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工业化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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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业化

农业工业化范文篇1

一、准确把握我市当前农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农业在广西经济格局中,经历了“辉煌—停滞—爬坡”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1978-1992年是我市农业发展的辉煌时期。这个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广大农村,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业体制改革,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以传统方式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等到了快速发展。1992年我市三产的比重为:45.5:27.5:27.0。农业是我市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高速增长,财政连年上新台阶,农民收入增长快速,涌现出许许多多的万元户,贵港和玉林成为了广西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代名词。但是人多地少、农业分散经营、集约化程度不高、市场信息封闭等弊端开始出现。

1993-2001年我市农业发展的相对停滞期。尽管农业还在继续发展,但耕地开发已基本达到极限,农业结构调整提上了重要日程。为此我市提出了“粮、果、鱼、牧、林全面发展”的战略,启动了“再造一个山上贵港”工程,仅三区当时就利用荒山种了龙眼100多万亩,并初步形成了以桥圩镇羽绒集散交易、八塘镇蘑菇生产、石卡镇甘蔗、覃塘镇莲藕和茶叶、丹竹镇烟叶、金田镇淮山等主要形态的农产品基地,以贵糖集团、甘化公司、桂平糖厂、平南糖厂为主的农业龙头企业不断壮大,非粮食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发展的势头不够强劲,产业与市场仍然缺乏有效的信息对接,市场化服务体系没有建立,政府行政性计划和盲目性指导色彩浓厚,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缺乏必要的市场性引导,卖粮难、卖菜难、卖果难现象不断发生。农民增产不增收,怨声载道。这个时期,以建材、化工等体系的工业在这一阶段得到了较快发展。2001年三产的比重为:38.8:23.2:38.0。这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转移,绝大部分青年劳动力涌向广东,一部分有原始积累的农民开始进城务工、经商或定居,农民工资性收入首次与农业性收入基本持平。

2002年-现在是我市现代农业发展的爬坡期。在这一时期,农业结构调整继续深化推进,农业经济继续发展,新增了一批农业龙头企业,新建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农产品基地;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超过农业生产性收入。根据最近的调查统计,截止20**年6月底,全市有农业产业企业89家,其中市级以上的23家;农业产业基地112万亩,其中规模化(连片1000亩以上)基地23个;农业园区10个,其中自治区级现代化园区的1个,;畜牧、水产、禽类养殖基地6个。农业工业化企业带动和辐射农户61万多户,农民从农业产业化中获得收益达5.16亿元以上。20**年三产业的比重为:27.2:36.1:36.7。但整体来说,这阶段我市的农业产业化仍处于爬坡阶段,农业工业化程度低、科技水平低、信息化程度低等状况还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农业工业还没有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同时,农业服务行业开始全面市场化,种子、化肥等农资价格逐步上升,农业发展成本加大。

二、当前我市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和对外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工业经济在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得到了充分发展。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其发展速度和水平远远低于工业的发展。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率越来越大,到20**年达到了创记录的3.28:1的水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不是在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面对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大趋势,我市现代农业发展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如果不打牢基础,不优化结构,不整合优势,不形成强势,不走农业工业化道路,就会被市场边缘化,不仅影响农民的增收,而且延缓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影响我市全面发展的大局。归结起来,我市现代农业发展遇到的主要挑战是:

挑战之一:面临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强劲发展的挑战。经过若干年的结构性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了区域性和功能性划分的布局,全国范围内农业产业化趋势波涛汹涌,迅猛发展,涌现了一批规模巨大、带动力强劲的城乡一体化产业(即城郊型农产品基地,如上海郊区工厂化蔬菜生产基地)、集约型产业(如山东寿光蔬菜基地、海南热带水果蔬菜基地、云南普洱茶基地)、专业化产业(如伊利、蒙牛奶业)、出口型产业基地(如山东大蒜、沿海地区水产品出口)……这些发育充分的农业企业和基地,其产品在市场上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份额,形成越来越大的优势,而落后地区(例如我市)的许多农产品由于没有规模化优势和高附加值优势,逐步被市场边缘化,农业产业化步履更加艰难。

挑战之二:面临后发展地区后来者赶超的挑战。后发展地区指我国中西部地区和广西西北地区,他们挟土地和资源的优势,大做山上文章,不断拓展林产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大力进行山川旅游、山区矿产资源等开发,大益资源丰富之利,发展速度后来居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很快超过了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平原地区。更重要的是,由于具有土地和资源优势,又形成了吸聚外来资金的吸盘效应。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挑战之三:来自我市农业自我发展而面临的困难挑战。农业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非常有限,人均基本上是七分田三分地,人多地少,无法腾出更多的土地搞集约化经营,再加上土地使用权流转困难,农业分散经营、小打小闹的局面一直无法改变。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基础设施陈旧落后,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不高,部分地方农业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靠牛耕作的低水平困境,农业工业化就更谈不上了。土地资源的有限和农业工业化程度的低下,迫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的劳动力年纪大、素质低,很难承担推进农业工业化的重任。

挑战之四:面临劳动力转移压力不断加大的挑战。我市480万人口中,约380万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都在增加。同时,由于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大批没有技能或年纪稍大的农民工开始回流,一部分进入当地城镇自谋职业,一部分转入当地企业就业,但相当部分人员无法就业。又由于我市工业还处在爬坡阶段,工业发展总量不大,劳动密集型的大企业不多,吸聚和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差。因此,就业的压力非常巨大。

挑战之五:面临加入WTO和与东盟签定农业自由贸易协定带来外部压力的挑战。我国在加入WTO组织后,于20**年又与东盟十国签定了农业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件大事对我国的农业来说,是一面双刃剑。有利的一面是我国的农产品可以直接进入世界市场,同时可以更广泛地与外国进行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利的一面是我们必须经受得住国外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政策,以及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对我们农业发展的冲击,特别是大宗农产品进口对相关农业带来的重大危害。我市与大部分东盟国家同属于亚热带气候,农产品品种结构多有雷同,农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对我们的冲击更大。

三、推进农业工业化的若干建议

农业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最终发展形式,是我市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六靠”核心战略的重要内容。农业工业化内涵,是指依托农产品或其他农业生物资源,运用现代工业的生产理念、经营方式、物质形态、管理手段,从根本上提升农业的生产价值或资源利用率,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实现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一体化经营和发展。农业工业化首先要求用现代物质手段改造和装备农业,建立规模化、标准化、工厂化的农业产业基地,同时将农产品进行加工并进入市场,形成生产(农产品基地)—加工(工业企业)—市场(加工产品销售)的产业链,实现农业效益的最大化。当前,我市的农业工业化进程,虽然存在资源制约,但我们拥有人才、技术、资金、区位、交通、特色农产品和大量农村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发展农业工业正当其时。推进农业工业化,必须要运用“六靠”理念,确立“五个五”工作思路,凝聚共识、强化机制、优化模式、打造品牌、抓好对接,实现农业工业化新跨越。

——凝聚五点共识

一是抓农业工业化就是抓全局的共识。加快发展是我市总体战略目标,是我市最大的政治、最硬的道理和最根本的任务。加快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实现工业化,包括农业工业化。农业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农村作为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区域,农民作为创造财富的力量,只有将这些要素进行整合和提升,才能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充分发展,才能达到投入和产出效益比率的最大化。因而可以说,农业工业化是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然要求。我市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证明,不走农业工业化道路,加快发展的目标就不能实现,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成为一句空话,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新贵港的目标离我们将越来越远。

二是抓农业工业化就是抓根本的共识。“六靠”思路的核心战略在于推进工业化。工业化体现的是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实现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同样地,农业要取得跨越式发展,农业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壕沟。在我市发展的现阶段,工业是连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纽带,是推进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电机和加速器,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决定因素。可以说,没有工业化的带动,农业产业化将难以推进,城镇化将难以为计,服务业将难以兴旺,全面小康社会也将难以实现。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工业化,这是农业发展的不二法门。

三是抓农业工业化就是要抓项目的共识。工业化的关键依托是项目,项目是经济工作的主抓手,是聚集资金、人才、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有效载体。无论是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建立农业市场流通体系,都要靠项目来支撑。大项目有大发展,小项目有小发展,没项目难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基地的建设,本身就是项目建立的过程,是“土地-农民-企业-产品-市场”产业要素整合的过程。争取中央、自治区对我市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功能区域规划、农业产业基地、品牌农业发展等项目的政策性财政性支持,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方向;把经过整合和包装的农业开发项目和建设项目向外推介,吸引外来投资,也是我们实现项目战略的一种途径。

四是抓农业工业化就是抓就业的共识。工业化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出口和主渠道。贵港作为传统的农业地区,经济实力弱,弱就弱在农业大而不强,弱就弱在工业是短腿。农业大,不是农业土地辽阔、资源丰富,而是农村人口多,农村劳动力比重大。农业不强,最主要的就是农业产业化不强,核心是农业工业化不强。在我市工业化还处在爬坡阶段,以及城镇化水平不高、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不强的阶段,农业工业的不发达,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今后若干年内,我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在持续增长,只有加快农业工业化、农业产业化进程,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的问题。

五是抓农业工业化就是抓城镇化的共识。工业化是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发动机和加速器,是实现城镇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决定因素。城镇化反过来会推动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工业化的资源在农村,但农业工业的发展平台却在城镇或交通方便的区域,农业工业发达的地方,必将成为吸引大量人才(劳动力)、资源、资金的聚集地,必将成为第三产业发展充分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工业化是推进城镇化,促使农民洗脚上田,走进城镇、融入城市的最大动力。

——强化五种机制

一是扶大做强机制。即强化建立政府对现有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机制。依托现有的贵糖集团、甘化公司、农机制造公司、青隆机械公司、雄森和乳泉酒业、源安堂药业、亚计山养殖场等23家市级以上的强优农业龙头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企业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为核心,以做强品牌、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为着力点,以资本运营、强强联合为手段,走内涵式发展和规模扩张的路子,打造一批主业突出、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企业集团。要从政策扶持、原料生产、贷款融资、财政贴息、项目申报、环境治理、劳动用工等方面做好服务,建大平台,搞大产业,谋大发展。要象贵州的酒、云南的烟、内蒙的乳制品一样,营造一个企业就能支撑一个区域经济,一个企业就能建造一个现代新城镇的经济格局。

二是培育孵化机制。强化运用行政、经济、市场等多种手段,形成培育壮大中小农业企业、孵化新兴特色龙头企业的机制。对我市现有的香米、蘑菇、蚕丝、腐竹、茶叶、药材等特色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要发展壮大,走科技兴企之路,促进具有技术特色、产品特色的骨干企业快速成长;没有形成规模的要孵化培植,要建立良好的农业工业化融资平台、项目平台,积极为新兴企业解决发展资金、项目问题,尽快形成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中小企业群。要学习外地经验,象四川成都市政府一样,建立现代农业发展投资公司,完善融资体制,引进大型农业开发项目,引进大资金,搞活大农业。

三是倾注活力机制。强化农业基地化建设扶持机制,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对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农业生产基地,在农机购置补贴、良种作物补贴、粮食种植补贴、水利设施建设扶持、科技示范扶持、市场信息服务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要启动农业科技入村到户工程,以优势农产品和优势产区为重点,以推广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为主要措施,开展送科技、送种子、送服务下乡的支农主题实践活动,形成农业创新和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应用能力,带动农业的发展进步,带动农民的增产增收,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生动活泼、生机蓬勃的农业发展新局面,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倾注新活力。

四是强筋健骨机制。强化对农民的培训机制,奠定农业工业化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农业工业化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农民的素质如何,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在农业生产良种良法技术方面对农民进行必要的培训,还要在农产品生产加工、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发展策划和应对挑战等方面对农民进行大力的培训,从内在素质上改造农民、强化农民。要加强农民工专业转岗培训,建立培训、就业、跟踪服务一体化机制,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形成强大的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源,为农业工业化创造条件。

五是筑巢引凤机制。强化农业项目招商引资机制,提高对外合作开放的程度和水平。农业要大发展,既要加快推进农业工业化进程,还要走出去、引进来,通过内强外联、开放合作,提高农业发展的水平,提升农业的市场竞争力。比如,玉林市通过与台商共同建立桂台农业合作经济区,引进台湾许多农业开发公司和农业合作项目,使玉林的农业产业化迅速跃上一个崭新的台阶;我市的永顺鸽业通过与深圳公司合作,也由小打小闹发展到年产60万对的规模。当前,我市小型农用柴油机在东南亚有很大的市场,完全可以通过对外合作做强做大;港南区的羽绒加工产业可以通过与浙江民营企业联营,扩大整体加工规模和提高技术水平,等等。

——优化五种模式

一是扁平化模式。这种模式大多是农业生产资源型的“基地+农户”模式,它的末端是分散的农户或集约化的种植大户,由于传统的种植优势,其在市场上已形成一定的知名度,产品由传统的分散型的客商收购。如桥圩的泽泻和穿心莲药材、桂平的淮山等大多属于这种模式,是一种自发性或处于低水平的基地化模式。

二是锥型化模式。即“公司+基地+农户”模式。这种模式比第一种模式进一步优化,特点是基地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由一个专门的公司按照与农户约定的价格收购,然后由公司统一推向市场,盈利与否由公司自己负责。这种模式也叫订单农业,规模大小决定于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市场需求量。如桂平的万德米业、港北的大福穗米业、港南的永顺鸽业、以及扬翔猪养殖业、鹅三宝养鹅业等。

三是链条模式。即“市场+销售公司(协会)+加工企业+生产基地+农户”的模式。这是一种农业工业化的基本模式,相对于前两种模式,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环节各多、链条更长,产生的效益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如我市蔗糖的综合加工利用、桂平坤锦禾食品加工业、源安堂药业等。

四是园区化模式。就是通过政府设立农业工业园区,引进大批农业加工企业,形成农业资源的整体聚集和加工企业的整体聚集,产生农业工业的规模化效应。这种模式是现代农业工业化发展的最好模式,也是与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模式。由于园区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企业建立可以是独资,也可以由农民以土地、资金、资源入股,共同参与园区企业建设,共同分享农业加工和销售产生的利润,参与更多的利益分配。更重要的是,随着园区的建立、企业的增加、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可以吸收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使许多农民可以洗脚上田,成为产业工人和城市(镇)居民。目前我市已经启动的园区有蒙圩龙门农业工业园区、长安工业园区、桥圩羽绒加工园区、根竹园艺园区、平山芒编工业园区等,但规模都比较小,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

五是物流化模式。通过建设现代化的农产品流通基地和流通体系,辐射带动农业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经营。这种模式,需要有完善的市场流通体系和现代化的物流管理机制,市场化程度更高,信息更通畅,影响力更大。如山东寿光市的农产品市场,触觉伸展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吸引了全国的农产品经销商;玉林市的中药材市场在广西乃至我国西南地区也小有名气;我市的大西南林产品市场也要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

——打造五种品牌

一是打造大企业品牌。如年产值超5亿元以上的贵糖集团、扬翔饲料,投资达9亿元的亚计山扬翔养殖场,产值超亿元的甘化公司、三露饲料、万千饲料、源安堂,还有雄森和乳泉酒业、青隆机械、金源酒精等一批大有发展前景的企业,都要做大做强,做出更大的名气,打造更响的名声。

二是打造知名农产品品牌。我市拥有许多的知名农产品品牌,如桂花牌白糖、榴化牌卷筒纸、肤阴洁等知名产品品牌,有荔枝之乡、羽绒之乡等农产品源产地品牌。这些知名品牌,要通过包装、宣传、策划、营销等手段,形成1-2项“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免检产品”、“中国知名出口品牌”,10多项“广西名牌”、“广西著名商标”等,创造更多的品牌效应和品牌价值。

三是打造绿色、特色、珍稀农产品品牌。如大米、酒业、药材、蘑菇、蚕丝、腐竹、茶叶、黄沙鳖、余甘果、鸽子等。

四是打造生态农业和旅游农业品牌。如龙潭国家森林公园、平天山森林公园、西山宗教文化生态旅游景区、西山农家乐和龙泉、银泉山庄等。

五是打造农业流通市场品牌。如林产品市场、农资专业市场等,还要拓展芒编等农产品海外市场。

——抓好五个对接

一是抓好企业与农业基地的对接。农产品加工企业要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做好对接,通过建立合同农业、契约农业、股份农业,把企业与农业紧密连接起来,共同参与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过程,共同分享产业产生的效益。

二是抓好产品与市场对接。要通过建设工业园区搭建农产品生产加工与市场的对接平台,通过建设现代化的农产品信息网络,特别是农村农业信息网络,使农业、农民与市场连接起来,把握市场动向,抓住市场商机,减少生产盲目性和被动性。

三是抓好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体系对接。农业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许多农民通过劳动力转移成为了各行各业的劳务人员。随着身份改变,他们将面临着户口迁移、劳动保障、子女读书、劳动培训机会,劳动用工管理、权益维护、享受社区公共服务、再就业机会等一系列问题,这就需要政府认真面对,从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和角度,建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的长效机制,真正推进我市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农业工业化范文篇2

人们在传统意义上对工业化的理解,仅指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即与农业化时代相对的工业化时代。它是指18世纪下半叶,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历史性发展过程,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的,引起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标志着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一个新飞跃的开端;另一方面,工业化不仅是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即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的过程。就物质生产领域而言,工业化包括工业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工业化,正如张培刚同志所言:工业化“可以表明以往两个世纪中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变化,而且将工业发展和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简言之,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所以,实现农业工业化同样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

一、农业工业化的内涵及要求

农业工业化是一个包括多层含义的动态发展过程。从技术含义讲,它是指在农业领域广泛采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提供的技术装备,使落后的、传统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转变为知识密集的农业的过程;从经济含义讲,它是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分工不断发展、培养出越来越多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经营管理方法的农业劳动者的过程;从制度含义讲,它是一个具有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较为完善的政府扶持农业的一系列制度的制度体系;从社会含义讲,它是农业社会化的过程,是由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变为高度商品化、社会化市场经济,并由此带动农村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农民知识结构以及价值观念根本改变的过程;从生态含义讲,它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中,保持和维护生态平衡,使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在优美、健康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推进人类文明的过程。所以,农业工业化的要求是:

农产品加工化。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方法,将农业的主副产品进行加工,制成各种食品或其他用品。它是农产品由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粮食加工、饲料加工、榨油、酿造、制淀粉、制糖、纤维加工、烤烟、制茶以及果品、蔬菜、畜产品、水产品加工等。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农产品加工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搞好农产品的加工和转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和包括家庭工厂在内的多种多样的乡镇企业,以加强农工商的横向联系。

经济主体企业化。一方面生产经营主体作为独立的生产者完全按市场需求科学合理决策和经营;另一方面,生产经营主体实行企业化管理,运用现代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使农业资源在人类的干预下得到更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生产资料、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得到更合理的组合,从而使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生产条件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一切能够使用机械操作的部门和地方都用机械来代替手工和畜力工具操作。主要包括农林牧副渔各部门生产过程中播种、收获、排灌、产品运输、加工以及农业基本建设施工机械化等。机械化能减轻劳动强度、节省人力,腾出劳力以发展多种经营,是提高作业质量,实现农业稳产高产的保证,是大规模开荒的重要手段,是降低农产品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条件,并能推动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所以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

生产技术科学化。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农业。它包括:通过采用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遗传工程和发酵工程等先进科学成果,为种养殖业培养出高产、优质、种类多、适应和利用自然能力强、抗逆性强的优良品种;利用土壤肥料学的成果,改善土壤物理、化学性能,提高土壤的团粒结构;利用医药学和农药学的成果,防止动植物病虫害和杂草的危害;利用耕作栽培学、畜牧学和水产学等科学成果,建立先进的耕作制度,采用科学的栽培方法和饲养管理方法。生产技术科学化是农业生产真正实现提高产品产量、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保证食用安全的根本保证。

生产管理水利化、电气化。一方面,通过兴修水利工程和各种设施,以根除水害,发展水利,最大限度地保证农业合理用水,使农业具有兴水利、除水害、创建高产稳产田、旱涝保收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农业中广泛使用电力,主要包括把电力作为农业机械的动力,通过电气设备进行增温、冷却、通风、照明,把电子计算机等先进设备用于农业生产管理。

生产组织社会化。在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一方面,农业生产链通过加工、储藏、销售等各部门不断延长深化,使农业生产逐渐成为市场化、规模化和深度开发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农业与相关产业部门相互结合,彼此依存,形成产供销或农工商经营的一体化。并且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这种彼此依赖程度不断加强,最终实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目标。

农业人口城镇化。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入城镇生存和发展。农村人口城镇化既是农业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又是农业工业化的根本任务。因为农业工业化的实质是变农业人口为城镇人口的过程,这一过程带来的不仅是广大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改变,而且会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得以消除。

生态环境可持续化。我国农业工业化不能重走一些发达国家“先污染、先破坏、后治理”的路子,而必须“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全面实施发展生态农业、发展循环经济所必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可持续的环境质量来保证生产的产品安全;通过可持续的竞争力使整个农业产业链条成为各种比较优势的积聚体;通过环境可持续、效益可持续最终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速我国农业工业化进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其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农业水利工程及农业基础设施绝大部分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年久失修,功能老化,配套不全,保障能力大大下降,有大部分水库带病运转。有相当多的农业基础设施不能利用,这给农业机械化的应用带来障碍。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在存量上与现阶段的农业工业化发展不相适应,在数量上也不能满足新阶段农业工业化发展要求。尤其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的农业基本建设速度放慢,农业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其中水利基本建设的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率下降幅度更大。

第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农产品加工层次低,深加工、精加工不足,产品结构单一,缺乏竞争力;二是农产品加工、保鲜、包装、储运等环节技术落后,严重制约了加工品的质量提高;三是农产品加工业投资不足,企业规模小,影响农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升级;四是西北地区、边远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业还相当落后。

第三,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低。我国农业虽然已采用了生物技术,一些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联营采用了一些先进设备和技术,但总体上说是以低技术为主。其主要表现是:在耕种、饲养方面,以传统的耕作技术和饲养方式为主。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农业劳动力中有1/4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农民多凭直接经验和千百年积累的经验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家庭饲养业,多作为家庭副业,很少利用先进技术。在生产工具使用上,以铁木农具和人畜力为主,虽然近年来农业机械发展较快,但用于农业生产的并不多,靠人力和畜力、铁木农具的状况改变不大。

第四,市场优化农业结构的机制不健全。其主要表现在:市场主体发育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发育不足;信息系统不完善,运转不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

第五,农业社会化程度低。生产单位规模小,我国有2.5亿农户,每个农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独立的经济实体;每个农户平均每人精耕土地不足2.1亩,每户饲养牛不超过2头,农户几乎都从事多种经营;专业分工程度低,目前大多数农户以种植业为主,农闲时出外搞其他经营;小户经营,农民的费用支出大,收入水平低,在小块土地上难以实现机械化,加上农民养不起农机,并且大多数农户不具备购买农机的能力。

三、发展农业工业化的思路

第一,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这是发展农业工业化的根本途径。农产品加工业是介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有1.5产业之称。农产品加工业在中国农村大有发展前途。它可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化的分工,并通过“龙头”企业对农户提供信息,供应生产资料,提供资金扶持,进行生产技术培训,技术指导等。现阶段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应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这样既可以大大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减轻农村土地劳动力负荷,提高农民收入,还可以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对降低初级农产品的国内资源成本,从而使比较劣势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比较优势。其具体做法是:在产业结构上,以市场为导向,把握消费发展趋势,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要着重发展需求收入弹性高、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加工业;在产品质量方面,要符合现代居民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向方便化(方便食品、速冻食品等),工程化(营养平衡、安全卫生、统一标准),功能化(保健功能)、专用化(基础原料专业化),绿色化(绿色食品)等方向发展;在产业组织方面,要扶持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鼓励兼并联合等产权重组,形成大中小企业并举,分工协作的产业组织结构。

第二,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机械化就没有农业工业化。在现阶段我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途径是:要把主要农产品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产业化经营有机结合起来,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地推进主要农产品生产机械化,由生产环节向生产全过程发展,形成农业机械化与产业化经营相结合的机制;因地制宜,有重点推进地区农业机械化。目前我国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新疆等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比较高,南方稻麦区有高有低,地区发展差别较大,各地要充分利用技术条件和投资环境,支持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的机械化发展;西部地区要着力推进粮食、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加工机械化,草原建设和草场改良机械化,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机械化;建立与农业机械化相结合的农村经济体制,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农业机械化。政府要转变职能,把政府对农业机械化管理职能真正转变到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宏观调控政策上来,搞好农业机械化建设,使农业机械化发展真正推动农业工业化发展。

第三,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传统农业改造的目标是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传统农业改造的途径是解除限制农村人口流动的障碍,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土地制度,解决农民的创业权,扩大农村投资需求,从而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发展。

第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加强农村地区小城镇的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逐步形成现代化的开放式交通运输网络和通信网络。要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城乡工业的合理分工。根据城乡不同资源和技术优势,在主导产业选择等方面实行城乡工业的合理分工,引导城乡工业根据各自的比较成本优势确定自己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

农业工业化范文篇3

一.农业工业化内涵分析

(一)工业化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中指出: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ProductionFunction)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①这个定义,比大多数其他学者所用的解释要广泛得多,可以将工业发展和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同时,张培刚教授在该书中指出:农业经营如同任何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必定要同样受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影响和控制。只有依照这种解释,工业化才可以将制造业的工业化及农场经营的工业化都包括在内。有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工业化定义,这些学者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斯威齐(PaulM.Sweezy)。他将工业化定义为新工业的建立,或新生产方法的创用。斯威齐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所有我们通常称为‘基本’工业的,都以新工业的姿态出现。”斯威齐的定义或解释可以归纳为:工业化过程其实是新工业的建立或新生产方法的创用过程。②

(二)农业工业化

根据上述诸多经济学家关于“工业化”的阐述,可把农业工业化定义为:农业生产过程中一些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包括多种随着企业机械化、建立新工业、开发新市场以及开拓新领域而带来的基本变化。这些变化一般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农业工业化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创新过程。据张培刚教授以及斯威齐对工业化的解释,我们可以总结出:工业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创新是农业工业化的灵魂。而这儿所说的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管理对象的商品化。随着工业化过程进展,农业经济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农业产后各部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把农业生产直接推向市场,开始了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二是农业经营主体的企业化。他们独立自主自负盈亏,面临市场的重重变化进行科学、合理决策。生产经营主体的企业化要求家庭农场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也要求对农业企业的管理采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加以调控。三是农业技术生物化。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变化的过程,而在这变化过程中起催化作用的是新技术应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预言,21世纪的农业将是知识最密集的产业,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将广泛应用于农业。

2.农业工业化是农业资本利用深化的过程.张培刚教授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一书第142页指出:“工业化多少也可说是扩大利用资本和加深利用资本的过程。这种过程可以提高每个人及每单位土地的生产力。”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必然导致农业与相关产业部门相互结合,彼此依存,从而出现了供产销或农工商等农业经营的一体化。农业生产链通过加工、储存、销售等各部门不断延长深化,农业生产逐渐成为一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市场化、规模化和深度开发化的渐次高度化过程。在农业资本利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农业是核心,但推动一体化发展的却是非农经济部门。可以认为,农业工业化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之一。

3.农业工业化是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过程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其实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从宏观上讲,农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地区专业化;二是由于农业生产经营的集中化、商品化,扩大了农前、农中、农后各产业部门和各类农场的分工,从而促进了部门专业化和农场专业化;三是从微观来看,农业部门和农场专业化的发展,又把一种产品的不同部分或不同工艺阶段都分成了专项生产,推动了农业生产工艺专业化。农业生产专业化在这三个层次上的发展,才可能延长农业生产链,使科学的新的组织管理方式、新技术运用成为可能,从而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二、加快改革,积极推进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

农业工业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内生的生产方式的变迁。在变迁过程中受到各种各样的制度因素影响。所以只有加快诸如农户组织制度,农业投资体制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才会促进农业工业化的迅猛发展。

(一)农户组织制度创新——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的前提

人们通常认为,农业的变革主要归结于生产组织的改变。制度和农户实际上处于一种互动的链条中。制度安排决定了农户经济行为的选择,并通过影响经济行为决定经济运行的绩效;经济运行的绩效会反过来反馈给农户,使农户行为做出适度的调整,从而反作用于相关制度安排,甚至引起制度创新。而我国现行农户经营组织,大都超小型规模经营,从而和大市场化的矛盾日益突出,也难以适应农业工业化的内在制度变迁的需要。据农业工业化内涵分析,农业工业化是一种逐渐市场化、规模化的渐次高度化过程。要形成规模化的发展,首先农户组织制度要创新,创新的基本方向是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经营之所以能够成为实现农业工业化的有效途径,是因为它能够解决我国现行农业经营体制下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带来的种种弊端:一是通过贸工农一体化的社会化生产,有利于分散的小农户联合进入市场,克服以前盲目进入市场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二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先进技术及时推广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并且在一体化经营过程中,促进农业生产专业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三是农业产业化使农民成了平均利润的分享者,农工商各方面、各环节由此结成牢固的利润共同体,具体地体现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在农业产业化制度创新方面主要应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第一,龙头企业建设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要允许和坚持龙头企业的多样化,不能强求一律。龙头企业可是以各种类型的乡镇企业,可以是农民联合自办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社区合作经营组织,可以是具有辐射能力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可是以为农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科研、教育、推广及农资供应的农业企业、事业单位和农办实体,也可以是中大中型工商企业和外资企业。第二,农产品商品基地的建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依托和“第一车间”。基地建设要与主导产业的形成和龙头企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坚持突出特色、围绕龙头,连片开发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基地建设可以打破行政区域界限,统一规划布局,但不能动摇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基础,不得侵犯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是处理好产业化经营体系中各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关键是建立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可以是互利互惠的利益关系,也可以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要注意保持和增进农户的利益。应鼓励产销联合,推动产销合同制,通过签订产销合同,明确双方的权益和责任,规范各自的行为,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应鼓励和提倡龙头企业通过建立风险基金、最低收购保护价、按农户出售产品的数量适当返还利润等方式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连接机制;应积极探索农用土地使用权、产品、技术和资金等要素入股,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与龙头企业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联合体。

(二)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的核心

在农业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知识化革命给农业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契机。中国是资源禀赋并不充裕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尤显至关重要。建立新型的农业科技体制,不仅是实现新阶段发展预期的重大举措,而且是应对国际竞争,确保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抉择。首先把科教兴农融入农业产业化战略之中。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而推进农业工业化的基础是科技,加快科技进步的基础是教育。在农业产业化生产过程中,应加强农业科研院校、推广部门与大中型农业龙头企业联姻,用经济手段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培养适用人才,对基本实现农业工业化,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创造企业与农业科技结合的政策环境和运行机制。应积极探索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组织方式与管理制度,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科研、教育、推广单位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应积极探索农业科技成果有偿转让的机制和渠道。鼓励、支持企业以购买成果、专利,提供资金、基地、人才等各种形式,参与农业技术推广、产品开发、高新技术研究乃至基础研究等方面的科技工作。最后,建立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在切实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时,积极开辟新的投入渠道,建立国家、企业、农民和社会共同投入的多元化投入体系。鼓励各类企业投资农业科技。加强科技与金融对接,继续拓宽金融资金渠道,增加农业科技贷款规模。积极引导农民应用科技、投资科技,加强农业科技投入的管理,提高资金利用率。

(三)城乡管理体制创新——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的动力

我们认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农业工业化又是农业现代化最基本的内容,农业工业化同时又受到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推进小城镇发展的任何政策、体制与制度安排,都应有利于推进农业工业化进程。首先,加强农村城镇化和农业工业化的协同发展。从表面上看,农村城镇化与农业工业化是两个不同的经济社会范畴的概念。然而,透过概念的表象,从制度创新和变迁的机制考察,两者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方向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使之成为农产品加工、贸易的聚集场所,缓解劳动力剩余和农产品剩余的压力,从而可促进农业工业化发展。而要想加快农业工业化速度,关键是在于农业和非农产业协调发展,通过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优化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已出现的问题。可见,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运行能够产生多重协同效应,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城乡地域的优势互补。其次,户籍制度改革是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基础。拆除城乡藩篱,打破城乡分割,推动农村城镇化,核心问题是要对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旧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一是取消“农转非”式的户籍迁移方式,实行按属地和职业划分户口类别,允许居民在辖区内自由流动。二是对于不管哪类型的户口,除为减轻大中城市人口压力,目前由国家政策规定的迁移条件限制以外,对已在建制镇登记落户的进城农民,实行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尤其要取消人为原因形成的子女入学、就业以及参加养老、医疗、就业、保险等方面的差异。三是禁止对进入小城镇落户的农民收取或变相收取各项费用,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再次,完善土地制度,促进农民的非农转移,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一方面为农民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民向非农的转移和农业规模化的实现。而农业规模化又是农业工业化的前提。所以,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是实现农业工业化的关键。提倡农民以土地入股形式进行土地流转,以促证农民稳定的、长期的土地收益;鼓励进城农民有偿转让土地,把土地转让金的部分或全部交与社会保障机构,以“土地保障”换“老年保障”。这样,既有利于农民的非农转移,又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从而为农业工业化创造基础。

(四)人力资源创新——是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的源泉

人力资本不仅在工业经济中,而且在农业经济中也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据测定,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业生产的增长只有20%是由物质资本投资所引起的,其余80%主要是教育以及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作用。农业工业化过程需要相当规模投资,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推广,而有效地组织农民学习、掌握和运用科技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提高农民素质,是实现农业工业化的基础,势在必行。一是增加农村教育投资,提高农民文化素质。首先,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坚决保证九年制义务教育,使劳动在具备起码的文化知识。特别要关注农村贫困地区等社会弱势人群的受教育权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其次,重点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事业。应把农民初等学校发展放在农民中专、农业中学的同等位置,使得农业劳动者能在短期内视市场需求情况选择学习实用农业科技知识。同时,应进一步改革招生录取和分配制度,面向农村,面向农业,使更多的优秀农村青年有机会进入学校接受中等和高等专业教育或农业专门技术学习。抓好农民的技术培训,采取电视函授、职业教育、科普讲座、技术夜校以及农业中专等多种形式。二是采用多形式选拔培育农业企业家。随着农业工业化过程推进,将会使农业走向规模化的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高素质的农业企业家来导航。所以,应选拔有一定基础的农民进行针对性的强化培训。这里所说的有一定基础包括:已经是农业企业经营者;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和筹资能力;有一定的科技优势;有一定的信息意识和信息渠道;有一定的群众威信和组织能力。国家也可采取相关政策,鼓励有关大中专毕业生在农业产业化中大展身手,鼓励农业院校毕业生、经济贸易类专业毕业生,从事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三是完善分配方式,创新人才流动机制。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有助于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早在80年代的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向周边乡村地区的流动,催化了周边地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和繁荣。如今,下乡务农又成为部分城镇居民的一种新选择,“园艺经济”、“养殖经济”、“个人牧场”等成为这些眼光独到的城市创业者的投资新方向。乡村经济可塑性强,投资乡村,知识支农,既可发挥个潜力,又能解决部分就业,还可在大都市郊区创造出农业项目的利润率远高于工业项目的生动范例。

(五)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的保障。

目前,我国农业处于转型时期,风险过大,农业工业化水平很低,在产业化经营中农户之间、农户与公司之间,有关的制度、法律和法规不健全。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制订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加快农业工业化的步伐。首先,构建有利于农业工业化的市场体系。中国农村市场机制的功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环境不佳已经成为农业工业化发展的障碍。为此,应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一是培育和建设农村各类商品市场,并使之形成结构适宜、功能配套、协调产销的有机体系,使各类市场能充分发挥功能作用。二是培育和建设要素市场,以促进生产要素在农村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农村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水平。三是建立市场宏观预测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对全国及各地农产品流通和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及时准确的预测和传导,以指导农户生产和消费,调节供求,减少市场波动,促进和形成川流不息的农产品市场大流通。其次,强化法制意识,构建完整农业立法体系。农业工业化进展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提供保障。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农村的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因此,加快法制建设,能顺利推进农业工业化进程。一是依法减轻农民负担,积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农民的负担问题在现实中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方面立法的难度较大。虽然1993年中央就提出了立法的要求,而且社会各界要求立法的呼声很高,但过去几年这方面立法的进展并不大。该立法的重点应是深化农村税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税轻费重、费大于税的现象。完善农业税收政策,代之以统一的农业“土地税+产品税”形式;明确规定农民负担的项目,三提五统外不允许有其他向农民收费的项目,三提五统要严格限制在农民纯收入5%以下。二是依法规范农村经济组织,尽快推进农业工业化。组织建设法制化是发达国家对经济组织实行宏观管理而运用的最重要的调控制度,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保护农村组织的健康发展。中国还没有关于农业微观经济组织的专门法律,这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微观经济组织建设的客观需要,应尽早制定农村经济组织法,为政府对其管理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为农业微观经济组织活动提供有效的法律规范,为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参考文献:

[1]刘茂松等.农业产业发展的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问题[M].湖南出版社,1991.

农业工业化范文篇4

但是,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而且农村中的某些固有问题比建国初期更加复杂和严重。

中国农民对工业化的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中国的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是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紧密相连的。有人说,正是由于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无私奉献,才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积累,使新中国仅用30余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欧美国家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历史进程。他们进而认为,在建国初期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现代工业还不到国民经济的10%的基本国情下,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层层封锁和包围之中,要打下工业化这一前无古人、震古烁今的宏伟基业,只能要求甚至强迫农民兄弟做出牺牲。这既为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概言之,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国的工业化注定要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但是,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剥夺农民为代价的工业化必定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农业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农民的职业化(多数农民脱离土地从事其他职业)、乡村的城市化和农业的产业化。工业化期间,我国的农村人口翻了两番;乡村贫穷落后依旧,城乡差距拉大;农业生产仍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一句话,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而且农村中的某些固有问题比建国初期更加复杂和严重。若以“三农”现代化而不是工业化的标准来衡量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农民几十年的巨大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当时中国惟一的选择?

至少,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民供奉=工业化的新中国工业化的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奉献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苏联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通过义务交售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给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等来剥夺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曾明确表示,苏联剥夺农民太苦,我们不要效仿。但建国初期的经济形势,使的这一设想完全落空。一方面,消灭了解放前商品粮的供应主体——地主阶级,同时,农民翻身得解放,人均粮食消费普遍增加;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使城市人口每年以数百万的速度递增,粮食供应空前紧张。在此情形下,国家被迫实施对粮食以后逐渐扩及到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这项政策要求农民除口粮外,一切剩余均须低价(有时甚至低于成本)交售给国家。为降低交易成本,国家还逐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在农村普遍建立了高级社和,为30多年的统购统销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

中国工业化对农业剩余的攫取,其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制度之健全在世界史上难有望其项背者。据经济学家计算,建国30多年来,国家从农业获取的农业剩余竟达6000多亿元,接近同期国家对工业的投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为国家提供的农业剩余200多亿元,每个农业劳力人均达80元。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其每年收入的近一半用于交农业税、“公粮”和集体提留,剩下的另一半支付社员的口粮。所以,据笔者的考察,生产队的分配名为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口”分配。风调雨顺之年,不过200多公斤口粮而已。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主要特征便是落后和贫穷。25年,社员年均增加口粮1市斤,年均增加收入1块钱。河北承德地区的一个“三靠”(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生产队,由于连年亏损,生产队欠国家的钱款,要由工分来均摊。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社员接受生产队长派活的前提条件是不记工分,社员请假却要记工分。山西保德县一个生产队1979年分红时,不仅没有分钱,还要每个劳动日倒贴给生产队8分钱,社员把这样的分配叫做“分黑”。到1980年,全国近74%的生产队年人均收入低于100元,近2亿农民终年食不果腹。

为了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推行以统购统销、户籍、就业、教育等制度为支柱的城乡隔绝政策,形成了壁垒森严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几十年来,几亿农民政治上无升迁的机会,经济上没有改善的可能,终年被牢牢地箍在土地上为国家工业化默默劳作。

在工业建设依赖农业剩余的前提下,中国农业的缓慢增长,主要通过成倍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逐年递减不仅是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重要根源,而且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城乡差距的拉大。因此,像中国这样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重工业的突飞猛进往往造成工农业的比例失调和城乡的长期隔绝,这样的工业化模式不仅不能最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更不要侈谈什么现代化了。

所以,问题还不在于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多、为这个“工业化”付出的代价太大,而在于这个巨大的代价是不是换来了工业化的初步实现(中国经过30余年的努力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这个结论值得商榷),还在于这个巨大代价的结果并没有显著改变中国乡村的贫穷与落后,因而也就没有全面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这样的工业化其历史价值和真正意义何在?我们的结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前提之一,从本质上讲,是“三农”的现代化。脱离此点的现代化,只能使中国的现代化徒增困难,多走弯路。

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50年后,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但“三农问题”不仅远没有解决,而且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建国初变得更加尖锐和严峻了。

中国仅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这是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不错,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半数,而且多山和丘陵、土质较差、水资源极度匮乏,凭这样的条件养活了近13亿人口,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已超过9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多得多;世界上大约每3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我们现在是以占世界近40%的农民养活仅占世界7%的非农民!这恐怕就不是尽人皆知的了。这一让我们时常尴尬、又不情愿承认甚至有时有意无意地竭力掩饰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当欧美各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迈入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仍是如何使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尽快实现现代化。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9·11事件”之后,以欧美各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进入全面衰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7%的年均增长率。有人甚至预言,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将独领风骚。面对过于乐观的预测,理智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醒世人:如果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国人在土地上为百分之二十多的本国人刨饭吃,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国家!

怎样安置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的农民勤劳朴实、机智并富有魄力、耐力。上个世纪70年代末,神州大地开始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一场农民解放自己的革命。这场发端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冲破了排斥农民的“统购统销+=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而且在于开始正视中国的基本国情,把“三农”的现代化作为这场革命的主题。中国现代化之门开启了。

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创制各种制度使几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从事其他非农职业。近20年来,千百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去开辟新的天地,寻求新的生活。家庭承包责任制不仅使农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而且为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经商创造了条件;崛起于80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为村民提供了1亿多个就业机会;遍布全国、几乎与乡镇企业同时兴起的近2万个小城镇,使近3000万农民告别了世代相沿的村居生活;星罗棋布于各大中城市边沿的所谓“浙江村”“河南村”等,也有近3000万农民工生活于其中。近2亿农民不再依赖土地过活,这是现代中国的大事件,是一场意义极其深远的社会革命。

然而,曾几何时,这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我国的大中城市人口膨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即使敞开城门(比如改革户籍、就业制度),亦断难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力;乡镇企业在经过了80年代中、90年代初两个高成长期之后,体制、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短期内亦难有大的发展;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变为大中城市的卫星城还是依赖乡镇企业的兴衰而沉浮?尚难预测。由上而知,村民们弃农务工经商的规模和速度,短期内很难再现八九十年代的辉煌。

日前,国家土地管理局公布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有70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7亩,50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据社会学家在中原地区的调查,眼下一对夫妇加一台拖拉机可耕种50~100亩地,而当地每个农户平均承包的责任田还不足8亩。由此推知,农村一多半劳力处在闲置或半闲置状态。这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不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如此。

改革开放20多年,数以亿计的农民脱离土地投入其他职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职业转移浪潮。但是,仍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局面。据人口学家的推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8亿,到那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将是多少?这将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战栗的数字。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的世纪难题。说它难,一是难在农村人口还在以每年数以千万计的速度增长;二是难在现有的数亿农村剩余人口无从安置。但这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撇开了农民和农村,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成功,这是已为中国近现代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农业工业化范文篇5

一、按照工业化思维要求转变观念

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城市化进程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为标志,特别是被称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农村“第二次革命”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确立和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行,农村、农业和农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可以说正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包括改变小农经济的弱质性和封闭发展模式,改变生产规模狭小和分散的经营状态,改变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等等。因此,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这不仅仅是一般工作思路的转变,而是在这场革命中的“脱胎换骨”,是一个“转化、深化、融化”的过程,就是要“化农业为工业和服务业”、“化农村为城市”、“化农民为市民”。最终使农村经济由原始变为现代,使农民增收由缓慢增长变为快速增长。

二、要适应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需要,创新党组织设置形式

在推进农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涌现,包括各种专业协会、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从本质上说,是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信息流通,降低经营风险,消除无序竞争,提升经济效益,在规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深度转换。它的优势是把单个的资源联合起来,使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经济合作组织的创新和发展,必然打破原来以村屯为地域特征的传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角。农村经济发展主体结构的逐步转变,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一是随着合作经济组织独立身份的不断呈现,村党组织对经济事务的决策权和控制力将在所减弱,这就会削弱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在农民中的号召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模式亟待创新;二是党组织的空白点将进一步增多,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的任务更加艰巨,如何保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合作经济组织中贯彻执行成为新课题;三是流动党员的管理难度将会更大。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必须要迎接新挑战,破解新课题,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跟进。也就是要使党组织的党内生活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农民的切身利益在机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推波助澜”。在经济组织和党组织创新工作中,要本着自愿的原则,尊重“三农”裂变的规律,但又不能坐等农民自发完成。要积极加以扶持、引导,努力建设一批比较规范的农民经济组织,带动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

农业工业化范文篇6

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角度研究,还是从实践角度探索,都是一对联系远远大于区别的概念。只有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把握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之间的关系,才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工业化是18世纪60年代后,随着英国的产业革命使机器逐步取代手工劳动而诞生了近代工业后才出现的一个名词。

首先,工业化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可作不同的理解。

对工业化一词最为流行的解释是将工业化描述为: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的份额连续上升的过程。这是着眼于工业发展角度给定的定义,强调工业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工业发展。有的学者将工业化定义为:一个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或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的转变过程。显然,这是着眼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变给定的定义,强调的是通过发展工业,使一国的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有的学者认为:工业化是近代工业通过自身的变革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使国民经济以至整个社会都得到改造的过程。这一定义着眼于对工业化内容的全面把握,强调工业化概念的综合性。东方学术界往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认识工业化的内涵,或者认为工业化就是现代化,或者认为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此外,有的学者强调生产的物质结构变化,着眼于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与产业关系的变化来定义工业化。由此可见工业化内涵的丰富性。笔者认为,工业化是在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中心向以工业为中心的转变过程。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在运用新科学技术基础上建立起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的门类齐全、结构和分布合理的工业体系;是工业地位上升,超过农业;三是在经济发展中能为其他部门提供先进的科技装备。

其次,工业化是个综合概念,有着特定的层次性规范。工业化是个有着复杂而深刻内涵的综合性概念。例如狭义的工业化概念解释为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占统治地位的过程;广义的工业化概念则是指工业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过程,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和导致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变化。

如果从广义角度理解工业化的内涵,工业化的基本涵义由浅入深可呈现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工业本身的发展;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三是社会经济突出的变革;四是文化层次上的变革。

再次,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必须在过程中理解。尽管上述诸表述的着眼点不同,但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一致性,这就是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工业化是个过程。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就将工业化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并给定相应的检验指标。

从城市化的水平看: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0%为初期阶段,30%为中期阶段,70%为后期阶段。认为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即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或地区,工业化的标准是不同的。例如我国就是将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标准主要界定为人均GDP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至30%。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中“新型工业化”就是着眼于时代特征,以可持续增长和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标准的工业化。

最后,工业化是个实践性概念,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艰辛才能实现的

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看,近代工业化发生于产业革命过程中,英国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至19世纪30年代末基本完成,历时近一个世纪;近代工业化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差距很大,即至今日,仍然有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工业化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国民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至于现代化工业,只是极少数发达国家才得以实现。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一批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工业产业,但从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看:机械化、半机械化劳作在农业生产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几千年一贯制的手工劳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或根本性转变。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商品经济尚欠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尚待进一步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工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走“新型工业化道一路”,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农业产业化是改革以来农村出现的新生事物。关于农业产业化内涵的界定,理论界同样没有统一的认识。在我国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过程中,虽然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颇有争议,但基本上取得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共识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业经济;二是要按产业系列发展农村经济;三是要实现农工商一体化;四是要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快实现由落后的半自给自足的农业向现代商品农业的转变。据此可将农业产业化表述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区实际,围绕本地的重点产品,实现该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种养加工、农工商、供产销一体化经营,达到产业区域化、经营市场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社会化的目的。从而使农业真正走上城乡优势互补、产业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显然,这是一个描述性概念。

将工业化内涵的一般表述与农业产业化内涵的一般描述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工业化的内涵中,更多地是强调“转变”与“过程”,农业产业化的内涵中,则更多地强调运作的条件和组织形式。据此,与工业化概念相比较,农业产业化概念是个相对“微观”的并且操作性极强的实践性概念。

从联系角度看:在英文中“工业化”与“产业化”是不加区分的,统称为Tndacbrialization。在中文的译文中,也将Tndacbrialization通译为“工业化”或“产业化”。也就是说,作为动态名词,工业化与产业化之间的区分不具有国际性,是中国人在改革过程中赋予二者以不同的内涵。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联系,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产业化是一国工业化的核心内容。如果仅从产业化讲,一国的工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工业产业化,二是农业产业化。实现工业化,就是要实现一国的工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只着眼于工业产业化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完整的。从我国的实践看,工业生产经营的产业化,无论从产品的供产销,还是从企业组织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程度,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说我们已经实现工业化,甚至不能说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其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程度还很低,农业生产目的的自给自足性、生产组织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手工劳作性等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还更多地保留着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特征,作为工业化主要内容之一的农业产业化,还制约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检验一国工业化实现程度的客观标准。虽然对一国工业化实现程度的检验标准是综合的,但对于一个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产业化的实现程度无疑是客观标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工业化要求一国的农业产业也要向工业产业那样实现市场化、社会化、系列化,使农业产业化发展在经营理念、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等诸方面与工业的产业化程度相适应,以实现工农业两大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因此,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程度,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一国工业化的进展程度,尤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现代化”水平,集中地体现一国工业化的水平。再次,只有形成农业产业化才能最终实现一国的工业化。工业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结果,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进程。一方面,一国工业化的最终实现依赖于农业产业化的最后完成,没有农业的产业化就没有一国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对一国工业化的实现具有加速作用的同时,它自身作为结果,也将最终完成于一国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农业工业化范文篇7

摘要:城市化进程与农业和工业化紧密关联,农业和工业为城市化提供了动力,同时城市化又加速了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从理论上分析城市化与农业发展及工业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旨在为区域经济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它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革并获得巨大发展空间的表现,城市化进程与农业、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一、农业与城市化的相互推动

农业为城市化提供了基础动力。在初期城市化进程主要取决于农业提供的商品粮的多少,为城市提供多大的市场等,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既是城市化的原始动力,又是城市化的基础,因此良好的农业基础在地区初期的城市化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是农业现代化惟一的选择。经济发展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并通过这种转变带动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与城市化率上升联系密切的不是产品结构的转变而是就业结构的转变,因为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才直接带动了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农村工业化能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财政保障;能为工商企业反哺农业创造条件;能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拓展空间。曾经占我国工业产值“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为我国的经济起飞做出过关键性的贡献,应当说,这个伟大的创举已经启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实践表明,经济增长需要集聚状态,只有社会成员的活动集中才会降低生产成本,才会形成社会资源的集聚效应。因此,城市化是必然结果,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外在表现。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农村的城市化,对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顽症至关重要。因为规模巨大的农村市场由潜在转变为现实将促进我国几乎所有经济门类生产的再启动或全面提速,所以说,农村的城市化建设是我国,也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城市化通过拉动市场扩张促进工业化进程

随着城市化的提高,促进企业和人口的聚集,在如下方面形成新的市场张力,从而进一步拉动工业化进程。

(1)企业和人口的积聚,形成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化需求,当这种需求量达到和超过第三产业发展的门槛要求时,就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拉力,带动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

(2)从事非农产品的人口随着企业的增加而积聚在城镇。在中国当前的经济技术条件下,非农产品的效率高于农业,因而城镇居民收入要高于农村居民收入。这就意味着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积聚在城镇,城市化进程能够扩张工业市场的需求和生产资料市场的需求。从直接的消费品市场看,如果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以2006年为基数计算,就意味着增加1270万城镇人口,按照2006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水平的平均差异计算,仅仅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加就拉动消费品市场需求422.7亿元。从直接的生产资料市场看,当前我国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大约要增加城镇建设投资6亿元,1270万人进入城镇,那么将创造7620亿元的投资需求,用于交通、通讯、住宅、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城市建设,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3)完善城市耐用消费品使用条件,是城市化拉动工业化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消费品包括生活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生活必需品用于满足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其市场与人口数量密切相关。而非必需品则是当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为了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而消费的产品,诸如各种家电、文化用品、汽车、旅游用品等。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0.5以下,大部分民众生活实现由温饱向小康的过渡时,非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会迅速地扩张。与生活必需品不同,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有赖于外部环境:洗衣机的使用依赖于良好的供排水系统,各种家电的使用都依赖于稳定而大容量的供电系统,汽车的使用依赖于道路系统等。早在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0.390和0.501,已进入非生活必需品的迅速扩张阶段,不断完善各项城市基础设施,为非生活必需品提供良好的使用条件,是扩张非生活必需品市场的重要条件。对于已有的大中城市而言,主要是电网、交通通讯质量的提高。比如,在一些城市特别是老生活区,电压负荷低,无法使用空调,因此需要提高电压负荷能力。对于新建的城镇或新开发的城区,需要用新的生活消费标准去装备城市,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起点。只有这样,才能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形成对工业非生活必需品的有效市场需求。非生活必需品是重工业化的重要产业,它的发展是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国家加速促进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条件。

三、加速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为工业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是城镇居民提高生活质量,并进一步扩张非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也是工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从工业现代化所需外部环境支持的角度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内容更为广泛,它包括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具体而言可分为如下五大部分:交通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水道、管道、航空系统)、公共事业设施(如供排水、供电、管道煤气、绿化、环境保护等)、文化教育及科学研究系统(如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及推广等)、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如电讯、咨询、广告等)以及市场体系(如人才和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等)。如果说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设施现代化是传统工业化条件下产业现代化赖以生存的基础,那么文教科研系统、信息产业基础设施以及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则是知识经济条件下产业现代化所必须的条件。中国当前在世界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为推进工业化而努力,在中国建立与国际大型企业集团相抗争的企业,就必须为其创造相应的外部环境。而这一外部环境包括2个方面,一方面是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市场机制和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则是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包括联通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区域性基础设施)。从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角度来说,则侧重于后者。与其他产业相比,大部分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效益低的特点。根据中国的国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政府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调控并给予资金支持起着重要的作用,且投资于基础设施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公务员之家

从基础设施的产业属看,大部分属于第三产业,一部分属于第二产业。因此,基础设施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产业现代化的过程,也即广义的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从这里可以看出,城市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2个方面,它们相互依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统一体。也只有这样,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够真正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同时,第三产业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器。到工业化后期,随着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大,对城市化的加速作用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城市提供更多更好的配套性服务行业,如金融、保险、科技、通讯业;商品流通要求有仓储、运输等服务,另外,一些新兴行业,如广告、咨询等服务以及公共事业等生产生活服务业为城市化不断推进起加速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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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荷)尼茨坎普.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于飞,李夕向,郝琳琳.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18):264.

农业工业化范文篇8

——农业工业化,永远有多远?

曾闻“南有张培刚,北有马寅初”之说,不重视马寅初的人口理论,结果是中国的人口大爆炸,不重视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理论,结果却是令人发指的大灾荒,导致我国饿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

有人曾指出,解放初期中国的带来的灾荒就是执行刘易斯模式的政策,忽视农业的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迁移到效率低下的城市工业部门的结果。其实用张培刚先生的“推――拉”理论可以得到更完美的解释。同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和刘易斯的不同在于他强调了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认为工业化不能牺牲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发展,因此把农业工业化放在了工业化的重要环节。农业工业化的意义在于其将首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工业化优先带来农业繁荣就意味着不会饿死人),从而构成劳动力向城市或其它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如果此时城市工业部门劳动收入能够明显高于农业生产,则可以构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拉”力,如果制度不对农村人口流动构成障碍,这一“推”一“拉”就会使整个工业化进程顺利启动并良序运转。然而,刘易斯模式只强调“拉”而忽视了“推”。而我国则通过剪刀差强行地“拉”动工业化的巨轮,加上近乎疯狂的激情,全国人民“拉”劲疯长,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结果这一“拉”就拉出了大毛病。

张培刚模式的合理性还在于其完全符合马斯洛需要金字塔理论,因为一国把提高农业效率放在首位,也就意味着一国国民底层需要将优先得到保证,然后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便向上蕴集,构成上推力,促进上层的产业繁荣,而上层的产业则对底层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的失败便在于重拉轻推,优先生产并不能满足国民基本需要的工业品,导致了拔苗助长。

由此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或现代化,有“拉力”而无“推力”必出大毛病。

——但反过来,有“推”无“拉”也不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由于农业效率的大幅提高,导致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形成――推力有了;农民进城创业,有的办起了民营企业、有的经商发财,有的成为打工族,可惜的是占据中国工业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改革屡战屡败,并未构成足够的“拉力”;同时,我国的二元户口制度,僵化的土地产权、以及农村教育投资的滞后导致劳动力结构平坦化,也造成“拉”的力量不足。

中国今天的困境,用张培刚的理论来解释,似乎是“推”有余而“拉”不足。

其实并非“推\"”真的“有余”,而是因为工业结构的不合理(低效国企仍占太大比例)、我国二元户口制度及僵化的土地产权两大制度障碍导致了拉力的严重不足,从而使农村本来并未真正释放的”推力“就变得相对有余了。

之所以说我国并未达到“推有余”的境界,要从农业的现状来看。按照张培刚的观点,农业的“推力”必须在农业工业化完成后才会真正释放出来,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生产力的释放并不是靠的农业工业化,我国的农民至今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从事着极其原始的生产。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效率提高和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者这一“推力”形成,本质上是制度松绑的结果,好比奴隶身上的镣铐解除了一层。

——所幸的是今年居然出现了民工荒,很多经济学家为此发愁不已,各种招数想了不少,却未找到根本办法。其实最好的办法还在张培刚那里。

很简单,农业工业化一搞,农业效率进一步提高,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加,民工荒自动消失,还有什么办法比这一招更能解决“民工荒”?中国,是通过农业工业化进一步释放“推力”的时候了。

农业工业化范文篇9

工业化一般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看,经济规模较大和属于“大国结构”的国家,都经历过工业化这一发展历程。我国作为一个具有巨大经济规模和典型“大国结构”的国家,也不可能逾越工业化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从国内经济发展实践来看,我国为工业化建设已经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和时间,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并进入了准工业化的国家。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相差很远。因此,继续进行工业化建设,完成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然任务和必由之路。

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传统工业化道路虽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快速发展,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却是以过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按我国目前万元GDP耗标煤5.32吨计算,10万亿元的GDP就需要耗能55亿吨标煤。据有关专家预计,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因素,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时,能源需求可能远远超过40亿吨标煤,而我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不足以支撑我国走传统工业化发展的道路。

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工业先行国家与工业后发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竞赛中,后发优势远远小于先行优势,未来学家托夫勒“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富国与穷国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预言并未实现。而要缩小这样的差距,跟上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在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落后,就不能按部就班地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必须选择一条新型的工业化发展之路。

从我国工业化的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兼顾轻工业、农业的工业化道路,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完整、初步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但它是靠“三农”的积累来完成的工业化。半个世纪以来,通过“剪刀差”,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工业、城市和市民付出了高达6000亿元的资本原始积累,造成了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对农民、农业的过度汲取,加重了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分裂。以户籍管理为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高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成本。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和科学发展观的确定,传统工业化的弊端逐步显现,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决定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在我国已经走不通,必须选择一条紧跟时代步伐的中国式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新型工业化的内涵

关于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党的十六大报告作了明确的解释,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新型工业化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不是孤立的概念,它几乎触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新型工业化本身的特点看,它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工业化,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

所谓城乡统筹发展的工业化,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把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协调起来的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把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放到同一平台统筹考虑,统一规划,协调行动。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且农村和农民占我国土地面积和人口的绝大部分。在工业和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农业和农村明显滞后。城乡两支队伍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一方的发展明显快于另一方,就会产生不和谐,影响整体的发展速度。为此,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生产要素,让落后的一方赶上另一方,使两支队伍并驾齐驱,共同拉动经济增长。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论以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还是以劳动人口来衡量,都呈逐渐降低的趋势。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农业的发展及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农业是人类的生存之本、衣食之源。马克思指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库兹涅茨在研究农业的作用时,提出农业至少具有提供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外汇贡献四种形式贡献的能力。马尔科嫫·吉利斯等认为,“几乎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忽视农业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农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无论在供给还是需求方面都是如此”。在工业化或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都需要农业发挥前提、基础和支持作用。另一方面,工业化是促进农业生产率增长和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张培刚认为,“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

所谓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就是充分考虑我国人口多的特点,保持劳动对产出贡献的工业化。在传统工业化的进程中,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往往也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因为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方面,大量的机器设备代替了人力劳动。而信息技术的出现将可能使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如软件产业。技术进步有可能不再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而是技术进步与劳动投入互补性的增长。我国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保持劳动对产出的贡献。

三、新型工业化内涵对“三农”问题的破解

近几年“三农”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远未得到解决,问题依然严峻,原因既在于“三农”自身,也在于我国的制度以及传统工业化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我国重工轻农的工业化及由此产生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我国传统的工业化是牺牲农民利益、偏向工业和城市的工业化,长期实行城乡分治,农村主要发展农业,城市主要发展工商业,城乡利益发生冲突时,农村利益服从城市利益。这种工业化的本质是让农业、农村、农民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二元结构是政府主导型的,主要是制度壁垒造成的。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市场经济的缺陷又加剧了二元结构的矛盾。因此,我们认为,“三农”问题必须由新型工业化来解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结束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按效率原则,公平地配置资源,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先导,带动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促进农村城镇化,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数量的减少,实现城乡一体化、工农一体化和二元经济结构的消解。正如世界银行在《2002年的中国》中所说,“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措施

(一)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实现城乡工业共同发展。

我国传统农业主要以家庭为单位,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济。这种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已经无法与当今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无法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尤其是不能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竞争形势。我们必须引入现代工业理念,用工业生产经营方式组织农业生产,以工业加工制造技术拉长农业产业链条,借工业营销手段开拓农产品市场,使传统农业真正转变成为效益型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同时,要努力改造提升现有的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农村民营工业,积极承接城市产业升级转移出的工业。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可以改善工业发展的基础,扩大工业产品的市场空间,缓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改善工业发展的体制环境。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一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农业结构由适应性向战略性调整;二要培育龙头企业,加快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步伐,尽快形成规模和特色;三要加强基地建设,为龙头企业提供充足稳定的原料来源;四要健全经营机制,通过签订农业订单,使龙头企业与农户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五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各种合作经济组织,组成农民协会,建立企业与农户之间更有效的联结点;六要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通过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信息化。

(二)加快农村城镇化,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

农村城镇化作为我国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据地,发挥着重要的集聚、辐射、桥梁和纽带作用。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推进农村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发展是密切互动的。城镇化是工业化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促进力量,可以从多方面节约企业的成本,扩大工业品的消费市场规模,为工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目前,我国农村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直接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

加快农村城镇化,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人口的关系,重视发展生态工业,促进工业向城镇开发区集中,建设结构合理、功能配套、环境优美的生态区域和生态城镇;二要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行全局性、战略性调整,建立城乡一体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包括统筹城乡资源配置,打通城乡市场梗阻,建立统一有序的城乡市场,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城乡互动;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打破城乡产业分割,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增强城乡产业关联度,促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实现一体化发展;统筹城乡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统筹农民、市民待遇,逐步使农民拥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机会并享受同等的权利;发挥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发挥农村对城市化和启动市场的促进作用。

(三)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人力资源优势发挥。

解决“三农”问题,重要的是减少农民的数量,把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上转移出来,吸引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可以为农民带来较为稳定可观的收入,而且能间接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有利于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和提高,使农民从农业增效中获得增收。公务员之家

农业工业化范文篇10

关键词: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化安徽

安徽工业化发展现状

对于安徽省工业化发展状况,目前已有部分专家和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秉建(2008)对安徽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评价;胡亭亭(2007)对安徽工业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余华银(2006)对安徽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价等。通过对研究的梳理可知,安徽工业化的发展状况为:安徽省工业化进程慢于全国,安徽省工业化已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但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工业高度化水平低于全国,高度化进程也相对较弱,安徽省工业处于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时期,工业高度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工业高度化水平明显偏低:轻工业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比重低;重工业中加工工业比重低;重加工工业内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业的比重低。

现阶段安徽工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

(一)外部环境

1.有利条件。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安徽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新区域工业化模式下,人们开始重视农业地区和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农业和农业地区经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使得农业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工业化的内容不再是狭义的,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因此,农业不仅是加速工业化的一种工具,而且本身也是工业化的目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人们消费结构升级促生新机遇。虽然面临这一系列约束条件,但是,仍然存在有利于安徽省工业化的机遇: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安徽省可以选择适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积累工业化的资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特别是对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为安徽省发挥其优势,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供了机遇。

2.不利外部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于安徽省来说尤其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二是农村就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三是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民以食为天,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10%,粮食安全现状面临严峻考验。安徽省作为粮食主产区,在粮食安全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责任,2008年安徽省平均粮食产量为604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78%。因此,安徽省在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时绝不能以损害农业、减少粮食产量为代价。

(二)内部条件

丰富的资源条件。安徽省处于我国腹地,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有色金属等。同时拥有大量的水资源。以中部五省为例,不仅拥有长江、淮河等水系,还拥有鄱阳湖、洞庭湖和巢湖等三大淡水湖。丰富的农业资源,有利于农、林、牧、渔的全面发展和形成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为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建设现代农业,提供了广阔的资源配置空间和环境。

优越的地理区位。从地域优势看,安徽位于长三角腹地,东临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西连广大中西部地区,承东启西,地跨江淮,交通发达,发展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安徽可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信息、资金,接受辐射,又可面向全国,推广自己的优势产品。特别是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将逐步淘汰一部分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安徽作为重要的劳务输出人口大省,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资金要素,安徽已完全有能力承接长三角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转移,这些都为安徽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较强的科研优势。从科研优势看,安徽的高校、科研单位众多,合肥是全国四所科技城之一。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1057家,其中国有独立科研机构116家(包括20家中央在皖科研院所、96家省属及省以下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154家。这些科研机构特别是一批中央在皖科研院所,是安徽省科技资源优势的集中体现,强大的科研优势为安徽省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研条件。

良好的生态环境。安徽省由于长期以农业为主,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因此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较少,这使得安徽省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安徽省可以充分利用生态优势,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起点发展对环境要求高的生态产业。

不利的因素。“三农”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安徽省面临严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农业比较效益低,市场化发育程度低,小农生产的特点导致农业省在农业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无法发挥出来。农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商品意识、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农业省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三农”问题对安徽省工业化发展来说,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安徽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是安徽工业化的现实选择

综上,结合安徽省实际,笔者认为安徽省应选择现代农业驱动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依托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围绕现代农业这个核心,把农业资源深度开发产业确立为区域主导产业,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市场的工业化道路。这一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符合安徽省新型工业化的特点。由于符合本阶段安徽省的资源禀赋结构,可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此战略下建立的产业体系能够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发展壮大。通过产业的发展,利益的积累可以逐步改变安徽省的资源享赋结构,实现由农业省向工业省的转变。在资源禀赋结构变化后,现代农业有可能不再占主导地位,而是由更符合区域资源禀赋结构的产业取代,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安徽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形成现代农业区域聚集优势,获取重要资源。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具有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特征,产品附加值高,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样就可以吸引区域外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入。通过产业聚集主动吸收资源的作法,改变了安徽省以往被动等待资金、技术支持(即简单的工业反哺农业)的引资方式;改变了安徽省因传统农业效益低下而出现资源净流出的局面。通过市场化竞争吸引要素的方式,可以实现安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定位,确立主导产业。首先,安徽省的比较优势在农业,安徽省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应放在农产品加工业。其次,如果不发挥安徽省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提供更为丰富的农产品和深加工品,发达省份就会将需求转向国外寻求替代供应者,这样,安徽省就会失去发展的外部市场。区域工业化理论认为,有竞争力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现代农业正是安徽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是无法对经常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但现代化的农业能够实现。

可以有效克服资金瓶颈的约束。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所需资金少、投入门槛低,是一种适合安徽省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另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形成良性联动关系,可以通过加工增值农副产品,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户积累能力,为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

能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由于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强调工业与农业的联动关系,必然促进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农业内部吸收大量劳动力,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工业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新型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1.胡亭亭.欠发达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路径选择与创新—以安徽省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