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财政范文10篇

农业财政范文篇1

财政支出是通过财政手段将筹集起来的资金进行分配使用，以满足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需要。从国家层面的统计口径上讲，农业财政支出通常有大、中、小口径之分。其中小口径的财政支农支出只计算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即通常所说的“两类资金”；在小口径的基础上加上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以及农村救济费，就构成了按中口径计算的财政支农支出；在中口径的基础上加上财政通过其它间接渠道对农业实施的种种支援与补助，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采用财政补贴办法优惠供应农用生产资料和大型农业机械、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等等，就构成了按大口径计算的财政支农支出。

由于陕西省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数据不全，本文具体使用的数据：1996年以前，农业财政支出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的事业费三项之和；1996年～1999年，农业财政支出为支援农业生产类财政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两项之和；1999年～2005年，农业财政支出为农业支出，林业支出，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三项之和。由于统计口径的调整，难免数据局部跳跃性比较大。

农业人口指的是乡村从业人员之中的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乡村从业人员按行业分类，以主行业划分，如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的，仍作为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农业GDP是国内生产总值按产业分第一产业的增加值。

二、农业财政支出与财政总支出的关系

数据来源：历年陕西统计年鉴

由图1可以看出：陕西农业财政支出的绝对数量缓慢增加，由1978年的2.90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81.17亿元，年平均增长率才3.31%，并且不稳定，其中从1980年到1985年连续六年增长率均为负值，增长率最高为2004年高达35.7%，最低为2005年-26.4%，2006年又回到16.1%。农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85年以前持续减少，由1979年的18.1%减少到1987年的9.7%，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重点发展城市工业，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多的投资在城市工业化建设，挤占了部分农业财政支出；1986年到2002年，农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先增大后减小，1991年最高达到12.99%，以后几年开始减小1999年达到历史最低点7.68%。而后又开始增加，呈现不断波动。中共中央总书记于2003年12月30日签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由于一号文件的，农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又开始上升，一号文件是一个综合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纲领，重点在农民增收，为了减少农业面临的市场风险需要加大农业财政支持，因此在农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升高的同时，伴随着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农业财政支出绝对数量大幅增加。

三、陕西省农业GDP与农业财政支出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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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绩效概述

针对财政补贴农业保险进行绩效评估其实已经受到了高度重视，其也是研究财政补贴实际效益的重要手段，能够较好评价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是否能够带来福利净收益，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有效发现和优化。结合当前我国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绩效评估工作落实，其需要切实把握好以下几个基本要点内容：(1)明确绩效评估主体。对于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落实，必须要重点明确绩效评估的主体，这也是保障该项工作有效执行的重要前提条件。一般在当前实际落实中，相应评估主体主要有政府部门和社会评估机构两类，这两类绩效评估主体的操作落实条件和具体流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在实际操作中进行有效关注。对于政府绩效评估工作的落实，其需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正对其相关资金的到账和实际应用状态进行评估分析，并且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效益，促使其能够围绕着最终效果做出评价；而对于社会评估机构的参与落实，其除了由受益农民群众做出反应和评估之外，专家机构的评估是比较重要的一种方式，其需要首先保障相应评估工作能够较为公正准确，具备第三方性质，充分提升绩效评估的价值。(2)明确绩效评估客体。所谓的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绩效评估客体也就是主要对象和目标，其在实际评估处理中主要就是针对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资金使用效果进行分析评价，了解其实际应用水平是否满足于前期预期，对于整个资金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行详细分析，最终也就能够充分了解其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效益。(3)明确绩效评估内容。对于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绩效评估工作落实，还需要重点加强对于绩效评估内容的明确，这种绩效评估内容并非是指简单的对象，而是应该进行细化，促使其能够将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各个方面结果都进行详细掌握，比如对于经济性、效果性和效率性就是需要进行重点绩效评估的三个核心内容，也是需要呈现的核心指标所在。这种绩效评估内容的呈现同样也需要促使其能够表现出较为理想的规范性效果。

二、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发展建议

在未来我国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发展落实过程中，为了更好提升其落实效果，必须要围绕着当前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控制，其中较为核心的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首先，必须要严格控制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额度，避免出现补贴率过高而导致财政资金短缺的问题，促使其公共资金运转较为合理流畅；其次，还需要重点围绕农业保险监督机制进行不断完善，促使其相应农业保险能够得到较好应用，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资金滥用，或者是骗取财政补贴的问题进行严格控制，充分提升财政补贴资金的应用实效性；最后，对于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品种进行扩大同样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其需要进一步提升财政补贴的设计范围，并且还需要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针对性，对于一些条件较为恶劣的环境作物更是需要进行重点关注，更好提升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最终效益。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政策的落实，其积极作用必然是不容质疑的，但是为了促使其价值能够实现最大化体现，必须要针对其绩效进行全面评估，进而才能够在后续发展中基于相关问题进行优化完善，促使各个方面的效益都较为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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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必要性

我国的农业保险在经营过程中一直面临两难的局面，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导致农业保险的供需不平衡。一方面，对农户来说，农户收入低，负担不起农业保险的保费支出，造成农业保险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对保险公司来说，农业保险赔付率高、损失额大，保险公司难以承担巨额的保险赔款，造成很多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经营农业保险产品，农业保险的供给乏力。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发展历程都表明，要保障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必须依靠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大量补贴或者是由政府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农民无力负担农业保险保费的情况下，政府给予充足的财政补贴，对发展农业保险和稳定农业生产都十分必要。

一、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要求

世贸组织限制各成员国对本国的农产品实施直接价格补贴，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黄箱”政策必须进行削减。而在允许的范围内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则属于世贸组织允许的“绿箱”政策，因此大部分国家都对农业的支持政策进行了调整，将传统的以价格补贴为主的直接保护政策转变为由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来间接保护本国的农业经济。我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也必须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目前，我国财政对农产品价格方面的补贴和直接对农业企业的补贴每年达到数百亿元，如果可以将这种直接补贴的成本转移到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上，则在保障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也能够满足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

二、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有利于增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种类繁多且发生频繁的国家，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恶劣，农业生产往往面临巨大的风险，一旦发生巨灾风险，将大大减少农产品的产量，再加上农产品的价格相对较低，导致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农业灾害往往覆盖面广、造成的损失巨大，导致农业生产的风险较高，按照实际的损失概率厘定的保险费率会非常高，而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往往无力承担，因此大部分农户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投保农业保险。如果政府财政能对农业保险的保费提供一定比例的补贴，那么，一方面，可以缓解农业保险的供需矛盾，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稳定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农业保险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三、财政补贴农业保险在保障农业风险中能够发挥杠杆效应

通过财政向农户提供农业保险费的补贴，能够激发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同时，政府财政通过向农业保险经营企业提供管理费用的补贴，还能够激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动力，财政补贴资金配合市场自有资金能够使农业生产获得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风险保障和补偿。近几年，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可以看出，当政府财政补贴比例达到50%时，按农业保险费率5%~10%计算，至少能够调动相当于补贴资金20—40倍的社会资金参与到对农业生产风险的保障中来，发挥杠杆效应。2008年是灾害频仍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央和地方财政累计对农业保险投入保费补贴金额65.5亿元，当年累计共有3.8亿亩农作物、4700万头能繁母猪、175万头奶牛投保了农业保险，总共获得保险保障约1500亿元，财政补贴资金的效应放大约22.9倍。农业保险企业总共向投保农户支付保险赔款69亿元，帮助农户在灾后尽快恢复农业生产[1]。截E1S1E2S2E3DPAP1P2P3OQ1Q2Q3Q至2012年9月，中央财政已安排下拨95.5亿元用于补贴农业保险保费，共带动5000亿元社会资金参与农业风险保障，财政补贴资金的惠农效应放大约52倍，强农惠农政策效果明显[2]。

四、财政补贴农业保险能够增进社会福利

农业保险的防灾防损职能能够减少农业灾害事故的发生，稳定农业生产经营。财政补贴农业保险不仅能增加农民收入，也能降低农产品的价格，使消费者从中获益，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下图显示，S1是没有农业保险的情况下的农产品供给曲线，D是农产品的需求曲线，此时生产者剩余为OP1E1，消费者剩余为AP1E1，社会福利为OAE1。在没有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引入农业保险之后，由于农业保险的防灾防损职能使得农业风险的发生频率降低、损失程度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农产品的供给，从而导致供给曲线从S1移动到S2。此时生产者剩余将从OP1E1增加至OP2E2，消费者剩余将从AP1E1增加至AP2E2，整个社会福利由OAE1增加到OAE2，增加了OE1E2。可见，农业保险在增加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同时，也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福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存在正外部性的特点，使得部分生产者剩余外溢到了消费者手中，造成提供农业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利益受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保险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财政补贴农业保险，供给曲线将进一步向右移动到S3，生产者剩余增加到OP3E3，消费者剩余增加到AP3E3，外溢利益中的一部分将会返还给农业保险公司，同时社会福利进一步增加到OAE3，均衡产量增加至Q3。由此可见，在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情况下，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福利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农产品产量也大大增加了，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前提下，实现了多方共赢。2012年国务院颁布《农业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投保的农业保险标的属于财政给予保费补贴范围的，由财政部门按照规定给予保费补贴”，“国家鼓励地方人民政府采取由地方财政给予保费补贴等措施，支持发展农业保险。”截至2018年，我国各级财政合计补贴农业保险保费的比例平均达到75%~80%。

在种植业保险方面，中西部省份各级财政补贴至少65%，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0%，省级财政补贴至少25%；东部省份为60%，其中中央财政补贴35%，省级财政至少补贴25%。在养殖业保险方面，中西部省份，各级财政补贴至少80%，其中中央财政补贴50%，省级及省级以下财政补贴至少30%；东部省份为70%，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0%，省级及以下财政补贴至少30%[3]。随着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重视和支持，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参考文献：

[1]161亿保费补贴撬动3700亿农业风险保障[N].中国财经报，2009-07-23.

[2]中央财政提前下达农业保险保费加大补贴预算指标力度[J].中国棉麻流通经济，2012，(11).

农业财政范文篇4

1.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农政策扶持

在我国农业进人新阶段之后，我们应该本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原则，改进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

我们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考虑到农村经济的现状和农村发展的需要，今后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是：采取有效措施，坚持两个“反哺”的原则，逐步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体现财政投入对农业和农村的倾斜。

3.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的投资

我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农村，也要从基础抓起。在现阶段，结合农业和农村的基本情况，财政支农在坚持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支持的同时，要加强对农村的交通、水电、文化、卫生等生活基础设施的投资，以降低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成本，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还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保护农业资源、发展生态农业、维护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针对各地区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力度

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区位优势的差异，各地区农业生产状况不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平衡。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发展显然具有比较优势。相对来说，欠发达地区不是没有资源优势，就是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同时，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制于原有的经济基础，欠发达地区要赶上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总量规模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必须以高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政策上要区别对待，实现地区间农业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以实现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5.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是确保农业投入稳定增长和及时足额到位的前提条件。根据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结合农业财政投入的特点，各级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范围应各有侧重。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农业投人中的事权范围，建立和完善地方财政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制度，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把财政支农资金用到实处。

6.发挥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导向功能，拉动社会资金投入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是各国政府投资和保护的重点产业，但并不是对农业的全部投入都属于公共财政的范围，都要由国家来投资。尽管我国已经进入支持、保护农业的新阶段，但不意味着农村全部公共事业都由国家和政府揽起，不能把建设新农村理解为由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运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直接增加农业投入，还在于吸引和带动全社会的农业投入。要注意调整和优化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农业基础性投人，为社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农业投资给予优惠和奖励，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

7.大力推进农村税费、农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福利

农民负担问题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产生活条件息息相关。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除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相对过剩、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等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负担沉重。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收费、摊派和集资项目，以保证农民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农业生产，有富余的资金改善生活条件。选择适当时机，改革现行的农地制度，在不改变农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活其经营权，让农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这对于促进农业生产资源合理配置，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都具有现实意义。

8.构建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等多方面原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我国的农险法律建设滞后、核算办法、税费扶持等政策不配套的状况没有扭转。在我国，农业保险只免交营业税，其他方面同商业性保险一样，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这就造成了仅仅依靠商业性保险机构独立经营农业保险，而我国政府补贴和扶持缺位的情况。

我国虽然已于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但这只是一部规范商业保险的主要法律，并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应尽早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应明确规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性和非商业性特征、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及组织形式等；规范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资金管理原则、政府支持方式等，并用存款比例、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经济指标调控其运行；《农业保险法》中还应对政府行为予以约束，对政府的作用和农民的参与方式进行规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的随意性或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由于我国农民收人低和保险意识差，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强制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除了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还应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合作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突破单一格局，向多元化发展。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

通过再保险机制，最大限度地分散农业风险。也可允许其他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再保险业务，超额赔付部分由政府负担，减少原保险经营者的风险。

虽然作为一种重要的风险损失的补偿方式，农业保险已经逐步为部分农户所接受，但在大部分地区，农业保险的意义还远没有被农村居民所认识。农民的保险意识还非常浅薄，对农业保险的作用还心存疑惑，农民不信任又不适应交钱让社会来保护自己。信任危机和缺乏互助互济的风气阻碍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大对农业保险的宣传至关重要。

农业财政范文篇5

从“全面小康”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推进可以看出，国家非常重视农村、农业、农民相关问题。新农村建设是在新形式下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不仅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更关系着和谐社会和小康目标的实现。因此，政府应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制定有效的财政支农政策，以多种方式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我们在贯彻财政支农政策和评价财政支农效率的时候，需要弄清楚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由此为人们提供理论基础，并提出政策建议。

由于近几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低迷和消费能力偏低的情况，国内不同的学者和研究结构提出多种观点。薛誉华（2002）通过分析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超缓的原因，认为提高广大农民文化知识水平、发展规模农业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消费的根本所在。李长英（2004）通过基准垄断模型及其扩展模型的分析，认为鼓励国外和城市企业向农村直接投资是提高农民消费能力的有效途径。孙伟艳等（2004）通过分析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特点及作用，得出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不仅是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也是农民增收的有效组织形式的结论。宋元梁（2005）通过建立动态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城镇化与农民收入进而消费增长的关系，认为加速城镇化建设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江勇（2006）在其文章中指出，农业农村经济整处在新的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时期，发展劳务经济也具备一定的优势，因此可以通过发展劳务经济来解决农村富余人员，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本文结合当前的国家农业政策，专门从分析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与农民消费水平的关系入手，以新的视角讨论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对农业财政支出是增加农民收入消费的有效途径。

二、建立模型的理论依据

根据各种消费能理论，建立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为ct=a0+a1yt+a2ct-1+a3yt-1①

其中，ct、ct-1在这里分别代表农村居民t期和t-1期的消费，yt、yt-1分别表示t期和t-1的农村居民收入，此式子说明人们当期的消费不仅与当期的收入有关，还受到前期收入、前期消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符合消费理论的观点。然而yt-1与ct-1之间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指出：当期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即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建立模型的时候首先要合并高都相关的解释变量从而减少解释变量的个数，达到消除多重共线性的目的。

另外，我们还必须知道政府对农业的支出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乘数理论表明，当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便能够增加社会需求水平，成倍的刺激居民消费和国民经济。同样的，在农业经济中，政府投资兴建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为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提供了便利和可能，优化了农民交易的交易条件，从而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促进了消费。也就是说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同方向增加，属于正向的效应。我们可以从关于乘数的数量关系式来得出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yt-yt-1=d0（gt-gt-1）所以，yt=(gt-gt-1)+yt-1②

其中，gt、gt-1分别表示t期和t-1期政府财政农业支出，d0为财政支出的乘数，我们将②代入①式中得到下面的式子：ct=a0+a1{(gt-gt-1)+yt-1}+a2ct-1+a3yt-1，把gt-gt-1用△gt来表示，即△gt为模型的另一解释变量，合并yt-1与ct-1得到：ct=b0+b1△gt+b2ct-1③

三、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收集

根据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及其现状以及数据的可取性，我们选取了1986年至2005年的数据为样本，使用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决算数据）作为我国农业财政支出（g）的度量指标。用国民经济核算中农民的最终消费项下的农村居民消费（以当前的消费水平）作为农村居民消费项（c）的度量指标。

（二）检验分析

1．模型参数估计

我们在进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的时候将把③改写成标准的计量经济模型为ct=b0+b1△gt+b2ct-1+t④

其中，t为随即误差项，并且假设随机误差项符合经典假设条件，在回归的过程中，我们由于选择了ct-1解释变量消除自相关性，再利用函数D(G)从而计算出△gt，并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④式进行回归分析。在这个公式中，我们最为关心的就是△gt的系数b1的值，即政府财政支出的变动对农民消费的作用。利用Eviews3.1软件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写成标准形式为：

ct=1480.580+6.00536△gt+0.90254ct-1

t=（2.439922）（3.353716）（20.83622）

R2=0.970158R2=0.966427DW=1.5445F=260.0744

其中括号内数字代表为对应的t值。

2．经济意义检验

从上面可以看出，b1=6.00536大于0，表明随着政府农业投入的变动增加，农民的消费随着增加，这是符合经济意义的。而b2=0.90254大于0，说明前一期的消费水平（包括前期收入、财产等在内的因素）对本期消费的综合影响是正的，这在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也符合经济意义。

3．统计检验

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R2为0.970158，表明被解释变量中有97.0158℅由模型中的2个变量来解释，同时，由于n=20,k=2,查F分布表，得到临界值：F0.05(2,17)=3.59,又F=260.0744＞3.59=F0.05(2,17)，所以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回归模型从总体上说是显著的。再有c、△gt和ct-1的t绝对值均大于2，查t分布表可知对应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这些值都是显著的，或者根据t统计量伴随的概率p值也可以看出，分别为0.0267、0.0040和0.0000均小于0.05，所以模型中每一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都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由于模型中含有滞后的被解释变量ct-1，属于自回归模型，所以转换成Durhin检验的h值检验法。根据Eview3.1软件输出结果中计算h==1.038,取a=0.05时，h=1.038<1.96=Z0.025，所以模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这样ct-1也自然与t不相关），经偏相关系数检验和BG检验，表明也不存在高阶自相关性。

此外，△gt和ct-1的相关系数为0.267855，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并且2个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较小（远小于10）。由于在模型检验中加入了权术变量，从而消除了原本存在的异方差性，所以我们可以说此模型通过了全部的检验。

4．模型的经济分析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由于b1为6.00536,说明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财政农业支出的变动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成倍的正比关系，即政府对农业财政支出的变动每增加1亿元，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就同方向增加6.00536亿元。这是我们在进行财政支农的时候最为关心的数据，也是我们在制定支出政策时的依据。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农村居民当期的消费还受到前一期综合因素的影响，并且也是显著的，因为上期消费的总体水平每变动一个单位，本期消费就将同方向变动0.90254个单位，也就是说如果上期消费每增加1亿元，当期消费将增加0.90254亿元。从数据表格和模型的定量检验都表明，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消费，它的乘数效应确实能够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起到很大的挤进作用，能够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国家政府应该认识到加大财政农业支出的必要性，扩大支出进而提高农民收入，最终达到刺激消费大幅提高的目的。只有政府当局努力完成此项任务，我们才能达到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才能实现。

农业财政范文篇6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业保险中美比较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三）支持标准美国政府财政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表1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模式比较比较角度美国中国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四川模式黑龙江模式市场化程度高高高高低强制保险程度高中低低中6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8年27期所交保费提供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标准因产量保障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同保障水平的高低相反。2000年，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表3为美国农作物保险一切险保费补贴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逐步增强，而到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的支持主要有，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以及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它一些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其财力状况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尚处于保成本阶段。但是对于保成本阶段的保费补贴，财政支持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补贴试点的六个省份中，各级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超过50%，各级财政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也超过50%，地方政府自行试点地区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最低为海南省的30%，大多数在50%以上，甚至达到70%-80%。但是在各级财政在农业保险的其他支持项目上的标准却很低，只有浙江等少数地区政府承担保费收入3-5倍以内的超额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美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标准很高，虽然政府不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其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都有很高比例的财政支持；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亟待完善。

（四）支持层次农业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稳定农业生产，分散经营风险，从而降低农产品价格，使生产者剩余向消费者剩余转移。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商品，其受益范围是全国，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也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财力、农业生产条件等具体情况提供辅助性的财政支持。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财政，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均由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也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相应的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中存在着多层次财政支持的局面。中央政府财政仅对中西部地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50%保费补贴，对江苏等6个试点省份农业保险提供25%的保费补贴。其余地区及其他种类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省级财政，甚至要求市县区财政参与分摊，税收优惠也基本上是营业税、印花税等地方税种的减免，财政支持层次偏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持，保证了农业保险的顺利实施。而我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现状，虽然有利于各种模式在不同地区试点的开展，但却造成了试点地区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以及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由于财力缺乏而无法开展，阻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五）税收优惠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较大，对于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由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它方面的负担。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中的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仅对种养两业的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即使有部分试点地区扩大了税收优惠范围，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地方税收，政策性农业保险依然承担着一定的税负。美国农业保险在政府财政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虽然政府没有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提高了保费补贴幅度，对私营公司提供再保险、税收和补贴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使美国农业保险险种创新越来越多，农业保险的参与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据统计，美国目前农作物可保品种已达100余个。在全美200万农户中，有近150万户投保了农业险，参与率高达75%。1997年，美国农作物保险的承保面积为1.822亿英亩，2004年已经超过2.21亿英亩，8年增加了21%。其中2002年为2.87亿英亩，占可保面积的81.3%。不过，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首先是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高支持度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虽然在加大对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后农业保险参与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进一步提高参与率的边际成本已经很高；农业保险中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由于农业保险与其他农业支持计划捆绑，许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萎缩的经济学分析.农业经济问题多农业生产者参加农业保险只是为了取得财政补贴，存在着大量的骗保行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有的风险管理功能被异化为农民获取政府财政补贴的“刹手锏”。与美国相比，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低，对中央财政并没有造成压力，但是由于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由省、市为主的地方政府提供，使得原本已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也限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各地区的发展。从参保率来看，各试点地区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并不高，即使是在因采取“共保”模式而较为成功的浙江省，截止到2007年6月30日，全省共有13976户农户参保，投保金额99397万元，保费收入2164万元，已完成大户基数的33%。同时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大多数农业风险造成的损失要由财政救济和农户自身承担。但是由于我国很多农业保险地区采取了“统保”等应对措施，农业保险所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并不严重。美国与中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对比见表4，表中从支持农业保险所产生的财政压力、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程度、农业保险参与率等几个角度对两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和对比。构建我国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一）增加财政支持项目在通过保费补贴提高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积极性之后，还需要增加财政支持项目来降低农业保险业务成本和风险，调动保险机构积极性，主要有：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针对我国农业生产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波及范围广、损失大等特点，单一农业保险机构难以承受，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对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针对农业保险，特别是地方试点农业保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运用大数原理分散风险的特点，可在财政支持下鼓励保险机构通过建立风险基金的形式在时间上分散风险。

（二）提高支持标准1.提高保费补贴。由于我国现阶段政策性农业保险以保障农户的再生产能力为主，宜选择保成本的方式对参保农户进行保障，以保成本起步，逐步发展过渡到保产量和保收入的成熟阶段。因而，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标准也应有一个梯度推高的渐进过程。具体讲，在保成本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5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40%；在保产量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6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30%；在保收入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70%—8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20%。2.提供业务费用补贴。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以及农业经营的分散性、风险勘查的复杂性，使得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偏高，难以获得正常利润，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突出。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可以给农业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考虑到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按照调动保险公司积极性和充分发挥其自身能动性的原则，可在10％-20％的范围内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风险基金。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特别是地震、洪水、海啸、台风等风险，往往会吞噬农业保险公司的所有准备金和资本金，严重冲击农业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危及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持续与稳定，需要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就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可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来源主要有：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部分、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可以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中央级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特别是巨灾风险基金的方式来规避农业生产所遭受的巨灾风险。

农业财政范文篇7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业保险中美比较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三）支持标准美国政府财政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表1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模式比较比较角度美国中国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四川模式黑龙江模式市场化程度高高高高低强制保险程度高中低低中6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8年27期所交保费提供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标准因产量保障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同保障水平的高低相反。2000年，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表3为美国农作物保险一切险保费补贴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逐步增强，而到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的支持主要有，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以及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它一些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其财力状况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尚处于保成本阶段。但是对于保成本阶段的保费补贴，财政支持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补贴试点的六个省份中，各级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超过50%，各级财政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也超过50%，地方政府自行试点地区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最低为海南省的30%，大多数在50%以上，甚至达到70%-80%。但是在各级财政在农业保险的其他支持项目上的标准却很低，只有浙江等少数地区政府承担保费收入3-5倍以内的超额赔偿责任。

农业财政范文篇8

一、公共财政对农业提供的一般政府服务

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一般服务支持是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的主要措施之。一般服务支持是指为了给农业发展以及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环境，政府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服务、农业科研等方面进行的投资服务。

（一）美国

第一，直接投资或资助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和环保项目。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投资大、周期长、外部性强而直接短期经济效益低的社会公益事业，是一种类似于公共物品的准公共物品，完全由私人提供易导致供给的不足。虽然美国州和地方有独立的财政预算权，但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农田水利建设补贴，以及大量的跨地域、跨流域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都由联邦政府承担，中小型灌溉设施由农场主个人或联合投资，农业部也要给予一定的资助。政府还在全国兴建交通运输、电力、能源供应等，不仅为农业提供方便的商品流通条件，还为农业生产和生活供应有利于环保的高端能源。

第二，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美国农业部及各州的市场新闻局定期免费为农场主、批发厂商、经销商提供农产品的价格、供需情况的最新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覆盖美国农产品主要集散中心及产区。

第三，实行政府领导、学院为主体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结合体系。美国农业部联邦推广局是全国农业科研和推广作的管理机构，它指导推广部门制定和执行推广计划，协调各州之间的合作和交流。美国各州立大学的农学院不仅从事农业科技的研究和人才培养，还是美国合作推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各州农学院为依托建立的农业推广中心，是美国科技推广工作的中级管理机构。农业推广中心下设若干办公室，分别负责本州农业科技推示范工作。州下面的每个县或地区也都设立个农业推广站，负责本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工作。

第四，财政对农业信贷的支持。美国政府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农业信贷体系，向农场主提供不动产抵押贷款、生产和销售的中短期贷款，以及向各种农业合作社提供贷款。农场主家庭管理局是政府向农场主提供担保经营贷款和直接贷款的最重要机构，提供的直接贷款主要包括紧急灾害贷款、经济紧急贷款、农场经营贷款、土壤和水贷款、农场所有权贷款等。2002年新农业法将原来经营贷款从90%的担保额度提高到95%。

（二）欧盟

第一，欧盟发达的农业与各国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密不可分。凡是购置大型农业机械、土地改良和兴修水利等，欧盟提供25%的资金支持，其余75%由各国政府自行决定给予资金支持。法国政府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水利工程和土壤改良、道路建设、自来水、农村用电等。在水利和土壤改良方面，政府成立各种专业化的公私合营公司，吸收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资金，政府统筹管理共同承担农田水利和土壤改良工程。在法国没有土地公司的地区，由市政府出面，在各市之间组成联合公司来进行土壤改良，并为公司配备挖土机、推土机等必要的机器设备。

第二，欧盟国家大都建有比较完善的公益性农产品市场，如法国有23个国家公益批发市场，还建有发达的市场信息网络，极大活跃了欧盟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市场。

第三，欧盟各国政府大力支持农业科研与教育。如法国拥有全方位的农业教育和科研，政府对其投入了大量资金。2001年，法国政府对农业教育和科研的公共投资为18.6亿欧元，主要包括农业技术教育、农业研究和技术支持、就业前学徒培训和就业后继续培训等。意大利实行以政府领导为主的农业科研、生产、咨询、推广一体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并以法律形式固定农业技术推广员的培训费和划拨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用于推广的经费，并为推广人员增设年度奖金。英国实行国家和地方协作推广的管理体系。并通过立法，运用法律的效力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其基本内容包括农业咨询推广的范畴、技术规范和奖励方法等。丹麦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科学技术，把农业研究与开发看作是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建立了完整的教育、科研、试验与咨询以及科学技术的推广服务体系。农业部用于农业研究的公共资金占农业部预算的比例高达65%。欧盟运用银行信贷手段，向农民提供大量优惠贷款，农业贷款利率比较低，银行的利息差额由财政负责补贴。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地区农业互助信贷银行是面向农业的专业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利率大约是非农业贷款利率的50%，利差由国家财政负责贴息，补贴金额随贷款的增加而不断上升。

第四，扶持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法国政府对服务于农民的合作社，给予25%的投资补贴。法国、荷兰和丹麦政府参与合作社的教育和培训，每年都通过农业合作院系培养大批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人员。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农业发展的重视，使欧盟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和工农的融合。欧盟通过的《2000年议程》，突出强调了农业发展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财政支持重心从农业经济的增长开始转向农业发展的多功能性，食品安全、农村发展和环境保护放在优先地位，使农业、农村、环境协调一致，共同发展。

（三）日本

第一，对农业基础设施、农田基本水利建设项目和土地改良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农地的建设、为适应农业机械化的农村道路的建设和网络化、为避免工业污染保证农产品高品质的农业新水源开辟、水环境治理等。对于大型的水利建设骨干工程，由政府直接投资兴建。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投资，依照工程性质和规模大小，由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共同负担，以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为主。只要经过一定审批程序并达到一定标准，中央财政即会承担其全部投资的50%左右，都道府县财政和市町村财政还要分别承担25%和15%，农户自身仅负担剩余的一小部分，对农业的稳定高产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在购置农业机械、建造农用设施方面的费用，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补贴极为相似，50%可从中央财政得到补贴，25%可从都道府县财政得到补贴，其余25%从接受国家补贴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土地改良包括排水灌溉、土地平整、耕地区划扩大、土地开垦等基本建设，其所需经费的95%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资助。

第二，加大对农业科技服务支出国家预算。日本实行的主要是政府统一组织和指导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组织上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日本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主管机构是农业水产省、农蚕园艺普及部，主要负责制定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相关制度，并组织、协调和指导推广工作，培训推广人员等。同时，把全国分为9个区，在每个区设立地方农政局，负责监督和指导都道府县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及发放推广经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2.2%左右，日本农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对农业科学技术开发和普及的重视。

四、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的启示与借鉴

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国际上运用政府投资、价格保护、财政补贴等方式支持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益的成功经验，对我国财政支农政策有许多启示和借鉴。我国必须按照WTO《农业协议》允许的框架对财政农业支出政策进行调整，以保证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目标的实施，实现农业持续发展，进而促进农民收入的不断提升。

（一）坚持财政资金的导向功能

从对各国财政农业政策分析中可以看到，政府一系列农业财政政策改革都朝着发挥市场机制的方向进行。政府遵守市场机制的规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创造激励机制。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是很自然的，美、欧盟、日农业财政支出政策的实施体现了财政支农方式应当是有利于而不是阻碍经济主体市场行为的作用，完善政府与市场的相互补充关系是二者共同拥有的演进逻辑。政府应发挥财政资金导向功能，选择合适的支农政策培育和加强农业市场体系的成长，在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研、信息与教育等农村公共品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积极引导和推动农业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区域结构和生态环境的调整和优化，重点培养农业的市场主体和农民市场意识、风险意识，通过建立和扶持农民合作组织为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和农工一体化的演进提供市场协调机制，在发挥市场机制对农业资源初次分配的过程中，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地方施以适当的干预和补充，以此来影响农民而不能替代和阻碍市场的成长，并对农业施以适度的政策保护。

（二）通过立法手段实现政策目标

发达国家农业财政政策目标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措施，一般都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较少依靠行政命令。法律法规对政策目标、预算支出规模、政府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均作出明确规定，行政机构只能在授权的职责范围内进行调整。保证了农业财政支出政策的稳定性和公开性，降低了政策制定的随意性，政策可操作性强，政策效应比较明显。美国、欧盟、日本等都依据经济、政治和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动而不断调整农业法，先后制定颁布了各个时期的农业法。

1993年我国建立《农业法》以来，从总体来看农业政策缺乏法律基础，农业立法还非常薄弱，涉农的相关规定更多的是以文件、条例等形式，许多涉农政策政出多门，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甚至相互矛盾，大大减少了政策应有的效能。更为严重的是，不管以何种形式出台的政策大都只有指导意义，可操作性差。我国应以《农业法》为依托，在农业政策目标指引下建立完备的法规体系，将合理的政策内化为法律制度，将各级政府支出职责、财政农业投入的项目、份额、投向、使用原则、资金来源纳入法律规范，用健全的立法手段在制度源头上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三）在WTO框架约束下调整农业财政支出政策

在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框架下，各成员国都充分合理地利用WTO规则，积极调整本国农业财政支出政策，近十年来，美国、欧盟、日本的农业财政支持政策一个显著变化趋势是各国在减少了对农产品的价格保护同时，加大对政府一般性服务和生产者直接补贴的投入，逐步实现由黄箱向绿箱政策转变。

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农业资源匮乏、农户生产规模较小、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应该借鉴多国财政支农政策经验，建立一套适应WTO组织规则的农业财政支出政策体系。首先，加大绿箱支农总量，调整绿箱支农结构。《农业协议》规定的12项绿箱政策措施目前我国只使用了6项，在市场营销服务、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生产者退休计划、资源停用计划和投资援助计划上还是空白。今后在政策设计上应切实加强政府一般性服务，加大对与农业生产力密切相关的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设施、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农业培训、农产品质量检测、农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农业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增设市场营销服务、农作物保险以及对农业结构调整援助补贴，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其次，建立有效的黄箱政策。世贸组织将我国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农业综合支持总量（AMS）不超过种植业和畜牧业总产值的8.5%，现阶段我国黄箱政策的支持水平不足1%（用综合支持量AMS衡量），远远低于8.5%的承诺，应该从我国实际出发，用足用好黄箱措施，完善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价格保护政策，建立富有弹性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四）财政支农政策目标、手段不断演变

从考察其他国家的政策经验可知，当本国农业生产供给能力尚不能满足本国对农产品的需求时，政策目标以增加农产品产量为中心，突出粮食安全地位，财政支持农业重点主要包括投资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利、交通、电力、教育、科研以及科技推广等，以提高本国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并相应增加农民收入；政策手段的中心为支持生产领域，并采取最低保证价格措施，稳定农业生产。随着农产品生产过剩，如何稳定提高农业生产者收入水平，缩小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收入差距就凸显出来，政策目标以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长效性的农业生产能力为主，兼顾保护环境。调节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发展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及维持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政策手段从农业生产领域向农产品流通甚至加工领域延伸，资金注入的规模越来越大，注重运用投资、贴息、补贴、债券等多种政策工具发挥财政支农的引导机制，提高财政支农效率。

（五）直接补贴与保护性收购并用，发挥政策整体效能

农业财政范文篇9

图1“八五”以来国家农业投入情况

注：1.从1998年起，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包括国债安排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2.从1998年起，国家银行农业贷款占国家银行总贷款比重以短期贷款计算。

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失调、管理混乱，导致生产性支农资金到位率很低，地方“吃饭财政”挤占挪用了大量有限的生产性支农资金，加剧了农用资金的供求矛盾，使得农业这一“弱质”产业的许多基本生产经营条件不能得到较好的维护和改善（如农业基础设施，抗病防灾能力，土地改良）。[1]这就无法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也就很难提高农业投资者集中土地现代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

（二）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模式不适应农地经营方式转变的需要

当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财政支农资金融通渠道多是通过各级政府层层转接，中间难免“雁过拔毛”，资金沉淀，导致支农资金专款专用缺乏保障，农业补贴资金流失严重。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国家农业补贴支持，增加了大规模农地经营的未来收益风险。而且，相对中央财政支农拨款而言，目前由于我国农业效益低下，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地方财政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不高，其投入成逐年下降的趋势（如图1）。这非常不利于农业这一因地制宜特点显著的产业的发展，因为只有地方政府最了解当地农业的真实情况。这使得从事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主体得不到地方政府亲民、切实的政策与环境支持，客观上不利于其发展壮大。同时，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建制有限，难以深入乡村，财政已有的支农性贴息贷款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小农户为对象，数量少、规模小，而那些大规模的农地经营者需要的是较大数量，能够及时、足额、到位的农业贷款，这种供求矛盾急需调整。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制约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发展

在现行的财政支农资金中，预算内就有“农业基建拨款”、“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经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等11项。此外，国家还建立了农业发展基金等专项支农基金，但纵观这些支农资金，关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却几乎没有。这一方面是由于所有制、城乡分离、户籍制度，以及侧重工业发展等历史原因，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以土地作为农民农村社会保障依据的传统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特别是近年来耕地数量逐渐减少，农产品效益低下，面临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脱离土地转向非农产业部门的农民逐渐增多，如不妥善处理好之一问题就会严重影响土地使用权大规模流转和集中经营，即农民难以割舍土地，而且妨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治理模式的建立，即难以形成企业化、产业化的新农业，增加了他们的经营成本和负担，这样就为现有土地上的农民向新型农业经营单位的转移设置了一大障碍。

（四）财政农业税费改革滞后，不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经营

合理科学的农业税费制度也是财政支农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些年，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所进行的农业税费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局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统筹安排与思考不足，没有将减轻农民负担同促进农业现代化经营及农村地方政府支农的财权、事权改革紧密结合，其改革滞后性明显，这十分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推广。第一，当前的农业税费改革以及农业税的逐步取消，将逐渐形成农业税收的真空，使得农民享受国民待遇依据无着，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农业、农村基建及公共事业的投入，不利于为农业现代化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农业税转型重视不够。当前我国农业税费的交纳主体分散、征收交易成本过高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小农户的分散经营造成的。如果不能将原来资源税性质的农业税转型为所得税性质的农业企业、个人所得税就一定不适应新型农地经营方式法人业户的要求，同时也难以实现城乡税制一体化。第三，缺乏完善有效的农业税费改革。这非常不利于吸引大规模农地经营者以及非农资金对农业进行投入，使其形成在长期减少经营成本，扩大收益的良性预期。第四，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没有成为农业税费制定、执行、收益的真正主体。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导致基层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无力支持地方农业发展，致使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建立缺乏地方政府的推动力。

二、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必然与财政支农的适应性变化

农地经营方式的变革有其许多必然因素，财政支农政策面对这种变革应做出适应性的变化，从而支持和推动这一变革顺利进行，并不断完善。

（一）家庭小户经营阻碍农业现代化发展，财政支农应转变对象

当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从高度集中经营转变而来的以小农分散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多数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只有分没有统，农业公共服务，特别是科技推广服务缺乏资金，人才流失严重。[2]而且在这种经营模式下，我国人均耕地2003年只有1.86亩，且条块分割，原集体所有的大型农机具缺乏维护，无法发挥其功效。这就更加不利于农业科技规模效益的产生，许多先进农用机械无法在零碎分散的土地上使用，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发展。财政支农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应当认清土地规模化集中经营的大趋势，实行鼓励土地流转、集中的政策，将支农对象放到农地规模经营的生产大户或农业企业上来，推动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二）小农户抵御、承担风险的能力很弱，财政支农应以创造性思维改变现状

农业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与制度风险。首先，面对自然风险，如洪涝灾害，小农户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灾、抗灾自救体系，不仅资金缺乏，而且土地分散经营难以统一规划，最终只能全部依赖政府支持。其次，面对市场风险，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投入大，产出小，效益低下，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如市场中介组织不健全，单个农户无法掌握较为详实的市场动态和信息，始终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一方，容易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最后，面对制度风险，小农户没有能力组织起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业利益集团与侵犯其权益的行为做斗争，制度的变化只能被动的接受。为了避免制度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许多小农户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的经营，不愿改良土地长期投资。另外，农户家庭无力抵御和承担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在没有相应保障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的情况下，将进一步阻碍农业技术的推广。以上这些问题同样是财政支农政策关注的焦点，以往财政支农资金在这些方面的投入相当巨大，但收效甚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就要求财政支农以创造性思维重点支持农地规模经营者，从各方面发挥其抵御和承担风险的优势，使我国农业的发展更加稳健。

（三）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缓慢，财政支农应因势利导

由于近年来粮价持续低迷，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种粮收益微薄，甚至严重亏损，致使农民农业收入出现增长缓慢，有些地方甚至倒退的表象。这与外出打工和其他产业相比，收入上存在明显差距，于是农业劳动力流失，土地闲置、撂荒等现象接连出现，这客观上要求重新整和农业用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形成农地规模集中经营的新模式。财政支农政策应充分认识到我国农业发展的这一客观变化，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农地流转机制的市场化运作，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扶持农业大户与农业企业的大规模土地经营，发挥其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以工业化的新形式将农民合理自愿的附着在土地上，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压力。

（四）入世后我国现行农业经营方式必将遭受冲击，财政支出应变被动为主动

我国全面进入WTO以后，以农业个体分散经营为主的我国农产品必将遭受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家所产农产品的强烈冲击。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我国农地经营方式必须打破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格局，建设规模化、产业化、企业化的现代新农业，发挥有限耕地的最大效益。制定财政支农政策的相关部门应及时了解和掌握WTO对于农业的有关规定，主动出击，充分利用“绿箱”政策为现代化农业打造良好的生产经营条件。同时，合理运用“黄箱”政策增强新型农业主体的市场竞争力为其生存与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

三、积极推进农地经营方式转变，努力提高财政支农效率

要作好新形势下的财政支农工作，就必须顺应农业客观发展的需要，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小农分散经营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缺陷，积极推动向农地大规模集中经营的生产方式转变，并将其与“三农”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促进城乡统筹，经济结构调整等重大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当前情况下，这就需要不断提高财政支农效率，作好政府的推动和引导工作，改革现有土地制度与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制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将包括土地流转，大规模集中经营，农业企业化等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这一“新时期的土地革命”进行到底。

（一）彻底变革农村土地制度，增强财政支农针对性

首先，建议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改为国家所有（目前，许多地方乡镇企业的原集体所有的农地已经转为国家所有）。打破土地所有权的条块分割，由国家统一掌控全国农地的所有权，这有利于彻底清除农村基层集体组织、官员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谋求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形成乡村权势阶层的温床。[3]同时，给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即将原先掌握在集体组织手中的转包、转让、出租等土地处分权还给农民，使其与土地经营权一起形成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最终，让农业经营主体直接与代表国家的政府签署土地使用权合同，不再通过农村集体组织。这一方面维护了农民权益，另一方面为农地大规模集中，土地市场化流转和农业企业经营扫清了体制障碍，减少了阻力，降低了成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规模化、集中化的使用程度也会大幅提高，其针对性也将更加明确，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使用效率将会有大的提高。其次，在国家全面掌握农地所有权之后，要尽快组建国有农地产权交易市场（当然，这是一个只包括使用权的产权交易市场），将它纳入现有的国有土地交易流通市场，交国资委及国土资源部管理，具体负责设置、运行各地的农地产权交易所。这一举措将极大的促进农地自由流转，为其规模经营创造必要条件，而且市场上表达出的信息可以作为国家监控农业发展现状，制定和调整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依据。最后，在进行了以上改革之后，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体制也应做配套改革。改变以往支农资金多头管理，流失严重的情况。建议将这一资金统一划归各级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重点突出专款专用，相关支农款项直接打入农业大户或农业生产企业在这一指定银行的专用账户，最大程度的减少中间环节，防止挤占挪用。最终形成国资委、国土资源部管农地，农业发展银行管农资的新型支农管理格局。

（二）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形成与支农财税体制改革

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即可以是个体大型农场，也可以是私营、合伙农业企业，还可以是生产型农业公司，但共同点都必须是大规模集约化的农地生产经营者。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经营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单位成本，产生十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小农户分散经营将逐渐无法生存）。这非常有利于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经营者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农地经营方式的变革，特别是企业型、公司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建立将在诸多方面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深远影响，并成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案之一，而支农财税体制的大胆改革也必将成为推动这一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企业化的农业生产者要以现代企业治理模式管理、运行该企业，做到资金管理规范，账目清晰。这样就可以在农业费改税，并逐步取消农业税后，开征农业企业所得税。同时，保持增值税等流转税对农业的倾斜保护政策，解决农业税收真空的问题。其次，企业化农业将彻底改变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的现状。已将个人或家庭的农地使用权转让出去的农民可以选择进城务工或在非农产业的乡镇企业就职，也可以自愿受雇于得到大量农地使用权的农业生产企业成为农业工人。这样，农村劳动力市场将逐渐形成，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可以附着在土地上解决就业问题，其收入也就转变为工薪收入，自然纳入工薪所得税的征收范围。而农民个人的土地转让费收入，可以与成交方协商一次收款或定期分摊收款，同时交纳所得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农也应将建立农业工人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工作列为重点，尽快出台相关规制，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缺失问题，维护农业工人权益，保障农业稳定发展。这里还建议建立农业工人工会把农业工人组织起来，在劳资双方的合作与斗争中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权益，这也必将成为整体改革方案中财政支农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改革后的“三农问题”将随着农民逐渐向农业工人转变而成为“二农”问题。另外，企业化农业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往小农户信息不灵通，抗风险能力弱的情况。同时，有利于形成农业利益集团，在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财政支农的主客体之间形成权力制衡。总的来说，企业化农业与支农财税体制改革的思想核心是一个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主线，解决“三农问题”为重心的整体改革构想。

（三）健全财政支农法律体系，保障农地经营方式转变顺利进行

拥有一个健全的财政支农法律体系是保障农地经营方式转变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这一法律体系必须与其他农业法律法规保持原则、立场上的一致性，并辅之专有作用。建议在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要从法律的高度支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使通过正规合法的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集中起来的耕地能够实实在在的用于农业生产，财政支农政策可以得到真正落实，而且对应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规定。[4]同时，坚决打击不法投资商利用市场化交易恶意炒作农业用地，从而产生新的抛荒。第二，要完善农业税收法规及财政支农资金发放标准的法律规定，出台反耕地垄断经营法，从而严防恶性土地兼并，使农业经营个体无法从中得到经济利益甚至遭受法律制裁。第三，要将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公司法》法人概念（建议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并规定其成立、变更、注销，以及破产等情况，同时认定为财税支农法规中的客体。特别是当出现农业企业破产时，可将其拥有的农地使用权在流通市场上转让给其他农业生产者，保证农业用途。如转让不成功，政府有权收回土地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签订使用合同。第四，财政支农法规应与《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相配合，共同构成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的法律规范，使这一市场的真实供求交易与投机交易相得益彰，规范发展，并逐渐成长为国内又一重要的新兴资本市场。第五，财政支农法规中应明确农地使用权期限的规定，同时与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相结合，将当前零散农户耕地使用权向农业生产企业流转视为一级市场，这样农业生产企业将逐渐获得大部分农地的剩余使用期限。接着，当这些农地的剩余期限到期时，农业企业再与政府签订相应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同时上市流通成为二级市场的交易标的。

（四）依据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要求，改革农村地方政府行政体制，转变职能，调整财政支农方向

在农地大规模集中于各个农业生产企业之后，农村地方政府的管理对象也随之集中于以农业企业为代表的“正规化”农业生产主体。与以往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逐一管理相比农村地方政府行政事务的强度和数量会相应下降，工作效率也会有大幅度提高，这就为农村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这十分有利于农村基层地方行政单位的合并与精简。由于土地的集中经营，政府工作量减少，村与村、乡与乡、甚至县与县之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基层政府机构人员膨胀问题，将节省出来的行政事业性支出用于提高集中后的政府机构工作效率以及补充财政支农资金。其次，精简后的农村基层政府还应重新明确其财权和事权。财权方面建议将农地使用费收入及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上的印花税收入由中央与地方分成，将农业企业所得税、农业个人所得税全部留归地方政府支配，这样进一步将分税制贯彻于省级以下的行政级次。另外，改革后中央会加大对农村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其中除保证地方政府正常履行职责，提高工作效率的行政事业费用补助划归地方政府使用外，大量的支农性资金补助，如为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交通等条件而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划拨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则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商使用。在事权方面，中央政府应负责全国或跨地区较大范围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及服务体系等事务的投入和建设，而地方政府则应在地方性受益较大的公共产品供应方面做出成绩，如地方交通建设、水电设施投入、医疗教育服务提供以及生态环境改善等。在农地经营方式改革的过程当中，农村地方政府还必须注意尊重民权，特别是在当前农户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向农业企业流转的初级阶段，一定要牢记《农村土地承包法》“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而且要十分突出自愿原则。目前，一些地方在土地流转中发生的纠纷和上访事件都是违背农民意愿，集体组织、干部包办、代替甚至是强迫命令引起的，其危害不言而喻。[5]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农村地方政府的行政意识还远未达到市场经济的要求，其计划经济色彩相对较浓。我们应该让农村地方官员清楚的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是运用经济学原理，在小农户分散经营与大规模企业化经营的市场选择中推动改革的前进，而不是运用僵硬、死板，甚至违法的行政手段强迫推行。

「参考文献」

[1]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农业投入与财政政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2]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3]李杨。关于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2004，（1）。

农业财政范文篇10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农业专项资金自查小组，组长由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财务的副局长担任。成员由办公室主任、业务股长、财务股长以及相关项目具体实施股室负责人组成。

二、自查工作步骤及方法。

(一)、步骤。先由项目实施股站对项目资金进行自查，形成自查报告，再由财务股对自查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核，收入、使用情况逐一对照，是否专款专用，工作内容是否完成，无问题后通过，有问题及时整改。

(二)、检查的范围。我县2008年财政专项资金经检查共计100万元，其中：灾后农业恢复重建资金共41万元;基层动物防疫补助金费24万元;能繁母猪补贴资金30万元;重大动物疫病扑杀经费5万元。所有这些项目都于2008年全部实施完毕，并取得较好的效益。

(三)、财政专项资金执行情况。

1、总体情况：

(1)执行和效益情况。经过自查，我县财政专项资金都及时拨付到项目实施单位和受益农户，并按上级批复资金用途、内容使用，项目实施质量和标准严格按要求执行。资金受益面达20个乡镇，100个村，7895户。

(2)项目公示情况。项目资金到位后，我县都及时研究制定好方案，并在项目实施地公示一周无异议后发放。补贴资金都以“一册通”的形式发放到农户手中。项目都按时启动，按时完成工作内容。

(3)资金管理情况。经自查我县2008年度所有资金都没有出现违纪现象。项目资金都做到了专款专用，专人专账管理，由县会计结算中心统一管理账务。项目实施达到了预期目的，受益农户畜牧业生产积极性得到较大的提高。促进了我县畜牧业的发展。

2、各项目具体执行情况。

(1)灾后农业恢复重建资金共41万元;其中：第一批5万元，第二批36万元。

第一批救灾资金5万元主要安排基础设施恢复8个养殖场2万元;畜禽扑栏21个单位和养殖场3万元。资金都按时拨付到养殖户手中，并投入灾后生产恢复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二批救灾资金36万元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一)规模养殖场：建设补助20万元，其中生猪规模养殖场2个场补助10万元，主要用于年养殖并出栏商品肉猪达200头以上或仔猪2000头以上;安排鸡规模养殖场2个10万元，年养殖4万羽以上的养殖场。

(二)灾后恢复生产资金5万元，主要用于原规模养殖户灾后恢复生产补助。(包括养猪、牛、羊、禽、兔等)

(三)面上灾害损失补助5万元，主要用于各乡镇统计在案的零散养殖户损失的灾后生产恢复补助。

(四)疫病防控及环境消毒3万元，主要用于灾害可能造成的动物疫病流行的防控及消毒等药物补助。

(五)品种改良2万元，为加快灾后畜禽补栏和提高生产能力，推广优良品种，开展猪牛等杂交改良工作开支。如购买牛冻精、购买种公(母)猪等补助。

(六)灾后恢复生产技术培训费1万元。主要用于灾后恢复生产项目集中开展的新技术的培训和资料费等。

(2)基层动物防疫补助金费24万元;我县共有基层动物防疫员100人，为提高其工作积极性，稳定防疫员队伍，为我县畜牧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资金到位后，我县及时制定方案，重点安排工资补助26.4万元，人均220元;余下1.64万元，列入村级防疫员退休、养老、死亡一次性补助基金，以表示党的关怀。

(3)能繁母猪补贴资金30万元;2008年我县收到中央能繁母猪补贴30万元，经公示后，都以“一册通”的形式，发放到7681户能繁母猪养殖户的手中。

(4)重大动物疫病扑杀经费5万元。2008年12月我县收入到重大动物疫病扑杀处置经费5万元，于2009年1月在处理全理镇禽流感疫情时已全部使用完，并超过3万元。

(四)、存在的问题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