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观范文10篇

人权观范文篇1

（一）人权的概念或定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权的论述往往是解构性的批判性的，他们看到了资产阶级人权虚伪性的一面，同时主张为实现真正的普遍的人权保障而奋斗，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实现人权的最高境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实现真正的普遍的人权保障的前提条件。

美国伦理学家A.格维尔茨认为，人权是指一种狭义的权利，即主张权。这种权利的结构可以理解为：A由于Y而对B有X的权利。

著名的法学家东南大学李步云教授认为：“人权是人依据其自身的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

中央党校林喆教授给人权下的定义是；“人权是指人按其本性所应当享有的在社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度。”

关于人权的定义，我们对中央党校张恒山教授下的定义比较赞成，他认为：“人权是人们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社会依据无害性标准所确认的、对人的生存、发展具有必要性的基本行为的正当性。”国内学者对人权的定义还有几种有代表意义的提法。但都被张恒山教授在其《法理要论》一书中否定了。

应当指出，古典自然法学派对人权的定义没有说清楚，他们认为人权是自然的权利，是自然法所确定的。正如张恒山教授讲的：“自然法是什么？自然法是指自然义务还是指自然义务与自然权利的结合？是自然法规定了自然权利、还是自然权利产生自然法？这些都是未解之迷。”

从本质上讲，古典自然法学派就是试图寻找一个人类社会本来就已经存在的法律，这是人类缺乏理性和智慧的表现。

从逻辑上讲，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就像人类创造了一个上帝和救世主那样，把人类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自己设想出来的东西。也许这正是人类在当时甚至现在对人权的起源所能够接受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方法之一。

从人类认知差异和文化多样性上来看，人类对人权的认知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文化的多样性加剧了人类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否则就不会出现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灭绝种族的惨剧。有人可能要把希特勒德国屠杀犹太人的主要原因归结到日尔曼民族和犹太人的利益冲突上。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民族利益冲突的是普遍存在，但人类的良知每每在阻挡着诸如此类的种族灭绝，人类的良知具有普遍性，而人类的认知是有差异性的，人类的文化也是多样性的。问题是这种差异和多样性有时导致了人类的偏执和任性，人类历史上的种族大屠杀莫过与此。因此，无论如何说人类的认知差异和文化多样性在有关异族人权甚至生命权上凸现出来了。

从人类的认知水平上看，人类思维具有局限性，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道理和所有的事物，这正是黑格尔所犯的错误，他试图寻找一个途径来达到揭示宇宙所有的真理，结果找到了一个绝对意志，其实绝对意志就是上帝的翻版而已，并没有任何新的创新，只是在用词上有了创新而已。但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人权理论给了我们一个视觉来观察和理解人权定义和内涵的方式方法，从这一点上看，这一学派的理论是有价值的。

关于人权的定义概而言之，我们认为现在没有一个终极的完美的定义，即使将来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定义。真理只能接近，而不可能达到终极，这是个常识。法理的常识也同样告诉我们对法律现象法律科学的认识也只能是接近，也不能达到理想化的终极。这是由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和客观事物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但张恒山老师对人权下的定义可以说接近了真理，揭示人权的本来面目。

（二）人权适应的范围

林喆教授认为法律权利是人权。她指出：法律权利为什么不是人权呢！它是写在具体法律上的人的权利，就是人权的一部分。林老师也许是在广义上讲的人权范畴，其实她曾经讲过：“从概念上看，‘人权’（HumanRights）与‘权利’（Right）、‘法律权利’（LegalRight）和‘公民基本权利’（BasicRightsofcitizen）不同。”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中加的分歧也许是在双方语境不同的缘故，即一个是在广义上讲人权的适应范围，一个是在狭义上讲（当然有人主张人权范围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认为广义的人权应当包括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

对于人权的适应范围，联合国在1966年制定了两部重要的人权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人权内容作了界定，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肯定和认同。

国内的学者有几种代表提法。林喆教授认为：“人权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分类。如，可以依主体分类为个体人权（公民权利）、集体人权（一般社会群体权利和民族自治权）和国家权利（主权）；可依内容分类为生存权、政治权利和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权。”

我们认为：人权适应的范围主要是指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的较宏观权利，它往往是用宪法性质的文件来表达。

二、中加对中国人权教育的理论价值和实效性判断上的差异

（一）对中国人权教育的实效性讨论

在中加这次论坛的讨论中，加方人权专家彼得·李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说：我们加拿大人相信中国从1991年至今16年来在人权教育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中国人权教育的发展对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影响？人权教育起到了什么实质作用？

张恒山教授在回应彼得·李时指出：人权教育对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影响，我们每年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定量的调研，但是人权教育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在司法领域，在刑事审判方面我们已经实行无罪推定，禁止刑讯逼供，在押犯人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好；社会保障领域：社保体制不断完善，在城市和农村建立了低保，农村现在正在推行医保；我们刚刚颁布的《物权法》就是进一步保护公民私人财产权的法律。我本人曾提出过，小商贩的生存权要高于城市其他市民所享有的整洁权，现在许多城市对小商小贩的经营放宽了管制，这就是中国人权的进步。如果要对中国人权发展定性的话，就是中国人权的发展进步很大。

我们认为：张恒山教授所讲的中国人权的发展在定量的分析上存在着缺乏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具体的数据作为参考，但定性上可以说中国人权的发展进步很大，其实这里有一个理论上的缺陷，即在没有对中国人权的发展作定量分析，怎么会得出中国人权的发展进步很大的结论呢？作为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都亲身感受到了16年来的人权发展和进步，这种体会和感受具有真实性、直观性、亲历性和受益性，但同时缺乏传递性、实证性和理论性。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人，如果没有定量的信息分析作基础，就无法及时准确地传递出去我国人权发展状况，也无法把近期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失真地传递给遥远的子孙后代，就是说局外人是无法真正地了解到我国近期的人权发展状况的全貌，所以我们不仅要作某些方面的调研宣传，更重要的是要作全面的定量分析研究。（二）对人权价值的普适性和人权知识的地方性的评述

在谈到人权价值的普适性问题时，加方代表伯顿教授提出：既然中国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1998年签署，现正审议）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我国1997年签署，2001年批准）两部人权公约，为什么在西方适应的人权价值观在中国就不能适应呢？

李步云教授在回应加方伯顿教授提问时指出：中国人权与西方人权有可比的地方，也有不可比的地方，像人权价值就不可比。

张恒山教授在回应加方伯顿教授提问时强调：人权的发展需要物质基础作为保障。

我们认为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人权价值的普适性主要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尊严的理论判断上和理想化的追求上，而现实是各国的历史、文化、习俗和思想观念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千差万别。就我国来说，我们拥有2000多年的封建传统，积累了雄厚的农业文明时期的文化，既有优良的传承，也有沉重的包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活习俗，造成了自己特有的价值判断，加之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虽然经济总量已排在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却排在第128位上。所以，我们不能复制他国的人权价值判断，也不能照抄照搬他国的人权价值发展模式。

三、以人为本是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和人权的基本权利内容

（一）以人为本是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原本就是国产的东西，可以说是国粹，它只是中国古老的民本思想的置换，或者说是对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在新时期又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马克思曾指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曾专门写了一篇《为人民服务》的不朽篇章，他不断地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等等。以上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倡导以人为本的文化基础和历史渊源，也成为西方人权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契合点和交汇处。

胡总书记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

我们认为以人为本是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应当广大干部人民群众中大力宣传教育。我国的人权教育和宣传工作要走自己的独特的道路，即执政党倡导和人民群众参与。正如李步云教授在这次中加人权交流会上指出的那样：我们党对人权教育是很重视的，我国人权教育的发展与党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只有这样，执政党的理念才能转化成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理念和实际行动。

（二）人权的基本权利内容

关于人权基本权利内容的讨论，加方代表罗达教授提出：言论自由权是最基础的人权的观点。中方代表对此并不赞成。我们认为生存权是人权的最基本的权利，它包含了生命权和财产权两大要素。对生命权的尊重是每一个个人存在的前提，而对财产权利的尊重是每一个个体生存的条件。

我们说对生命权的尊重是每一个个人存在的前提，这是不言而语的道理。要说出所以然，那就是人权的主体是人，而人应当是又生命的自然人。如果人没有了生命，其他权利就失去了存在的载体。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该宣言把人人享有的生命权放在了首要的位置。

总之，我们在法理学的视野下，就中加在这次论坛上所表达出的部分人权观念作以粗浅的诠释和评述，而中加在这次人权交流中所表现出的坦诚和友好使我们难忘，我们也殷切希望中加的人权交流能够达到增进两国互相了解、促进两国的人权发展、增加两国友谊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李步云主编.人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02.

[3]林喆.何谓人权？.新华文摘，2004，（9）.

[4]张恒山.法理要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06：357.

[5]张恒山.法理要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06：35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2：9.

[9].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人民网，2003.

人权观范文篇2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594(2001)02-0021-05

西方思想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为人类提出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是“个人主义”；它在本真的语境中指称：个人作为构成社会和国家的最终实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基本目的，而不是达到“他律”目的的手段。因此，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个人有权自由地选择行为目标并对其负责，借以实现自身的价值。洛克以其闻名遐迩的“社会契约论”完成了政治上肯认个性价值的历史任务。在洛克的思致中，“自由”是个人主义全部价值的基石，其精髓就是反对奴役和束缚；若无自由，个人主义的其余价值，如平等、财产、安全等，一概无从说起。

无独有偶，思想史上另一不争的事实是，马克思在设定“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时，也将其最高旨趣界定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P273)

两个价值目标尽管具有截然异趣的阶级属性，却同样专注于“每个人的自由”与“一切人的自由”。由此可见，双方在人类文化意义的演序中存在着割舍不断的契接关系。事实上，在马克思的学说诞生之前，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代表了近代政治哲学的主流思潮，它在全新的视角上阐释了人权观上无可规避的三大难题：人何以赋有不可侵夺的人权？人权在社会状态下应取何种形式？人类应当怎样有效地保护人权？马克思正是在接着对这三大难题的思考中，批判性地吸收并超越了洛克思趣中的人类意义（扬弃其阶级意义），才达到了人权观上的新历史高度。

一、人何以赋有不可侵夺的人权？

洛克认为，人权不可侵夺的内在根据在于它是天赋的永恒的“自由”权利，“人的天然自由，就是不受地球上任何高一级的权力的约束，不处于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而仅以自然法（西方价值观认同的“自然存在的绝对正义原则”——笔者引）为准绳。”[2](P990)为说明此，洛克虚构了人类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由于质赋相同，因此人人秉有以自由为根基的“自然权利”（即人权）。换言之，也即“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之受之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3](P59)

依据马克思的视角，洛克的思趣确有其慧眼独具之处，因为在抽象的普遍性意义上，作为人权根基的“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1](P63)人曾经是动物，是大自然的一个自在部分。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从他不再把自己当做自然的部分而是把自然当做自己的对象进行加工改造时开始的。换言之，人类历史的起点应该定在于人超越了自然必然性而把自身当做自由主体加以实现的那一刻。以劳动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类自由的演进。因为生产力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本质力量，奠基其上的政治、经济、法律等人文存在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改组，都体现出人自己创造历史的自由变迁过程。所以，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宗教、艺术和政治经济制度等等无非是作为主体的人类在实现自由本质的道路上留下的斑斑足迹，尽管这些足迹是参差驳杂、迂回曲折的，但始终是迈向自由的。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实现，在历史归宿的意趣上，也即人类进入了“自由王国”。由此可见，“自由”与人类历史须臾不离，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的固有本质。然而，马克思不能赞同洛克将“自由”归结于“天赋权利”，他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4](P97)这就是说，自由作为人的本质，它内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文化创造活动（劳动是其基本形式）之中，因而是人自己建构的，这一建构活动表现为：人所特有的自我意识是“自由的首要条件”[1](P35)。它必然使人不满足于既定的生存境遇，从而借助对象化活动方式（文化创造方式）改造对象世界，依自己的意向与能力为自己创建出更适合生存与发展的境域。由此可见，作为人的自由实现的主体性确立，决非天赋的先验规定，而是存在于自我意识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之中，并随着对象化活动得以历史地展开与演化的。因此，“自由”的涵义应该被合理地表诠为“人通过对象化活动的自我肯定与发展——人自己是自己存在方式的理由”。

此外，马克思的思想还首肯：洛克关于“人权应落实到个人”的见解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性的基本需要相一致。在马克思的眼里，人性有三个基本规定，这就是作为生存需要的人的本性，作为自主活动需要的人的特性，作为社会交往需要的人的现实性，这三者构成了人权的“人性—需要”系统。由于这一系统只能通过现实个人的活动才能得以实现，这就决定了“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5](P514)。个人之所以必须从自己出发来认识人权，是因为对于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来说，他直接面临的最现实、最无可规避的存在就是自身存在，如果他不满足这一存在的人性需求，不肯定这一存在的应有人权，那么，不仅这个存在本身不能保持，而且属人意义上的人类整体也会荡然无存。然而，马克思坚决否认人权是洛克所谓的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然权利”。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实现自由本质的文化创造活动决非离群索居的个人活动所能胜任，惟一可取的手段就是社会劳动。因此，“道德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是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4](P122)这样，人权也只能在“以个人与社会相统一为本位”的意境上被认取：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人的“自然权利”，而是以人在社会中表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的道德化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由此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权，不是单纯的狭隘的个人权益，而是以社会关系合理化为前提的所有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

根据以上理据，马克思指出：近代以来以洛克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之所以不能科学地论证人权，其源头在于方法论的失当。洛克遵循人性论和原子论的逻辑，从不同的个体中抽象出某种共同性作为人之为人的规定性，进而从中寻觅人权发生的依据。在这种视角下，人只不过是具有某种静态共同性的类，人的社会联系及其发生的社会活动基础都被置之度外，于是，个人的存在方式被看作是原子式的、静态的人权具体形式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个人所固有的永恒化、神圣化的所有物了。在马克思看来，世间从来不存在永恒化、神圣化的人权具体形式，因为权利的基本内容无非是群己权界的合理性认定，而“合理性”的尺度是依据不同的社会条件会有殊异而界定的，所以，“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5](P12)

二、人权在社会状态下应取何种形式？

根据洛克的心曲，人权在社会状态下的存在方式应是民主政治，因为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利的必然要求。洛克这样论证道：人类之所以要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其目的在于寻求公共权利以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而国家的诞生就是人们怀着这一目的订立“社会契约”的结果。由此可见，国家源出于签订“社会契约”的每一个人，每个个体在“公共人格”上都获得了国家原创者的角色。国家的职责只在于依据“自然法”保护人权。这样，国家的主权就不是系于国家元首或组成政府的少数人，而是归属于把管理使命授与元首和政府成员的全体人民。所以，当统治者违背民意行使专制权力时，人民就有权反抗压迫并收回自己的权力，“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3](P95)

马克思不同意洛克将“民主”的质底归属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然权利”，而认为“民主”是人类以社会形式实现自由本质的应有之义：人们在追求自由的文化创造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建立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从现象与手段看，是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但就其目的和本质来说，则是劳动合作和社会合作，“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1](P45)。这样，当每个人都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合作时，当然都有权对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与其他人共同合理地安排公共事务，实现最佳的社会结合以充分满足个人与社会的需求，这就是“民主”在“自由”意趣下的探底真涵。然而，遗憾的是，“实然”的历史并没有沿循这一“应然”的路向运行，在有文字记载的漫长历史中，人类实行的是专制政治；统治者凭借暴力与欺骗垄断全部社会权力，并使出身和身份直接成为这种特权的证据，造成了以“统治与服从”为基础的“人类动物世界”。

马克思认为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的彻底否定专制权力的“人民主权论”，它揭示出“民主”是人类的价值追求与历史合规律演革的统一。具体说来：1.“人民主权论”首肯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天经地义性。马克思指出：“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因此很明显，个人既然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1](P270)这就是说，国家并不具有外在于人而自作规定的职能，它的职能说到底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方式。因此，在最终源泉的意境上，作为社会存在主体的个人就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循此理可以延伸：人民理所当然是国家的主人，政治民主制是天经地义的。2.“人民主权论”从根本上宣判了专制特权的非法性。中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都称说，国王之所以具有君临天下的资格，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民的统一性，所以，专制权力禀有君主性与人民性的双重意义。根据“人民主权论”的逻辑，“主权这个概念就不可能有双重存在，更不可能有和自身对立的存在。”[1](P279)因此，只有人民的权利才是惟一的权力根据，君主主权只能被看作是对人民权力的僭夺；换言之，也即“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1](P279)。因此，专制权力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非法的。

然而，马克思的理论又认为，洛克式的民主思趣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它仅仅立足于“以个人为本位”，忽略了国家是社会普遍性与个人特殊性的统一；它把民主制定格为千古不拔的永恒政体，忘却了任何人类政体的历史有限性。据此，马克思为民主制设定了应有的历史地位：其一，从理论上说，民主制是现时代国家制度的最佳选择。“其他一切国家机构都是某种确定的特殊国家形式，而在民主制中，形式的原则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则，因此，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1](P281-282)也就是说，民主制国家代表了社会普遍性与个人特殊性的统一：在人民方面，国家机构不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以权谋私的官僚机构，而是由人民选举并监督，按照人民的意愿操作的政治设施，一切国家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和法律才“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1](P281)而在社会整体方面，国家作为人民的特殊内容和体现社会管理的特殊存在方式，已成为人民自由的普遍象征和化身，人民必须通过国家来实现意志和权利。这样，所有的公民在国家面前，也必须承担对社会整体义不容辞的职责。其二，从实践上看，“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灭了。”[1](P282)这就是说，民主制国家仍然只是人类政体的一种历史形式，它有待于演进至更高形式。事实上，现存的民主制国家尽管自诩为“以个人为本位”，但由于这种本位植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在实质上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样，民主制就势不可免地坎陷于自相矛盾——人民主权所要求的真正民主与维护资产阶级特权的虚假民主之间的矛盾之中，并终究使民主的实质内容——人民群众作为主权者的政治权力受到窒息。于是，“政治民主”不仅徒具形式，而且成为与人民自身相对立的力量。据此，马克思指出；洛克式的“政治民主”至多只有“政治解放”的意义，要实现“人类解放”，还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消除“政治民主”与人民自身的对立，“只有当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社会力量，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P443)由此可见，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解放”的政治范式是“人民民主”，它的特点表现为：人民已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作为主权者的民主力量，并将自己的民主权力组织成与自身相统一的社会力量。“人民民主”是取代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后现代政治模式，它的归宿，是全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人民自治。因此，在“政治民主”阶段，国家权力高于人民权力；而在“人民民主”阶段，人民权力高于国家权力。从马克思论述的精神实质来看，社会主义民主的普遍本质与根本特点已被指明——民主权力与人民自身的直接统一。

三、人类应当怎样有效地保护人权？

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认为，人类有效保护人权的最佳方式是：采用民主政体下的法治形式保障“合理的利己主义”。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在政治方面指称：由于人们政治结合的目的在于保存每个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人权，而且社会是个人权利实现的基础，因此，每个人在实现自身人权时，应以不损害社会与他人的同类权利为原则，否则就要受到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这个原则，在出发点上立足于个人权益，因此是利己主义的，但它将利己主义止于社会与他人的界限，因此又是合理的。法律之所以能够保障“合理的利己主义”，是因为它融贯着自由精神、自律精神与公正精神，这些精神与人权的要求浑融整一。所谓自由精神是指，法律是以“自然法”为摹本的实在法，其真正目的在于保护和扩大个人在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即通过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实现个人的自由权利，换言之，也即法律只有确认并实现社会主体的自由时，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所以，法律的价值是以自由为归依的。所谓自律精神是指，民主制下的法律是人们（或通过他们委托的代表）在平等的条件下凭借自主意识联合为自己立法，自觉遵守法律。这立法的依据内蕴于每个人心灵的理性，而理性遵循绝对正义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所有的人，立法者以及其他人的一种永恒的规则。”[3](P87)所谓公正原则是指，法制是一把双刃剑，既约束统治者又约束被统治者，它要消除一切不受限制的权力，达到法律支配权力的格局；法律又是调解社会各阶层集团利益和权利的最高规范；因此，它贯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马克思对法制所要保障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不以为然；他认为：洛克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指称的普遍人权，质底上乃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利；它处处渗透着商品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时代气息；因此，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无非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关系的一般表现形式，它与人类自由本质所需求的真正人权大相径庭；根据人类自由本质的要求，人权的实现在现实性上只能借助于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因此人权的要求就定在于，打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关系上的狭隘、封闭和对抗，确立社会关系的道德化与合理化，造就所有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但洛克式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人权观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性与防范性诠释为人权的基本精神。首先，从自由方面看，“合理的利己主义”人权观将“自由”归旨为“人在不损害他人的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项的权利”。根据这一成规，一个人只要不损害他人与社会，对方也就无权过问他的行为。这样，自由就成为与社会无涉的封闭在自身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它表征着人与人之间在利益对立状况下的处理规范以及对因此而引起的利益冲突的防范要求。其次，从“财产”、“平等”和“安全”方面看。所谓“财产”指的是“每个公民任意使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经营的果实的权利。”[1](P438)显然，这种权利是自由这一人权在财产领域的运用，是对个人独立支配其财产的权利的肯认。但这种私有财产的无限制的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对自己自由的限制，因此其意境仍然是对别人与社会的分立与防范。至于“平等”，“从非政治的意义上看来，平等无非是对上述自由的平等，即每个人都同样被看作孤独的单子。”[1](P439)因此，它直接就是分立化的要求。再看“安全”，它本是个人对国家的要求，反言之，也即国家对个人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就是国家“保证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1](P439)。这样，“安全”的概念也被赋予防范性的韵致。根据以上理据，马克思最后得出结论说：“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却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4](P439)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透彻地揭示出资产阶级人权的三大根本缺失：主体上的分立性、内容上的利己主义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个人与类之间的相互排斥性。

从以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批判可见，马克思所批判的不是人权的内容本身，而是实现人权的立场与手段——合理的利己主义。洛克式的人权观立足于人与人相互分立与防范的立场，结果使人们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反过来异化为贬黜个人人权的偶然的社会条件。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5](P515)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只能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权环境的改造，即要用符合所有个人人权实现的合理性社会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偶然性社会条件。马克思认为，经由革命创建的合理性社会关系仍然需要法制的保障，在这方面，洛克式的法学世界观中许多符合人类普遍价值的精神，经过批判性地改造之后，可以用来为后资本主义的法制保障体系服务。具体说来，关于自由精神，马克思指出：自由确是法的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4](P71)这一法制精神贯彻到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法制要保护新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由人的联合体”。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指：享有自由人权的个人通过联合而直接占有生产关系——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在合理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自主性的生产与管理，并享有直接支配劳动成果和剩余劳动的权利；这就使劳动者真正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保证了他们实现自治的民主权利。关于自律精神，马克思除了赞同“人民主权论”关于人民自己立法、自觉遵法的原旨趣外，还把它进一步发展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彻底的“还政于民”。依据马克思的视界，人类公共权力原本来自社会母体，但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使国家权力脱离了社会母体，转而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从社会公仆畸变为社会主人。因此，新社会法制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4](P283)也即消灭阶级与国家，将公共权力复归于社会，真正做到社会自治和群众自治。关于公正精神，马克思不仅在法律的意义上认同这一精神，甚至还将它扩延至社会层面。他提出：真正的公正应该体现为消灭阶级和恢复受压迫者的人权，因为，无产阶级“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人权”，“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4](P)此外，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之后也不诉诸法律之外的特权，而是要依靠人民制定的法律，废除以往国家官员的各种特权，将他们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选举与监督之下，保证国家公职人员与普通公民处于平等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社会公职成为阶级的或个人的私有物的性质。

纵观全文可见，马克思的人权观是对洛克“社会契约论”的人学旨趣的批判性吸收与超越。它表现为：在自由观上，马克思以“人类自身文化创造的自由本质”超越了洛克的“天赋自由权利”；在民主观上，马克思以“社会普遍性与个人特殊性相统一的民主制”超越了洛克“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制”；在法制观上，马克思以“法制保护合理的社会关系”超越了洛克的“法制保障合理的利己主义”。由此可见，双方在人权观上存在着质的差异；如果说，洛克的人权观是奠基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人权意识，那么，马克思的人权观则是在克服前者历史局限性意义上的后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人权思考。

收稿日期：2000-09-01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西方思想宝库[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3]洛克：政府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人权观范文篇3

【关键词】个人主义/人权/人民主权/合理的社会关系

【正文】

西方思想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为人类提出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是“个人主义”；它在本真的语境中指称：个人作为构成社会和国家的最终实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基本目的，而不是达到“他律”目的的手段。因此，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个人有权自由地选择行为目标并对其负责，借以实现自身的价值。洛克以其闻名遐迩的“社会契约论”完成了政治上肯认个性价值的历史任务。在洛克的思致中，“自由”是个人主义全部价值的基石，其精髓就是反对奴役和束缚；若无自由，个人主义的其余价值，如平等、财产、安全等，一概无从说起。

无独有偶，思想史上另一不争的事实是，马克思在设定“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时，也将其最高旨趣界定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P273)

两个价值目标尽管具有截然异趣的阶级属性，却同样专注于“每个人的自由”与“一切人的自由”。由此可见，双方在人类文化意义的演序中存在着割舍不断的契接关系。事实上，在马克思的学说诞生之前，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代表了近代政治哲学的主流思潮，它在全新的视角上阐释了人权观上无可规避的三大难题：人何以赋有不可侵夺的人权？人权在社会状态下应取何种形式？人类应当怎样有效地保护人权？马克思正是在接着对这三大难题的思考中，批判性地吸收并超越了洛克思趣中的人类意义（扬弃其阶级意义），才达到了人权观上的新历史高度。

一、人何以赋有不可侵夺的人权？

洛克认为，人权不可侵夺的内在根据在于它是天赋的永恒的“自由”权利，“人的天然自由，就是不受地球上任何高一级的权力的约束，不处于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而仅以自然法（西方价值观认同的“自然存在的绝对正义原则”——笔者引）为准绳。”[2](P990)为说明此，洛克虚构了人类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由于质赋相同，因此人人秉有以自由为根基的“自然权利”（即人权）。换言之，也即“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之受之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3](P59)

依据马克思的视角，洛克的思趣确有其慧眼独具之处，因为在抽象的普遍性意义上，作为人权根基的“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1](P63)人曾经是动物，是大自然的一个自在部分。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从他不再把自己当做自然的部分而是把自然当做自己的对象进行加工改造时开始的。换言之，人类历史的起点应该定在于人超越了自然必然性而把自身当做自由主体加以实现的那一刻。以劳动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类自由的演进。因为生产力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本质力量，奠基其上的政治、经济、法律等人文存在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改组，都体现出人自己创造历史的自由变迁过程。所以，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宗教、艺术和政治经济制度等等无非是作为主体的人类在实现自由本质的道路上留下的斑斑足迹，尽管这些足迹是参差驳杂、迂回曲折的，但始终是迈向自由的。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实现，在历史归宿的意趣上，也即人类进入了“自由王国”。由此可见，“自由”与人类历史须臾不离，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的固有本质。然而，马克思不能赞同洛克将“自由”归结于“天赋权利”，他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4](P97)这就是说，自由作为人的本质，它内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文化创造活动（劳动是其基本形式）之中，因而是人自己建构的，这一建构活动表现为：人所特有的自我意识是“自由的首要条件”[1](P35)。它必然使人不满足于既定的生存境遇，从而借助对象化活动方式（文化创造方式）改造对象世界，依自己的意向与能力为自己创建出更适合生存与发展的境域。由此可见，作为人的自由实现的主体性确立，决非天赋的先验规定，而是存在于自我意识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之中，并随着对象化活动得以历史地展开与演化的。因此，“自由”的涵义应该被合理地表诠为“人通过对象化活动的自我肯定与发展——人自己是自己存在方式的理由”。

此外，马克思的思想还首肯：洛克关于“人权应落实到个人”的见解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性的基本需要相一致。在马克思的眼里，人性有三个基本规定，这就是作为生存需要的人的本性，作为自主活动需要的人的特性，作为社会交往需要的人的现实性，这三者构成了人权的“人性—需要”系统。由于这一系统只能通过现实个人的活动才能得以实现，这就决定了“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5](P514)。个人之所以必须从自己出发来认识人权，是因为对于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来说，他直接面临的最现实、最无可规避的存在就是自身存在，如果他不满足这一存在的人性需求，不肯定这一存在的应有人权，那么，不仅这个存在本身不能保持，而且属人意义上的人类整体也会荡然无存。然而，马克思坚决否认人权是洛克所谓的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然权利”。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实现自由本质的文化创造活动决非离群索居的个人活动所能胜任，惟一可取的手段就是社会劳动。因此，“道德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是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4](P122)这样，人权也只能在“以个人与社会相统一为本位”的意境上被认取：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人的“自然权利”，而是以人在社会中表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的道德化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由此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权，不是单纯的狭隘的个人权益，而是以社会关系合理化为前提的所有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

根据以上理据，马克思指出：近代以来以洛克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之所以不能科学地论证人权，其源头在于方法论的失当。洛克遵循人性论和原子论的逻辑，从不同的个体中抽象出某种共同性作为人之为人的规定性，进而从中寻觅人权发生的依据。在这种视角下，人只不过是具有某种静态共同性的类，人的社会联系及其发生的社会活动基础都被置之度外，于是，个人的存在方式被看作是原子式的、静态的人权具体形式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个人所固有的永恒化、神圣化的所有物了。在马克思看来，世间从来不存在永恒化、神圣化的人权具体形式，因为权利的基本内容无非是群己权界的合理性认定，而“合理性”的尺度是依据不同的社会条件会有殊异而界定的，所以，“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5](P12)（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人权在社会状态下应取何种形式？

根据洛克的心曲，人权在社会状态下的存在方式应是民主政治，因为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利的必然要求。洛克这样论证道：人类之所以要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其目的在于寻求公共权利以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而国家的诞生就是人们怀着这一目的订立“社会契约”的结果。由此可见，国家源出于签订“社会契约”的每一个人，每个个体在“公共人格”上都获得了国家原创者的角色。国家的职责只在于依据“自然法”保护人权。这样，国家的主权就不是系于国家元首或组成政府的少数人，而是归属于把管理使命授与元首和政府成员的全体人民。所以，当统治者违背民意行使专制权力时，人民就有权反抗压迫并收回自己的权力，“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3](P95)

马克思不同意洛克将“民主”的质底归属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然权利”，而认为“民主”是人类以社会形式实现自由本质的应有之义：人们在追求自由的文化创造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建立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从现象与手段看，是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但就其目的和本质来说，则是劳动合作和社会合作，“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1](P45)。这样，当每个人都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合作时，当然都有权对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与其他人共同合理地安排公共事务，实现最佳的社会结合以充分满足个人与社会的需求，这就是“民主”在“自由”意趣下的探底真涵。然而，遗憾的是，“实然”的历史并没有沿循这一“应然”的路向运行，在有文字记载的漫长历史中，人类实行的是专制政治；统治者凭借暴力与欺骗垄断全部社会权力，并使出身和身份直接成为这种特权的证据，造成了以“统治与服从”为基础的“人类动物世界”。

马克思认为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的彻底否定专制权力的“人民主权论”，它揭示出“民主”是人类的价值追求与历史合规律演革的统一。具体说来：1.“人民主权论”首肯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天经地义性。马克思指出：“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因此很明显，个人既然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1](P270)这就是说，国家并不具有外在于人而自作规定的职能，它的职能说到底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方式。因此，在最终源泉的意境上，作为社会存在主体的个人就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循此理可以延伸：人民理所当然是国家的主人，政治民主制是天经地义的。2.“人民主权论”从根本上宣判了专制特权的非法性。中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都称说，国王之所以具有君临天下的资格，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民的统一性，所以，专制权力禀有君主性与人民性的双重意义。根据“人民主权论”的逻辑，“主权这个概念就不可能有双重存在，更不可能有和自身对立的存在。”[1](P279)因此，只有人民的权利才是惟一的权力根据，君主主权只能被看作是对人民权力的僭夺；换言之，也即“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1](P279)。因此，专制权力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非法的。

然而，马克思的理论又认为，洛克式的民主思趣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它仅仅立足于“以个人为本位”，忽略了国家是社会普遍性与个人特殊性的统一；它把民主制定格为千古不拔的永恒政体，忘却了任何人类政体的历史有限性。据此，马克思为民主制设定了应有的历史地位：其一，从理论上说，民主制是现时代国家制度的最佳选择。“其他一切国家机构都是某种确定的特殊国家形式，而在民主制中，形式的原则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则，因此，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1](P281-282)也就是说，民主制国家代表了社会普遍性与个人特殊性的统一：在人民方面，国家机构不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以权谋私的官僚机构，而是由人民选举并监督，按照人民的意愿操作的政治设施，一切国家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和法律才“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1](P281)而在社会整体方面，国家作为人民的特殊内容和体现社会管理的特殊存在方式，已成为人民自由的普遍象征和化身，人民必须通过国家来实现意志和权利。这样，所有的公民在国家面前，也必须承担对社会整体义不容辞的职责。其二，从实践上看，“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灭了。”[1](P282)这就是说，民主制国家仍然只是人类政体的一种历史形式，它有待于演进至更高形式。事实上，现存的民主制国家尽管自诩为“以个人为本位”，但由于这种本位植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在实质上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样，民主制就势不可免地坎陷于自相矛盾——人民主权所要求的真正民主与维护资产阶级特权的虚假民主之间的矛盾之中，并终究使民主的实质内容——人民群众作为主权者的政治权力受到窒息。于是，“政治民主”不仅徒具形式，而且成为与人民自身相对立的力量。据此，马克思指出；洛克式的“政治民主”至多只有“政治解放”的意义，要实现“人类解放”，还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消除“政治民主”与人民自身的对立，“只有当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社会力量，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P443)由此可见，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解放”的政治范式是“人民民主”，它的特点表现为：人民已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作为主权者的民主力量，并将自己的民主权力组织成与自身相统一的社会力量。“人民民主”是取代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后现代政治模式，它的归宿，是全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人民自治。因此，在“政治民主”阶段，国家权力高于人民权力；而在“人民民主”阶段，人民权力高于国家权力。从马克思论述的精神实质来看，社会主义民主的普遍本质与根本特点已被指明——民主权力与人民自身的直接统一。

三、人类应当怎样有效地保护人权？

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认为，人类有效保护人权的最佳方式是：采用民主政体下的法治形式保障“合理的利己主义”。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在政治方面指称：由于人们政治结合的目的在于保存每个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人权，而且社会是个人权利实现的基础，因此，每个人在实现自身人权时，应以不损害社会与他人的同类权利为原则，否则就要受到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这个原则，在出发点上立足于个人权益，因此是利己主义的，但它将利己主义止于社会与他人的界限，因此又是合理的。法律之所以能够保障“合理的利己主义”，是因为它融贯着自由精神、自律精神与公正精神，这些精神与人权的要求浑融整一。所谓自由精神是指，法律是以“自然法”为摹本的实在法，其真正目的在于保护和扩大个人在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即通过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实现个人的自由权利，换言之，也即法律只有确认并实现社会主体的自由时，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所以，法律的价值是以自由为归依的。所谓自律精神是指，民主制下的法律是人们（或通过他们委托的代表）在平等的条件下凭借自主意识联合为自己立法，自觉遵守法律。这立法的依据内蕴于每个人心灵的理性，而理性遵循绝对正义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所有的人，立法者以及其他人的一种永恒的规则。”[3](P87)所谓公正原则是指，法制是一把双刃剑，既约束统治者又约束被统治者，它要消除一切不受限制的权力，达到法律支配权力的格局；法律又是调解社会各阶层集团利益和权利的最高规范；因此，它贯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马克思对法制所要保障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不以为然；他认为：洛克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指称的普遍人权，质底上乃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利；它处处渗透着商品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时代气息；因此，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无非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关系的一般表现形式，它与人类自由本质所需求的真正人权大相径庭；根据人类自由本质的要求，人权的实现在现实性上只能借助于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因此人权的要求就定在于，打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关系上的狭隘、封闭和对抗，确立社会关系的道德化与合理化，造就所有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但洛克式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人权观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性与防范性诠释为人权的基本精神。首先，从自由方面看，“合理的利己主义”人权观将“自由”归旨为“人在不损害他人的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项的权利”。根据这一成规，一个人只要不损害他人与社会，对方也就无权过问他的行为。这样，自由就成为与社会无涉的封闭在自身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它表征着人与人之间在利益对立状况下的处理规范以及对因此而引起的利益冲突的防范要求。其次，从“财产”、“平等”和“安全”方面看。所谓“财产”指的是“每个公民任意使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经营的果实的权利。”[1](P438)显然，这种权利是自由这一人权在财产领域的运用，是对个人独立支配其财产的权利的肯认。但这种私有财产的无限制的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对自己自由的限制，因此其意境仍然是对别人与社会的分立与防范。至于“平等”，“从非政治的意义上看来，平等无非是对上述自由的平等，即每个人都同样被看作孤独的单子。”[1](P439)因此，它直接就是分立化的要求。再看“安全”，它本是个人对国家的要求，反言之，也即国家对个人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就是国家“保证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1](P439)。这样，“安全”的概念也被赋予防范性的韵致。根据以上理据，马克思最后得出结论说：“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却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4](P439)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透彻地揭示出资产阶级人权的三大根本缺失：主体上的分立性、内容上的利己主义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个人与类之间的相互排斥性。

从以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批判可见，马克思所批判的不是人权的内容本身，而是实现人权的立场与手段——合理的利己主义。洛克式的人权观立足于人与人相互分立与防范的立场，结果使人们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反过来异化为贬黜个人人权的偶然的社会条件。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5](P515)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只能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权环境的改造，即要用符合所有个人人权实现的合理性社会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偶然性社会条件。马克思认为，经由革命创建的合理性社会关系仍然需要法制的保障，在这方面，洛克式的法学世界观中许多符合人类普遍价值的精神，经过批判性地改造之后，可以用来为后资本主义的法制保障体系服务。具体说来，关于自由精神，马克思指出：自由确是法的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4](P71)这一法制精神贯彻到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法制要保护新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由人的联合体”。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指：享有自由人权的个人通过联合而直接占有生产关系——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在合理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自主性的生产与管理，并享有直接支配劳动成果和剩余劳动的权利；这就使劳动者真正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保证了他们实现自治的民主权利。关于自律精神，马克思除了赞同“人民主权论”关于人民自己立法、自觉遵法的原旨趣外，还把它进一步发展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彻底的“还政于民”。依据马克思的视界，人类公共权力原本来自社会母体，但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使国家权力脱离了社会母体，转而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从社会公仆畸变为社会主人。因此，新社会法制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4](P283)也即消灭阶级与国家，将公共权力复归于社会，真正做到社会自治和群众自治。关于公正精神，马克思不仅在法律的意义上认同这一精神，甚至还将它扩延至社会层面。他提出：真正的公正应该体现为消灭阶级和恢复受压迫者的人权，因为，无产阶级“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人权”，“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4](P)此外，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之后也不诉诸法律之外的特权，而是要依靠人民制定的法律，废除以往国家官员的各种特权，将他们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选举与监督之下，保证国家公职人员与普通公民处于平等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社会公职成为阶级的或个人的私有物的性质。

纵观全文可见，马克思的人权观是对洛克“社会契约论”的人学旨趣的批判性吸收与超越。它表现为：在自由观上，马克思以“人类自身文化创造的自由本质”超越了洛克的“天赋自由权利”；在民主观上，马克思以“社会普遍性与个人特殊性相统一的民主制”超越了洛克“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制”；在法制观上，马克思以“法制保护合理的社会关系”超越了洛克的“法制保障合理的利己主义”。由此可见，双方在人权观上存在着质的差异；如果说，洛克的人权观是奠基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人权意识，那么，马克思的人权观则是在克服前者历史局限性意义上的后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人权思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西方思想宝库[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3]洛克：政府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人权观范文篇4

【关键词】个人主义/人权/人民主权/合理的社会关系

【正文】

西方思想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为人类提出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是“个人主义”；它在本真的语境中指称：个人作为构成社会和国家的最终实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基本目的，而不是达到“他律”目的的手段。因此，在许可的范围内，个人有权自由地选择行为目标并对其负责，借以实现自身的价值。洛克以其闻名遐迩的“社会契约论”完成了政治上肯认个性价值的历史任务。在洛克的思致中，“自由”是个人主义全部价值的基石，其精髓就是反对奴役和束缚；若无自由，个人主义的其余价值，如平等、财产、安全等，一概无从说起。

无独有偶，思想史上另一不争的事实是，马克思在设定“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时，也将其最高旨趣界定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P273)

两个价值目标尽管具有截然异趣的阶级属性，却同样专注于“每个人的自由”与“一切人的自由”。由此可见，双方在人类文化意义的演序中存在着割舍不断的契接关系。事实上，在马克思的学说诞生之前，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代表了近代政治的主流思潮，它在全新的视角上阐释了人权观上无可规避的三大难题：人何以赋有不可侵夺的人权？人权在社会状态下应取何种形式？人类应当怎样有效地保护人权？马克思正是在接着对这三大难题的思考中，批判性地吸收并超越了洛克思趣中的人类意义（扬弃其阶级意义），才达到了人权观上的新历史高度。

一、人何以赋有不可侵夺的人权？

洛克认为，人权不可侵夺的内在根据在于它是天赋的永恒的“自由”权利，“人的天然自由，就是不受地球上任何高一级的权力的约束，不处于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而仅以法（西方价值观认同的“自然存在的绝对正义原则”——笔者引）为准绳。”[2](P990)为说明此，洛克虚构了人类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由于质赋相同，因此人人秉有以自由为根基的“自然权利”（即人权）。换言之，也即“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之受之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3](P59)

依据马克思的视角，洛克的思趣确有其慧眼独具之处，因为在抽象的普遍性意义上，作为人权根基的“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1](P63)人曾经是动物，是大自然的一个自在部分。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从他不再把自己当做自然的部分而是把自然当做自己的对象进行加工改造时开始的。换言之，人类历史的起点应该定在于人超越了自然必然性而把自身当做自由主体加以实现的那一刻。以劳动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类自由的演进。因为生产力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本质力量，奠基其上的政治、、法律等人文存在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改组，都体现出人自己创造历史的自由变迁过程。所以，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宗教、和政治经济制度等等无非是作为主体的人类在实现自由本质的道路上留下的斑斑足迹，尽管这些足迹是参差驳杂、迂回曲折的，但始终是迈向自由的。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实现，在历史归宿的意趣上，也即人类进入了“自由王国”。由此可见，“自由”与人类历史须臾不离，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的固有本质。然而，马克思不能赞同洛克将“自由”归结于“天赋权利”，他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4](P97)这就是说，自由作为人的本质，它内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文化创造活动（劳动是其基本形式）之中，因而是人自己建构的，这一建构活动表现为：人所特有的自我意识是“自由的首要条件”[1](P35)。它必然使人不满足于既定的生存境遇，从而借助对象化活动方式（文化创造方式）改造对象世界，依自己的意向与能力为自己创建出更适合生存与发展的境域。由此可见，作为人的自由实现的主体性确立，决非天赋的先验规定，而是存在于自我意识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之中，并随着对象化活动得以历史地展开与演化的。因此，“自由”的涵义应该被合理地表诠为“人通过对象化活动的自我肯定与发展——人自己是自己存在方式的理由”。

此外，马克思的思想还首肯：洛克关于“人权应落实到个人”的见解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性的基本需要相一致。在马克思的眼里，人性有三个基本规定，这就是作为生存需要的人的本性，作为自主活动需要的人的特性，作为社会交往需要的人的现实性，这三者构成了人权的“人性—需要”系统。由于这一系统只能通过现实个人的活动才能得以实现，这就决定了“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5](P514)。个人之所以必须从自己出发来认识人权，是因为对于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来说，他直接面临的最现实、最无可规避的存在就是自身存在，如果他不满足这一存在的人性需求，不肯定这一存在的应有人权，那么，不仅这个存在本身不能保持，而且属人意义上的人类整体也会荡然无存。然而，马克思坚决否认人权是洛克所谓的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然权利”。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实现自由本质的文化创造活动决非离群索居的个人活动所能胜任，惟一可取的手段就是社会劳动。因此，“道德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是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4](P122)这样，人权也只能在“以个人与社会相统一为本位”的意境上被认取：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人的“自然权利”，而是以人在社会中表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的道德化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由此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权，不是单纯的狭隘的个人权益，而是以社会关系合理化为前提的所有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

根据以上理据，马克思指出：近代以来以洛克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之所以不能地论证人权，其源头在于论的失当。洛克遵循人性论和原子论的逻辑，从不同的个体中抽象出某种共同性作为人之为人的规定性，进而从中寻觅人权发生的依据。在这种视角下，人只不过是具有某种静态共同性的类，人的社会联系及其发生的社会活动基础都被置之度外，于是，个人的存在方式被看作是原子式的、静态的人权具体形式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个人所固有的永恒化、神圣化的所有物了。在马克思看来，世间从来不存在永恒化、神圣化的人权具体形式，因为权利的基本内容无非是群己权界的合理性认定，而“合理性”的尺度是依据不同的社会条件会有殊异而界定的，所以，“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5](P12)

二、人权在社会状态下应取何种形式？

根据洛克的心曲，人权在社会状态下的存在方式应是民主政治，因为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利的必然要求。洛克这样论证道：人类之所以要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其目的在于寻求公共权利以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而国家的诞生就是人们怀着这一目的订立“社会契约”的结果。由此可见，国家源出于签订“社会契约”的每一个人，每个个体在“公共人格”上都获得了国家原创者的角色。国家的职责只在于依据“自然法”保护人权。这样，国家的主权就不是系于国家元首或组成政府的少数人，而是归属于把管理使命授与元首和政府成员的全体人民。所以，当统治者违背民意行使专制权力时，人民就有权反抗压迫并收回自己的权力，“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3](P95)

马克思不同意洛克将“民主”的质底归属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然权利”，而认为“民主”是人类以社会形式实现自由本质的应有之义：人们在追求自由的文化创造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建立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从现象与手段看，是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但就其目的和本质来说，则是劳动合作和社会合作，“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1](P45)。这样，当每个人都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合作时，当然都有权对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与其他人共同合理地安排公共事务，实现最佳的社会结合以充分满足个人与社会的需求，这就是“民主”在“自由”意趣下的探底真涵。然而，遗憾的是，“实然”的历史并没有沿循这一“应然”的路向运行，在有文字记载的漫长历史中，人类实行的是专制政治；统治者凭借暴力与欺骗垄断全部社会权力，并使出身和身份直接成为这种特权的证据，造成了以“统治与服从”为基础的“人类动物世界”。

马克思认为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的彻底否定专制权力的“人民主权论”，它揭示出“民主”是人类的价值追求与历史合演革的统一。具体说来：1.“人民主权论”首肯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天经地义性。马克思指出：“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因此很明显，个人既然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1](P270)这就是说，国家并不具有外在于人而自作规定的职能，它的职能说到底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方式。因此，在最终源泉的意境上，作为社会存在主体的个人就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循此理可以延伸：人民理所当然是国家的主人，政治民主制是天经地义的。2.“人民主权论”从根本上宣判了专制特权的非法性。中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都称说，国王之所以具有君临天下的资格，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民的统一性，所以，专制权力禀有君主性与人民性的双重意义。根据“人民主权论”的逻辑，“主权这个概念就不可能有双重存在，更不可能有和自身对立的存在。”[1](P279)因此，只有人民的权利才是惟一的权力根据，君主主权只能被看作是对人民权力的僭夺；换言之，也即“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1](P279)。因此，专制权力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非法的。

然而，马克思的又认为，洛克式的民主思趣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它仅仅立足于“以个人为本位”，忽略了国家是社会普遍性与个人特殊性的统一；它把民主制定格为千古不拔的永恒政体，忘却了任何人类政体的历史有限性。据此，马克思为民主制设定了应有的历史地位：其一，从理论上说，民主制是现国家制度的最佳选择。“其他一切国家机构都是某种确定的特殊国家形式，而在民主制中，形式的原则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则，因此，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1](P281-282)也就是说，民主制国家代表了社会普遍性与个人特殊性的统一：在人民方面，国家机构不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以权谋私的官僚机构，而是由人民选举并监督，按照人民的意愿操作的政治设施，一切国家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和法律才“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1](P281)而在社会整体方面，国家作为人民的特殊内容和体现社会管理的特殊存在方式，已成为人民自由的普遍象征和化身，人民必须通过国家来实现意志和权利。这样，所有的公民在国家面前，也必须承担对社会整体义不容辞的职责。其二，从实践上看，“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灭了。”[1](P282)这就是说，民主制国家仍然只是人类政体的一种历史形式，它有待于演进至更高形式。事实上，现存的民主制国家尽管自诩为“以个人为本位”，但由于这种本位植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在实质上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样，民主制就势不可免地坎陷于自相矛盾——人民主权所要求的真正民主与维护资产阶级特权的虚假民主之间的矛盾之中，并终究使民主的实质内容——人民群众作为主权者的政治权力受到窒息。于是，“政治民主”不仅徒具形式，而且成为与人民自身相对立的力量。据此，马克思指出；洛克式的“政治民主”至多只有“政治解放”的意义，要实现“人类解放”，还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消除“政治民主”与人民自身的对立，“只有当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社会力量，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P443)由此可见，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解放”的政治范式是“人民民主”，它的特点表现为：人民已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作为主权者的民主力量，并将自己的民主权力组织成与自身相统一的社会力量。“人民民主”是取代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后政治模式，它的归宿，是全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人民自治。因此，在“政治民主”阶段，国家权力高于人民权力；而在“人民民主”阶段，人民权力高于国家权力。从马克思论述的精神实质来看，社会主义民主的普遍本质与根本特点已被指明——民主权力与人民自身的直接统一。

三、人类应当怎样有效地保护人权？

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人类有效保护人权的最佳方式是：采用民主政体下的法治形式保障“合理的利己主义”。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在政治方面指称：由于人们政治结合的目的在于保存每个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人权，而且是个人权利实现的基础，因此，每个人在实现自身人权时，应以不损害社会与他人的同类权利为原则，否则就要受到道德谴责与制裁。这个原则，在出发点上立足于个人权益，因此是利己主义的，但它将利己主义止于社会与他人的界限，因此又是合理的。法律之所以能够保障“合理的利己主义”，是因为它融贯着自由精神、自律精神与公正精神，这些精神与人权的要求浑融整一。所谓自由精神是指，法律是以“法”为摹本的实在法，其真正目的在于保护和扩大个人在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即通过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实现个人的自由权利，换言之，也即法律只有确认并实现社会主体的自由时，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所以，法律的价值是以自由为归依的。所谓自律精神是指，民主制下的法律是人们（或通过他们委托的代表）在平等的条件下凭借自主意识联合为自己立法，自觉遵守法律。这立法的依据内蕴于每个人心灵的理性，而理性遵循绝对正义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所有的人，立法者以及其他人的一种永恒的规则。”[3](P87)所谓公正原则是指，法制是一把双刃剑，既约束统治者又约束被统治者，它要消除一切不受限制的权力，达到法律支配权力的格局；法律又是调解社会各阶层集团利益和权利的最高规范；因此，它贯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马克思对法制所要保障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不以为然；他认为：洛克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指称的普遍人权，质底上乃是资本主义商品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利；它处处渗透着商品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时代气息；因此，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无非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关系的一般表现形式，它与人类自由本质所需求的真正人权大相径庭；根据人类自由本质的要求，人权的实现在现实性上只能借助于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因此人权的要求就定在于，打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关系上的狭隘、封闭和对抗，确立社会关系的道德化与合理化，造就所有自由个性全面的社会条件。但洛克式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人权观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性与防范性诠释为人权的基本精神。首先，从自由方面看，“合理的利己主义”人权观将“自由”归旨为“人在不损害他人的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项的权利”。根据这一成规，一个人只要不损害他人与社会，对方也就无权过问他的行为。这样，自由就成为与社会无涉的封闭在自身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它表征着人与人之间在利益对立状况下的处理规范以及对因此而引起的利益冲突的防范要求。其次，从“财产”、“平等”和“安全”方面看。所谓“财产”指的是“每个公民任意使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经营的果实的权利。”[1](P438)显然，这种权利是自由这一人权在财产领域的运用，是对个人独立支配其财产的权利的肯认。但这种私有财产的无限制的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对自己自由的限制，因此其意境仍然是对别人与社会的分立与防范。至于“平等”，“从非政治的意义上看来，平等无非是对上述自由的平等，即每个人都同样被看作孤独的单子。”[1](P439)因此，它直接就是分立化的要求。再看“安全”，它本是个人对国家的要求，反言之，也即国家对个人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就是国家“保证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1](P439)。这样，“安全”的概念也被赋予防范性的韵致。根据以上理据，马克思最后得出结论说：“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却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4](P439)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透彻地揭示出资产阶级人权的三大根本缺失：主体上的分立性、上的利己主义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个人与类之间的相互排斥性。

从以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批判可见，马克思所批判的不是人权的内容本身，而是实现人权的立场与手段——合理的利己主义。洛克式的人权观立足于人与人相互分立与防范的立场，结果使人们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反过来异化为贬黜个人人权的偶然的社会条件。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5](P515)这一任务的完成只能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权环境的改造，即要用符合所有个人人权实现的合理性社会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偶然性社会条件。马克思认为，经由革命创建的合理性社会关系仍然需要法制的保障，在这方面，洛克式的法学世界观中许多符合人类普遍价值的精神，经过批判性地改造之后，可以用来为后资本主义的法制保障体系服务。具体说来，关于自由精神，马克思指出：自由确是法的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4](P71)这一法制精神贯彻到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法制要保护新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由人的联合体”。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指：享有自由人权的个人通过联合而直接占有生产关系——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在合理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自主性的生产与管理，并享有直接支配劳动成果和剩余劳动的权利；这就使劳动者真正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保证了他们实现自治的民主权利。关于自律精神，马克思除了赞同“人民主权论”关于人民自己立法、自觉遵法的原旨趣外，还把它进一步发展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彻底的“还政于民”。依据马克思的视界，人类公共权力原本来自社会母体，但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使国家权力脱离了社会母体，转而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从社会公仆畸变为社会主人。因此，新社会法制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4](P283)也即消灭阶级与国家，将公共权力复归于社会，真正做到社会自治和群众自治。关于公正精神，马克思不仅在法律的意义上认同这一精神，甚至还将它扩延至社会层面。他提出：真正的公正应该体现为消灭阶级和恢复受压迫者的人权，因为，无产阶级“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人权”，“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4](P)此外，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之后也不诉诸法律之外的特权，而是要依靠人民制定的法律，废除以往国家官员的各种特权，将他们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选举与监督之下，保证国家公职人员与普通公民处于平等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社会公职成为阶级的或个人的私有物的性质。

纵观全文可见，马克思的人权观是对洛克“社会契约论”的人学旨趣的批判性吸收与超越。它表现为：在自由观上，马克思以“人类自身文化创造的自由本质”超越了洛克的“天赋自由权利”；在民主观上，马克思以“社会普遍性与个人特殊性相统一的民主制”超越了洛克“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制”；在法制观上，马克思以“法制保护合理的社会关系”超越了洛克的“法制保障合理的利己主义”。由此可见，双方在人权观上存在着质的差异；如果说，洛克的人权观是奠基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人权意识，那么，马克思的人权观则是在克服前者历史局限性意义上的后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人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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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西方思想宝库[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3]洛克：政府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人权观范文篇5

(一)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与教育人、培养人、塑造人相结合的原则，把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工作目的，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根本任务，所有这些都包含着尊重人权，发展个性，维护人格平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人类的解放，而人类的解放就是人权的彻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要进行时事教育、国际形势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而人权又是这些教育工作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无疑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这表现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一切权力最终是为了实现、发展和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权利。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政治生活方面，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就清楚地表明，人权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发展人权事业就是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公民的民主政治教育。公民政治素质、政治能力的提高，政治意识的强化有助于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青年学生代表着社会中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引领着社会大众的人权意识。因此，加强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可以增强和提高他们的民主法治意识和人的基本权利义务意识，从而树立科学的人权观念。只有拥有了更多具备人权信念的人才，才能更好地维护法治以及保障人权的发展，也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从而形成尊重他人权利、维护自身权益、积极履行公民义务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风尚。

(三)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是依法治国方略成功实施的精神源泉。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人权与法治密不可分，人权要实现，必须得到法律的肯定，用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我国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我国宪法对我国公民应享有的人权作了全面的规定。在宪法的指导下，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来保护人权，基本上形成了人权的法律保护制度。反过来说，人民的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条件。法律制度再好，如果人民群众缺乏法治观念，就难以实施，就谈不上法治。而人权教育可以提高人民的法治观念，形成保障人权实现的社会舆论和社会条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我们不仅要通过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和维护司法公正来树立国民对法律和法治的信心，还要通过法律教育来培养国民知法、守法和依法维护权利的观念。因此，通过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使学生具备民主、平等、公平、依法办事的观念和法律意识，成为自觉维护法律的高素质公民，这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成功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四)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理论基础。人权观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国与国之间在人权问题上有分歧是必然的。但是，一些西方国家把人权作为实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工具，宣扬“人权无国界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等，以实现其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对别国进行渗透，颠覆他国政权的目的。其实质无非是借助经济全球化这一客观态势，逐步侵蚀、削弱与否定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为他们在全球的扩张寻求合乎情理的外衣，从而达到“和平演变”的险恶用心。因此，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向学生介绍当前有关人权的真实背景，揭露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实质，宣传我国在人权保护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并通过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教育，让学生培养明辨是非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的判断力，从而成功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积极维护国家主权。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的途径和措施

(一)加强人权法教育，提高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的水平。人权意识同民主法制意识有着天然的联系，人权教育同人权法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人权意识的增强，有赖于人权法课程的学习。如果仅仅是抽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而对具体的法律条文不了解，这种人权观教育是失败的，是没有理论深度和实际操作性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权法课程应当形成自身的体系和结构。人权法课程应当以人权为主线，以法律为主体，结合其他学科的相关内容，从人权思想和理念人手，通过对人权观念到道德、法律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充分揭示法律对确立人权、保护人权和保障人权实现的作用，并且详尽阐述这些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具体来看，人权法课程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关于人权法的研究对象、范围和为什么学习人权法的理论阐述(人权与国际政治、外交政策、经济发展的关系，人权与法律、道德和自由的关系，东西方文化传统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等)；关于人权和人权法的基本理论(人权和人权法的概念、起源和发展，人权理论的主要流派，人权的主体和客体及个体人权和集体人权的关系，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相互关系，人权的存在形态及应然权利、实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之间的关系等)；中国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法(包括我国法律对不同主体权利保护的原则、我国政府在保障人权实现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现代国际人权法的主要原则和内容、国际人权组织及其功能等)。

通过以上课程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系统地认识我国和国际法律是如何保障和保护人权的，从而提高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的水平，使人权法教育成为高等学校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环节，使大学生能够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维护校园稳定，在潜移默化中积极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加强权利义务教育，提升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的道德境界。中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可见，公民在法律上既是权利的主体，也是义务的主体。《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主要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劳动的义务，受教育的义务，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依法纳税的义务等。党和政府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进一步指出：“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要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民主权利，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正当物质利益。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把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树立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与社会主义权利义务观教育的基本精神是统一的。马克思指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人权就是在这种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中得到体现的。“一方面，每个人享有人权意味着所有其他人有义务不侵犯他的权利，同时他也有义务不侵犯所有其他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当每个人自己所享有的人权受到侵犯时，所有其他人都有义务予以援救。同时当每个人看到其他任何人的人权遭到侵犯时，他也有义务前去援救。”我们认为，没有义务的权利只能是特权，没有权利的义务只能是奴役；只有权利和义务的不可分离的结合，才是真正的人权；个人人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限制的，它的限制标准就是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只有大力加强高校学生的权利义务观教育，才能真正提升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的道德境界，让大学生既有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也有尊重他人权利的胸襟，成为维护社会道德的中坚力量。

人权观范文篇6

「关键词」人权概念，人权发展，普遍人权，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人权的相对性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概括我们身处的时代的特征，无疑是人权；如果选择一个当今世界上最能够引起关注的问题，无疑是人权；如果寻找一个最能引发国际间纷争的论题，无疑还是人权。“在今天，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无法堂而皇之地否认人权，人权已经成为神圣的观念，全世界都在提倡对人权的保障和尊重。”[1]（P75）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身处于人权时代，讨论人权问题，运用人权话语来表达各种诉求。美国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认为人权是“无数国际条约的主题，是国际政治这一制造厂中每日不可缺少的原料，也是超级大国之间持续争论的焦点”。[2]（前言）季卫东教授在谈到国际间发生的各种论争时也有类似的看法：“正是人权观最集中地体现双方根本性差异，人权问题完全可以看作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出发点和焦点”。[3]（P233）可见，“人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已经成功地波及了全球”。[4]（p1）人权问题作为一个俨然占据了国际及国内事务中心地带的问题，人权一词成为人类在考虑未来社会秩序时所不可回避的关键词。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人权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引起纷争的焦点和敏感问题，甚至于“人权概念的定义始终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于人权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还远远未能达成一致”.[3]（P234）现代人权概念是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互作用的产物，探究人权问题的来龙去脉，对于祛除笼罩在人权问题上的纷纷扰扰，透视人权本身面貌，无疑是有益的。本文尝试从人权发展历史中先后出现的几个基本概念入手，追溯人权历史，分析人权概念的演变历程，相信这将可以为认识人权问题提供一个独特的微观视角。

一、人权概念的提出与实质上的有限人权

有学者在研究人权问题时，从人权观内涵本身的独特性入手而把人权的观念史进行归纳，认为从古至今人权观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首先，朴素的或者直观的人权观，比如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大概就反映了这种人权观。其次，是片面的或者差别的人权观。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等级正义观就是这种人权观的表现。再次，是全面的或者平等的人权观。它强调人的尊严、人格与价值的神圣性与平等性。该阶段的人权观在西方基督教教义及其基督教教徒的宗教情感，尤其是人在上帝和“原罪”面前的平等意识中有充分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在人文主义者及古典自然思想家的理论之中。最后，是协调的或者综合的人权观。这种人权观是在坚持全面的或者平等的人权观的理想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现实中人的多样性、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多样性、政治意识形态的多样性，通过综合或者协调从中寻求人权观念的共识。[5]该文所说的“人权观”中的人权概念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权概念，无论从产生时间还是从具体内容上来讲，显然不是完全一致，虽然两者确实有紧密的关联。现代人权概念，也就是我们本文中所要研讨的主题，对应上面所说的人权观阶段而言应该基本可以从第三个阶段后期开始萌芽，而此阶段之前所谓的人权观确切地应该冠名为人权意识、人权思想。它们是现代人权概念发生的理论基础。而近代意义上古典人权概念是文艺复兴时代但丁在作品中首先提出来的，他是“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6]（P249）。但丁与同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热情歌颂人的自然本性，反对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肯定人的欲望，从而使古代关于平等、自由、独立的道德主张得以明确和普及。[7]（P127）薄伽丘说“我们人类天生一律平等的”。[8]（P357）古典自然法学家们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继承和发扬了启蒙运动的成果，把人塑造成自然权利的主体，这种“天赋人权”理论思想在美国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制定的《独立宣言》和《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得以体现。这一套人权理论体系最大的缺陷在于他们表面上倡导人人平等，人权主体是无差别的所有的人，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卢梭，这位以追求人类平等与自由作为毕生奋斗目标，并以《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等名著在权利斗争史上熠熠闪光的思想家，在界定“人”的概念中就无可掩饰地凸现其自身所处阶级立场的巨大局限性。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待妇女的态度，他认为妇女生来就是为了取悦男人，这也是她的生存的伟大目标。可见他所说的人是有限定的人，他所高歌的平等是有限定的平等。被马克思热情地称赞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在世界人权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它一边宣布“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同时又默认和保留了罪恶累累的奴隶制，对黑人进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此外，广大妇女群体也被排除在人权主体之外，真正可以享有人权的群体仅仅限于“拥有动产和不动产的白人男子纳税人、基督徒、特别是新教徒”。法国《人权与公民宣言》在人权主体与美国的《独立宣言》一脉相承，它同样只限于“欧洲男性成年，而且必须有一定的收入”，大量的人口被排除在权利之外。一言以蔽之：“18世纪，公然宣称人是不现实的”。[4]（P176）瑞士学者胜雅律把人权概念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不无道理，即有限的人权概念和普遍人权概念。时间的划分为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为标志。因为在此之前“这种人类的‘人’的概念局限于性别和种族，那么‘人’这个字—与该词的现代涵义相比较—仅具相当有限的意义”。[9]（P278）与有限人权相对应的是普遍人权，显然普遍人权概念的诞生正是人权主体的不断拓展过程的见证和结果。而且，在此之前的关于人权保护呼吁和要求，还主要是一国国内的事务。

二、普遍人权概念的产生及其时代背景

“人权在英语中是指‘男子的权利’（rightsofman），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变成纯粹意味‘人的权利’（humanrights）”即使不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有关人权的文章和议论都是将权利主体限定于男子，但是也不能否定，在无意识中使用将男子与人一般视为同一用语来表现人权主体的这一事实中，明显存在男子中心的思维形态。“[1]（P150）有限人权阶段步入到普遍人权阶段，从理论上将人权主体从少数群体扩展到所有人都应该享受人权，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在时间上学术界有一个大致的共识，那就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主要国家协议签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即1948年。人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有史以来身体上与心灵上最大的伤害和最深刻的教训。二战中法西斯杀戮和灭绝种族的罪行是把人不当作人来对待对人的生命与尊严进行了全面践踏，人类取得二战的胜利被认为是人道主义精神的联合。

”对于在全世界范围内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对于维护人权和正义是至关紧要的……这场大战以尊崇人权而告终。“[10]（P308）可见，二战后普遍人权概念的兴起，是二战中人权遭到普遍践踏所必然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也是二战胜利人类所共有的最大的财富。恰如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和通过的《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在序言中申明的那样：因为战争是从人心中开始的，所以保护和平必须建立在人的心里。[11]（P34）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就庄严宣告：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相对待。此外，该宣言的第二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都明确所有的权利和对这些权利的保护皆突出其主体是”人人“，”任何人“”所有人“。人权主体不再有任何限定，享有这些权利不需要特别的资格，一切具有生物和社会意义上的人，就可以百分之百地享受人权，符合这样条件的权利才能够被冠之为人权。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任何一项权利，不管它的主体有多么广泛，只要还有一个人被排除在权利主体之外，则此项权利仍不得称为人权，”人权主体普遍性的栅栏一旦允许有了豁口，人权马上就不成为人权，而蜕变成特权“。[12]据此，我们回顾在第二次大战之前，欧美国家所倡导的人权显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权，它把大量的群体都排除在权利主体之外，其实质就是典型的特权。但是，更为确切的说，从普遍人权理论诞生之后，到普遍人权思想逐渐被人们广为接受并予以践行却有一个相对更长久的时期。”人权享有主体‘人’就只能等到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50年代后的美国公民权运动、60年代成为高潮的非殖民地化、70年代后的妇女解放运动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的改革，才开始成为超越性别、财富、种族、肤色、宗教和文化等种种差异而普遍化了的人。“[1]（P151）普遍人权的时代，在人类付出无穷的代价之后终于的到来。

有人曾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在第二次世界结束后，为什么世界各国聚合在一起通过联合国要制作和一个全球性的人权宣言，而不制作和一个全球性的义务宣言？我们认为，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权利语言的价值的评估。美国哈佛大学的格伦顿教授在《权利的文化》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核心观点是可以阐释这个现象，即：现代文化是一种权利文化，在这种文化里，权利语言被用来作为表达实践理性要求的一个方便而精巧的工具。权利话语过滤了其它语言并直接渗透到其他语言中，权利语言之所以成为强势语言，是由它的优点决定的。[13]（P323）人类将自己最为宝贵的品行诉诸人权，这一诉求是普遍的，理由之一就在于“权利”话语中体现出的普适性特征。从各种意义上看，权利话语都已成为人权理想得以实现的有效工具和一般载体，权利观念使得主张者与被主张者的双方处于平等地位。“人权”口号最能够引起人内心深处的“同类感”，是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武器。人权本身所蕴涵良善品质与正义性使得普遍人权自从诞生至今五十多年来，人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其次，我们从权利论的视角出发可以深刻揭示人权所具有的内在属性：人权的属人性和人权的固有性。人权作为应然的道德权利，在价值上体现了这样道德律，“无论对你自己还是对别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作目的，绝不只是当作工具”（康德语）。人权是“人们作为人凭其自然能力而拥有道德权利，不是凭借他们所能进入任何特殊秩序或他们要遵循其确定的特定的法律制度而拥有的权利。”[14]人权的固有性则是指人权伴随人自出生到生命终结，不附带任何条件。从这个意义上，人权是一项主体权利，是“同人格，同人的自卫性、自保性极其发展相联系。”[14]从有限人权到普遍人权在人权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人权作为曾经是资产阶级为发动所有社会力量，实质为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假借全人类的名义提出的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口号—这一资产阶级始创的概念，在二战后已经散播全世界，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与奋斗目标。

三、人权的普遍性、特殊性及相对性

人权是“源于人的尊严与价值，是人之为人的权利，”但是，“人之为人不是自然或超然的恩赐或本质，而是一种实践、一桩使命”（巴里巴语）。理论的完备是重要的，比理论更重要的是实践。人权也只有体现在现实的制度和各种保障中，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人人都应该是平等和自由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善待和尊重，但是，问题在于，人权在理论上把“人”的特征进行了抽象和归纳，而具体的人总是身处于一定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都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人权的语境必定限制和影响人权实现的程度。我个人认为，人权的普遍性概念的使用更多地偏重于人权在进入实质上的制度保护阶段，保护模式、保护内容及保护途径在世界各国是否存在统一标准的问题，它的使用情景更多地出现在西方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发生人权问题交涉与异议的场所，更多地与人权的特殊性这一概念进行相对使用。什么是人权的特殊性？即指人权的具体实现途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可以有所差别，不可能在所有国家达到一个统一模式。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成为“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人权观分歧的热点，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亚洲诸多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国家把的人权模式强加给其它国家的行为，提出人权在基本人权保护方面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宣称它喜欢酷刑与滥杀。但是，在每一个具体的国家和民族中，人权总是融合在更大的背景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总是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来实践人权和解释人权。并认为“任何一种制度选择都不具有固定的优越性，它只是环境的产物，每一种选择都有自己的道德理由。检验制度的标准是人民的同意”。[15]（P176）对于人权的理解和具体制度保护是可以有自身的独特性。这场看似激烈沸扬的争论，双方关于人权主题的争论虽然在某些方面确实提出了一些有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但是，避开情绪化的热情与冲动而作冷静思考就会发现，双方的立足点已经不仅仅是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本身是否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而是把人权问题注入了太多人权以外的东西。典型的表现是某些西方国家把人权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利用人权问题作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事务，并非抱着真诚改善别国人权状况的态度，而是为达到本国政治利益或经济目的，此类行为必然会引起被干涉国的反感。对此现象有学者评价“90年代的争议的一方领导人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东南亚诸国的外交官等，他们对人权的论述尚缺乏学术探讨的严密性。与此对抗的另一方，有欧美政府高官、记者、人权组织等，他们对人权的见解也很少建立在对有关宪法、人权条约、宣言的人权条款之严密地解释和分析上，或基于对人类史、人权和文化、宗教关系至今取得的研究成果。[1]（P5）并且进一步地指出”这些争论自身常常局限于‘普遍性对特殊性’‘人权问题上亚洲的旧习’这一框框内，而极少论及该框框本身所具有的缺陷“.[1]（P5）由此可见，人权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概念的对应使用，至少表明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人权进入实质上的保护阶段而不仅仅抽象地停留在宣言、协议和各种文献中，人权实践与人权理想毕竟存在尚远的距离，但是将人权从纸面上落实和体现在制度的保护层面，成为各项制度背后的首要价值，这无疑是人权事业发展在历史上前进了一大步。在此过程中，许多障碍、分歧与异议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会逐渐凸现，这些现象的是必然的，人权问题也因此而被弄得似是而非，复杂纷乱。其次，正确认识人权特殊性与普遍性概念之争。西方国家以人权的普遍性为由，对发展中国家人权问题进行指摘，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人权保护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侵害人权的行为也时有发生—这种状况西方国家本身何尝不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很多，毕竟改善本国人权状况受益的并不是别国而是本国人民。另一方面，我们不排除某些西方国家在有些人权问题上确实抱着真诚批判的态度，但是在国际社会中西方国家本着”人权与武器出售一样，都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贸易优惠和贸易制裁都是国家政治的一种手段。“[4]（P136）美国里根政府代表曾经把《世界人权宣言》戏称为”致圣诞老人的一封信“，甚至把人权作为一种符号性的资本。此外，在人权问题上许多西方国家往往采取双重标准：人严，律己宽；疏者严，亲者宽，所谓有益于朋友和不利于敌人。对于这一点我们当然应该坚决予以回击。人权普遍性与人权特殊性的争议直接导致出这样一个问题：人权是一国国内事务还是国际事务？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已经很多，大都是非此即彼的答案。笔者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人权与主权不能笼统认定孰高孰低，对别国人权侵害进行人道主义干涉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但是该行为必须要慎重对待，比如主张这类干涉的决定必须具有全球代表性，投票表决时只有在充分考虑了不同文明的正义观、以取得不同文化、宗教、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差异而达成的共识，标准不能是一元而是多元的，干涉者的手必须保持干净，并通过正当程序来进行干涉行为。尽力追求达至人权与主权、自由权与社会权、政治于经济文化权利之间的平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国际法学者大沼保昭将“人权的特殊性”概念置换成“人权的相对性”，我们认为这对人权基本概念的发展是具有提升意义的。人权特殊性的提法似乎暗含了这样一个承认：非欧美=特殊，欧美=普遍。从反面支持了人权欧美中心主义。人权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争论还容易误传出这样一个信息：普遍似乎成了西方文明普适化的标志，特殊似乎成了东方文明固步自封的屏障。人权观念虽然产生于欧美，却在人类的共同交流中得以发展和丰富，今日之人权学说已是全人类智慧的五彩拼图。而人权的相对性概念的诞生，使欧美与非欧美国家对人权问题的探讨和交流获得了理论上的平等地位，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或者说互为中心与互为边缘。

四、结语：人权概念的相互关系

以上我们回顾人权的发展历程中纵向出现的几个基本概念，其中也包括概念的共时性存在之状况（比如，普遍人权与人权的普遍性在许多场合下不加区分的混用，或者在同一时期两者的并用）。人权，普遍人权，人权的普遍性和人权的特殊性及人权的相对性，这五个在人权话语和人权问题上经常被使用的概念，分别有其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探究与追溯，我们对人权发展的脉络可以这样来表达：人权、普遍人权、人权的普遍性实质上应该是相同和一致的，人权从本质上就是普遍人权，只有普遍人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权，这是人权的内在要求；只要人权的主体是普遍的，那么其享有的内容在逻辑上必然会要求内容的平等性。全体人类应享有相同的权利，所有的人应予以相同的、无差别的对待。普遍人权或人权普遍性的“普遍”一词的在当下指向是人权观念在实际层面意义上，在全球性的目前可能普及和接受的程度。我们对人权理解大致可归纳如下：一、人权主体的普遍的，第二、目前不同地域和不同文明类型、文化圈人权所能达到的共识程度，多元化价值体系支持的文化模式由于现代人权观念的系统对人的尊严和良善生活的维护而取得某种程度的共识。也就是说，对于历史纬度中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动态人权概念，我们应该保持一种相对宽松的解释空间。

为什么会出现普遍人权、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人权的相对性这几个基本概念？借用一位学者的话可以说明：历史的演进大部分时间里是长时段的方式来矫正过程中的违背出发点的种种不合理，未经确定的一切预制得以表达与证实，这一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完全是人类全体行为的后果。[16]可以说，人权的几个基本概念从某个角度记载了人权事业的发展曲折艰难历程和不断进步的足迹。

「注释」

[1][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M].王志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2]路易斯·亨金。权利的时代[M].信春鹰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

[3]季卫东。宪政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科斯塔斯·杜兹纳[M].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5]姚建宗。人权的历史和哲学基础[A].吉林：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网站。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夏勇。人权概念起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8][英]薄伽丘。十日谈[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9][瑞士]胜雅律。从有限的人权概念到普遍的人权概念—人权的两个阶段[A].王长斌译。沈宗灵，黄楠森。西方人权学说（下）[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10][美]霍夫曼：《普遍的人权》载沈宗灵、黄楠森主编：《西方人权学说》（下）[C].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11]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2]徐显明。对人权的普遍性和人权文化之解析[A].法学评论[J].1997，（6）。

[13]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五十周年座谈纪要。夏勇。公法（第一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4]徐品飞。人权是什么？—三种阐释与一个回答[A].来源：世纪中国（网站）。

人权观范文篇7

关键词：宪法，人权保障机制，人权保障条款

引言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简称为“人权保障条款”）作为宪法的修正案被正式写进了宪法。王兆国副委员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样修改，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这次把它写入宪法，可以进一步为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提供宪法保障。二是，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明确地提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宪法中作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

的确，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意义重大。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一次写入宪法，这件事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是一件大事情，在中国的人权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是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反映了我国思想领域的进步，宪法观念的进步，对它的意义评价怎么都不为过。

然而，宪法具有自身的规范价值，一旦将人权保障条款写进宪法也就具有了规范的价值。那么，我国的人权保障条款应具有什么样的规范价值呢？也即它的效力的承担者，效力的内容以及效力的实现途径等是如何体现的，这是一个宪法研究者首先应关注的问题。

本文的思路是从探寻宪法保障人权的一般机制入手，分析人权的宪法价值，并以此为基础，结合考察我国宪法制定以及修改的背景来分析我国人权保障的宪法规范价值。

一、人权的宪法保障的一般机制

虽然，人权的观念以及宪法的观念早已存在，但直到近代，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武器的人权以及与作为其胜利成果的宪法才共同来到人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说，人权与宪法是一对共生的现象。一部宪法的历史就是一幅争取和保障人权的历史。争取人权的历史过程也就构成了宪法变迁的历史过程。人权观念的演变导致了宪法观念的演变，宪法的变迁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权。

人权的概念，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在政治哲学中，权利这一术语主要有三种使用方式：1、描述一种制度安排，其中利益得到法律的保护，选择具有法律效力，商品和机遇在有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给个人。2、表达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即上述制度安排建立并得到维护和尊重。3、表现这个要求的一种特定的正当理由即一种基本的道德原则，该原则赋予诸如平等、自主或道德等基本的个人价值以重要意义。“法律权利”这一术语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的，而“道德权利”（以前又叫“天赋权利”）则是在后两种意义上使用的。“人权”在以上三种意义上都可以使用。［1］

可以看出，人权首先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即作为主体人应具有的主体性的属性，是一种“前国家的权利”。其次，人权还需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具体化为法律权利，而得到实定法的保障。再次，人权是个人针对国家的的权利诉求。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障，人权才是有意义的。国家负有承认和保障的义务，包括消极的义务和积极的义务，还包括“保护性义务”。①

人权保障体现了宪法的终极价值。它是宪法的全部意义所在。总的来说，宪法对人权的保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宏观上，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对国家公权力的控制，体现了国家权力的全部意义。（2）微观上，通过基本权利这一法律形式对人权加以“制度化”。

当然，随着人权观念的发展，宪法对人权的保障的方式和内容也有所变化。不同的时期的宪法观念对保障人权的方式和内容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下文的思路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体现展开探索。

（一）人权的宏观保障机制――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体现了国家权力的全部意义。

从其产生背景来看，近代人权观念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斗争的武器。洛克等人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2］很显然主要是针对国王而言的。

在法的规范上，人权在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里首先得到明确的主张。这一宣言在开头写道：“一切人生而平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在进入社会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手段对他们加以褫夺或剥夺的；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权利，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1776年的《独立宣言》则更为明确，“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之间才组建政府，治人者的正当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1797年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规定的《权利法案》，明确承认人民权利保留原则，以及列举政府不得侵犯的权利。1789年法国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也明确提出，“每一个政治社会的目的，皆是保护人的自然与不可战胜之权利”，“对人和公民权利之保障，要求公共力量之存在”。

人权观念的演变直接导致国家权力内容与方式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权力的内容与方式虽不同，但其体现为保障的人权的目的性是一致的。

1、近代宪法的观念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使人权得到保障的。人权的保障是目的，限制国家权力是手段。如何限制国家权力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具体来说，通过确立主权在民，有限政府以及三权分立和宪法诉讼等机制来保障人权。

从宪法的结构也可以看出，近代国家的宪法重视对国家权力的规制甚于对基本权利的规定。大多数宪法将对国家权力的规制放在人权法案的前面，少数宪法甚至没有基本权利的具体规定，如法国1875年宪法，德国1871年宪法，中国辛亥革命后第一次颁布的临时宪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都没有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条文。［3］

另外，从近代立宪过程中对人权法案的争论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美国在制定宪法时，对权利法案的内容是否入宪就有不同的争论。汉密尔顿明确指出，“宪法本身在一切合理的意义上以及一切实际的目的上，即为一种人权法案”，“在建立政体的大法的任何部分中即可以体现人权法案的内容，则公民权利的次序如何列举自然无关宏旨”。他认为通过列举公民权利的方式来保障人权是多余的，因为宪法在总体上，主要是通过主权在民、有限政府以及三权分立等原则，以及后来的宪法诉讼制度保障了人权。对政府而言，既然人民保留自己的权利，再通过列举个别权利的方式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他还讽刺，“各州人权宣言中此类文字作为一篇伦理学论文的内容较之列入一部宪法更为合宜”。[4]虽然，《权利法案》最终被加进了宪法，但它仍没有用正面列举权利方式，而是用规定人民权利保留以及列举国家权力不得侵犯的否定的方式，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正如杰斐逊1787年12月20日给麦迪逊的信中提到的坚持将《权利法案》写进宪法的理由：“一个权利法案是授予人民享受的权利，藉以防范世界上一切政府（全国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侵权行为］，以及任何主持正义的政府所不应该拒绝的事情，或者根据推论的事情”。[5]无独有偶，法国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在制定的过程中也有一小部分人反对宪法中规定个人的权利及义务。[6]理由是认为这类规定无益，甚而有危险性。无益是因为个人之间的权利若由宪法规定，在原则上无论如何正当，实际上总还需要普通法律给以具体的规定，宪法文本决不能规定得十分具体。在无普通法律给以具体规定以前，实际上便不能行使。有害的理由之一是宪法如列举某种权利，则未列举的权利，立法机关可任意剥夺，这易造成立法机关的专制。法国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虽最终规定了个人的权利，但其16条也规定了“只要权利保障未获保证，并且三权分立未受规定，那么社会就缺乏一部宪法”，说明了三权分立对保障人权的重要性。

因此，近代的宪法尽管大多数都将人权的保障条款直接写进了宪法，但它体现出来的理念是通过限制国家权力来保障人权，如何限制国家权力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具体来说，通过确立主权在民，有限政府以及三权分立和宪法诉讼等机制来保障人权。这与国家在自由竞争时期的“守夜人”角色是相一致的。

2、现代的宪法的人权价值已不仅在于为政府提供正当性基础，已是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人权保障，为全社会提供了价值基础。“构成宪法的保个组成部分以其不同形式体现共同体社会的价值秩序和价值决定，建立以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7]因此，在新历史时期，人权保障对国家权力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它使国家的职能不再是消极的，赋予了更多积极的职能；其次，它对传统上严格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提出了挑战。

（1）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不再是消极的，而且负有积极的义务，特别是国家“保护性义务”的觉醒。

人权保障是衡量国家权力是否正当的一杆标尺。人权的保障的新需求，促使了国家“保护性义务”的觉醒。“保护性义务”在逻辑上是国家义务的一部分，即基于人权的内在制约性要求，国家应通过立法界定个人行使权利的边界来实践其保护性义务。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出于“守夜人”角色的理论，国家放弃了在经济领域中的调控义务。如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早期判例确立的“经济正当程序理论”（EconomicDueProcess）拒绝国家权力对契约自由的干预。美国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并没有明确规定契约自由（FreedomofContract）的内容，但最高法院基于自身对传统经济理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契约自由（FreedomofContract）-的信仰，禁止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并通过1905年的洛克勒诉纽约州案（Lochnerv.NewYork，198U.S45）最终成为一项成熟的司法理论。[8]

直到上世纪3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才通过一系列的判例，推翻了“洛克勒诉纽约州案”所确立的经济正当程序，对经济领域的立法采取了“最低合理”（MinimumRationality）标准的审查。正如布莱克法官在多数意见中陈述的，“我们拒绝作为‘超级立法机构’（SuperLegislature）去衡量立法的明智程度。立法机构是把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凯恩斯或其他人作为导师，并非我们法官所考虑的问题”，[9]从而促使了国家权力“保护性义务”的觉醒。

（2）人权保障的新要求还带来了国家权力运作的新模式。

林纪东先生在论述战后各国宪法发展新趋势时，认为：

“权力分立思想之变更，于现代宪法之形成，亦有影响。由于法治观念之演变，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关系，较前不同，即非为对立之消极牵制，而为积极之协力合作。立法与行政之事务，虽仍分设机关掌理，然为积极之分工（为合作而分工），而非消极之分权（为牵制而分权），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关系，即与前大异，昔日之权力分立思想，自亦难于维持，而由诸权协力思想，起而代之，谓立法行政司法诸权，不宜消极猜忌牵制，而应积极的协力合作，稽其根本原因，盖昔日所希望者，为消极与无能之政府，俾人民不至再受专制压迫之苦，故提倡权力分立；今日所需要者，则为积极与万能之政府，俾能胜任错综复杂之公共事务，故转盼诸权之能协力也。”[10]

在新的时期，保障人权的新要求不再强调国家权力的分权、限制，而是逐渐走向了协力合作。

另外，从宪法的结构也可以看出现代宪法普遍重视人权的价值。二战后各国的宪法从结构上普遍地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国家机构的前面，以凸现人权保障作为宪法的正当性基础。如二战后的德国吸取了二战期间恣意践踏人权的教训，宪法的第一条即规定了人格尊严的条款。它规定：“1、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义务。2、德国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转让的人权是一切社会、世界和正义的基础。3、下列基本权利应作为直接实施的法律，约束立法、执法与司法机构”。[11]作为一种客观（Objective）权利条款，它的效力的直接性与普遍性体现了宪法以人权保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基础。

可以看出，无论国家职能从近代的消极到现代的积极，还是国家权力从严格的分权制衡到合作，都是以人权保障为根本目的的。人权的原则构成了宪法的根本原则，它支配着宪法的其它原则。“公共权力和道德以及法律规范的产生并不是权利的对立物，而是权利观念逻辑的产物。权力是作为强权的对立物产生的，其存在的逻辑基础是为了给权利免受强权的侵害以有效地保护”。[12]

（二）人权的微观保障机制――人权通过基本权利这一法律形式“制度化”得到实定法的保护

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从功能上看，基本权利只是人权微观方面的保障；2、从内容上看，人权的内容是基本权利的核心，基本权利比人权的内容更为广泛；3、动态地看，人权观念的变化指引着基本权利的发展。

1、基本权利只是人权保障的一个方面。如上所述，通过控制国家权力虽可使人权从宏观上得到根本保障，但对于个人而言，作为主要是道德权利形态的人权，若没有宪法的认可，是很难从微观上得到具体而直接的保障的。宪法通过对基本权利的规定，把人权变成实定法上可诉求的个人的权利，从而使人权具备了可直接实现的效力。这也是宪政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多数人暴政”的弊端进行修正的精义所在。[13]这种微观上的保障从近代宪法上的“补充机制”变为现代宪法上的“主要机制”，即宪法对基本权利的直接规定不再是补充性的，而是直接和主要的方面。

2、人权的内容是基本权利的核心，基本权利比人权的内容更为广泛。在法律形态上，人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消极的基本权利（自由权）和积极的基本权利（社会权）。而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不仅包括这两种形态，还包括人作为“市民”而享有的参政权等政治自由权利以及诉权。后两种权利是对前两者的保障。没有政治自由权以及诉权，作为人权核心的其他基本权利也没有保障。因此，也有学者称诉权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第一制度性人权，是很有说服力的。[14]

3、人权观念的变化指引着基本权利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人权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人权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对国家的要求也越来越多。KarelVasak教授在1979年提出了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的概念，并于1981年提出第三代人权的概念。第一代人权主要是包括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列举的权利。第二代人权主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列举的权利。第三代人权主要是指包括发展权、环境权、追求和平权等集体权（SolidarityRights）。[15]人权的保障从对个人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要求发展到对整个国际社会相互之间的要求。当然，对第三代人权还存在一定的争论，还没有一部象前两代人权那样的统一的全球性公约。

与人权观念的演变相对应，基本权利也经历了从自由权向社会权发展的过程。自由权是一种防卫权（Abwehrrechte），保障人民可以拥有一个自由领域，免遭国家权力侵犯的权利。它要求国家不得干涉。社会权是指公民可以请求国家积极行为的一种基本权利，主要涉及援助权、就业权和受教育权。[16]自由权是一种“前国家性的权利”，它是不以国家存在为前提的。[17]社会权则一种“后国家性的权利”，它的实现需要国家积极作为。

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自由权与社会权统一于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人权保障体系。“吃不上饭的人在现实中不可能成为享有人权的主体”，也就谈不上什么人的尊严。[18]自由权与社会权都是为发展个人之人格所必须的。[19]但社会权的确又意味着对强者自由权的限制和剥夺。由于社会权的实现需要国家对国民财富的再分配，若这种再分配过分地强调实质上的平等，亦或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出于不正当的目的或虽目的正当但手段不当，则自由权就会受到侵害。正因为此，美国的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至今还不承认基本权利意义上的社会权。②也正如路易斯。享金所说的，“总的说来，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在美国还是宪法权利。美国宪法仍然反映着对有限政府的承诺，仍然信奉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20]

总之，从微观角度，人权通过基本权利得到了实现和保障，它也是基本权利扩张的指针。可以预测，人的主体性越强，人权观念就越发达，被要求写进宪法而加以保障的基本权利也就越多。

宪法对人权的保障的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机制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个方面并不可能得到同等重视，但宪法的实践表明了宪法作为人权保障的价值法越来越深入人心，现代的宪法大多将人权的内容推到前台，并将之作为衡量国家权力的标尺，而不再仅仅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二、我国宪法人权保障机制的分析

（一）我国宪法是一部现代的保障人权的宪法

1、从产生的背景看，我国宪法是一部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法。1982年宪法针对“”期间，无法无天，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情形，加强了法制建设，保障人权。首先，宪法第5条对宪法和法律的地位作了明确规定；其次，取消了1978年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中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再次，1982年宪法吸取了“”中公民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教训，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专门增加了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在宪法结构上，我国的1982年宪法也改变了1954年宪法的结构，将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了国家机构的前面，表明在我国更加重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我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改变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1]

2、我国宪法人权保障的机制

（1）宏观保障机制。宪法第2条、第3条和第5条规定了我国国家权力的架构，从规范上、宏观上控制了国家权力的运行，为人权提供了根本保障。其中第2条规定了国家权力的归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第3条规定了国家权力的活动原则，即民主集中制。第5条规定了宪法的地位。“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2）从微观上，公民权利的特点规定符合现代宪法的特点，第一、强调权利的真实性与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同步发展。第二、权利的广泛性，特别是社会权比较发达。不仅规定了自由权，还规定了广泛的社会权。宪法的42条至46条规定了包括受教育、受物质帮助等在内的社会权。第三、强调自由权的相对性。任何权利和自由都是有限制的，包括内在的自身的限制和外在的社会性的限制，绝对的权利和自由是不存在的。[22]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从我国宪法人权保障机制来看，与现代宪法人权保障机制十分暗合，都体现了宪法的人权价值取向。宏观方面，强调国家权力的人权保障功能，而不是严格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微观方面，自由权的相对性以及社会权的有关规定与基本权利发展趋势相符合。这是对我国宪法人权保障条款规范价值认识的基本平台。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年说，“宪法修改以前虽然没有‘人权’的字眼，但是在公民的基本权利这部分有充分的保护人权的内容，同时，保障人权一直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

（二）人权保障条款的确立与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

人权不仅在宪法制度上得到了承认和保障，人权观念本身也得到了解放和发展。人权观念的解放与发展直接导致了我国人权保障条款的诞生。从人权观念的误解、禁区到理直气壮地发展人权理论，再到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说明我国的人权观念已得到解放和发展。“人权保障条款”的诞生也可以说是人权观念发展的直接产物。

人权保障条款赋予了我国宪法新的生机，更加凸现宪法的人权价值法的含义。它还指引着我国基本权利体系不断地完善。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1）人权理论本身还需须进一步完善。如何将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有机集合起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能简单地讲个人的人权或集体的人权，社会的发展已经将个人与社会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了，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社会离开个人也无从谈起。

（2）人权对基本权利的指引功能还需加强。我国的“人权保障条款”在结构上放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进行规定，削弱了它在宏观层次上指引作用。在宏观方面，“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虽然已经写进宪法，但这并不表明法治已经得到实现，恰恰只是开端。实质的法治就应是以人权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架构。微观层次上，基本权利的体系还不够完善，特别是自由权不充分。这跟我国对权利的认识以及传统的宪法观念是有关系的。传统上，我国过多地注重社会连带性，很少注重作为主体性的个人的人权。

（3）宪法的作为法的规范性不完善。主要在于缺少宪法诉讼制度；法官没有司法自由裁量权，不能将法律权利扩大解释，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不充分。制度性建设应从完善规范性入手，使微观层次的人权保障制度真正发挥其作用。

（4）加强对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研究。作为宪政形态特殊形态的紧急状态，从宏观上，是对人权更好的保障。但在微观上，在紧急状态下，个人的权利又容易受到侵犯。需要从宏观上设计合理的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行使与个人权利的平衡机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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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正林，1973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宪法、宪法权利。

①所谓保护义务概念是指基本权利不仅是针对国家干预的防御权，而且赋予国家保护私人A的基本权利不受私人B侵害的义务，私人A同时享受保护请求权。参见韩大元：《论基本权利效力》，载于《判解研究》，2003年第1期，转载于.

②如弗里德曼认为如就业、获得物质帮助等福利权只能是作为自由权才能成为权利，而不能作为社会权。因此，他也不主张贫穷计划（povertyprogramme），而主张通过负所得税计划（negativeincometaxprogramme）来使穷人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参见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胡雪峰，武玉宁译：《弗里德曼论文萃》（上），第98－100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第1版。

参考文献：

［1］戴维·米勒，英文版主编，邓正来，中文版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第71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2］［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第59页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版。

［3］［6］[19]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M]，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

［4］［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第429－43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5]《杰斐逊集》（下），第10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版，。

[7]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13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该部分作者是韩大元教授。

[8][9]张千帆著：《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第230－23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10]林纪东著：《比较宪法》，第39页，五南图书出版社，1980年版。

[11]姜士林、陈玮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上卷），第70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第1版。

[12][14]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第205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

[13]华尔特·墨菲：《宪政主义》，张千帆译，载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号。

[15]CarlWellman：Solidarity，theIndividualandHumanRights[J]，HumanRightsQuarterly22（2000），p639.

[16]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第69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

[17][18]［日］杉原泰雄著，吕昶、渠涛译：《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的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版。

人权观范文篇8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人权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一时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动乱。面对这一异常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围绕人权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思考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谬论的过程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价值取向、首要任务以及人权建设的正确道路和途径。这些重要思想观点，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人权理论和实践中的基本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对我国的人权建设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第一，邓小平以历史的、阶级的观点观察和思考人权问题，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和研究人权问题。因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人权只能是作为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所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的基本权利。邓小平坚持以历史的、阶级的观点分析和研究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反对抽象地、笼统地讨论人权，认为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在1985年6月6日的一次谈话中，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超历史、超阶级的人权观，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这一科学论断，阐明了当代人权的阶级属性，揭示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

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总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没有抽象的人、超阶级的人，也就根本不会存在抽象的、超阶级的所谓“自然权利”。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平等的人权。统治阶级不仅掌握着国家政权，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而且他们还往往享有各种特权。资产阶级之所以否认人权的社会性、阶级性，极力夸大人权的自然属性，宣扬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人权观，目的是为他们干涉别国内政制造借口。其实，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的产生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新兴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争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和阶级特权而提出来的。资产阶级在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之后，又以法律的形式将这些所谓的“天赋人权”规定为资产阶级可以实际享有的权利，资产阶级的“人权本身就是特权”。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阶级对抗和阶级特权的经济根源，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社会主义人权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这是社会主义人权区别于资本主义人权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人权上的重要体现。

第二，邓小平坚持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相统一的人权观，突出强调了国家主权对于保障发展中国家人权的极端重要性。在现实社会中，人权具体表现为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基本存在形式，人们只有通过一定的关系联结成各种不同的群体或集体，才能共同进行社会生产和生活，人权所反映的正是这种个人、集体及相互之间的权利关系。由于任何个人都不能脱离开他人、集体和社会而孤立地存在，个人人权的存在和实现也就不可能脱离开集体人权。但是，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否认或避而不谈集体人权，片面宣扬和夸大个人人权，甚至抛出“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把他们自私自利的个人权利作为人权的最高标准，强加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针对这种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邓小平在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在同年11月23日的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在“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这一科学论断中，“国权”即国家主权，属于集体人权的范畴，这里的“人权”则特指个人人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存在的基础和归宿，任何形式的集体人权最终都要落脚于个人、用来保障个人人权；而个人人权又必须以集体人权为依托，依靠集体人权来保障。在阶级、国家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国权”是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集体人权，是人们的个人人权和其他各种层次的集体人权得以存在和实现的重要保障。从一国内部来说，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权利，都必须经过主权国家的法律加以确认和国家执法来保障，实现个人人权所需的物质条件也必须依靠主权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提供。从国际领域的人权保护与合作来说，无论是国际人权条约的确立、签署和在各国的具体实施，还是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纠纷的处理，也都必须以确认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为前提，通过主权国家的作用来实现。中国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更是一再地证明，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主权，也就失去了对本国人权的保障能力，人民也就根本无人权可言。

邓小平强调“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决不是忽视，更不是否定人民群众的个人人权，而是反对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人权价值观。他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个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及其具体表现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不同的人权价值标准。资本主义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它所宣扬和推崇的必然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个人人权，甚至把他们“少数人的人权”凌驾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之上。社会主义人权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国家能够“切实保障集体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合理利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在根本上是统一的，集体人权是人民群众个人人权的集中体现和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取向，它要求以集体主义作为人权的价值标准，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出发，在实现人民的集体权利之中去实现个人的权利。第三，邓小平坚持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等相统一的人权观，突出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发展权。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霸权主义利益，把人权概念仅仅限定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排除在人权范畴之外，极力阻挠和遏制发展中国家实现其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使得南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人权在国际范围内的普遍实现。邓小平始终高度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他站在时展和全人类利益的高度，特别是立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把生存权和发展权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基本的和首要的人权。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现代人权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最基本的人权。人们只有首先能够生存才能享受其他诸多权利，如果人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人权也就无从谈起。对于处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来说，它们各自所面临的具体的人权状况是不同的，从而需要特别关注和重点解决的人权问题也就不同。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一些国家甚至丧失了基本的发展能力，人民的生存状况正面临着严重威胁。对于这些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发展民族经济，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邓小平认为，发展问题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一个发展速度问题或者说再发展的问题。“所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承认和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才能逐步地改善和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文化权利状况，同时发达国家自己也才能获得继续发展。如果无视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严峻现实，仅靠空谈甚至强行向它们输出所谓的“民主”、“自由”，只能造成这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经济倒退，导致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的进一步丧失和人权状况的继续恶化，甚至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为此，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我国人权建设的首要任务。他领导全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规划了从温饱到小康再到比较富裕的“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了，才能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才能更加切实、有效地保障和促进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

第四，邓小平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人权观，深刻阐述了人权问题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实施人权保障的正确途径。人权作为人类对自由、平等的普遍追求和共同理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等所确认的人权基本原则，就是人权普遍性的体现和反映。同时，人权又是具体的、历史的，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具有特殊性的一面。但是，资产阶级人权观无视或否定人权的特殊性，片面夸大人权的普遍性，把他们的人权观作为全人类普遍适用的“统一标准”强加于别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断借口人权问题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直至对中国进行制裁。对此，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这说明，邓小平认为人权问题虽然具有普遍性、国际性的一面。但在本质上主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两方国家借口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就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

人权观范文篇9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权；正义；法治思维

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是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深刻解读，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夺取全面小康社会新胜利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个充满时代精神、具有丰富哲学意蕴的方法论。全面分析科学发展观的法哲学意义，特别是分析科学发展观的作为法方法论的法哲学意义，既是领会和省悟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现实要求，也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次重大创新的意义研讨。

一、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人权价值涵属的法哲学方法论

人权是每个人事实上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概念是当今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词藻之一，并且是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呼声，所以有人说，“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的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通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2〕享有充分的人权，是近代以来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之一。

人权观念最早发轫和滥觞于西方。但西方人权理论存在严重的“物本主义”倾向，即西方国家的人权理论过分拔高了人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揠苗助长的方式确立了人的物质性存在，并过分强调了人的个人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而且西方的人权理论在实践路径上存在“人权歧视”的问题。在反封建反压迫的时代，以追求个人自由、彰显个性的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初期，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当然是合理的，并且确实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展开和胜利提供了革命型的理论依据和支撑。但是，当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西方国家由如何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如何完善资本主义制度，最初的以个人为核心的人权理论存在的缺陷就值得思考了。

对于西方国家的物本主义人权观，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给予了合理的修正，对其价值涵属进行了合理的完善，使人权观念从西方国家的物本主义人权观转向了我国的人本主义人权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该论述从宏观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人权价值涵属的方法论特征。

第一，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一种把发展作为核心人权的法学方法论。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没有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全面自我发展，其他人权同样无从谈起。发展权的最初目的乃是为了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来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因此它带有集体人权的性质。实际上，从发展权本身的视阈来看，它不仅首先涉及到的是作为一种集体人权的存在，而且也是个人权利的重要构成。科学发展观正是意识到了人作为发展的主体的重要性，意识到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所提出来的方法论原则。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

第二，科学发展观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人权观。马克思说：“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他还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P241)人权成为人生存和发展的构成性规则之一，除了要关注实然性，也要关注应然性。科学发展观正是糅合了人权的应然性与实然性，是一种人本价值的张扬。我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关注民生与民权的同步发展，是一种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的发展，是一种把人置身于社会历史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展示了“人”的需要是什么，“人”的利益是什么，靠什么来保障和发展“人”的需要和利益，通过这种深刻揭示，我们看到了我党对人民的尊重，对民意的尊重，对民生的尊重。

二、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促进社会正义实现的法哲学方法论

西方著名哲学家罗尔斯曾经有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4〕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从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的论述和强调来看，科学发展观折射出了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如何实现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协调的方法论属性。

我们知道，传统发展观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物本主义”发展观。它将经济发展归之为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使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正如里夫金曾指出，“在这种高度工业化的环境里，我们为享受高水平的生活付出了扩散疾病和死亡的代价。”〔5〕这样，在传统的发展理念下，正义原则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指出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6〕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价值理性缺失这一不足的积极回应，它给社会的发展指出了一个科学的方向，并成为积极诉求社会正义原则的时代强音。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实际上是对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公正的社会生活依赖公正理论的指引，因为社会公正理论能够为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提供基本的指导原则。一个社会能够成立，社会中的成员能够在一起携手相存，主要一个原因便是在这个社会的政治、法权、伦理和经济关系中体现着一种公正原则。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积累物质和精神财富；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和各类社会问题；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使社会和谐，让我们国家昌盛，人民安康。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采取统筹兼顾的方法，积极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达到各种利益的均衡。所以，总书记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重大关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阐述，是我党执政观成熟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党对正义之价值积极追求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实际上是对代际正义的诉求。经济需要增长，社会需要发展，但是，已有的历史表明，杀鸡取卵或者涸泽而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是违背代际正义原则的。代际正义要求当代人为后代人类的利益保存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代际正义认为人类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当代人有责任保护地球环境并将它完好地交给后代人。人类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当代人有责任保护环境并将它完好地交给后代人。代际正义是对当代与后代关系的协调，是对今天的发展与明天的发展的协调，是对现在的发展与未来的发展的协调，因此，代际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在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代内正义，也需要实现代际正义，特别是需要正确处理好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关系。而协调二者之关系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即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说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

三、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深蕴法治思维的法哲学方法论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所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方式认识的深化。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年来，成绩斐然，但当下中国法治处于发展的关键期，需要规划基本方略全面落实的步骤，推动法治不断实现增量改革，努力推进法治进程，维护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7〕与之相关的是，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8〕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延续了党的十五大以来所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即法治方略。同样，显得更为富有法哲学意义的是，科学发展观是法治思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方略上的重大体现。

第一，从执政方式来看，依法执政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是实践法治思维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取得的，但是，它却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已有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治、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要想获得人民的支持，要想获得民心，要想稳保国家安定、长治久安就必须顺应民心，必须顺应民意，必须以民为本。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能够抛弃人治思想，转向法治思维，把依法执政看做是党治理国家最有效、最根本、最长久的方式，必须把依法执政看成是党在新时代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最可靠的执政方式，必须把依法执政看成是党顺应民心、获取民意的执政方式。所以，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第二，从制度保障来看，发展民主政治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是实践法治思维的客观需要。没有法治，民主会演化为“大民主”，没有集中的民主将是低效的民主。在党执政的前30年探索中，领导人的权力变迁、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导致国家建设一度脱离正常轨道，甚至滑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耽误了发展的大好机遇。我们历经艰险，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并加以实施，目的就在于保障国家的中心工作不致偏移，保障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7〕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如何创新执政活力、如何发挥人民的活力、如何继续坚持法治思维的有效路径。这就需要按照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发展基层民主，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

〔2〕［美］路易斯·享金.权利的时代［M］.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

〔4〕［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黄海娃.试论传统发展观与新发展观的关系——对传统发展的代价的哲学反思［J］.高教论坛,2006，(4).

〔6〕［美］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人权观范文篇10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权理论意义深远影响国际人权合作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人权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科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要求，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的伟大战略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科学发展观的人权内涵和人权思想，也是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人权与人权进步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新形势、新情况提出来的。它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国人权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成果。

科学发展观围绕着发展这条主线，紧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主题，在阐述发展的目的、发展的目标、发展的动力、发展的基本要求、发展的根本方法、发展的价值取向、发展的成果分配等重大问题的基础上，也回答了我国人权理论与人权进步的重大问题。

科学发展观从我国人权的性质、目的、价值取向、制度保障、机制形成、主体与动力、基本要求与方法、内部各要素关系、与外部要素关系，以及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人权观根本区别等方面，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构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理论体系。经过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再到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加以进一步丰富和创新，可以说，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理论体系已经以框架清晰、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寓意深邃的新姿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有中国特色又饱含时代气息，其系统性、全面性、科学性、创新性都是我国人权史上前所未有的，达到了新的高度。

科学发展观推动人权进步事业取得伟大成就

（一）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发展”的思想

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十六大以来五年多的实践已经证明，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局面。这个时期，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等。尤其是在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方面，在人民享有各种权利方面，其突出成就更是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普遍欢迎和好评。

这五年多我国人民得到了更多实惠,人权状况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我国的人权进步事业完全可以用两个“全面”来概括：人民享有的人权内容越来越全面，涵盖了人权的方方面面，具有广泛性；人民享有人权的人数、阶层、群体、民族、性别等最为全面，凡是法律规定应该享有人权的公民都享有充分人权，具有普遍性。

（二）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坚持科学发展观五年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但雄辩地证明它完全是正确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而且预示着它也是今后中国发展的重要指针和战略思想，一定能够实现党和国家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提供有力武器

当前国际政治领域并不太平，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各种政治冲突和军事争端连绵不断。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同西方这些“人权霸主”进行了长期的尖锐斗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一）科学发展观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话语权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确立，为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取得更大胜利提供了有力武器。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不但打破了资产阶级过去独扛人权旗帜、企图在舆论上一统天下的旧局面，而且为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争取话语权、主动权开辟了新天地。资产阶级过去一直以人权的发明者、提出者自居，动辄就教训和指责别人；我们虽然也进行了反击，但不太得力、不太得法，原因之一是过去没有搞清楚人权理论。例如，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回避财富由谁生产、由谁占有的问题，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才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最本质的关系；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关系、经济利益关系，其实质脱离不了人的关系。

在阶级社会里，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只有剥削阶级才能享有“一切权利”，而被剥削阶级能够享受到的却几乎是“一切义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资产阶级确立了自由、平等、人权，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得不到的。人权只是“资产阶级所有权”，“人权本身就是特权”，是资产阶级的特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争取自己的人权，只有通过斗争和努力，“上升为统治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才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到了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由于实现了“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每个人才会享有最充分、最全面、最完美的人权。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讳言人、不讳言人权；他们批判过资产阶级学者避开阶级性、抽象谈人性的“经济人假设”等理论，但他们从来不反对谈论人，而且曾用很多篇章评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争取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二）科学发展观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真实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曾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人权口号的虚伪性、片面性，但也充分肯定它的历史进步作用和一定文化价值。马克思主义不但勇于彻底地“破”，而且也善于全面科学地“立”，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人权观和人类美好的人权构想。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最进步、最科学，资产阶级人权观根本无法与其相提并论；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人权远景最公平、最美好，资产阶级人权观也根本无法企及。但是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人权的论述学习和研究得不够，特别是曲解了批判资产阶级抽象地谈人的原意和立场，误以为凡谈人都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从而讳谈人和人权，很少谈人和人权，结果造成了人权理论上的长期缺失和断档，也在人权斗争中处于被动状态和不利地位。

如今科学发展观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真面目，强调以人为本，倡导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公开地、坦然地宣布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但将人权内容写入宪法，而且写入党章，这在世界政治史、政党史、法律史上也很罕见。由于我们敢于扛起人权旗帜，并且越扛越高、越扛越自信，我国的人权旗帜已经在世界人权领域取得了胜利。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参与国际人权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一）科学发展观紧扣发展主题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讲共赢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包括人权合作，将会更加广泛和密切。由于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有着相同的历史、相同的命运，今天又都有相同的任务、相同的利益，即保护发展权、在发展中强大自己、提高人民生活、保障人权，所以大家在发展的旗帜下很容易形成共识，进行合作。

科学发展观紧扣发展主题，符合世界潮流，富有时代特色，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意愿，也顺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心声，能够在大家之间引起共鸣，这将为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各个领域包括人权问题上开展合作，奠定思想、认识、情感的基础，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在共同的发展目标指引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关切，我国可以从其他发展中国家那里学到不少发展的有益经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从中国学到对他们有用的发展经验。而且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又一直走在前头，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惠及中国人民，还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我们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工作中的不足也会对发展中国家起到借鉴警示作用。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包括人权在内的各方面合作将是广阔和美好的。

（二）科学发展观倡导国际人权合作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下，各大国既有相互竞争和制衡的一面，又有相互合作的一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关系错综复杂、纵横交织，呈现多元化格局。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反映了我们的和平发展决心和诚意，明确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目标，体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时代性相统一的中国特色，也决定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不求私利、不谋霸权，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因此，我国与西方国家有人权斗争的一面，也有争取合作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