在对本文进行构架和布局时，是通过精心思考的，整本书例对这一专业问题研究的深入浅出，让读者有欲望和兴趣读下去。而且通篇布局合理，让读者一目了然，浅显易懂，比较适合企事业单位、学生、农民及对农村征地制度感兴趣的普通大众阅读。本书一开篇便提出当下失地农民非常惨淡的现状，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紧紧抓住读者的心。接着，通过对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现状、造成原因、农民沦为“社会边缘人”的尴尬处境进行阐述，接着便找出了造成如此现状出现的原因，然后引入“经济正义”的观点，并通过对国内外征地制度的比较提出完善我国土地征地制度的建议。该书浓缩了作者多年的理论研究成果，学术氛围浓厚，对失地农民问题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严谨、深刻的剖析，集科学性、创见性、专业性于一体，又具有较强专业性和预见性。作者系统研究了我国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损失现状，引进了“经济正义”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对西方产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进行阐述，涉及了很多专业的关于失地农民研究的理论知识，有理有据、分析透彻、视角独特、切中要害。该书在分析和论证的时候还有很多小小的案例，都是以前新闻上的热点新闻，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力和想要解决问题的欲望，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由此可见，该书可读性和学术性的结合和兼容，恰恰体现了理论的张力和实际应用性。

(二)深入浅出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研究》集中了作者多年来的理论、实践研究成果和真知灼见，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价值。对国外征地制度的深入分析阐述是为了对比出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存在弊端，主要是征地速度过快，规模过大造成农民失地、失业的现状;征地补偿范围小，标准偏低，补偿方式不足，收益分配缺乏合理规划，失地农民缺乏转嫁机制，信息不对称，失地农民知情权较小。通过对比，既找出了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又有助于找到造成问题的原因和核心。这对于丰富和发展现有的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受侵害的相关理论具有积极意义。作者深入探讨了“经济正义伦理观”，以及中国经济正义观的缺失，根据西方的先进经验，提出我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的意见和建议，使本书具有了鲜明的理论意义。其次，该书又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研究的角度是西方的经济正义理论，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整个观点论据充足，既有对现状的分析，也有对国外的借鉴，更有对于解决方法的构建，全面深刻地剖析了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不完善，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缺乏公平性。该书从理论到政策研究，全面又深刻，独创又兼顾指导现实的应用性。既有对我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受到侵害现状的探析，又有造成失地农民经济权益侵害的原因和核心，既有对西方征地制度的分析，又有将西方的制度引入中国征地制度中的大胆预测，同时对我国如何应对当前经济形势提出建议和启示。可见，该书立足实际，在我国征地制度存在弊端的背景下，系统回答了关于如何改变我国征地制度现状，明确了未来我国征地制度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围绕两个因为征地制度缺陷，农民经济权益受到侵害而出现上访、攻击政府等问题的实例，指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完善势在必行。该书聚焦社会公共关注的焦点，聚焦征地制度改革、失地农民、流动人口、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问题，聚焦中国征地制度的转型升级，用理论的视角去解读，以现实的视角去分析，用科学的研究态度提出政策建议。可以说，作者的很多观点和建议都具有很强的可参考性，对推动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发挥积极作用，这都鲜明地体现此书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结论

总之，该书是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研究方面的一大力作，在研究内容上与时俱进，紧跟热点，既有对焦点问题的深挖，又有解决政策困境探索;在研究形式上深入浅出，贴近大众，贴近实际，虽然采用较深奥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却运用了较生动的事例，和中西方对比方式，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关注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技巧。本书的整体论证思路和分析方法深入浅出，简单易懂，没有较晦涩的理论术语，增强了此书的可读性和较广阔的受众群体，同时又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等理论研究，使本书不失其学术性和专业性。在研究成果上本文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和较强应用性的结论，这是作者对我国征地制度理论丰富和发展的贡献，同时作者也较系统地阐述和分析了国内外经济正义的发展趋势，还为我国征地制度发展出谋划策，做到了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统一，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作者:马铁成 单位:南阳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马新文.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