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观范文10篇

农业发展观范文篇1

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1]（544页）,“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2]（28-29页）。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3]（386页）,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邓小平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尊重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农业产业思想。

（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农业的地位进行了认识。他早在1943年就指出:“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认为粮食问题是农业的基础。他还认为农村根据地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1960年代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邓小平认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要从恢复农业着手,逐步地提升农业和轻工业的比例,降低重工业比例,政策就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4]（79,322,324页）,这对于党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认识的提出产生了重要作用。1970年代,他要求必须“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从政治高度坚定地认为农业发展是解决中国稳定的重要条件,“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5]（28,32,406页）,因此,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他还要求国家作定量分析的农业发展规划时,对农业要有全面规划,“二○○○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告诫说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邓小平还针对中国在追求工业化进程中忽略农业基础地位的现象,认为经济越发展,工业越发展,越要重视、保护和加强农业,他警示道：“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局面。因此,“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6]（9,22—23,159,355页）,不要忘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二）农业发展的全局观念

农业发展包含了种养殖业以及农业向工业转移等多方面问题,邓小平主张农业发展要有全局观念。1962年,他认为农业恢复不仅“要多打一点粮食,多种植一点树,耕牛繁殖起来”,增加产量,还要解决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市场和物价问题,“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国家“宁肯继续进口粮食,也要加快发展经济作物”[4]（324,327,336页）,萌发了农业发展的全局观念。1980年他说“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①,农业发展“最直接的措施有两条：一是饲养业,二是林果业”[7]（12页）。国家要帮助大中城市郊区大力发展牛、羊、鸡、鱼饲养业,供给优良品种和饲料,全国要搞几百个现代化的饲料工厂。邓小平在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主张农业实行多种经营,“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家庭承包制引发了农业内部分工分业的巨大发展,矫正了国家过去执行的“以粮为纲”政策。邓小平的这些主张,纠正了长期以来单一发展种植业的传统农业发展思想,在中国确立了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现代大农业的思想,促进了农业内部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1980年代以来,我国畜牧业、渔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乡村工业中农产品加工业和农用工业的发展,是影响农业转型的重要因素。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造,它发挥了支援农业、促进小城镇建设、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等外部作用。邓小平对此称赞道,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要大力鼓励、扶植其发展。1987年,他指出:“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农村改革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辩证地强调农业哺育工业,工业反哺农业,农业与工业要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6]（238,213—214,238,252页）,因此,我国农村要走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小城镇为载体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他为我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

邓小平着眼于解决人民衣食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农业与工商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是社会效益高,自身经济效益低,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产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引导农业的全面发展,走新型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理论的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的二重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从维护农民的利益出发,通过生产协作、经济合作形式去领导农民。农民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8]（449页）,提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基本认识。建国初期,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把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简单地看作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把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视为发展农业的动力,忽略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要求。党在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上的这种认识误区,导致了运动“一大二公三平”的错误,致使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衰退,出现了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严峻困难。

邓小平是在对错误的反思和纠正中,开始探索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的。1961年,他与彭真认为对的许多方面,“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才能真正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要在生产队建立作业组,实行责任制；国家征购后的余粮,大队、生产队不宜留得太多,“应该把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按出售肥料分给社员,鼓励他们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补助实行供给,“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时,要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根据群众自愿办食堂,“一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9]（324,326,327,329页）。1962年,他明确提出了体制下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三种可能性选择：一是尽量保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二是使部分包产到户合法化；三是农业经营“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4]（324页）。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针对坚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与包干到户的两种不同意见,以“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的务实态度,指出应该让农民大胆试、大胆闯,并两次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他主张从三个方面调动农民积极性：一是通过家庭承包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实行多劳多得,提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二是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三是农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邓小平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出发点是关心其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首先,他指出中国“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①,调动农民积极性就“可以找到一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道路”[4]（327页）,实现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6]（77-78,213页）,这就揭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现实作用在于极大地发挥农业增产的潜力,长期作用是解决农民生活问题,实现社会的安定；其次,他提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尊重农民的意愿,党的农业政策一定要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1965年他揭示了党的农业发展政策出现错误的实质是没有“真正了解贫农和一般农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1980年,他认为“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批评有的干部对因地制宜、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问题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5]（316页）,农业学大寨搞的评工记分、集贸市场和自留地等“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②,也不可能做。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①。最后,他提出了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增加农民收入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方法。农村改革初期,他赞同恢复小自由,使“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5]（146页）,“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①。因此,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不能变。

邓小平把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有无生产自主权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以及自主权与积极性的大小,看作是农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决定因素；农业改革要尊重农民意愿,把党的选择与群众的选择相结合,才能切实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民利益。他从劳动者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出发,强调要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观点,揭示了中国当代农业发展的实质问题,解决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农业制度下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建立在个体产权基础上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选择,是“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8]（768页）,在农村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1950年代,党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取消了农业家庭经营的微观层次,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制度,这种农业制度的实质是把集体的规模经营和农民的个体经营相对立,存在着偏重公平,忽略效率的弊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落后生产力现实不适应。

邓小平关于农业制度适应农业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特点的观点,是中国农业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包产到户是农民在集体经济下解决集体劳动存在劳力浪费、效率低下的弊端的一种理性选择,他在对制度的否定中,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重塑了农业家庭经营的微观层次,找到了社会主义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的途径。他在1962年强调“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但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农业发展“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4]（324,323页）。农村改革期间,他对集体经营下自留地比集体土地产量高,包产到户能够增产增收作出了新判断：首先,要赋予生产队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其次,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实施效果。他认为“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再次,澄清了包产到户姓“资”、姓“社”的争论。他认为包产到户后,农业的主体还是生产队,土地是集体所有,不会影响集体经济,农户家庭是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承包经营层次,“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5]（146,315页）,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最后,他断言公社制度还是一个理想,赞同废除体制,把包产到户肯定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的一个经营层次。家庭成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特点和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微观组织形式。

恢复家庭经营层次,成为了邓小平农业发展观最具特色的内容。邓小平明确指出废除公社体制,不是恢复私有制,是改革社会主义农业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第一个飞跃”。家庭承包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制度,它使土地的单一集体经营管理体制变为以服务为主,农民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双层”管理体制,赋予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现了农业劳动收益与农民积极性、经营管理水平的直接挂钩,农民能够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动植物生长情况及时调整生产安排,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收入。邓小平也对家庭经营存在着诸如农业生产要素综合利用率低、难以抵制较大自然灾害和使用规模技术、农户行为短期化使农业生态和社会效益与农户利益难以协调等局限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6]（23页）,主张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因此包产到户并非一成不变。他强调家庭经营必然会使农业在生产工具、管理水平、农业分工和分配等四个方面产生变化：“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多种经营发展了,……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等,这些都“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5]（315-316页）,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6]（355页）的第二个飞跃,是农业最终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的客观要求。这一飞跃的主要动因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科学种田发展了,超过了村的界限,甚至超过社区的界限”。如果“老是仅仅靠双手劳动,仅仅是一家一户地耕作,将来也不向集体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10]。邓小平针对少数地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象,指出了这“不是自上而下的”[5]（316页）行政命令,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定要适度,不要勉强,不要‘一窝蜂’”,“切不可以‘一股风’”[10],要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提倡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制度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发展的体制问题,赋予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打破了旧体制和旧观念的束缚,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它继承了以土地集体产权为主体的基本格局的路径依赖,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的家庭农业制度路径的回归,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原则。

四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11]（616页）,机器“对农业起着强有力的改造作用”[12]（109页）。国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的一项重要经验也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建国以来,党主要从劳动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方面来解决农业技术发展问题,片面地实施了以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技术战略。这一战略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生产条件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条件,不符合现代农业科技综合发展的潮流,实践中出现过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忽视和影响农业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进步的教训。

邓小平在三年困难时期认为我国在农业技术发展方面,长期存在着没有很好解决采用适合的农机具,水利建设的灌溉效益不高,农田适用哪种化肥等问题。因此,要“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4]（324页）,要从国家、群众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和国家贷款三方面加强农业投资,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还要“增加有机肥料,如发展养猪、养羊和增加绿肥等”,“要大量增产化肥,……同时要推广使用灭草剂”③。这是他把传统和现代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实现农业恢复的主张。1978年以后,邓小平认为,首先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宣传好的典型,“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5]（316-317页）。这就指明了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原则。其次,他创造性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认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6]（17页）,中国农业发展有了正确的政策,但还没有解决好科学种田的问题。他对家庭承包制下,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渴求表示欣慰,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全面思考了我国农业技术发展问题,要求制定农业发展规划时要有技术眼光,“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从改进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6]（107,23页）。实现农业增产目标的技术手段,如“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7]（12页）。最后,他反思了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局限,指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要实现“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5]（28,315页）,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6]（275,313,23页）,他坚定地把“科学种田”、走“科教兴农”之路摆在了实现农业飞跃的核心地位。这些表明,邓小平从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现状出发,以农业的历史基础和各种要素状况为依据,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增加农产品供给的途径是依靠科技进步,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农业现代技术发展的方向,实现传统精细农作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的有机结合,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的农业发展技术思想。这就提升了我们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大规模推广应用,科技进步成为了农业生产要素组合中的活跃因素,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比重有了一定提高。邓小平农业发展的技术思想正在变为现实。

土地、劳动力、科学技术的使用是我国农业发展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首要问题。邓小平农业发展观包含了上述尊重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农业产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农业发展人力、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制度和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技术等四个方面的思想内容,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中的制度、技术和人力问题,解决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形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观。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指导了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进步。注释

①1980年4月2日与、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研究国民经济长期规划问题时的谈话记录。参见《党的文献》2004年2期62页。

②邓小平1978年东北视察谈话。参见《党的文献》1999年2期43页。

③1963年12月18日,邓小平关于制订农业长期规划的指示。/lszl/dsjy/25.htm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中央编译局.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8]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9]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0]学习.研究.参考1995年8期

农业发展观范文篇2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突出表现在对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及其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和论述，并自始至终坚持“农业是根本”的思想。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带领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就把农业问题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在他撰写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明确提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显然，邓小平是把农业生产、农村的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胜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其重要性。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正确的指导了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有效地支援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为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直接参与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并在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了“农业是根本”的思想。同时，也对关于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思想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6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全国农业生产萎缩、产值下降、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的现状，邓小平专门撰写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进一步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邓小平还根据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农村所有制的现状，提出了“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的重要观点。他主张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尊重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减轻农民的负担，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理论，大胆决定将农业和农村改革作为新时期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真正把“农业是根本”的思想落到了实处。由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重要文件，进一步强调了注重农业基础地位的紧迫性和重大作用。接着，邓小平倾注极大的精力，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方针和政策。一是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了“一大二公”的超越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扩大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二是允许农村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三是强调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以推动农业的进步。由邓小平亲自审定的党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农业的稳定增长和农业产业结构的改善，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及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强调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定不移地深化农村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再次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指出：“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至此，邓小平关于“农业是根本”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这一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重大发展，同时也是新时期中国农业获得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的“农业是根本”的观点，是以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农业的基础、作用、地位为依据和逻辑起点的。第一，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是一个人均耕地仅为国际人均数量30%，但是却人口众多、农业土地少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供给不足的情况就会逐渐加剧，因此，农业问题是维系十几亿人口生存的大事，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首先必须对待的重要问题，不能有丝毫的麻痹。第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要求必须把农业放在基础地位。邓小平认为，“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第三，农业的发展是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邓小平视农业为政治基础。农业稳定才能确保国家政治的稳定，国家才能久安长治。他说：“中国8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稳不稳，首先要看这80%稳不稳。”“农村不稳，则中国不稳。”从中可以看出，农业对于全国发展的重要性。综观邓小平的农业“根本性”的观点不难看出，邓小平把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当成关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关键。因此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运行中，农业基础的加强，是关系国家经济、政治的重大问题。“农业是根本，不能忘掉”是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立论基础。

2改革论——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动力机制

改革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邓小平认为，改革就是要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他们有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的后劲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以其翻天覆地的变化载入共和国的史册，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用事实证明了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正确性。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废除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并率先取得突破，而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冬天，迫于贫困与饥饿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并订立了“生死状”。这在当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件，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与倡导下，这种家庭承包经营方式迅速推向全国。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指出，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现行农村的政社合一体制显得很不适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这种旧体制从此结束。第二，突破“以粮为纲”的传统农业思想，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前，在“左”的思潮影响下，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社队企业的发展极为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崛起的乡镇企业，成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邓小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突然冒出了各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门路，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也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此后，邓小平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应该走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道路的重要思想，这是对中国农村传统产业结构的重大突破，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农村建设的新道路。第三，打破平等的农村分配，鼓励一些人先致富，然后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农村制度的制约下，在严格、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强调国家实现共同繁荣是片面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村长期生产力低下，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贫困。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经济政策，允许一些国家、一些企业、一些工人和农民首先致富。他指出，这是一项重大政策，一项能够影响和刺激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邓小平还认为，“富裕的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将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的原则，分配原则就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这一重要思想突破了旧制度下所谓的“共同繁荣”思维模式，把人们的思想带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之中。第四，提出“两个飞跃”的理论，指明了中国农村深化改革的发展方向。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构成了一个时期内农村的基本经营体制。邓小平在积极支持和不断完善这种体制的同时，进一步为我国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提出了“两个飞跃”的理论。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两个飞跃”的思想，科学地揭示了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行的规律，指明了中国农业深化改革的发展方向。目前，在邓小平农业发展“第二个飞跃”理论指导下，我国部分地区已经摸索出一套比较科学的方法。随着农村经济特别是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逐步形成一种适度的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方式，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3科技兴农——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核心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进程十分迅速，传统型的农业在此科技基础上逐步转变成了现代型农业。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下进行的，农民在农业技术的推进中缺乏内在动力。并且在没有充分了解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技术改造，对农业科技的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致使农业科技发展之路困难重重。对于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状况，邓小平有着深刻的思考。他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有效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1989年6月，当他与第三代中央领导人交谈时，他说：“农业可能最终需要科学来解决，科学是一件伟大的事情，科学是重要的。”“在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只依赖于政策，而政策是由投入和财政资源的增加所限制的。”只有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潜力是无限的。然而，在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方向上，我们盲目地照抄国外的经验，片面地追求农业机械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机械化的目标才逐渐消失，人们才开始认真思考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当然，农业机械化作为农业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农业机械化的应用中，中国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利益。像一些大平原和兵团农场一样，使用大型农具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主要从劳动信息革命的角度来解决农业问题，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产业的产物。特别是农业机械，特别是大型农业机械和工具的使用，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限的。片面追求农业机械化在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中的特殊性，不符合我国人民的更少，农业生产条件，多种具体国情，也不符合现代农业科技综合发展的趋势。忽略应用科学技术和发展科学技术，仅仅只是依靠机械化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行不通的。我国有着较为崎岖的农业科技发展历程。实践证明，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持，农业发展之路困难重重。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情况下，未来农业大发展的出路，必须要依靠科学技术、尖端技术来实现。国人必须要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这一正确的思路，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确立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要以现代生物技术为主，依靠充足的劳动力，结合我国的优良农业传统，逐步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的整体提高。近年来，我国农业方面的发展迅速，尤其是生物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发展，得益于邓小平提出的“科技兴农”的战略思想。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农业发展计划，如丰收计划、温饱工程、菜篮子工程等，对于农业技术的促进和推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的农业科学技术为我国农业带来了重大转变，如地膜覆盖栽培、日光温室蔬菜栽培、新品种农作物选育栽培等。还有已经实现商品化、产业化的花卉、果蔬、马铃薯脱毒快繁等；用于生产的生物技术，如小麦、水稻、烟草等；取得重大发展的还有抗青枯病马铃薯、抗黄萎病小麦等基因工程，也已经进田实验师范。这些成绩的取得，完全得益于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使我国在种植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产量却不减反增。全新的农业科技改革已经拉开了帷幕，邓小平的“农业最终依靠科学解决问题”的战略思想也逐步成为现实。邓小平认为和“科技兴农”同样重要的，就是要培养优秀的农业科技人才、普及并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科技水平低下、科技人才稀缺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缓慢的问题所在。因为高素质、高文华的科技人才是研发、运用科学技术的关键和保障。然而，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是达不到农业科技发展的要求的。所以，必须要加大对农业科学的研究和科技人才的培养。而且必须要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并培养具有多重技能的农业推广人员。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在做好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村各级各类学校智力、技术的相对优势，积极开展实用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教育，培养大批新型的农业科技人员。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农民科技文化教育活动广泛开展，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4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并认真总结以往农业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表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4.1立足本国实际的中国特性邓小平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异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合乎中国情况的农业发展道路，首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农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原则论定。关于农业发展问题，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模式。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发展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能搞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的发展，才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才能够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够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现代农业规模经济。其次，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中国特有的农业发展模式。邓小平认为，各个国家国情不同、文化传统迥异、历史各具特色，如果照抄照搬，只能陷于失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我国农业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本国实际，在探索中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4.2对世界开放邓小平强调，中国农业的发展应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然而，他也强调了反对孤立和促进世界农业发展中积累的有益经验的重要性，并针对世界和世界农业的现代化。根据邓小平的说法，中国的农业发展正在逐步缩短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因此，必须利用有利于我们赶上世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各种因素。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也是一个开放和吸收世界先进国家经验的过程。“要善于学习和获得国际上的帮助，我们应该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4.3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和全球意义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家和首席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思考，始终从总体和长远利益出发，从战略高度到设计中国农业的发展。首先，他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改革结合起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强调从现代化、稳定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虑我国农业的发展。在推进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在农业和农村领域取得突破。首先，他解决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次，邓小平认为，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为经济强国，是考虑中国的农业发展。他认为，尽快解决农业问题是发展中国经济和农业生产力的关键，也是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关键。只有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作为突出地位的战略重点，中国农业才能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工业、商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每隔几年才能达到一个新水平。4.4突出的创新精神和务实精神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通过务实和创新丰富了他的内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这种创造力的重要体现。邓小平把农村改革看作是一场革命、一种飞跃、一种巨大的农村生产力解放。这是农业和农村发展动态的重要理论创造。邓小平倡导一些人先致富，最后实现共同繁荣的主张，与过去富有的致富方式相比，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一原则在各个方面提出了工人的倡议，实现了劳动效率与社会正义有机结合，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邓小平制度提出了发展农业商品经济，将农民推向市场，以提高农业商品率等一系列创造性原则，农民致富指出了根本途径。摘要邓小平加强农业科研和人才培养的理念已成为我党“科学技术”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求真务实是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又一个显著特点。邓小平研究和解决农业问题时，总是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改革的实践提出问题，从农民群众的现状来考虑问题，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解决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他以求实的精神、极大的勇气，排除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毅然决定废除“政社合一”“统一经营”的脱离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度，代之以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乡镇管理体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邓小平农业发展观中，关于发展粮食生产的论述，关于对传统农业改造的论述，关于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论述，关于农民致富道路、方法的论述，以及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论述，等等，都是其求真务实风格的重要表现。

5结语

农业发展观范文篇3

[关键词]邓小平；农业发展；农业理论

众所周知,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确立了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道路,但在就农业发展的具体方法上出现过失误,邓小平成功地领导了中国农业改革。学术界重点研究了邓小平农业改革理论,但对其农业发展观的研究尚待深入。本文以邓小平从上个世纪60到90年代关于农业问题的论述为依据,对邓小平农业发展观作出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1]（544页）,“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2]（28-29页）。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3]（386页）,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邓小平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尊重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农业产业思想。

（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农业的地位进行了认识。他早在1943年就指出:“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认为粮食问题是农业的基础。他还认为农村根据地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1960年代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邓小平认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要从恢复农业着手,逐步地提升农业和轻工业的比例,降低重工业比例,政策就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4]（79,322,324页）,这对于党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认识的提出产生了重要作用。1970年代,他要求必须“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从政治高度坚定地认为农业发展是解决中国稳定的重要条件,“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5]（28,32,406页）,因此,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他还要求国家作定量分析的农业发展规划时,对农业要有全面规划,“二○○○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告诫说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邓小平还针对中国在追求工业化进程中忽略农业基础地位的现象,认为经济越发展,工业越发展,越要重视、保护和加强农业,他警示道：“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局面。因此,“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6]（9,22—23,159,355页）,不要忘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二）农业发展的全局观念

农业发展包含了种养殖业以及农业向工业转移等多方面问题,邓小平主张农业发展要有全局观念。1962年,他认为农业恢复不仅“要多打一点粮食,多种植一点树,耕牛繁殖起来”,增加产量,还要解决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市场和物价问题,“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国家“宁肯继续进口粮食,也要加快发展经济作物”[4]（324,327,336页）,萌发了农业发展的全局观念。1980年他说“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①,农业发展“最直接的措施有两条：一是饲养业,二是林果业”[7]（12页）。国家要帮助大中城市郊区大力发展牛、羊、鸡、鱼饲养业,供给优良品种和饲料,全国要搞几百个现代化的饲料工厂。邓小平在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主张农业实行多种经营,“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家庭承包制引发了农业内部分工分业的巨大发展,矫正了国家过去执行的“以粮为纲”政策。邓小平的这些主张,纠正了长期以来单一发展种植业的传统农业发展思想,在中国确立了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现代大农业的思想,促进了农业内部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1980年代以来,我国畜牧业、渔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乡村工业中农产品加工业和农用工业的发展,是影响农业转型的重要因素。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造,它发挥了支援农业、促进小城镇建设、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等外部作用。邓小平对此称赞道,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要大力鼓励、扶植其发展。1987年,他指出:“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农村改革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辩证地强调农业哺育工业,工业反哺农业,农业与工业要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6]（238,213—214,238,252页）,因此,我国农村要走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小城镇为载体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他为我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

邓小平着眼于解决人民衣食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农业与工商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是社会效益高,自身经济效益低,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产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引导农业的全面发展,走新型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理论的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的二重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从维护农民的利益出发,通过生产协作、经济合作形式去领导农民。农民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8]（449页）,提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基本认识。建国初期,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把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简单地看作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把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视为发展农业的动力,忽略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要求。党在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上的这种认识误区,导致了运动“一大二公三平”的错误,致使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衰退,出现了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严峻困难。

邓小平是在对错误的反思和纠正中,开始探索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的。1961年,他与彭真认为对的许多方面,“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才能真正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要在生产队建立作业组,实行责任制；国家征购后的余粮,大队、生产队不宜留得太多,“应该把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按出售肥料分给社员,鼓励他们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补助实行供给,“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时,要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根据群众自愿办食堂,“一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9]（324,326,327,329页）。1962年,他明确提出了体制下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三种可能性选择：一是尽量保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二是使部分包产到户合法化；三是农业经营“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4]（324页）。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针对坚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与包干到户的两种不同意见,以“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的务实态度,指出应该让农民大胆试、大胆闯,并两次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他主张从三个方面调动农民积极性：一是通过家庭承包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实行多劳多得,提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二是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三是农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邓小平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出发点是关心其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首先,他指出中国“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①,调动农民积极性就“可以找到一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道路”[4]（327页）,实现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6]（77-78,213页）,这就揭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现实作用在于极大地发挥农业增产的潜力,长期作用是解决农民生活问题,实现社会的安定；其次,他提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尊重农民的意愿,党的农业政策一定要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1965年他揭示了党的农业发展政策出现错误的实质是没有“真正了解贫农和一般农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1980年,他认为“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批评有的干部对因地制宜、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问题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5]（316页）,农业学大寨搞的评工记分、集贸市场和自留地等“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②,也不可能做。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①。最后,他提出了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增加农民收入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方法。农村改革初期,他赞同恢复小自由,使“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5]（146页）,“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①。因此,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不能变。

邓小平把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有无生产自主权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以及自主权与积极性的大小,看作是农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决定因素；农业改革要尊重农民意愿,把党的选择与群众的选择相结合,才能切实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民利益。他从劳动者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出发,强调要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观点,揭示了中国当代农业发展的实质问题,解决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农业制度下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建立在个体产权基础上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选择,是“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8]（768页）,在农村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1950年代,党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取消了农业家庭经营的微观层次,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制度,这种农业制度的实质是把集体的规模经营和农民的个体经营相对立,存在着偏重公平,忽略效率的弊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落后生产力现实不适应。

邓小平关于农业制度适应农业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特点的观点,是中国农业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包产到户是农民在集体经济下解决集体劳动存在劳力浪费、效率低下的弊端的一种理性选择,他在对制度的否定中,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重塑了农业家庭经营的微观层次,找到了社会主义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的途径。他在1962年强调“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但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农业发展“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4]（324,323页）。农村改革期间,他对集体经营下自留地比集体土地产量高,包产到户能够增产增收作出了新判断：首先,要赋予生产队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其次,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实施效果。他认为“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再次,澄清了包产到户姓“资”、姓“社”的争论。他认为包产到户后,农业的主体还是生产队,土地是集体所有,不会影响集体经济,农户家庭是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承包经营层次,“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5]（146,315页）,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最后,他断言公社制度还是一个理想,赞同废除体制,把包产到户肯定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的一个经营层次。家庭成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特点和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微观组织形式。

恢复家庭经营层次,成为了邓小平农业发展观最具特色的内容。邓小平明确指出废除公社体制,不是恢复私有制,是改革社会主义农业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第一个飞跃”。家庭承包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制度,它使土地的单一集体经营管理体制变为以服务为主,农民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双层”管理体制,赋予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现了农业劳动收益与农民积极性、经营管理水平的直接挂钩,农民能够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动植物生长情况及时调整生产安排,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收入。邓小平也对家庭经营存在着诸如农业生产要素综合利用率低、难以抵制较大自然灾害和使用规模技术、农户行为短期化使农业生态和社会效益与农户利益难以协调等局限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6]（23页）,主张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因此包产到户并非一成不变。他强调家庭经营必然会使农业在生产工具、管理水平、农业分工和分配等四个方面产生变化：“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多种经营发展了,……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等,这些都“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5]（315-316页）,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6]（355页）的第二个飞跃,是农业最终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的客观要求。这一飞跃的主要动因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科学种田发展了,超过了村的界限,甚至超过社区的界限”。如果“老是仅仅靠双手劳动,仅仅是一家一户地耕作,将来也不向集体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10]。邓小平针对少数地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象,指出了这“不是自上而下的”[5]（316页）行政命令,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定要适度,不要勉强,不要‘一窝蜂’”,“切不可以‘一股风’”[10],要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提倡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制度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发展的体制问题,赋予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打破了旧体制和旧观念的束缚,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它继承了以土地集体产权为主体的基本格局的路径依赖,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的家庭农业制度路径的回归,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原则。

四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11]（616页）,机器“对农业起着强有力的改造作用”[12]（109页）。国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的一项重要经验也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建国以来,党主要从劳动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方面来解决农业技术发展问题,片面地实施了以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技术战略。这一战略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生产条件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条件,不符合现代农业科技综合发展的潮流,实践中出现过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忽视和影响农业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进步的教训。

邓小平在三年困难时期认为我国在农业技术发展方面,长期存在着没有很好解决采用适合的农机具,水利建设的灌溉效益不高,农田适用哪种化肥等问题。因此,要“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4]（324页）,要从国家、群众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和国家贷款三方面加强农业投资,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还要“增加有机肥料,如发展养猪、养羊和增加绿肥等”,“要大量增产化肥,……同时要推广使用灭草剂”③。这是他把传统和现代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实现农业恢复的主张。1978年以后,邓小平认为,首先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宣传好的典型,“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5]（316-317页）。这就指明了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原则。其次,他创造性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认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6]（17页）,中国农业发展有了正确的政策,但还没有解决好科学种田的问题。他对家庭承包制下,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渴求表示欣慰,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全面思考了我国农业技术发展问题,要求制定农业发展规划时要有技术眼光,“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从改进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6]（107,23页）。实现农业增产目标的技术手段,如“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7]（12页）。最后,他反思了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局限,指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要实现“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5]（28,315页）,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6]（275,313,23页）,他坚定地把“科学种田”、走“科教兴农”之路摆在了实现农业飞跃的核心地位。这些表明,邓小平从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现状出发,以农业的历史基础和各种要素状况为依据,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增加农产品供给的途径是依靠科技进步,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农业现代技术发展的方向,实现传统精细农作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的有机结合,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的农业发展技术思想。这就提升了我们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大规模推广应用,科技进步成为了农业生产要素组合中的活跃因素,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比重有了一定提高。邓小平农业发展的技术思想正在变为现实。

土地、劳动力、科学技术的使用是我国农业发展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首要问题。邓小平农业发展观包含了上述尊重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农业产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农业发展人力、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制度和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技术等四个方面的思想内容,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中的制度、技术和人力问题,解决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形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观。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指导了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进步。

注释

①1980年4月2日与、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研究国民经济长期规划问题时的谈话记录。参见《党的文献》2004年2期62页。

②邓小平1978年东北视察谈话。参见《党的文献》1999年2期43页。

③1963年12月18日,邓小平关于制订农业长期规划的指示。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中央编译局.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8]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9]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0]学习.研究.参考1995年8期

农业发展观范文篇4

关键词：邓小平；农业发展；农业理论

众所周知,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确立了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道路,但在就农业发展的具体方法上出现过失误,邓小平成功地领导了中国农业改革。学术界重点研究了邓小平农业改革理论,但对其农业发展观的研究尚待深入。本文以邓小平从上个世纪60到90年代关于农业问题的论述为依据,对邓小平农业发展观作出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1]（544页）,“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2]（28-29页）。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3]（386页）,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邓小平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尊重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农业产业思想。

（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农业的地位进行了认识。他早在1943年就指出:“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认为粮食问题是农业的基础。他还认为农村根据地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1960年代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邓小平认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要从恢复农业着手,逐步地提升农业和轻工业的比例,降低重工业比例,政策就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4]（79,322,324页）,这对于党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认识的提出产生了重要作用。1970年代,他要求必须“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从政治高度坚定地认为农业发展是解决中国稳定的重要条件,“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5]（28,32,406页）,因此,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他还要求国家作定量分析的农业发展规划时,对农业要有全面规划,“二○○○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告诫说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邓小平还针对中国在追求工业化进程中忽略农业基础地位的现象,认为经济越发展,工业越发展,越要重视、保护和加强农业,他警示道：“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局面。因此,“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6]（9,22—23,159,355页）,不要忘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二）农业发展的全局观念

农业发展包含了种养殖业以及农业向工业转移等多方面问题,邓小平主张农业发展要有全局观念。1962年,他认为农业恢复不仅“要多打一点粮食,多种植一点树,耕牛繁殖起来”,增加产量,还要解决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市场和物价问题,“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国家“宁肯继续进口粮食,也要加快发展经济作物”[4]（324,327,336页）,萌发了农业发展的全局观念。1980年他说“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①,农业发展“最直接的措施有两条：一是饲养业,二是林果业”[7]（12页）。国家要帮助大中城市郊区大力发展牛、羊、鸡、鱼饲养业,供给优良品种和饲料,全国要搞几百个现代化的饲料工厂。邓小平在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主张农业实行多种经营,“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家庭承包制引发了农业内部分工分业的巨大发展,矫正了国家过去执行的“以粮为纲”政策。邓小平的这些主张,纠正了长期以来单一发展种植业的传统农业发展思想,在中国确立了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现代大农业的思想,促进了农业内部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1980年代以来,我国畜牧业、渔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乡村工业中农产品加工业和农用工业的发展,是影响农业转型的重要因素。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造,它发挥了支援农业、促进小城镇建设、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等外部作用。邓小平对此称赞道,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要大力鼓励、扶植其发展。1987年,他指出:“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农村改革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辩证地强调农业哺育工业,工业反哺农业,农业与工业要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6]（238,213—214,238,252页）,因此,我国农村要走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小城镇为载体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他为我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

邓小平着眼于解决人民衣食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农业与工商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是社会效益高,自身经济效益低,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产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引导农业的全面发展,走新型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理论的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的二重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从维护农民的利益出发,通过生产协作、经济合作形式去领导农民。农民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8]（449页）,提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基本认识。建国初期,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把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简单地看作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把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视为发展农业的动力,忽略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要求。党在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上的这种认识误区,导致了运动“一大二公三平”的错误,致使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衰退,出现了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严峻困难。

邓小平是在对错误的反思和纠正中,开始探索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的。1961年,他与彭真认为对的许多方面,“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才能真正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要在生产队建立作业组,实行责任制；国家征购后的余粮,大队、生产队不宜留得太多,“应该把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按出售肥料分给社员,鼓励他们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补助实行供给,“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时,要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根据群众自愿办食堂,“一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9]（324,326,327,329页）。1962年,他明确提出了体制下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三种可能性选择：一是尽量保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二是使部分包产到户合法化；三是农业经营“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4]（324页）。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针对坚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与包干到户的两种不同意见,以“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的务实态度,指出应该让农民大胆试、大胆闯,并两次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他主张从三个方面调动农民积极性：一是通过家庭承包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实行多劳多得,提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二是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三是农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邓小平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出发点是关心其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首先,他指出中国“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①,调动农民积极性就“可以找到一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道路”[4]（327页）,实现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6]（77-78,213页）,这就揭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现实作用在于极大地发挥农业增产的潜力,长期作用是解决农民生活问题,实现社会的安定；其次,他提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尊重农民的意愿,党的农业政策一定要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1965年他揭示了党的农业发展政策出现错误的实质是没有“真正了解贫农和一般农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1980年,他认为“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批评有的干部对因地制宜、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问题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5]（316页）,农业学大寨搞的评工记分、集贸市场和自留地等“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②,也不可能做。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①。最后,他提出了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增加农民收入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方法。农村改革初期,他赞同恢复小自由,使“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5]（146页）,“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①。因此,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不能变。

邓小平把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有无生产自主权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以及自主权与积极性的大小,看作是农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决定因素；农业改革要尊重农民意愿,把党的选择与群众的选择相结合,才能切实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民利益。他从劳动者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出发,强调要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观点,揭示了中国当代农业发展的实质问题,解决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农业制度下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建立在个体产权基础上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选择,是“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8]（768页）,在农村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1950年代,党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取消了农业家庭经营的微观层次,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制度,这种农业制度的实质是把集体的规模经营和农民的个体经营相对立,存在着偏重公平,忽略效率的弊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落后生产力现实不适应。

邓小平关于农业制度适应农业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特点的观点,是中国农业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包产到户是农民在集体经济下解决集体劳动存在劳力浪费、效率低下的弊端的一种理性选择,他在对制度的否定中,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重塑了农业家庭经营的微观层次,找到了社会主义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的途径。他在1962年强调“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但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农业发展“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4]（324,323页）。农村改革期间,他对集体经营下自留地比集体土地产量高,包产到户能够增产增收作出了新判断：首先,要赋予生产队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其次,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实施效果。他认为“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再次,澄清了包产到户姓“资”、姓“社”的争论。他认为包产到户后,农业的主体还是生产队,土地是集体所有,不会影响集体经济,农户家庭是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承包经营层次,“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5]（146,315页）,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最后,他断言公社制度还是一个理想,赞同废除体制,把包产到户肯定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的一个经营层次。家庭成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特点和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微观组织形式。

恢复家庭经营层次,成为了邓小平农业发展观最具特色的内容。邓小平明确指出废除公社体制,不是恢复私有制,是改革社会主义农业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第一个飞跃”。家庭承包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制度,它使土地的单一集体经营管理体制变为以服务为主,农民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双层”管理体制,赋予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现了农业劳动收益与农民积极性、经营管理水平的直接挂钩,农民能够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动植物生长情况及时调整生产安排,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收入。邓小平也对家庭经营存在着诸如农业生产要素综合利用率低、难以抵制较大自然灾害和使用规模技术、农户行为短期化使农业生态和社会效益与农户利益难以协调等局限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6]（23页）,主张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因此包产到户并非一成不变。他强调家庭经营必然会使农业在生产工具、管理水平、农业分工和分配等四个方面产生变化：“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多种经营发展了,……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等,这些都“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5]（315-316页）,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6]（355页）的第二个飞跃,是农业最终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的客观要求。这一飞跃的主要动因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科学种田发展了,超过了村的界限,甚至超过社区的界限”。如果“老是仅仅靠双手劳动,仅仅是一家一户地耕作,将来也不向集体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10]。邓小平针对少数地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象,指出了这“不是自上而下的”[5]（316页）行政命令,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定要适度,不要勉强,不要‘一窝蜂’”,“切不可以‘一股风’”[10],要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提倡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制度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发展的体制问题,赋予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打破了旧体制和旧观念的束缚,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它继承了以土地集体产权为主体的基本格局的路径依赖,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的家庭农业制度路径的回归,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原则。

四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11]（616页）,机器“对农业起着强有力的改造作用”[12]（109页）。国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的一项重要经验也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建国以来,党主要从劳动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方面来解决农业技术发展问题,片面地实施了以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技术战略。这一战略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生产条件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条件,不符合现代农业科技综合发展的潮流,实践中出现过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忽视和影响农业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进步的教训。

邓小平在三年困难时期认为我国在农业技术发展方面,长期存在着没有很好解决采用适合的农机具,水利建设的灌溉效益不高,农田适用哪种化肥等问题。因此,要“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4]（324页）,要从国家、群众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和国家贷款三方面加强农业投资,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还要“增加有机肥料,如发展养猪、养羊和增加绿肥等”,“要大量增产化肥,……同时要推广使用灭草剂”③。这是他把传统和现代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实现农业恢复的主张。1978年以后,邓小平认为,首先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宣传好的典型,“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5]（316-317页）。这就指明了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原则。其次,他创造性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认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6]（17页）,中国农业发展有了正确的政策,但还没有解决好科学种田的问题。他对家庭承包制下,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渴求表示欣慰,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全面思考了我国农业技术发展问题,要求制定农业发展规划时要有技术眼光,“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从改进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6]（107,23页）。实现农业增产目标的技术手段,如“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7]（12页）。最后,他反思了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局限,指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要实现“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5]（28,315页）,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6]（275,313,23页）,他坚定地把“科学种田”、走“科教兴农”之路摆在了实现农业飞跃的核心地位。这些表明,邓小平从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现状出发,以农业的历史基础和各种要素状况为依据,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增加农产品供给的途径是依靠科技进步,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农业现代技术发展的方向,实现传统精细农作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的有机结合,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的农业发展技术思想。这就提升了我们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大规模推广应用,科技进步成为了农业生产要素组合中的活跃因素,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比重有了一定提高。邓小平农业发展的技术思想正在变为现实。

土地、劳动力、科学技术的使用是我国农业发展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首要问题。邓小平农业发展观包含了上述尊重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农业产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农业发展人力、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制度和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技术等四个方面的思想内容,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中的制度、技术和人力问题,解决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形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观。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指导了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进步。注释

①1980年4月2日与、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研究国民经济长期规划问题时的谈话记录。参见《党的文献》2004年2期62页。

②邓小平1978年东北视察谈话。参见《党的文献》1999年2期43页。

③1963年12月18日,邓小平关于制订农业长期规划的指示。/lszl/dsjy/25.htm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中央编译局.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8]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9]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0]学习.研究.参考1995年8期

农业发展观范文篇5

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1]（544页）,“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2]（28-29页）。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3]（386页）,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邓小平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尊重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农业产业思想。

（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农业的地位进行了认识。他早在1943年就指出:“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认为粮食问题是农业的基础。他还认为农村根据地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1960年代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邓小平认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要从恢复农业着手,逐步地提升农业和轻工业的比例,降低重工业比例,政策就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4]（79,322,324页）,这对于党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认识的提出产生了重要作用。1970年代,他要求必须“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从政治高度坚定地认为农业发展是解决中国稳定的重要条件,“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5]（28,32,406页）,因此,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他还要求国家作定量分析的农业发展规划时,对农业要有全面规划,“二○○○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告诫说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邓小平还针对中国在追求工业化进程中忽略农业基础地位的现象,认为经济越发展,工业越发展,越要重视、保护和加强农业,他警示道：“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局面。因此,“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6]（9,22—23,159,355页）,不要忘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二）农业发展的全局观念

农业发展包含了种养殖业以及农业向工业转移等多方面问题,邓小平主张农业发展要有全局观念。1962年,他认为农业恢复不仅“要多打一点粮食,多种植一点树,耕牛繁殖起来”,增加产量,还要解决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市场和物价问题,“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国家“宁肯继续进口粮食,也要加快发展经济作物”[4]（324,327,336页）,萌发了农业发展的全局观念。1980年他说“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①,农业发展“最直接的措施有两条：一是饲养业,二是林果业”[7]（12页）。国家要帮助大中城市郊区大力发展牛、羊、鸡、鱼饲养业,供给优良品种和饲料,全国要搞几百个现代化的饲料工厂。邓小平在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主张农业实行多种经营,“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家庭承包制引发了农业内部分工分业的巨大发展,矫正了国家过去执行的“以粮为纲”政策。邓小平的这些主张,纠正了长期以来单一发展种植业的传统农业发展思想,在中国确立了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现代大农业的思想,促进了农业内部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1980年代以来,我国畜牧业、渔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乡村工业中农产品加工业和农用工业的发展,是影响农业转型的重要因素。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造,它发挥了支援农业、促进小城镇建设、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等外部作用。邓小平对此称赞道,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要大力鼓励、扶植其发展。1987年,他指出:“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农村改革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辩证地强调农业哺育工业,工业反哺农业,农业与工业要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6]（238,213—214,238,252页）,因此,我国农村要走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小城镇为载体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他为我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

邓小平着眼于解决人民衣食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农业与工商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是社会效益高,自身经济效益低,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产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引导农业的全面发展,走新型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理论的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的二重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从维护农民的利益出发,通过生产协作、经济合作形式去领导农民。农民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8]（449页）,提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基本认识。建国初期,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把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简单地看作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把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视为发展农业的动力,忽略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要求。党在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上的这种认识误区,导致了运动“一大二公三平”的错误,致使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衰退,出现了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严峻困难。

邓小平是在对错误的反思和纠正中,开始探索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的。1961年,他与彭真认为对的许多方面,“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才能真正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要在生产队建立作业组,实行责任制；国家征购后的余粮,大队、生产队不宜留得太多,“应该把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按出售肥料分给社员,鼓励他们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补助实行供给,“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时,要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根据群众自愿办食堂,“一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9]（324,326,327,329页）。1962年,他明确提出了体制下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三种可能性选择：一是尽量保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二是使部分包产到户合法化；三是农业经营“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4]（324页）。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针对坚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与包干到户的两种不同意见,以“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的务实态度,指出应该让农民大胆试、大胆闯,并两次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他主张从三个方面调动农民积极性：一是通过家庭承包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实行多劳多得,提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二是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三是农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邓小平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出发点是关心其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首先,他指出中国“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①,调动农民积极性就“可以找到一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道路”[4]（327页）,实现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6]（77-78,213页）,这就揭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现实作用在于极大地发挥农业增产的潜力,长期作用是解决农民生活问题,实现社会的安定；其次,他提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尊重农民的意愿,党的农业政策一定要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1965年他揭示了党的农业发展政策出现错误的实质是没有“真正了解贫农和一般农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1980年,他认为“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批评有的干部对因地制宜、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问题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5]（316页）,农业学大寨搞的评工记分、集贸市场和自留地等“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②,也不可能做。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①。最后,他提出了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增加农民收入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方法。农村改革初期,他赞同恢复小自由,使“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5]（146页）,“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①。因此,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不能变。

邓小平把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有无生产自主权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以及自主权与积极性的大小,看作是农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决定因素；农业改革要尊重农民意愿,把党的选择与群众的选择相结合,才能切实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民利益。他从劳动者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出发,强调要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观点,揭示了中国当代农业发展的实质问题,解决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农业制度下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建立在个体产权基础上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选择,是“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8]（768页）,在农村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1950年代,党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取消了农业家庭经营的微观层次,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制度,这种农业制度的实质是把集体的规模经营和农民的个体经营相对立,存在着偏重公平,忽略效率的弊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落后生产力现实不适应。

邓小平关于农业制度适应农业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特点的观点,是中国农业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包产到户是农民在集体经济下解决集体劳动存在劳力浪费、效率低下的弊端的一种理性选择,他在对制度的否定中,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重塑了农业家庭经营的微观层次,找到了社会主义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的途径。他在1962年强调“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但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农业发展“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4]（324,323页）。农村改革期间,他对集体经营下自留地比集体土地产量高,包产到户能够增产增收作出了新判断：首先,要赋予生产队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其次,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实施效果。他认为“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再次,澄清了包产到户姓“资”、姓“社”的争论。他认为包产到户后,农业的主体还是生产队,土地是集体所有,不会影响集体经济,农户家庭是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承包经营层次,“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5]（146,315页）,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最后,他断言公社制度还是一个理想,赞同废除体制,把包产到户肯定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的一个经营层次。家庭成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特点和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微观组织形式。

恢复家庭经营层次,成为了邓小平农业发展观最具特色的内容。邓小平明确指出废除公社体制,不是恢复私有制,是改革社会主义农业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第一个飞跃”。家庭承包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制度,它使土地的单一集体经营管理体制变为以服务为主,农民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双层”管理体制,赋予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现了农业劳动收益与农民积极性、经营管理水平的直接挂钩,农民能够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动植物生长情况及时调整生产安排,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收入。邓小平也对家庭经营存在着诸如农业生产要素综合利用率低、难以抵制较大自然灾害和使用规模技术、农户行为短期化使农业生态和社会效益与农户利益难以协调等局限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6]（23页）,主张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因此包产到户并非一成不变。他强调家庭经营必然会使农业在生产工具、管理水平、农业分工和分配等四个方面产生变化：“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多种经营发展了,……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等,这些都“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5]（315-316页）,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6]（355页）的第二个飞跃,是农业最终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的客观要求。这一飞跃的主要动因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科学种田发展了,超过了村的界限,甚至超过社区的界限”。如果“老是仅仅靠双手劳动,仅仅是一家一户地耕作,将来也不向集体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10]。邓小平针对少数地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象,指出了这“不是自上而下的”[5]（316页）行政命令,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定要适度,不要勉强,不要‘一窝蜂’”,“切不可以‘一股风’”[10],要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提倡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制度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发展的体制问题,赋予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打破了旧体制和旧观念的束缚,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它继承了以土地集体产权为主体的基本格局的路径依赖,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的家庭农业制度路径的回归,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原则。

四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11]（616页）,机器“对农业起着强有力的改造作用”[12]（109页）。国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的一项重要经验也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建国以来,党主要从劳动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方面来解决农业技术发展问题,片面地实施了以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技术战略。这一战略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生产条件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条件,不符合现代农业科技综合发展的潮流,实践中出现过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忽视和影响农业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进步的教训。

邓小平在三年困难时期认为我国在农业技术发展方面,长期存在着没有很好解决采用适合的农机具,水利建设的灌溉效益不高,农田适用哪种化肥等问题。因此,要“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4]（324页）,要从国家、群众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和国家贷款三方面加强农业投资,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还要“增加有机肥料,如发展养猪、养羊和增加绿肥等”,“要大量增产化肥,……同时要推广使用灭草剂”③。这是他把传统和现代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实现农业恢复的主张。1978年以后,邓小平认为,首先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宣传好的典型,“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5]（316-317页）。这就指明了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原则。其次,他创造性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认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6]（17页）,中国农业发展有了正确的政策,但还没有解决好科学种田的问题。他对家庭承包制下,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渴求表示欣慰,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全面思考了我国农业技术发展问题,要求制定农业发展规划时要有技术眼光,“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从改进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6]（107,23页）。实现农业增产目标的技术手段,如“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7]（12页）。最后,他反思了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局限,指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要实现“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5]（28,315页）,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6]（275,313,23页）,他坚定地把“科学种田”、走“科教兴农”之路摆在了实现农业飞跃的核心地位。这些表明,邓小平从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现状出发,以农业的历史基础和各种要素状况为依据,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增加农产品供给的途径是依靠科技进步,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农业现代技术发展的方向,实现传统精细农作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的有机结合,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的农业发展技术思想。这就提升了我们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大规模推广应用,科技进步成为了农业生产要素组合中的活跃因素,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比重有了一定提高。邓小平农业发展的技术思想正在变为现实。

土地、劳动力、科学技术的使用是我国农业发展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首要问题。邓小平农业发展观包含了上述尊重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农业产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农业发展人力、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制度和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技术等四个方面的思想内容,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中的制度、技术和人力问题,解决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形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观。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指导了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进步。注释

①1980年4月2日与、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研究国民经济长期规划问题时的谈话记录。参见《党的文献》2004年2期62页。

②邓小平1978年东北视察谈话。参见《党的文献》1999年2期43页。

③1963年12月18日,邓小平关于制订农业长期规划的指示。/lszl/dsjy/25.htm

[摘要]邓小平在上个世纪60到90年代论述了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的产业、人力、制度以及技术思想。他认为农业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农业发展要有全局观念,要依靠和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家庭经营制度,在家庭承包制下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我国农业发展的途径是依靠科技进步,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农业现代技术发展的方向,实现传统精细农作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的有机结合,提高农业科技含量。这些认识构成了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它推动了中国当代农业的发展进步。

[关键词]邓小平；农业发展；农业理论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中央编译局.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8]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9]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0]学习.研究.参考1995年8期

农业发展观范文篇6

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1]（544页）,“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2]（28-29页）。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3]（386页）,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邓小平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尊重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农业产业思想。

（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农业的地位进行了认识。他早在1943年就指出:“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认为粮食问题是农业的基础。他还认为农村根据地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1960年代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邓小平认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要从恢复农业着手,逐步地提升农业和轻工业的比例,降低重工业比例,政策就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4]（79,322,324页）,这对于党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认识的提出产生了重要作用。1970年代,他要求必须“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从政治高度坚定地认为农业发展是解决中国稳定的重要条件,“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5]（28,32,406页）,因此,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他还要求国家作定量分析的农业发展规划时,对农业要有全面规划,“二○○○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告诫说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邓小平还针对中国在追求工业化进程中忽略农业基础地位的现象,认为经济越发展,工业越发展,越要重视、保护和加强农业,他警示道：“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局面。因此,“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6]（9,22—23,159,355页）,不要忘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是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二）农业发展的全局观念

农业发展包含了种养殖业以及农业向工业转移等多方面问题,邓小平主张农业发展要有全局观念。1962年,他认为农业恢复不仅“要多打一点粮食,多种植一点树,耕牛繁殖起来”,增加产量,还要解决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市场和物价问题,“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国家“宁肯继续进口粮食,也要加快发展经济作物”[4]（324,327,336页）,萌发了农业发展的全局观念。1980年他说“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①,农业发展“最直接的措施有两条：一是饲养业,二是林果业”[7]（12页）。国家要帮助大中城市郊区大力发展牛、羊、鸡、鱼饲养业,供给优良品种和饲料,全国要搞几百个现代化的饲料工厂。邓小平在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主张农业实行多种经营,“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家庭承包制引发了农业内部分工分业的巨大发展,矫正了国家过去执行的“以粮为纲”政策。邓小平的这些主张,纠正了长期以来单一发展种植业的传统农业发展思想,在中国确立了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现代大农业的思想,促进了农业内部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1980年代以来,我国畜牧业、渔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乡村工业中农产品加工业和农用工业的发展,是影响农业转型的重要因素。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造,它发挥了支援农业、促进小城镇建设、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等外部作用。邓小平对此称赞道,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要大力鼓励、扶植其发展。1987年,他指出:“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农村改革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辩证地强调农业哺育工业,工业反哺农业,农业与工业要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6]（238,213—214,238,252页）,因此,我国农村要走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小城镇为载体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他为我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

邓小平着眼于解决人民衣食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农业与工商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是社会效益高,自身经济效益低,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产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引导农业的全面发展,走新型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理论的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的二重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从维护农民的利益出发,通过生产协作、经济合作形式去领导农民。农民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8]（449页）,提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基本认识。建国初期,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把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简单地看作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把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视为发展农业的动力,忽略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要求。党在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上的这种认识误区,导致了运动“一大二公三平”的错误,致使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衰退,出现了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严峻困难。

邓小平是在对错误的反思和纠正中,开始探索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的。1961年,他与彭真认为对的许多方面,“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才能真正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要在生产队建立作业组,实行责任制；国家征购后的余粮,大队、生产队不宜留得太多,“应该把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按出售肥料分给社员,鼓励他们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补助实行供给,“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时,要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根据群众自愿办食堂,“一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9]（324,326,327,329页）。1962年,他明确提出了体制下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三种可能性选择：一是尽量保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二是使部分包产到户合法化；三是农业经营“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4]（324页）。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针对坚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与包干到户的两种不同意见,以“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的务实态度,指出应该让农民大胆试、大胆闯,并两次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他主张从三个方面调动农民积极性：一是通过家庭承包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实行多劳多得,提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二是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三是农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邓小平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出发点是关心其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首先,他指出中国“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①,调动农民积极性就“可以找到一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道路”[4]（327页）,实现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6]（77-78,213页）,这就揭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现实作用在于极大地发挥农业增产的潜力,长期作用是解决农民生活问题,实现社会的安定；其次,他提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尊重农民的意愿,党的农业政策一定要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1965年他揭示了党的农业发展政策出现错误的实质是没有“真正了解贫农和一般农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1980年,他认为“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批评有的干部对因地制宜、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问题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5]（316页）,农业学大寨搞的评工记分、集贸市场和自留地等“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②,也不可能做。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①。最后,他提出了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增加农民收入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方法。农村改革初期,他赞同恢复小自由,使“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5]（146页）,“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①。因此,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不能变。

邓小平把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有无生产自主权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以及自主权与积极性的大小,看作是农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决定因素；农业改革要尊重农民意愿,把党的选择与群众的选择相结合,才能切实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民利益。他从劳动者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出发,强调要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观点,揭示了中国当代农业发展的实质问题,解决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农业制度下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建立在个体产权基础上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选择,是“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8]（768页）,在农村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1950年代,党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取消了农业家庭经营的微观层次,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制度,这种农业制度的实质是把集体的规模经营和农民的个体经营相对立,存在着偏重公平,忽略效率的弊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落后生产力现实不适应。

邓小平关于农业制度适应农业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特点的观点,是中国农业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包产到户是农民在集体经济下解决集体劳动存在劳力浪费、效率低下的弊端的一种理性选择,他在对制度的否定中,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重塑了农业家庭经营的微观层次,找到了社会主义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的途径。他在1962年强调“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但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农业发展“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4]（324,323页）。农村改革期间,他对集体经营下自留地比集体土地产量高,包产到户能够增产增收作出了新判断：首先,要赋予生产队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其次,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实施效果。他认为“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再次,澄清了包产到户姓“资”、姓“社”的争论。他认为包产到户后,农业的主体还是生产队,土地是集体所有,不会影响集体经济,农户家庭是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承包经营层次,“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5]（146,315页）,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最后,他断言公社制度还是一个理想,赞同废除体制,把包产到户肯定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的一个经营层次。家庭成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特点和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微观组织形式。

恢复家庭经营层次,成为了邓小平农业发展观最具特色的内容。邓小平明确指出废除公社体制,不是恢复私有制,是改革社会主义农业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第一个飞跃”。家庭承包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制度,它使土地的单一集体经营管理体制变为以服务为主,农民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双层”管理体制,赋予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现了农业劳动收益与农民积极性、经营管理水平的直接挂钩,农民能够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动植物生长情况及时调整生产安排,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收入。邓小平也对家庭经营存在着诸如农业生产要素综合利用率低、难以抵制较大自然灾害和使用规模技术、农户行为短期化使农业生态和社会效益与农户利益难以协调等局限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6]（23页）,主张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因此包产到户并非一成不变。他强调家庭经营必然会使农业在生产工具、管理水平、农业分工和分配等四个方面产生变化：“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多种经营发展了,……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等,这些都“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5]（315-316页）,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6]（355页）的第二个飞跃,是农业最终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的客观要求。这一飞跃的主要动因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科学种田发展了,超过了村的界限,甚至超过社区的界限”。如果“老是仅仅靠双手劳动,仅仅是一家一户地耕作,将来也不向集体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10]。邓小平针对少数地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象,指出了这“不是自上而下的”[5]（316页）行政命令,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定要适度,不要勉强,不要‘一窝蜂’”,“切不可以‘一股风’”[10],要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提倡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制度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发展的体制问题,赋予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打破了旧体制和旧观念的束缚,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它继承了以土地集体产权为主体的基本格局的路径依赖,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的家庭农业制度路径的回归,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原则。

四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11]（616页）,机器“对农业起着强有力的改造作用”[12]（109页）。国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的一项重要经验也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建国以来,党主要从劳动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方面来解决农业技术发展问题,片面地实施了以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技术战略。这一战略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生产条件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条件,不符合现代农业科技综合发展的潮流,实践中出现过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忽视和影响农业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进步的教训。

邓小平在三年困难时期认为我国在农业技术发展方面,长期存在着没有很好解决采用适合的农机具,水利建设的灌溉效益不高,农田适用哪种化肥等问题。因此,要“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4]（324页）,要从国家、群众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和国家贷款三方面加强农业投资,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还要“增加有机肥料,如发展养猪、养羊和增加绿肥等”,“要大量增产化肥,……同时要推广使用灭草剂”③。这是他把传统和现代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实现农业恢复的主张。1978年以后,邓小平认为,首先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宣传好的典型,“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5]（316-317页）。这就指明了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原则。其次,他创造性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认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6]（17页）,中国农业发展有了正确的政策,但还没有解决好科学种田的问题。他对家庭承包制下,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渴求表示欣慰,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全面思考了我国农业技术发展问题,要求制定农业发展规划时要有技术眼光,“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从改进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6]（107,23页）。实现农业增产目标的技术手段,如“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7]（12页）。最后,他反思了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局限,指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要实现“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5]（28,315页）,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6]（275,313,23页）,他坚定地把“科学种田”、走“科教兴农”之路摆在了实现农业飞跃的核心地位。这些表明,邓小平从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现状出发,以农业的历史基础和各种要素状况为依据,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增加农产品供给的途径是依靠科技进步,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农业现代技术发展的方向,实现传统精细农作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的有机结合,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的农业发展技术思想。这就提升了我们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大规模推广应用,科技进步成为了农业生产要素组合中的活跃因素,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比重有了一定提高。邓小平农业发展的技术思想正在变为现实。

土地、劳动力、科学技术的使用是我国农业发展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首要问题。邓小平农业发展观包含了上述尊重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农业产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农业发展人力、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制度和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技术等四个方面的思想内容,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中的制度、技术和人力问题,解决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形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观。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指导了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进步。注释

①1980年4月2日与、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研究国民经济长期规划问题时的谈话记录。参见《党的文献》2004年2期62页。

②邓小平1978年东北视察谈话。参见《党的文献》1999年2期43页。

③1963年12月18日,邓小平关于制订农业长期规划的指示。/lszl/dsjy/25.htm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中央编译局.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8]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9]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0]学习.研究.参考1995年8期

[1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农业发展观范文篇7

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今年3月至8月，市农委将参加全国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今天，我们召开全委系统党员干部大会，贯彻落实市委的总体要求，对农委系统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行具体动员和部署。下面，我先讲三点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市委对这次学习实践活动高度重视，对搞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作了安排部署。我们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自觉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开展深入学习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深刻理解和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干部头脑、指导“三农”实践、推动我市农业农村工作和现代农业发展。

第一，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是全面深入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试验区建设的需要。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实施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的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着力从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入手，探索成都科学发展之路，找到了城乡一体化这一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和成都实际的正确路径，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路和办法，使成都进入了加快城乡全面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但是，受“5·12”特大地震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全市经济增长明显减速，不确定性因素和突发性风险前所未有。在统筹城乡进入深化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我市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构建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等重点难点问题亟待取得新的突破。在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试验区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意义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按照市委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试验区建设的强大动力，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抢抓机遇、化危为机，为实现止滑提速、推进“两个加快”作出积极的贡献。

第二，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是又好又快推进灾后重建、科学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市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时期，但同时也面临灾后重建、拉动内需和试验区建设等难得的机遇。市委、市政府审视度势，先后作出了要战胜地震灾害，把重灾区建设成为科学重建、科学发展样板和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在化危为机中实现新的社会进步的重大决策。我们要落实好市委、市政府的各项部署，关键是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扎实工作；根本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实施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的总体战略，运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战胜当前困难、实现长远发展。要把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作为农委系统学习实践活动联系实际最主要的内容、解决问题最紧迫的任务、推进工作最重要的目标，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市委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和一系列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实践活动与推进灾后重建等工作有机结合在一起，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三，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是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努力实现现代农业发展新突破的需要。近年来，按照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部署，我市深入推进“三个集中”，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但是，总的来看，我市现代农业建设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农业集体化集约化发展水平还很低，农业重点产业不突出、产业链不完整、标准化规模化比重小、市场主体培育不够、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仍然存在，纯农业地区的产业发展问题和农民集中居住区产业支撑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转变等问题十分突出。面对农业农村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去解决。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有利于我们解放思想，进一步创新现代农业发展的思路；有利于我们加大力度，从组织形式、发展模式、推进机制和利益联结方式等方面深入研究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有利于我们战胜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影响和制约我市现代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真正实现现代农业发展新突破。

第四，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是加强农委干部队伍建设，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的需要。长期以来，市农委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全系统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忍耐，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是高的。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比，与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比，与基层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希望比，还有不小差距。因此，我们要以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推进工作作风转变。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认识，努力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和推进成都现代农业发展；通过学习实践活动，不断提高农委系统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政策水平和执行能力，提高干部队伍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务实创新的能力和驾驭全局的能力；通过学习实践活动，真正把思想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把先进的思想理论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现代农业发展的正确思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正确措施、领导现代农业发展的实际能力，转化成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成效。

二、紧密结合实际，提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实效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精辟论述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我们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要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义，按照总书记强调的“充分体现实践特色”的要求，围绕市委确定的“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带头推进‘两个加快’，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这一主题，把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扎实推进，务求取得实效。

（一）以学习实践活动促各项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今年是我市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一年，也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确保全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一年，切实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强化农业产业支撑，对于保持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市委、市政府给市级各部门下达了2009年度目标任务，涉及农委的主要是现代农业建设目标任务，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主要经济指标：农业增加值增长3.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粮食总产量276.5万吨；第二类是产业发展指标：400万亩粮食丰产示范基地和100万头生猪、10万亩茶叶、10万亩猕猴桃、5万亩食用菌等标准化规模化示范基地建设，新增耕地流转50万亩；第三类是农业市场主体培育和农业项目投资指标：培育12家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大型龙头企业、100个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其中打造20个年销售收入3000万元、带动农户1000户以上的龙头合作社），农业项目投资200亿元；第四类是民生工程指标：主要涉及农民工培训、农村扶贫开发、农村沼气建设、标准粮田建设等任务。这些都是农委今年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完成结果如何，直接反映我们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工作成效。因此，我们一定要结合学习实践活动的开展，抓好重点目标任务的落实，千方百计保证各项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促进思想再解放、观念再转变、措施再增添，全力以赴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扎实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努力完成好今年的目标任务，为推进灾后重建和应对金融危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以学习实践活动促各项重点工作的推进落实。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对今年全市农业农村工作特别是现代农业发展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我们要结合学习实践活动的开展，认真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尤其要突出抓好事关大局的七项重点工作：第一，集中力量抓好现代农业综合示范点和综合示范带的打造。特别是要集中力量支持极重灾区打造综合示范点，在灾后一周年之际，向世人展示成都灾后重建的新进展、新面貌、新气象。坚持用市场化的手段，集成各种政策扶持优势，结合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整理、拆院并院，统筹配套实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项目，打造一批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同步转变的综合示范亮点。通过创新组织形式、发展模式、推进机制和利益联结方式，推进农业集体化集约化，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今年要启动成灌高速示范带和沙西线示范带“两个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带”建设，同时继续强力推进和抓好向峨乡、磁丰镇、红岩镇等综合示范点打造。第二，抓好农民集中居住区和纯农业地区产业发展。加强同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对接，弄清、弄准、弄实农民集中居住点实际情况，摸清产业规划情况，充分考虑集中居住点的实际，加紧完善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农业产业规划，并抓好规划实施，培育主导产业，形成产业支撑。把纯农业地区（一般乡镇）的发展问题作为今年工作的重点，指导纯农业乡镇完善产业规划、调整产业结构，从探索“小业主大园区”、农业股份制等模式方面入手，发挥当地特有的资源优势，培育发展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实现一三产业互动，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推进纯农业地区发展。要认真组织好基层干部特别是纯农业地区基层干部培训工作，通过现场培训、现身说法，让他们学到真经，提高其推进产业发展的能力。第三，抓好农业重大项目推进。着力抓好382个灾后重建和拉动内需项目申报、争取和落实、实施，重点抓好400万亩粮食丰产示范基地、100万头生猪、10万亩茶叶、10万亩猕猴桃、5万亩食用菌等规模化示范基地项目建设，抓好全市农口部门已经敲定的农田水利、道路交通、土地整理等17个农业重大项目实施。同时，要组织好“5.12农产品大联展”、“国际茶业大会”、“上海、深圳农产品展示展销会”、“西部农产品博览会暨第二届中国成都农产品博览会”，围绕产业链延伸抓招商引资，按照“四个一批”的要求，扎实推进项目的落实。第四，抓好农用地产权制度改革。配合国土部门搞好土地实测工作，在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土地流转的价格评估和担保体系，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有序顺畅流转的体制机制，积极探索实践“土地银行”、“田间股份制”、农业设施“租赁制”和“小业主、大园区”等有效模式和办法，加快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确保新增耕地流转50万亩以上。第五，抓好标准化农业服务体系建设。重点是抓好标准化基层农业综合服务站建设，确保双流、大邑、新津、郫县、邛崃等5县（市）开工建设的30个基层农业综合服务站如期竣工并投入使用，适时启动彭州、都江堰、崇州的基层农业综合服务站建设，按规划做好其他区（市）县启动准备工作。按照成委发[2008]37号）文件要求，加强村级农业科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业信息等公共服务站点建设。推进“新网工程”实施，加快农资配送中心建设，提高农资配送率。第六，抓好农业物流市场建设和农产品营销。认真实施好现代农业物流业发展规划，下大力气抓好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配送中心建设，推进农产品进超市，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实现农产品进商场、进社区、进大专院校、进科研院所、进机关食堂，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第七，要抓好各项扶农惠农政策的落实。认真研究政策、运用政策、落实政策。要结合贯彻市委5号文件和37号文件精神，坚持以工业的手段和市场化的办法抓农业，保障助农惠农政策的全面落实到位。

（三）以学习实践活动促工作作风的根本转变。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是这次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要把学习实践活动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和规范化服务型机关建设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责任意识、服务意识、表率意识不够强的问题。通过学习实践活动，使干部职工头脑中始终牢记城乡统筹、科学发展这根弦，脚底下始终走好城乡统筹、科学发展这条路，确保在困难面前不丧失信心，在危机面前不迷失方向，创新招数抓落实，扭住重点带全局，突破难点推全局。通过学习实践活动，使干部职工自觉贯彻市委八项规定，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推进工作作风转变，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力提倡“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良好风气，把工作当事业去追求、当学问去研究，坚决纠正精神不振、作风不实、办事拖拉的现象。在农委系统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善干事、干成事”的工作氛围，为推进科学发展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树立农委系统的良好形象。

三、精心组织安排，确保学习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

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央和省委、市委非常重视，社会各界十分关注。机关、直属单位和市种子公司、正大公司党组织都要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精心组织，确保学习实践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搞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关键在领导，责任在班子。农委党组高度重视，多次研究学习实践活动相关工作。市农委成立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负责全系统活动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全委系统活动的统筹协调和检查指导工作。为确保下属单位学习实践活动扎实有效，建立委领导联系指导制度，由每个委领导联系指导1个直属单位或企业的学习实践活动。各单位、各支部也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保障学习实践活动顺利进行。委活动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加强宣传，加强对委机关、直属单位开展活动的检查指导，确保学习实践活动有力推进。

（二）精心组织，认真实施。一要落实实施方案，搞好思想发动。按照市委的要求，市农委党组结合农委实际，已经制定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今天召开动员大会，进行思想发动，就是要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委的决策上来，统一到农委党组的部署上来，积极投入于学习实践活动。二要认真完成活动的规定动作。要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和我委的安排，明确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主要原则和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突出实践特色，选好活动载体，精心组织实施，努力实现“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体要求和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的目标。三要扎实抓好各个阶段的工作。要按照委学习实践活动实施方案，认真抓好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的工作，完成规定的动作。要突出重点，着力在解决突出问题、完善整改措施上下功夫，形成推进农业和农村工作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

农业发展观范文篇8

一、坚持创新理念，确立农业发展的科学定位

用更加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抓好农业发展的准确定位和科学谋划。要围绕建设**（县名）的“米袋子”和“菜篮子”，抓好农业综合开发的规模化、产业化、特色化建设。

一是创新投资理念上，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带动和放大作用，以项目区招商为载体，激活和撬动民资、外资积极进入；农资开发部门应以基础设施投入为主，采取市场运转机制，与相关部门共同建设农业园区。

二是创新开发理念上，系统性、连动性地考虑基础性开发和经营性开发，突出农业资源开发的持久动力，把农业资源开发变成发展型开发，使农业资源开发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永久的发动机。

三是创新工作理念上，始终坚持创新创优，力争获得更大的创新创优成果。同时，进一步增强大局和统筹意识。粮食和农产品价格往往是通货膨胀程度的方向标，作为农发部门，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通过增产增收来稳定粮食价格，防止过大的价格波动，避免加剧通货膨胀，为国家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坚持创新思路，确保现代农业发展的新突破

我们要坚持用创新思路，坚持用标准化规范农业、用先进技术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发展农业，不断提升农业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为建设幸福**（县名）打下坚实基础。具体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理清一本账，深入研究分析我县农民生活状况、农业产业化程度和农产品销路等情况；二是要搭好一个平台，政府要有作为，建设一个有发展特色的农业平台，着力研究发展适合我县农业发展的项目；三是要培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真正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四是要致富一批农民，让不能进工厂、离不开土地的纯农民富裕起来，让他们在土地上形成持续增收的能力。今后，在现代农业上要有一个科学规划和行动计划，要找准突破点，围绕农民持续增收、农业产业化发展方面从战略上、战术上研究。

三、坚持创新机制，确定农业发展的新机制

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结合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要求和自身建设实际，以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以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出发点，以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为重点，通过建章立制、完善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营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良好环境，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支撑。要通过制订一批办法、出台一批政策、完善一批制度、编制一批规划，加快制度建设步伐，构建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建立支撑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完善科学高效的宏观调控和应急处理机制，健全公正、廉明的农业行政执法体制和规范有序的内部运转机制，着力解决影响农业农村经济科学发展的制度缺失等突出问题。

四、坚持创新载体，促使农业发展的服务上水平

进一步加大农业宣传力度，开展农资打假护农行动，规范农资经营秩序，净化农资市场环境。进一步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逐步建立产地环境监测制度、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调处力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抓好农村土地流转工作。规范农村财务管理，落实好支农惠农政策和村务财务公开工作。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以质量管理为抓手，加强工程招投标和工程建设监理，定期选择重点工作、难点工作为主题，以现场会、交流会、座谈会为平台，强化交流与督促强化岗位目标责任制，完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绩效考核。

五、坚持创新管理，加强农资局的队伍建设

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以创新管理加强农资局的队伍建设，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队伍建设，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突出发挥队伍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农业发展观范文篇9

*市不仅是*传统的农业大县，而且也拥有传统的工业光荣历史。近几年来，*县域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县域经济不仅在量上有了飞跃，而且在质上也有巨大的突破，县域经济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以及影响力在天山北坡经济带内不断提升。截至20*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52.64亿元，增长25.3％，其中：第一产业14.89亿元，增长7.2％；第二产业26.25亿元，增长48.3％，其中工业增加值19.39亿元，增长54.3%；第三产业11.5亿元，增长11.4％。三次产业比重由20*年的32：43：25调整为28：50：2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7亿元，增长25.2%。完成地方财政收入3.47亿元，增长58%，其中一般预算收入2.36亿元，增长39.1%。农牧民人均纯收入6655元，增收488元，增长7.9%。其中特别提出，*的第二产业比重已突破50%，工业增加值达到54.3%，这宣告*市的发展已从农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进入工业主导的发展阶段。

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问题。因此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发展就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就必须立足*实际，找到符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路径。为此初探分析如下：

一、*市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路径之一，大力推进*“工业强市”战略。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工业强市”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工业强市”战略的实施就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围绕培育四大产业，强化招商引资，构建新的工业体系展开各项工作。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重点是要结合四大产业的发展，即一是围绕中电投项目，着力发展高载能及化工产业。二是围绕广阔的市场需求，着力发展机械加工和装备制造产业。三是围绕丰富的农业资源，着力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四是围绕区位优势，着力发展现代仓储物流产业。

二、*市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路径之，。强力推进“四区一线”产业布局战略。“四区一线”产业布局战略通过近几年的实施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区域产业功能已凸现效益，但“四区一线”产业布局的专业分工还不够明显，产业规模还没有完全形成，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四区一线”产业布局战略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解决实施“四区一线”产业布局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科学推进“四区一线”产业布局的发展。

三、*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路径之三，全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也是*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全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必由之路。*市新农村建设的各种问题困难必须放在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上才能解决，因此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紧密结合*农业发展的实际，重点是要结合*农业发展中的种植结构调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创新等重大问题。

农业发展观范文篇10

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结果，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针。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如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构筑具有**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夯实打牢统筹城乡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当前全市“三农”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从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在统筹城乡发展、构建一体化新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

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实现资源集约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农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二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三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现代农业是用现代科技和装备武装、采用先进管理的高投入高产出效益型农业。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培植农民增收的现代产业体系，就可以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

三是，全面提升农业竞争力的有力举措。现代农业是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开放型农业。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科技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通过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信息化和国际化进程，就会迅速推进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全面提升农业的综合素质和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四是，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产发展是前提和基础，没有生产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其它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不断强化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和物质基础，就可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扎实推进。

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对构筑**区域发展新高地、打造区域增长极、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意义重大、至关重要。

二、坚持用辩证的观点分析问题，准确把握**现代农业的发展现状和水平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进入“十五”以来，我市传统农业加速向现代农业迈进，以科技化、产业化、组织化、市场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农业框架初步形成，但用辩证观点分析研判，可以说，我市现代农业发展成就与矛盾问题并存，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优势不够突出，特色不明显、产业竞争力不强，远不适应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

（一）既要看到农业产出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又要看到继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任务依然繁重。20*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05.5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38倍；粮棉油、瓜菜、畜产品、果品、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是应当看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耕地面积减少和人口增加的趋势不可逆转，人地矛盾突出；农业基础仍然脆弱，抗御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任务依然繁重。

（二）既要看到农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又要看到保持农民持续增收、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难度明显加大。20*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965元，连续4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仍然高达2.6:1,但同时看到，在连续四年高基数增长的基础上，加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的情况下，能否保持农民持续增收、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实令人堪忧。

（三）既要看到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又要看到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尽管随着各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总体上看，农业基础不牢、后劲不足、装备落后、主要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多、设施落后不配套、防灾抗灾能力不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还远没过关，继续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好形势的难度越来越大。

（四）既要看到农业科技有了长足进步，又要看到农业发展方式落后的矛盾依然突出。近年来，随着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但传统农业比重依然偏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粗放、落后的矛盾依然突出，利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的任务依然艰巨。

（五）既要看到农业产业化经营有了明显提升，又要看到继续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难度越来越大。经过多年坚持不懈努力，农业产业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全市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790余家，销售收入达到400亿元以上，带动基地450万亩、养殖规模1.5亿头只、农户100万户，但农业龙头企业总体规模小、档次水平低、辐射带动能力弱、产业链条短、产业体系不健全、利益联接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仍然突出。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任务仍然艰巨。

同时，也应看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全面开展，各级对“三农”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现代农业发展的氛围越来越浓；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农业农村作为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投入重点和重要取向，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好，这些都为下步现代农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构建**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要求坚持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首位，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培植农民增收的现代产业体系。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坚持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统一,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效益型现代农业。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求坚持多措并举，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农村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确立了建设特色畜牧大市、淡水渔业强市、生态农业名市的奋斗目标，这是立足**实际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发展特色畜牧业，壮大做强淡水渔业，发展以高产高效为目标的生态农业，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农业上的具体体现，是我市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深化和延续，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现代农业的正确选择。

我市已基本具备建设**特色现代农业的基本条件和产业基础：从产业基础看，经过多年来持之以恒地对农业结构实施深度调整和优势特色产业产品深度培植开发，全市特色优势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基础不断加强，并且培植了一大批先进典型、积极了许多丰富的实践经验。从全省位置看：我市农业在全省占据重要地位，畜牧业，地方名优品种众多，常年产值和肉类产量分别占全省的1／10；渔业，我市拥有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淡水产品产量位居全省第一，占全省的1／4；种植业，粮食、棉花产量占全省1／10。从所处区位看：我市是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通道，既是生态建设的敏感区和脆弱区，又是生态建设的重点地带，发展生态农业既是客观要求，也是必然选择。总之，我市拥有建设发展**特色现代农业的可靠基础和诸多有利条件。

**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总体构想：（**特色现代农业的模样）大力开发鲁西黄牛、小尾寒羊、微山麻鸭等地方畜禽良种，尽快形成品种资源充分开发、生产布局合理、规模优势突出、加工体系健全、质量安全可靠、品牌效益凸显、市场竞争力强的特色畜牧大市。立足**淡水资源丰富的实际，加快发展生态、高效、品牌渔业，努力做大做强微山湖系列品牌，尽快形成宜渔资源充分利用、产品结构优化、产业体系健全、品牌优势突出、产量和效益位居全国前列的淡水渔业强市。坚持以优质安全为前提、现代科技为支撑、高产优质高效为目标，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循环农业，努力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尽快建成农业标准化水平高、市场竞争力强、产出效益突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名市。通过特色畜牧大市、淡水渔业强市和生态农业名市建设的推进，带动提高全市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整体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加快构筑**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重点：特色畜牧大市建设，以开发保护九大地方畜禽良种资源为依托，重点发展“四畜两禽”，即鲁西黄牛、优质生猪、小尾寒羊、**青山羊和肉鸭、蛋鸭。建设“三区一带”，即西部牛羊产业区、中部肉鸭产业区、东部生猪产业区和沿湖蛋鸭产业带。培植“六大品牌”，即鲁西黄牛、**优质生猪、小尾寒羊、**青山羊和绿源肉鸭、微山麻鸭。淡水渔业强市建设，着力构筑养殖、加工、流通三大龙头企业集群，打造湖区、库区、采煤塌陷区、池塘养殖区和沿黄开发区五大高标准健康养殖基地，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与推广、水产品质量监管、渔业环境监测、水产苗种检疫、水生动物疫病防控、渔政执法管理、渔业风险救助七大支撑体系，实现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法制化、生态化、设施化、规模化九化渔业发展格局。生态农业名市建设，通过实施“两减三保”、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旱作农业与节水灌溉、植被绿化与水土保持、现代农业功能拓展七大工程，实现农业结构优化、生产过程清洁、生态技术科学、产品质量安全的可持续农业生产体系。

**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基本原则和建设重点：发展现代农业、构筑**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应遵循最大限度发挥资源优势、政府引导和市场导向相结合、产业体系协调发展、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统一原则。按照着眼长远、立足当前的要求，构建**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要突出抓好以下几项重点：

（一）坚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大力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夯实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物质基础。发达的物质装备条件，是现代农业区别于传统农业的重要标志。着眼夯实现代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重点抓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二）坚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不断强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科技支撑。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在健全完善高效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推广服务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围绕特色畜牧业、淡水渔业和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难题，实施联合攻关、集中突破，集成配套、集中推广，不断强化现代农业发展的科技支撑。

（三）坚持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升级，不断拓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多种功能。在现代经济技术条件下，农业功能已由单纯的食品保障向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多领域延伸。建设现代农业，就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推动农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形态不断丰富、比较效益不断提升。在确保粮食和农产品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培植发展特色产业和休闲观光、生态旅游、生物质能源等新兴产业。

（四）坚持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创新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组织机制。运用现代经营形式重组传统农业，必将大大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极大地发展农业生产力。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的要求，组织农业发展，不断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完善组织运行机制，延伸拉长农业产业链条，实现多环节增值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