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范文10篇

日常生活范文篇1

一、艺术设计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艺术虽然有较高的物质价值，但其给人带来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感受，尤其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层面的需求更高，即艺术设计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是必然的。[2]艺术设计渗透至日常生活中，能够提高生活的审美标准，而且艺术设计作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通过艺术审美提高艺术设计标准，且还能够促使艺术设计在日常生活中找到物质实体。艺术设计并非是全面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是以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产品发挥作用，继而影响人们的审美。艺术设计主要是对人们的精神层次产生影响，能够有效扩大艺术设计对人们审美的影响力，促使艺术实质化，让艺术设计作品对群众产生实质性审美引导和启发。虽然艺术设计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有较多优势，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很多设计人员在接受设计任务时，主要是通过网络搜索和资料查询进行设计，而专业设计还会考虑到设计作品的使用环境、社会效应、审美引导、环保因素等。如FrancescoCappuccio设计的桌子“路易斯21世”受到广泛关注，该作品主要是将集合切割手法和古典韵味融合在一起，同时考虑到实用性，确保桌子在具有高价值审美的同时，还能够具有使用功能。如果设计师跟随日常大众审美的潮流，没有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进行批判，其所涉及的作品将难以起到创新和提升大众审美水平的作用。因此设计师在进行作品设计时，不仅需要深入生活找到艺术与生活的需求点，还需要远离生活避免受到生活审美的影响。

二、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艺术的设计立场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艺术设计已经逐渐转变为消费行为，艺术设计作品也逐渐成为群众的消费内容。[3]传统艺术设计最终被定位为收藏艺术，但如今的艺术设计已经成为消费行为。当前人们在面对一些艺术设计产品时，主要是通过对产品的使用体现出该艺术设计产品的价值，即如今艺术设计产品在日常生活中的流动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在艺术设计产品时，考虑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全新的生活体验和艺术体验，同时还能够提高群众的审美水平。随着我国群众文化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审美水平越来越高，因此对设计活动和产品的需求量和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一件高价值艺术设计产品能够快速传播到群众的视野中，继而被一些商家采用手段，促使群众可以通过便宜的价格选取该类艺术设计产品。在艺术设计领域中，涉及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等不同层次均需要艺术设计的实体，即在文化、艺术和商业领域中，艺术设计也是必然存在的，因此艺术设计者需要清晰认识到日常生活的审美水平，并及时进行审美批判。[4]设计师首先要对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多元化层次的审美水平具有较高的包容性，理解不同文化的艺术设计作品，尤其是与自身设计理念相违背的艺术设计作品，找出该艺术设计作品中的优点。但设计师尤其需要注重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主要是由于任何类型、任何主题的艺术设计作品都会进入日常生活，通过批判日常生活有效提高自身的审美格调和设计能力。设计师必须将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作为基本立场。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艺术设计在日常生活的体现越来越普遍，因此设计师必须时刻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提高自身审美格调，以设计出高于日常生活的艺术产品。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设计师应当包容不同文化的艺术设计，批判不同文化的艺术设计，以警醒自己不可盲目设计。

作者:潘汝洁 单位:威海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吴震东.“田野”的美学——兼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与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J].民族艺术研究，2013,(4):19-23+55.

[2]郑国友.现代性焦虑与日常生活批判——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审美立场与艺术价值[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14-118.

日常生活范文篇2

下面，介绍一些家庭数学启蒙的方式和途径。

一、交谈活动

数学具有抽象性、严谨性、逻辑性等特点，而幼儿的思维具有直观形象性的特点，呆板地向他们灌输数学知识，不符合他们的年龄特征，不仅收不到好的学习效果，反会引起他们对数学的反感和厌烦。家长可在平日与幼儿的随机交谈中寓教于乐，将孩子轻松地引入数学领域。如节假日，家长带着孩子外出，乘公共汽车，可和他一起数车站，若要乘8站才能到达目的地，那么，可让孩子说说现在乘过了几站，还要乘几站才能到达目的地，如是熟悉的路还可让孩子逐一将每站的站名报出来。若乘客不多，还可以数到站时上下车的人数，比比是上车的人多呢，还是下车的人多；前门上来了几人，中门上来了几人，合起来是几人……仅这一个话题，幼儿就可以学习数数、比多少、加减法等。家长与孩子一起数数、算算中不就对他进行了数学启蒙了吗？又如，茶余饭后，家长可和孩子一起玩手指游戏，边玩边数边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好朋友，花样变不完。伸出大拇指，我俩一样粗；伸出小拇指，你俩一样小：伸出一只手，中指最最高；伸出两只手，十指排排队。再如，喝饮料时，可以问孩子，易拉罐是什么形状的？这时，家长就可以与孩子比赛，说出像圆柱体的东西，看谁说得多。假如经常喝饮料的话，不妨每次把空罐收起来，积少成多，以后还可让孩子按罐的大小、高矮、粗细、颜色、品种等玩分类游戏。

通过交谈进行数学启蒙，不需要家长们花很多时间去精心准备，只要做有心人，在日常生活中找机会，便可自然而然地进行，从中激发孩子学习数学的兴趣。

二、家务劳动

现在的独生子女家庭，不少家长为了保证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发展智力，承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其实，在家务劳动中也能渗透数学启蒙。如，整理衣服时，可让孩子将衣服按爸爸的、妈妈的和自己的进行折叠整理；或按上衣、裤子和袜子进行折叠整理。整理鞋子时，可让孩子按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的顺序排放；或按鞋子的特征：房里穿的、出门穿的；女式的、男式的；大人的、小孩的；冬天穿的和不是冬天穿的等来排放。这些劳动在不知不觉中对孩子渗透了分类、排序能力的培养。又如，吃饭前，请孩子给每位吃饭的人分发一份餐具（包括碗筷、勺子、碟子、餐巾纸），这就渗透了一一对应的方法。假设有一样餐具少了一件，还可让幼儿比多少，说说哪个多，哪个少；想想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它们一样多呢。这些活动均能提高幼儿的分类和数数能力。

可见，简单的家务劳动不仅不会累了孩子，反而能使他们从小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并从中学到知识，感受到数学是有用的。

三、操作活动

日常生活范文篇3

【关键词】帕金森病；健康教育；生活质量

帕金森病（Pakinsondisease，PD）是一种慢性、进行性、退行性疾病，致残率高，尤其在晚期，患者严重肌强直，全身僵硬，终至卧床不起。我们对68名PD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明显改善了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现报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2006年1月—2008年1月就诊于我院神经内科的PD患者68例。入组标准：①年龄≤65岁；②小学以上文化程度；③知情同意；④住院时间10天以上；⑤无沟通障碍。其中男41例（62.0%），女27例（38.0%）；平均年龄（62.06±3.96）岁；文化程度：初中24例（35.29%），中专或高中30例（44.12%），大专及以上14例（20.59%）。住院时间（13.87±4.31）天。

1.2方法

1.2．1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评估使用Barthel日常生活活动（ADL）量表，评定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1］。针对患者存在的问题进行为期10天的系统的健康教育，之后对患者进行定期指导，接受电话咨询，定期开展讲座。初次评定6个月后再次评定，对比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变化。

1.2．2健康教育内容

1.2.2.1心理卫生指导本病多发于中老年人群，病程长，无法治愈，早期动作迟钝笨拙，随着病情发展逐渐出现自理能力障碍，患者容易产生情绪低落、不愿与人交往、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患者入院后对其讲解本病常识，使患者对自己所患疾病有一个整体认识，正视疾病，积极配合治疗、护理，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与患者交谈，了解患者的心理反应，根据患者的心理状态采取有效的安慰方法。引导患者与周围人建立良好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指导其使用抑郁自评量表，及早发现抑郁症状，并酌情根据医嘱服用抗抑郁药。

1.2.2.2排便指导患者常出现顽固性便秘，这是由于运动不足、消化道蠕动障碍所引起。如病情许可，嘱其每日清晨饮一杯蜂蜜水，适当活动后，如厕排便，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必要时使用泻药。患者如有尿频、尿急、尿潴留时，嘱其多饮水，保持会阴部清洁，必要时保留导尿。教导其在排便与排尿时吸气后屏气，利用增加腹压的方法排便与排尿。

1.2.2.3饮食指导随着疾病发展，患者出现头面部震颤、口咽腭肌运动障碍以致营养摄入不足，约有70%的患者有体重减轻现象［2］，嘱其每周测体重一次，监测体重变化。饮食指导：①营养成分的搭配：增加食物中的糖类、维生素、纤维素的含量，适量食用蛋白质，蛋白质的摄入量应限制在每日每公斤体重0.8g以下，全日总量约40～50g，清淡、少盐，避免辛辣刺激。早餐及午餐高糖、高脂肪饮食，晚餐高蛋白饮食，因为患者摄取大量含中性氨基酸的蛋白质时分解出来的氨基酸会与左旋多巴竞争入脑，使入脑的左旋多巴量减少，而减弱药物疗效［3］。在限制范围内多选用乳、蛋、肉、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②进食方法：轻中度进食障碍者取坐位或半卧位，用汤匙进餐，集中注意力，缓慢并仔细地咀嚼食物，严防呛咳，避免误吸，食物应以细软、容易消化的粥、菜泥、肉泥、果酱等为主，力争色香味俱全，每日4～5餐，日总量2000～2500g，每餐后漱口，清除食物残渣；严重进食困难者，鼻饲饮食，使用搅拌机制作匀浆膳。

1.2.2.4用药指导根据患者的用药情况，制作健康卡，详细交待各种药物的作用、剂量、服用方法、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及简单的紧急处理方法，强调必须遵医嘱服药，千万不能随意停药或减药。另外向患者推荐按时服药的小诀窍，如为患者准备一份服用的药物清单，每日在同一时间服药；用闹钟或计时器提醒自己；嘱咐患者外出时记得带着药物；药物剩下2个星期的量时，应尽快补充。

1.2.2.5功能康复指导根据病情制定训练计划，按照PD的运动疗法，对患者进行松弛训练、关节运动范围训练、移动训练、平衡活动、日常生活功能训练、呼吸功能训练、步态训练以及维持治疗等［4］。锻炼必须个体化，每天3～5次，每次20～30min。锻炼必须及早、全面、适量，持之以恒，每天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不间断，避免劳累，防止外伤。同时要消除影响康复训练的不良因素如疼痛、担心摔伤、依赖他人协助等，增强患者对康复训练的认识，可有效提高训练效果，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5］。

1.2.2.6安全指导患者家中应创造安全的环境，使用有扶手的椅子，降低床的高度，使用防滑地砖，柜子的尖角应用毛巾、胶纸包起，居室内物品摆放固定、有序，光线充足，灯光避免直射；如厕下蹲及起立困难时可置高脚凳；浴缸处设安全扶手；穿橡胶底等防滑鞋。家庭成员要主动关心、体贴PD患者，创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1.2．3健康教育方式讲解，播放录像，制作健康教育卡。成立健康教育小组，由经过统一培训的4名护士组成，对患者进行每天上下午各1h的指导，指导采取一对一的方式。

1.3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每位PD患者都能按照教育小组护士的要求，完成健康教育内容。健康教育前后PD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比较见表1。表1健康教育前后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比较健康教育后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明显高于健康教育前（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3．1对PD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的必要性PD是一种渐进性疾病，患者的生活能力和社会能力呈难以逆转的损害，如不进行积极有效的锻炼，患者的生存时限缩短，生活质量下降。部分患者有抑郁倾向，消极悲观，对事物缺乏兴趣，易焦虑、激动，记忆力差，约14%～80%的患者逐渐发生痴呆［4］。70%的患者有体重减轻现象［2］。运动障碍是PD致残的主要原因，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发现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较低，同时又缺乏相关的健康知识。为了提高PD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生活质量，预防PD的继发性功能障碍，在药物治疗的同时，有必要对患者进行相关的健康教育，以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减轻家庭负担。

3．2健康教育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健康教育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患者对长期功能康复存在畏惧心理，信心不足，此外部分患者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接受能力差，需要护理人员反复强化知识和训练技巧。

3．3对PD患者实施健康教育的效果通过实施有计划、系统的健康教育，患者对PD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能够积极主动地接受利于康复的行为。在健康教育过程中，患者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100%的患者接受了为期10天的系统的健康教育，92.5%的患者接受了电话咨询指导，83%的患者参加了健康教育讲座，经过培训，患者获得了心理调节、饮食、排便、服药、功能康复、安全等各方面的相关知识，并运用到疾病的康复过程中，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明显提高，说明健康教育行之有效。

【参考文献】

［1］纪树荣.康复疗法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38.

［2］杨莘.神经疾病护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22.

［3］史玉泉，周孝达.实用神经病学［M］.3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035.

日常生活范文篇4

无论是在口语化的时空，还是在文字化的时空里，日常生活这个概念都被所有人在不同层面上不厌其烦地使用着，就像是每一个个体的生存载体一般，没有了日常化意义上的社会生活，便难以谈及组织化的生活。本文所说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包括几个层面：一是所谓日常是没有波澜的、始终如一的、与生活的动感性、秩序性和个性化联系在一起；二是日常既包括公共的社会生活，也包括私人的隐秘生活中所关涉到人们的习惯性生活；三是日常生活是与历史时空的每一个细节的流动、每一种表情的定格、每一个历史碎片的动感性联系在一起的；四是日常生活在这里是与制度化的生活相对而言的。

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的兴起，是以关注个体的微观层面的内容为特征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德国和意大利兴起，主要的代表性著作则将关注点放在中世纪的欧洲，借助文献资料中的记载来呈现出历史在那一刻的活生生的面目，原因在于：正在变迁中的“人”的日常生活，使对于传统历史研究的一种个性化和时代性的补充，而这种补充不是历史教科书可以给予我们的。80年代初，日常生活史不仅在学术界受到关注，而且走出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进入社会视野。在西欧，无论是文物展览，还是成人教育；无论是地方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大众传媒，都常常包含日常生活史内容，以致有人把日常生活史的出现称为史学发展的“标识性”事件。自20世纪90年代迄21世纪初，关于日常生活史理论的不断结集出版。德国和意大利发行了日常生活史专业刊物。美国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在1997年出版的《20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设专章对“日常生活史学”予以评介，研究者认为：空谈“社会结构”，而忽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必然导致对历史规律认识的简单化。①而在国内，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也正在兴起，新近出版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便是集中描述农民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尝试，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我首先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时代村里人的私人生活，以及他们在一场又一场的社会变化中又是如何参与创造了那地方的历史。”②而从文学、文化乃至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视野角度关注都市市民日常生活意识的变迁的研究也正在露出端倪，个体的成长史对于历史而言，不再是一种没有记忆的记忆，而是一种动感符号，透过这些符号，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历史的呼吸。

但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在建国以来，基本是遵循线形的发展规律和寻找道德理念为核心的历史观念。正如列文森所说：“儒家与共产主义者都同样注重研究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自然是各个历史阶段的线型式发展，但儒家史观一般并不注重历史演变的过程，而是注重阐明儒家提出的永恒不变并具有广泛意义的道德理念，…因此，许多知识分子逐渐喜欢上共产主义者的历史观点。因为这种历史观不是盲目地崇拜过去的制度，而是提供了历史的延续性；同时，它还保证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西方是齐头并进的，而不只是现代的两极对抗。”③

尽管西方所兴起的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的背景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不尽相同，但我们所处的工业化和农业化的转型社会则为历史的微观研究提供了契机。换言之，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理应关注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而社会群体对于学术立场和社会立场而言，农民这一群体日常生活之变迁，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

所谓日常生活，便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中，找出一个研究的点，对于农民而言，由于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领域或界限基本还混合在一起，因此，这里的讨论是以私人话语的角度进行的。私人生活如果“廓清”概念之后，其剩余项之一便是作为“人”的日常生活。“廓清”的意思是指从讲政治含义删除，将社会含义删除，将私人在公共生活领域的“非人性化”的表现删除，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人的“社会化”因素删除，剩下的便是我们要讨论的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的领域。当然，删除并不意味着没有联系，也并不意味着与日常生活无关，只是鉴于中国近代社会以来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人”的私人生活领地的侵袭，尤其在1949年之后，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基本是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双重建构中演绎着。因此，研究和关注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困难就往往在于：一是他们自身也没有将“私人的”和“公共的”分开，二是研究者也往往在“话语权”的立场上，忘记了“自己的”和“社会的”，乃至“学术化的”和“政治化的”立场。

而在大众媒介日益日常化的现代生活里，无论是个性化的还是非个性化的生活行为和方式，都被拉到一个没有遮拦的社会工厂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表演，历史的记忆在这种表演里沉默地被记录着，被演绎着。我们因而也拥有了我们所惯常看到的历史典籍中所陈列的和展现的历史情境，并沿着这种情境追溯着久远年代的记忆。或许有一天，我们夹在历史与现实的幻境之中，看着蔓延在眼前的各种学术化和制度化的词语，很深刻地体会着自己所缔造的这种悲哀而不知所措。所有的记忆都是那样地死板和没有活力，那活跃在历史深层的情感、记忆、感觉和反思的叹息，不知所踪。

其次，在认识日常生活史对于认识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意义的同时，要关注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与新媒体之关系。由于新媒介④自身与技术、费用以及设备、社会环境的更加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而言，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人口流动为核心的影响圈。而且，新媒介技术的影响力一定意义上契合洋葱模式中对于媒介研究的基本界定。洋葱的结构形式可以说，很清晰地剥离出了媒介在不同形态的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受到的钳制，并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媒介系统。在媒介自身的运作系统中，媒介的组织形态、媒介的性质、媒介的管理模式等等在单一媒介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相互作用而构建了媒介工作者和媒介拥有者心中所认可和理解的媒介的特征和媒介的惯例。媒介工作者经历了认可后，通过个体的文化背景、心理结构、对媒介性质的个性化的界定，铸造着不同媒介不同的话语陈述模式。这种话语陈述模式很大程度上给予了受众一种虚拟的需求心态，并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媒介的话语陈述模式便是我们认可的话语陈述模式的基层构成因素。媒介自身的演绎活动构成了媒介作为整体和作为个体的独立的特征，媒介从业人员的构成模式的全球化趋势使得对媒介性质的确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话题。媒介经营的全球化的运作使得媒介系统、媒介组织对媒介的操纵和控制越来越在很难把握的环境下进行。媒介从业人员的地域化使得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背景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不同的是，新媒体技术将受众的力量凝固在媒介自身上面，使用者或者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量身定做，选择自己需要的功能。对于农民这一群体而言，其层次在经济发展中和人口流动中，由经济基础所产生的观念意识也各有差异。因此，使新媒体走入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和程度也各不相同。本文主要集中讨论新媒体技术对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日常性的影响以及变迁。因为，农民工利用新媒体手段来完成与留守在村落中的人群的联系，以及与同伴之间的联系。比起单纯从农村生活来做相关调查，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会更有意义。

2006年暑假，笔者在北京市朝阳区分别对两家家具市场及安装市场，对于安装工人和家具店的承包商（非京非市民户口的）进行了访谈,采用的是深度访谈法，共采访20人。他们都是做家庭装修、安装或做某些品牌的和售后服务的，被采访者一般都十分健谈，核心的问题是询问他们手机和上网对他们的意义，被采访者都认为为，没有手机，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和外界联系，尤其是在北京，要和家里人联系，因为他们的工作总是在流动中，家里人有时找他们就可以随时随地，或者发短信联系。他们的客户也因为手机的关系，可以在他们所服务的公司之外，为自己培养和建设一个稳定的客户群。网络对年轻农民工（年龄在18-35岁之间）而言，则很有吸引力，几乎都会上网，只是感到用处不大。但所有的农民工都意识到上网是一种必须学会的技能，对于他们而言，主要并不是为了消遣、娱乐，最主要的是希望自己的后代要跟上时代的发展，采访期间，有一个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则向我询问哪里可以买到二手电脑，因为他的孩子要来北京，希望可以让他学习电脑。还有一个农民工则是因为女朋友也在北京，要经常用手机联系。另外的有的农民工则表示，手机比电脑更实用，上网会消磨时间，信息很难选择。有一个农民工告诉我一个如何利用手机维权的例子：

“我曾经帮一家人装修，在安装水管的时候，他们提出水管的样子凸出在外面不好看，要我们重做，我和同事们全部拆卸后，按照要求安装好了，他们觉得还不错，但是又提出，万一将来漏水怎么办，我们把手机号码留给他们，说有事请我们随时会再来。当时他们还拖欠我们两万五千元工钱，说什么也不给，我还有其他的工程，也没有时间等，只好打电话催，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他们把手机号码换了，家里的电话也永远是流言，我们大家觉得这样不行，但平日里大家有各自的工作，又不住在一起，只有靠手机联络，找律师为我们维权。如果没有手机的话，这件事根本无法完成。”

笔者亲自经历的一件事是：家里厨房的水管被重新改装后，过了一星期开始漏水了，打电话找到安装的师傅，他很快就来了，而且满怀歉意，水管连续修了3次，他也没有什么怨言。

试想，如果他们没有新媒体—手机的联系，在城市里是无法生活的，而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此而建构的新的观念，又会通过他们延伸到他们的家乡。

2006年11月，笔者与同事在北京宣武区的三个中医按摩中心对那里的农民工使用手机和电脑的状况进行调查，采取的是个案访谈法和焦点小组方法，采访时间大多是在晚上，这与被采访者的工作性质有关。采访的人数在18人。总体情况如下：

按摩中心的农民工平均年龄在22岁左右，每人都有手机，每个月的手机费用在50-100元不等，他们的月收入大约在1000元左右（免费提供食宿）；他们每周休息一天，活动包括上网、去书店和与同事、朋友逛街、吃饭；

他们虽然没有机会与城里人的生活完全接触，但使用手机不仅仅是一种需要，他们认为，对他们而言，主要的意义还在于：可以转变他们与城里人在心理上的一种差距，尤其是与城里年轻人的差距。起码他们可以以这种形式，完成心理上的一种满足感。⑤

另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相关调查，⑥农民工生活消费的另一半被手机、上网、MP3等“数字化消费”占领。农民工有手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有64.2％的被访者使用手机或小灵通，每月手机话费平均在100元左右。在东莞，大多数人都有被偷、被抢手机的经历，他们买手机和相关配件的费用难以计算。除此之外，年轻的打工者开始学习“奢侈消费”。会上网无疑是个很“时尚”的本事。“很多人会玩个QQ，就自认为会上网。”有位略懂计算机的工人在接受访谈时说。工人们上网的目的很模糊，他们主要是在网上聊天、看片，对其他的网络应用技术知之甚少。

不仅如此，一些农村地区的农民手机的使用也日渐频繁。唐河县桐河乡3.5万人中，拥有手机的农民就上万人，李司庄村800多户农民人均一部移动电话，四通八达的手机信息网，使全村农副产品销售额达615万元。投资600万元创办三力乳业有限公司的农民郭申民说“现在不仅我自已离不开手机，还为20名农民职员配备了手机。靠手机联络，只用三个月时间产品就销售到全国十几个大城市。”笔者在桐河乡农产品购销协会了解到，该协会近年来在网上桐蛋、土豆、地毯、棉花、小辣椒、药梅等农产品供求信息1.2万次，推销农产品1000多万公斤。该乡通过网上咨询，与土耳其一家外商建立地毯销售关系，来自土耳其的外商投巨资在桐河建立地毯公司。⑦

从上述调查状况可以看出，手机与上网已经成为青年农民工获取信息和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手段了。但是，技术手段如果仅仅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其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体心理的影响力就难以发挥出来。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言，新型的媒介手段往往会突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界限，将一个信息共享和机会均等的社会场景展现给我们。再次，对于日常生活史而言，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以新农村建设为政策理念的这一历史阶段和以新媒技术的日益普及为特征的历史阶段，在历史的这一点无可复制地重合了。这种重合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从新媒体与新农村角度发现和重建农民的日常生活历史的一种很好的契机。对于学科背景而言，新媒体的影响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上：集中在对于传统媒体的冲击上；集中在对正处于变革和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介产业化的影响力尚；集中在新媒体本身的产业化上；集中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上。这些问题的集中点或者是媒体自身，如新媒体与旧媒体之关系，新媒体自身的发展问题，或者是集中在由于行政力量而不得不依靠外界力量来不断推进的中国媒介转型的研究中。上述问题用一个时髦的词语来说，是社会主流层次关注社会的主流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再过一百年，当我们的后人再寻觅这一时刻的新农村建设的故事形态时，他们抱有怎样的心态我们现在自然是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我们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是那种层面上的和那种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场景和历史痕迹。而在这些痕迹中，我们的农村生活的体系化建设的陈述或者是全面的而细致的，而我们所能提供给他们的关于农民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性和动感性的陈述则是零碎的和不完整的。农民的日常生活虽然都是一些不加注意的小事，但是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并规定了社会存在和社会行为的各种方式。

历史不会发出任何抱怨和叹息。那种载体在未来的时代会起到更到的作用也不得而知。可以决定的是，在我们拥有历史决定权的今天，如何由我们来勾勒出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变迁过程。因而，在这里我们提出新农村建设与关注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变迁的命题，并认为以新媒体技术的同步发展为关键契机来进入研究。

具体而言。对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变迁的描述，首先不应该是体制化的、组织化的和制度化的，而应该是机动性的、个性化的和动态性的。这种个性化的、动态性和机动性的关注，是让“活生生的个人“走在历史前台的一种经历，对于中国农民而言，他们的面目在历史的长河中几乎都是陌生化的和群体化的，当我们使用农民这个词语时，当我们说起农民运动、农民工、农村户口、农民后代等等这些概念的时候，其实已经忘却了农民这个概念原本是我们在定义时所概括的一种灵活机动的现象，在这些现象背后更多的各式一个个个体的“原始”生活。而这种“原始”生活正是我们在新农村建设的体制化进程中，被社会的主流层面所忽视的、有时甚至是故意忽视的，因为农民本身的弱势地位和非主流层面的力量所致。

其次，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变迁的描述，理应与新农村建设的理念体系的解剖紧密联系。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和宏观目标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好多，各地也都纷纷行动起来了。然而，对于什么叫新农村建设，至今还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从而导致现在不少地方出现了方向目标上的、实际工作上的诸多现象，可以说“百花齐放”。我们这里所说的新农村建设，更多地是从农民的立场出发，因而，新农村建设便成为农民发展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在历史发生转折的时机，农民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依然成为大众日常话语世界的一种不很奢侈的词语，而对于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政府和学界而言，如何避免继续沦为历史的奴隶而忽视农民作为个性化的日常生活的意义，才应该是着力加以解决的问题之一。

再次，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变迁的描述，要与新农村建设的外部环境出发。农民的日常生活在每一个时代的变迁，都与当时特定的政策、制度、社会现象、技术发展以及社会突变不可分割。以往的关注都在于这些外部环境对于农民这一群体的影响，而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更多地要从新农村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生产体系的变化、大众媒体的变迁、整个社会氛围的转化、城乡之间的人群流动，还包括城市居民对于农民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所持有的态度、行为体系等等方面进行关注。

换言之，“新农村”与“新农民”之间的联系并应该也不是仅仅停留在目标、战略决策诸方面，(紧转第9页）

（紧接第28页）对于政府而言，目标和决策时必要的和重要的，对于农民而言，目标和决策的具体化过程才是真正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力量。宣传和动员对于这个时代的农民而言已经不再具有激情般的影响力，市场的力量和经济行为的开放化和公开化使得感恩和无私不再与当代农民有深刻的牵连，他们在赤裸裸的现实中所接触到的和感觉到的，已经足以令他们很自由地畅想着大众化意义上和现代化意义上的主流的社会生活了。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新农村建设要着力关注农民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日益缺失了传统的道德力量之外，仅仅将利益至上而在未来的时空里将会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所带来的巨大的动荡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或者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日益显现出来。

最后，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变迁的描述，还要重视历史的延续性，重视在上个世纪以来，各种历史事件对于农村社会的不断冲击，在这种种力量的冲击之下，农民的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心态的变化又如何致使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发生变化。与这个历史时期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相比，农民的日常生活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研究，因了历史的延续性，又应该是持续性的、动感性的和个人化的。

注释

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光明日报.[J].2006-2-24。

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美]列文森（Levenson）著，郑大华等译:《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2版，第310-311页。

关于新媒体的概念：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本文所指的新媒体是指：（1）与传统媒体相对而言，例如：报纸、期刊、书籍、广播电视、广告属于传统媒体；（2）受众与传者的边界基本是融合的；（3）消费内容和功能的完全个性化等。（4）种类包括：手机、网络、电子期刊、以及与网络相关的网络媒介的各类形式。

以上资料来源于笔者2006年暑假与11月份的采访笔记。

《农民工的底层生活：怎么也滚不出打工这张桌子》,中新网，/newcountryside/2006-09/11/content_5075530.htm2006年9月11日。

刘清文,曹西广:《唐河农民三件宝：手机、汽车和电脑》，唐河网。/Article/Kjww/200604/2082.html2006年4月26日.

日常生活范文篇5

文章指出，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接着文章分析了在这种审美泛化的语境下文艺学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文化研究兴起的必然性，指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

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正在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1）引发这种反思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文艺学的现状并不满意，而这种不满又集中表现在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即大家所说的文学研究的“边缘化”。（关于文学研究的“边缘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一种是指文学由于获得了独立于政治与经济的地位以后，不再做工具了，因而也就边缘了，这个意义上的“边缘化”很多人认为是好事，我也认为是好事，因为文学研究在革命年代虽然很“中心”，但是它是计划体制与专制政治的产物，它实际上是通过自觉地做政治的工具、丧失自主性而成为“中心”的。这种说法我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我自己也曾经撰文这样主张过。但是这只是边缘化的一种含义，独立于政治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边缘化的，文艺学研究摆脱了政治的奴婢地位以后也不见得就一定是边缘化的。“边缘化”的另外一种含义是由于脱离研究对象的实际而造成的封闭孤立。

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特出问题之一表现在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大学文艺学这个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的研究与教学中，问题尤其严重。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传授的文艺学知识存在严重的脱离实际、僵化教条的问题，从而生产对于文艺学课程的厌倦、不满以及消极应付的态度（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不否定有些大学的文艺学教学正在进行改革）。这里，我们无法详细地描述或列举这些变化。（2）而把目光集中于因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等原因而导致的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或曰审美的泛化）。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北京的中国美术观、北京音乐厅、首都剧场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

有些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或倡导者则把后现代主义与审美化过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当推博德里亚。博德里亚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强调“符号与商品的交融”、“实在与类像之间的界限的消弭”、“审美的内爆”等，意在突出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建构作用。“对博德里亚来说，正是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加强、影像密度的加大，它的致密程度，它所涉及到的无所不在的广泛领域，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社会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5）博得里拉提出了“超美学”的概念，所谓“超美学”，指的是“美学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与特殊性。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境中，审美判断已不再可能。”（《后现论》，第175页）

费塞斯通的《后现代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来讨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尝试之一。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正在消灭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的消失。今天，符号与图象的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它们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肌理中。（6）

二

无可否定的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这不仅仅是发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我们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分明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审美的泛化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当然有人把这种“泛化”视为艺术的堕落则属于价值评价的问题，它毋宁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泛化的事实）。这应该被视作既是对文艺学的挑战，同时也是文艺学千载难逢的机遇。9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在我看来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这种变化较早地发生在关于90年代初期关于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讨论中，后来扩展到更加具体的经验性的个案分析，比如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关于“成功人士”的讨论，包亚明关于上海旧吧的解读，倪伟关于城市广场的分析，等等。（7）笔者则尝试用文化批评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对广告进行了研究。（8）这些研究尽管目前看来还水平不一，有些还停留在比较浅显的印象描述层次，但其研究的对象令人耳目一新，大大地超出了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其方法也非常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进入到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从整体上看，我们的文艺学在解释90年代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时依然显得十分无力，许多学者采取消极回避或情绪化拒斥的态度，惟独不能也不想在学理上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以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

1、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本体论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表现在文艺学上，就是不管中外古今的文学都具有万古不变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以前已经先验地设定。否认文艺活动的特点与本质是历史地变化、因地方的不同而不同。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坚信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对于本质的认识，否定知识（包括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

这种本质主义导致文艺学知识创新能力的衰竭，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反思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从而对变化着的文学艺术活动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比如在创作论方面，本质主义的文艺学认为文学创作具有固定不变的“过程”，设定了僵化固定的创作“阶段”。这种机械的创作论根本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创作活动，尤其不能解释今天的网络文学创作。在网络文学创作中，构思、写作乃至批评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作品论方面，本质主义文艺学假定文学作品的各种体裁都具有僵化固定的本质，而不顾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早已突破了这种“题材特征”。其结果是大量新兴的文艺作品无法进入现成的题材归类（比如流行歌曲的歌词是否是“诗”？）并被排斥在教科书之外；在欣赏论方面，本质主义的文艺学假定文艺欣赏具有固定的规律——审美审理距离或与审美的无功利性，而实际上，现代大众文化的接受活动已经完全打破这种“审美心理距离”理论。

在我看来，阻止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的最主要障碍还是封闭的自律论文艺学。这种自律论的文艺学现在看来已经很难解释当代文艺/文化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文化与艺术的市场化、商业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泛文艺/审美现象。它还导致文艺学在研究的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与文化现象（比如流行歌曲、广告、时尚等），把它们排挤出文艺学的研究范围（西方的文化研究与此形成巨大的反差，广告、流行歌曲乃至随身听等都已是西方文化研究研究的重要对象）。

当然，文艺的自律性诉求在80年代是具有进步意义与革命意义的，它直接配合公共领域中的重大论争，紧密联系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与清算“工具论”的文艺学，要求给予文艺以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必须予以充分肯定。但是80年代的文艺自主性理论本身就是多重力量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建构，它与当时具体的政治气候、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关联，因此并不是什么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表现。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就会使得本来具有革命意义的自主性理论变成排斥新事物的霸权话语。事实上，进入90年代以后，自主性文艺学在许多方面已经表现出自己明显的局限性。诸如：由于坚持纯文学的立场而导致拒绝承认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导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过于狭隘，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而排除新出现的文学艺术形式或审美活动的承载方式（比如广告、时尚等）。文艺学如果回避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泛化的事实，只讲授与研究历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如果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规律“，那么它就无法建立与日常生活与公共领域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最后导致自己的萎缩与枯竭。在这里，我倒不是呼唤文艺学应该重返权力中心，而是说任何人文科学研究在我看来都应当对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现象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这种回应可以是批判性的、站在边缘立场的，但前提必须是把批评建立在严肃的学理分析的基础上。那种只有激情而不愿或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对象的所谓“批判”已经太多也太烂了。

三

更为根本的是，文艺学研究如欲有效地回应90年代的艺术/审美新状态，除了扩大研究对象以外，更重要的是调整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型。由于导致文艺/审美活动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艺术本身，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在这里，自律论文艺学那种局限于文艺内部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已经很难担当这个使命。我们应当大量吸收当代西方的社会文化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文艺与文化活动的变化并对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作出分析。这是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历史性出场的现实要求。

然而这样做似乎会招来“回到外部研究”乃至“回到庸俗社会学”的指责。已经有不少批评者把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归入文艺社会学或所谓“外部研究”。（9）当然，就文化批评与文学社会学都反对封闭的“内部研究”、致力于揭示文学艺术与时代、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而言，两者的确存在相似之处。（10）众所周知，文学社会学重视文艺活动的社会环境。埃斯卡皮曾经这样概括文艺社会学的特点：“首先，（文艺社会学）确立了一种文化生产的制度与实践的方法论；其次，把文化作为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和历史框架中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同时，文艺社会学能够有效地解释文艺活动的商业化以及它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用埃斯卡皮的话说：“由于文学离不开为宗教所不屑一顾的经济问题，因而就更应当面向社会学。”（11）此外，文艺社会学的优势还体现在否定艺术具有普遍永恒的规律、法则及其的“自然的”、“超越”的价值，“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它们看作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的制度中并通过特殊价值观构成的。”（12）事实上，当代的消费社会及其文化与艺术活动的新变化、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生活化等已经迫切地要求我们改变关于“文学”、“艺术”的观念，大胆地把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吸纳到自己的研究中（至于它们是否属于文学艺术则大可不必急于下结论，许多在当时不被视作“文学”的文本在日后获得认可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应该抛弃学者、大学教授以研究广告或时尚为耻的传统观念。英国著名的理论家里维斯（曾经写过研究英国小说的名著《伟大的传统》）就曾经研究过广告。持社会学观点的人一般认为文学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的概念。比如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认为：“只要能让人们得到消遣，引起幻想，或者相反，引起沉思，使人们得到陶冶情操，那么，任何一篇写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G·K·切斯特顿甚至指出：火车时刻表也有文学用途。”（13）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曾经详细地讨论过西方文论史上各种关于“文学”的定义，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是文学”是一个历史地变化的问题，“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建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文学”，也没有永恒的文学“本质”。他甚至认为，或许有一天，莎士比亚的作品会被排挤出“文学”的大门。（14）而乔纳森·卡勒则更极端地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的任何文本。”他甚至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问“什么是文学”就像问“什么是杂草？”答案是：“杂草就是花园的主人不希望长在自己园里的植物。”在卡勒看来，“假如你对杂草感到好奇，力图找到‘杂草状态’的本质，于是你就去探讨它们的植物特征，去寻找形式上或实际上明显的、使植物成为杂草的特点，那你可就白费力气了。其实，你应该做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或许还有心理方面的研究，看一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把什么样的植物判定为不受欢迎的植物。”（15）因而还不如转移视线，去探讨“是什么让我们（或者其他社会）把一些东西界定为文学的？”这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其实，他们的言论并非危言耸听，征诸中外文学史，“文学”的观念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更把关于“作家”、“艺术家”的界定看作是一种文化权力的斗争。他认为：“文化生产的场域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拥有一种关于艺术家的支配性的界定权力，以便划定那些被赋予参与界定艺术家的斗争权力的人的数量。业已确立的关于艺术家、作家的界定可能通过扩大在文学事务中有自己的合法声音的人的数量而被极大地改变”，“虽然每个文学场域都是争夺对作家的界定的权力场所，这一点是确凿的，但是事实依然是，科学的分析如果不想犯把特例普遍化的错误，那么，就必须知道他们只能与关于作家的历史性界定相遇——这种界定与争夺对于作家的合法界定的特定斗争状态相对应。”（16）

四

但是，只是看到文化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的相似之处，甚至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是具有误导性的。在我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文艺社会学模式诞生于西方19世纪。其中尤其以泰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兼进化论的文学社会学模式，以及以马克思开创的辨证唯物主义文学社会学模式影响最大。关于泰纳（又译为丹纳）的文学社会学，韦勒克曾经分析说：“泰纳代表了处于19世纪十字路口的极复杂、极矛盾的心灵：他结合了黑格尔主义与自然主义心理学，结合了一种历史意识与一种理想的古典主义，一种个体意识与一种普遍的决定论，一种对暴力的崇拜与一种强烈的道德与理性意识。作为一个批评家，从他身上可以发现文学社会学的问题所在。”（17）这段话指出了泰纳文学社会学的要点：1、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与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相信“客观规律”的存在。这反映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及其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的渗透，崇尚客观主义与经验方法，具有机械论特征；2、理性主义的历史哲学，“时代精神”决定论。相信通过理性可以把握历史的总体过程，相信历史的必然性，从理论模式出发而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但是又把这个理论模式当作“客观规律”；3、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泰纳的艺术（史）社会学中表现为环境决定论，适合于环境的艺术类型会得到发展否则被淘汰。他的《艺术哲学》频繁地使用生物学术语，用生物学“适者生存”的原理来比附文学艺术的发展。泰纳的《艺术哲学》由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早在60年代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一再重版，在文学/艺术理论界生产了相当大的影响。其机械决定论色彩与伪装在自然科学外表下的理性主义倾向在中国的文艺社会学中都有相当严重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其真正的学科形态是在前苏联建立的）建立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基本的社会理论构架上。在这个基本框架中，物质/精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存在/意识构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文化/艺术被列入精神、上层建筑、意识的范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有过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许多当代的社会理论家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决定了任何关于上层建筑、文化自主性、文学艺术相对独立性的言论在根本上都不能弥补其忽视文化与精神的独立性（即所谓经济还原主义）的基本缺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文化没有被视作一种基本的、同样具有物质性的基本人类实践活动，忽视文化在建构社会现实与人性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警惕。正如亚当·库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指马克思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引注）已经避开了那种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的、使人误解的比喻说法，这种说法常常具有用经济还原论解释文化的危险，以及将文学和艺术仅仅构想为阶级和经济因素‘反映’的危险。”（18）葛兰西、阿多诺、哥德曼、阿尔多塞以及苏联的文论家巴赫金等都在力图克服马克思的经济主义方面作出了极大努力。

总起来看，泰纳等人的文学社会学存在严重的机械决定论、实证主义、进化论倾向，忽视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这些都成为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的对象。没有吸收西方20世纪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论转向的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在前苏联文论界被极大地庸俗化简单化，而对我国文论界产生支配性影响的恰恰就是这种庸俗搬的马克思主义。

五

在澄清了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缺陷以后，文化研究与它的差别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的文化研究是在反思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缺陷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成果以后产生的。由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充分反映在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等学科中。这些学科虽然存在文本中心主义的问题，但是却可以有效地克服文艺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文化研究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它要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是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语言论转向的基本成果，这种重建因而决不是要回到机械的还原论与决定论。相反，深受本世纪语言哲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影响的文化研究，非常强调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它具有物质性。比如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文化，引注）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躯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躯体上。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19）文化的物质化与物质生产的文化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中有充分的体现，我们不难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这种现象。它不仅印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时也使得文化/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受到挑战。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图雷纳在《现代性与文化多样性》中指出：“当前我们正目睹超越工业社会的社会的出现；我们把它们称为‘程序化社会’，其主要投资包括大批量生产和批发象征性货物。此种商品具有文化的属性，它们是信息、表征和知识，它们不仅仅影响劳动组织，而且影响有关的劳动目标，从而也影响到文化本身”“故尔说社会在前进，从有能力组织贸易进步到有能力生产工业产品，再进而到能生产‘文化产品’。给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下定义，不但要着眼于不同类型的投资，而且一定要看到对世界以及主体的特定的表征方式。”（《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第17页）

此外，文化研究试图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的方法。在这方面，布迪厄的研究特别具有启示意义。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就是要打破内在/外在、个体艺术家/社会环境、自律/他律、文学形式/社会内容、能动性/结构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他通过对“场域”、“习性”等概念细致阐释，既避免孤立地或在文学形式系统内部看待形式的所谓“内在阅读”方法，也避免了只关注艺术形式与生产者的社会条件的外在分析方法；既避免了个体艺术家的卡里斯马神话——把艺术创作视作纯粹的超功利活动；也避免了把作品与作家简单地等同于阶级代言人的庸俗社会学。（20）

西方文化研究认为，不能把社会关系简单、机械地还原为阶级关系，进而把人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简单地还原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机械的阶级论势必忽视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以及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的超阶级的维度，比如民族的维度、性别的维度等。西方的文化研究则依据受到60年代以降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绿色和平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倡导微观政治以及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更细微复杂的认识。这种微观政治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作家与作品分析中避免机械的阶级论取向。应该承认，机械套用阶级论的模式来分析作家以及作品中人物的身份、立场，是前苏联文艺社会学、也是深受其影响的我国很长一个时期的文学社会学之所以显得庸俗的重要原因。而今天的文化研究与此前文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突破了机械的阶级论框架，关注比阶级关系更加复杂细微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比如性别关系、种族关系等。在这方面，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尤其具有代表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性别不仅关涉到人的生理维度，同时也关涉到人的社会文化维度。他/她热衷于解剖一个社会的文化如何理解并塑造人的性别特征，如何影响到作家对于自己的男女主人公的性征的认识与塑造。正如有人指出的：“承认艺术社会学的多科交叉的特性，也就必须提及女权主义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妇女被排除出艺术生产和艺术史之外的现象，并提出了挑战……关于‘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的问题其答复必定是一种社会学的或社会-历史的答复，而女权主义者的分析使我们得以理解文化产生中性别的单面性以及艺术表象中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主导性。”（21）

总而言之，新兴的文化研究并不是要回到以前的庸俗社会学，即使认为它要回归文艺社会学，那也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艺社会学，克服机械的反映论与阶级论是这种重建的重要环节与议题。

注释：

（1）、（6）、参见费塞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8页，第94页以下。

（2）参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文艺研究》2001年第5期陶东风的文章、《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李春青的文章，《文艺报》20001年7月17日起连续发表的黄应全、魏家川、王南等人的文章。等等。

（3）我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对此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参见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7）、这些文章均收入《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8）、这组文章以“歪读广告”为题自2001年5月起在《中华读书报》连载。

（9）、参见《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

（10）、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霍加特就把“文化研究”当作“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参见周宪等：《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11）、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12）、亚当·库珀等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13）、《文学社会学》第9页。

（14）、参见《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导言“文学是什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15）、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中国方面相似的观念可以参见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16）、参见布迪厄：《文化生产的场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17）、R．Wellek：AHistoryofModernCriticism，IV，YaleUniversityPress，1965，P57。

（18）、《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42页。

（19）、参见EduardodelaFuente：‘Sociologyandaesthetics’，EuropeanJournalofSocialTheory，Vol．3，No．2，May，2000，P．245。

日常生活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学；日常生活；激励；权衡；选择；效率

虽然作为一名高中生还未能系统的接触经济学内容，但我明白我们的生活中是处处存在经济学信息内容的。人们正是通过各种生活中的经济主体来评价奖惩原则的，最终作出选择，并对利益成本进行有效权衡，积累经验。换言之，它所表示的正是生活中激励、权衡与选择三者的顺次推理关系，这也充分证明了在我们的生活中经济学无处不在。

1关于大学生读研的机会成本研究

经济学看似理论深邃且不易触及，但实际上并非那般高深莫测，我们的生活中就处处存在经济学内容，甚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或深或浅的经济思维意识。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经济学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懂得善于观察生活、体会生活、并有心将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与经济学联系起来。举例来说，我们常常会听到“机会成本”这一名词，它还被人们称之为“选择成本”。成本与机会有关吗？乍一看没有关系，但实际它就是指为了进行某一项最优活动而舍弃了次有活动所获得的价值。就以距离我们不远的大学生读研来讲，它的机会成本体现在哪里？读研对于大学生而言并不轻松，能够考上研究生的学生也是付出他一定艰辛努力的。而且在备考期间，大学生要经历的来自于自己、家庭、社会的重重压力都让他们感觉身心俱疲，所以说为了备考研究生所付出的体力、精神与时间成本就可以被视为是大学生考研的机会成本之一。再一点就是经济成本，大学生读研是需要经济成本支撑的，除住宿费、学杂费外，还包括了读研期间的生活费用，根据地区学校、学生个人习惯的不同，其三年下来的读研成本也不尽相同，少则几万、多则数十万不等。再一点，读研大学生没有在大学毕业后就选择工作，假设他们毕业即踏入工作岗位，那么三年的工资待遇、工作经验积累以及升迁可能也相比于同龄人更少。所以说在我国，读研大学生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当高昂，当然，读研也是一个再充实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研究生毕业后学历更高，读研成果（学历）也会被某些企业所认可，这就是读研成本可能收到的回报，这些基于经济学内容都要考虑进来并加以分析，最终权衡读研机会成本的付出是否能够获得满意的价值回报[1]。

2关于公共娱乐的沉没成本研究

我们知道像电影院、演唱会这样的公共娱乐活动及场合是存在沉没成本的，它就涉及到经济学中的“忽略机会成本错误”。在经济学中这种沉没成本表示即使不进行任何经济活动也无法避免的成本内容，所以无法对其是否存在进行考虑，它是必然因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存在沉没成本，如果我们购买电影票却在如期开场时未能赶上入场时间，进而导致电影票作废，这就是沉没成本。所以此时我们需要在考虑中剔除这一成本内容，不能让它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和其它学习工作以及生活节奏。再举个例子，我们在高中英语听力考试中，老师常常会告诉我们，听力考试节奏较快，某些题目只会播放一遍，如果一道题目没有听懂，不要纠结与此，要马上认真听下一题，不要因为一道题目而耽误了另一道题目，得不偿失，这也是沉没成本的实际体现。因此这一经济学原理对于我们的生活还是很有帮助的，需要深入理解并有效把握。

3关于折扣飞机票的边际收益成本研究

边际收益成本原理涉及到人的决策问题，它为人的决策给出依据，不容忽视。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人所作出的决策就应该是处于获益状态的，反之。边际收益代表了人在单位额外活动的收益，而边际成本则代表了人在单位额外活动的成本。假设当我们需要对某一件事作出决策时，我们需要考虑的并非是事件本身，而应该考虑它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展开，所以这时我们就要运用到边际收益成本分析。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应该适当考虑扩大决策事件的活动范围及规模，当然，编辑收益成本也应该与平均收益成本区分开来，避免因为概念混淆而导致错误发生。就以折扣飞机票为例，有些机票折扣力度相当之大，动辄几百元或者百元以下，让人一时不敢相信，我们常常会觉得这样做航空公司必然是赔本的，但实际上即使是如此之低的票价他们依然能够获利。原因就在于随着机票销售范围的扩大，航空公司就希望通过折扣来展开机票促销活动，此时所获得的一切机票收益均为边际收益，而相应的边际成本则只是在飞行服务过程中对旅客所提供的一份午餐的成本，再加上旅客所支付的燃油费用。所以此时航空公司的边际收益必然会大于边际成本，航空公司必然是获利的一方[2]。

4总结

我们要多学习有关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知识，因为它有趣且实用，能够帮助我们较为理性的去看待某些事物，做到对某些事件的冷静客观处理，这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好处的。

参考文献

[1]郭扬.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思维——让我们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J].网络财富,2010,(4):68-69.

日常生活范文篇7

关键词：日常生活；视角；班级建设

班级是学校进行教学活动的基层组织和基本单位，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要组织载体。近年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班级建设中许多在传统教育管理体制下形成的良好工作方式、方法受到了挑战，比如传统班级管理模式的不适应、辅导员与学生对班级角色定位的不明晰、学分制导致的教学班与行政班的不重合、网络化教学与管理使得班级管理日益复杂等，这些对班级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文章从日常生活视角研究班级建设的创新实践，不断探索班级建设的新途径、新做法和新手段，以期不断完善班级管理机制。

一、班级建设的创新实践：以“班级攀升三步走”为例

“日常生活”视角以日常世界的行为为现实根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班级建设的全过程，将班级建设中的观念、制度、文化等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中。如H高校实施的“班级攀升三步走”项目，即通过创建“优良班集体”“先进班集体”“十佳班集体”这三个步骤，逐步提升班级的整体实力，实现递进式、跨越式攀升，从而逐步建立加强班级建设、促进班级成员和班级集体共同发展的良性机制。1.围绕目标开展班级建设。要根据学生特点，围绕建设优秀集体和个人的班级建设目标来开展班级建设。第一，大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因此，要引导学生热爱学习、认真学习，在班级要加强学风建设。制定学习目标帮助学生激发学习动力，提供讲座帮助学生加深专业认知，同时，加强督促帮助学生纠正学习偏差。要围绕这些设计活动，如开展“周听课、月点评”制度，随时督促学生学习。第二，大学生要适应集体生活，处理好人际关系，因此，要加强班团活动建设，提高学生集体意识、合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要大力开展主题班会、团日活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帮助学生提升各方面的实践能力。第三，大学生在生活中要有良好的自主能力，因此，要加强寝室文明建设，帮助大学生在课堂之外、督促较少的地方依靠自我约束养成良好的习惯。第四，在大学生学习生活中，要发挥学生干部的带头作用，因此，要强化班团干部队伍建设，建齐配强一批精干高效的班团干部队伍，并进行系统培训和考核，帮助班干部提高自身水平，进而开展好班级建设各项活动。第五，大学生学习生活过程中，同学之间要互帮互助，要注重发挥朋辈群体之间的互助，因此，要通过开展互助小组等形式的活动，帮助学生完善自身的支持系统，形成相互帮助的班级文化，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留下美好的同学情谊。根据大学生学习生活的特点来展开班级建设内容，通过具体的载体建设、平台建设、活动组织等方式逐步实现班级建设目标。而一个好的项目，能够同时供给班级建设的这些内容，对学生进行良好的教育，起到既能培养优秀的骨干，又能培育优秀的班集体的作用。比如，H高校实施“班级攀升三步走”计划，许多班级在学习成绩、优秀学生干部比例、寝室环境日常行为等方面有了明显提升，78.5%的新生班级（共135个班级，106个获评）获得“优良学风班集体”称号，获得“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称号的学生比例也显著上升，许多班级开展了大量有意义的活动，学生相互之间的关系近了，班级的凝聚力也增强了。由此可见，围绕目标开展的班级建设内容达到了预期效果。2.围绕考核构建指标体系。从组织学的观点来看，班级建设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器物层次、制度层次和精神层次。器物层次和制度层次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把握，它包括班级建设的基本保障如人、财、物等，也包括班级建设的运行机制，其测量指标也相对容易设定，围绕学风建设、班团活动建设、班级及寝室文化建设、班团干部队伍建设、朋辈互助机制、信息化建设和制度建设等七个维度设计指标予以测量。而精神层次的测量就较为复杂，它是指班级建设成员与相关者的价值观和精神获得，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从已有的理论和考核实践来看，对精神层面的考核主要是满意度的考核，虽然满意度还无法全面反映班级建设的实际效果，但却是一种效度较高的、比较准确的测量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满意度是更为重要的指标。班级建设的实际内容和满意度具有相对而言较高的相关性。如果班级建设的供给内容不是以需求为出发点，没有建立在对班级实际情况分析的基础上，那么即便班级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班级成员的满意度也未必会高。但纯粹考核班级成员的满意度，则无法反映班级建设的过程和众多内容，也无法体现不同班级建设的内容和不同年级建设的层次感。因此，日常生活视角的考核也要综合两种视角，即分别从客观内容和主观满意度两个角度对班级建设进行考核。日常生活视角下班级建设的考核方法如下：首先，建立关于班级建设内容的考核指标体系，即“七维”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括学风建设、班团活动建设、班级及寝室文化建设、班团干部队伍建设、朋辈互助机制、信息化建设和制度建设。其数据主要根据班级建设的档案材料、班干部的填写内容以及考核人员的现场考察。同时，要根据不同指标内容所占的权重（权重的大小具有一定的导向意义）计算班级建设的供给水平，作为衡量班级建设水平的重要评价依据。其次，测量班级成员及相关成员对于班级建设的满意度，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再赋值计算分数，最后得到准确的满意度。客观内容考核和主观满意度测量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考核体系，同时相互独立的两方面考核结果可以互相印证，确保能够科学全面评估班级建设的成果。

二、日常生活视角下班级建设的展望

1.日常生活视角体现了全过程。西方高校非常注意对学生日常生活领域的教育，尤其是鼓励学生良好的行为，并给予奖励。以加拿大为例，它并不要求教师对学生强行灌输道德准则，也不专门开设道德教育课程，而是采取全方位的道德教育方式，创造各种环境，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它遵从的是“道德是被感染的，不是被教导的”。其为学生提供的各项服务措施都是非常规范的，提供了大量的、日常的从学习到生活各方面的咨询和服务，而道德教育蕴含在这些咨询和服务之中。这与我们当前开展班级建设的内容大体一致，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开展立德树人各项工作，通过主题教育、日常管理、班级文化建设、网络主题教育活动、朋辈教育等，为班级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服务，切实将各类教育，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班级建设的全过程，从而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2.日常生活视角体现了全方位。班级建设过程往往要融入各类主题教育，尤其是教育效果要体现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效果检验的难度较大，即考核难度较大。因此，在实际中，西方国家的做法是利用考核人的权威评价考核对象，比如著名教授的推荐信往往超过其获得的分数和奖励，这种做法存在一定的弊端，即缺乏约束，对于积极的考核对象而言，其需要考核人的评价，因此其积极性得到加强，而部分“被标签化”的相对较差的学生无法在这种评价中受益，即过于强调学生自我负责，强调学生自治，就容易造成部分学生游离于这种体系之外。而在日常视角中，要同时推进的是多元考核体系，对学生各方面的表现进行全方位评估，利用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既能约束学生，让学生跟着班级建设的内容获得进步，又能够通过考核反馈班级建设的内容，使得供给和需求更加匹配，使得班级建设进入不断螺旋上升的轨道中，不断获得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艳萍.当前高校班级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5）.

[2]杨建华.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J].浙江学刊，2002，（4）.

日常生活范文篇8

关键词：慢设计；产品设计；慢生活

一、“慢生活”理念的产生

1986年由意大利人卡尔洛•佩特里尼(CarloPetrini)引起“慢生活”的开端，是针对现代社会兴起的一种运动。其本质是慢节奏生活，体味日常生活的细节,关注生命的本质、尊重自然、生活环境及传统文化，享受真实生活的乐趣。引申到设计上就是崇尚绿色和自然环保，追求天然简朴的生活方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慢设计”理念。“慢设计”通过温暖、简约的造型、丰富的文化内涵达到返璞归真的状态。

二、“慢设计”对当今生活的影响

（一）“慢生活”对当代设计的影响

当代社会处于一个信息爆炸、新鲜产品换代速度等不及用户理解的时代，大众逐渐失去了放下手中工作，放慢速度仅仅沉浸在自己思想中的艺术体验。当代的人们仿佛放弃一切刺激，就会烦躁，就会恐慌，进而放弃了深入思考问题的机会。中国传统设计思维与“慢设计”理念的出发点相通，对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而言，基本思维框架“三才观”就已经辩证地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万事万物都是“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结果。古人认为，与人类实践活动发生联系的一切事物，都必定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而这三大要素的统一，不仅表现为时间对空间的统摄，也有人对自然的利用和平衡，同时也是研讨一切具体事物所共同使用的理论原点。“慢设计”并不简单地反对“快设计”，设计师的时间不是被愚蠢地剥夺，而是节省下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更冷静地来看待快与慢的相对关系。在当代生活节奏过快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厌恶嘈杂，慢慢开始渴望一种更接近自然状态的生活方式。在此时提出“慢设计”理念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通过“慢设计”理念的独特方式来舒缓人们所受的压力。

（二）“慢生活”影响下的设计理念

“慢设计”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理念。它不是指设计时间的长短，而是强调设计师在设计创作中一种耐心、谨慎、深思熟虑的态度，同时也增强了人们与作品之间的情感交流。“慢设计”主张设计师在设计创作中应处于一种平和、放松、随性的感知状态，即遵从内心最率真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慢设计”的作品以一种令人惊讶又可亲的形象展现出来，且其内在意蕴意味深长。“慢设计”揭示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错过或忽略的经历，包括对材质的接触和操作过程，以至于很容易忽视我们周边事物的存在，更难以认识到它们的变化。因而设计师对我们现有的生态价值提出了质疑，开始关注产品的感性情感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件产品都留下了使用者的明显痕迹，人与物的交互关系就在缓慢的时间演变中产生。对产品的生活新体验，其层次之丰富含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功能和便利而用户也更为珍惜这一经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件物品都会低声地说出一段生活故事，它们含情脉脉，诉说着它们与用户共同度过的岁月，它们仿佛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在“破碎的白色”这一项目中，荷兰设计师西蒙•海登斯设计的陶瓷餐具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揭示使用者的个人痕迹。随着人们的使用，光滑的白色的盘子、杯子和碗开始微微裂缝，慢慢地揭示复杂的花型图案。每个不同的物品上的不同的痕迹反映了该物品与使用者的关系，其涵盖的意义远超出单纯的功能性。西班牙工业设计师马丁•鲁伊斯•阿苏阿设计的初衷就是合作，他设计的椅子，一组人坐在对方的膝盖上,可以象征友谊，或者是一种依赖。在任何时刻,“椅子”可能崩溃，但它能很容易地被重新复制或允许更多的朋友加入。当使用它的人与之共同创造出友好和趣味,这个设计对象即被赋予意义。

（三）“慢生活”影响下的设计产品赏析

以日用陶瓷产品为例，日用陶瓷产品造型的设计过程是以决定产品的形态特征为目的的创造活动。它的造型应该是功能与美感的统一，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根据现实生活的实际需求，利用不同的原材料、采用相配的工艺流程设计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日用陶瓷用品的造型样式。德国本土设计创作的“风趣”咖啡具（图1），在形与体的一致性追求上别具一格，它清晰、精确、和谐的形式感受，表达了设计师对新时代深刻的体会，并将其转化为特有的陶瓷艺术语言。国际品牌爱马仕于2011年推出的限量版咖啡具（图2）以晶莹光洁的白瓷为材料制成，造型秀丽，咖啡壶口线条呈波浪状，有一种流动的形式感，把手部分的曲线方向有所转换，引起韵律的变化，产生一种跳跃的动感，富有生动的情趣，从固态静止的造型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生命形式。人们经常会依照自身所受的文化熏陶、生活体验，将一定的形态与相应的情感相关联，也可以说是不同的形态有它各自的象征语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触景生情一说，在日用陶瓷用品中所沉淀的情感也是通过每时每刻的日常生活细节来完成的。在图3所示的这套日用陶瓷产品中就有充分的体现，它是由丹麦皇家哥本哈根陶瓷厂制作的唐草蓝花茶、餐具。陶瓷餐具上采用钴蓝色的唐草手绘图案，器形方面采用了西方传统餐具的常见元素，主要体现在顶盖的造型上，以及在形体主干部分的压纹上。唐草元素的陶瓷产品已经融入丹麦人的日常生活中，它寄托了丹麦人的丰富情感。当地的丹麦人从小就生活在有唐草的环境中，很多家庭以使用唐草餐具为荣。这一传统图样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装饰风格，但唐草图样和谐柔美、清闲雅致的特色一直传承了下来。在延续传统的同时，设计师抓住时代的特征，依据慢设计原则设计出了符合现代人们审美需求和情感寄托的新一代产品。慢设计理念的日用陶瓷产品设计风格并不约束在某一特定的范围内。慢设计理念的日用陶瓷产品应该引导人们发现日常生活的美好，观察曾被大众忽视的生活细节，养成健康、平衡的生活方式及正确的价值观，回归自然，回归真我。

三、结论

设计来源于生活，设计为生活服务。作为设计者放慢脚步，给自己时间去思考、去观察，了解自己的处境，那么将会更清楚设计工作存在的意义。有了明确的想法之后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而不是匆忙之中的草率决定。慢的力量在于把握节奏、维持平衡。“慢设计”理念引起了一个广泛的公众对话，这也预示着缓慢的积极影响正在传播。“慢设计”的原则鼓舞和激励了无数的创新思维。其应用过程是高度的个人化反思过程，在设计工作中的运用来诠释设计师的身份、反思设计过程，以此评估设计工作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并展望新的场景。这种认真而持续的自我质疑挑战了设计师的潜能，并使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核心作用。

参考文献:

[1]曹雯雯.浅析慢生活理念对当代设计的影响[J].大众文艺,2015，（01）.

[2]郭永艳.“慢生活”哲学与产品设计[J].设计，2012，（02）.

日常生活范文篇9

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785－824年）期间，被近年来的唐代文学史家规定为中唐後期，?quot;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1]。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大致可以自成一个阶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乱後，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出现了混乱，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探索，从德宗开始，实行了一系列诸如设立两税、完善俸制、删定敕格、整顿朝仪、理顺使职、发扬礼典等措施，整个贞元长庆间应该说社会已经走入正轨，成为一个整理整顿制度的时期，一个大致有秩序的时期，像代宗"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2]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导致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藩镇割据问题还处於中央和割据藩镇的较量阶段，元和年间形式上中央甚至取得了胜利；宦官专政也远未达到操生杀大权的程度，宪宗曾对宰臣李绛说，得宠的宦官吐突承?quot;此家奴耳……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3]；牛李党争只是初露端倪，从史籍看，到元和末长庆间唐代君臣才开始注意党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大致是一个相对安定、政治上尚有活力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之後，上述三大矛盾就愈演愈烈，终於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谓"文人型官员"，首先他们是官员，那些没有做官的处士游客，即使能"文"，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其次他们是文人，那些武将节帅，即使做了大官，我们也不研究，只可以用作比较的对象。文人型官员又大都"不喜为吏"[4]、"惟酷好学问文章"[5]，在这一点上不同於一般的文官。文人型官员从生活水平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层（详後）。有的文人型官员逐渐从低层走向高层，而有的则一辈子只生活在低层。

选择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於这一阶段是文学的繁荣特别是"文"的繁荣时期，许多文人型官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特别是"文"。受社会风气影响，这些"文"中涉及个人生活的东西相对多了一些。因此虽然总的来说唐代史料对於研究日常生活仍不够十分丰富，但就这一阶段而言，与初唐、盛唐和晚唐相比，可供利用的资料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韩愈是文人也是官员，贞元二年（786年）十九岁时初来长安，长庆四年（824年）五十七岁时病故，恰与这一阶段相始终，因此我们首选他作为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的一个个案。以下的研究，想首先揭示韩愈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其次探讨他的总的生活水平，最後看看他的具体的日常生活。

一、韩愈的生活态度及其对日常生活的看法

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主要指"衣食住行"，即最基本最日常的生活。其他如婚丧嫁娶等虽很重要但非"日常"，目前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

韩愈"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於既倒"[6]，是唐代振兴儒学的重要人物。在那篇重新归纳提炼儒家学说的名篇《原道》中，韩愈除举出儒家在仁、义、道、德、文、法、民、位几方面的规定外，又指出："先王之教"，"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7]，将衣食住纳入了儒家学说范畴，或者反过来说他认为儒家学说应该包括衣食住等内容，儒家思想应该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由此可见韩愈对衣食住行的重视。所以韩愈在反对佛道二家时，也主张恢复僧侣道士的生活为儒家提倡的正常的日常生活，所谓"庐其居"[8]、所谓"使吏卒脱道士冠，给冠带"[9]即是如此。韩愈甚至说，即?quot;佛"本人真的来到唐朝，皇帝对他也"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於境"[10]，待遇与对一般外国宾客相同，而这待遇实际就是朝廷礼仪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表现。

从儒家观点出发，韩愈主张生活上遵循常理，反对神鬼禁忌。比如在饮食方面，他批评那些相信服食的人，说"五谷三牲，盐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不能无食，当务减节。盐醯以济百味，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杀人，不可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务鬼神"[11]。他又拿自己和伯兄相比较，说"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12]，表现了一种务实不务怪的生活态度。

一般而言，韩愈不太追求物质享受。这一点有别於其他文人型官员。在韩愈看来，只要日常能够度日，妻子儿女能够不受贫寒就可以了。比起生活的舒适来，他更追求自己志向的实现。他曾在《与卫中行书》中说自己在徐州的日子，"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13]。这种生活态度使韩愈不去追求钱财的积累，而宁愿拿出一二十万钱去资助学生或捐款修庙。与此相对应，韩愈很看不惯豪家子弟的生活方式，对学官中的"豪家子"和长安的"众富儿"都表示过不满（详後），对"刮磨豪习"[14]的宗室则予以表彰。这种生活态度甚至影响了他的交友。於是我们看到，韩愈最好的朋友都是一些能文然而比较贫穷的人。

韩愈对生活总的说又取一种比较严谨的态度，对他人对家庭也都比较负责任。元和十五年（820年）韩愈量移袁州。袁州属江南西道，在治所南昌有一座名闻遐迩的滕王阁。韩愈年青时就"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这次成为江南西道治内的一州刺史，本来完全可以找个理由去南昌一趟，看看这一名楼，但由?quot;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15]。这就是韩愈的一种不以私利而破公制，和不假公事以遂私愿的态度。韩愈还特别反对那些不愿为他人为家庭负责的人。他曾经碰到过一个"圬者王承福"。此人不肯娶妻生子，嫌这样作太劳心劳力。韩愈批评他是"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说"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16]因此韩愈不仅对家庭负责，就是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常常给予许多真诚的帮助．所以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韩愈"内外茕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庀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17]。这种生活态度是韩愈真诚助人性情的体现，但同时也使他的生活总是处於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

二、韩愈的总的生活水平

在探讨此问题之前，首先要交代一个背景，即当时官员的家庭结构问题。一般而言，当时官员的家庭构成往往不仅包括夫妻子女，而且还包括前来投靠的亲戚。台湾学者陈弱水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的论文[18]。文中指出唐代妇女在丈夫死後回本家（即娘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知道，妇女回娘家住往往还要带着孩子，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个比较大的家庭，使娘家的父亲或兄弟在生活中需要负担的人口变的多起来，再加上当时似乎有个惯例，亲戚投奔拿俸禄的官员，或者说拿俸禄的官员养活前来投靠的亲戚（甚至朋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於是家庭成员增多了，家庭规模变大了，家庭负担也就随之变得重了起来。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贞元元和间的名臣阳城与兄弟住在一起，?quot;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甥）年四十余，痴不能如人，常与弟负之以游"[19]，则阳城不仅养活了自己的弟弟，还养活着妹妹及妹妹的儿子。又如殿中侍御史李虚?quot;昆弟六人，先君（指李虚中）而殁者四人。其一人尝为郑之荥泽尉，信道士长生不死之说，既去官，绝不营人事。故四门之寡妻孤孩，与荥泽之妻子衣食百须，皆由君（指李虚中）出"。李虚中没办法，为了养家，只好去"佐河南水陆运使。换两使，经七年不去，所以为供给教养者"[20]。这是说以一人俸禄养五家人口，可知负担之重。从中还可知，若担任像水陆运使这类财政官员的属官，收入比较可观。第三个例子是亲王长史李仁钧。他在汴州当官时对朋友很好，後来到了洛阳，"则又不忍其（指旧时朋友）三族之寒饥，聚而馆之，疏远毕至"。这就不仅是养家实际还包括抚养朋友的子女及亲戚，以致弄?quot;禄不足以养"，迫使自己的儿子李础不得不"从事於外"，以减轻父亲养家的困难[21]。类似的例子真是多到不胜枚举。因此这样一种亲戚朋友投靠有俸禄者，以及有俸禄者有义务养活他们的习俗或惯例，影响了当时许多人的生活水平，韩愈就是其中之一。

韩愈总的生活水平应该属於不太富裕的阶层。特别是元和八年（813年）他四十六岁之前，除短时期外，生活一直比较艰辛。众所周知，韩愈三岁丧父，养於兄韩会处。差不多十二岁时兄死，由嫂子抚养成人，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也正是由於家庭生活困难，为了养家，韩愈遂西上长安，所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22]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在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时，他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这时直至二十九岁时入汴为董晋的观察推官止，十年间他中进士考宏词，四处求官不得，生活艰难，"终朝苦寒饥"[23]。那么这一段他既然没有得到官，其生活来源又是什么呢？关於这一点，由於史料缺乏，我们只能作一点推测：估计就像他後来经常资助朋友和找上门来的士子们一样，他也只能靠投靠权贵来求得一些帮助，即所谓"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於人，以度时月"[24]是也。从三《上宰相书》中我们可见那求人的诚恳和迫切。後人往往以此讥笑韩愈，其实从韩愈当时的生活境况及当时的社会风气看，这都是完全正常的。韩愈求人资助留下来的唯一实例是他求到了北平王马燧头上。韩愈後来追述说?quot;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指韩愈兄韩奄！）稚弟，拜北平王於马前。王问而怜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25]。唐代士子应进士举，在京师的生活总的说来比较艰难。他们长时间得不到官，没有俸禄，只好求人度日。

韩愈自贞元十二年（796年）为汴州董晋的观察推官，十五年（799年）为徐州张建封的节度推官，到十六年（800年）冬回京参选，这段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前引所谓"於汴徐二州，仆皆为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26]，讲得就是这段生活。他在《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中也说在徐州"箧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27]，心情悠闲，远非求官时的燥急可比。这里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在唐後期，同是地方官，做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官员如推官巡官之类，收入是比较丰厚的。卫中行的哥哥到岭南去炼黄金，"药贵不可得，以干容帅。帅且曰：若能从事於我，可一日具。许之。"[28]只因为入了容管经略使的幕府，就有钱炼黄金了，可见幕府官员收入之丰。因此当时的许多著名处士，让他当县尉、参军他不干，却纷纷进入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像洛阳名士石洪、温造，江淮"四夔"之一的卢东美等就都是如此。明白这一点很重要，由此可知唐後期士人纷纷投靠幕府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知道，幕府官员俸禄的高下，大约是由府主自己决定的。

韩愈自贞元十六年（800年）冬在京师待选，十八年（802年）为四门博士，十九年（803年）贬为连州阳山令，二十一年（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再拜国子博士，二年（807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年）三为国子博士，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也不富裕。在待选期间，韩愈已经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加上乳母奴婢?quot;家累三十口"[29]。所以虽然很快得到了四门博士一官，但养家实为困难。不得已，他又恢复了求人资助的行为，曾经给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写信，写下了"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30]的词句。在连州为阳山令是"酸寒何足道"[31]；在江陵府为法曹参军时是"掾俸之酸寒"[32]。分司东都，日子亦然不好过。这不仅因为国子博士的俸禄不高，而且因为韩愈这时又收留了堂兄韩俞死後留给他的子女。因此他"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33]，以致於在送贾岛归范阳时，竟无东西可赠，自嘲说："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顑颔"[34]。待到三为国子博士，生活仍不见好转，以至学生都嘲笑他是"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35]，可见国子博士虽月有俸钱25贯[36]，但用它来应付一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是捉襟见肘的。

从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为比部郎中後，直至晚年为兵部、吏部侍郎，虽中间曾被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但其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提高。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对这十年的生活再也没有提到过贫寒。究其原因，这十年韩愈除了有较丰厚的俸禄外，还能靠写碑铭获得许多额外收入。当时的流氓文人刘义曾"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37]。话虽有些无赖，所言恐怕也是事实。我们看韩愈留下的二通有关文字，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从中可知韩愈因写碑文，在前者那里得到"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在後者那里得到"绢五百匹"[38]。当时物价，绢一匹"直钱八百"[39]，则五百匹就是40万即400贯钱。"400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斤盐仅卖40文，一斗米50文。400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40]。当时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粮是七石二斗[41]，则八百石米可供一百人吃一年。又，元和九年（814年）孟郊死，孟郊的朋友韩愈等人凑了100贯为他营葬，"尚有余资"，再加上郑余庆派人"所送二百七十千"，则"足以益业，为遗孀永久之赖"[42]，即300贯钱左右就可以使人过一辈子了。看来400贯钱不是一个小数，而韩愈一次就得钱400贯，由此可知韩愈的"润笔费"之多。当然，由於"争为碑志"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以致有"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43]的说法，因此靠写碑志挣钱补贴家用似乎也不必过分苛求。韩愈元和十四、五年（819、820年）在做潮州刺史和袁州刺史时，虽然心情不好，生活却并不坏。刺史的俸钱，据《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在元和十四年（819年），紧州为180贯，中州为150贯。潮州为下州，估计月俸应在100贯上下。按说这已经不少了，但观察使仍"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44]。由此可知节度使观察使手中掌握的这一笔"送使钱"，可以自由支配，其中一项开支就是能够酌情给手下的属官加俸。这50贯加上後，韩愈的俸钱就达150贯左右，是国子博士俸钱的六倍。因此他在潮州时，可以"出己俸百千（即100贯）以为举本，收其赢余"用作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45]。同样，在袁州刺史任上，韩愈也曾"以私钱十?quot;助修湘君夫人神庙[46]。从这种出手之大方，亦可见韩愈生活水平的提高。

纵观韩愈从官近四十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贞元长庆年间，韩愈以及与他相似的阶层的官员，如果没有田产只靠俸禄生活，又如果负担着一个大家庭的生活的话，不论他是正七品下的法曹参军事、正七品上的四门博士，还是正五品上的国子博士，其生活水平都不很高，甚至是比较艰难的。差不多是同一阶层的官员如县丞崔斯立，是"秩卑俸薄食口众"[47]；国子助教薛公达，是"禄又不足以活身"[48]；县尉毕坰，"既卒，家无一钱"[49]；太原府参军苗藩，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时"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50]。如此等等，生活都很艰辛。相反，如果是做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从事（特别是盐铁使、水陆运使的佐官），或者升到朝官中郎中侍郎、地方官刺史一级，生活状况就比较好了。要是再有些额外收入如润笔钱之类，生活就会更好。当然，如果成了宰相功臣如裴度、马燧，或节度使观察使如韩弘、于頔，其生活就说得上是奢侈是豪富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又远在一般官员之上。明白唐代官员中不同阶层的不同生活水平，对於研究唐代社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三、韩愈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

这里依然主要指衣食住行，并按此顺序进行探讨。

韩愈胖而少髯，三十五岁左右已是"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51]。他不大注重修饰，也不似白居易那样在诗文中对服章有大量的描写。从他留下的诗文，我们只知道当时一个官员大概会有三类衣服。一种是朝服，用於重要场合例如元日冬至朔望朝会等。唐後期的上朝用朝服曾经非常混乱，但在贞元元和间有过一些整顿。贞元七年（791年），"上问冠冕於宰臣。时董晋对曰：古之人服冠冕者，动有佩玉之响"[52]。元和十二年（817年），"太子少师郑余庆奏：内外官服朝服、入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误……自今已後，其职事官是五品者，虽带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剑、佩、绶"[53]。所以我们在韩愈《南内朝贺归呈同官》诗中看到他是"珮玉冠簪犀"[54]，在《朝归》诗中看到他是"峨峨进贤冠，耿耿水苍珮"[55]。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进贤冠……太子詹事府、三寺……等流内九品以上服之"，"诸珮……二品以下五品以上，佩水苍玉"。韩愈时为太子右庶子，正四品下，故所言符合朝服制度。除朝服外，当时官员还有章服，即常服加鱼袋，在一般公事时穿服。韩愈元和十一年（816年）为中书舍人。唐制，散官五品以上给绯服、三品以上给紫服。韩愈所任中书舍人虽是正五品上，但其散官则为正六品的朝议郎，不当穿绯服。要想穿绯服，只有靠恩赐。我们看到，韩愈正是享受?quot;赐服绯鱼"[56]的待遇。待到他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官拜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职官散官虽均不到三品，但因唐後期极宠行军司马，故亦得到"赐金紫"[57]的待遇。到他因谏佛骨被贬潮州，金紫的章服也被剥夺，直至重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才"又获位於朝，复其章绶"即又得到了"赐紫金鱼袋"的恩赐[58]。韩愈能穿紫服垂金鱼袋，心中自然高兴。他在《示儿》诗中说他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59]。"不知官高卑"显然不是真的不知，因为"玉带悬金鱼"只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韩愈心中的得意。朝服、章服之外，自然还有平时穿的一般衣服。韩愈晚年自称"闲人"，常住在郊外，所穿衣服是"白布长衫紫领巾"[60]。"长衫"是唐代男子最常穿的外衣，多为圆领，夹的绵的称"袍"、单的称"衫"。"领巾"就是幞头，也是当时男子头上常戴的。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颜色。一般而言，"白布"应是庶人穿着的颜色和服料，而幞头应是黑色的。但是韩愈系了顶紫色幞头穿了件白色长衫，可见唐代官员家居或出游总之在非公事时，穿着比较随便。关於衣生活还要注意二点。第一，韩愈生活贫困时，穿衣自然也比较困难。比如在任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时，儿?quot;脚冻两骭"[61]；三任国子博士时，"冬暖而儿号寒"[62]。第二，虽然韩愈十分重视华夷之辨，但从他留下的诗文却看不到像白居易和元稹那样对"胡服"的评论和对"时世妆"的意见。原因何在？我以为或许"胡服"在当时实际上已经不成其为问题，而"时世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流行。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即韩愈与元、白的生活旨趣不甚相同，注意点自然也就不相同了。

饮食方面韩愈没有什么禁忌，这在前文已经提及。从留下的诗文看，他在主食方面似乎吃米饭多吃面食少；在副食方面则吃蔬菜比较多，例如有莴芹、菱芡、笋、木耳等，鱼也吃得比较多；水果则有橙、栗、梨、樱桃。到四十五岁前後，他只剩十几个牙，於是只能吃软食，即"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63]。他的贤妻怕他看见硬东西吃不了，心生怅惘，甚至"盘中不飣栗与梨"[64]，干脆不让他看见硬东西，可谓关怀备至了。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被贬潮州，能不能吃南方的各种菜肴对他就成了一种考验。在潮州，韩愈写了二首诗来谈南方的饮食，其中一首是《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另一首是《答柳柳州食虾蟆》[65]。诗中写他浇上盐醋，拌以椒橙，来吃鲎、蚝、蒲鱼、虾蟆、章举等的情形，并说他最终也不敢吃蛇。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韩愈作为一个正统儒家，一方面坚守着华夷之辨的立场，同时作为一个治民的长官，又在努力适应当地的风俗。他说："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韩愈对边地人民采一种强烈的鄙视观点，这在现在来看自然是应该批判的，但韩愈描绘的当时的南方饮食，倒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饮食史资料。

韩愈又喜欢喝酒，从少年时就喜欢喝。在诗中不断吟唱"破除万事无过酒"[66]，"断送一生惟有酒"[67]。特别是愁苦时，喝的更多，常常"遇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68]。韩愈喝的酒，留下名字的有"抛青春"和"绮罗春"。据《唐国史补》卷下，唐开元长庆间名酒以"春"为名者甚多，如有"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如此看来，韩愈喝的也是当时的名酒了。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几乎没有关於喝茶的词句。虽然喝茶当时已在北方地区普及，但韩愈显然不喝茶。由此可以提醒我们去研究，到底"喝茶"在文人型官员中普及的程度如何。

食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参加宴会。这是当时文人型官员的重要生活内容。宴会，自唐初就有，但到贞元以後，发展为极盛，《唐国史补》卷下就?quot;长安风俗，自贞元侈於游宴"。生活在这一时代的韩愈自然也受这风俗的影响。大致说来，韩愈参加的宴会可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送人宴会。或者是上司送人，要求下属必须参加；或者是朋友相送，依依惜别。前者如汴州节度使董晋送监军俱文珍赴京师，"陇西公（指董晋）饮饯於青门之外……命其属咸作诗以铺绎之"[69]。韩愈当时为汴州观察推官，是董晋下属，自然被要求参加了这次宴会。朋友相送例如处士石洪赴河阳幕府，"告行於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筵於）上东门外"[70]。韩愈作为石洪"常所来往"的朋友，参加了这个送别宴会，并为众朋友的诗歌作了序。这种送人宴会在宴会中所占比例甚大，并且其特点是必饮酒必作诗。於是，出游的发达和诗歌的发达就汇合在了宴会的发达中。宴会的第二类是朋友相聚。参加这种宴会是韩愈最愉快的。他曾写有《醉赠张秘书》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参加宴会的喜悦。诗中说?quot;人皆劝我酒，我若耳不闻。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劝君。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酒味既泠冽，酒气又氛氲。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此诚得酒意，余外徒缤纷"[71]。性情相投又擅诗歌的朋友聚在一起，边饮酒边作诗。诗借酒力，酒助诗成，何等畅快！韩愈接着嘲笑了那些不懂诗文的富贵子弟们的宴会，说："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72]。这种"罗膻荤"的宴饮这种"醉红裙"的生活方式一向为韩愈所不屑。这是韩愈文人性格的典型反映。第三种类型的宴会是官府组织的宴会，包括赐宴、会食等。贞元年间，猜疑心甚重的唐德宗一方面不许臣下私自交往，另方面又三番五次地下诏赐宴，企图以恩从己出的形式笼络和控制群臣[73]，从而造成了贞元年间官员宴会最盛的局面。贞元四年（788年）九月，德宗下诏说?quot;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正月晦日"到贞元五年（789年）改为"二月一日"，名"中和节"－－笔者注）、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74]，并赐钱100至500贯。这种宴会一开始是百僚集中在一处，到贞元九年（793年）"宰相以三节赐宴，府县有供帐之弊，请以宴钱分给，各令诸司选胜宴会，从之"。於是中和节那天"宰相宴於曲江亭，诸司随便。自是分宴焉"[75]。"分宴"就是各部门自己组织宴会。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为四门博士，三月三日那天，国子司业武少仪就"总太学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撙俎既陈，肴羞惟时。盏斝序行，献酬有容。歌风雅之古辞，斥夷狄之新声"[76]，组织了一次本部门的"三节日"宴。这种宴会的社会性比较强，其目的是密切上下级关系，"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77]。另一种在官府日常进行的宴会是"会食"，实即工作餐。当时的会食，宰相在政事堂，诸司、州府在公堂或食堂，也有许多应该遵循的礼仪[78]。李翱作《韩公行状》，讲了韩愈会食时的这样一段逸事："（韩愈）入迁国子祭酒，有直讲能说礼而陋於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指韩愈）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79]。这里我们看到韩愈对"豪家子"的鄙视，由此也可知，一个部门的长官可能平时不与众下属一起会食，而是单独吃小灶。宴会的第四种类型是节日宴会。前述"三节日"的宴会其实也属节日宴会，但那是由官府出钱属公事范畴，这里所说的节日宴会则主要指亲朋好友在节日的聚宴。比如"人日"饮宴，"盘蔬冬春杂，樽酒清浊共"[80]，主要吃蔬菜和饮酒。同时还要行令，饮完酒还要登高，可谓其乐融融。最後一种类型的宴会是家庭宴会。这主要指除节日外，家庭成员或亲戚因某种事情而欢聚的一种宴会。比如韩愈的侄子要回宣城，"念汝欲别我，解装具盘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牵。冬夜岂不长，达旦灯烛然。座中悉亲故，谁肯舍汝?quot;[81]。连宴饮带闲聊，通宵达旦，诗句中洋溢着长辈对晚辈的关怀与牵挂。总之，从以上种种类型的宴会可知，宴会在当时人的食生活进而在全部生活中都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韩愈甚至在诗中把"燕席谢不诣"[82]即不能去参加宴会当做人老了的一个标志。由此也可见宴会在韩愈心目中是相当重要的。

住生活方面的资料最少。我们只知道韩愈在京师求官和作国子博士的十余年间，以及在东都做官的几年间，基本上都是租房子住的。他在二十六岁考博学宏词时写有《上考功崔虞部书》，书中提到自?quot;今所病者，在於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83]；三十九岁为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时，与伊阳县尉崔某"赁屋得连墙"[84]，住邻居。在大城市里租房子住，到贞元长庆年间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一则是由於举子、选人、官员、客商等，流动频繁，再则是由於租房便宜而买房贵。当时不仅一般低级官吏买不起房，甚至像水部员外郎[85]、工部尚书[86]那样的官员也买不起，都是租房住。据《太平广记》卷二四三，贞元长庆间的窦买了一个小宅，且是凶宅，还花了210贯钱。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制度，"太学、广文、四门博士"的俸钱是"各二十五贯文"[87]。作为国子博士的韩愈，以25贯俸钱的收入水平又要养活一大家人口，无法买房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除在京、都二处外，韩愈在汴州、徐州做从事，以及在阳山为县令、在江陵为参军，大约都住在当地提供的公馆或官舍中。对此我们还拿不出直接的证据，但从唐後期的墓志中，可以看到许多在外地做官的人就死在"公馆"或"官舍"里。比如宣州司功参军魏邈元和四年（809年）"终於宣州宣城县之公馆"[88]，道州长史尚弘简咸通三年（862年）"终於道州官舍"[89]。也许韩愈在外地做官，也都是住在当地官府提供的公馆或官舍中。

前面说过，韩愈在四十六岁迁为比部郎中後，生活有了明显改观。大约又过了几年，到四十九岁左右，他终於买了房，并为这套房子自豪。他在《示儿》一诗中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於。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覆。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90]。从诗中可知，在经过三十年的奋斗、已接近五十岁时，韩愈才在长安拥有了一套属於自己的宅院。这个宅院很大，有中堂。按"中堂"是唐代宅院中最重要的建筑[91]，韩愈的住宅也不例外。因此这一中堂是"高且新"，祭祖、宴宾客、行冠婚礼都在中堂举行。此外有东堂、北堂。东堂用途不详，北堂则似是厨房。卧室可能也在北堂。南边屋不多，可能是亲戚或仆人的住处。西边却没有房子，也许诗中"南亭"当为"西亭"？住宅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种有槐树和榆树。比起宰相如裴度之类来，"此屋岂为华"，但对韩愈而言，"於我自有余"[92]。韩愈就在这套位於长安靖安里的住宅里读书娱乐，接朋待友。即使被贬潮州，这套房子也依然保留着。韩愈最後就死在这套房子里。

除靖安里的住宅外，韩愈?quot;用余俸"[93]在城南购置了一套别墅，即诗文中多次提到的"城南庄"。按唐後期，官员只要经济上有能力，就多在城里置宅、在城南置庄。例如御史中丞崔宽"家富於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94]。韩愈的城南庄没有那么好，但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只知道总的说来韩愈对建造园林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虽然当时兴起了玩石之风，但韩愈显然没有雅兴也没有相应的财力去玩那些假山奇石。韩愈在城南置庄，主要是"但恐烦里闾，时有缓急投"[95]，好在城南别墅中散心。同时也想参加当地的"社"，和邻里一起消闲。所谓"愿为同社人，鸡豚燕春秋"[96]，所谓"麦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97]就都反映了这种心情。由此也可知"社"这一组织在唐代北方地区实际上相当普及，并且也在当时人的住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韩愈出行时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这不仅在他得官以後是这样，在他得官前也是如此。得官前，为能四处奔波求官，拥有一个交通工具还是必须的，所谓"正当求禄求知之际，不可使徒行"[98]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时马很贵，因此我们不知道韩愈的马是如何得到的，是亲友集资买的呢？还是有钱有势者送的？不管怎样，总之韩愈得官前有马骑。我们看到，他在考博学宏词时，因为贫穷，心情烦燥，常常"驱马出门，不知所之"[99]。待到再考宏词仍不得仕，十分失望时，甚至准备"货马，即求船东下"[100]，想卖马离开京师了。我们知道，唐代进士一般以骑驴为多，因为驴比较便宜且从等级上也低於马。当年杜甫在京师就是骑了三十年的驴，与韩愈同时或稍後的牛僧孺、李贺也都是骑驴。从韩愈有马骑这一点看，他的生活水平可能还高过杜甫他们。得官以後，韩愈仍然骑马，不过由於经济状况没有根本好转，他的马恐怕不是什么好马，一到雨天，就是"泥水马弱，不敢出"[101]了。後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马的档次恐怕也在不断上升，到因写碑铭得?quot;马一匹并鞍衔"[102]後，韩愈拥有的马可能就不止一匹了。从留下的诗文看，韩愈在京师曾经骑马去上朝、骑马去行香、骑马去踏青、骑马去钓鱼；贬官时也是骑着马上路，一曲"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103]唱尽了舍家远行、前途未卜的惆怅；在江陵时因不喜法曹事务，整天骑马去游玩，常常是"平明出门暮归舍，酩酊马上知为谁"[104]。这里顺便还要指出，当时官员无论出使还是朝京师，除特殊年老体病者外，一般不得乘坐舆、辇、担子等（即後世的轿子）。到文宗开成五年（840年），仍规定"朝官出使，自合驿马，不合更乘担子……如病，即任所在陈牒，仍申中书门下及御史台，其担夫自出钱?quot;[105]，规定十分严格。官员出行乘轿子形成制度，是入宋以後的事了。

韩愈一生，有过几次大的远距离出行。一次是幼时随兄长南下韶州，然後去宣城，自宣城赴长安。第二次是自长安赴汴州，自汴州至徐州，自徐州回长安。第三次是由长安贬连州，由连州至江陵，由江陵回长安。第四次是由长安贬潮州，由潮州赴袁州，由袁州回长安。除去汴州一次外，其他都是行至岭南，可谓远矣。在这些出行中，或骑马或乘舟，或携家或独行，路途十分艰苦。比如从汴州逃出，"黄昏次汜水，欲过无舟航。号呼久乃至，夜济十里黄。中流上滩■，沙水不可详。惊波暗合沓，星宿争翻芒"[106]；贬连州时，"初从蓝田入，顾眄劳颈脰。时天晦大雪，泪目苦蒙瞀。峻途拖长冰，直上若悬溜。褰衣布推马，颠蹶退且复"[107]，天冷路滑，且进且退，备尝艰辛。这种与选官、贬官制度相联系的长距离出行，是当时官员行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当时另一项较多的长距离出行是"归葬"。当时习俗，无论死在何处，只要有条件，都一定要归葬原籍。拿韩愈来说，他就曾从嫂将兄之柩归葬河阳，又准备把侄子韩老成改葬於"先人之兆"[108]。在韩愈留下的诗文中，有关归葬的事例甚多。比如郑儋，其"三世皆未还荥阳?quot;，於是他"举五丧为三墓"，自凉州归葬荥阳[109]，路途很是遥远。这种归葬受到了韩愈的称赞。另外要注意的是，归葬又是一种费用极高的出行，刺史如柳宗元，死後也是无力归葬的。

从出行与仕官、出行与归葬等的关系，韩愈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他所处时代与此前时代的不同。他在《送杨少尹序》中说："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於归"[110]，官做到哪儿，家就安在哪儿。这与此前士族社会那种植根於地方家族的状况有了一些不同[111]。这是社会性质由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的转化，是静止社会向流动社会的变易。韩愈又在《改葬服议》中说?quot;近代已来，事与古异。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还……及其反葬也，远者或至数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从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变服之例，而反为之重服欤？"[112]在《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中说："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贫讣告不及时，则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鲜矣"[113]。这就是说，韩愈认为"出行"即"或游或仕"、"男出仕女出嫁"等是"今"是"近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它对传统礼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礼仪制度应该随着社会的这种变化而有所改变。韩愈把"出行"看作区别"近代"与"古代"的重要标志，可?quot;出行"对於当时人的重要，同时也可知韩愈确实是一个关注社会生活、关心社会变化的不泥古的文人型官员。

当时在行生活方面还有许多制度。择要而言，第一，贬官时一旦接到被贬的诏书，必须立即离京，一般不得超过第二天，家属则随之也必须离京。韩愈被贬阳山时，"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114]。贬潮州时自己先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於商南层峰驿"[115]。女儿的病死曾深深地刺痛了韩愈的心灵。从文中还可知，不仅贬官本人要走驿路、住在驿中，家属也住在驿里。韩愈诗文中有许多出使乘驿马、住驿中的记载，由此或可说明在贞元长庆年间，唐代馆驿制度还未遭到大的破坏。第二，唐代制度，公事出行每日走多少路，是有规定的。《唐六典》卷三《户部度支郎中》条规定："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天宝五载（746年）又规定"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116]。唐代一驿是三十里，十驿就是三百里。韩愈生活的贞元长庆间，公事出行是否符合这一规定呢？先看韩愈被贬潮州。查《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知潮州"西北至上都取虔州路五千六百二十五里"。韩愈?quot;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驰上道（据此也可知不得等到第二天－－笔者注）……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117]。此处的"今月"是三月，则韩愈路上用了七十一天，平均每天走八十里弱，速度不是很快。不过，依韩愈自己说，潮州距长安是"路八千"[118]。若依此计算，则韩愈一天走一百多里。元和初，韩愈从江陵回长安，走到"邓（州）之北境，凡五百余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119]，也是一天走一百余里。或者是否可以这样说，唐制，公事出行，骑马一天最低要走七十里，一般在一百里左右。至於天宝年间规定的贬官日行三百里，是太快了一点，所以《资治通鉴》说自从有这规定之後，"流贬者多不全矣"[120]。流贬官日行三百里的规定看来实行的时间不长。但是如果公事紧迫，日行三百里还是需要的。韩愈长庆二年（822年）出使镇州，"日驰三百自嫌迟"[121]，就是每天走三百里。也许由於这次出使镇州消耗体力太甚，二年以後他就因病去世了。第三，唐代制度，在京师，靠"晨昏击鼓"来"启闭"城门[122]，凡出城办事或游玩者，晚上一定要在鼓声停之前回来，否则将被关在城外。韩愈有一次出门，回来稍晚，有些紧张，但"才到城门打鼓声"[123]，回城还来得及。当时不仅长安是这样，估计地方大城市也应如此。韩愈出使镇州，住在太原，"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124]，可见太原也有击鼓制度。第四，唐代制度，"宫门皆有籍禁"，"应入宫殿，在京诸司皆有籍"[125]，无"籍"不能随便进入宫内。韩愈则不仅自己籍上有名，妻子因封高平县君，岁时要入朝宫中，所以也有籍。韩愈在诗中就曾自豪地说"著籍朝厥妻"[126]。但是唐代的"籍"是什么样的呢？宋人注韩愈诗，说"籍，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127]。如果这注释符合唐制，则弥补了我们对於唐代出入宫门的"籍"的制度的知识空白，是一条十分珍贵的资料。

除以上所述衣食住行外，韩愈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内容对於了解文人型官员的生活或者也是有用的。首先是工作时间问题。知道工作时间才能知道日常生活中的休息情况，所以研究当时人的工作时间非常重要。遗憾的是有关资料极少，我们目前只在韩愈的文章中找到了一条。据韩愈《上张仆射书》[128]，他在徐州张建封处任节度推官时，刚上任，就有小吏来告诉他从九月到来年二月，每天上班时间是"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韩愈对此十分不满，说他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强迫他这样做的话，"必发狂疾"。韩愈建议每天"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即分上下午上班：上午5点至7点之间上班，干到11点；下午也是5点至7点之间上班，干到9点，中午可以休息。韩愈的建议是否为张建封采纳，我们不得而知，也许采纳了，所以他在徐州才能过?quot;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129]的日子。由此也可知，在一般情况下，节度幕府中的官吏"晨入夜归"，中午不休息，工作时间很长。

日常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交往。按"交往"在当时文人型官员中占有重要位置。韩愈就属於比较喜欢同时也看重交往的文人型官员。在他留下的诗文中，与上司下级平辈官员交往、或与朋友相识亲友交往的记载随处可见。皇甫湜作《韩文公神道碑》甚至说?quot;未尝一食不对客"[130]。对於韩愈而言，与朋友交往，和他们谈经论诗、饮宴出游，是最令人高兴的事。韩愈在徐州时，朋友张籍来看他，二人"对食每不饱，共言无倦听。连延三十日，晨坐达五更"[131]，可以废寝忘食地一直闲谈一个月。交往在当时还有另一个作用，即用於仕途。没有适当地积极地交往，在唐代是很难踏入仕途的。韩愈曾谆谆教导过一个想去京师考进士的举子，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犹阶而升堂，又况其细者邪！"[132]这里，韩愈?quot;择善而交"视为获取"高爵"的窍门。这是韩愈半生仕途沉浮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交往的重要性於此也就可见一斑了[133]。

韩愈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钓鱼。诗文中记载钓鱼的地方不下十处。他在京城钓，"投竿跨马蹋归路"[134]；在洛阳钓，"持竿钓温水"，"鞭马出都门"[135]；在阳山也钓，"投竿而渔，陶然以乐"[136]。到晚年他为刑部侍郎时，由於一贯不喜吏事，"坐厌亲刑柄"，所以更加寄情於钓鱼，"独往南塘上，秋晨景气醒。露排四岸草，风约半池萍。鸟下见人寂，鱼来闻饵馨。所嗟无可召，不得倒吾瓶"[137]，想起没有朋友与他一起饮酒垂钓，心中不免十分悲伤。作为文人型官员，韩愈在日常生活中还酷爱读书。关於这一点，我们只要举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中的话就可以了。皇甫湜说韩愈是"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飧以饴口"[138]。这种废寝忘食式的读书，应该是文人型官员生活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四、结语

有关韩愈日常生活的探讨大致如上。通过研究，我们不仅大致知道了韩愈的生活状况，而且还了解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比如幕府官员生活水平较高、写碑铭挣钱之多、官员宴会的极盛、租房多而买房不易、出行对仕宦与礼制的冲击等。总之，本文不是全面研究和评价韩愈，只是想通过韩愈的日常生活来展现唐贞元长庆时期一个文人型官员的生活水平生活内容生活习俗。当我们将当时其他文人型官员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的生活也都各各作出研究并且将他们互作比较的时候，一个时代的一个阶层或一种类型的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就会凸现出来。这也许会为理解当时的人的发展变化、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生活方面的原因和依据。这就是我们研究韩愈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1]、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2月，26页、17页。

[2]、《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中华书局，1955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宪宗元和六年十一月条。

[4]、《昌黎先生集》卷一五《上留守郑相公启》。用《四库全书》所收《东雅堂韩昌黎集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下引同此。

[5]、《昌黎先生集》卷三九《潮州刺史谢上表》。

[6]、《昌黎先生集》卷一二《进学解》。

[7]、《昌黎先生集》卷一一《原道》。

[8]、同上。

[9]、《昌黎先生集》卷二五《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铭》。

[10]、《昌黎先生集》卷三九《论佛骨表》。

[11]、《昌黎先生集》卷三四《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

[12]、李翱《李文公集》卷一一《（前略）韩公行状》。《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乙未刊本。下引同此。

[13]、《昌黎先生集》卷一七《与卫中行书》。

[14]、《昌黎先生集》卷二八《曹成王碑》。

[15]、《昌黎先生集》卷一三《新修滕王阁记》。

[16]、《昌黎先生集》卷一二《圬者王承福传》。

[17]、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六《韩文公神道碑》。清光绪二年冯氏读有用书斋刻本。下引同此。

[18]、台湾《史语所集刊》第68本第1分，1997年。

[19]、《昌黎先生集》外集卷九《顺宗实录》。

[20]、《昌黎先生集》卷二八《殿中侍御史李虚中墓志铭》。

[21]、《昌黎先生集》卷二一《送湖南李正字序》。

[22]、《昌黎先生集》卷一五《上兵部李侍郎书》。

[23]、《昌黎先生集》卷六《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

[24]、《昌黎先生集》卷一六《与李翱书》。

[25]、《昌黎先生集》卷三三《殿中少监马君墓志》。

[26]、《昌黎先生集》卷一七《与卫中行书》。

[27]、《昌黎先生集》卷二《此日足可惜赠张籍》。

[28]、《昌黎先生集》卷三O《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

[29]、《昌黎先生集》卷一六《与李翱书》。

[30]、《昌黎先生集》卷一七《与于襄阳书》。

[31]、《昌黎先生集》卷一《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32]、《昌黎先生集》卷二二《祭郴州李使君文》。又，陈寅恪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论证元稹为江陵府法曹参军事时"俸钱过十万"为可信（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59－73页）。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大致以为地方州府参军的俸料不会有那么高。详论容待日後。

[33]、《昌黎先生集》卷四《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

[34]、《昌黎先生集》卷五《送无本师归范阳》。

[35]、《昌黎先生集》卷一二《进学解》。

[36]、此为贞元四年制度，见《唐会要》卷九一。

[37]、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齐鲁二生．刘义》。清乾隆四十五年冯浩重校本。

[38]、《昌黎先生集》卷三八。

[39]、《昌黎先生集》卷四O《论变盐法事宜状》。

[40]、盐价见韩愈《论变盐法事宜状》。若以现在为例，今北京一斤盐是一元，买一万斤盐需一万元，则400贯就相当於今天的一万元钱。米价见李翱《疏改税法》（《李文公集》卷九）。

[41]、《全唐文》卷三七二严郢《奏五城旧屯兵募仓储等数疏》。中华书局，1983年。

[42]、《昌黎先生集》卷一九《与郑相公书》。

[43]、李肇《唐国史补》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44]、《昌黎先生集》遗文《潮州谢孔大夫状》。中国书店影印世界书局1935年本。

[45]、《昌黎先生集》外集卷五《潮州请置乡校牒》。

[46]、《昌黎先生集》卷二三《祭湘君夫人文》。

[47]、《昌黎先生集》卷七《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48]、《昌黎先生集》卷二二《祭薛助教文》。

[49]、《昌黎先生集》卷二五《唐故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

[50]、《昌黎先生集》卷二五《太原府参军苗君墓志铭》。

[51]、《昌黎先生集》卷一七《与崔群书》。

[52]、《唐会要》卷三一《冠》。

[53]、《唐会要》卷三一《章服品第》。

[54]、《昌黎先生集》卷七。

[55]、同上。

[56]、洪兴祖《韩子年谱》卷六元和十一年条引实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57]、《旧唐书》卷一六O《韩愈传》。

[58]、《昌黎先生集》卷二三《祭湘君夫人文》。

[59]、《昌黎先生集》卷七《示儿》。

[60]、《昌黎先生集》卷九《赛神》。

[61]、《昌黎先生集》卷四《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

[62]、《昌黎先生集》卷一二《进学解》。

[63]、《昌黎先生集》卷五《赠刘师服》。

[64]、同上。

[65]、《昌黎先生集》卷六。

[66]、《昌黎先生集》卷三《赠郑兵曹》。

[67]、《昌黎先生集》卷一O《遣兴》。

[68]、《昌黎先生集》卷二《归彭城》。

[69]、《昌黎先生集》外集卷三《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

[70]、《昌黎先生集》卷二一《送石处士序》。

[71]、《昌黎先生集》卷二。

[72]、《昌黎先生集》卷二《醉赠张秘书》。

[73]、参见拙文《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74]、《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

[75]、同上。

[76]、《昌黎先生集》卷一九《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

[77]、同上。参见注[73]所引拙文。

[78]、参见注[73]所引拙文。

[79]、李翱《李文公集》卷一一《（前略）韩公行状》。

[80]、《昌黎先生集》卷六《人日城南登高》。

[81]、《昌黎先生集》卷六《示爽》。

[82]、《昌黎先生集》卷五《寄崔二十六立之》。

[83]、《昌黎先生集》外集卷二《上考功崔虞部书》。

[84]、《昌黎先生集》卷四《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

[85]、赵璘《因话录》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86]、《昌黎先生集》卷二一《送郑尚书序》。

[87]、《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

[88]、《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二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89]、同上。

[90]、《昌黎先生集》卷七《示儿》。

[91]、参见拙文《从小说〈游仙窟〉看唐人生活中的衣、食、住》，载《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

[92]、《昌黎先生集》卷七《示儿》。

[93]、《昌黎先生集》卷八《南溪始泛三首》。

[94]、《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95]、《昌黎先生集》卷八《南溪始泛三首》。

[96]、同上。

[97]、《昌黎先生集》卷九《赛神》。

[98]、赵璘《因话录》卷三。

[99]、《昌黎先生集》外集卷二《上考功崔虞部书》。

[100]、《昌黎先生集》卷一六《答侯继书》。

[101]、《昌黎先生集》卷一四《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

[102]、《昌黎先生集》卷三八《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

[103]、《昌黎先生集》卷一O《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104]、《昌黎先生集》卷三《感春四首》。

[105]、《唐会要》卷三一《舆服．杂录》。

[106]、《昌黎先生集》卷二《此日足可惜赠张籍》。

[107]、《昌黎先生集》卷一《南山诗》。

[108]、《昌黎先生集》卷二三《祭十二郎文》。

[109]、《昌黎先生集》卷二六《（前略）郑公神道碑文》。

[110]、《昌黎先生集》卷二一。

[111]、台湾学者甘怀真在《唐代官人的宦游生活》一文（载《第二界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1995年9月）中研究了这一问题。

[112]、《昌黎先生集》卷一四。

[113]、《昌黎先生集》卷一四《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

[114]、《昌黎先生集》卷一《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115]、《昌黎先生集》卷三五《女挐圹铭》。

[116]、《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五载七月条。

[117]、《昌黎先生集》卷三九《潮州刺史谢上表》。

[118]、《昌黎先生集》卷一O《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又同卷《武关西逢配流吐蕃》也说"直去长安路八千"。又皇甫湜在《韩文公墓志铭》中还是说"就贬八千里海上"，见《皇甫持正文集》卷六。

[119]、《昌黎先生集》卷一五《上襄阳于相公书》。

[120]、《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五载七月条。

[121]、《昌黎先生集》卷一一《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

[122]、《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城门郎》。

[123]、《昌黎先生集》卷一O《晚雨》。

[124]、《昌黎先生集》卷一O《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

[125]、《唐律疏议》卷七《卫禁》。

[126]、《昌黎先生集》卷七《南内朝贺归呈同官》。

[127]、同上。

[128]、《昌黎先生集》卷一七。

[129]、《昌黎先生集》卷二《此日足可惜赠张籍》。

[130]、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六《韩文公神道碑》。

[131]、《昌黎先生集》卷二《此日足可惜赠张籍》。

[132]、《昌黎先生集》卷二O《送孟秀才序》。

[133]、关於韩愈以及当时文人型官员的交往问题，笔者拟写另文详论。

[134]、《昌黎先生集》卷一O《晚雨》。

[135]、《昌黎先生集》卷三《赠侯喜》。

[136]、《昌黎先生集》卷二一《送区册序》。

[137]、《昌黎先生集》卷一O《独钓四首》。

日常生活范文篇10

关键词：商业空间；审美化；美学

一、引言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剧，经济活动的审美化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德国学者韦尔施在《审美化过程：现象、区分、前景》中指出，“越来越多的现实因素正笼罩在审美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审美的建构物。”[1]而美学研究如何紧扣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拓展研究领域，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回应社会的深刻变化，已成为学科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审美经济学是我们提倡建立的一门学科[2-3]审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活动中的美学问题，以完整经济活动中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这三个基本环节为研究线索。商业空间审美化，作为流通领域的美学问题，成为我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之一。

它同时也是近年来艺术学和文艺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极为关注的热点命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某种呈现。

不难发现，商业空间正在经历着一场全面的审美化。“今天如果我们要寻找生动活泼的美和艺术，最好的去处也许不是传统的美术馆和大剧院，而是购物中心和街道两旁流光溢彩的商店。”[4]当代商业空间的意义绝不止于作为商品流通的场所而存在，它同时以林林总总的商品和蔚为壮观的场面，构筑起梦幻的超现实王国，甚至升华为“仪式化的快乐神圣空间。”[5]购物失去了一种物质性，成了一种文化事件（鲍德里亚语）。经济活动的审美化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学科取向。一是经济学取向，二是文化社会学取向（美学包括在第二种取向中）。

本文从美学维度分析“商业空间主题化”、“空间意象”、基于符码体系的消费“场域”等普遍却未被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希望做一次将传统美学理论纳入到时代语境下，向社会活动领域拓展和延伸的有益尝试。

二、商业空间主题化

商业空间的主题化趋势日益明显。“主题化”原是营销学中的概念，指“将某一主题应用于某些机构或地点”，借此赋予它某种有吸引力的特殊意义和氛围。一家以迈克尔·乔丹为主题的商店、一个被营造成中世纪风格的餐厅、一家以怀旧为装修基调的时装店，都是经过“主题化”了的。西方学者提出多种主题的来源，戈特迪纳（Gottdiener）提出了9种重要主题为：身份、热带乐土、西部蛮荒地区、古文明、怀旧之情、阿拉伯奇趣、城市特色、堡垒的建筑和守卫、现代主义和进步。艾伦·布里曼（AlanBryman）认为戈特迪纳遗漏了3个重要主题来源：音乐、体育及电影。施密特（Schmitt）和西蒙森（Simonson）认为5个“文化领域”是主题的主要来源：物理世界，哲学和心理学概念，宗教、政治和历史，艺术，时尚和流行文化[6]28-30。

“主题化为应用主题的事物提供了意义和象征性的平台。它赋予这些事物一种超现实的意义，至少也是对事物真实意义的一种补充。通过主题化为事物灌输意义后，这些事物将变得比不使用主题时更加诱人和有趣味。”[6]26“主题化”的意义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产生。首先，营销学上的“毗邻吸引原理”认为，“将原本可能不起眼的商品或服务放在一种有趣且意义超出商品和服务本身意义的环境中可能会增加它们的吸引力，进而增大它们被购买的可能性。”[6]23其次，“主题化”是实现店铺“差异化”的重要手段。创造一个特色鲜明的消费场所，有利于使自己的店铺在众多商店中脱颖而出。西方学者因此使用了“商店形象”（storeimage）的概念。

商业空间有多种主题化方法。GardenWalk是日本著名的购物中心，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通过使用“隐喻”的空间造型设计，建成一座以花为主题的购物中心。GardenWalk是东京郊外的一个露天零售广场。它的商店屋顶是花瓣的形状，喷泉是郁金香的形状，表演舞台是向日葵的形状。在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内，到处装饰着花的实体或形态，有4米长的玫瑰花丛，2米长的塑料“荆棘”展示出犹如“得克萨斯的黄玫瑰”之类的优美格调，鲜花和山茱萸开遍商场里的各个角落。隐喻分为“语言的”隐喻与“审美的”隐喻。我们这里所讲的是后者。“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metaphora”，“其字源‘meta’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则是‘传送’。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学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一个对象的诸方面被‘传送’或者转换到另一个对象。”[7]可见，两个对象之间的“隐喻”建立在相似性的基础上，而第二个对象不是第一个对象的简单再现，而是“超越”了的高度凝练的、被抽象化了的话语或形态。我们同意泰伦斯·霍克斯提出的观点，在“审美的”隐喻中，第一个对象确定了物体的主要特征，而第二个对象是要给物体以新的印象，使它“沉浸在一种新的气氛中”。

GardenWalk购物中心的屋顶是花瓣的形状，喷泉是郁金香的形状，表演舞台是向日葵的形状，广场上的休息座椅是花刺的形状，花瓣、郁金香、向日葵、座椅并不是对自然界形态的简单模仿，而是一种高度抽象化了的形态，但是它们能够使人想起花的自然、清新和芬芳。

主题化商业空间的构建有赖于灯光、音响、舞台、布景等多种艺术手法的同时运用。耐克是世界著名的体育休闲品牌，耐克城堪称膜拜耐克品牌的神庙，它们使用两个主题：体育馆主题和博物馆主题。

体育馆主题在店内的一个小篮球场上可见一斑。皮纳洛扎（Pe觡aloza）在提到芝加哥耐克城时写道：“新世纪的旋律荡漾在体育鞋区，打网球和观众欢呼的声效使网球区生气勃勃，运动鞋与木地板叽叽喳喳的摩擦声、篮球入筐的嗖嗖声以及鼎沸的人声烘托着篮球区，让我忍不住想走过去打一场篮球……”[6]:59店内供顾客们试穿篮球鞋的球场，不仅有光滑的木地板，还配有观众欢呼的声效。整个三层楼将近7万平方英尺的耐克城里，弥漫着MTV风格的音乐，大屏幕上放着许多经典比赛，像在电影院里一样，店里悬挂着代言人麦克尔·乔丹空中灌篮的巨幅海报。

1996年，刚刚开业4年的芝加哥耐克城商店，超过艺术馆，成为当地最热门的旅游点，年客流量超过100万人。正如某些人所说的：“有创造力的市场销售者模糊了市场和戏院的界限。”[8]商业空间的审美化引起广泛争论，有反对者认为，“商业空间中的布置导致人的一种感受,就是被描述为感觉的缺失、迷失、不在场（asenseoflack,ofloss,ofabsence）。有人为了抗议消费主义中商业环境刻意营造的膜拜气氛，和人在其语境下的主体迷失，在巴黎墙上写下标语：

‘你消费得越多，你离生活越远。’”[9]三、空间意象美国学者凯文·林奇（KevinLynch）提出城市设计中的重要概念──“环境意象”。所谓“环境意象”，指“一个外在具体世界的共同化精神图像……，这意象是瞬间的感觉（immediatesensation）和对过去经验的记忆两者所产生的结果，它并且用来解释认知和指示着行动……”[10]他注意到将一个区域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并从“精神图像”的层面研究人的认知。

根据“环境意象”理论的延伸，笔者认为，主题化的商业空间在美学上缔造了一种“空间意象”。这个理论提出的前提是美学概念的“意象”─“环境意象”─“空间意象”三者衍生关系的逻辑自恰性，即我们不得不考察凯文·林奇的“环境意象”之“意象”概念是否与作为美学范畴的“意象”具有同一性。中国古典美学中，意象指客体的景和主体的情的融合。离开客体的景，或者离开主体的情，就不可能产生审美意象。在西方美学史中，对意象理论有代表性阐述的包括康德、克罗齐、庞德、萨特、苏珊·朗格等人。如庞德在《几条禁例》中阐释意象的概念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与感性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体’的突然呈现给人以突然解放的感觉，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的感觉。”[11]可以发现，“环境意象”中的“意象”，具有美学的理论支撑：“客体”即“外在具体世界”，经过主客体的统一，即“共同化”，形成审美意象（“精神图象”），瞬间的感觉（immediatesensation）与庞德提出的“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与感性的复合体”同义。

我们再从商业空间的美学特征阐述“空间意象”的形成过程。

其一，“意象”强调客体的景与主体的情融为一体。

就其实质而言，意象不是客观存在的景，也不是外物在主体头脑中产生的表象，而是情和景的结合，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意象产生于情景交融。而今天,购物中心成为梦幻世界，购物成为一种享乐和审美体验。在这些场所中，场面形象设计得或华丽时尚、光彩夺目，或汇集人们梦寐以求的、来自遥远他乡的异域珍品，或表达对过去宁静情怀的感念与怀旧。有人将购物中心比作忘却烦恼的乌托邦，将购物比作狂欢，“乌托邦理想同现实通过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暂时融为一体了。”[12]其二，“意象”的产生强调“瞬间的感觉”，这一点在商业空间给人的审美体验中被印证。

杰姆逊曾用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区分消费社会的前现代特征和后现代特征。所谓时间模式即逻各斯模式，强调事物之间的线性关联，这主要指前现代社会以语言、理性为逻辑的文化方式；而“当时间的链条破裂之后，对当前的感受就变得无比强烈、生动、物质化，并且大大提升了其强度。”[13]后现代社会的消费特别强调“当下的体验”，追求瞬间的视觉审美愉悦。齐美尔在研究都市中的人的购买行为时发现，个人的好奇心不断被激发出来，在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购物空间里，瞬间的美感不断刺激人已经过度疲惫的神经。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文中，他指出：“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14]其三，审美“意象”产生时的状态为“用志不纷，乃凝于神”。

如果心中只有一个意象，就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我和物就打成一气了，这是审美中凝神的特点。

而“用志不纷”的必需条件是无功利的置身物外的状态。当代购物失去了购物性，成为一种文化事件，在这些场所中，人有时达到这样的状态：忘记了“何地”（where），忘记这里是商场或者百货大楼，仿佛在艺术馆或者乐园；忘记了何时（when），像孩子一样在那里徜徉、游荡，忘记时间的溜走，更何况灯火通明的购物空间早已让人区分不出黑夜与白昼的更迭；也忘记“何故”（why）以及“何自来”（whence），购物已经不是一种理性购买的活动，而演变为一种审美活动，人在其中凝神观赏，像在艺术馆观赏珍品、陶冶情趣，甚至在瞬间忘记现实种种，而以审美的、感性的态度体悟当下的氛围，达到凝神忘我的“超真实”状态。

这种状态类似于人在教堂朝拜时的精神状态。

“商业空间因美学而被构筑成物的教堂，它们以让消费者满意的承诺吸引人们来朝圣。购物空间以它们庞大的规模、自我满足的感觉和营造的远离喧嚣的外面世界的环境，淹没了空间里的人。和教堂一样，商业空间是远离日常的琐碎生活，在朝圣中获得奇遇的地方。不管在商业空间中实际上有多么嘈杂，它却始终给人安静和平静的感觉。商业空间给人们一个个入口，从入口通往的是与现实分离的世界，在这里人的精神远离现实的斗争和苦难，得到补偿。”[15]近年的研究中，商业空间被频繁描述为“商品拜物教的圣地”，正因为它呈现了非同一般的空间意象，和在这意象中个体精神达到的“凝神”状态。

四、生产意义的空间

上海女作家陈丹燕在《上海女子的相生相克》一文中，通过都市白领杜小姐的眼光描写淮海路的风情：“冬天的阳光从高大的梧桐树秃枝上照下来，街边房屋整齐，行人的皮鞋很亮。这里是上海的脸面，像纽约的第五大街，东京的银座，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还有彼得堡的涅瓦大街。最贵的商店，最好看的商品都在这里闪闪发光……上海本地人总是说，外地人去南京路，上海人去淮海路，因为淮海路更符合上海人的胃口。”“淮海中路上的散步是一种消遣郁闷的方式，一种业余的竞技，是一个终生的学校，一个没屋顶的沙龙”。

这段话说出了消费社会的实情：购物活动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购物空间及其形成的街道正在不断更新着城市的面貌。有人说，要读懂一座城市，就要读懂它最繁华的商业街。有中国“香榭丽舍”之称的淮海路，是上海的脸面。商业空间之所以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是由消费社会的语境决定的。正如日本学者原广司所说，“对于某种文化来说，只要有起支配作用的空间，人们便不可避免的要生活在其中，日常的空间性的思考、空间性的想象力，都回避不了这个支配空间……现在，这个起支配作用的空间就是商业空间。”[16]“淮海中路上的散步是一种消遣郁闷的方式，一种业余的竞技，是一个终生的学校，一个没屋顶的沙龙”指出了“购物”和“商业空间”的社会学、文化学上的意义。商业空间成为提供给人消遣郁闷的乐园，一个让人参与时尚、品位竞技的场所，一个聚集了各方名流竞相展示社交才华、个人魅力的沙龙，说明“商业空间”已经由传统的空间意义上的物理范畴转化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范畴。商业空间的意义研究被诸多理论家所关注。迈克尔·迪尔在《后现代都市条件》中断定，“空间意义重大已成普遍共识”[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