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身份权益范文10篇

亲属身份权益范文篇1

关键词：死者人格利益生者身份权益法律保护

一、问题之提起

案例: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n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晚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例提出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案件，并由此引发最高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最高院在批复中，明确了对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并认为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没有再提到死者的名誉权受保护，而改称为死者的名誉受侵害时的保护。认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就是说，死者的名誉受侵害，由其近亲属来加以保护。从该条文理解，既可以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即: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可以认为法律保护因为死者名誉受损而受到损害的死者近亲属，即: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可见，当时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把握，只好模糊处理。笔者认为，死者既然已死，还能像活人一样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评价?还会有利益的损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侵害死者的名誉其损害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造成死者的近亲属身份利益的损害，尤其是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的损害。

关于精神利益损害，我国立法于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1)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3)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该司法解释认为，被侵犯的不仅仅是死者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其近亲属的人格利益，是死者亲属自身的权利受侵害而造成精神痛苦，并得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人身权领域，“造成精神损害”并非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而是在侵犯了某种人身权并进而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讨论是否以及如何赔偿该精神损害的问题。所以，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说明死者亲属的何种人身权受到了侵害，是一个重大缺陷，也造成了解释上和理论上的困扰。但该司法解释至少肯定了这么一个观点，即:对死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身体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人格尊严的侵害;对死者人格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生者的人格利益和尊严。这不得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2005年由王利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及立法理由》在人格编第386条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作了这样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死亡后，其遗体受法律保护。禁止对遗体、骨灰进行侮辱和损害。死者的人格利益，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权进行保护。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其他近亲属有权进行保护。该规定告诉我们二个观点，第一观点是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死者的遗体受法律保护;第二观点是死者的人格利益，由其近亲属加以保护。死者近亲属在该侵权案件中作为诉讼权利主体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诉讼权利主体保护的客体是死者的人格利益，还是亲属的身份权益，仍存在模糊的概念，学理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二、各种学术观点介绍和评价

(一)死者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仍可以继续享有某些人身权。如有的认为，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仍部分继续存在，如死者名誉权。闭有的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即尽管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但自然人仍然可以在死后享有某些民事权利。

该观点认为，死者可以成为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人身权、隐私权的权利主体，直接受法律保护，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法律规定死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当其死后自然就不再享有权利。民事权利能力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这种资格意味着可能性，即具有了民事权利能力才存在取得具体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可能性。反过来说，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就没有这种资格，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具体的民事权利或者义务。反而推之，如果确定某项民事权利由某个主体享有，则该主体必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是无法成立的。在英国和美国的侵权法上，就不存在对死者权利保护的问题，只有受害人为活人的情况下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才可能构成。

(二)死者法益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不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享有人身权。对死者，法律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权利。法律不仅仅保护权利，而且还保护超出权利范围的合法权益，保护死者的法益，这不仅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死者名誉应该作为一种合法利益而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

该观点认为，对死者生前人格权进行保护，法律所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死者的权利，死者不可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更不可能享有权利。但因为人格权中有社会利益因素，法律有必要对此进行保护。该利益受他人侵害，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侵犯社会公益、违反社会道德，并造成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因此，其近亲属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观点阐述了与权利能力理论相分离而独立存在的“法益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回避了我们所争议的死者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以求得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为可取。但笔者认为，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首先，“法益”概念较模糊、抽象，与法条本身的严谨性不符，不宜为法律条文所用;其次，该学说理论不利于实践操作，可能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大;最后，侵害死者“法益”，是造成死者近亲属的精神痛苦，保护死者“法益”，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既如此，确立了近亲属身份权益，就无需再引进“法益”学说。

(三)延伸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死者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其生前享有权利的保护，在其死亡后延续一段时间转由死者的近亲属行使，其基本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建立在上述“法益说”基础上。

该观点认为，自然人死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延续人身法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一脉相承，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保护为中心，向后延伸，保护延续人身法益。其范围包括:延续名誉法益、延续肖像法益、延续身体法益、延续隐私法益、延续姓名法益、延续荣誉法益、延续亲属法益。笔者同样认为此观点不可取。

因为，从法律保护的目的来看，死者身体、姓名、名誉受侵害时，法律予以保护的不是死者人身权的延伸，而是对其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这其中以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为核心。因为自然人死后，他的权利义务便消失，而此时法律仍对他的姓名、名誉、隐私等权利进行保护，其目的显然不是针对死者。因为在死者身后，人间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对其已经毫无意义，此时的姓名、名誉、隐私和其他权利也不再是一种利益，也不可能成为其权利的客体。而此时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他的近亲属，是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同样，对死者尸体的保护，也是基于对死者的亲属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而不是对死者利益和权利的保护。死者在死后无利益可言，就好像其他物品自身不会有什么“利益”存在一样。假如死者生前立遗嘱对自身尸体的合法利用，不能说是死者在死后对其自身尸体权利的行使，只能说是将死者生前的利益，转化为其他近亲属的利益而加以保护，死者的近亲属是基于对死者生前的关切，有义务保护死者生前的愿望得以继续实现。如果死者生前没有留下如何处理自己尸体的遗嘱，非法利用尸体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权利客体则是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

(四)近亲属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一切人格权即告消灭。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根据公民通常的观念，死者的名誉、荣誉、隐私，往往影响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因此侵害死者名誉、荣誉、隐私等实际上就是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如果侵害，则其近亲属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向法院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要求侵权人直接对其承担侵权责任。还有学者指出，纯粹侵害死者名誉时，因为死者人格已不存在，所以不是侵权行为;如果侵害死者名誉导致死者遗属名誉受损，则属于侵害了遗属的名誉权;或者损害了遗属对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也侵害了遗属的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遗属均得请求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笔者赞成此观点。侵害死者人格权益，实质上是侵害了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

三、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所谓利益，无非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种价值关系。死者虽死，但其生前所留下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并不随死者故去而消灭，亦不发生继承归属新的权利主体。但由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会受到后人的不法侵害，并给其近亲属造成身份利益的损害，故而法律有必要对此利益加以保护，保护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免受非法侵害。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一)从我国现实情况分析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家庭出生，不同的亲属关系，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一直强调看待一个人不能注重其出身如何，但在社会上，人们的观念却难以改变。一个好的家庭出身可能会给一个人带来社会对他的尊重等无形利益;而不好的出身则可能带来一生的耻辱。一个基本的交往礼仪知识常常告诉我们，尊重一个人，就必须尊重其家属;如果不尊重一个人的家属，必然被看成是对某人人格尊严的冒犯。同样，一个家庭成员(包括已故亲人)的名誉受到侵害必然给近亲属带来羞辱，使近家属感到愤怒、屈辱并产生精神痛苦;同时，社会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也随之降低，这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如上述案例，荷花女的母亲陈氏，原本可以作为一个德艺俱佳的艺术家的母亲而受到社会尊重，现在因为其女儿在小说中被写成是有污点的艺人而倍受世人的蔑视，其母亲必然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被告行为严重侵犯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使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遭受损失。

(二)从我国现行相关法规分析

我国早期的《民法通则》对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没有做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明确了死者母亲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者名誉利益的保护扩展到死者的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的利益的保护，并指出，侵权行为，只有在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时，才可由其近亲属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可见，法律明确规定了，对死者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身份利益的直接侵害，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就是对生者身份利益的保护。侵害死者人格权的行为，破坏正常亲属身份关系，直接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造成其精神损害和亲属身份利益的丧失。故“近亲属的救济权是作为侵权行为的受害人由法院直接赋予，并不依赖于死者。”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倾向于采用近亲属利益保护说。

(三)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特殊性分析

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其近亲属身份权益的民事责任构成要件，除了要求具备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外，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该侵权责任的请求权主体只能是死者近亲属，即: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死者的近亲属基于自身的权利受到侵害而提出请求，包括身份利益丧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

第二，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具有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该行为主要以作为的方式表现，如:侮辱、诽谤、贬损、丑化等方式使用死者姓名、肖像，侵害死者名誉、荣誉;或者非法公布、非法利用死者隐私，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等行为。侵权行为人对侵权行为具有侵害其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如:为了营利，擅自使用死者姓名，利用死者肖像，损害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为了报复，恶意丑化死者，公开散布死者生前隐私，造成死者近亲属精神痛苦;为了使文章能吸引读者，故意编撰虚构情节，毁损死者名誉，造成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丧失、精神痛苦。

第三，侵权行为必须是侵害了死者名誉权、肖像权、身体权、隐私权、姓名权等，并造成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或身份利益损失的后果，该损失后果与侵权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通常情形下，死者名誉受损时，其近亲属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自身名誉权受损致使精神痛苦的法律后果，该观点为常人所接受。但是，使用死者的肖像、揭露死者的隐私，并不能同时造成死者近亲属自身肖像权、隐私权的损害。但使用死者肖像、揭露死者隐私、盗用死者姓名，却可能侵害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益，使其身份利益丧失，或精神利益损害。如使用死者肖像进行犯罪、从事不恰当活动，造成死者名誉下降，从而影响其近亲属声誉，使其近亲属身份权益受损，社会评价降低，产生精神痛苦，如此则构成侵权。如在医院的广告上使用死者(原患者)的肖像;将印有死者照片的墓碑作为墓碑石刻的广告宣传等，均构成对死者亲属身份权益的侵害。但如果某些行为侵犯了死者的人格利益，而对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却没有造成伤害，或者从社会一般观念来看是可容忍的，则不构成侵权。如某单位为了纪念某人，在单位工作场所仍保留其肖像并介绍之;为了纪念伟人，在书店里出售领袖画像等行为，均不构成对其近亲属的身份利益的侵害。可见，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是否受损，是该侵权责任构成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是否被侵害这一事实。

亲属身份权益范文篇2

论文摘要：人死后是否还享有权利，是否还有人格利益，我国现行法律保护的是死者人格利益，还是生者身份权益。通过探讨案例，解释法条，分析和评价死者权利保护说、死者法益保护说、延伸保护说及近亲属权利保护说等理论观点，认为近亲属权利保护说较为科学，并从我国现实情况、相关法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一、问题之提起

案例: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n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晚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例提出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案件，并由此引发最高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最高院在批复中，明确了对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并认为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没有再提到死者的名誉权受保护，而改称为死者的名誉受侵害时的保护。认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就是说，死者的名誉受侵害，由其近亲属来加以保护。从该条文理解，既可以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即: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可以认为法律保护因为死者名誉受损而受到损害的死者近亲属，即: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可见，当时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把握，只好模糊处理。笔者认为，死者既然已死，还能像活人一样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评价?还会有利益的损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侵害死者的名誉其损害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造成死者的近亲属身份利益的损害，尤其是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的损害。

关于精神利益损害，我国立法于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1)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3)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该司法解释认为，被侵犯的不仅仅是死者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其近亲属的人格利益，是死者亲属自身的权利受侵害而造成精神痛苦，并得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人身权领域，“造成精神损害”并非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而是在侵犯了某种人身权并进而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讨论是否以及如何赔偿该精神损害的问题。所以，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说明死者亲属的何种人身权受到了侵害，是一个重大缺陷，也造成了解释上和理论上的困扰。但该司法解释至少肯定了这么一个观点，即:对死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身体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人格尊严的侵害;对死者人格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生者的人格利益和尊严。这不得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2005年由王利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及立法理由》在人格编第386条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作了这样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死亡后，其遗体受法律保护。禁止对遗体、骨灰进行侮辱和损害。死者的人格利益，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权进行保护。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其他近亲属有权进行保护。该规定告诉我们二个观点，第一观点是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死者的遗体受法律保护;第二观点是死者的人格利益，由其近亲属加以保护。死者近亲属在该侵权案件中作为诉讼权利主体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诉讼权利主体保护的客体是死者的人格利益，还是亲属的身份权益，仍存在模糊的概念，学理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二、各种学术观点介绍和评价

(一)死者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仍可以继续享有某些人身权。如有的认为，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仍部分继续存在，如死者名誉权。闭有的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即尽管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但自然人仍然可以在死后享有某些民事权利。

该观点认为，死者可以成为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人身权、隐私权的权利主体，直接受法律保护，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法律规定死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当其死后自然就不再享有权利。民事权利能力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这种资格意味着可能性，即具有了民事权利能力才存在取得具体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可能性。反过来说，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就没有这种资格，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具体的民事权利或者义务。反而推之，如果确定某项民事权利由某个主体享有，则该主体必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是无法成立的。在英国和美国的侵权法上，就不存在对死者权利保护的问题，只有受害人为活人的情况下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才可能构成。

(二)死者法益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不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享有人身权。对死者，法律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权利。法律不仅仅保护权利，而且还保护超出权利范围的合法权益，保护死者的法益，这不仅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死者名誉应该作为一种合法利益而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

该观点认为，对死者生前人格权进行保护，法律所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死者的权利，死者不可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更不可能享有权利。但因为人格权中有社会利益因素，法律有必要对此进行保护。该利益受他人侵害，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侵犯社会公益、违反社会道德，并造成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因此，其近亲属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观点阐述了与权利能力理论相分离而独立存在的“法益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回避了我们所争议的死者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以求得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为可取。但笔者认为，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首先，“法益”概念较模糊、抽象，与法条本身的严谨性不符，不宜为法律条文所用;其次，该学说理论不利于实践操作，可能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大;最后，侵害死者“法益”，是造成死者近亲属的精神痛苦，保护死者“法益”，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既如此，确立了近亲属身份权益，就无需再引进“法益”学说。

(三)延伸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死者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其生前享有权利的保护，在其死亡后延续一段时间转由死者的近亲属行使，其基本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建立在上述“法益说”基础上。

该观点认为，自然人死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延续人身法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一脉相承，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保护为中心，向后延伸，保护延续人身法益。其范围包括:延续名誉法益、延续肖像法益、延续身体法益、延续隐私法益、延续姓名法益、延续荣誉法益、延续亲属法益。笔者同样认为此观点不可取。

因为，从法律保护的目的来看，死者身体、姓名、名誉受侵害时，法律予以保护的不是死者人身权的延伸，而是对其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这其中以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为核心。因为自然人死后，他的权利义务便消失，而此时法律仍对他的姓名、名誉、隐私等权利进行保护，其目的显然不是针对死者。因为在死者身后，人间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对其已经毫无意义，此时的姓名、名誉、隐私和其他权利也不再是一种利益，也不可能成为其权利的客体。而此时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他的近亲属，是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同样，对死者尸体的保护，也是基于对死者的亲属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而不是对死者利益和权利的保护。死者在死后无利益可言，就好像其他物品自身不会有什么“利益”存在一样。假如死者生前立遗嘱对自身尸体的合法利用，不能说是死者在死后对其自身尸体权利的行使，只能说是将死者生前的利益，转化为其他近亲属的利益而加以保护，死者的近亲属是基于对死者生前的关切，有义务保护死者生前的愿望得以继续实现。如果死者生前没有留下如何处理自己尸体的遗嘱，非法利用尸体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权利客体则是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

(四)近亲属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一切人格权即告消灭。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根据公民通常的观念，死者的名誉、荣誉、隐私，往往影响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因此侵害死者名誉、荣誉、隐私等实际上就是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如果侵害，则其近亲属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向法院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要求侵权人直接对其承担侵权责任。还有学者指出，纯粹侵害死者名誉时，因为死者人格已不存在，所以不是侵权行为;如果侵害死者名誉导致死者遗属名誉受损，则属于侵害了遗属的名誉权;或者损害了遗属对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也侵害了遗属的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遗属均得请求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笔者赞成此观点。侵害死者人格权益，实质上是侵害了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

三、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所谓利益，无非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种价值关系。死者虽死，但其生前所留下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并不随死者故去而消灭，亦不发生继承归属新的权利主体。但由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会受到后人的不法侵害，并给其近亲属造成身份利益的损害，故而法律有必要对此利益加以保护，保护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免受非法侵害。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一)从我国现实情况分析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家庭出生，不同的亲属关系，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一直强调看待一个人不能注重其出身如何，但在社会上，人们的观念却难以改变。一个好的家庭出身可能会给一个人带来社会对他的尊重等无形利益;而不好的出身则可能带来一生的耻辱。一个基本的交往礼仪知识常常告诉我们，尊重一个人，就必须尊重其家属;如果不尊重一个人的家属，必然被看成是对某人人格尊严的冒犯。同样，一个家庭成员(包括已故亲人)的名誉受到侵害必然给近亲属带来羞辱，使近家属感到愤怒、屈辱并产生精神痛苦;同时，社会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也随之降低，这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如上述案例，荷花女的母亲陈氏，原本可以作为一个德艺俱佳的艺术家的母亲而受到社会尊重，现在因为其女儿在小说中被写成是有污点的艺人而倍受世人的蔑视，其母亲必然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被告行为严重侵犯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使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遭受损失。

(二)从我国现行相关法规分析

我国早期的《民法通则》对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没有做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明确了死者母亲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者名誉利益的保护扩展到死者的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的利益的保护，并指出，侵权行为，只有在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时，才可由其近亲属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可见，法律明确规定了，对死者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身份利益的直接侵害，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就是对生者身份利益的保护。侵害死者人格权的行为，破坏正常亲属身份关系，直接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造成其精神损害和亲属身份利益的丧失。故“近亲属的救济权是作为侵权行为的受害人由法院直接赋予，并不依赖于死者。”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倾向于采用近亲属利益保护说。

(三)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特殊性分析

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其近亲属身份权益的民事责任构成要件，除了要求具备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外，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该侵权责任的请求权主体只能是死者近亲属，即: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死者的近亲属基于自身的权利受到侵害而提出请求，包括身份利益丧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

第二，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具有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该行为主要以作为的方式表现，如:侮辱、诽谤、贬损、丑化等方式使用死者姓名、肖像，侵害死者名誉、荣誉;或者非法公布、非法利用死者隐私，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等行为。侵权行为人对侵权行为具有侵害其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如:为了营利，擅自使用死者姓名，利用死者肖像，损害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为了报复，恶意丑化死者，公开散布死者生前隐私，造成死者近亲属精神痛苦;为了使文章能吸引读者，故意编撰虚构情节，毁损死者名誉，造成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丧失、精神痛苦。

第三，侵权行为必须是侵害了死者名誉权、肖像权、身体权、隐私权、姓名权等，并造成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或身份利益损失的后果，该损失后果与侵权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通常情形下，死者名誉受损时，其近亲属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自身名誉权受损致使精神痛苦的法律后果，该观点为常人所接受。但是，使用死者的肖像、揭露死者的隐私，并不能同时造成死者近亲属自身肖像权、隐私权的损害。但使用死者肖像、揭露死者隐私、盗用死者姓名，却可能侵害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益，使其身份利益丧失，或精神利益损害。如使用死者肖像进行犯罪、从事不恰当活动，造成死者名誉下降，从而影响其近亲属声誉，使其近亲属身份权益受损，社会评价降低，产生精神痛苦，如此则构成侵权。如在医院的广告上使用死者(原患者)的肖像;将印有死者照片的墓碑作为墓碑石刻的广告宣传等，均构成对死者亲属身份权益的侵害。但如果某些行为侵犯了死者的人格利益，而对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却没有造成伤害，或者从社会一般观念来看是可容忍的，则不构成侵权。如某单位为了纪念某人，在单位工作场所仍保留其肖像并介绍之;为了纪念伟人，在书店里出售领袖画像等行为，均不构成对其近亲属的身份利益的侵害。可见，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是否受损，是该侵权责任构成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是否被侵害这一事实。

亲属身份权益范文篇3

关键词：死者人格利益生者身份权益法律保护

一、问题之提起

案例: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n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晚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例提出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案件，并由此引发最高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最高院在批复中，明确了对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并认为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没有再提到死者的名誉权受保护，而改称为死者的名誉受侵害时的保护。认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就是说，死者的名誉受侵害，由其近亲属来加以保护。从该条文理解，既可以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即: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可以认为法律保护因为死者名誉受损而受到损害的死者近亲属，即: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可见，当时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把握，只好模糊处理。笔者认为，死者既然已死，还能像活人一样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评价?还会有利益的损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侵害死者的名誉其损害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造成死者的近亲属身份利益的损害，尤其是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的损害。

关于精神利益损害，我国立法于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1)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

(3)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该司法解释认为，被侵犯的不仅仅是死者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其近亲属的人格利益，是死者亲属自身的权利受侵害而造成精神痛苦，并得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人身权领域，“造成精神损害”并非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而是在侵犯了某种人身权并进而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讨论是否以及如何赔偿该精神损害的问题。所以，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说明死者亲属的何种人身权受到了侵害，是一个重大缺陷，也造成了解释上和理论上的困扰。但该司法解释至少肯定了这么一个观点，即:对死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身体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人格尊严的侵害;对死者人格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生者的人格利益和尊严。这不得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2005年由王利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及立法理由》在人格编第386条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作了这样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死亡后，其遗体受法律保护。禁止对遗体、骨灰进行侮辱和损害。死者的人格利益，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权进行保护。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其他近亲属有权进行保护。该规定告诉我们二个观点，第一观点是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死者的遗体受法律保护;第二观点是死者的人格利益，由其近亲属加以保护。死者近亲属在该侵权案件中作为诉讼权利主体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诉讼权利主体保护的客体是死者的人格利益，还是亲属的身份权益，仍存在模糊的概念，学理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二、各种学术观点介绍和评价

(一)死者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仍可以继续享有某些人身权。如有的认为，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仍部分继续存在，如死者名誉权。闭有的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即尽管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但自然人仍然可以在死后享有某些民事权利。

该观点认为，死者可以成为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人身权、隐私权的权利主体，直接受法律保护，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法律规定死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当其死后自然就不再享有权利。民事权利能力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这种资格意味着可能性，即具有了民事权利能力才存在取得具体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可能性。反过来说，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就没有这种资格，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具体的民事权利或者义务。反而推之，如果确定某项民事权利由某个主体享有，则该主体必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是无法成立的。在英国和美国的侵权法上，就不存在对死者权利保护的问题，只有受害人为活人的情况下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才可能构成。

(二)死者法益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不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享有人身权。对死者，法律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权利。法律不仅仅保护权利，而且还保护超出权利范围的合法权益，保护死者的法益，这不仅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死者名誉应该作为一种合法利益而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

该观点认为，对死者生前人格权进行保护，法律所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死者的权利，死者不可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更不可能享有权利。但因为人格权中有社会利益因素，法律有必要对此进行保护。该利益受他人侵害，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侵犯社会公益、违反社会道德，并造成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因此，其近亲属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观点阐述了与权利能力理论相分离而独立存在的“法益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回避了我们所争议的死者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以求得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为可取。但笔者认为，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首先，“法益”概念较模糊、抽象，与法条本身的严谨性不符，不宜为法律条文所用;其次，该学说理论不利于实践操作，可能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大;最后，侵害死者“法益”，是造成死者近亲属的精神痛苦，保护死者“法益”，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既如此，确立了近亲属身份权益，就无需再引进“法益”学说。

(三)延伸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死者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其生前享有权利的保护，在其死亡后延续一段时间转由死者的近亲属行使，其基本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建立在上述“法益说”基础上。

该观点认为，自然人死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延续人身法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一脉相承，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保护为中心，向后延伸，保护延续人身法益。其范围包括:延续名誉法益、延续肖像法益、延续身体法益、延续隐私法益、延续姓名法益、延续荣誉法益、延续亲属法益。笔者同样认为此观点不可取。

因为，从法律保护的目的来看，死者身体、姓名、名誉受侵害时，法律予以保护的不是死者人身权的延伸，而是对其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这其中以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为核心。因为自然人死后，他的权利义务便消失，而此时法律仍对他的姓名、名誉、隐私等权利进行保护，其目的显然不是针对死者。因为在死者身后，人间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对其已经毫无意义，此时的姓名、名誉、隐私和其他权利也不再是一种利益，也不可能成为其权利的客体。而此时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他的近亲属，是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同样，对死者尸体的保护，也是基于对死者的亲属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而不是对死者利益和权利的保护。死者在死后无利益可言，就好像其他物品自身不会有什么“利益”存在一样。假如死者生前立遗嘱对自身尸体的合法利用，不能说是死者在死后对其自身尸体权利的行使，只能说是将死者生前的利益，转化为其他近亲属的利益而加以保护，死者的近亲属是基于对死者生前的关切，有义务保护死者生前的愿望得以继续实现。如果死者生前没有留下如何处理自己尸体的遗嘱，非法利用尸体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权利客体则是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

(四)近亲属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一切人格权即告消灭。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根据公民通常的观念，死者的名誉、荣誉、隐私，往往影响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因此侵害死者名誉、荣誉、隐私等实际上就是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如果侵害，则其近亲属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向法院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要求侵权人直接对其承担侵权责任。还有学者指出，纯粹侵害死者名誉时，因为死者人格已不存在，所以不是侵权行为;如果侵害死者名誉导致死者遗属名誉受损，则属于侵害了遗属的名誉权;或者损害了遗属对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也侵害了遗属的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遗属均得请求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笔者赞成此观点。侵害死者人格权益，实质上是侵害了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

三、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所谓利益，无非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种价值关系。死者虽死，但其生前所留下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并不随死者故去而消灭，亦不发生继承归属新的权利主体。但由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会受到后人的不法侵害，并给其近亲属造成身份利益的损害，故而法律有必要对此利益加以保护，保护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免受非法侵害。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一)从我国现实情况分析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家庭出生，不同的亲属关系，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一直强调看待一个人不能注重其出身如何，但在社会上，人们的观念却难以改变。一个好的家庭出身可能会给一个人带来社会对他的尊重等无形利益;而不好的出身则可能带来一生的耻辱。一个基本的交往礼仪知识常常告诉我们，尊重一个人，就必须尊重其家属;如果不尊重一个人的家属，必然被看成是对某人人格尊严的冒犯。同样，一个家庭成员(包括已故亲人)的名誉受到侵害必然给近亲属带来羞辱，使近家属感到愤怒、屈辱并产生精神痛苦;同时，社会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也随之降低，这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如上述案例，荷花女的母亲陈氏，原本可以作为一个德艺俱佳的艺术家的母亲而受到社会尊重，现在因为其女儿在小说中被写成是有污点的艺人而倍受世人的蔑视，其母亲必然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被告行为严重侵犯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使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遭受损失。

(二)从我国现行相关法规分析

我国早期的《民法通则》对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没有做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明确了死者母亲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者名誉利益的保护扩展到死者的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的利益的保护，并指出，侵权行为，只有在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时，才可由其近亲属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可见，法律明确规定了，对死者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身份利益的直接侵害，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就是对生者身份利益的保护。侵害死者人格权的行为，破坏正常亲属身份关系，直接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造成其精神损害和亲属身份利益的丧失。故“近亲属的救济权是作为侵权行为的受害人由法院直接赋予，并不依赖于死者。”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倾向于采用近亲属利益保护说。

(三)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特殊性分析

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其近亲属身份权益的民事责任构成要件，除了要求具备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外，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该侵权责任的请求权主体只能是死者近亲属，即: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死者的近亲属基于自身的权利受到侵害而提出请求，包括身份利益丧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

第二，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具有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该行为主要以作为的方式表现，如:侮辱、诽谤、贬损、丑化等方式使用死者姓名、肖像，侵害死者名誉、荣誉;或者非法公布、非法利用死者隐私，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等行为。侵权行为人对侵权行为具有侵害其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如:为了营利，擅自使用死者姓名，利用死者肖像，损害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为了报复，恶意丑化死者，公开散布死者生前隐私，造成死者近亲属精神痛苦;为了使文章能吸引读者，故意编撰虚构情节，毁损死者名誉，造成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丧失、精神痛苦。

第三，侵权行为必须是侵害了死者名誉权、肖像权、身体权、隐私权、姓名权等，并造成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或身份利益损失的后果，该损失后果与侵权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通常情形下，死者名誉受损时，其近亲属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自身名誉权受损致使精神痛苦的法律后果，该观点为常人所接受。但是，使用死者的肖像、揭露死者的隐私，并不能同时造成死者近亲属自身肖像权、隐私权的损害。但使用死者肖像、揭露死者隐私、盗用死者姓名，却可能侵害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益，使其身份利益丧失，或精神利益损害。如使用死者肖像进行犯罪、从事不恰当活动，造成死者名誉下降，从而影响其近亲属声誉，使其近亲属身份权益受损，社会评价降低，产生精神痛苦，如此则构成侵权。如在医院的广告上使用死者(原患者)的肖像;将印有死者照片的墓碑作为墓碑石刻的广告宣传等，均构成对死者亲属身份权益的侵害。但如果某些行为侵犯了死者的人格利益，而对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却没有造成伤害，或者从社会一般观念来看是可容忍的，则不构成侵权。如某单位为了纪念某人，在单位工作场所仍保留其肖像并介绍之;为了纪念伟人，在书店里出售领袖画像等行为，均不构成对其近亲属的身份利益的侵害。可见，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是否受损，是该侵权责任构成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是否被侵害这一事实。

亲属身份权益范文篇4

2003年11月17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德晓明女士诉其兄长德永善妨害原告行使对母亲悼念权的案件。目前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最终的结果还有待法院的判决。

该案的基本情况是：原告德晓明与被告德永善本是同胞兄妹，他们的母亲李玉珍于2003年6月15日去世。虽然原、被告并不信奉天主教，但其母李玉珍生前是信奉天主教的教徒，老人去世后，儿女将其安葬在某天主教陵园内。因其兄长未将安葬母亲的地址告诉原告；并且在安葬老人骨灰的塔灵内张贴了一张表达儿女思念父母的字条，落款上没有原告的名字；同时拒绝将保管骨灰的塔灵的钥匙给原告。为此原告找被告协商，在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遂将被告诉之法院。请求依法排除妨害，使原告能顺利实现悼念权；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及相关费用共计22820元。

对于这起纠纷，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如何使当事人的权利配置更显效力、更公正，通过灵活地运用法律，充分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原告的主张是否有法律依据？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悼念权是否应该予以保护？本文认为：悼念权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一、原告起诉的依据

1、原告起诉的法律理论依据是人身权理论。

人身权是不可与权利人人身分离的，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它又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两种权利，其中人格权是指权利人自身的人身、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民事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等；身份权则是基于权利人一定的身份而享有的民事权利包括亲属权、监护权等，是自然人对自己身份的支配，它以法律上的人格平等为前提和基础的。此种身份是不可转让或放弃的，身份丧失也就意味着不再享有身份权。

现代法律规定自然人人格平等，家庭各成员间因亲属关系而互有权利义务，从而产生了亲属权。它表明了一种身份，是身份权的一部分，也是权利人相对于亲属而享有的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也不包含义务。原告是基于女儿的亲属身份提起的诉讼。

2、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除规定保护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利外，还规定对“其他人格权”进行保护。像悼念权、贞操权等作为人格权益的具体表现，都属于人身权范畴，可以归结概括在“其他人格权”内容里面，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依据《解释》原告主张悼念权，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没有超过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3、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

按照民俗习惯：亲属之间在共同尊亲属逝世的时候，应该进行祭祀、悼念。同辈亲属之间应当互为通知、共同进行祭祀、悼念。尤其是直接奉养尊亲属的一方或同辈亲属中的长者，有责任通知其他人，使其能够及时、顺利参加对尊亲属的祭祀、悼念。本案被告作为长子应该依照民俗习惯的伦理道德规范使原告顺利行使悼念权。

4、国内相似判例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法官在裁判时所依据的法律是不同的。但一般说来审判是有法律依据法律，没有法律可以依据民事习惯。对于主张悼念权、贞操权等人身权利的案件，我国司法界也已经开了先河。

2001年12月16日国内首例因悼念权引发的赔偿案虽然判决原告败诉，但却以判决形式认可了悼念权的存在和合理性。本案与该案的区别在于原告平日对母亲尽了赡养义务，与兄妹之间关系也很和睦。只是当作为兄长又是长子的被告实施了侵害原告的行为，在协商无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原告才向被告主张悼念权。

二、被告行为的违法性

被告行为的违法性是侵犯了原告的人格利益（即精神权利），违反了公序良俗。传统民法上所说的公序良俗在现代法律条文中是没有这个术语的，但它的内容已经体现在相关法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明文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亲属身份权益范文篇5

关键词：监护亲权性质种类民法通则

一、性质定位

监护在性质上是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是以义务作为前提和中心的。我国理论界中相当数量的学者将监护的性质确定为义务或者职责，存在许多不妥之处。首先，从各国监护制度的规定来看，监护人除了负有监督保护的义务外，还享有诸如获取报酬的请求权以及法定理由下的辞职权等权益。比如，瑞士民法典416条就明确规定了监护人有请求报酬的权利。德国民法中规定，监护人履行监护以无偿为原则，但是存在例外，即“如果法院任命监护人时确定监护人系职业性行使监护职责，”那么“监护法院应当准许给予监护人或者监护监督人报酬。”台湾民法第1104条中规定：“监护人得请求报酬，其数额由亲属会议按其劳力及受监护人财产收益之状况酌定之。”对于监护人为监护事务的执行所支出的费用，德国民法中明确规定得请求偿还。瑞士和日本民法中虽无明确规定，但都作出类似的解释。此外，对于辞职权，各国民法中普遍规定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不得辞任。比如日本民法中规定：“监护人有正当事由时，经家庭法院许可，可以辞去其任务。”由此看来，认为监护只是基于对被监护人利益的考虑，而没有对监护人权利的体现，从而将监护定性为义务，或者片面的将监护置于公法视角下，把它理解为强制性的职责，都是不准确的。其次，就监护自身的本质而言，监护是对于不在亲权保护下的未成年人或者宣告禁治产人予以身体上和财产上照顾的制度。所以说，尽管我国的民法通则没有对监护和亲权予以区分，实际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监护是作为亲权的延伸和补充而存在的。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很明显是基于亲权的欠缺而由亲属权发生的，对于精神病患者的监护权，则产生于配偶权和亲属权。所以，从监护权产生的根源上来看，监护是一种权利。至于监护权是不是身份权，我个人倾向于它不一种身份权。因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可以担任监护人的不仅仅是亲属，还可能是亲属之外的自然人、组织甚至政府民政机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监护权归于身份权，有失全面。还有一点就是，为与世界各国立法达到到一致，我们有必要在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过程中增加指定监护和委托监护的类型，那么身份就更无从谈起了。再次，确定监护权为民事权利是我国解决区际监护纠纷的基础。根据我国香港法律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权利而不是单纯的责任。在父母双方健在的情况下，不允许放弃或者让渡对子女的全部或者部分监护权。按照澳门民法典的规定，监护人有权收取报酬，所以监护行为不是单纯的义务，也具有相应的权利，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在台湾民法典当中，也明确规定“监护人于保护、增进受监护人利益之范围内，行使、负担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之权利义务。”可见，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民法中都体现了监护是作为一种权利而存在的，因此，我国有必要明确监护的性质，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冲突。最后，在明确监护的性质的基础上，规定非亲权人担任监护人时有获得报酬的请求权，使得监护人对其履行的职责有所补偿，可以进一步调动监护人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同时，应当明确规定监护的期限，并赋予监护人在法定理由下的辞任权，完全实现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对于维护被监护人的权益和监护制度作用的发挥，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监护与亲权的分立

我国监护制度最遭学者们非议的莫过于监护与亲权混沌一体。该制度规定在《民法通则》第二章“公民”的第二节，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法中父母只是作为监护人而非亲权人。这种未将监护与亲权加与区别而普遍适用于亲子与非亲子的大监护体制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学者们认为亲权与监护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亲权定义为：“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人子女的教养保护为目的之权利义务之集合[1]”；其要点为：其一亲权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其二亲权权利两端对象分别为父母和子女；其三亲权是以保护教养未成年子女为目的；其四亲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父母不得抛弃其权利，也不许滥用[2]”。而监护是对不能得到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合法利益实施管理和保护的法律义务。其要点为：第一监护是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设置的制度，目的在于弥补其行为能力之不足；第二监护亦可分为身体上之监护与财产上之监护。这样看来，针对未成年子女亲权和监护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作用颇为相似，然细分析之则不尽然，两者有诸多差别。比如亲权是基于亲子血缘关系产生，法律对其限制较少，而监护则在亲权之外，因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亲疏远近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再如在权利义务内容上，亲权人享受比监护人更为广泛的权利，如亲权人对子女的财产有无偿用益权和处分权，而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使用其财产等等。可见，父母作为亲权人与作为监护人存在很大不同，其权利义务内容相差甚远，人为地消灭亲权制度，将父母由自由的亲权人降为受限制的监护人地位，是将基于亲子关系生而享有的亲权的立法剥夺。[3]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亲权与监护打破彼此独立的制度外延，以相向延伸的方式在权能层次上互相进入。许多学者由此提倡在未来的民法典以监护制度囊括亲权制度。本人认为这种提议值得商榷。诚然在亲权近代化的过程中，监护制度的许多要素被引入亲权，“在现代各国亲权立法中，亲权已由原来父母对子女的控制\统治关系转成为父母照顾监护子女为主的法律关系，亲权一词具有了浓厚的义务色彩。”[4]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亲权现代化下由古罗马的权力式亲权向义务式亲权转变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制度采纳了另一个制度的某些要素就否定该制度存在的独立性（毕竟它的精神内核并没有改变）。

如前所述，亲权与监护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将两者揉杂在一起只会产生各种弊端，徒增麻烦。时下正值民法典制定之机，更应该去陈布新，大刀阔斧改变这种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混乱局面。在体例上实行亲权与监护分别立法。一方面建立亲权制度。亲权是婚姻家庭领域的重要权利，也是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一，我国民法草案第三稿曾单独规定亲权，现行《婚姻法》23条实际就是亲权内容。只是当时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下，强行将亲权与监护制度合并，牺牲了立法的科学性。如今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时机和条件均更为成熟，我们应重新整合现有的立法体例，回复其科学性。因此，有必要重新设立亲权制度，详尽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与此相应，改造现行监护制度的内容，将其从现有的亲权、监护揉杂合体中剥离出来，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上，监护作为亲权的补充制度而存在，此外，监护还发挥着对其他行为能力欠缺与不足者弥补的功能。对于亲权与监护制度的去向安排，我们不妨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民法典中设立亲属编，以其统帅包括亲权、监护在内的各项具体亲属制度。如法国民法典第一卷人、第九编亲权、第十编未成年、监护及解除亲权；德国民法典第四编家庭法，第二章亲属、第三章监护；意大利民法典第一编人与家庭、第九章亲权、第十章监护与解除亲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四编亲属、第三章父母子女、第四章监护等。目前我国关于亲属法的内容散见于民法通则、婚姻法、收养法中，如今乘着民法典编纂的东风，改变这种零散的体例，建立统一、完整、相互补充的亲属制度，完成各亲属制度向民法典的回归。鉴于亲权与监护制度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因而在内容设计上应注意两者的衔接。在亲权章节详尽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之余，监护制度紧接其后，以类似台湾民法中“除另有规定外，监护人于保护增进受监护人利益之范围内，行使负担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之权利义务”[5]的规定以示衔接。如此，两种制度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在各自的范围内达到对子女、家庭保护的目的。

三、关于监护人的种类

监护制度在一开始的古罗马法中，有关监护人的规定就是多元化的。它可分为遗嘱监护、法定监护、官选监护。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依然主要是这几种，只不过有时称遗嘱监护为指定监护，称官选监护为选任监护，或是基于特殊情况规定了委托监护。而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是没有遗嘱监护的，而其所谓的指定监护实为通常所指的选任监护。但我们强调公共权力在监护中的渗透，只是加强监护的义务性，保障制度功能，而并不是否定监护的私法性。监护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私法的范畴，崇尚的是私法自治。基于未成年子女父母对其子女情况和亲属家庭情况的熟知，法律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不尊重其意思。因此，承认遗嘱监护的有效性是理所应当的。不过为防止意外，法律可以在形式要件上加以限制。同时,笔者认为也应该承认指定监护的存在，因为遗嘱监护是对父母已死亡的未成年人而言的。若父母尚在但不能继续履行监护义务的，由其指定的监护人法律也是应予承认的。而委托监护是在情势变更，父母暂时无法履行监护义务时出现的，但对委托监护应注意责任的分配问题。

关于选任问题关键在于谁对选任有决定权。各国大致有两种立法例：（1）、规定专门拥有决定权的机构。如，瑞士的监护官厅、日本的家庭法院、法国的亲属会议、德国的监护法院等。日本《民法典》第814条规定：“无前二条规定的（指定监护和法定监护）家庭法院因被监护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选任监护人。监护人欠缺时，亦同。”[6]（2）、被监护人近亲属及被监护人所在地政府拥有决定权。如越南民法典第72条规定选任监护人的顺序是：没有第70条规定的法定监护人时，从其近亲属中推举一人担任监护人；患有精神病或其他疾病不能辨别、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所在乡、坊、镇人民政府有责任会同有关基层社会组织推举监护人或建议慈善机构行使监护职责。

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第17条规定，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父母、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精神病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的由人民法院裁决。可见我国对选任监护人有决定权的有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法院，但最终决定权在法院。在出现需要选任监护人的情况时，到底由单位决定还是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决定往往存在职权划分不清的问题，容易造成互相推诿的局面，而且即使选任后还有一个“不服指定”的问题，最终需由法院裁决。[7]这意味着选任监护人历时长、环节多、程序杂，这对被监护人利益的保护是不利的。固笔者认为拥有决定权的机构最好是单元的，这样利于缩短时间、减少成本。因此，建议将来进行监护立法时借鉴瑞士、日本的做法，规定一个单独的拥有决定权的机构，以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

四、完善监护制度的探讨

1、增加监护的种类

监护的种类是监护制度的重要的内容。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主要是两种形式即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法定监护是指由法律直接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人员为监护人的监护，指定监护是指没有法定监护人，或者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有关部门或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的监护。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除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之外，还规定有遗嘱监护的设立形式。为此，笔者认为，为了使被监护人的利益得到及时的保护，鉴于我国尚无专门的监护监督机构的实际，在监护制度中确认遗嘱监护的设立形式，颇有必要。所谓遗嘱监护是指父母在生前设立遗嘱对未成年子女由谁监护所作的指定。用遗嘱方式来设立监护人应符合一定的条件，监护关系才能成立。条件为：1、只有未成年人的父母才能通过遗嘱为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而不能通过遗嘱为已成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指定监护人，也不能由父母以外的法定监护人来指定；2、被遗嘱指定的公民同意做监护人。因为法律面前公民是平等的，任何一个公民都无权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他人，而且，如果被遗嘱指定的公民不愿担任监护人，那就不能很好的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有损监护制度的初衷；第三，父母中的一方不能用遗嘱取消另一方的监护资格，除非另一方没有监护能力。

2、明确规定监护的内容

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这种对监护内容概括性的规定，难以操作，很难起到保障被监护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的作用。因此，对监护的内容应当予以明确。监护的内容分为人身的监护与财产的监护。笔者认为，在人身监护方面，应设置监护监督人，以确实执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的规定。在财产监护方面，应建立财产帐册制度，作为被监护人接受监护时的财产状况的凭据，从制度上保障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监护人要用法律允许的手段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做到被监护人的财产不因管理行为而减少，却可因妥善管理使其增值；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大宗财产时，必须取得监护监督机关的同意；被监护人的财产无正当理由遭受损失的，监护人应当负责赔偿。[8]

3、明确规定监护人资格

规定监护人资格的目的在于使监护人能够胜任监护职责，故为各国监护立法的重点之一。通常的做法是规定监护人的消极资格，即凡人格缺格者均为“监护人之缺格”，不得充任监护人。反观我国《民法通则》，对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不尽合理，应加以完善，关键是要具体界定监护能力的内涵和外延。监护人必须要有监护能力，这是取得监护资格的最基本条件。我国《民法通则》仅笼统的规定监护人必须有监护能力，却没有具体说明何谓“有监护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对监护能力的司法解释也主要从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的生活上的联系情况等因素加以考虑，没有注意考察监护人的品行、文化水平、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除经济联系之外的其他关系的状况等因素，因而难以保证监护人能够真正担起监护职责或者阻却监护人的侵权行为，也不利于提高监护质量，以利于被监护人的成长。所以笔者认为，在监护制度中应对监护能力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明确其内涵和外延，规定具有监护能力必须具备那些要件，并应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哪些人不具有监护资格，不能担任监护人，哪些人具备监护资格，可以担任监护人，以便于实际操作。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在我国的立法和学界对监护制度的推崇下，实践中对于监护制度的理解和适用也被无限制的扩大。曾有这样一个案例：两个人都喝醉了，但一个较清醒，另一个烂醉如泥。喝完酒后，较清醒的人看着完全醉的人骑上摩托车回家，并未阻拦。完全醉的人在路上出车祸死了，其家属状告了较清醒的人，认为他应该承担完全醉的一方的监护责任。对于牛振华撞车事件，也有人认为应追究灌牛振华酒的人的监护责任。这样的认识，使监护制度有如一片浮云无任何适用限制地在人们头上飘浮，作为自然人行为准则的民法今后将如何指导人们行为？因此，有必要重新整理监护制度的内涵和外延，回归监护制度本来的面目。

注释：

1、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658页

2、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659页

3、陈棋炎等。《民法亲属新论》[M].台湾：三民书局，1990版，第354-355.页

4、樊丽君《有必要设立亲权制度》，载《婚姻法修改论争》（李银行主编），光明出版社1999版，第393、388页

5、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720页

6、李霞《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日本法观察》，法学论坛，2003年第5期

亲属身份权益范文篇6

关键词：原告主体资格；赔偿标准；赔偿金保管

一、民政局有无资格替无名氏死亡流浪汉维权索赔

高淳县民政局代死亡无名流浪汉维权一案经媒体报道后,民政局有无资格替无名氏死亡流浪汉维权索赔成为热议焦点。该案之所以引发关注讨论原因在于民政局因原告主体不适格而被驳回,而在此案之前的类似案件中,民政局的诉讼请求一般都得到了支持。

民政局认为,民政部门作为对流浪乞讨之人提供救助的机构,其职责范围不应仅是保障流浪汉基本生存所需,还应当包括在其基本权益受到侵害情况下的法律救济。在流浪汉身份不明,其近亲属难以找出的情况下,替社会弱者维护权益,是符合法律平等保护公民生命健康权的立法本旨和人道主义精神的。

但是,这种观点却遭到了质疑。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有权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我们可以得知,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主要是受害人、受害人承担法定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即其近亲属。

很显然,民政局既非直接受害人,也非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更不是死亡受害者的近亲属。因此,民政局并不是民事法律规定的能够替死亡的无名流浪汉主张权利的适格主体。另一方面,民政部门的法定职责中也并不包括代无名流浪汉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民政部门的救助职责有五类:第一,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第二,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第三,在站内突发急病的,及时送医院救治;第四,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联系;第五,没有交通费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

民政部门作为政府行政机关,其职能职责因谨遵行政法上的“法不授权不可为”原则。因该条并无概括性授权条款,民政局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职责也仅限于行政法规明确列举的这五项内容。

可见,民政局既不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格诉讼主体,也没有法律授权的代无名流浪汉提起诉讼的法定职责。法律依据的欠缺正是民政局主体资格引发争议的关键所在。本文认为,民政局不宜作为原告代无名流浪汉主张权利,而应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代死亡无名流浪汉主张合法权益。

因为民政局与受害人无名流浪汉之间仅存在行政法律关系,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民事关系指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政局作为政府行政机关与致人损害一方的肇事司机并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前者是行政主体。而他们之间也并不存在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既然民政局与肇事方并非民事关系,那么也就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的规定了。故民政局不是适格的民事诉讼原告,无权就该无名流浪人士的死亡主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既然我国司法审判机关认为民政局与死亡无名流浪汉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而非民事法律关系,那么各地实践之中曾出现的交管、路政等行政执法部门为死亡无名流浪汉维权也同样应以该理由而排除其原告资格身份。然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却并非行政主体,而是社会组织,这一民事主体身份使得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代死亡无名流浪汉主张合法权益成为可能,法律关系障碍得以排除。

二、赔偿范围及计算标准何在,死亡赔偿金该不该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受害人因遭受人身损害而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其他合理费用。这其中,受关注最多的要数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纳入赔偿范围了。

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有无取决于死亡流浪汉是否有依法应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对于身份不明的流浪汉,该被抚养人是否存在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年限又应是多少,这些问题显然无法得以查明。针对这些问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条作出了具体规定:“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不明,经法医鉴定死亡人员男性年龄在二十三周岁以上、六十周岁以下,女性在二十一周岁以上、五十周岁以下的,被抚养人推定为1人,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10年。”然而,广东省以外的其他地区却没有类似的规定,这也使得这些地区在该问题的处理上显得无章可循。

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推定被抚养人生活费”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这“简直就是对法律的戏弄与污蔑!”被抚养人生活费属于被抚养人的专属性请求权,这项权利因请求权人死亡而消灭,其继承人不得继承其身份关系而对加害人请求赔偿死亡后的抚养费,因此就更不能转让给一个与该被抚养人和死者都毫不相关的第三人。

本文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纳入赔偿范围持保留态度,认为应在找到其亲近属后由这些权利的享有人依法提出诉讼请求。死亡补偿费以及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不是对死者生命本身的赔偿,生命本身不可能也不必要用金钱进行计算,而是抚慰死者的近亲属。一方面,死亡的无名流浪汉是否有近亲属有待查实。另一方面,如果主张赔偿死亡补偿费和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民政局究竟是在为无名死者维权还是为死者亲属维权呢?

但如若赔偿范围包括死亡赔偿金,则是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赔偿标准便对死亡赔偿金赔付数额的确定起到关键作用。其法律依据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流浪汉虽然身处城市之中,但以乞讨为生的他们根本无法保障自己的日常生活,死后若按城镇居民待遇计算死亡赔偿金是否妥当尚存争议。

本文认为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较为合适。无名流浪汉的生活来源完全是基于乞讨,连自己温饱都没法维持,更不可能有其他可支配收入。生前处境极差,死后若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对肇事一方的确显得不太公允。然而虽无法确定无名氏死亡流浪汉到底属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但其长期漂泊于城市之中,将其算作在城市居住的公民也不无道理。两相权衡,并依《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七条之规定“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的城市居民,可全额享受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是将两种观点折中之后的取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却高于无名流浪汉生前的生活标准,既对肇事一方更公平,又保障了受害死者一方的基本权益。

三、受偿主体缺位,所获赔偿金后续如何处置

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提出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然而目前仅广东省、浙江省等少数省份设立了该基金管理机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一条规定,无名死者的损害赔偿费用交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存。而《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一条也同样有明文规定,无法确认身份的交通事故死亡人士,其损害赔偿金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予以提存保管。

对于其他暂未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地区,损害赔偿金后续该如何妥善处置呢?民政、交管等部门都曾主张过对其进行代收和保管,有的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有的则被法院驳回,各地做法存在较大差异。

若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死者的近亲属仍未找到,该笔款项无人认领时,提存保管的有关部门又该如何处置这笔赔偿金呢?法律没有统一的规定,实践中也无先例遵循。大多数学者主张,这笔赔偿款应上缴国库,并由国家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作统一使用和管理。公务员之家

本文认为既然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代死亡无名流浪汉主张合法权益,那么也宜由其对赔偿金予以提存保管,主要原因在于: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有专门负责处理救助工作的管理机构,能将所代为提存保管的赔偿款和通过财政补助、社会捐款等方式筹集而来的救助基金进行统一管理和使用。职能专一能最大限度集中优势资源,提高处理相关事务的效率。这是其他集多职能为一体社会组织或部门单位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另外,如前文所述,在广东省、浙江省等地已有相关立法文件予以支持。

而且,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法定的社会专项基金。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以及《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第一条,国家为对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依法进行救助,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此救助基金的职责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有详细规定:“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四、结语

立法空白凸显出我国关于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障制度的不足。如果仅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就堵上了无名氏死亡流浪汉的维权之路,司法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这些社会弱者又该求助何方?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有赖于立法机关的作为。

注释:

曾隆兴.详解损害赔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亲属身份权益范文篇7

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者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精神损害，既包括积极的精神损害即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也包括消极的精神损害即知觉丧失与心神丧失，《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关于姓名、身体、名誉、荣誉等四项具体人格权遭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被普遍认为确认当事人精神损失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民法通则》有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进一步的具体化、扩大化。本文拟就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侵权类型、诉讼主体、精神抚慰金数额等几个方面，对精神损害赔偿作简要阐释，以其引导广大法律工作者正确理解法律，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人格权,问题

1987年1月1日起生效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关于姓名、肖像、荣誉等四项具体人格权遭受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被普遍授引为确认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随着《民法通则》的颁布施行，一度被视为“人格权利商品化”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理论和实践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尤其是近年来，当事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民事案件明显增加，集中体现了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反映出我国社会正在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但在审判实践中，对什么是精神损害，哪些民事权益受侵害可以请求赔偿损害？谁有权向人民提起诉讼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当如何确定等问题，长期存在理解不一致，适用法律不统一的现象，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导致对当事人利益的司法保护不够统一和均衡，为了加强对以权利为核心的有关民事权益的司法保护，实现司法公正维护人格尊严，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制定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贯彻《民法通则》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立法精神，确认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从而抚慰受害人，教育惩罚侵权行为，引导社会努力形成尊重他人人身权利，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现代法制意识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及其功能

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者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这里的精神损害，既包括积极的精神损害即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也包括消极的精神损害即知觉丧失，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是财产赔偿责任，因为赔偿精神损害，只能通过财产的方式进行。

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三项功能，1、填补功能，这是精神损害赔偿最主要功能，强调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是以填补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为最基本的目的，补偿损害为其最基本功能，而对加害人的处罚主要应归于刑法和其他法律，这是近代民、刑法律分离的必然后果，2、抚慰功能，通过对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在一定程序上抚慰了受害人对者死近亲属的精神痛苦，使其痛苦得一定程度的缓解，3、惩罚功能，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功能，不是其最主要的功能而是其填补功能和抚慰功能附带的一种功能。

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主体

关于诉讼主体，目前有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主要规定了以下主体，1、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或自然人死亡之后期人格或者遗体遭受侵害的，由死者配偶、父母和子女享有请求权，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享有请求权，2、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等民事权益遭受侵害为由要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是因为精神损害赔偿对“非财产上损害”的赔偿，“非财产损害”在传统民法理论中一般被定义为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民事主体权在社会功能上与自然人相同，但其不具有精神感受力，无精神痛苦之可言，因此其人格权利遭受侵害时，不具备精神损害后果这一侵权民事案件责任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对自然人的精神损害给予司法救济，与人权的法律保护密切相关，法人人格遭受损害，赔礼道歉即足以恢复其名誉，无须给予金钱赔偿。

关于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主要包括：（1）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要求加害人赔偿精神损害。这里的精神损害，不是死者遭受的精神损害，而是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受到伤害精神损害，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受到伤害最大，感到痛苦最深，最需要给予补偿和抚慰，因此这些人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除此之外，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还包括其他近亲属，因为如果不允许其他近亲属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对他们显然是不公平的，即不符合中国国情，也有悖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宗旨，因为他们也有精神损害，也需要通过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得到补偿和抚慰，但是，其他近亲属提出精神损害的前提是死者没有配偶、父母、子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理解本条，应该注意以下两点：（1）精神损害后果必须严重，才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并不是说只要遭受精神损害，就能得到精神赔偿，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采用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方式就是足以弥补受精神损害，也就是采用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立道歉等民事责任方式还不足以抚慰受害人的，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不仅不符合精神损害赔偿的宗旨，反而会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用，使这一制度失去应有的作用和功能，（2）保为严得后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凡是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受害人亲属遭受的精神损害就是严重的精神损害，就属于“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凡是造成受害人残疾的，无论伤残等级如何，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就是严重的精神损害，就属于“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伤残等级越高，精神损害越严重，对于受害人即没有死亡，也没有残疾的，对于造成的精神损害是否属于“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可以结合受害人受到什么样的损害，是否住院、住院时间长短，是否影响到受害人的饮食起居，病历记录等综合决定。其遭受的精神损害是否属于“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审判实距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受害人残疾的，其遭受的精神损害必须比其他没有残疾的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严重，事实上，有的受害人虽然没有造成残疾的后果，但本人遭受的精神损害却十分严重。

三、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与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原则上并无不同，两者同属侵权损害赔偿，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也应具备以下要件。（1）有损害后果，即因人格权益等有关权益遭受侵害，侵害自然人人格和身本权益的侵害事实。违法性判断标准，一是直接侵害法定权利，二是以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德的方式侵害合法的人格权益，（3）侵权事实和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侵权人主观上有故意或者过失，但法律规定的除外。

四、精神损害赔偿类型

最高法院《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解释》第一条明确列举了我国法律规定的各项具体人格权利，并引入“一般人格权”条款，确认自然人的人格权利遭受侵害时，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格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人格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表现为生命、身体和健康，其社会属性表现为名誉、荣誉、姓名、肖像、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等同是与特定民事主体的人身不能分离的固有的人格利益，当其被法律确认为民事权利时，就是人格权。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理论上称为“物质性人格权”，是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等精神性人格权，“赖以存在的前题和物质基础。生命权，是自然人的生命不被非法剥夺，生命安全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身体权是指自主支配身体组织器官及其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健康权，是指保持生理、心理机能的完全及其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生命是自然人个体的生物存在方式，生命、身体是最基本的人格要素，生命、身体、健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格利益，《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人的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理论称“精神性人格权”。姓名权、肖像权是自然人自主支配和使用其姓名、肖像，并要求他人予以尊重的权利。名誉权是自然人就其才华、品行等人格价值获得社会公正评价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实践中，对上述精神性人格的侵害行为，客观上往往和一定的财产利益或者机会利益联系在一起，成为侵权人牟利的手段，因此侵权人获利情况，成为确定精神抚金的斟酌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是人身自由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利的宪法渊源，人身自由权不但受到宪法、刑法等合法的保护，在民事活动中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格权利。关于人格尊严权，《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表明我国宪法保护人格尊严和人格权利一般价值的集中体现，因此，人格尊严权本质上应是一般人格权。

1、“公序良俗违反”类型

“公序良俗违反”是侵权法结构体系中一个重要的侵权类型，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人格利益构成侵权，受害人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民事权益包括权利和利益，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利的行为均直接认其构成侵权，但对于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则往往是通过间接的方式给予司法保护，“公序良俗”是指公共程序和善良风俗，是社会基本的法制秩序和道德准则的形象概括，学说上认为其性质是一般条款，没有可能的文义，只是为法官指出了一个方向，要他朝着这个方向去进行裁判，因此该原则包含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因素，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其他人格利益”，应当是社会基本的法制和道德观念上认为是正当的利益。自然人死亡以后，对其生前享有的人格利益的延伸保护，实质上是将这种情形下的侵权行为纳入了“公序良俗违反”的类型，对死者人格的侵害是对活着的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近亲属精神利益和人格尊严的直接侵害，损害后果表现为使死者的近亲属遭受感情创伤、精神痛苦或者人格贬损。

2、身份法益和监护权

亲权是父母对成年子女进行监督、保护和管教的权利，其性质属于身份权亲权的行使虽局限于自然血亲，但基本质上是以自然血亲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身份权利，亲子感情的幸福圆满是其固有的人格利益内涵，亲权被侵害，受害人所遭受的通常并不是财产的损害，而是感情创伤和精神痛苦，加害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侵害身份权利，致受害人伦理感情遭受巨大伤害的，应当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

3、对特定财产权的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在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在审判实践中，对该侵权类型构成要件应从严掌握。首先侵害的客体应当是特定物而非种类物；其次，该特定物以精神利益为内容，具有重大感情价值或特定纪念意义；第三，该特定财产具有与特定人格相联系的专属性质或人格象征意义；第四，因侵权行为致该物品永久性灭失或毁损，其损失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不具备以上构成要件的，仍应当依损害赔偿法的一般原理，赔偿受害人的实际财产损失。

五、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的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是补偿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抚慰受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精神痛苦的个案差别是比较典型的，统一确定赔偿数额没有科学根据，也难以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赔偿数额只能在个案当中斟酌确定，具体平均，应当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一般价值取向。

确定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要遵循三条原则：（1）要考虑法院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能否补偿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所受的精神损害，能否起到抚慰的作用；（2）要考虑法院确定的精神数额对加害人能否起到制裁作用；（3）要考虑法院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能否对社会有一般的警示作用，结合上述司法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如果这三个因素都考虑到了，就是一个好的赔偿数额。

六、精神损害赔偿的其他几个问题

1、诉讼终结后，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不得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单独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当事人在侵权诉讼中没有提出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诉讼终结后又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即“一事不再理”。

2、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

3、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原则上不得让与或者继承。

这种权利是与自然人身不可分的，密切相关的一种权处，是自然人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的一种补救的权利，离开了自然人人身，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无从谈起。自然人的人身权，原则上由本人行使，以保护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从诉讼上来讲，如果允许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可以让与和继承，受让人还要面临举证的困难，因此，作为原则，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不得让与或者继承。

参考文献:

1.《人格权法新论》王利明主编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使用》

3.《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使用》王树有主编

亲属身份权益范文篇8

（1992年8月29日福建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2年3月28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正

2006年9月28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为了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侨眷包括：华侨、归侨的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同华侨、归侨有长期扶养关系的其他亲属。

归侨的身份，不因其回国时年龄的大小和何时回国而改变。

侨眷的身份，不因华侨或者归侨的死亡以及华侨身份的改变而消失。依法与华侨、归侨及其子女解除婚姻关系的，其因婚姻关系形成的侨眷身份丧失。

同华侨、归侨有七年以上扶养关系的其他亲属，申请认定侨眷身份时仍保持扶养关系，且提供公证机构出具的扶养证明，应当认定其为侨眷身份。解除扶养关系的，其原依法认定的侨眷身份丧失。

第三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归侨、侨眷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保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工作，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归侨、侨眷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

第四条本省各级归国华侨联合会是归侨、侨眷依法成立的人民团体，按照章程开展民主监督，反映归侨、侨眷的合理要求，提出保护归侨、侨眷的意见和建议，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各级归国华侨联合会和归侨、侨眷依法成立的其他社会团体，其合法拥有的财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其依法开展的适合归侨、侨眷需要的社会活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第五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侨眷人数较多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侨眷代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和各级归国华侨联合会参与归侨、侨眷代表候选人的推荐工作。

县(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本省的华侨，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前居住地的选举。

第六条归侨、侨眷的身份由其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确认。

申请认定归侨、侨眷身份的，应当提供书面申请、档案资料或者有效证件、亲属关系证明等有关材料。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在十日内出具归侨、侨眷身份认定书；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及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七条鼓励归侨、侨眷引荐和支持华侨专业人士以兼职、讲学、咨询、科研和技术合作、技术入股、投资兴办企业等形式，服务本省经济和社会建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落实国家和省的各项优惠政策。

华侨专业人士可以依法被录用或者聘任（用）为国家工作人员；符合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公开选拔；在本省就业的，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享受住房公积金，其子女入学入托与当地居民子女享受同等待遇。

第八条归侨、侨眷以及各级归国华侨联合会依法兴办的企业或者事业组织，其合法权益和正当的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九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扶持贫困归侨、侨眷生产、经营和就业，并在政策、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给予扶持。

对失业的归侨、侨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应当在就业培训、择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方面提供服务。

第十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法维护归侨、侨眷的社会保障权益。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符合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归侨、侨眷，纳入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应当将安置归侨的农场和其他企业中符合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归侨及其子女，纳入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归侨、侨眷纳入当地城乡居民医疗保障范围；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安置归侨的农场和其他企业中的职工，逐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归侨、侨眷应当给予救助，用于救助的专项经费应当专款专用、及时拨付，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挪用、截留或者私分。

第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安置归侨的农场和其他企业的发展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安置归侨的农场和其他企业应当有归侨、侨眷参与管理，重大事项应当由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依职权决定，或者事先征得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的同意。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尊重历史、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原则，依法确认安置归侨的农场和其他企业的资源权属，发给使用权证书。

安置归侨的农场和其他企业对其合法使用的土地、山林、滩涂、水面等资源，依法享有使用权；其合法拥有的生产资料、经营的作物、生产的产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损害。

确因国家建设或者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征收或者征用安置归侨的农场和其他企业的土地等资源的，应当严格控制征收或者征用的规模，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并依法支付补偿费用。补偿费用优先用于保障归侨、侨眷的基本生活。

第十三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安置归侨的农场和其他企业应当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对核拨给安置归侨的农场和其他企业的专项经费应当加强监督。侨务专项经费应当及时拨付，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挪用、截留或者私分。

第十四条归侨、侨眷及其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在省内兴办公益事业，或者接受境外亲友、团体捐赠款物，用于公益事业的，参照《福建省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理条例》执行。

第十五条归侨、侨眷对其合法拥有的私有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归侨、侨眷对其合法拥有的庭院地、宅基地，享有使用权。

第十六条归侨、侨眷私有房屋租赁权益的保护，参照《福建省保护华侨房屋租赁权益的若干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拆迁城市华侨房屋，适用《福建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华侨房屋包括：华侨、归侨的私有房屋；依法继承的华侨、归侨的私有房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至1994年12月31日止，用侨汇购建的私有房屋。华侨身份改变后，其在国内的房屋视同华侨房屋。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参与华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等工作的协调。

第十八条拆迁华侨房屋，应当由拆迁人将拆迁公告的内容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定居境外的被拆迁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至拆迁期限届满不足三个月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与拆迁人协商拆迁补偿安置事宜。

拆迁华侨房屋，对被拆迁人合法拥有的房屋天井和庭院地，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协商或者按照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给予补偿。

拆迁无产权证明、产权人下落不明、暂时无法确认产权和其他产权不清的涉及华侨的房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房屋拆迁工作的部门在审核拆迁人提出的补偿安置方案时，应当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的意见。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将被拆迁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拆迁本条第三款所指的涉及华侨的房屋，拆迁人应当将华侨房屋的货币补偿金或者所置换的房屋，交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房屋拆迁工作的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妥善保管。被拆迁人提供证明材料并经有关部门核实后，负责保管的部门应当及时返还。

第十九条拆迁已落实侨房政策，但尚未退还使用权的华侨房屋，拆迁人应当与房屋所有权人依法签订补偿安置协议。

第二十条定居境外的被拆迁人，对以评估价格确定的货币补偿金额有异议，无法与拆迁人达成协议的，可以向原评估机构申请复核，也可以在接到评估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其他评估机构另行评估，或者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房屋拆迁工作的部门申请裁决。另行评估的费用由申请人承担或者由裁决机构依法裁定。

定居境外的被拆迁人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拒绝与拆迁人协商、不另行委托评估，也不申请裁决的，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裁决。

第二十一条经依法批准需要拆迁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上的华侨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应当按照原建筑面积的标准给予安置或者折价补偿。

被拆迁人经依法审批在村镇自建住房的，其宅基地面积在法定标准内给予照顾。

第二十二条因国家建设或者公共利益需要必须迁移华侨祖墓的，应当由建设单位告知华侨或者侨眷，并给予合理补偿。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保护的华侨祖墓应当予以保护。

第二十三条寄住在本省的华侨子女，需要就读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应当视同居住地居民子女办理就学手续。

对学校用于培养华侨子女的经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比照所在学校的学生经费标准予以安排。

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和华侨子女报考国家举办的非义务教育的学校，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照顾。

第二十四条鼓励有条件的各类学校积极参与海外华文教育。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政策、资金、师资、教材等方面扶持海外华文教育。

第二十五条归侨、侨眷与境外亲友的正常联系和通信往来，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限制和干涉。严禁毁弃、隐匿、盗窃和非法开拆归侨、侨眷的邮件。

归侨、侨眷的给据邮件丢失、损毁、内件短少，邮政部门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第二十六条归侨、侨眷申请出境，公安出入境管理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办理手续。

归侨、侨眷确因境外直系亲属病危、死亡或者限期处理境外财产等特殊情况，要求出境且符合出境条件的，公安出入境管理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优先办理。

对回国定居需要恢复户口的，华侨子女回国需要办理居留、签证等手续的，公安出入境管理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办理。

公安出入境管理等有关机构对入境的回国人员，应当提供优质的通关服务。

第二十七条在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归侨、侨眷出境探望父母、配偶的，其探亲假期和工资、旅费待遇，按照国家及本省有关规定办理；出境探望子女,以及在父母死亡后出境探望兄弟姐妹的，比照已婚归侨、侨眷出境探望父母的规定给予相应探亲假期；出境探望其他亲友或者出境就医的，由所在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假期。

第二十八条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受理部门对归侨、侨眷提出的投诉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各级人民法院对归侨、侨眷提出诉讼的案件，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十九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损害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自接到处理意见之日起三十日内告知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

第三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规定期限出具归侨、侨眷身份认定书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亲属身份权益范文篇9

［关键词］英烈人格权;民法保护;侵权责任编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污蔑革命英烈，歪曲历史事实的现象层见叠出，一些人借机炒作，诽谤英雄人物。总体上讲，社会中侵犯英雄人物权益的惯常做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针对英雄人物进行抹黑、丑化;二是，通过所谓的历史细节披露歪曲历史事实，间接抹黑英雄人物;三是，行为与表达历史无关，完全借助历史来达到炒作自己的目的。英雄烈士曾作出巨大牺牲，承载着英雄精神和民族历史，如今社会存在对他们侮辱、诽谤等现象，令人极为痛心。这些人假装追求舆论自由，还民众以真相，故意违背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吸引群众眼光获得人气追捧，已经超出法律容忍的范畴。事实上，通过政府作为来缅怀英雄烈士，保护他们的人格权益不受侵害，是世界各国的惯例，一般采取设立纪念日和立法规制的方法来保护历史记忆，传承和学习历史精神，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对英雄人物的权益进行实质保护，追究侵权人责任。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我国《民法总则》新增第185条，明确保护英雄烈士等的人格权益，但亟需在分则部分或者单独立法中明确侵权责任追究的具体做法。

二、英烈人格权益保护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一)英烈人格权益保护的正当性

1．符合我国立法价值取向

我国宪法明确人权保障原则，民法规定了自然人的人格权内涵，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若干司法解释，因此，“人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主流的立法价值取向。根据现代人权观念，人权是指“个体或群体因作为人类，而应享有的权利”。人生而为人，在于本身就具有生命权、财产权、享受尊严和自由的权利。法律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在于一个人生前无可指责，死后也应得到相应尊重，即使他在人间的肉体形态已经消灭，“他的后代和后继者都有资格去维护他的好名声，好像维护他自己的权利一样”。英烈的人格权益及其所展示的英雄事迹，随着历史推进，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这些记忆承载着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和情感。现代立法承担着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所以保护英烈的人格权益符合立法的价值取向。

2．符合我国的法理基础

保护英烈人格权益是近亲属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的法理要求。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确认了死者近亲属侵权赔偿请求权，侵犯死者的人格权益就是侵犯其近亲属的人格利益。而对英烈名誉、荣誉、隐私等的侵犯更涉及到一代精神的来源和传承，因而第三人侵犯英烈的人格权益，其近亲属就可以成为诉讼主体，请求追究侵权人责任。另一方面，基于公共利益保护说。英烈人格权益包括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两个部分，其中财产利益既包括由英烈人物形象衍生的知识产权，也包括英烈的遗物、墓碑等，损害这些财产的行为不能以单纯的侵害财产行为来认定。在精神利益方面，由于英烈的人格品质对社会普适价值观的影响，许多英烈的名誉、荣誉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一部分，与普通死者利益有所区别。因此，保护英烈人格权益，既维护了历史史实，也保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3．坚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需要

历史发展表明，英雄人物的品质和精神已经成为国家和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精神源泉。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几则典型案例，①表明了我国司法保护英烈人格权益的鲜明态度，对于以言论自由的名义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予以法律制裁，体现全面依法治国的理念。因此，保护英烈人格权益是人格权立法完善的重要方面。

(二)英烈人格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1．立法缺失

纵观我国人格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总则性法律法规居多，缺少针对特殊人群如英雄烈士群体的具体性规定。首先，宪法、民法、刑法等法律规定都有侧重。宪法的规定在于公民名誉权的一般法律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无法直接适用于英烈人格权益损毁的行为;而民法的规定过于概括，需要加以细化以便于适用;刑法分则的侮辱诽谤罪又过于具体，若未达到该罪的构成要件，就不能将侵权者以此加以制裁。其次，我国保护英雄人物的专门法规有《烈士褒扬条例》《烈士安葬办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重在烈士的身份评定标准、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抚恤经济利益保护等，缺少对英烈精神层面的保护，至今没有一部具体保护英烈名誉、荣誉等人格权益的法律。

2．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决不确定

在《民法总则》明确英烈人格权益保护之前，司法机关已经办理多起侵害英雄人物人格权益的民事案件。这些案件涵盖的利益主体繁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需要法院妥善平衡各方利益，处理好英雄烈士个人权益保护和公民言论自由的关系。目前，法院适用一个总的原则，即公民权利的行使不得违反法律界限，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但涉及具体问题时，如:英烈人格权益受到侵害后的诉讼主体应当是谁?如果没有近亲属的话，英烈的人格权由谁保护?侵害英烈人格权的责任承担方式，等等，这些都需要立法进一步规定。

3．侵权责任法体系面临新发展

第一，从立法发展来看，从保护死者人格权益到特殊保护英烈人格利益，是立法实践的进步。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一个不断完善和进步的法律体系是立法的必然选择。最早民法没有规定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但法律实践中已经出现相关案例。1987年“荷花女案”，诉讼主体就是死者的母亲和哥哥，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批复的形式确认被告作者和报社承担名誉权侵权责任，首次倡导了保护死者人格权益。此后，类似案件不断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出台司法解释，正式规定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条款，使得死者人格权益保护从个案创新到全面规定。在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案例“彭家惠诉《中国故事》杂志社名誉权纠纷案”中，则对侵害英烈人格权益的侵权责任适用予以明确。2017年《民法总则》第185条将司法实践规则上升为国家立法，成为普遍适用于司法实践的法律渊源。第二，从立法结构来看，加强人格权保护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我国民法典编纂时，立法部门没有采用人格权单独成编的设定，而是在《民法总则》第五章“民事权利”中对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作了框架性规定，同时在第八章“民事责任”中作了一些零星规定。第185条就位于“民事责任”一章，本条所述重在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而不是简单确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因此，在目前这种体例架构下，应当由“侵权责任编”来完善英烈人格权益保护的体系。、

三、英烈人格权益的保护加入“侵权责任编”的可操作性

(一)《民法总则》提供框架基础

《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则部分，对分则部分侵权责任的编撰产生影响。总则第185条创立了英雄人物人格权益保护的民事制度，但也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该条正确内涵和技术操作的争议。主要有两点:一是本条的保护对象，是否限于英雄烈士及与英雄烈士相类似的人，“英雄烈士”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二是本条的规范目的是保护英烈的个人权益，还是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两者如何平衡界定。换言之，如果将规范目的界定为保护个人权益，则行为人只侵犯了英烈人格权益但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其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规范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依照逻辑，该行为人无需依据本法条承担民事责任。在笔者看来，将英烈的个人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割裂讨论，是错误解读了本法条。为了避免法条适用的分歧，确有必要在“侵权责任编”将本法条加以细化。

(二)各国法律实践提供立法借鉴

长期以来，尊重和纪念英雄烈士，以法律明文规定各种英雄纪念日和保护条款，已成为世界主流。比如，美国代表性立法是《全国追思时刻法案》和《尊重美国阵亡英雄法案》，前者设定全国追思时刻，每年都有祭奠活动;后者对示威活动的场所进行限制，禁止其发生在葬礼举行前后一小时在国家公墓管理局管理的任何墓地入口90米内，违反者处10万美元罚款和1年监禁。再比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基于不同的政治体制，出现了很多否定前苏联时代、破坏历史记忆的行为。为此，俄罗斯政府加强立法，颁布《卫国烈士纪念法》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等。前者明确了纪念卫国烈士的方式，规定了侵权行为人会面临的法律责任;后者独条单列针对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牺牲者进行破坏和侮辱行为的刑事处罚。

四、“侵权责任编”对英烈人格权益保护的体系构建

(一)明确侵权责任的主体范围

《民法总则》第185条的保护法益一方面强调保护英烈人格权益，另一方面又增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一限制。针对二者，学术界有争论，导致对该法条的理解产生分歧。笔者认为，本条保护的法益是两者平衡兼备，新添的“损害公共利益”并不是追究侵权人责任的必要条件。本条之所以论及“损害公共利益”是因为英烈人格权益常常会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很多时候，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通常就意味着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两者法益保护兼具，更强调本条是关于个人权益保护的特殊规定，是对英雄烈士等人格权益保护的特别规定。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条限于英雄烈士等的人格权益，并不意味着对英雄烈士等之外的普通自然人死后的人格权益就不予保护，而是应适用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一般规则。按照《民法总则》第4条所确立的平等原则，普通自然人死亡后的人格权益显然是要予以平等保护的。根据对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立法实践和学术理论，一方面，英雄烈士的近亲属是英烈人格权益侵权诉讼的请求权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死者名誉权受损，其近亲属可以以主体身份提请诉讼，最高法也同时划定了近亲属的范围;另一方面，当侵权人同时侵犯到社会公共利益时，还可以适用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因为英雄烈士等的名誉、荣誉等人格权益常常会与社会利益紧密相连，而且英雄烈士有的身无后人，有的后人不知去向，因此，有关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此处的诉讼主体可以包括检察机关、军队、武警等国家公权力机关以及特定的社会组织和团体。

(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一，具有英烈人格权益遭受侵害的客观事实。在违反英烈人格权益保护的侵权责任中，主要表现为由此产生的财产性损失，例如由英雄烈士等人格权益延伸出的知识产权利益，以及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的精神损害。第二，行为人针对英雄、烈士等已经实施了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一是，对象是“英雄烈士等”，“英雄”是指英勇奉献和有显著功绩的人;“烈士”指那些在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繁荣而壮烈牺牲的人员。本条将“英雄”与“烈士”并列，但是“英雄”的范围大于“烈士”，不限于已经去世的英雄人物。“等”的表述表明本条的保护范围不限于这两者的人格权益，按照同类解释规则，其他与英雄烈士类似又不属于一般自然人死者的人的人格利益也可以适用本条;二是，必须侵害的是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利益。从本条规定来看，在列举保护的人格权益范围时采取了“穷尽式”列举的方式，仅限于姓名、肖像、名誉、荣誉这四种，原因在于，只有这四种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违反英烈人格权益保护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类推适用方法，针对英烈姓名、名誉、肖像、荣誉的侵权行为通常发生在网络报刊等媒体上，行为人通过网络实施侵权行为，有过错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需要指出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同样适用过错责任，以及未及时通知时承担的连带责任。另外，如果网络信息传播者具有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四，行为人针对英雄、烈士等实施的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与英雄烈士等的人格权益受损害有因果关系。在判断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规则。

(三)违反英烈人格权益保护侵权责任的追究方式

在损害赔偿方式上，依据行为侵犯英烈人格权益的程度轻重，影响范围大小，分别适用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不同的民事责任追究方式。一般表现为侵权人删除相关言论并在权威媒体、网站上公开赔礼道歉，阻止言论的进一步扩散。比如在“人格侵权案”中，法院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并且由于侵权行为通过微博已被大量转发，仅删除原始微博和在微博上发言致歉不足以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害，应当在全国性媒体报刊上进行正式公开赔礼道歉。在赔偿金的选择上，采取精神损失抚慰金和经济损失赔偿金“双轨制”。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0条有关财产损失的确定方式和第22条允许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依据原告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和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以及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网站影响范围、言论持续时间、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和被告的认错态度等多方面综合考量，由法院自由裁量。

［参考文献］

［1］米勒，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张新宝．民法分则侵权责任编立法研究［J］．中国法学，2017，(3)．

［4］王利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

［5］杨立新．英烈与其他死者人格权益的平等保护［N］．法制日报，2017－03－15(11)．

亲属身份权益范文篇10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根据刑诉法和刑法的规定，此类案件是指被害人或其法定人向法院起诉，法院才予受理的案件。此类案件包括侮辱、诽谤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及侵占案。法律将这类案件对行为人的追诉权赋予被害人行使，是否向法院起诉完全取决于被害人的意志，国家不主动干预。是考虑到这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较小。97刑法将侵占案列入告诉才处理案件，也是考虑到被害人对涉及自己的财产有实际处分权，对他人侵占的财产是否起诉追究有权自行决定。

（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这是对79刑诉法关于法院直接受理的“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规定的修改，既符合自诉案件的要求，又有利于防止公检法三机关在立案范围上的互相推诿，可以避免发生因对“不需要侦查”认识理解不一致而拒绝受理致使被害人控告无门。

构成这类自诉案件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害人需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这一条件说明，一方面自诉案件是直接侵犯被害人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行为，因此起诉的主体原则上是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即被害人向法院直接起诉；另一方面，被害人在行使自诉权时，应当履行举证义务，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且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二是从案件性质上讲，属于轻微的刑事案件。所谓轻微应指犯罪的性质不严重，情节和后果也不严重，社会影响也不大。也就是说应从性质、情节、后果及社会影响等诸方面综合认定是否属于轻微的刑事案件，而不能仅从后果来看是否轻微。为了进一步明确此类自诉案件的范围，防止三机关之间在立案受理上出现分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等六家单位在共同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是指：（1）故意伤害案（轻伤）；（2）重婚案；（3）遗弃案；（4）妨害通信自由案；（5）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6）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7）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8）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以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其他轻微刑事案件。上述八种案件被确定为由法院直接受理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解决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而公安机关认为案件不严重、不需要侦查而不予立案，从而保证被害人控告权的行使。但是这类案件在赋予被害人起诉权的同时，也加重了被害人的义务，即须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并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当此类案件发案时被害人尚不明确谁是犯罪行为人或者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被告人实施的犯罪时，被害人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和控告，公安机关应作为公诉案件立案侦查。也就是说能否作为自诉案件是由被害人有无充足证据决定的。当被害人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时就可以向法院起诉而成为自诉案件，而没有足够的证据时，被害人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控告。即使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不主动地报案和控告，公安机关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并认为有必要时也应立案侦查，因为这类案件不同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在被害人不控告不起诉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时应当进行立案侦查。只有这样才符合法律规定，也才能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刑诉法为了解决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被害人状告无门的难题，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同时督促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积极追究犯罪，避免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放纵犯罪现象的出现，增设了新的自诉案件种类，作为公诉案件的补充。构成这类自诉案件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被害人应当提供证明被告人犯罪的充分证据；二是被告人的犯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即不属于刑诉法第15条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三是被告人所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四是公安或检察机关应当立案侦查及起诉，但事实上没有进行这项诉讼活动。

在这里有必要对“不予追究”稍作分析，根据刑诉法有关条款的规定，“不予追究”是指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对行为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并终止刑事诉讼程序的诉讼活动。对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形式，在实践中认识并不一致，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指不立案和不起诉。笔者认为还应包括撤消案件。构成这种自诉案件，可以说是由公诉案件转化成的自诉案件。也就是说这类犯罪案件本应属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范围，并应由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但是在公安和检察机关不予追诉，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和实现的情况下的一种补救性的起诉方式。刑诉法赋予了被害人比较广泛的诉讼权利：既包括在公诉程序中请求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和起诉的权利，也包括在自诉程序中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权利。从刑诉法就被害人的追诉权的规定可以看出，在公诉程序中，从控告犯罪，要求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到请求提起公诉，直至向法院提起自诉，其追诉权具有可转化性，即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公安和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予追究时才能提起自诉。因此，形成这种新类型的自诉案件，就本质而言，是由公诉案件转化而成的自诉案件。这种可转化性就是公诉权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转化，成为自诉权，从而更全面地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二、自诉人的范围

自诉人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是刑事诉讼的主体。确定自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实际上就是解决谁能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自诉的资格问题。只有具备法定资格的人才能成为自诉人。除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自诉，其他人能否提起自诉，又处于什么样的诉讼地位，以什么身份提起？对此刑诉法规定：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有权向法院直接起诉；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人、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如何理解这一规定，是否这些人都是自诉人，有必要作具体分析。

（一）刑事被害人。

自诉人首先表现为刑事被害人，这是由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决定的。被害人由于与案件事实及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决定着他参加诉讼活动的目的是通过行使法律赋予他的各项诉讼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作为自诉主体的被害人，应当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如果不是本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或者被害结果不是由犯罪行为直接造成，都不能作为被害人，也不能成为提起自诉的主体。事实上也只有刑事被害人在其人身、财产等权利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时才会积极地行使控告和起诉权，成为具有实体意义与程序意义上的自诉人。

（二）被害人的近亲属。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被害人的近亲属也有权起诉，其法律地位等同于被害人，也是刑事自诉人。但是近亲属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成为自诉人，其条件就是被害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被害人的自诉人资格转移的法律事实。被害人作为自诉人是法律赋予特定人的资格，这种资格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够转移给他人，但在法律承认的特定情况下，自诉人的资格就会转移，这种转移就承受方来说就是承受资格。因此在自诉案件中有时会出现被害人的自诉人资格的转移与承受问题，这就构成了刑事自诉人的特殊情况。当然这种转移是有条件的，其一，有自诉资格的主体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被害人的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其二，自诉人资格的转移发生在与自诉人有特定利害关系的主体之间，没有这种关系不发生资格转移。这个特定利害关系对自然人来说就是彼此间存在近亲属的法律关系。对此刑诉法规定，被害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起诉。也就是说有被害人死亡的事实，才会有被害人的近亲属以自己的名义作为自诉人起诉。因为法律上不再承认已死亡的被害人还具有自诉人资格，他的主体资格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其近亲属承受。法律允许已死亡的被害人的近亲属以自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既维护被害人的权利，也维护近亲属依法应获得的权益。

（三）法定人。

刑诉法规定被害人的法定人也有权起诉。法定人虽有权提起自诉，但不是自诉人。他是为了保护被人的权益而代替被人进行诉讼活动，包括行使自诉权。某人有权起诉，但是具有诉讼权利能力的人不一定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只有具有完全诉讼行为能力的人才能够亲自参加诉讼。一个公民从一出生开始就具有权利能力，但只有在成年后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精神病人是无行为能力的人。而无行为能力的人需要有法定人代替他进行诉讼活动。在刑事诉讼中一部分被害人可能是无行为能力的人，如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他们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但是依法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即有权作自诉人。但由于没有诉讼行为能力，不能或无法亲自参加诉讼，需要由法定人代为进行。由于法定人是基于法律确定的特定身份的人，一般与被害人有近亲属或监护关系，有权利也有义务保护无行为能力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刑诉法规定法定人在被害人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有权向法院起诉。

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有人认为被害人是无行为能力的人，其法定人可以起诉，而能够起诉的人就是自诉人，是案件的当事人，因此就得出被害人的法定人也是自诉人的结论，这种观点混淆了当事人与法定人的概念。当事人是刑事诉讼的主体，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其诉讼活动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法定人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其诉讼目的是为了维护被的当事人的权利。因此必须明确自诉人与自诉人的法定人这两种不同的身份，不能允许法定人因有权起诉就作为自诉人而取代原自诉人的地位。在实践中，有的法院将代被害人起诉和参加诉讼的法定人作为自诉人表述于法律文书中，造成自诉人与法定人地位的混乱是不对的。当然法定人是为维护自诉人的权利而起诉和参加诉讼的，因此他在诉讼中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就是法律赋予自诉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三、自诉人处分权

自诉案件有着不同于公诉案件的特点，被害人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是否向法院起诉，是否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一般由被害人自己决定。诉讼程序启动后，自诉人是否放弃或变更控诉请求，涉及自诉人的诉讼处分权问题。对此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和解或撤回自诉。由于自诉人的诉讼处分权，直接影响着诉讼的进程和结局，因此有必要稍作分析。

（一）自诉案件的调解。

调解只适用于前两类自诉案件，第三类案件是由公诉案件转化来的特殊自诉案件。法律允许被害人提起自诉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公安和检察机关追诉权的监督和制约。由于被害人与公安和检察机关在对案件的处理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因此对这类案件既不能调解，也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判。对于前两类自诉案件法院可以调解，调解应以合法自愿为原则。由于调解成立法院就此结案，不再对被告人作出是否有罪的判决，对自诉人来说就是放弃了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要求，属于自诉人的一种诉讼处分权。但自诉人在调解书送达前反悔的，法院应依法判决，而不能以自诉人同意调解为由加以拒绝。否则就构成了对自诉人控诉权的侵犯。

（二）自诉案件的和解与撤诉。

自诉人与被告人在法院宣告判决前可以自行和解，它是双方互相让步或者一方让步，所达成的一种谅解。由于这种谅解，使自诉人放弃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要求，被告人自愿承担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义务。和解也是自诉人放弃诉讼处分权的一种形式，但需由自诉人在法院宣告判决前提出，并经法院审查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由于和解引起自诉人撤诉、诉讼终结的法律后果，因此须在法院的监督下行使这种诉讼处分权。法院经审查，如发现自诉人是在被告人一方的威胁、欺骗等情况下被迫而与被告人和解的，则法院有权不予准许，而应继续审判，这样才能保障自诉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自诉人的撤诉是将已向法院提起的控诉取消，不再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一种法律行为，是自诉人放弃诉讼请求的权利，它是自诉人处分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单方法律行为。有的自诉人处于自身利益的，虽未与被告人和解，也主动撤回自诉，对此撤诉也要经法院审查后以裁定的形式作出。那么自诉人撤诉后能否再就同一事实起诉呢？对此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撤诉就意味着对案件实体权利的处分，因此自诉人就丧失了诉讼权利主体地位，不能再请求行使审判权来保护实体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自诉人撤诉只是处分自己的诉权，放弃诉讼请求，并不产生变更或消灭实体权利主体的地位，因此仍享有起诉权。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撤诉说明自诉人放弃并处分了诉讼权利，也处分了实体权利，所以除特殊理由外，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得重新起诉。但在自诉人是以被告人允诺履行某种义务为前提而撤诉的，若届时被告人没有履行义务，自诉人再向法院起诉时，法院不能以自诉人已撤诉为由拒绝受理。

有时自诉人虽然没有明确向法院提出撤诉的请求，但是在法院决定开庭审判时却拒绝出庭，这是否属于自诉人对诉讼的放弃与处分？对此刑诉法规定：自诉人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撤诉处理。也就是说，这种情况看作是自诉人撤诉，视为自诉人放弃了诉权。法院一般不再继续审理。但是在被告人要求继续审理时，法院应对案件继续审理。被告人所以要请求继续审理，很明显的是要求得到法院在对不正确的控诉所宣告的无罪判决中来恢复本身的名誉，而不是以撤消案件为满足。这种情况下自诉人不出庭或中途退庭时，法院应缺席审理和作出判决。

（三）多个侵害主体与被害主体的诉讼处分权。

在实践中，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可能同时遭到两个以上的共同侵害人的不法侵害，被害人可否只对其中一部分人起诉，而对另一部分人不予起诉？在公诉案件中，法律要求司法机关追究共同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法院全面衡量共同犯罪人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判定各被告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应查明有无遗漏需共同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以保证对他们一并提起公诉。而在被害人起诉的自诉案件中可否允许只对其中一部分人起诉呢？对此刑诉法没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自诉人明知有其他共同侵害人，但只对部分侵害人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视为自诉人对其他侵害人放弃告诉权利。判决宣告后自诉人又对其他共同侵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不再受理。从最高法院的规定可看出，自诉人的追诉权具有可分性的特点。这一特点表现为侵害行为可能是几个侵害人共同实施，而被害人只对其中部分侵害人起诉，对此受诉法院为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对被害人负有告知的义务。在法院明确告知的情况下，被害人仍坚持原诉，法院应该允许。一审宣判后，被害人就同一事实对前诉未涉及的侵害人又提起自诉的，法院应不予受理。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