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权范文10篇

启动权范文篇1

一、各国司法鉴定启动制度之比较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大体分为司法官启动制和当事人启动制。

(一)司法官启动制。

司法官启动制是指司法鉴定的提起及鉴定实施人员的选定和实施内容的确定等方面均由司法官决定的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国家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通常由司法官(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来决定。在具体由谁来启动鉴定方面，又因各国传统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3条规定“法官决定需要聘请的鉴定人及其他们的人数。”<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9条规定“负责进行鉴定的专家，由预审法官指定。”冈<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法院可以命令有学识经验的人进行鉴定。”四《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78第规定“鉴定应当由调查人员、侦察人员、检察长和法院指定。”

不过，英美法系国家也存在着鉴定的司法官启动制。那种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司法官启动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28条在赋予法院指定译员权力的基础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6条赋予了法庭指定专家证人的权力，“法院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习联邦最高法院咨询委员会的注释中对此规定进一步指出，虽然从实践中的做法来看，由法院指定专家证人的办法较少采用，但选择专家证人是审案法官的固有权力。在英国的刑事案件中，警署也有委托司法鉴定的权力。法官在极少数个案的审判中出于必要，也可以委托服务性社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二)当事人启动制。

当事人启动制是指司法鉴定的提起以及实施人员和鉴定内容等方面均由诉讼当事人决定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诉讼模式下，诉讼法或证据法一般都赋予诉讼当事人鉴定的启动权，而且实践中也通常是由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2o6条第1款明确规定，“法庭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法庭或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传唤指定的专家证人作证。同时该条第4款规定“本条规则不限制当事人根据自己的选择传唤专家证人。”因为英美法系国家通常把鉴定人界定为证人，在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下，证据的提出、事实的发现和程序的推进都由控辩双方负责，因此，由当事人决定是否实施鉴定体现了举证责任的归属。事实上，在美国，诉讼当事人也通常把专家证人的选择视为重要的诉讼权利，自行选择专家证人的做法也十分普遍。在加拿大，当事实审理者不具备诉讼中所遇到的专业知识时，专家证人也被广泛聘请。

大陆法系国家在鉴定人的选任上在坚持由司法机关主导的同时，也赋予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或建议权，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职权，或者一方当事人的要求，命令进行鉴定。咽这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某些国家也汲取了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启动制中诉讼民主、诉讼公正价值目标的合理因素，体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建议权，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申请权。

(三)两种鉴定启动制度的利弊分析。

在司法官启动制的运作过程中，司法官具有超然独立的地位，由其选定的鉴定人不受诉讼当事人利害关系的影响，对双方利益均衡，体现了程序的客观、公正。同时，由司法官委托的鉴定，司法官可以对其鉴定过程进行必要的控制与监督，降低了重复鉴定率，提高了诉讼效率，公众的社会依赖程度较高。其不足之处在于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证据方面的某些取证权利，鉴定人容易产生迎合法官的预断来制作鉴定结论的心理倾向。

当事人启动制平等地赋予了诉讼当事人的证据调查权，强化了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机制，较好地体现了代诉讼构造关系中的诉与讼的关系，使法官能兼听则明、居中裁判。其不足之处在于易产生鉴定的当事人化和市场化，当事人往往竭尽全力寻找有利于自己的鉴定人，鉴定人可能会受到利益等方面的诱惑，市场逐利的倾向令人关注。

因此，怎样将司法官启动制与当事人启动制结合起来，尽量发挥二者制度优势，避免二者制度的弊端，是刑事鉴定启动制应研究的主要课题。

二、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的现状及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在这里没有明文规定到底谁有权“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如果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21条“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规定，显然指明在侦查阶段决定是否鉴定以及如何开展鉴定，是侦查机关的事情，在司法实务中，也是这么来进行操作的。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也有当然的刑事鉴定启动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规定，法院“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这表明，在审判阶段的鉴定启动权属于法院。

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上述司法解释也赋予了有关当事人可以就司法鉴定事项提出有关申请鉴定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侦查机关可以进行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同时第159条规定了“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解释对此作了类似规定。尽管如此，我们要注意的是，有关申请鉴定的最终决定权仍然在侦查机关和法院。换言之，如果他们拒绝当事人的有关申请，当事人只能服从，而不能自行聘请鉴定人并要求法庭予以传唤作证，也不能向其他有关机构提出疑义或司法救济。这是一种带有浓烈纠问色彩的“强决定——弱申请”启动制，与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那种主要由控辩双方决定鉴定事项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主要由司法官决定启动事项的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种刑事鉴定启动制度，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是直接导致“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由于各职能部门之间因鉴定而相互扯皮，损害了司法鉴定应有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影响了对案件的及时审理和法律的正确适用，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某些条件。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一是由于鉴定的提起及过程没有必要的监督或中立审查措施，容易导致在司法鉴定问题上的“暗箱操作”。尤其在侦查和提起公诉这两个刑事诉讼阶段，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由于刑事诉讼职能的差异，实际处于两边对立的状态。此时并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可能滥用权力的措施进行必要的监督。为此，鉴定结论的可靠性几乎完全取决于侦查人员和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术水平。这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显然极为不利，在侦查阶段或者提起公诉阶段他们没有权利对鉴定结论的有效性提出异议。二是“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容易出现错案、冤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公检法机关可以在各自的诉讼阶段中，独立决定鉴定事项，委托鉴定人。这样，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对公安机关的相关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再行鉴定，在审判阶段，法院还可以“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同时，法律没有对“再行鉴定”、“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相应条件作出规定，这极易导致上述鉴定的随意性，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容易形成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同时并存的现象，以至于影响刑事诉讼的效率。同时，被聘鉴定人的相对固定化，导致法官或检察官对这些“熟人”的鉴定结论偏昕偏信，从而影响对相关问题的认定。

总之，我国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和鉴定人委任权仍然被垄断在公检法三机关手里，当事人无权直接聘请自己所信任的鉴定人。这种具有纠问色彩的鉴定启动制度，显然与已经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无论是从立法精神还是制度设计方面都是不相符合的，转变观念，重新构建我国刑事诉讼司法鉴定的启动机制已势在必行。

三、构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制之设想

对于应怎样分配司法鉴定启动决定权的问题，我国学者观点颇不一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决定权、委托权应当由法院统一行使；嘲第二种观点则主张赋予当事人更大的鉴定启动权，同时基于我国司法传统，不必剥夺人民法院及检察院的鉴定启动权，可以与当事人的鉴定启动权同时并存，但应处于辅助地位；第三种观点则主张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委托鉴定权，同时为了调查核实证据，法院也可以申请鉴定，但是，法院不能自鉴，自认。应当说，这些观点坚持了大陆法系司法官启动制的精神，并且汲取了当事人启动制的先进理念，有一定合理性。不过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应结合我国文化传统、法治环境、刑事政策、司法资源等因素，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结合职权主义并引入司法审查的综合式启动机制。这种启动制度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注重当事人的参与，注重诉讼程序上控辩双方的平等问题。从法理上讲，当事人作为案件纠纷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是最应该有权直接启动鉴定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同意，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英美法系国家的庭审抗辩机制实际上已经引入了我国诉讼制度之中。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使法庭辩论得以真正展开，就要赋予当事人申请启动鉴定的权利，收集对自己有利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为自己辩护。尤其是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司法鉴定救济的可能及途径，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控方具有相对平等的对抗权利。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尊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自由的自我决定权，已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共同选择。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该享有的司法鉴定启动方面的权利的保护尤为重要。

二是基于效率的考虑注重将司法鉴定程序的决定权由法官与控辩双方共同分享，建立“预审法官”审查制度，具体而言，可以将鉴定启动决定权分割为鉴定启动申请权和鉴定启动审查权，鉴定启动申请权由当事人享有，鉴定启动决定权由“预审”法官享有。前已述及，司法官鉴定启动制与当事人鉴定启动制的共同特点是均由单方面决定，没有一个制约机制。前者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取证权，易导致司法专断，后者可能由于利益驱动，容易造成鉴定变向，最终导致诉讼效率低下以及个案事实的不公。为此从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的中立理念出发，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同等的申请鉴定权，这样可以结合两种启动制的优点，克服两种制度各自的不足。“预审法官”只审查鉴定申请的程序性要件，对于符合程序要件的申请，应当认定当事人申请有效，而对专门问题聘请相关专家进行鉴定。他与庭审法官的职责不同，无权对鉴定的实体问题进行评定。如果“预审法官”不接受鉴定申请，需在一定期限内详细说明理由，并允许当事人提出上诉。这样“预审法官”就与庭审法官一样，均居于中立裁判的地位，对控辩双方提出的鉴定申请行使审查裁判权。他也可以对司法鉴定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审查。这种“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的设计，显然不同于实行司法官启动制的某些国家的鉴定决定权完全由法院统一行使的做法。他更有利于庭审法官居中判案，不被牵扯进案件事实的调查之中，从而带有某种预断或内心偏见去判案。另一方面，当事人由于鉴定结论的中立性、科学性和极高的证明力，必然重视充分利用这样一种证据方法，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这样，司法鉴定启动的主体不再是法院，而是在诉讼中为了法庭上的辩论而享有取证权的控辩双方当事人。

三是为了防止隶属于法院的审查法官的司法专断，滥用鉴定启动程序中的鉴定启动审查权，法律可允许控辩双方各自聘请专家担任自己的技术顾问。这些技术顾问有权参与司法鉴定的全过程，及时向鉴定人提出疑问，给予委托自己的当事人一定的技术咨询意见，并有权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作为证人发表自己的意见，或与鉴定人进行一定的对质和辩论。这也是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有效手段。

启动权范文篇2

一、各国司法鉴定启动制度之比较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大体分为司法官启动制和当事人启动制。

(一)司法官启动制。

司法官启动制是指司法鉴定的提起及鉴定实施人员的选定和实施内容的确定等方面均由司法官决定的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国家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通常由司法官(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来决定。在具体由谁来启动鉴定方面，又因各国传统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3条规定“法官决定需要聘请的鉴定人及其他们的人数。”<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9条规定“负责进行鉴定的专家，由预审法官指定。”冈<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法院可以命令有学识经验的人进行鉴定。”四《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78第规定“鉴定应当由调查人员、侦察人员、检察长和法院指定。”

不过，英美法系国家也存在着鉴定的司法官启动制。那种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司法官启动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28条在赋予法院指定译员权力的基础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6条赋予了法庭指定专家证人的权力，“法院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习联邦最高法院咨询委员会的注释中对此规定进一步指出，虽然从实践中的做法来看，由法院指定专家证人的办法较少采用，但选择专家证人是审案法官的固有权力。在英国的刑事案件中，警署也有委托司法鉴定的权力。法官在极少数个案的审判中出于必要，也可以委托服务性社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二)当事人启动制。

当事人启动制是指司法鉴定的提起以及实施人员和鉴定内容等方面均由诉讼当事人决定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诉讼模式下，诉讼法或证据法一般都赋予诉讼当事人鉴定的启动权，而且实践中也通常是由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2o6条第1款明确规定，“法庭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法庭或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传唤指定的专家证人作证。同时该条第4款规定“本条规则不限制当事人根据自己的选择传唤专家证人。”因为英美法系国家通常把鉴定人界定为证人，在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下，证据的提出、事实的发现和程序的推进都由控辩双方负责，因此，由当事人决定是否实施鉴定体现了举证责任的归属。事实上，在美国，诉讼当事人也通常把专家证人的选择视为重要的诉讼权利，自行选择专家证人的做法也十分普遍。在加拿大，当事实审理者不具备诉讼中所遇到的专业知识时，专家证人也被广泛聘请。

大陆法系国家在鉴定人的选任上在坚持由司法机关主导的同时，也赋予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或建议权，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职权，或者一方当事人的要求，命令进行鉴定。咽这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某些国家也汲取了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启动制中诉讼民主、诉讼公正价值目标的合理因素，体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建议权，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申请权。

(三)两种鉴定启动制度的利弊分析。

在司法官启动制的运作过程中，司法官具有超然独立的地位，由其选定的鉴定人不受诉讼当事人利害关系的影响，对双方利益均衡，体现了程序的客观、公正。同时，由司法官委托的鉴定，司法官可以对其鉴定过程进行必要的控制与监督，降低了重复鉴定率，提高了诉讼效率，公众的社会依赖程度较高。其不足之处在于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证据方面的某些取证权利，鉴定人容易产生迎合法官的预断来制作鉴定结论的心理倾向。

当事人启动制平等地赋予了诉讼当事人的证据调查权，强化了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机制，较好地体现了代诉讼构造关系中的诉与讼的关系，使法官能兼听则明、居中裁判。其不足之处在于易产生鉴定的当事人化和市场化，当事人往往竭尽全力寻找有利于自己的鉴定人，鉴定人可能会受到利益等方面的诱惑，市场逐利的倾向令人关注。

因此，怎样将司法官启动制与当事人启动制结合起来，尽量发挥二者制度优势，避免二者制度的弊端，是刑事鉴定启动制应研究的主要课题。

二、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的现状及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在这里没有明文规定到底谁有权“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如果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21条“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规定，显然指明在侦查阶段决定是否鉴定以及如何开展鉴定，是侦查机关的事情，在司法实务中，也是这么来进行操作的。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也有当然的刑事鉴定启动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规定，法院“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这表明，在审判阶段的鉴定启动权属于法院。

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上述司法解释也赋予了有关当事人可以就司法鉴定事项提出有关申请鉴定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侦查机关可以进行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同时第159条规定了“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解释对此作了类似规定。尽管如此，我们要注意的是，有关申请鉴定的最终决定权仍然在侦查机关和法院。换言之，如果他们拒绝当事人的有关申请，当事人只能服从，而不能自行聘请鉴定人并要求法庭予以传唤作证，也不能向其他有关机构提出疑义或司法救济。这是一种带有浓烈纠问色彩的“强决定——弱申请”启动制，与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那种主要由控辩双方决定鉴定事项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主要由司法官决定启动事项的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种刑事鉴定启动制度，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是直接导致“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由于各职能部门之间因鉴定而相互扯皮，损害了司法鉴定应有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影响了对案件的及时审理和法律的正确适用，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某些条件。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一是由于鉴定的提起及过程没有必要的监督或中立审查措施，容易导致在司法鉴定问题上的“暗箱操作”。尤其在侦查和提起公诉这两个刑事诉讼阶段，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由于刑事诉讼职能的差异，实际处于两边对立的状态。此时并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可能滥用权力的措施进行必要的监督。为此，鉴定结论的可靠性几乎完全取决于侦查人员和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术水平。这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显然极为不利，在侦查阶段或者提起公诉阶段他们没有权利对鉴定结论的有效性提出异议。

二是“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容易出现错案、冤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公检法机关可以在各自的诉讼阶段中，独立决定鉴定事项，委托鉴定人。这样，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对公安机关的相关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再行鉴定，在审判阶段，法院还可以“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同时，法律没有对“再行鉴定”、“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相应条件作出规定，这极易导致上述鉴定的随意性，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容易形成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同时并存的现象，以至于影响刑事诉讼的效率。同时，被聘鉴定人的相对固定化，导致法官或检察官对这些“熟人”的鉴定结论偏昕偏信，从而影响对相关问题的认定。

总之，我国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和鉴定人委任权仍然被垄断在公检法三机关手里，当事人无权直接聘请自己所信任的鉴定人。这种具有纠问色彩的鉴定启动制度，显然与已经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无论是从立法精神还是制度设计方面都是不相符合的，转变观念，重新构建我国刑事诉讼司法鉴定的启动机制已势在必行。

三、构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制之设想

对于应怎样分配司法鉴定启动决定权的问题，我国学者观点颇不一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决定权、委托权应当由法院统一行使；嘲第二种观点则主张赋予当事人更大的鉴定启动权，同时基于我国司法传统，不必剥夺人民法院及检察院的鉴定启动权，可以与当事人的鉴定启动权同时并存，但应处于辅助地位；第三种观点则主张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委托鉴定权，同时为了调查核实证据，法院也可以申请鉴定，但是，法院不能自鉴，自认。应当说，这些观点坚持了大陆法系司法官启动制的精神，并且汲取了当事人启动制的先进理念，有一定合理性。不过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应结合我国文化传统、法治环境、刑事政策、司法资源等因素，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结合职权主义并引入司法审查的综合式启动机制。这种启动制度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注重当事人的参与，注重诉讼程序上控辩双方的平等问题。从法理上讲，当事人作为案件纠纷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是最应该有权直接启动鉴定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同意，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英美法系国家的庭审抗辩机制实际上已经引入了我国诉讼制度之中。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使法庭辩论得以真正展开，就要赋予当事人申请启动鉴定的权利，收集对自己有利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为自己辩护。尤其是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司法鉴定救济的可能及途径，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控方具有相对平等的对抗权利。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尊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自由的自我决定权，已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共同选择。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该享有的司法鉴定启动方面的权利的保护尤为重要。

二是基于效率的考虑注重将司法鉴定程序的决定权由法官与控辩双方共同分享，建立“预审法官”审查制度，具体而言，可以将鉴定启动决定权分割为鉴定启动申请权和鉴定启动审查权，鉴定启动申请权由当事人享有，鉴定启动决定权由“预审”法官享有。前已述及，司法官鉴定启动制与当事人鉴定启动制的共同特点是均由单方面决定，没有一个制约机制。前者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取证权，易导致司法专断，后者可能由于利益驱动，容易造成鉴定变向，最终导致诉讼效率低下以及个案事实的不公。为此从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的中立理念出发，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同等的申请鉴定权，这样可以结合两种启动制的优点，克服两种制度各自的不足。“预审法官”只审查鉴定申请的程序性要件，对于符合程序要件的申请，应当认定当事人申请有效，而对专门问题聘请相关专家进行鉴定。他与庭审法官的职责不同，无权对鉴定的实体问题进行评定。如果“预审法官”不接受鉴定申请，需在一定期限内详细说明理由，并允许当事人提出上诉。这样“预审法官”就与庭审法官一样，均居于中立裁判的地位，对控辩双方提出的鉴定申请行使审查裁判权。他也可以对司法鉴定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审查。这种“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的设计，显然不同于实行司法官启动制的某些国家的鉴定决定权完全由法院统一行使的做法。他更有利于庭审法官居中判案，不被牵扯进案件事实的调查之中，从而带有某种预断或内心偏见去判案。另一方面，当事人由于鉴定结论的中立性、科学性和极高的证明力，必然重视充分利用这样一种证据方法，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这样，司法鉴定启动的主体不再是法院，而是在诉讼中为了法庭上的辩论而享有取证权的控辩双方当事人。

三是为了防止隶属于法院的审查法官的司法专断，滥用鉴定启动程序中的鉴定启动审查权，法律可允许控辩双方各自聘请专家担任自己的技术顾问。这些技术顾问有权参与司法鉴定的全过程，及时向鉴定人提出疑问，给予委托自己的当事人一定的技术咨询意见，并有权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作为证人发表自己的意见，或与鉴定人进行一定的对质和辩论。这也是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有效手段。

启动权范文篇3

内容摘要：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中岌代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分析世界各国相关立法例，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并从模式本身的合理性，与我国诉讼模式改革方向相一致以及符合国际司法鉴定制度发展趋势三个方面阐述论点，以求抛砖引玉，推动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司法鉴定启动权中立司法鉴定制度对立司法鉴定制度司法鉴定启动权是指可以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利，主要包括司法鉴定申请权、司法鉴定决定权及司法鉴定委托权。司法鉴定启动程序被认为是司法鉴定的关键程序。谁有权最终决定鉴定程序是否启动及决定由谁进行鉴定是司法鉴定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决定着一国鉴定程序的特征。一、司法鉴定的历史及现状分析鉴定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众所周知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系统全面的法医鉴定古典巨著《洗冤集录》就是由我国南宋时期的著名法医学家宋慈所著，可谓是我国及世界的宝贵财富。但近代以后特别是近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已经成为诉讼活动的桎梏。对于司法鉴定启动权不论是立法还是事务操作中都反映出有悖于法律的公正与效率。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民事诉讼法》第72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政局的若干规定》第25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第26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行政诉讼法》第35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认为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从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及相关的证据规定当中可以发现，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实际都在法院中，“被告方无权委托鉴定人，这有违现代控辩平衡的价值理念…”也是对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犯，极易产生司法腐败，也不利于揭示案件真相，既无法实现程序公正，也无法实现实体公正。司法实践中关于司法鉴定启动权的行使比较混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司法机关依职权进行鉴定或委托鉴定，一方面，鉴定成为法官的义务，当事人和鉴定部门都不着急，只有法官干着急。另一方面，鉴定成为法官的权力，鉴定活动式式如何开始，怎样进行的，当事人一无所知，而法院对于自己启动取得的鉴定结论自然深信不疑。这样一来也就“省了”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事——无需质证或流于形式；另一种是，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不满意的就再来一次，甚至要求鉴定人作出符合他（她）的意愿的鉴定结论，重复鉴定，鉴定腐败难以避免。这种情况自然与我国关于司法鉴定的立法不完善有很大关系，也与人们的法律意识，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有关，但最主要的是目前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或者说启动模式不符合现代司法活动，诉讼活动的要求。所以对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应当进行重新思考，从而完善诉讼程序。二、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由于我国自身的特点以及诉讼文化相互融合的世界潮流的影响，照抄照搬某国的模式是不可行的。所以只有借鉴别国的经验，作为建构我国司法鉴定启动模式的参考。在英美法系实行对立鉴定制度（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即根据对抗制的法庭审理方式需要和举证责任负担理论的要求，英美法都承认当事人有必要象提供普通证人那样自行选定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根据该制度，诉讼中应否进行鉴定，进行何种鉴定或由谁鉴定等事项都由诉讼当事人自行决定。在大陆法系国家，都是以法院指定鉴定人作为选任鉴定人的基本形式，专家凭借其知识、技能和经验作出结论并报告法院，必要时法院还可以赋予专家为准备书面鉴定结论而进行独立调查的权利，是为中立鉴定制度（法院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人被称为法官的“辅助人”。综上可见，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实行的是截然不同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启动权的归属也是天壤之别，但各有优缺。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特点，建构“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较优。“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是当事人与法院互动并相互制约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当事人申请、决定并委托司法鉴定人，但这一切活动都应在法院的调控下，法院可以有理由地制止当事人行使启动权。这个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充分体现诉讼民主，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由法院进行整体的、宏观的指导从而避免当事人权利的滥用。达到当事人——法院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目标。笔者认为：首先从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来看，在法院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能够最大化地保证鉴定活动的公正性，实现当事人诉讼活动的积极性与规范性。不管是哪一种诉讼，程序正义的最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裁判者的中立性，可以说裁判者的中立性是程序正义的底线，没有裁判者的中立，就谈不上诉讼或审判的程序正义性，也就无所谓结果的正当性。尽量由当事人双方启动鉴定程序，这样可以避免当事人对法院和鉴定机构中立性的质疑，只有在当事人不能确定或双方对鉴定机构的确定发生争议时，才由法院确定，这种做法虽然会牺牲一些效率，但更有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而且根据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要求，案件的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应该由当事人提出，没有提出的主张，包括事实主张，法院不应当主动依职权提出，否则会影响法院的中立性。在当事人没有意识到专门问题对裁判的影响时，法院可以行使阐明权或释明权说明专门问题鉴定的必要性，而不是主动依职权启动鉴定。这样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当事人诉讼主动性，而且可以增强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信服度。

其次它与我国诉讼模式改革方向相一致。我国正在对过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改革，有选择地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点，符合当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相互融合、借鉴、学习的发展潮流。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分别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原先所特有的诉讼模式。但不论是哪一种模式，在经过了多年的司法实践的检验以及诉讼制度的发展以后，均暴露出许多不足与缺陷，而这些不足与缺陷恰恰在相对的模式中可以得到弥补。因循守旧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知识文化的“流动”以及“特征淡化”成为目前诉讼制度的主旋律。

我国正处于诉讼体制转型时期，原本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加入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因子，法院依职权主导已渐渐向当事人主导转变。司法鉴定制度本着为证据制度、诉讼制度服务的目的，也必然顺应这一趋势。徐静村教授曾说：“启动司法鉴定不再作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专属权利，而是控、辩双方都有权提起鉴定……”在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中，法院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宏观的调控，控制诉讼程序，所有案件的主张和事实都来自于当事人，包括鉴定程序的启动原则上也由当事人决定。相信在规范的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保证鉴定结论的公证性不是遥不可及的。最后其符合各国司法鉴定制度发展趋势英美法系以及大陆法系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均对自身的体制进行了一些微调，从而也改变了以前的单一的司法鉴定的模式，呈现出混合式的司法鉴定模式。如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第35.3条规定：“①专家证人的职责在于以其专业知识帮助法院解决有关诉讼程序中的问题。②专家证人的职责优先于专家证人对向其作出指示的人或者反对其费用的人之义务。”本条的规定突破了专家证人是为当事人服务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专家证人的职责是帮助法院解决有关诉讼程序中的问题，而当这一职责与其对当事人的义务发生冲突时，必须以职责为优先。以及第35.7条规定了当两方或多方当事人都希望就某一特定的问题提交专家证据时，法院可以指定只由一名专家证人就该问题提交专家证据，被指定的专家证人称为“单一的共同专家证人。”大陆法系为了减少司法官委托鉴定制度的错判危险，法国采用了“双重鉴定”原则，除极为简单的鉴定事项外，预审法官都应聘期两名以上的鉴定人分别对同一事项进行鉴定；德国则允许当事人在不妨碍官方鉴定工作的情况下聘请自己的鉴定人参与官方的鉴定活动。有些大陆法国家规定，当事人一方如果认为案件需要由专家进行鉴定，可向法官提出请求，以促使后者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集两种制度之长的混合式鉴定制度是当今各国的一个发展趋势。“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正是混合式鉴定制度的一部分，将有助于对两种鉴定制度扬长避短，更好地运用鉴定技术揭示案件真相，实现实体正义，保护当事人权利。建立“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符合司法鉴定制度及诉讼制度的要求，制度总是在发展着的，实践中操作会检验理论，从而带给人们更多的启示。注释：1陈卫东：《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4月2徐静村：《刑诉法修改中司法鉴定条文这样设计》载《检察日报》2005年10月13日3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168—188页参考文献：[1]刘新魁。法国司法鉴定制度及启示[M].诉讼法论丛（第七卷），2002.[2]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修订版）[M].法律出版社，2001.[3]。诉讼证据制度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4]张卫平。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启动权范文篇4

刑事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一个案件被害人、被告人或委托人、辩护人分别委托不同鉴定机构作出的多份鉴定结论，造成了公诉机关和法院在采信证据上的分歧，同时导致无休止的重复鉴定。笔者所在的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故意伤害案，被害人赵某的重伤鉴定结论是由其委托人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被告人黎某要求重新鉴定，但是又无法缴纳鉴定费，法院在是否采信该鉴定结论时，由于刑事诉讼法和《决定》都对司法鉴定的启动者无明确规定，于是引发了对刑事诉讼中鉴定启动权问题的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19条只是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对于这一规定，通常理解为提起鉴定的主体指公安司法机关，而当事人是无权直接聘请鉴定人进行鉴定的。照此理解，上述案例中的鉴定结论在启动程序上存在问题，不能采信。那么在被告人黎某已无意见的情况下，要求公诉机关重新鉴定，公诉机关又不答应。最后法院采信了该鉴定结论，但是感觉心里不踏实。

司法鉴定的启动权，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因采用的诉讼模式不同而有所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诉讼程序由当事人双方自行推动。一个案件是否需要专家鉴定，一般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决定，即当事人双方平等地拥有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同时，“法庭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这样做是为了弥补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之不足。因为鉴定事项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决定、鉴定人由当事人双方委任的做法，容易导致鉴定人丧失中立性和客观性，鉴定结论也容易仅仅服务于当事人双方的需要。

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鉴定被认为是帮助裁判者发现真相、实现正义的活动，被视为司法权的一部分，因此，司法鉴定的决定权由司法官行使。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的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的职权，或者依一方当事人的要求，命令进行鉴定。”《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3条、第83条则规定，法官有权决定就某一专门事项进行鉴定，如发现鉴定人的鉴定尚有不足之处，还可以要求原鉴定人或者委托其他鉴定人进行新的鉴定。控辩双方如果认为案件需要由专家进行鉴定的，可以向法官提出请求，司法警察和检察机构不拥有进行司法鉴定的直接决定权。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参照苏联及大陆法系国家的模式采取司法官委托鉴定制度。在刑事诉讼中，鉴定人由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当事人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但是否批准，决定权在公安、司法机关。与这种鉴定制度相配套，公、检、法部门各自建立了隶属于己的鉴定机构，以体现便利原则。这种鉴定制度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平等地拥有对鉴定的决定权，与大陆法系国家鉴定决定权主要由法院行使的做法也有区别。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我国进行了审判方式的改革，适当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某些因素，庭审中对抗性的增强使当事人产生了自行聘请有利于己方的鉴定人的要求。此外，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使得当事人对公安、司法机关所作鉴定结论的信任度下降，进一步刺激了当事人在公安、司法机关之外寻找鉴定人的需求。但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并没有自行委托鉴定人的权利，当事人即使对“官方”认可的鉴定人及其鉴定结论存有较大异议，也只能被动地接受对自己的利益有重大影响的鉴定结论。这种状况难以适应新的审判方式的要求。

启动权范文篇5

一、充分认识建立农村维权网络的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今年的1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事关全局的头等大事，体现了党中央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应该看到，在整个消费领域中，农村消费者是个最庞大也是最弱小的消费群体。尽管广大农村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意识在不断地增强，但由于农村消费者识别能力有限，维权意识淡薄，农村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受法律法规宣传不够、农村交通、通讯不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消费者的维权工作还存在申诉举报难、调处不及时等问题，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给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带来较大影响。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肩负市场监管、行政执法的使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是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近几年来，我们xx市工商局系统充分发挥12315申诉举报指挥中心的作用，积极打造12315维权品牌，探索创新了消费者维权网络建设的新办法。今年，我们决定把12315维权网络建设向农村拓展、延伸，把维权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努力探索农村消费者维权工作新路子。

建立农村维权网络，不仅是政府与农民之间架起了一座便民桥梁，更是党和人民的连心桥，是工商部门坚持以人为本、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落实“群众利益无小事”、亲民、爱民、为民的具体行动。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做好了，就是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市工商系统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要充分认识建立农村维权网络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行国家赋予的监管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神圣职责。

二、扎扎实实地做好农村维权工作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做好这项工作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因此，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胆创新，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地抓好，扎实有效地推进。

第一、加强宣传，增强农民的维权意识。各级工商部门和消费者组织，要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普法宣传的重要内容，采取多种形式，普及维权知识，使宣传教育和维权工作进入村组，进入农户、进入田间地头，提高农村消费者自我维权意识，勇于运用法律武器自我维权，与侵权行为作斗争。同时，要加强对经营者的诚信教育，帮助他们提高维权意识，自觉履行经营者维权义务。

第二、完善网络，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一是在乡（镇）政府职能部门建立12315互动联络网，由政府组织，工商牵头，有关部门参与，形成社会合力。二是在经营企业、市场建立12315联络网，加强自律，严把商品进货、销售、服务关，把维权工作关口前移。三是在农村行政村建立12315联络站（点），聘请工作责任心强、热心为群众服务的村干部担任维权员，协助工商部门解决农民生产、生活方面的投诉、申诉、举报问题。

第三、健全制度，加强维权网络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农村维权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是严格执法、依法行政、依法维权的重要保证。要立足规范管理，建立维权工作责任制、联系制度、承诺制度、调解制度、监管制度、奖惩制度等，使维权工作有章可循。

第四、突出重点，注重农村维权工作的实效。要根据农业生产季节和农民消费习惯等特点，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维权工作，力求收到实效，避免形式主义。一是要以快速调解为重点，方便群众投诉，直接、快速、简便、高效地调处一般的消费纠纷，尽量挽回群众损失，让群众满意。二是以查处大要案件为重点，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利益。特别是对涉及农业生产所需的化肥、农药、种子、农膜、农机等生产资料和生活所需的重要商品的假冒伪劣、欺诈等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一经发现，必须严肃依法查处，并监督其赔偿受害者损失。三是以商品质量监管为重点，从源头上把好市场准入关。四是以市场巡查动态监管为重点，加强市场主体经营行为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变事后保护为事前预防。五是以企业信用建设为重点，建立长效维权机制。

三、不断提高农村维权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启动权范文篇6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并不是侦查行为的一种，也不是司法机关的专属权利。鉴定结论只是一个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与案件有关的人员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由提供证据的义务。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1条和第159条也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没有规定直接委托鉴定和直接申请鉴定是不完善的。因此我国应与国际接轨，借鉴当事人主义模式，采用控、辩双方都有权提起鉴定的方式。换言之，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当事人可以聘请鉴定人就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这样有利于在刑事诉讼中更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鉴定启动模式的选择问题，由于现行诉讼法没有规定，要明确我国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必须对《刑事诉讼法》第119条做广义的理解，既然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那么申请鉴定的权利应该是对该权利的合理延伸。扩大当事人有直接委托鉴定的权利，是控辩平等的要求，对加强庭审对抗，改善审判方式都有积极意义。社会的现实也是，从一元化的鉴定体制向多元化的鉴定体制过渡后，一般的伤害案件发生了要鉴定为重伤的，公安机关才介入侦查；如果是轻伤，一般由当事人自诉，这个重伤或轻伤的鉴定先都是由当事人或委托人委托鉴定的。如果对当事人或委托人委托鉴定的结论不采信，那么只好由侦查机关重新委托鉴定。不仅浪费时间和金钱，而且造成诉讼的拖延。实际上把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来审查，问题一下就可以解决，何必在鉴定由谁启动的问题上过多纠缠。当然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鉴定启动权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更好。

无论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都把鉴定规定为侦查行为之一种，特指侦查机关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科学鉴别和判断并作出书面鉴定结论的侦查活动。由于刑事诉讼法对鉴定的这种定位，使鉴定一直成为侦查机关的一个特权领域。《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于2005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后，对司法鉴定的启动权也没明确规定。

刑事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一个案件被害人、被告人或委托人、辩护人分别委托不同鉴定机构作出的多份鉴定结论，造成了公诉机关和法院在采信证据上的分歧，同时导致无休止的重复鉴定。笔者所在的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故意伤害案，被害人赵某的重伤鉴定结论是由其委托人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被告人黎某要求重新鉴定，但是又无法缴纳鉴定费，法院在是否采信该鉴定结论时，由于刑事诉讼法和《决定》都对司法鉴定的启动者无明确规定，于是引发了对刑事诉讼中鉴定启动权问题的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19条只是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对于这一规定，通常理解为提起鉴定的主体指公安司法机关，而当事人是无权直接聘请鉴定人进行鉴定的。照此理解，上述案例中的鉴定结论在启动程序上存在问题，不能采信。那么在被告人黎某已无意见的情况下，要求公诉机关重新鉴定，公诉机关又不答应。最后法院采信了该鉴定结论，但是感觉心里不踏实。

司法鉴定的启动权，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因采用的诉讼模式不同而有所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诉讼程序由当事人双方自行推动。一个案件是否需要专家鉴定，一般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决定，即当事人双方平等地拥有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同时，"法庭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

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这样做是为了弥补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之不足。因为鉴定事项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决定、鉴定人由当事人双方委任的做法，容易导致鉴定人丧失中立性和客观性，鉴定结论也容易仅仅服务于当事人双方的需要。

启动权范文篇7

同志们，朋友们：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春意盎然的季节里，今天，“xx工商走近三农”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为此，我谨代表中共xx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这次活动的启动表示热烈的祝贺！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关心“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此次xx市工商局开展的“xx工商走近三农”系列活动，既是工商部门贴近“三农”、支持“三农”、服务“三农”的重要举措，也是工商部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希望工商管理部门的同志们，严格按照xx市工商局的统一部署，切实做到真切关注农村、真情关心农业、真心关爱农民，认真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以实际行动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为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做出更大的贡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启动权范文篇8

一、充分认识建立农村维权网络的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今年的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事关全局的头等大事，体现了党中央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应该看到，在整个消费领域中，农村消费者是个最庞大也是最弱小的消费群体。尽管广大农村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意识在不断地增强，但由于农村消费者识别能力有限，维权意识淡薄，农村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受法律法规宣传不够、农村交通、通讯不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消费者的维权工作还存在申诉举报难、调处不及时等问题，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给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带来较大影响。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肩负市场监管、行政执法的使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是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近几年来，我们市工商局系统充分发挥申诉举报指挥中心的作用，积极打造维权品牌，探索创新了消费者维权网络建设的新办法。今年，我们决定把维权网络建设向农村拓展、延伸，把维权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努力探索农村消费者维权工作新路子。

建立农村维权网络，不仅是政府与农民之间架起了一座便民桥梁，更是党和人民的连心桥，是工商部门坚持以人为本、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落实“群众利益无小事”、亲民、爱民、为民的具体行动。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做好了，就是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市工商系统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要充分认识建立农村维权网络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行国家赋予的监管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神圣职责。

二、扎扎实实地做好农村维权工作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做好这项工作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因此，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胆创新，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地抓好，扎实有效地推进。

第一、加强宣传，增强农民的维权意识。各级工商部门和消费者组织，要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普法宣传的重要内容，采取多种形式，普及维权知识，使宣传教育和维权工作进入村组，进入农户、进入田间地头，提高农村消费者自我维权意识，勇于运用法律武器自我维权，与侵权行为作斗争。同时，要加强对经营者的诚信教育，帮助他们提高维权意识，自觉履行经营者维权义务。

第二、完善网络，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一是在乡（镇）政府职能部门建立互动联络网，由政府组织，工商牵头，有关部门参与，形成社会合力。二是在经营企业、市场建立联络网，加强自律，严把商品进货、销售、服务关，把维权工作关口前移。三是在农村行政村建立联络站（点），聘请工作责任心强、热心为群众服务的村干部担任维权员，协助工商部门解决农民生产、生活方面的投诉、申诉、举报问题。

第三、健全制度，加强维权网络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农村维权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是严格执法、依法行政、依法维权的重要保证。要立足规范管理，建立维权工作责任制、联系制度、承诺制度、调解制度、监管制度、奖惩制度等，使维权工作有章可循。

第四、突出重点，注重农村维权工作的实效。要根据农业生产季节和农民消费习惯等特点，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维权工作，力求收到实效，避免形式主义。一是要以快速调解为重点，方便群众投诉，直接、快速、简便、高效地调处一般的消费纠纷，尽量挽回群众损失，让群众满意。二是以查处大要案件为重点，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利益。特别是对涉及农业生产所需的化肥、农药、种子、农膜、农机等生产资料和生活所需的重要商品的假冒伪劣、欺诈等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一经发现，必须严肃依法查处，并监督其赔偿受害者损失。三是以商品质量监管为重点，从源头上把好市场准入关。四是以市场巡查动态监管为重点，加强市场主体经营行为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变事后保护为事前预防。五是以企业信用建设为重点，建立长效维权机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不断提高农村维权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启动权范文篇9

按照《干部任用条例》的规定，干部任用的一般程序为：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职，《干部任用条例》没有涉及干部任用启动程序这个初始内容，这既给了我们研究的空间，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也给了我们研究的空间。干部任用启动程序虽然在《干部任用条例》中没有提到，也找不到对这个概念系统全面的解释，但在干部工作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已成为共识。我市自20*年以来，根据中央和省委组织部的部署，在瑞安进行了《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课题调研试点工作，在全委会成员民主推荐提名制度探索实践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20*年，我部为了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制定并出台了《干部工作程序》、《民主推荐暂行办法》等文件，也涉及到干部任用启动程序的内容。总结我市实践经验，可以下一个初步的定义，即所谓干部任用启动程序，一般是指在党委的领导下，由组织人事部门具体负责，根据民主推荐结果、日常考核情况、班子结构需要、后备干部情况、有关单位、领导推荐，以及近期干部使用导向和重点等情况，通过充分协商、征求意见和酝酿研究，提出干部选拔任用启动意向及确定初始人选的过程。

从所包含的内容来看，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原则上可以分为“动议”和“初始提名”两个环节，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辨证统一在启动程序中。“动议”在《干部任用条例》第12章第63条第3款中提到，但对“动议”的具体含义及内容却没有明确的解释。与“动议”不同的是，“初始提名”在《干部任用条例》中没有提到。一般来说，“动议”就是根据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配备需要等情况，对领导班子和干部进行适当调整而提出的启动意向和建议；“初始提名”则是指根据领导班子及干部队伍建设的具体需要，按照民主、公正、公平的原则，经过一定的工作程序，研究提出需要民主推荐或全委会成员民主推荐提名的初步人选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们对“初始提名”关注得较多，一般也将其作为规范启动程序的重点，主要是因为“初始提名”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初始提名”的运作轨迹，容易为人们所认识和把握。反之，“动议”则由于其普遍存在的政治性、边际性而为人们所忽略。20*年，中组部在“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问题调研报告”中就指出，要规范县(市)委书记“动议环节的用权行为”和“推荐环节的用权行为”，实际上就是要规范县(市)委书记的“动议权”和“初始提名权”。

二、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认识不到位

20*年《干部任用条例》颁布以来,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意识、纪律意识已大大提高，但一些人对干部任用启动程序的认识有偏差、不到位，甚至要不要监督也存在争议。一是怕麻烦。认为现在干部工作的程序环节已达40多个，如果再去研究启动程序，就会影响工作效率。也有人认为程序环节太多，年轻优秀的干部难以脱颖而出。二是有抵触。认为对启动程序的研究没有必要，地方主要领导的责任重大，在用人上就这么点权力了，还要进行规范和制约，如何统领一方。《干部任用条例》没有规定的地方，不必去完善，否则会削弱权力，个别领导甚至将启动程序视为自己的“私有领地”或专有职权，不容他人插手。三是少关心。认为目前干部工作还是比较神秘，特别是干部任用的启动程序，外界了解较少，尽管认为有必要加以规范和监督，但比较难。一些干部、群众认为干部任用工作与己关系不大，无所谓,但有时又不能理性地对待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二)启动主体及其职责不明确

目前，干部任用启动的方式是：有书记直接向组织部门提出干部调整的动议；有组织部门根据所掌握的干部信息向书记汇报，由书记决定动议干部；也有分管副书记、分管副职领导因为分管部门缺干部，提出动议要求；也有单位直接打报告给组织部门提出干部调整的要求等。可见，启动的主体还不是很明确，到底启动的主体有几个，谁为主，没有明确的说法。同时，启动主体的职责和权限也不明确，关系难处理，责任也难追究。有时个别书记往往决定一切，个人说了算，容易产生以下后果：要么主体之间的意见高度一致，“一言堂”，要么决策层意见不统一，矛盾很大，影响班子团结。

(三)初始提名不规范

从全国范围来看，初始提名不够规范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层面：首先，从书记层面来讲，比较典型的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圈定型”，表现在“民主推荐”之前就已圈定了某个职位的干部人选，书记的意志往往先于群众的意志，“领导推荐”先于“民主推荐”，个人色彩和指向性特点比较明显。第二种情况是“定调型”，表现为在干部调整之前，书记或“书记办公会”定出个调子，划出个范围，让组织部门按照“基调”或“范围”去找人。第三种情况是“否决型”，在研究或确定干部人选时，书记对不符合自己意图的用人方案和人选采取多次否决或退回，导致干部任用启动程序的中断或失效，使初始提名的方案一改再改，从而使组织部门屈从于书记的用人意志。实际上以上三种情况都是不正常的。

其次，从组织部门层面讲，初始提名的范围不确定。在干部选拔任用上，选拔干部的范围可大可小，随意性较大。同时，由于对什么岗位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也缺乏限制性规定。范围的不确定性，选择的随意性、多元性，导致干部任用上浓重的“人治”色彩。

(四)启动机制有缺陷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启动时机不明确。何时启动干部，启动时间长短，如何安排，没有明确规定。由于缺乏限制性的条件，虽然重复动议、临时动议等情况已很少见,但频繁动议在实践中却较多,个别地方一年中动干部的次数过多。二是初始提名具有局限性。实践中，干部任用工作一旦启动一般就很难停止，初始提名一旦确定，那么被提名者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同时，一旦决定到哪个单位搞民主推荐，基本上就只能在该单位提拔选用干部，其他单位就事实上已经排除在外了。由于启动主体在能力水平、学识经验、公平公正等因素的影响，加上党性修养高低，都会关系初始提名质量的高低。三是监督不够到位。从监督职能角度看，目前对启动程序的监督是从初始提名确定之时，对出台初始提名人选的理由缺乏了解。

三、规范干部任用启动程序需要把握的二个关系

研究干部任用启动程序是对用人权的一种规范和完善，必须贯彻辨证思维的原则，避免一刀切，既要给书记、组织部门与其职责相适应的权力，同时又需要在制度方面进行限制，要站在书记、组织部门、干部群众三者不同的角度来探索研究。

(一)规范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必须把握公权性和公开性的关系。干部启动程序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是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用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凡是公共权力都具有公开性、透明性，都必须暴露在公众的监督之下，绝不能游离于公众的视线之外。事实表明，腐败的用人行为都存在“暗箱操作”，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之所以为人们诟病少，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两种程序公开、透明。启动程序的公权性本质上要求干部任用必须公开、公平、公正、民主，这也是程序的本质特征。根据*瑞安市“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的调研试点经验，全委会成员参与民主推荐提名领导干部，是干部工作人事制度民主化、公开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干部群众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的大势所趋，也是把握好公权力与公开性关系的根本所在。

(二)规范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必须把握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干部启动程序多年来存在许多不规范之处，用人权力与责任很不对称，无法追究责任人应有的责任，从而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规范启动程序，就是要规范权力与责任，体现权责一致、权责统一的原则，就是要科学规范、有效监督“一把手”的用人权，使书记的用人权与民主监督相得益彰。

四、规范干部任用启动程序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认识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在干部工作中地位和作用

首先，干部任用启动程序是干部任用工作重要的初始环节。要明确启动程序构成的有关要件，深化对启动程序的条件、主体、权限、机制等内容的理解，提高启动程序的实施水平和责任意识。干部任用启动程序的工作好坏，会直接影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走向和质量效果。干部工作实践表明，得到初始提名者，其成功率非常高。因此，启动主体必须要慎重对待和高度重视启动程序。其次，干部任用启动程序是一种公权力，是整个用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主体是代表党和人民来行使好这种权力的，必须体现公开、公平、公正，严格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重要用人原则。第三，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必须接受监督。作为公权力，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必须置权力于公众的视线之下，而不可能游离于公众的视线之外，而不是某些人的“私有领地”。

(二)进一步认清干部任用启动程序的主体及其职责

一是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是启动主体，具有干部启动权，拥有动议权和初始提名权。“党管干部”是《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重要原则，地方党委统领一方，负责一方，是地方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而党委主要负责人是党委第一责任人，负有重大责任，他对上级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对地方整个大局的思考和布局，是其深思熟虑的重点，而且都必须紧紧依靠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去执行和落实。因此，按照“党管干部”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必须赋予地方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充分的用人权，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毫无疑问是启动主体，具有干部启动权，拥有动议权和初始提名权，但主要负责人必须忠实履行党委赋予的职责，忠实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努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

二是组织部门作为党委分管干部和组织工作的职能部门，也是启动主体，拥有启动建议权(动议建议权和初始提名建议权)和具体操作权。组织部门拥有干部任用启动建议权是组织部门履行职能作用的内在要求，但决定权应在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组织部门拥有具体操作权应该是完整的，这是组织部门的自身职权所决定的，书记不具有具体操作权，书记要实现干部工作目标必须通过组织部门具体操作得以实现，这就要发挥组织部门掌握比较系统全面的干部信息资源、熟悉干部工作程序等优势，努力为党委决策和中心大局服务。

三是其他部门单位、领导干部及有关个人可以将干部的有关信息及建议向组织部门或党委主要负责人反映，具有一定的推荐或建议权，但不是启动主体。是否动议或初始提名必须由组织部门提出建议或党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动议或初始提名并由组织部门具体操作。从实践来看，启动主体必须明确各自职责，通力协作，书记不能过于放大自身的作用，组织部门要认真履行应有职责，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明确启动主体及其职责的同时，必须给相关方面提出纪律要求，坚持“三必须三严禁”，警钟长鸣。⑴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必须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严格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走群众路线，严禁腐败行为；⑵组织部门必须坚持公道正派，公平公正，严格遵守《干部任用条例》和有关规定，严禁违规用人；⑶个人推荐干部必须出于公心，坚持负责任的态度，严禁私字当头。

(三)进一步完善初始提名的工作机制

首先，启动主体必须熟悉有关情况。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组织部门要非常熟悉市情、县情、区情，熟悉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情况；其次，组织部门要做好基础工作。认真搞好定期民主推荐、日常考核情况、班子结构分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有关单位、领导推荐，以及近期干部使用导向和重点等情况，通过认真综合分析汇总，并及时向党委及其主要领导汇报，使启动主体充分了解和掌握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并经过充分的酝酿协商、征求意见和集体研究，使初始提名建立在扎实、科学的工作之上，进一步提高初始提名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认性。再次，建立和完善有关配套制度。如建立和完善“一库四制度”，即后备干部库建设、定期民主推荐制度、定期考核分析制度、个人署名推荐制度、职位空缺预告制度等。

启动权范文篇10

按照《干部任用条例》的规定，干部任用的一般程序为：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职，《干部任用条例》没有涉及干部任用启动程序这个初始内容，这既给了我们研究的空间，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也给了我们研究的空间。干部任用启动程序虽然在《干部任用条例》中没有提到，也找不到对这个概念系统全面的解释，但在干部工作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已成为共识。我市自*年以来，根据中央和省委组织部的部署，在瑞安进行了《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课题调研试点工作，在全委会成员民主推荐提名制度探索实践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年，我部为了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制定并出台了《干部工作程序》、《民主推荐暂行办法》等文件，也涉及到干部任用启动程序的内容。总结我市实践经验，可以下一个初步的定义，即所谓干部任用启动程序，一般是指在党委的领导下，由组织人事部门具体负责，根据民主推荐结果、日常考核情况、班子结构需要、后备干部情况、有关单位、领导推荐，以及近期干部使用导向和重点等情况，通过充分协商、征求意见和酝酿研究，提出干部选拔任用启动意向及确定初始人选的过程。

从所包含的内容来看，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原则上可以分为“动议”和“初始提名”两个环节，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辨证统一在启动程序中。“动议”在《干部任用条例》，但对“动议”的具体含义及内容却没有明确的解释。与“动议”不同的是，“初始提名”在《干部任用条例》中没有提到。一般来说，“动议”就是根据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配备需要等情况，对领导班子和干部进行适当调整而提出的启动意向和建议；“初始提名”则是指根据领导班子及干部队伍建设的具体需要，按照民主、公正、公平的原则，经过一定的工作程序，研究提出需要民主推荐或全委会成员民主推荐提名的初步人选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们对“初始提名”关注得较多，一般也将其作为规范启动程序的重点，主要是因为“初始提名”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初始提名”的运作轨迹，容易为人们所认识和把握。反之，“动议”则由于其普遍存在的政治性、边际性而为人们所忽略。*年，中组部在“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问题调研报告”中就指出，要规范县(市)委书记“动议环节的用权行为”和“推荐环节的用权行为”，实际上就是要规范县(市)委书记的“动议权”和“初始提名权”。

二、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认识不到位

*年《干部任用条例》颁布以来,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意识、纪律意识已大大提高，但一些人对干部任用启动程序的认识有偏差、不到位，甚至要不要监督也存在争议。一是怕麻烦。认为现在干部工作的程序环节已达40多个，如果再去研究启动程序，就会影响工作效率。也有人认为程序环节太多，年轻优秀的干部难以脱颖而出。二是有抵触。认为对启动程序的研究没有必要，地方主要领导的责任重大，在用人上就这么点权力了，还要进行规范和制约，如何统领一方。《干部任用条例》没有规定的地方，不必去完善，否则会削弱权力，个别领导甚至将启动程序视为自己的“私有领地”或专有职权，不容他人插手。三是少关心。认为目前干部工作还是比较神秘，特别是干部任用的启动程序，外界了解较少，尽管认为有必要加以规范和监督，但比较难。一些干部、群众认为干部任用工作与己关系不大，无所谓,但有时又不能理性地对待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二)启动主体及其职责不明确

目前，干部任用启动的方式是：有书记直接向组织部门提出干部调整的动议；有组织部门根据所掌握的干部信息向书记汇报，由书记决定动议干部；也有分管副书记、分管副职领导因为分管部门缺干部，提出动议要求；也有单位直接打报告给组织部门提出干部调整的要求等。可见，启动的主体还不是很明确，到底启动的主体有几个，谁为主，没有明确的说法。同时，启动主体的职责和权限也不明确，关系难处理，责任也难追究。有时个别书记往往决定一切，个人说了算，容易产生以下后果：要么主体之间的意见高度一致，“一言堂”，要么决策层意见不统一，矛盾很大，影响班子团结。

(三)初始提名不规范

从全国范围来看，初始提名不够规范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层面：首先，从书记层面来讲，比较典型的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圈定型”，表现在“民主推荐”之前就已圈定了某个职位的干部人选，书记的意志往往先于群众的意志，“领导推荐”先于“民主推荐”，个人色彩和指向性特点比较明显。第二种情况是“定调型”，表现为在干部调整之前，书记或“书记办公会”定出个调子，划出个范围，让组织部门按照“基调”或“范围”去找人。第三种情况是“否决型”，在研究或确定干部人选时，书记对不符合自己意图的用人方案和人选采取多次否决或退回，导致干部任用启动程序的中断或失效，使初始提名的方案一改再改，从而使组织部门屈从于书记的用人意志。实际上以上三种情况都是不正常的。

其次，从组织部门层面讲，初始提名的范围不确定。在干部选拔任用上，选拔干部的范围可大可小，随意性较大。同时，由于对什么岗位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也缺乏限制性规定。范围的不确定性，选择的随意性、多元性，导致干部任用上浓重的“人治”色彩。

(四)启动机制有缺陷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启动时机不明确。何时启动干部，启动时间长短，如何安排，没有明确规定。由于缺乏限制性的条件，虽然重复动议、临时动议等情况已很少见,但频繁动议在实践中却较多,个别地方一年中动干部的次数过多。二是初始提名具有局限性。实践中，干部任用工作一旦启动一般就很难停止，初始提名一旦确定，那么被提名者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同时，一旦决定到哪个单位搞民主推荐，基本上就只能在该单位提拔选用干部，其他单位就事实上已经排除在外了。由于启动主体在能力水平、学识经验、公平公正等因素的影响，加上党性修养高低，都会关系初始提名质量的高低。三是监督不够到位。从监督职能角度看，目前对启动程序的监督是从初始提名确定之时，对出台初始提名人选的理由缺乏了解。

三、规范干部任用启动程序需要把握的二个关系

研究干部任用启动程序是对用人权的一种规范和完善，必须贯彻辨证思维的原则，避免一刀切，既要给书记、组织部门与其职责相适应的权力，同时又需要在制度方面进行限制，要站在书记、组织部门、干部群众三者不同的角度来探索研究。

(一)规范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必须把握公权性和公开性的关系。干部启动程序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是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用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凡是公共权力都具有公开性、透明性，都必须暴露在公众的监督之下，绝不能游离于公众的视线之外。事实表明，腐败的用人行为都存在“暗箱操作”，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之所以为人们诟病少，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两种程序公开、透明。启动程序的公权性本质上要求干部任用必须公开、公平、公正、民主，这也是程序的本质特征。根据温州瑞安市“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的调研试点经验，全委会成员参与民主推荐提名领导干部，是干部工作人事制度民主化、公开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干部群众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的大势所趋，也是把握好公权力与公开性关系的根本所在。

(二)规范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必须把握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干部启动程序多年来存在许多不规范之处，用人权力与责任很不对称，无法追究责任人应有的责任，从而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规范启动程序，就是要规范权力与责任，体现权责一致、权责统一的原则，就是要科学规范、有效监督“一把手”的用人权，使书记的用人权与民主监督相得益彰。

四、规范干部任用启动程序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认识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在干部工作中地位和作用

首先，干部任用启动程序是干部任用工作重要的初始环节。要明确启动程序构成的有关要件，深化对启动程序的条件、主体、权限、机制等内容的理解，提高启动程序的实施水平和责任意识。干部任用启动程序的工作好坏，会直接影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走向和质量效果。干部工作实践表明，得到初始提名者，其成功率非常高。因此，启动主体必须要慎重对待和高度重视启动程序。其次，干部任用启动程序是一种公权力，是整个用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主体是代表党和人民来行使好这种权力的，必须体现公开、公平、公正，严格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重要用人原则。第三，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必须接受监督。作为公权力，干部任用启动程序必须置权力于公众的视线之下，而不可能游离于公众的视线之外，而不是某些人的“私有领地”。

(二)进一步认清干部任用启动程序的主体及其职责

一是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是启动主体，具有干部启动权，拥有动议权和初始提名权。“党管干部”是《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重要原则，地方党委统领一方，负责一方，是地方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而党委主要负责人是党委第一责任人，负有重大责任，他对上级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对地方整个大局的思考和布局，是其深思熟虑的重点，而且都必须紧紧依靠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去执行和落实。因此，按照“党管干部”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必须赋予地方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充分的用人权，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毫无疑问是启动主体，具有干部启动权，拥有动议权和初始提名权，但主要负责人必须忠实履行党委赋予的职责，忠实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努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

二是组织部门作为党委分管干部和组织工作的职能部门，也是启动主体，拥有启动建议权(动议建议权和初始提名建议权)和具体操作权。组织部门拥有干部任用启动建议权是组织部门履行职能作用的内在要求，但决定权应在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组织部门拥有具体操作权应该是完整的，这是组织部门的自身职权所决定的，书记不具有具体操作权，书记要实现干部工作目标必须通过组织部门具体操作得以实现，这就要发挥组织部门掌握比较系统全面的干部信息资源、熟悉干部工作程序等优势，努力为党委决策和中心大局服务。

三是其他部门单位、领导干部及有关个人可以将干部的有关信息及建议向组织部门或党委主要负责人反映，具有一定的推荐或建议权，但不是启动主体。是否动议或初始提名必须由组织部门提出建议或党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动议或初始提名并由组织部门具体操作。从实践来看，启动主体必须明确各自职责，通力协作，书记不能过于放大自身的作用，组织部门要认真履行应有职责，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明确启动主体及其职责的同时，必须给相关方面提出纪律要求，坚持“三必须三严禁”，警钟长鸣。⑴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必须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严格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走群众路线，严禁腐败行为；⑵组织部门必须坚持公道正派，公平公正，严格遵守《干部任用条例》和有关规定，严禁违规用人；⑶个人推荐干部必须出于公心，坚持负责任的态度，严禁私字当头。

(三)进一步完善初始提名的工作机制

首先，启动主体必须熟悉有关情况。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组织部门要非常熟悉市情、县情、区情，熟悉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情况；其次，组织部门要做好基础工作。认真搞好定期民主推荐、日常考核情况、班子结构分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有关单位、领导推荐，以及近期干部使用导向和重点等情况，通过认真综合分析汇总，并及时向党委及其主要领导汇报，使启动主体充分了解和掌握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并经过充分的酝酿协商、征求意见和集体研究，使初始提名建立在扎实、科学的工作之上，进一步提高初始提名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认性。再次，建立和完善有关配套制度。如建立和完善“一库四制度”，即后备干部库建设、定期民主推荐制度、定期考核分析制度、个人署名推荐制度、职位空缺预告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