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效应范文10篇

区域效应范文篇1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各地区总体运行平稳，金融改革不断深入，区域金融发展更趋协调，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2万亿元、12.7万亿元、12.6万亿元和5.4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各地区存款平稳增长，贷款保持较快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因而，在贯彻落实“总量平稳、结构优化”的要求基础上，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以实现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种背景形势，本文收集了中国1997～2013年衡量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31个省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值。并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固定效应模型参数的估计，具体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由此，提出强化区域金融作用的措施，促进区域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的文献综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因而理论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熊彼特（1912）从银行和信用的角度说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的创新离不开银行信用的创造，并且指出运行良好的银行通过鉴别那些能成功地开发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企业家，为其提供信贷从而刺激技术的进步，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帕特里克（1966）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两种模式，即“需求跟随型”和“供给引导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引导型”模式较为普遍，而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需求跟随型”模式。麦金农和肖（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应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Pagano（1993）基于内生凸性增长模型（AK模型）研究稳定状态下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社会的储蓄率、资本的配置效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等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King和Levine（1993）选取金融中介规模、银行信贷规模以及私营企业获取的信贷规模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对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从国外研究的文献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金融的发展。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支撑。

2.国内的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这两个角度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关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张企元（2006）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区域金融（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并且中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同时，在分析金融调控（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对区域差距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有赖于结构性的金融调控。胥嘉国（2006）基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工具变量法（IV）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在质的提高方面比量的扩张更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杨圣奎（2010）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1990～2008年间区域金融支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区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的支持存在较大差异，并进一步证实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通过金融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赵本福等人（2013）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1998～2010年30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我国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支持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从短期看，金融支持的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方面，赵伟、马瑞永（2006）运用泰尔指数测度方法对我国1978～2001年间中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对总体差异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1978～1991年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迅速上升，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整体表现出类似于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假说”的特征，并指出我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金融增长差异。李敬、冉光和、孙晓铎（2008）运用基尼系数、Theil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对我国1978～2004年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东中西金融发展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进行了全面的度量，并运用R/S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发展的差异，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一直位于高位状态，并且从未来的变动趋势来看，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在未来总体上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田菁（2011）从部门和整体这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虽然稳定但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表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文献梳理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区域金融的发展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但由于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导致区域金融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不同。本文尝试从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这三方面分析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一）区域金融规模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金融机构数量的递增、金融工具的多元化等途径得以实现。一般而言，金融规模越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会相应地增加。因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区域金融规模的支持。表1给出了我国2005～2013年东、中、西、东北地区的GDP与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由此简要地说明区域金融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由表1可以看出：①从纵向来看，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而相应的GDP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区域金融资产规模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区域金融资产的增长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②从横向来看，2005～2013年间各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即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但从理论上看，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将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

（二）区域金融效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效率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因而金融效率的高低将影响经济发展水平。Pagano（1993）内生凸性增长模型是将金融因素纳入到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模型之一，认为储蓄—投资转化率反映了金融市场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将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影响。由此，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是将吸收的存款有效转化为贷款，进而投资于能产生回报率较高的领域，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因而，区域金融效率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

（三）区域金融结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区域金融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是相辅相成的，金融结构的变化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结构和方式的变化。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说明区域金融结构支持区域经济增长。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新建、扩建、改造、开发、购置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贷款。因而，区域中长期贷款比例增加，可投资于固定资产项目的资金就相对越多，这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同样，区域间不同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起到不一样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区域金融支撑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一）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过程中，通过参考闵姣（2013）的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张亮（2013）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撑能力的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为例等多篇学术文章的基础上，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J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指标。而在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上，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个方面指标：①区域金融规模指标，本文采用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来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它指某一时点上一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的经济活动总量之比。对于欠发达省份，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并不发达，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FIR通过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L）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D）之和与区域GDP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公式：FIR=(L+D)/地区GDP。②区域金融效率指标（LD）,即将金融机构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公式：LD=L/D。③区域金融结构指标（RL），本文选用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值衡量，公式：RL=R/L，其中R表示中长期贷款。本文主要选取了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31个省市的1997～2013年17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各地区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在实证检验前，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而，首先对各指标取自然对数，分别命名为：LNRJGDP、LNFIR、LNLD、LNRL。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支持的实证检验

1.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由于面板数据反映了时间和截面空间的二维信息，因此，与时间序列数据相同，面板数据也可能存在单位根。为避免伪回归，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需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主要采取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指标序列均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即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规模指标LNFIR、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LNFIR为一阶单整，而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2.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通过上述的分析，东部和中部地区的LNRJGDP、LNFIR、LNLD、LNRL均为平稳序列，而西部和东北地区除LNFIR为一阶单整外，其余变量也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本文主要采用Pedroni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从表3的Pedroni检验结果可以看出：①东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ADF和Group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LNRJGDP、LNFIR、LNLD、LNRL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②中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v、Panelrho以及Grouprho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中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③西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v和Group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西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④东北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rho、Grouprho以及GroupPP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东北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对每一个区域而言，各变量之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更具有效性。

3.模型的选择与建立。面板数据是同时在时间和截面空间上取得的二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时，主要可以建立三种模型，即混合横截面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可依据Hausman检验统计量和伴随概率判断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并进一步依据F统计量检验建立混合模型还是固体效应模型。

4.面板数据模型的参数估计。为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利用1997～2013年31个省市四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LNFIR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而从LNFIR、LNLD、LNRL的回归系数可知，1997～2013年间，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金融效率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并对该区域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可以发现金融规模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负作用。西部地区LNLD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但从LNLD和LNRL的回归系数看出，金融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而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影响。东北地区LNFIR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金融规模对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却表现为抑制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区域效应范文篇2

关键词：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效应边界动力机制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两侧、地理相邻的一部分地区间跨国界和跨国境的经济合作，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涉及国家边界两侧较小范围。所以，与普遍意义的经济合作相比，这种方式受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对经济合作的影响是一种动力机制，边境区相互合作的经济行为体构成了弱化边界屏蔽效应增强中介效应的动力机制，对合作动力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途径。

一、边界效应的双重性

边界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对此我们将边界效应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

1.屏蔽效应。在著名经济学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变量是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46%的屏蔽效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是屏蔽效应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体收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而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性。从边界屏蔽效应来看,跨边界信息的传递往往比一国内要困难的多,它阻碍了边界一侧经济行为体对另一侧信息的获得,比如,市场信息、合作方的资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此外,经济交往中主体的数量越多,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严重,交易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边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应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边界往往是不同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隔线。

2.中介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它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功能。它通常是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的中介面,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1)自然地理的连续性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有许多属同一族系,具有边界无法阻碍的血缘关系,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2)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区域间相互联系的频率高,即区域间作用的强度随着区域间资源要素、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增大而增强。(3)过境需求的增大为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要素流动,将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当然,过境需求主要来自于边界口岸的腹地区域,因此边界区腹地范围的大小、边境口岸与腹地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界口岸的过境需求的影响巨大。

二、边界效应的动力机制

边界效应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它带来了国家间贸易的增长,使过境需求更加旺盛,同时,经济行为体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市场和寻求生产要素,使得边界更容易利用其两侧的梯度势能,在这一过程中,边界势必由经济“分隔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从而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具体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各参与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1.中央政府。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其他国家资源要素的空间扩散或者向其他国家拓展市场,使其经济发展战略从内向转向外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进口依赖的保守型转向出口指向型,最后,除能使其自身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利用外,还可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各参与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中央政府间的协调,为边界效应转化提供一个有利于降低跨边界经济交往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减小甚至取消、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等,都有利于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

2.地方政府。次区域经济合作参与方往往是一个国家的边缘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表现为加强相互协调,使彼此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相互配套,为跨边界经济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相互联系,加强信息交流和组织建设,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3.企业。条件优越的成熟型企业往往不太热衷于国际化经营,而条件相对不太优越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则急于寻找资源、扩大市场,因而更易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边境地区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开展跨边界经济交往可以扩大市场和要素获取范围,改善生存环境,是其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次区域经济合作受边界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分析框架可以为在理论上研究这样一种合作产生和发展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可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是国家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其动力来自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体。

三、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1.在多边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双边合作地区,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该地区合作向深层次发展,待双边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多边合作的开展就具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

2.培养边境区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使经济交往的社会规则就明确化,经济主体对潜在的经济交往利润的分割就有着较好的包容和预期,交易成本就有可能趋于最小化。

区域效应范文篇3

一、产业组成结构

我国产业组成结构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从我国各区域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在该区域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看,第一产业在西部地区占比最高,中部其次,东北部第三,东部地区最低;第二产业占比情况刚好相反,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其中中部和西部第二产业在该区域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低于50%。

从产业组成结构的另一方面主导产业状况来看,我国东西部情况也存在明显的不同。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或者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中出现的影响全局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能通过其前后相关联与旁侧关联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产业部门。一般把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的产业视为主导产业。我国东部地区的主导工业状况与西部有着明显的不同。西部的主导产业类型偏向于基础性的产业,特别是能源、冶金和化工产业,其特征是对资源的高度依赖。东部的主导工业类型则更为丰富,偏向于各类装备制造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小。

在分析区域产业组成结构差异是否是利率投资效应区域差异产生原因之一时,必须先明确不同的产业其利率投资效应的表现情况是否不同,对这一问题,可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研究利率投资效应在三次产业间是否存在差异。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金融机构短期农业贷款余额”作为第一产业投资情况的考察变量,以“金融机构短期工业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短期建筑业贷款余额”的加总来考察第二产业的投资情况,以“金融机构短期商业贷款余额”代表第三产业的投资情况。选取1983-2007年相关数据为样本。为剔除价格影响,将这三组数据除以1983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得到实际贷款额的时间序列变量,记为第一产业RL01,第二产业RL02,第三产业RL03。为避免波动,将这些数据进行对数调整,将对数变换后的时间序列变量记为第一产业LNRL01,第二产业LNRL02,第三产业LNRL03。选取与前文相同的“实际贷款利率”作为利率变量,记为RR,形成利率的时间序列变量。

对RR、LNRL01、LNRL02、LNRL03四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ADF检验结果,RR、LNRL02序列本身即平稳,LNRL01、LNRL03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I(1),即本身非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平稳。而上述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平稳,记为DRR、DLNRL01、DLNRL02、DLNRL03。

对这些一阶差分后的数据进行VAR模型分析。分别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建立VAR模型,每个模型均包含有两个内生变量,分别是“不同产业的实际贷款额”(DLNRL01、DLNRL02、DLNRL03)和“实际贷款利率”(DRR)根据Eviews5.0检验结果,确定第一产业的VAR模型应选择滞后1期,即为VAR(1);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均应选择滞后4期,即均为VAR(4)模型。再检验这三个VAR模型的平稳性,结果显示所有特征多项式的逆根都在单位圆内,所以这三个模型都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从脉冲响应曲线图及响应数值表中发现,三次产业都在第2期出现一个较强的正向响应,其中第一产业响应最为显著,为0.092660,高出第二产业(0.029066)和第三产业(0.043128)许多,这在经济学原理上较难解释,但利率对第一产业的影响从第3期起就大辐度减弱,第4期之后即几乎消失,可见第一产业的利率投资效应表现较为微弱。第二产业在第5期达到最大响应(-0.042477),第三产业在第2期达到最大响应(0.043128),第二、三产业均滞后2期出现负向响应,说明第二、三产业的利率敏感度及受利率影响程度均较强,而第三产业反应尤为突出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本文仅以商业贷款余额作为第三产业的投资变量,而忽略了第三产业中受利率影响较轻的其他行业。

再对三次产业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利率对三次产业贷款额的贡献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与脉冲响应结果基本一致。按利率的贡献大小依次为第二产业(约52.5%左右)>第三产业(约43.5%左右)>第一产业(约4.666%左右),最大的第二产业贡献率是最微弱的第一产业贡献率的十余倍。

总之,无论是脉冲响应,还是方差分解结果都告诉我们,三次产业的利率投资效应表现各异,第一产业利率敏感度最弱,第二、三产业则较强。

从理论上看,资本密集型行业由于资金需求大,其对利率更为敏感;而劳动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对利率的敏感度相对较低。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相对第一产业(农业)来讲,对资本要素的依赖更强,第一产业则更强调劳动要素和资源要素的重要性。

经过实证检验,结合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在我国第二产业投资的利率敏感性最强,第三产业投资次之,最弱的是第一产业。联系到对各区域产业组成结构差异在我国利率投资效应区域差异产生中的作用的讨论,可以看出敏感性最高的第二产业占比最大的区域——东部地区投资应受利率影响最大,敏感度最低的第一产业占比最大的区域——西部地区投资应受利率影响最小,东北部和中部地区介于两者之间。这与利率投资效应区域差异存在性实证检验中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投资变量进行检验的结果相吻合。而若仅从工业角度看,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西部地区投资的利率敏感度性自然小于东部。

二、企业产权结构

我国东、中、西、东北部四大区域的企业构成存在明显差异。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当地企业总产值的比重由小到大排序依次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此外,东部地区的外资企业、中小企业的数量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区域效应范文篇4

关键词：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效应边界动力机制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两侧、地理相邻的一部分地区间跨国界和跨国境的经济合作，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涉及国家边界两侧较小范围。所以，与普遍意义的经济合作相比，这种方式受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对经济合作的影响是一种动力机制，边境区相互合作的经济行为体构成了弱化边界屏蔽效应增强中介效应的动力机制，对合作动力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途径。

一、边界效应的双重性

边界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对此我们将边界效应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

1.屏蔽效应。在著名经济学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变量是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46%的屏蔽效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是屏蔽效应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体收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而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性。从边界屏蔽效应来看,跨边界信息的传递往往比一国内要困难的多,它阻碍了边界一侧经济行为体对另一侧信息的获得,比如,市场信息、合作方的资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此外,经济交往中主体的数量越多,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严重,交易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边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应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边界往往是不同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隔线。

2.中介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它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功能。它通常是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的中介面,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1)自然地理的连续性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有许多属同一族系,具有边界无法阻碍的血缘关系,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2)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区域间相互联系的频率高,即区域间作用的强度随着区域间资源要素、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增大而增强。(3)过境需求的增大为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要素流动,将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当然,过境需求主要来自于边界口岸的腹地区域,因此边界区腹地范围的大小、边境口岸与腹地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界口岸的过境需求的影响巨大。

二、边界效应的动力机制

边界效应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它带来了国家间贸易的增长,使过境需求更加旺盛,同时,经济行为体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市场和寻求生产要素,使得边界更容易利用其两侧的梯度势能,在这一过程中,边界势必由经济“分隔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从而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具体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各参与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1.中央政府。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其他国家资源要素的空间扩散或者向其他国家拓展市场,使其经济发展战略从内向转向外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进口依赖的保守型转向出口指向型,最后,除能使其自身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利用外,还可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各参与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中央政府间的协调,为边界效应转化提供一个有利于降低跨边界经济交往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减小甚至取消、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等,都有利于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

2.地方政府。次区域经济合作参与方往往是一个国家的边缘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表现为加强相互协调,使彼此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相互配套,为跨边界经济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相互联系,加强信息交流和组织建设,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3.企业。条件优越的成熟型企业往往不太热衷于国际化经营,而条件相对不太优越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则急于寻找资源、扩大市场,因而更易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边境地区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开展跨边界经济交往可以扩大市场和要素获取范围,改善生存环境,是其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次区域经济合作受边界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分析框架可以为在理论上研究这样一种合作产生和发展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可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是国家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其动力来自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体。

三、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1.在多边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双边合作地区,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该地区合作向深层次发展,待双边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多边合作的开展就具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

2.培养边境区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使经济交往的社会规则就明确化,经济主体对潜在的经济交往利润的分割就有着较好的包容和预期,交易成本就有可能趋于最小化。

区域效应范文篇5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主要研究货币政策效应的空间非对称性，即货币政策冲击在异质性国家或地区的传导及对真实经济活动的影响，属于最优货币区理论(TheoryofOptimalCur－rencyArea)的研究范畴。最早研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学者是Scott(1955)，虽其研究的本意不在此，但他的研究引申出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蒙代尔(1961)首次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这一理论为本世纪初欧洲货币联盟的成立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框架来研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成为主要研究方法。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欧元区和美国。如Taylor、Dornbusch等探讨了单一货币政策在欧盟各成员国内执行效果上的差异，Gerald和DeFina则对美国48个州的数据进行分析，表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产生区域效应。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骆玉鼎等从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出发，根据“最优货币区”标准，认定当前的中国不是优货币区，因此，货币政策应适当区域化。还有一些学者，或从区域间经济差异性出发，如耿同劲采用经济计量学方法，如宋旺和钟正生等，证明了统一的货币政策效果确实存在区域性差异，货币政策有实行区域化的必要。而孙天琦则认为货币政策不可轻言区域化，但是部分内容可以探索差别化。

二、理论框架和变量选择

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地区差别密切相关。货币经济学理论认为产生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三大渠道分别是利率、信贷和汇率。由于目前我国利率非完全市场化，汇率改革时间不长。因此，本文仅研究信贷渠道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影响。信贷渠道可以分为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的传导过程可表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供给量)↑(↓)→利率↓(↑)→企业净现金流和资产价格↑(↓)→企业净价值↑(↓)→银行贷款数量↑(↓)→投资↑(↓)→产出↑(↓)。银行贷款渠道的传导过程可表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供给量)↑(↓)→(金融机构的可贷款数量↑（↓)→信贷规模↑(↓)→投资↑(↓)→产出↑(↓)。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关键在于货币政策的变动影响了市场利率，从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因此，该渠道起作用类似于利率渠道，基于与前文同样的理由，本文将不予探讨。

根据银行贷款渠道的传导路线，本文选取的变量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信贷规模L、固定资产投资I和产出Y(即国内生产总值GDP)。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90－2006年各省市相应变量的年度数据，原始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构建面板数据(PanelData)模型如下：

lnY1=αit+βit*lnXt+μit式中，X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ln表示对变量取对数，i=1，2，3…，t表时间，α表示各区域截距项，B表示Y对X能敏感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于是，根据面板数据模型，构建如下四个模型：

三、实证检验

下面我们就分别对这四个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1)ADF单位根检验

利用Eviews5.O对我国1990－2006年实际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测算得到表2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狭义货币供应量M1、东、中、西部的信贷规模L、固定资产投资I和产出Y在一阶差分后都达到了平衡。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运用Eviews5.0对经过单位根检验的各相关变量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表3的检验结果。

测算结果表明：①狭义货币供应量指数与东中西部地区信贷规模指数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比较显著，分别以61.6％、82.5％和95.7％的概率拒绝了狭义货币供应量不是各地区信贷规模的格兰杰原因的命题假设，说明狭义货币供应量与各地区信贷规模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狭义货币供应量是各地区信贷规模的格兰杰原因。

②各地区信贷规模指数与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数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比较显著，分别以99.9％、64.5％和87.3％的概率拒绝了各地区信贷规模不是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的命题假设，说明各地区信贷规模与其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各地区信贷规模是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③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指数与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比较显著，分别以99.9％、96.0％和99.9％的概率拒绝了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不是对应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的命题假设，说明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是对应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

从各统计结果还可以看到，各变量数据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一检验结果说明了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际过程中，传导变量之间的影响是反馈性的，更显出了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复杂性。

(3)弹性分析

通过以上的格兰杰检验可以看到，模型中涉及的各对应的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将对应的变量分别代入上面四个模型，得到回归结果：

由上表的弹性系数可以看到：

①狭义货币供应量与信贷规模的关系。东、中、西部地区信贷规模指数对狭义货币供应量指数的弹性分别为1.04、0.87、0.86，以东部地区为最大，富有弹性，这说明东部地区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高，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比中西部地区灵敏。

②信贷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东、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数对本地区信贷规模指数的弹性分别为1.03、1.19、1.25，弹性系数均大于1，富有弹性，但东部地区最小。这说明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比中西部地区的要小，原因在于东部地区企业经营效率较高，投资收益较好。因此，企业投资和经营活动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对银行的依赖较小。

③投资和产出的关系。东、中、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数的弹性分别为O.69、O.53、O.48，均缺乏弹性，但东部地区的弹性最大，西部地区的最小。这说明投资效率由东向西递减，这和我国市场化程度由东到西递减的趋势相吻合。

④)信贷规模和产出的关系。东、中、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对信贷规模指数的弹性分别为O.58、0.64和0.80，均缺乏弹性，但东部地区的弹性最小，这说明信贷对产出的影响，中西部大于东部。换而言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依赖于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

四、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我国货币政策通过银行贷款渠道传导的过程和作用效果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比中西部的要小；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比东部更依赖于银行的信贷资金。

这就意味着，同样的货币政策措施在三个地区会出现不同的作用过程和政策效果。也就是说，如果货币政策忽视地区差异而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扭曲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作用和效果，甚至有可能加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时应考虑到这些情况，在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目标前提下，针对各地区的经济特征采取可行的政策措施，以缩小这种政策效果的差异，从而使各区域间的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TaylorJ.Themonetarytransmissionmechanism:anem－piricalframework[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5(9):11－26.

[2]Dornbush,R,C.FaveroandF.Giavazzi.ImmediateChallengesfortheECB[J].EconomicPolicy.1998(4):17-63.

[3]GeraldCarlino,RobertDeFina.TheDifferentialRegionalEffectsofMonetaryPolicy[J].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8(8)

[4]骆玉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货币总量调控的局限性[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8，(3).

[5]耿同劲.货币政策工具区域化研究[J].上海金融，2003，(5).

[6]宋旺，钟正生.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及原因[J].经济研究，2006，(3).

[7]孙天琦.货币政策：统一前提下部分内容的区域差别化研究[J].金融研究，2004，(5)。

[8]宋春梅.区域金融二元结构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实证研究[J].理论探讨，2009，(1).

区域效应范文篇6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是指不同地区面对统一的货币政策冲击时，在反应程度和时滞上的差异。统一货币政策在执行效果上产生地区性差别，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地区差别密不可分。理论认为产生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三大渠道分别是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在利率的敏感性方面，Luigi等人指出不同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产出的比例不同，比例越高的国家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就越高。在银行信贷渠道理论的实证研究方面，Kashyap和Stein发现，银行体系主要由小银行组成的国家。其货币政策执行的银行信贷传导效果更强于主要由大银行组成的国家。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于则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各地区企业信贷可得性的不同影响导致了各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较大的差异：宋旺和钟正生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分析得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

二、模型建立和数据说明

本文依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6月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对大陆31个省份划分为8个区域。变量的选择如下：

选取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这主要是考虑到目前我国的信贷渠道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

选取人均真实GDP作为区域产出指标。原因在于真实GDP是测度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

选取区域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作为物价指标。

定义同期各省广义货币供应量为该时期省内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其中，区域人均真实GDP、区域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都按可比价格进行整理，然后对这些经过整理后的数据进行对数调整。以避免数据波动过大造成的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问题。

由于数据可取性的限制，实证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数据是1989-2007年的年度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等。

同时，因所选取的数据都是时间序列数据，为避免“伪回归”问题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从检验结果可知只有第一组、第六组和第八组的4个变量都是I(1)。故选取这3组继续进行研究。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可概括为：“货币政策一银行信贷量→GDP→价格指数”，因此确定VAR模型的变量顺序是：DINDK、DINCK、DINPGDP、DINCPI；建立VAR模型。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对各区域信贷、产出、物价与全国金融机构贷款额的动态特性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应该对前述的估计方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通过Eviews6.0软件得出3大区域的产出和物价两大因素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曲线图。

从3大地区的人均产出对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单位Cholesky正向冲击的反应来看，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在各区域的效应也有所不同。我国东北部地区产出对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要高于中部和西北部地区。

从东北部地区来看，货币政策对其人均产出的影响在第1期达到最高点近25％，到第2期就恢复到初始位置并在随后的各期内表现的较为平稳。即货币政策冲击对该区域的人均产出效应达到最高点后迅速下降，直至这种影响为负。

从中部地区来看，脉冲反应曲线图表明其人均产出对货币政策反应的最大值出现在第2期，与东北部地区相比较表现出较显著的滞后性，而且其敏感程度远不如东北部地区，最高只有7％，另一方面，冲击的效果在持续到第4期以后减少到0，随后的波动也并不显著。反映出我国中部地区人均产出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较小。

从西北部地区看，可以明显看出，货币政策冲击的效果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20％。然后缓慢下降直到第6期变为0，随后继续下降变为负效应。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冲击对西北部地区的人均产出具有持续的较强的影响。

各地区物价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曲线所表现的不一致性明显要小于产出对货币政策冲击响应的不一致性。

第一，国家货币政策冲击对各地区物价产生的影响大小不同，西北部地区物价受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要大，其影响最高点均达到甚至超过7％，而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物价受影响较小，特别是东北部地区。货币政策对其物价影响最高点仅1％。

第二，国家货币政策冲击对各地区物价影响在期初具有趋同效应。面对货币政策冲击。3大地区在第1期都有一个显著的上升过程，都是在第2期达到其各自的最大值。

第三，在随后的时期内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其中，东北部地区在随后的时期内持续的震荡变化并伴随着振幅的逐渐减少从而最终收敛于稳定状态；中部地区在第3期就回复的均衡位置，随后一直在低位运行：而西北部地区在随后时期内缓慢地呈现周期性变化，在第5期达到其最低点并继续震荡上行。

四、启示和政策建议

(一)探索建立切实可行的区域货币政策体系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不同区域已经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现象表明统一的货币政策在区域层面稳定物价、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存在瑕疵。有必要探索建立区域性货币政策体系。研究区域贸易和资金流向、规模对货币政策区域传导机制的影响。

区域效应范文篇7

本文将每个省级区域看成是一个DMU,借助DEAP2.1软件包,运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模型,求得各省级区域1998)2010年期间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和各构成部分的变化情况(表1),并将Malmquist全要素生产力指数(TFP)分解为科技进步指数(TP)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又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TE)和规模效率指数(SC)即,TFP=TP@TE,TE=PTE@SC。从表1可见,在研究期内全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仅在1998)1999年、2000)2001年、2009)2010年3个时间段大于1,其余大多数时间段小于1且波动较大,年均增长-2.94%,其变化是科技进步指数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共同作用的结果。全国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12年来一直在原有的基础上徘徊,年均下降0.60%,而技术进步指数却年均下降2.26%。这说明技术进步指数对全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贡献较大,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贡献不明显。与此同时,科技进步的增长率为负值并不是指科技退步,而是指科技进步的增长速度变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科技发展的现状。即虽然我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获得显著增强,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不排除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过度依赖外来技术与资金所导致的/自主知识产权瓶颈0等问题,整体上仍需进一步挖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本文将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图1)。由图1可见,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在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近似于/W0波浪型的变化趋势。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分别在2001)2002年、2005)2006年、2006)2007年3个时间段达到较低水平,两者相互耦合使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在这3个时间段分别达到了波谷底端;而在2003)2004年、2004)2005年、2007)2008年3个时间段,由于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都处于相对峰值水平,因此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在这些阶段也处于高位。研究期内,纯技术效率指数的均值为0.9969,规模效率指数的均值也为0.9969,两者在保留四位有效小数的情况下达到了一致。这说明全国经济增长的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都存在改进的空间,未来经济发展应更加注重改进生产技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达到技术最优化的目的。通过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模型可得到31个省级区域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测算结果(表2)。该指数大于1,表示样本研究期间经济发展效率水平提高;该指数小于1,表示经济发展效率水平下降;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大于1,表示研究期间技术效率提升,反之表示下降;技术变动指标大于1,表示样本期间技术进步,反之表示技术进步恶化;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是从投入产出层面讲的生产技术效率和生产规模效率。通过表2可见,研究期内31个省级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均值为0.9699,表明在整个考察期间,各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有所下降。将其进行分解,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均值分别为0.9934与0.9763,这说明技术进步的变动是带动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31个省级区域中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海南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于1,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上海市(1.0892),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省区的技术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海南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但是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而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分别是我国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3个经济增长引擎的核心与龙头区域,是典型的高投入、高产出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技术市场相对成熟,科技成果市场化速度较快,技术转化与科技发展的各方面环境与体制机制日臻成熟,科技资源的高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来看,研究期内各省级区域的均值分别为0.9968与0.9967,都比较接近1。在规模效率变化指数方面,除河北、上海、江苏、湖北、湖南、宁夏、浙江、四川这8个省级区域大于1外,内蒙古、广东、海南这3个省级区域等于1,其余地方的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均小于1。这说明大部分省级区域科技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效应,因此未来应逐步加大科技资源的投入力度。在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方面,各省级区域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相类似,除天津、上海、江苏、重庆、青海、新疆6个省级区域大于1,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广东、海南、西藏7个省级区域等于1之外,其余地方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小于1。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值不高,相对效率较稳定,/追赶效应0不明显,说明现有的科技资源配置管理模式客观上不能与省级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相适应。

本文利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通过全国31个省级区域1998)2010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科技资源要素投入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¹同产业结构调整一样,技术进步也可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研究期内,全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是技术进步指数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进步指数对全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贡献较大,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贡献不明显,并且它在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近似于W波浪型的变化趋势。º在不同的省级区域,科技资源要素的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大部分省市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处于下降阶段,技术进步的变动是带动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各省级区域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历年均值都小于1,这说明无论是从纯技术效率变化角度还是从规模效率变化角度来看,都有必要改进现有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从而使区域经济的发展真正能够做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本文作者：陈晓丽李恒范斐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区域效应范文篇8

“智慧旅游”是在“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智慧地球”是为了实现主体间互动的高效性，推动全世界的智能化发展，以便为人类社会带来更理想的发展契机;“智慧城市”是通过多网融合，物、人间的互联、互通、互感，实现数据的高效组合，提高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设是推动“智慧地球”发展的基础，而“智慧旅游”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谓“智慧旅游”，指的是在旅游体验、行业发展及管理等方面，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包括信息处理、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化数据挖掘等技术，深入发掘和优化整合旅游资源的新型旅游形态。智慧旅游的核心即借助云计算技术，基于云架构，将庞大的旅游资源信息加以整合，采用云服务方式为管理人员、游客、涉旅企业、开发商等提供便捷、高效的旅游服务功能。就“智慧旅游”系统而言，其包括“一心”、“两端”、“三网”，其中“一心”指的是云计算的中心，即旅游信息数据库;“两端”指的是旅游信息服务端、客户使用端;“三网”指的是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讯网。

2智慧旅游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2．1智慧旅游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依据

国内外研究与实践结果显示，发展智慧旅游，对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拉动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理论与实践依据如下。

2．1．1智慧旅游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

作为一个创造型产业———旅游业离不开科技创新，智慧旅游正是借助于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所形成的一种创新型旅游形式，因而已经成为推动旅游行业及拉动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成为该行业有别于其他行业的显著特点之一。智慧旅游的推进，加快了传统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打造了创新型旅游系统，其本质即创新。与此同时，智慧旅游推动了旅游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增强了区域旅游行业的创新与实践，因此，智慧旅游已经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魏小安等曾经提出:“发展智慧旅游已经成为旅游经营的必然发展趋势，也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2．1．2知识经济时代呼唤智慧旅游的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科学地配置智力资源，加快智力产品的生产、分配与消费，以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催生了不依赖自然资源的新兴产业的出现，在当前旅游行业，信息及知识的应用也越来越深入，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旅游行业是智力型产业，因此，智慧旅游的出现，为旅游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把智慧旅游作为支撑体系，打造更好的旅游产业平台，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周边区域经济，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发展智慧旅游的重要战略使命。

2．1．3以智慧旅游驱动生产力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

据中国科学院《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中提出:“现代化本质，即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创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在信息时代下，全球已经掀起了一场智能化、可持续化科技及产业革命，这场革命如今已经蔓延到了旅游行业，推动了旅游主体的发展与壮大，实现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旅游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改善了旅游业环境，促使旅游产业逐步走向可持续发展。智慧旅游驱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着力点。传统经济发展有赖于资源驱动，导致物质财富出现相对过剩、资源危机等情况，迫切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此，智慧旅游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成为经济运行与发展关键的内生变量。

2．2智慧旅游有效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智慧旅游的运营面向社会各主体，如旅游部门、涉旅企业，游客、周边居民等，而智慧旅游建设也涉及到各方面，包括基础设施、信息资源、业务应用等。借助于信息技术，智慧旅游与旅游产业有机结合，为大众提供了智能化服务，而智慧旅游建设所涉及的各体系，如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旅游服务环境，改善城市形象;信息资源体系有助于旅游信息资源共享;有助于为广大游客及附近居民带来便利与效益，帮助涉旅企业提高服务水平、增加经济效益。不仅如此，智慧旅游还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契机。一方面，为当地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智慧旅游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2012－2014年旅游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智慧旅游市场规模年增长率超过46%，所产生市场价值高达900亿，而在2014年，智慧旅游所带来的市场总价值高达1450亿。智慧旅游建设，极大地激励了政府、涉旅企业加快创新步伐，提升管理、运营能力，并为广大游客提供了更便利、智能化的服务，极大地提高了旅游行业的整体收入，拉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智慧旅游产业的关联性与带动作用，进一步拓展了当地市场空间，为景区、酒店、旅游企业以及其他服务行业带来了更多市场及商机，为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智慧旅游的运营，实现了传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由于智慧旅游建设需要技术、设施，产品、设备的生产、建设，因而涉及到制造业的参与与融合，逐步构建起了智慧制造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链朝着纵、深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智慧旅游所提供的现代化技术，为传统制造业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推动了制造业新型发展模式的形成。智慧旅游系统中充分渗透了各种经济价值，虽然智慧旅游建设耗资巨大，但投入运营之后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2012－2013年旅游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在线旅游市场创造了1．709万亿元效益，同比增长30%;截至2013年中旬，我国在线预订酒店、旅游行程、机票、火车票等用户量高达1．33亿，占所有网民量的1/5。总而言之，智慧旅游运营有效改善了区域旅游行业的发展环境，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优化，加快了区域信息产业高速发展，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3推动智慧旅游发展、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建议

3．1加快构建智慧旅游服务平台

一是加快云计算中心的建设，包括旅游资源及信息的云存储及云交换中心，为推动智慧旅游发展奠定良好的信息基础，推动旅游信息采集、存储、的规范化，满足智慧旅游的要求。就旅游资源及信息云存储中心而言，重点结合旅游资源、市场、游客的需求，以及气象、交通相关信息，构建资源数据库，对旅游资源及信息进行统一管理。就云交换中心而言，重点对接当地城市平台，借助于信息平台同有关部门交换所需数据，实现资源的共享与协作的联动性，便于有关企业同步更新数据，更好地服务游客，实现在线营销。二是积极建设智慧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利用信息传播媒介及渠道，向广大游客提供更为全面、综合的旅游咨询信息及服务。同时，打造相应的营销平台，统一对地区旅游品牌加以推广，对旅游产品进行销售。借助于在线营销途径，有助于提高对于旅游舆情及游客需求的分析能力，搭建电子商务平台，进一步延伸营销渠道，积极开拓中小涉旅企业，以拓宽分销渠道，与此同时，借助于数据仓库技术，深入挖掘游客信息及需求，提供满足其需求的旅游产品及服务。

3．2深化多方合作，共建智慧旅游

一是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机制。在地区政府的引导下及当地市场的驱动下，结合企业与社会投入，构建与智慧旅游产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融资机制。就政府而言，应大力支持智慧旅游的发展，出台全面、系统的优惠政策，并设立相应的投资基金，以更好地吸引企业投资，建立多元化融资服务系统。并注重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融资产品的创新与发展，以便为旅游企业的信息化发展提供支持。二是加快完善创业孵化机制。为培育地区智慧旅游高新企业，增强地区智慧旅游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必须加快完善创业孵化、培育体系。通过孵化加速产业发展及规模化生产，积极探索与当地旅游情况相适合的发展模式，协助涉旅企业逐步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培训，提高企业的规模化发展及市场开拓能力，提高旅游服务功能。

3．3依托当地资源优势，打造品牌智慧景区

注重智慧景区的宣传与推广，结合当地旅游资源优势，打造全新的信息服务形式及服务手段，推动景区服务范围逐步横向延伸。同时，深入挖掘服务资源，给予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在推送服务的过程中，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推动智慧景区健康、稳定发展。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当地资源环境的监测，构建统一、标准的信息化服务设施，确保资源、环境等各方面信息充分整合，全方位、智能化地保护资源环境，推动当地智慧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

3．4完善智慧旅游体系，推动区域经济产业升级

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深化多方合作、打造品牌智慧景区等一系列动力因素的作用后，地区智慧旅游的发展将日趋成熟，此时，需要完善地区智慧旅游体系，构建全面覆盖技术层、服务层、应用层。技术层为当地智慧旅游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持，通过深入融合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解决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各类问题，摆脱终端设备的约束;服务层是智慧旅游体系的核心，依靠产业链中各要素的共同参与，全面覆盖食、住、行、游、购、娱等服务领域;应用层直接面向游客群体，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功能应用，真正使其体验到智慧旅游服务的便捷性与全面性。通过推动区域智慧旅游发展，实现旅游资源与信息的综合服务，充分优化和利用地区旅游资源，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提高区域经济增长。

4结语

区域效应范文篇9

(1)狭义信贷渠道。此渠道强调的是银行在信贷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基本原理可以用Bernanke和Blinder的CC-LM模型来说明：在标准的IS-LM模型中，IS曲线表示商品市场均衡，厂商投资是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完成的。而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等问题，债券并不可以完全替代银行贷款，有些企业是银行贷款的依赖者，所以厂商的投资需求不但和债券利率负相关，也受到银行的信贷资金的约束，这样标准的IS-LM模型中的IS曲线就变成了CC(商品和信贷)曲线。当紧缩的货币政策实施时，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便会减少，这不但使货币数量减少，LM曲线上移，而且使银行信贷量减少，进而使得厂商投资需求减少。也就是说，此时CC曲线也要下移，从而使经济活动会比标准模型有更大幅度的放缓。关于信贷渠道的重要性，最有力的说明是Bernanke(1983)对大萧条有影响力的研究。他认为仅用货币因素来解释大萧条的深度和持久性是“数量不充分”的，而金融体系的崩溃(1930年到1933年期间半数的美国银行倒闭，金融市场出现全球性的暴跌)才是至关重要的原因。Kashyap，Stein和Wilcox(1993)通过研究发现，当银行贷款下降时，商业票据的发行增加，这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减少贷款的供给，从而证明了银行贷款渠道的存在。已有文献也证明，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信贷供给比货币供给与经济行为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BernankeandJames，1991；Schreft，1990)。(2)广义信用渠道。此渠道也叫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由Bernanke和Gertler(1989)提出。他们认为同样是由于在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为了减少道德风险，银行发放贷款需要有抵押品，或者要求企业有一定的“净值”——企业拥有的流动性资产和可以用于抵押的资产的加总。此“净值”的多少与外部融资支付的溢价成反比，净值的下降一方面提高了借款人为外部融资所付出的溢价，另一方面提高了外部融资的需求量，从而影响企业的消费和投资。此渠道也被称为金融加速器，意指由政策导向而引致的利率变化效应被宏观放大。其传导机制如下：中央银行实施紧缩性政策→货币供给减少→利率上扬→企业净现金流入减少，同时可用于抵押的资本品价值缩水→企业的“净值”减少→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自身条件恶化→外部融资成本加大→其投资性支出下降。

在西方发达经济国家，信贷渠道只是众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一种，利率渠道、财富渠道和汇率渠道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我国经济而言，由于当前经济规模和外向度较小，财富渠道和汇率渠道的作用都十分有限，即使利率渠道这个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在我国作用也不明显①，银行信贷渠道则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这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直接融资不发达，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本主要来自于银行，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欧美国家，银行信贷量的变化对我国企业的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周英章、谢振声(2002)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银行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3)也认为贷款增长比货币增长更能解释经济波动。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1986年～2003年度的GDP和信贷量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信贷量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GDP表示第i个地区第n年的GDP数据；LOAN表示第i个地区第n年的信贷量数据，i=1，2，3；n=1，2，……，18。1986年～2003年各省名义GDP数值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1986年～1998年金融机构贷款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98年～200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年鉴》。由于两者统计口径不一致，本文按照1998年度两个数据口径的差异程度，把1998年～2003年的贷款数据进行了调整。物价指数采用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GDP平减指数，并把它换算成以1986年为定基的物价指数。这样就得到各省的实际GDP数值和金融机构实际贷款量。按照官方分类，2003年前，东部地区包括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福建、天津、辽宁、海南11个省市；中部包括河南、湖北、山西、湖南、安徽、江西、黑龙江和吉林8个省；西部有四川、陕西、云南、重庆、广西、新疆、内蒙古、甘肃、贵州、宁夏、青海、西藏12个省市；合计相应省份数据得到各地区数据。

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回归方程高度显著，各系数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值也比较大，东部地区为10.14，中部地区1.11，西部地区仅为0.82。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贷款对不同地区GDP影响的差异比较大，其中东部最为明显，西部最不明显。

二、1998年～2006年我国货币信贷的特点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1997年的紧缩政策以治理通货膨胀；第二阶段是1998年～2002年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第三阶段是在2003年非典过后，央行针对中国经济出现局部过热局面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分析我国信贷量在这三个阶段、特别是后两个阶段中的变化，发现我国货币信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信贷渠道具有作用力不对称特点，紧缩时期比较明显，扩张时期、特别是紧缩后的扩张时期作用不明显。StephenOliner和Rudebusch(1996)证明信贷渠道主要是放大紧缩性货币政策作用，但在扩张之后实施的紧缩政策和紧缩后实施扩张，尤其是后者信贷渠道几乎不起作用。我国也存在类似的特点：在紧缩后的1998年～2002年扩张货币时期，全国信贷增长速度分别为15％、8％、6％、13％、16％，远远小于1997年前22％以上的增长速度，扩张效果并不明显，但在货币紧缩时期对各地区都有较大的影响。2003年实行紧缩政策后，全国的信贷增长速度迅速由21％下降到2004年的12％，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10％。进一步研究发现，扩张政策效果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明显小于经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1998年～2002年的信贷增长速度分别为18％、13％、13％、14％、20％，比同期全国水平分别高出3、5、7、1和4个百分点；而西部信贷增长速度分别是11％、8％、7％、11％、13％；中部为9％、-4％、3％、10％、10％，②明显较东部低得多，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受到限制，但是紧缩性政策对欠发达地区的紧缩效应又明显大于发达地区。例如，2005年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信贷资源，年末本外币各项贷款占全国的比重为61％，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中部和东北地区占比分别下降0.5和0.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基本持平。从中可以看出，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紧缩力更强。③

2.银行信贷与货币供应并非同步变化，而受银行的经营管理状况影响较大。央行在1998年～2002年间采取多种措施放松银根，然而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得到相应扩张。1998年M1的实际增长率为11.9％，比目标值17％低了5.1个百分点，约差1776亿元。谢平(2004)对1994年2季度到2002年4季度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的投放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进行计算，其结果表明，基础货币不仅和M1关系不密切，而且和M2关系更不密切。在第三阶段的紧缩货币时期，虽然2004、2005年信贷增长量有明显下降，但到2006年，尽管央行3次上调准备金率，但贷款增量增长迅速，到8月份新增贷款总量就超过了央行全年预设的指导性目标。我国货币政策在扩张时期信贷扩而不张和紧缩时期的紧而不缩，关键原因在于商业银行在这两个时期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经营管理能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务院要求金融机构加大风险控制力度，将风险防范作为金融机构的首要目标。当时的商业银行控制和防范信贷风险的办法，一方面是减少对企业贷款，将大部分资金留在中央银行增加准备金利息；另一方面在信贷管理方面开始推行责任终身追究制，在强化风险约束的同时没有采取有效的绩效激励机制，从而使商业银行产生“惜贷”行为，“存差”迅速增加，在2002年底存差已经突破4万亿，货币政策的传导从而受阻。2006年后贷款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在于建行、中行和工行相继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募集了大量资金，资本充足率超过了监管要求。日益商业化运作的银行为了追求更多的赢利机会，增加贷款的发放而不是购买低收益率的央行票据，从而出现紧缩时期“宽信贷”的现象。

3.银行信贷的变化同时也受到经济对货币的吸纳能力和偿还能力的影响。谢平(2004)在对1994年2季度到2002年4季度贷款季度增加额和基础货币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发现，贷款增量的变化导致了基础货币的变化，这说明货币供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的，贷款数量的变化是由贷款需求的变化引起的。1998年通货紧缩时期，除了商业银行惜贷之外，经济活动对信贷需求也有明显下降。居民持币待购，消费需求不足，企业利润下降，偿还能力受到影响，投资需求不旺，这都严重影响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信贷需求或者说经济对货币的吸纳能力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更是如此。

三、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造成区域效应的作用机制

从以上对我国信贷量变化的特点分析可以看出，银行信贷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松紧、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状况以及经济本身对货币的吸纳能力和偿还能力的影响较大。那么，我国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效果，与当地的经济金融发展状况、与商业银行和企业的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央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各个地区的信贷量的影响、进而对该地区经济的影响也不同。下面就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的非均衡性发展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不同效果作一具体的分析。

1.中央银行控制各区域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能力不同。从各区域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水平看，经济发达地区收入水平高，储蓄水平也高，资金来源较为丰富，而不发达地区收入水平低、储蓄少、资金来源单一；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更快、资金回报率更高，从而吸引资金进一步从不发达地区流入了发达地区④，所以在中央银行对各个地区实行相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况下，发达地区银行资金富足、头寸宽松、拥有较多的超额准备金，而不发达地区银行资金不足、超额准备金较少(唐旭，1999)。中央银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有可能使欠发达地区银行陷入资金周转不灵的境地，而对发达地区信贷供给能力影响不大。从货币市场借贷能力来看，地区货币市场发育过程和发育程度也极为不同(见表1)。东部发达省份货币市场较为发达，参与货币市场的金融机构较多，同业之间拆入拆出较为频繁且数量较大；而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建设和业务发展滞后，不仅参与主体少而且交易品种单一，交易规模小。超额准备金水平的不同和货币市场借贷能力的不同使得中央银行控制各区域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能力不同。发达地区的信贷可得性强，受货币政策冲击较小，而欠发达地区会受到货币政策较大冲击。

2.各地区企业得到银行信贷的能力不同。这与各地区企业经营效率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总体来看，发达地区由于历史积累较好，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较高，上市公司多，并且发达地区一直位居改革前沿，民营经济起步较早，中小企业中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改制都较早，也都比较彻底；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和一些老工业基地，由于历史等多种原因，企业难以同地方经济的比较优势有机结合，难以达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进行资产重组有很多现实的困难(巴曙松，1998)，所以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企业运行效率有着很大的不同。据赵平(2006)的计算，西北内陆5省和华东沿海5省相比，1999年到2003年间，后者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每一年均大幅高于前者，5年中的年平均值高出3.6个百分点，高出幅度达54个百分点。与此相一致的是，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同比明显高于东部发达地区。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全国水平为59.24％，而北京、上海、浙江等省份只有52.3％、44.74％、50.97％，山西、江西、河南等中西部地区则分别高达64.29％、69.39％、66.75％。这一方面说明中西部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大于东部企业；另一方面说明它们得到信贷的难度大于东部企业。因为各银行依我国的《贷款规则》，均对借款人提出了明确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在申请人达到了最低要求的前提下，负债率越低的企业越有利于从银行取得贷款。同时，较低的经营效益和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使得不发达地区企业的“净值”远远小于发达地区企业，它们成为信贷市场上的高成本者。当央行货币政策收缩时，其净值更小，更难获得贷款，而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受影响较小。2005年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信贷资源，效益更好的东部地区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能力更强，如江苏中小企业新增贷款占全部企业新增贷款的86.7％，福建小企业新增贷款占到全部新增贷款的90.2％。

3.各地区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有很大不同。从表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不仅从股票市场上筹集资金的能力很强，而且在债券市场上筹集的资金也占有绝大比重。2005年在国内A股筹资额(不包括中央企业的股票筹资额)和企业债券筹资中，东部地区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10倍和8倍。再者，各个地区民间金融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发达地区民间金融较为活跃，民间借贷成为一些企业融资渠道的补充，特别是在货币政策趋紧、商业银行资金趋紧的状况下。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抽样调查，2004年浙江、福建、河北等地区的民间融资规模分别约在550亿、450亿和350亿，占各省当年贷款增量的15％～25％。而不发达地区民间金融不仅数量少而且主要用于日常生活，用于生产经营的很少。这样，发达地区的资本市场和民间金融较为发达，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紧缩货币政策的作用，同时放大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作用；而不发达地区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受信贷松紧的影响很大。

4.各地区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能力和手段不同。发达地区商业银行不仅是在数量上、更主要是在质量上优于不发达地区。大量的新兴金融机构如区域性及全国性的商业银行从开始就按照经济合理性即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化的要求在沿江、沿海开放地区和中心城市设置其主要机构，外资银行也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这些金融机构有充足的资本金比率、良好的信贷质量，没有沉重的不良贷款的历史负担，对待信贷的风险与国有银行不尽相同，管理风险的能力也高于国有银行。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说，他们也逐步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收缩了在县域、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它在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资产质量也明显优于不发达地区。所以当监管方要求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时，减少贷款的发放成为欠发达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控制风险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手段。所以即使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政策时，银行的“惜贷”行为也很严重。发达地区的商业银行有更高的管理风险的能力，“惜贷”行为相对较轻。

除了以上提到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状况有很大不同之外，两地区的信用环境相差也较大。发达地区信用环境较好，企业融资更为便利，成本更低；不发达地区则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所以紧缩性的政策将对西部有更大的冲击，而扩张性政策则不能有效达到其目的。

四、小结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金融差异和统一货币政策产生的区域效应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在当前信贷渠道作为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渠道的背景下，不发达地区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的多寡以及信贷供给能力的强弱受到央行货币政策的较大影响，同时其控制风险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减少信贷数量。从企业融资角度来看，在不发达地区，企业不论是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还是得到其他外源融资的能力，都比发达地区要弱。因此，当货币政策发生变化影响到信贷供给时，在紧缩时期对不发达地区的冲击相对较大，而在扩张时期在发达地区效果较为明显。统一货币政策也会使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加大，如紧缩性政策在使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从过热状态冷却下来的时候，却使得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发生资金紧张，正常的社会资金流动受阻，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对于如何消除货币政策效应的地区差异，促进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到均衡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从长远来看，应该推进中西部地区结构性改革，提高投资收益率，鼓励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只有改善中西部地区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才能最终消除货币政策效应的地区差异问题。

2.在中短期内，应该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灵活性。央行在决策时要更多地考虑中西部地区的实际，同时灵活使用再贷款、再贴现和信贷政策等工具，向欠发达地区实行政策倾斜，以此来弥补地区间的差别。

3.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和财政政策在缩小地区差别方面的作用。货币政策是利用市场手段进行总量调节，但市场的失效使得单单依靠货币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国现阶段应以财政政策和政策性金融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货币政策的不足。如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和转移支付力度，组建中西部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别。

4.加强欠发达地区的金融生态建设，促进中西部地区金融的良性运行。中西部地区由于金融生态、信息等原因对银行信贷依赖性比较强，可以通过放松上市条件或在中西部设立证券交易所，为这些地区的企业证券融资创造更宽松的环境，降低其对贷款的依赖性，减少不利的货币冲击对经济的影响。

注释：

①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利率的变动不仅对我国整体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弱，即使单对发达地区，影响也不明显。如对浙江省的实证研究表明，1998年1月至2004年5月，储蓄存款无论对名义利率还是对实际利率都缺乏弹性(焦瑾璞等，2006)。

②本段数据根据中经网数据库计算。

区域效应范文篇10

边界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对此我们将边界效应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

1.屏蔽效应。在著名经济学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变量是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46%的屏蔽效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是屏蔽效应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体收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而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性。从边界屏蔽效应来看,跨边界信息的传递往往比一国内要困难的多,它阻碍了边界一侧经济行为体对另一侧信息的获得,比如,市场信息、合作方的资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此外,经济交往中主体的数量越多,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严重,交易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边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应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边界往往是不同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隔线。

2.中介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它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功能。它通常是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的中介面,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1)自然地理的连续性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有许多属同一族系,具有边界无法阻碍的血缘关系,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2)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区域间相互联系的频率高,即区域间作用的强度随着区域间资源要素、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增大而增强。(3)过境需求的增大为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要素流动,将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当然,过境需求主要来自于边界口岸的腹地区域,因此边界区腹地范围的大小、边境口岸与腹地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界口岸的过境需求的影响巨大。

二、边界效应的动力机制

边界效应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它带来了国家间贸易的增长,使过境需求更加旺盛,同时,经济行为体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市场和寻求生产要素,使得边界更容易利用其两侧的梯度势能,在这一过程中,边界势必由经济“分隔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从而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具体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各参与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1.中央政府。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其他国家资源要素的空间扩散或者向其他国家拓展市场,使其经济发展战略从内向转向外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进口依赖的保守型转向出口指向型,最后,除能使其自身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利用外,还可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各参与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中央政府间的协调,为边界效应转化提供一个有利于降低跨边界经济交往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减小甚至取消、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等,都有利于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

2.地方政府。次区域经济合作参与方往往是一个国家的边缘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表现为加强相互协调,使彼此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相互配套,为跨边界经济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相互联系,加强信息交流和组织建设,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3.企业。条件优越的成熟型企业往往不太热衷于国际化经营,而条件相对不太优越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则急于寻找资源、扩大市场,因而更易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边境地区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开展跨边界经济交往可以扩大市场和要素获取范围,改善生存环境,是其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次区域经济合作受边界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分析框架可以为在理论上研究这样一种合作产生和发展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可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是国家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其动力来自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体。

三、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1.在多边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双边合作地区,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该地区合作向深层次发展,待双边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多边合作的开展就具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

2.培养边境区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使经济交往的社会规则就明确化,经济主体对潜在的经济交往利润的分割就有着较好的包容和预期,交易成本就有可能趋于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