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范文10篇

品格范文篇1

关键词：幼儿教育；自主品格；培养策略

幼儿园教师培养幼儿的自主品格，有利于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对幼儿的终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幼儿时期其个性特征逐步形成，且可塑性强，行为容易受到改造，因此在幼儿教师的教学活动中，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学习兴趣，帮助幼儿逐步养成积极主动、认真专注、不怕困难、敢于探索尝试、敢于想象创造等良好的学习品质。同时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教学活动、生活活动、游戏活动，既高度重视幼儿受保护、受照顾的需要，又尊重和满足他们不断成长的独立需要，逐步引导幼儿大胆动手操作与尝试，从而培养幼儿的自主品格。

一、幼儿自主品格的内涵

何为自主，“自”指自己，“主”包括根本、掌管、主张，加在一起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包括自我管理，或提出自己的主张，其核心是“自己做主，不受别人支配”。萨特（Sartre.j.p）指出，自主选择和自由行动是人所不能选择的“命运”和“宿命”。第一，自主作为人的本质特性，是构成完整的人的关键要素；第二，自主是幼儿其他品格发展的基础；第三，自主是理性人格完善不可或缺的道德品格。“自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表达自我的抉择不受外界影响，正如大班小朋友说的一样，自主就是我想说、我敢说、我能说；二是，按自己合理的规则行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正如中班小朋友说的一样，自主就是像游戏机一样随机选择游戏，想玩什么就玩什么。综上，笔者对自主品格的理解是：基于理性个体的前提，个体不受外界控制、压迫，按自己合理的意愿行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自主是人生早期阶段发展的重要能力，不仅是幼儿的一种良好品格，更是幼儿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一种关键能力，反映出幼儿的综合能力以及通用性和可迁移性的能力。

二、培养幼儿自主品格的困难与意义

（一）培养幼儿自主品格的困难

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我国三岁以下的幼儿主要由老人照顾的比例达60%~70%，三岁以上的达40%~50%。这些幼儿的父母因其经济压力、工作需要等，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照护幼儿，因此老人成为带孩子的主力军。而隔代教育也存在一些弊端，其中一条就是老人特别容易情不自禁地接管幼儿大大小小的问题，导致幼儿缺乏自主意识，自主能力不强。拥有必要的自主能力也是一个人成熟走向社会所必需的，幼儿正处于性格养成、三观尚未建立的阶段，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积极的行为习惯养成对于其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二）培养幼儿自主品格的积极意义

培养幼儿自主品格是发展幼儿潜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幼儿的动机是自主生成的根本动力。教师必须充分相信孩子的潜能，并且要认识到幼儿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发展的和拥有极大潜力的个体，只有发现并相信幼儿的潜能，才会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各种活动中去，通过不断探索、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其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同时道德上求“善”是幼儿自主生成和行为发展的最终目标。这是幼儿“自我立法”遵循自己内心选择，形成“自律”，自我反省、反思、批判，进而再一次出发为下一次“自我抉择”奠定基础，帮助幼儿逐渐形成高级自主、既利己也利他的自主品格的过程。

三、培养幼儿自主品格的策略

（一）创设自主品格教育环境

环境创设是促进幼儿能力、水平发展的有效条件，是实施自主品格教育的有效基础。品格教育的实施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校园、班级环境中，师生、家校共建班级规章制度，形成民主、开放、约束、奖惩一体的班级规定，并将其可视化在环境中，让幼儿知其然。要营造园所、班级品格教育氛围和环境，突显品格教育要素，例如品格墙、榜样力量、品格星级评价等。通过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促进幼儿品格意识的塑造。

（二）在教学中引导幼儿自主思考

在课堂中，教师可将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与课程紧密相结合，并通过有效提问、针对性追问、挑战性提问等形式，启发幼儿思考，让幼儿对事物进行各种分析、判断、讨论和推理，促进幼儿自主品格的养成。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鼓励幼儿运用自己的各种感官辨认事物，动手探究和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提高幼儿的观察能力与表现能力，最终培养幼儿的自主品格。通过提前备课抓住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心理需求，确定教学目标以发展幼儿的情感自主。教师可以在课堂讲述小故事，幼儿通过角色扮演感受人物性格。如中班共读《卡米的故事》，主人公卡米是个小女孩，和很多小朋友一样，不喜欢洗澡，害怕打针，也不想睡觉，这些事符合幼儿这个年龄段的特点，是幼儿认为的正常表现。我们让孩子角色扮演来体验卡米和妈妈两个不同角色的心理活动、感受，帮助孩子在体验中理清自主和自由的区别：自主不等于自由，自主必须建立在以向善为目的的基础上，受制于一定的关心和规范。教师和孩子们开展故事讨论、角色扮演，一是帮助幼儿认清自己应具备哪些能力，想要表达哪些情感；二是能将该品格细化、具体化，在教育过程中导向师生的具体行为，逐步建立并形成幼儿品格行为发展指标，潜移默化地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逐步形成自主的行为，培养幼儿的自主品格。

（三）在游戏活动中尊重幼儿的想法

学前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强调游戏内部存在着的自我活动表现，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可以促进幼儿的成熟与学习，教师要重视游戏的价值。教师组织幼儿进行游戏时，要注重幼儿的主体作用，幼儿可自主决定游戏的材料、内容、方式、伙伴、规则，以幼儿的快乐参与为目的，通过教师的指导作用，充分发挥幼儿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开展游戏活动时，要注重创设活动环境，提供多种材料，鼓励幼儿通过摆弄、操作、观察、实验、动手动脑，获得直接经验，发展幼儿的智力。年段不同路径也有所不同，小班教师可适度放手，重在让幼儿动手参与、主动表达，特别是关于自我情绪感受的表达；中班应强化幼儿的自愿表达、规则约束，作为教师可放手把规则释放，让更多的幼儿自觉参与规则制定；大班则可全面放手，还可积极引导幼儿自我评价、自我反思，让幼儿逐步实现认知和行为同步自主。与此同时，鼓励幼儿与他人交往，促进幼儿社会性与合作能力的积极发展。例如，在大班开展自主游戏———搭建积木活动时，教师对游戏任务不宜做过多的规定，应鼓励他们按照兴趣自由分组，自主决定搭建的内容，还可以借助计时器和孩子们探讨交流搭建时间，做好时间管理和计划后放手让他们充分体验搭积木的快乐，让幼儿通过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得经验。当他们遇到问题和挑战时，教师可扮演教练和他们一起探讨交流，寻找最佳解决方案，也可以作为挑战者故意给幼儿制造困难，激发他们深度思考、探究和自主组队接受挑战。活动后，带幼儿复盘，一起探讨经验教训，通过自评和他评，形成自我判断，发展自律。潜移默化地培养自主的品格。整个自主游戏中，以幼儿自愿为前提，自决为重点，自治为根本，自创为手段，产生快乐的精神满足为目的。

（四）在一日生活的场域中增加师生互动

教育本身就表现为教师和幼儿之间的互动。教师应该针对幼儿的教学需要开展师生互动活动，将自主活动与自主精神融入幼儿一日生活中，支持幼儿的自身经验和实操经验的获得，幼儿的潜能才会得到自由释放与充分开发。在师生互动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关心幼儿获得什么样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幼儿的心理活动、道德成长，因为自主不仅是人生早期阶段发展的重要能力，更是其逐渐养成利他、正义、向善道德的关键要素。在与适当的教育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下，通过良好的师幼互动，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幼儿的潜力，逐步培养出幼儿的自主品格。教师在培养幼儿自主品格的活动探究中，通过与幼儿的真实、深度交流互动，创设倾听的环境，首先允许幼儿真实表达情绪，接纳幼儿的真实情绪，通过对话、游戏、教导、训练，让幼儿能表达且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例如，小班孩子在活动中常常与同伴发生矛盾，因着急、生气而大喊大叫，教师需要有包容的胸怀接受他们的情绪和行为。当然等幼儿情绪稳定以后，教师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场域和幼儿深度交流，让他们明白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去替代哭闹，和他一起做约定、预演训练，只有让孩子认识自己真实的情感，再从这些不好的情感中解放出来获取平衡、求得稳定，而且自始至终追求向善的动机，自我完善、对他人友善、对自然和社会和善，才能逐步发展好孩子四个层级的自主：生理自主、自我自主、理性自主直至最后的道德自主。幼儿自主品格还可以通过多元层级式训练推进养成。多元包括对品格定义的讨论、品格行为的训练、自然界的例子介绍、历史上的榜样读物、品格训练小游戏、品格赞美评价、组建幼儿“品格教育”教师协作团队和家长志愿者之家等实现品格教育。幼儿园教师培育幼儿的自主品格是形成幼儿健康自我的必要条件，有利于培养幼儿的自主性，发展幼儿的潜能，通过幼儿园教师的引导，逐步培养幼儿的自主思维，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但品格教育不容易立竿见影，我们今天更多是播下种子，静待花开，为幼儿以后适应社会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姜冬玲.四环节模式区域活动与幼儿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J].学前教育研究,2017(02):67-69.

[2]吴婷.浅谈家园合作培养小班幼儿独立自理品格的策略[J].幼儿教育研究,2021(02):42-44.

[3]叶丽娟.学前教育幼儿品格培养探究[J].教师博览(科研版),2019(11):89-90.

品格范文篇2

求真务实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政治品格是品行、道德和作风等基本政治素质的综合体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必然有什么样的政治品格。同时，人们又总是通过塑造鲜明的政治品格来强化和笃行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求真务实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求真务实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内在要求。世界观作为人们对世界各种现象和事物的总看法，是通过观察和处理各种具体事物和具体问题所持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方法表现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要求我们全面、历史、发展地，而不能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形而上学地搞“一刀切”；要看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能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求真务实这一政治品格上。

求真务实是共产党人人生观的生动体现。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人生，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视为最高利益，把为社会进步、为人民利益作出最大贡献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实现人生价值。只有具备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并以之作为人生道路上的“定向标”和“定位器”，共产党人才能正确对待理想与现实、前途与命运、信仰与追求，正确对待公与私、荣与辱、名与利、生与死、美与丑等问题，才能坚持共产党人的人生观。

求真务实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必然选择。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以国家和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群众为评价主体，以是否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评价标准。这种价值观不是以主观好恶和个人利益为尺度，而是以对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大小为尺度。只有具备求真务实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的得失，恪守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

能否求真务实影响着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形象

政治品格具有社会性，由个人或组织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一贯稳定表现出来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修养及政治鉴别力、政治判断力等构成。政治品格不是自己标榜的，而是由广大人民群众评判、认定的。人民群众通过共产党人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和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一贯表现，即他们的政治形象来判断其政治品格，进而判断党的先进性。能否做到求真务实，极大地影响着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形象。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的政治品格，决定了它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如果人民群众对一个政党的政治品格产生怀疑，感到失望和不满，这个政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分量和地位就会降低，甚至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我们党的政治品格，从根本上说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决定的。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我们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具有崇高政治品格的基础。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人民群众还会从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各个方面的表现来评价我们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一个代表人民、蓬勃向上、充满生机的党，必定具有求真务实的作风。因此，能否做到求真务实，把党的性质和宗旨，把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等转化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决策和行动，在实践中展现出良好的政治形象，对人民群众判断我们党的政治品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坚持求真务实，必须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为根本准则。要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工作的第一位，做任何工作首先都要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符合群众利益的事就多办快办，有损群众利益的事坚决不办。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愿作为指导工作的第一信号，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坚决克服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努力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切实把人民群众的评价作为衡量工作成绩的第一尺度，不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之事，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通过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人民群众中真正树立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

完成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必须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品格范文篇3

同志指出，求真务实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品格是指品质和风格。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是指广大党员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严明的政治纪律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以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工作作风和道德修养。品格的养成需要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说它长期，是说一个共产党员从他在党旗面前举起右手庄严宣誓之时一直到他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所以它的养成与党员的政治生命共始终，与共产党人所承担的政治责任相依存。养成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一、加强理论修养是根本。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只有理论上成熟，才能行动上坚定。首先要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先进的理论。它为工人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最终奋斗目标的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行动，在纷繁复杂的局势面前，保持清醒和坚定。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是共产党人政治品格的最根本的体现。其次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强大的生命力。社会在前进，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在发展。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要超越前人，后人也会超越我们，以此推动社会不断前进。这才是求真务实政治品格的真谛。

二、加强党性修养是关键。党性是党的阶级性的最高表现，是政党所固有的本质属性，也是党员的共同特性。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就是党性的集中表现之一。培养党员的政治品格，要从加强党性修养入手。首先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源自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需要几代、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就需要每一个共产党人长期不懈探索，务实求进，奋斗不息，使共产主义理想成为推动工作的动力。共产主义是美好的，也是遥远的，但并不渺茫。因为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目标。阶段目标的实现，就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现阶段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其次，在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中养成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它贯穿于党的一切活动之中。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群众是社会的主人。党的服务要得到人民的认可。这就需要求真务实精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使群众真实感到党的温暖，党是自己利益的代表，从而激发出为实现党的目标努力工作的热情。

三、加强道德修养是阶梯。修养是一种不断陶冶情操、锤炼思想、完美人格的行为过程。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就是共产党员的政治道德。政治道德修养是指共产党人在坚定政治立场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高和自我完善的行为。这一行为过程的完成必须通过实践。政治品格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是在追求真理参与实践中实现的。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修养关键是要把它转化为从政行为，就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许多党员干部手中都握有一定的权力。权力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权力可以使我们在更大范围内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为人民谋取更大利益。另一方面权力对人也有腐蚀作用，党员干部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权力，就可能使手中权力变成为自己或为小团体谋取利益的工具。这就要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的权力。道德修养就要从规范权力运行入手，提高自己为人民掌权的意识，正确看待政绩，合理获取正当利益，摒弃非法利益，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过程中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廉洁是为政者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古人云“不受曰廉，不污曰洁”。意思是说，不接受贿赂为廉，不假公济私、手脚干净为洁。廉洁是奉公的基础，“奉公”则是“廉洁”的价值追求。就是说为政者的道德追求就是为人民大众。无产阶级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私利。共产党人只有严于律己、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做到清白一身，才能正气长存。

品格范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品格/学术研究品格/学人品格/学人

【正文】

面对当前相当严重的学术失范现实，人们在思考“怎样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学人，什么是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品格”诸问题。治理学术失范，规范学术研究，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已成为学人们以至全社会的共识。笔者认为，学术品格包括学人的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的个人品格两个基方面，二者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品格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本文试以论之，作为对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纪念。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品格

勤奋。勤奋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品格。做学问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才能厚积而薄发、深入而浅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勤奋学习，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广泛汲取了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优秀文化成果，可以说达到了同时代人的最高水平，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恩格斯称赞马克思道：“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为了整理、修订《资本论》第二卷手稿，1869-1873年间，马克思以五十多岁高龄自学了俄语，对大量关于俄国土地关系的资料，“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第二卷中“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恩格斯发现，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立方米。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严重疾病缠身，马克思感觉到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前完成经济学著作，他一直跟生命、时间赛跑，“发狂似地通宵”工作，在《资本论》写作最紧张时刻，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在博物馆里钻研，每天夜间则在家中进行写作，甚至连给朋友写信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间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与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损失一点时间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恩格斯建议他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去旅行疗养，但他却说，“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恩格斯也是一样，七十多岁时依然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时，直到深夜。”

严谨。严谨是学术研究的本然品格。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真诚地表示：“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这位科学巨匠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有时到了几乎是苛刻的地步。1858年11月，他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9]

马克思从1844年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开始研究经济学，还在1851年就打算用五个星期完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又表示用六个星期完成预计的写作出版任务，可是经过了诸多无端的阵痛后，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得以问世，而第二、三卷则由于他对科学研究极端严谨的态度和穷困疾病缠身，终其一生也未能看到出版。拉法格这样评论道：马克思“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的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查阅书籍。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10]甚至连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责备马克思在科学上过于认真：“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11]，“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12]为使《资本论》尽早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手稿分批交给出版商，但马克思坚决不同意：“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3]1867年4月《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马克思就着手修订第二卷手稿，计划在1868年春出版。虽然第二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就做过长时间研究，并且写有初稿，但是，这时马克思再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不仅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著作，而且仔细分析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材料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状况。然而，到1868年他却表示，“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14]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认为，“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因此，“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绝不出版第二卷”[15]。直到1880年6月，他还是坚持“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16]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中肯地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7]实际上，从1867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共为第二卷写了七份手稿!

恩格斯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并不在马克思之下。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是写信、提建议，还是写文章，他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时候，即使是校对印刷清样这样的工作，也决不马虎从事，总是仔细查对勿使有错，细致到“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18]。十余年间，他校对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及其他著作数百万字的清样：“我已经很习惯于看两份校样，一份核对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个别的排印错误，如果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显的笑话”[19]，而“为了找出错误，我就得钻到通常的排印差错中去!”[20]他语重心长地教诲青年们，在同论敌进行交锋时必须严肃认真，批判既要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又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根据。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多次指出：“您下一次的答辩，应当更加严谨”[21]，“这本书的文字……可以更严谨些”[22]。针对考茨基“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里下武断的论断”的不良学风，恩格斯严肃地指出：“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23]毫不奇怪，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那种“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24]深恶痛绝。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还表现为一贯坚持研究问题要了解历史，要根据原著掌握全部理论。1883年9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且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25]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要求：“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26]

求实。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实践服务、为人类服务。学人们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崇高社会责任，如果不能做到求实，学术就不能提高，社会就不能进步，文明就不能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空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不应当为学术而学术，“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27]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28]。马克思光辉的一生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资本论》的写作花了整整四十个年头，资产阶级的庸人们曾经指责马克思这样搞科学研究是不讲求实际，然而，对什么是实际马克思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惟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29]“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30]

创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发现，也才能引领学术潮流。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最喜欢做的事是“啃书本”，而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的阅读是以批判的精神进行阅读，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实际上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就是创新。列宁评论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1]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例。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地租的章节，开始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问题。当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使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时，正值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于是，这种业已获得的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就被马克思用以指导俄国革命，这就促使他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认为可以利用对农村公社生命力的信念推动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从而给相对沉寂的西方革命以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为后者创造无比顺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是与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看法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把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渐露端倪的时候，使马克思不能不把关于俄国等非西欧国家通过非西欧形式与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这类问题放在哲学历史观的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为此，就必须通过对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具体进程。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顾疾病缠身，潜心研究人类学，写下了大量的准备撰述原始公社及其解体的历史的著作的研究笔记——《人类学笔记》，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使唯物史观深深地扎根于活跃的现实之中，更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人品格

学术研究重在规范。讲究规范，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人的基本品格。

推陈出新。学术研究贵在推陈出新，而出新的前提和基础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创新大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学术创新持极端审慎的态度，对动辄就构筑什么“体系”深恶痛绝。七十年代中期，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大喊大叫说什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所谓的“新体系”不屑一顾：“‘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32]。

朴实无华。学术研究要朴素平实，不能故弄玄虚、作惊人之语，不去人为“炒作”、赶时髦。马克思坚持，“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33]早在1845年，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就辛辣地讽刺道：“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34]，当然是毫无结果的，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35]四十多年之后，恩格斯仍然对考茨基那种“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学究气给予严厉批评，对这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36]的深感厌恶。

谦逊诚实。学术研究要谦逊诚实，不抹杀前人成就：要尊重他人观点，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但他们并不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地位，而是“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把他当作一条‘死狗’”的时候，“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37]。同样，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并没有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8]

马克思逝世后，有人出于善意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或者直接称为恩格斯主义，对此种建议，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给予拒绝，并以无限崇敬的心情写到：“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余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39]并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40]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为写作《自然辩证法》，他在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大约百余部著作，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考察了自然科学发展和科学发明创造的历史，提出了对未来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但是在《反杜林论》中，他仍然谦虚地说，“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脱毛’”[41]，甚至谦称自己是自然科学的“涉猎者”。[42]。

科学研究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别人的成果胡批乱点。“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43]他们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他决不把别人的发现据为己有，而是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4]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隐瞒，而是据实交代每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述，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45]马克思引用别人观点或论据的方法，一是直接通过正文表述，一是以随文脚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页码、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至译者、发行商、最初发表处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览无余地直陈纸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引用时，还对某些被世人讹传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细心明确的匡正纠错。而《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则最典型地表示出马克思对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的尊重，为学人们树立了堪称经典的规范楷模。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的争论或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要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47]，但斗争“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48]。因为“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49]，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别人挑起的无谓争论甚至诽谤、诅咒“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50]这里仅举出几个重要事例。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1874年，以俄国革命青年代表自居的特卡乔夫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挑起与恩格斯的论站。恩格斯认为，如果特卡乔夫“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51]

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发表文章，对《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作了曲解，说马克思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庸俗化。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辱侮。”[52]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马克思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53]，彻底地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杜绝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捍卫《资本论》而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的论战。1868年7月，马克思写了《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尤·孚赫在他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污蔑给予驳斥；1884年10月和1885年5月，恩格斯先后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言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戳穿了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谤言；1894年10月，恩格斯又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尤·沃尔夫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迷》中对马克思学说的肆意污蔑。

淡泊宁静。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4]学人要淡泊名利，甘于寂苦，拒绝物质诱惑，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做出学术精品、上品。真正的学人，不能在做学问与贪图物质享受间兼得，此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学人要用坚忍不拔、超乎寻常的意志与毅力去克服种种困难。在马克思看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55]

马克思是在常人难以想象、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的，而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却不得不长期从事那种使他什么也不能干的“该死的”、“可诅咒的商业”。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就处在穷困潦倒之中，一直与面包房、店主、牛奶铺、菜铺、煤铺、疾病等“敌对的力量”斗争。1857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完全搁浅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的是，这回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56]。1857年12月，“经济困难比平日更加严重，因为已有大约三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帐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偿付旧债。”[57]1858年，马克思的境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为了筹钱，“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58]。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尽管身处困境，但马克思仍然保持乐观的精神风貌，不失幽默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59]1865年7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资本论》写作时的生活与心情：“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60]。1864年4月，当《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完成时，马克思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61]

旧世界给马克思安排了罕见的苦难生活，而马克思以勇敢的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困难作斗争，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疾病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从1863年到1867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新手稿的撰写和第一卷的修订出版工作。马克思自己承认，“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62]。深知《资本论》写作艰辛的恩格斯心痛地对马克思说：“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63]。然而，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资助只勉强印了一千册，所得稿费却不能补偿马克思写作时抽烟的烟钱。

马克思为了坚持公正的科学研究，虽然穷困与疾病伴随一生，但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服。为了追求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弃了得到丰厚收入的机会，颠沛流离，多次被专制政府驱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最适宜的英国伦敦。1842年主编《莱茵报》期间，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出于恐惧，一方面下令查封报纸，迫使马克思辞去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又派人给马克思写信并当面游说，建议他到政府去任职，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马克思宁可流亡国外继续革命斗争，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引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64]，因为“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5]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隆时，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通过一个朋友邀请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马克思对这种拉拢根本没有给予理睬。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近两年来，……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66]1867年4月，俾斯麦派人游说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67]，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马克思对俾斯麦的拉拢毅然拒绝。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处境目前非常困难，因为我不能做一些可以补助收入的工作，而为了孩子又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要不是还有这两卷该死的书一定要在伦敦才能写成的话，……我就会迁到日内瓦去，在那里靠我现有的钱可以过得很好。”[68]1872年3月，虽然当时生活仍很困难，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德国资产阶级杂志《现代》的多次撰稿邀请。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也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赚取稿费，而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还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然“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69]恩格斯曾对考茨基那种“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而“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的做法“毫不宽容”，进行了“无情的批评。”[70]

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不尚虚名，反对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甚至曲意逢迎。1868年7月，友人拟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在报纸上登一则宣传广告，马克思知道后“坚决反对”，并“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71]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72]1894年5月，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73]

考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研究品格与推陈出新、朴实无华、谦逊诚实、善于争论、淡泊宁静的学人品格，是真正的学人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与之相比，目前混迹于学术界的那些搞假、冒、伪、劣学术者是显得多么丑恶和渺小啊!真正的学人，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大力创新学术，为中国学术的发展矢志不渝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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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范文篇5

提出“中国梦”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中国梦承载着巨大的凝聚力和正能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具有深刻而独特的理论品格。

（一）中国梦与天朝梦、美国梦、世界梦的关系

1.中国梦与天朝梦。中国梦是天朝迷梦破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朝梦是腐朽封建王朝的终结，政治腐败，社会制度落后；文化思想禁锢，闭关自守；科技严重落后，生产力发展缓慢，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中国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和人类文明成果，发展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2.中国梦与美国梦。中国梦与美国梦都是两个大国在遭受殖民统治，追求自身理想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并凸显其政治意识，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美国梦是建立在反殖民和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追求物质财富的个人梦想，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但美国梦逐步沦为霸权主义，向外扩张和掠夺。而中国梦是在反封建、反殖民，追求国家独立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过程中形成，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梦使我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民主自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3.中国梦与世界梦。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中国梦立足于本国，致力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致力于构建世界繁荣。中国梦的最终目标可以看成是建设和谐、繁荣、稳定的新世界格局，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为世界梦注入正能量，传递正能量。中国梦开放于世界，与世界同发展、共分享。

（二）中国梦的深刻内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愿景，是国家、社会和个人力量的集中凝聚。其中，国家富强是中国梦的前提和关键。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民族振兴是中国梦的核心，中华民族不但要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更要做出应有的贡献。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只有人民幸福，才能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

（三）中国梦独特的理论品格

1.中国梦的理论渊源。中国梦是在我国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双重培育与激励之下，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与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升华。中国梦与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是关于国家、民族、个人关系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同时，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包容性、实践性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完成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我国赢得了民族独立，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发展。中国梦，是在我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现代化相结合，构筑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梦以独特的宽广眼界，扎根于历史与现实，扎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升华为政治理念和精神追求。中国梦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理论素养，凸显中国特色。

2.中国梦的理论话语权。理论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涉及思想传播、价值认同、形象塑造等多方面的重大问题。中国梦的理论话语权涉及我国所要求的实际权利和利益诉求，即政治经济权力，体现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主动权。提出中国梦后，以其通俗性、国际性、主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使中国梦从社会层面上升到思想层面，从思想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从舆论话语权转向理论话语权。中国梦是能够让世界听得懂、能信服的理论话语，能够让世界人民理解中国理论、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中国梦的通俗性。中国梦以朴实无华的词语表达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和理论特质。中国梦、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力量以其通俗的话语，疏通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中国话语与国际话语之间的话语隔阂。中国梦立足于广大人民大众，拥有坚实的话语权基础，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这是中国理论话语权的根基和血脉，也是中国梦的力量所在。掌握中国梦理论话语权，不再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话语体系，也不再照抄照搬古代的言语来分析中国丰富独特的伟大实践，而是运用自己的言语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中国理论话语体系解读中国，研究中国，指导中国。中国梦的国际性。中国梦是世界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非洲梦等有相通的地方。实现中国梦，能够为世界带来机会，为世界人民所理解；能够惠及世界人民，为世界人民所欢迎；能够推动人类进步，为世界人民所接纳。中国梦，向世界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让世界人民所理解和接受。中国梦的主动性。中国梦不是外在的理论，而是内化于人民群众的心中，自觉自愿把中国理论转化为伟大实践：主动进取，转化为力量。同时，随着中国梦的国际化，中国理论主动为世界所吸纳。中国梦以其包容性、开放性、实践性，主动吸收世界文明，使自身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增加理论话语权。此外，中国梦以“我是什么、要什么”的主动开放的理论，主动构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中国文明影响世界文明，加强理论话语权；而不是“我不是什么、不要什么”被动的理论，疲于应对质疑和猜忌。

3.中国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中国梦把中国理论推入到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新境界。“中国梦的产生，是一种思想体系的理论高度，反映着社会变化的历史必然趋向，是对一个关乎党和国家命运问题的深刻回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属性上的定型化。”中国人民以一种主动进取积极拼搏的精神实现中国梦，是对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精神的自觉和自信。中国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体现在理论创新上，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拥有新的理论话语权，拓展了新视角。中国梦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现在与将来、个人与社会、国家与民族等紧密联系起来，对中华民族做了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位，减少理论和实践的盲目性。同时，中国梦把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道路等有机结合起来，统一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之中，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另外，中国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还体现在集大成，传递正能量。中国梦，集中国古代文化精髓、西方文明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有机统一成为一个整体，蕴含丰富的科学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思想理论成果。同时，中国梦把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和个人的各种力量无缝对接与整合，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正能量，向全球传递正能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旗帜。

二、中国梦的实践品格

中国梦的伟大实践目标，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实践特质。中国梦既不纠缠于历史，不是简单地寻求古代的辉煌，也不是恢复中国古代鼎盛时期的疆域版图；更不苛求于现实，而是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实践精神，脚踏实地实现中国梦，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中国梦的发展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党在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中，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之梦。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之梦承载了中华民族饱受屈辱、赢得独立解放的苦难辉煌。解放后，既有曲折和教训“：”“”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生产力，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沿；也有令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不懈努力，艰苦创业，建立独立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中国梦承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曲折艰辛与成功开创。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发展之路。

（二）中国梦的实践特质

实践孕育理论，又检验理论。中国梦是实践的梦，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中国梦是从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质。“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典范。”中国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出发，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个人的具体利益整合，把国家梦、民族梦、个人梦结合起来，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目标，一步步化为现实。通过实践，最大限度汇聚各种力量，实现中国梦。

1.中国梦的挑战性。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实现中国梦是我们时代最大的课题，是国家、民族的呼声，是人民的呼声，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贫富差距、城市与农村差距越来越大等等。同时，国外存在一些遏制和阻碍实现中国梦的敌对势力。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充满风险和挑战。所以要聚焦实践，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服务大局；改革创新，冲破陈旧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直面矛盾，回应时代呼声，实现中国梦。

2.中国梦的现实性。中国梦得到世界广泛的共识和共鸣，有成功的实践基础。正如所指出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和现实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一百多年近代中华民族的斗争实践和六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走出来，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和实现路径。中华民族复兴是所有中国人的理想信念，是中国精神。中国梦的实践主体和力量是中国人民，调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凝聚中国力量，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真抓实干。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是实现中国梦的深厚渊源和现实基础。

3.中国梦的世界性。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无疑会受到世界各国不同的态度。在实践中，必须做出回答和应对。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走向古代传统的农业文明，而是走向世界、走向海洋，面对西方文明。中国梦必须改变传统时代的思维、生产和生活方式，以现代化的方式进行思维和生活。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是全球化的中国，是现代化中国。中国梦以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多的实践。我国应注重实践，促进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融合，实现中华文明转型，实现中国梦，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担当起应尽的义务。

品格范文篇6

美学的学科格调是由来高深，学理高迈，风采高雅;其人文品位是核心尊人，本质尊真，演绎尊史;其临界精神是向根而生，向他而生，向死而生。“三高”自信自强而瑕瑜互见，“三尊”自矜自重而利弊杂陈，“三向”自律自化而生死相依。在学科混乱，学品模糊，学术浮躁的国内外美学大潮中，厘定美学的品格对于美学学科建设举足轻重;在美学几乎膨胀为文学艺术“原理”的文教形势下，透解美学的品格不啻重审基础;在美学泛化为社会广告包装的市侩风气前，澄清美学的品格等于正本清源。美学学后学和美学学外学亟待提上议事日程。

人有人品，文有文品，一个学科也有它的品格。学科品格既是一个学科自身素质的凝聚与疏通，也是它与学林群科的酝酿与斟酌。长期以来，人们局限于封疆划界式的学科处理，“圈”内人满足于围绕某“科”的研究对象画地为牢，“圈”外人习惯于现有“科”际的既成事实，久而久之，学科成了壁垒，品格流于标签，学科弊端丛生。

美学是人文群科的翘楚，一向以品格之品格著称。细加推究，不难发现美学的品格从未真正地经受剖析。学术界注目居多的是美学的丰采，学内人被审美文化贵族化的涡流偏向所牵引，学外人被好美恶丑的人类童心所“情结”，人们对美学趋之若鹜，但是对美学品格的探讨却付之阙如。

如何逼近美学酝酿与斟酌、凝聚与疏通的真实品性?如何既超脱审美文化的贵族化倾向，又克服人类童心稚嫩的审美“情结”?笔者的方法是“原始以要终”，“叩其两端而问之”。换言之，本文力求将散点与焦点复合，入之与出之并用，在圆观宏照中洞幽烛微，于熟知非知处开显启蔽。

一美学的学科格调

美学的学科格调高深、高迈、高雅。高深指其由来，高迈言其学理，高雅示其风采。美学高深莫测，因为它是人类源远流长的审美文化所孕育的结果。美学学理超迈，因为它是德国古典哲学催生的思辨理念。美学风姿绰约，因为它是主流精神雅化了的青春型学科。美学的三高格调在其缘起性存的起承转合中流荡出不同凡响的音色。

一、学科演化的奇葩。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教育体系将传承已久的人文统绪进一步学科化。17、18世纪，经过长足发展的文史哲三大文类科别底气十足地衍生支脉。18世纪中叶，美学在文史哲的肥田沃土中催生。其奇特的发生现象本身给人以“多面神”的感受。它是哲学的种子，所以在其冒尖之时便被看作哲学的分蘖，或曰爱智之林的老树新芽，由此造成了美学隶属于哲学的定论;它酷爱少艾且本性风雅，文坛留情颇似登徒子好色，艺苑开花有如红杏出墙，这又是文艺学与它盘根错节的原委所在;它是史学长河的韵律，故其在西方现当代时常凸显史实的亮色，它也是文明轨迹的反响，所以中国近百年来屡屡有人试图在美学中聆听史蕴诗心的绝唱。文-史自古相通——所谓“文胜质则史”，时-空也可以为之别裁——此即美在瞬间永恒。这种与文史哲兼通且互根的优势，给了它逍遥人文中却又超然学科外的独特样态。遗憾的是美学的跨学科特点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它的科别化的方面则被国际学术界大张旗鼓地扩展开来。于是便出现了美学辉煌现象的另一面:它是审美文化的集合体，却将感性学（Esthétique）的大号据为己有;它与丑学仅有切分和渗透的一面，却将整个审丑文化和丑学疆域生吞活剥地“吃”了进来;当丑学崛起并且促动了感性学的回归之时，美学却变得器量狭小，扭捏作态于科教文发展的大趋势之前。美学遇到了危机，遇到了挑战。它的窘境既是江山代有新科出，各领风骚若许年的必然逻辑，也是其一生媳妇熬成婆，难舍昔日旧钗鬟的心态使然。

二、启蒙运动的宠儿

美学学科的秀出，与启蒙运动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启蒙运动的杰作。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核心是美学的逻辑起点;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思想是美学的精神支柱;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规范是美学的政治底牌。人本主义使美学自信是人类的福祉，科学主义使美学有了客观性的标签，意识形态化使美学得到了主流话语的嘉宾席位。围绕着人本主义的枢纽，美学是一只放飞最高的风筝，在美学的折光镜下，人本主义的积极意义似乎发挥到了最佳的生存状态。为了人和一切为了人几乎成了所有美学家的基本理念，而人类正在膨胀的恶价值层面此时还未被学术界警觉。借助于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美学获得了学科建设的真理性的门票，这就是为什么鲍姆嘉通和康德等人尽量鼓吹美学是科学的思想根源。他们确实相信美学是科学，而这种信念也是美学的工具理性化并过分放大人本主义积极意义的方法论依据。意识形态是启蒙运动的强势语言，美学受意识形态大潮裹挟而跃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等待它的必然也有卷入低谷的时刻。可以说启蒙运动催生了美学，成全了美学，推动了美学的学科化进程，美学在文教系统中的一切成功无不得益于启蒙之启蒙。反之，美学作为启蒙运动的宠儿，也不只是时代潮流的点缀，而是有着重大的思想贡献。如果说启蒙运动最大的成果是推动和完成了现代性，那么从社会意识方面而言，美学就是现代性的理想，是现代性成就的标志，是现代性最迷人的包装。同样，当现代性的局限绽露之时，美学的成败利钝和学科改造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学术自觉的骄子

近三百年是学科蜂拥而出的时代，就人文学科而言，美学的蓬勃兴起确实代表了一种学术的自觉。在美学的“史前”时代人类文化已经有过漫长的审美积储，追求美一向是文明的亮色。人类的思想文化为美而奢侈，为美而自豪。不可否认在美学学科的完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力求法其上的审美精神。美学的史前时代审美更多地是真善的光环，美学的现代建设集中地体现了人真善的价值取向。不论以人为本位的美学需要做多少调整和修正，以此为核心的理想文化毕竟牵动了二百多年的学术思考。启蒙的学术是一种工具理性特点很强烈的科学研究，事实上正因为美学的突起和展开，为启蒙的文学、艺术、史学、哲学、伦理、宗教等方面的探索多少增加了牵制工具理性一脉独张的成分。美学借启蒙运动之大势而腾飞，自然摆脱不了该运动所具有的消极影响，不过我们也应看到，美学的特殊存在为现代性的学术建设起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学把人类自我升华的可能放大到最高限度，把学术中的执着抑或为学都纳入了尽力接近本真的高层追求。康德用美学弥合理论大厦的缝隙，黑格尔用美学软化过于逻辑化的理念体系，狄德罗用美论作为自己百科全书的重要篇章，歌德用美学思想为庞杂的学术探索点亮火把，马克思用劳动创造美的命题完善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罗丹用审美的准则概括雕琢出人性之光。美学成了学术自觉的骄子。它虽然带着时代的局限和审美文化的历史性偏颇，但是做出的努力显而易见:将审美理想推向极致，把人性之光当作太阳。

美学的学科格调以三高取胜，但在其具体演化过程也常常因三高见绌。深远的审美文化由来赋予其绵长而厚实的学科“史前”底蕴，但是论美必此美的谱系遮蔽了“功夫在诗外”的曲旨。学科滋生时的机遇给了它“好风凭借力”的幸运，可也使它多了些脂粉奶油香，少了点风骨野草味。形而上学的思辨和启蒙运动的理性增添了它的学术风采和学科风光，同时也奠定了它的高迈学理和意识形态地位。三高有利弊，高处不胜寒，而且送它登高的历史条件本身也在与日俱变。学科演化的奇葩倘不自我更新，很难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蝶也愁”。好在美学有学科自觉的反思意识，自我检讨对于整个学科的命运至关重要。

二、美学的人文品位

美学是人文群科中璀璨的金星，探究其人文特点有重大的意义。美学的美意识和美氛围陶醉了学界的批判精神，人们往往把美学的研究对象混同于美学的人文品位。美学的人文品位主要体现在下述三点:出自本根的人类天性的独白;源于雅化的审美文化的升华;基于求真的历史时空的补缀。简而言之，尊人、尊真、尊史。

一、人类天性的独白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而人类的优秀品质不止爱美之心。美学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为爱美之心做了理论上的充分发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学是爱美之心的一枝独秀。爱美的古希腊人早就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文艺复兴把人称作“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启蒙运动把人置于上帝的地位。美学从1750年诞生之日起就是人文主义的金字招牌。它不仅把审美文化的人文精神推向极致，而且把启蒙运动从宗教神学那里夺来的桂冠戴在人类的头上。美学学科的几位巨擘为此做了不遗余力的开创工作。鲍姆嘉通把感性学的天地统统划归美学。康德为审美主体做了大量的先验预设。黑格尔为审美理性做了精心的外化。席勒把美育提到了准宗教的位置。费尔巴哈倡导以审美推广爱的宗教。马克思非常推崇爱美者的美的创造。不难看出，美学学科本身就是人类爱美之心的独白。它至少在经典思想家的笔下道出了一个心声:美学意味着人类独尊。从表面上看，人类独尊有人性本善的思想作为其内在的支持，但是在事实上谁都无法剔除人性之恶，也无法从根本上克制人欲横流。人类当然要有尊严，但是这种尊严应是有条件有节制和有保留的。无条件、无节制和无保留的独尊，其后果不堪设想。因而美学的人类独尊或多或少暴露出该学科在人文品格上的稚嫩性。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则表现得比较审慎，他们也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知道“天地间，人为贵”，但同时并不低估宇宙间和社会中的其他神圣事物。美学学科对人类爱美天性的独尊和对人类善根的独靠，披露出了可爱和可怕的学科稚嫩。

二、审美文化的升华

美学是审美文化的升华。如果说审美文化是对人类文明的雅化，那么美学不仅继承了雅化传统，并且在理论上对雅化过程做了高强度的整合。首先是极力强调一个真字，以真理的名义昭示天下;其次是将求真推向科学的规范和学科的自明性;其三是用真实性为唯美和泛美思想扩充地盘，将审美的合法性伸向万事万物。这一套高强度的整合确实有其去伪存真的积极价值，但是真作为理性主义系统中的核心概念和它在现实事物中一样，都有一个如何恰当把握的尺度问题。审美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本身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贵族化倾向，美学对雅化传统的高强度整合把尊真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统绪似乎是一种公正——真对人人平等，实际上只是雅化基础上的逼真，本质上属于贵族化倾向的登峰造极。离本讲真，失其圆通，科学观物，也欠其“正”。在审美和审丑问题上不可少真，但是也不能过真，更不可将审视对象连同审视本身一揽子地铰入科学之真。因为审美和审丑问题是一个和合价值和中庸取舍的人文情感领域，重要的是正而不是真，而且美学和丑学在本质上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科学，过真失正，过于科学就没有人文，人文失却，遑论美学。美学与真实、与科学有一定的公度性，但是其根本的人文禀性与纯粹理性之真有一定差别，与完全科学之实也有所不同。它的基点在正，核心在中，境界在和，功德在善，而审美文化偏张则为真失正，为雅失中，为贵族化的唯美倾向失和，为高强度的兼并而失善。它的真、雅、贵、强并无大错，甚至可以看作审美文化的优根性，但是中肯的精神毕竟是该学科应有的品格。学科板块过强，只能同化不能顺化，终非美学之福音。

三、历史时空的补缀

美学尊真，必然尊史，因为历史是人类与人文时空打交道的一条基本途径。西方史学一向尚真，尊真的美学在史学之真的向度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历史是真理之川流过错误河谷的痕迹，也是人类记忆对遗忘的抗争，史学本应在这两个方面都应有所反思，但是西方史学实际上只做了一半——对遗忘的抗争，而忽略了另一半——对历史川谷陵替之误区本身的界外的思考。美学尊史，接受了西方史学的长处和短处。如果说西方史学紧抓记忆以对抗遗忘，那么美学则把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作为人文秀出的工笔重彩。换言之西方史学在真理之川的断带和岔口上寻找真理不败的理由，美学则在文明的破绽和裂隙上添加漂亮的补缀。发人深思的是，中国古代哲人所谓“文胜质则史”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史的三重含义和背反的吊诡。史是文之胜出，史就是“饰”，夸在其中;史是质之遮蔽，史就是“使”，由从史出;史是持中守正，史就是庸，美节制也。西方史学家和美学家可以找出众多的理由解释和补缀历史时空的裂缝，却无法跳出川谷陵替的迷宫和错上加错的怪圈。诸如，人类越追求美，人文品质越失落:越创造美，越趋于异化;越想永恒，越难逃速朽;越把持主流话语，越失却学术本真;越坚守人类中心，越显得人而不人。这些问题决非尊真尊史的西方史学和美学观念所能独解，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借鉴“他者”思考的向度，在珍视美学补缀时空之品格的同时，积极汲取不同于西学的异质文化的优点，如孔子史论、诗论、美论的有关方法，甚至可以创辟界外思考的超常规视域，消弭美学尊史的盲点。这将是对美学顺史的肯定，也是对其过于尊史的矫正。

当我们在圆观宏照中洞幽烛微，就会发现美学的人文品位辉煌在于三尊:尊人、尊真和尊史。其所失则在于忘记了应有的分寸。从而由三尊导致三过:过人（trophu-main）、过真和过史。过于人类，显示出美学在人文质地方面的稚嫩性;过于逼真，包含着美学在理性轨道上的唯科学主义倾向;过于尊史，透露出美学补缀历史裂隙的缪斯功能。美学之所长在三尊，其局限也在三尊。尊者，遵也。由尊入过，遵有余而失其正。“过犹不及”，此之谓也。

三、美学的临界精神

探讨美学的品格只关注其学科格调和人文品位还不足以审视其深层底蕴和再生潜力。只有深入透视它的自救自赎精神和出神入化境界，才能真正领悟美学的超凡品性。我把这种超越品性称作临界精神。临界是疆域的际遇，也是极限的关头。在这个份上诠解美学，才有望不诬美学于偏执，不佞美学于辉煌。概而言之，美学的临界精神主要体现在向根、向他和向死的三向境界方面。

一、向根而生的归化

美学是所有学科当中最具荣华的“王谢门第”，发人深思是它虽有贵族气却很少“纨绔相”，颇有出豪门而不堕，入污泥而不染的清醇品质。这一特点主要得益于其向根而生的执著和回归本源的努力。简言之，有以下三重原因值得关注。一是坚守与文史哲互根的学术基础，理论建树坐落在大人文的广阔领域;二是保持着亚人文和超人文的原始脉络，自然生态和神圣文化给了它源源不断的“两端”滋养;三是天人合一境界构成其“原始以要终”的元点，回归而生生不已，开拓而头头是“道”。这三重原因构成了美学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文史哲互根奠定了美学融汇贯通的长处，同时卓有成效地沾溉着美学的各个分支。亚人文和超人文为美学拓展出了新的向度，在人文的浮沉中调节着美学过于人文的人类中心主义盲点。天人合一境界是中国学术对世界美学的贡献，在这一层面西方美学从中国文化中获益匪浅。这里的“原始以要终”就是天人合一，“原”与“要”，“始”与“终”，回归与开拓，实际上都是元点的归藏启蔽。向根而生，是美学学科的固本培元。向根而生，也是雅化学科不致弱化的返朴归真。互根、护根、淹通、融贯;“两端”、用中、质文、交变;“原始”，始元;“要终”，合天。根——中——元回环呵护，掩蔽着美学学科青春的秘密，养育着美学的温不增华和寒不改叶。

二、向他而生的潜移

向他而生是美学问世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也是美学自我更新的生存状态。从积极的方面讲，由他见己，标志着美学学科意识的自觉;正视他者，体现了美学对非美学领域开放。从负面效应来看，以偏概全，透露出美学妄自尊大的弊端;划他为己，表现出青春学科缺乏反思的自负。因而，美学的向他而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需要专题深入讨论。此处仅举其大端。美学对邻近学科的兼通汲取和潜生暗长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渗透粘合——美学向文学艺术的蔓延，与诗学的通化即属此类;二是移花接木——举凡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与自然科学的联姻可作如是观;三是生吞活剥——美学对感性学的僭越，对丑学的蚕食鲸吞都有自我中心主义之嫌。美学向文学艺术的渗透和向自然学科的嫁接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扩展，可是过度的膨胀就会走向反面，如它对感性学的独统就是亟待反思的学术问题。美学发挥自己的亲和性和兼通性是其优点，但是对连理、交叉或擦边的学科增生点却需要审慎地让度。美学并不万能，对有些领域它是可以染指却无法兼并，诸如丑学、厚黑学、后现代思潮以及急需开掘的道德腐败学等相关的学问。事实上这些领域的存在和发展，正是美学难得的他在坐标，它们对美学的健康生长十分有益。从根本上来看，向他而生是美学成长过程中的“入世”特征，一方面博采众长以自强，另一方面，和合群科而互补，有时难免忘乎所以，但是最终毕竟与“他”共生。什么时候美学真正地为他而生，其潜移就变成默化，“入世”就成为乐群。

三、向死而生的超越

向死而生是对美学最为重大的考验。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命题，实际上却是日常可见的事实。美学从哲学的母腹中孕育之时，就有一个是己非己的变态问题;在启蒙时代降生之日，有一个自我非我的转化问题;在科教文的分合聚散当中，有一个科际间的归化问题;在大文科的总体宿命之中，有一个必然的“秋收冬藏”问题。生，动;死，眠。生，寄;死，归。生，死之开;死，生之蔽。生死相反相成，相依相待，这就是万事万物的自然之理，也是美学学科的生死辩证法则。生是美学在随心婉转;死是美学之与物俱化。生死合一，是火候。化入他在，是成色。为他而死，是境界。这条道路对于分有和负责美学学科的美学人来说免不了背井离乡般的难受，甚至会感到灵魂出窍般的恐慌，但是这种死之化和化之死确实是学科演化之真如。学科的目的是化解学科。一个学科只有明于、敢于、善于牺牲自己，那才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学科。这里说的向死、敢死和化解，不是打倒、取消和抛弃，而是追求学科出神入化的真精神。丑学百年的急流中美学淡出，然而正是由于丑学崛起的大背景，才使美学遇到了新的挑战，新的场域，新的机遇。感性学思潮在上个世纪突起，又为美学和丑学的合题展现出全新的格局。人之有死，益显生之价值。学科有死，倍增在之重量。死是事物的极限，也是事物的终极储藏。脱俗的学科惟其向死，才能置于死地而后生。惟其敢死，才能视死如归。惟其善死，才有望于速朽中永恒。

向根、向他、向死是美学临界精神的集中体现。表面上看，“三向”似乎只是美学应付危机的生存谋略，而在本质上则是美学的最高境界。因为“三向”逼近了美学的生死渡口，触及到了美学的终极关怀。一个学科只有当它做好化入他在的思想准备时，才算臻于成熟。

“三向”关涉到了学问的本真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出神入化的大美学家常常是美学家，却又非美学家，他们的如椽大笔有移墙倒壁之功，出入群科如履无何有之境。同样，一些从职业角度看并非美学家的思想家，所著不是美学却处处胜似美学，对读者的启迪远远大于冠以美学名号的各类著作。在死守学科块垒的拗夫子看来，这是越轨出格甚至离经叛道，但是学科的真精神和学术的真通变，恰恰在这种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与道俱化之中。

如果说美学在学科格调上的“三高”见出自信与自强，人文品格上的“三尊”凸显自矜与自重，那么临界场域的“三向”，则昭示其在终极关怀处的自律和白化。

品格范文篇7

2、书籍阅读的静态消费被声画一体的动态消费所冲击，我们面对的信息世界已全然不同于往昔，在几千年积累承传下来的文字阅读的背景下，传媒只就是刊载文字的书籍、报刊杂志。而后，电子传媒改变了局面，电视迅速成为传媒世界的大哥大，如今电视已极大地丰富，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有电视的踪影。在中国，电视也已经占据传媒首要位置，如今，单论电视剧已超过万余集（部），更不用说频道之多、栏目之丰富、涉及方面之广，不夸张地说，举凡教育、生活、艺术、玩乐、家居、消遣，甚至某些奢侈化的需求都不难找到对应的节目。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生活习惯、阅读习惯、甚至生存的习惯都开始改变。可以说，书籍文化的传统将在很大程度上被视听文化的新潮所逐渐代替，从社会文化到学校文化教育都在倡导影像化，更不用说休闲、娱乐等业余生活的文化主题已经由影像的动态消费主宰了。

3、联想的阅读性质被直观的视听文化所影响改变。书籍文化培育出来的人类文明是延展性、创造性的文明，在书籍文明哺育下的先辈们几千年皓首穷经阅读思索，使文明得以传播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书籍文字阅读是创造性的文化体现，文字的联想对人类思维的发育起了重要作用。追索人类的文明史，从直观的图画象形初级发生阶段，到文字文明所代表的中级生长阶段，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主要是在有文字记载和传播之后迅速丰厚充实，人类的文明史也超速度的积淀下来。但是。现在的人类面临着新的转折，需要大脑思索的阅读传播简化为直观的视听传播，人类似乎用几千年的阅读智慧换来了益发简明了当的直观阅读。而且，书籍文化被音像消费所冲击、逐渐代替的大趋势越来越显而易见。

4、集体愉悦的人类精神活动受到个体享受的冲击。人类千古承传的精神活动，多为集体劳动升华的艺术和祭祀活动，音乐、舞蹈、戏剧等传统艺术的集体性在电子时代受到个体性的强烈冲击。本世纪标志性艺术从电影的集体性到电视的家庭性再到网络的个体性，昭示着技术时代的人的精神活动和交往的个人化趋势。实际上，集体的精神活动的背后是个体意志的萎缩，开放的集体是以被动的个体为背景的；而网络时代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具有另一层意义的开放，个体的精神活动是以主动的个体寻求多样集体的交流为背景。交流的闭锁和对象的开放互成条件。也许思维的许多方面将要受到影响。

于是，在21世纪，不可忽略的是：多元文化的消费内容必然形成。传媒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迅速主宰生活世界，耀武扬威的电子传媒高傲的仰着脑袋，驱使高智商的时代人臣服。当网络世界充斥人类生活的空间，人们从获取信息到判断是非以至举手投足都要依赖外在传媒时，大脑的思索主动性如何就难以度量了。

这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面对21世纪的传媒变化，人们在消费方式的多样化上的确是无可阻挡的。首先，以电子视听文化为主导的消费将成为中心，人们离书报更远，书籍和报纸、杂志藉电子传媒包括网络而实现消费，视觉阅读在足不出户中就可以实现。其次，信息资源的共享化，使地球村毫无秘密可言，个体可以瞬间掌握世界各个角落的大事小情，可以和不同的陌生人促膝相谈，任何人也可以在网络上随时造访自己，个体对多样群体与素昧平生的个体之间的交流将形成新的消费时尚。再有，阅读的分众、针对某一群体小众的阅读将更加明显，于是，传媒的对象精确化就无庸置疑，伴随大众化的趋向，精英文化的发展也势所必然。

无论人们喜悦还是忧虑，在可以预见的最近将来，传媒将在注重时尚、关心自然生态、参与时政、更为投入娱乐消费的方向方面创造新的公众消费主题。

我们无须担忧前景，但面对21世纪，不能不对传媒有所警醒。在稍稍伫足、回顾20世纪的传媒时，依然要承认，它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在帮助人类制造喧闹，并且不总是有利于人类的更为文明。认清这一点，也许对21世纪传媒的纯正发展有利。

1、比如急功近利的表现形态。虽然电视依然是国家宣传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显而易见的趋向是务实、争夺观众。比如电视传媒愈来愈看重收视率，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收视率当然是衡量节目的刚性指标，有多大的收视率意味着吸引力的大小，所以，把收视的高低做为节目的衡量尺度是有一定道理的。面临激烈的节目竞争，收视率的高低预示着节目的受众数量多寡，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节目的重要与否，进而又有广告的受众面丰盈与否，以至于广告收入的升降等等。收视率当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收视率对于电视台的节目生存有决定影响，重视收视率有充分的正当理由。于是。为了收视率，就上演了节目撞车，以至某一时段20余家同时播出一个电视剧的奇观现象。也许各个电视台都从中利益均沾？但实际上既浪费了时间资源，也暴露了传媒共同的缺陷。在激烈竞争的时

代，抓取观众肯定是对的，但没有个性的创造，永远不会创造出自己的品牌与天地。不能完全以收视率为取舍的标谁，是因为电视传媒的天地很大很大，似乎不属急功近利的新闻等节目照样有很高的收视效果，而赢得观众的电视娱乐需求仅仅是其诸多功能之一。一般而言，即便娱乐节目都有较好的收视率，却未必就有较好的收视“效果”，做为国家宣传机器的一部分，电视节目肯定要有宣传教育的功用，某些节目的偏重教化也在义理之中。事实也证明一些宣传重大政策的节目，比如香港回归、黄河小浪底工程等和近年英模人物的事迹报告、报导等节目都获得很好的收视效果。而且节目性质的不同决定收视率的标准也是相对的，有的节目不能简单的以收视率来衡定其价值，何况节目时段的设置本身无形地增减了收视的人数。问题还在于，当代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欣赏口味的多样化使一统合一的传统大大改变。

所以，21世纪的传媒需要戒除急功近利的弊端，认真研究获取观众芳心的秘诀。要意识到电视屈就“娱乐需求”的心理实际是短视，世纪末电视人在频频改版、转换面孔以讨好观众的“充分理由”后面，是不是在过分的委曲求全？我们当然要以观众的需求为上帝，因而适应大众文化时代的节目也理当以百姓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制作，但电视节目俯就时潮的趋向未必就是真正的切合广大百姓的心理需求，在改来改去反而愈离百姓愿望愈远的事实面前，应当冷静地沉下心来想一想，什么才是电视应有的品性、什么才是电视台赢得观众好感的本质东西。

2、又如浮躁模仿的心态。当今电视充斥着模仿克隆之风，缺少文化见识和独立品格的弊病暴露无疑。电视人的主见淹没在投机取巧中，比如从对中央台综艺节目的仿造，产生出一个模子的晚会和其它综艺节目，从对大量引入、拍摄“戏说”的片子，造就屏幕矫情戏耍之风乱舞，从对《快乐大本营》的克隆中炮制出各地节目的翻版风格，模仿节目不胜枚举。至于仿造《实话实说》，而相似的谈话节目遍地开花。追随荧屏婚恋浪潮，各地都有了内地版的《非常男女》。浮躁实际上是俯就时潮、混同流俗。若干年来，一些电视人养成了赶时尚、仿旧习、追人鼻息的毛病，但冷静看看走过的路，从一度“侃戏”成风而衰落，晚会曾铺天盖地充斥屏幕到退潮，综艺节目的千篇一律与现在的分化，MTV的无所不在、光怪陆离与现今调试的适度节制等等变化，都在告诉我们时潮的起伏涨落之中的教训。电视缺少原创性的努力，满足于嚼人之馍的快感，只能证明自己内涵的缺乏。虽然至今任何模仿节目都还没有超过原版《实话实说》、《快乐大本营》，但新一轮的模仿还在继续。这毋宁说是某种悲哀，其生命力是可以预料的。浮躁肤浅的心态导致一些台电视节目毫无特点。

真正要做的是树立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独有品牌，中央台的新闻栏目《东方时空》，《实话实说》，北京台的谈话节目《荧屏连着我和你》，中央台的文化节目《文化视点》，《电视诗歌散文》，中央台经济节目《生活》、妇女节目《半边天》，北京台的评论节目《今日话题》，以及浙江台、湖南台等许多地方台的节目显示的清新风格等，都有自己的文化追求，自然被观众另眼相待，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

3、还有，商业化主宰统辖、影响着传媒的健康发展。

原本连接精神世界的传媒愈来愈赤裸裸的显露商业气息，随着艺术成分的巨大失落，商业追求的影子浓重而可怕。人们已经习见不怪的广告只是浮在表面的东西，借助拍摄名目繁多的文艺晚会、粗制滥造的电视剧而影响人心的危害早已显现。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不警醒，于是，要建立面向21世纪健康的传媒，就应当倡导传媒在文化品格、创造品格、沟通形态上建立明确的意识。

1、文化品格。电视是传播媒介，大众的需求是它的命脉，赢得观众的青睐、提高收视率、争取大量的广告客户，自然是电视传媒首当其冲的选择。但电视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有多少传媒人真正想到过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文化品格对于电视长远发展的意义！应当承认，当今的电视节目已相当丰富多彩，电视人为了创新出彩，费劲心机，甚至沉迷在花样翻新、搜奇弄异之中，以至能想到的花招没有不被绞尽脑汁的电视人匆匆塞进各种各样的节目中去。但可惜的是，单纯形式的探求难免造就为了新奇标新立异，甚至引向虚张声势、炫耀技巧的死胡同中去。尽管厌弃陈规旧套、期求新颖悦目的可人节目已成为创新的动力，但急功近利、浮躁骚动终究难以造就动人的精品、光有形式之奇不会留住观众。如今的电视一味追求娱乐效果，有人还主张电视就是娱乐，当娱乐成了全部目的后，电视就开始失去它的价值，我们在一些MTV的节目中被浮华而零乱的画面组合弄得心神不宁、在程式老套、镜头却不停拉推摇移的文艺晚会中并没有感到引人的东西，在一些富丽堂皇珠光宝器的电视剧面前甚至丧失了阅观的兴趣，在打开电视，到处都是一样的古装男女疯疯癫癫，一样的男女主持人操持着约会试探戏时，娱乐就成了俗套。事实已经提醒我们单纯形式化的娱乐追求未必有良好的效果，形式创新的依据应当是内容的需要。事实还将告诉我们，电视迫切需要在文化内涵的培植上更下功夫。娱乐不可能成为电视观众的全部需要，文化的要求则是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电视节目种类很多、新闻性节目与文艺类节目不同，教育性节目和生活娱乐性节目也有别，不可能要求具备一样的内涵，但让它们都显示各自的特性、从中透现出“意味”则是文化内涵的基本要求。人类对前景的探求，百姓对现实的询问，历史对过去的思索，都是文化的某种体现。我们从“焦点访谈”中可以真切感受到忧民之心，在“实话实说”里深深领略到平民真诚的魅力，从《党员二愣妈》的故事之中体味了做人的品格，从《和平年代》的军威里读懂了精神的巨大吸引力。好的电视作品是既能吸引观众，又包含人类崇高的精神因素，优秀的电视作品因为散射着思想的光辉和创作者人格的魅力，即便朴直无华也会流露出摄人心魄的内在诱惑力。我们倡导电视成为文化的载体，首先电视自己就要树立起文化的品格，真实的表现、真挚的情感、真纯的人物，足以抵消花哨的形式卖弄甚至巨资营造的荧屏奇观。

2、创造意识。过去的几年，电视仿佛进入了竞相模仿的魔洞中，在试图改版的良善动机下，上演的确实多是拾人牙慧的模仿剧，从无聊的侃戏，到遍地开花的情景喜剧，从千篇一律的扭捏独唱加伴舞到无所不用其极的耍弄游戏节目，一潮接续一潮。曾经创造过中国电视辉煌的电视人在收视率的杆杠面前，忽然变得莫名所以手足无措。决不是当代人瞬间失聪，而是长期包打天下的无冕地位造就了创造力的弱化。在一地，电视曾经没有对手，但从无线到有线，网络到卫星，独领风骚的一统天下被竞争打破。并且，老百姓的口味变得挑剔苛刻，即便是最富魅力的节目也容易消逝其悦人光环，比如曾独领风骚的许多电视文艺王牌节目，都遇到或多或少的观众热度下降的问题，频频的改版和主持人的

更迭都没能根本改变状况。这也固然和新闻节目、纪实节目以及其它娱乐形式的冲击不无关连，但主要的症候还在自身。就节目而言，思想贫乏，缺少内涵，文化意味的淡漠等缺憾已不在少数，即使是只求轻松愉悦的人们，看多了强做欢愁的节目也会倒胃口的；就形式而言，老套的样式已经激不起人们的热情，主持人走马换将也好，形式换汤不换药的变化也好，只要没有触及实质改观，就无法再现往日辉煌。不能只责怪观众口味的变化，更要检讨内涵是否适应观众欣赏口味的变化。但适应的背后却要首先解决一味被动屈就的弊端。

必须毫不含糊的提出，电视必须改变的更主要因素是增强创造力。过去这一年喧闹荧屏的热点竟然是雷同克隆现象，实在让人悲哀！电视初始是主动强迫观众接受的，但又是本质为大众服务、被大众欣赏所支配的。实际上，在21世纪更为激烈的竞争条件下，强制功能必然减弱，主动寻求益发增强。但细细想来，电视媒介总是主导的，而观众也总是被动依赖的，在这里传媒的关键实际是要更为主动创造，引导观众的情趣、兴趣。可惜，过分强调从众随俗，导致低水平迎合，被动附庸现象触目皆是。创造首先就是要打破常规，积极寻求视听热点，譬如在各地电视台还沉溺晚会的铺天盖地热情中时，湖南台及早看到了退潮的前景，把千篇一律的综艺节目变化为参与感强、游戏成分浓厚的新型节目《快乐大本营》，造就了视听奇迹。又如中央台的《电视诗歌散文》栏目，把文学用电视艺术的手段加以编排，在极其静谧、诗意的画面中，演绎出动人心脾的艺术境界，是产生出人意料的欣赏效果。创造其次还要突出电视优势，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征，譬如中央台的《东方时空》《实话实说》的横空出世，把人们期待已旧的心中期望通过电视传媒疏通出来，造就了独特的风格，至今为人称道。创造也还需要独创品牌，别辟溪经，同样是体育节目，《足球之夜》就风靡一时，它的体育分析深深抓取球迷的心，形成独特的品牌效应。又如中央台的《曲苑杂谈》，把常见的曲艺小品精选编排，焕发新意，也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3、沟通形态。在度量电视和观众关系上，孰重孰轻是不可偏废的，如前所述，单向度的强调何为主体，已经不能适宜现实，事实上无论观众还是电视媒体都同样重要，需要完善的则是二者的沟通形态。当传媒既不把自己放在无足轻重被动之位，又时刻挂念观众心态时，传媒和接受者就是互不可分的一体之物。做为传播媒介，电视理当把大众需求做为自己的节目标尺，如果失却百姓兴趣、引不起社会关注，电视的节目生命力就自然丧失。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节目缺少深刻意味，但老百姓照旧被呼应他们生活节拍、虽清浅却轻松欢快的节目所招引并沉醉欢呼的原因所在。但就观赏而言，不能违背大众化的取悦趋同现象，当然要以某种程度的牺牲为代价，却实在是电视传媒所不能不做的。把眼光在百姓的喜怒哀乐上、迎合他们的爱好关心，是电视工作者理当具备的素质。它使我们的电视真正成为百姓的生活伴侣、家庭的重要成员。但缺憾也难免相应伴生，俯就大众的另一面是屈就时潮、混同流俗，前已述及。这不能不提醒电视工作者对如何建立沟通“定位”形态问题的关注。电视要面向大众、电视节目要适应国情民心，这当然是定位基础；具体节目的口味、表现方式要针对何种对象，这更是定位的要义。节目的定位是电视人文化教育学识的定位，是编导者涵养见地的定位，一味趋众不会真正赢得好感，不提高自已的品位，节目的定位也将不准。电视台要生存只能以符合百姓口味为目标，但电视台没有自已的明确定位，一味俯就时潮，也就会失去生存条件。

沟通形态包括强化栏目意识，建立约会习惯，明了雅俗分流，贴近参与本质等内容。

电视栏目化已经成为共识，栏目实质是沟通的无形契约，它首先把观众与电视放在平等的位置，尊重观赏的主动选择权。同时也符合电视自身的独立价值。电视原本就是综合的产物，它要适应最大可能的观众群收视，杂拌式的各类节目天然综合在一起，形成无所不能的媒介魅力。但随着时世变迁，与电视综合特征相反的“分众”欣赏要求与日俱增，从栏目化再进而到分频道方式已成现实，中央台、福建台的“新闻频道”，湖南台的“妇女频道”，许多台的“文艺频道”、“戏曲频道”、“体育频道”、“电影频道”、“国际频道”等的分类已成规模，它们与栏目化的设置一样是对观众收视态度的契合。于是，受众的选择得到尊重，个体（某类群体）的喜好更为显豁，这无疑是电视发展的自然趋向。从表面上看，频道划分使观赏具有了先定性，鼓励兴趣偏狭的接受要求，比如有人专事新闻，五洲四海无所不包；比如有人只看体育节目，沉浸在安全想象的竞争角色中；有人喜爱电影，专好重温电影台的银幕旧梦；有人偏好戏曲节目，沉醉哼唱其乐无穷……无论如何，栏目化的意识实质是建立了传媒与对象的合作关系。

栏目化连带而出的是电视和观众彼此之间的“约会关系”。栏目的固定化从表面上看，是和观众约会好时间和内容，但其实质是情感相约。除了《新闻联播》的众人皆知，愈来愈多的专门栏目成为招引各类观众的品牌。定时定量的节目形态变成了观众有目的的寻求对象，连接在栏目和观众之间的若隐若现的情感牵挂，造成观赏的定式和固定观赏群，这种沟通是有生命力的关系。强调这一点是提醒电视人必须把建立更多稳定的约会习惯作为自己有目的的创作目标。

品格范文篇8

一

中国传统美学的生生品格，首先体现在它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民族性与文化共性。具体而言，就是它能够穿越历史，生生不息，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活力。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以贯之，历久弥鲜，毫无疑问，这种文化的民族性和共时性是其重要因素。远古年代的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于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中华疆域东临太平洋，北靠茫茫戈壁，西濒高山雪峰与万里荒漠，西南则耸立着青藏高原。处于这样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便自然而然地具有其封闭与独特的一面，其民族意识是十分强烈的。所谓中华民族，是现今由华夏族演变而来的汉游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总称。但在古代，中华一词却是“以己为中”之意，与“以人为外”，的意识相对应，而“华”即有文化发达，光辉四方之义，表现出华夏族的自尊心态。《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这种说法可谓代表了中国人对于自我文化的认同与优越心态。早在《左传》成公四年中便出现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这种文化上的民族心理，同样也渗透到中国传统美学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政权的更替与所谓“革命”（革去前朝所受之天命），往往伴随着“礼崩乐坏”，因而在动乱中与新王朝建立初始，常常会经历文化的反思与礼乐文明的重建过程，比如在商末周初、秦末汉初、隋末唐初、元末明初等改朝换代之际，往往伴随周期性的从文化破坏到文化重建的工作。在这种文化重建中，儒家礼乐文明中所包孕的审美精神往往成为“润色鸿业，兴废断绝”的先锋，从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对汉初礼乐争辉的描述中我们可见一斑。当汉族王朝政权受到外族政权的威胁与侵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之际，这种体现在文艺中的忧患意识更是明显。比如南北朝时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文学思想，对于儒家文学观念的重倡，便同颜之推处在当时北朝外族政权西魏时的复古心态有关。当时由南入北的一大批文人，如王褒、庾信、徐陵等人，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时常流露出浓重的乡关之思，一改早年在南朝时的绮靡文风，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所受的儒家夷夏之辨观念与忠孝节义观念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尤其是庾信，早年虽然是梁代宫体诗的主将，沉溺于风花雪月之中，但到了北方之后，在深重的道德自我谴责与忏悔意识驱使下，写下了撼人心魄的《哀江南赋》等一系列思乡文学。由于自身痛苦经历的刺激，使他返归中国传统的“诗可以怨”的观念。庾信晚期许多诗赋都呈现出以悲为美的特点，正如杜甫所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南宋爱国主义诗人陆游结合自己的人生感受，论及好诗产生的原因时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为诗为百代法。”（《澹斋居士诗序》）如果说庾信与陆游的文学主张直截了当，侧重从创作经验出发，那么，自觉地从忧患文学精神出发，建构诗学理论的则是南宋末年严羽的《沧浪诗话》。这部中国古代诗论的经典，以其“兴趣说”、“妙悟说”影响后人，但是背后的原因却正是儒家那种深沉的忧国忧民情结的再现。其所以呼吁“以盛唐为法”，正是力图用中华民族强盛时代的文学精神去唤醒当时业已萎颓的文人精神状态。严羽推崇汉魏与盛唐诗人的作品，而对于唐代开元、天宝之后的作品则持菲薄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结合严羽所处的年代国力衰弱，士心低迷，“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明白，严羽之所以呼唤汉魏风骨与盛唐之音，是为了用中华民族昔日的辉煌来振奋时代精神，发泄内心的痛苦。他对于盛唐之音的时代风格虽没有明确说出，但参照其他的文章与《沧浪诗话》的全文，其大体上是用“雄浑”、“悲壮”来涵括之。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严羽说：“又谓‘盛唐之音，雄浑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雄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他所概括的盛唐之音，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有不尽相同之处，但是总的格调是不差的，它反映了在盛唐年代蹈厉发奋精神的鼓舞下，诗人们唱出的时代最强音。严羽对高适、岑参之诗的偏爱与鄙弃孟郊等人的诗作，并不是由于个人所好，而是出于他对时代强音的呼唤与对现实的不满。严羽被后人称作“感时伤乱陈子昂，飘零忧思杜陵老”，可谓说出了他继承陈子昂与杜甫文学忧患精神的心理。处于金元之际的文人元好问在其文学思想中，对汉魏风骨和盛唐之音推崇备至，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处于当时民族离乱，山河破碎的环境有关，元好问希冀以此来振奋民族精神，使文学成为建构新的人格精神的器具。就此而言，他的儒家文学忧患意识是十分强烈的。

到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面对的是满清政府统治，所以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主义自觉地体现在以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学术思想中。章太炎有意识地用国粹激发人们爱国的心肠，推翻清朝的外族统治。在文化观上，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在1907年第15期上有一篇《中华民国解》中提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言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之也。”这里将中华民族的内在血脉定为文化传统，而外在的种族是变易不定的，可以互相融合与变化。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一种高度成熟、相对独立的精神现象与物质产品的融合物。作为一种包括审美意识与观念在内的文化，它当然具有很强的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吸引力，迄今为止，华人文化成为海内外不分地域的一种精神纽带与民族认同，也说明中华文化积数千年而成的共同民族心理的巨大能量与沉厚的潜质，这是任何民族的文化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传统美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与抗争中积累下来的艺术心理与审美意识的积晶。它的民族性是非常强烈的，并且在特定时代成为激活文学生命力的动因。法国艺术史家泰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人与文学是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的综合产物。其中时代和环境是易于流变的，而种族则是相对稳定的。而种族在审美心理与艺术活动中的积淀便是美学，它是民族心灵史的写照。19世纪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其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序》中提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其实，中国美学史也是中华民族审美心灵史的深层写照，是某种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正因为如此，这种积沉在美学传统中的民族心理，或者说是国民性，其穿透历史，跨越时代的脉络是很清晰的，也是不易抹去的历史传统。这种古典形态的美学传统，一旦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和磨洗，为民族所认同与熟识，变成元典，也就具有了共时性和永恒性。尤其是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化，其超越时代的独立性往往更强，变成一种上层建筑，对每一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产生巨大的反作用。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指出：“古典的美以自由的、独立的意义为它的内在的东西，即是说，它不是以随便某种东西所具有的一种意义为它内在的东西，而是以自己给自身以意义的东西，从而也自己解释自身的东西。这种东西是精神的东西，精神的东西一般以它自身为对象。”[1]中国传统美学的经典与中国文艺经典一般，是以其内在的精神之美为历代人民所传承，成为中国人民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独立的精神之美既有它的时代性，为特定时代统治者与人民所解释，所欣赏，历久弥鲜，人们在解读传统时，也是对它扬弃与传承的过程。依照黑格尔的观点，古典传统之美中体现出来的理想境界，是时间性与无时间性的统一，是非可逝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古典的东西在这样的辩证统一中发生、发展和解体，在这样的统一中展示自己的命运。他的这番话对于我们看待中国传统美学的发生、发展与演变是很有启发性的。由于中国传统美学就其最深层的意蕴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地形成与发展的审美心理的体现，因此，只要中华民族还存在，这种传统美学的经典性与理想性就会在解体中再生，在扬弃中发展，因为它具有内在的永恒性与超越性。而其表层的政治功利主义，道德说教色彩，都是黑格尔所说的“随便某种东西”，即某种暂时的意识形态，它是变动不定的，转瞬即逝的，而惟有那种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才是可以永存的，为后代所接续（不管他们愿意与否）。

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漫长的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传统又是与当时特定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的。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传统美学的政教色彩是异常浓烈的。最早的美学是由西周时代的礼乐文化演变而来的，先秦时代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夏商周以来的礼乐文化加以重新解释与演绎，确立了以人格心理来充实外在礼义的审美理论框架。要求将诗学修养与“事父、事君”的政治需要相结合。至两汉的官方美学，更是在突出以言志缘情基础之上，发挥文艺厚人伦、美教化与移风易俗的功能。在文艺的指导思想上，从先秦时的荀子到西汉时的扬雄、齐梁时的刘勰，都鼓吹“原道、宗经、征圣”的文学观，将儒家文学思想作为传统固定下来，中国美学的生机趋于萎缩。这种保守的一面在中国美学的发展中同样也经历了不断被冲击与更新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冲击与更新的交替中，中国美学的新陈代谢才缘此展开，其生命力生生不息，走向未来。

二

中国传统美学的生生品格还表现在它的包容性上。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时，具备强烈的主体性，很难被外来文化所同化，既有强烈的民族性，又有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气度，从而能够生生不息地向前发展，走向未来，而不至变成僵死的东西。

这种文化气概与吞吐自如的魄力，如果从根源上去寻溯的话，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与价值观上找到答案。中国文化将天地人置于一体之中，这种宇宙又是以互相对立统一的“道”作为存在依据的。道既是和谐完满，又是变动不定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具有通变的功能。对于外来的事物，儒家不言“怪力乱神”，但对于许多超验的现象却也并不一概否定。《礼记·中庸》以恢弘的气势提出：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这段话表明孔子之道是博大雄浑、参天地、并万物的学说，这种文化惟其以天地为大，因此就像天地兼容万物一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遭并行而不相悖”，对待各种学说可以兼容并包。《礼记·中庸》的这一思想是儒家思想开放性的体现，它说明封建统治者处于上升时期对待各种文化的气度与心胸。等到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学术文化的生命受到压制了。越是到封建社会后期，专制统治者狭隘的文化心态就越集中体现为党同伐异，独尊一家上面。道家主张万物的存在与运动的内在依据是自然之道，而自然之道并不是神学目的论的产物，是由自然物内在矛盾阴阳交感而推动产生的，因此，万物终极的意义就在于运动之中，这样就使文化处于开放融通的境界之中。秦汉年间的思想家融合儒家的人生观与道家的宇宙观，将自然之道与儒家的道德信仰相调和，再吸收阴阳家的五行学说，创建了天人合一的五行图式宇宙论，将天道与社会人事置于完满的宇宙大系统之中。这个系统既是完满无缺，具有神学的色彩，同时也有开放变动的一面。至魏晋南北朝年间，玄学兴起，它主张以无统有，在变动中去认识事物，把握人生，认识宇宙。这种开放的文化观使得魏晋之后的中国文化显现出兼收并蓄，自由思考的风度。儒玄佛三教并存，互相争鸣又互相促进。在当时，文化人的三教并修，兼容并包是很普遍的事情。这也说明中国美学与中国文化具有百川入海的气概，既不会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也不会盲目拒斥外来文化。

品格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品格/学术研究品格/学人品格/学人

【正文】

面对当前相当严重的学术失范现实，人们在思考“怎样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学人，什么是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品格”诸问题。治理学术失范，规范学术研究，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已成为学人们以至全社会的共识。笔者认为，学术品格包括学人的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的个人品格两个基方面，二者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品格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本文试以论之，作为对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纪念。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品格

勤奋。勤奋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品格。做学问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才能厚积而薄发、深入而浅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勤奋学习，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广泛汲取了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优秀文化成果，可以说达到了同时代人的最高水平，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恩格斯称赞马克思道：“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为了整理、修订《资本论》第二卷手稿，1869-1873年间，马克思以五十多岁高龄自学了俄语，对大量关于俄国土地关系的资料，“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第二卷中“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恩格斯发现，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立方米。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严重疾病缠身，马克思感觉到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前完成经济学著作，他一直跟生命、时间赛跑，“发狂似地通宵”工作，在《资本论》写作最紧张时刻，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在博物馆里钻研，每天夜间则在家中进行写作，甚至连给朋友写信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间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与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损失一点时间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恩格斯建议他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去旅行疗养，但他却说，“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恩格斯也是一样，七十多岁时依然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时，直到深夜。”

严谨。严谨是学术研究的本然品格。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真诚地表示：“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这位科学巨匠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有时到了几乎是苛刻的地步。1858年11月，他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9]

马克思从1844年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开始研究经济学，还在1851年就打算用五个星期完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又表示用六个星期完成预计的写作出版任务，可是经过了诸多无端的阵痛后，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得以问世，而第二、三卷则由于他对科学研究极端严谨的态度和穷困疾病缠身，终其一生也未能看到出版。拉法格这样评论道：马克思“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的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查阅书籍。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10]甚至连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责备马克思在科学上过于认真：“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11]，“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12]为使《资本论》尽早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手稿分批交给出版商，但马克思坚决不同意：“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3]1867年4月《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马克思就着手修订第二卷手稿，计划在1868年春出版。虽然第二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就做过长时间研究，并且写有初稿，但是，这时马克思再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不仅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著作，而且仔细分析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材料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状况。然而，到1868年他却表示，“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14]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认为，“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因此，“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绝不出版第二卷”[15]。直到1880年6月，他还是坚持“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16]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中肯地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7]实际上，从1867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共为第二卷写了七份手稿!

恩格斯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并不在马克思之下。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是写信、提建议，还是写文章，他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时候，即使是校对印刷清样这样的工作，也决不马虎从事，总是仔细查对勿使有错，细致到“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18]。十余年间，他校对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及其他著作数百万字的清样：“我已经很习惯于看两份校样，一份核对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个别的排印错误，如果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显的笑话”[19]，而“为了找出错误，我就得钻到通常的排印差错中去!”[20]他语重心长地教诲青年们，在同论敌进行交锋时必须严肃认真，批判既要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又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根据。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多次指出：“您下一次的答辩，应当更加严谨”[21]，“这本书的文字……可以更严谨些”[22]。针对考茨基“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里下武断的论断”的不良学风，恩格斯严肃地指出：“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23]毫不奇怪，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那种“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24]深恶痛绝。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还表现为一贯坚持研究问题要了解历史，要根据原著掌握全部理论。1883年9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且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25]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要求：“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26]

求实。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实践服务、为人类服务。学人们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崇高社会责任，如果不能做到求实，学术就不能提高，社会就不能进步，文明就不能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空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不应当为学术而学术，“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27]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28]。马克思光辉的一生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资本论》的写作花了整整四十个年头，资产阶级的庸人们曾经指责马克思这样搞科学研究是不讲求实际，然而，对什么是实际马克思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惟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29]“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30]

创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发现，也才能引领学术潮流。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最喜欢做的事是“啃书本”，而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的阅读是以批判的精神进行阅读，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实际上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就是创新。列宁评论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1]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例。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地租的章节，开始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问题。当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使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时，正值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于是，这种业已获得的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就被马克思用以指导俄国革命，这就促使他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认为可以利用对农村公社生命力的信念推动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从而给相对沉寂的西方革命以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为后者创造无比顺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是与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看法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把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渐露端倪的时候，使马克思不能不把关于俄国等非西欧国家通过非西欧形式与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这类问题放在哲学历史观的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为此，就必须通过对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具体进程。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顾疾病缠身，潜心研究人类学，写下了大量的准备撰述原始公社及其解体的历史的著作的研究笔记——《人类学笔记》，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使唯物史观深深地扎根于活跃的现实之中，更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人品格

学术研究重在规范。讲究规范，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人的基本品格。

推陈出新。学术研究贵在推陈出新，而出新的前提和基础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创新大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学术创新持极端审慎的态度，对动辄就构筑什么“体系”深恶痛绝。七十年代中期，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大喊大叫说什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所谓的“新体系”不屑一顾：“‘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32]。

朴实无华。学术研究要朴素平实，不能故弄玄虚、作惊人之语，不去人为“炒作”、赶时髦。马克思坚持，“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33]早在1845年，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就辛辣地讽刺道：“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34]，当然是毫无结果的，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35]四十多年之后，恩格斯仍然对考茨基那种“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学究气给予严厉批评，对这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36]的深感厌恶。

谦逊诚实。学术研究要谦逊诚实，不抹杀前人成就：要尊重他人观点，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但他们并不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地位，而是“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把他当作一条‘死狗’”的时候，“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37]。同样，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并没有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8]

马克思逝世后，有人出于善意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或者直接称为恩格斯主义，对此种建议，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给予拒绝，并以无限崇敬的心情写到：“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余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39]并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40]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为写作《自然辩证法》，他在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大约百余部著作，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考察了自然科学发展和科学发明创造的历史，提出了对未来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但是在《反杜林论》中，他仍然谦虚地说，“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脱毛’”[41]，甚至谦称自己是自然科学的“涉猎者”。[42]。

科学研究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别人的成果胡批乱点。“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43]他们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他决不把别人的发现据为己有，而是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4]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隐瞒，而是据实交代每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述，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45]马克思引用别人观点或论据的方法，一是直接通过正文表述，一是以随文脚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页码、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至译者、发行商、最初发表处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览无余地直陈纸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引用时，还对某些被世人讹传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细心明确的匡正纠错。而《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则最典型地表示出马克思对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的尊重，为学人们树立了堪称经典的规范楷模。

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的争论或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要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47]，但斗争“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48]。因为“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49]，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别人挑起的无谓争论甚至诽谤、诅咒“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50]这里仅举出几个重要事例。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1874年，以俄国革命青年代表自居的特卡乔夫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挑起与恩格斯的论站。恩格斯认为，如果特卡乔夫“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51]

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发表文章，对《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作了曲解，说马克思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庸俗化。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辱侮。”[52]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马克思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53]，彻底地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杜绝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捍卫《资本论》而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的论战。1868年7月，马克思写了《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尤·孚赫在他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污蔑给予驳斥；1884年10月和1885年5月，恩格斯先后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言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戳穿了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谤言；1894年10月，恩格斯又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尤·沃尔夫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迷》中对马克思学说的肆意污蔑。

淡泊宁静。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4]学人要淡泊名利，甘于寂苦，拒绝物质诱惑，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做出学术精品、上品。真正的学人，不能在做学问与贪图物质享受间兼得，此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学人要用坚忍不拔、超乎寻常的意志与毅力去克服种种困难。在马克思看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55]

马克思是在常人难以想象、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的，而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却不得不长期从事那种使他什么也不能干的“该死的”、“可诅咒的商业”。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就处在穷困潦倒之中，一直与面包房、店主、牛奶铺、菜铺、煤铺、疾病等“敌对的力量”斗争。1857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完全搁浅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的是，这回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56]。1857年12月，“经济困难比平日更加严重，因为已有大约三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帐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偿付旧债。”[57]1858年，马克思的境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为了筹钱，“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58]。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尽管身处困境，但马克思仍然保持乐观的精神风貌，不失幽默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59]1865年7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资本论》写作时的生活与心情：“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60]。1864年4月，当《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完成时，马克思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61]

旧世界给马克思安排了罕见的苦难生活，而马克思以勇敢的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困难作斗争，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疾病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从1863年到1867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新手稿的撰写和第一卷的修订出版工作。马克思自己承认，“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62]。深知《资本论》写作艰辛的恩格斯心痛地对马克思说：“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63]。然而，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资助只勉强印了一千册，所得稿费却不能补偿马克思写作时抽烟的烟钱。

马克思为了坚持公正的科学研究，虽然穷困与疾病伴随一生，但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服。为了追求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弃了得到丰厚收入的机会，颠沛流离，多次被专制政府驱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最适宜的英国伦敦。1842年主编《莱茵报》期间，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出于恐惧，一方面下令查封报纸，迫使马克思辞去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又派人给马克思写信并当面游说，建议他到政府去任职，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马克思宁可流亡国外继续革命斗争，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引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64]，因为“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5]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隆时，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通过一个朋友邀请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马克思对这种拉拢根本没有给予理睬。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近两年来，……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66]1867年4月，俾斯麦派人游说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67]，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马克思对俾斯麦的拉拢毅然拒绝。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处境目前非常困难，因为我不能做一些可以补助收入的工作，而为了孩子又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要不是还有这两卷该死的书一定要在伦敦才能写成的话，……我就会迁到日内瓦去，在那里靠我现有的钱可以过得很好。”[68]1872年3月，虽然当时生活仍很困难，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德国资产阶级杂志《现代》的多次撰稿邀请。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也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赚取稿费，而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还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然“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69]恩格斯曾对考茨基那种“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而“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的做法“毫不宽容”，进行了“无情的批评。”[70]

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不尚虚名，反对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甚至曲意逢迎。1868年7月，友人拟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在报纸上登一则宣传广告，马克思知道后“坚决反对”，并“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71]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72]1894年5月，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73]

考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研究品格与推陈出新、朴实无华、谦逊诚实、善于争论、淡泊宁静的学人品格，是真正的学人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与之相比，目前混迹于学术界的那些搞假、冒、伪、劣学术者是显得多么丑恶和渺小啊!真正的学人，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大力创新学术，为中国学术的发展矢志不渝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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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19][21][23][25][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7，538，374，198，61，61，343.

[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5，424.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

[20][22][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01，434，238.

[26][39][40][44][48][4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242，667，547，663，664，628.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1-142.

[3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285.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66.

[36][46][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11，225，221.

品格范文篇10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品格

勤奋。勤奋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品格。做学问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才能厚积而薄发、深入而浅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勤奋学习，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广泛汲取了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优秀文化成果，可以说达到了同时代人的最高水平，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恩格斯称赞马克思道：“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为了整理、修订《资本论》第二卷手稿，1869-1873年间，马克思以五十多岁高龄自学了俄语，对大量关于俄国土地关系的资料，“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第二卷中“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恩格斯发现，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立方米。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严重疾病缠身，马克思感觉到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前完成经济学著作，他一直跟生命、时间赛跑，“发狂似地通宵”工作，在《资本论》写作最紧张时刻，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在博物馆里钻研，每天夜间则在家中进行写作，甚至连给朋友写信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间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与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损失一点时间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恩格斯建议他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去旅行疗养，但他却说，“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恩格斯也是一样，七十多岁时依然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时，直到深夜。”

严谨。严谨是学术研究的本然品格。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真诚地表示：“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这位科学巨匠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有时到了几乎是苛刻的地步。1858年11月，他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9]

马克思从1844年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开始研究经济学，还在1851年就打算用五个星期完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又表示用六个星期完成预计的写作出版任务，可是经过了诸多无端的阵痛后，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得以问世，而第二、三卷则由于他对科学研究极端严谨的态度和穷困疾病缠身，终其一生也未能看到出版。拉法格这样评论道：马克思“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的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查阅书籍。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10]甚至连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责备马克思在科学上过于认真：“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11]，“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12]为使《资本论》尽早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手稿分批交给出版商，但马克思坚决不同意：“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3]1867年4月《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马克思就着手修订第二卷手稿，计划在1868年春出版。虽然第二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就做过长时间研究，并且写有初稿，但是，这时马克思再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不仅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著作，而且仔细分析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材料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状况。然而，到1868年他却表示，“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14]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认为，“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因此，“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绝不出版第二卷”[15]。直到1880年6月，他还是坚持“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16]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中肯地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7]实际上，从1867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共为第二卷写了七份手稿!

恩格斯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并不在马克思之下。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是写信、提建议，还是写文章，他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时候，即使是校对印刷清样这样的工作，也决不马虎从事，总是仔细查对勿使有错，细致到“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18]。十余年间，他校对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及其他著作数百万字的清样：“我已经很习惯于看两份校样，一份核对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个别的排印错误，如果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显的笑话”[19]，而“为了找出错误，我就得钻到通常的排印差错中去!”[20]他语重心长地教诲青年们，在同论敌进行交锋时必须严肃认真，批判既要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又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根据。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多次指出：“您下一次的答辩，应当更加严谨”[21]，“这本书的文字……可以更严谨些”[22]。针对考茨基“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里下武断的论断”的不良学风，恩格斯严肃地指出：“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23]毫不奇怪，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那种“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24]深恶痛绝。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还表现为一贯坚持研究问题要了解历史，要根据原著掌握全部理论。1883年9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且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25]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要求：“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26]

求实。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实践服务、为人类服务。学人们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崇高社会责任，如果不能做到求实，学术就不能提高，社会就不能进步，文明就不能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空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不应当为学术而学术，“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27]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28]。马克思光辉的一生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资本论》的写作花了整整四十个年头，资产阶级的庸人们曾经指责马克思这样搞科学研究是不讲求实际，然而，对什么是实际马克思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惟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29]“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30]

创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发现，也才能引领学术潮流。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最喜欢做的事是“啃书本”，而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的阅读是以批判的精神进行阅读，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实际上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就是创新。列宁评论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1]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例。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地租的章节，开始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问题。当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使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时，正值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于是，这种业已获得的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就被马克思用以指导俄国革命，这就促使他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认为可以利用对农村公社生命力的信念推动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从而给相对沉寂的西方革命以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为后者创造无比顺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是与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看法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把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渐露端倪的时候，使马克思不能不把关于俄国等非西欧国家通过非西欧形式与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这类问题放在哲学历史观的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为此，就必须通过对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具体进程。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顾疾病缠身，潜心研究人类学，写下了大量的准备撰述原始公社及其解体的历史的著作的研究笔记——《人类学笔记》，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使唯物史观深深地扎根于活跃的现实之中，更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人品格

学术研究重在规范。讲究规范，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人的基本品格。

推陈出新。学术研究贵在推陈出新，而出新的前提和基础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创新大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学术创新持极端审慎的态度，对动辄就构筑什么“体系”深恶痛绝。七十年代中期，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大喊大叫说什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所谓的“新体系”不屑一顾：“‘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32]。

朴实无华。学术研究要朴素平实，不能故弄玄虚、作惊人之语，不去人为“炒作”、赶时髦。马克思坚持，“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33]早在1845年，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就辛辣地讽刺道：“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34]，当然是毫无结果的，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35]四十多年之后，恩格斯仍然对考茨基那种“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学究气给予严厉批评，对这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36]的深感厌恶。

谦逊诚实。学术研究要谦逊诚实，不抹杀前人成就：要尊重他人观点，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但他们并不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地位，而是“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把他当作一条‘死狗’”的时候，“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37]。同样，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并没有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8]

马克思逝世后，有人出于善意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或者直接称为恩格斯主义，对此种建议，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给予拒绝，并以无限崇敬的心情写到：“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余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39]并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40]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为写作《自然辩证法》，他在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大约百余部著作，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考察了自然科学发展和科学发明创造的历史，提出了对未来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但是在《反杜林论》中，他仍然谦虚地说，“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脱毛’”[41]，甚至谦称自己是自然科学的“涉猎者”。[42]。

科学研究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别人的成果胡批乱点。“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43]他们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他决不把别人的发现据为己有，而是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4]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隐瞒，而是据实交代每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述，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45]马克思引用别人观点或论据的方法，一是直接通过正文表述，一是以随文脚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页码、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至译者、发行商、最初发表处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览无余地直陈纸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引用时，还对某些被世人讹传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细心明确的匡正纠错。而《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则最典型地表示出马克思对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的尊重，为学人们树立了堪称经典的规范楷模。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的争论或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要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47]，但斗争“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48]。因为“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49]，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别人挑起的无谓争论甚至诽谤、诅咒“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50]这里仅举出几个重要事例。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1874年，以俄国革命青年代表自居的特卡乔夫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挑起与恩格斯的论站。恩格斯认为，如果特卡乔夫“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51]

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发表文章，对《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作了曲解，说马克思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庸俗化。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辱侮。”[52]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马克思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53]，彻底地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杜绝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捍卫《资本论》而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的论战。1868年7月，马克思写了《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尤·孚赫在他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污蔑给予驳斥；1884年10月和1885年5月，恩格斯先后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言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戳穿了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谤言；1894年10月，恩格斯又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尤·沃尔夫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迷》中对马克思学说的肆意污蔑。

淡泊宁静。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4]学人要淡泊名利，甘于寂苦，拒绝物质诱惑，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做出学术精品、上品。真正的学人，不能在做学问与贪图物质享受间兼得，此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学人要用坚忍不拔、超乎寻常的意志与毅力去克服种种困难。在马克思看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55]

马克思是在常人难以想象、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的，而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却不得不长期从事那种使他什么也不能干的“该死的”、“可诅咒的商业”。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就处在穷困潦倒之中，一直与面包房、店主、牛奶铺、菜铺、煤铺、疾病等“敌对的力量”斗争。1857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完全搁浅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的是，这回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56]。1857年12月，“经济困难比平日更加严重，因为已有大约三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帐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偿付旧债。”[57]1858年，马克思的境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为了筹钱，“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58]。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尽管身处困境，但马克思仍然保持乐观的精神风貌，不失幽默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59]1865年7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资本论》写作时的生活与心情：“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60]。1864年4月，当《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完成时，马克思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61]

旧世界给马克思安排了罕见的苦难生活，而马克思以勇敢的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困难作斗争，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疾病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从1863年到1867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新手稿的撰写和第一卷的修订出版工作。马克思自己承认，“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62]。深知《资本论》写作艰辛的恩格斯心痛地对马克思说：“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63]。然而，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资助只勉强印了一千册，所得稿费却不能补偿马克思写作时抽烟的烟钱。

马克思为了坚持公正的科学研究，虽然穷困与疾病伴随一生，但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服。为了追求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弃了得到丰厚收入的机会，颠沛流离，多次被专制政府驱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最适宜的英国伦敦。1842年主编《莱茵报》期间，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出于恐惧，一方面下令查封报纸，迫使马克思辞去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又派人给马克思写信并当面游说，建议他到政府去任职，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马克思宁可流亡国外继续革命斗争，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引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64]，因为“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5]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隆时，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通过一个朋友邀请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马克思对这种拉拢根本没有给予理睬。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近两年来，……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66]1867年4月，俾斯麦派人游说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67]，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马克思对俾斯麦的拉拢毅然拒绝。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处境目前非常困难，因为我不能做一些可以补助收入的工作，而为了孩子又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要不是还有这两卷该死的书一定要在伦敦才能写成的话，……我就会迁到日内瓦去，在那里靠我现有的钱可以过得很好。”[68]1872年3月，虽然当时生活仍很困难，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德国资产阶级杂志《现代》的多次撰稿邀请。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也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赚取稿费，而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还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然“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69]恩格斯曾对考茨基那种“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而“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的做法“毫不宽容”，进行了“无情的批评。”[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