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发展范文10篇

人权发展范文篇1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必然以保障人权为其根本价值追求，一套体现宪政精神的法律制度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其核心命题和最终归宿。我国当代宪法的发展过程同样体现出了人权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并且经由观念的发展、个案的推动和文本的修改，使这一精神和要求不断得到彰显。但是宪法原则必须化为具体行动才会结出现实的果实，29年4月13日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借此机会，梳理我国宪法中人权规范的发展演变，并揭示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对构建独具特色的人权行动纲领或许具有理论上的价值。

一、宪法价值的法理诠释

从近代以来，人自身的价值得到承认和尊重，人是根本、是目的这一价值判断成为共识，并进而决定了确保人自身价值实现的人权的根本性地位。按照康德的理论，人不应该把他人作为手段而应该把他人同时也作为目的，否则就是一种不正义的表现。正义就是“一种最基本的、与人的存在相一致的正义，是一种尊重原则基础上的正义”。①在每一个人都是以目的而不是手段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有资格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提出自己的正当利益要求和基于这种正当要求而行动的自由，这也就是在正义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体提供了能够获得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正义存在，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不平等的，只能是另一个人的手段时，就使得一个人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人的尊严和地位，不再是社会上受尊重的主体，成为了他人完全的奴隶。因此，人权是以对他人的尊重为伦理前提的，人权是一种目的性利益，它是以“人是目的”作为自身的伦理核心的，所以人权不得放弃、也不得转让，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分配、交换和赠与。但是，人权在被写进宪法之前仅是一种道德权利，只具有使人们对各种事物产生思想上和观念上的正当性批判的功能，但随着人权入宪，人权从应有权利进入了法定权利状态。正如米尔恩所言，“人权是道德权利，不是政治权利。……任何一项人权只有在特定场合下的解释对它提出要求时，才能成为一项政治权利。”②为什么人权不能仅仅停留在应有权利阶段而必须被写进宪法呢？首先，从人权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人权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主要表现为道德主张，在形式上不够公开和明确，而人权入宪之后则使其具有明确性、公开性和一致性等特点，使原来裸露的权利加上了一层法的外膜，从而具有了法律的优点。这些优点就是富勒所说的法的内在道德性，即一般性、公开性、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稳定性、同一性等特点。③其次，从人权保障机制来看，人权在入宪以前主要是靠人们的内在信念、道德感和社会评价方式加以维护，而人权入宪后在实现过程中有专门机关加以保障和维护。所以，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道德主张上，也即仅把人权看作应有权利是不够的，人权要想获得真正的实现就必须成为法定权利，走进宪法。可以说，“尊重原则”使主体找到了人权存在的伦理基础和存在的正当性，而要进一步使主体真正获得人的地位和尊严就必然要求人权从应然权利形态进入法定权利形态，从而达到人权可以现实化的要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但基于人权的重要性，宪法作为其保障机制究竟能否承担起这一期待，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说宪法权威是怎样构建的，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支撑起人权保障的重担。我们认为，宪法权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其一，宪法自身的法律属性。即通常所说的宪法的几个重要特点，包括制宪程序的异常复杂，宪法的规范性、稳定性、根本性和最高权威性等。其二，权力的多元分配。“宪法权威关乎宪法的生命，而真正的权威决不单是规范意义上的，因为规范中的权威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被扫除干净；真正的权威也不单是道义上的，因为观念的冲突也会使权威发生分裂和消解。宪法的权威还必须存在于一种合适的政治结构中，或者说，一种合理的政治结构是宪法权威的基本保障。”④的确，宪法不应当是一堆华丽辞藻的堆砌，它应当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而建立一套确立与维持人权保障的政治结构。所以，宪法通过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则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并进而实现对人权的根本保障。其三，国家与社会的两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是近代社会的基本形态，并为宪法权威的建构奠定了社会基础。宪法则沟通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居于二者之上并保持着二者的平衡，从而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其四，宪法自身的正当性。宪法本身不仅仅是一纸规范，更是人民权利的宪章，通过确认不可让渡的人权来体现其理性，也即民主让渡不能违背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与精神。宪法通过规定和保障基本权利获得了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又反过来论证了其权威性，二者相辅相成。总之，人权保障体现了宪法的终极价值，是宪法的全部意义所在。宪法的保障则是人权最直接有效的保障形式，没有其保障，人权就不可能转化为公民的法定权利，它将永远停留于一种无国家强制力的道德诉求或主张，停留于习惯的运作状态。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又对宪法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该制约作用正是宪法权威的依据，也是道德意义上服从宪法的依据。我国宪法的正当性同样是从人权保障条款中获得的，虽然直到24年，人权一词才正式进入宪法文本，但是此前的宪法文本同样体现着人权保障的精神。撇开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不论，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不乏对公民（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虽然没有使用人权这一字眼，但这些规定仍然是人权精神在宪法文本中的体现。虽然在改革开放前，这些规定并不具有实践上的价值，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逐渐显现出蓬勃的生机。

二、从思想到规范的转化

人权，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有关自然权利或道德权利的法律概念，更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性问题，而总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思想史上许多重要的人权理念、人权原则也都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孕育产生并显示出其巨大的制度性意义的，人权的基本原理也由此受到了思想家们相当精彩而深刻的解构与论证，其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相关国家的政策选择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世界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先有了人权思想，然后才有了宪法文本对人权的宣示，我国也不例外。要在我国宪法文化中追溯人权概念的源头，需从民权概念谈起。民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有主权在民的含义。此概念进入中国语境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历史现实的需要，以民主理念为基础吸收中西政治思想而融合生成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中国的民权话语有其独特的内涵，所指的不是不受侵犯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公共参与的权利。以民权概念来表达人权和民主的诉求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民主一词很敏感，而人权概念所要突出的是个人，这又与传统文化偏重集体、排斥个人的理念格格不入。民权概念更容易为当时的情势所接纳，因此，民权概念与人权概念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而对于近代意义上人权概念及其特质进行阐释的，最早要属严复。严复以天赋人权观念对抗君权神圣理念，宣扬“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各得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⑤可见，严复宣扬的人权是天赋的、不可转让和分割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自然状态下，人人自由平等。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与改良派走到了一起，并且和新兴的革命派达成了一致。此外，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也热情地宣扬天赋人权思想，然而无论是严复的自由观念，还是康梁的天赋人权思想，以及谭嗣同等的“仁学”主张，都在表达着一种工具主义理念。其中偏重于对“民”的重视，而少有对“人”的关注。而真正实现从民权到人权概念转变的，主要是在五四时期。五四时期，人权作为独立之人格、平等之权利、自由之思想被提出来，体现了对个体价值的张扬与崇信。在这里，人权意味着“要独立自由之人格，要平等自由之人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迎来了人权建设的春天，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人权”概念曾经是一个禁区。然而虽然没有援用“人权”概念，但是新中国的立法还是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1954年宪法就比较全面地确认了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⑥后，1978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部分规定，并且在思想界出现了第一次人权研究的热潮。1982年宪法对中国公民的权利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不过对一些具体的权利规定和在“人权”概念方面仍显得有些滞后。1988年前后，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4周年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法国《人权宣言》发表2周年，中国又开展了关于人权的讨论，被认为是第二次人权研究的高潮。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人权讨论的第三次热潮并持续至今。这次理论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1年11月1日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白皮书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一是突破了“左”的传统观念和禁区，将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强调实现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崇高目标”，“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理直气壮地举起了人权旗帜；二是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等基本观点为线索，鲜明地树立起中国的人权观，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回答了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问题。此后，人权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每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阐述对外政策时，都要阐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自此人权问题不再是一个禁区，学者们也积极地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2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可谓中国民主宪政和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人权观念的误解、禁区到理直气壮的发展人权理论，再到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宪法上人权保障条款的诞生，不仅直接折射了人权观念在我国的解放和发展，更标志着人权保障制度在我国的跨越。2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这份文件涉及到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权利等具体的人权内容，其中民生问题尤为突出。虽然民生不同于民主，也不是一项具体的权利，却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改善民生也是人权制度的现实追求，因此把民生问题作为重点加以强调，有利于促进民众生存状态的改善。同时，这份文件的，表明人权概念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原则和社会理想，更是一项具体的行动目标，从而使人权保障工作变得更加具体和有的放矢。

三、从宪法原则到法律体系构建

人权保障不仅依赖于宪法的原则性规定，还需要部门法加以具体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根据宪法上有关基本权利的规定，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和有关法律的决定、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直接或间接地保障了公民的权利。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事、刑事、经济、行政和诉讼等基本法律为核心，以各个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为内容的法律框架，初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首先是通过宪法加以确立的，我国曾对现行宪法作过几次修改，重点是增加了人权保障的内容，宪法中对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文化权、社会权和个人权利、集体权利等主要人权都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是24年修宪，不但直接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同时增加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几项重要规定，包括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人权入宪，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政府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不仅完善了中国人权的宪法保障，同时也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图景。这必然将带动我国整个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发展、充实与完善，同时也将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在宪法之外，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权利的规定，劳动法关于劳动者权利的规定，专利法和著作权法中关于保护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规定，游行示威法中关于游行示威的规定，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中关于当事人权利、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的规定，教育法中关于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社会保险法中关于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规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均是中国人民享有的权利内容。国家还特别重视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的权利的尊重和保障，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分别对老年人、妇女和残疾人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是对老年人、妇女和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监狱法中关于犯罪人权利的种种规定，是对罪犯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正因为宪法和这些部门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公民应当享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宪法和这些部门法律、法规构成了中国人权法律体系，标志着中国人权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我国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以人为本，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如《居民身份证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行政许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都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与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随着人权入宪，必然进一步带动有关人权保障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中还包括已经批准和加入的国际人权法。自198年，我国先后批准或加入了2多个国际人权公约。例如《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等。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3年我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履行这个公约的首份履约报告。这表明了我国全面推进人权事业的信心和决心，表明中国已经融入世界人权保障事业的潮流，正在努力扩大和加强保障人权的范围与力度。

人权发展范文篇2

一、发展权是一项人权

所有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必须与生存权、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即与发展相联系，人类没有发展就不能生存。因此，从根本上讲，发展权是一项人权，而且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人作为发展进程的主体，应当是发展权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不仅如此，全人类都应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发展负有责任，并应为发展而促进和保护适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换言之，每个个人和所有民族对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都有权参与、享受并为之作出贡献。唯有如此，在这种发展中，全部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才能够得到充分地实现。

二、发展权是国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统一

发展权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据此原则，当然享有发展权。但是发展权也是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此，国家在享有发展权的同时，应当担负现实发展权的义务。换言之，发展权是国家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统一。《汉城宣言》指出，作为国际公法一般法律原则的发展权，意味着各国彼此合作，基于对普遍承认的人权和关于建立各国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共同理解，制定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法案中的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标准。有的学者指出，发展权是使人权与各国权利和义务相联系的法律努力，旨在创设个人享有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件，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尊重，旨在促使国家通过有关行为责任或效果责任严格遵守其有关人权的承诺。因此，发展权应视为国家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权利。

三、发展权是自决权的必然延伸

自决权意味着一切国家和民族独立决定其命运，选择其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权利。自决权原则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基本国际法原则，即国际法的“宪法性”原则，不可被其他任何国际法原则所排除，如果其他国际法原则与其相冲突，自决权原则将优先适用。因此，有人认为，自决权原则属于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范畴。

联合国大会在1952年第421D(V)号决议中就确认，“人民和各民族的自决权”为基本人权。在内容上，民族自决权包含着该民族“自由谋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的权利。因此，就属于人权范畴的发展权而言，它不仅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而且是民族自决权的延伸。有鉴于此，《发展权利宣言》规定，发展的人权也意味着充分实现民族自决权，它包含各国可依照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对其所有的自然资源和财富行使充分主权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

四、经济发展是发展权的核心

就发展权的实质而言，发展权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的权利。促进发展权实现而作出的任何努力和实施的各项政策，其目的都必须是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保护本国人民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证人民有均等的机会获得基本资源、教育、医疗保健、食品、住房、就业和公平分配收入，保证男女平等，消除社会非正义等。就发展权而言，虽然其意味着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权利，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经济的发展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经济发展是发展权的核心。如果抽去经济发展这一精髓，发展权就失去了其本身的存在意义。

人权发展范文篇3

[关键词]：宪法修改，人权，发展

现行宪法1982年通过后，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修改共通过31条修正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多方面。这些修正案从最广义上说都与人权有关，因为宪法的终极目的是保障人权，宪法一切条款的设计从最根本意义上说都是围绕人权而展开的。本文不在上述意义上对宪法修正案的内容进行全面论述，只对与人权有关的宪法修正案条款从宪法修改与中国人权渐进发展关系这一角度进行简单分析。本文分析人权发展不限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直接条款，还包括宪法修正案31个条款中与人权有关的15个经济人权条款。

一、宪法修正案直接人权条款-人权范围的极大扩张

1、权利-基本权利-人权

如果把宪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作粗线条划分的话，就是从权利到人权的过程。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近代意义的宪法，标志性宪法文件是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100年后，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出现了权利条款，法国出现了《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可见，在宪法产生早期只有权利的概念，没有明显的人权（humanrights）字样。列宁概括了宪法权利时代的特征，他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1]他是从宪法根本目的来理解宪法的。这一句宪法学者常常引用的话，揭示了宪法的精髓，即宪法的核心是权利。

至于权利到底是什么？有多种看法，本文把权利本质理解为自由。[2]权利一旦以法律规定后就成为法律权利，法律权利是指法律规定可以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自由。由于自由与权利的范围非常宽泛，面对多元及泛化的多种权利宪法规范不可能一一保护。换言之，宪法规范不可能把所有的权利类别都不加区分、无一例外全部写入宪法，这在技术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实践中也是不必要的。基于权利无限多样性的考虑，宪法规范上一般只把从理论和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对人类特别重要的权利写入宪法，为区别宪法规范的权利与一般权利，学界把宪法规定的权利叫做基本权利。因此，中国宪法学教科书中一般都有单独的章、编等阐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3]这里的基本权利是指宪法规定的权利，以区别宪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权利。

人权（humanrights）一词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得到首次宣示和国际社会的公认。人权主要是人在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下应享有的权利，[4]易言之，人权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权利与人权有联系，从法哲学角度看，权利与人权作为一种自由，其范围都很宽泛，其外延都不限于法律领域，还延伸到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权利与人权也有区别，主要表现为权利的外延大于人权。因为权利的主体不限于人，还包括国家、社会组织甚至动物也有权利。人权的主体仅仅是指人作为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因此，宪法学者倾向于使用人权或者基本权利的概念而不使用或者很少使用权利概念。

目前，学术界一般同时使用人权和基本权利概念来表达宪法权利。其实，人权与基本权利仍然有很大区别。首先，人权的外延远远大于基本权利，人权是指人作为人所可能享有的一切权利的总和，按照“三代人权”理论，[5]可以把人权分为人身人格权、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及国际人权等。而基本权利仅仅是宪法规定的那一小部分宪法化的人权。其次，人权不同于基本权利，还在于基本权利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一旦宪法规定后，在宪法没有修改之前，它是静止的、不容扩张的。人权却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它的外延不确定，有极大的弹性和发展空间。再次，基本权利与人权的宪法规定方式不同，前者采取列举式规定，即把宪法制定者所认为的“基本权利”写入宪法，这样做的好处是权利类型明确，权利保障可操作性强。缺点是主观随意性大，很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使一些应该写入宪法的基本权利没有写入宪法。对于后者，宪法一般作概括性规定，比如中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可以使人权条款成为包容性极强的开放型宪法保护体系。

2、中国宪法权利的立宪模式变迁。

综观世界各国宪法，对于基本权利的规定无外乎以下几种：其一、法国序言式。法国1958年宪法把《人和公民权利宣言》作为宪法序言，来直接宣示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国宪法序言在诉讼中可以直接适用，从而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得以在司法实践中加以保护。其二、专门章节列举式。即以专门章节规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或者“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等，名称虽然可能不同，但是本质一致。目前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利比亚等世界多数国家采用这种方式。[6]其三、美国式。美国1789年以宪法修正案方式列举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同时，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0条规定：“本宪法所未授予中央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存之。”美国宪法采用列举规定加兜底条款来规定宪法权利。其四、英国“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开放立法模式。英国开放权利模式是其“法律主治”传统下固有的产物，[7]有适合其国情的优点，但是，其他国家难以模仿。

中国在2004年宪法修改前，宪法第2章专门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很明显，中国与德国等国家的基本权利立法模式相同。与此相对应，宪法学界普遍的认识是把宪法规范列举的权利在宪法学上叫做基本权利或者基本人权。[8]列举式规定的优点是权利种类明确、体系完整，有利于对宪法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进行保护。缺点是权利种类可能不完整，权利种类不完整的原因有三：其一是人类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宪法制定者对社会现实与理论的认识总会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影响到其对基本权利的种类认识，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基本权利列举模式的不完整性。其二是社会现实不断变化发展使基本权利列举立法方式出现局限性，因为社会生活是变化发展的，对权利的诉求与愿望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发展变化，而宪法基本权利是相对静止的。这样宪法可能对新的基本权利保护出现真空。其三是制宪者的利益博弈使得有些应当写入宪法的基本权利没有在宪法中规定，从而出现人为故意造成的使宪法权利不完整性。

2004年宪法修改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后，中国宪法权利的立宪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宪法权利立宪模式由单纯的列举规定向类似于美国式的基本权利列举加兜底条款相结合的模式转化。中国与美国基本权利立宪模式的区别在于美国全部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美国宪法并没有明确出现人权的字样。而中国则在宪法已经有相当多的基本权利条款前提下，再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增加人权条款。整体而言，中国宪法人权部分在立宪技术上与美国宪法有接近之处。当然，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中美宪政又有根本区别。

3、中国宪法修改增加人权条款的意义。

宪法在规定基本权利的同时，又以人权作为兜底条款，这是宪法规范成熟的体现，中国宪法作这样的修改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如前所述，列举式规定不能穷尽一切基本权利，有些学者认为宪法应当写入迁徙自由、罢工权等基本权利，由于每个人的观点与利益诉求都可能不同，要求修改宪法的呼声也各色各样，这样势必造成宪法修改无穷期，宪法的稳定性不能保障。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宪法是一个静态的封闭体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缺乏弹性，无法满足多元化时代不同的利益需求。

宪法增加人权条款后，上述状况得以从根本上改观。因为人权的内涵是指人的权利，它的外延无限丰富，可以适应不同时代不同人的多种权利诉求。这样修改后，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由封闭的体系走向动态、开放的体系。只要运用宪法解释技术，人的一切权利都可以解释为人权而得到宪法保护。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后宪法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在加强宪法解释的同时也为滥用宪法解释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就像罗兰夫人所言：“自由，多少罪恶假你之名以行”，如果没有健全的宪法解释制度，邪恶也可以假人权之名行使。解决方式有两种：其一、规范宪法解释，人权的内涵不确定，这为宪法解释制度留下了很大的空间，通过宪法解释制度使宪法没有具体规定的人权得以完善和实现。其二、加强立法工作。人权概念写入宪法极大地扩大了宪法权利的范围。它也必将促进人权立法的发展，人权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包容性使立法有必要也有可能。加强立法可以使宪法规定的人权明确其具体种类，并且把他们转化为法律权利加以保护。

总之，这次宪法修正案继往开来，为人权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相信中国人权大发展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二、宪法修正案经济人权条款-自由度的扩张

宪法修正案31个条款中，共15个条款与经济有关，分别是宪法修正案第1、2、5、6、7、8、9、10、14、15、16、20、21、22、23条。本文把上述15个条款称为宪法修正案的经济人权条款。经济人权条款是宪法修改最多也是最频繁的部分。学术界对宪法政策性修改方式颇多微词，认为宪法修改太频繁主要是由于宪法内容中有太多具体的经济性条款引起的，从西方宪政理论来看这种视角，有一定道理。但是，中国的问题与西方毕竟不同，中国宪法、宪政与西方有很大差别，不承认这种差别是不现实的。任何脱离中国国情，把西方理论不加分析，拿来判断中国宪法制度优劣的思路都无助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把具体经济制度写入宪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十分必要。因为中国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理论外，只有苏联的经验可资借鉴。除此之外，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太多经验可供遵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对社会主义的普遍认识是：社会主义就是要搞“一大二公”，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9]而且，中国宪法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主要参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宪模式。这些历史因素导致我国宪法无法摆脱国营经济等计划经济大量存在的社会现实。

邓小平同志伟大和高明之处在于：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套理论为经济人权的发展营造了必要的政治环境和提供了具体修改的内容。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近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决定了中国要建设的是与苏联不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改革首先是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社会现实和经济生活的变化就成为引起经济人权条款频繁修改的主要原因。经济人权是可追求的现实人权。作为基础的经济人权发展了，还有什么不能变化呢？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宪法历次必要和及时的修改是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前进的法律武器。这种修改不但不会有损宪法权威，而且是宪法保持常青生命力所必不可少的。

综观宪法修改经济人权的15个条款，体现了经济人权发展的真谛-自由度的扩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宪法修改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私营经济从无到有，非公有制经济从补充地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从指导、引导到鼓励。宪法修改的过程就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变化的过程，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较，其根本区别在于计划经济是僵化的静态的经济，市场经济是动态的开放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中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有更大的自由与权利，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经济人权得以提升，这是一个社会自由度扩张的过程。

2、宪法明确提出保护私有财产权这一基本人权。生命、自由、财产是最基本的人权，离开这些，人就不成其为人。通过2004年宪法修改提高了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而1982年宪法规定的是保护公民合法收入与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从对财产所有权的宪法保护到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极大地提高了保护的范围。财产权不仅仅限于所有权，还包括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分配等各种权利。这样修改无疑扩大了保护的范围和力度，也使公民的人权和自由度得到极大扩张。

3、对土地制度的修改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了社会的自由度。土地是生产和生活的最基本的资源，离开它人权无保障。82年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由于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资源，这样修改后社会经济主体可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活力，提高了社会和国家的经济自由度。事实上，中国近20多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宪法修改后灵活的土地政策。

4、对土地、公民私有财产进行征收或者征用后给予补偿，这样规定保障了财产自由和人权。西方古谚云：“无财产，即无人格”，土地和公民的私有财产是公民生存权的基础。虽然财产权不是绝对的，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财产进行征收或者征用。但是，征收或者征用必须给予补偿，这是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补偿”写入宪法后，为弱小公民私权利对抗强大的国家公权力提供了宪法保护，这样公民财产权受保障的自由度就扩展了。

5、宪法修正案的经济人权还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分配方式的改革、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变迁等内容。从总体上说这些修改都体现了社会权利和自由不断扩大和加强的趋势。

完美的事物至今尚未出现，宪法修改也是这样。事实上，中国宪法是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发展完善的，现在并没有达到终点。相反，修改后的宪法还有些许尚待完善之处。主要是有个别语言表述欠规范。比如宪法修正案第十六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非公有制”中的“非”字表述不规范，有差别对待的含义。其实，“非公有制”可以删除而不影响宪法要表达的意思。这句话中的“重要”两个字也是不规范的用语，它的含义模糊，是政治语言，删除后不影响宪法所表达的意思。另外，“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其中第一个“的”字多余，可以删除，改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三、人权发展-再次修改宪法建议

1、人权继续发展的可能。

人权是动态开放的权利体系，人权的产生有起点，但人权的发展没有终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工作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受意识形态和东西文化发展差异等多种原因影响，我们在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同时，却讳言谈人权，认为人权是西方资本主义特有的概念，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中国人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国政府在1991年发表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人权的概念。至此以后，中国人权的理论和实践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中国人权发展方兴未艾。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后又将迎来中国人权发展的新阶段。首先，人权入宪后国人的人权意识与观念将大大加强和提高，修宪后的宣传与学习将使人权观念深入人心，而观念的更新与发展则是任何变革的前提和条件。其次，社会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等的发展将推动人权保护的提升和发展。人权既要受法律保护，更要有政治支持，中国政治文明大发展必将推动人权事业的前进。再次，人权的法律保护体系将更加健全和完善。宪法修改后，《紧急状态法》、《社会保障法》将会陆续出台，《国家赔偿法》、《劳动教养条例》等法律法规将会修改或者废除。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的人权事业将会大大发展。第四，国际因素的影响。国际因素对中国人权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影响：其一、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及国际人权组织对中国人权的“指责”和施加的各种压力，虽然这些指责是没有道理甚至另有企图。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加大对他国反击力度的同时，也会积极主动“尊重和保障人权”，其中包括重视和发展政治人权。其二、国际人权公约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创始国之一，也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且批准了前者。上述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明确了政治人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积极发展政治人权是我们取信于世的义务。

2、宪法再次修改的可能。

从1988年宪法修改后，中国宪法发展的一大特点是每隔五年修改一次。对于宪法的这种修改模式，不少学者颇有微词，认为频繁修改影响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试想想，如果宪法不及时修改，那么一部与社会现实明显不符的宪法还能实施吗？不实施，何来权威？宪法应当稳定，但是不可静止不变，不能为稳定而稳定，毕竟宪法的稳定性不是目的。本文认为宪法修改不会影响宪法的权威，相反它是宪法权威性提高和增强的体现，正是因为党重视宪法，才会及时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用修改后的宪法来调整和规范社会生活。

社会现实与宪法规范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当现行宪法不足以解释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时，宪法变迁势在必行，宪法变迁的方式主要是宪法修改。中国最近20多年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展与变化，相信中国变化发展的势头在未来一段时期不会减弱。换言之，未来中国的发展性、前进性、上升性是必然的，与社会现实的巨变相对应，宪法修改也就在所难免。

3、修宪建议。

宪法修改与发展是全面的，本文仅仅对未来宪法修改的有关人权部分提出三点修改建议。

其一，增加基本权利种类。我国宪法是基本权利加人权兜底条款的立宪模式，规定基本权利使宪法权利的种类更明确，保护起来更方便，可以根据宪法进行立法或者直接适用对基本权利加以保护。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现实等原因，我国宪法对基本权利种类规定还有不足之处，与其他国家宪法和世界人权公约相比，我国宪法对一些基本权利还没有规定，建议在宪法中增加：迁徙自由、罢工权、思想自由、免于酷刑权、公平受审判权等基本人权。

其二，建立宪法人权实施保障机制。宪法没有实施等于“写着人权的纸”，只是一张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因此，宪法规定的人权如何实现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宪法实施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把宪法规定的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加以保护，其二是宪法在司法审判中直接适用。但是，如果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违反宪法而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不予保护或者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这时要有一套制度来保障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与宪法一致，这种制度就是违宪审查制度，它是人权实施的根本保障制度。可以说，没有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宪法是有严重缺陷的宪法。因此，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违宪法审查制度刻不容缓。至于借鉴哪个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以哪种方式进行违宪法审查等问题，相对于下决心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具体行动而言，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有决心，就一定能早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没有决心，学术界的研究只是纸上谈兵。

其三，宪法解释制度的发展。宪法解释与违宪法审查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违宪审查制度的运作离不开对宪法的解释制度，宪法要适用必须经过解释。目前我国的宪法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这种制度有其合理性。但是，与权力制衡的宪法原则相矛盾，因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违反了“自己不做自己法官”这一古老原则。考虑到历史形成了我国最高法院权威性不高的特点，建议设立有权威的专门宪法委员会来行使宪法解释职责，使宪法变为“活”法。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M]，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转引自周叶中：宪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2]对权利的理解有多种看法，有“自由说”、“资格说”、“利益说”、“主张说”等至少八种观点。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5页。

[3]可以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学[M]（中国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周叶中主编宪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

[4]李步云：走向法治[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5]徐显明：人权研究无穷期-中美人权学术研讨会闭幕词[J]，载政法论坛[J]2004年第2期。

[6]参见韩大元：比较宪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7]参见戴雪：英宪精义[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人权发展范文篇4

一、人权概念

人权是指“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它主要的含义是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乎人权的对待。在当今的国际社会，维护和保障人权是一项基本道义原则。是否合乎保障人权的要求已成为评判一个集体优劣的重要标准。因此，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从宪法上不同程度的规定了人权的保障问题。但是，在具体实践的层面上，对于人权的具体定义，以及保障人权的具体方式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甚至引发了很严重的冲突，但是这并不影响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规定。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从权利到人权的过程。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近代意义的宪法，标志性宪法文件是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100年后，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出现了权利条款，法国出现了《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可见，在宪法产生早期只有权利的概念，没有明显的人权字样。列宁概括了宪法权利时代的特征，他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他是从宪法根本目的来理解宪法的。这一句宪法学者常常引用的话，揭示了宪法的精髓，即宪法的核心是权利。

二、我国人权发展历程

（一）民国时期的人权保障

清朝末年，人权思想在我国广泛传播开来，直至民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可以说民国时期人权的宪法化开启了保障人权的宪政之门。在这一时期宪法及宪法性文件很多，诸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这四部宪法及宪法性文件规定人权的内容相对比较具体，当然也有其他宪法性文件也有相应规定。

（二）现行宪法关于人权的规定

如前所述，宪法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权的实现，因此从广义上来说宪法的一切规定都是与人权息息相关的。不仅是每部宪法，包括每一次宪法修正案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规定了人权的细节。在此主要是分析1982年宪法以后的四次宪法修正案中关于人权保障发展的问题。

宪法修正案31个条款中，有15个条款与经济有关，分别是宪法修正案第1、2、5、6、7、8、9、10、14、15、16、20、21、22、23条。有7个条款是关于序言和总纲的修改，分别是3、4、12、13、17、18、19条。有8个条款是关于国家机构的修改，分别是11、25、26、27、28、29、30、31条。还有第24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兜底条款，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修改。本文主要分析15个与经济有关的条款，通常将上述15个条款称为宪法修正案的经济人权条款。经济人权条款占了四次修正案中的一半，可以看出经济人权条款是宪法修改最多也是最频繁的部分，这足以说明经济条款在人权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就从经济条款这方面入手分析人权保障的发展问题。

三、我国宪法修改中人权发展分析

权利的本质是自由，人权是一种权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权利都是人权。要实现权利，也可以说是要实现权利的自由，当然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自由。也可以理解为法律规定公民的权利，公民可以实现权利并得到保护。宪法修改的15个经济人权条款，其实实质上体现了人权的自由度的扩张。

(一)对土地使用权的修改

土地是生产和生活的最基本的资源，离开它人民不能生活，自然人权也得不到保障。1982年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由于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资源，这样修改后社会经济主体可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活力，提高了社会和国家的经济自由度。

另外，宪法修正案还规定了关于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虽然说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财产进行征收或者征用，但是，征收或者征用必须给予补偿，这是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补偿”写入宪法后，为弱小公民私权利对抗强大的国家公权力提供了宪法保护，这样公民财产权受保障的自由度就扩展了。

(二)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提出

生命、自由、财产是最基本的人权，离开这些权利，人权是不完整的。2004年宪法修改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而1982年宪法规定的是保护公民合法收入与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从对财产所有权的宪法保护到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极大地提高了保护的范围。财产权不仅仅限于所有权，还包括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分配等各种权利。这样修改无疑扩大了保护的范围和力度，也使公民的人权和自由度得到极大扩张。

并且宪法修正案在同时也规定了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如上所述，也可以帮助弱势群体对抗国家公权力提供保障。

(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与基础发生变化

主要表现在：宪法修正案提供了私营经济存在的法律依据，非公有制经济从补充地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从指导、引导到鼓励，国家将计划经济改为实行市场经济，等等。总的来说，宪法修改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变化的过程，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较，其根本区别在于计划经济是僵化的静态的经济，市场经济是动态的开放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有更大的自由与权利，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权保障得以提升，市场会更加充满活力，这是一个社会自由度扩张的过程。当然，宪法修正案的经济人权还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分配方式的改革、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变迁等内容。

人权发展范文篇5

现行宪法1982年通过后，历经四次修改共通过31条修正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多方面。从广义上来说这些修正案都与人权有关，因为宪法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权，宪法一切条款的设计从最根本意义上说都是围绕人权而展开的。

一、人权概念

人权是指“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它主要的含义是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乎人权的对待。在当今的国际社会，维护和保障人权是一项基本道义原则。是否合乎保障人权的要求已成为评判一个集体优劣的重要标准。因此，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从宪法上不同程度的规定了人权的保障问题。但是，在具体实践的层面上，对于人权的具体定义，以及保障人权的具体方式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甚至引发了很严重的冲突，但是这并不影响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规定。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从权利到人权的过程。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近代意义的宪法，标志性宪法文件是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100年后，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出现了权利条款，法国出现了《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可见，在宪法产生早期只有权利的概念，没有明显的人权字样。列宁概括了宪法权利时代的特征，他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他是从宪法根本目的来理解宪法的。这一句宪法学者常常引用的话，揭示了宪法的精髓，即宪法的核心是权利。

二、我国人权发展历程

（一）民国时期的人权保障

清朝末年，人权思想在我国广泛传播开来，直至民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可以说民国时期人权的宪法化开启了保障人权的宪政之门。在这一时期宪法及宪法性文件很多，诸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这四部宪法及宪法性文件规定人权的内容相对比较具体，当然也有其他宪法性文件也有相应规定。

（二）现行宪法关于人权的规定

如前所述，宪法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权的实现，因此从广义上来说宪法的一切规定都是与人权息息相关的。不仅是每部宪法，包括每一次宪法修正案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规定了人权的细节。在此主要是分析1982年宪法以后的四次宪法修正案中关于人权保障发展的问题。

宪法修正案31个条款中，有15个条款与经济有关，分别是宪法修正案第1、2、5、6、7、8、9、10、14、15、16、20、21、22、23条。有7个条款是关于序言和总纲的修改，分别是3、4、12、13、17、18、19条。有8个条款是关于国家机构的修改，分别是11、25、26、27、28、29、30、31条。还有第24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兜底条款，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修改。本文主要分析15个与经济有关的条款，通常将上述15个条款称为宪法修正案的经济人权条款。经济人权条款占了四次修正案中的一半，可以看出经济人权条款是宪法修改最多也是最频繁的部分，这足以说明经济条款在人权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就从经济条款这方面入手分析人权保障的发展问题。

三、我国宪法修改中人权发展分析

权利的本质是自由，人权是一种权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权利都是人权。要实现权利，也可以说是要实现权利的自由，当然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自由。也可以理解为法律规定公民的权利，公民可以实现权利并得到保护。宪法修改的15个经济人权条款，其实实质上体现了人权的自由度的扩张。

(一)对土地使用权的修改

土地是生产和生活的最基本的资源，离开它人民不能生活，自然人权也得不到保障。1982年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由于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资源，这样修改后社会经济主体可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活力，提高了社会和国家的经济自由度。

另外，宪法修正案还规定了关于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虽然说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财产进行征收或者征用，但是，征收或者征用必须给予补偿，这是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补偿”写入宪法后，为弱小公民私权利对抗强大的国家公权力提供了宪法保护，这样公民财产权受保障的自由度就扩展了。

(二)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提出

生命、自由、财产是最基本的人权，离开这些权利，人权是不完整的。2004年宪法修改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而1982年宪法规定的是保护公民合法收入与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从对财产所有权的宪法保护到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极大地提高了保护的范围。财产权不仅仅限于所有权，还包括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分配等各种权利。这样修改无疑扩大了保护的范围和力度，也使公民的人权和自由度得到极大扩张。

并且宪法修正案在同时也规定了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如上所述，也可以帮助弱势群体对抗国家公权力提供保障。

(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与基础发生变化

主要表现在：宪法修正案提供了私营经济存在的法律依据，非公有制经济从补充地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从指导、引导到鼓励，国家将计划经济改为实行市场经济，等等。总的来说，宪法修改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变化的过程，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较，其根本区别在于计划经济是僵化的静态的经济，市场经济是动态的开放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有更大的自由与权利，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权保障得以提升，市场会更加充满活力，这是一个社会自由度扩张的过程。

当然，宪法修正案的经济人权还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分配方式的改革、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变迁等内容。

人权发展范文篇6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三峡工程建设是我国政府和人民为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而进行的重大基础性项目，处理和解决好三峡移民问题则是保障工程建设顺利完成及工程综合效益充分发挥的重要工作。三峡移民人权保护的实质和意义，就是通过大力实施开发性移民方针，依法移民，使非自愿性工程移民的各种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从而顺利实现“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移民搬迁安置目标，实现库区可持续发展。

2三峡移民人权保护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我国政府根据国情和三峡库区实际，紧紧抓住移民生存权、发展权开展人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得到移民认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三峡移民人权实证研究课题组对库区秭归、巫山、奉节、云阳、万州5个移民大县（区）以及3个移民外迁安置县共计15个乡镇960户1155名城乡移民的实地抽样调查（以下简称抽样调查），拥护工程建设的占92．3％，对移民工作表示满意的占67．1％。

2.1坚持依法移民，保护三峡移民合法权益

国务院颁发的《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明确规定：“维护移民合法权益，保障三峡工程建设，促进三峡库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三峡工程建设，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统筹使用移民资金，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妥善安置移民，使移民的生产、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水平，为三峡库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国家根据库区实际，先后制定了移民规划、计划、资金、价差、统计、审计、稽察、工程质量、企业迁建、文物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对口支援、水库管理等14个方面的政策规定和管理办法；库区各级政府也相继制定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实施办法》、《移民搬迁安置实施办法》、《移民外迁安置实施办法》等法规政策，从而使三峡移民建设和移民人权保护有法可依，规范管理，有效地保护了移民合法权益。

2.2三峡移民的财产权得到切实保障

三峡移民的财产权保护主要包括移民的个人财产和集体财产保护两个方面。

2.2.1移民个人财产得到合理补偿

按照三峡水库移民补偿政策和标准，对农村移民淹没的房屋及附属物、副业设施、基础设施等都按照市场重置价格进行了赔偿，其零星经济林、青苗损失、搬迁安置过渡期生活费等进行了合理补偿；对城集镇移民的个人房屋、厂房和经营场所等均按照市场重置价进行了赔偿。农村移民和城集镇搬迁居民都按搬迁人口计算搬迁费用和搬迁财产损失费。

2.2.2移民集体财产得到保障

国家按照土地法规定标准对农村移民淹没耕地进行补偿，并对这些农村移民进行生产安置：对后靠安置的移民重新调整土地，保证人均耕地达到1．0～1．4亩，并进行坡耕地和中低产田改造，兴建灌溉设施，优化调整种植结构，确保到生产安置规划年其人均纯收入不低于不建水库同期的发展水平；对外迁的移民选择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进行安置，并划拨不低于安置区原居民平均水平的承包耕地。对进厂矿的移民利用生产安置资金进行安置；对有一技之长或长期经商的移民，通过自谋职业或投亲靠友方式进行安置，并发放可观的生产安置费作为资金积累。农村集体拥有的村组副业和集资修建的水利设施、基础设施、学校、医疗点、集体房屋等，一般都按市场重置价进行复建或补偿。分散安置的村组的集体财产补偿费按集资情况分发到户。

对搬迁企业的不可搬迁设施按市场重置价进行补偿，可搬迁设备按拆卸、搬迁和安装所需费用进行补偿。受淹实物均以货币形式予以补偿，使企业不良资产得到了活化。同时对库区严重亏损企业、严重污染企业等实行破产关闭，其移民补偿金和资产变现金首先用于职工生产生活安置，其银行债务按有关规定予以核销。这使原先隐性失业的职工得到了妥善安置，债务负担得到了转移或核销，经济结构得到了调整，公有和集体财产得到了保值或升值等。

2.3三峡移民的劳动就业权得到有力保障

1993年以来，通过农业资源开发、外迁安置、结合技术改造和资产重组进行企业搬迁、发展第二、三产业、开发技术培训等，改善了三峡移民的就业环境，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经济收入。在已搬迁安置的36．1万农村移民中，农业安置13．8万，第二、三产业安置3．3万，其他渠道安置4．5万?外迁安置14．5万；在已搬迁安置的48．5万城镇移民中，需劳动就业的基本得到了安排。这表明三峡库区移民的劳动权利得到了切实保障。在抽样调查的1155名移民中，对生产安置方式表示满意和接受的占54．6％，对就业、收入表示满意和认可的占45．1％。

2.4三峡移民的居住生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根据2003年长江三峡二期工程移民工程终验报告：城乡移民搬迁安置后，户均住房面积达100m2以上，比搬迁前增加20多m2，房屋结构也大多从土木变为砖混、框架，同时，水、电、路、通讯、配套绿化等基础设施齐全，上学、就医、文化娱乐等文化生活条件完备，居住生活环境大大改善。据抽样调查，移民户均住房面积从132．5m2增加到165．1m2，增加24．6％，砖混、框架结构房屋从31．1％上升到92．5％；对住房、用电、饮用水、出行方便、就医、文化生活等表示满意的移民分别占69．2％、68．6％、56．9％、71．3％、61．9％和61．4％。

2.5三峡移民特殊人群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一是通过实行养老保险安置和福利安置，按月发放生活费，确保了数万名移民残疾人、老人的基本生活。二是40多万妇女一视同仁地得到了补偿和妥善安置。三是通过对学校补偿倾斜等政策，使库区数千所学校重建，教学环境和条件显著改善，还新修了400多所学校，切实保障了移民子女上学受教育的权益。四是通过对口支援，新建一批工矿企业、希望小学、图书馆、福利院、敬老院等，促进了移民特殊人群权益保护。据抽样调查，对移民特殊人群权益保护表示满意和认可的移民占50％以上，对搬迁后子女就学表示满意的移民占53．05％。

2.6三峡移民的其他权利得到相应保护

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三峡移民的维权、发展权益、政治权利、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权利保护。

2.6.1维权保护

三峡移民的维权保护包括移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申诉权、监督权等方面保护。

知情权保护：通过移民政策公开、移民标准公开、移民方式公开、移民对象公开、以户为单位建立移民安置档案、发放移民安置“明白卡”等方式，让移民群众保证拥有了解和掌握有关政策规定、补偿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安置地点等权利，进而自觉维护自己应享有的权益。

参与权保护：库区各级政府在制定移民搬迁安置方案、实施移民搬迁安置时，广泛让移民群众参加，认真听取移民群众意见，努力集纳移民群众智慧，使移民搬迁安置活动变成移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真正体现当家作主人的权利。

申诉权保护：国家有关部门及库区各级政府及移民部门都设立了信访部门，建立畅通的申诉渠道，专门处理移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对移民群众上万封?次反映的搬迁安置中的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并按政策回复，做到了移民有冤有处申，有困难有地方帮。

监督权保护：库区各地建立健全了群众监督网络，让移民群众随时监督、反映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中的各种腐败消极现象、违法违纪违规行为，使各级人民政府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减少其失误和损失，切实保障移民合法权益。

2.6.2发展权益保障

一是通过山、水、林、田、路的综合规划、配套开发以及高效农业、立体农业和柑橘业、畜牧业等规模产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库区农业生产的深入发展和农村移民发展权益的保护。二是通过工矿企业的结构调整、资产重组、资源配置优化，提高职工经济收入，推动工矿企业移民的发展权益。三是通过发展城市和集镇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从而改善城镇移民的生产、居住环境条件，并吸纳一部分农村移民进城，使库区逐步跟上全国城镇化步伐。

2.6.3政治权利保护

库区各地及外迁移民安置地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了农村移民不管是就地后靠搬迁安置还是外迁安置，在选举村组干部、人大代表及参军、招工、上学、接受技术培训、享受有关政策等方面，都能得到与当地老居民一样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2.6.4可持续发展保护

国家通过实施三峡库区“两个调整”（即农村移民大量外迁安置、工矿企业结构调整）政策，加大了“两个防治”（即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和水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同时开展了水土保持、山林绿化、城市噪音防治、移民人群健康监测、库区生态环境监测等环境保护工作，有效地改善了库区生态环境及移民生存环境，促进了移民的长治久安和库区经济、社会、移民、资源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在库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帮助支持下，三峡移民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意识蓬勃发展，推动了依法维护移民合法权益活动自觉深入开展，有效地防止和制止了损害移民权益的行为和现象。据抽样调查，认为在搬迁中正当权益没有受到侵害的移民占70．0％，认为有权对移民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的移民占67．5％，认为权益受到侵害时找当地政府、移民系统、法院及律师解决的移民占69．1％，对自已的生存环境及条件满意及认可的移民占50％以上。

2.7三峡库区经济、社会、移民、环境全面进步

人权发展范文篇7

关键词：尊重和保障人权，刑讯逼供，非法拘禁

一，人权的概念及历史发展

所谓人权，就是人在其所生活的社会，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充分享有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

人权的实现是同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分不开的。它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扩展其范围与丰富其内容。在古代，人就应当享有各种权利，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享有的实际权利是很少的，那时候也只能有“朦胧的”人权意识。以自由，平等，人道为其重要内容的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逐步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成功以后才出现的。此后，它经历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的人权，其内容主要是人身人格权利以及政治权利与自由，它的诞生与确立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主要标志。第二阶段主要是受十九世纪初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影响和推动，以苏联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利宣言》和《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第三阶段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内容主要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人道主义援助权等国际集体人权，它已为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书所确认。

今天，《世界人权宣言》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重要内容，而为世界各国所必须尊重和遵守；国际人权“两公约”也已经分别得到140多个国家批准加入和签署。这些人权文书充分反映了世界人民渴望充分保障人权的共同愿望，其主要内容成为世界各国都必须共同遵守和努力促其实现的共同标准。

二，司法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在现今及未来和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将是最主要的人权的义务主体。因此，保障人权的实现，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国家一级的人权保障，而其中司法保护相比立法和行政的措施更为关键和更为困难。因为，司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在很多重要的国际文书中里对此都有明确的要求，以此作为各国建立人权的司法保障机制的共同标准和指导原则。

《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完全平等的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作为一项民主的原则，它是建立在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基础之上的。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它既是权利受损害者得到救济和被告人权利得到保障的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又是人人都应享有的一项人权，即当有人受到刑事指控是有权得到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审理的权利。可以说司法和人权保障的关系非常密切，也正因为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才出现了很多漏洞。

三，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大顽疾，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但实践中这一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其不仅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而且破坏了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心目中的形象，威胁着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野蛮，残暴的不人道行为，一方面，给被告人的身体带来极度痛苦，威胁着被告人的生命健康权；另一方面，将被告人作为认定事实的工具，否定被告人的意志自由。制被告人的人权于不顾！为什么在我国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呢？我认为可以从观念因素和制度因素两方面来分析。

观念因素：在我国，刑讯逼供虽然作为一种取证手段被禁止，但是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依然对此取证手段颇为青睐，而支撑这种做法的观念因素主要是“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以及“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诉讼观念”

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不仅仅是一种确定被告人的法律地位，解决疑案的法律原则，而且也是侦察人员久而久之形成的一种办案思维模式：有罪推定与主观唯心主义，主观臆断密切相连。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主观唯心主义不同程度的存在与人们的头脑中，一些办案人员对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在一定程度上违反科学，不和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误断，误判。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自己想要的证据时，就凭着自己的判断要求嫌疑人或是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想象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的时候，就会产生嫌疑人不老实的想法，并且不由自主的进行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而无罪推定是将嫌疑人推定为一名无辜的普通公民，从这一点出发，为推翻这一无罪假设，办案人员必须去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由此可见，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根本区别是出发点不同，因此前者必然导致刑讯逼供，而后者必然否定刑讯逼供。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无罪推定，但是许多侦察人员在意识层面，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还是占有很大的优势，有很多的办案人员错误的将自己推测的事实作为案件的客观事实本身，因此，办案过程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带着结论去找根据的过程，在找不到能够印证自己结论的证据时，就自然而然的实行刑讯逼供，在这种情况下，侦察人员自然会相信“锤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办案逻辑，对嫌疑人或是被告人进行刑讯逼供也是必然中的必然。

再者，“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也影响着刑讯逼供的实施。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也制定了刑事诉讼法，但是，程序法却并未因此而改变其实体法的附庸地位，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法律将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居于刑事诉讼价值体系的最高位置，诉讼法的价值却一直被忽视，因此，一旦程序与实体发生冲突，实体总是立法者与司法者最终的选择。这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将导致刑事司法中片面追求实质真实，惩罚犯罪与效率的价值目标，而法律程序和人权保障观念相对淡薄，因此，为了实现查明案件的真相，侦察人员总是会不惜放弃程序法律原则，对嫌疑人施以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从其口中挖出案件的“事实真相”。

制度因素：刑讯逼供现象的存在除了执法人员观念上存在着偏差以外，制度上的疏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我国法律虽然从原则上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的取证手段，但是一直以来都缺少配套的措施，这一方面表现为缺乏事先防御机制，另一方面表现为事后救济制度的不健全。

目前，我国几乎缺乏事先防御制度，嫌疑人一旦被司法机关控制，就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而且得不到外界有效的帮助。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嫌疑人在受讯问的时候不享有沉默权。相反，我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嫌疑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这就使得嫌疑人在侦察阶段完全处于消极诉讼的位置，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执法人员的刑讯逼供；其次，法律没有赋予律师在侦察人员讯问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因此执法人员的行为是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缺少监督。

对于遭受刑讯逼供的嫌疑人，我国又缺少有效的救济机制。首先，虽然在现行法规定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有权提起诉讼，控告，但是律师在侦察阶段并没有与嫌疑人通讯的权利，并且律师在会见嫌疑人的时候又受到司法机关的百般刁难，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嫌疑人遭受刑讯逼供时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帮助，加之自身处于被羁押状态，根本无法自己行使其申诉权，控告权，也无法及时通过自己的律师。加之我国法律对申诉，控告权、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再次，司法机关对内部的执法人员缺乏监督，就更不能对遭受刑讯逼供的嫌疑人以及时的救济。

（二）非法拘禁

非法拘禁，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以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的行为。非法拘禁严重侵犯了他人的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权是公民的人身自主权，举止行动的自由权，不受他人支配和控制。人身自由权是公民参加社会生活享受其他权利的基础。如果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就难以享受其他自由和权利，因此保护人身自由权对于每个公民来说都有切身利益关系，被世界各国作为一项个人的基本权利。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无视人身自由权，滥用职权，非法拘禁。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1）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严格执法的观念淡薄。虽然我国在法制化的道路上已经行进了几年，并且颇有收获。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个现状，一些执法人员作为执法者，本来应该懂得甚至熟悉法律也应该知道违法犯罪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至上观念不强、防腐拒变意志力不够坚定导致极少数司法人员执法犯法，无视人权的存在，更有一些执法人员不但滥用职权，非法拘禁。而且还侵害公民的人格权，在执法的过程中，是非不分，以权压人！

（2）在执法的过程中缺少监督。近些年来，司法机关在规范执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绩，但为什么违法违纪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一些警种和一些环节上屡禁不止，边反边犯？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制约工作不到位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突出表现在，有的领导同志虽然对“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思想在理论上有一定认识，但没有将其很好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没有把监督工作放在与决策、执行同等重要的位置；一些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强，不适应外部监督的需要：司法机关内部对执法活动监督不力，尤其是上级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力度不够、权威性不强，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不落实，内部监督还没有形成合力；监督工作缺乏开拓性、创造性，重事后查处，轻事前事中监督，治本抓源头的硬办法不多，等等。

四，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如何保障人权的几点建议

（一）牢固确立宪法至上的法制观念。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中，公民的基本权利更是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据，所以，我们要将宪法运用到实践中去，努力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我国宪法颁布于1982年，后经过四次修改。这部宪法对人权保障做了相当全面和系统的规定，包括了大量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在2004年第四次修改宪法的时候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明确下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显示国家对人权保护的重视，消除国内与国际对我国曾长期把人权看成是“资产阶级口号”的消极影响，利于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因此在司法活动中也要以宪法为根本，贯彻宪法对人权保障的精神！

（二）完善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制度。（！）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申诉权，控告权，赋予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与外界的通讯，联络权。明确受理申诉，控告的机关，程序以及作出决定的期限（2）充分保障律师的会见权，规定侦察人员在律师会见嫌疑人的时候只能在看见但是听不见的范围内予以监视（3）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定期检查。（4）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包括提出排除证据申请的阶段，申请主题，审查主题，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后果等。

（三）遵守法律程序，克服执法中的主观任性。长期以来，一些司法机关在执法中存在严重的主观任意性，重实体，轻程序，随心所欲，感情用事，违反诉讼程序，极大地损害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这是极端有害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是严格执行法律的基本要求。法治正是通过程序实现其值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法律程序，严格执行法律程序，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保障。只有严格执法的法律程序，才能保护执法的合法性，做到依法办事。正当的、公开的、民主的、严明的法律程序是防止滥用司法权、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正义的一项基本保证，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司法公正也就不能确保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司法机关在行使它的权力、履行它的义务的时候，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也只有这样才能将人权的保障落于实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办案；要遵守办案期限，杜绝超期羁押现象；要有规则意识，按照规则办事；要善于运用手中权力，不准耍特权。实践证明，如果违反法律程序，就可能会在执法活动中违法采取强制措施，超期羁押、越权办案等执法犯法行为，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如果没有程序，所有的实体规定就等于零，严格执法就无从谈起.

（三）努力提高法官和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执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和效率，也影响着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审判工作和执法过程面临越来越多发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个业务不高的执法人员是很难做成的，更不用说体现司法公正与效率，以及人权的保障！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首先要积极参加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有着系统的知识体系和明确的要求。其次，还可以通过不断的自学，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国家颁布的新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要达到知新。在执法过程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通过自学来了解相关的知识，，不断的总结经验，积累知识，以达到提高自己素质的目的。

（四）坚持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建立并完善适应现代法治发展所需要的审判工作新机制，是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切实保障人权的的基本保障。围绕公平、公正、公开、高效而全面展开各项改革，以便在司法的过程中真正作到保障人权。，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的原则。审判长选任制、立审分开、审执分立等，。事实证明，良好有效的司法体制和审判机制的建立不仅能最大限度地确保法律得以正确、及时的适用，法律资源得以合理的配置和利用，而且也只有改革和创新才能通过公开透明的阳光审判构筑法律的

神圣殿堂，树立司法权威，使公平正义的法治之魂深人民心。二十一世纪中国，在于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切实贯彻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坚持司法体制的创新，围绕人权的保障，实现司法的公正，公平和效率。

（五）加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进一步规范司法监督和指导，要增强依法监督和指导的意识，推动司法监督和指导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为此，必须确保监督和指导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防止权力滥用，保障监督和指导权的规范行使；必须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细化监督和指导的程序和规范，以建立长效机制，确保监督和指导有规可依、有章可循；要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畅通信息渠道，不断总结，不断发展，确保司法监督和指导沿着科学化的轨道前进，确保在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障，以及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参考文献：

[1]《人权法学》李步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权发展范文篇8

新华网北京10月19日电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在回答法新社记者的提问时表示，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已经还将继续促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刘敬民说，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中国的人权事业作了重要阐述。2001年7月13日，北京奥申委在向国际奥委会全会作陈述时也曾经讲过，北京举办奥运会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包括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刘敬民认为，奥运会筹备工作已经有力地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发展。在奥运会筹备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北京市民生活的城市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北京在奥运会筹备工作中十分注意发挥各界人士的作用，北京奥运会会徽、吉祥物和口号等各种评选，以及奥运会场馆设计方案的选择，都广泛征集了社会的意见。

刘敬民同时指出，北京奥组委几乎每半年都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调查，根据人民群众的意愿调整和改进工作。《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的颁布，履行了北京在申办过程中的承诺。

刘敬民说，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将伴随整个中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权也将得到有力地促进和保障。

人权发展范文篇9

中新网10月19日电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今天在十七大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发展。

有国外记者提问：在星期一胡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当中，提出要在中国进一步加强民主和人权。我想问的是，筹办北京奥运会对推动中国民主和人权方面将发挥什么作用？

刘敬民回答说：“如同您所知道的，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总书记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中国的人权事业作了重要阐述。2001年，当时的奥申委在7月13日向国际奥委会全会作陈述的时候，也曾经讲过，北京举办奥运会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包括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他认为，奥运会筹备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发展。刚才谈到，在筹备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北京市民所生活的城市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我们在奥运会筹备工作当中十分注意发挥各界人士的作用，像北京奥运会会徽、吉祥物和口号等各种评选，包括选择奥运会场馆的设计，都广泛征集了社会的意见。同时，我们几乎在每半年都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调查，根据人民的意愿调整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还颁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履行了我们在申办过程当中的承诺。

他最后表示：“因此，我认为，奥运会的筹办工作伴随整个中国的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权是得到了有力地促进和保障。”(据十七大新闻中心网站直播内容整理)

人权发展范文篇10

关键词语；人权民权法治WTO体制

引言：当我此时在敲动键盘时，我还在怀疑我究竟能不能写好这篇文章。毕竟人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一个理论和一个现实并存的重大问题；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进步的战略目标。因此我国的众多学者都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许多较权威的文章。像我这样的人，却又最容易顺着别人的思潮走，在众多的观点中很难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论点。这也就使得在众多的学术理论中，我常常感到彷徨、感到迷茫。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中国人权史是客观的；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中国加入WTO后将使中国人权有新的发展生机，面临新的挑战。但我又坚信中国人权在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下将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正文：

一中国人权

至于人权，Humanrights就是说人类的权利，是所有人类成员均有权享受的权利。从古希腊时期起，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发展，完善。每个国家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使得国与国之间的人权意识存在差异，但这一点并不影响人权的普遍性。只有承认了这一点才能正确处理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我文章这里要讲的中国人权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人权。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人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中国有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历史，人权思潮兴起的比较晚，又由于中国一系列自身因素使的人权在中国变得更加有中国特色。中国的人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其内容较西方人权广泛，更具有普遍性，是广大人民群众体会到的实实在在的权利。这相对西方国家的人权更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真正意义的人权。

在当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权是我们常听到的字眼之一，可它却又在人们头脑中是一个模糊而较易引起误解的概念。因为人权就是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的、为满足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人的生活需要并改善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一系列权利的总和。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人们才享有平等权。一旦超越那界限，不平等和市场规律就要起支配作用。这一点在此就不多议。这就要求依据法律来规范和保障一切，因此依法治国的提出与实施更有利于我国人权的实现与保障。中国的人权就是法治加民主，在中国讲人权不讲法治是空谈；在中国讲人权不言民主也是空谈。这点徐显明在《人权研究》中讲的较清晰。

二中国人权史

针对中国古代是否有人权思想，相当多的学者进行了较为仔细的研究。本文鉴于篇幅就不再追论，在此就针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概述自从严复将《社会契约论》译入中国后，激励了中国的改良派人士对传统的君主专制观念、封建纲常名教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废君权，兴民权”的口号。这样人权观念就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逐渐散播开来。改良派人士同时还提出了自由权思想、参政权思想、平等权观念、经济文化权利、妇女权利思想等，并着手了一系列人权实现途径。他们尽管冲破了封建礼教和文化专制的囚笼，否定了封建专制的社会性，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尚缺乏成熟的思想理论，而生搬硬套地拉用西方国家的人权思想，并没有形成自己完整而系统的体系。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随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时期，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将民权思想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民主、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这六大宗旨实际已经详尽地阐述了当时我国的人权思想。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人权思想不断得到丰富。最显著的成果莫过于集体人权的提出；《临时约法》首次将人权入宪，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民主，民治相结合的近代人权观。

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率先举起了“人权”和“科学”两大旗帜。从陈独秀的一系列文章中不难发现当时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生存的那种文化氛围，人权在当时的中国发展相当缓慢。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人权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权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人权理论，使得中国人权发展拥有较为完整系统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最终化为泡影。这一次人权运动可谓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人权运动，提出的一些重要人权观念还是值得我们今天仔细研究……

三新时代的人权

新中国以来，经过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断努力，我们从制度上空白起步，针对人权相关的问题，发表了12份白皮书和若干篇文章；制定与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积极保障人权；承认了人权的普遍性，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合作与对话；主动地面对国际社会的人权挑战和斗争，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人权合作主权与人权的问题，我们国家一直坚持将人权和主权、民主建设相结合地对待。长远角度来说，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及全人类的解放，这样人权理所当然应高于主权；但眼前角度来说，国家是普遍人权实现的保障，是人权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坚决反对将人权和主权相分离，以人权保障来干涉主权或者以保护主权来限制人权的发展。针对主权和人权关系的论述可参考孙国华等编著的《人权：走向自由的标尺》。民主和人权相结合是我国人权优越性之一。只有有民主的地方才讲人权。民主法治人权是一面多棱镜。

社会对于人权的保护最集中的表现在法律方面。这一点，是由人权的社会文明性和民主性特征所决定的。只有在人类社会获得相当大的发展、社会文明具有相当高度的社会条件下，人权作为法治与民主社会的一种表现才有可能被提出与现实化。可见，人权与法治和民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显然，人权要想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存在并现实化，也就离不开法律的保护。法律对人权的保护根本集中在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宪法及有关宪法性文件之中。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就明确将依法治国入宪。人权的发展必须由法治作保障，法治是人权的真谛。党的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十六大报告又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对于“人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确立及实现起到了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从整个人权史来看，特别是近代以来，人权的发展总离不开法治，人权思想贯穿整个法治过程。人的生存权和平等权、财产权、发展权、自由权不仅是人权的主要内容还是法治的主要目标。因此人权进则法治兴，人权滞则法治衰。我国依法治国政策的提出是符合人权发展规律的，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加入WTO是我国在2l世纪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里程碑，这一前所未有的战略举措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来，外国国籍的人在我国越来越多，在我国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这一部分人在生活观念和人权思想与我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就使得我们在现实中保障人权面临前所未有困难。随着加入WTO的影响，近两年来社会上失业问题的矛盾相当尖锐，因而要解决好人民的劳动权利和生存权也是我国人权保障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按照WTO机制，我国工人享受的权利和待遇与发达中国家相比还很低，这也不利于我国在国际化趋势中人权保障。在经济活动中，知识产权的平衡问题也是当前近段时间理论界争论的难点，这也牵涉到在人权问题在WTO体制下的落实。总之，对我国人权建设产生的许多效应我们现在都还无法预知和判断，同时，WTO本身也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这又加剧了我国人权在WTO机制下的实施难度。

我国加入WTO大家庭却又有利于我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发展与完善，又为我国人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有利于我国人权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加强我国人权体制规范，还有利于我国加入国际人权保障，与西方国家进行人权合作与沟通。中国在WTO体制下发展人权，既是一次良好机会又是一场严峻的挑战。我们要在经济国际化的进程中积极加强自身人权的发展，推动国际人权的进步，同时还要随时提防西方人权思想的干涉与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