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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结构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01:21:36

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范文篇1

关键词：审计市场结构；审计市场机制；审计市场监管

所谓审计市场结构也就是构成整个审计市场的内在框架，而这个框架是由许多审计市场结构要素构成的。也就是说审计市场结构是一种多维结构模型，这种多维结构模型是由主体、客体，机制、监管多个要素性维度而构成的动态系统。

1.审计市场主体、客体

现代审计的诞生，是以现代公司制的产生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为基础的。在现代公司制的框架下，公司财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同时也引致了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产生。

表现在股东需要了解其投入资本的运行情况，而企业的经营者也需要向股东进行报告。

人们无限多样的需求使得信息呈现稀缺性。为了消除这种不对称性，便需要产生一种制度。公司管理层提交财务报告来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这种制度沟通了股东和管理层的信息，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现象，但是并不能消除不对称现象，由于管理层掌握的信息不一定完整而真实的体现在财务报告中，存在私利，因而财务报告的制度并非完全以投资者为导向。

而财务报告是否真实、公允表达，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公司一方面通过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来进行约束，表现在建立公司董事会以及审计委员会、内部控制系统等约束公司管理层的行为；另一方面，要求由独立、专业人士对公司财务报告提供签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样，独立审计师职业便应运而生。独立审计师的职责便是加强公司股东和管理层的信息交流，为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公允进行签证，提供合理保证，并且有效的减少信息风险。

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产生和发展，即意味着审计市场主体的产生和发展。审计市场主体是由经济责任关系双方和审计师所构成三维结构。在此结构中，所有者的利益是要求资本增值；经营者的利益是经营成果得到肯定和经济责任的解脱，物质利益取之有道以及精神利益的享有；审计师利益是通过提供审计服务，确保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审计师等员工的物质、精神利益的享有。

审计市场主体三维结构的维护，是通过审计市场客体的多维结构的实现。审计市场客体多维是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所作的审计报告或签证报告所构成。根据审计市场规定的要求，审计报告质量要求必须要真实、合法和合理。因此审计市场客体的三维结构应该是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

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发展也不能确保审计目标的完全实现，以及企业股东与管理层不对称现象的发生。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包括执业经验、业务水平、是否尽职尽守等等。因而，即使是经过注册会计师“签证”过的财务报告仍然会有信息风险的产生。

2.审计市场机制

审计市场机制是通过审计价格和供求等手段对资源进行配置，使审计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客户，争取高效率地使用有限的审计资源。审计市场机制由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多维机制构成。对于审计市场的价格机制来说，由于审计市场的发展，导致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激烈竞争状况的加剧，对于一些中小型规模企业的审计业务市场分配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些企业关注审计收费而不必追求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大型企业为融资、上市等目的，则更关注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在政府强制型的审计需求模式下，企业对审计收费的高低不甚关注。因而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具有随机性。甚至会有“高价求审”的现象。也可能使企业比较关注收费高低。这些多发生在一些资金状况不佳的企业中。在自发的审计需求中，审计收费高低对调节需求的作用并不明显，一旦萌发了某种审计需求，为满足特定目的审计委托，并不因为收费比期望值过高而放弃，更何况价格的协商机制可以促成审计契约的订立。

在政府作用明显的审计市场结构中，很多方面都带有明显的政府痕迹。比如在新股上市的条件、新股发行价的确定，对已上市公司保牌资格的规定等多个方面对企业加以严格限制。这样，只要能符合或满足了政府管制的要求，企业就可以取得最佳的成本效益比。如果市场不需要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审计师只能通过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审计服务而生存，即降低审计质量。但是，从提供方即事务所的角度，他们是否愿意“配合”市场，主要取决于市场相应的制度性因素，尤其是法律风险的高低。李树华（2000）、刘峰、林斌（2000）论证了我国审计市场尚缺乏内在的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刘峰（2001）以红光实业案例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现有制度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排斥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种运行机制，包括市场的准入与退出、审计收费的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供求机制、竞争机制、行业监管机制等一系列的有机体。

从供给方来看供求机制主要包括资格准入机制和主体独立机制。资格准入机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取得的规定，对会计师事务所取得资格的规定。从需求方来看，审计产品的最终需求有以下几个方面：以股东为主的投资者的需求、以银行为主的债权人的需求和以税收为主的政府职能部门的需求等。

在审计市场上，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相互作用，并共同对审计市场起调节作用。为避免不正当的低竞争，需要采取一定措施，比如规定事务所之间不得以降低收费争取委托业务，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业务项目的性质、风险大小、繁简程度、质量要求、工作环境、花费工时等因素，在主管机关制定的收费标准幅度内，同委托人具体商定。

3.审计市场监管

审计市场的发展，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同时需要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委员会等机构，负责审计准则、职业道德、质量控制标准等的制定和审计市场的自律监管。

关于监管，经济学界对其诠释不尽相同。国内代表性的观点有：李杨、王国刚认为：“在资本市场中，所谓监督管理（简称监管）指的是政府、政府授权的机构或依法设立的其他组织，从降低资本市场风险、保护社会公众利益、维护社会安定的目的出发，根据国家的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并根据它们对资本市场体系和各种活动进行的监督、管理、控制与指导”。贝多广认为：“现代经济社会，实际上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因为存在着市场缺陷的现象，即仅仅依靠自由市场机制达不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标，所以作为社会公众利益代表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运行进行干预。监管经济学主要就是讨论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庄序莹认为：“市场监管是指人们通过政府机构或公众组织，依照国家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为达到一般意义上规范的经济目标—公平与效率，而对市场的自然运行状态进行干预的行为”。国外代表性的观点有：A.E.Kahm(1970)“监管的本质是以政府命令作为一种基本的制度手段来代替市场的竞争机制，以确保获得一个更好的经济结果。政府监管部门确定由谁来提供某项产品或服务及其价格，当监管部门将许可证授予一个以上的供应商时，通常也会对这些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实施某种限制。所以，作为自由竞争市场的两个最基本的要求—自由进入和独立行为—被全部或部分地取代了，代之以由政府决定价格、质量和服务条件，以及提供服务的义务”。D•Nedham(1983)“监管是一个经济个体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有意识地影响另一个经济个体或者其他多个经济个体行为的活动”。AlanStone(1982)“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D•Gowland（1990）“监管是制定并实施规则的一种活动”。

尽管对监管的认识不尽相同，但世界各国根据本国的审计市场发展状态，实行了不同的监管模式。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采取何种监管模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证券市场的发展阶段、发育程度以及证券市场的自由度；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整模式。纵观各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监管的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自我监管模式、政府监管模式和独立监管模式。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英美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模式变迁中政府的作用在加强，而德日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模式变迁中市场的作用则在加强。也就是说，世界各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模式将朝着政府与市场力量相结合的方向变革，而独立监管模式正是这种结合的一种代表。所谓的独立机构，就是既独立于注册会计师行业自身，又独立于政府的非政府部门或称私人部门。未来注册会计师行业究竟应当如何监管，采用什么监管模式，值得探索，但是有一点较为明确的是，不管采用什么监管方式，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行业执业质量，保护投资者利益。

总之，审计市场是由主体、客体、机制、监管多维度构成的动态系统。而这一论断的提出，是以委托理论为重要基础的，伯利和米恩斯（1932）通过对1929年200家美国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考察，提出股份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命题，这一提法开创了委托理论的先河。正如Richuard•D•Morris评论的那样，“人理论是关于某一个企业控制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问题，是两种不同资本供应者控制的问题。”审计学家开始用理论来解释与预测审计实务。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瓦茨（Wal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以及BalachandramandRamaKrishan,他们都对该理论在审计中的应用作出了不同贡献。

市场结构范文篇2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当下的中国，究竟是个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从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到三层缺陷的集体产权，本文试图给出一个分析框架。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不能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普遍残缺不全的产权，难以顺应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造成村治的内在冲突。今后的改革应在这两个方面加强努力。

关键词：“三农问题”；市场结构；产权制度；村治。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二、夹缝求生：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

三、徒有虚名的集体，残缺不全的产权，内在冲突的村治

四、结束语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从理论上讲，当且仅当市场失灵之时，乃有政府介入的必要。西方经济学所主张政府干预农业的最基本理由——如果有理由的话——在我看来只能最终归结为：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而供给方的生产周期较长[]，两者都取决于自然的特性，那么从简单的蛛网模型就可以推断，其价格波动将趋于发散，因而不太适宜纯粹的市场调节[]。但是，诸如期货市场等制度安排，已经可望在较大程度上矫正这种市场失灵。所以政府的用武之地实在是有限的。

在我国，“市场失灵”的论调常常成为行政干预师出有名的依据，在农业问题上尤其如此。然而干预解决了多少问题，还是带来了更多问题，是大可疑问的。近些年来，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的“三令五申”不绝于耳，“加强”、“重视”亦可谓不遗余力，“三农”问题仍然日益突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个普通乡党委书记上书国务院领导信中的这句话[]，早已成为广泛的共识。但这些现象究竟是市场失灵或者说市场的过度作用所致，还是干预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严重发育不足，值得深思。具体来看，是支持、保护性的干预居多，还是限制、束缚性的干预为主，也有待分辨。

某些学者经常把本质上属于“前现代”的阴魂不散附庸成“后现代”的潮流所向，譬如把鞍钢宪法认作经济民主的先声，把乡镇企业视为西方工业化道路的超越，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目瞪口呆。我们要避免这种食洋不化的误区，不如仿照“后现代”、“前现代”的格式，提出一个“前市场”的概念，以免混淆于“市场失灵”。本文的基本看法是，尽管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分散的小农仍然可能偏处弱势，但我们现实的情况还要等而下之，这就不能归咎于市场了。

如所周知，“三农问题”直观上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过低、增长缓慢，而农民收入较多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价格则被普遍认为是个市场信号。人们习惯于争论怎样的农产品价格水准才是“公平合理”的，在我看来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等价交换”的说法也要修正，当然不是主张“不等价交换”，而是说“价”（也即交换比例）本质上是一个事后的概念，是交换过程的产物，因而“等价交换”无异于同义反复。归根结底，无所谓公平合理的价格，只有尽可能公平合理的价格形成过程；前者纵使有之也难以辨别，后者则易于观察和比较。简言之，价格形成的公平合理，有赖于市场的充分竞争[]。竞争的充分性，取决于市场结构即买卖各方的关系格局。那么，农村的农民，其在农业活动中，所遭遇的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确切地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结构呢？

二、夹缝求生：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

发展经济学大师舒尔茨有句名言：只要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农民能把沙土变成黄金。“三自一包”，仅仅引入了少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就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随着早期改革的能量释放殆尽、无以为继，至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陷于徘徊不前的局面，此后积重难返，已是不争的事实。价格信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只认识到小农经济的分散、“粗放”性质，由此出发，大力主张农业的产业化。他们热衷于讨论“公司+农户”、“合作组织+农户”等等设计。但是，如果仅仅从规模化、集约化角度看待产业化，那就尚停留在经营的层面上。我认为，在其本质上，农业的产业化，也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市场过程是一种自发过程。我们不需要婆婆妈妈地告诫农民该怎么做，相反倒很有必要认清农民和农业所处的市场地位。农业产业化的市场瓶颈

究竟何在？

农业固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也只是其中的一环，有其上游和下游。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必然是有进有出，同样是“两头在外”。择其要者，一头是购进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一头是卖出粮食等农产品。问题是众多分散的农民处于双重的市场垄断之下。在粮食市场上面临着粮站系统的买方垄断，在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上面临供销社系统的买方垄断。这种扭曲结构的结果，就是无法生成舒尔茨所称的“正确的价格信号”，不仅使农业产业化成为空谈，更使农业的基础日益削弱。

所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要害在于，“严禁私商粮贩到农村收粮”，就连农村基层的加工企业也被迫舍近求远地向粮站购买原粮。这等于关闭了粮食市场，只有一个买家的市场对于众多分散的农民（卖家）可能公平吗？粮站系统阳奉阴违，套取收购资金挪作他用，少收、不收农民的粮食或变相压价，已是公开的秘密。工商系统则与私商粮贩不断上演“捉放曹”的默契把戏。政府的“保护价”必然是形同虚设。此中的寻租空间已造成数千亿的财政黑洞。

更难理解的是，粮站收来的粮食据说还必须“顺价销售”，这已违背了市场规律和经济现实。在市场自发因素无孔不入、供求关系千变万化的情况下，“顺价”云云只能是一相情愿。倘能做到，岂不意味着粮价只会节节高升，可是粮改的初衷不是“平抑粮价”么？如果通过大力强化国有粮食企业的垄断地位，强行维持“顺价”，则势必为其转嫁经营管理不善乃至于贪污腐败盛行所导致的浪费和亏损，大开方便之门，最终由广大消费者和整个社会担负沉重代价。

农业生产资料的专营也是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幌子下实现“体制复归”的。前几年出现了几例“假化肥”案件，本来依法惩处就是了，倘若无法可依，那就抓紧立法呀。谁知某些利益集团搏弈的结果，却是供销社系统重新确立起行政垄断地位。这确使我感到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任重道远，以及某些人对于市场的叶公好龙。

各国的经验多表明，农民面对市场，确实需要合作社一类的中介组织。但中国的供销社、信用社等“合作社”，当年是为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建立起来，是为先天不足；此后追求“一大二公”，职工以“非农户口”和吃“商品粮”为荣，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是为后天失调；当前又处于行政垄断地位，指望他们为农民融入市场经济服务，是为南辕北辙。不过，倘若我们废除了强加于农民的双重市场垄断，则农民自发的合作社将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有的种粮大户、加工贩运专业户等亦将合法地延伸其服务，至于原来的供销社、信用社也未尝不可焕发新生，或被兼并重组而实现再生。当然，废除垄断的根本意义还在于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以吸引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和资本留在农业，并维持一个合乎社会需要的均衡产量。

前面已经大致刻划了乡村市场的结构特征，凡此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短期均衡过程。但进一步地，还有一些根本性的障碍，例如土地产权、户口身份，这些从经济学的长期均衡来看，事关要素的进入和退出，终究是无可回避的。可以形象地说，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乃是“左右夹击”，仅此却未必陷农民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因为大不了，老子不干了，不当这个农民了。但是土地、户口，真正使得农民进退维谷，不得不夹缝求生。户口制度，也未尝不可以解释为“人力资源”的某种产权问题，这一“中国特色”对于理解“三农”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论者已较多，本文从略。以下重点讨论土地产权问题。

三、徒有虚名的集体，残缺不全的产权，内在冲突的村治

土地首先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而农村土地一向号称集体所有。周其仁指出：“集体公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中国农村特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同时损失了监管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其要害是国家行为造成的严重产权残缺”[]。概而言之，农地产权问题有三个层面：一是对外，“集体”与政府、市场的关系；二是从对内，从“集体”内部、农民个人的角度；三是所谓的“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或者乡村社区的关系。

3．1第一个层面的问题，集体土地不能自由进入市场，其产权就不完整。

按照《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而“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也就是说，只存在上述两种合法的“所有制形式”。该法第八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土地，基本都是集体所有。这个集体的概念，纵使仍然有些不着边际，至少要比抽象空泛的“全民”稍可捉摸。从表面上看，农民之于土地的权利似乎更为直接一些，至少“中介层次”大为减少，理论上无需通过国家各级政府作为人。

但是，《土地管理法》第二条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这句话暗藏玄机在于，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和转让，国有土地固然不准，集体土地亦然。表面上看，这种规定就算不合理，似乎还公平，其实不然。国有土地实行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以后，其使用权进入市场自由流转，已经使得所有权高度抽象化乃至在相当的程度上没有交易的必要了，如果要出售国有土地（所有权），那除非卖给外国，如沙俄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显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了。而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还有种种限制，如该法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还有其他种种以“耕地保护”为由的措施也严重限制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及其流转[]。这样的集体土地，其产权大可质疑。产权是一个集合，是一系列权利束，在动态中体现自身的存在。从根本上说，不能交易或交易受限的产权，只会使当事人坐失本来可得的市场剩余，因而并不是完全的产权，更难转化为资本[]。

与《土地管理法》第二条遥相呼应，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所指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句话也是貌似有理，实际的潜台词仍然是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但是隐含规定，可先“收归国有”，然后再行出让。那么如何收归国有呢，《土地管理法》第二条已经声称“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是问题在于，在国家与“农民集体”的土地关系上，这部法律根本排除了征用以外其他途径。现实中更经常采用的是这句话的“逆命题”：只要征用集体土地，那当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真正的公共需要固然也有，毕竟少有，大量存在的是商业化开发。而征用是一种强制关系[]，其补偿不仅有限，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说，征用补偿的决定缺乏市场基础，全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因而不可能合乎经济效率。如《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这也不符合最起码的经济常理，即，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其未来收益的折现，而非历史成本或曾经的用途。实际上，该法的补偿规定的主旨是限制性的，如耕地补偿大致按“年产值”的倍数，严格规定了最高限额。尽管该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可是这样的“意见”提不提、听不听，事已至此，有何必要？至于征用后出让的价格，必然提供了另外一个“寻租空间”，吸引官商勾结，即便如此，往往也要大为暴涨，这前后的差价，就被凭空拿走了。这对于农民是极大的不公，使之不仅无法分享经济发展、地价升值的成果，可能连基本的生计都成了问题。

《土地管理法》的上述规定，其初衷大约是，出于“国家财力”的考虑，尽可能控制工业和城市扩张中的用地成本，因而不惜片面牺牲农民的利益，这不仅削弱了政府当局应有的超脱性和公正性，而且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不难想见，不容置疑的征用方式和低廉的地价必然进一步促使了土地包括耕地的滥用，从而与《土地管理法》的耕地保护的精神相背离，这恐怕是有关方面始料未及的。

其实，一个开发项目如果连市场化的地价都无法承受，那就本不该“上马”，或者需要另择地点。有人担心随着地价的上涨，农民将“为利所诱”，纷纷抛售土地包括耕地，于是“无农不稳”、大乱将至，此乃庸人自扰。因为按照经济常理，需求量必将随着价格呈反向变化，实际成交量并非供给方的一相情愿，而是另有一定约束的。何况随着地价的节节高升，只要稳定存在一个交易便利的市场，人们将并不急于卖出，甚至会产生待价而沽的心理。既然用于建设的财力终归有限，地价就是“放开”，其上涨也终有止境，其回落也未尝不可能。

从根本上讲，土地作为一种供给有限的稀缺资源，其最合理的用途，就是出价最高的用途，必须借助市场过程加以发现；各种用途，包括农业与非农用途，在此应当置于完全平等的竞争地位。农业用地固然紧张，非农用地从来也不宽松；非农用地浪费严重，农业用地亦然。目前对农地用途的管制，实际专门针对农民的集体产权，既不公，且无益。如前所述，耕地滥用的主要成因恰恰是行政配置、排斥市场。在微观上，市场地价这一试金石势必强于闭门造车的可行性论证；在宏观上，地价的市场化如同其他产品、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一样，也将有力推动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

3．2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也是一般意义上集体所有制的通病，限制了内部成员对其应有“份额”的权利，不利于产权流动、重组和治理结构的健全。

以上的分析，尚未考虑“集体”的内部结构。《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则规定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目前农村在事实上普遍采用的制度安排是：将本村或本村民小组的可分配土地总数，除以本村或本村民小组的享有合法分地权利的人口总数，得到人均责任份地即责任田。每一个在当地合法出生或迁入的人，都有权分享与原有成员相等的土地使用权利。他们在土地数量、质量以及土地的税赋负担上也是均等的。每隔一个时期将重新划分土地，开始新一轮“承包”，增人的家庭就会无条件地增加若干份地的使用权；而减人（包括“农转非”）的家庭则会无补偿地减少份地。只有本村或本组的农民才能享有“均分土地”的权利，本村或本组必须无条件地分配给他们土地。这种土地使用权，对于承包农民来说，几乎是不能转让、出卖和抵押、出租的[]。农民的人身依附于土地，如其自动放弃在“集体所有权”中的应有份额，将无法要求补偿，更不能变现。所以，不仅“集体产权”对外大可疑问，在其内部，对农民个人而言，其产权更是残缺不全的。

党国英指出：“近年农民信访中，约半数涉及土地承包权被侵犯问题”。“如果连一小块土地的财产权也得不到尊重，农民对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留恋[]”？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最普遍形式是不尊重土地承包关系，视承包合同为废纸一张，在有些地方可以根据村支书的一句话就片面中止土地承包关系。中央曾经承诺的土地承包十五年、三十年不变，但是许多地区普遍的是3-5年就调整一次。另外，政府或村委会时常缩小土地承包面积，随意扩大机动田，并对农民的使用权随意践踏。某些地方政府强制农民耕种特定的农作物，如果遭遇抵制，甚至动用拖拉机将田里的作物强行犁掉[]。由于缺乏明朗而稳定的制度预期，承包农民的合乎“理性”的反应便是不惜地力、竭泽而渔，至于植树造林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功在长远的事情则乏人问津。

上述种种，当然主要是个有法不依的落实问题。但这方面，《土地管理法》本身也不能说没有隐患。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但是，接着又留下空档：“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表面上看，似乎比较“民主”了，其实恰恰有可能导致“民主的暴政”。无论如何，对于产权的保护，如同对于人权的保护，应当先于民主，何况这种“三分之二同意”容易被基层干部操纵以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如所周知，承包权实质上是对所有权的分割。承包合同越是长期化、固定化，承包权对所有权的分割程度就越高。有的中国学者近期研究证明，在现有中国农地承包制下，承包权越稳定，农户的收益越高[]。所以杜润生强调指出，土地制度是第一位重要的。在家庭承包成为合法以后，我们要从政策层面转到法律层面给它一个有力可靠的保障。这就是把从公有制分离出来的使用权，以法律形式，肯定它是一个经济主体，一种物权。我们过去说，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在我们提出，农民土地使用权作为私人财产，其权利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使用权可以说是准所有权。它包涵承包权、使用权(经营权)，还有抵押权、入股权、转让权等多种权利，这些权利在立法时将界定清楚，形成法律依据[]。

杨小凯更明确主张，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不但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减少社会纠纷，安定社会，稳定地方财政有重大意义，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其实在中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即使不进行私有化，其使用权的流转如能达到“国有”土地的那般自由，就很不错了。考虑到中国国情和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改革的方向，更不妨由国家象征性地拥有农村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而使农户手中的土地使用权长期化，这种使用权还必须是可以交易的。比较可操作的，是让农村土地制度与城市土地制度并轨。城市土地使用权可有70年期限，农村何尝不可?将来，可能都还要从期限制向永久制靠拢。

有人认为土地产权彻底向个人转化势必妨碍机械化和规模经营，其实，一旦土地可以自由交易包括自由租赁，就会有一个自发的经济过程，趋向于资源的不断优化配置，包括向种粮大户和农业资本家集中。当然，如果这种集中在经济上对于当事人已不划算，亦就不会发生，恰也说明在一定经济条件下机械化和规模经营适可而止的道理；一味“贪大求洋”，是好大喜功的政府官员才会做的傻事。

还有人担心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要说，两极分化与这样那样的土地制度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如果一方面出现土地大量集中，另一方面甚至“饿死人”，则充其量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果，切不可颠倒因果。应当另外寻求原因和解决之道。当然，为缓冲贫富急剧分化和大量流民骤然出现，可在一定时期、不同地区分别规定土地兼并规模的最高限额，视情予以浮动，从台湾的经验看，土地限额的法律规定不会产生很高的监督成本，在实践中是完全可行的[]。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落后地区往往人少地多，则其土地限额势必大大超过人口密集的发达地区，这种制度性差异可望吸引投资者前往从事大规模农业经营，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实际暗含有社会保障的职能。所以在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及时建立健全覆盖到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以收稳定之效，并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养儿防老”这样的计划生育难题。说到底，落实到农户个人的土地产权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保险和融资渠道。首先，或售或租，会有一笔收入；还可以抵押贷款；最后，只要土地可以卖，哪怕并不卖，引而不发，也会坐收增值收益。

3．3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涉及所谓的“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或者乡村社区的关系，

通常所讲的村集体，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严格所来，哪怕按照现行的法律条文，村是村、集体是集体，两者不是一回事，虽然表面上常有重合。

1999年3月修订后的宪法第八条载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这种集体经济组织似乎是无形的，既无法人登记，也永远搞不清自己的治理结构。

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第五条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也至少说明了“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两者不是一回事，否则何来“尊重”、“维护”、“保障”之说呢。

在推行承包制以后，从过去的“生产队”演化过来的“居民小组”，从“生产大队”演化过来的村，似乎成了“集体经济组织”的代名词[]。特别是村，往往又向村民集资或举债，还有的利用征地补偿款等途径，兴办各种工商企业（这是乡镇企业的主要起源之一），乃至于从事金融、房地产等投机生意（在南方似乎并不少见）。这些企业大多也与生俱来地是“集体”的，问题是，“集体”的最后承担者是谁？姑且不涉及腐败的问题，市场本身也是风险莫测的。一旦经营失败、周转不灵，某些村因为村办企业的缘故，负债数千万，人均几万、十几万，并不罕见。当然，也有的村则是建学校、公路和水利设施，或者干脆是为了借钱完成迫在眉睫的上缴任务，导致负债累累，积重难返，恶性循环。

这种乡村债务危机，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也引我们深思：按照法律定位，村委会应当是个非营利的社区组织，本来就不应涉足经济活动。这里存在一个“社”、“企”分开的问题。

村委会还面临着另外一层角色冲突。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从理论上讲，村委会是村民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其经费也来自村民，自当对下负责，主要任务在于办理社区公益事业。而现实中的村委会，更大的精力在于为上级政府“要粮”、“要款”、“要命（抓办计划生育）”，实际充当着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不妨称之为“村公所”，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村”的称谓确有来由。

概括地说，村集体混同于村委会，村委会进一步混同于村公所（“行政村”）。这是村治的内在冲突。这一链条也进一步将农村集体土地置于政府的附属物的地位。我们所亲身接触的农民，少有人认为土地是集体的，问到最后，他都告诉你，土地“是共产党的”。

市场结构范文篇3

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对交易机制，即价格形成方法的研究。交易机制的关键功能在于，能够在有效交易规则的约束下通过“黑箱”将投资者的潜在需求转化为已实现的价格和成交量。不同的交易机制在价格发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各交易机制所允许的指令类型、交易发生的时间、指令递交时投资者所能获得的信息数量与质量以及对做市商提供流动性的依赖程度也是不同的。

当前世界各交易所采用的交易方式大致可分为报价驱动(quote-driven)和指令驱动(order-driven)两大类。美国的NASDAQ以及伦敦的国际证券交易所等都属于报价驱动交易机制。在这种市场上，投资者在递交指令之前就能够从做市商那里得到证券价格的报价。这种交易方式主要由做市商充当交易者的交易对手，主要适合于流动性较差的市场。与此相反，在指令驱动制度下，投资者递交指令要通过一个竞价过程来执行。我国各大证券交易所以及日本的东京证券交易所等都采用这种交易方式。在指令驱动机制下，交易既可以连续地进行，又可以定期地进行。前者主要指连续竞价(continuousauction)，投资者递交指令可以通过早已由公众投资者或市商递交的限价指令立即执行。既然指令到达就能够成交，因而这个机制是连续性的；定期交易主要指集合竞价(callauction)。在这种方式下，投资者递交的委托指令并不立即成交，而是存贮起来累积到一定的时间，最后以一个统一的市场清算价格执行。

对不同价格形成方式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市场流动性上。在连续竞价市场和市商市场上存在着明显的买卖报价差(bid-askspread)，这个价差可用来度量市场流动性。众多的检验（Keim&Madhavan,1996等）发现，连续竞价交易中的价差比较小；在集合竞价交易中不存在明显的买卖价差。Amihudetal.(1997)发现，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在引入连续交易机制之后也产生了正的异常收益。他们把此归因于连续交易制度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另外，他们还发现，有证据表明连续交易的引入提高了市场效率。在价格形成效率方面，E.Theissen(2000)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集合竞价在汇总不同的信息上是有效的交易机制。集合竞价中的信息汇集优势说明在基本面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可能失败时，集合竞价特别具有价值。因而很多连续性交易市场在不确定性比较大时，如开盘、交易暂停之后的再开盘时都使用单一价格的集合竞价机制。报价驱动市场中的做市商其主要功能就是价格发现，提供流动性和连续性，并稳定证券交易价格。理论研究(Madhavan,1992)表明，当市场中信息不对称到一定程度时，市商可能退出市场，从而导致市场失败，不能继续交易，但这时如果转换为集合竞价方式能够使得市场重新开始交易。

二、买卖报价差的决定

在市商市场中，市商报出两个价格：他们将要买进证券的出价(bid)和将要卖出的要价(ask)，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价差。Demsetz(1968)解释，市商在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中提供即时性的服务，买卖报价差就是他们在竞争之下提供流动性服务的合理收益。市商市场中，市商扮演着被动的角色，他们面对变化的市场环境只能简单地调整买卖报价差。买卖价差模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库存模型，该模型认为买卖报价差与市商面临的库存持有成本有关；第二种为信息不对称模型，该模型认为价差来自市商面临的逆向信息成本。

Smidt(1971)认为，市商并不像Demsetz所描述的那样是即时性的被动提供者，而是能够根据他们的库存水平变动积极地调整价差。尽管市商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即时的流动性服务，但市商通常在价格设定上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因为他们要保证库存快速换手，绝不能在买卖的任何一方上累积多余的头寸。否则，如果持有股票不足将不能交易，所持股票过多则将遭受价格反向变动带来的损失。在此模型中，以最大化单位时间预期平均盈利为目标的市商把价差作为一种机制来设置以维持他所合意的库存水平。

随着信息经济学、理性预期和不完全竞争等理论的发展，国外学者构建了很多有关信息的到达、散布与处理对市场价格影响的模型。当把这些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联结在一起时，就发展了买卖报价差的信息不对称模型。该模型假定市商面对两种类型的交易者，一种为流动性交易者，另一种为知情交易者。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流动性交易者没有特别的信息优势，而知情交易者拥有私人信息。知情交易者凭借其信息优势在与非知情交易者的交易中获利，而市商平均来说输给知情交易者，但从与流动性交易者的交易中得到补偿，因而价差包含信息成分。Glosten&Milgrom(1985)、Easley&O''''Hara(1987)等发展了这类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买卖报价差纯粹是一种信息现象，而指令规模传递了重要信息，因为知情交易者倾向于在证券价值偏离时做大宗交易，因而该模型暗示成交量应当拆分为成交频数和指令规模，买卖报价差会随指令规模而递增，随指令频数而递减。

结合上述买卖报价差模型，Stoll(1989)等分析认为，买卖报价差由市商面对的三种成本构成，即指令处理成本、库存持有成本和逆向选择成本。Demetz(1968)和Tinic(1972)确定指令处理成本是由交易和清算费用、薄记与内勤成本、市商的时间和努力以及其他商业事务构成。可见，交易越活跃的股票其指令处理成本（交易前）也应越低。指令流的失衡导致了买卖报价差的第二部分——库存持有成本(Stoll,1978)，它是市商为能适应交易而持有必要库存股票的成本。指令失衡的均衡过程导致市商库存头寸偏离最优水平，偏离越大，库存持有成本也越大，买卖报价差也越宽。Copeland&Galai(1983)、Easley&O''''Hara(1987)根据信息不对称和知情交易者因素而提出逆向选择成本，市商在价差中包含了逆向成本以弥补与知情交易者交易所遭受的损失。价差中的逆向选择部分与市场中的信息流动密切相关，因而从事信息含量研究时这是最感兴趣的一部分。

三、市场流动性与指令流

1.交易规模的信息效应。市场微观结构研究中有两个分支致力于研究知情交易是否随交易规模而增加。第一个分支集中于研究不同规模的交易对价格的影响。Barclay&Warner(1993)检验了发生在大、中、小三类交易规模中累积价格变动的比例，他们发现大多数的价格变动发生在中等规模的交易中。这个证据支持“秘密交易假设”(Stealthtradinghypothesis)，即如果知情交易者诡秘地以中等规模集中指令交易，如果信息通过这些交易揭示出来，则价格变动与中等规模的交易最相关。Lin,Sanger&Booth(1995)发现有效价差中的逆向选择部分随交易规模单调递增。Biais,Hillion&Spatt(1995)运用巴黎证券交易所的限价指令库发现，大量交易引起报价出于库存和信息原因而变动。例如，他们发现如果大的买进指令与卖出报价上提供的所有股份成交，结果将导致卖出报价的提高，但没有立即下跌（如果仅仅是短期的库存影响，应该立即下跌），买进报价也趋向于增加，这反映了交易中的信息效应。总之，研究支持交易规模与知情交易的发生存在正向关系。

Jones,Kaul&Lipson(1994)开创了相关研究的第二分支。他们把Nasdaq股票每天的成交量分为交易频数和平均交易规模两部分。在交易频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发现波动与交易规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既然波动与信息流密切相关，且他们又发现交易规模与波动之间没有关联，因而得出结论认为，除了包含在交易频数中的信息之外，交易规模没有向市场参与者传递任何信息。然而，Huang&Masulis(1999),Chan&Fong(1999)的研究却确认了交易规模在成交量与波动关系中的重要性。Huang&Masulis(1999)认为，Jones,Kaul&Lipson(1994)计算的是一天中的平均交易规模，毫无疑问这平滑了潜在的差异并降低了信息含量。与其争论一致，他们发现当以小时为单位合计时，交易规模与波动之间具有非常强的正向关系。Chan&Fong(1999)把在NYSE和Nasdaq上市的股票交易和报价数据分成了不同的交易规模种类，检验了不同交易规模的交易频数与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发现，股价波动与中等规模交易的频数相关性最强。总之，实证证据支持指令流变动能够解释波动和逆向选择价差变动的假说。

2.指令流和交易成本的季节性。Wood、Mcinish&Ord(1985)以及Harris(1986)发现收益波动在日内成U型分布。既然波动是风险的一种计量方式，以交易成本模型为基础的库存模型表明买卖报价差也应当成U型分布。Jain&Joh(1988)以及Mcinish&Wood(1990)研究发现成交量也存在U型分布。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成交量与交易成本之间呈负向的关系，因而我们又能够预期价差在日内应呈倒置的U型。在第一份对价差的日内研究中，Mcinish&Wood(1992)发现日内价差大致呈U型（作者描述为倒J型）。怎样才能解释日内价差的这种形式，库存模型认为专业商对库存失衡做出反应放宽了他们的价差。如果在交易过程中失衡累积起来，那么价差在收盘时应更大。信息模型认为，既然价格对非知情的流动性交易者来说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当市场初次开盘交易时，知情交易者具有最大的信息优势。因而，逆向选择成本应在交易日开始时最大。很多学者对这种信息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

Chung、VanNess(1999)把限价指令库分拆成公众提供的限价指令和市产提供的股份。他们发现专业商在早上参与交易最为积极，正如信息反映在价格中一样，专业商直到大约中午才收敛价差，之后保持稳定。既然专业商设置的价差在邻近收盘时并没有增加，他们的研究发现就不支持库存模型对U型价差的解释。然而，Bessembinder(1994),Huang&Masulis(1999)发现，在外汇市场中邻近交易结束时，价差中的库存成本部分非常明显，并且比较大。

总之，指令流和交易成本的日内型式表明，交易能够揭示信息，这导致逆向选择成本在一天中逐渐减小。邻近交易结束时的价差增加说明，市商在其后非交易期间持有库存的成本或风险增加。

四、市场结构与市场质量

市场结构就是指监管交易过程的一系列交易规则，如最小变动价位的限制、交易连续性的限制与交易执行的位置等，它们能够影响价格形成和交易成本，而且直接关系到市场质量（如价差、流动性、波动性等）的高低。

1.最小变动价位。为向海外开放市场交易，美国Nasdaq市场和NYSE的大多数股票报价和交易的最小变动价位分别在1997年6月2日和1997年6月24日都从1/8美元降到了1/16美元，这是在美国205年交易历史上对最小为动价位做出的第一次修改。从2000年8月28日开始同一专业商下的7只股票开始实行小数化定价(decimalpricing)，截止到2001年1月29日，所有股票都提前按照SEC的要求实行了小数化定位，最小变动价位全部变为1美分。

Goldstein&Kavajecz(1999)发现，在NYSE采用1/16最小变动价位之后全部限价指令库中的深度下降。Jones&Lipson(1999)以机构交易为样本进行了分析后发现，最小变动价位转向1/16作为对深度有反向影响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提高了交易成本。NYSE向SEC的报告中(2001)指出，通过最小变动价位变为1美分前的样本与变动后的样本比较，交易成本出现明显下降，这表现在买卖报价差平均下降了一半，有效价差平均减小了43%；其次还发现，交易数量有了比较大的上升，但平均交易规模出现了下降。最后发现，市场最大的成本是透明度出现了下降，因为市场参与者不愿意以限价指令的方式在小数化环境中展示流动性。市场出现了对小数化交易的抱怨，证据表明，进一步的小数化不会提高投资者的福利，长期来看可能会增加投资者的交易成本。

可见，实证证据并不完全支持价格的小数化。正如常规一样，存在着相互消长的关系。尽管通过小数制能够获得较低的价格，特别是对小指令而言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执行大宗指令的成本增加，因为小数制对深度具有反向影响。

2.价格限制。从字面上看，每日价格限制就是提前设定价格变动的最大边界，通常包括向上和向下两个方向，价格限制只允许证券价格在单个交易日内在此范围变动。价格限制一般按照上个交易日收盘价的一定百分比来设计，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市场采用绝对价位设计（如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价格限制的主要功能是降低股票市场波动，其合理性在于通过约束价格，防止野生的或过度的日内波动发生，从而使市场承受较小的波动。证券监管部门正是希望籍此能够达到降低股票市场风险、保持股票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

从理论上来分析，价格限制作为向投资者提供冷却期的一种措施，允许投资者重新评价市场信息并形成新的投资策略。另外，价格限制允许失衡指令的公开，从而有利于吸引价值型交易者。从这两方面看，价格限制能够免受剧烈的价格振荡。但Kyle(1988)和Fama(1989)认为，当触及价格限制时，有关价格的均衡位置不确定，这反过来又会增强价格波动，因而严格的价格限制实际上可能会引起更高的波动水平。对此，Kim(1997)利用东京证券交易所达到价格限制的股票为研究样本，同时选择了在样本股票达到价格限制日近乎达到限制的两组股票为控制样本发现，价格限制不但不能降低市场波动，反而会延缓价格发现的过程、造成波动溢出并干预了交易本身，降低了市场流动性。

总之，有关价格限制与市场波动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的结论，但绝大多数的实证研究表明，价格限制并不能降低市场波动，而且也无助于流动性的提高。

五、信息与披露

有关市场微观结构的很多信息研究都集中在信息与披露上。透明度(transparency)可以定义为市场参与者观察有关交易过程信息的能力。这里的信息是指与价格、报价、成交量、指令流来源、市场参与者身份等有关的信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坚持认为交易和报价信息的公开传播在保证二级市场的有效性和公正性方面发挥了最基本的作用。相应地，所有美国交易所都被要求立即报道所有价格和成交量，并不断更新最优买卖报价。然而世界上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伦敦证券交易所和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可以延迟90分钟再报道，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则延迟一个交易日再报道。因而，透明度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同样成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焦点。

市场结构范文篇4

一、关于银行市场结构的争论

1.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Pagano（1993）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型中，展示了在垄断性的银行结构中，银行会向借款人索取较高的贷款利率，向储户支付较低的储蓄利率，从而减少了市场中可用信贷资金的均衡数量。并且当政府出台促进经济增长的利率政策时，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还会阻止利率的下降，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Guzman（2000）在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通过假定存在两个同样的经济体，其中一个经济体的银行处在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下，另一个则处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下，证实了垄断力量的负面影响。Guzman认为在信贷配给存在的条件下，垄断性的银行会比竞争性的银行更多采用配给的方式来贷款，从而得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会对资本积累产生压制效应的结论。他指出，在没有信贷配给的情况下，由于垄断势力的作用，企业的贷款利率会更高，考虑到道德风险的存在，企业违约的可能性也相应提高了。垄断性的银行不得不维持监督企业的高额费用，浪费了本可以被用于借贷的资源，银行的垄断能力导致了银行业的无效率。

Shaffer（1998）分析了1979—1989年间美国各大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的统计数据，发现在排除了对收入增长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后，在拥有较多银行的城市中，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较快，从而暗示了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Black和Strahan（2000）调查了银行市场结构对企业活跃程度的影响，通过对美国跨州以及跨行业数据的分析，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银行垄断势力较高的州，新兴企业和新商业社团的数量较少。Jayaratne和Stranhan（1996）估计了美国废除限制银行分支机构的规定对各州收入增长的影响，一般认为，废除此类限制应该被视为增强竞争。发现该规定实施后，各州个人收入以及产量均呈现加速增长的现象，由此预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是Collender和Shaffer（2000）发现，美国大都市地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在1973—1984年间为负，而在1984—1996年间却转变为正，这一结果显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尚无定论。

2.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产生的正面影响。关于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在新兴企业融资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方面，Petersen和Rajan（1995）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没有以往借贷记录的新生企业实际上可能会以更低的利率获得更多的信贷：具有垄断力量的银行可以通过“试销性”（introductory）的低贷款利率来吸引新生企业，并在新生企业获得成功后索取较高的贷款利率，以此抽取租金。由于具有垄断市场的能力，银行不用担心会有其他竞争性银行与之抢夺企业资源，因此，这种“先补贴新生企业，后分享成功企业利润”的策略是可行的。反之，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银行不能指望日后能够对成功的企业收取较高的贷款利率，因而也就不会在新生企业的初创阶段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来促进其发展。所以，在没有银行垄断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下，新生企业的贷款利率较高并且其信贷额度被部分配给。

Shaffer（1998）则从筛选的角度论述了垄断性银行市场结构的益处，反驳了银行竞争会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的观点。现代商业银行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甄别的功能，通过对那些具有不同品质的借贷企业加以筛选，来鉴别那些具有潜质的企业。Shaffer发现美国金融市场中，随着市场中银行数量的增加，银行借款人的总体质量反而会下降这一有趣的现象。认为银行的筛选技术还不足以准确揭示借款人真实特性，当银行不能完全甄别借款人的类型时，会有某些高品质的企业被鉴定成低品质企业，反之亦然。考虑到银行很难区别信贷申请是属于已被其他金融机构拒绝的信贷申请，还是属于客户新的贷款申请，被一家或多家银行拒绝的申请人可以继续向其他银行申请。这类曾被拒绝的申请人既可能是高品质的企业，也可能是低品质的企业。如果市场中存在较多数量的银行，且借款人频繁的贷款申请是无成本或低成本，低品质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就会大幅提高。这种“逆选择”的存在，会导致银行贷款质量下降，贷款银行陷入“胜利者的祸害”（Winner‘sCurse）而丧失利润。Cao和Shi（2000）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也得出竞争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反而会使贷款利率更高、信贷数量更少的结论。Manove，Padilla和Pagano（2000）通过观察银行的借贷策略，考虑了不同市场结构下银行在采用筛选还是作为筛选替代的抵押之间的权衡。银行通过筛选来鉴别高品质的企业，并减少低品质企业的违约风险。因为筛选是耗费成本的活动，如果一家企业提供足额抵押，企业一般不会发生违约并损害到银行的利益，银行就不会有进行费时费力筛选的动机。考虑在高品质企业和低品质企业同时存在的现实世界，高品质企业虽然有更高的概率从事好的投资项目，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只有企业家知道自己是高品质的还是低品质的企业，而银行却并不知情，它只有通过筛选才能鉴别出项目的好坏。在竞争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银行将给两类企业提供贷款，一类是那些愿意提供足额抵押品的企业：由于高品质企业从事好项目的概率更高，因项目失败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较低，所以愿意提供足额抵押品；低品质企业从事好项目的概率较低，如果低品质企业模仿高品质企业的做法，也给银行提供抵押品，因项目失败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就很高，这将给低品质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提供抵押品以显示自己是高品质企业”这一显示信号，是低品质企业无法模仿的信号。愿意提供足额抵押品的企业将被银行视为是高品质企业；另一类是不愿意提供抵押品，需要经过精心筛选才能给予贷款的企业。为了弥补筛选费用，向通过筛选的企业所要求的信贷利率要高于向提供抵押品企业所要求的信贷利率。此时，提供抵押品的企业会有部分项目失败，虽然通过抵押品，银行本身并没有损失，但项目的失败会对社会资源造成一定的浪费。在垄断性的信贷市场中，由于能够分享项目成功后的剩余，所以银行并没有接受高品质企业抵押品的意愿，而偏好于对所有项目都进行筛选。与接受抵押相比，筛选排除了向部分企业的失败项目分配资源的可能，将能给银行带来更高的信贷回报。从这一点上来看，垄断性的银行结构更有利于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对经济的影响也更为积极。

Dell‘Ariccia（2000）研究了银行对企业筛选的情况，发现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银行筛选企业的可能性降低了。这可能是由于筛选的过程将耗费大量时间，企业会在此期间失去获取利润的机会；或是由于企业并不愿意暴露项目的真实信贷价格，所导致的被观察企业不情愿被筛选。在银行竞争的格局下，银行有可能会迁就企业不愿被筛选的意愿。在经济衰退期或缓慢增长期，申请信贷的企业很可能是低品质的企业且其信贷申请曾经被其他银行拒绝过，此时银行对企业进行筛选是较佳的策略。然而，在经济扩张时期，由于存在着较多高品质且未经甄别的新生企业，基于获取市场份额角度考虑，银行可能会向未经筛选的企业提供贷款。银行在经济循环周期的上升阶段承担了较高的风险，一旦经济循环周期落人不景气阶段，银行就有可能陷入贷款难以收回的困境。反之，在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垄断银行一般不会迁就企业的意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银行信贷随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Petersen和Rajah（1995）在对美国处于具有不同银行集中程度的市场中，代表性的小型商业企业信贷可获得性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中，小型商业企业的信贷较易获得；并且，较为年轻的企业在具有更高银行集中度的市场中，支付的贷款利率更为低廉。Shaffer（1998）也发现在银行数量相对较多的大城市中，银行能够索取更高的贷款利率。Bonaccorsi和Dell‘Ariccia（2000）分析了意大利各省以及各行业数据，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的省份，新企业的诞生率也较高。对那些信息更为不透明产业中的新兴企业来讲，银行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才能筛选甄别企业的品质，银行集中度与新企业诞生率的正相关性尤为显著。

二、对银行市场结构的权衡

鉴于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可能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Cetorelli和Peretto（2000）针对两者之间的权衡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一个古诺模型，来说明N家银行在个人储蓄以及向企业借贷资金等方面的相互竞争对经济的影响。假定那些拥有筛选技术的银行，能够花费一定的成本区分开高品质及低品质企业。虽然银行甄别的结果不会被第三者所观察到，但其他银行作为竞争者，能够通过观察这家银行是否会扩大或否决贷款来获取被筛选企业的信息。信息的外溢产生了搭便车问题，导致银行筛选成本的上升，削弱了银行以信息为基础的有效借贷策略。Cetorelli和Peretto进而把他们的模型从论证肩负着甄别企业成功率任务的银行最佳借贷策略问题，扩展到既有被筛选过的“安全”贷款，又有未被筛选过的“风险”贷款时银行借贷最佳策略。在此模型下，信贷市场是内生分割的：一部分低品质的企业一直被筛选且信贷仅向那些高品质的企业扩展，而其他剩余的企业则无视其品质特性，不予区别地实施信贷配给政策。信贷市场中这两部分相对规模的发展变化，反映着经济发展的路径。在这一理论框架中，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种：一方面，银行数量越少，信贷市场中的总体信贷规模也越少；另一方面，银行数量越少，对于银行来说甄别项目的激励越大，更多的资金因而能够被有效地分配给高品质的企业，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率将得到提高。

所以，银行的数量决定了信贷市场总体信贷规模及其效率间的权衡。反过来，信贷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又决定了资本积累的回报，进而决定了储蓄。由于这种权衡的存在，银行市场结构与单位资本的稳态收入间可能不会是单调的关系。换言之，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银行市场结构既不是垄断的市场，也并非完全竞争的市场，而是一个对信贷存在着过度需求的市场。由此可得出以下建议，由于政府政策会影响到银行市场结构，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可以通过控制银行间的竞争程度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政府直接控制的银行对经济的影响

在现实世界中，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着由政府控制的银行。LaPortaetal.（2000）调查发现，在信贷市场中，国有银行垄断程度越高的国家，人均资本收入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越低，从而证实了国有银行的效率较低，难以实现资本的最佳配置。此外，他还发现国有银行垄断程度高的国家金融市场发展也较为缓慢。Cetorelli和Gambera（2001）对政府控制银行的强弱程度能否影响银行在产业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检验后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且政府对银行控制程度较高的国家，银行高集中度对于高度依赖于外部融资产业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消失了。实证结果显示，由政府所控制的银行市场垄断只能导致银行效率的降低。他们也没有发现国有银行对市场的垄断力量能够导致银行更有效地筛选企业，并且国有银行也不存在与贷款企业建立并保持良好借贷关系的意愿。他们认为，这种政府高度控制的垄断性银行之所以没有对经济起到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因为国有银行更乐于从事政治目标最大化活动，偏离了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四、银行业结构对其他行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在决定行业市场结构的因素中，银行的市场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外部融资的可获得性，起到了进入壁垒的作用，从而对其他产业的市场结构会产生影响。然而，无论银行垄断程度的增加会导致各行业部门垄断程度的增加或是减少，即不管它是提高或是降低了进入壁垒，都无法事先得知。

从实证上看，一方面，更具有垄断性的银行能够提高企业早期的发展速度。随着企业的成熟，它会产生向那些潜在的新进入企业借贷的偏好。这与。Petersen和Raian（1995）所描述的银行理性行为是一致的。驱使垄断性银行向新兴企业融资的动力，在于获得企业成长后从企业利润流中抽取租金的机会。考虑到在行业发育更为成熟的阶段，新企业的进入会增加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而这将削弱原先银行所扶持企业的利润。因此，在成熟的产业部门，银行也会有限制新企业获得信贷的激励。此外，银行也会考虑它在其他方面的某些既得利益：维持银行在市场的高集中度，会有助于银行参与到现有客户的经营中去，从而与现有客户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银行还可能会通过牺牲从新的进入者身上所获取的利益，来换取现有企业的信任，从而引导这些企业的战略决策。此时，银行的目标就不仅仅只是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导致银行偏好新的市场进入者，因为新兴企业一般都具有更高回报的项目以及更为新颖的技术，能够保证银行更高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的集中将导致竞争性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形成具有市场垄断能力的大型企业。

总之，新兴企业在垄断性银行市场结构下信贷的可获得性，对新兴企业所在行业未来的成长性影响较大。在某种程度上，银行将面临着新企业进入引发企业竞争对银行原有收益的影响与新企业进入给银行所带入的新的利润之间的权衡，银行最终的权衡结果将影响到该行业的市场结构。

Cetorelli（2001）使用从17个OECD国家中所获取的包括35个制造行业的数据，对上述观点加以判断。发现在企业规模高度依赖于外部融资的部门中，银行业更为集中的国家，企业规模确实更大。他同时根据已有的实证结果考察了外部融资规模对行业的影响，发现无论银行集中对行业垄断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于更依赖于银行融资的企业来说，影响程度更深。

五、对中国银行业的启迪

1.关于发展金融机构。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市场是四大银行垄断绝大多数市场份额及金融资源的市场结构。但由于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四大银行并不能有效解决关于中小企业项目融资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限制了向中小企业的贷款。根据本文的分析，大量金融机构的存在，会导致有贷款意愿的企业之间缺乏竞争，而众多银行在激烈竞争中，贷款质量难免下降。如果完全放开银行业的准入限制，银行数量会快速增加，这将导致借款人总体质量的下降，反而会使信贷市场陷入贷款利率升高和信贷数量减少的恶性循环之中，不利于银行资金的有效分配。因此，政府应该适当控制信贷市场中金融机构的数量，适度发展民营银行。

市场结构范文篇5

一、关于银行市场结构的争论

1.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Pagano(1993)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型中，展示了在垄断性的银行结构中，银行会向借款人索取较高的贷款利率，向储户支付较低的储蓄利率，从而减少了市场中可用信贷资金的均衡数量。并且当政府出台促进经济增长的利率政策时，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还会阻止利率的下降，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Guzman(2000)在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通过假定存在两个同样的经济体，其中一个经济体的银行处在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下，另一个则处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下，证实了垄断力量的负面影响。Guzman认为在信贷配给存在的条件下，垄断性的银行会比竞争性的银行更多采用配给的方式来贷款，从而得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会对资本积累产生压制效应的结论。他指出，在没有信贷配给的情况下，由于垄断势力的作用，企业的贷款利率会更高，考虑到道德风险的存在，企业违约的可能性也相应提高了。垄断性的银行不得不维持监督企业的高额费用，浪费了本可以被用于借贷的资源，银行的垄断能力导致了银行业的无效率。

Shaffer(1998)分析了1979—1989年间美国各大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的统计数据，发现在排除了对收入增长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后，在拥有较多银行的城市中，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较快，从而暗示了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Black和Strahan(2000)调查了银行市场结构对企业活跃程度的影响，通过对美国跨州以及跨行业数据的分析，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银行垄断势力较高的州，新兴企业和新商业社团的数量较少。Jayaratne和Stranhan(1996)估计了美国废除限制银行分支机构的规定对各州收入增长的影响，一般认为，废除此类限制应该被视为增强竞争。发现该规定实施后，各州个人收入以及产量均呈现加速增长的现象，由此预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是Collender和Shaffer(2000)发现，美国大都市地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在1973—1984年间为负，而在1984—1996年间却转变为正，这一结果显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尚无定论。

2.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产生的正面影响。关于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在新兴企业融资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方面，Petersen和Rajan(1995)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没有以往借贷记录的新生企业实际上可能会以更低的利率获得更多的信贷：具有垄断力量的银行可以通过“试销性”(introductory)的低贷款利率来吸引新生企业，并在新生企业获得成功后索取较高的贷款利率，以此抽取租金。由于具有垄断市场的能力，银行不用担心会有其他竞争性银行与之抢夺企业资源，因此，这种“先补贴新生企业，后分享成功企业利润”的策略是可行的。反之，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银行不能指望日后能够对成功的企业收取较高的贷款利率，因而也就不会在新生企业的初创阶段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来促进其发展。所以，在没有银行垄断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下，新生企业的贷款利率较高并且其信贷额度被部分配给。

Shaffer(1998)则从筛选的角度论述了垄断性银行市场结构的益处，反驳了银行竞争会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的观点。现代商业银行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甄别的功能，通过对那些具有不同品质的借贷企业加以筛选，来鉴别那些具有潜质的企业。Shaffer发现美国金融市场中，随着市场中银行数量的增加，银行借款人的总体质量反而会下降这一有趣的现象。认为银行的筛选技术还不足以准确揭示借款人真实特性，当银行不能完全甄别借款人的类型时，会有某些高品质的企业被鉴定成低品质企业，反之亦然。考虑到银行很难区别信贷申请是属于已被其他金融机构拒绝的信贷申请，还是属于客户新的贷款申请，被一家或多家银行拒绝的申请人可以继续向其他银行申请。这类曾被拒绝的申请人既可能是高品质的企业，也可能是低品质的企业。如果市场中存在较多数量的银行，且借款人频繁的贷款申请是无成本或低成本，低品质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就会大幅提高。这种“逆选择”的存在，会导致银行贷款质量下降，贷款银行陷入“胜利者的祸害”(Winner’sCurse)而丧失利润。Cao和Shi(2000)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也得出竞争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反而会使贷款利率更高、信贷数量更少的结论。Manove，Padilla和Pagano(2000)通过观察银行的借贷策略，考虑了不同市场结构下银行在采用筛选还是作为筛选替代的抵押之间的权衡。银行通过筛选来鉴别高品质的企业，并减少低品质企业的违约风险。因为筛选是耗费成本的活动，如果一家企业提供足额抵押，企业一般不会发生违约并损害到银行的利益，银行就不会有进行费时费力筛选的动机。考虑在高品质企业和低品质企业同时存在的现实世界，高品质企业虽然有更高的概率从事好的投资项目，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只有企业家知道自己是高品质的还是低品质的企业，而银行却并不知情，它只有通过筛选才能鉴别出项目的好坏。在竞争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银行将给两类企业提供贷款，一类是那些愿意提供足额抵押品的企业：由于高品质企业从事好项目的概率更高，因项目失败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较低，所以愿意提供足额抵押品；低品质企业从事好项目的概率较低，如果低品质企业模仿高品质企业的做法，也给银行提供抵押品，因项目失败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就很高，这将给低品质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提供抵押品以显示自己是高品质企业”这一显示信号，是低品质企业无法模仿的信号。愿意提供足额抵押品的企业将被银行视为是高品质企业；另一类是不愿意提供抵押品，需要经过精心筛选才能给予贷款的企业。为了弥补筛选费用，向通过筛选的企业所要求的信贷利率要高于向提供抵押品企业所要求的信贷利率。此时，提供抵押品的企业会有部分项目失败，虽然通过抵押品，银行本身并没有损失，但项目的失败会对社会资源造成一定的浪费。在垄断性的信贷市场中，由于能够分享项目成功后的剩余，所以银行并没有接受高品质企业抵押品的意愿，而偏好于对所有项目都进行筛选。与接受抵押相比，筛选排除了向部分企业的失败项目分配资源的可能，将能给银行带来更高的信贷回报。从这一点上来看，垄断性的银行结构更有利于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对经济的影响也更为积极。

Dell’Ariccia(2000)研究了银行对企业筛选的情况，发现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银行筛选企业的可能性降低了。这可能是由于筛选的过程将耗费大量时间，企业会在此期间失去获取利润的机会；或是由于企业并不愿意暴露项目的真实信贷价格，所导致的被观察企业不情愿被筛选。在银行竞争的格局下，银行有可能会迁就企业不愿被筛选的意愿。在经济衰退期或缓慢增长期，申请信贷的企业很可能是低品质的企业且其信贷申请曾经被其他银行拒绝过，此时银行对企业进行筛选是较佳的策略。然而，在经济扩张时期，由于存在着较多高品质且未经甄别的新生企业，基于获取市场份额角度考虑，银行可能会向未经筛选的企业提供贷款。银行在经济循环周期的上升阶段承担了较高的风险，一旦经济循环周期落人不景气阶段，银行就有可能陷入贷款难以收回的困境。反之，在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垄断银行一般不会迁就企业的意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银行信贷随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Petersen和Rajah(1995)在对美国处于具有不同银行集中程度的市场中，代表性的小型商业企业信贷可获得性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中，小型商业企业的信贷较易获得；并且，较为年轻的企业在具有更高银行集中度的市场中，支付的贷款利率更为低廉。Shaffer(1998)也发现在银行数量相对较多的大城市中，银行能够索取更高的贷款利率。Bonaccorsi和Dell’Ariccia(2000)分析了意大利各省以及各行业数据，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的省份，新企业的诞生率也较高。对那些信息更为不透明产业中的新兴企业来讲，银行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才能筛选甄别企业的品质，银行集中度与新企业诞生率的正相关性尤为显著。

二、对银行市场结构的权衡

鉴于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可能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Cetorelli和Peretto(2000)针对两者之间的权衡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一个古诺模型，来说明N家银行在个人储蓄以及向企业借贷资金等方面的相互竞争对经济的影响。假定那些拥有筛选技术的银行，能够花费一定的成本区分开高品质及低品质企业。虽然银行甄别的结果不会被第三者所观察到，但其他银行作为竞争者，能够通过观察这家银行是否会扩大或否决贷款来获取被筛选企业的信息。信息的外溢产生了搭便车问题，导致银行筛选成本的上升，削弱了银行以信息为基础的有效借贷策略。Cetorelli和Peretto进而把他们的模型从论证肩负着甄别企业成功率任务的银行最佳借贷策略问题，扩展到既有被筛选过的“安全”贷款，又有未被筛选过的“风险”贷款时银行借贷最佳策略。在此模型下，信贷市场是内生分割的：一部分低品质的企业一直被筛选且信贷仅向那些高品质的企业扩展，而其他剩余的企业则无视其品质特性，不予区别地实施信贷配给政策。信贷市场中这两部分相对规模的发展变化，反映着经济发展的路径。在这一理论框架中，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种：一方面，银行数量越少，信贷市场中的总体信贷规模也越少；另一方面，银行数量越少，对于银行来说甄别项目的激励越大，更多的资金因而能够被有效地分配给高品质的企业，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率将得到提高。

三、政府直接控制的银行对经济的影响

在现实世界中，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着由政府控制的银行。LaPortaetal.(2000)调查发现，在信贷市场中，国有银行垄断程度越高的国家，人均资本收入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越低，从而证实了国有银行的效率较低，难以实现资本的最佳配置。此外，他还发现国有银行垄断程度高的国家金融市场发展也较为缓慢。Cetorelli和Gambera(2001)对政府控制银行的强弱程度能否影响银行在产业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检验后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且政府对银行控制程度较高的国家，银行高集中度对于高度依赖于外部融资产业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消失了。实证结果显示，由政府所控制的银行市场垄断只能导致银行效率的降低。他们也没有发现国有银行对市场的垄断力量能够导致银行更有效地筛选企业，并且国有银行也不存在与贷款企业建立并保持良好借贷关系的意愿。他们认为，这种政府高度控制的垄断性银行之所以没有对经济起到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因为国有银行更乐于从事政治目标最大化活动，偏离了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四、银行业结构对其他行业结构的影响

从实证上看，一方面，更具有垄断性的银行能够提高企业早期的发展速度。随着企业的成熟，它会产生向那些潜在的新进入企业借贷的偏好。这与.Petersen和Raian(1995)所描述的银行理性行为是一致的。驱使垄断性银行向新兴企业融资的动力，在于获得企业成长后从企业利润流中抽取租金的机会。考虑到在行业发育更为成熟的阶段，新企业的进入会增加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而这将削弱原先银行所扶持企业的利润。因此，在成熟的产业部门，银行也会有限制新企业获得信贷的激励。此外，银行也会考虑它在其他方面的某些既得利益：维持银行在市场的高集中度，会有助于银行参与到现有客户的经营中去，从而与现有客户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银行还可能会通过牺牲从新的进入者身上所获取的利益，来换取现有企业的信任，从而引导这些企业的战略决策。此时，银行的目标就不仅仅只是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导致银行偏好新的市场进入者，因为新兴企业一般都具有更高回报的项目以及更为新颖的技术，能够保证银行更高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的集中将导致竞争性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形成具有市场垄断能力的大型企业。

Cetorelli(2001)使用从17个OECD国家中所获取的包括35个制造行业的数据，对上述观点加以判断。发现在企业规模高度依赖于外部融资的部门中，银行业更为集中的国家，企业规模确实更大。他同时根据已有的实证结果考察了外部融资规模对行业的影响，发现无论银行集中对行业垄断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于更依赖于银行融资的企业来说，影响程度更深。

五、对中国银行业的启迪

市场结构范文篇6

一、关于银行市场结构的争论

二、对银行市场结构的权衡

三、政府直接控制的银行对经济的影响

四、银行业结构对其他行业结构的影响

五、对中国银行业的启迪

市场结构范文篇7

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是旅游需求与供给双方互动的过程，必须从旅游目的地属性与旅游市场属性两个方面予以考察。从旅游系统特性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情感、偏好和旅行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来看，将有多种因素影响旅游者的旅游行为。传统的需求模型对这些问题做了简化处理，因此已有的旅游需求模型用来描述旅游市场结构不精确，用来激发或改变消费者旅行行为的策略不敏感，不能满意解释旅游流的时空特性[1]。

在旅游规划和研究工作中，经常用到的市场圈层结构来源于引力模型。引力模型最早诞生于物理学，后来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中各种人类相互作用聚集流的研究，如人口迁移、旅行、通讯、商品运送、城市内部交通等[2]。

克朗蓬（CramponLJ）首先证明引力模型在旅游研究中的作用，沃尔夫（WolfeRI）、爱德华兹（EdwardsSL）和切萨里诺（CesarioFJ）等在随后几年中对旅游市场的引力模型做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在中国，保继刚等学者将这一模型和理论在中国的研究中做了运用和讨论[3]。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式中：T为客源旅行强度的某种量度，P为客源地人口与经济规模的某种量度，A为目的地吸引力的某种量度，D为以距离为主的旅行成本的某种量度，G为经验常数。当然各个变量上面一般还有经验指数。根据这一模型，诞生了今天旅游规划和研究工作中常用的旅游市场圈层结构。旅游市场根据距离远近被分为一级市场（基本市场、核心市场）、二级市场（次要市场、一般市场）和三级市场（机会市场）。

然而在许多具体研究对象面前，我们发现，旅游市场的空间结构常常发生变异。一些时候，这种变异是显著和至关重要的，有必要对这种变异的影响因素和变异模式做认真的探讨。

2旅游市场圈层结构变异的因素

2.1均质条件的破坏

旅游市场圈层结构理论的假设——均质环境于现实中原本不存在，地理、经济、文化等条件的非均质分布势必要影响圈层结构的面貌。

例如人口的非均质分布，使得大城市总会比小城市和乡村在同等几何空间内蕴藏了更大的旅游市场。因而，在区域旅游发展规划中，我们通常首先将市场定位的目光投向附近的大城市。河南信阳市旅游业将武汉市作为首要目标市场，而不是距离更近的驻马店、漯河等城市，就是这一道理①。

除了人口，由于经济条件的非均质分布，一些城市和地区的出游率更高，在相同的人口和距离条件下，它们会成为更为重要的市场。根据2000年山东省泰安市旅游局进行的调查，北京游客与河北游客数量相当②。而到达辽宁葫芦岛市的北京游客显著多于河北游客③。这些状况与单纯考察距离和人口总量因素的结论显然不符。

2.2交通线路的影响

交通线路是游客进入的通道，它的分布直接影响游客进入的便捷程度和成本。因而，在最为重要的交通线路方向上，旅游市场圈层结构将出现“突起”，这与城市和产业的空间生长有些类似[3]。

位于辽西走廊葫芦岛和河西走廊的酒泉市，旅游市场都存在沿交通大通道伸展的情况④。但是，由于重要交通线路的布局与重要城镇的分布通常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因而交通线路对旅游市场结构的影响可能被前述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影响所叠加遮蔽。同时，交通线路的布局也与地理因素有关，例如，山西省中部的交通动脉多沿汾河谷地纵向分布，这也导致临汾市旅游市场的圈层结构沿谷地纵向“突起”⑤。

2.3消费门槛的影响

对于旅游区和具体的旅游产品，一些非大众化的高端旅游产品会形成明显的消费门槛。例如对于高档次的温泉度假村，临近乡村和一般城镇居民不具备消费能力，这些旅游产品势必跳出临近空间，直接投放高端客源聚集地。通俗地说，它们就不是为本地客人准备的。

例如西藏旅游，由于交通成本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成为高端旅游消费。根据2002年的统计，在其国内旅游市场格局中，占据前五位的是北京（20.2％）、四川（16.3％）、广东（9.1％）、上海（8.1％）、福建（4.2％），这其中恐怕只有四川凭借的是距离优势，而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华中一带游客所占比例仅有5％。而且，在西藏旅游客源构成中，海外游客比例很大，有大约一半的旅游收入来自海外游客⑥。在这里，消费门槛的影响表现得很突出。

对于特定的高端旅游产品，它的市场圈层可能受到严重扭曲，甚至成为一些互不相联的“市场岛”，这些“市场岛”是达到消费门槛的城市和人群，而周边大范围的区域则不在市场区内。

同时，“基本客源市场”概念可能由此遭到挑战。由本地或周边市民构成的所谓“基本市场”可能不复存在。一个旅游产品和一个地区的旅游业是否应当首先要满足本地居民需求成为疑问。

2.4消费偏好的影响

如同一般商品和服务的市场特征，不同地域的旅游者也有着不同的消费偏好，例如欧洲游客希望放松和享受，喜欢自助游。美国游客以休闲为主，探险和生态旅游都很喜欢。日本游客喜欢休闲和观光度假，对登山、滑雪、冲浪和疗养等专题旅游也很感兴趣，同时对佛教等历史文化很感兴趣。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旅游市场结构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例如西藏旅游和敦煌旅游，日本游客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就与他们的文化渊源导致的消费偏好有关⑦。在湖北黄冈白潭湖景区的开发中，考虑到黄石市工业污染严重，市民游憩空间不足，将黄石市确定为最重要的目标市场，也是基于消费偏好的考虑⑧。一些特殊的专业型旅游资源，例如考古研修型资源，只对个别城市中的特殊人群有吸引力，消费偏好将成为市场研究的主要考虑因素。

2.5“反向旅游”消费倾向的影响

在旅游这一特殊消费活动中，消费偏好往往产生“反向旅游”的倾向。我们把旅游目的地景观（物质景观和文化景观等。下同）与游客原住地景观、已经感知过的景观之间的“极端差异”称作“反向”，如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陆、山区与平原、干旱地区与湿润地区（雨季与旱季）、东方与西方、盛夏与隆冬、发达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安全舒适环境与紧张刺激经历……，把“追求景观差异极大化”的旅游行为称作“反向旅游”。如城里人到乡下寻求自然野趣，现代人到穷乡僻壤体验简朴生活，西方人到东方古都访问胡同、四合院，内陆人到大海边欣赏波涛汹涌的浪花等等，都是“反向旅游”。

根据我们所作北京市居民郊游意象程度调查，越是靠近城市中心区的居民，郊游愿望越强，而海南岛冬季旅游大受北方人欢迎也是“反向旅游”消费倾向的体现。

关于“反向旅游”的研究不多，但是它对于“基本市场”概念的摈弃，对于旅游市场圈层结构的破坏最为彻底，值得今后加强研究。

2.6特殊因素的影响

亲缘关系、工作和商务关系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因素，也可能成为影响旅游市场空间结构的重要因素。

在山东乳山市的银滩景区，大庆石油部门由单位组织建房，形成了数个大型生活小区，大量退休职工举家迁居与此。由此，在相距遥远的两座城市中建立起了紧密的亲缘关系，大庆成为乳山旅游重要的客源市场地⑨。

在西藏，由于援藏关系的确定，一些内地省市与西藏相关地市的人员交流相对频繁。2002年，来自15个对口援藏省市的游客占到国内游客总数的81.6％。而将援藏人次排列，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和福建，恰恰是西藏国内市场前五位的省区⑥。2003年，广东省国际旅游接待人数占到全国的四成⑩，这恐怕与粤港间的经贸联系（也有亲缘关系）密不可分。可见工作和商务关系也对旅游市场的分布有重要影响。

行政区界，特别是国界对于旅游成本的增加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过去，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之间，东北地区与朝鲜之间的旅游往来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世界上尚有一些国家不能成为另一些国家的旅游目的地。这些因素极大地改变了理论上的圈层结构。

3旅游市场圈层结构变异的模式

3.1变异模式一：场空间变形

由旅游目的地或吸引点构成的“引力场”——市场圈层，在“导体、绝缘体”——地理、经济、文化等非均质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形，如同电场等势线的变形一般。由于非均质的状况是普遍的，这一空间结构更为接近一般旅游目的地的市场状况（图1）。

图1旅游市场圈层变异的场空间变形模式

Fig.1Modeoftransmogrificationoffieldspace

3.2变异模式二：轴向拉伸

由交通条件导致市场圈层沿主要交通通道生长“突起”，如同城市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中的城市与产业拓展模式[3]。如河北玉田、辽宁葫芦岛等受重要交通通道影响强烈的旅游目的地将产生此类的市场空间结构(11)。

图2旅游市场圈层变异的轴向拉伸模式

Fig.2Modeofextendingalongaxes

图3旅游市场圈层变异的市场孤岛与群岛模式

Fig.3Modeofmarketislandandarchipelago

3.3变异模式三：市场孤岛与群岛

高端旅游产品受到消费门槛因素的影响强烈，只有少数城市的部分居民能够消费，其市场空间结构将呈现市场岛（群岛）形式。对于消费偏好极为显著或者消费门槛极高，或者有极为特殊的社会文化关系的旅游目的地，市场指向将非常集中，其营销策略也相应的为“集中突破”，这类旅游市场将呈现极端的市场孤岛形式。

4旅游市场空间结构的确定过程

4.1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旅游产品与旅游目的地所处的环境是复杂的，影响旅游市场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共同塑造旅游市场的空间结构。

旅游市场的圈层结构是研究的一个基础，它依循吸引力距离递减的原理，符合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基本关系，符合经济学、地理学和物理学的一般规律。但是，多种因素对这一空间结构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这在旅游发展的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在将来的旅游规划和经营过程中，理应对文中讨论的各种影响因素加以研究，特别是对多种因素要做综合考查。

4.2多模式的综合运用

旅游产品与旅游目的地究竟更接近于一般的圈层结构模式，还是场空间变形模式，轴向拉伸模式，或是市场孤岛与群岛模式，不能简单搬用在研究对象上。由于各个旅游产品和旅游目的地条件千差万别，所受影响复杂且不同，应当综合运用多种模式，结合各自条件做具体分析。

4.3动态变化与平衡

由于旅游产品和旅游目的地的变化，由于影响市场空间结构诸多因素的变化，市场空间结构的变化是必然的。一种空间结构的表现，是在这一过程中的动态平衡。关注和把握市场的动态变化，是旅游经营者、管理者和研究人员所必须做到的。

例如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中国内地游客到越南、香港等地的旅游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加之中国游客消费水平的变化，对于越南、香港和将来的台湾地区，中国内地在其旅游市场空间中的地位势必发生重大变化。

近年来，交通条件和收入水平的变化在中国内地地区十分明显，中国游客消费能力明显提高，高速公路、铁路升级和私家车的普及将一些目的地的市场空间大大延伸了。青藏铁路的修建，将彻底改变西藏旅游的交通条件，也将降低旅游消费门槛，对于西藏旅游市场的影响将十分显著。

在旅游产品的不同开发阶段，产品不同，面对的消费对象也会不同，市场空间将相应变化。对于微观的旅游经营者，由于不同阶段企业内部的具体情况不同，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营销策略和方向，它们的市场空间结构可能经历由主攻一个目标市场（孤岛形）向多向展开（群岛形或圈层形）的过程。

4.4尝试：一个更符合现实意义的市场空间结构分析模型

将全部空间划分为若干面积相等的空间元，从中任意选取空间元S[,i]，建立市场空间结构分析模型：

选取一个标准空间元（通常是经验判断的最重要市场）S，计算其市场规模指数：

将各空间元的市场规模指数与其比较得出它们的市场等级指数：

市场等级指数的分布情况可作为划分市场等级的依据。实际研究中，并不需要将全部空间划分空间元，可以根据基本经验，选取若干有研究意义的空间元。由于最终得到的是与标准空间元的比较值，一些指标变量的数值可以采用比较值，大大简化了实际处理过程。

以信阳鸡公山景区的国内市场分析来示意此方法。选取武汉市区为标准空间元，各空间元的市场等级指数如表2所示。总之，在我们的研究和实践工作中，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客观、全面和动态的把握市场规律。文章所做分析和初步结论应当在今后做进一步讨论和完善。

注释：

①信阳市旅游业发展总体提升策划（征求意见稿）．课题组，2005。

②山东省泰安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课题组，2003。

③葫芦岛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2006—020年）（征求意见稿）．课题组，2006。

④酒泉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课题组，2003。

⑤临汾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课题组，2004。

⑥西藏自治区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初稿）．课题组，2003。

⑦酒泉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课题组，2003。

⑧湖北省白潭湖景区总体规划．课题组，2001。

⑨山东省乳山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课题组，2005。

市场结构范文篇8

关键词：期货业市场结构优化

由于预期金融期货的推出会给期货业带来巨大利润，自2007年以来，许多证券公司和大型企业陆续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进入这一行业，促使该行业发生了重大变化：截至2008年底，全行业已有91家期货经纪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其中51家期货公司被证券公司控股；全行业期货公司注册资本实现快速增长，有43家期货公司注册资本达到或超过1亿元人民币。在此行业重构背景下，研究分析期货业市场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市场结构范文篇9

一、基本知识

同了解任何一个理论体系一样，首先必须明确构成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体系的一些最基本知识点。

（一）微观方法的两个特征

1．指令流在微观理论中，指令流发挥着核心作用，是微观研究方法的特征之一。

（1）必须明白指令流和交易量不是一回事。“指令流”可以看作我们所熟悉的“净需求”概念的变体，它测度买方与卖方定单的净值。它是净需求的变形，但并不等同于净需求，因为在均衡条件下，指令流不一定会等于零。

（2）与从观测值得到预期值的方法不同，指令流是用真实货币表示人们的心理意愿。一种典型的指令流分析列示如下：

图1指令流下的心理预期图

由于指令流包含那些知悉消息的人士的交易情况，通过指令流分析，交易商可以获知这些信息，从而给出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讲，指令流更像一种信息传递机制。

2．价差价差是微观方法的又一个特征。它的受重视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研究层次上，价差数据是各种资料数据中的核心内容。其次，市场参与者对交易成本极为关注，这种关注自然反映到价差上。最后，价差对微观理论脱离完全从贸易机制抽象而来的合理预期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

“指令流”和“价差”类似于宏观领域的“数量”和“价格”概念，但它们反映的意义具有本质的不同。

（二）三个微观切入点

有关微观结构研究的前提假设、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宏观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特点在外汇领域特别明显。

在前提假设方面，传统模型仅仅将外汇看成是宏观经济中的一种相对价格，而微观结构论者则认为公众信息与汇率有关，外汇市场的主体是存在差异的。也就是说，微观理论认为所采用的交易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在研究方法方面，与传统方法不同，微观结构的研究往往着眼分析外汇市场中各个决策主体的行为及其互相影响，而传统的方法则是先以一系列宏观经济关系作为研究的开始，诸如货币需求、购买力平价等，然后再用这些关系去分析汇率问题。

一言以蔽之，微观结构分析关注外汇交易机制的细节，而宏观经济方法则一般认为这些细节不重要而忽略它们。

微观方法不同于宏观方法，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问题不同的切入点上。微观方法否定了宏观方法的三个假设，并以此为切入点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1．假设一：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宏观方法假定公众均可获得同等的信息，而微观方法则认为并不是每个公众都能获得可靠的信息。换言之，微观方法认为信息是不对称的，存在着私人信息。

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最强调的基本概念莫过于私有信息，它被认为是价格形成的关键所在。因为私有信息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征：

（1）它不能被所有的人共享；

（2）它比公开信息能更好地预测未来价格的走势。

私有信息的渠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最终收益的私有信息；另一类是关于价格的私有信息。而且，私有信息影响价格的渠道也不是单一的。不同渠道对价格影响的动态效应（时间上、空间上、程度上）一直是微观结构理论家和实务者最关心的问题。

微观理论认为外汇市场的价格波动很有可能是私有信息作用的结果。根据私有信息形成的原因不同，它对价格影响的持续时间也就明显不同，因此价格的波动程度和频率也就不同。究竟是哪一种原因造成价格波动，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实证分析课题，也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2．假设二：市场参与者显示出异质性。宏观理论认为，市场参与者以相同方式影响价格，而微观理论则认为，市场参与者影响价格的方式各不相同，也即微观方法认为市场参与者存在异质性问题。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市场交易机制的环境中来探讨，而私有信息的作用使得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又进了一步。

对异质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分析它对价格的影响：

（1）市场参与者的交易动机所造成的影响。即认为投机交易者和保值交易者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即使不存在私有信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也不会像合理预期模型所阐述的那样单纯。

（2）市场交易者的分析方法所起的作用。即认为市场参与者对信息的处理方法显示出多样化，比如有按照基础面分析的结果进行投资的交易者，也有利用数据的变化结构来预测价格走势的重视技术面的交易者。究竟哪种预测方法比较准确，就要看市场上哪种性质的交易者占多数。

（3）市场交易者信息不对称的动态效果。即认为交易者是否掌握私有信息是影响他们投资行为的关键要素。虽然做市商提供了流动性，具有设定价格的权力，但是，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的不同战略和市场参与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最终将影响做市商的定价机制。

3．假设三：不同的交易机制对汇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宏观方法未考虑交易机制的不同对汇率的作用，而微观方法则认为不同的交易机制影响汇率。

面对国际金融中心外汇市场发展的现状，尤其是经历了全球性金融风暴的袭击，金融理论家和实务家都重新开始关心如下的问题。

问题一：现有外汇市场的交易机制对汇率的形成是否合理？现有的即期市场上的外汇交易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进行的：一是顾客与银行间的交易；二是国际金融市场上银行之间的交易；三是通过经纪人交易。

问题二：市场的透明度如何建立？透明度问题有三个层面上的意思：一是市场的厚度；二是差价的大小；三是市场的恢复力。所谓市场厚度是指单位订单的变化会引起现有汇率多大的变动。价格波动越小，就代表流动性越高。另外，买卖差价表示一买一卖的转手后所造成的损失，差价越小，流动性就越大。

问题三：怎样确保外汇市场的稳定性（流动性）？第三，当意料不到的偶发原因发生后，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回到原来的价格水准。恢复速度越快，代表流动性越高。这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权衡透明度和流动性的水准或许能找到一个最佳的市场结构。

总之，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无论从研究方法上还是从研究视角上都和现有的以宏观分析方法为主的汇率理论有着明显的不同。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以往从未被重视过的微观层面：一是私有信息；二是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三是交易机制。它接受了实证分析结果和现有理论不吻合的批判，强调在非有效的外汇市场上来自于知情交易者订单指令流和出自于做市商的买卖差价这两个关键的微观金融指标是传递和反映私有信息的唯一工具，这些信息（比如，资产的低估或高估等）汇集在市场的交易过程中，才是主导汇率和外汇交易量变化的决定要素。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有许多书籍和文章对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重要特征和成果作了很有价值的归纳和评述。其中，O′Hara教授的《市场微观结构理论》（1995）一书对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作了非常系统和精辟的概括，并将市场微观结构定义为“在明确的贸易规则下资产交换的过程和结果”。Madhavan则拓展了O′Hara提出的分析市场微观结构的理论体系（即存货模型和信息模型两大组成部分），将近几年在实证研究、经验分析和应用性研究上的成果和理论体系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作了非常明快的表述，本文不再赘述。关于外汇市场的应用性研究，主要是针对有效市场不能成立的现状，在三个方面对原来的制约条件作了修正。

（一）私有信息的作用

既然外汇不仅是商品进出口的交换媒介，它的更大的功能是作为金融资产能给人们带来增值的功能，因此，外汇市场也会具有金融市场的共同特征。PerraudinandVital（1996）发现，做市商为了获得分散在各个银行手中的私有信息，会有意地拉开买卖报价，排挤市场上那些出于流动性需求的非知情交易者，因为这些非知情交易者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是最为敏感的。EvansandLyons（2002）利用日数据、Rime（2001）利用周数据都发现，交易订单流汇集了各个交易者的私有信息，与几乎没有说明力的宏观经济指标相比，它能很好地决定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外汇的走势。

（二）非同类市场交易者的影响

FrankelandFroot（1990）曾经指出由于外汇市场并不都是那些只按基础水平来判断汇率走势的交易者（fundamentalist），还有不少是利用历史数据来分析汇率走势的职业操盘手———这也是汇率理论的说明能力十分低下的一个原因。这种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市场结构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噪音交易有时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Vitale，2000）。

（三）市场交易机制的功能

Lyons（2001）指出，外汇市场是一个二层结构的分散市场，它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它的市场设计问题不同于其他金融市场，除了要防范市场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废除市场准入的障碍等因素外，还应该重视在外汇市场中充当主角的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总之，上述这三大方面出现的市场摩擦问题，实际上是密切相关和互相影响的。没有分散市场的制约，就无法充分体现私有信息的价值，噪音交易者也就不可能从中谋取投机的利润。反过来，噪音交易的行为又增加了分散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私有信息对价格的影响变得更为显着。

三、前沿课题和难点

在外汇市场微观结构领域存在一些研究的前沿课题。

课题一：外汇指令流信息反映的是清偿信息还是资产平衡信息，还是二者都反映了？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应该可以收集足够的统计信息来实证这项工作。

课题二：在哪种程度上相反的情况才出现，即价格影响指令流？在哪些情况下（例如机构分散）这种情况更敏感。微观理论的中心议题是那些从指令流到价格的事件情形等。但事情总得一分为二，从价格到指令流的事件必然存在。目前，对于这些事件的研究还处于空白。

课题三：为什么顾客指令流可以不等于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文对这一问题加以说明。

课题四：为什么来自不同类型客户对价格的冲击相差如此之大？同上一个问题一样，这一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还有其他一些课题。如：数据融合问题，取得强型市场效率的时间问题，何时技术分析是合理的，为何1000万美元成为约定俗成的交易单位，以及信用风险和市场结构等等问题。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在这个研究领域，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新方法来探讨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最优交易机制的设计问题，也是今后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

当然，由于该项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相应的困难接踵而来。首先，只能间接借鉴英文文献，必须要看英文原文，英语便成为进行该项课题研究的第一个难点。其次，对于外汇市场的研究，对象是高频数据，而国内银行及相关机构对外汇交易数据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数据的采集便成为另一个难题。第三，必须探索一些新的方法或模型来得到更为微观和实证的研究成果，这也是难点之一。

四、结语

时至今日，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似乎在有关问题上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诸如市场参与者的信息传递（如客户指令流、做市商行为等）、主体预期的异质性以及主体对交易量和波动异质性的不同判断等。目前，外汇理论似乎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宏观经济理论模型能对长期汇率运动起到合理的引导作用。但是，人们现在越来越对严格的、随机的、一般均衡的微观经济基础理论模型感兴趣。

市场结构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村信贷市场；竞争结构；分析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信贷需求日益增加，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金融市场与城市金融市场从市场需求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结构以及市场竞争主体所采取的竞争战略与城市金融市场存在明显的不同。根据战略管理专家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行业竞争理论，行业的竞争结构决定着行业的竞争原则和企业可能采取的战略，因此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是企业制定战略最主要的基础。[1]对于各个金融机构而言，要制定正确的竞争战略，在未来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深刻理解行业竞争的决定因素。本文利用波特的五动力模型分析了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结构，为金融企业在农村金融市场的战略选择提供依据。

一､农村信贷市场及竞争力量分析

(一)农村信贷及信贷市场的概念界定

信贷市场是指运用借贷方式，以信贷合同为工具融通资金的金融市场。农村信贷市场是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农村票据市场､农村同业拆借市场､农村证券市场以及农村外汇市场一同构成了完整的农村金融市场。同时，本文分析的信贷是指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不包括民间金融等其他信贷融资方式。本文分析的金融产品是农村一般性的信贷业务，不包括对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的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以及粮棉油收购的低息或者无息贷款部分的分析。一般的信贷业务包括农户为满足生产需求而产生的贷款需求，也包括农村工商企业､农村经济组织或个体工商户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而产生的贷款需求。

(二)农村信贷市场竞争力量分析

按照波特的观点，一个行业中的竞争，远不止在原有竞争对手中进行，而是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他们是潜在的行业进入者､替代品的威胁､购买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及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2]

1.现有企业

(1)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由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而来的农村合作银行。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的主要供给方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农村商业银行，也是农村市场最大的正规金融机构，其队伍庞大､点多面广，最接近农村基层群众，其信贷规模约占全国信贷总量的11%左右。[3]我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成立了信用社，建国后农村信用社得到迅速发展，到1956年，农村基本实现了信用合作化。从1958年开始，我国农村信用社几经改革，但至今仍没有就其组织性质形成明确的结论。

(2)商业银行。除农村信用社之外，农村市场还存在中国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是目前农村地区从事金融业务的唯一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成立和撤销。1996年，与信用社分离后，中国农业银行开始了收缩乡镇､巩固县城､拓展城区的经营战略，大量分支机构从农村撤出，仅仅保留部分营业网点。但是农业银行仍保留了一些农村的优质客户，比如一些农业龙头企业､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资信状况好的个人客户。

2.潜在进入者

虽然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首先，目前农村借贷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供不应求状况，资金需求者对资金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另外，我国目前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单一，不能满足农村经营主体的多样化需求。所以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将出现新的竞争主体。

(1)民间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各种民间金融机构和融资形式如基金会､私人钱庄､企业集资､农民互助合作社等一直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甚至打压。据估计，目前全国地下信贷规模在7000亿元至8000亿元之间。央行有的官员也多次表示:要解决小额信贷和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放宽民间金融活动空间。民间金融的许多优点是国有银行无法比拟的，特别是民间金融机构有着期限灵活､手续简单､便捷高效等特点，在满足农村金融市场需求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所以我国对民间金融机构的态度由一味的打击开始向规范转变，管理部门已经发出了明确的“解禁”信息，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变为现实。

(2)外资银行金融机构。2006年是我国进入WTO后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年底过后，我国的金融业将会全面开放。同时，中共中央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资银行来讲，具有一个非常好的进入我国市场的机会。原来已经进入的外资银行一方面会进一步对我国的各类金融企业扩大投资份额和加强各项业务的合作，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农村金融。据悉，澳新银行计划投入2亿澳元换取上海市农村商业银行约20%的股份，荷兰合作银行可能入股浙江省和辽宁省的农村信用社。[4]

(3)其他商业银行。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随着农村的城市化､农业的产业化､农民的市民化，我国农村的机会增加了。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风险会相应降低，从而具备的投资价值会随着时间和各项政策的落实显现出来。在这种趋势下，国内商业银行会逐渐加大对农村市场的关注，一些商业银行会逐渐加入到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中来。

(4)邮政储蓄。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北京举行的“2006中国金融高峰会”上介绍，筹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得到国务院批准，这家银行将成为面向普通大众，特别是为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提供基础性服务的金融机构。虽然新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暂不经营信贷业务，但随着其内部治理结构的逐渐完善和管理的逐渐规范，未来的邮政储蓄银行会不断扩大资金自主运用范围，极有可能涉足农村信贷，充分发挥其网络优势，完善城乡金融服务功能。

3.替代品

(1)直接融资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间接融资的替代品，直接融资市场相对于以银行金融机构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对于一些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上市融资不仅融资成本大大低于银行，而且募集的资金是作为股权资本使用，相对于银行信贷，没有还本付息的要求。山东省目前共有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4家，通过发行股票累计发行融资近12亿元。[5]同时，上市融资在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还可以使企业在获取资金的同时理顺内部关系，完善治理结构，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些优势都是银行信贷融资所没有的。另外，正在探索中的企业债券也会对银行信贷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

(2)民间借贷。虽然民间借贷目前尚未以合法的企业形式参与农村金融市场，但农村大量的信贷资金还来自于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以及私人借贷，民间借贷凭借其获取信息以及成本方面的优势，使其具有期限灵活､手续简单､便捷高效的服务特点，已经构成农村借贷市场的重要互补因素，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调查，2003年全国民间金融融资规模已达8000亿元左右。[6]

4.储户和贷款者

农村信贷市场的主要资金供给者是各类型的储户，既包括农民及个体工商户，也包括农村工商企业､各类经济组织和乡镇政府。因此，对储户资源的争夺就成为各个金融机构发放信贷资金的重要保证。

在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的融入者与资金的供给者有着高度的重合，因为金融机构就是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调剂资金余缺的中介组织，他们对资金的需求程度影响到了农村商业信贷市场的竞争强度，所以也成为农村商业信贷市场的重要竞争因素。

二､农村信贷市场竞争强度分析

以上五种基本竞争力量的状况及其综合强度，决定着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从而决定着行业中获利的最终潜力。(一)现有企业间竞争强度分析

目前，在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绝大多数信贷业务由农村信用社提供，中国农业银行仅仅占据少量比较大的客户，二者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农村信用社实际上处于一种垄断状态。究其原因，一是农村信贷市场竞争者数量少且二者存在一定的产品差异，即农业银行只注重一些相对规模较大的优质企业或项目；二是农业银行正在逐渐寻求退出农村市场；三是农村正规信贷市场的进入障碍的存在使目前尚没有或者很少有竞争者进入这一领域。

(二)进入威胁强度分析

农村信贷市场之所以竞争强度有限，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种种进入障碍。但一些障碍正在逐渐降低，尤其是政策的限制。

(1)规模和成本限制。这是阻碍其他金融机构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农业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均衡，农业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所以从资本逐利的角度来说，社会资金是不会向农村流动的。即使一些地方或者一些部门利润水平达到了社会平均利润率，由于农村需求主体过于分散，且缺乏统一有效的征信体系，信息获取成本高昂，所以，进入这一市场的金融机构就很难扩大经营规模以确保盈利，规模的扩大会使经营成本上升速度提高。几大银行由于追求大市场､大银行的发展目标和降低成本考虑也逐渐退出了农村金融市场。这样，农村信贷市场仅仅有农村信用社发挥自己信息成本优势在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下经营着农村信贷业务。

(2)政策限制。虽然经营农村信贷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巨大的农村信贷市场需求催生了各种民间融资形式，它们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的资金需求。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走到农村金融市场的前台，因为我国没有出台正式的法规允许民间金融的经营，甚至将它们混同为高利贷等加以打击。但为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随着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入，国家逐渐在放宽进入这一市场的限制，目前民营小额信贷机构和外资小额金融机构的进入试点等措施证实了这一点。在政策不断放宽的情况下，新进入者的威胁不断增强，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机制将逐渐形成，从而打破信用社一统天下的格局。

(3)其他因素制约。除了受规模､成本和政策的影响外，进入农村金融市场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制约，基于客户转换成本､信贷产品营销渠道等方面因素的考虑也是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制约因素。

(三)替代强度分析

正规金融机构的缺位给其他的融资形式创造了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的条件。作为与间接融资同样重要的融资形式的直接融资方式，已逐渐被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合作经济组织所接受。《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如果说上市融资距大多数农村融资主体还较远的话，那么农业保险､融资租赁等形式的直接融资方式则更加被农村融资主体所接受。就目前来看，我国农村资金需求主体的直接融资比例仍然会比较低，因为我国的直接融资市场还没有延伸到农村市场，不仅是直接融资需求较少，难以形成成熟的直接融资市场。在一定时期内，直接融资还不会对农村信贷市场产生太大的替代作用。

尽管作为正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信贷市场存在很大障碍，但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形式在满足农村信贷市场需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很多地区，民间借贷的总量远远超过了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额。民间借贷有着天然的信息获取优势，信息成本大大低于正规的金融机构，同时，民间借贷具有方便灵活，手续简便等优势，所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市场的借贷具有相当强的替代作用。

(四)储户及贷款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储户作为农村信贷产品提供者的资金来源，其谈判能力并不是很强，首先因为利率水平相对储户来说是外生的，我国目前尚未达到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即使储户有一定的谈判能力，他们的选择也很少，能够吸收存款的机构只有农村信用社或者邮政储蓄机构，况且地理上相对分散的农村储户，资金也相对比较分散，吸收他们的存款本身成本就比较高。另外，农村存款主体的储蓄率比较高，缺乏其他的资金融出渠道。这一切导致了他们在金融机构面前出于弱势地位。

在贷款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谈判能力要区别看待。农村一部分运营状况良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资金需求比较容易得到满足，而且借贷成本比较低，享受着较低的贷款利息，因为他们资信状况好､资金需求量相对较大､盈利水平比较高，从而具有的谈判能力比较强。但个体的农户就不具备这样的谈判能力，他们往往成为金融机构“惜贷”的对象，正常的资金需求也得不到满足，他们往往缺乏担保人或抵押物，而且要求的资金数量少，周期灵活，金融机构贷款的单位成本高，所以面对金融机构，农户在贷款方面出于弱势地位。另外，利率的管制使对农户的贷款利率达不到弥补风险的水平，也是金融机构“惜贷”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

就以上分析看来，我国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竞争强度并不大，现有的两类金融机构按实力分别占据着不同的细分市场。竞争意识的缺乏降低了涉农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杨锡怀.企业战略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C.W.L希尔，G.R.琼斯.战略管理[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5.

[3][6]何广文，冯兴元.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4]安徽省商务厅.中小外资银行涉足我国农村金融[DB/OL]./aarticle/sjgongzuody/200605/20060502215107.html(2006.05.18)[2006.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