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法范文10篇

人权法范文篇1

关键词：国际人权法人道法区别

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国际公法的两个分支。国际人道法是一套由条约或习惯确立的国际规则，专门解决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直接产生的人道问题。它保护那些受到或可能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人员和财产，限制武装冲突各方自行选择作战方法和手段的权利。国际人权法即人权的国际保护，一般是指促进和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普遍尊重和实现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1]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关系，在国际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广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看，它包括人权法，人权法只是代表一般人道主义法的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另一种观点正相反，认为人道主义法是派生于战争法的法律。而人权法是构成和平法重要部分的法律，优先于国际人道主义法。[2]但是从这两种法律逐渐发展的过程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并且这种联系和作用还在发展。

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主要作用和根本宗旨都是在努力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其主要区别在于：

一、在历史和法律构成方面的渊源不同

国际人道法先于国际人权法而产生，如若以国际条约或公约作为国际人权法的标志的话，则和平时期的人权要从《世界人权宣言》开始，也就是说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而国际人道法的历史则要长得多，因为从历史上看，战争法是国际法中最为悠久的部分。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条约渊源是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它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条约渊源是《日内瓦公约》之共同第3条和1977年的《第二附加议定书》。而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条约渊源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灭种公约》（1948年），《消除种族歧视公约》（1965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1979年），《禁止酷刑公约》（1984年）以及《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主要的地区性条约包括：《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1950年）、《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1948年）、《美洲人权公约》（1969年）以及《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1981年）。[3]

二、具有不同的内容

国际人权法的含义更为广泛，它包括公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所应享有的权利与应承担的义务，而国际人道法则一般限于战争或武装冲突时交战国、中立国、参战人员以及平民的权利与义务，因此也被称为战争法或武装冲突法，如有关国际人道法的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内容，包括战斗人员一旦由于生病、负伤、沉般或主动放下武器，就必须被给予战俘地位，受到人道主义待遇，不得使用生物、化学、细菌武器及某些类型的枪弹，占领国在占领领土内必须保障平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等。国际人道法不仅涉及到人权内容，而且包括海牙公约等一系列战争法的规则。[4]同样，国际人权法也涉及到了不受国际人道法调整的和平时期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出版自由、集会权、选举权和罢工权。

三、具有不同的法律保护对象和约束对象

国际人权法所关注的，是违反人权的行为，保护个人免遭政府专横行为的影响。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关注的则是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的受害者。国际人道法约束武装冲突的所有参与者：在国际性冲突中，所有相关国家都必须遵守人道法；而在国内冲突中人道法既约束政府，也约束与其交战的团体或相互作战的各个团体。因此，国际人道法规则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非国家参与者。国际人权法就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设定了一些约束政府的规则。[5]虽然越来越多人认为，非国家参与者，特别是当它们履行类似政府功能时，也应遵守人权规范，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有争论。

四、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时期

从两种法律适用范围来看，国际人道主义法所保护的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群体的生存权，国际人权法适用范围是除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的以外的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武装冲突发生时，而不论该武装冲突是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由于国际人道法针对的是一种特殊情形——武装冲突，因此，不允许对其规定进行任何克减。国际人权法原则上在任何时期均适用，既适用于平时也适用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局势。然而，一些国际人权法条约允许政府在公共紧急情况危及国家存亡时克减某些权利。但是，此克减必须与即将发生的危机相称，其提出不得基于歧视，并且不得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规则在内的其它国际法规则。某些人权是决不能予以克减的。特别包括生存的权利、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处罚或待遇、奴隶及奴役，以及法律原则及法律没有追溯效力。这是各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冲突或内乱时都必须尊重的权利，被喻为人权的“核心”。[6]

五、执法主体和效果不同

国际人道法的执法主体包括参加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国家、武装力量，以及参加救护的组织及个人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各国红十字会，主要任务则是为了保护和救助。国际人权法的执法主体是各国政府，主要是靠主权国家政府的意志，靠国际社会道义上的力量，靠国际社会的鼓励、规劝、监督、批评、谴责和制裁等。国际人权法执行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正义或制裁非正义。从两种法律的最终效果来看，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在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发生的情况下，保护人类免受威胁和危险，以保护人的安全和尽可能地保护人的生活环境，因此，被认为是“维持现状”法律。而国际人权法，则是通过在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愿望的完全实现，给人的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一个国际保证，因此，被认为是“促进人们共同幸福”的法律。[7]

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对人保护方面已自成一种体系，有自己的法律基础、适用范围和执行机制。它的规则，在发生武装冲突和其他大规模暴力行为时以特殊方式对人实行保护，是必可少的。没有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将是不充足、不完全、同时也不符合人们的需要。再者，依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做的工作，同样也促进和体现对基本人权——生命权、生存权和安全权——的尊重。[8]红十字国际大会在积极推进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同时，多次宣布对人权法的关注，并敦促本运动通过参与消灭种族主义、种族歧视、酷刑的努力以及加强对儿童的保护来开展并扩大这个方面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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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田士臣.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际人权法之比较[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02).

人权法范文篇2

关健词：国际法；国内法；人权条约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是国际法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难点，它不仅牵涉到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主体等国际法上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也与法律的一般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离不开某个具体条约的具体分析，即某个具体条约在国内法上的适用可能与另一个条约在国内法上的适用在范围与效力等方面有所不同；1同时也更离不开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境，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很大方面制约着国际法的效力。纯粹的理论领域的讨论虽然是必须的，但会流于空洞，不但脱离了国际法的文本，也脱离了现实国际社会。本文试图从国际法一个分支———国际人权法理论与实际入手，讨论在具体的国际人权条约中，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2

一、国内法对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是任意而非强制的

现代人权思想诞生于18世纪西欧的“启蒙时代”。基于自然法意义上的天赋人权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并且在18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革命中起了关键的作用。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由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采用了“人权”的字眼，并且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人权概念的最全面和系统的论述。《宣言》指出，人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而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府存在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宣言》还列出各种主要的人权，如人身自由，不受任意逮捕，无罪推定，信仰、思想、言论、出版等自由。然而，随着19世纪实证主义法学的兴起，天赋人权转化为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认可并保护的公民权利。与此同时，18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进一步扩张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是不可能承认和尊重被殖民者、被征服者具有与之平等的人权的。人权思潮在19世纪的西方是相对衰落了。

尽管有关人权的个别领域、个别问题在此之后也有所成就，但人权问题广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心，并且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憾了整个人类的良心，在哲学界和法学理论界又唤起了自然法的复兴，《世界人权宣言》及随后的两个人权公约也应运而生。

所谓自然法是指来自自然并由自然（有时是上帝）来规定的标准或规则，它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与权威性，它优先于任何实在法或任何社会的约定的标准，是道德判断的神圣之源。建立在自然法法理学基础上的人权观，是人道主义与自然权利概念的结合。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人之作为人具有自主、自尊、自私、自卫之类的本性，而这个本性就是人生存的权利，是人的尊严之所在。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本性相同，故只要是人，无论是黑人白人男人女人都拥有平等的自然权利。卢梭认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1]《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即明确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二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可见，人权是人之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这一权利是道义上的应该如此，而非法律上的可以如此。因此，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是理想中的权利，而不是法定的权利、现实存在的权利。[2]正如格劳秀斯所指出的：“自然权利乃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依据行为是否与合理的自然相谐合，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3]是自然法赋予了自然权利以永恒的价值，同时也赋予它以道德的正义。米尔恩对国际人权法将自然法意义上的人权当作全人类普遍遵循的人权标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他看来，这种普遍的、绝对的、无差异的人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是以绝对代替差异，以共性代替了个性，抹杀了人权的历史性、社会性与民族性。我们姑且不去讨论米尔恩观点的正确与否，但我们可从他的评述中进一步确认，国际人权在法理学上是作为一种道义上的应然状态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实然的法律状态而存在的。事实上，米尔恩不同意自然人权哲学所谓人权绝对的普遍性，却同样认为，低度的普遍的人权应是以道德为根据的，是道德意义上的权利。1[4]

认识到国际人权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权利而存在对认识国际人权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效力上是有区别的。甲对乙享有一项法律权利，是指乙对甲负有可以依靠强制来履行的义务，所以某人享有法定权利就是享有对特定的法律相对人提出要求并由法律保障实施的权利；甲对乙享有一项道德权利，虽然也意味着乙对甲负有某种义务，得这种义务不是必然的，必须实施的义务，不必然具有法律的效力。沿着这一理论思路，我们可知，国际人权公约要求各缔约国所履行的义务在理论上是非必然的、非强制性的。

自然法意义上的国际法的人权是应然的而不是实然的，它为主权国家保障人权提供了一个价值目标。但是，在国际法的实际执行体系中，这一价值导向的权利，并不只是作为理论上的或理想性权利存在，而是被冠以实在法的形式出现，成为国内法的标准与准则。根据国际条约法，缔约国应严格执行公约的义务，违反公约义务的缔约国应承担国际责任，显然，“将人权价值追求的终极理想混淆为现实人权，以致形成了文件中人权观念与人权规范的内在矛盾。[5]正是理论与实际的内在矛盾，造成了人权背景下国际法效力问题的争论。

二、国际人权法执行体系中国内法优越于国际法

如果说建立在自然法法理学基础上的国际人权决定了人权公约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各缔约国的义务是任意性的，人权国际法在理论上无法以法律的名义撼动国内法的话，国际人权法文本则在诸多条款明确规定了国内法优于国际法，或国内法在特定的领域可以超越国际法。

1、国际法明文规定国家负有保护人权主要责任。《人权宣言》的序言指出，实现《宣言》宣布的共同人权标准，“需要通过国家和国际的渐进措施，……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

。”国家与国际都需采取渐进措施时，哪一个更重要呢？《曼谷宣言》进而指出：“国家负有主要责任，通过适当基础设施和机制来促进和保护人权，并认为必须主要通过这种机制和程序来寻求和给予补救。《突尼斯宣言》也指出，”实施和促进人权的职责主要在于各国政府。“《美洲人权公约》序言载明，缔约的目的是”以公约的形式来加强或补充美洲国家国内法提供的保护“。《个人团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同样规定各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负有首要责任与义务。“因此，人权的国内保护机制和程序是首要的、行之有效的，人权的国际保护机制和程序是第二位的，是对国内保护机制和程序的补充。[6]

2、人权公约执行体系中，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超越国际法。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各缔约国有权对某些条约内容提出保留，被缔约国声明保留的公约内容不得对缔约国产生任何法律上的影响。因此各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个人权公约时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某些内容提出保留或解释性声明。这些保留与声明大至有三种类型，但保留比较多的一种类型就是：公约的内容与保留国的法律相抵触。当缔约国的法律的内容与国际公约相冲突，而本国既不愿修改本国法律，也不愿将自己置于公约之外时，保留条款为国内法提供了便利。[7]所谓各自的需要无外乎是各国根据自己的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和经济条件，将国际人权法中触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那一部分制约解除。可见，国家对人权公约某些条款拥有保留权，实际上就是规定了国内法对国际法的优越权。

3、国际机构干预国内法行动的有一定的尺度与限度。按照《联合国宪章》设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有关人权条约设立的专门性人权机构以及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设立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其权能都是有限的。其一，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只有在缔约国承认人权委员会的权力时，该委员会才能行使它的管辖权。其二，个人在申诉国家的侵害时，其申诉程序受到严格的控制。人权受到侵犯的个人，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应当首先在其本国或当地国家寻求补救，只有用尽当地救济未果者才可寻求外交保护或国际保护。即使如此，国际人权事务委员会也是将有关申诉资料回给于有关国家，最终补救实施者还是国家。其三，人权事务委员会接受和审议一缔约国对另一缔约国不履行公约义务的指控的职权也是任择性的，并且委员会也只有在议定有关事项已按照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求助于和用尽了现有的国内救济办法后方能受理。

欧洲、美洲都设立了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院，但这些机构也同样受到管辖权等程序上的限制，当事国赋予他们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即使是欧洲人权的当事国发生了侵犯人权的事件，欧洲人权法院在受理起诉后也只能作出原则性判决，而有关国家如何处理具体问题和如何补偿当事人，则属于有关国家的内部管辖事项。从1953年《欧洲人权公约》生效到1990年近40年的时间里，欧洲人权委员会所收到的来自缔约国的指控案件仅为18件，其中受到指控的缔约国只有4个，如此之少的原因，一方面有审理时间过长的考虑，更多的则在于各国对国际政治关系的考虑远远多于人权问题的考虑。相比之下，个人申诉的案件具有相当的份量。据统计，截止1989年12月31日，到欧洲人权委员会秘书处登记的个人申诉案件有15911项，但由于严格的条件限制，欧洲人权委员会实际宣布受理的案件只有670项，占总数的4.2%.[7]种种迹象表明：国际人权审判举步维艰。

总之，在国际人权法领域，“不仅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承认国际条约优越于本国宪法，而且相当多的国家甚至认为国内法优越于或等同于国际法”。[8]

三、人权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复杂性与发展趋势

人权自然法意义上国际法对国内法效力的缺失，人权执行体系中国内法优于国际法，都与国家主权原则相一致，符合《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各国互相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等原则，体现了主权的权威性与绝对性。这样说并不表明国际法对国内法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约束力，尤其是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关系框架内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人权保护上实际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国际法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不能违背联合国基本原则而用强制的手段对国家内部人权状况指手划脚，因为国内法上的人权说到底是一个的内政问题，并和它的主权相关，只有在有关国家成为缔约国之后，国际法才能通过国内法而对人权的保护起作用。此种情况下，国际人权法无疑可以在人权保护的深度与广度上作为国内人权的价值引导、规则与标准，但却不能作为国内人权保护必然的当下实现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国内人权法需要国际人权法的监督与制约。就专制国家而言，其国内法不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和法律上的正当性，国际法可以通过干涉和制裁的方式，有效地遏制专制国家对人权的践踏迫使它保障人权并逐步向民主化过度。在人民主权的国家，一般来说，国内法具有道德基础和合法性，理论上讲，它是以保障人权为职责的。国际法的监督作用在此则可以使之更趋完善。但是无论是专制国家或民主国家，国家本质上仍然是人权的异化。因此，限制国家权力的首要目的就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复杂性的又一个表现在：国内法与国家的主权相关。就人权而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某种条件下就转变成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如果坚持国际法大于国内法效力、坚持人权大于主权，将有违国际法主权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则，并打破联合国宪章所营造的国际关系准则，会对国际秩序带来强烈的冲击。这在现实中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一者，国际社会对严重违反人权或由于内战、动乱等缘故而出现人权受到严重侵害的国家实施制裁（包括经济的和军事的）和国际救济。如联合国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制裁，1992年联合国授权美军到饱受内战和饥荒蹂躏的索马里救助饥民，1994年授权法军到发生了五十万人被屠杀的卢旺达设立安全区等，这种出于人道主义的正义干涉有效地阻止人权的恶化。另一种结果是，强权国家可以借维护人权对别国内政进行粗暴的干涉，如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属下的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1991年通过一个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等。

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权的双重标准问题。一个国家可以因自身的利益对自己国家与别的国家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或者是对两个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标准对待。如美国不能容忍南斯拉夫塞族对阿族人权的践踏，却对以色列对巴基斯坦人的大肆屠杀处之安然。这说明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实际利益仍然是潜伏在国际法领域的重要的杠杆。

坚持主权大于人权，一般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最后一道道义上的盾牌。但主权绝对原则则可能导致对国内人权状况的忽视。

由此看来，人权可以抵制国家主权的滥用，主权可以限制以人权为借口的霸权，而受联合国授权的国际干预，或者正义的“人道主义干预”又可以给人权提供国际性的保护以免遭

主权的侵夺。问题是如何区分何者正义的，何者是非正义的，以及正确把握其间的界限。

国际法的基础来源于国际社会，国际间经济关系的变化是国际公法变化与发展的现实依据。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国际法制的逐步一体化。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形成了国际经济秩序法，国际间贸易、投资、金融等微观国际经济交往法改变了以往国际关系主要是政治外交关系的传统。国际间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国家经济间的越来越重的互相依赖性，使得国际间的经济制裁成为敦促国家保障人权一个可行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在目前以色列侵占巴基斯坦、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的状况下，欧盟动议中止其与以色列的一切经贸往来，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国际政治在国际法中起着的杠杆作用。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国际法得以存在的政治条件。国际公法是调节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没有了主权国家，国际公法也就无需存在。但是随着人类对自身权利的越来越多的认识，人的理性程度的越来越高，人的主体性在众多关系中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形成一种共识，即任何国家、组织不得以维护集体之名誉而损害人的自然权利，主权的相对价值日益明显，而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思潮正在兴起。事实是，当人权公约中规定了个人可以超越国家直接向国际社会提出申诉这一权利时，已在表明一种姿态：作为人类，必遵守一个共同的规则，这就是人类普遍的规则，也是自然法则。在人权这一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特殊关系的国际法领域，国际法的效力正凸现它的自然正义的理论意义。因此，不管争论的结果如何，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国际人权法对国内法的制约性因素正在增多，制约的力量也在增强。这也是国内人权保护逐步向国际人权法所描绘的人权的理想境界发展与完善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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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建文.国际人权法的基石[J].法学研究，1999.（2）。

人权法范文篇3

西方国家一般将法律文献资源分为两种：一次文献（或称原始文献）和二次文献[4].原始文献通常指由国家强制执行而被记载下来的有关人们行为规范的规则，这里专指人权法庭或各国法院的报告、决定以及政治文件（包括条约、公约、报告、法律等），主要为国际性人权机构和区域性人权机构颁布的人权文件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二次文献通常指对法律原则的讨论和分析，是解释性和分析性法律文献，这里专指专著、专著中的有关论文、法律报刊上的文章、工具书等。本人拟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

一、原始文献（primarysources）

（一）国际性人权机构-联合国（UnitedNations）

无庸置疑，联合国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渊源之一，其包含的全球性国际人权公约是国际人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际人权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德黑兰宣言（《德黑兰宣言》），自决权利（《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等），防止歧视（如《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包括种族灭绝罪行（如《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婚姻、家庭以及儿童与青年（如《儿童权利公约》），国籍、无国籍状态、庇护、难民和非公民（如《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等等。联合国主要是依靠其设置的一系列人权机构来达到维护人权的目的的。这些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联合国宪章成立的人权机构（Charter-basedbodies），包括联合国大会、人权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并依据投票多数通过原则采取行动；一类是基于某一具体条约而成立的人权机构（Treaty-basedbodies），包括人权事务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经社文权利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儿童权利委员会，以监督国际人权条约的实施情况，只适用于签定该条约的国家和地区并根据多数人意见一致原则[5].

联合国有关人权方面资料的最重要的来源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网站（URL：www.unhchr.ch）。该网站涵盖了联合国有关人权事务的所有信息，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三种语言，是研究联合国人权文件和信息的最佳选择。在Charter-basedBodiesDatabase和TreatyBodiesDatabase两大数据库中可以查找上述两类联合国人权机构颁布的文件，如工作文件（workingdocuments）、记录摘要（Summaryrecords）、会议报告（Thesessionalreports）等。还可以从SiteMap网页www.unhchr.ch/map.htm上，可以检索人权机构（人权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经社文理事会、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条约监督机构以及其它相关的联合国机构）、法律文件（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其它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人权专题（OHCHR颁布的有关人权专题的文件并且按英文字母A-Z顺序排列表）以及出版物、联合国有关会议和活动、国际人权（有关人权的国际合作、区域性战略和各国索引）等。还可查询人权文件全部目录表和新闻。但搜索方式比较简单，缺乏有效的检索指南。该网站也可以从联合国主页中进入。

联合国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URL：/Depts/dhl/）包含非常有用的资料。有书目检索UNBIS（包括联合国出版物和文件的目录以及纽约总部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所藏的非联合国出版物的目录）、发言索引、表决记录、联合国资料文号数据库（UN-I-QUE）、联合国文献研究指南（包括人权、裁军、和国际法等专题）、参考书目等内容。

联合国文献中心（URL：/document/）是检索联合国有关人权文献的最主要来源。包括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的文件和决议以及秘书处特选文件，介绍联合国会议和活动情况，链接国际法院、托管理事会，还提供UNBIS和UN-I-QUE查询等内容。

另外，在联合国官方网站（URL：/）中的HumanRights网页（URL：/rights/）上，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世界人权宣言、条约、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反对种族主义世界会议、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以及文件搜索指南等内容。点击条约进入联合国条约库（UNTreatyCollection）主页/English/treaty.asp，可以查到联合国条约集中的条约全文、联合国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以及还未出版的最新通过的多边条约等非常重要的联合国文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提供多种检索方式），只是要收费。可以通过网上订购（URL：/English）。在联合国新闻中心（URL：/News/）的网页上，可找到有关人权的新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于1951年1月1日在日内瓦正式办公，1951年7月通过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4年4月22日生效）。在其主页（www.unhcr.ch/cgi-bin/texis/vtx/home）上可直接检索新闻、UNHCR过去保护难民活动的有关情况、难民法律的发展变化等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在Research/Evaluation中有CountryofOrigin和Legalinformation两个数据库，CountryofOrigin包括UNHCR文件以及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报告，Legalinformation包括有关难民政策的文件及各国立法。并提供多种检索方式，十分方便。UNHCR还有一个图书馆（www.unhcr.ch/cgi-bin/texis/vtx/biblio），从中可以查到其收藏的5，000份文件（书籍、文章和报告），涉及UNCHR文件、有关难民的材料、法律文件、相关文件及参考资料等和国际法等全部文献。

联合国法院的官方网站为www.icj-/（同时提供英文、法文、西班牙等文种）在basicdocument中可查到联合国宪章、国际法院规约、法院章程等文件，在Decision中有1946年以来国际法院判决的案件以及提供咨询意见的案件的情况，并可以根据争议案件所在国家的字母顺序进行检索。另外，国际法院所有判例的全文均可从Westlaw公司（URL：/signon/default.wl？newdoor=true）中的INT-ICJ数据库或Lexis公司（URL：/lawschool/）中的LegalResourcesIndex中查到，只是要收费。有关国际法院最新判例的情况还可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网站（URL：www.lawschool.cornell.edu/lawlibrary/）中找到。

（二）区域性人权机构

1.欧洲理事会（CouncilofEurope）

欧洲理事会是根据《欧洲理事会章程》于1949年8月成立的，是一个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宗旨是努力促成其成员国之间的一体化，以达到保卫和实现作为它们的共同传统的理想和原则并推进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目的。欧洲理事会颁布了两个重要的人权条约，即《欧洲人权公约》（1950年11月签定于罗马）和《欧洲社会宪章》（1961年10月在都灵通过）。为保障人权条款的实施，欧洲理事会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19条、第56条创设了两个人权机构-欧洲人权委员会（1955年）和欧洲人权法院（1958年）。欧洲理事会广泛地参与人权领域内的各项活动以及人权出版活动[6].

在欧洲理事会官方网站（URL：www.coe.int/portalT.asp）内容极为丰富，有英文、法文和其它文种等多种语言。其文献检索（DocumentarySearch）栏目中可以查找人权判例法、欧洲条约（URL：www.echr.coe.int/Hudoc.htm）。链接了欧洲议会、欧洲人权专员、欧洲人权法院等有关人权问题的网址。在HumanRights网页（URL：www.coe.int/T/E/Human_rights/）上可以看到有关人权的最新动向、人权会议、人权活动及其相关专题等内容。在treatyoffice网页（URL：h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EN/cadreprincipal.htm）上有欧洲条约数据库，包括欧洲条约集，欧洲理事会或欧盟的成员国或非成员国参加的欧洲公约以及各参加国的保留或声明等内容。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官方网站（URL：www.echr.coe.int/）有所有欧洲法院未决案件、已决案件的判决或裁定以及法院组织法、欧洲人权公约等。

2.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sofAmericanStates）

美洲国家组织（OAS）由北美洲、南美洲和中美洲的32个国家组成，源于1890年4月在美国建立的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1948年4月通过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并更名为现在的名字。美洲国家组织颁布的人权文件除上面两个以外还有1969年11月美洲国家间大会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1978年7月正式生效）和1988年11月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附加议定书》（增加了经济、社和文化权利）。美洲国家组织中的人权机构主要是其下属的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和根据《美洲人权公约》设立的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7].

在美洲间国家组织的官方网站（URL：/）的主页上Document栏目中的legalservice提供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等有关美洲国家组织机构的法律规定、多边公约及其它文件以及条约的查询（1948年以后的条约，多种检索方式）等内容。还有关于美洲国家大会会议主题的索引及所做的决议和宣言以及查询美洲各国的宪法、选举法全文并有各国法院、议会网站的链接。从美洲国家组织机构中可以找到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的网页（URL：/DefaultE.htm），其内容包括该委员会的情况、新闻（如最新的关于恐怖主义和人权的报告）以及美洲国家人权系统的基本文件、历年的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的年度报告（1970-2001）、发言，委员会出版的案例等。在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的官方网站www.corteidh.or.cr/上有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英文等文字，主要介绍关于法院的情况、案例、最新的判决以及新闻等内容。

3.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ofAfricanUnity）

非洲统一组织（OAU）是联合国系统内的政府间组织，由五十个非洲国家的政府组成，还包括岛国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其人权文件是1981年通过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为促进人权和民族权在非洲得到保护”又于1987年11月在非洲统一组织内部设立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8].

在非洲统一组织的官方网站（URL：www.africa-）上有英文和法文两种版本。内容不太多，更新也不及时。主要是关于参加国的简介、AU的新闻检索（可检索到有关人权的AU新闻）、相关链接和论坛等。在SouthAfricanChairmanshipoftheAfricanUnion官方网站（URL：www.au2002.gov.za/）上可以找到有关OAU/AU的主要文件及背景材料、会议发言及有关情况（如德班2002年峰会资料）等并可以进行检索。

4.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ofArabStates）

阿拉伯国家联盟是一个由21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组成的政府间组织，成立于1945年。该联盟于1968年9月成立了阿拉伯人权委员会，1994年9月通过了《阿拉伯人权宪章》[9].

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官方网站（URL：/arableague/index_en.jsp）内容不太多，比较陈旧。文件库中有关于阿盟的文件、条约、联合国中有关阿盟的文件（仅有1989年6月叙利亚作为阿盟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的人权报告）等内容。

（三）人道主义法（HumanitarianLaw）

人道主义法是否属于国际人权法，理论界尚有争论。通常又称之为“战争法”，包括禁止使用的作战武器和作战方法、对武装冲突受难者的人道主义保护、中立制度以及惩戒战争犯罪等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如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等所有限制作战方法和武器的使用的条约；一类是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如1977年《日内瓦公约地二附加任意议定书》、1954年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4条等。其主要机构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国际迁徙组织、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国际红十字、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10].

从联合国的主页（URL：/）上的Humanitarianaffairs栏目进入ReliefWeb网页（URL：www.reliefweb.int/w/rwb.nsf）后，在resources中可查到这些人道主义机构的具体名单、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研究中心以及非政府组织（NGO）情况等信息（URL：www.reliefweb.int/w/contactDir.nsf/contactDirHome？OpenForm）。这些机构的报告、文件等内容可在人道主义图书馆（URL：www.reliefweb.int/w/lib.nsf/LibHome？OpenForm&Count=25）中找到并可进行搜索（要注册）。国际迁徙组织和国际红十字是最重要的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国际红十字（ICRC）的官方网站（URL：/）内容非常丰富，其IHC数据库（URL：/web/eng/siteeng0.nsf/iwpList2/Humanitarian_law：IHL_in_brief）简要介绍了人道主义法的历史发展、与人权法的关系、主要的人道主义文件（公约及议定书全文）、ICRC出版物、国际惯例法以及ICRC的主要活动、热点问题、新闻等。

二、二次文献

要想获得有关人权资源的二次资源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是从Westlaw（URL：/signon/default.wl？newdoor=true）、NexisLexis（URL：）这两大商业网站获取，因为其包含了大量的专业期刊文章。当然，某些人权组织（或中心）的网站，特别是某些大学图书馆网站也包含了许多有关人权的二次资源[11].其信息量非常大，更新及时，有大量有效的链接，一般是免费的，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1明尼苏达大学人权图书馆（URL：www1.umn.edu/humanrts/）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专业图书馆。其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分类细致，检索非常方便、迅速、准确（有非常强大的搜索引擎和布尔检索方式），并同时提供法文、俄文、日语、西班牙语和伊斯兰语等多种语言的版本，是研究国际人权法必不可少之得力工具。网站主要内容有：各种人权文件和材料（HumanRightsDocumentsandMaterials），其中包含联合国通过的文件、全球各个国家、地区有关人权的条约、机构等材料，人权教育、人权研究指南及参考书目（BibliographiesandResearchGuide），美国有关人权的文件、难民和庇护的资料以及超过3，600个人权网站链接（分文件、组织、地区和专题四大部分）。第二，人权搜索引擎（HumanRightsEngines）可搜索该网站以及多个人权网站上的文件。第三，各种有关非洲、北美洲、西太平洋/亚洲人权的镜像站点（MirrorSites）。第四，其它人权信息，如有关在线人权教育和培训资源目录（OnlineCatalogofHumanRightsEducationResources），培训和工作机会以及人权监督培训手册等。

2.澳大利亚法律信息学会的网站（URL：www.austlii.edu.au）上不仅有本国的法律，还包含英联邦其它国家的法律、判例等法律资源。最有特色的就是其WorldLIIDataBases数据库，资料非常丰富.按分类可检索到人权资料（URL：/catalog/303.html），其中包括全球30多个国家的人权资料、各国际或洲际人权法院和判例、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法律期刊、人权报告、人权研究中心以及联合国有关活动等内容。还可以分成若干专题如儿童权利、难民问题、土著人权利、妇女权利等进行检索。对于初学者来说，最有价值的是人权研究指南和参考书目（URL：/catalog/304.html）。

3.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图书馆（URL：www.lawschool.cornell.edu/lawlibrary/）的在线资源非常丰富。其法律资源百科全书（URL：www.lawschool.cornell.edu/lawlibrary/Finding_the_Law/default.htm）包罗万象，尤以外国和国际法资源著称。既可以检索美国法律（联邦法和各州法律），也可以按专题和国别来检索有关人权资料。

4.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图书馆（URL：www.law.nyu.edu/library/）的在线资源极为丰富，同样以外国法和国际法律资源数据库（Foreign&Int‘l.Databases）著称。在人权网页上（URL：www.law.nyu.edu/library/foreign_intl/human.html）包括来源于美国国务院的2001年各国人权报告（countryreportsonhumanrightspractices）、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人权资源目录（AAASDirectoryofHumanRightsResources）、亚洲人权委员会（AsianHumanRightsCommission）、欧洲人权委员会网址（CouncilofEuropeHumanRights）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CourtofHumanRights）、SwedishDataInspectionBoard、欧盟人权数据库（TheEuropeanUniondatabaseonHumanRights）、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Inter-AmericanCommissiononHumanRights-OrganizationofAmericanStates）以及其它相关站点。

5.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BoraLaskin图书馆（URL：www.law-lib.utoronto.ca/resguide/humrtsgu.htm）提供了关于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的研究指南以及相关网站的链接。该图书馆最有特色的是其妇女人权资料数据库，可以搜索有关文章（有的有全文）、专著、文件（国际公约等）和相关网站，也可以按专题进行搜索。

6.澳大利亚人权中心（URL：/）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研究性机构。其中为国际人权律师提供的国际权利研究指南对了解国际人权的理论框架和实务都是大有裨益的。主要包括：澳大利亚人权杂志的部分内容（1994年-1999年全文）、与澳大利亚难民法有关的资料以及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研究指南等。还链接了关于人权和平等权的判例、澳大利亚条约图书馆、重要的人权条约及其它相关站点等。

7.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有一个关于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研究的信息资源指南（URL：www.columbia.edu/cu/lweb/indiv/lehman/guides/human.html）。主要内容有：研究指南、索引和摘要、参考书目、背景材料、年度报告、人权组织、原始资源以及人权杂志等。

8.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AdvancementofScience）的官方网站（URL：/）是一个比较好的综合性网站。链接了全球上百个人权组织以及因特在线的许多电子出版物。还可以查询在线人权资源目录（URL：/dhr/search.php）。

9.人权因特网（HumanRightsInternet）是全球最大的人权信息交流中心。1976年在美国建立，现总部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与全球5，000多个人权组织和个人保持联系。在HRI的网站（URL：www.hri.ca/welcome.asp）中，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是HumanRightsDatabank.其中包含了联合国人权机构、人权论坛、E-DocCentre中心等内容并可以进行检索。E-DocCentre是电子文件中心，内容比较全，既可以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社文权利国际法和人权保护、联合国及相关机制、人权和技术等专题检索也可以根据国家地区进行查找。

以上都是国外在线人权资源状况，下面简要介绍一下中国这方面的情况[12].在中国，要想利用因特网查找人权资料，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1是从电子法律、法规库中可查到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文件等，如国家法规数据库（URL：140.112.200.14：168/）、北大法律信息网（URL：/）中的法规中心等收费网站或在中国法律资源网（URL：/）、国法网（URL：/pg/index.php）、法律图书馆（URL：www.law-/）之类的专业网站免费获得。有的法律专业网站如北大法律信息网中的法律文献首页（URL：/article/）、论文帝国（URL：/）、法律图书馆（法律论文资料库，URL：www.law-/lw/）等法律专业网站中查找。

2.从政府机构的官方网站可查到有关内容.如外交部网站中有一个条约法律库（URL：/chn/c32.html）有部分相关内容。

3.电子出版物如中国学术期刊网（URL：/）是获得二次资源的最主要途径。CNKI收集了从1994年到如今的5，300多种中国期刊全文，累积全文600多万篇，题录600多万条，网上数据每天更新。可以通过标题、关键词或任意词检索人权资料，使用非常方便，是研究者必不可少之工具。但是要收费（可在网上免费查询目录）。

4.从有关研究机构、团体举办的网站上获得。目前就笔者所知，国内上网的人权研究机构不多，仅为北大北大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URL：/）。[13]包括人权新闻、人权机构、人权文件、人权案例、人权教育等文章，内容不是太多，比较简单。主要是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公约及其人权保护机制。有价值的是其中连接了一些国内人权组织（主要为妇女人权保护机构）。如全国妇联（/index.jsp）有一个维权视角，介绍了有关妇女人权新闻、案例等内容。

相较于每天数以亿计的不断更新的在线资源，我这里介绍的网站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其目的是试图勾勒出国际人权法在线资源的大致轮廓，以为查找和研究提供便利。

（此文已在《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上发表）

注释：

[1]田士臣：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际人权法之比较，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2]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

[3]MarciHoffman：ASILGuidetoElectronicResourcesinHumanRights，/resource/humrts1.htm；HylaBondareff：HumanRightsResearchGuide，ls.wustl.edu/Infores/Library/Guides/humanrights.html；TheRightsInternationalResearchGuideforInternationalHumanRightsLawyers，/other.html；InternationalLawGuideIII：InternationalProtectionofHumanRights，www.law-lib.utoronto.ca/resguide/humrtsgu.htm；ElisaMason：UpdatetoAnnex：HumanRights，CountryandLegalInformationResourcesontheInternet，/features/rsd_bib2.htm.

[4]其含义与中国的不同。一次文献在中国指直接记录事件经过、研究成果、新知识、新技术的文献，包括专著、调查报告等，也包括国家颁布的政策、决定、法令及指示等；二次文献指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理并按一定方式编排成系统的便于查考的文献，如目录、题录、索引、文摘等。

[5]www.unhchr.ch/data.htm，/introduction.php.

[6]国际人权文件与国际人权机构，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928-931页。

[7]同上，第937-938页。

[8]同上，第924-927页

[9]同上，第921-923页。

[10]田士臣：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际人权法之比较，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1]这些网站一般同时包含大量的一次资源和二次资源，但因其提供的文件不是正式的PDF格式（大多为超文本格式HTML），所以为方便起见，暂将这些网站划分至此。

人权法范文篇4

和谐社会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社会。近年来，我国农民人权及其保障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农民人权的保障程度在整体水平上得到了提高。但是,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和平等对待在农民身上尚未得到完全体现，农民应该享有的人权诸如劳动保护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自由迁徙权等，要么被忽视，要么没有与别的阶层一样被法律进行同等保护。我国农民人权保障之所以存在不足，其主要根源是法治的缺失。加强农民人权保障，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的推动。法律自身具有的规范性、明确性、利导性、国家强制力的保证性等特性,决定了它能比道德、政策等其他社会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有效地实现调控现代社会关系的优势和价值。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与保护农民人权中将起到至关重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从国外的经验看，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应对“三农”问题上，都有比较健全的“三农”立法和严格执法司法，注重法治治农手段，促进和保障了“三农”良性发展。因此，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必须完善农民人权法律保障机制。

一、完善农民利益代表和表达机制

一个国家和社会,其成员组成都是多层次、多阶层的，每一层次或阶层的社会成员往往有着共同的利益追求。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一阶层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以组织的形式同国家和社会发生各种联系。其组织形式越完善,组织力量越强大，其利益保护就越有效。在当今社会，一个社会群体有没有自己的公民组织，会显现出巨大的利益差别。在现代社会，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建立自己的利益代表与表达组织，例如美国农民有农民协会、农民联盟和农场局三大团体，日本则有全世界最大的全日农协联盟。这些组织都向其成员提供经济、教育服务。但是它们最主要的功能是谋求有利的立法，通过与立法人员的联系来谋求符合自己意愿的立法。在立法上对农村利益集团的损害,最终会导致对整个社会的损害。农民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关键在于利益表达。在我国，代表工人、妇女、青年人的法定组织分别有工会、妇联和共青团。此外，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中国农民缺少自己的代言机构，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既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影响国家的政策和行动。由于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与表达组织，农民没有城镇居民所具有的那些参政、议政的机会与场合，政治权利被边缘化。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渠道和具体形式，导致农民参政能力弱化，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积极参与者，在政治决策上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忽视，农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益逐渐失落，面对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农民难以抗衡，权利不断受到伤害。外国经验值得借鉴，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以农民自治为主体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着手组织农会或其他社会中间组织，形成农民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农会组织在性质上应当同城市中的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发挥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通过这类农民利益代表与表达组织，反映农民的要求与心声，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和对话，用制度方式消解社会矛盾，避免酿成农民与政府的大规模冲突，从而使农民在权利保护方面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力量。

二、完善农民人权保护立法保障机制

要真正地实现人权保护，立法是前提，人权没有变成可执行的法律，人权保护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法是善和正义的艺术”。[1]必须从立法层面上以公平、正义的理念去完善农民人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首先，要完善农民人权的宪法保障。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赋予农民以真正的宪法关怀,是保障农民人权的终极选择。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明确规定了迁徙自由的权利。现在世界各国普遍赋予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全世界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使农民工享受同等的劳动权益和就业机会，使农村和城市居民同等享有义务教育、土地、选举、迁徙、社会保障等国民权利。中国应顺应历史潮流,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格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尽快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以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契机,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纳入宪法修正案，为公民的迁徙自由提供宪法依据。同时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严格按照迁徙自由原则设立户籍制度，取消对户口迁徙进行行政审批，要将户口行政审批制度改为迁徙登记制度，使“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只具有统计意义，从根本上改变人口迁移方式，形成国家立法规范、社会经济调控、个人自主选择的迁徙调控新格局，将居住和迁徙权纳入到公民意思自治的范围。同时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推动制度的变迁。作为人权保障的宪法，在内容上应该突出对农民这一社会群体的特殊保护。尤其是在平等权方面，更应当明确加以规定，以改变目前农民平等权欠缺的状况。国际人权公约关于平等保护、禁止歧视的内容详细而明确，我们在宪法中应加以借鉴吸收，把平等权详细阐明于宪法之中，在法律上还农民以真正平等的权利。其次，要完善农民人权的具体法律保障。我国的立法结构按从高到低的层次分别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低层次的法律规范如果与高层次的相抵触，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法律无论何时都需遵守最高规范，与宪法相抵触者必须被确认为无效。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新世纪，我们的立法部门决不应再制定出类似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之类削减公民权利的法律来。被制定出来的法律，应该是积极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至少不能克减公民的宪法权利。完善农民人权的具体法律保障要求立法要以农民人权为本位，切实保护农民人权。保护农民权利的立法应包括农民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涉及农民基本权利的重要问题必须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要尽快填补农民人权立法空白,提高立法层次，不断修改、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当前要加强涉及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农业问题、土地问题、承包经营问题、土地流失问题、乡镇企业问题、农民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问题等方面有关农民人权保护内容的立法，应明确地赋予农民以土地权利为核心的财产权利，赋予其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平等的社会权利，尽快形成一个保障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实行民主自治管理，在经济上实行独立自主生产经营，在生活上达到稳定有序、安居乐业的法律体系。

三、完善农民人权司法保障机制

有权利必有救济，否则权利不过就是一句空话。当权利的侵害切实发生时，一种强大有力、健全完整的救济机制将是必然的选择。所以，给农民的权利以制度保障尤为关键。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具体法律的落实，司法机关又不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权利保障无疑便成为一纸空文。宪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权威不应只体现在它自身所作的宣告上，而更应体现在它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根本手段和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措施上，体现在它可以作为审判机关维护正义的最后依据上。由于我国宪法缺乏现实约束力，当公民或单位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无法依据宪法提起违宪诉讼，请求国家机关对自己的宪法权利作出保护。这种状况说明，目前我国宪法缺乏一个切实有效的宪法诉讼制度。因此，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宪法诉讼制度成为必要。宪法诉讼制度建立后，当农民的宪法权利遭受侵害时，就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完善农民人权司法保障机制需要确保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维护农民人权的制度保障底线。公正是司法的生命。一旦司法公正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便荡然无存了。英国思想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2]司法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要尊重司法规律,以解决制约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重点推进农村司法体制改革。强化农村基层司法机关建设，切实推进执法规范化,同时采取措施缓解农村基层司法机关人员、经费紧张状态,真正将农村基层司法机关建设作为整个司法系统建设的重中之重。实行司法公开特别是审判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尽力解决好争议比较大、农民群众上访的案件，以减少农村不和谐的社会因素等。完善农民人权司法保障机制需要建立健全农民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机制的本质是保障人权，实现社会公平。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如经济资源以外的其他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其中包括法律服务资源的分配。当前，农民不仅在经济成果的分享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包括法律服务资源在内的其他社会资源的分享方面同样处于弱势地位。要建立健全农民法律援助制度，保障农民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建立健全农民法律援助制度，首先必须完善现有法律援助机构，加强其对农民法律援助的职能。现有的专职法律援助机构和其他社会团体提供的法律援助应主动给农民以更多的关注，即变被动服务为积极主动服务。其次要建立专门面向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农民法律援助中心。农民法律援助中心的主要职能是面向全体农民，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非诉讼调解、提供法律性指导意见等法律援助，并为经济贫困的农民进行免费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完善农民人权司法保障机制还必须建立健全农民司法救助制度。获得法律援助只是贫困农民能用法律来维护自己权益的第一步，这还远远不够。进入诉讼程序后，高昂的诉讼费用也往往使很多农民不得不放弃打官司，所以还需要审判机关司法救助制度来帮助贫困农民。要在现行司法救助制度的范围中增加关于农民司法救助的规定，对所有涉及农民根本利益的诉讼采取减、缓、免交诉讼费的救助措施，明确规定农民得到司法救助的条件，能让确实贫困的农民得到司法救助的实惠。加大对司法救助制度的宣传，特别是偏远农村，一定要通过多种手段让农民知晓司法救助制度。法院应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司法救助制度规定，要注意加强与法律援助的衔接、配合，加强与法援机构的联系沟通，对已经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应在形式审查后直接给予司法救助，不必双重审查。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法院的经费支持力度，确保法院不因减免诉讼费而影响获得各项经费的数量。要把法院的司法救助费用列入财政预算，确保法院办公经费。同时要积极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法律意识。只有提高广大农民的综合法律素质，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才是保障农民人权的最根本因素。

人权法范文篇5

国际人权法是指国家之间关于尊重保护人权以及防止惩治侵害人权行为的原则和制度，它主要是由一系列保护人权的条约组成的，人权的实施途径主要是通过国内法实施的。国际人权条约一经国家签订，根据条约必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人权法就对内国具有约束力，因而国际人权法在一定程度也就促进对内国的人权保护，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人权观念、人权意识必将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渗透到各内国，对内国的人权法制建设，人权观念提升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我国历来主张重义务、轻权利、强奉献、弱报酬的国度，在历史上尽管不时迸发出不少人权的思想火花，但基本上是没有人权的国度。是一个权利意识，主张体意识受到严重束缚的民族，女性的权利更是如此。女子必须遵守三纲五常的礼教，遵守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的闺训，要遵守女儿经，在婚姻关系上男子可以一妻多妾，妇女只能从一而终，男子可以七出三不去，有较大的婚姻自主权，而女子基本上无婚姻自由权可言。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尽管深深相爱，但最多只能演绎一场爱情悲剧。同时在中国古代女子也无教育权可言。“女子无才便是德”上学读书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杭城读书，也只是少女对学堂生活的一种幢景。尽管历史也有一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但她们也只能以伪装成男子的身份来行使权利：花木兰代父从军。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句名言：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女性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与弱者联系在一起的。尼采这个疯子有句名言：你要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这活脱脱是描写我国古代夫权主义者，可以说：从政治、家庭、社会角度看，中国古代妇女都是无权利、无地位、无人权可言。

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妇女的权利从家庭到社会，政治权利得到极大的解放。随着我国加入世界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妇女的权利更是得到极大的提升，女士优先已成为一些社交场合的最基本的礼貌习惯。《妇女政治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更是对我国妇女权利的张扬起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制定了相关的《保护妇女儿童条例》、《婚姻法》、《劳动法》、《宪法》对妇女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家庭权利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人权法范文篇6

公民权利的宪法化与国际化——诉讼权的历史进程

所谓诉讼权，是指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享有的提起诉讼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予以保护和救济的权利，即司法保护请求权。具体而言，公民诉讼权表现为各种类型诉讼中的起诉权、应诉权、反诉权、上诉权、再审请求权，等等。总而言之，凡属要求启动或参加司法救济程序进行裁判之权利，均属公民诉讼权。

在人类历史上，诉讼权的确立有一个演进过程。早在自然法观念孕育阶段，民众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中便包含着一个重要原则，即“当事人具有提起诉讼的权利”（nemojudexsineactore），换言之，不可禁止当事人做原告。基于这一从“自然的”或“超时空永恒的”自然法中推导而得出的古老原则，我们发现：即使在观念较为混沌的状态下，诉讼权已经有了其原始的模型。实际上，英国人的“自然正义”观念的两大本体涵义——人人都有为自己的案件寻求平等保护的权利和不应由自己来审理涉及自身利益的案件的原则（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同样纳入了诉讼权的内容。从1215年《大宪章》（MagnaCarta）第39条的明确规定“不经贵族依据法律审判，自由民不受拘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公权、放逐、伤害”可以看到，虽然《大宪章》的本体意义在于遏制国王的权力滥用和保护民众平等接受法律保护，但包含了民众享有请求和接受国家裁判权这一类似诉讼权的涵义。

自然法观念的起伏盛衰并未带来诉讼权的湮灭，相反，由于“近代立宪主义”以及“法律实定化”，诉讼权得到发展。正如日本学者小林直树教授论述的那样：“近代宪法之价值体系，乃由自由的个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FundamentalRightsGrundrechte）所构成。因此近代立宪主义本身就是保障民众的自由与权利的制度原理。”由此，诉讼权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被诸多推进立宪主义的国家规定于宪法。最具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案，其第5条和第6条规定了民众享有接受裁判、第7条规定了民众在民事诉讼中享有接受陪审裁判的诉讼权保障。当然，其它一些国家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民众接受法院裁判的诉讼权，在此不一一细表。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现代国家特别是战败的轴心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清楚地认识到人的基本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在这种契机下，随着立宪化的第二次浪潮（学者称之为“现代立宪主义”），基于对个人尊严的尊重，保障人权不受到权力的恣肆侵犯以及政治基于民意等理念，诉讼权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日本战前和战后宪法的比较可说明这一点：日本二战前宪法仅仅规定了相当模糊的裁判请求权和请愿权，而行政机关在民众请愿的问题上享有“施惠于民”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接近法院的可能性受限甚多。二战后新宪法草拟者深知如果没有制度保障的权利，其权利规定形同空文。由此，日本新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也包含了对民众诉讼权的保障，比如新宪法第32条规定：“不得剥夺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

不仅如此，一些国际公约也规定了公民的诉讼权。这一脱离了内国的范围而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保障公民诉讼权的趋势，可以说是诉讼权发展的新方向。《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人人于其权利与义务受判定时及被刑事控告时，有权享受独立无私之法庭之绝对平等不偏袒且公开之听审。”《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保障任何人在接受私法上的权利及义务之判决或在接受刑事追诉时，有通过依据法律设置的独立且公平的法院，在合理的期间内，接受公正且公开的审理的权利。”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在一件诉讼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美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1项也有类似的规定。

人权、法治与国家——诉讼权的理念基础

诉讼权在现代社会的生根发芽与人权观念的法制化、现代化密不可分。人权的观念，早在古时候的自然法思想中就有了相当的根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创始人格劳秀斯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中，专章论证了“人的普遍权利”，并首次使用了“人权”。人权理论的正式提出则是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斯氏在他的代表作《神学政治论》一书中，以“自然法的主张与天赋之权”为题，专门提出和论证了“天赋之权”。但由于仅从时空的、自然的角度来看待，忽视权利遭受侵害的情形，如何去救济权利侵害很少被关注。随着洛克、卢梭等对人权理论的发展，美国第一次将人权法律化、规范化。这为诉讼权奠定了基础。美国宪法修正案以“天赋人权”理论为指导，确认了一些基本人权，其中就包含诉讼权，这体现在：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得被判死罪或其他不名誉罪（但发生在军人中或战时或公共危险时期除外），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被告人有权要求公开审判。所以，诉讼权本身便直接作为人权的一部分，构成现代实体法所确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部分。

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权伴随着人权观念的现代化而不断发展。在现代学者看来，权利并非天赋而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不是超时空永恒的理想，而与法律规范息息相关。法治社会中的人权，如果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也就没有人权可言。所以，一旦权利遭受到侵害时，则可提起诉讼以寻求救济，由此诉讼权的重要性自然凸现。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权既是人权之一部分更是对人权的一种法制保障，从救济的角度来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其在目的上着重强调民众自权利受到侵害时有起诉的权利，同时法院有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判的义务。正如一位学者所谈到的：“一方之生命自由或权利，难免不遭受损害，国家于此，若不出而审判之、制裁之，则弱肉强食，将无已时，而人民之生命自由权利，并无所障”。人权观念与现代福利国家思想的结合，还促使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权关注对贫弱阶层诉讼权的保障。这方面突出的是《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24条的规定：“任何人为保护自己权利与合法利益，得提起诉讼；……对贫民，应依适当制度，保障其在一切法院，有提起诉讼及辩护的权利。”

公民诉讼权与法治国家的要求和法治精神相关。在西方法治国家，国家权力是分立制约的，这是法治国和宪政国的基础。近现代以来，国家权力分立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且司法权有着独立之地位，有些国家甚至规定了司法机关的违宪审查权力。基于立法权代表民意的有限性和行政权膨胀滥用之可能与事实，司法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便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受违宪行为、违法和不当之行政行为的侵害。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司法权是公民的权利，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是以公民为主体，为公民而设置的，而不是为国家设置的。因此，在法治社会里，为了实现用司法权抑制立法和行政机关对公民权利侵害之目的，赋予其诉讼权，使其能够使用司法制度，就成为贯彻法治的基础条件。

不仅如此，在法治社会，一切社会关系以及权力的设置与运作都应受法的支配，而“国民是形成法的主体，是促进法前进的原动力，而不仅仅是被统治的客体”。为了保证公民的法的主体地位，理应赋予公民诉讼权，开放司法制度，使公民平等、充分地接近法院，参与法的运作。缺失了诉讼权，公民的法的主体地位不仅难以充分体现，也必将在权力的肆意横行和压迫下被淡化和削弱。

诉讼权的确立，与国家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尤其是与纠纷解决权力的国家化及司法机关的运作方式——不告不理直接相关。在人类生活早期，纠纷的解决依赖于特定社区运用共同体内部的道德或习惯进行公共裁决或纠纷双方的暴力争斗。随着纠纷的普遍化，国家出现并开始干预社会成员的纠纷，其以第三者的身份解决纠纷，以国家力量取代“私力救济”。这样，国家就有了解决争端的职责。与此相应，公民也就产生了要求国家裁判的权利及对其参与裁判权进行保障之权利。对此，德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威廉·冯·洪堡在其1792年所著的《论国家的作用》中指出：“国家最优先的义务之一就是调查和裁决公民的权利争端”“在社会里，公民安全赖以为基础的东西，就是把整个个人随意谋求权利的事务转让给国家。但对于国家来说，从这种转让中产生了义务，……因此，如果公民之间有争端，国家就有义务对其进行裁决，并且保护拥有权利的一方。”需要注意的是，国家的“公力救济”在前期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国家往往只注重社会秩序的维护，并不特别关注冲突主体的权益保护。只是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启蒙思想、法治思想的孕育和弘扬，国家的“公力救济”才有了维护冲突主体权益、保障公民要求司法救济权利的根本性质。因此，公民使用司法制度、维护权益的要求是一种权利，与之对应，国家的裁判是一种义务，而不是国家赐与公民的什么恩惠。

不仅如此，现代审判机关必须保持审判的中立性，恪守“不告不理”原则。因此，审判权本身不具有主动保护公民权利之运作方式，它与公民的权益之间还隔着一道横沟，需要架设桥梁。诉讼权便是连接公民权益与审判权的中介，它将公民的争议引到了司法权面前，使司法审判得以启动。所以，缺失了公民的诉讼权，公民就丧失了寻求司法保护和解决纠纷的手段，审判权力也就无从启动与运作。

接近正义的落脚点——公民诉讼权的保障

显然，仅仅认识诉讼权存在的必要性远远不够，我们还得解决诉讼权的落实问题。20世纪70年代由意大利著名学者卡佩莱蒂倡导的接近正义运动，表明各国政府都有义务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为当事人从实质上实现诉讼权提供应有的保障以及扫清障碍的理论，多国则以具体的改革予以配合，从而将接近正义落脚于公民诉讼权的保障上。在此，仅以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制度和举措为基本内容，从以下7个方面来分析公民诉讼权的保障。

一、起诉条件

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权，保障了公民在权利遭受侵害时接受司法救济的机会；体现在起诉条件方面，就是采取普遍的开放性接受案件及相应的低起诉条件的做法。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既然正当程序条款包括提供证据以及支持请求或以反驳对方请求等等的权利，那么如何去使用这些权利当然就不应附加其他的条件。因此，宪法保障在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特别强调权利的真正实用和扩展；既然是国家最高法律赋予公民的同其他基本权利有着一样至高地位的诉讼权，当然就应该让公民没有限制地自由行使。

对此，美国的情况可以为例，其不仅禁止拒绝形式上的裁判，而且也禁止以事实或法律状态不明为由拒绝实质性裁判。实际上，正如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的那样，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争端都可以且往往实际上变为法庭上的争议。

不仅如此，为保障诉讼权，不少国家在现代还逐步放宽起诉条件，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因为传统的起诉条件及原告适格理论的着眼点在于防止滥诉和耗费司法成本。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受侵害、案件逐渐增多。这些案件的特点是虽然有侵害行为，但对每个人来说，这种损害并不是很严重。这样即便个别公民个别地去寻求法律救济并胜诉，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社会意义，因为仅是起诉人自己的利益得到了维护而其他受害者仍未得救济，但却使生产者和销售者逃脱了应得的制裁，谋取了巨额利润，损害了公共利益。另外，个别公民提起诉讼，也可能会因为面对强大对手而无力取胜。在这种状况下，民事领域内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私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的情况越来越多，“这种情况被大多数的比较法学者认为是民事诉讼今后最主要的发展。这种变化可能给民事诉讼的形式及特性带来巨大变化。”其最主要特征就是原告不仅向司法机关主张自己的些许利益，而且主张因同一事件受害的其他广大公民利益之维护，也就是说，原告申诉的基础并不单纯由于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这无疑与传统的原告适格理论产生了矛盾。

有鉴于此，近年来许多国家为了纠正公共性不当行为采取的策略是，不再过度强调适格理论。代表性的举措有：法国和德国的赋予具备一定要件的团体如消费者团体、商业或手工业团体起诉权的团体诉讼美国的公民个人为所属集团之全体成员之利益起诉的集团诉讼等等，以此达到削弱原告适格理论阻碍之目的，国外法学界一般将其称为“公益诉讼。”

二、专门法院的设置

为了实现人人平等这一目标，追求公正的社会应将注意力放在普通百姓的身上。鉴于普通民众的许多权利，如新型实体权利，在个体性诉讼中很难得到实现，保障诉讼权的重要方面就在于设置特别法庭用于保障他们的权利。正如小岛武司教授谈到的那样：“迫切的需要是去关注普通民众——为他们生成一个为他们服务的满足他们需要的制度和机制……”

1．小额诉讼法庭

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小额金钱的小额诉讼相对而言会遭受诉讼费用的最大性障碍。这样的纠纷如通过正式的法庭诉讼程序予以解决的话，其诉讼费用有可能会超过争议金额；即便这种情形没有发生，诉讼费用也会蚕食掉大部分，从而使诉讼变得徒劳无功。但是，任何个人或群体的特殊要求都应该能通过法律所确定的正当程序在法律上获得恰当的反映，并获得相应的法律措施的保护。因此，针对小额诉讼的法庭设置作为对弱小群体诉讼权的保障就应运而生了。

良性运作的小额诉讼法庭具有以下四大特征：

首先，可接近性，使民众对法庭感到亲和，从而有信心去接近它。在美国纽约东哈林区，每周四晚上，小额诉讼法庭允许民众提交诉状，并且为了使民众能够更加接近法庭，还向民众提供社区内具有专业知识的咨询人进行服务。一些社会学家在评价小额诉讼法庭时谈到：“这些咨询人向民众解释法庭情况以及展示如何使用法庭等基本知识，这一点就如法庭旨在实现接近民众的目的一样，对民众接近法庭而言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法庭不仅座落在社区，并且它能够被社区民众接受才是至关重要的。”在澳大利亚，民众向现今的小额诉讼法庭提起小额诉讼比以前容易多了，起诉形式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简化，并且法庭书记官也会协助当事人进行起诉。在瑞典，法庭的书记官会指导民众去填写起诉表格，并会帮助他们整理和决定哪些必要的证据以用于诉讼。

第二，小额诉讼法庭致力于发展当事人之间地位的平等性。积极主动的、更加非正式化的法官已经变成了现代小额诉讼的一个基本特征。法官旨在促进当事人之间平等性的角色通过审前会议得到了极大的体现，特别是在英国。英国郡法院的小额仲裁程序从某种程度上同郡法院的审前程序紧密联系。在审前诉讼中，法庭的书记官常常给予当事人大量的帮助去准备随后的仲裁听证。除此之外，法庭还通过以低收费的专家证言来帮助当事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事人双方的平等。

第三个特征是改变裁决方式。小额诉讼改革强调的是法官通过调解促成当事人之间的和解，而不单纯以判决的方式结案；调解成了解决纠纷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非正式的、低费用的、常常是保密的调解程序得到了没有律师协助的当事人的认可和接受；调解被形容成防止破坏当事人之间长期、复杂关系等这类优点的集合体，并具有约束力。在瑞典，除非是有“特别的理由反对，否则法官都将促使当事人进行和解。”同样在澳大利亚，小额诉讼法庭也都将当事人的和解作为其首要目标。

第四，小额诉讼法庭简化它们所适用的法律。小额诉讼的改革趋势是使小额诉讼裁判者能够基于“公平”，而不一定非得基于法律的严格条款，去审理小额诉讼案件。比如澳大利亚的两个法庭，就曾以“公正和衡平”来得出判决结果。

2．解决社区问题的“邻里”或“社区”法庭

除了设立小额诉讼法庭以外，专门法庭设置的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设立专门解决社区内纠纷和争议的社区法庭。社区法庭采取的手段主要是调解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不破坏社区居民的关系和邻里之间的和睦。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推行了这种类型法庭的运作，其目的是将小型或轻微纠纷争议的案件从法庭中分离出来。换言之，由社区法庭解决小型或轻微纠纷将可以减少“轻微或小型纠纷争议给我们的社会成员所带来的诉讼花费……”由此可见，社区法庭的生成在于解决普通民众自己所不能解决或者难以通过正式的普通法庭予以解决的小型纠纷。类似于美国社区法庭的做法是古巴推行的类似的“社会法庭”制度。一般情形下，这类法庭设置在社区或工厂内，并由地方民众选举而产生，成员也不一定都具备法律知识；被推选的法庭成员免费向当事人服务，但是他们对轻微犯罪和财产侵害没有排他性的审判权。

三、诉讼费用制度

诉讼权是公民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但是，当他们行使该项权利的时候，法院应否收费？在该问题上，现代法治国家的立法例形成了两派做法，即有偿主义和无偿主义。而推行诉讼费用有偿主义的国家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轻度有偿主义的国家，另一种为高度有偿主义的国家，前者仅象征性缴纳少量起诉费用，如美国，后者则缴纳较多的诉讼费用。无偿主义认为，法律禁止私人自力救济，则公力救济就是国家的责任；相应，法院裁判费用就应由国家来负担，而不是向当事人收取。奉行诉讼费用无偿主义的国家有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诉讼费用有偿主义认为，当事人所请求保护的目的是为了私权，同公共利益关系不大，所以，该类诉讼案件应该收取诉讼费用。总的来说，推行诉讼费用无偿主义的确会更容易使民众在其权益遭受侵害时行使自己的诉讼权。所以，实行无偿主义或者轻度有偿主义的国家占绝大多数。实行高度有偿主义的国家极少。而且，为了保障不会因诉讼费用而导致贫穷者难以实现他们的诉讼权，法治发达国家大多又通过法律援助制度和诉讼保险制度来弥补和完善诉讼费用制度。如德国从保障事实上的机会均等（Chancengleichheit）（德国基本法第3条）出发，引申出对于上诉期间内申请诉讼费用救助的贫穷当事人，应保障其在程序上的法律地位与经济上能自己维持诉讼的对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相近。

四、法律援助制度

显然，在保障贫穷者的诉讼权上，法律援助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意大利宪法第24条第2款规定了“应以特别法规保障贫穷者拥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辩护的手段。”西班牙宪法第119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以及对那些经证明诉讼经费不足的人，实行司法免费。”此外，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也可以引申出在有限范围内的诉讼费用救助权利，它通常包括免除证据调查费用在内的裁判费用，以及无偿援助律师及诉讼辅助人。

二十世纪，特别是下半叶，多国针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改革，我们可以将之归纳为以下两种模式：

第一，法定援助模式。奥地利、英国、荷兰、法国以及联邦德国法律援助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成果可以归为法律援助的“法定援助”模式。因为它们都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将那些符合法律援助的人获得法律援助作为其权利而规定下来，同时规定了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由国家提供资金予以补偿。法定模式的目标在于避免那些低收入的诉讼当事人不会因为没有律师的援助而放弃通过司法救济自己权益的情形。这一改革同过去的法律援助明显地划分出界限：国家，而非个人，向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进行补偿。

第二，公共付费模式。公共付费模式法律援助制度的方式和目标上同法定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公共付费模式起源于1965年美国经济机会办公室所推行的法律服务计划，美国经济机会办公室被认为是“同贫穷作斗争”的先锋。法律服务由“社区法律事务所”提供，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由政府支付报酬。正如评论家所言：“这一措施旨在以最有效的方式来使用纳税者的金钱。”这一改革措施并不在于单个地保护贫穷者的权益，不同于法定模式，公共付费模式旨在促进民众意识到他们新的权利以及愿意在律师的帮助下进行诉讼程序。由于“社区法律事务所”之类的援助机构规模往往不大，有时还直接设立在贫穷者居住的社区，从而可更方便地去接近穷人，向穷人提供更有效的法律援助。

五、诉讼保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至今仍被进行司法制度改革时奉为主流观点的诉讼权保障思想，是促成诉讼保险制度盛行于法治发达社会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诉讼制度的经费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司法组织的运行费用，二是当事人为进行诉讼而支付的费用。尽管在法治发达国家，社会为保障当事人有效地获得司法救济，使公民的诉讼权得到真正地实现，采取了各种颇具成效的举措，但尚不能从根本上清除当事人在接近正义道路上的经济障碍。为了方便诉讼者有效地接近诉讼，法治发达国家通过诉讼保险制度的推行，即通过诉讼成本的社会转嫁方式，以保障社会成员都能充分地享受接受裁判的权利（整体正义的实现）。

一般而言，诉讼保险是指投保人通过购买确定的险种（诉讼险），在自己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由保险公司通过理赔方式向投保人支付诉讼费用的保险制度。对诉讼保险的承保对象和投保范围，各国保险公司根据自己的国情作了不同的规定，但通常都包括法院费用和律师费用的保险。各国推行诉讼保险制度的目的在于补偿投保人因参加民事诉讼而承担的经济支出，例如在败诉时必须支付的对方当事人的律师费用等。目前，通过推行诉讼保险制度以保障公民诉讼权行使的做法，已经得到了多国政府和众多法学家的肯定。

日本学者小岛武司教授认为，诉讼保险制度的社会生成因素来自现实地保障当事人获得权利救济机会的设想。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赋予的权利仅仅意味着公民享有某项权利的可能性，而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或真正的权利，诉讼制度或诉讼程序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现实保障。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权利救济，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一项重要条件是当事人必须具备承担诉讼费用的能力。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如果能够准确地预测出自己参与某一民事诉讼所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物力，在诉讼投入大于诉讼产出的时候，除非是为了从胜诉中获得精神上的“快感”，否则就不会选择民事诉讼作为维权的途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当事人是无法预计参与某一民事诉讼所需投入的诉讼成本究竟有多少，因此在与他人发生法律纠纷时，多倾向于息事宁人、自认倒霉，或在被迫卷入诉讼时因缺乏经济承担能力而处于无助的境地。设置诉讼保险的意义就在于由保险公司帮助当事人在诉前较为客观地预测出诉讼费用，并让当事人对利用诉讼制度的得失作出合理判断，而当事人则可以根据目前和将来的经济收入情况，对自己的经济能力与将来有可能支付的诉讼费用是否持平作出预测。从事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位帮助当事人平衡经济收入与诉讼费用关系的社会角色。由保险公司承担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方面的风险，可以将当事人承担的诉讼费用风险进行社会分化，使个体的当事人通过风险社会化摆脱沉重的诉讼费用负担。当然，保险公司在扮演这种分化诉讼费用风险的社会角色时也不是免费的，它按照当事人接近正义或利用民事诉讼所承担的风险大小提供险种和收取保费，当事人则按照自己可能负担的诉讼风险大小来选择险种和投保额度。

中国公民诉讼权：问题与改革

在中国，虽然保障公民诉讼权的举措与思想目前已有所尝试，并开始为人们所认同，但总体来看，立法者、法学家和实务工作者均未明确树立诉讼权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的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对公民诉讼权的保护亦不尽如人意。

中国公民诉讼权行使的障碍，除了上文所谈之价值判断，就制度层面来看主要有：1．宪法无公民诉讼权的明文规定。我国现行宪法只是在第33条、125条、126条原则性地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公平等和法院独立审判等条款，并无关于公民诉讼权的直接规定。2．可诉范围有限。现阶段，有些本应受理的民事案件受行政法规或政策规定的限制无法立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有待扩大，如当抽象行政行为侵害了公民权益时，公民无法行使诉讼权、使用司法制度。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我国还未从根本上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尽管不久前已有关于公民受教育权的相关判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受到违宪行为特别是违宪之立法行为侵害时或在用尽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救济手段后，难有要求司法救济之权利。3．起诉条件较为严格，实质上限制了公民诉讼权的行使。现阶段，公民起诉要以有具体权益受侵害、有具体事实和理由、有明确之被告这样一些限制条件，在立案审查上不可避免地使用了实质审查的方式，限制了公民起诉权的实现。4．诉讼费收取过高，公民行使诉讼权、参与诉讼的成本较大。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公民向法院缴纳的费用昂贵、繁多，包括有受理费、法院活动费、鉴定费、申请执行费等等，这构成了当前公民行使诉讼权利严重之阻碍，尤其对贫穷者和弱者而言更是如此。虽然我国也规定了诉讼费用的缓交、免交制度，但是在现行体制下，法院的经费实际上相当部分来自诉讼费用，因此，该制度的适用有限。由此，昂贵的诉讼费用往往便将公民堵截于诉讼门外。而公民因诉讼所付出的其它费用就更多：交通通讯费、误工费、收集证据费和聘请律师、会计师费等等，这些都迫使公民不得不计算起诉的付出与收益，畏于起诉，更不要说一旦败诉，还要承担沉重的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制度不健全、不落实，许多贫困者和社会弱势群体无法或不能实际接受法律援助而难以行使诉讼权。我国1996年颁布的新刑诉法和律师法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此后又确定了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以社会捐赠、行业奉献为辅的资金来源。但就其现实状况来看，存在着国家费用不足，承担法律援助者多为经验和水平有限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且实际援助率很低的明显问题。6．缺乏经济型程序造成诉讼迟延。简易程序适用率低；庭审及审判拖延现象严重；审级构造不合理，审判程序重复运作，不能快速结案，增加了公民的诉累。由此，诉讼不仅昂贵而且耗时。

总而言之，中国公民诉讼权保障乏善可陈的原因主要是价值、理念有失偏颇和制度建构不周全两方面，由此，有必要自这两方面进行相应改革。

一、理念之重构

从根本上看，我们应当确立从根本上充分保障公民诉讼权的观点。首先，应将法治设计的总体思路引到关注公民诉讼权的构筑与落实上，要明确诉讼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司法制度设计与改革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虽然，在现实中我们应该构造和维护充分体现司法权威、发挥司法功能及保障公民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之制度与程序，但我们也万万不能忽视对公民诉讼权的保障，以免在审判制度及司法体制上叠床架屋或制度空置，使公民在权益受损或纠纷出现后，无法切实恢复。

其次，还应注意制度构建与公民权利切实享有之间的协调，要强化公民的诉讼权由法定权利转为实有权利之必要性的认识。

再次，我们也应重新审视中国固有的司法理念与传统，重新评价那些原本有利于公民积极有效地行使诉讼权的司法组织、司法制度及相关制度，如派出法庭、调解制度等。在现代法治理念的指导下吸收传统理念和制度中的积极因素并加以创造性转化，以收最大功效。最后，相应地也要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如此，诉讼权这一公民权利才能发挥其在法治建设中的应有功能和效用。

二、宪法的规范

与司法理念的调整相适应，宪法本身也需要修改，有必要由全国人大通过修宪程序，明确规定公民的诉讼权。另外，也应借鉴法治国家宪法文件和国际公约文件的经验，将法律援助制度和迅速裁判制度在宪法中予以明文规定，以保障公民诉讼权切实、迅速的享有。诉讼权宪法化意义的一方面就在于告之国家机关、国家官员及其公民诉讼权之重要性与基础性，正如卡佩莱蒂教授所言：“事实上，将特定的权利和保障载入国际文件和宪法文件，其主要目的之一在于，这些文件对公民、法院具有教育上的影响，对公民而言，公民可以得知这些权利如此的基本、如此的重要；对于法院而言，必须强化保护这些价值准则的审判工作”。当然，公民诉讼权宪法化的意义还在于为这一基本权利提供法律保障。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普通法律的修订及司法运作都不能漠视、剥夺或弱化公民的诉讼权，否则即是违宪行为。

三、司法制度设计与改革

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宪法化的权利归根结底仅仅是法定权利，宪法的“高级法”（higherlaw）背景并不能保证诉讼权的切实享有。宪法本身就有纸面上的宪法和现实的宪法之分。哈耶克曾言：“在一个经济生活受到彻底管制的国家中，甚至形式上承认个人权利或少数人的平等权利都会失去任何意义”。我们也可以说，在公民诉讼权无法得到保障和落实的国家里，仅有宪法或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将不会有任何意义。

保障公民的诉讼权，使其能够平等、切实地接近法院、使用司法制度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我们需要在司法体制和诉讼制度本身及有关的周边制度如律师制度、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改革。所以，在比较研究法治国家保障公民诉讼权实现之成功经验基础上，就制度内外的着眼点来看，我们认为，下一步司法制度设计与改革进路的一个意见在于，建立便利公民接近正义的普遍化、多元化体系，切实有效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诉讼权之享有和行使。具体而言，有下述几点：

第一、应扩大可诉范围。1．扩大民事案件的可诉范围。在这里，应消除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对本应纳入民事诉讼之案件的限制，使一切民事纠纷均可由当事人诉诸法院解决。2．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借鉴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及墨西哥、加拿大等拉美国家之经验，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设置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使公民在自己的权益受到违宪行为侵犯时或在耗尽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手段后仍然能够在宪法层面得到司法救济，当然，受现有体制的局限，这一步的迈出有一定的难度，但从长远来看是有必要性的。3．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应赋予公民针对抽象行政行为之诉讼权。

第二，对诉讼制度本身进行改革。（1）改革现有的立案审查制度，突破传统的原告适格制度。在起诉条件的改革上，起诉应以纠纷或争议出现为要件，而不是以公民的权益受损为要件；进一步消除对当事人起诉较为苛刻的其它限制条件，取消对起诉的实质审查制度；借鉴美国和德国的集体诉讼、团体诉讼的经验，落实和改革代表人诉讼制度，等等。（2）改革管辖制度。从便利当事人起诉和贫困者、弱者的角度对管辖制度进行改革，就消费者和劳动者权益案件采用被告就原告原则。（3）避免诉讼迟延，建立经济型诉讼程序，尤其应对简易程序进行再改革。在我们看来，简易程序是通向正义的“绿色通道”。我们应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使其成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领域大多数案件主要采用的程序。（4）改造现有审级制度，延长上诉期限，放宽上诉条件，使公民能够有效地行使上诉权，进入再一次的司法救济，使诉讼权得以周全地实现。

第三，对法院设置进行改革。（1）增加派出法庭，便利当事人提起诉讼和接近正义。（2）设置劳动者法庭（法院）、消费者法庭（法院）、小额请求法庭（法院）等专业法庭（法院），实现诉讼正义和效率；（3）设置巡回法院，实现诉讼便利。

第四，改革诉讼费用收取制度，健全和落实法律援助制度。关于诉讼费用，长远来看，应该废除公民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尤其是起诉费用之制度。在现阶段，则应注意落实诉讼费用的缓交、减免制度，消除公民因经济问题被排堵于法院大门之外的现象。

至于当事人付出的其它费用则应借助法律援助制度予以补偿。借鉴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经验，进一步的改革是：扩大法律援助的对象；放宽给予法律援助的条件；加强国家财政预算对此之投入，开拓经费渠道，建立法律援助基金；提高承担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报酬；控制和监督法律援助的质量，使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消费者、贫困者、民工等弱势群体得以行使诉讼权，使用司法制度。

人权法范文篇7

一项“由法律规定的”措施不仅必须具有国内法上的根据，而且国内法必须足够明确且易于理解并达到能使个人在具体的情况下对某种行为的后果做出合理预见的程度[2].这里国内法律可以包括判例法[3]、职业规则[4]和国会制定的法令[5].对一个足够“明确和易于理解的”法律来说，个人必须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如果有必要，这种对行为的控制可以建立在适当的建议上。但是，欧洲人权法院已经形成一种观点即法律规则不可能达到绝对明确的程度，尤其是在易受社会主流观念变化影响的领域[6]，因此，自由裁量权也可能会构成争议措施的合法基础[7].自由裁量的范围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方式必须予以充分明确地限定，以保护个人不被任意地干涉[8].法国的CourdeCassation曾对法国律师界的特别规则作出解释，认为该特别规则包括尊重司法机构的义务，欧洲法院认为这种解释是足够明确的，可以算作是公约第十一条规定的“由法律规定”[9].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在众议院对北爱尔兰地区的示威进行限制所作的公开陈述与公约的可预见性要求相一致[10].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表面上很原则的、未加任何限制的条件通过行政声明或管理者的陈述使之与公约所要求的可预见性一致，因为法律规定对个人对行为控制的明确指导作用比相关指示的来源更重要。欧洲人权法院总是接受满足公约第十一条第二段所规定的一种合法目的要求的措施。欧洲人权法院在决定一项措施是否为民主社会所必要的措施时，都会适当考虑该限制措施或干预措施的适用是否正当的问题，该措施是否满足”社会的紧迫需求“以及是否与所追求的合法目标相当，通常一项措施可能会有一个或几个”合法目标“[11].

在考虑各国具体情况的前提下，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对德国公务员来说，国家安全的概念似乎宽泛到了足以涵盖“政治上忠诚的义务”，要求他们与相关机关认为反对德国宪法的团体和运动组织断绝关系[12].国家安全的概念当然也涵盖了对国家统一或社会的威胁；因此欧洲人权法院接受了土耳其政府的主张，土耳其政府是依照保护国家安全的合法目标而解散共产党的[13].

意在对违法行为[14]进行处罚的措施、预防犯罪或防止事变所造成骚乱的措施是具有合法目的的措施。律师专业团体对参加示威的律师在示威期间不能控制自己行为，做出过激行为而作出的纪律处分被认定为具有防止骚乱的合法目标[15].相似地，对未获批准的示威组织者予以逮捕并且对拒绝离开者予以驱散是为了追求防止骚乱与预防犯罪的合法目标[16].在Pendragonv.UnitedKingdom[17]一案中，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英国警察局根据1986年《公共秩序法》（已修订）14A的规定一个为期4天，禁止在巨石柱4英里半径范围内进行任何非法（trespassory）集会的命令，并不违反公约第十一条（当然也没有违反公约第九条和第十条）。欧洲人权委员会注意到了此前一年纪念碑前发生骚乱的程度。比较有争议的是，当局拒绝为促进母亲事业的协会注册被认定为具有防止犯罪的合法目标，法国法律认为遗弃孩子是犯罪[18].拒绝为一个志在推动为合法使用大麻进行立法的协会予以注册，被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为具有保护社会健康和社会道德的合法目标[19].

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施加限制的例子包括：强制出租车司机加入为出租司机设立的汽车协会[20]、禁止敏感的政治示威[21]、针对某些政党颁发禁令[22]、雇员是与雇主目标相背的政党积极分子情况下的雇佣合同终止、关注移民福利的基金会[23]、当局拒绝为一个与现存协会名称相似的工会注册[24]、以及对地方政府官员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进行限制等。

对一项“民主社会所必需的限制”来说，它必须满足“社会的紧迫需求”这个条件[25]，并且其严厉程度必须与所追求的目标相称[26].可以证明对公约第八条至第十一条所规定的任何权利进行正当限制的“必要性”或“社会的紧迫需求”的唯一类型就是与“民主社会”价值相一致的限制。民主是与公约相一致的唯一政治模式[27].为了满足上述标准，当局必须提出与干预“相关且充分的”理由，并且还要证明干预的程度与其所追求的目标相称。Sidiropoulosv.Greece[28]一案是个与组建社团权利相关的案件，虽然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国家有权使自己确信，社团的目标和行动与立法所确立的规则相一致……国家可以与公约义务相一致的方式实现该项权利，而且应接受公约机构的审查……公约第十一条所规定的例外必须加以严格解释，只有令人信服的强制性原因才能证明对结社自由加以限制的正当性。在决定是否存在公约第十一条第二段意义上的必要性时，国家只享有有限的自主权，该项自主权的行使会受到欧洲的严格监督，包括所适用的法律和判决（包括由独立法院作出的判决）”。当欧洲人权法院进行审查时，其任务不是以自己的观点来代替相关国家机关的决定，而是要依据公约第十一条对相关国家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所作出的决定进行审查。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人权法院必须把自己限定在探知被控告的国家是否合理、谨慎且诚信地行使了自由裁量权；欧洲人权法院必须要从整个案件的情况来考察受指控的干预行为，并决定这种干预是否与其所追求的合法目标相称以及相关国家机构给出的理由是否“相关、充分”。如此，欧洲人权法院必须使自己确信国家机关适用了与公约第十一条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一致的标准，因此，其决定是在对相关事实进行合理评价的基础上作出的[29].多元主义、宽容与心胸开阔是“民主社会”的特点[30].YoungJamesandWebsterv.UnitedKingdom是一个与只雇用某个工会会员的商店（或工厂）协议相关的案件，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尽管个人利益有时必须服从于团体利益，但民主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多数观点必须总是占主导地位；必须达到一种平衡即少数人的利益得到公平、适当地对待，并且要避免任何对主导地位的滥用。因此，只有极少的几个同事赞同申请人的观点这一事实……并不是决定性的（不论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是否为”民主社会“所必须）。”

注释：

[1]Sidiropoulosv.Greece（1998）27E.H.R.R.633（para.40）。

[2]Ezelinv.France（1991）14E.H.R.R.362（para.45）。Seegenerallypara.1.060etseq.above.

[3]（1991）14E.H.R.R.362.

[4]（1991）14E.H.R.R.362（para.45）。

[5]UnitedCommunistPartyofTurkeyv.Turkey（1998）26E.H.R.R.121（para.38）；herlands，App.No.11002/84；41D.R.264（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可以求助于民法：一个目的在于寻求移民福利的社团地区领导应该能够合理预见到如果他加入反对移民的政党就会遭到解雇）。

[6]Ezelinv.France（1991）14E.H.R.R.362（para.45）。

[7]Rai，Allmondand‘NegotiateNow’v.UnitedKingdom，App.No.25522/94；（1995）19E.H.R.R.C.D.93.

[8]Rai，Allmondand‘NegotiateNow’v.UnitedKingdom，App.No.25522/94；（1995）19E.H.R.R.C.D.93.

[9]Ezelinv.France（1991）14E.H.R.R.362（para.45）。

[10]Rai，Allmondand‘NegotiateNow’v.UnitedKingdom，App.No.25522/94；（1995）19E.H.R.R.C.D.93（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在国会所作的陈述及随之而来的无数对许可的拒绝足以满足公约上的可预见性要求）。

[11]举例来说：Sidiropoulosv.Greece（1998）27E.H.R.R.633（para.39）（防止骚乱与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之间的重叠）；Xv.Italy，App.No.6741/74；5D.R.83（对公共秩序的威胁和对他人权利和自由的威胁之间的重叠）；ChristiansagainstRacismandFascismv.UnitedKingdom，App.No.8440/78；21D.R.138（对公共示威的限制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防止公共骚乱与犯罪，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12]Vgtv.Germany（1996）21E.H.R.R.205（para.59）；由于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经历，最终形成了建立在“能自卫的民主”原则之上的联邦宪法，欧洲人权法院充分考虑了德国的特殊情况。但在V？gt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并没有认定该项原则，并且不能证明存在争议的限制是正当的。

[13]UnitedCommunistPartyofTurkeyv.Turkey（1998）26E.H.R.R.121（para.41）.参见Sidiropoulosv.Greece（1998）27E.H.R.R.633一案、AAssociationandHv.Austria，App.No.9905/82；36D.R.187（奥地利政府禁止为了支持德国与奥地利联盟而进行公众集会，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禁止任何此类的结盟与奥地利的条约义务相违背）一案；ChristiansagainstRacismandFascismv.UnitedKingdom，App.No.8440/78；21D.R.138（由于民族阵线活动与反对民族阵线活动之间形成的紧张局势而在两个月内禁止在伦敦游行）。

[14]Xv.Austria，App.No.8652/79；26D.R.89（禁止月光教派继续在奥地利活动此前已经被认定为非法）。

[15]Ezelinv.France（1991）14E.H.R.R.362（para.47）。但是，对其进行的处罚被认定为不符合“民主社会所必需的”要求。

[16]Ciraklarv.Turkey，App.No.19601/92；80-A/B（E）D.R.46（暴力示威情况下所发生的驱散、逮捕和刑事定罪）；GandEv.Norway，App.Nos9278/81and9415/81；35D.R.30（示威者在国家议会前的公共交通区域建造了一个帐篷达数天。对他们实施逮捕是为了阻止骚乱的合法目标）；Gv.Germany，App.No.13079/87；60D.R.256at263（对非暴力阻碍交通进行定罪是阻止骚乱所必需的）

[17][1999]E.H.R.L.R.223.SeealsoChappellv.UnitedKingdom（1988）10E.H.R.R.510.

[18]Lavissev.France，App.No.14223/88；70D.R.218（保护母亲协会）。

[19]Larmelav.Finland，App.No.26712/9589-A（E）/BD.R.64.

[20]SigurdurA.SigurjonssonvIceland（1993）16E.H.R.R.462（para.39），但这并不是民主社会所必要的限制。

[21]Rai，Allmondand‘NegotiateNow’v.UnitedKingdom，App.No.25522/94；（1995）19E.H.R.R.C.D.93（禁止在伦敦的Trafalgar广场进行与北爱尔兰有关的游行。同时也是防止骚乱所必需的）；ChristiansagainstRacismandFascismv.UnitedKingdom，App.No.8440/78；21D.R.138（禁止示威，目的是保护公共安全和防止骚乱）。

[22]Xv.Italy，App.No.6741/74；5D.R.83（给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党以刑事处罚也是保护公共秩序所必需的）。

[23]herlands，App.No.11002/84；41D.R.264（“他人”不只是指本国的其他公民，而

且可以包括法人以及一个组织的其他职员或一个组织的受益人，及本案中的移民）。

[24]Xv.Switzerland，App.No.18874/91；76-A（E）/BD.R.44.

[25]欧洲人权法院一再重申“必要的”不具有“有用的”或“值得要的”的灵活表达方式：参见Young，JamesandWebsterv.UnitedKingdom（1981）4E.H.R.R.38（para.63）、Handysidev.UnitedKingdom（1976）1E.H.R.R.737（para.48）。两个案件。

[26]Vgtv.Germany（1996）21E.H.R.R.205（paras52and57）；Rai，Allmondand‘NegotiateNow’v.UnitedKingdom（1995）19E.H.R.R.C.D.93.

[27]UnitedCommunistPartyofTurkeyv.Turkey（1998）26E.H.R.R.121（paras42-45）。

[28]（1998）27E.H.R.R.63.

人权法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人权法人道法区别

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国际公法的两个分支。国际人道法是一套由条约或习惯确立的国际规则，专门解决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直接产生的人道问题。它保护那些受到或可能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人员和财产，限制武装冲突各方自行选择作战方法和手段的权利。国际人权法即人权的国际保护，一般是指促进和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普遍尊重和实现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关系，在国际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广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看，它包括人权法，人权法只是代表一般人道主义法的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另一种观点正相反，认为人道主义法是派生于战争法的法律。而人权法是构成和平法重要部分的法律，优先于国际人道主义法。但是从这两种法律逐渐发展的过程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并且这种联系和作用还在发展。

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主要作用和根本宗旨都是在努力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其主要区别在于：

一、在历史和法律构成方面的渊源不同

国际人道法先于国际人权法而产生，如若以国际条约或公约作为国际人权法的标志的话，则和平时期的人权要从《世界人权宣言》开始，也就是说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而国际人道法的历史则要长得多，因为从历史上看，战争法是国际法中最为悠久的部分。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条约渊源是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它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条约渊源是《日内瓦公约》之共同第3条和1977年的《第二附加议定书》。而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条约渊源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灭种公约》（1948年），《消除种族歧视公约》（1965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1979年），《禁止酷刑公约》（1984年）以及《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主要的地区性条约包括：《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1950年）、《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1948年）、《美洲人权公约》（1969年）以及《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1981年）。

二、具有不同的内容

国际人权法的含义更为广泛，它包括公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所应享有的权利与应承担的义务，而国际人道法则一般限于战争或武装冲突时交战国、中立国、参战人员以及平民的权利与义务，因此也被称为战争法或武装冲突法，如有关国际人道法的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内容，包括战斗人员一旦由于生病、负伤、沉般或主动放下武器，就必须被给予战俘地位，受到人道主义待遇，不得使用生物、化学、细菌武器及某些类型的枪弹，占领国在占领领土内必须保障平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等。国际人道法不仅涉及到人权内容，而且包括海牙公约等一系列战争法的规则。同样，国际人权法也涉及到了不受国际人道法调整的和平时期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出版自由、集会权、选举权和罢工权。

三、具有不同的法律保护对象和约束对象

国际人权法所关注的，是违反人权的行为，保护个人免遭政府专横行为的影响。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关注的则是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的受害者。国际人道法约束武装冲突的所有参与者：在国际性冲突中，所有相关国家都必须遵守人道法；而在国内冲突中人道法既约束政府，也约束与其交战的团体或相互作战的各个团体。因此，国际人道法规则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非国家参与者。国际人权法就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设定了一些约束政府的规则。虽然越来越多人认为，非国家参与者，特别是当它们履行类似政府功能时，也应遵守人权规范，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有争论。

四、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时期

从两种法律适用范围来看，国际人道主义法所保护的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群体的生存权，国际人权法适用范围是除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的以外的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武装冲突发生时，而不论该武装冲突是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由于国际人道法针对的是一种特殊情形——武装冲突，因此，不允许对其规定进行任何克减。国际人权法原则上在任何时期均适用，既适用于平时也适用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局势。然而，一些国际人权法条约允许政府在公共紧急情况危及国家存亡时克减某些权利。但是，此克减必须与即将发生的危机相称，其提出不得基于歧视，并且不得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规则在内的其它国际法规则。某些人权是决不能予以克减的。特别包括生存的权利、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处罚或待遇、奴隶及奴役，以及法律原则及法律没有追溯效力。这是各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冲突或内乱时都必须尊重的权利，被喻为人权的“核心”。公务员之家

五、执法主体和效果不同

国际人道法的执法主体包括参加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国家、武装力量，以及参加救护的组织及个人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各国红十字会，主要任务则是为了保护和救助。国际人权法的执法主体是各国政府，主要是靠主权国家政府的意志，靠国际社会道义上的力量，靠国际社会的鼓励、规劝、监督、批评、谴责和制裁等。国际人权法执行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正义或制裁非正义。从两种法律的最终效果来看，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在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发生的情况下，保护人类免受威胁和危险，以保护人的安全和尽可能地保护人的生活环境，因此，被认为是“维持现状”法律。而国际人权法，则是通过在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愿望的完全实现，给人的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一个国际保证，因此，被认为是“促进人们共同幸福”的法律。

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对人保护方面已自成一种体系，有自己的法律基础、适用范围和执行机制。它的规则，在发生武装冲突和其他大规模暴力行为时以特殊方式对人实行保护，是必可少的。没有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将是不充足、不完全、同时也不符合人们的需要。再者，依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做的工作，同样也促进和体现对基本人权——生命权、生存权和安全权——的尊重。红十字国际大会在积极推进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同时，多次宣布对人权法的关注，并敦促本运动通过参与消灭种族主义、种族歧视、酷刑的努力以及加强对儿童的保护来开展并扩大这个方面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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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虎华。国际人道法的定义[J].政法论坛，2005，（02）。

[4]赵乐。加强实施国际人道法的思考[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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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田士臣。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际人权法之比较[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02）。

人权法范文篇9

关键词：人权问题,客观性,主观性,法哲学

人权问题具有两重性，即客观性与主观性。人权问题的客观性是指人权现象的客观性，人权问题的主观性是指人权意识的主观性。由于学者们对人权问题的客观性与人权问题的主观性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致使当前的人权问题研究存在不少困惑，且这种困惑已经直接影响到人权的制度化建设。因此，本文对人权问题的客观性与人权问题的主观性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希望对人权基础理论构建有所裨益。

一

在人权现象与人权意识中，人权现象是否客观存在在人权法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人权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人权现象涉及到人、人权及人权法等诸种现象，是这些现象的统称。人客观存在，是人权现象的一个关键因素，离开了人则人权现象不复存在。目前，人权现象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不在于人的客观性，主要在于对人权、人权法的客观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对人权的客观性理解存在巨大差异。如有学者认为他是把“人权作为概念而不是作为现象和事实来研究”、“人权是一个以人作为人道主体的主体性概念”。[1]从存在与意识的角度来讲，该种表述是将人权视为意识范畴的，而非将人权视为现象客观存在。[2]与此相反，有些学者认为人权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如人权“不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而是存在于种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中。”[3]在人权问题中对人权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了不同人权法哲学的形成。因为人权究竟是精神对客观世界提出的要求，还是客观世界本身，不但会导致人们对人权的本质、人权意识的来源及人权的实现途径等问题产生不同的理解，同时也决定人权问题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人权意识内涵广泛，主要是指人权的理论观念，包括人权理论、人权心理、人权情感、人权的感性认识等等。[4]人权问题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属于人权意识的范畴。如对人、人权及人权法的探求及认识过程本身就是人权意识不断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加深，人权现象的客观性才得以不断地被求证。但当人们谈及人权问题的同时，又已经自觉或不自觉的将人权问题意识化，这使得对人权客观性的求证存在被意识化的潜在威胁。因此，如何通过全面论述人权意识的内涵，认识、阐明人权现象的客观存在，展现人权的固有品质，总是人权研究中必须谨慎对待的。

从法哲学的角度和意义上如何看“人权现象”与“人权意识”的性质及其关系，是法学界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哲学界对“社会存在”这一重要概念和范畴的内容作了不科学的界定，把它狭窄地理解为仅仅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与发展变化的原理，同“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两个本应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问题混为一谈，就不仅在哲学界造成了混乱，而且也引起了法学界与其它社会科学界的混乱。[5]我们应当注意到，人权意识并非来自所谓的经济基础或物质生活条件，而是人权现象。人权现象与人权意识是存在与意识关系问题在现实社会中表现，它们之间是“第一性”与“第二性”、被反映与反映的关系。人权现象决定人权意识，人权意识又反作用于人权现象。人权现象的物质性，不是指人权存在对物质经济条件的绝对依赖，而在于它不以人权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人权意识的内容来源于人权现象，是人权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映像。人权现象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广泛性，决定着人权意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权现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决定着人权意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和演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性，但一点也离不开人的自觉活动。离开人类有目的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人类就无法生存，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人权现象不同于自然界的特点是它的自觉性、能动性，而这种“自觉性”、“能动性”并没有否定它自身的“客观性”，即它是独立于人权法意识之外的一种客观存在，是人的人权意识认识和反映的客观对象。

人权现象具有客观性，但有些人权现象也具有主观性。人权现象与人权意识两大范畴，并不代表人权现象的客观存在与人权意识的主观存在的必然决裂。两者呈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如人权法，一方面反映了人权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又是一定人权意识的反映，具有主观性。人权法的客观性是法的客观性必然逻辑结论，因为任何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客观存在的经济生活所决定的。马克思说“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6]法要反映经济关系的要求，必然具有的客观性，所以人权法作为法也具有客观性，即人权法是立法者对人权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不能把人权法与人权法所保护的人权等同起来。我们主张人权是客观的，但并不认为人权法是完全是客观的，即人权法可能反映人权的内在要求也可能违背人权的内在要求。即使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目的进行立法，也不等于已对人权进行了完全立法。立法者的人权意识对立法的影响是重大的，有什么样的人权意识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权立法。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谈及意识的重要性时有过精辟的论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7]在此意义上，人权法本身就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它是衡量人权问题是否主客观相符的外在形式。又如，人权意识具有主观性，但并非意味着人权意识就没有了客观性，因为人权意识的内容往往就是人权现象的客观存在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必须注意的是，人权意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人权意识直接源于人权现象，是人权的内容、人权的形式和人权的内在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映像。这种映像可以是正确的、近似的，也可以是不正确的、扭曲的。正是由于人权意识相对独立性的特点，以及由于从事理论研究的个体具有独立思维活动的特点，就容易导致一些人以为人权、人权法等人权现象具有先验的性质，便产生人权问题上的唯心论和唯心史观。

二

人权与人权概念分属于人权现象与人权意识这两大范畴。人权是人权现象中的核心问题，对其它人权现象有重要影响；人权概念则是人权意识中的核心问题，影响其它人权意识的形成。因此，人权与人权概念在人权的法哲学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同的人权法哲学往往就是从这里开始产生分歧的。

在西方传统学说当中，人权具有浓厚的道德意识评价成分。如在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思想，洛克、卢梭等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概念，并把“自然权利”宣布为人权。如今西方的人权学说的道德化痕迹非常明显，克莱斯顿（M.Cranston）就认为“自然权利是一种道德权利而且仅仅是一种道德权利”[8].米尔恩先生（A？J？M？Milne）也认为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而不是政治权利，并具体指出人权仅仅包括生命权、公平对待的公正权、获得帮助权、在不受专横干涉这一消极意义上的自由权、诚实对待权、礼貌权以及儿童受照顾权。[9]这种道德权利的人权论对我国学者早期的人权研究影响很大。我国也有不少学者认同此观念，如有学者认为“人权的原意并不是法律权利，是指某种价值观念或道德观念，因而它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道德是人们关于善恶、是非、正义与否等等的观念、原则、规范。人权就是人们从这些价值、道德观念出发而认为作为个人或群体的人在社会关系中应当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10]这可以说是我国学者对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的比较经典的表述，具有很深的西方人权学说的烙印。再如有些学者认为“把人权理解为一种逻辑上先于法律的道德权利，是符合社会问题制度化的运动过程的。”[11]我们认为，中外学者将人权视为道德权利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道德”权利所张扬的意识内涵必然使得人们对人权现象与人权意识难以区分。

人权究竟是不是道德权利，客观而论，我国学者（不管是否属于道德权利论者）对此问题实际上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如有学者认为“人权的产生是人们的权利要求和权利积累不断增长的结果。这一增长取决于特定社会里的人的发展状况，而人的发展状况又取决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状况。”[12]该观点认识到了“人”作为人权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离开“人”谈人权将是不可能的。同时，该观点也揭示了人及人权的一个重要属性-社会性，表明人权具有深深的社会烙印，人权的发展也就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因此，该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人权当作的不断发展的社会事实来对待的，而非道德意识。然而提出该观点的学者早就指出“人权作为概念而不是作为现象和事实来研究”。[13]这种前后存在差异的论述正是学者们研究人权问题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意识到人权的发展与人、社会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有某种联系；另一方面，却将人权作为意识范畴、精神及道德信仰的东西来研究。这种人权问题研究的困惑实际上暗含着一种人权理想的信息：通过人权概念的物化价值重塑社会与国家秩序；通过人权精神号召人权的信仰者为维护人自身的权益而斗争。人权精神的感召力确实有益于人们在反对权力滥用过程中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权利，然而人权问题研究更需要追问的是人权理想、人权精神源于何方？坚持人权理想、人权精神的最终价值又是什么？要回答此问题，必须对人权现象与人权意识进行深入地研究，尤其是人权与人权概念的关系。

我们认为，人权是客观的，人权的产生并非任何外界所赋予，而是由人自身的本性或本质所决定；人权概念是主观的，其形成与发展与人们对人权现象的认识及其分析研究方法息息相关。人权概念虽然由一定的道德伦理观念支撑，但是人权不是一种理想，也非主观理念下的道德权利，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物，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具体来讲，人权是源于人的人性、价值及尊严形成的权利，存在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之中。在公共权力形成之前或公共权力对市民生活尚未构成威胁之时，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互不侵犯的和谐关系状态，人的应有权利便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是因为人们的需求与自然资源的供给相对平衡，在此状况下人的人性、价值及尊严鲜有扭曲，因而人权也就得到了保障。这种情形正如《礼运？礼记篇》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业，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人权就存在于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是人的人性（自然与社会属性）、价值及尊严的体现。由于人的人性、价值及尊严是不可厚此薄彼的，因此人权存在的这种社会关系一个最大特性就是天然平等性，而非人为的道德性。在公共权力存在的社会里，为维护人权的天然平等性，人权的制度化建设就成为历史之必然。如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1889年日本的“明治宪法”及1989年世界范围内的改宪风潮等。[14]通过制度规范人的基本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达到社会关系的和谐，实现人权的天然平等性。当然，从历史角度来看，人权的制度化建设才刚刚起步，况且法典化的人权并非就是事实上的人权，因而对人权存在的和谐社会关系塑造与维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值得注意的是，人权既要受法律的认可与保护，也要受道德、习俗、宗教、政党章程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章程和乡规民约的认可与保护。但人权的客观存在同人权要受什么社会规范的认可与保护，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应当区分开来。不能将人权的实现方式、途经及条件与人权的客观存在相混同。

总之，人权是依据人性而享有的权利，存在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在公共权力形成前自然存在；在公共权力形成后，人权仍然存在，只是人权存在的社会关系受权力或其它因素的干扰表现为一种不稳定状态。在人权理论的研究中，不能将人权与人权概念不加区别，等量齐观。人权与人权概念应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关系。人权是人权概念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人权概念是人权在意识领域中的映像。

三

在人权问题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法哲学认识方法上，历史形成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两个主要形式值得借鉴和考量：一是对认识论、方法论的形式正义的追求；一是对认识论、方法论的“实践理性”依赖。有学者认为“大多数自然法学者都是形式主义者；与此同时，尽管大多数实在法学者都是现实主义者，却也有相当数量的实在法形式主义者。而在法律职业中，可以稳妥地打赌，大多是形式主义者。”[15]对认识论、方法论的“实践理性”的依赖，则强调大量地依据具体研究，否认人们通常所谓的理性。“实践理性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可以高度肯定地回答一些伦理问题”、“实践理性不仅有时可以得出伦理的肯定性，而且逻辑和科学反倒不能”。[16]

学者们已逐步采纳了形式正义、实践理性的一些合理观点，但对人、人权、人权法及人权意识中认识论、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不可盲目、机械行事，应对包括形式正义、实践理性在内的各种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行综合比较，取长补短。唯物论与辩证法作为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人权法哲学研究的重点。[17]在对人权现象与人权意识的研究中，既要坚持对人权问题的唯物论、认识论又要坚持人权问题的辩证法。两个部分是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即人权的“辨证”的唯物论、认识论和人权的“唯物”的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根本特点，自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权法哲学的根本特点。与认识论、方法论的形式正义相比，唯物辩证法不是形式上的三段论与辩证法，其唯物论、认识论是与人权、人权法等人权现象的客观情况相符合的；与“实践理性”相比，唯物辩证法不仅能反映客观现实的伦理需求，而且具有较为系统与形式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因此，唯物辩证法可以贯彻于整个人权法哲学领域的研究，既是人权法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又是人权法哲学的本体论。有些学者虽认识到法哲学所依据的主要是抽象逻辑与辩证法，但却认为关于法概念发展同物质条件的关系这方面的内容属于现实法学或注释法学的研究范围，因而事实上其人权法哲学已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苑囿。

因此，必须坚持人权现象和人权意识的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唯物辩证法观点。只有这样，不仅使人权问题的两重性得以充分地体现和尊重，更为重要的是能彻底根治人们在人权问题研究中将人权主观化的倾向，从而为全球的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的统一与和谐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注释：

1.参见夏勇著：《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0页。

2.持该种观点的学者一个核心理念是“人权只能首先作为精神的事物形成于主观世界”。参见杜钢建：《法哲学和人权法》，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3.参见李步云主编：《法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页。

4.参见李步云主编：《法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页。

5.参见李步云：《法律意识的本原》，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8.M.Cranston，1995：《人权》，第21页。

9.参见[英]A·J·M·米尔恩著：《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

10.参见沈宗灵：《人权是什么意义上的权利》，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5期。

11.参见王启富、刘金国主编：《人权问题的法理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12.参见夏勇：《人权与中国传统文化》，载《国际人权发展：中国和加拿大的视角》，白桂梅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13.参见夏勇著：《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4.参见徐显明：《人权的体系与分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15.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16.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7页。

人权法范文篇10

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地位的上升是国际法院与法庭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在传统的国际法上,国际司法机构是一个只有主权国家才具有诉讼权利的领域,但近几十年国际司法机构的快速发展使这种状况大为改观。现在,国际审判已经不再仅仅是由国家所垄断的事务,因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法院与法庭允许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个人的参与。在一些国际司法机构,与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有关的案件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这既是国际法治的突出成就,也反映了国际法的新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新的发展进行分析。

概说: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的几种情形

笔者认为,在广义上,目前世界上运行中的国际司法机构有100余个,而狭义上的即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司法机构则只有数十个。1本文将集中对狭义上的国际司法机构进行分析。在门类繁多、规则各异的国际司法机构中,个人的地位正在取得日新月异的进展。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之开端。1.国际捕获法院。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迈出的第一步,是1907年第12号海牙公约规定个人可以对本国捕获法院作出的影响其权利的裁决在国际捕获法院提起上诉,或提起其他诉讼。这一规定虽然涉及的领域狭窄,但也构成了国际法中的一大变革。然而,这一努力最终在实践中失败了,一是因为该公约从未获得批准,二是因为那时国家可以禁止其国民提起个人诉讼,或者代替个人上诉,表明在国际程序中国家仍占主导地位。2.中美洲法院。根据多边条约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投人运行的常设国际法院是中美洲法院。1908年由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等5国建立的中美洲法院有权受理个人对其本国之外的其他缔约国提起的诉讼,不论个人所属国家是否支持,该人在证明已经用尽当地救济或有证据表明没有获得公正司法的情况下均可起诉。这是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迈出的第二步,即针对国家提起诉讼并向国际司法机构直接起诉。中美洲法院在其运行的10年中共审理了10个案件,其中5件是纯粹的国际争端,另5件是由个人提起的,但其中4件被宣判为不予受理,1件在实体审理阶段败诉。

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主要情况大概有以下

几种:一是作为享受国际权利的主体,在国际诉讼案件中作为申诉人或者原告出庭。突出地表现在4类法院中:在欧洲人权法院等区域性人权法院和国际组织行政法庭两类国际司法机构中,个人作为申诉人或者原告,主要是要求国际司法机构保护其权利。个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法院中也多具有起诉权,某些超国家的司法机构如欧盟法院体系是此类法院的突出代表。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海底分庭中,个人所具有的诉讼权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二是作为承担国际责任的被告人。对于个人所犯的某些严重国际罪行,应当追究其国际责任并对之予以惩罚。如个人在前南法庭、卢旺达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等均作为被告人受到审判。三是个人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国际法庭的诉讼,或者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法庭提交报告,或者向法院提供情况等。接受个人诉讼的国际司法机构主要有:欧洲人权法院、非洲人权法院;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行政法庭;欧盟法院体系、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安第斯共同体法院、西欧联盟法院、中美洲法院、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分庭等。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国际和国内法院混合的国际刑事性司法机构,个人是作为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较传统、不接受个人诉讼的司法机构有:国际法院、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庭、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核能机构法庭、独联体经济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等。以下将分述个人在不同的国际司法机构中的不同地位。个人作为区域性人权法院的申诉人具有中心地位二战以后,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权的规定,由(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两公约所构成的“国际人权宪章”的深人人心,极大地改变了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而对国际入权宪章执行最有力的,当数区域性的人权机制。与传统的国际司法机构不同,建立区域性人权法院的目的不是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国际争端,而是作为个人面对其国家对其特定的个人权利的侵害而寻求人权」的国际保护的一种机制。诬在此类案件中,通常是个人诉其本国政府。个人在区域性人权法院中的地位是最为突出的,其中又以个人在欧洲人权法院中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在该院,个人有直接提出申诉的权利。

个人在强势和有效的欧洲人权法院中的地位。

个人在欧洲人权法院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在欧洲理事会框架下1950年通过、1953年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建立了由欧洲人权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三机构组成的监督机制。根据公约的规定,欧洲人权法院只能受理由欧洲人权委员会和缔约国所提交的案件,而个人的申诉只能提交欧洲人权委员会。委员会受理个人申诉须以被控缔约国声明其承认委员会受理该申诉的权限为条件,因而属于非强制性管辖。1994年生效的公约第9号议定书修改了有关法院管辖权的条款,规定除委员会和缔约国外,个人、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团体也有权向法院提起申诉,但个人仅限于已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者。1998年ro月31日生效的公约第11号议定书对公约的监督机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取消了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在裁决人权申诉方面的职能,将原来的非常设的欧洲人权法院变为常设的新的欧洲人权法院。修订后的公约规定,任何自然人、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团体认为自己根据公约所享有的基本人权或自由受到来自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时,均有权直接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此项权利的有效行使。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在个人申诉方面的管辖权逐渐扩大,而且越来越具有强制性。当然,法院受理此类申诉是有一定标准的,如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和在最后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起诉等等。人权法院作出的判决是最终的,并具有拘束力。不过,由于涌至法院的个人申诉大量增加,而法院办案能力有限,以至于积案上升,办案速度减慢,从而引发了欧洲人权机制20(抖年的新一轮改革。法院受理个人申诉之后,要求个人必须由法定人出席庭审。欧洲理事会为此设立了法律援助方案,以帮助无法聘请法定人的个人申诉人。法院还可允许任何与案件的结果有关系的人员(包括非政府组织)作为法庭之友参与案件,并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个人在非洲和美洲人权法院中的不同地位。个人在即将成立的非洲人权法院的地位类似于欧洲人权法院在公约第9号议定书生效后的情形。在缔约国声明接受非洲人权法院对个人控告国家的案件的管辖权的情况下,个人有权直接将对缔约国的控告提交给非洲人权法院。法院的管辖权是任择性的。同时,个人提交的申诉状还必须满足有关条件产实践中,各缔约国在接受法院对个人申诉的管辖权问题上态度并不积极,到2以又年l月1日,只有布基纳法索一个国家作了接受法院对个别诉讼管辖的声明。于1979年开始运作的美洲人权法院无权受理个人申诉。只有缔约国和美洲人权委员会有权向法院提交案件,个人在美洲人权法院不享有诉讼主体地位,也不享有直接起诉权,但可以通过美洲人权委员会间接地将案件提交给人权法院,个人申诉者的人可以出席法院的审理,而且法院也通过修改诉讼规则等方法,不断加强个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个人也无权请求法院作出咨询意见。不少学者认为,个人诉诸国际司法是有效地执行国际人权法的关键所在,美洲人权法院在此方面既远远落后于欧洲人权法院,也与即将建立的非洲人权法院存在差距。个人控告国家,特别是个人直接与其所属国就违反人权的情势对簿公堂,是欧洲人权保护机制在国际人权法治化和司法化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个人在欧洲人权法院的显赫地位是其他国际司法机构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法院虽然具有对国家间指控和个人申诉两种案件的管辖权,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家间指控案件实际上极少发生,法院所受理的绝大多数案件均为个人诉国家的个别诉讼。在法院审理的大量个人申诉案件中,有相当数量的案件以个人胜诉告结。法院不仅判决谴责有关缔约国违反公约规定的人权,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判决缔约国给予受害的个人以“公正的补偿”。对于法院作出的裁决,各国的执行率很高。通过这种途径,法院极大限度地加强了在整个欧洲理事会46个成员国中的人权保护。个人与国家处于完全平等的诉讼地位,以及该管辖权的强制性,也使得欧洲范围内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成为其他区域人权机构,包括美洲人权法院和非洲人权法院努力的方向。欧洲人权法院作为强势和有效的国际人权保护司法机构是成功的,而个人申诉管辖制度不能不说是其取得这些成就的关键原因之一。国际公务员在国际组织行政法庭的出诉权主要国际组织行政法庭的建立是允许特定类型的个人直接进人国际法庭的重要步骤。在给个人以出诉权的国际司法机构中,具有70余年历史的国际组织行政法庭既是其中较早的,也是实践极为丰富的。1927年建立的国际联盟行政法庭和1932年建立的国际农业协会行政法庭居于先行者之列。其他向个人开放的法庭,极少有像国际组织行政法庭这样发展时间长、法庭数量多、司法连续性强、成案丰富的情况。»目前建立的国际组织行政法庭有近20个,主要有联合国行政法庭、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世界银行行政法庭等,以及亚洲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非洲发展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理事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洲国家组织、欧洲航天局、美洲发展银行等的行政法庭等。有权利用国际组织行政法庭的国际公务员数以10万计,而且不断增加。这些行政法庭普遍给予有关国际组织公务员和其亲属以起诉权。有的国际行政法庭还允许法庭之友,即与案件结果有实质联系的个人或者团体等向法庭提出意见和建议。不但处理行政事务,而且开始审查可能影响工作成员权利与职责的基本因素的行政政策并对其予以限制,并对带有歧视和其他不规范情形的立法予以审查。国际组织行政法庭与区域性人权法院相似,都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有关,只是在国际组织行政法庭具有出庭权的个人是特定的,即国际组织的公务员或其亲属等,法庭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国际公务员的个人权利,并防止出现独断专横。这些法庭通过大量的司法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各国际组织内部法律体制的形成和完善。个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法院中具有重要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在欧洲、非洲、美洲等区域一体化组织中,为了保护共同市场的顺利运行和争端的及时解决,若干组织设立了司法机构。在经济一体化高度发达区域的司法机制中,个人的参与程度较高,其突出的代表是在欧盟的诉讼程序中。

个人在欧盟法院体系中所具有的原告地位。

欧共体最初是经济一体化组织,现在已走向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面一体化。欧共体法院是1952年12月在卢森堡开始运作的,其后历经数次大的改革,目前已形成了由欧共体法院、欧共体初审法院和专门法庭组成的法院体系。其中欧共体法院逐渐具有联邦制下最高法院的特征,其不仅具有民事法院、行政法院等职能,而且具有宪法法院的某些权限。目前欧共体法院管辖的案件可分为三类:针对共同体机构的诉讼,针对成员国的诉讼和先行裁决案件。在所有针对共同体机构的诉讼包括无效行为之诉、不作为之诉、行为合法性之诉和赔偿损失之诉中,个人都享有起诉权。因此,成员国的国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如果认为欧共体机构作出的直接的、专门的涉及其本人利益的行为不符合条约的规定,或者欧共体机构根据条约应该作出某种行为而没有作出,即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且在提出上述两种诉讼时可以附带对欧共体的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向法院提出争议。如果欧共体机构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有过错并造成损失,个人还可以向法院提出赔偿要求。。欧共体法院、欧共体初审法院均曾对欧盟公务员的诉讼享有管辖权。最近,根据(尼斯条约》的规定,2仪又年n月2日欧盟部长理事会决定设立专司审理有关欧盟公务员诉讼案件的专门法庭。个人可以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作为原告。欧洲经济区协议由欧盟成员国和3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共同签订。该协议的前言规定了个人享有的权利和保障这些权利的司法辩护权。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成立于1994年1月1日。根据1992年《关于设立监督局和法院的协议》(即《欧洲经济区协议》)的有关规定,任何自然人和法人认为监督局对个人怠于履行职责的,均可向联盟法院起诉。即使监督局的裁决是针对其他人作出的,但如果对某个人的影响是直接的和个别的,他也可以就此提起诉讼,也即在一定条件下第三人也享有出庭权。但个人不享有咨询意见请求权。安第斯共同体法院紧跟欧共体法院的模式。个人可以向1979年建立的安第斯共同体院提起违法之诉、撤销之诉、不作为之诉和解释之诉。但安第斯共同体一体化程度较低,该院的作用也较有局限性。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审理的案件绝大多数涉及个人。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设立于1998年。根据《建立东南非共同市场条约》的规定,任何定居在成员国的个人可申请法院审查理事会或者某一成员国制订的法令、规章、指令和决定是否违反条约的有关规定,但前提是用尽当地救济。法院对共同市场和其雇员之间就雇佣条件和雇佣合同的其他条款、职员规则和秘书处有关规章的解释和适用产生的争端有管辖权。法院对任何人针对共同市场及其机构的雇员履行职责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也有管辖权。该法院较有特色的一点是个人根据有关协议可以向法院申请仲裁。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自运作以来共作出了7个裁决,其中6个与个人有关。个人在新的中美洲法院具有广泛的地位。新的中美洲法院建于1992年。该院对于成员国所提交的纠纷,除了少数案件,如边界纠纷等之外,均具有管辖权。法院对于私人当事方之间的争端,以及私人当事方与共同机构之间的争端,尤其是有关撤销影响该私人的裁决的争端,以及有关遵守条约和其他规则的争端具有管辖权。私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可以在若干事项上向法院提起诉讼,包括就不遵守司法裁决事宜提起诉讼。该院也起到了裁决职员和共同机构之间纠纷的行政法庭的作用。上述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司法机制的安排多出于促进与自由贸易、竞争和投资相联系的市场良好运作的需要。正是这一需要,导致了其司法机制的运作中所具有的承认或正在承认个人作用的这一根本特征。这一特征也取决于有关国家的传统和谅解,所以不同的国际司法机构彼此间大不相同。

个人在全球性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获得起诉权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仅设立了对解释或适用公约的争端具有管辖权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同时在海洋法法庭中设立了由11名法官组成的、专门处理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争端的常设国际海底争端分庭。公约规定一国可自由用书面声明的方式选择适用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法庭或特别仲裁法庭解决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因此海底分庭不属于可自由选择的程序,也即除非缔约国就此作出保留,就接受了海底分庭的管辖。海底分庭的管辖权包括:作为合同当事各方的缔约国、管理局或其企业部、国营企业以及自然人或法人之间关于下列事项的争端:对有关合同或工作计划的解释或适用;或合同当事一方在海底区域内活动方面针对另一方或直接影响其合法利益的行为或不作为;管理局同缔约国、国营企业或由缔约国担保的自然人或法人之间关于指控管理局应依有关规定负担赔偿责任的争端。据此,自然人和法人获准成为国际诉讼当事方,享有完全的国际诉讼能力,有权主动开启诉讼程序并获得国际赔偿。海洋法法庭作为世界性的专门国际司法机构,其海底分庭允许个人把有关区域内活动的争端提交给它,这在国际司法实践中是一个创举。但是,个人在分庭上并不能取得与国家同样的地位。如自然人或法人被起诉,其担保国有权参加司法程序;如自然人和法人起诉他国,被告国可以请该自然人或法人的担保国出庭,否则,被告国可以不出庭而由具有被告国国籍的法人出庭,以保证在分庭上进行诉讼的当事方之间的对等。。牲国际海洋法公约中明确规定国家以外的实体,尤其是自然人和法人成为分庭的当事方,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卿旦只有国际海底局大会或理事会可请求海底分庭作出咨询意见。目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有149个,批准公约第n部分(即海底区域开发)执行协议的国家有122个。虽然截至目前海洋法法庭海底分庭尚未受理案件,但公约有关个人诉权的规定仍值得高度关注,因为分庭是第一个在全球层面向特定个人开放的司法机构。通过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个人不但享有权利,而且负有义务,并应对其所犯罪行承担直接责任。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明确规定战争罪应受刑事处罚。二战以后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都明确规定,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者应负个人刑事责任尸垂之后进行的纽伦堡和东京审判首开以国际司法机构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先河。但由于两个法庭均为二战的战胜国所设立而非国际社会所建立,其合法性屡遭质疑。1993年和1994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分别在荷兰海牙和坦桑尼亚阿鲁沙设立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对在前南境内和卢旺达领土及其邻国犯下战争罪、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自然人进行调查和审判。这是国际社会设立的追究个人包括国家领导人刑事责任的特设国际刑事法庭,其设立和运作是国际刑事司法的新开端护卢旺达法庭与前南斯拉夫法庭的建立结束了纽伦堡和远东军事审判后大约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上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罪犯不受惩罚的历史,¾再次肯定了犯有违反国际法犯罪行为的人应承担个人责任并受到惩罚的原则。劲两法庭通过其密集的审判活动,促进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和国际刑法的发展。1998年7月18日通过、2002年7月l日生效的《建立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罗马规约》)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法院有权调查、起诉和审判那些实施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行为人。法院的管辖对象仅为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自然人,并且在国家不愿或不能对这些犯罪行使管辖权时,法院才能行使补充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对传统的国际法和国际司法机构规则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首先,在接受法院的管辖权方面,规定缔约国批准规约就使法院自动获得相应管辖权,无需缔约国另行同意或接受,这与国际法院的那种需要由国家另行声明接受管辖权不同。其次,在行使管辖权方面,它将可能对非缔约国国民进行调查和起诉。第三,法院检察官自行起诉的权力很大。¿国际刑事法院的最终建立,填补了国际法律体系的空白,是国际刑法、国际人道法尤其是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历史性突破,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法的重大进展,对于改变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犯罪个人逍遥法外的状况,威慑潜在的甚至身居高位者的严重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还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结束武装冲突。法院也弥补了特别法庭在地域和时空方面的局限性,弥补了国内刑事司法机构不愿或不能作为的弊端,是保障人权和个人基本自由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目前法院已经接受了有关方面提出的情势,开始办理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