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范文10篇

市场化范文篇1

《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民主政治、法制建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规范了政府的行政行为，扩大了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份额，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依法行政的进程，为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市场化运作有利于防止政府职能的越位

据有关资料表明，审改以前，在我国由政府配置的社会资源占整个社会资源的70%以上。职能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和审批权力太多、太集中、太具体，给权力“寻租”以可乘之机。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究其根源是因为权力与利益是一对孪生姐妹，一些权力部门通过设定人为的“障碍”，以审批为手段，以收费为目的，而由于没有充分的市场化，使政府下属的事业单位、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成为了收费的工具，有人戏称其为“二政府”，这种现状的存在，损坏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形象，败坏了党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市场化运作有利于杜绝政府的越权行为，将政府不该管的和可以由中介机构代为管理的事项从政府的职能中分离出去，将这些项目从审批改为市场化运作，政府由市场管理的角色转换为社会监督的角色，由收费转换为服务，这一转换是市场化的需要，由于这一转换，从源头上把住了权力的越位，使权力与利益实现了有效分离，扼制了政府越权行为的发生。

二、市场化运作有利于防止政府职能的错位和缺位

长期以来，政府许多职能部门间的权责不清，在事权划分上存在着重复、交叉等错位状态和部门间互相推诿扯皮，有些业主找不到主管部门的政府职能缺位现象。表现为在审批中对无关利益的事项你推我，我推你，有利益的事项则层层设卡，常常发生“公章旅行”的事件，让当事人感到十分的无奈，有的当事人为了达到尽快办成事的目的，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请客送礼，这种体制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温床”。市场化运作有利于防止政府职能的错位和缺位，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了部门的联审。是一种依托产权交易中心、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政府采购中心以及招标投标管理中心将一切适于市场化运作的事项都集中到一起，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运作的全新模式，政府只起到一个监督和管理的作用，从一个运动员的角色变成了裁判员，政府的职能部门形成合理的权力结构，使各种权力之间既相互配合，又彼此制约；既注意提高效率，又通过层级监督及内外分权等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保证了权力公正行使。市场化无疑在政府的公共权力与公民的利益之间找到合理的分界点，并通过法律加以限定，使政府的权力不错位、不缺位。

三、市场化运作有利于从源头上扼制腐败行为

市场化运作究其特点有三性：一是制度性。国务院相继出台了《行政许可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等有关市场化运作的相关法律法规，各地政府也相应制定了公开竞标必须遵循的原则。如市区环保原则、市区景观效果原则、市场取向原则、法律规章程序的原则、市民认可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等等，使市场化运作有法可依，市发改委还根据近年来我市招标投标工作出现的问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招标投标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具体翔实的改进办法。二是公开性。首先通过召开各种形式的招商推介会，在报刊、网站上刊登公告和信息，争取社会各界同行的最广泛的参与；其次是招投标操作过程的公开和透明，采取专家论证、社会听证、集体决策等多种形式，制定起拍价，提高测算工作的准确性和民主化程度；再次是将招投标结果公示，公布竞标前三名候选人，在经公示后无投诉和争议的情况下最后确定中标人，并做好政务公开。三是时效性。规定了刊登信息的时间不得少于20天，自中标通知发出后一个月内必须签订工程合同书。四是科学性。成立专家库，随机抽取有关专家，对项目进行科学公正的评定，组织力量对标的进行统一规划并办理相关手续，有的要进行前期运作（如收储闲置土地），邀请相关单位对设计方案进行认证。五是效益性。市场化的运作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政府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据笔者了解，今年在武夷山召开的第八届国际旅游投资洽谈会土地专场拍卖会共推出8个县市的12幅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成交11幅，土地总面积138709平方米，成交地价款14936万元（平均每平方米地价为1077元），比拍卖底价8991万元，超出5945万元，涨幅为66%，其中单位土地地价最高的为政和县的第11宗地，达到每平方米4071元。另据市建设工程交易管理中心对今年1—5月份公开挂牌交易的**市妇幼保健院门诊综合大楼工程等20个招标项目统计表明，最高优惠率为邵三高速公路**段绿化工程，达到74.48%，今年1-5月的招标项目平均优惠率达到39.27%；据国土资源局对上半年我市矿业权挂牌出让情况统计，出让项目19个，收取价款504.72万元，超过前三年的总和。这些实例，体现了市场化运作创造的经济效益是显著的。由于具备了这些特性，使市场化运作有了客观、公正、规范、效率、效益的保障。实践证明，市场化运作是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好机制，好方法。此举不仅规范了政府行为，也激活了市场，使开发企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防止了暗箱操作、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而且为企业的发展赢得了时间，缩短了建设周期，也为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从源头上扼制了腐败行为的发生，是一件使政府和开发商双赢的好事。

四、我市市场化运作的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一）、现状分析

市场化运作，有利于盘活国家公用资产，拓宽城乡融资渠道，服务城乡经济建设，是经营资产的新内容，也是运用市场机制替代行政职能分配生产要素的新尝试，我市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1、宣传力度不够，群众真正知道和理解的不多。市场配置资源实质上是按社会有效劳动和生产要素来分配利益，同时也是从利益主体一元化变为利益主体多元化，由于市场法制不健全、经济行为不规范、改革不配套和某些政策导向的偏差和混乱，使利益关系的矛盾变得十分复杂，这就必然使人民内部由于利益关系所产生的矛盾凸现出来，而且各种矛盾又都折射为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如当时浦城公交在施行客运线路公开招标后，公司部分职工到市政府集体上访，要求“市领导主持公道，还以合法权益”。

2、有的部门观念滞后，存在思想认识问题。从调查中了解到，某些部门的领导，思想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总是强调各种理由，抱住“摇钱树”不肯放，明改暗不改，实质上是迷恋手中的权力，为了部门利益，不顾改革大局。

3、法治不健全，运作过程不够规范。一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具体立法滞后，导致有的管理部门行为缺乏法律规范，少数项目业主逃避招标、虚假招标，不按照法定程序开标、评标和定标；另一方面，社会投资主体的经营行为缺乏法律指导，有的投标人串通投标，以弄虚作假和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中标，在中标后又擅自转包和违法分包；二是信息渠道不畅，新闻、社会听政、民意调查的范围和力度不够；三是标的定价、会址选择、技术勘察、招标程序及后续监管等缺乏统一的规范性标准。

（二）对策建议

1、加强领导，创新观念。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一种有限权力政府，政府和市场构成二元社会结构，凡是市场和社会可以自行调节与自我管理的，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就要加快改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逐渐减少政府的作用范围，让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市场能做好的就交给市场去做，市场做不好的，看其他社会中介组织能不能做，都做不好的事情，再由政府去做。但政府也不是一放了之，要成立工作联席会，部门间加强分工和合作，做好有关法律法规培训工作，出台有关招标投标、政府采购重大事项的综合性政策，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

2、加强监督，提高透明度。要加强对招标投标活动各方主体的监管。其中包括对业主招标投标行为，对招标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对施工企业、勘察、设计、监理单位以及执业人员的监管，建立业主、施工企业、勘察、设计、监理单位和招标机构的不良行为公示制度。通过疏通和扩大社会信息渠道，加强社会沟通，增加社会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使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社会管理，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市场，对于重大社会问题的处理决策，也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使决策能够得到各界群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扩大群众的参政度。

3、加强立法，培植市场。一是加强市场立法，制订市场交易规则。要组织力量根据各行各业的市场化运作不同情况和特点，制订相应的规范的配套法律、法规，建立招标方案的核准、、候选人公示、备案及统计“五项制度”，使主管部门和投资主体在统一的市场规则、条例和秩序下进行竞争；二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市场交易主体。打破地区界限。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形成开放、平等、竞争、公平交易、辐射全国的经济区域局面，加强信息和沟通，使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多元化；三是大力发展中介组织和服务机构，完善企业和市场服务体系。把那些属于应该由社会中介机构和服务机构承担的职责从审批职能中分离出去，建立市场交易服务事务所，做到人职分离，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部门不与所属机构搞“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由政府制订中介组织的法则，如经纪活动管理规定等。

市场化范文篇2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总体评析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深化质的标志，是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是利率定价机制的深刻转变，而且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利率市场化首先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步实现利率定价机制由政府或货币当局管制向市场决定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利率体制和利率决定机制变迁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化，整个利率体系由借贷双方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的比例越来越多，由政府或货币当局直接干预的成分越来越小。从范围过程来看，即是从部分利率市场化向全部利率市场化过渡的过程；从程度过程来看，即是从较低程度的利率市场化向较高程度的利率市场化转变的过程；从阶段过程来看，完整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包括利率市场化准备、利率市场化进展和利率市场化成熟三个阶段。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利率市场化从时间上观察，在短期内利率可能会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但从长期来看，其变动由市场货币供求决定。同时，利率市场化又是一种状态，是一种金融生态的可持续状态，在理论上是指利率能否灵敏地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其衡量标志主要是金融机构有没有确定利率的自主权；作为其阶段性目标，利率调整频度以及浮动幅度，也是衡量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指标，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资金及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经济的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利率市场化作为一项既涉及金融体制改革，又涵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改革，中国经济特定的体制背景和金融环境决定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长期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利率市场化的长期性是指始于1978年的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直至1996年6月，才真正揭开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第一幕，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直至2000年9月21日，才迈出具有真正实质性的第一步，实现外币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到目前为止才基本走到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最后攻坚和破解阶段，这不仅与激进式改革相差甚远，与中国经济其它领域的渐进改革比较，利率体制改革也是滞后的。利率市场化的多样性是指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模式、体系内涵、程度范围、次序安排等是层多面广、不一而同的，既有利率市场化内涵的多样化，包括利率决定的市场化、利率传导的市场化和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也有利率市场化体系的多样化，包括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市场化、银行间利率市场化和债券利率市场化，只有以上部分均得以实现市场化，才是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的复杂性是指衍生于融资活动的利率制度与金融产权制度、金融市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错综交杂，相伴相随，无论是对宏观经济社会，还是对银行、企业和个人，都将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由于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相符合的金融产权制度约束的弱化、金融市场机制及结构的不完善、中国企业和银行的不完全市场化、金融救援机制的不健全等障碍的存在，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利率市场化未来的改革增添了变数和难度。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评析

从1978年起，我国开始了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随之进行。利率体制改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在逐步深化，根据利率走势和利率改革内容，可将我国利率改革分为前期的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改革利率生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等三个阶段。在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阶段（1978年—1993年）：经过近15年的改革，基本改变了负利率和零利差的现象，偏低的利率水平逐步得到纠正，利率期限档次和种类得到合理设定，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银行部门的利益逐步得到重视。在改革利率生成机制阶段（1993年—1996年）：利率改革主要任务是不断通过扩大利率浮动范围，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促使利率水平在调整市场行为中发挥作用，以逐步建立一个有效宏观调控的利率管理体制。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水平和结构是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确定利率水平和结构的参照系，中央银行主要是根据社会平均利润率、资金供求状况、通货膨胀率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世界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确定基准利率，利率逐渐被作为调节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成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杠杆。但在此期间，我国的利率管理权限仍然是高度集中的。在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阶段（1996年—至今）：从1996年开始，中央银行才在利率市场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根本性的尝试和探索，推出一些新的举措，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由中央银行引导市场利率的新型体制，实现利率管理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同业拆借利率、贴现率与再贴现率、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利率、国债发行利率、3000万元以上和期限在5年以上的保险公司存款利率、外币贷款利率、300万元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以上外币定期存款利率先后得以放开，开展了利率衍生工具试点，银行间市场利率基本实现市场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增强和深化。尽管部分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还远未结束。其主要表现特征如下：

（一）社会资金配置的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1.以基准利率为核心的利率体系正逐步形成。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利率体系已出现两个变化：一个是基准利率种类越来越少，如存贷款利率种类得到简化，大部分优惠贷款利率被取消，外币利率管理的币种减少，并正在朝最终保留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方向前进；另一个是各金融交易主体实际执行市场化利率越来越多，过去单一性地执行基准利率的时代已被执行以基准利率为核心上下浮动的利率体系时代所取代。中央银行通过基准利率的变动，在短暂的时间内对货币市场利率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产生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对中央银行利率的变动做出快速反应，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则对中央银行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做出充分的响应。从实际情况来看，商业银行对存贷款利率执行浮动制度越来越多，其利率水平基本围绕着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这一轴心而变动；其他各种金融产品的利率水平也受一个时期内平均基准利率的影响，并充分反映长期资金供求关系和各种心理预期，一个以央行基准利率为核心、以市场利率为主导的多层次利率体系正逐步形成。

2.部分领域资金定价初步实现市场化。近年来，国家尝试将一些资金置于市场中，通过市场机制来确定其价格，在部分领域实现了资金定价的市场化。从市场来看，包括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贴现、再贴现市场等在内的货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已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从区域来看，在农村先行试行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从产品来看，国债、金融债券等非存款金融工具的市场利率已基本实行放开，大额外币利率初步实现了市场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管制已经放松到“存款利率只管住上限，贷款利率只管制下限”的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基本得以实现。就市场化程度而言，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存款利率，外币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本币利率，农村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城市利率，大额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小额利率，长期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短期利率，随着企业、居民金融意识的提高和商业银行经营机制改革的推进，利率的全面市场化目标距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到目前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只剩下少数关键步骤，已经到了厚积薄发的攻坚阶段，但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道路还依旧漫长，促使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仍将是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

（二）利率市场化的实际程度落后于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

尽管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是各类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互相流动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利率的微观机制还是不完善的，价格机制、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性和存款利率的强管制性，导致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实际程度要落后于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其主要表现为：

1.操作层面上的利率市场化程度落后于制度层面的利率市场化。制度层面的利率市场化是指根据制度框架设计利率可以按照价值规律自发调节高低；操作层面的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具备利用利率自主对各类资金合理定价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层面的利率市场化是具有象征意义和法律意义的市场化，操作层面的利率能否实现市场化才是利率能否真正市场化的关键。从我国利率体系的现实情况来看，现在除了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以外，其他各类利率基本是可以浮动的。也就是说，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利率体系的“市场化”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新兴加转轨”的经济体系，经济结构中非市场化成分较多。对各商业银行来说，长期以来，利率只是计算利息的指标，并没有被真正作为资金价格来控制成本和风险，利率的功能并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银行也没有根据经济形势和市场风险调整利率的能力，在操作层面上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是比较低的。

2.中央银行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调节作用和导向引力小。首先，调整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起不到调整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基准利率政策的同时也就是调整货币供应量。准确地说，在这些国家中，存在基准利率水平与货币供应总量反向变动的联系。在中国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利率的变动并不意味着流动性的相反变动，主要基准利率和货币供应两者之间不具备显著的关联效应。其次，现行的利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有权管理和制定包含基准利率在内的几乎所有银行利率，如存贷款利率水平、种类和期限档次等，“只缘身在此山中”，因而中央银行利率作为基准利率很难起到导向和调节作用。第三，再贷款利率调整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很小。因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财政贴息为前提的再贷款在全部再贷款余额中占比高达54%，剩余不到一半比例的再贷款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因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而享受准备金低利率优惠，故对再贷款利率的调整几乎没有弹性，再贷款利率的影响面越来越小。第四，再贴现利率因再贴现量规模较小，而难以担当起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功能。第五，货币市场利率对中央银行利率形成的贡献度不大，同业拆借利率和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弱。

3.利率浮动定价机制执行缺乏现实基础。金融机构普遍未建立或使用贷款利率定价模型，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利率管理办法，利率管理机制僵硬，大部分商业银行分行以下没有设置专门的利率管理机构，利率管理人员大多是兼职，利率管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文件的上传下达、报表上报等日常事务上，有的业务人员素质较低，对浮动利率定价机制的形成、具体浮动利率标准的确定及资金成本的测算等相关业务知识知之甚少，无法掌握具有相对难度的浮动贷款利率政策，执行起来就存在严重的偏差。也就是说，所谓的利率管制已基本取消，只是假象，缺乏现实基础。例如，金融机构没有形成合理的贷款浮动利率定价机制，要么“浮而不动”，要么操作手法简单、“一浮到顶”。同时，国有商业银行的浮动利率定价机制和贷款浮动利率水平总体上由各自总行制定，层层上报审批增加了贷款决策的成本、延长了资金流动周期，也影响了基层行工作的积极性。

4.利率的风险结构和水平不尽合理。现在的利率结构和水平没能反映预期投资回报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例如，享有国家信用的“金边债券”——国债的实际利率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没有体现“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的匹配原则，中长期的存贷款利率的差异程度不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的风险程度和水平。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模式评析

从世界范围内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来看，主要有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两种不同模式，一国选择何种改革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要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而定。根据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分步进行的主要特点，可以判定我国推进实施的改革模式是渐进式改革模式。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选择实施渐进模式是适宜的

众所周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式选择与模式确定至关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成功与失败。从总体而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选择实施渐进模式是正确和适宜的，也是符合我国经济金融现状的，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的是渐进性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整个经济市场取向改革的组成部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采取渐进方式，从实际效果看，改革是成功的。故而，利率市场化改革方式应当与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第二，从国外利率市场化的过程来看，尽管有部分发达国家采取的是激进的方式进行，这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比较成熟、金融监管比较有效、各种法规相对完备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条件在我国还不具备和完善。同时，当今世界各国再也不会象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盲目的开放和放松管制，而是更加注重利率市场化对一国经济所造成的风险，认真研究利率市场化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大多采取了渐进的和谨慎的做法。所以，简单效仿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方式是不可取的。第三，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利率市场化已成为金融改革的必然趋势，我们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裹步不前，也不能因为盲目而造成全面的金融风险，而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应开放策略和步骤。鉴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以及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够完善等实际情况，采取审慎态度推进利率市场化，是一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风险和维护改革成果的现实选择。例如，确立“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这一目标本身就反映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力求稳健的特点，充分考虑了我国金融机构自身约束力和市场机制约束力水平，以防止那些经营上出问题的金融机构通过高息揽存来掩盖现金流不足，从而严重扰乱存款市场秩序的风险，有助于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市场的稳定。第四，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阶段，经济和金融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这就决定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创造利率市场化条件的过程，必须渐进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急于求成必然适得其反。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维持渐进模式是必要的

利率市场化改革涉及到中国利率经营管理体制的制度化和市场化的内容。这一改革实质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模式下持续了10余年之久并仍然保持着改革的势头。由于这方面的改革对国内和国外经济金融因素的影响十分的敏感，其进程渐进渐续，其改革的内容主要有：利率体制的完善和制度化、利率市场化制度和配套制度的改进、利率衍生创新工具的逐一放开以及利率风险管理渠道的逐步拓宽等。因此，“利率市场化的每一小步，对20多年来的中国银行业改革来说都是一大步”。

尽管有部分国家采取激进式改革方式并获得了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发展中国家效法激进式改革方式的，鲜有成功。所以，效仿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方式是不可取的。也许有人认为，在渐进若干年后的当今，可以改以激进方式解决前一阶段渐进改革效率太低的问题。其实正是国家付出了金融资源低效率配置（产生了巨额的政策性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隐性改革成本才买来了中国的渐进改革，否则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将必然出现较明显的下滑，渐进改革将难以为继。若改渐进改革为激进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显性化，会在短期内导致GDP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由于国家绝对无法承担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时期内迅速显性化，因为这有可能直接导致民心不稳，社会矛盾激化，这不仅是政府肯定无法承受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维持渐进改革模式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现行的管制性存贷利率水平能使我国商业银行一般性地坐享300多个基点的利差收入，通过利率税，巧妙地实现了改革成本在空间上的现实摊配和时间上的实际置换。故此，继续维持渐进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其实是一个攒累实力，厚积薄发的过程；它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步消化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并在实施利率市场化的渐进过程中，根据实施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策略，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为利率市场化的最终实现创造理想条件。

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风险评析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次序安排具有双刃剑效应

利率市场化的实施步骤与次序安排是由各种利率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本身成熟程度来决定，它直接影响着改革进程的步伐和节奏，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1.利率市场化改革次序安排的正面效应。指的是在正确的改革次序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边放边看，边放边调，不但利率管制放得彻底，没有反复，而且放开后对国内经济运行冲击较小，过渡也较平稳，改革成功的把握性较大。例如美国是先存款利率，后贷款利率，最后扩展到所有利率的市场化；日本是先国债，后其他品种，先银行同业后银行与客户，先后期利率后短期利率，先大额交易，后小额交易；韩国是非银行机构的利率放开速度快于银行利率的放开速度，贷款利率的放开比存款利率的放开要快，合适的改革次序确保了改革的最终成功。

2.利率市场化改革次序安排的负面效应。(1)利率市场化渐进改革下的次序安排，造成了不同类别利率的市场化进程的不均衡性。由于改革的渐进安排，有正在市场化的利率，比如银行贷款利率、企业发债利率；有一部分已经市场化的利率，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大额外币贷款利率等；还有就是非市场化的利率，如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还有超额准备金利率等。不同类别利率的市场化进程的不均衡性，导致中国的利率政策对经济影响的部分非理性。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利率的调整通常是针对基准利率进行的。由于全部利率都是密切联系的，所以中央银行对基准利率所采取的行动将全面影响到全社会的各种利率。但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由于存在比较市场化、半市场化以及基本上没有市场化的领域，也由于中央银行手中掌握着诸种利率工具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中国不可能调整一项利率就能够达成整个利率体系都跟随着变化的结果。(2)利率市场化的渐进次序安排可能带来另一层面的金融效率损失或风险影响。例如，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采取先农村后城市的做法可能会加大农村金融风险，不能很好地贯彻和体现支持“三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在农村先行扩大后，可能导致有些农村金融机构（如信用社等）错误理解央行意图，在放贷过程中，没有综合考虑农户的信用状况、规模大小、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因素，一律执行“一浮到顶”的政策，极大加重了农民的利息负担。(3)利率市场化按照既定次序，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容易丧失市场商机，丢失加速扩大改革成果的可能性。(4)利率市场化渐进改革下的次序安排，容易给人以“且进就进”的感觉，易导致创新的惰性。

（二）利率市场化渐进式改革可能存在路径依赖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由于重大利益调整措施的后置性及改革所具有的再分配性质，权力介入市场领域，寻租活动普遍存在，既得利益呈现刚性，使得改革难以进入实质性的存量利益调整阶段，并有可能滑入错误的路径依赖。其特征如下：

1.动力逐显不足。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前期收益巨大使人们对其他改革方案存在排斥心理，尤其是我国渐进式改革前期属于“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和“卡尔多改进”(Kaldorimprovement)①，人们的总体利益得到改善；从总体看，经济仍在增长，社会局面保持稳定，因而政府及货币当局可以不急于进行旧体制的深入改革，从而导致动力惰性，倾向于维持既有改革，而不愿支持激进的改革方案。

2.阻力或有增大。我国利率市场化渐进式改革内在的优势恰恰有一部分是造成不良路径依赖的根源，如渐进改革所强调的改革次序安排，其实类同于“试验推广”的做法，它依赖于国家政府或货币当局对利率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强制性和行政性的隔离与割裂，在不同经济部门或领域造成了竞争机会和市场环境的不平等性，割裂了市场机制的整体性，导致不同经济部门或领域的发展与改革的不均衡性；同时，局部的改革方式使宏观环境的改革相对滞后，运行不好，改革可能进入僵滞状态。

3.持续创新不够。渐进式改革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增量改革和新体制成分的增长，而新体制创造出来的收入增量，可以用来对旧体制进行“补贴”，从而延缓了矛盾的充分暴露。如商业银行作为现行利率体制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资金积累和供给的主要通道，中国90%以上的融资来自于它们，但商业银行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却没有冲动，因为现行的管制性存贷利率水平可保证中资银行坐享300多个基点的利差收入，这迟缓了银行经营机制等方面存矛盾的暴露，也导致它们缺乏足够的创新精神。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其他金融体制改革

利率市场化是发展现代货币政策工具的前提。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金融制度和手段的改革与创新，是金融货币政策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国金融改革一些关键举措都或多或少受制于利率市场化，特别是金融机构和银行的微观制度创新要想取得重大突破，必须经受利率市场化的撞击，仅靠股份制改革是远远不够的，银行风险定价机制和现代经营管理机制的建立更是别无他途。同样，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市场化条件下健全的货币和利率政策工具。而管制利率因为不是反映市场供求的均衡利率，必然限制市场化条件下货币和利率政策工具的发育及有效作用。

如同中国的经济体制发轫于价格改革一样，利率的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和其他体制性因素一起，正在推动中国金融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利率的经济杠杆功能重新得到了承认和重视，尤其是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发展呈现了加速态势，中国的金融相关率快速上升，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快速推进时期，部分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是利率对投资等经济要素的刺激作用依然有限，利率还不是刺激或紧缩全社会投资的有力杠杆，利率仍处在政府的管制之下，不能够真正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远没结束，国内有人将利率市场化改革称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后一座堡垒”，利率机制在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中还没有发挥其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其他方面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和加速推进，如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已现端倪，严格分业经营的做法在实践中已经开始被突破，出现了在集团控股下分设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模式，特别是几家商业银行已经设立了基金公司，保险资金按一定比例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汇率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资本项目的管制逐渐放松；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加速推进；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业务得到恢复和扩大等等。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于整体金融发展形势，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迟滞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瓶颈”，深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

五、结语

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产业走向市场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是国民经济运行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来的基本标志之一。我国金融业正经历着利率市场化的微观消化过程，许多矛盾和扭曲正在影响着这一改革的质量和下一步抉择。我国金融体制的既有框架容纳了现行的我国的利率体系、利率政策和利率水平决定机制，也决定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所必然经历的路径以及所能达到的最终效果，而利率制度的效率则最终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创造条件、沿渐进路径从边际调整中有序推进、尽早防范后利率市场化问题无疑是利率体制改革目前最为重要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三项工作。

市场化范文篇3

1988年平安保险公司成立以前，车险的条款费率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自己制定。2001年10月1日，保监会以广东省为试点拉开了车险费率市场化的序幕。在局部的试点过程中，费率市场化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2003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新的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车险条款和费率由各保险公司自主开发和厘定，原统颁条款(包括使用统颁条款费率打折的产品)即日起废止。但在全面市场化的推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问题。

2006年，进行了新一轮的车险条款费率改革，并在同一年推出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这一轮的条款费率改革主要是由保险行业协会统一制定基本险条款和费率，将基本险条款分为A、B、C三款，并厘定相应的费率，各家保险公司只能从这三款条款费率中进行选择并执行，但附加险的条款费率还是由各家保险公司自己制定。2007年，保险行业协会对常见的附加险条款费率也进行了统颁，保监会出台了“限折令”，规定各家保险公司出具的车险保单最低折扣不能低于七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费率的统一性。

2007年8月，平安保险公司根据其建立了多年的电话直销平台积累的直销业务，经过保监会的批准率先推出了电话直销费率，费率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费率市场化对于有一定的业务规模、市场网点覆盖较广、在市场上运行比较成熟的经营主体显现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二、车险费率市场化的意义

（一）实行车险费率市场化的最大受益方是被保险人

实行统一费率致使保险费率居高不下，保险企业在高费率、高成本、高手续费、低利润的情况下经营，这既有损于保险客户的利益，又不利于保险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保险客户与保险公司双输的局面。而车险费率实行市场化势必带来保险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尤其是直接的价格竞争，车险总体费率水平势必呈下降趋势，被保险人将是最大的受益方，即现在被中间环节收取的手续费将会留在被保险人的口袋里，如在广东搞车险试点改革时，深圳保险市场的状况也印证了这一点。深圳车均保费由2001年第一季度末的6683元下降到2002年同期的4070元，下降了39%。

（二）实行车险费率市场化能够促进车险产品的多元化

费率放开后，各保险企业将会意识到良好的服务、差异化的保险产品直接关系到公司业务的发展，并对稳定客户起着重要的作用。各家保险公司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制订条款，根据车辆风险、驾驶员信息、市场状况、行驶地域、安全记录等条件确定费率，即车险条款费率从原来的只考虑随车因素，转变到不仅考虑从车因素,还要考虑从人因素和地域因素等。因而更加具有个性化、更加符合客户自身需求的保险产品将在市场竞争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客户因此有了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各保险企业可以根据各自的目标市场推出有特色的服务方案，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品创新，服务创新都是势在必行的，各保险企业也会顺应市场的需求成立专门的部门进行产品开发和服务更新的工作。

（三）实行车险费率市场化能够促进车险市场的进一步规范

在统颁费率情况下，全国车险条款都是相互复制的产品，基本没有区别，保险企业的竞争只能集中在价格竞争中，各保险企业变相地降低价格，这种竞争慢慢演变成高手续费、高返还、高退费等变相降低费率标准的无序、恶性竞争，为了赢得市场，尤其是一些小公司，违规操作屡见不鲜。费率市场化将引导市场的竞争从价格竞争向产品和服务方面转移，使保险企业的违规行为得到一定的缓解。

三、车险费率市场化条件尚未完全成熟

车险市场发展到今天，应该说费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但是，市场主体不断增多，市场行为不规范，市场不成熟，相应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等情况仍存在。所以，实行车险费率市场化的条件仍不完全具备。

（一）市场主体不成熟

根据2006中国保险市场年报中显示,截止2006年年底,全国共有非寿险公司38家，其中中资公司25家，外资公司13家，大型非寿险公司继续占据非寿险市场的大部分市场份额。中国人保、太平洋财险、平安财险和中华联合保险占领市场份额共计76.8%。其中，中国人保占有的市场份额为45.1%，市场集中度仍然很高。在实行了车险费率市场化后，车险的利润空间缩小，占有大市场份额的老公司可利用市场先入者的优势，在维持原有车险业务的同时，开展新业务，挖掘新市场以攫取高利润回报。但新进入保险市场的公司由于受技术、人力资源和资金实力的限制，没有建立起广阔的服务覆盖网络，缺乏产品的开发和服务创新能力,尚没有能力进入新产品市场，费率市场化后，车险市场已经转向理性发展，各公司纷纷推出了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面对这样的市场局面，新公司该何去何从呢？

另一方面新公司由于成立时间较晚，没有积累数据，费率厘定缺乏经营数据的支持。特别是长时间的统颁费率，保险公司缺少专业的精算技术和专门的机构。此种情况下进行费率市场化，会带来新一轮的恶性竞争。只有使市场经营主体企业制度健全，才能使保险市场得以有序发展，保险费率市场化才能顺利地实施。

（二）中介市场不规范影响费率市场化进程

在我国，因为消费者对车险所知不多，保险企业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车险送到每位购车人眼前，车商又大多可以提供买车、上牌、办保险等的一条龙服务，消费者逐渐习惯于由汽车经销商代办保险。但汽车经销商在很大程度上要赚取高额保费的高费，因此使车险费率居高不下。对客户来说，汽车经销商不但负责办保险，还负责帮助修理车辆，为了稳定客户来源，汽车经销商经常会在“赔与不赔”或“可修可不修”的情况下偏向客户，这无疑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增加了理赔成本。这些情况也同样出现在部分修理厂，更有甚者，部分修理厂制作假案以骗取保险赔款。中介市场的不规范为费率市场化设置了障碍。（三）监管制度不完善

车险费率市场化要求保险监管模式为以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为重心的监管模式，而目前我国的监管模式是对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与偿付能力并重监管的模式。车险费率实行市场化加大了监管部门对费率厘订、差异化条款、差异化费率，恶性竞争，理赔服务等的监管难度，因此，保险监管部门应为费率市场化做足准备工作，要求各保险公司将最近年度本公司的偿付能力情况进行测算，待市场成熟后，把偿付能力作为评价保险公司的重要指标，并且根据偿付能力状况对保险公司进行分类监管。从世界各国保险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多数国家在实施保险费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保险监管的核心已转为对偿付能力的监管。

（四）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财产保险精算制度

保险公司主要进行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保险公司的竞争力，而精算则是进行风险管理的基础。因此，各家保险公司要想提高管理水平，保持健康的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就需要切实提高自身的精算水平。以精算技术为平台，制订不同的费率，以便投保人根据自己所面临的风险选择真正需要的风险保障项目。

保险公司只有具备了足够的精算能力才能够厘定合理的费率，有效地管理风险。保险监管机构放开费率后，就必须监督保险公司厘定的费率是否充足合理，这同样需要精算提供保证。

（五）缺乏公众的支持与理解

车险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诸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下的保险市场正在经历一次市场化改革，费率市场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费率市场化问题需要社会公众正确的理解与支持，需要社会舆论正确的导向。对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对于我们将遇到的困难，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而不应在改革中对改革产生的暂时的负面作用夸大报道，打击改革的积极性。

从行业发展看，车险费率市场化是一种趋势。但我们同时必须认清现实的情况，不可盲目执行，依据各方面条件成熟的程度，逐步推进车险费率市场化的进程。没有完全成熟的条件与稳固的基础，车险费率完全市场化所产生的后果只能导致无序的恶性竞争。

四、对车险费率市场化的几点想法

（一）扩大直销业务的比例

保险公司现有的销售渠道主要以业务为主，即使通过业务员拓展的业务也是以业务为主。这造成保险公司销售渠道的单一，单一的销售渠道使得保险公司对人的依赖程度加大，无法掌握业务的主动权，对人的行为没有掌控权，所以保险企业应大力发展车险的直销方式。首先网上投保模式，被保险人可通过网上咨询并投保的方式直接购买保险，不须通过中间人。对被保险人来说，省去费，被保险人可以得到直接的优惠；对保险公司而言，也可直接与被保险人接触，拉进了与被保险人的距离。其次是电话直接预约投保模式，虽然电话直销有时会给被保险人造成反感，但此类业务确实能为被保险人带来实惠，为保险公司节约成本。第三是业务员直销方式，此种销售方式是指业务员直接与被保险人接触，当面为被保险人解答关于保险方面的知识，并为被保险人设计投保方案，为被保险人提供直接、全面的服务。不断地拓展营销渠道,扩大直销业务在业务总量中的比例,绕过鸿沟,才能为车险费率的真正市场化铺平道路。

（二）加强保险企业的内部建设

费率市场化是一个长期且漫长的过程，保险公司应制定长远的计划，从经营理念、人才与服务创新三方面下手，为费率市场化做好准备。首先，在统颁费率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无须参与费率的制定，企业经营的重点是保费规模的增长，市场份额的大小等问题，市场化后，保险企业的经营理念应有所改变，应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重心，摒弃只追求规模不注重效益的做法，逐步培养理性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人才的竞争是企业竞争的核心问题，应抓紧具有专业知识的精算人员，核保核赔人员和销售人员的引进与培养。市场化后各家保险公司根据市场供求关系、驾驶员赔付情况、车辆行驶地区、气侯环境等因素制订费率，精算人员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再次，保险公司卖给客户的是一张保险单，实际上卖给客户的是一种特殊的服务，没有差异化的服务，保险公司很难在市场上立足，很难得到客户的认可。服务创新尤其紧迫，保险公司应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市场目标提供不同的服务，只有这样，公司才会有品牌效应，让客户对保险公司有明显的印象。

（三）加强行业协会的技术指导和行规监管的功能

根据“大数法则”，单个保险公司所积累的车险业务数据很难真实、准确反映车险业务运营的基本状况，因此，应尽量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精算工作，将国内各保险公司的经营数据聚集起来，集合国内的全部技术力量，并成立专门的车险精算组织，为车险费率市场化创造科学的数据基础和技术基础。

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行业协会要逐步建立保险公司完善的业务数据统计、分析、披露制度，以实现市场数据资源的行业共享。这对经营历史短、业务规模小、车险业务历史数据积累少的公司显得尤为必要。

无限制的价格竞争，极大地威胁到保险企业的经营与生存，最终威胁到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行业内部应有严格自律制度，防止恶性竞争，保证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市场化范文篇4

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的过程。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如果市场竞争充分，则任何单一的经济主体都不可能成为利率的单方面制定者，而只能是利率的接受者。

利率市场化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一）金融交易主体享有利率决定权。金融活动不外乎是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的资金交易活动。金融交易主体应该有权对其资金交易的规模、价格、偿还期限、担保方式等具体条款进行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方式可能是面谈：L招标，也可能是资金供求双方在不同客户或者服务提供商之间反复权衡和选择。

（二）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应由市场自发选择。同任何商品交易一样，金融交易同样存在批发与零售的价格差别；与其不同的是，资金交易的价格还应该存在期限差别和风险差别。利率计划当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进行科学准确的测算。相反，金融交易的双方应该有权就某一项交易的具体数量(或称规模)、期限、风险及其具体利率水平达成协议，从而为整个金融市场合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利率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

（三）同业拆借利率或短期国债利率将成为市场利率的基本指针。从微观层面上看，市场利率比计划利率档次更多，结构更为复杂，市场利率水平只能根据一种或几种市场交易量大、为金融交易主体所普遍接受的利率来确定。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同业拆借利率或者长期国债利率是市场上交易量最大、信息披露最充分从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市场利率，它们将成为制定其他一切利率水平的基本标准，也是衡量市场利率水平涨跌的基本依据。

（四）政府(或中央银行)享有间接影响金融资产利率的权力。利率市场化并不是主张放弃政府的金融调控，正如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样。但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政府(或中央银行)对金融的调控只能依靠间接手段，例如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资金供求格局，从而间接影响利率水平；或者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影响商业银行资金成本，从而改变市场利率水平。在金融调控机制局部失灵的情况下，可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行为进行适当方式和程度的窗口指导，但这种手段不宜用得过多，以免干扰了金融市场本身的运行秩序。

二、利率市场化的动因

（一）利率市场化的最主要动因在于，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就在于，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资源的配置首先是通过资金的配置完成的。这就要求资金的价格商品化，由市场供求决定，使投融资主体根据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要求公开自由竞价，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利率管制。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竞争垄断模型来分析利率在管制和市场化情况下不同的福利效应。

完全竞争的借贷市场暗含着的前提条件是：第一,构成借方的诸多借款人是完全竞争的,构成贷方的诸多贷款人是完全竞争的,资金的借贷双方也是完全竞争的,因而,借款和贷款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左右借贷市场的价格,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第二,借贷双方都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借方或贷方,任何一方影响市场价格的变动另一方立即会做出有利于其边际效益的理性反映。第三,借贷双方对信息的占有是充分的。

（二）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率市场化动因。①加入WTO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国际化成为世界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也带动了国际贸易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业应进一步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接轨，而条件之一就是以利率和汇率为中心的金融商品价格形成市场化。②迎接网络经济的需要。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网络经济无疑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网络银行是银行业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一项创新。网络银行迅猛发展的一个原因在于它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由此带来服务的价格优势。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会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根据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目前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总体思路。根据实际情况，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总体思路可考虑为：

（一）放松对商业银行的利率管制与培育货币市场并举，提高货币市场上形成利率信号的导向作用，逐步形成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有管理的同业拆借利率，初步建立起以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为引导、以同业拆借利率为基础的利率体系。

（二）在放松商业银行不同货币利率管理中，应当先放松对外币利率的管制，后放松人民币利率的管制；对商业银行的不同业务品种，应当依据不同市场主体对于利率信号的敏感程度，遵循先批发、后零售的顺序，先放开贷款利率，后放开存款利率；对于存款利率，先放开大额存款利率，后放开小额存款利率。

（三）在放松贷款利率管制的进程中，及时扩大利率的浮动幅度，简化利率种类，逐步健全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并在国有银行完全商业化的基础上，使我国的金融业与国际接轨。

四、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政策的配合

当前，利率市场化的思路和方案已经基本明晰，当务之急是积极创造条件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防范和化解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蕴藏的各种风险。从目前看，推进利率市场化应当有以下政策的配合。

(一)加快进行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与制度创新，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特别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对投资效益、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的出资人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实现企业借贷行为的合理化。

(二)推进商业银行制度建设，强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加强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确保银行体系内的有序竞争。

（三）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尤其是货币市场，放宽中央银行对货币市场的限制，以便发现资金的市场价格，并以此作为中央银行进行利率政策操作的参照指标，依据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灵活进行调整。

（四）加大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保障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顺利进行。

（五）把握好利率市场化与金融业开放的关系。吸收东亚地区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教训，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时，一定要把握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节奏。

参考文献：

[1]李凤玲，《对利率市场化的浅析》,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市场化范文篇5

在改革的潮流面前，各国都结合本国实际，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符合本国在国际市场中战略定位的改革目标，并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措施，以保证目标的实现。英国电力富余，用电增长缓慢，对电力发展需求不大，电力改革是以私有化、引入竞争、降低电价为主要目标。将国有电力局分解成12个地区配电公司、3家发电公司和一家高压输电公司，以后逐步私有化，开放发电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输配电继续实行垄断经营，加强监管。对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则结合实际，对原有电力公司进行功能性分离。

美国的电力企业以私营为主，电力改革目标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打破垄断、降低电价。大企业用户是推动改革的原动力。美国电力工业以州管理为主，联邦能源委员会只提出厂网分开、发电引入竞争机制的要求，具体改革方案由各州结合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改革模式多样化，有PJM电网的成功经验，也有加州失败的教训。

欧盟也只是对各国电力改革提出原则要求，改革模式、进度由各国结合本国国情自行确定。法国的电力改革是在欧盟指令的框架内，以保持整体实力和竞争优势，扩大在欧盟内市场占有率为目标。因此，法国电力公司仍然是国有化公司，保持一体化的体制，只是在功能上将发、输电业务分开，以满足欧盟指令的要求。这是以电价的低廉和用户满意为基础的，也是法国政府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保存实力、向外扩张的思想体现。

日本的电力改革虽然也以自由化为目标，但坚持谨慎原则，在保证有稳定的投资，有可靠的电力供应前提下，进行自由化改革。这是适合日本资源依赖进口、九大区域电网之间不存在资源优化配置的特点的。

各国在改革中一般都以现有电网管理体制为基础，提出改革方案，并采用渐进的改革方法，从改革到基本完成一般都要十年左右时间。

电力改革要实现多重目标的平衡

实施电力改革、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改革有多重目标，而且相互之间有矛盾。这些目标包括：

---用户希望低电价、高服务质量和安全稳定供电。

---股东希望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

---电力公司希望公司获得发展和采用新技术。

---员工希望工作有保障和高工资。

---政府希望实施全国性的能源政策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电力发展方针。

---环境保护组织希望减少污染。

---监管者希望能够通过竞争实现最优选择，通过监管实现价值最大化。

---燃料供应商希望保护其市场和投资。

电力改革必须使上述目标相互平衡，要实现这种平衡，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电力发展的不同水平，确立改革的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

不同发展阶段的电力市场，改革的着眼点和目标不同

根据各国的经验，成熟的电力市场的标志是：电价水平一般反映了成本和投资回报率；用电客户有较高的电价承受能力；有限的用电需求增长；有限的筹措资金的需求。

而发展中电力市场的标志是：在电价方面交叉补贴现象较为普遍；用电客户对电价上调的承受能力有限；对建设和扩充电力设施所需的资本具有很大的要求。

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电力市场，改革的焦点和首要目标是不同的。对于成熟的电力市场，改革的焦点是降低电价，改革的首要目标是：降低电价，提高效率，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而充足的发电容量，基础设施扩建和升级，吸引投资成为改革的次要目标。

对于发展中的电力市场，改革的焦点是电力设施的扩建，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吸引电力投资，建设充足的发电容量，基础设施扩建和升级，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而降低电价，提高效率和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则成为改革的次要目标。

电力市场化改革要具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

电力的市场化改革除需要有正确的、适合市场经济规则和电力工业特点的指导思想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包括：

---系统必须有足够的规模（容量）：系统中要有若干的竞争主体，而且每一主体都能达到其经济规模。

---系统要有充足的备用容量：这既是市场化改革的原因之一（追求系统的价值最大化），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保证改革期间的安全稳定供电）。

---要有高质量的输配电网络系统。

---要有与市场化改革相配套的电力法和完备的基于激励机制的监管法规。

---要有健全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输电配电过网费的计算原则和办法。

---要有切合实际的长期电力规划（每年滚动编制一次），并明确组织实施规划的责任主体及办法。

---要有保证发、输、配电设施发展的措施办法。

---要明确系统运营机构负责发、输、配电间运行调度工作，确保系统运行安全。建立完善的电力市场运营规则，明确现货市场和长期、中期、短期合同的关系及管理办法。

---改革过程中原有电厂沉淀成本（因执行国家能源政策致使造价较高，缺乏竞争力）处理办法。

---新能源及再生能源（风力发电、水电等）发电补偿办法。

---要有成熟的信息技术系统支持。

---要有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实现灵活的进入退出。

周密设计改革方案，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

电力市场化改革方案的设计包括：一、电力立法。审查现有的电力立法、准备立法咨询文件、起草修改后的电力法、通过修订的新电力法。二、经济财务分析。建立详细的经济模型，资产（企业）价值评估，准备过渡期合同，制定输配电价格。三、批发市场设计。制定系统安全标准，建立电力库定价，期货市场定价和对冲市场，检验电力库规则，建立信息技术系统和结算系统。四、形成具体监管法规。界定监管的范围，起草监管法规，通过监管法规，正式组建监管机构。在经济和财务分析方面要做更详细的设计：要检讨国际电力改革的经验教训；建立批发市场／电力系统模型；完成电力各环节的财务模型；建立供电价格对用户经济影响模型，包括设计市场和产业结构；确立和处理过渡期主要问题，包括补贴、沉淀资产、各环节收入的重新调整、过渡性的供电协议、新投资的需求；对电价结构和监管法规的详细设计。

电力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会在一次改革后就停滞不前，技术的更新、市场的成熟及改革以前未察觉的问题，都需要对改革方案进行不断调整。在这个持续的演进过程中，可能要伴随着一些重大事项的发生，比如行业结构的重新调整、股份化改造、修改监管机制、大型公司交易（兼并、收购、重组），因此方案的不断调整是客观要求。英国改革12年后放弃电力库交易模式，今年起改用新电力交易规则（NETA）便是一例。

电价核定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虽然各国在电力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电价核定的原则有所不同，比如正处于发展中的电力市场，电价的核定原则要与改革的首要目标相一致，电价水平要使股东有较高的回报，吸引投资，加快电力建设；对于成熟的电力市场，电价的核定要有利于提高效率，让用户分享提高效率的成果。

但各国在电价核定中都能共同遵循一些基本原则。一是成本补偿原则。电价能够补偿合理的成本支出。二是合理报酬原则。电价能够让股东有合理回报。三是公平负担原则。用户负担的电价应是成本加利润，取消交叉补贴。

在正进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国家，竞争环节的电价，由市场决定；垄断环节的电价，由监管机构或政府核定并受监管。

定价原则是否正确，是影响电力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加州管死了销售电价，而放开发电批发电价，因供不应求，批发电价猛升，造成两个电网公司破产，发生了严重危机。

建立独立的、专业的电力行业监管机构

电力行业监管机构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是指独立于本行业的任何一家经营者，被充分授权监督产业政策的执行情况，例如制定或改变价格。

对电力行业有效的监管，要求监管机构对本行业具有详尽的专业知识：有能力获取详细和准确的行业信息，包括财务信息、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等；能克服监管者和市场经营者之间信息的不均衡性；能了解本行业中的变化，包括技术和竞争行为等；能吸引合格的职员。

基于上述要求，一家独立的、专业的电力行业监管机构，比多头分散的行业监管结构更可取。为确保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履行职责，要有明确和清晰的法令法规；要有开放和透明的监管程序；要有由所有本行业经营者参与的监管程序；监管机构负责人的任职期限要固定；要有完善的申诉机制。

（二）：我们不该向国外学什么

今日刊发系列专题文章《世界电力市场化改革对我们的启示》之二——《我们不该向国外学什么？》。文章结合世界各国电力改革的教训，回答了如下问题：怎样认识英国的电力私有化模式；怎样看待加州电力危机的教训；谁来负责电力供需的总体平衡；怎样看待西欧的电力市场重组和整合趋向；怎样认识电力商品的两个市场、两种合同；怎样正确对待环保政策的要求。

这次调查中，正碰上了三件对电力市场化影响较大的事件。一是美国加州的电力危机；二是法国在3月23日～24日欧盟首脑会议上否决了欧盟进一步加快开放电力市场的安排；三是英国3月27日起取消了强制性电力库，实行双边合同主导的新交易规则。这三件事既引起了正在推行电力市场化国家的关注，也引起了未推行电力市场化国家的关注。特别是加州电力危机的教训，震动了许多国家。

西方流传一句名言，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市场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一个设计错误的方案，自己不能纠正自己。我们正着手进一步深化电力改革，不是更应该仔细地分析和冷静考虑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吗？

怎样认识英国的电力私有化模式

这场电力改革首先发生在英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1979年保守党人撒切尔夫人赢得大选，认为“英国经济最大的两个问题是垄断的国有化企业和垄断的工会”。1982年马岛战争胜利。1983年大选连任。19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失败。预备已久的撒切尔夫人“私有化方案”诞生。进行了一系列国有行业的私有化改革，从北海石油、港口、机场、电讯、煤气到宇航、钢铁、煤炭、供水都私有化，最后把规模最大的电力工业私有化。

从分解英国电力公司（CEGB）为16个公司（12个地区输电公司、3个发电公司、一个高压输电公司）开始，16个公司分别大规模上市，外资大量进入并重组，发展到目前进行纵向整合，重新设定新的电力交易规则（NETA），前后经历了11个年头，从私有化模式到管制的不断加强，改革政策仍在不断地调整之中。

可以说，英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从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电力向私有化转变的不归之路。尽管在具体操作模式和加强监管等方面探索了许多新的做法，但是，对于这种私有化模式，不仅不同的发达国家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发展中的中国，对关系国家重要命脉的电力行业，究竟采用什么模式，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怎样看待加州电力危机的教训

加州电力危机的教训，各界都有不同的分析。但有一条是一致的，就是加州没有处理好市场开放和发展的关系。美国FERC两位专家在1993年考察了英国电力私有化以后，将英国的做法移植到美国，积极提倡电力进一步放松管制，实行自由化。

加州在电力危机发生之前，一直是推进改革的典型，但三年以后，碰到了加州新经济高速增长所引起的电力需求和供应不足之间的尖锐矛盾。正如前文所述，成熟与发展的两种电力市场，改革关注的焦点不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电力资源还是相当短缺的。电力改革的目标不完全是为了降低电价，改革要尽量有利于电力发展，要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更多的足够的电力。不能改来改去改成了缺电，又回到加州轮流停电，又回到中国20年前长期电力危机的年代。

谁来负责电力供需的总体平衡

在加州发生电力危机期间，我们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场危机的法律责任由谁来负？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政府通过经济管制对电力行业实施控制，法律规定供电公司对供电区域内的用户有不间断供电的义务和责任。现在电力行业发、输、配、售各个环节破碎化以后，显然哪一个环节都不能负责了，因此出现了电力公司向法院上诉，要求赔偿的状况，而不是政府上诉要求电力公司进行赔偿。

我们先后请教了各国有关的监管机构、电力公司、律师协会和专家，请教了当初参与设计英国和加州改革模式的专家，都认为电力各个环节已无法执行过去的法令，监管机构是政策执行者，不能负责。政府认为它只负责宏观调控，平衡出了问题应当由市场负责，缺电了市场应当响应，增加供电，建设电厂。当市场没有反应或者不响应如何办？看来只能是美国政府和加州政府直接紧急干预，甚至出现了州政府出钱收购两大电力公司和电网的办法，出现了私有化——自由化——政府收购的逆向循环。

在一个电力有较大的富裕、增长速度极低的成熟电力市场中，短期内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但电力急剧增长，把原有的储备容量吃光以后，很快就会在负荷高峰期间爆发出电力危机。把一个完整的链条分割破碎以后，谁也不能负责，法律也来不及规定谁将对此负责。崇尚自由化改革的专家们相信，由于“政府失灵”，所以“市场万能”，市场能解决一切，但是当出现“市场失灵”时，社会将怎么办？

怎样看待西欧的电力市场重组和整合趋向

在英国不断将国有电力公司分解缩小并私有化的同时，出现了国际和欧洲大电力公司进入英国，兼并重组、强占地盘的趋向。而且不仅在英国，跨国之间也互相借市场开放的机会，大量地进行兼并重组活动。

我们去英国访问期间，德国E－ON全部收购了英国POWER－GEN公司资产。德国彭博社报道：“德国最大型公用公司E－ONAG&127;同意以153亿欧元现金收购英国第三大电力公司POWER－GEN，同时会承受该公司的71亿欧元债务，这次跨国收购将使E－ON成为全欧第二大电力公司。”“POWER－GEN&127;在英国有300万客户，在美国有100万客户。”“E－ON借这次收购涉足英国及美国市场。”“E－ON&127;在德国的最大对手早已收购电话、传媒和其他资产，去年同意收购THAMES水力公司，成为全球第二大水力公司。”

在比利时，我们访问了掌握比利时电力市场80％的比利时电力公司。这家公司五年前已被法国里昂水务集团的TRACTEBEL百分之百兼并，&127;成为法国公司的子公司。TRACTEBEL积极扩展业务，&127;已掌握发电机组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成为世界领先的大电力企业之一，欧洲第五大电力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发电商。

在法国，法电EDF在国内电力市场饱和以后，积极拓展国际市场。&127;现在法电在国内拥有3000万客户，在国外已扩展2000万客户，还在继续扩展中。在德国，EDF兼并了德国第三大电力公司ENBW。在英国，EDF从美国公司手中买下了伦敦电力公司，伦敦电力公司经过三年经营，又买了英国300万千瓦的发电厂，&127;掌握了伦敦市区300万客户，&127;并取得伦敦以外100万客户的供电权。EDF和法国政府签订的未来五年目标中，&127;要使集团50％的营业额来自法国境外业务收入和非电业务收入，把扩展国际市场特别是欧洲市场放在重要位置。

2000年十大国外发电投资商，其中第六家POWER－GEN已在2001年被德国E－ON兼并消失了。世界十大国外供电投资商，&127;已无一家英国公司的位置。欧洲十大发电商其中第九家已被德国兼并，第十家已被法国兼并。欧洲将主要是前五家电力公司的天下。英国自由化改革的设想，只有公开竞争，每家公司只能占领20％以下市场，才能公平。相反，国际市场的大企业还要做大做强，争夺市场，许多国家正在使国内公司合并成大公司，以争得一席之地。

英国彻底厂网分开的结果，是丧失了国内电力公司的市场，成为跨国电力公司的天下。总书记在今年5月8日在香港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上讲话中指出：“同时也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在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对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应该有充分的认识。电力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只有做大做强，才能抵御加入WTO后国际资本的冲击。

英国私有化改革的设想是厂网彻底分开、输配分开、用户自由选择供电商，将发电、输电、配电、售电各个环节分解。但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英国又重新出现了纵向整合的趋势。美林公司两位高级分析员介绍说：在欧盟，允许主导性电力公司存在。对单个主体国家来说，要保持竞争地位，每个国家要有一两个主体公司，这样才可以尽量稳定电价。法国人更认为最好让客户不要经历波动性电价。最近，欧洲最流行的将是纵向整合模式。英国也在往这方向走。

国际资本的兼并重组趋向和最近出现的纵向整合趋势，反映了国际资本的动向和竞争的结果，是大企业占优势，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认为破碎分割才能实现公平竞争，只不过是学者们的“纸上谈兵”而已。综观英国、美国的实践，难道我们还能把十年前设计的英国模式简单搬来用吗？

怎样认识电力商品的两个市场、两种合同

一般商品市场中存在零售和批发两个市场，即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即期市场和长期市场的差别，存在着现货交易、短期合同和长期合同的差别。当电力市场模式出现以后，尽管由于计算技术的先进性，一些繁杂的计价和竞价，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但究竟能有多大的规模，多大的量进行竞价，现货市场交易能搞成什么规模呢？

加州电力市场的设计者，为了保证竞争的公开性，防止发电商和零售商勾结，操纵市场，一律强制性进入现货市场，实践证明是失败了。加州排斥了长期合同，把庞大的电力市场处于即时的交易状态。如一天分成48个时段，每个时段不同价格，即时平衡。当电力处于高峰状态时，整个电力市场和电价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运转比较成功的美国东部PJM电网，现货交易量占15％。&127;我国竞价上网试点的经验也是在10％～15％左右。

试点的经验证明，电力市场是以一个长期市场为主导的市场，把电力看成一般商品一样，如同网上购物一样，任意选择，即时变化，是十分不切实际的经济学者的想法，完全不符合电力商品的特性。特别在供需不平衡时，需要新增的电力，是不可能呼之即来的，需要长期的平衡和长期的投资。

英国改革后十年将强制性电力库修改成以双边合同形式为主导的新交易规则，允许电力合同跨度从当天到几年以后，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对发展中高速成长的不成熟的电力市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如果没有国家能源政策的支持，如果没有电力的长期平衡，一个关系国家经济命脉运转的电力系统，将陷入何种不稳定状态是可想而知的。

怎样正确对待环保政策的要求

世界各国把环保政策都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京都议定书”已为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美国布什总统发表了否定“京都议定书”的谈话，引起了世界各国环保人士的指责。在美国加州，有十分激烈的环保主义者，要求不能把发电厂和送电线路放在自己的后院，使建设一个电厂和一条大的输电线路很难得到批准通过。造成了十年没有新的大电厂投入，十年没有建成大的输电线路。在原有的储备容量吃光以后，电力危机出现了。

最近十多年来，大量的用天然气发电代替石油和煤炭发电，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英国人承认他们是幸运的，十多年来由于丰富的北海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关闭了大量的烧煤电厂，改善了环境。美国加州也是发展了燃气电厂，但当天然气价格随着石油价格暴涨以后，又不得不限制建设燃气电厂。

中国也能这样做吗？我们要合理地利用天然气，合理地开发利用再生能源，但是不把我们能源的基石放在丰富的煤炭资源上，运用清洁煤和洁净燃烧技术，把分散的煤炭污染，集中到现代化大电厂集中烧煤，治理污染的基础上，是别无出路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清洁天然气，难道我们能制定立足于烧进口天然气的能源政策吗？

这场历时十多年的西方大力倡导的电力市场化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沉重的教训。直到今天，大多数国家都还在慎重对待，认为并没有到可以有结论的时候，情况还在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吸取可以为我们所用、适合国情的经验，也要抵制不切实际的做法，切不可盲目跟进，听信一些表面化的宣传，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慎重对待，切实探讨其中的利弊，这是我们这次调查的体会和肺腑之言。

（三）：把电力规律和市场原则结合起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人民生活都离不开电，对电力系统供电可靠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电的需求越来越大，电力工业必须快速增长，这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尤为重要。电力体制改革必须把电力工业的客观规律与市场原则结合起来，以确保电力工业的健康发展。

电力改革中必须紧密结合电力系统运行的两大特征

电力系统的主要物理规律是即时平衡和整体互动性。前者是指在庞大的互联电网中，电力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保持实时平衡，任何背离都将引起频率波动，导致设备破坏直至整个系统瓦解。后者是指电力系统中所有部分的复杂的相互影响，连接在一起的电厂、电网和用电器，可以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任何单一部件的变化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

电力系统的特点是产、供、销、用电同时完成，产品不能储藏。发电、输电、配电、供电在生产上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是电力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不同时间用电量变化很大，为了保证电力系统安全正常供电，必须连续不断地保持发、输、配、供电之间的平衡。为了适应用电负荷变化，在电力系统中要有必要的备用容量（一般约8％左右），输电网要留有适当的裕度。电力系统运营调度部门要随时监视系统运行情况，发生问题及时处理，以确保电力系统供电安全。保持电力系统在生产、发展中的整体一致性，是电力系统的客观规律，也是电力工业的一个主要特点。

必须考虑电网的电力潮流分配和传输容量的规律

电网中各输电线之间的电力潮流（输电容量）分配是根据物理学的克希霍夫定律确定的，输电线的传输容量是根据物理学欧姆定律、电磁感应定律确定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电力市场交易必须服从这些规律，根据上述规律确定电网各个环节允许的输电容量进行交易。有的国家在电力改革过程中发生电网拥堵现象，是由于设想的容量与电网允许通过的容量不一致。发生电网拥堵若是局部的、小范围的，一般比较容易解决。如果电网拥堵发生范围很广，线路较长，为解决拥堵而需要建设的送变电工程较多，投资较大，会影响电力交易的经济合理性。是解决电网拥堵，还是修改电力交易合同或改变电源布局更合理，这就需要作全面的经济分析论证。

设计改革方案时要考虑输电成本与输电距离

输电成本一般与输电距离成正比，有时甚至高些。远距离输电投资很大，成本也较高。如天生桥水电站到广东直流输电工程每千瓦时输电成本0.11元。阳城电厂至江苏淮阴输电成本也是0.1元/千瓦时左右，距离更远输电成本将更高，远距离输电不一定经济、有竞争力。因受输电能力和输电成本的限制，电力用户自由选择供电商只能在一定合理范围内进行。将来实现全国联网后，认为广东用户可从东北电网购电是不现实的。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厂网分开后可以在大电网内采用邮票法收取输电过网费，即不论发电厂与供电区之间距离远近，过网费相同｛过网费＝（输电总成本＋利润）/总输电量｝，使用户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全面不正确的。这样会严重扭曲不同电厂向用户供电的实际经济性。例如广西、云南、贵州电厂向广东供电，其实际输电成本相差很大，用统一标准收费是不合理的。邮票法比较方便，但只适用于供电范围不大的电网，远距离送电采用节点法（即不同输电距离收取不同的过网费）收费较为合理。

核电、油电、天然气发电在靠近用电中心地区建设比较经济合理。烧煤电厂则与煤的发热量有关，国内外的实践和研究说明，发热量低于12540千焦/千克的煤在坑口建厂向外输电比较经济，发热量高于20700千焦/千克的煤一般在用电中心附近建电厂综合成本低。因此除受环保、水源、出灰等建厂条件限制外，大部分火电厂建在靠近用电中心地区。这是经济性决定的，不能认为是地区壁垒造成的。各国电网之间交换电量的比率一般是不大的，1999年欧盟各国平均为8％，日本九大电网间为6.4％。

改革要确保发电、输电、配电之间协调一致

电力不能贮存，电力供应的系统性、随机性及高度可靠性，这是电力区别于其他商品的一个重要特点。电力行业的公用性要求电力系统供应安全、质优、价廉的电力。电力工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建设发电、输电、配电工程要有大量资金。一个地区内输电、配电网只能是一个，具有垄断性。发电、输电、配电之间必须保持协调配合一致和系统性，服从电网统一调度。协调配合不好会造成停电或重复建设。电力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必须进行规模经营才有竞争力。发展水电、核电，再生能源发电，洁净煤发电等，并不都具有竞争力，有的需要政策上的支持。

电力改革必须把市场原则和电力系统客观规律结合起来。电力市场交易只能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电力系统运营管理及发展规划，也要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作必要的调整。要在电力公司内部对发、输、配电作功能性分离，分开进行核算，确定输电、配电的过网费，为逐步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创造条件。

从本国实际出发确定合理的能源政策

电力工业是耗用一次能源最多的行业，发达国家占40％以上。各国都从能源供应的经济性、安全性出发，制定本国的发电能源政策。优先利用本国资源，进口能源则选择适合本国特点来源可靠的能源，注意能源品种及来源多样化，并根据能源市场供应情况及价格，及时调整能源结构。

英国石油、天然气、煤炭资源都很丰富，可以立足国内解决。过去以煤电、核电为主，天然气发电很少，不1％。90年代起廉价清洁的北海天然气大量供应，英国建了1800万千瓦天然气蒸汽联合循环电厂，用来替电成本高的燃煤电厂。英国1999年发电装机容量7530万千瓦，发电量3382.2亿千瓦时，发电构成为：核电占31％，煤电占39％，天然气发电占27％，其他占3％，形成煤电、核电、天然气发电并重的局面。受北海气田资源限制，今后英国天然气产量增加不多，预测2003年后将开始进口，且天然气价格不断升高。目前已暂停天然气发电项目的审批。

法国本国一次能源不多，主要依靠进口，从能源供应的安全性、经济性出发，坚持以发展核电为主的方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发电能源不受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发挥了核电国产化及规模经济效益，发电成本在欧洲各国中是较低的，除满足本国需要外还向国外出口。2000年法国电力公司装机10350万千瓦，其中核电占82％，水电占13％，火电占5％。出口电量770亿千瓦时，占16％。

日本大量从国外进口石油、天然气、煤炭用于发电，并积极发展核电。石油危机后停止建设烧油电站，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用于发电。1999年日本发电装机容量22429万千瓦，其中水电19.8％，火电59.9％，核电20.1％，地热0.2％。2000～2009年规划十年新增发电装机5263万千瓦，其中水电580万千瓦（11％），核电1263万千瓦（24％），煤电1984万千瓦（38％），天然气发电1206万千瓦（23％）。仍以核电、煤电，天然气发电为主。

美国能源资源丰富，主要立足国内，石油部分依靠进口，因环保主义者要求国内放慢发展核电，水电资源已基本开发利用，故新增发电装机主要是天然气及煤炭发电。90年代起转向重点发展天然气电厂，约占新增容量的65％。煤炭用于发电，较直接使用对环境有利，故美国80％以上的煤炭用于发电。美国1999年发电装机容量67781.1万千瓦，发电量37061.4亿千瓦时，其中水电3194.8亿千瓦时（8.6％），核电7282.5亿千瓦时（19.6％），煤电18843亿千瓦时（50.8％），油电1235.6亿千瓦时（3.3％），天然气5699.7亿千瓦时（15.4％），其他868.38亿千瓦时（0.23％）。

美国前能源部长史莱辛格认为加州能源危机教训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忽视了电力发展，造成缺电；其次是环保要求过高，限制在本州建设电厂；发电能源结构不合理，只发展天然气电厂，天然气价格上升4倍引起电价上升。

比利时电力公司专家认为只有发电结构合理的大公司，才能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站住脚。市场竞争须在执行国家能源政策的条件下进行，否则会给国家造成损失。

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强大、高效、有中国特色的电力工业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电力工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基础产业，国家必须进行控制。电力系统发、输、配、供电各环节在生产运营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发展中需要统一规划，协调配合，才能防止重复建设，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在经济上发电、输电、配电可分开进行核算，并在发电部分引入竞争。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电力工业的主题。今后10年西电东送，全国联网，开发西部地区大型骨干水电站和大型坑口火电站的任务很重。电力工业具有规模经济性，一个电源结构合理、经济实力雄厚、经营管理经验丰富、有大量人才的全国性电力公司，对推动电力工业改革和发展是必要的。

在我国发电市场已放开，并已初步形成多家办电竞争局面的情况下，要结合全国各电网的特点制定改革方案，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逐步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健全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使大用户有权选择供电商，同时提高服务质量。在改革中要注意解决好谁对各电网各省供电负责的问题。省公司在办电和保证供电方面有重要作用，要避免发生类似美国加州的电力危机。电力系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行业破碎化经营迟早会影响电力系统运营。因此，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是建设一个强大、高效、有中国特色的电力工业，而不是私有化和行业破碎化。

（四）中国电力改革的实践和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力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至1997年初步扭转了全国主要电网缺电的局面，大部分电网实现电力供需基本平衡。东北、川渝等少数电网由于用电增长速度低于预测水平较多，出现暂时富裕。

深化改革对电力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二十年来我们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有：变独家办电为多家办电；积极利用外资并欢迎外商投资办电；每千瓦时工业用电征收2分钱电力建设基金；新厂实行还本付息电价；实行“煤运加价”政策；实行“政企分开、联合电网、省为实体、统一调度，因地因网制宜”的办电管电方针。

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电力体制改革以加快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转变为目标，解决了连续二十多年的电力危机，形成了比较开放的电力市场和适合当时国情的电价机制，初步实现了电力工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从国家独家办电到多家办电，形成了多家竞争办电的格局

针对办电资金不够的情况，我国80年代初起实行集资办电、多家办电的方针。开始由地方政府出资，以后发展到组织地市企业、乡镇企业集资，利用煤代油资金，出售用电权集资，发行电力企业债券等多种方式办电。1984年国务院批准华东电网采取工业用电提价不超过两分钱的办法征收地方电力建设基金，1988年推广到全国，为地方办电建立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1985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明确集资电厂可以独立经营，与电网签订供电经济合同，也可委托电网代为经营管理。实行多种电价，独立经营的集资电厂，其售电价格允许浮动。大多数合资或非电力公司独资建设的电厂成立发电公司，形成了大批独立发电商。

为了解决发展所需资金、设备不足的困难，同时又积极利用世行、亚行、日本海外协力基金，政府出口信贷等贷款办电，鼓励外商来华独资、合资办电。1985年深圳与香港合和电力有限公司合资建设沙角电厂，用BOT方式经营管理，广东与香港合资建设经营大亚湾核电站，成立华能国际和新力等电力开发公司利用外资办电。以后许多外商纷纷到中国投资办电。

2000年全国3.19亿千瓦发电装机容量中，国家电力公司在中国发电市场份额已降至50％左右。在2000年新增发电容量2055万千瓦中，国家电力公司投资部分占58％。

无论从国内投资还是从外商投资办电情况来看，我国是发电市场比较开放的国家，也是独立发电商较多的国家。发电市场的开放程度远大于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国家。

从计划到市场转轨过程中引入多种经济成分

改革开放前电力工业全部是国有企业。1982年龙口电厂集资办电，开始引入集体所有制成分。1985年中外合资建设了沙角B厂及大亚湾核电站，引入了国外资本。90年代初上海申能和深圳能源公司等股票在国内上市，以后迅速发展到2000年已有上市公司40多家，吸引了大量国内投资。华能国际开发公司，大唐公司，新力公司等进行股份制改造后股票在纽约、香港上市，吸引了国外大量资金。上市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促进了电力工业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

1999年全国已有大中型中外合资电厂39个，总容量2700万千瓦，外商投资23亿美元。到国外上市的发电公司3家，总发电容量1953万千瓦，筹集资金16.5亿美元。在国内上市的发电公司37家，在国内资本市场上筹集了数百亿元资金。电力工业已逐步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况。以国家控股为主的股份制公司将是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实施适应多家办电的电价政策

198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允许新电厂实行还本付息电价，使新电厂能够还本付息并取得合理收益。同时，对中外合资电厂，按照国际惯例通过签订长期合同明确年供电量及上网电价，由电力公司收购后转售给用户，吸引了外商来华投资办电。

以后又陆续推出高峰低谷电价，丰水期枯水期电价，鼓励用户多用低谷电、丰水期电力，以减少电网调峰困难，降低电力成本。1988年对炼铝、铁合金等大用户实行优惠电价，在加强城乡电网改造的同时整顿农村电价，逐步做到城乡同价。1999年在浙江、山东等六个电网进行部分电量竞价上网的试点。

电价改革在解决缺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燃料、设备价格逐步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我国电价水平在世界上是比较低的。

在电价政策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主要是：没有出台规范的电价定价原则、计算办法、审批程序；对电厂造价没有限制，助长了建设中的铺张浪费，造价过高，使电价不合理升高，加重了用户负担；居民用电价格低于工业用电价格；农村电价过高；电力公司内部没有对电厂和电网成本分开计算，定价透明度不高。这些都需要在今后深化改革中解决。

从各地分散供电向全国联网发展

改革开放前，我国电网规模不大，初步形成了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等五个跨省电网及山东、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蒙西等十多个独立省网。不少省网还分别由几个独立的小电网供电。

改革开放后加强了电网建设，建成了一批500千伏骨干送变电工程，使各跨省电网的联系大大加强。1989年建成了葛洲坝至上海直流输电工程，加强了华东、华中电网间的联系。90年代初建成了供电范围包括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的南方电网。2000年我国形成了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南方、西北、川渝等7个跨省电网及山东、福建、海南三个省网及北疆、拉萨等电网。其中华东、南方、华北、东北电网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4000万千瓦，跻身世界大电网行列。

今后十年将在北部、中部、南方三大电网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国联网。在南方电网扩大西电东送容量的基础上，建设三峡向广东送电300万千瓦的直流输电工程，实现南方与中部电网联网。三峡水电站发电后，将向华中、川渝、华东送电，形成中部电网，福建联入华东电网。今年实现华北与东北联网，逐步实现华北与山东联网，建设西北向华北、山东的输电工程，形成北部电网。同时规划三大电网在南北方向上多点互联，2010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实现联网，成为总装机容量约5亿千瓦，仅次于北美、欧洲电网的世界第三大联合电网。

为加速开发利用西南的水电资源，2010年后将建成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及其他梯级水电站，送电华中、华东、两广；开发澜沧江小湾、糯扎渡等水电站送电广东，雅砻江锦屏等梯级水电站送电川渝、广东；黄河上游梯级水电站向华北送电等。全国联网将不断加强。

从政企不分到政企分开

1998年撤销电力部，由国家经贸委及各省经贸委负责政府管电职能。国家电力公司成为国务院直属企业，授权经营原电力部管理的国有资产。各省电力公司也不再履行省政府管电职能，为政企分开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国家电力公司成立以来，积极实施公司制改组、商业化运营、法制化管理，努力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取得了显著成绩：

坚持以战略总揽全局，推动公司化运作。及时提出和确立了建设“控股型、经营型、现代化、集团化管理的国际一流电力公司”的战略构想，公司整体实力明显增强，跻身世界企业500强。

坚持以发展为主题，推动电力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在结构调整中抓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推动结构调整，初步走出了一条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全国联网、“西电东送”，加大电网建设力度，实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推动两个根本性转变。坚持深化改革，认真贯彻“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电价，改善服务，促进发展”的改革思路，制定了“四步走”的改革战略。积极主动地实施政企分开、厂网分开和农电体制改革等各项重大改革。

坚持以强化管理为重点，推动公司效益持续增长。1997～2000年，在外部增支因素较多、部分地区电价不到位的情况下，主营业务年收入由2500亿元增长到3158亿元；累计实现利税1325亿元，其中利润366.4亿元，上缴税金1063亿元。多种产业年总收入由820亿元增长到1238亿元，累计实现利税395亿元，其中利润224亿元，上缴税金171亿元。

坚持“三严一表率”，推动公司系统员工素质不断提高，确保职工队伍稳定。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企、从严治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要做表率”的方针，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84％以上的单位被评为市地级以上文明单位，60％以上的单位被评为省部级文明单位。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推动电力行业作风的好转。把搞好优质服务作为电力企业的基本使命，全面推行规范化、现代化服务。严格执行电价政策，整顿电价秩序，通过城农网建设改造，城市电价平均降低0.05元/千瓦时以上，农村电价平均降低0.1元/千瓦时以上。全国无电县减少到4个，乡镇和行政村通电率提高到98％以上。

电力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发展

2000年全国发电量和发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水平仅为发达国家的10％～20％，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保持快速发展以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仍是电力工业的主要任务。

“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了经济年均增长7％的预期目标，据预测，2005年相应需要发电量18000亿千瓦时，年均增长5.65％，发电装机容量约4亿千瓦，年均增长4.6％。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发电量将达到23600亿千瓦时，发电装机容量约5.2亿千瓦。不仅在增长速度方面远远超过发达国家，而且在每年需要增加的发电量和发电装机容量，也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目前国外的电力体制改革都是在装机容量有富裕、用电增长缓慢（1％～2％）的发达国家进行。对发展需求不大的国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降低电价，改善服务。而在用电增长稍快（3％～3.5％）的美国加州电网由于忽视了发展，发生了电力危机。英国改革之初全国发电装机富裕20％以上，十年用电增长16.5％，年均增长仅1.5％，负荷增长不到1％。即使十年不新增发电装机，电力还有富裕。1987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为1亿千瓦，1995年3月达到2亿千瓦，2000年4月突破3亿千瓦，电力供需大体平衡，华北、华东等7个电网供需基本平衡，东北、华中等4个电网略有富裕，广东、浙江、河北南网等三个省网开始缺电，且人均用电水平很低，不到世界人均水平一半。

为了实现“十五”计划和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电力工业必须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今后十年发电量预测需要年均增长5％～6％，年均新增发电装机2000万千瓦左右。今后西电东送和全国联网任务十分繁重，电力系统需要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安排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建成后经营管理工作也很复杂。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目标与发达国家成熟的电力市场不同，应以促进发展为主要目标，同时逐步引入市场竞争，降低成本，改善服务。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要结合实际，逐步实现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健全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改善服务。要周密设计，完善立法，谨慎从事，分步实施。

市场化范文篇6

关键词FDI环保产业

1引言

我国的环保产业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突出和环保法规的不断完善，环保业进入较快发展。至今，我国环保业已初具规模。但是，从整体上看“局部改善，整体恶化”，刚过去的“十五”计划中环保任务未完成。2005年1月27日，评估世界各国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显示，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33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环保产业仍处于被动跟踪状态。在产值上，我国环保产业的总产值仅占GDP的2％，而发达国家为5％左右。在投资渠道上，政府为主体，民间和外资资本进入少。在技术发展上，缺乏系统的技术开发，基于国情的重大生态环境和关键技术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集成和环保成套设备不足。另外，缺乏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环保产品开发及环境技术认证制度，环境咨询服务体系落后，企业环保意识薄弱。

FDI（国际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3我国位居世界引进FDI东道国的第一位。在FDI的投资重点上，明显倾向于东部地区的第二产业，而且部分跨国公司把污染产业迁移到中国生产。随着我国加入WTO，FDI也面临着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倾向于吸引FDI向西部地区，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

2利用FDI推动环保产业的市场化的动因分析

2.1环保产业市场化的客观要求

我国的环保产业是政府主导的行政管理型产业，政府的高投资引起的财政负担和产业低效率，即资金和技术的压力是环保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十一五”期间我国在环保产业的预计投资需求为1.4万亿元，并且随着国家环境保护法规的不断完善，“谁污染、谁付费”的制度约束会促使企业的环保需求增强。我国众多中小企业面临技术改进成本过高等困难，因此，呼唤具有规模效益和技术优势的环保服务部门进入。

2.2FDI进入环保产业的有利因素

从FDI自身的进入意愿来看，环保产业的高盈利性正吸引着更多FDI进入。我国政府承诺，入世后将逐步将现有的环保产品关税税率从13.4％调低到2008年的6.9％，大大激起了外资投资中国环保市场的热情。作为21世纪朝阳产业的环保业将成为未来我国引进FDI的重要领域，我国在《关于积极发展环境保护产业的若干意见》已经把其作为鼓励外资进入的领域，仍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从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环保领域的发展差距来看，为FDI进入提供了有利条件。发达国家在绿色电力、绿色化工废物处理、环保汽车、绿色建材、生态农业、“3S”农业、卫星遥感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无土栽培等国内不能生产的污染治理设备都存在明显的技术优势，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已经在我国西部干旱地区发挥作用。

从环保产业的国际性分析，由于世界环境的不可割裂性，环保产业本身就是国际化的产业。中国已与27个国家签订了20多项环境合作协定或备忘录。在国际上，有关治理污染和生态建设的贷款很多。发达国家的优惠贷款、技术援助资金、无偿援助资金、国际金融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援助等都是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3利用FDI进行环保产业市场化的效应分析

3.1从技术转移和利用角度分析

从技术溢出角度看，引进FDI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目标是通过FDI进入的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发展本地企业进入环保产业，形成市场化的良性运转。一方面，FDI能够对本地企业产生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学习效应。通过FDI与本地企业的合资、合作，可以有效增强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本地企业的吸收技术能力将影响环保产业的最终发展，按照FDI的技术转移理论，当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比较高时，FDI进入能产生比较大的溢出效应，支持该产业的发展。形成本地技术进步——FDI引进——本地技术提高的良性循环。

环保产业作为高科技产业，技术是其最重要的市场要素，技术要素的市场流动是环保产业市场化的必要条件。应当积极建立环保技术的买方和卖方市场，向企业推销环保技术，发展环保营销。另外，一个健全的市场离不开中介服务机构，环保服务、咨询等中介机构是健全环保市场的重要媒介。中小企业污染占我国工业污染的80％，但是由于环保治理技术不高和成本过高而往往存在侥幸心理逃避环保任务，大企业也存在治理成本高、达标率低而对委托有需求。环保服务企业的规模效益，使企业与环保服务型企业形成污染治理的“委托——”需求。环保服务市场包括环保技术咨询服务、环保设施运营服务，环境投资风险评估服务向企业推销环保技术、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污染治理服务、环境信息服务、环境工程设计服务等。我国的环保服务市场和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存在着很大的技术转移空间，2000年我国环保服务业占环保产业的比例为年收入的38％，环保产业年收入为211亿美元；而1996年美国环保服务业年收入为1811亿美元，环保服务业为889亿美元，占环保产业的49％，美国在1994~1999年环境服务产值占了环保产业的半壁江山。

3.2从利用国际贷款角度分析

据统计，目前环保产业的70％资金由政府投入，资金的短缺和单一制约了环保产业的发展。《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中指出，“要鼓励社会资本，外资投资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设施，拓展资金渠道，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我国的FDI总量大，应发挥产业导向作用引导资金向环保产业等高科技化产业发展。

外国政府贷款作为对华援助的一种形式，以其贷款额度大、利率低、还贷期长而具有巨大吸引力，跨国公司与国际金融组织有着天然的联系，国际金融组织可以为跨国公司提供更全面、更具体的金融服务。在操作上，可以利用FDI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天然联系和FDI企业的技术优势和项目管理经验，更好地利用国际贷款为本地环境建设服务。如采取FDI、国际贷款组织和本地企业三方联合的方式，FDI提供技术支持和项目的管理，本土企业在与外资合作中吸收、模仿外来技术，并负责FDI合作企业与本地的联合，满足FDI经营当地化的要求。3.3从环保产业市场化的其他要素分析

在环保意识方面，割裂企业利益和环境保护的一致性是导致企业环保意识差的重要原因。只讲生产成本、不讲环境资源代价，生产技术落后是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很多跨国公司在环保方面注重企业的绿色形象和绿色品牌，以市场绿色为目标而自觉改进技术，减少污染。如宝洁公司、福特汽车、壳牌公司等优秀FDI企业在进入我国市场后通过技术设备更新和新能源开发上帮助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在这方面可以为本地企业起到示范作用。

从从业资质角度，环保产业的从业资质即职业资格，在发达国家中对企业从事环保产业有明确系统的资质考核和监测，而我国环保产业资质管理混乱和市场无秩。目前我国环保涉及的资质有工程咨询资质、专项工程设计资质、施工资质、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设施运营资质，存在着多部门分权管理，部分省市各自为政的问题。在引进FDI后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熟悉“绿色壁垒”，ISO14000国际环境管理标准和其他国际环保指标的优势，加强我国环保产业与国际环保标准接轨。

4政策建议

4.1市场化的制度建设

我国环保产业应该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建立引进FDI良好的制度环境。比起优惠的税收条件，FDI更看重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过去由于我国相应的环保市场规则不健全，以市场盈利为目的的跨国企业对预期收益率及风险指数的担忧使其望而却步。

制度环境建设主要以下几方面：从环境税费方面，主要是许可证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税收等和相关法规如环境标志、押金制度、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从技术专利的保护方面，应明确跨国公司的专利技术和向本土企业转移的技术所有权；从企业资质管理上，严格按照《环境保护设施运营资质认可管理方法》规范环保服务市场，环保公司根据所提供技术服务的专业，应具备国家办法的相应专业资质，如工业污染治理设施专业化运营资质、环保工程设计和工程施工资质等和相应的从业规范；从产品价格支持上，规范环保技术的有偿服务，在研究不同行业，不同污染物的社会平均治理成本的基础上，制定指导性收费标准、收费渠道，并且对部分外部性强的环保产品提供国家统一收购价，按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购买其产品。

4.2产业导向

如果东道国技术和跨国公司相差太大，有可能抑制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国家的政策引导上，应从以下两方面定位，一是加强引进FDI进入环保产业力度，给予国民待遇同时享受投资高科技产业的特殊优惠，如投资补助、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关税调节、税收优惠等，并鼓励FDI以独资、合资、贷款等多种合作形式，以资金、环保技术、环保知识产权、环保设备等出资方式投资于环保产业。二是对以本地企业为核心的环保产业的培育，从技术、资金、资质等方面，通过技术配套环境建设和产学联合培养本地企业的环保创新能力，并加大企业内部R&D投入，对这部分投入国家可给予部分贴息贷款。

4.3把FDI与国际环保贷款结合起来

外资贷款的担保问题，外国政府援助贷款要向国家财政部提供政府担保，如果环保项目自身缺乏还款能力，地方政府将承担还款责任，巨大的还款风险使地方政府裹足不前。另外，环境保护利用外资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项目的具体实施中有寻租机会。

在引进FDI进入环保项目后，可以通过非股权安排实行贷款方、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三方联合，解决国外贷款地方政府的还款风险和寻租问题。非股权交易形式多样、应用灵活、风险较小，适用于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政策处于变动中的环保产业新的国际合作方式。而许可证交易、合同安排或技术咨询的非股权安排符合投资方和东道国双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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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范文篇7

一、中国戏剧市场化发展的历史状况

中国戏剧是中国艺术发展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艺术魅力与价值堪称中华之瑰宝，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出耀眼的光芒。在悠久的中国文化早期，也繁育了人类的精灵—戏剧，它同样体现在原始人类的祭祀仪式里，展现了人类初始时期对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认识，透示了人类试图把握命运的原始企图。与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不同的是,中国戏剧没有能够很快由原始状态跨越出来，形成建立在审美意义上的比较完善的舞台样式，而是长期在它的原始状态和初级形态中徘徊，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一直到12世纪初期才孕育出成熟的样式。

中国戏剧市场的出现表现为戏剧场所的形成。中国戏剧市场的表演场所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神庙里面搭建的戏台，另一类是城市里面专门构建的商业剧场。在分布各地城乡的众多神庙里，宋代以后一般都有戏台建筑，每逢神节祭祀以及其他喜庆日子，都会有戏曲演出。神庙演戏是中国戏曲相当古老也是最为普及的活动方式。然而，神庙毕竟不是专门化的演剧场所。北宋中期以后，一些商业都市里面也出现了营业性剧场，中国剧场由此正式诞生，由此进入市场化。

(一)宋代商业剧场“瓦舍”的形成

11世纪初叶宋仁宗朝的都城汴京，出现一种供市民常年游览的大型游艺场地，称作“瓦舍”。“瓦舍”里面建有专门的演出场所“勾栏”，也就是最早的剧场。里面的演出内容五花八门，包括了当时流行的各类表演技艺，有说书、说唱、杂技、舞蹈、武术等各个门类，当然，其主要的内容是戏曲演出，越往后越是如此。“勾栏”剧场既借鉴了神庙演剧建筑的一些特点，例如设立戏台，又充分考虑了对于观众的安置，它为观众提供了舒适的观看环境，因此“勾栏”是比神庙戏台更适宜于演出的场所。

11世纪到14世纪，也就是宋元之间的中国，城市“瓦舍勾栏”的演出活动是极其繁荣的。由于种种原因15世纪以后“勾栏”停止了活动。17世纪，城市中开始在酒馆里发展起一种商业戏园。这种戏园初时以经营酒业为主，演戏只是营业促销的手段，因此其中没有专门的演戏场地。以后随着欢迎程度的增加，演戏逐渐成为这类酒馆的业务之一，这时，正式的酒馆戏园就形成了。

以后，又有另外一种戏园出现，这就是茶园。它不出售酒，以卖茶为经营项目，同时兼营戏曲演出。这种茶园没有酒桌上的那种喧闹声，比较适于人们观赏戏曲演唱，所以它成为更为欢迎的戏剧场所。

（二）戏剧的市场化

就在印度梵剧临近衰竭之时，中国戏曲与12世纪走向了成熟，并实现了初次辉煌，以众多戏剧家的作品及民间的广泛演出为标志，承接了人类戏剧繁盛的接力棒。当16世纪欧洲戏剧出现复兴之机，中国戏曲也实现了其传奇阶段的辉煌；当欧洲戏剧进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时期，中国戏曲则进入了它的地方戏阶段，更广泛地深入了民间。中国戏曲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支撑着它一直走如了近代和现代，从而渐渐的走进了市场化的格局。

(三)现代样板戏的形成

从50年代开始，中国戏剧迈入了新的勃发期，戏曲舞台上的京剧和百余个地方剧种，长期积累起成千上万个剧目，有着优厚的传统。另外戏曲界有着许多不好的遗风，例如，旧式戏曲班社里存在着分配上的不平等，“角儿”与“底包”的收入差距几十上百倍。从旧社会过来的许多戏曲艺人带有严重的落后意识，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因而加强学习和进行思想改造更成为当务之急。这些，就是建国初期戏曲界所面临的重要工作。正因为此，导致了与戏剧市场化脱节的现象。

1963年，文化部开始组织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一时文艺界创作热情高涨，作品大量涌出。共演出剧目35个突出者如《革命自有后来人》、《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等，把编演现代戏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加强了戏剧革命的声势。于1963年12月12日发出批示，尖锐的指出了问题，到了1965年掀起文艺界和学术界的政治批判运动，组织对一些基础较好的京剧现代戏进行再加工和改造。这些戏被命名为“样板戏”。

（四）中国戏剧市场化复苏

随着样板戏的形成与发展，戏剧的发展又出现了复苏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戏剧的革命已经接近了尾声，期待着一个新的时期来替换；再就是形成了一批新的戏剧者（包括戏剧的追求者和爱好者），这个时期由于秉承了传统的精髓，在地方戏剧发展的基础上复兴起来了，因此，戏剧的“复苏”这个词，只是走一个早已经安排好的趋势，也就是戏剧发展的必经阶段。

二、戏剧艺术的商品化及其特征

戏剧究竟是不是商品？是一种什么样的商品？这是市场语境下解读戏剧审美价值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关于戏剧是否应该走向市场，以及戏剧在市场语境下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都发端于对戏剧商品属性问题的认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戏剧艺术是否具有商品属性呢?马克思在探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时曾指出，在物质产品商品化的社会里，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艺术也会商品化。

（一）戏剧是一种劳动产品

它凝结着创作者和演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晶。尽管这种劳动与一般产品从物质到物质的转化方式不同，它是艺术家生活经验、情感体验、审美观念的劳动成果，是从意识到意识的转化，但作为劳动产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二）戏剧产品也具有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明确了戏剧产品具有商品属性之后，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戏剧产品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虽然戏剧产品的使用价值从表现形式上看己被物化，但其实质内容却是隐藏于物的表象背后的艺术审美体验，使用价值的形式与内容所呈现出的游离状态，使艺术产品又具有商品的特殊性。具体说来:戏剧产品的使用价值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是为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它满足的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郭溥澜先生在谈到戏剧的商品属性时指出，“戏剧从文学形式转化为演出形式的过程，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必要伴随着一定的经济目的而进行生产，生产的全过程，艺术家的审美趣味、艺术追求、价值取向，乃至艺术形成与艺术规范等，无不在那特定的经济目的的统摄之下。所生产出来的剧目，也必然要通过经济途径与经济手段，通过艺术消费者的选择与消费过程，获得与其它商品相类似的特殊意义上的商品价值，进而在艺术消费者的身上产生了精神使用价值”。

一出戏通过观众的欣赏而实现其使用价值，观众在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过程中，精神得到熏陶，心灵得到愉悦。因此，戏剧生产需要多样化发展以满足群众不同的审美要求和趣味，追求雅俗共赏。戏剧生产过程一旦完成，就必须参与市场流通，接受以票房为标志的价值交换的检验。由于戏剧生产耗资较大，生产者需要通过最大限度的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要以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利益。

三、中国当代戏剧市场发展的现状及障碍

（一）中国当代戏剧市场发展的现状

按照周贻白先生的观点:百年中国戏剧的发展规律就是从高峰走向低谷。

戏剧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纵观当前全国戏剧市场形势，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为数不少的戏剧人还没有确立市场意识。“面对戏剧市场日渐萎缩，不思积极应对，从艺术革新上经营策略上探索出自救之路．而是消极嗟叹，无所作为，就像迟暮的老人，等着有一天“入土为安”，缺少重振戏剧的雄心和勇气。”此外，我国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总体而言，学者们对我国戏剧市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发展前景是抱着积极的态度的。

但是，由于电影、电视编剧的兴盛,戏剧文学家显得少之又少，缺乏好的戏剧文学家，从而导致了优秀剧本的缺乏，更谈不上优秀的戏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出现了很多的新剧，这是由于不同的剧种相融合的结果，这是戏剧繁荣的一个表象，而想中国戏剧的下一轮复兴，必定是更多的剧种出现。这种出现，是戏剧和电影、和电视、和评书、甚至是和各种文学艺术样式融合的结果。在最近50年里，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地方戏的规模化诞生和改革。但是，现在要想让我们国家的戏剧更好的发展下去，必须使黄梅戏、粤剧、楚剧、评剧、京剧等各剧种剧目都进行深入而又细致的改革,并且尽可能多的向其他剧目转变。

学者们认为，目前我国戏剧文化的开发利用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是整体状况是不容乐观的。“就我国戏剧文化资源的丰富多样性而言，许多处于边缘但又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资源被忽视，以致造成这些资源的消失或没落。”

（二）中国当代戏剧市场发展的障碍

但是目前出现了一些障：根据目前众多的学者和有关人士分析，其中最主要的有四点：

1、戏剧的守旧与观众的日益脱节

学者们认为其具体表现有：一是中国的戏剧尽管走向了话剧和现代京剧，但是仍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大量不合时宜的古戏仍旧存在。当下的社会和青年观众显然不能够接受这种他们看起来有些过时的东西。戏剧的改革,不光是情节、内容的改革,更是唱腔、表演形式与剧本的改革，这种改革,完全可以进行只保留戏剧的基本特色和审美需求的大规模改革,而不是表面文章。针对以改革为主,从而寻找中国戏剧出路的观念,当下的学术界一直有一种接近主流的声音，那就是“土洋结合”。但是这种以借鉴和结合为主的改革方式一直也遭受着学术界的批驳，有的学者就认为“传统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只能在保留自身特征的基础上进行。中国传统戏剧的精粹,不仅在于讲究唱念做打,还包括独特民族音乐的伴奏。用现代交响乐或其他西洋乐器伴奏京剧或粤剧,是对中国传统戏剧的一种篡改和破坏”。这种改革实际上是一种“输血”,无非是改变戏剧的表演样式,从而利用新奇感来重新唤醒人们对于戏剧的好奇。这并不是本质的改革,但是这种改革认识到了当下戏剧存在问题的一点,那就是戏剧缺乏新意,并有拟古守旧的倾向。

2、戏剧发展与媒体的关系；

戏剧和媒体的结合—这是戏剧发展的必然。大量戏剧频道、戏剧光碟的问世一方面对于戏剧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却丧失了戏剧最重要的特色—当场直接交流性。这就导致了和媒体结合的戏剧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完整性,因为他们丧失了戏剧的最本质审美核心。从80年代的“戏剧观”大讨论之后,中国的戏剧界关于中国戏剧的衰败在近年来有过大的争论和反思,甚至连著名戏剧学者魏明伦先生都认为,“现在是电视电脑时代,人类社会以戏剧为主要娱乐方式的时代已过去,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成了斗室文娱为主、广场文娱为辅的时代,戏剧已不再是莎士比亚时代了。”在城市里面,戏剧的苍白和走向衰落显得尤为突出。

3、戏剧与商业化的不协调配合。

对于我国戏剧市场的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认为：我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一直没有形成产业化、商业化，这是现阶段我们的当务之急。“不仅是戏剧，也是艺术领域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在文化事业发展的澎湃大潮中，戏曲艺术——这一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而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针对目前我国戏剧艺术市场现状，直接参与直接投入的方法显然己经不适用了，应该寻求新的更有效且副作用相对小的方式。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戏剧市场的开发利用缺乏资金投入。只有把资金问题解决了，方能更好的将戏剧与商业化协调起来。

其中缪娜认为，由于文化事业单位大多数是非盈利性的，因此，长期以来投人文化方面的资金严重不足，欠帐太多。政府投人使文化单位有了依赖性，不少单位领导主导思想就是给一点钱办一点事，多给多办、少给少办，利用投资效益质量较差，一部分文化企业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四、我国当代戏剧市场化发展的对策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市场前景可观，多数学者在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都结合了各个地区的具体形式和当地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当然，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其中唐月民的《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赵丽萍的《戏剧市场运作初探》、赵长华的《以可持续发展论直到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等文章中都对市场的开发利用进行了较为可行的研究。

既然戏剧本来就是可供交换的文化产品,既然戏剧仍然有很大的市场空间,为什么仍然存在戏剧“滑坡”“危机”的现象呢?

我看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戏剧表现形式单一陈旧,目前大部分戏剧作品艺术水准不高,科技含量不足,缺乏吸引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艺术魅力;绝大多数剧团人员冗繁包袱太重,在新节目生产上缺乏资金设备;戏剧演出是人工艺术劳动,不能象电影、电视那样批量生产,成本高,效益低下。

另外,在农村地区,减免农民不合理负担,但连让农民包场看戏也在禁止之列,反而造成了县以下剧团“演戏难”,农民“看戏难”。为了繁荣戏剧,文化领导部门已经或正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里我就市场运作方面谈几点设想。

（一）加强市场开拓力度

多数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戏剧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开发力度不够，需要加强戏剧市场的开发力度。加强戏剧市场开拓力度，首先要确立市场意识，还要学会市场经营。不光要抓好当前的经营活动，还要着眼于未来，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才不至于前面开拓，后面丢失。加强戏剧市场开拓力度还要学会营销。市场经济把生产——营销—市场做为不二法则，因此戏剧剧目也离不开“营销”这个重要环节。只有学会营销，才能有力占领市场。其次要培养观众。培养观众是开拓戏剧市场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戏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相信在戏剧人的共同努力下，确立市场意识，学会营销、培养观众、开拓市场，戏剧不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危机“到底，而是会重现繁荣，再度辉煌。

（二）进行演出和管理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戏剧市场的演出和管理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演出和管理松散化、体制不健全等等。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对戏剧市场演出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其中学者水晶就认为要改变目前中国戏剧的困境，首先需要涉及的便是演出和创作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商业性不强的戏剧演出，应该以报备制度替代现在的审批制，鼓励体制内外的所有戏剧爱好者能够以低成本的方式走上舞台进行戏剧实践。放松对民间剧团设立的管制，鼓励戏剧爱好者以工作室、剧团等多种方式进行戏剧演出和创作，对当前以国有剧团生产为主的戏剧生态进行有效的补充。只有让民间的戏剧花朵自然地播种、发芽和开花，戏剧市场的微观生态才不会被国有企业的积习和低效率所限制，才能在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激情当中焕发新生和活力。

（三）注重市场包装

关于戏剧演出的市场包装，学者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其中蔡体良认为戏剧艺术的产品要走向市场，需要有一定的包装，不能赤条条的走向市场。问题在于作如何的“包装”，如何把握“包装”的度。“包装”的面是很广的，蔡体良认为主要是需要真诚、朴素和实事求是是基础上的导向性的包装。也就是说要真诚、平等地棉队观众，与观众拉近观赏的距离；朴素的装饰自己，不要哗众取宠；为了提高观众的鉴赏力作些必要的、辅助性的引导；近年，通过新闻、地摊小报等种种媒体渠道，一是利用“明星”或“大腕”作包装；二是大制作投入作包装是比较流行的。按我们的国情，按我们纵横相比较而存在的经济状况，按我们观众所能承受的能力，投入市场的戏剧盲目地大制作的话，很难得到满意的效益的回报。因此，包装要有，要适度，才能拉住、吸引观众而不会适得其反。

（四）遵循艺术创作规律，注重艺术创作

市场化范文篇8

【关键词】艺术民乐市场化

中国五千年的民族艺术精彩纷呈，灿烂夺目，其中民族音乐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是继承传统的，保留纯正的民族音乐?还是走市场化的革新道路?作为艺术工作者，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面对民乐市场的低迷，一些音乐人将部分旋律优美的流行歌曲和影视歌曲改编为民乐演奏，并配以电声伴奏。这种形式在刚出现的时候引起了一些关注，但没有持续很久，也未在音乐市场上掀起波澜。随后出现了以女子十二乐坊为代表的新民乐。在组合形式上，女子十二乐坊选用了十二为年轻貌美，技艺精湛的女孩，通过声光配合加上舞蹈化的表演，首先在流行音乐市场火暴的广东包装上市。然而这一新形式没有被国内市场接受，继而转向喜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并一炮走红。，女子十二乐坊采用先期录音，现场假弹。在音乐表演层面，她们大胆采用现代流行音乐的器乐编排手法，除琵琶演员外，其他民乐演员都采用颠覆传统的演奏方式——站势。可以这么认为，以站立的方式演奏二胡、古筝是民族音乐表演的革新。但很快这种演奏方式遭到专业人士的质疑:为了极大的占有市场，她们采用站势，并没有在创作上有所突破，仅仅是利用外在的表演，以养眼的外形吸引观众。

随着女子十二乐坊的走红，更多类似的民乐组合形式出现在流行音乐市场。他们多以女子十二乐坊的演奏形式为雏形，在音乐风格上没有创新，只是为了最大利益而追随市场屈从于市场而存在。他们大胆革新，为大众提供了一条接近民族音乐的引导性道路，引导业余民乐爱好者走向专业的欣赏道路，但新民乐的“现场假奏”势必会影响到艺术表演应有的真实感，因此这种形式只能作为引导大众欣赏民乐的过渡性手段。

民族音乐市场运作的结果是改变了原有的形式，民乐该如何以传统的形式在市场中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众多聆听的是一些经音乐工作者整理的传统音乐及改编的歌曲。到七、八十年代，一些专业的作曲家开始了真正的创作。当时由于传媒的不发达，这些作品只能在广播中反复播放，娱乐的选择面也比较窄，受众的心态很单纯，所以无论是传统作品还是新的作品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容易流传开来。而当下的民族音乐市场，一些新创作的作品很少为业外人士熟知，更难出现在大众媒体，只是以师承的方式在本专业领域传。所以民族音乐要进入市场，大众传媒具有重要的推广作用。

市场化范文篇9

第二,有关金融改革。目前,对金融改革的不同学术观点相当多,存在很多争议。金融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剩下的是三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可兑换。中国金融改革的顺序和其它国家相反,我国是金融改革都改完了,最后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别的国家金融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所有的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唯独利率价格目前还是管着的。能不能管得住是个问题。

第三,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效果有多大?这两年来,原来觉得财政政策可以引致出需求来,现在看来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特别是在消费和非国有投资的增加方面,引致出来的总需求也不是那么大。货币政策究竟在中国有多大作用?现在看来,货币政策在中国是困难重重。基础货币增加比较慢,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比较堵塞。利率已经连续7次下降。1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已经到了2．25%,名义利率已经基本降到谷底。尽管通货膨胀率是-3%,实际利率是5．5%,但一个国家的名义利率不可能再低。其它政策,如公开市场政策也不行。工农中建现在手中拿的国库券是最好的资产,不可能卖给央行。扩大再贷款,现在大家不要你的再贷款,这也比较困难。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结构变化中,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非国有部门,它占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但是,我们没有发展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国有机构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这还算上那些国有股份制企业。自然产生的问题是,创造了不到40%国民总产值的国有部门占有着大多数的金融资产,而创造了70%产值的非国有部门占有着少部分的金融资产。这就产生了双重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坏债发展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发展受到融资的限制。1998年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积极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贷款。但是1998年尽管增量有所增加,但非国有经济总的感觉是融资渠道在收缩、在下降。因此,1998年非国有投资第一次出现历史上下降的局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也不能发展。因此,当前宏观经济的问题确实直接和金融体制的问题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

怎么实现金融体制的改革呢?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教训是,你想改革这个体制,第一步要做的是去发展新的东西,而不是先去改旧的东西。第二,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是不会改革的。国有经济现在之所以改革,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很大发展,市场竞争的很大发展,逼着它去改革。金融体制也是这样,金融体制现在最缺的是竞争。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开放和外资机构的进入。对外开放了,对内竞争怎么发展。而且对内竞争的发展能够培养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水平,能更好地应付国外历史悠久的机构进入中国后的管理问题。我认为,现在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应该作为首要的任务来做。这件事情做好了,其它很多事情会跟上,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改革。最近我们作了一些调研。浙江有些信用社是真正私人的信用社,坏帐率为0．06%。地方的中小银行之所以能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因为它运用了许多地方的信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效率可以很高。因此,第一步是创造竞争性的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的运用问题。货币政策现在的效果确实有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货紧缩、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恰恰是由于金融体制的问题造成的。但是,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并不是说不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即使搞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所认识。谢平刚才讲过,财政发债券,银行巴不得拿债券,它可以当好资产,一年就可以不干事了。然后基础货币不能增加,债券就有了挤出效应,政府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挤掉了一部分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因为政府投资等于把贷款吸过去了,而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如果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比如增加基础货币来发债券。因此,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技术操作问题,也是这几年在宏观政策研究和操作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训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宏观司司长李晓西: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财政政策走来走去,走到了金融改革。大家都知道,财政政策中关系重大的是发国债。发国债这个问题,本来是财政政策,但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货币政策,和货币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相关。我们现在的公开市场操作过程中的债券和品种很少,短期的更少。因此,需要丰富的国债品种,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我们现在发国债,都是商业银行接收。商业银行接收后,是在银行间市场上进行交易,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没有沟通起来。因此,国债公开市场操作没有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也限制了财政政策发国债对经济的润滑作用。一个新的问题是:这两个市场之间能否有一个沟通?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市场呢?各类资本市场的统一就涉及到如何理顺央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关系。一步一步推下去,就会发现,财政政策确实需要金融体制改革的配合。顺便说一句,两个市场沟通起来,需要利率市场化。第二个例子是,从货币政策往前走一走,也会走到金融体制的改革。货币政策最集中的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和上一年相比,M0、M1、M2差不多都增长15%左右,而且货币政策该放宽的都已经放宽。但最近的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了3500家企业,反映的第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一方面,资金供给已经放得比较宽;另一方面,企业感到资金还比较紧张。这如何解释?这就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利率没有市场化。利率没有市场化,判断货币供给的多少,就没有利率这个最准确的标准,而只能是看同比。同比的问题是,和5年、10年的平均数相比,感到比较合理;可是和超常时候相比,感觉到比那个水平要低。但实际上很难说清是否正常。一方面水库里有水,一方面地里的小苗感到干渴,没有水喝。这就说明我们整个金融体制的传导机制发生了困难。首先,中央银行再贷款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宁可去买国债,宁可少担当贷款的风险,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是不对称的。同

时,它自己设立的约束机制也非常强,有信贷员终生负责、三级审贷制等等。商业银行从本质上来看,是国家银行,可以到财政部核减亏损指标。它要是不盈利,是不是就不生存?如果真是西方类型的银行,就不能生存了。不赚存贷利差,凭什么生存和发展?因此,要改革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行为真正商业银行化。货币政策要真想知道供给量的多少,知道钱流到企业中去能否用得起来,就必须要改变金融体制。

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相对过剩的阶段,我们的改革也到了攻坚阶段。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统揽全局”。我认为这是改革到目前阶段不能回避的主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改革的推进,发展很难持续。第二,小的政策调整、小的改革,也有助于宏观调控。另外,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是短期的,体制改革是中长期的。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小的制度调整,短期就见效。比如同行拆借市场,现在允许进来七家证券公司,情况马上和原来有变化。大的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当然需要很长时间。就体制改革本身而言,很多小的制度改革,不要忽略。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看是渐进的。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和激进相结合的。一个阶段是激进,一个阶段是渐进。对于激进还是渐进的判断,不能仅从速度来看。有些东西的变化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就是激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说经济形势好,GDP前三个季度增长率为7．4%,在世界上是很好的指标;净出口在增长;经常项目的盈余在扩大;公布的数字说企业的效益在转好,等等。坏消息也有,物价持续下跌;财政赤字在增加;失业率并没有改善;收入水平看来是在下降。人民银行最近公布存款数据,居民存款在下降,企业存款在增长。对居民存款下降的解释是7次降息加上征收利息税。更基础的原因是收入跟不上。各方面的消息非常混乱。最近得到武汉的一个消息是,尽管7次降息加上加税,武汉的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巨额增长,据调查,老百姓说存款仍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我是倾向认为武汉的居民是对的。目前我们没有几种储蓄形式,实物储蓄没有,股票、债券不能染指,只有存款。消息的混乱,不是一个好现象。从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极为矛盾的状况。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大家都谈结构调整,讲这个词时,大家心里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经济学词典里,特别是官员讲结构调整,就是长线和短线。长线压一点,短线增一点。现在的结构调整则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它是在全世界进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次,是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是在全球经济过剩、通货紧缩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几个背景是非常强的背景。从中国的情况看,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更新它的科技基础,总体来说要提高经济效益。这样一些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此,我们将会有一个长期的中速发展过程。

说得具体一点,现在的有利因素有一些,第一,中国事实上还在完成工业化,工业化是能解放生产力的,从供给方面会有增加,从需求方面也会有贡献。第二,它在进行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尽管没有改革初期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净的效果还是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三,中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了这样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措施都从传统的控制通货膨胀为主的基点转向促进需求这样一个基点,这是很大的一个制度性的变化。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大的条件存在,中国经济不会太差。

市场化范文篇10

作为老牌经济发达国家，英国在“保基本”方面可以说早就功德圆满了。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就在世界上率先建立全民免费医疗体制，成为全民医疗保障的典范，也成为福利国家的典范。中国人对于“全民免费医疗”的高昂兴致已经无需赘言了。然而，很多国人一根筋地将“全民免费医疗”理解为医疗服务的计划体制，即国家对医疗筹资和服务实行统包统揽；更有甚者，很多人不仅持这样的看法，而且还对此赞赏有加，认定不如此就不能推进中国的新医改。那么，全民免费医疗是不是等同于医疗的计划体制?在医疗领域实行计划体制究竟是否可行?医疗卫生体制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究竟如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系到我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战略方向。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为了不迷失方向，我们还是应该仔细放眼看一下世界。只要提到“全民免费医疗”，我们就必须要考察其鼻祖和典范——英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多年，英国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正不断地迈向市场化，其制度变革的战略选择以及战术性制度安排，都值得我们仔细玩味。

一、英国全民免费医疗的旧体制

英国全民免费医疗体系的正式说法是“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HealthService，简写“NHS”)。由于英国是这一模式的首创者，因此这一模式在全世界又被简称为“NHS模式”。英国的NHS体系建立于1948年，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府办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服务范围涵盖了从预防到康复、从孕妇检查到临终护理、从头疼脑热到心脏搭桥等各类医疗保健服务。所有英国合法居民都有权基本上免费享受NHS的服务；另外，欧共体或与英国签订互惠协议国家在英国居住的人也有如此待遇。所谓“基本上免费”，是指民众在看病治病时还需要支付小额费用，主要是用于购买处方药。

由于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因此很多中国人便依据中国的经验，认定英国一定会建立大量的公立医疗机构，然后政府直接向这些机构下拨事业费，让它们好好为人民服务。为了做到最后一点，政府自然要建立一整套考核制度，在公立医疗机构中搞一些“评劳模、选先进、发奖金”的活动，以便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样的考核制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最时尚的名称就是“绩效工资制”。在这一体系中，公立医疗机构只不过是国家的预算单位，本身没有什么自主性，其职责只不过是把政府每年拨下来的事业费尽量花完，把政府安排下来的活儿也好歹干完。

中国人都知道，这样的体制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事业单位体制。即便是在市场经济体中，这样的公立组织在公共部门也存在，在国际文献中被称为“预算单位”(budgetaryunits)，即这种组织并不独立于政府，而是政府的一个预算单位。很多人主张，中国的医改应该学习英国模式，而他们口中的英国模式就是全民免费医疗+事业单位制(预算单位制)。这种认识如果放在三十年前，也就是1980年之前，大体上还是靠谱的。在当时，英国政府在医疗领域扮演两种角色：(1)筹资者与购买者，即政府直接从税收中为医疗筹资并负责购买医疗服务，而百姓在纳税后基本上可以享受免费医疗；(2)提供者，即直接兴办并运营公立医疗机构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这种由公共部门集医疗筹资、购买与服务提供功能于一身的制度架构，在国际卫生政策文献中被称为“公共集成模式”(publicintegratedmode1)；与之相对，在德国，医疗筹资基本上由公共部门负责，服务购买由准公立的医保机构担任，服务提供体系则由公立机构与民办机构组成，服务购买者与服务提供者建立契约关系，因此被称为“公共契约模式”(publiccontractingmode1)。

但英国的公费医疗体系与中国的公费医疗体制还是有很多差别。首要的差别自然是覆盖面不一样：英国是覆盖全民，中国是覆盖行政与事业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除了覆盖面的宽窄，更为重要的是其他游戏规则的差别。英国的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守门人制度：民众普通门诊找家庭医生，专科和住院服务需要家庭医生向医院进行转诊。英国家庭医生的收入主要来自NHS的支付，但他们并不是国家雇员，而是个体执业者。当然，很多家庭医生以合伙制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集体执业(colectivepractice)，以便吸引更多的民众。对这一点，即便是同文同种的美国人也有误解，常常把英国的家庭医生视为国家雇员⑧。这一点在英国直至今天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同中国三十年前的公费医疗体制很不一样。在三十多年前，英国的医院大多是公立的，只提供急诊和住院服务，一般不设立门诊部。公立医院都是政府的预算单位，政府通过NHS对公立医院实施全额预算管理。

因此，当时英国的医疗体制，是所谓“命令与控制体制”(thecommand—and—controlsystem)的典范之一。在这种体制中，英国的旧公立医院与中国改革前的事业单位有些类似，但有一点不同，即英国公立医院体系中不存在伴随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终身的行政级别制度。管理者也好，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也好，只要为NHS体系工作，无非都是政府雇员，同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劳动合同的关系。简言之，中国行政化的人事管理制度的确是举世无双，这也是事业单位制度具有中国特色从而在“事业单位”一词在英文世界中找不到对应翻译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在1980年以前，英国的医疗卫生部门具有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的特征。

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事情，因为基本上除医疗卫生领域之外，英国是正宗的市场经济体。在英国，具有命令经济特征的NHS体系必须嵌入到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苏联和东欧等转型国家在转型之前也实行全民免费医疗，而这些国家的医疗卫生部门则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⑩。无论是在市场经济体中镶嵌一个计划经济体系，还是在计划经济体系中兴办事业单位，都会一团糟。人浮于事、服务低劣、浪费惊人，尤其是服务短缺导致的“排长队”现象，这些弊端无论在英国以前的全民免费医疗，是在转型国家为转型之前的全民免费医疗，还是中国以前的非全民免费医疗中，都一模一样地令人厌烦、令人头痛。于是，无论哪～国，都必须进行改革。中国公费医疗的缓慢改革暂且按下不表。英国全民免费医疗的改革早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执政之后就开始了，一直绵延不绝到今天。

二、付费者与服务提供者分开：全民免费医疗走向“内部市场制”

英国医改的关键词就三个字：市场化。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卖医院——那是民营化。两者词汇不同，含义也大不一样。英国医疗市场化的核心内容，是政府转变职能，将NHS统包统揽的全能型角色分解，建立了医疗服务购买者与提供者分开(purchaser—providersplit)的新体制。简言之，在1980年代中后期，英国专门建立了法人化的公立机构，代表民众负责向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购买医疗服务，即扮演付费者(payers)的角色。公立医疗机构，尤其是公立医院，也走向法人化，不再是政府的预算单位，而是成为独立于政府的法人实体，其业务是竞争来自付费者的付账。

这种全新的体制，在学术上被称为“内部市场制”，亦即政府在维持公共部门整体组织架构不变的情况下，在其内部模拟市场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促进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问的竞争。“内部市场制”和“有管理的竞争”是国际上流行的两大医改模式。英国医改代表前者，德国医改代表后者。在内部市场制度中，英国NHS的付费者同德国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变成了同行，他们与服务提供者都要建立契约化的服务购买关系。只不过，英国的付费者是公立机构，德国的付费者尽管法律上是民办非营利组织但却获得国家的授权来执行购买医疗服务的职责，因此是半公立机构。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实际上是从“公共集成模式”转型为“公共契约模式”⑩。具体来说，英国市场化医改的核心就是建立政府购买医疗服务的组织和机制，而扮演付费者角色的这个组织经常更换名称和人员。在保守党撒切尔夫人时代，英格兰地区负责购买医疗保健服务的机构名为“全科医生基金持有者”(GPFundholders)；到了工党布莱尔时代，行使同一职能的机构更名为“初级卫生保健信托”。现在，到了保守党一自由联合执政的新时期，这一机构的名称又计划更换为“全科医生联盟”。

无论是过去的“全科医生基金持有者”、现在的“初级卫生保健信托”还是未来的“全科医生联盟”，所干的事情一开始都一样，都是负责代表政府为民众购买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尤其是普通门诊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初级卫生保健信托承担的职责越来越多，包括管理全科医生(家庭医生)、社区护士、社区医疗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健康检查与促进项目、牙医、药剂师和眼科医师等。相应地，它们管的钱也越来越多，自2004年以来，初级卫生保健信托是英国医疗服务最大的付费者，掌管着约75％的NHS预算资金。这类机构为民众不仅购买各种初级卫生保健服务，而且还为一大部分住院服务和专科服务付费，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英国医疗资源的配置。因此，英国的NHS变成了一种由初级卫生保健引领或驾驭的全民公费医疗制度。英国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建立和改革都能在全世界的福利国家改革乃至更大的公共管理变革中引起波澜，而最近三十多年的全民免费医疗体制改革也不例外。初级卫生保健引领的NHS(primarycare—ledNHS)已经在欧洲各国的医疗卫生政策界和决策层引起了重视。

初级卫生保健信托并不是一家全国性垄断机构。实际上，仅英格兰地区曾经就有300多家初级卫生保健信托，依照不同的地区来设置，但2006年进行过一个合并重组，现在大约有150家。这些机构的名称和所在地均可在互联网上找到。初级卫生保健信托依然是公立机构，但根据英国最新的医改方案，新提议的全科医生联盟将成为民间机构，属于社会团体。很自然，全科医生联盟既不是独家垄断，也不是寡头垄断，而是众多，并且要有地方性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其治理，相互之间可以展开竞争，并强化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推进内部市场制的重点在于医保付费改革，也就是如何向医疗服务提供者付费。在英国NHS总预算确定之后就把用于医疗保健服务的经费首先下拨到地区卫生局或健康委员会，然后再下拨给初级卫生保健信托。自2003／2004财政年度以来，英国政府卫生部将在征询资源配置委员会的意见之后直接将经费下拨给初级卫生保健信托。

作为付费者的初级卫生保健信托对个体或集体行医的家庭医生采用按人头付费加底薪制为主的支付方式。具体的操作方式是：民众可以自由选择一位在NHS领取底薪的家庭医生(即NHS定点医生)注册为普通门诊的定点首诊者，而付费者则根据注册人头，再考虑到注册民众的年龄、性别、慢性病诊断等风险调整因子，向每一位家庭医生定期支付一笔费用。这笔人头费不仅用来支付家庭医生为注册民众所提供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而且还包括购买住院服务和专科服务的费用。也就是说，家庭医生每进行一次转诊，必须向接受转诊的服务提供者支付一笔转诊费。转诊费或家庭医生负责为患者购买住院和专科服务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抑制没有必要的转诊，因而尽量做到小病在社区解决，因为家庭医生的诊所大多在社区附近。但是，这种制度安排也有可能在家庭医生那里创造了一种激励，诱使他们为了节省转诊费用而千方百计地将病人留在自己的诊所。这种激励对于患者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只要民众可以自由选择家庭医生，这种激励机制对患者的不利程度可以大幅度降低，而且如果家庭医生在需要转诊的时候不及时转诊从而导致病人病情加重，那么归根结底家庭医生所受到的人头费还是会有所损失的。

很显然，公立医院是家庭医生转诊的对象。因此，公立医院的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家庭医生的转诊费，而这笔收入归根结底还是来自NHS体系中的付费者。需要注意的是，在多数情况下，单靠上述由家庭医生支付的转诊费，还不足以补偿公立医院提供住院服务或专科服务的成本，因此NHS中的付费者还必须对医院给予额外的支付。在1991—2000年问，NHS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建立了一套名为“服务与财务框架”的契约化体系，采用按病种付费(DRG)的支付方式，为公立医院支付费用固。

三、公立医院改革：从自主化到法人化

英国NHS的医院体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公立医院体系。这一体系分为三层：(1)社区医院，一般规模都比较小，大多数拥有50张床位，极个别拥有200张床位；(2)区综合医院(districtgeneralhospital，DGH)，(3)区域与跨区域专科医院。其中，区综合医院是英国公立医院的主力军。同所有国家一样，由于关闭或者合并，英国公立医院的数量经常变化。大体来说，公立社区医院的数量在400—600之间，区综合医院的数量有200多，而区域或扩区域专科医院的数量就屈指可数了。与此相对照，英国民营医院的数量在230家上下，大约三分之二民营医院及其床位属于五大医院连锁集团④。

在推行内部市场制之前，英国公立医院是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下属的预算单位。但是，在英国医疗体系走向市场化之后，公立医院的组织和制度模式自然会发生改革。同全球性公立医院改革的趋势相类似，英国公立医院的改革之路就是从自主化(autonomization)走向法人化(corporatization)∞。自1991年以来，英国对公立医院实行“管办分开”，公立医院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预算单位转型为公立法人机构(publiccorpora．tions)，成为所谓“NHS信托机构”(NHStrusts)，即在NHS体系内的非营利组织但与卫生行政部门脱离行政上下级关系。世界银行的专家对英国医院体系的这项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具有“拓荒开路”(path—breaking)意义的改革。这些法人化的公立医院必须要从NHS的付费者那里竞争更多的付账，同时NHS还为所有设立了必须满足的财务指标，即运营收入必须至少达到其资产价值的6％以上固。

因此，英国的公立医院在日常运营上，主要依赖于全民免费医疗体系中付费者的支付，这同医疗保险占主导的情形完全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政府在发展民营医疗保险上持较为开放的立场。尽管英国NHS所提供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与德国、美国、瑞士等国还有很大的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在英国病人等候时间较长，而在德国这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在瑞士和美国更不是一个问题。英国民众为了获得品质更好的医疗服务，可以购买民营医疗保险。民营医疗保险的定点服务商，既包括民营医院，也包括公立医院。英国的很多家庭医生，既为NHS打工，也为民营医疗保险服务。因此，英国公立医院运营收人的一部分，也来自民营医疗保险，只不过其比重非常低。

在英国的NHS体系中，有专门的机构主管公立医院的资本投入，而资本投资的金额自然要纳入年度NHS预算，接受议会的质询。如果发生政府财政紧缩的情形，那么首先必须保证的自然是付费者的预算，而对于公立医院资本投入的预算则只能暂且搁置。在这种情况下，公立医院可以自行寻找民问资本，甚至可以民营化。但是，这种情形在英国并不多见。更为常见的情形是英国政府在所谓“公共与民间伙伴关系”(pub．1ic—privatepartnership，PPP)的框架下，建立“社会资本”进入公立医院。例如，在20世纪末期，工党政府设立了“民间融资行动计划”(PrivateFinanceInitiative，PFI)，鼓励民间资本向公共部门投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向公立医院的投资。有资料显示，到2000年底，NHS体系与民间机构签订了23项大额PFI合同，总金额达到22亿英镑，还有价值大约20亿元英镑的合同有待签署；到2003／4年，PFI合同将达到NHS全部资本投资的22％。

四、英国医改对中国医改的启示

在有关中国新医改走向何方的争论中，的确有一种声音倾向于全民公费医疗制度。有不少人坚信，中国医疗保障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模仿“英国模式”，建立全民公费医疗制度。2009年5月，陕西省神木县建立政府补贴水平很高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但却将这一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命名为“全民免费医疗”，一时间激起舆论轰动。在“神木模式”横空出世之后，关于在全国建立“全民免费医疗”体制的呼吁应运而生。但是，中国能不能走上全民公费医疗之路，不仅仅是执政理念的问题，涉及一个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更是一个公共管理新机制建立的问题。要在中国建立全民免费医疗，中国政府必然大幅度增加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但是，中国新医改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即通过公共财政补需方，推进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然后再通过医保体系为参保者集团购买医疗服务∞。简言之，中国新医改的核心在于首先明确医疗服务的付费者，即医保机构，然后以医保付费改革为杠杆，来推进整个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英国全民免费医疗体制近三十多年的改革，为中国的新医改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三十多年前，英国全民免费医疗是命令与控制体制的典型，是镶嵌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政府包揽医疗筹资与服务提供的体制中，计划经济的弊端在英国的全民免费医疗中一应俱全，尤其是医疗服务的短缺现象严重，集中体现为病人做手术的等待时间超长。英国的公立医院也如同中国的事业单位一样，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正如所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命运一样，英国的全民免费医疗也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其改革的时间恰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间同步。英国全民免费医疗市场化的核心就是将付费者与服务提供者分开，并同时推进两者的法人化。由此，在国民健康服务(NHS)的政府体系内部，独立的付费者与独立的服务提供者之间形成市场化的购买关系。这种在公共部门内部形成竞争性服务购买关系并建立契约化市场关系，即所谓“内部市场制”，是全球性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最主要模式之一。

经过三十多年的演变，英国全民免费医疗体制扮演付费者的公立机构是初级卫生保健信托，它们掌握着英国75％医疗资金的配置权。初级卫生保健信托不仅为包括普通门诊和预防服务的初级卫生保健付费，而且还通过家庭医生，向住院服务和专科服务付费。英国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提供者主要是全科医生(或称家庭医生)，他们要么个体执业，要么合伙执业，绝大多数都必须竞争来自NHS的合同，成为全民免费医疗的定点医生。英国的二级和三级医疗服务由各种医院来提供，而绝大多数公立医院成为NHS下的独立法人，也要通过竞争来自初级卫生保健信托以及其他付费者的付费，来维持日常运营。尽管在工党执政期间，“竞争”的口号被“合作”的口号所代替，但是服务购买与服务提供相分离的制度结构依然如故，医疗付费者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契约化的市场关系依然如故，只不过是3—5年的长期合同代替了每年一签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