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范文10篇

市场化改革范文篇1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总体评析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深化质的标志，是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是利率定价机制的深刻转变，而且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利率市场化首先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步实现利率定价机制由政府或货币当局管制向市场决定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利率体制和利率决定机制变迁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化，整个利率体系由借贷双方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的比例越来越多，由政府或货币当局直接干预的成分越来越小。从范围过程来看，即是从部分利率市场化向全部利率市场化过渡的过程；从程度过程来看，即是从较低程度的利率市场化向较高程度的利率市场化转变的过程；从阶段过程来看，完整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包括利率市场化准备、利率市场化进展和利率市场化成熟三个阶段。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利率市场化从时间上观察，在短期内利率可能会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但从长期来看，其变动由市场货币供求决定。同时，利率市场化又是一种状态，是一种金融生态的可持续状态，在理论上是指利率能否灵敏地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其衡量标志主要是金融机构有没有确定利率的自主权；作为其阶段性目标，利率调整频度以及浮动幅度，也是衡量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指标，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资金及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经济的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利率市场化作为一项既涉及金融体制改革，又涵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改革，中国经济特定的体制背景和金融环境决定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长期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利率市场化的长期性是指始于1978年的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直至1996年6月，才真正揭开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第一幕，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直至2000年9月21日，才迈出具有真正实质性的第一步，实现外币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到目前为止才基本走到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最后攻坚和破解阶段，这不仅与激进式改革相差甚远，与中国经济其它领域的渐进改革比较，利率体制改革也是滞后的。利率市场化的多样性是指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模式、体系内涵、程度范围、次序安排等是层多面广、不一而同的，既有利率市场化内涵的多样化，包括利率决定的市场化、利率传导的市场化和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也有利率市场化体系的多样化，包括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市场化、银行间利率市场化和债券利率市场化，只有以上部分均得以实现市场化，才是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的复杂性是指衍生于融资活动的利率制度与金融产权制度、金融市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错综交杂，相伴相随，无论是对宏观经济社会，还是对银行、企业和个人，都将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由于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相符合的金融产权制度约束的弱化、金融市场机制及结构的不完善、中国企业和银行的不完全市场化、金融救援机制的不健全等障碍的存在，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利率市场化未来的改革增添了变数和难度。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评析

从1978年起，我国开始了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随之进行。利率体制改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在逐步深化，根据利率走势和利率改革内容，可将我国利率改革分为前期的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改革利率生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等三个阶段。在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阶段（1978年—1993年）：经过近15年的改革，基本改变了负利率和零利差的现象，偏低的利率水平逐步得到纠正，利率期限档次和种类得到合理设定，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银行部门的利益逐步得到重视。在改革利率生成机制阶段（1993年—1996年）：利率改革主要任务是不断通过扩大利率浮动范围，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促使利率水平在调整市场行为中发挥作用，以逐步建立一个有效宏观调控的利率管理体制。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水平和结构是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确定利率水平和结构的参照系，中央银行主要是根据社会平均利润率、资金供求状况、通货膨胀率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世界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确定基准利率，利率逐渐被作为调节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成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杠杆。但在此期间，我国的利率管理权限仍然是高度集中的。在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阶段（1996年—至今）：从1996年开始，中央银行才在利率市场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根本性的尝试和探索，推出一些新的举措，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由中央银行引导市场利率的新型体制，实现利率管理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同业拆借利率、贴现率与再贴现率、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利率、国债发行利率、3000万元以上和期限在5年以上的保险公司存款利率、外币贷款利率、300万元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以上外币定期存款利率先后得以放开，开展了利率衍生工具试点，银行间市场利率基本实现市场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增强和深化。尽管部分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还远未结束。其主要表现特征如下：

（一）社会资金配置的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1.以基准利率为核心的利率体系正逐步形成。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利率体系已出现两个变化：一个是基准利率种类越来越少，如存贷款利率种类得到简化，大部分优惠贷款利率被取消，外币利率管理的币种减少，并正在朝最终保留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方向前进；另一个是各金融交易主体实际执行市场化利率越来越多，过去单一性地执行基准利率的时代已被执行以基准利率为核心上下浮动的利率体系时代所取代。中央银行通过基准利率的变动，在短暂的时间内对货币市场利率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产生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对中央银行利率的变动做出快速反应，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则对中央银行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做出充分的响应。从实际情况来看，商业银行对存贷款利率执行浮动制度越来越多，其利率水平基本围绕着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这一轴心而变动；其他各种金融产品的利率水平也受一个时期内平均基准利率的影响，并充分反映长期资金供求关系和各种心理预期，一个以央行基准利率为核心、以市场利率为主导的多层次利率体系正逐步形成。

2.部分领域资金定价初步实现市场化。近年来，国家尝试将一些资金置于市场中，通过市场机制来确定其价格，在部分领域实现了资金定价的市场化。从市场来看，包括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贴现、再贴现市场等在内的货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已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从区域来看，在农村先行试行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从产品来看，国债、金融债券等非存款金融工具的市场利率已基本实行放开，大额外币利率初步实现了市场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管制已经放松到“存款利率只管住上限，贷款利率只管制下限”的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基本得以实现。就市场化程度而言，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存款利率，外币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本币利率，农村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城市利率，大额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小额利率，长期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短期利率，随着企业、居民金融意识的提高和商业银行经营机制改革的推进，利率的全面市场化目标距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到目前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只剩下少数关键步骤，已经到了厚积薄发的攻坚阶段，但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道路还依旧漫长，促使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仍将是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

（二）利率市场化的实际程度落后于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

尽管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是各类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互相流动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利率的微观机制还是不完善的，价格机制、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性和存款利率的强管制性，导致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实际程度要落后于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其主要表现为：

1.操作层面上的利率市场化程度落后于制度层面的利率市场化。制度层面的利率市场化是指根据制度框架设计利率可以按照价值规律自发调节高低；操作层面的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具备利用利率自主对各类资金合理定价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层面的利率市场化是具有象征意义和法律意义的市场化，操作层面的利率能否实现市场化才是利率能否真正市场化的关键。从我国利率体系的现实情况来看，现在除了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以外，其他各类利率基本是可以浮动的。也就是说，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利率体系的“市场化”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新兴加转轨”的经济体系，经济结构中非市场化成分较多。对各商业银行来说，长期以来，利率只是计算利息的指标，并没有被真正作为资金价格来控制成本和风险，利率的功能并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银行也没有根据经济形势和市场风险调整利率的能力，在操作层面上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是比较低的。

2.中央银行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调节作用和导向引力小。首先，调整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起不到调整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基准利率政策的同时也就是调整货币供应量。准确地说，在这些国家中，存在基准利率水平与货币供应总量反向变动的联系。在中国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利率的变动并不意味着流动性的相反变动，主要基准利率和货币供应两者之间不具备显著的关联效应。其次，现行的利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有权管理和制定包含基准利率在内的几乎所有银行利率，如存贷款利率水平、种类和期限档次等，“只缘身在此山中”，因而中央银行利率作为基准利率很难起到导向和调节作用。第三，再贷款利率调整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很小。因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财政贴息为前提的再贷款在全部再贷款余额中占比高达54%，剩余不到一半比例的再贷款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因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而享受准备金低利率优惠，故对再贷款利率的调整几乎没有弹性，再贷款利率的影响面越来越小。第四，再贴现利率因再贴现量规模较小，而难以担当起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功能。第五，货币市场利率对中央银行利率形成的贡献度不大，同业拆借利率和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弱。

3.利率浮动定价机制执行缺乏现实基础。金融机构普遍未建立或使用贷款利率定价模型，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利率管理办法，利率管理机制僵硬，大部分商业银行分行以下没有设置专门的利率管理机构，利率管理人员大多是兼职，利率管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文件的上传下达、报表上报等日常事务上，有的业务人员素质较低，对浮动利率定价机制的形成、具体浮动利率标准的确定及资金成本的测算等相关业务知识知之甚少，无法掌握具有相对难度的浮动贷款利率政策，执行起来就存在严重的偏差。也就是说，所谓的利率管制已基本取消，只是假象，缺乏现实基础。例如，金融机构没有形成合理的贷款浮动利率定价机制，要么“浮而不动”，要么操作手法简单、“一浮到顶”。同时，国有商业银行的浮动利率定价机制和贷款浮动利率水平总体上由各自总行制定，层层上报审批增加了贷款决策的成本、延长了资金流动周期，也影响了基层行工作的积极性。

4.利率的风险结构和水平不尽合理。现在的利率结构和水平没能反映预期投资回报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例如，享有国家信用的“金边债券”——国债的实际利率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没有体现“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的匹配原则，中长期的存贷款利率的差异程度不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的风险程度和水平。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模式评析

从世界范围内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来看，主要有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两种不同模式，一国选择何种改革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要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而定。根据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分步进行的主要特点，可以判定我国推进实施的改革模式是渐进式改革模式。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选择实施渐进模式是适宜的

众所周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式选择与模式确定至关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成功与失败。从总体而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选择实施渐进模式是正确和适宜的，也是符合我国经济金融现状的，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的是渐进性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整个经济市场取向改革的组成部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采取渐进方式，从实际效果看，改革是成功的。故而，利率市场化改革方式应当与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第二，从国外利率市场化的过程来看，尽管有部分发达国家采取的是激进的方式进行，这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比较成熟、金融监管比较有效、各种法规相对完备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条件在我国还不具备和完善。同时，当今世界各国再也不会象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盲目的开放和放松管制，而是更加注重利率市场化对一国经济所造成的风险，认真研究利率市场化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大多采取了渐进的和谨慎的做法。所以，简单效仿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方式是不可取的。第三，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利率市场化已成为金融改革的必然趋势，我们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裹步不前，也不能因为盲目而造成全面的金融风险，而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应开放策略和步骤。鉴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以及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够完善等实际情况，采取审慎态度推进利率市场化，是一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风险和维护改革成果的现实选择。例如，确立“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这一目标本身就反映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力求稳健的特点，充分考虑了我国金融机构自身约束力和市场机制约束力水平，以防止那些经营上出问题的金融机构通过高息揽存来掩盖现金流不足，从而严重扰乱存款市场秩序的风险，有助于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市场的稳定。第四，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阶段，经济和金融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这就决定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创造利率市场化条件的过程，必须渐进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急于求成必然适得其反。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维持渐进模式是必要的

利率市场化改革涉及到中国利率经营管理体制的制度化和市场化的内容。这一改革实质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模式下持续了10余年之久并仍然保持着改革的势头。由于这方面的改革对国内和国外经济金融因素的影响十分的敏感，其进程渐进渐续，其改革的内容主要有：利率体制的完善和制度化、利率市场化制度和配套制度的改进、利率衍生创新工具的逐一放开以及利率风险管理渠道的逐步拓宽等。因此，“利率市场化的每一小步，对20多年来的中国银行业改革来说都是一大步”。

尽管有部分国家采取激进式改革方式并获得了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发展中国家效法激进式改革方式的，鲜有成功。所以，效仿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方式是不可取的。也许有人认为，在渐进若干年后的当今，可以改以激进方式解决前一阶段渐进改革效率太低的问题。其实正是国家付出了金融资源低效率配置（产生了巨额的政策性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隐性改革成本才买来了中国的渐进改革，否则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将必然出现较明显的下滑，渐进改革将难以为继。若改渐进改革为激进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显性化，会在短期内导致GDP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由于国家绝对无法承担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时期内迅速显性化，因为这有可能直接导致民心不稳，社会矛盾激化，这不仅是政府肯定无法承受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维持渐进改革模式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现行的管制性存贷利率水平能使我国商业银行一般性地坐享300多个基点的利差收入，通过利率税，巧妙地实现了改革成本在空间上的现实摊配和时间上的实际置换。故此，继续维持渐进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其实是一个攒累实力，厚积薄发的过程；它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步消化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并在实施利率市场化的渐进过程中，根据实施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策略，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为利率市场化的最终实现创造理想条件。

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风险评析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次序安排具有双刃剑效应

利率市场化的实施步骤与次序安排是由各种利率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本身成熟程度来决定，它直接影响着改革进程的步伐和节奏，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1.利率市场化改革次序安排的正面效应。指的是在正确的改革次序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边放边看，边放边调，不但利率管制放得彻底，没有反复，而且放开后对国内经济运行冲击较小，过渡也较平稳，改革成功的把握性较大。例如美国是先存款利率，后贷款利率，最后扩展到所有利率的市场化；日本是先国债，后其他品种，先银行同业后银行与客户，先后期利率后短期利率，先大额交易，后小额交易；韩国是非银行机构的利率放开速度快于银行利率的放开速度，贷款利率的放开比存款利率的放开要快，合适的改革次序确保了改革的最终成功。

2.利率市场化改革次序安排的负面效应。(1)利率市场化渐进改革下的次序安排，造成了不同类别利率的市场化进程的不均衡性。由于改革的渐进安排，有正在市场化的利率，比如银行贷款利率、企业发债利率；有一部分已经市场化的利率，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大额外币贷款利率等；还有就是非市场化的利率，如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还有超额准备金利率等。不同类别利率的市场化进程的不均衡性，导致中国的利率政策对经济影响的部分非理性。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利率的调整通常是针对基准利率进行的。由于全部利率都是密切联系的，所以中央银行对基准利率所采取的行动将全面影响到全社会的各种利率。但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由于存在比较市场化、半市场化以及基本上没有市场化的领域，也由于中央银行手中掌握着诸种利率工具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中国不可能调整一项利率就能够达成整个利率体系都跟随着变化的结果。(2)利率市场化的渐进次序安排可能带来另一层面的金融效率损失或风险影响。例如，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采取先农村后城市的做法可能会加大农村金融风险，不能很好地贯彻和体现支持“三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在农村先行扩大后，可能导致有些农村金融机构（如信用社等）错误理解央行意图，在放贷过程中，没有综合考虑农户的信用状况、规模大小、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因素，一律执行“一浮到顶”的政策，极大加重了农民的利息负担。(3)利率市场化按照既定次序，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容易丧失市场商机，丢失加速扩大改革成果的可能性。(4)利率市场化渐进改革下的次序安排，容易给人以“且进就进”的感觉，易导致创新的惰性。

（二）利率市场化渐进式改革可能存在路径依赖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由于重大利益调整措施的后置性及改革所具有的再分配性质，权力介入市场领域，寻租活动普遍存在，既得利益呈现刚性，使得改革难以进入实质性的存量利益调整阶段，并有可能滑入错误的路径依赖。其特征如下：

1.动力逐显不足。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前期收益巨大使人们对其他改革方案存在排斥心理，尤其是我国渐进式改革前期属于“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和“卡尔多改进”(Kaldorimprovement)①，人们的总体利益得到改善；从总体看，经济仍在增长，社会局面保持稳定，因而政府及货币当局可以不急于进行旧体制的深入改革，从而导致动力惰性，倾向于维持既有改革，而不愿支持激进的改革方案。

2.阻力或有增大。我国利率市场化渐进式改革内在的优势恰恰有一部分是造成不良路径依赖的根源，如渐进改革所强调的改革次序安排，其实类同于“试验推广”的做法，它依赖于国家政府或货币当局对利率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强制性和行政性的隔离与割裂，在不同经济部门或领域造成了竞争机会和市场环境的不平等性，割裂了市场机制的整体性，导致不同经济部门或领域的发展与改革的不均衡性；同时，局部的改革方式使宏观环境的改革相对滞后，运行不好，改革可能进入僵滞状态。

3.持续创新不够。渐进式改革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增量改革和新体制成分的增长，而新体制创造出来的收入增量，可以用来对旧体制进行“补贴”，从而延缓了矛盾的充分暴露。如商业银行作为现行利率体制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资金积累和供给的主要通道，中国90%以上的融资来自于它们，但商业银行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却没有冲动，因为现行的管制性存贷利率水平可保证中资银行坐享300多个基点的利差收入，这迟缓了银行经营机制等方面存矛盾的暴露，也导致它们缺乏足够的创新精神。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其他金融体制改革

利率市场化是发展现代货币政策工具的前提。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金融制度和手段的改革与创新，是金融货币政策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国金融改革一些关键举措都或多或少受制于利率市场化，特别是金融机构和银行的微观制度创新要想取得重大突破，必须经受利率市场化的撞击，仅靠股份制改革是远远不够的，银行风险定价机制和现代经营管理机制的建立更是别无他途。同样，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市场化条件下健全的货币和利率政策工具。而管制利率因为不是反映市场供求的均衡利率，必然限制市场化条件下货币和利率政策工具的发育及有效作用。

如同中国的经济体制发轫于价格改革一样，利率的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和其他体制性因素一起，正在推动中国金融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利率的经济杠杆功能重新得到了承认和重视，尤其是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发展呈现了加速态势，中国的金融相关率快速上升，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快速推进时期，部分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是利率对投资等经济要素的刺激作用依然有限，利率还不是刺激或紧缩全社会投资的有力杠杆，利率仍处在政府的管制之下，不能够真正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远没结束，国内有人将利率市场化改革称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后一座堡垒”，利率机制在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中还没有发挥其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其他方面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和加速推进，如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已现端倪，严格分业经营的做法在实践中已经开始被突破，出现了在集团控股下分设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模式，特别是几家商业银行已经设立了基金公司，保险资金按一定比例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汇率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资本项目的管制逐渐放松；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加速推进；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业务得到恢复和扩大等等。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于整体金融发展形势，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迟滞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瓶颈”，深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

五、结语

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产业走向市场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是国民经济运行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来的基本标志之一。我国金融业正经历着利率市场化的微观消化过程，许多矛盾和扭曲正在影响着这一改革的质量和下一步抉择。我国金融体制的既有框架容纳了现行的我国的利率体系、利率政策和利率水平决定机制，也决定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所必然经历的路径以及所能达到的最终效果，而利率制度的效率则最终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创造条件、沿渐进路径从边际调整中有序推进、尽早防范后利率市场化问题无疑是利率体制改革目前最为重要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三项工作。

市场化改革范文篇2

在改革的潮流面前，各国都结合本国实际，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符合本国在国际市场中战略定位的改革目标，并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措施，以保证目标的实现。英国电力富余，用电增长缓慢，对电力发展需求不大，电力改革是以私有化、引入竞争、降低电价为主要目标。将国有电力局分解成12个地区配电公司、3家发电公司和一家高压输电公司，以后逐步私有化，开放发电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输配电继续实行垄断经营，加强监管。对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则结合实际，对原有电力公司进行功能性分离。

美国的电力企业以私营为主，电力改革目标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打破垄断、降低电价。大企业用户是推动改革的原动力。美国电力工业以州管理为主，联邦能源委员会只提出厂网分开、发电引入竞争机制的要求，具体改革方案由各州结合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改革模式多样化，有PJM电网的成功经验，也有加州失败的教训。

欧盟也只是对各国电力改革提出原则要求，改革模式、进度由各国结合本国国情自行确定。法国的电力改革是在欧盟指令的框架内，以保持整体实力和竞争优势，扩大在欧盟内市场占有率为目标。因此，法国电力公司仍然是国有化公司，保持一体化的体制，只是在功能上将发、输电业务分开，以满足欧盟指令的要求。这是以电价的低廉和用户满意为基础的，也是法国政府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保存实力、向外扩张的思想体现。

日本的电力改革虽然也以自由化为目标，但坚持谨慎原则，在保证有稳定的投资，有可靠的电力供应前提下，进行自由化改革。这是适合日本资源依赖进口、九大区域电网之间不存在资源优化配置的特点的。

各国在改革中一般都以现有电网管理体制为基础，提出改革方案，并采用渐进的改革方法，从改革到基本完成一般都要十年左右时间。

电力改革要实现多重目标的平衡

实施电力改革、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改革有多重目标，而且相互之间有矛盾。这些目标包括：

---用户希望低电价、高服务质量和安全稳定供电。

---股东希望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

---电力公司希望公司获得发展和采用新技术。

---员工希望工作有保障和高工资。

---政府希望实施全国性的能源政策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电力发展方针。

---环境保护组织希望减少污染。

---监管者希望能够通过竞争实现最优选择，通过监管实现价值最大化。

---燃料供应商希望保护其市场和投资。

电力改革必须使上述目标相互平衡，要实现这种平衡，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电力发展的不同水平，确立改革的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

不同发展阶段的电力市场，改革的着眼点和目标不同

根据各国的经验，成熟的电力市场的标志是：电价水平一般反映了成本和投资回报率；用电客户有较高的电价承受能力；有限的用电需求增长；有限的筹措资金的需求。

而发展中电力市场的标志是：在电价方面交叉补贴现象较为普遍；用电客户对电价上调的承受能力有限；对建设和扩充电力设施所需的资本具有很大的要求。

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电力市场，改革的焦点和首要目标是不同的。对于成熟的电力市场，改革的焦点是降低电价，改革的首要目标是：降低电价，提高效率，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而充足的发电容量，基础设施扩建和升级，吸引投资成为改革的次要目标。

对于发展中的电力市场，改革的焦点是电力设施的扩建，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吸引电力投资，建设充足的发电容量，基础设施扩建和升级，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而降低电价，提高效率和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则成为改革的次要目标。

电力市场化改革要具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

电力的市场化改革除需要有正确的、适合市场经济规则和电力工业特点的指导思想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包括：

---系统必须有足够的规模（容量）：系统中要有若干的竞争主体，而且每一主体都能达到其经济规模。

---系统要有充足的备用容量：这既是市场化改革的原因之一（追求系统的价值最大化），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保证改革期间的安全稳定供电）。

---要有高质量的输配电网络系统。

---要有与市场化改革相配套的电力法和完备的基于激励机制的监管法规。

---要有健全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输电配电过网费的计算原则和办法。

---要有切合实际的长期电力规划（每年滚动编制一次），并明确组织实施规划的责任主体及办法。

---要有保证发、输、配电设施发展的措施办法。

---要明确系统运营机构负责发、输、配电间运行调度工作，确保系统运行安全。建立完善的电力市场运营规则，明确现货市场和长期、中期、短期合同的关系及管理办法。

---改革过程中原有电厂沉淀成本（因执行国家能源政策致使造价较高，缺乏竞争力）处理办法。

---新能源及再生能源（风力发电、水电等）发电补偿办法。

---要有成熟的信息技术系统支持。

---要有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实现灵活的进入退出。

周密设计改革方案，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

电力市场化改革方案的设计包括：一、电力立法。审查现有的电力立法、准备立法咨询文件、起草修改后的电力法、通过修订的新电力法。二、经济财务分析。建立详细的经济模型，资产（企业）价值评估，准备过渡期合同，制定输配电价格。三、批发市场设计。制定系统安全标准，建立电力库定价，期货市场定价和对冲市场，检验电力库规则，建立信息技术系统和结算系统。四、形成具体监管法规。界定监管的范围，起草监管法规，通过监管法规，正式组建监管机构。在经济和财务分析方面要做更详细的设计：要检讨国际电力改革的经验教训；建立批发市场／电力系统模型；完成电力各环节的财务模型；建立供电价格对用户经济影响模型，包括设计市场和产业结构；确立和处理过渡期主要问题，包括补贴、沉淀资产、各环节收入的重新调整、过渡性的供电协议、新投资的需求；对电价结构和监管法规的详细设计。

电力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会在一次改革后就停滞不前，技术的更新、市场的成熟及改革以前未察觉的问题，都需要对改革方案进行不断调整。在这个持续的演进过程中，可能要伴随着一些重大事项的发生，比如行业结构的重新调整、股份化改造、修改监管机制、大型公司交易（兼并、收购、重组），因此方案的不断调整是客观要求。英国改革12年后放弃电力库交易模式，今年起改用新电力交易规则（NETA）便是一例。

电价核定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虽然各国在电力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电价核定的原则有所不同，比如正处于发展中的电力市场，电价的核定原则要与改革的首要目标相一致，电价水平要使股东有较高的回报，吸引投资，加快电力建设；对于成熟的电力市场，电价的核定要有利于提高效率，让用户分享提高效率的成果。

但各国在电价核定中都能共同遵循一些基本原则。一是成本补偿原则。电价能够补偿合理的成本支出。二是合理报酬原则。电价能够让股东有合理回报。三是公平负担原则。用户负担的电价应是成本加利润，取消交叉补贴。

在正进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国家，竞争环节的电价，由市场决定；垄断环节的电价，由监管机构或政府核定并受监管。

定价原则是否正确，是影响电力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加州管死了销售电价，而放开发电批发电价，因供不应求，批发电价猛升，造成两个电网公司破产，发生了严重危机。

建立独立的、专业的电力行业监管机构

电力行业监管机构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是指独立于本行业的任何一家经营者，被充分授权监督产业政策的执行情况，例如制定或改变价格。

对电力行业有效的监管，要求监管机构对本行业具有详尽的专业知识：有能力获取详细和准确的行业信息，包括财务信息、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等；能克服监管者和市场经营者之间信息的不均衡性；能了解本行业中的变化，包括技术和竞争行为等；能吸引合格的职员。

基于上述要求，一家独立的、专业的电力行业监管机构，比多头分散的行业监管结构更可取。为确保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履行职责，要有明确和清晰的法令法规；要有开放和透明的监管程序；要有由所有本行业经营者参与的监管程序；监管机构负责人的任职期限要固定；要有完善的申诉机制。

（二）：我们不该向国外学什么

今日刊发系列专题文章《世界电力市场化改革对我们的启示》之二——《我们不该向国外学什么？》。文章结合世界各国电力改革的教训，回答了如下问题：怎样认识英国的电力私有化模式；怎样看待加州电力危机的教训；谁来负责电力供需的总体平衡；怎样看待西欧的电力市场重组和整合趋向；怎样认识电力商品的两个市场、两种合同；怎样正确对待环保政策的要求。

这次调查中，正碰上了三件对电力市场化影响较大的事件。一是美国加州的电力危机；二是法国在3月23日～24日欧盟首脑会议上否决了欧盟进一步加快开放电力市场的安排；三是英国3月27日起取消了强制性电力库，实行双边合同主导的新交易规则。这三件事既引起了正在推行电力市场化国家的关注，也引起了未推行电力市场化国家的关注。特别是加州电力危机的教训，震动了许多国家。

西方流传一句名言，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市场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一个设计错误的方案，自己不能纠正自己。我们正着手进一步深化电力改革，不是更应该仔细地分析和冷静考虑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吗？

怎样认识英国的电力私有化模式

这场电力改革首先发生在英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1979年保守党人撒切尔夫人赢得大选，认为“英国经济最大的两个问题是垄断的国有化企业和垄断的工会”。1982年马岛战争胜利。1983年大选连任。19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失败。预备已久的撒切尔夫人“私有化方案”诞生。进行了一系列国有行业的私有化改革，从北海石油、港口、机场、电讯、煤气到宇航、钢铁、煤炭、供水都私有化，最后把规模最大的电力工业私有化。

从分解英国电力公司（CEGB）为16个公司（12个地区输电公司、3个发电公司、一个高压输电公司）开始，16个公司分别大规模上市，外资大量进入并重组，发展到目前进行纵向整合，重新设定新的电力交易规则（NETA），前后经历了11个年头，从私有化模式到管制的不断加强，改革政策仍在不断地调整之中。

可以说，英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从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电力向私有化转变的不归之路。尽管在具体操作模式和加强监管等方面探索了许多新的做法，但是，对于这种私有化模式，不仅不同的发达国家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发展中的中国，对关系国家重要命脉的电力行业，究竟采用什么模式，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怎样看待加州电力危机的教训

加州电力危机的教训，各界都有不同的分析。但有一条是一致的，就是加州没有处理好市场开放和发展的关系。美国FERC两位专家在1993年考察了英国电力私有化以后，将英国的做法移植到美国，积极提倡电力进一步放松管制，实行自由化。

加州在电力危机发生之前，一直是推进改革的典型，但三年以后，碰到了加州新经济高速增长所引起的电力需求和供应不足之间的尖锐矛盾。正如前文所述，成熟与发展的两种电力市场，改革关注的焦点不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电力资源还是相当短缺的。电力改革的目标不完全是为了降低电价，改革要尽量有利于电力发展，要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更多的足够的电力。不能改来改去改成了缺电，又回到加州轮流停电，又回到中国20年前长期电力危机的年代。

谁来负责电力供需的总体平衡

在加州发生电力危机期间，我们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场危机的法律责任由谁来负？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政府通过经济管制对电力行业实施控制，法律规定供电公司对供电区域内的用户有不间断供电的义务和责任。现在电力行业发、输、配、售各个环节破碎化以后，显然哪一个环节都不能负责了，因此出现了电力公司向法院上诉，要求赔偿的状况，而不是政府上诉要求电力公司进行赔偿。

我们先后请教了各国有关的监管机构、电力公司、律师协会和专家，请教了当初参与设计英国和加州改革模式的专家，都认为电力各个环节已无法执行过去的法令，监管机构是政策执行者，不能负责。政府认为它只负责宏观调控，平衡出了问题应当由市场负责，缺电了市场应当响应，增加供电，建设电厂。当市场没有反应或者不响应如何办？看来只能是美国政府和加州政府直接紧急干预，甚至出现了州政府出钱收购两大电力公司和电网的办法，出现了私有化——自由化——政府收购的逆向循环。

在一个电力有较大的富裕、增长速度极低的成熟电力市场中，短期内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但电力急剧增长，把原有的储备容量吃光以后，很快就会在负荷高峰期间爆发出电力危机。把一个完整的链条分割破碎以后，谁也不能负责，法律也来不及规定谁将对此负责。崇尚自由化改革的专家们相信，由于“政府失灵”，所以“市场万能”，市场能解决一切，但是当出现“市场失灵”时，社会将怎么办？

怎样看待西欧的电力市场重组和整合趋向

在英国不断将国有电力公司分解缩小并私有化的同时，出现了国际和欧洲大电力公司进入英国，兼并重组、强占地盘的趋向。而且不仅在英国，跨国之间也互相借市场开放的机会，大量地进行兼并重组活动。

我们去英国访问期间，德国E－ON全部收购了英国POWER－GEN公司资产。德国彭博社报道：“德国最大型公用公司E－ONAG&127;同意以153亿欧元现金收购英国第三大电力公司POWER－GEN，同时会承受该公司的71亿欧元债务，这次跨国收购将使E－ON成为全欧第二大电力公司。”“POWER－GEN&127;在英国有300万客户，在美国有100万客户。”“E－ON借这次收购涉足英国及美国市场。”“E－ON&127;在德国的最大对手早已收购电话、传媒和其他资产，去年同意收购THAMES水力公司，成为全球第二大水力公司。”

在比利时，我们访问了掌握比利时电力市场80％的比利时电力公司。这家公司五年前已被法国里昂水务集团的TRACTEBEL百分之百兼并，&127;成为法国公司的子公司。TRACTEBEL积极扩展业务，&127;已掌握发电机组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成为世界领先的大电力企业之一，欧洲第五大电力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发电商。

在法国，法电EDF在国内电力市场饱和以后，积极拓展国际市场。&127;现在法电在国内拥有3000万客户，在国外已扩展2000万客户，还在继续扩展中。在德国，EDF兼并了德国第三大电力公司ENBW。在英国，EDF从美国公司手中买下了伦敦电力公司，伦敦电力公司经过三年经营，又买了英国300万千瓦的发电厂，&127;掌握了伦敦市区300万客户，&127;并取得伦敦以外100万客户的供电权。EDF和法国政府签订的未来五年目标中，&127;要使集团50％的营业额来自法国境外业务收入和非电业务收入，把扩展国际市场特别是欧洲市场放在重要位置。

2000年十大国外发电投资商，其中第六家POWER－GEN已在2001年被德国E－ON兼并消失了。世界十大国外供电投资商，&127;已无一家英国公司的位置。欧洲十大发电商其中第九家已被德国兼并，第十家已被法国兼并。欧洲将主要是前五家电力公司的天下。英国自由化改革的设想，只有公开竞争，每家公司只能占领20％以下市场，才能公平。相反，国际市场的大企业还要做大做强，争夺市场，许多国家正在使国内公司合并成大公司，以争得一席之地。

英国彻底厂网分开的结果，是丧失了国内电力公司的市场，成为跨国电力公司的天下。总书记在今年5月8日在香港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上讲话中指出：“同时也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在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对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应该有充分的认识。电力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只有做大做强，才能抵御加入WTO后国际资本的冲击。

英国私有化改革的设想是厂网彻底分开、输配分开、用户自由选择供电商，将发电、输电、配电、售电各个环节分解。但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英国又重新出现了纵向整合的趋势。美林公司两位高级分析员介绍说：在欧盟，允许主导性电力公司存在。对单个主体国家来说，要保持竞争地位，每个国家要有一两个主体公司，这样才可以尽量稳定电价。法国人更认为最好让客户不要经历波动性电价。最近，欧洲最流行的将是纵向整合模式。英国也在往这方向走。

国际资本的兼并重组趋向和最近出现的纵向整合趋势，反映了国际资本的动向和竞争的结果，是大企业占优势，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认为破碎分割才能实现公平竞争，只不过是学者们的“纸上谈兵”而已。综观英国、美国的实践，难道我们还能把十年前设计的英国模式简单搬来用吗？

怎样认识电力商品的两个市场、两种合同

一般商品市场中存在零售和批发两个市场，即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即期市场和长期市场的差别，存在着现货交易、短期合同和长期合同的差别。当电力市场模式出现以后，尽管由于计算技术的先进性，一些繁杂的计价和竞价，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但究竟能有多大的规模，多大的量进行竞价，现货市场交易能搞成什么规模呢？

加州电力市场的设计者，为了保证竞争的公开性，防止发电商和零售商勾结，操纵市场，一律强制性进入现货市场，实践证明是失败了。加州排斥了长期合同，把庞大的电力市场处于即时的交易状态。如一天分成48个时段，每个时段不同价格，即时平衡。当电力处于高峰状态时，整个电力市场和电价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运转比较成功的美国东部PJM电网，现货交易量占15％。&127;我国竞价上网试点的经验也是在10％～15％左右。

试点的经验证明，电力市场是以一个长期市场为主导的市场，把电力看成一般商品一样，如同网上购物一样，任意选择，即时变化，是十分不切实际的经济学者的想法，完全不符合电力商品的特性。特别在供需不平衡时，需要新增的电力，是不可能呼之即来的，需要长期的平衡和长期的投资。

英国改革后十年将强制性电力库修改成以双边合同形式为主导的新交易规则，允许电力合同跨度从当天到几年以后，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对发展中高速成长的不成熟的电力市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如果没有国家能源政策的支持，如果没有电力的长期平衡，一个关系国家经济命脉运转的电力系统，将陷入何种不稳定状态是可想而知的。

怎样正确对待环保政策的要求

世界各国把环保政策都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京都议定书”已为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美国布什总统发表了否定“京都议定书”的谈话，引起了世界各国环保人士的指责。在美国加州，有十分激烈的环保主义者，要求不能把发电厂和送电线路放在自己的后院，使建设一个电厂和一条大的输电线路很难得到批准通过。造成了十年没有新的大电厂投入，十年没有建成大的输电线路。在原有的储备容量吃光以后，电力危机出现了。

最近十多年来，大量的用天然气发电代替石油和煤炭发电，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英国人承认他们是幸运的，十多年来由于丰富的北海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关闭了大量的烧煤电厂，改善了环境。美国加州也是发展了燃气电厂，但当天然气价格随着石油价格暴涨以后，又不得不限制建设燃气电厂。

中国也能这样做吗？我们要合理地利用天然气，合理地开发利用再生能源，但是不把我们能源的基石放在丰富的煤炭资源上，运用清洁煤和洁净燃烧技术，把分散的煤炭污染，集中到现代化大电厂集中烧煤，治理污染的基础上，是别无出路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清洁天然气，难道我们能制定立足于烧进口天然气的能源政策吗？

这场历时十多年的西方大力倡导的电力市场化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沉重的教训。直到今天，大多数国家都还在慎重对待，认为并没有到可以有结论的时候，情况还在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吸取可以为我们所用、适合国情的经验，也要抵制不切实际的做法，切不可盲目跟进，听信一些表面化的宣传，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慎重对待，切实探讨其中的利弊，这是我们这次调查的体会和肺腑之言。

（三）：把电力规律和市场原则结合起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人民生活都离不开电，对电力系统供电可靠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电的需求越来越大，电力工业必须快速增长，这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尤为重要。电力体制改革必须把电力工业的客观规律与市场原则结合起来，以确保电力工业的健康发展。

电力改革中必须紧密结合电力系统运行的两大特征

电力系统的主要物理规律是即时平衡和整体互动性。前者是指在庞大的互联电网中，电力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保持实时平衡，任何背离都将引起频率波动，导致设备破坏直至整个系统瓦解。后者是指电力系统中所有部分的复杂的相互影响，连接在一起的电厂、电网和用电器，可以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任何单一部件的变化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

电力系统的特点是产、供、销、用电同时完成，产品不能储藏。发电、输电、配电、供电在生产上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是电力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不同时间用电量变化很大，为了保证电力系统安全正常供电，必须连续不断地保持发、输、配、供电之间的平衡。为了适应用电负荷变化，在电力系统中要有必要的备用容量（一般约8％左右），输电网要留有适当的裕度。电力系统运营调度部门要随时监视系统运行情况，发生问题及时处理，以确保电力系统供电安全。保持电力系统在生产、发展中的整体一致性，是电力系统的客观规律，也是电力工业的一个主要特点。

必须考虑电网的电力潮流分配和传输容量的规律

电网中各输电线之间的电力潮流（输电容量）分配是根据物理学的克希霍夫定律确定的，输电线的传输容量是根据物理学欧姆定律、电磁感应定律确定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电力市场交易必须服从这些规律，根据上述规律确定电网各个环节允许的输电容量进行交易。有的国家在电力改革过程中发生电网拥堵现象，是由于设想的容量与电网允许通过的容量不一致。发生电网拥堵若是局部的、小范围的，一般比较容易解决。如果电网拥堵发生范围很广，线路较长，为解决拥堵而需要建设的送变电工程较多，投资较大，会影响电力交易的经济合理性。是解决电网拥堵，还是修改电力交易合同或改变电源布局更合理，这就需要作全面的经济分析论证。

设计改革方案时要考虑输电成本与输电距离

输电成本一般与输电距离成正比，有时甚至高些。远距离输电投资很大，成本也较高。如天生桥水电站到广东直流输电工程每千瓦时输电成本0.11元。阳城电厂至江苏淮阴输电成本也是0.1元/千瓦时左右，距离更远输电成本将更高，远距离输电不一定经济、有竞争力。因受输电能力和输电成本的限制，电力用户自由选择供电商只能在一定合理范围内进行。将来实现全国联网后，认为广东用户可从东北电网购电是不现实的。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厂网分开后可以在大电网内采用邮票法收取输电过网费，即不论发电厂与供电区之间距离远近，过网费相同｛过网费＝（输电总成本＋利润）/总输电量｝，使用户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全面不正确的。这样会严重扭曲不同电厂向用户供电的实际经济性。例如广西、云南、贵州电厂向广东供电，其实际输电成本相差很大，用统一标准收费是不合理的。邮票法比较方便，但只适用于供电范围不大的电网，远距离送电采用节点法（即不同输电距离收取不同的过网费）收费较为合理。

核电、油电、天然气发电在靠近用电中心地区建设比较经济合理。烧煤电厂则与煤的发热量有关，国内外的实践和研究说明，发热量低于12540千焦/千克的煤在坑口建厂向外输电比较经济，发热量高于20700千焦/千克的煤一般在用电中心附近建电厂综合成本低。因此除受环保、水源、出灰等建厂条件限制外，大部分火电厂建在靠近用电中心地区。这是经济性决定的，不能认为是地区壁垒造成的。各国电网之间交换电量的比率一般是不大的，1999年欧盟各国平均为8％，日本九大电网间为6.4％。

改革要确保发电、输电、配电之间协调一致

电力不能贮存，电力供应的系统性、随机性及高度可靠性，这是电力区别于其他商品的一个重要特点。电力行业的公用性要求电力系统供应安全、质优、价廉的电力。电力工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建设发电、输电、配电工程要有大量资金。一个地区内输电、配电网只能是一个，具有垄断性。发电、输电、配电之间必须保持协调配合一致和系统性，服从电网统一调度。协调配合不好会造成停电或重复建设。电力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必须进行规模经营才有竞争力。发展水电、核电，再生能源发电，洁净煤发电等，并不都具有竞争力，有的需要政策上的支持。

电力改革必须把市场原则和电力系统客观规律结合起来。电力市场交易只能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电力系统运营管理及发展规划，也要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作必要的调整。要在电力公司内部对发、输、配电作功能性分离，分开进行核算，确定输电、配电的过网费，为逐步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创造条件。

从本国实际出发确定合理的能源政策

电力工业是耗用一次能源最多的行业，发达国家占40％以上。各国都从能源供应的经济性、安全性出发，制定本国的发电能源政策。优先利用本国资源，进口能源则选择适合本国特点来源可靠的能源，注意能源品种及来源多样化，并根据能源市场供应情况及价格，及时调整能源结构。

英国石油、天然气、煤炭资源都很丰富，可以立足国内解决。过去以煤电、核电为主，天然气发电很少，不1％。90年代起廉价清洁的北海天然气大量供应，英国建了1800万千瓦天然气蒸汽联合循环电厂，用来替电成本高的燃煤电厂。英国1999年发电装机容量7530万千瓦，发电量3382.2亿千瓦时，发电构成为：核电占31％，煤电占39％，天然气发电占27％，其他占3％，形成煤电、核电、天然气发电并重的局面。受北海气田资源限制，今后英国天然气产量增加不多，预测2003年后将开始进口，且天然气价格不断升高。目前已暂停天然气发电项目的审批。

法国本国一次能源不多，主要依靠进口，从能源供应的安全性、经济性出发，坚持以发展核电为主的方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发电能源不受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发挥了核电国产化及规模经济效益，发电成本在欧洲各国中是较低的，除满足本国需要外还向国外出口。2000年法国电力公司装机10350万千瓦，其中核电占82％，水电占13％，火电占5％。出口电量770亿千瓦时，占16％。

日本大量从国外进口石油、天然气、煤炭用于发电，并积极发展核电。石油危机后停止建设烧油电站，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用于发电。1999年日本发电装机容量22429万千瓦，其中水电19.8％，火电59.9％，核电20.1％，地热0.2％。2000～2009年规划十年新增发电装机5263万千瓦，其中水电580万千瓦（11％），核电1263万千瓦（24％），煤电1984万千瓦（38％），天然气发电1206万千瓦（23％）。仍以核电、煤电，天然气发电为主。

美国能源资源丰富，主要立足国内，石油部分依靠进口，因环保主义者要求国内放慢发展核电，水电资源已基本开发利用，故新增发电装机主要是天然气及煤炭发电。90年代起转向重点发展天然气电厂，约占新增容量的65％。煤炭用于发电，较直接使用对环境有利，故美国80％以上的煤炭用于发电。美国1999年发电装机容量67781.1万千瓦，发电量37061.4亿千瓦时，其中水电3194.8亿千瓦时（8.6％），核电7282.5亿千瓦时（19.6％），煤电18843亿千瓦时（50.8％），油电1235.6亿千瓦时（3.3％），天然气5699.7亿千瓦时（15.4％），其他868.38亿千瓦时（0.23％）。

美国前能源部长史莱辛格认为加州能源危机教训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忽视了电力发展，造成缺电；其次是环保要求过高，限制在本州建设电厂；发电能源结构不合理，只发展天然气电厂，天然气价格上升4倍引起电价上升。

比利时电力公司专家认为只有发电结构合理的大公司，才能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站住脚。市场竞争须在执行国家能源政策的条件下进行，否则会给国家造成损失。

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强大、高效、有中国特色的电力工业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电力工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基础产业，国家必须进行控制。电力系统发、输、配、供电各环节在生产运营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发展中需要统一规划，协调配合，才能防止重复建设，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在经济上发电、输电、配电可分开进行核算，并在发电部分引入竞争。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电力工业的主题。今后10年西电东送，全国联网，开发西部地区大型骨干水电站和大型坑口火电站的任务很重。电力工业具有规模经济性，一个电源结构合理、经济实力雄厚、经营管理经验丰富、有大量人才的全国性电力公司，对推动电力工业改革和发展是必要的。

在我国发电市场已放开，并已初步形成多家办电竞争局面的情况下，要结合全国各电网的特点制定改革方案，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逐步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健全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使大用户有权选择供电商，同时提高服务质量。在改革中要注意解决好谁对各电网各省供电负责的问题。省公司在办电和保证供电方面有重要作用，要避免发生类似美国加州的电力危机。电力系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行业破碎化经营迟早会影响电力系统运营。因此，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是建设一个强大、高效、有中国特色的电力工业，而不是私有化和行业破碎化。

（四）中国电力改革的实践和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力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至1997年初步扭转了全国主要电网缺电的局面，大部分电网实现电力供需基本平衡。东北、川渝等少数电网由于用电增长速度低于预测水平较多，出现暂时富裕。

深化改革对电力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二十年来我们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有：变独家办电为多家办电；积极利用外资并欢迎外商投资办电；每千瓦时工业用电征收2分钱电力建设基金；新厂实行还本付息电价；实行“煤运加价”政策；实行“政企分开、联合电网、省为实体、统一调度，因地因网制宜”的办电管电方针。

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电力体制改革以加快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转变为目标，解决了连续二十多年的电力危机，形成了比较开放的电力市场和适合当时国情的电价机制，初步实现了电力工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从国家独家办电到多家办电，形成了多家竞争办电的格局

针对办电资金不够的情况，我国80年代初起实行集资办电、多家办电的方针。开始由地方政府出资，以后发展到组织地市企业、乡镇企业集资，利用煤代油资金，出售用电权集资，发行电力企业债券等多种方式办电。1984年国务院批准华东电网采取工业用电提价不超过两分钱的办法征收地方电力建设基金，1988年推广到全国，为地方办电建立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1985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明确集资电厂可以独立经营，与电网签订供电经济合同，也可委托电网代为经营管理。实行多种电价，独立经营的集资电厂，其售电价格允许浮动。大多数合资或非电力公司独资建设的电厂成立发电公司，形成了大批独立发电商。

为了解决发展所需资金、设备不足的困难，同时又积极利用世行、亚行、日本海外协力基金，政府出口信贷等贷款办电，鼓励外商来华独资、合资办电。1985年深圳与香港合和电力有限公司合资建设沙角电厂，用BOT方式经营管理，广东与香港合资建设经营大亚湾核电站，成立华能国际和新力等电力开发公司利用外资办电。以后许多外商纷纷到中国投资办电。

2000年全国3.19亿千瓦发电装机容量中，国家电力公司在中国发电市场份额已降至50％左右。在2000年新增发电容量2055万千瓦中，国家电力公司投资部分占58％。

无论从国内投资还是从外商投资办电情况来看，我国是发电市场比较开放的国家，也是独立发电商较多的国家。发电市场的开放程度远大于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国家。

从计划到市场转轨过程中引入多种经济成分

改革开放前电力工业全部是国有企业。1982年龙口电厂集资办电，开始引入集体所有制成分。1985年中外合资建设了沙角B厂及大亚湾核电站，引入了国外资本。90年代初上海申能和深圳能源公司等股票在国内上市，以后迅速发展到2000年已有上市公司40多家，吸引了大量国内投资。华能国际开发公司，大唐公司，新力公司等进行股份制改造后股票在纽约、香港上市，吸引了国外大量资金。上市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促进了电力工业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

1999年全国已有大中型中外合资电厂39个，总容量2700万千瓦，外商投资23亿美元。到国外上市的发电公司3家，总发电容量1953万千瓦，筹集资金16.5亿美元。在国内上市的发电公司37家，在国内资本市场上筹集了数百亿元资金。电力工业已逐步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况。以国家控股为主的股份制公司将是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实施适应多家办电的电价政策

198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允许新电厂实行还本付息电价，使新电厂能够还本付息并取得合理收益。同时，对中外合资电厂，按照国际惯例通过签订长期合同明确年供电量及上网电价，由电力公司收购后转售给用户，吸引了外商来华投资办电。

以后又陆续推出高峰低谷电价，丰水期枯水期电价，鼓励用户多用低谷电、丰水期电力，以减少电网调峰困难，降低电力成本。1988年对炼铝、铁合金等大用户实行优惠电价，在加强城乡电网改造的同时整顿农村电价，逐步做到城乡同价。1999年在浙江、山东等六个电网进行部分电量竞价上网的试点。

电价改革在解决缺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燃料、设备价格逐步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我国电价水平在世界上是比较低的。

在电价政策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主要是：没有出台规范的电价定价原则、计算办法、审批程序；对电厂造价没有限制，助长了建设中的铺张浪费，造价过高，使电价不合理升高，加重了用户负担；居民用电价格低于工业用电价格；农村电价过高；电力公司内部没有对电厂和电网成本分开计算，定价透明度不高。这些都需要在今后深化改革中解决。

从各地分散供电向全国联网发展

改革开放前，我国电网规模不大，初步形成了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等五个跨省电网及山东、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蒙西等十多个独立省网。不少省网还分别由几个独立的小电网供电。

改革开放后加强了电网建设，建成了一批500千伏骨干送变电工程，使各跨省电网的联系大大加强。1989年建成了葛洲坝至上海直流输电工程，加强了华东、华中电网间的联系。90年代初建成了供电范围包括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的南方电网。2000年我国形成了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南方、西北、川渝等7个跨省电网及山东、福建、海南三个省网及北疆、拉萨等电网。其中华东、南方、华北、东北电网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4000万千瓦，跻身世界大电网行列。

今后十年将在北部、中部、南方三大电网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国联网。在南方电网扩大西电东送容量的基础上，建设三峡向广东送电300万千瓦的直流输电工程，实现南方与中部电网联网。三峡水电站发电后，将向华中、川渝、华东送电，形成中部电网，福建联入华东电网。今年实现华北与东北联网，逐步实现华北与山东联网，建设西北向华北、山东的输电工程，形成北部电网。同时规划三大电网在南北方向上多点互联，2010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实现联网，成为总装机容量约5亿千瓦，仅次于北美、欧洲电网的世界第三大联合电网。

为加速开发利用西南的水电资源，2010年后将建成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及其他梯级水电站，送电华中、华东、两广；开发澜沧江小湾、糯扎渡等水电站送电广东，雅砻江锦屏等梯级水电站送电川渝、广东；黄河上游梯级水电站向华北送电等。全国联网将不断加强。

从政企不分到政企分开

1998年撤销电力部，由国家经贸委及各省经贸委负责政府管电职能。国家电力公司成为国务院直属企业，授权经营原电力部管理的国有资产。各省电力公司也不再履行省政府管电职能，为政企分开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国家电力公司成立以来，积极实施公司制改组、商业化运营、法制化管理，努力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取得了显著成绩：

坚持以战略总揽全局，推动公司化运作。及时提出和确立了建设“控股型、经营型、现代化、集团化管理的国际一流电力公司”的战略构想，公司整体实力明显增强，跻身世界企业500强。

坚持以发展为主题，推动电力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在结构调整中抓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推动结构调整，初步走出了一条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全国联网、“西电东送”，加大电网建设力度，实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推动两个根本性转变。坚持深化改革，认真贯彻“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电价，改善服务，促进发展”的改革思路，制定了“四步走”的改革战略。积极主动地实施政企分开、厂网分开和农电体制改革等各项重大改革。

坚持以强化管理为重点，推动公司效益持续增长。1997～2000年，在外部增支因素较多、部分地区电价不到位的情况下，主营业务年收入由2500亿元增长到3158亿元；累计实现利税1325亿元，其中利润366.4亿元，上缴税金1063亿元。多种产业年总收入由820亿元增长到1238亿元，累计实现利税395亿元，其中利润224亿元，上缴税金171亿元。

坚持“三严一表率”，推动公司系统员工素质不断提高，确保职工队伍稳定。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企、从严治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要做表率”的方针，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84％以上的单位被评为市地级以上文明单位，60％以上的单位被评为省部级文明单位。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推动电力行业作风的好转。把搞好优质服务作为电力企业的基本使命，全面推行规范化、现代化服务。严格执行电价政策，整顿电价秩序，通过城农网建设改造，城市电价平均降低0.05元/千瓦时以上，农村电价平均降低0.1元/千瓦时以上。全国无电县减少到4个，乡镇和行政村通电率提高到98％以上。

电力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发展

2000年全国发电量和发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水平仅为发达国家的10％～20％，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保持快速发展以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仍是电力工业的主要任务。

“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了经济年均增长7％的预期目标，据预测，2005年相应需要发电量18000亿千瓦时，年均增长5.65％，发电装机容量约4亿千瓦，年均增长4.6％。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发电量将达到23600亿千瓦时，发电装机容量约5.2亿千瓦。不仅在增长速度方面远远超过发达国家，而且在每年需要增加的发电量和发电装机容量，也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目前国外的电力体制改革都是在装机容量有富裕、用电增长缓慢（1％～2％）的发达国家进行。对发展需求不大的国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降低电价，改善服务。而在用电增长稍快（3％～3.5％）的美国加州电网由于忽视了发展，发生了电力危机。英国改革之初全国发电装机富裕20％以上，十年用电增长16.5％，年均增长仅1.5％，负荷增长不到1％。即使十年不新增发电装机，电力还有富裕。1987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为1亿千瓦，1995年3月达到2亿千瓦，2000年4月突破3亿千瓦，电力供需大体平衡，华北、华东等7个电网供需基本平衡，东北、华中等4个电网略有富裕，广东、浙江、河北南网等三个省网开始缺电，且人均用电水平很低，不到世界人均水平一半。

为了实现“十五”计划和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电力工业必须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今后十年发电量预测需要年均增长5％～6％，年均新增发电装机2000万千瓦左右。今后西电东送和全国联网任务十分繁重，电力系统需要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安排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建成后经营管理工作也很复杂。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目标与发达国家成熟的电力市场不同，应以促进发展为主要目标，同时逐步引入市场竞争，降低成本，改善服务。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要结合实际，逐步实现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健全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改善服务。要周密设计，完善立法，谨慎从事，分步实施。

市场化改革范文篇3

第二,有关金融改革。目前,对金融改革的不同学术观点相当多,存在很多争议。金融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剩下的是三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可兑换。中国金融改革的顺序和其它国家相反,我国是金融改革都改完了,最后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别的国家金融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所有的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唯独利率价格目前还是管着的。能不能管得住是个问题。

第三,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效果有多大?这两年来,原来觉得财政政策可以引致出需求来,现在看来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特别是在消费和非国有投资的增加方面,引致出来的总需求也不是那么大。货币政策究竟在中国有多大作用?现在看来,货币政策在中国是困难重重。基础货币增加比较慢,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比较堵塞。利率已经连续7次下降。1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已经到了2．25%,名义利率已经基本降到谷底。尽管通货膨胀率是-3%,实际利率是5．5%,但一个国家的名义利率不可能再低。其它政策,如公开市场政策也不行。工农中建现在手中拿的国库券是最好的资产,不可能卖给央行。扩大再贷款,现在大家不要你的再贷款,这也比较困难。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结构变化中,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非国有部门,它占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但是,我们没有发展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国有机构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这还算上那些国有股份制企业。自然产生的问题是,创造了不到40%国民总产值的国有部门占有着大多数的金融资产,而创造了70%产值的非国有部门占有着少部分的金融资产。这就产生了双重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坏债发展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发展受到融资的限制。1998年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积极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贷款。但是1998年尽管增量有所增加,但非国有经济总的感觉是融资渠道在收缩、在下降。因此,1998年非国有投资第一次出现历史上下降的局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也不能发展。因此,当前宏观经济的问题确实直接和金融体制的问题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

怎么实现金融体制的改革呢?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教训是,你想改革这个体制,第一步要做的是去发展新的东西,而不是先去改旧的东西。第二,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是不会改革的。国有经济现在之所以改革,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很大发展,市场竞争的很大发展,逼着它去改革。金融体制也是这样,金融体制现在最缺的是竞争。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开放和外资机构的进入。对外开放了,对内竞争怎么发展。而且对内竞争的发展能够培养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水平,能更好地应付国外历史悠久的机构进入中国后的管理问题。我认为,现在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应该作为首要的任务来做。这件事情做好了,其它很多事情会跟上,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改革。最近我们作了一些调研。浙江有些信用社是真正私人的信用社,坏帐率为0．06%。地方的中小银行之所以能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因为它运用了许多地方的信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效率可以很高。因此,第一步是创造竞争性的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的运用问题。货币政策现在的效果确实有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货紧缩、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恰恰是由于金融体制的问题造成的。但是,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并不是说不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即使搞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所认识。谢平刚才讲过,财政发债券,银行巴不得拿债券,它可以当好资产,一年就可以不干事了。然后基础货币不能增加,债券就有了挤出效应,政府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挤掉了一部分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因为政府投资等于把贷款吸过去了,而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如果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比如增加基础货币来发债券。因此,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技术操作问题,也是这几年在宏观政策研究和操作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训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宏观司司长李晓西: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财政政策走来走去,走到了金融改革。大家都知道,财政政策中关系重大的是发国债。发国债这个问题,本来是财政政策,但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货币政策,和货币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相关。我们现在的公开市场操作过程中的债券和品种很少,短期的更少。因此,需要丰富的国债品种,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我们现在发国债,都是商业银行接收。商业银行接收后,是在银行间市场上进行交易,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没有沟通起来。因此,国债公开市场操作没有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也限制了财政政策发国债对经济的润滑作用。一个新的问题是:这两个市场之间能否有一个沟通?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市场呢?各类资本市场的统一就涉及到如何理顺央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关系。一步一步推下去,就会发现,财政政策确实需要金融体制改革的配合。顺便说一句,两个市场沟通起来,需要利率市场化。第二个例子是,从货币政策往前走一走,也会走到金融体制的改革。货币政策最集中的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和上一年相比,M0、M1、M2差不多都增长15%左右,而且货币政策该放宽的都已经放宽。但最近的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了3500家企业,反映的第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一方面,资金供给已经放得比较宽;另一方面,企业感到资金还比较紧张。这如何解释?这就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利率没有市场化。利率没有市场化,判断货币供给的多少,就没有利率这个最准确的标准,而只能是看同比。同比的问题是,和5年、10年的平均数相比,感到比较合理;可是和超常时候相比,感觉到比那个水平要低。但实际上很难说清是否正常。一方面水库里有水,一方面地里的小苗感到干渴,没有水喝。这就说明我们整个金融体制的传导机制发生了困难。首先,中央银行再贷款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宁可去买国债,宁可少担当贷款的风险,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是不对称的。同

时,它自己设立的约束机制也非常强,有信贷员终生负责、三级审贷制等等。商业银行从本质上来看,是国家银行,可以到财政部核减亏损指标。它要是不盈利,是不是就不生存?如果真是西方类型的银行,就不能生存了。不赚存贷利差,凭什么生存和发展?因此,要改革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行为真正商业银行化。货币政策要真想知道供给量的多少,知道钱流到企业中去能否用得起来,就必须要改变金融体制。

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相对过剩的阶段,我们的改革也到了攻坚阶段。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统揽全局”。我认为这是改革到目前阶段不能回避的主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改革的推进,发展很难持续。第二,小的政策调整、小的改革,也有助于宏观调控。另外,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是短期的,体制改革是中长期的。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小的制度调整,短期就见效。比如同行拆借市场,现在允许进来七家证券公司,情况马上和原来有变化。大的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当然需要很长时间。就体制改革本身而言,很多小的制度改革,不要忽略。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看是渐进的。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和激进相结合的。一个阶段是激进,一个阶段是渐进。对于激进还是渐进的判断,不能仅从速度来看。有些东西的变化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就是激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说经济形势好,GDP前三个季度增长率为7．4%,在世界上是很好的指标;净出口在增长;经常项目的盈余在扩大;公布的数字说企业的效益在转好,等等。坏消息也有,物价持续下跌;财政赤字在增加;失业率并没有改善;收入水平看来是在下降。人民银行最近公布存款数据,居民存款在下降,企业存款在增长。对居民存款下降的解释是7次降息加上征收利息税。更基础的原因是收入跟不上。各方面的消息非常混乱。最近得到武汉的一个消息是,尽管7次降息加上加税,武汉的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巨额增长,据调查,老百姓说存款仍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我是倾向认为武汉的居民是对的。目前我们没有几种储蓄形式,实物储蓄没有,股票、债券不能染指,只有存款。消息的混乱,不是一个好现象。从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极为矛盾的状况。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大家都谈结构调整,讲这个词时,大家心里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经济学词典里,特别是官员讲结构调整,就是长线和短线。长线压一点,短线增一点。现在的结构调整则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它是在全世界进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次,是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是在全球经济过剩、通货紧缩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几个背景是非常强的背景。从中国的情况看,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更新它的科技基础,总体来说要提高经济效益。这样一些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此,我们将会有一个长期的中速发展过程。

说得具体一点,现在的有利因素有一些,第一,中国事实上还在完成工业化,工业化是能解放生产力的,从供给方面会有增加,从需求方面也会有贡献。第二,它在进行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尽管没有改革初期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净的效果还是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三,中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了这样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措施都从传统的控制通货膨胀为主的基点转向促进需求这样一个基点,这是很大的一个制度性的变化。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大的条件存在,中国经济不会太差。

市场化改革范文篇4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总体评析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深化质的标志，是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是利率定价机制的深刻转变，而且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利率市场化首先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步实现利率定价机制由政府或货币当局管制向市场决定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利率体制和利率决定机制变迁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化，整个利率体系由借贷双方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的比例越来越多，由政府或货币当局直接干预的成分越来越小。从范围过程来看，即是从部分利率市场化向全部利率市场化过渡的过程；从程度过程来看，即是从较低程度的利率市场化向较高程度的利率市场化转变的过程；从阶段过程来看，完整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包括利率市场化准备、利率市场化进展和利率市场化成熟三个阶段。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利率市场化从时间上观察，在短期内利率可能会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但从长期来看，其变动由市场货币供求决定。同时，利率市场化又是一种状态，是一种金融生态的可持续状态，在理论上是指利率能否灵敏地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其衡量标志主要是金融机构有没有确定利率的自主权；作为其阶段性目标，利率调整频度以及浮动幅度，也是衡量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指标，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资金及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经济的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利率市场化作为一项既涉及金融体制改革，又涵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改革，中国经济特定的体制背景和金融环境决定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长期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利率市场化的长期性是指始于1978年的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直至1996年6月，才真正揭开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第一幕，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直至2000年9月21日，才迈出具有真正实质性的第一步，实现外币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到目前为止才基本走到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最后攻坚和破解阶段，这不仅与激进式改革相差甚远，与中国经济其它领域的渐进改革比较，利率体制改革也是滞后的。利率市场化的多样性是指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模式、体系内涵、程度范围、次序安排等是层多面广、不一而同的，既有利率市场化内涵的多样化，包括利率决定的市场化、利率传导的市场化和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也有利率市场化体系的多样化，包括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市场化、银行间利率市场化和债券利率市场化，只有以上部分均得以实现市场化，才是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的复杂性是指衍生于融资活动的利率制度与金融产权制度、金融市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错综交杂，相伴相随，无论是对宏观经济社会，还是对银行、企业和个人，都将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由于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相符合的金融产权制度约束的弱化、金融市场机制及结构的不完善、中国企业和银行的不完全市场化、金融救援机制的不健全等障碍的存在，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利率市场化未来的改革增添了变数和难度。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评析

从1978年起，我国开始了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随之进行。利率体制改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在逐步深化，根据利率走势和利率改革内容，可将我国利率改革分为前期的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改革利率生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等三个阶段。在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阶段（1978年—1993年）：经过近15年的改革，基本改变了负利率和零利差的现象，偏低的利率水平逐步得到纠正，利率期限档次和种类得到合理设定，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银行部门的利益逐步得到重视。在改革利率生成机制阶段（1993年—1996年）：利率改革主要任务是不断通过扩大利率浮动范围，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促使利率水平在调整市场行为中发挥作用，以逐步建立一个有效宏观调控的利率管理体制。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水平和结构是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确定利率水平和结构的参照系，中央银行主要是根据社会平均利润率、资金供求状况、通货膨胀率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世界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确定基准利率，利率逐渐被作为调节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成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杠杆。但在此期间，我国的利率管理权限仍然是高度集中的。在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阶段（1996年—至今）：从1996年开始，中央银行才在利率市场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根本性的尝试和探索，推出一些新的举措，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由中央银行引导市场利率的新型体制，实现利率管理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同业拆借利率、贴现率与再贴现率、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利率、国债发行利率、3000万元以上和期限在5年以上的保险公司存款利率、外币贷款利率、300万元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以上外币定期存款利率先后得以放开，开展了利率衍生工具试点，银行间市场利率基本实现市场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增强和深化。尽管部分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还远未结束。其主要表现特征如下：

（一）社会资金配置的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1.以基准利率为核心的利率体系正逐步形成。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利率体系已出现两个变化：一个是基准利率种类越来越少，如存贷款利率种类得到简化，大部分优惠贷款利率被取消，外币利率管理的币种减少，并正在朝最终保留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方向前进；另一个是各金融交易主体实际执行市场化利率越来越多，过去单一性地执行基准利率的时代已被执行以基准利率为核心上下浮动的利率体系时代所取代。中央银行通过基准利率的变动，在短暂的时间内对货币市场利率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产生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对中央银行利率的变动做出快速反应，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则对中央银行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做出充分的响应。从实际情况来看，商业银行对存贷款利率执行浮动制度越来越多，其利率水平基本围绕着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这一轴心而变动；其他各种金融产品的利率水平也受一个时期内平均基准利率的影响，并充分反映长期资金供求关系和各种心理预期，一个以央行基准利率为核心、以市场利率为主导的多层次利率体系正逐步形成。

2.部分领域资金定价初步实现市场化。近年来，国家尝试将一些资金置于市场中，通过市场机制来确定其价格，在部分领域实现了资金定价的市场化。从市场来看，包括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贴现、再贴现市场等在内的货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已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从区域来看，在农村先行试行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从产品来看，国债、金融债券等非存款金融工具的市场利率已基本实行放开，大额外币利率初步实现了市场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管制已经放松到“存款利率只管住上限，贷款利率只管制下限”的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基本得以实现。就市场化程度而言，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存款利率，外币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本币利率，农村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城市利率，大额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小额利率，长期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短期利率，随着企业、居民金融意识的提高和商业银行经营机制改革的推进，利率的全面市场化目标距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到目前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只剩下少数关键步骤，已经到了厚积薄发的攻坚阶段，但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道路还依旧漫长，促使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仍将是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

（二）利率市场化的实际程度落后于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

尽管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是各类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互相流动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利率的微观机制还是不完善的，价格机制、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性和存款利率的强管制性，导致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实际程度要落后于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其主要表现为：

1.操作层面上的利率市场化程度落后于制度层面的利率市场化。制度层面的利率市场化是指根据制度框架设计利率可以按照价值规律自发调节高低；操作层面的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具备利用利率自主对各类资金合理定价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层面的利率市场化是具有象征意义和法律意义的市场化，操作层面的利率能否实现市场化才是利率能否真正市场化的关键。从我国利率体系的现实情况来看，现在除了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以外，其他各类利率基本是可以浮动的。也就是说，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利率体系的“市场化”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新兴加转轨”的经济体系，经济结构中非市场化成分较多。对各商业银行来说，长期以来，利率只是计算利息的指标，并没有被真正作为资金价格来控制成本和风险，利率的功能并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银行也没有根据经济形势和市场风险调整利率的能力，在操作层面上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是比较低的。

2.中央银行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调节作用和导向引力小。首先，调整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起不到调整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基准利率政策的同时也就是调整货币供应量。准确地说，在这些国家中，存在基准利率水平与货币供应总量反向变动的联系。在中国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利率的变动并不意味着流动性的相反变动，主要基准利率和货币供应两者之间不具备显著的关联效应。其次，现行的利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有权管理和制定包含基准利率在内的几乎所有银行利率，如存贷款利率水平、种类和期限档次等，“只缘身在此山中”，因而中央银行利率作为基准利率很难起到导向和调节作用。第三，再贷款利率调整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很小。因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财政贴息为前提的再贷款在全部再贷款余额中占比高达54%，剩余不到一半比例的再贷款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因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而享受准备金低利率优惠，故对再贷款利率的调整几乎没有弹性，再贷款利率的影响面越来越小。第四，再贴现利率因再贴现量规模较小，而难以担当起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功能。第五，货币市场利率对中央银行利率形成的贡献度不大，同业拆借利率和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弱。

3.利率浮动定价机制执行缺乏现实基础。金融机构普遍未建立或使用贷款利率定价模型，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利率管理办法，利率管理机制僵硬，大部分商业银行分行以下没有设置专门的利率管理机构，利率管理人员大多是兼职，利率管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文件的上传下达、报表上报等日常事务上，有的业务人员素质较低，对浮动利率定价机制的形成、具体浮动利率标准的确定及资金成本的测算等相关业务知识知之甚少，无法掌握具有相对难度的浮动贷款利率政策，执行起来就存在严重的偏差。也就是说，所谓的利率管制已基本取消，只是假象，缺乏现实基础。例如，金融机构没有形成合理的贷款浮动利率定价机制，要么“浮而不动”，要么操作手法简单、“一浮到顶”。同时，国有商业银行的浮动利率定价机制和贷款浮动利率水平总体上由各自总行制定，层层上报审批增加了贷款决策的成本、延长了资金流动周期，也影响了基层行工作的积极性。

4.利率的风险结构和水平不尽合理。现在的利率结构和水平没能反映预期投资回报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例如，享有国家信用的“金边债券”——国债的实际利率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没有体现“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的匹配原则，中长期的存贷款利率的差异程度不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的风险程度和水平。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模式评析

从世界范围内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来看，主要有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两种不同模式，一国选择何种改革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要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而定。根据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分步进行的主要特点，可以判定我国推进实施的改革模式是渐进式改革模式。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选择实施渐进模式是适宜的

众所周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式选择与模式确定至关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成功与失败。从总体而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选择实施渐进模式是正确和适宜的，也是符合我国经济金融现状的，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的是渐进性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整个经济市场取向改革的组成部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采取渐进方式，从实际效果看，改革是成功的。故而，利率市场化改革方式应当与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第二，从国外利率市场化的过程来看，尽管有部分发达国家采取的是激进的方式进行，这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比较成熟、金融监管比较有效、各种法规相对完备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条件在我国还不具备和完善。同时，当今世界各国再也不会象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盲目的开放和放松管制，而是更加注重利率市场化对一国经济所造成的风险，认真研究利率市场化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大多采取了渐进的和谨慎的做法。所以，简单效仿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方式是不可取的。第三，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利率市场化已成为金融改革的必然趋势，我们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裹步不前，也不能因为盲目而造成全面的金融风险，而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应开放策略和步骤。鉴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以及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够完善等实际情况，采取审慎态度推进利率市场化，是一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风险和维护改革成果的现实选择。例如，确立“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这一目标本身就反映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力求稳健的特点，充分考虑了我国金融机构自身约束力和市场机制约束力水平，以防止那些经营上出问题的金融机构通过高息揽存来掩盖现金流不足，从而严重扰乱存款市场秩序的风险，有助于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市场的稳定。第四，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阶段，经济和金融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这就决定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创造利率市场化条件的过程，必须渐进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急于求成必然适得其反。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维持渐进模式是必要的

利率市场化改革涉及到中国利率经营管理体制的制度化和市场化的内容。这一改革实质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模式下持续了10余年之久并仍然保持着改革的势头。由于这方面的改革对国内和国外经济金融因素的影响十分的敏感，其进程渐进渐续，其改革的内容主要有：利率体制的完善和制度化、利率市场化制度和配套制度的改进、利率衍生创新工具的逐一放开以及利率风险管理渠道的逐步拓宽等。因此，“利率市场化的每一小步，对20多年来的中国银行业改革来说都是一大步”。

尽管有部分国家采取激进式改革方式并获得了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发展中国家效法激进式改革方式的，鲜有成功。所以，效仿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方式是不可取的。也许有人认为，在渐进若干年后的当今，可以改以激进方式解决前一阶段渐进改革效率太低的问题。其实正是国家付出了金融资源低效率配置（产生了巨额的政策性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隐性改革成本才买来了中国的渐进改革，否则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将必然出现较明显的下滑，渐进改革将难以为继。若改渐进改革为激进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显性化，会在短期内导致GDP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由于国家绝对无法承担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时期内迅速显性化，因为这有可能直接导致民心不稳，社会矛盾激化，这不仅是政府肯定无法承受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维持渐进改革模式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现行的管制性存贷利率水平能使我国商业银行一般性地坐享300多个基点的利差收入，通过利率税，巧妙地实现了改革成本在空间上的现实摊配和时间上的实际置换。故此，继续维持渐进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其实是一个攒累实力，厚积薄发的过程；它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步消化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并在实施利率市场化的渐进过程中，根据实施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策略，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为利率市场化的最终实现创造理想条件。

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风险评析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次序安排具有双刃剑效应

利率市场化的实施步骤与次序安排是由各种利率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本身成熟程度来决定，它直接影响着改革进程的步伐和节奏，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1.利率市场化改革次序安排的正面效应。指的是在正确的改革次序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边放边看，边放边调，不但利率管制放得彻底，没有反复，而且放开后对国内经济运行冲击较小，过渡也较平稳，改革成功的把握性较大。例如美国是先存款利率，后贷款利率，最后扩展到所有利率的市场化；日本是先国债，后其他品种，先银行同业后银行与客户，先后期利率后短期利率，先大额交易，后小额交易；韩国是非银行机构的利率放开速度快于银行利率的放开速度，贷款利率的放开比存款利率的放开要快，合适的改革次序确保了改革的最终成功。

2.利率市场化改革次序安排的负面效应。(1)利率市场化渐进改革下的次序安排，造成了不同类别利率的市场化进程的不均衡性。由于改革的渐进安排，有正在市场化的利率，比如银行贷款利率、企业发债利率；有一部分已经市场化的利率，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大额外币贷款利率等；还有就是非市场化的利率，如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还有超额准备金利率等。不同类别利率的市场化进程的不均衡性，导致中国的利率政策对经济影响的部分非理性。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利率的调整通常是针对基准利率进行的。由于全部利率都是密切联系的，所以中央银行对基准利率所采取的行动将全面影响到全社会的各种利率。但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由于存在比较市场化、半市场化以及基本上没有市场化的领域，也由于中央银行手中掌握着诸种利率工具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中国不可能调整一项利率就能够达成整个利率体系都跟随着变化的结果。(2)利率市场化的渐进次序安排可能带来另一层面的金融效率损失或风险影响。例如，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采取先农村后城市的做法可能会加大农村金融风险，不能很好地贯彻和体现支持“三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在农村先行扩大后，可能导致有些农村金融机构（如信用社等）错误理解央行意图，在放贷过程中，没有综合考虑农户的信用状况、规模大小、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因素，一律执行“一浮到顶”的政策，极大加重了农民的利息负担。(3)利率市场化按照既定次序，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容易丧失市场商机，丢失加速扩大改革成果的可能性。(4)利率市场化渐进改革下的次序安排，容易给人以“且进就进”的感觉，易导致创新的惰性。

（二）利率市场化渐进式改革可能存在路径依赖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由于重大利益调整措施的后置性及改革所具有的再分配性质，权力介入市场领域，寻租活动普遍存在，既得利益呈现刚性，使得改革难以进入实质性的存量利益调整阶段，并有可能滑入错误的路径依赖。其特征如下：

1.动力逐显不足。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前期收益巨大使人们对其他改革方案存在排斥心理，尤其是我国渐进式改革前期属于“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和“卡尔多改进”(Kaldorimprovement)①，人们的总体利益得到改善；从总体看，经济仍在增长，社会局面保持稳定，因而政府及货币当局可以不急于进行旧体制的深入改革，从而导致动力惰性，倾向于维持既有改革，而不愿支持激进的改革方案。

2.阻力或有增大。我国利率市场化渐进式改革内在的优势恰恰有一部分是造成不良路径依赖的根源，如渐进改革所强调的改革次序安排，其实类同于“试验推广”的做法，它依赖于国家政府或货币当局对利率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强制性和行政性的隔离与割裂，在不同经济部门或领域造成了竞争机会和市场环境的不平等性，割裂了市场机制的整体性，导致不同经济部门或领域的发展与改革的不均衡性；同时，局部的改革方式使宏观环境的改革相对滞后，运行不好，改革可能进入僵滞状态。

3.持续创新不够。渐进式改革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增量改革和新体制成分的增长，而新体制创造出来的收入增量，可以用来对旧体制进行“补贴”，从而延缓了矛盾的充分暴露。如商业银行作为现行利率体制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资金积累和供给的主要通道，中国90%以上的融资来自于它们，但商业银行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却没有冲动，因为现行的管制性存贷利率水平可保证中资银行坐享300多个基点的利差收入，这迟缓了银行经营机制等方面存矛盾的暴露，也导致它们缺乏足够的创新精神。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其他金融体制改革

利率市场化是发展现代货币政策工具的前提。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金融制度和手段的改革与创新，是金融货币政策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国金融改革一些关键举措都或多或少受制于利率市场化，特别是金融机构和银行的微观制度创新要想取得重大突破，必须经受利率市场化的撞击，仅靠股份制改革是远远不够的，银行风险定价机制和现代经营管理机制的建立更是别无他途。同样，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市场化条件下健全的货币和利率政策工具。而管制利率因为不是反映市场供求的均衡利率，必然限制市场化条件下货币和利率政策工具的发育及有效作用。

如同中国的经济体制发轫于价格改革一样，利率的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和其他体制性因素一起，正在推动中国金融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利率的经济杠杆功能重新得到了承认和重视，尤其是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发展呈现了加速态势，中国的金融相关率快速上升，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快速推进时期，部分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是利率对投资等经济要素的刺激作用依然有限，利率还不是刺激或紧缩全社会投资的有力杠杆，利率仍处在政府的管制之下，不能够真正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远没结束，国内有人将利率市场化改革称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后一座堡垒”，利率机制在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中还没有发挥其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其他方面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和加速推进，如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已现端倪，严格分业经营的做法在实践中已经开始被突破，出现了在集团控股下分设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模式，特别是几家商业银行已经设立了基金公司，保险资金按一定比例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汇率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资本项目的管制逐渐放松；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加速推进；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业务得到恢复和扩大等等。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于整体金融发展形势，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迟滞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瓶颈”，深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

五、结语

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产业走向市场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是国民经济运行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来的基本标志之一。我国金融业正经历着利率市场化的微观消化过程，许多矛盾和扭曲正在影响着这一改革的质量和下一步抉择。我国金融体制的既有框架容纳了现行的我国的利率体系、利率政策和利率水平决定机制，也决定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所必然经历的路径以及所能达到的最终效果，而利率制度的效率则最终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创造条件、沿渐进路径从边际调整中有序推进、尽早防范后利率市场化问题无疑是利率体制改革目前最为重要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三项工作。

市场化改革范文篇5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目前我国的这种低利率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金融商品的价格，也使得利率这一重要的经济杠杆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很多人主张通过利率市场化来理顺金融商品的价格体系，提高利率的敏感性和弹性，恢复利率杠杆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利率市场化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一个必然进程，谁也没有理由反对利率市场化，但目前我国宏微观经济环境都不利于利率市场化的过快推进。

1、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低。我国过去长期搞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许多方面都与成熟市场经济的要求有较大差距。

2、利率运作主体行为不规范。（1）中央银行的独立自主性不强。中央银行并未真正拥有利率的制订权和调整权。（2）国有商业银行行为非市场化。国有商业银行由于产权制度建设落后，银行的产权界定模糊，加上管理层和一般员工没有利益驱动机制，使得所有者和经营者难以实现利益的激励兼容，经营者非市场化选择的倾向很强，这是引致银行效率低下的根源所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非市场化行为的存在，即使利率自主权放开，银行也难以按照市场规律借贷资金。（3）企业的行为不规范。到目前为止，我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并未达到预定目标，其在资金使用方面的风险约束机制和利益推动机制尚不健全，大多数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在国家的保护伞下安稳过日子，利率高低对其来讲并不很重要。

3、企业对利息的承受能力低下。

4、金融监管不完善。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因不能摆脱行政干预而缺乏超脱性和真实性。另外，监管标准、手段和技术也不能确保监管的信息质量和使金融机构采取稳健和审慎的经营原则。

二、为利率市场化积极创造条件

在我国这样一个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要实现利率完全市场化需要一个很长的过渡期。就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重点而言，不是去设计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和时间表，而应是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如前所述，利率市场化同一国的市场经济完善程度、金融交易主体的市场化倾向以及金融监管等制度环境紧密相关，所以我们应从这些方面着手，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

1、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很多国家都是在市场经济相当成熟的条件下放开利率的。应该说相对有效的市场机制有利于熨平利率放开后金融领域乃至经济的波动。我国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几年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但是我国的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发育都不完善，这就极大地制约了利率的市场化。当然，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不仅要建立有效的市场，更需要经济主体行为的市场化。

2、培育利率运作主体的市场化行为。（1）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目前，我国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调控目标并未摆脱对国家计划和经济增长目标的依附，中央银行甚至还承担着大量的财政职能。在这种央行与政府关系难以理顺的条件下放开利率，很难保证中央银行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来调节利率。因此，现实的选择是：一方面，必须分离政府与央行的“天然”联系；另一方面要提高中央银行自身管理水平，使其能够做到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去调控商业银行利率和其它市场利率。（2）构建真正的商业银行。在市场化利率制度中，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充当央行货币政策中介，另一方面又要根据货币政策的意图调控企业和居民的行为。商业银行的这一中介地位，要求它必须是自负盈亏和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实体，否则无法起到中介传导作用。对此，我们只有加快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步伐，才有可能实现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作。首先，要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解决我国国有银行长期所有者虚置的现象，实现国有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激励兼容的市场化运作。其次，按照现代企业的组织原则，重组国有银行的内部组织和机构体系。最后，建立规范透明的财会制度，强化股东、外部监管机构对会计信息的监督和。此外，我们还应放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组建一批新的商业银行，为利率市场化引入竞争机制。（3）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4）提高居民的金融意识。

市场化改革范文篇6

关键词：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1.理论依据。我国没有完善成熟的利率市场化理论,只能学习和借鉴西方利率理论和西方国家利率自由化和市场化经验。利率市场化的依据是“金融自由化”理论演变和发展而来。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J.Mckinnon)和爱德华•肖(E.S.Show)在70年代,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综合症”,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首次提出金融自由化。该理论严密地论证了金融深化与储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深刻地指出“金融压抑”(financialrepression)的危害,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是因为存在着金融压抑现象,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ening),促进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就是针对金融抑制这种现象,减少政府干预,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

2.现实意义。利率市场化是针对利率管制的改革。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管制利率通常小于均衡利率,因而会出现超额资金需求,在无法提高利率的情况下,必然出现银行业的信贷配给、寻租行为、资金黑市等扭曲资源配置的机制,结果是资金分配到效率低的部门,从而加剧了资本供给的短缺和增加了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最终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货币当局决定实行利率市场化,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货币当局则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间接影响和决定市场利率水平,以达到货币政策目标。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现存问题与对策

1.我国现阶段利率市场化进程存在的问题

(1)国有商业银行应对挑战的心理准备。由于体制的特殊性,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可能会遇到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体制约束。而问题的严重性则在于,国有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结构并未达到完善,其行为更多倾向于非市场化,且其在资金使用方面的风险约束机制和利益推动机制尚不健全。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管理层级多、流程不够合理、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不够健全、创新与营销机制不够完善、激励不足与约束不力并存。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仍以利率收入为主要利润、逐步同政府脱钩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说,也实在难以承受。利率市场化将引起金融机构在争夺客户方面展开激烈价格竞争,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贷款利率下浮存款利率上浮,这就意味着银行存贷款的息差大大收窄,大大压缩我国银行业的利润空间。

(2)外资银行带来的巨大挑战。外资银行带来的巨大挑战。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了WTO,承诺在5年内全部取消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从这时起外资银行挑战的萌芽就开始成长。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它所经营的业务的国际化特征。外资银行有丰富的在市场经济中历练的经验,面对各种问题,可以采取更有效的方法去解决。同时,在外资银行的收入来源中,中间业务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应对利率变化风险的能力强于我国的商业银行。

(3)利率市场化改革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目前,在我国利率管制条件下,利率政策承担着财政分配职能。国家可以通过规定利率水平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目的。但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后,利率将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资金将随着利率流动。国家将无法通过制定利率水平对资金在不同区域、行业和产业予以分配。

2.应对利率市场化道路上存在问题的对策

(1)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要继续完善,解决我国国有银行长期所有者虚置的现象,实现国有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激励兼容的市场化运作。按照现代企业的组织原则,重组国有银行的内部组织和机构体系。再次,建立规范透明的财会制度,强化股东、外部监管机构对会计信息的监督和。继续完善利率定价机制,强化内部利率管理部门的职能,明确管理的原则、决策程序、授权管理办法等内部规章制度,建立法人集中统一的利率管理机制。

(2)增加市场利率的透明度,有效降低利率风险。放开利率管制后,各家金融机构提供的存贷款利率都是不同的,如何判断各自不同的利率水平,公众需要金融机构真实的信息披露。要建立公正、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保证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加强利率调控和监管,规范金融机构利率行为,增加市场利率的透明度,正确引导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公众对市场利率的理性判断。出台利率风险指引,强化金融机构利率风险意识,提高利率风险管理水平。

(3)进一步拓展货币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竞争有序、品种丰富、统一高效的货币市场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基础。为此,在未来几年要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货币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货币市场功能,建立起我国以场外市场为主体、场内市场为补充的统一、高效、开放的货币市场,并以此提高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水平和市场化方式筹资能力。一是要继续扩大市场主体,提高市场成员的广泛性,促进社会资金广泛、高效、充分的流动。二是要增加市场交易品种和交易工具,满足不同层次投资者的需求,丰富市场内涵,特别是要研究并适时推出利率期权、利率掉期和利率远期协议等衍生交易品种,为投资者提供规避利率风险的工具。三是加强市场中介制度建设,推动市场经济业务发展,提高市场流动性。

市场化改革范文篇7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两种模式

综观世界上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模式大体上被归为激进和渐进两种。而激进和渐进改革模式的划分标准却一直比较模糊，学术界只是通过各个国家利率市场化过程的互相比较来加以区分。对于那些改革进程比较迅速，利率管制的取消比较直接，很少运用“增量改革”手段的国家，我们一般称其改革模式为激进式改革；反之，对于改革进程比较慢，利率管制的取消比较拖沓，经常进行“增量改革”的国家，我们一般称之为渐进式改革。

一、激进式改革模式

采用激进式改革模式并成功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国家不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和马来西亚。德国在1962年～1967年短短的6年时间里就通过逐步缩小利率限制对象实现了利率市场化。马来西亚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则有所反复，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1971年～1981年马来西亚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完全放开和基准贷款利率的出台属于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85年存款利率由于货币流动性吃紧又重新纳入管制开始，一直到1991年马来西亚货币当局再次完全放开利率管制。

德国和马来西亚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德国和马来西亚的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第二，德国和马来西亚的银行监管体系比较有效，可以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三，德国和马来西亚的宏观经济长期稳定：最后就是德国的金融机构业务领域比较宽松，一直被人们称为“全能型银行”。

二、渐进式改革模式

相对于激进式改革来说，采用渐进改革模式的国家就比较多，而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改革的背景和过程也比较复杂。我们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韩国为例，来看看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和一般过程。

美国的利率管制开始于以禁止会员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设定利率最高上限为主要内容的《1933年银行法》，也称为Q条例。20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货币市场互助基金的出现和经济滞胀所伴随的近20%的高通胀率所导致的“脱媒危机”，美国货币当局开始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1970年6月美联储将10万美元以上、3个月以内的短期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后又推广到90天以上的大额存款利率，并且同时将定期存款利率的上限逐渐提高，以缓和利率管制的程度。1980年3月，美国政府制定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简称“1980年银行法”，决定自1980年3月31日起，在6年内，将Q条例所规定的利率上限逐步提高，到1986年3月底止，分阶段取消Q条例对于一切存款机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限制。1986年1月；美国所有的存款利率和大部分贷款利率的限制被取消。

日本1947年仿照美国的Q条例制定了《临时利率调整法》，由此建立起来的政府实行直接利率管制的体制一直持续到70年代。1978年，日本政府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当年实现了银行间拆借利率弹性化以及票据买卖利率市场化，并且第一次使用招标方式发行了中期债券，1979年正式发行了利率不受《临时利率调整法》限制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1981年又开放了政府短期债券流通市场。1984年日本大藏省发表的《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及展望》正式拉开了全面利率市场化浪潮的序幕。日本1985年开始允许发行市场利率连动型存单，并完全放开了10亿日元以上的大额存款的利率，1987年设立了国内“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随后，日本政府通过逐步降低已实现市场化利率交易品种的交易单位，逐渐扩大交易品种的范围和实行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挂钩的方法，于1994年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

韩国政府对于利率的管制始于1952年的《利息限制法》。80年代以后，为了适应经济形势和开放政策的需要，韩国开始了利率市场化改革。1980年初，韩国缩小了银行一般贷款利率和优惠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银行可以在规定的幅度内浮动贷款利率，并且取消了利率上限。1982年，开始取消对重点部门的优惠贷款利率，与一般贷款利率合并。1984年取消商业银行优惠贷款利率制度，但中央银行仍然规定了中小企业在贷款增量中的最低比重。1988年，开始允许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参照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自行决定利率水平。利率的全面放开在韩国国内经济状况不稳定的情况下迅速导致了1989年总体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央银行通过窗口指导对利率重新进行了管制。1991年，韩国再次宣布利率市场化，开始采用阶段式和渐进式的利率改革。1991年，作为金融第一圈的银行金融机构10%的存、贷款利率，作为金融第二圈的非银行金融机构45%的存款利率和25%的贷款利率实现了市场化；1993年到1994年，这个比例逐渐扩大，银行30%的存款利率和75%的贷款利率，非银行金融机构65%的存款利率和全部贷款利率于1994年底实现了市场化。1994年到1997年，韩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

我国利率市场化渐进改革模式的必然性

上面介绍的几个国家，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模式看，美国、日本和韩国采取的都是渐进式的改革模式，而德国和马来西亚则选择了激进式改革的道路。为什么这些国家会选择不同的改革方式？其原因不言而喻，是跟这些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迥异的客观外部条件分不开的。我们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走激进式改革道路的国家，一般来说，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初，就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制度基础，其中主要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发达的金融市场、独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和市场化的微观主体等等。如果这些外部条件不具备而贸然实行激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它们很可能也会像阿根廷、智利、乌拉圭、菲律宾和土耳其等国家一样，陷入尴尬的境地。而其他选择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国家在这些制度基础上恰恰是不完全具备，像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经济滞胀，日本传统的低效的监管体制和80年代的泡沫经济，还有韩国大型企业集团的垄断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此它们必须在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首先解决这些外部条件方面的问题，为利率市场化提供所需的制度基础。反观我国，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我国在货币市场、监管体制和市场微观主体（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等方面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一、货币市场不发达。我国货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拆借市场、国债回购市场和票据市场彼此分割，交易品种单一，规模太小等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统一货币市场利率的形成，削弱了中央银行对利率间接调控的力度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以及国有企业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严重依赖等情况造成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信用观念淡薄和对市场利率不敏感。

三、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利率风险管理的经验，金融创新能力不足。

四、传统的监管体制无法适应利率市场化后的高强度规范化的金融监管。

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短期之内实现利率市场化是不现实的，操之过急很可能会造成对我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负面冲击。而如何在渐进的改革过程中顺利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成为了改革成败的关键。

从渐进式改革的一般步骤看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虽然由于历史、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走了不同的道路，但通过比较和分析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与渐进改革模式有关的规律性的东西。从大体上来说，说些国家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都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绝对的，有的国家可能只经历过其中一个到两个阶段，也可能把两个以上阶段的改革内容相互穿插，同时进行。

第一阶段，利率市场化的先期配套改革——完善利率市场化所需的各项外部条件。这些先期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消除信贷市场上的价格歧视和配给制度、鼓励货币市场的发展以及放开货币市场的价格限制等等。日本和韩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我国在这个阶段的改革也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主要包括1996年同业拆借市场和1997年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建立和货币市场利率的放开，1997年对各种优惠贷款利率条目的整理、合并和政策性业务的单列，以及1998年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和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等等。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地看到在市场微观主体、货币市场和监管机制这几个方面我国还存在严重的缺陷，还必须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持之以恒地做好这些先期配套改革，为利率市场化目标的完全实现提供制度基础。

第二阶段，通过将利率水平提高到市场均衡状态来缓解利率管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行利率上限的国家一般通过逐步提高利率上限的方法来实现这种管制利率向市场利率的回归。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R.I.）和爱德华·肖（Shaw，E.S.）在他们著名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奠基性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书中，论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他们认为，金融抑制主要源于政府为了实现其支持重点部门建设、减少国有部门赤字和负担等政策目标人为压低利率的行为，而且这种对利率的人为压低在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年份甚至可以到达负利率的程度。金融抑制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二元化的金融结构和金融领域的寻租行为等问题的产生，进而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因此，对于经过长期管制实际利率为负值的国家，应该实行金融深化，恢复正的利率，以吸引储蓄和充分发挥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功能。另外，世界银行阿兰·盖尔伯和弗来的研究结论也都表明，正的实际利率跟经济增长之间有着严格的正向相关关系。经过1979年～1995年连续9次调高存贷款利率和1988年、1993年的储蓄保值，再加上1996年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成功降低了通货膨胀率，我国实际利率已经变为了正值，这个阶段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

第三阶段，按照利率弹性的原则，分期分批地放开各种利率管制。渐进式改革的优势就体现在这个阶段，它不是一下子把所有管制利率全部放开，实行休克疗法，而是对利率弹性大小各异的各种产品区别对待，有计划地按照先放开利率弹性较低的产品，等到时机成熟再放开利率弹性较高的产品的顺序一步一步放开，并最终达到利率完全市场化的目标。这种改革方式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利率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各种产品的利率弹性在不同的国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一般来说，在间接融资的规模大于直接融资，银行信贷仍然是工商企业资金主要来源的国家，货币市场的利率弹性相对于信贷市场就会比较小；在其他投资渠道不畅和金融产品不够丰富的情况下，存款利率的弹性相对贷款利率就会比较小；从利率的期限结构来说，长期利率相对于短期利率会比较稳定和缺乏弹性。因此，在我国进行这一阶段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按照利率弹性的原则，应该先货币市场，后信贷市场；先长期利率，后短期利率；先存款利率，后贷款利率。当然就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孰先孰后的问题上，这里所讲的原则跟我们国家的政策相冲突。我国政府之所以没有放开存款利率，其主要原因是怕存款利率放开后导致银行业恶性竞争，高息揽存。但从我国外币存款利率放开和香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来看，这种危险可以通过由银行业公会等行业自律机构协调统一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利率等措施加以避免。

市场化改革范文篇8

七次利率政策调整,为我国利率体系改革积累了不少经验,这在当前宏观经济稳定、金融市场初具规模、人们对利率波动敏感性和预期心理不断增强的形势下,无疑已使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因此,探讨和研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现实发展的迫切要求。但是,现行利率管理体制中利率改革的基础条件、传导机制与外部环境尚不完备,直接影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实施。

一是目前我国利率管理体制较为单一,利率弹性较低,影响了利率政策效应的传导与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它的传导机制一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而非经济手段。首先,我国对利率目标的确定和调整具有相当程度的短期性,只重利率调节利益分配、减轻企业负担等财政化作用,忽视了利率对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市场传导作用(如储蓄———投资———消费的转化)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次,中央银行制定各项法定利率,各金融机构只有遵照执行,而其自行确定利率标准的自主权很小,金融机构经营风险与收益不成正比,很难形成市场化的利率及其政策效应。

二是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及其重要组成部分尚不完善。首先,从国外利率市场化的发展经验看,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中,利率(资金的价格)主要取决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水平。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虽已建立,但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基准利率,发展中还需进一步完善。其次,我国国债发行市场化程度不高,国债利率未发挥带动作用。另外,目前我国各种金融市场之间还处于相互分割状态,各个金融市场之间的利率关联度各不相同,因而中央银行以金融市场为调控对象的货币政策实施效应不理想。

三是作为资金需求方———企业,尚未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求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管理机制不规范,企业行为未完全市场化,预算软约束,对利率(尤其是贷款利率)信号反应不敏感,加之部分企业信用观念淡薄,“三角债”严重,经济合同和信贷约束淡化,使利率的约束性几乎丧失。

四是作为资金供给方———银行,商业化改革也并不到位。经营观念上的转变不够彻底,内部管理制度还有待健全。尤其是商业银行经营本身讲求的就是“三性”原则,可现阶段银行对信贷风险的认识程度、防范能力及处理手段等方面尚存在诸多亟需提高的问题;对获利的保障和保护能力也不足,对贷款定价水平与质量衡量标准不定,对完全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金融腐败行为也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控制手段。

由于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会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因此,根据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目前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快企业(包括商业银行)的改革,尽快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从而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基础和外部环境。只要企业产权明晰,经营机制健全,就能减少企业在资金运用上的风险性,往往在借款时企业就会更多顾及因利率变化而引起的经营风险以及自身的实际偿还能力,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和债权人———银行的利益;这也将有助于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一定程度上强化银行信贷风险,增强其经营积极性和开拓性,从而使全社会的信用程度均得到提高,这才能为利率市场化的全面改革提供前提条件与基本保障。

二、积极创造实施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促进市场利率体系的形成和完善。首先要大力推进货币市场的发展,促进整个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基准性利率的形成。市场化的利率信号是在货币市场上形成的,发展货币市场有利于使这一信号能够准确地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变化,形成可靠的基准性利率,以此为导向,及时调整贷款利率,最终放开存款利率,才能真正实行基准利率引导下的市场利率体系。发展货币市场,其重点应是尽快完善同业拆借市场业务。在货币市场的各个子市场中拆借市场的利率最能及时体现资金供求变动状况,对整个货币市场的利率结构具有导向性,因而发展拆借市场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建设,规范证券市场的运作,推动我国国债一、二级市场发展。利率市场化的一个有效环节是增加市场上交易品种,使社会金融资产多元化,并加强各个市场之间的联系,以国债为基础的回购交易所形成的利率将是市场利率的主导性指标之一。第三,要进一步加大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力度,适时调整存款准备金利率,促进银行参与市场交易的积极性,防止资金沉淀,刺激资金流向市场,由此形成一个完善的利率市场化体系。

市场化改革范文篇9

改革开放为振兴中华找到了正确道路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历史上,汉唐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曾影响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只是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和国内的腐朽统治而落伍。自*年以来,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成为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共同愿望。整个20世纪,中国人民都在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正反经验,以民为本创新,找到了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这就是改革开放,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迅速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30年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变化之大,举世瞩目。实践证明,实施市场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是由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决定的。市场经济是亿万人自主参加生产、直接参与交换、自由选择消费方式的经济,在改革的各个阶段,人民从解决近期利益出发,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进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没有现成模式可以照搬,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可以说,在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制度化,是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前进的基本范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辆“车”,不可能靠少数人闭门来造,只有党群一心才能造出来。

市场经济在带来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原则冲击着传统道德,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大流动,工业化带来了环境问题,体制转轨也导致社会保障制度急待健全,以及利益群体的社会分化,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出现了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争论。有人认为,问题全是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市场化改革会剥夺工农群众的利益,造就为富不仁阶层。这种观点显然过于偏激。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要提高社会财富,使全体人民过上好生活。改革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全面地解决好民生问题,但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我想,大家应该达成一个共识:承认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具体来讲,就是要保护人民的利益,防止少数人把全民的财产化为己有,反对把权力转化为资本,防止把市场经济变成权力经济,要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能够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面对发展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充满了协调与统筹的思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思想保障。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统筹解决各种矛盾使经济健康发展的纲领性指导方针,也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伟大指南。经济发展中提出的种种问题,根本的解决就是要靠统筹改进制度,靠改革开放来保证。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发展观是振兴中华正确道路的延伸。

为社会主义理论增加了崭新的内容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创举。18世纪及19世纪初期,工业化发展很快,但资本对劳动处于优越的不平等地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为反对剥削和保护劳工利益,产生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主义思想家。此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证据。但正如西方学者形容的,以公平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大船,方向明确,但动力不足;资本主义这只旧船,虽然方向不明,动力却比较足。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后,人们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超过了社会主义国家。此时,社会主义要继续前进,就需要改革,需要有新的思想武器。

当中国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很多人表示怀疑。一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曾明确表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死路一条。这种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必须承认,在多年的宣传中,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市场经济确实被公式化了,对此必须有新的解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她不仅来自理想主义,也来自现实生活;不仅来自中国近代历史的社会选择,也来自对当代社会的比较研究。我们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改革了传统的只讲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我们运用近百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丰富了社会主义;我们运用社会主义对劳动者的关心,对集体意识的重视,对公平的追求,对社会福利的强调,改革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古典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能与“社会主义”联姻,是因为我们要的社会主义不是那种只讲集权、不讲分散,只讲计划、不讲市场,只讲生产、不讲消费,只讲精神、不讲物质,只讲阶级、不讲全民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成果为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时代精神和丰富内涵,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大潮为市场经济带来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飞跃。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双向改造,即现代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造,现代社会主义对古典市场经济的改造,我们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经济基础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代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的社会主义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现代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已促成了多种形式公有制新基础的形成,即劳动者获得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财产权利,在自主劳动的基础上自愿而非强迫的产销联合;也促成了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传承,即坚持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平等竞争,国民待遇,反对行政性垄断等。市场经济发展得越充分,就越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

为转型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改革和发展模式

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时曾说过:“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从目前不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改革实践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正逐渐成为一种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并被越来越多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接受.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事实上,国内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是存在争议的。一种普遍的理解是认为渐进式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特征。难道问题只如此简单吗?我以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具有众多基本特征,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特色和模式,主要有: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以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为战略,以渐进与激进结合而渐进为主为步伐,以破旧与立新动态磨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同时进行为方式,以价格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为关键,且以从农村和沿海起步为突破点,等等。

特别要提到的一个特征是,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一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再围绕这个主线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渐次建立商品市场、要素市场,逐步建立起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1994年开始,着手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大力推进了财税、金融、价格管理、外汇管理、政府机构等方面的改革,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宏观调控体制框架。

这种改革模式与东亚发展模式有相同之处。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奇迹》调研报告总结东亚国家发展的共同经验,提出了几条值得人们研究的规律:一是政府高质量与集权倾向,二是强有力的经济官僚,三是倾听技术精英和私营部门领袖的意见。不论是否承认东亚模式,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市场化,确是东亚发展较快的几个国家与地区曾有过或正存在的重要特征。在经济起飞阶段,政治上及经济决策上是集权的,政府在经济起飞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表现在宏观管理和调控上的干预程度是相对大的、强的。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并不是否认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它只是认为,已有过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所涉及的一些方面展开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必须的。但在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的地方,我们都看到了加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力度的重要性。解放思想,深化和完善市场化改革,必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步前进。

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了贡献

和谐是个了不起的观念,提出和谐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战略。世界和谐的基础是各国自身的和谐。中国主张和谐世界,首先是从构建国内和谐社会开始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不断适应发展着的生产力,并互相促进,才谈得上社会和谐。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生产力有了大发展,已创造了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但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还是一个重大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天,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政府管理体制和方式负有缓解这些社会矛盾的责任。“和谐社会”的提出,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和谐就是要关注社会公平,让各个社会群体都能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和谐社会”既关心和支持困难群体,也鼓励投资和发展;既在法律框架内保护工人利益,也要让资本所有者有信心、有动力继续投资扩大生产;既主张“为富要仁”,同时鼓励“处贫思变”,达致“贫富和谐”;既主张人尽其力、财尽其用,又主张适度调控收入差距,实现致富帮贫。“和谐”是处理矛盾的一种思路,利益均衡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市场化改革范文篇10

所谓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政府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的政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优先目标；与此同时，又利用私营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具体而言，指政府通过政治过程作出决策，确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然后以市场机制为杠杆，通过多种方式调动私营部门、非营利部门等组织的参与，在竞争中完成公共服务的供给。目的是在政府部门不放弃公共政策制定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挖掘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从本质上来说，公共服务市场化反映了公共服务供给领域政府职能的退缩和市场价值的回归。它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是为了解决官僚腐败及政府垄断下的公共服务供给低效率等问题而引入市场的竞争机制，来提高供给效率及行政效率。

西方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践

（一）私有化

把原有属于国有的公司或公用事业通过产权转移、拍卖、赠送、发行股票等形式转给私营企业所有或经营。英国是西方国家中实行私有化改革起步最早最突出的国家。在撒切尔首相上台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改革。1998年撒切尔政府表示私有化无禁区，把电力、供水、天然气等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梅杰执政以后，又把私有化领域继续扩大，邮政、铁路、运输等部门的私有化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可以说，英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示范性效应为各国私有化改革树立了典范。受英国的影响，西方国家随即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私有化改革浪潮。

（二）合同出租

合同出租亦称合同承包、竞争招标，是西方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最重要的形式，其主要内容是政府将原先垄断的公共产品的生产权与提供权向私营公司、非营利组织等机构进行转让。政府确定某种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然后对外向私营部门、非营利部门招标承包，中标的承包商与政府签订供给合同，承包商在合同许可的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并按合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在此过程中的主要责任就是确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监督承包合同的执行。在合同订立之前，公共服务的确定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机制起主导作用。合同订立之后，公共服务的提供就进入了经济过程，市场机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承包公共服务生产的组织在合同许可的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摆脱了原先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下的各种限制。政府对承包商的合同管理代替了原先对行政组织的等级控制。

（三）公私合作

即建立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合同出租，与合同出租不同的是，政府不需要出资购买私营部门提供的服务，而是以政府特许或其他形式吸引中标的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或提供某项公共服务并允许承包商有投资收益权。公私合作可以发挥公私两种部门在管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各自目标中寻求共识，彼此合作，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达到既能借社会资源提高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又凭借价格机制显示真实需求。

（四）用者付费制

通过付费，把价格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中来，按“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消费者在使用政府提供的服务时必须向政府支付赖以收回成本的费用。与合同出租模式下政府出资购买由第三方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不同的是，在用者付费模式下，服务的生产者一般是政府，享受服务的消费者直接向政府购买服务。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公用事业、垃圾收集、废水和污水处理、娱乐设施、公园、保健服务、特殊事项上的警察服务、楼房检查、住宅区服务等领域，广泛推行用者付费制。

（五）补贴制度

为了鼓励可收费物品和个人物品的消费，政府实施补贴制度。它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补助，是政府给予生产者的补贴。补助降低了特定物品对符合资格要求的消费者的价格，他们可以向市场上那些接受补贴的生产者购买更多物品。在补助安排下，生产者是营利的或者是非营利的组织，政府和消费者是共同的安排者，政府选择特定的生产者提供补助，消费者选择特定的生产者购买物品，政府和消费者都向生产者支付费用政府对相关行业的补助，是因为这些行业的服务能使公众普遍受益，适当的补助能减轻这些行业的运营成本，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公众对这些物品的购买能力。另一种是凭单，就是政府部门给予有资格消费某种服务的个体发放优惠券，有资格接受凭单的个体在政府指定的公共服务供给组织中“消费”其手中的凭单，然后政府用现金兑换各组织接收的凭单。实行凭单制的公共服务供给与消费模式是公共服务生产组织为争取消费者手中持有的资源而竞争，这种竞争是在市场过程中进行的政府对消费者个体做出反应，公共服务生产组织同样对消费者个体做出反应，消费者个体的选择引发了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而这部分代替了政府对这些组织的监督，这正是市场化制度安排代替政治化制度安排的优势所在。

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成效

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变了政府对公共服务“大包大揽”的局面，可从容配置行政资源，有利于政府缓解财政压力。政府直接从社会提取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市场调动资源的能力相对比较强，公共服务市场化扩大了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资源及技术力量，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这样一来政府既施展了“掌舵”作用，又充分利用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势。

有利于改进行政管理和精简政府机构。公共服务市场化使具体的“划桨”交给市场，政府在于“掌舵”，有效调整和优化了政府职能,微观的工作交给市场去做。如英国的“执行局”，美国的“法定机构”，政府可以撤销从事这些业务的常设机构，精简了政府机构规模，同时也提高了行政效率。 

有利于扩大民主参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能够充分考虑消费者的需求，以公众的需求为中心，公众通过直接参与或者是通过协商、公决等形式影响公共决策，这样不仅能推进民主化，而且能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市场化后权力的适当下放，不仅减轻了政府的沉重负担，也有利于社会自治进程的发展以及“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建立，促进政府和社会发展。

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启示

（一）市场化的制度设计

市场化方案的实施要求在宏观上应把公共服务市场化作为政府行政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好市场化的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由所有制形式多元化所产生的消费主体多元化和需求多元化的要求，这就必须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因此，要根据公共物品的性质，做好市场化的制度设计，对于纯粹的公共服务，如国防、外交、政策、环境等直接由政府提供和生产，而对于混合的公共物品，如市政设施、后勤服务、供应系统等则可交由民营部门、非政府部门来承担，同时探索多元市场化的形式，如市政服务领域采用合同出租，道路、桥梁建设实行公私合作方式，部分国企实行民营化，水、电、燃气供应系统实施使用者付费制度等，从而有效改善公共服务。

（二）有限的市场化

市场化方案中政府在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退出，决不意味着政府可以脱离公共服务供给。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转交的是服务项目的提供，而不是服务责任的移交”。市场化方案只适用于纯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混合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因此，公共服务市场化不是全盘私有化而是有限的市场化。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纯公共物品，如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都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如果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可以市场化的话，那么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就无从谈起了。

（三）协调各方利益体

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协调各方面利益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能够较好地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虽己初露端倪，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发达国家也有相当一段距离。即便如此这一过程仍然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政府管理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法规，不仅可以对市场运行的过程和结果施加影响，以达到利于公众的目的，而且可以防止垄断权力的滥用，促使市场运行更加有效率。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协调各方面利益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四）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

要大力培育第三部门，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第三部门又称非政府组织或中介组织。成熟、发达的第三部门是政府转变公共服务职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这是因为，公共服务成本高、利润少，一般企业不愿承担，而第三部门的公益特性使其具有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公共服务职能的能力和动力。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十分注重发展非政府组织，这类组织的数量在英法等国相当于政府机构的2/3或3/4，他们有效的分担了政府原有的公共服务职能，协助和参与了政府的公共服务项目。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第三部门虽然数量不少，但仍存在着政社不分、经费不足、能力不强、法制缺陷等问题，不能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迫切要求。因此，我国应对第三部门进行重新定位，大力发展新的非政府组织或中介组织，从而形成功能完备、行为规范的组织体系。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化并非是最优选择。在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过程中，态度一定要谨慎，考虑一定要周密。既充分利用市场的积极功能，又要最大限度地限制和克服市场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关系，明确角色定位，更好的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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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艳，马宁.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国际经验及启示[J].贵州社会科学，2006（2）

3.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