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范文10篇

强制性范文篇1

【关键词】民法；强制性规范；内容；效力；完善措施

作为私法的主要组成部分，民法讲究的是私法自治。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私法自治基本架构发生动摇，一味地推行自治可能会导致部分人或者群体的自由受限。实践中为私权得以有效的实现，公权力干预民法实施的现象日渐凸显。基于此，从强制性规范角度着手，划定公权力界限，对保护公民权利尤为重要。

一、民法强制性规范的基本内涵

民法具有私法自治特殊性，基于概念要素来界定强制性规范，有利于深层次理解民法的强制性规范。［1］第一，强制对象。自治规范属于技术或者裁判法，其主要以法官作为规范对象；管制规范是政策法以及行为法，其以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规范对象。基于强制性规范的基本属性分析，管制规范属于行为法的范畴，强制性规范对象的范畴不包括法官等人员。第二，虽然强制性规范也是由强制力保证，但是实践中违反民法领域的强制性规范并不当然无效。民法强制性规范中的“强制”，即当事人有是否适用的选择权，一旦适用则需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办事，而且法律后果也应当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就行为方式而言，学界在对民法强制性规范论述时明确提出，切忌“意思”排除，无论是事实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均应当依法而定，其中无意思表示之义。虽然准法律行为中有意思表示的内容，但是造成的后果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不能排除法律规定的后果。强制性规范针对的是法律行为。从强制内容层面来看，国际层面上排除变更规范，排除变更规范适用。因国内法律适用多由司法机关实施，而且法律适用是司法机关权力，当事人不能排除，排除变更规范也排除了规范适用性。通过以上分析，对民法强制性规范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即民法强制性规范是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无法排除法律适用，否则法律规范就会受阻。

二、民法强制性规范效力

1．私法自治挑战。私法自治是民法的核心，同时也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其中包含多个理论层面的假设。一是，人是理性的人。民法领域的“人”，主要是对适用对象的一种抽象表达，即客观中性的人，人的地位具有平等性；即便有暂时的差距，也会在市场交换过程中逐渐消除。二是，假设市场具有完全竞争性。在市场中，每一个“人”均可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彼此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三是，假设个人与社会利益具有一致性。将个人与市场利益置于同等位置，实现个体利益的结果就是实现社会利益。现阶段仅凭民法规范无法有效实现真正的自治，实践中必须借助其他相关力量来保障实施，同时这也是实质自由实现的应有之义。作为国家强制力的载体，法律担负着限定自由以及自治的重担。［2］西方关于自由限制学说主要有三种，即伤害原则、家长主义以及道德主义。其中，伤害原则赋予了个人最大的自由，而法律家长主义称为“父爱主义”，其思想主要包括政府禁止自我伤害，并且政府根据一定的标准实施法律强制。对于法律道德主义而言，其主要是从价值位阶方面着手，对自由限制的标准是因与自由价值等同或位阶更高价值的存在。就私法自治的弊端而言，政府通过增加民法强制性规范占比的方式来有效实现强制、自治之间的平衡，具体而言主要有诚信以及公序良俗原则的有效确立，对强制性规范的布设力度予以强化，重新定位自由价值位阶。2．法律价值的多元化。第一，秩序价值。民法强制性规范是秩序建立的基础和保障，主要表现在确立并实施了公序良俗原则。对于这一原则而言，其通过有效发挥对案件适用以及补漏的功效，实现了对秩序价值的有效追求。第二，安全价值。安全是实现秩序价值的基础，如果不安全，则意味着动乱以及冲突的发生，甚至对人们的基本需求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此时秩序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安全也是人类成长以及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基础性保障，从发展历程来看，动荡的环境条件下会使人产生心理障碍。从社会发展层面来看，日益完善的基础性建设也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础。第三，正义价值。民法领域的强制性规范引入，目的在于限制私法自治，并且确保实质性正义的实现。［3］比如，二战以后对战前合同是否继续履行进行了讨论，因战争后货币严重贬值，若继续履行战前合同，则会扰乱经济秩序，而且也会产生情事变更问题。同时，公序良俗以及合同风险分配，均是民法基于强制性规范而实现的实质正义突出表现。3．市场失灵遏制。市场失灵造成的负面影响具有多面性，不仅会对经济平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会引发垄断以及供给不足、收入两极分化等一系列问题。针对市场失灵等弊端，私法自治难以有效支配民法，此时需强制性规范对其进行协助。实践中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秩序管制方面的法规吸纳到民法之中，民法自治随管制政策的不断变动而变化。在市场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基于合同调节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调配，使得一些合同不仅对当事人权益给予广泛关注，而且能够更加深入地考量公共政策。从反垄断层面上，基于反垄断法以及不正当竞争法的强制性规范，来有效限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经济外部性遏制方面，通过实施政策补贴以及强制性规范，实现双管齐下的管理模式。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一些合同脱离合同法规范，转投公法旗下。

三、完善和加强民法强制性规范的有效措施

基于以上民法强制性规范内涵及其效力分析，笔者认为要想提高民法强制性规范实效，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前置规范应注缺乏其实际可操作性。通过对宪法条文的解读，民法将原则规定有效地转化成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具体规则规范，将宪法中规定的权利转化成民法权利规定，当其权益被侵害时可通过民法获得救济和保护。如果只是简单的重复，不仅会导致成本增加，而且也是对民法、宪法关系以及宪法精神的一种误读。就宪法已做出的相关规定，应当基于详细条款进行落实，这样才能使得民法功效得以有效发挥。（二）分清外接型强制性规范的主次。对于外接型强制性规范而言，其设置过程中应当对其地位进行合理划定。在普通与特别民法间构建桥梁，将特别民法中公共政策部分的条款予以有效的“引致”，并非对私法规范予以“引致”，实践中私法应用可基于法律的适用原则来有效的解决。［4］在设置外接型强制性规范时，一定要分清主次，仅引致非民法性强制规范，否则会出现严重混淆现象。（三）协调内设型强制性规范的法律体系。就程序法而言，民事主体基于宪法授予的权利，通过仲裁、和解以及法院裁判等多种形式，可以有效解决现实中的各种民事争议和纠纷。实践中民事程序法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程序法与实体法应当各司其职。笔者认为，实体法中不应当重申诉讼法的内容，否则可能会误以为民法典规范对象是法官等裁判人员。基于此，立法过程中我们应当将程序问题通过程序法来有效的解决，实体问题则放在实体法中明确规定，以免二者出现交叉混乱问题。在规定合同无效情形时，应当特别注意灵活设置。不同的情况切忌一概而论，同时还应当注意法言法语的应用严谨性以及逻辑性。（四）适用民法强制性规范的注意事项。法律适用主要是指裁判规范的确定，为裁判者审理案件寻找法律依据，并适用这些法律依据。基于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人的意思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民事案件的裁判过程中，首先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案件裁决时，合法的表示可作为法院裁判以及当事人权利义务有效履行的合法依据。需注意的是，民法强制性规范是私法自治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国家和政府划定私法自治的底限，其适用顺位上较之于意思表示更优。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民法强制性规范的研究旨在完善民法典编制以及为司法实践服务，然而实践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立法误置等不良现象，司法具体应用时缺乏指导。为此，应当不断加强民法强制性规范研究，通过科学合理的立法来有效促进民法强制性规范有效发挥作用，并且使其能够更好的在司法实践中得以适用。

参考文献：

［1］田土城，郭少飞．我国民法强制性规范的立法探析［J］．河北法学，2015（05）：05．

［2］麻昌华，王文利．强制性规范类型化存在之问题及其矫治［J］．时代法学，2015（06）．

［3］李琳．民事强制性规范司法适用研究［D］．华侨大学，2018．

强制性范文篇2

清末修律运动开启了近代我国法律变迁的历史，此后百余年间我国法律制度与思想体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并由此引发政治经济与人民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开启了综合国力快速发展的民族新征程。值此之际，契约法作为民法体系的关键内容得以充实与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公正发展与稳定运行具有深远影响。梳理评价近代契约法强制性变迁的成效与影响，能进一步明晰法律规范与经济社会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全球化时代下的国民经济健康长远发展提供正确指引。由范一丁编著、法律出版社于2019年9月出版的《近代契约法史稿》一书，系统梳理近代民事案件中的契约适用与法律规制情形，并剖析研讨该历史时期的契约法改革成效，完善学界对契约法本质属性与适用方略的认识。《近代契约法史稿》包括三章内容，全书依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对契约法变迁内容与成果进行全方位论述。第一章以我国清末民初时期近代契约法体系为核心，阐述其初创时期的法律制度及蕴含的规则，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大清民律草案》《上海商事惯例》与《民事习惯调查报告》三项代表性法案中的契约法律思想。第二章将历史年轮推向民国初期，详细讲解《中华民国民律草案》中契约的概念、原则、类别、订立基础、成立要件与担保制度，并简单介绍司法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补充规则与适用原则。第三章则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契约法律内容，深入介绍该历史时期民法中的契约法学理论与法制规范，并统计剖析该政权统治下二十一年内的司法实践，获得相关法律适用的方法与限度。契约法意为规范调整民事主体双方对某种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担保与消灭的意愿的法律，可为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交易行为提供指引。近代契约法受自由资本主义崛起的强烈影响，在充分吸纳过去古典自然法学派法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全面引入实证法学派的理论体系，打破了契约订立过程中的传统束缚，强调个人意志在法律关系中的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同时影响了世界各国法理思想的转变。作为我国传统中华法系与现代社会主义法系交替变革的关键阶段，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发展进步，本文从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立足于积极视角，近代契约法强制性变迁转变了古代契约法在契约订立与规制调解过程中的滞后理念，解决了社会发展与其运行规范不相适配的难题，以更先进的法哲学思想开启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之路，为制度变迁与历史演进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与组织基础。其一，经近代西方先进法学思想理念的传入与国家法律制度的整体变革，传统社会的重刑轻民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人们逐渐改变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更活跃的姿态投入到社会生产与交易活动中，刺激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为社会层面群众法律意识的确立提供了制度基础，有助于促进民商事主体对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坚定追求与规范行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群众自由平等观念的崛起。其二，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改变了我国传统诉讼观念中固有的“无讼”理念，将以人伦道德为主导的社会运行规则与个体行为规范转化为以公权力强制性保障为主导的整体运行模式，即以“法治”代替“人治”，解决了传统纠纷处理过程中，个人主观意志过强而产生的“同案不同判”现象，促使群众更加积极地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开启现代化文明社会的先河。其三，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助力，我国古代契约法多以乡规民约与地方习俗作为解决契约纠纷的参照，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进一步深化了对科学完备民商事法律规范体系的紧迫需求，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则为社会经济发展变革提供了配套的治理模式，开创了新的规范格局。

着眼于消极层面，强制性变迁本身固有的激进属性与其公权力架构下的强组织性都对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发展具有一定限制，其未经长期的利益博弈与反复验证而直接运行，容易产生决策者在制度推广之余为自身牟利的不良情形，同时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对领导层的综合素质具有极高的要求，社会发展进程倚仗其对社会群体与产业运行的认知能力与决策水平。其一，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决定了制度本身确定性、刚性与普适性的特点，难以满足不同地域、人文环境中自由贸易活动的多元需求，对自身实施成效产生消极影响。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契约法强制性变迁推行工作需尽可能消除制度推行过程中的组织协调因素，避免该过程中因多元主体参与为达成意见统一而造成人力、物力与时间的浪费。在此基础上，以高效推行为目标的强制性变迁工作模式，进一步深化了行政与司法对群众经济生活的强制性干预，契约订立与纠纷解决过程中，民事主体的自由意志遭到限制，一定程度上与契约本意相背离。其二，过于迅猛的近代契约法强制性变迁模式激化了固有利益集团与统治阶级之间的争端，不利于国民社会稳定发展与人民群众意识构建。自契约法强制性变迁以来，政府中的官僚集团施展自身职权力量以压缩制度推行过程中的各项成本，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官僚集团整体及其中每一个体必然会谋求自身利益的巩固与扩大，而统治阶级与官僚集团利益追求的分歧无法避免，故从属于民商事领域的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时刻承载着统治阶级与官僚集团的政治与利益博弈，统治者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宗旨的契约法律制度变迁在推行过程中存在较高的偏离风险，群众利益与国家利益极有可能大规模转向官僚集团或契约关系中强势一方的利益。其三，在多种制度变迁形式中，法律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较强的滞后特征。契约法律制度作为调整国民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法律，时时刻刻在规范着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不同于诱致性变迁以政府与决策者治理能力为主导的高标准要求，在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要方式的契约法律制度变革体制中，其需历经权利的重新认定划分、统治阶级与利益集团的力量博弈、推行工作中阻碍因素的解除等一系列复杂过程，加之统治阶级自身认知社会与掌握宏观社会经济运行逻辑的局限性，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与社会经济运行的现实需求存在显著差距。其四，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依托统治阶级的权威性与社会成员的依赖性得以实现，该特点也正是错误修正与路径调整的最大阻碍。近代契约法在强制性变迁过程中，通过持续的制度巩固与理论宣传为自身工作的合理性增加砝码，为确保自身权威而在后续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变迁后制度，使契约法难以随现实的民商事经济活动进行适度调整，最终在不可避免的历史洪流中以更加惨烈的代价完成下一次制度变革。基于近代契约法强制性变迁对国民意识形态变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当代国家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应积极转变治理观念，以更加科学的引领，采取应对措施促使法治变迁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以更加优良的治理格局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首先，国家权力机关推进民商事法律，特别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契约法变迁过程中，应充分借鉴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与力量，提升法律强制性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匹配程度。契约法治变迁的宗旨是调整社会经济活动中各民事主体的利益关系，使其合法权利得到公平对待。在此基础上，国家权力机关应尽可能采用民主方式推进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充分掌握群众对制度规范的需求，进一步深化发扬其中的有利因素并直击弊病，积极采纳专家学者的建议，将群众的切实期盼转化为合理的制度构建，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完成契约法治体系的高质量变迁。其次，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在契约法时代性变革的推进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法律制度的指引与规范作用，尽可能杜绝强制性变迁过程中“人治”作用与法律运行逻辑产生偏差。契约法强制性变迁工作过程中个体主观意志的参与已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因素，故强化法律监督应作为制度刚性变革过程中的重点内容。

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应着力强化契约法律制度的规范作用，为民商事主体与权力机关提供行为指引，避免因利益主张与划分的差异而造成恶性后果。同时，相关工作人员也应将强制力量的作用限制在范畴与程度内，促使不同法律主体更加高效快捷地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提升制度变迁的速度与成效，以法律制度的适当性提升社会经济发展质量。最后，社会群众对新制度的认可有助于推动法律制度的施行普及与发展完善，政府部门应着眼于契约法强制性变迁的最终目标，以群众意识形态的高效指引构建提升制度变迁效益。在此过程中，有效的宣传引导既能消除契约法律关系主体的抗拒心态，深化各方主体内在约束力的构建，也能有效缓解制度推行过程中的潜在利益冲突，为契约法强制性变迁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稳定有序发展提供保障。因此，政府宣传部门应切实领悟契约法律新体系的优势与长处，向人民群众全面展现其中的运行机制与作用逻辑，在社会层面上，形成法治革新利国利民的整体认知，缓解基层群众与各利益主体的抵触情绪，为更高效生产生活形态的确立与巩固奠定思想基础。

作者：李伟 李晓薇 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楚雄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强制性范文篇3

关键词公司法强制性规范任意性规范

一、公司法规范概述

公司法规范根据可否依当事人的意思适用为标准，可以将规范分为任意性规范和强行性规范。该分类以主体是否可以通过自由的意思排除法律规范的适用为标准，如果可以通过主体的意思或相互之间的协商而排除其适用，则该规范为任意性规范；反之则为强制性规范。两者在公司法中都必不可少，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任意性规范的功能在于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为公司当事方提供交易的模式和选择，当事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选择，尽量减少交易成本。强行性规范的功能在于确定法律的架构，克服公司自治的局限性，校正公司自治的失灵；确保公司管理者站在股东的角度上行事并保护特殊弱势群体的利益以防止多数人暴政问题。

将法律规范分为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分类方法在传统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任意规定与强行规定之区别在‘当事人’是否得依其意思或依其与相对人之合意拒绝系争规定之适用或修正其规定之内容。若然，则它便是任意规定；否则，便是强行规定”。

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任意性规范的扩展和强制性规范的减少，但是仅存的强制性规范仍然有其必要性，并且是规范公司章程中必不可少的规范。而目前对于公司法规范的争议主要源于对《公司法》本质的分歧，关于公司法本质问题的探讨，实质就是关于公司法本质是任意性或强制性的探讨。豎对于这个争论，主要有两个观点：一种是《公司法》合同理论，持该论者主张公司法原则上应该是授权性的，各方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或排除《公司法》的具体规定。另一种则是《公司法》合同理论的反对者，他们认为把分散的投资者和发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股东和公司管理层的关系称为“合同”殊为不当，他们认为《公司法》本质上应当是强制性的，因为如果把公司法看成是授权性的，各方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适用的或退出公司法的某项规定，则公司自治出现失灵，将无法实现公司各方当事人的公平和有益的结果。

以经济分析法学为基础的公司契约派理论，主张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公司这种现象，认为只有实现公司成员的意思自治，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而法律的强制规定遏制了评价过程，排除价值判断在公司法领域的适用，这又是一种典型的实证分析方法。豏而强制派所主张的是对法律的定性分析，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即社会公正)作为出发点，得出法律行为的标准，并研究公司法如何才能符合这个标准。因此，强制派是又以公司法的预期价值为基础的以指导相关的法律实践活动，使公司法的规范设计朝着这个既定的目标发展。因此，强制派的理论推理属于法律的规范分析。

然而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都过于极端，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本来就应该结合起来互相辅助发挥作用，并无矛盾之处，两种规范在不同的《公司法》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应当同等重视。

二、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及公司立法需要任意性规范是不言而喻的，而公司章程便是公司立法中任意性规范的集中体现，公司章程这一设立协议包括股东与股东见的权利义务、公司与股东间的权利义务、公司管理层与股东、公司间的权利义务等，囊括了关于公司设立和运行的所有需要股东进行意思表达与磋商的主要各个方面。极大地发挥着公司成员的意思自治，有利于市场经济更富活力地发展，在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模型下，个人与市场之间的自愿交易具有诸多有利的特点。对立法者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作任何干涉，让私人秩序来决定经济选择，由个人依据他们的特有爱好和动机作出决定。并且各股东间的协商与合意表达是公司设立、公司治理结构形成的原始推动力量。

而对于公司立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从《公司法》的本质来看，《公司法》上的强行性规范就成了国家介入公司组织、行为的依据；更深层次地，《公司法》上的强行性规范是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压服公司及相关公司参与者私人利益的合法性理由。但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而且上述市场交易是在某些假设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理想结果。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假设条件无法一一实现。此时，想当然地认为私人秩序会产生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是不现实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强行性规范可以提高分配效率，可以帮助资产被最有效使用。

公司管理者和其他参与者在为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作出相关的决策时，很可能对第三人产生损害，因此为了保障第三人的利益，对其进行规管和监管也只能通过强制性规范。例如股份回购会导致公司资产的减少，我国《公司法》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情形。按照我国《公司法》第143条，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而只有在依法减资、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退回出资的情况适用。在这里，立法者的意图就在于，股票的回购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极大的影响、可能危害债权人的利益。另外，交易成本过高的因素也存着相当的弊端。公司进行股份回购需要对利害关系人进行相应的披露，在一个没有任何规制的公司环境中，这种披露行为是通过个别行为作出的，不同的公司进行的形式也不同，并且每天有大量的投资行为发生。如果不通过一个统一的规制办法来管理会造成整个经济环境的效率低下。

三、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界限

公司法中既然应当存在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那么接下来应当解决的问题便是什么领域的问题应当适用强制性规范，什么领域的问题应当适用任意性规范。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正如朱慈蕴教授所言，当《公司法》强调公司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享有意思自治和行为自由，即公司自治时，公司的私法性或者任意性就比较突出；当《公司法》要求公司行为必须因社会利益而受到干预和限制，即公司他治时，《公司法》的公法性或者强制性获得张扬。具体到目前的公司立法中可以看到：

1、在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中涉及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防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利用优势地位侵犯中小股东的利益，当公司中的某类参与者不能正当地排除对其不利的某种决定时，强制性规范就应该在此时被使用。

2、对公司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的强制。我国《公司法》第12条赋予了公司章程在经营范围上有很大的自治性。但如果公司的经营范围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属于法律、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体现了国家强制性。

3、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相抵触的部分依法理应当无效。《公司法》第20条和第64条关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即为强制性规范的体现。

公司管理层的出现是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结果，但是具体哪些股东可以进入公司管理层却是股东间按照约定的方式自行选择的结果。《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股东直接诉权、公司管理层的勤勉义务是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最佳体现，这反映了公司法可以越过各股东间的意思自治对某些可能侵犯公司中“弱势群体”利益的事务进行强制性规制，最终结果使公司健康运行。公司的自治与他治在此处表现的最为明显。公司管理层的产生办法、议事规则、表决方式等都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各股东间相互协商一致写入公司章程。在法律强制性规范的框架下，股东意思自治的空间始终没有被取代，也没有被消灭。

强制性范文篇4

关键词:民法;强制性;立法规范

强制性规范要求行为人应该收其约束，不得自行调整，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体现的是法律意义。法律具有规范性和体系性，尽管民法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强制性规范的内容和数量相对较少，但民法构筑却不是肆意的。只有在国家的合理干预和调度下，从规范的层面出发，民法规范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才能得以实现，真正实现民法的价值和功用。

一、我国民法的强制性立法规范问题

目前我国民法的强制性立法规范存在着原则性和规则性强制规范立法的缺陷。原则性强制规范立法，也就是诸如“基本原则”之类。原则性强制规范只能在民法的部分内容中使用，先前制定的一系列原则规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被人券、理论上的争议而否定。另外，民法关于相关的原则表述不一，有的原则性总是被反复提及，这在法律文案中，是不合理也是不规范的。民法的规则性强制规范立法缺陷也存在着规范行为过于泛滥、规范行为太过苛刻和强制性不合理等问题。另外，在我国民法的强制性规范中，还存在强制性规范词使用不恰当，不统一和不协调的问题。我国在进行立法的过程中，“不得”、“必须”、“禁止”、“应当”等等是常用的规范词，明确了法律规范的性质和内涵，在使用中要根据国家政策法规进行规范使用，保证立法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二、我国民法强制性立法规范问题的原因

(一)缺乏民众基础

民法关注的是国计民生，所以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得以真正实行。在民法的立法规则中，为确保立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国家对社会的干预逐渐减少。近些年来一些非政府组织也逐渐发展壮大，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受到多种法律的限制，力量和规模还相对薄弱，缺乏自我调节和组织能力。从根本上讲，政府依然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对市场和资源的配置起决定作用。因此，市场和社会没有充分的自主权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形势特点，在民法上有突出的表现。政府在众多大事上进行干预，法律保护水平低下，造成民法强制性规范配置较多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

(二)民法立法理念偏颇

民法自建立之日起，就是我国用来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存在着诸多强制性的规范，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在市场改革的背景下，作为权利保护的工具，民法才逐步得到认可，并逐步完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法越来越多的体现的是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我国的集体主义道路要求个人要依附于集体，民法必然体现的是集体主义的意志。这从本质上来说与我国的“以人为本”相互矛盾，因而民法的立法理念有一定的偏颇存在。

(三)立法技术落后

民法的立法方式相对落后，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的理论指导。社会不断前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需要民法的强制性的规范立法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走上一个新的层次。但是目前我国的民法强制性立法规范仍然问题重重，存在多方面不足。

三、如何做好民法的强制性立法规范工作

为了保证我国民法的强制性立法规范的科学性，要基于我国的发展现状和时代要求，以更新立法理念为基础，改进和完善立法规范。具体建议如下:

(一)坚持以个人利益为基础

民法应以个人的权益为上，实现个体之间的自由与平等。要做好民法的强制性立法规范，必须在立法层面进行利益权衡，保护当事人的自由、自愿处置社会关系和表达思想等。但是前提是不能超越社会的边界，个人的利益不能对社会公众利益造成损害，违背社会基本伦理道德。否则，将会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二)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干预为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主体，决定着资源配置。市场可能难免会有失灵的时候，这时需要政府可以适当进行指挥和干预，但不能时时强制进行市场介入。政府职能作为市场调节的补充，只有在效果大于成本的前提下，政府干预才最合理。

(三)坚持效率为先，伦理为首

效率优先，实现市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但绝不能片面最求利益，损害他人和公众的利益。在婚姻家庭中，也要依据道德伦理，注重夫妻双方关系的平等和忠诚。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一般要相互依赖，保证得到给养。

(四)立法规范要明确可操作

中国的汉字符号大多具有多义性，因此一些法律规范连带着也会出现模糊和歧义。对此法律规范要保证含义明确，最好不出现较为抽象的词句。要用用易懂的文字对法律进行明确表述，也可以适当举出相关例子，使人明白易懂。

四、结语

综上，我国民法的强制性立法规范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其原因在于缺乏民众基础、立法理念相对偏颇和立法技术落后等。只有从实际出发，科学配置民法的强制性规范，才能使我国的民法典更具科学合理性和实用性，满足时代要求，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做出保障。

作者:徐言 单位:河南智言律师事务所

强制性范文篇5

［论文摘要]当今整个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信用经济时代”，建设一个完善的诚信体系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然而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的是现在的社会诚信度普遍偏低，这一被大家普遍认同的商业社会的基本原则却得不到普遍的遵守，诚信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诚信又如何构建呢？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探讨。

[论文关键词]诚信缺失构建经济学

据《京华时报》报道:近年来,合同交易只占经济交易量的30％，合同履行率只有50％左右。中国每年因不诚信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近5855亿元。由于市场交易主体的不诚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妨碍我国经济国际化的竞争，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诚信缺失不仅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还将对整个社会体系造成深远影响。加强诚信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诚信的经济学含义

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诚信已被人们公认为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原则之一，更多地应用于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行业内外竞争的秩序化。诚信不仅属于道德和法律的范畴，也属于经济范畴。现代意义的诚信是在中国传统信义原则的基础上并借鉴西方管理制度的一些经验形成的全新的理念，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保证社会活动的顺畅进行，各方在诚信原则的协调下都能获得自己的利益，从而达到一种“双赢”或“多赢”的态势。世界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诚信作为一种“人类制度”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它遵循投资、收益、支出、回报等经济学的规律，可以用货币曲线来描绘。“诚信”的观念原本就是在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通常情况下，诚信是要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有了初级的诚信后还要付出维护诚信的成本和扩大诚信的投资，才能获得回报和源源不断的收益。诚信的投资与收益关系为正比关系，投资越大收益越高。但是这种比例关系还要考虑客观条件的因素，比如社会信用环境等。

二、诚信缺失的经济学分析

在这里，笔者用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理论来分析诚信缺失的原因。

“经济人”假设包含的基本含义：第一，“效用最大化”;第二，“有限理性”;第三，“机会主义行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或者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私利，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因而经济人要追求金钱或物质利益，而诚信是获得这些的手段之一。对诚信缺失原因的分析不妨建立在个人对成本收益比较的基础上。

如果市场主体是诚实和守信用的，就会给他带来好处，使他很容易地找到交易伙伴，低成本地进行交易，最终获取利润。此时，人是一个经济人，诚信是利益之源。另一方面，维持诚信也是有代价的。在交易中，必须要守诺，即便是自己遇到重重困难，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也必须要守信，以维持信誉。

市场主体是否坚守诚信取决于守信的机会成本与不守信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如果维护信用要付出极高的成本，诚信的动机会降低。如果不诚信会给市场主体带来巨大的损害，诚信的动机就加强。事实上，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都不遵守约定，则互惠的交易不能实现。其实每个人本质上都还是认同诚信的，而且诚信也能增进所有人的福利。那么为什么诚信又会缺失呢？诚信是在相互交往中实现的，问题也就出现在交易对象之间的博弈中。我们可以从这种博弈当中来分析市场交易主体的机会成本。交易实际上是一个囚犯困境式的结局：如果大家都信守承诺、诚实交易，对双方来说会形成双赢；如果一方守诺而另一方背信，背信一方就能得到比双方都守信还要高得多的收益，而守信者一定损失惨重。结果，当对方遵守承诺时，守信固然有益，而背信则更是暴利；而当对方不守约定时，守信就损失惨重，背信则可避免损失。这样一来，无论对方守信与否，背信都是最佳选择，因此双方都会选择背信。由于不守诚信，交易就无法开展，因此结果一定劣于都守信时的状况，此即囚犯困境，因此双方的机会成本都是相当大的。

在市场主体的交易中，不同情况决定了其机会成本的大小，也决定了其是否诚信。情况一，如果双方之间的交易是一次性的，结果诚信缺失的概率就非常大。不过，如果反复交往，结果会有所变化。因为一次性交易中不诚信的机会成本要小得多，而获利更多，而在反复的交易中，如果一方失信，则会导致对方的不信任，因此对方就会加强防范风险的措施，甚至会取消交易，机会成本就会大得多，自己获利的概率就要小得多甚至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无限连续交易博弈，每次交易的均衡都表现为双方都遵守规则、坚守诚信，因而是最优结局。情况二，和不同的人交易，每个人都只交易有限次数，但与不同人的一系列交易在时间上错开，而且其交易对象相互之间拥有共同的信息，这也等同于与同一个人连续交易，其结果是双方也会选择守信。情况三，和不同的人交易有限次数，但其交易对象也在时间上错开，但并不共享信息，或信息共享的范围是区域性的。由于信息传递的阻塞导致信息不对称，因此结果跟第一种情况是一致的，欺骗的动机会强化，而诚实的心理会减弱。

正如亚当·期密所说：“一个人如果常常和别人有生意上的来往，他就不盼望从一次交易契约来图非分的利得而宁可在各次交易中诚实守约。一个懂得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商人，宁愿牺牲一点应得的权利，而不愿启人疑窦。”

三、诚信构建的理性思考

1.建立以强制性建设为主的诚信制度

上述市场主体在交易博弈当中诚信缺失的分析是建立在没有外界约束的情况下，而外界的约束最好的方式便是制度。有效率的制度不仅会减少直接监督、法律制裁等方面的成本，而且可以通过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消除损害他人利益的不良动机。制度的设计应该在承认个人利已动机的前提下，设计一套约束规则，使经济主体在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驱使下，能服从制度制定者的意图。

制度的形成有诱致性方式也有强制性方式。诚信的诱致性的制度变革，内涵着市场主体在博弈中自己教育自己，制度安排所需时间相对太长，故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诚信的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即政府在构造有关诚信的制度安排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强制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构造诚信的制度安排的总体判断是强制性制度安排和诱致性制度变革的统一。但是，因为诚信的诱致性建设所需时间太长，所以，从总体上讲，应当是强制性推动为主的。

2.诚信制度的核心是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

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在博弈当中是出于自利的目的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而决定是否守信的。而在现实当中，之所以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会选择不诚信，是因为不诚信的低成本和维持诚信的高成本。我们在制度设置中就必须针对“经济人”的自利目的，加大对不诚信的打击力度，增大其不诚信的成本。只要在制度中适当设计规则，使对不诚信行为的惩罚是可信的，并且惩罚的力度足以抵消不诚信行为带来的额外收益，人们就不会有激励去背离规则的约束。在社会上出现那么多不诚信现象主要原因就是现阶段我国诚信制度不健全，不诚信获益，而诚信相比会“吃亏”，在巨大的利益诱惑这之下,作为“经济人”必然会选择不诚信。因此，在诚信制度建设中，核心是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让“经济人”为其不诚信付出应有的代价。

3.诚信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诚信体系的建设

我们在分析诚信缺失的原因时得知，不诚信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共享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就应通过诚信体系的建设构建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对个人信誉的记录就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警察局对个人违法犯罪等污点的记录也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这些机制足以保证一个人的交易信用为其他人获知，从而使得他的交易具有无限连续的性质。诚信体系在我国虽然已经受到重视并着手开始建设，但是以诱致性为主，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具有制度约束力的统一的诚信体系。这正是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既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信用记录体系，也缺乏其他传递和共享个人信用的机制。因此，应该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信用体系，让个人的诚信记录成为共享的信息。信息的共享可以将交易或交往变成无限连续的博弈，从而增加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

总之，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在交易博弈中追求功利最大化是诚信缺失的经济根源。而要扼制“经济人”的不诚信就要强制性建设有效的制度进行外在约束。在制度设计中一是要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同时要建立全国性的旨在信息共享的诚信体系。

参考文献：

[1]程国慧:《失信损失触目惊心》[N].《京华时报》,2002年3月13日

强制性范文篇6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我国质量监督及质量认证工作。年月，国务院决定将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与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全国的质量监督和检验检疫工作。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国认证认可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监督管理，国务院决定在国家质检总局下设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授权，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全国认证认可工作。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认证认可工作的通知》，为我国认证认可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逐步转变对认证认可工作的管理方式，由把认证认可工作作为直接的行政管理手段转为充分利用认证认可工作的成果，实现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充分发挥各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共同推动我国认证认可工作的发展。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大、新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重要精神，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积极推进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不断深入发展，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一个贯彻落实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新高潮。今天，我们召开这次电视电话会议，就是要对我市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各项工作做进一步动员和部署。下面，我强调两点意见：

一、从讲政治的高度，将贯彻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作为当前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全国认证认可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把贯彻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深刻领会贯彻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在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扩大产品出口、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营造全社会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实施的良好氛围。

第一，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我国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产品市场准入制度，是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出的一个郑重承诺。实施这项制度是我国兑现入世承诺的重要标志，也充分表明我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享受应有的权力的同时，履行相应义务的决心和态度。

第二，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范围内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结构调整和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不断创新，都对认证认可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各项技术要求代表了国内、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标准和生产工艺，是我市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通行证”。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和世贸规则，建立并实施适应认证认可工作发展需要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体现了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有利于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减轻企业负担，创造宽松、便捷的进出口贸易环境；有利于提高我市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深入发展。

第三，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规范市场和质量管理体制提供了制度保证。新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实施，进一步改革了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和方式，将有力地促进政府工作职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条件。

第四，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将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洗牌，那些小而全的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将会被淘汰出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契机，因势利导，引导企业进行生产方式和产品结构调整，实施区域产业升级战略，改变低层次的初级市场竞争现状，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鼓励企业走“技术共享”的发展模式，对生产比较集中、区域特色明显的产品，鼓励企业加强专业分工和合作，培育和优化产业链，做大做强优势产品，大力推动我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以适应新的市场管理规范和国际化竞争新形势。

第五，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需要。随着我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产品质量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对提高产品质量，从源头上确保产品安全，规范市场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密切配合、狠抓落实、齐心协力，开创我市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的新局面

目前，我市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各项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已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正在积极申办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企业近300家。虽然，我市获证企业总数在西南地区名列前茅，但是，我市目前尚有近200家中小企业还未申请认证，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整体形势不容乐观，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顺利实施。在当前一段时间，要突出抓好统一思想认识，深入宣传报道，加强服务意识，开展执法监督这几件大事。

第一，团结协作，形成合力。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技术性强，需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协作。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的总体部署上来，正确认识该项工作的重要性，积极支持我市各级质监部门和检验检疫部门的工作，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确保我市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第二，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成功与否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兑现入世承诺，关系到产品质量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系到老百姓生命安全。在没有过多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要确保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在我市顺利实施，就必须通过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从事认证宣传工作的同志，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重点，在近期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切实有效的宣传活动，掀起宣传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新的高潮。特别要注意总结推行已获证企业的成功经验，挖掘总结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档次，增强市场竞争力的优秀范例，通过典型引路，促进企业申请认证。在当前即将面临执法检查的情况下，要切实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扎扎实实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宣传工作。在执法检查开展以后，要对因违法违规对社会、对消费者和企业本身造成危害的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增强企业申办认证的自觉性。同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及时对强制性产品认证宣传工作进行总结和表彰。

第三，加强服务意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本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企业的宗旨，创造良好的服务氛围。同时，要将注意力转到“引导、规范、监管、服务”上来，积极引导相关生产企业和进出口企业申办认证，创造与维护一个统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培养良好的竞争秩序，在发展方向上予以引导，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在行为和秩序上加以规范，在有效性上加强监督管理，为广大生产企业、经销商和进出口企业服务。

第四，严格执法检查。强制性产品认证执法监督是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能否真正顺利实施，能否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关键要看行政执法工作是否到位。我市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执法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建立科学、公正、廉洁、高效、文明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执法管理体系，按照专项治理和综合治理相结合、市场整顿和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形成以政府主导、有关部门配合为基础的工作格局，克服和解决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面临的各种问题，坚持以强化行政执法、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为中心，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行政执法能力，突出行政执法工作重点，确保我市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执法工作积极稳妥地开展。

强制性范文篇7

关键词:水利;强制性条文;强制性标准;监管;建议

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5］13号)将整合精简强制性标准、强化强制性标准管理作为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的重要举措，标准化工作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标准化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了《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意见》(建标［2016］166号)，提出要加快制定全文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今后全文强制性标准将取代现行标准中分散的强制性条文。［1］水利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已经实施了20多年，极大地保障了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安全发展要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新阶段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安全发展对水利行业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更好支撑高质量水利工程建设。

1强制性条文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实施背景

2000年，国务院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实施与监督提出了具体要求。强制性标准是必须执行的，一旦违反规定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该条例打破了传统的单纯依靠行政管理保证工程建设质量的做法，建立了新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是一种行政法规与技术法规相结合的创新模式。［2］为贯彻落实《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水利部了2000年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利工程部分)。强制性条文的也是我国政府加入WTO后，努力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体现。

1.2实施现状

水利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是源于技术标准、又严于技术标准的具有法规性质的重要技术文件，是政府监督管理的技术法规。水利行业的强制性水利技术标准以黑体字为标识，黑体字是强制性条文。含有强制性条文的水利技术标准即为强制性水利技术标准，黑体字以外的条款属于推荐性条款。自2000年开始实施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提升和保障了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目前已陆续出版了2004、2010、2016和2020版。

1.3强制性条文逻辑性

强制性条文分散在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单行本，通过汇编摘录的方式按照专业进行排列，形成了现行的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条文之间的逻辑性不够强。因此在执行的时候，不仅要理解每条强制性条文的含义，还要结合强制性条文出处，系统考虑原标准中有关条款，做到全面理解和实施。

1.4强制性条文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水利技术标准数量多，不可避免的存在部分内容重复交叉，部分强制性条文在内容上也存在重复交叉现象，尤其是地质勘察、劳动安全、环境保护等内容重复交叉较多。有些强制性条文内容表述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在内容上，环境保护方面的强制性条文已不能满足当前生态文明的要求。比如，劳动安全章节的栏杆盖板等防护措施、爆破安全、安全距离等内容存在较多重复，有些前后表述方式存在差别，也容易造成误解。

2水利行业全文强制性标准

2.1强制性行业标准

201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下简称《标准化法》)(主席令第七十八号，2017年)第十条规定:“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批准或者授权批准。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对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3］很多学者认为强制性标准只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释义》明确做出了解释，《标准化法》中的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对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即环境保护、工程建设、食品安全、医药卫生等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或强制性行业标准或强制性地方标准按现有模式管理。［3］早在《标准化法》颁布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已达成共识，工程建设活动与产品生产和质量监管存在较大差别，现行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和管理体制更合理，因此，目前工程建设领域的标准层级、管理体制保持不变。［4］水利工程属于工程建设领域，可以制定强制性行业标准和强制性地方标准。2019年的《水利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对此进行了明确。“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的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可以制定强制性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2.2强制性标准涵义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5］13号)和201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对强制性标准做出了解释，即强制性标准是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意见》(建标［2016］166号)指出强制性标准具有强制约束力，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工程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公众权益和公共利益，以及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利用、满足社会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控制性底线要求。［1］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涵义是直接涉及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水利工程安全、环境保护、能源和资源节约及其他公众利益，且必须执行的技术条款。建标［2016］166号文提出的强制性标准涵义将“国家安全”调整为“工程安全，公众权益和公共利益，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等详细要求，与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涵义也高度统一。因此相比《标准化法》，对于水利工程而言更具实际意义。水利行业强制性标准的涵义采用建标［2016］166号中强制性标准的涵义更为准确，更符合水利工程建设的要求。

2.3水利强制性标准改革探索

自2015年标准化工作启动改革以来，水利部积极探索强制性标准改革模式，以现行强制性条文工作为基础，经专家论证提出了强制性水利技术标准框架，计划在水资源、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建造、运行安全、水工金属结构、防洪治涝、农村水利、农村水电及水土保持等方面编制强制性标准。本文以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领域的全文强制性行业标准《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技术规范》为例，重点分析编制强制性标准的原则与思路。2018年，水利部正式启动了《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技术规范》的制定工作，由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主编，联合长江设计公司、中水北方公司和中水东北公司共同编制。编制组总结了历年强制性条文审查与检查的经验与教训，研究确定了编制原则:①强制性标准规定的是控制性底线，是必须满足的最低要求;②条文内容注重可执行性、可检查性;③避免过于宽泛、空洞、难以定量的规定。分析明确了强制性的内涵和使用要求，强制性标准不能独立指导工程设计，必须和其他推荐性标准配套使用。系统梳理了强制性标准内容来源:①来源于现行强制性条文;②按照强制性要求对现行规范中的条文进行改写;③结合工作实践新编部分强制性技术条款。为避免各强制性标准间存在重复规定，编制组曾向水利部主管部门建议要合理划分强制性标准范围和边界，避免重复规定。

3相关配套制度

为规范和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管理工作，提高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保障工程安全，2012年12月16日，水利部印发《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管理办法(试行)》，共有32条。明确要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勘测、设计、施工、监理、检测、运行以及质量监督等工作必须执行强制性条文。［5］该管理办法对推动强制性条文实施和监督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全文强制性标准编制过程中，应尽早修订《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管理办法(试行)》，形成《水利行业强制性标准管理办法》，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并对执行、监督检查相关配套措施予以规定，确保强制性条文与强制性标准有效衔接。强制性技术标准是技术法规，在标准层级上处于顶层，应加强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工作，严把质量关，增强强制性标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颁布后建立强制性标准应用的反馈机制，加强标准实施监督工作。

4结论

文章通过分析强制性条文的有效性、逻辑性、实用性以及强制性标准的编制原则、定位、配套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或建议，得出下列结论。(1)强制性条文在20余年的实施过程中，对保障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有些强制性条文内容表述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2)水利行业可以制定强制性行业标准，强制性标准的涵义采用建标［2016］166号中强制性标准的涵义更合适。(3)强制性标准规定的是控制性底线，必须注重可执行性、可检查性。强制性标准之间应避免重复规定，合理划分适用范围和内容边界。水利行业强制性标准的编制和颁布是落实《标准化法》、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在“放管服”改革，权力下放的背景下，更要强化监督、监管。强制性标准是技术法规，是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的“上位法”，是实施政府监督、监管的重要依据。水利强制性标准将为践行“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提供更好的标准支撑，能更好保障新时代水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安全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凤琴．工程建设标准深化改革意见出台推进工程建设标准供给侧改革［J］．工程建设标准化，2016(9):12-15．

［2］索丽生．宣传贯彻《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提高水利工程建设质量［J］．水利技术监督，2004(6):1-2，7．

［3］甘藏春，田世宏．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4］吴路阳．工程建设标准深化改革意见出台推进工程建设标准供给侧改革［J］．工程建设标准化，2017(1):16．

［5］刘海瑞．水利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摘编原则及发展方向探讨［J］．水利技术监督，2011(1):11-14．

［6］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0．

［7］王化翠，雷兴顺、刘志明．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标准体系的演变与优化［J］．人民长江，2016(8):105．

［8］刘辉．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在工程设计实践中应用的探讨［J］．水利水电技术，2014(10):120．

强制性范文篇8

1.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认证机构大陆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由CNCA指定，目前全国有13家，分别为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中国农机产品质量认证中心、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北京中化联合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中汽认证中心、北京赛西认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北京中轻联认证中心、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每个认证机构能够实施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都有不同，要根据具体的产品来确定该向哪个认证机构申请。台湾地区的验证登陆机关(构)由BSMI指定，目前有7家具有发证权，分别为财团法人台湾电子检验中心、财团法人台湾大电力研究试验中心、国立成功大学、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财团法人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财团法人紧密机械研究发展中心、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

2.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范围大陆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从最初的类132种产品发展到了现在的22大类157种产品，覆盖了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的电工、电子、电信、农机、机动车、建材、安防消防、医疗器械、轻工、化工等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10个行业。台湾地区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主要有四大类，分别为电机类、电子类、机械类、化工类。

3.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标识大陆的认证标志的名称：“中国强制性认证”（英文名称为ChinaCompulsoryCertification，英文缩写为“CCC”，也可称为“3C”标志。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CCC标志。台湾地区的强制性认证标志如图2所示。

4.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性大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格式内容是由CNCA统一规定，并由认证机构发放。证书有效期为5年。台湾地区的强制性产品证书格式内容是由BSMI统一规定，由验证机关（构）发放。证书有效期为3年。

二、两岸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比较分析

1.共同点认证的目的相同。政府为保护广大消费者人身安全和健康、保护环境。认证的做法相同。通过立法而强制性实施的一种产品认证制度。通过制定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和相关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定，由指定第三方认证机构对列入目录中的产品和/或生产厂实施强制性的检测和审核。认证的程序基本相同。都包括了认证申请、型式试验、工厂审查及获证后的监督四个环节。

2.不同点

（1）认证的模式不完全相同相同之处在于都是由单一认证模式或者多项认证模式的组合的方式，且都有型式试验、工厂检查模式。不同之处在于大陆未采用台湾地区的自行管制模式（模式一）、完全质量管理制度模式（模式四）、制程质量管理制度模式（模式五）、产品质量管理制度模式（模式六）四种认证模式。

（2）认证的机构不同由各自的认证执行机关（即CNCA和BSMI）分别指定认证机构。

（3）认证的范围不完全相同在电子电器类产品上，两岸的认证范围略有不同。在机械、化工类产品上，两岸的认证范围部分不同。

（4）认证的标识不同两岸强制性认证标识图案不同，由各自的认证执行机关（即CNCA和BSMI）制定和。大陆的强制性认证标识需要由CNAS指定的印制机构承担，模压设计方案应当由认证标志的申请人向CNAS指定的机构提出申请，经CNAS审批后，方可自行制作。台湾地区的商品验证登录的标识由报验义务人按照规定自行印制，规格尺寸未作指定，但有比例要求。

强制性范文篇9

一、开展辖区内低速电动车摸排检查

通过对辖区销售低速电动车情况摸排检查，县从事低速电动车销售的市场主体共计11户，其中城区5户，乡（镇）6户。本次摸排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10人次，检查辖区内电动车经营户11家,对个别经营户销售现场无法提供电动车3c印证材料的，执法人员要求经营单位及时和上级经销商联系限期补齐3c认证相关资料，若无3c认证相关资料的，责令经营者进行退换货或下架处理。

二、联合行动，开展消防产品质量专项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对生产、流通和使用领域的消防产品质量监督管理，规范和整顿消防产品市场秩序，2020年11月30日，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县消防队开展了消防产品质量专项检查行动。本次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3人次，车辆1台次，检查消防器材销售单位4户（其中3户关门未营业），老旧小区1户，易燃易爆场所2家，酒店1家。经现场检查，强制性认证中的灭火器产品（5个批次）、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1个批次），均取得“3c”强制性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与官网认证证书的内容一致；非强制性认证产品中的消防水带（4个批次）、消防水枪（1个批次），产品标识标签完整。但也发现部分使用环节的产品因购买年限较久，合格证丢失或信息不完整。

强制性范文篇10

第二条国家对涉及人类健康和安全，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以及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的产品实行强制性认证制度。

第三条根据国务院授权，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全国认证认可工作。

第四条国家对强制性产品认证公布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确定统一适用的国家标准、技术规则和实施程序，制定和统一的标志，规定统一的收费标准。

第五条凡列入《目录》的产品，必须经国家指定的认证机构认证合格、取得指定认证机构颁发的认证证书、并加施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和在经营性活动中使用。

第二章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组织管理

第六条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规章和制度；批准、《目录》。

第七条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管理和组织实施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全国认证认可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协调有关认证认可工作的重大问题；

（二）拟定、调整并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目录》；

（三）制定和《目录》中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四）确定《目录》中产品认证适用的认证模式；

（五）制定和认证标志；

（六）规定认证证书的式样和格式；

（七）指定认证机构和为其服务的检测机构、检查机构承担强制性产品认证和认证活动中的检测、检查工作；

（八）公布指定认证机构和为其服务的指定检测机构、检查机构的名录及其工作范围；

（九）公布获得认证的产品及其企业名录；

（十）审批特殊用途产品免于强制性认证的事项；

（十一）指导各地质检行政部门对强制性产品认证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

（十二）受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投诉、申诉工作，组织查处重大认证违法行为；

（十三）指导处理有关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中的重大事宜。

第八条各地质检行政部门负责履行以下职责：

（一）按照法定职责，对所辖地区《目录》中产品实施监督；

（二）对强制性产品认证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第九条指定认证机构的职责：

（一）在指定的工作范围内按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开展认证工作；

（二）对获得认证的产品，颁发认证证书；

（三）对获得认证的产品进行跟踪检查；

（四）受理有关的认证投诉、申诉工作；

（五）依法暂停、注销和撤销认证证书。

第三章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实施

第十条《目录》中产品认证适用以下单一的认证模式或者若干认证模式的组合，具体包括：

（一）设计鉴定；

（二）型式试验；

（三）制造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

（四）市场抽样检测或者检查；

（五）企业质量保证体系审核；

（六）获得认证的后续跟踪检查。

产品认证模式依据产品的性能，对人体健康、环境和公共安全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危害程度，产品的生命周期特性等综合因素，按照科学、便利等原则予以确定。

具体的产品认证模式在认证实施规则中规定。

第十一条《目录》中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适用的产品范围；

（二）适用的产品对应的国家标准和技术规则；

（三）认证模式以及对应的产品种类和标准；

（四）申请单元划分规则或者规定；

（五）抽样和送样要求；

（六）关键元器件的确认要求（根据需要）；

（七）检测标准和检测规则等相关要求；

（八）工厂审查的特定要求（根据需要）；

（九）跟踪检查的特定要求；

（十）适用的产品加施认证标志的具体要求；

（十一）其他规定。

第十二条《目录》中产品认证的程序包括以下全部或者部分环节：

（一）认证申请和受理；

（二）型式试验；

（三）工厂审查；

（四）抽样检测；

（五）认证结果评价和批准；

（六）获得认证后的监督。

第十三条《目录》中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和进口商可以作为申请人，向指定认证机构提出《目录》中产品认证申请。

第十四条申请人申请《目录》中产品认证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按照《目录》中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规定，向指定认证机构提交认证申请书、必要的技术文件和样品；

（二）申请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应当向指定认证机构同时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或者进口商和生产者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三）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目录》中产品认证的，应当与受委托人订立认证、检测、检查和跟踪检查等事项的合同，受委托人应当同时向指定认证机构提交委托书、委托合同的副本和其他相关合同的副本；

（四）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认证费用。

第十五条指定认证机构负责受理申请人的认证申请，根据认证实施规则的规定，安排型式试验、工厂审查、抽样检测等活动，做出认证决定，向获得认证的产品颁发认证证书。

指定认证机构在一般情况下，应当自受理申请人认证申请的90日内，做出认证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第十六条认证证书是证明《目录》中产品符合认证要求并准许其使用认证标志的证明文件。

认证证书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申请人；

（二）产品名称、型号或者系列名称；

（三）产品的生产者、生产或者加工厂（场）所；

（四）认证模式；

（五）认证依据的标准和技术规则；

（六）发证日期和有效期；

（七）发证机构。

第十七条认证标志的名称为“中国强制认证”（英文名称为“ChinaCompulsoryCertification”，英文缩写为“CCC”，也可简称为“3C”标志。），认证标志是《目录》中产品准许其出厂销售、进口和使用的证明标记。

认证证书的持有人应当按照认证标志管理规定的要求使用认证标志。

第十八条指定认证机构应当按照具体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规定，对其颁发认证证书的产品及其生产厂（场）实施跟踪检查。

第十九条指定认证机构对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注销认证证书：

（一）《目录》中产品认证适用的国家标准、技术规则或者认证实施规则变更，认证证书的持有人不能满足上述变更要求的；

（二）认证证书超过有效期，认证证书的持有人未申请延期使用的；

（三）获得认证的产品不再生产的；

（四）认证证书的持有人申请注销的。

第二十条指定认证机构对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责令暂时停止使用认证证书：

（一）认证证书的持有人未按规定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

（二）认证证书的持有人违反《目录》中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和指定的认证机构要求的；

（三）监督结果证明产品不符合《目录》中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要求，但是不需要立即撤销认证证书的。

第二十一条指定认证机构对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认证证书：

（一）在认证证书暂停使用的期限内，认证证书的持有人未采取纠正措施的；

（二）监督结果证明产品出现严重缺陷的；

（三）获得认证的产品因出现严重缺陷而导致重大质量事故的。

第二十二条申请人和认证证书持有人对指定认证机构的认证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做出认证决定的认证机构提出投诉、申诉，对认证机构处理结果仍有异议的，可以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诉。

第四章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指定认证机构和为其提供服务的指定检测机构、检查机构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接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

（二）根据国家产品质量认证的法律、法规规定，在指定范围内实施《目录》中产品认证、检测和检查工作；

（三）保证认证结果的准确，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定期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报送《目录》中产品认证信息；

（五）保守认证产品的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不得非法占有他人的科技成果；

（六）未经许可，不得向其他认证机构转让认证受理权、认证决定权、检测权和检查权；

（七）不得从事认证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咨询和产品开发工作；

（八）不得擅自与其他机构或者组织签署双边或者多边互认《目录》中产品的认证、检测和检查结果的协议；

（九）不得依照前项所述协议颁发《目录》中产品认证证书；

（十）配合各地质检行政部门对违反质量认证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为的查处工作；

（十一）建立《目录》中产品认证投诉、申诉制度，公正处理指定范围内的《目录》中产品认证的争议。

第二十四条获得《目录》中产品认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口商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保证提供实施认证工作的必要条件；

（二）保证获得认证的产品持续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和技术规则；

（三）保证销售、进口的《目录》中产品为获得认证的产品；

（四）按照规定对获得认证的产品加施认证标志；

（五）不得利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误导消费者；

（六）不得转让、买卖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或者部分出示、部分复印认证证书；

（七）接受各地质检行政部门和指定认证机构的监督检查或者跟踪检查。

第五章罚则

第二十五条《目录》中的产品，未按本规定实施认证的，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罚款，责令限期实施认证。

第二十六条《目录》中的产品获得认证证书、未按规定使用认证标志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伪造、冒用认证证书、认证标志，以及其他违反国家有关产品安全质量许可、产品质量认证法律法规的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