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消费范文10篇

农民消费范文篇1

1市民化农民旅游消费的条件已然成熟

1.1市民化农民文化素质较高将受教育程度分为5个层次.受访人群中，受教育程度达大专及以上的占14.2%；受教育程度达高中或中专的占24.4%；受教育程度达初中的占39.3%；受教育程度达小学的占18.9%；未受过学校教育的占3.2%.大学、中专、高中程度的人数达到38.6%.文化程度较高者容易转变消费观念，接受新的消费方式，乐于通过旅游增长见识、放松身心，较容易使旅游成行.

1.2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受访者中，主要有经商、打工、房屋出租、社会救助和其它等五种类型的“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调查结果显示，“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以“经商”和“打工”为主，分别为占33.1%和41.7%.以“房屋出租”为“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的占17.7%“.政府救助”的占1.6%，“其它”（如受子女赡养、家庭妇女等）的占5.9%.说明受访者居住区域就业率较高，就业环境较好，因而有着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官方数据表明，2011年赣州市城镇就业率达到96.8%.同时，受访者认为“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了”的占75.2%；认为“基本持平”的占20.5%；认为“减少了”的占4.3%.说明从农民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后，家庭人均收入普遍有了增加，经济条件得到比较明显改善.

1.3市民化农民与城市融合度好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作为城市居民，跟以前比，心理感受”的回答，表示“更自豪”的占44.9%；表示“更受歧视”的占25.2%；表示“变化不太明显”的占29.9%.少部分人成为市民后有较强的“城市弱势群体”心理.总体上，市民化农民与城市的融合度尚可.

2市民化农民旅游消费行为分析

2.1预期支出对市民化农民旅游消费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调查结果显示，表示储蓄是着眼于“购建住房”的占13.3%；为了“防病养老”的占27.2%；为了“购置家用电器”的占16.1%；为“婚嫁教育”准备的占26.0%；“近期可以考虑存钱去旅游”的占17.4%.可见，教育、医疗、建房、购置家电、防病养老等预期支出对市民化农民旅游消费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2.2有旅游经历的人为数不少调查结果显示，关于“旅游频率”问题的回答，“没有旅游经历”的占38.2%；“近1年内旅游过”的占8.3%；“近2—4年内旅游一次”的占20.8%；“上一次旅游是在五、六年以前”的占32.7%.有过旅游经历的人达到61.8％，近4年内旅游过的达到29.1%.

2.3许多人希望能够到外面去“逛逛”调查结果显示，表示“愿意接受”旅游消费的占73.6%，表示“不愿意接受”旅游消费的占4%，表示“没想过”的占22.4%.表现出对旅游消费较高的接受度.

2.4大多数人认为旅游应该过夜，因此至少需两日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中，认为“最合适的旅游时间长度”是“1日”的占7.9%；“2—4天”的占37.8%；“5—10天左右”的占45.3%；“10天以上”的占9.1%.因此，认为旅游需要2日以上（过夜）的达到92.1%.多数人认为“2—4天”或“5—10天左右”是较适合的旅游时间长度，将旅游的目的定为休闲娱乐的占多数.

2.5可承受的单人旅游费用主要集中在1000元以内，总体消费水平较低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可承受的单人旅游费用”在“500元以内”的占48.4%；在“1000元以内”的占37.8%；在“2000元以内”占10.6%；在“3000元以上”的占3.2%.认为“可承受的单人旅游费用”达到1000元以内的占86.2％.市民化农民对于1000元左右的出游费用较为接受.同时，在特定的人群中会有较高消费倾向的需求出现，但总体消费水平较低.

2.6认为旅游比较花钱的消费项目是“购物”、“交通”和“住宿”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旅游中“旅游比较花钱的项目”是“购物”的占22.1%；是“交通”的占23.2%；是“餐饮”的占22.1%；是“住宿”的占21.6%；是“景区门票”的占11.0%.

2.7旅游消费的兴趣点比较单一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最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是“都市风情游”的占15.4%；“健康疗养游”的占15.0%；“历史古迹游”的占11.8%“，致富样板游”的占24.0%；“自然风光游”的占10.6%；“宗教民俗游”的占23.2%.旅游消费的兴趣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于“致富样板游”和“宗教民俗游”.

2.8比较认同“清闲时候或业务淡季”为“最适合的外出旅游时间”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外出旅游的最佳时间”为“黄金周”的占23.6%；为“传统节日期间”的占5.5%；为“清闲时候或业务淡季”的占43.3%，对于出游时间“无特别考虑的”占27.6%.

2.9最切合个人实际的旅游目的地与可承受的单人旅游费用高度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切合个人实际的旅游目的地”为“赣州市内或不想外出旅游”的占15.7%；为“赣州市外江西省内”的占33.1%；为“其它省份”的占49.2%；为“国外”的占2.0%.多数人认为“切合个人实际的旅游目的地”是“赣州市外江西省内”或“其它省份”，与可承受的单人旅游费用高度相关，旅游选择的空间范围还不够大.

2.10旅游的最大阻碍因素是“价格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旅游最大阻碍因素”是“价格问题”的占48.4%；是“时间问题”的占20.9%；是“旅游项目”问题的占5.1%；是“服务质量”问题的占4.3%；是“个人消费观念”问题的占4.3%，是“安全问题”的占10.3%；是“生活问题”的占5.1%；是“语言问题”的占1.6%.阻碍出游的最大因素是价格（经济问题），闲暇时间有限或亲友间的闲暇时间难以同步等“时间问题”也成为阻碍旅游的重要因素.

农民消费范文篇2

本文作者：谢丽君工作单位：宁波市鄞州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服务站

庙堰村农民消费方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相对低下。目前庙堰农户商品性的消费已占据绝对优势，自给自足基本绝迹。绝大多数农户的各种消费品都是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的，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但由于受传统的消费观念的影响，普通农户对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接受程度较低，在城市家庭已较为普及的钟点工服务很少在农村家庭出现。养育幼儿、照顾老年病人等重活、累活也一般按农村传统习惯由（外）祖父母辈照看或子女轮流照顾，很少有家庭会外请专职保姆，甚至也有年龄相对较轻的（外）祖母为照看第三代而放弃自己的工作。第二，消费支付工具相对落后。大多数农户对现代消费支付工具还认识不够，现金仍是农民的主要消费支付工具，个人支票几乎不存在，信用卡普及率也较低。除了小部分年青人和富裕阶层在部分场合有持卡消费的习惯，大多数即使拥有信用卡的农户，一般也是单位统一办理的工资卡，其主要用途就是取工资用。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只要工资或养老金一打入卡便马上将其取出或转存为定期存单。所以在每个月发工资的前后几日里，钟公庙街道各银行营业网点人满为患，到处可见排队存取钱的长蛇队伍。许多农民对信用卡还存在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认为不安全，觉得“放在卡上，看不见，摸不着，心里不踏实”。而对于网上购物系统，大多数人可能只是听说而已。第三，习惯于先储蓄再消费。据保守调查，1984年户均银行存款余额为352元，1990年为户均1390元，2000年为户均26835元，至2008年已达到户均99412元，农民对银行储蓄的安全、方便情有独钟，把积蓄放贷给个体私营企业或用于炒股、买基金的农户只占很少部分。多农户认为“无债一身轻”，“寅吃卯粮或借钱消费心里不踏实”，部分农户在操办重大事情时钱不够的话，也习惯于向亲朋好友暂时借用，很少有人会向信用社（银行）借贷。按揭买房这种在城市中早已普及的消费行为在庙堰村仅在少部分收入较高又稳定的农户家庭存在。据统计，2008年50户被调查农户户均负债仅7300元，并且以民间借贷为主。第四，婚、丧、嫁、娶等大宗消费上攀比心理严重。不论家庭条件好坏，一般农户在日常消费中都是精打细算，尽量节省。但在过年过节或操办重大事情时，往往是大铺大摆，大吃大喝，纵情消费，有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为，节俭的思想荡然无存。许多农户一辈子节衣缩食，一生中的消费主要用在建房、婚丧嫁娶、子女上学等少数几件大事上，多数农户在这些方面的巨额支出是以牺牲衣、食、用的改善为代价的。在丧事的操办上也是如此，子女为了向外人表示所谓的“孝心”，父母过世后大操大办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为，一方面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低收入的农户不堪重负，陷入困境。第五，人情消费居高不下。人情往来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人情消费主要指农户之间用于人情往来的礼仪性消费。近年来，庙堰村农户人情消费的名目、种类越来越多，价码也有越来越高之趋势，从小孩出生、满月、上学……一直送到结婚，平日里人们生病住院，搬迁新居更是少不了礼尚往来。一般性的人情价码都在200元以上，遇上结婚等重大事情送2000—3000元的也很正常。2008年，庙堰村50户被调查农户户均人情消费支出为2314元，2005年为户均1350元，两年时间增加了近1倍。这种人情消费频率越来越高，价码不断攀升的趋势使人情过分强调礼节，注重形式，虽然表面上看似礼尚往来，却在这一过程中大吃大喝，造成浪费，而且也给部分农户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第六，迷信消费比例呈上升趋势。封建迷信思想在农村依然存在，迷信消费在部分农户消费支出中始终占有一定比例，近几年来甚至有抬头现象。部分中老年人一年四季马不停蹄，外出求神拜佛，在家吃斋念佛，自己节衣缩食，却把大把的钱化在“敬神”上。绝大多数农户在清明、七月十五等重大祭日都要搞一个较隆重的仪式来祭奠已逝的亲人，除夕临近时的送灶神、请菩萨仪式更是必不可少。

优化农民消费方式的对策建议

第一，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囊中羞涩就无力消费。农民在有限的收入下，只好谨慎安排消费，不能节省的支出才消费。所以只有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才能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二元体系”，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落后于城市。庙堰村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范围。农民的养老、医疗、子女入学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为了使农民能从收入虽然增长，但还要增加储蓄，限制即期消费的困惑中解脱出来，就必定要加强他们的社会保障力度，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增加消费信心。第三，培育健康的消费理念。在市场环境上，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结构，理顺流通环节，加强对通讯设施、水电设施和商业网点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消费条件，切实消除农村居民“有钱不能花”的尴尬。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农民的自身综合素质，加强理财观念，让农民逐步从“恋旧、保守、跟风、攀比”的消费情结走出来，逐步建立起讲科学、讲文明、讲健康、讲效益的消费文明新风尚。第四，丰富农民文化休闲生活。1987年庙堰村被调查农户文化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比例是1.3%，1997年上升到3.7%，十年期间增加了2.4个百分点，至2008年该比例已达到10%，又增加了6.3个百分点。但农民的文化服务支出主要是子女教育投资支出。许多农民不惜代价地想通过教育投资来提高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而忽略了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可以通过组织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练健身操，跳广场舞、外出旅游、上老年大学。使农民的文化休闲生活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

农民消费范文篇3

一、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情况和变化趋势

（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演变。我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演变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03—2005年为消费水平缓慢增长阶段。由于这一时期前两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产品价格低，农民负担高。因此，进入新世纪的前三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总体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二是2006年为消费水平快速增长阶段。我市在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使我市的农业经济迅速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长。

（二）消费结构的演变。调查显示，受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低、支出预期高的制约，农村居民消费还是以一般性消费为主，衣食、居住消费等占的比重较大。随着收入的大幅增长，消费支出也大幅增加，消费结构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一是伴随着连续几年婚嫁高峰的过去，农村旧房改造已基本结束，建房热已开始降温，在消费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居住消费却大幅度减少。二是食品和衣着消费的比例有了突发性增长。由2005年的人均700元上升到1038元，增幅达48%，比重由37.2%上升到43.6%。三是交通通讯支出平稳增长。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和通讯工具不断进入寻常百姓家，农民外出频繁，对外交往不断扩大，使得农民的交通通讯支出在2003年就大幅增长。

（三）消费方式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而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方式转变的结果，消费方式的转变反过来又促进消费结构的变化，并转化为拉动消费市场的动力。近年来农民消费方式主要有以下变化：一是由满足生活需要向追求生活质量提高转变。在食品结构上，主食消费比重下降，各种副食消费不断增加，膳食结构向营养、科学型发展。在衣着消费上，农民穿衣在成衣化的基础上，更注重时尚化。2004年人均衣着支出140.1元，同比增长35%。二是由重食物消费向物质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食物消费更多表现为生存型消费，而服务型消费更多表现为提高型和享受型消费。服务消费比重逐年上升，反映出农民消费观念的积极转变，也反映出农民消费方式的多元化。三是由自主性与市场化结合消费向更高的市场化消费转变。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消费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金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

二、扩大农民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一）农民收入问题。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以收入的提高为前提的。近两年，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对收入的预期也提高了，消费水平就明显提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现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因此，要进一步扩大农村消费，还要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并保持收入的稳定增长。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收支预期的不稳定，是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近几年，我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保障体系，但这些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普及率也不高，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存钱养老、存钱防病的思想在农民中还普遍存在。另外，收支预期的不稳定，越来越高的教育投资，婚丧嫁娶的盲目攀比，也使得农民不敢贸然消费。

（三）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和消费环境欠佳是影响消费的重要环节。主要表现在：一是家庭设备、日用品等有赖于新型业态如连锁超市在农村的延伸，而目前农村商业流通组织方式落后，商品流通不畅，成本过高，商品价高质次、假冒伪劣严重等问题，不能满足农民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和适应农民消费方式的转变。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通讯、自来水等近几年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远远落后于城镇，运行成本、运行费用高也使得农民对一些耐用消费品买得起用不起，限制了农民的消费。

三、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的措施和建议

（一）增加农民收入。从长远看，增加农民收入是推动农民消费的根本措施。要增加农民收入，既要全面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又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随着近几年农民增收各项政策的全面、强力出台，今后对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将进入常规阶段，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也是间接的、有限的。今后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由政策决定的生产积极性，而是农民生产经营水平。因此，今后农民增收的核心应转向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上来。公务员之家:

（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体系，使更多的农民从传统的储蓄养老、家庭养老的方式中解脱出来；使更多的农民参入医疗保险，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进一步理顺农村信贷关系，落实农村信贷政策，简化信贷手续。进一步降低学生“学杂费”，特别是高中、大学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民不致为了让孩子上学而贫困或债台高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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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农民工是户籍在农村，而完全或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①。由于农民工的概念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之上的，农民工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在国外研究中没有与农民工完全相同的概念，只有与农民工相近的概念，例如乡城移民（rural-to-urbanmigrants）、移民工人（migrantworkers）等。可以说，农民工是一种不彻底的乡城移民。因此，研究农民工问题，可以根据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情况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乡城移民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制度因素、市场因素、心理因素、个人特征等均被纳入学者的考量范畴之内。在中国，对于移民②来说，户籍等制度因素比市场因素对其住房的影响更强（Wu，2004）。中国的农村移民③在城市居住，受到来自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制度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和约束，其中，城市对农村移民歧视性的制度环境是最主要的因素；以制度约束为主、多种因素的综合，造成农村移民在城市居住条件较差，居住空间拥挤，并产生某种程度的聚居现象（刘玉亭、何深静，2008）。由于农民工置身于城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以保险等正规形式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对农民工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他们往往具有较低的当期消费倾向、较高的储蓄倾向，这样的消费特征使得农民工的住房边际消费倾向较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更低（周滔、吕萍，2011）。住房价格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重要经济因素。作为一种用工单位向雇员提供的福利（Wu，2004），单位提供住宿场所与否成为农民工是否在市场上选择住房的前提条件。相对于自行租房，雇主提供的廉价或免费的宿舍或工棚，对农民工来讲是一种更加经济而便利的居住方式（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除了单位提供住宿场所的农民工外，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需要在住房市场上解决住房需求。因为户口限制，移民不可能获得城市公房和单位住房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仅有的对移民开放的商品住房，其价格又超出了绝大多数移民的购买能力，租房居住则成为移民最好的选择。收入水平对移民的住房消费有重要的影响（Wu，2004）。由于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绝大多数农民工通常只能租住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私房或市中心价格相对低廉但条件较差的房屋（《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2010）。即便如此，农民工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降低住房支出，尤其是在住房租金上涨的情况下。而合租是农民工节约开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主要而有效的策略（Wang，2003）。如果农民工选择居住在商品房中，由于租金较高，他们可能会与更多的人合租（张智，2010b）。收入的不确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农民工收入增加对住房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远小于对其他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随着收入增加，农民工更倾向于将所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或投入子女教育等其他消费项目中去（周滔、吕萍，2011）。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其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预期、价值判断标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对预期仅在城市做短期停留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工作城市的临时成员，因而只愿意用很少的收入来改善住房条件，对住房设施和服务的要求很低；只有打算在工作城市长期居留的农民工，才愿意在更好的住房上投入（Wu，2002；2004）。偏好农村社会生活的乡城移民，倾向于选择棚户区等非正式住房构成的移民聚居区；而偏好城市生活的乡城移民，倾向于选择服务和基础设施较好的公寓（Erman，1997）。一部分中国农民工愿意花大价钱在农村老家建新房却将其闲置，而不愿意在工作城市多花钱住得好些，这也是受到价值判断标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受到生活标准与地位评价标准的制约。在农村，房子不仅是地位的象征，而且是农民的“生活标准”；尽管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但是，他们消费的主要参照群体在家乡，地理虽远但心理近，城里人的消费偏好对他们来说显得太奢侈，地理虽近但心理远（冯桂林、李淋，1997）。农民工的年龄、务工年限、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也影响其住房消费。有的学者认为，年龄和务工年限都对农民工的住房选择有重要影响（黄卓宁，2007；张智，2010a）；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总的务工年限对其租房选择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在目前所在城市的工作年数对其租房行为有重要影响（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在性别方面，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性别对其住房选择影响不显著；张智（2010a）则认为，农民工的住房选择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住集体宿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Wu（2004）认为，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其住房条件有重要影响。由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对于乡城移民（包括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研究层面多局限于个别地区，对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研究尚缺乏全国宏观层面的整体判断；研究视角基本局限于城市，缺乏从统筹城乡的视角对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探讨；在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对地域因素的分析明显不足，等等。本文研究将尝试弥补上述不足，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因素相互交叉、难以截然划分，大致来看，可以分为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以及家庭和个人特征几大方面。（一）制度因素农民工群体是在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并存在的，因而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其中，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的是土地与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现行的土地与住房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住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涉及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并没有被纳入改革的范畴，农民工也被排除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外。虽然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还不能通过市场变为现实收入，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工都不愿意放弃土地而转为非农业户籍。这与历史积淀的土地情结、土地的基础保障作用密切相关；而且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还是一种潜在的资产，遇到征地或拆迁时，农民工家庭可能获得的补偿甚至会超过其土地和住房应有的市场价值。这些都使得农民工的人在城市，根却在农村。由此形成了农民工的工作城市住房与老家住房的强烈反差：日常居住的住房狭小而简陋，老家的住房宽敞却利用率很低，这种矛盾与浪费根植于城乡二元的土地和住房制度。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也包括义务教育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水平。Leland（1968）将预防性储蓄定义为“为了防范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冲击而引起的额外储蓄”。BrowningandLusardi（1996）提出，足够的资产或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农民工在城镇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但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加之农民工的流动性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经常在不同的城市间流动，而社会保险的异地转移接续困难，导致有些地区在农民工过年返乡前甚至出现了“退保潮”。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仍处于初步解决阶段，“上学难”、“上学贵”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就降低了。（二）经济因素包括收入、住房租售价格等在内的经济因素决定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也影响到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支付意愿，从而对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不考虑投资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收入等于消费与储蓄之和，消费可以分为住房消费和非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支出主要包括食品支出、教育医疗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等。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住房消费又可以分为在流入地城市的住房消费和在老家农村的住房消费，相应地，非住房消费、储蓄也可以做城乡之分。由于住房消费又等于住房价格乘以住房消费量（即住房消费面积），因此，影响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经济因素有：家庭收入，包括在流入地的收入和在老家农村的收入；家庭在流入地的非住房消费支出和储蓄；家庭在老家农村的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支出和储蓄；流入地的住房价格，主要是租房价格；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量，主要是租房面积。此外，农民工的工作单位提供住宿也可以视为非货币收入，纳入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经济因素之中。根据Friedman（1957）提出来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又译为“持久收入假说”），决定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现期收入；持久收入是消费者收入中比较稳定的、持续性的收入，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种长期平均的预期收入。其后的预防性储蓄理论（precautionarysavingtheory），在吸收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上，将不确定性、消费者跨时选择引入消费行为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是为了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为了防范不确定事件的发生，例如收入的不确定性。Zeldes（1989）探讨了确定的当前财产与不确定的未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当前财产包括刚得到的收入和确定的未来收益，它们在影响当前消费决策方面比未来的随机劳动收入有更大的权重。基于上述理论，对中国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分析，一方面应考虑农民工现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农民工预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离不开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以往收入的情况，一方面是未来收入的稳定性。影响农民工未来收入稳定性的因素包括：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所在行业、企业的情况等。（三）地域因素这里的地域因素是指农民工由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不同而产生的影响其住房消费的地域差异。流入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面临的城镇住房消费市场的不同。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人口密度较高，住房紧张，住房的销售和租赁价格也较高，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也更为严峻；而中小城市和城镇人口密度一般较低，住房供求无无较好，住房的销售和租赁价格也较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相当来说不那么突出。流出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已有资产和在农村收入情况的不同，甚至是返乡意愿的差异。来自发达地区富裕乡村的农民工，由于老家经济状况较好，原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较高，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费水平也相对较高；在城市工作生活不如意或老家有更好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其返乡意愿可能更为强烈。而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民工，由于老家生活条件较差，家庭负担较重，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费水平也相对较低；城乡间工作生活条件差异较大，使其返乡意愿更低，而留城意向更为坚定。（四）家庭及个人特征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其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影响。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来城务工时间长短、技术职称等；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家庭同住人数等。其中，有些因素是密切相连的，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等之间，受教育程度与技术职称之间，都存在着相应的无无。未到适婚年龄的农民工往往选择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或者与亲友同住在出租房内；已经结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与配偶、子女共同居住，单位宿舍一般不能满足这种居住需求，他们多采用租赁单元房的方式解决住房需求。受教育程度较高、务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往往可以获得较高的技术职称，收入水平也较高，工作更为稳定，因而具备较强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如果家庭中有学龄子女，那么，农民工家庭在住房消费时则要考虑子女教育支出及其预期对住房消费的影响。家庭同住人数直接决定了居住所需的最小面积，从而影响到住房消费量。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家庭同住人数多、居住所需面积大，则农民工家庭将倾向于选择位置或条件较差而租金水平较低的住房。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本文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12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全国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结果。这次监测的对象是在调查前一个月之前来到流入地城市居住、非本区（县）户口且年龄在16～59岁的流入人口，不包括调查时在车站、码头、机场、旅馆、医院等地点的流入人口，但包括在临时工地等非正规场所居住的流入人口。其中，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可以近似地作为农民工的代表。此次调查的样本选取属于“混合抽样”，即样本城市的确定采用主观判断的非随机抽样，而样本城市内部调查对象的选择采用随机抽样。样本城市的确定，以流入地为主，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全部纳入，兼顾流入人口较多的地级市、县级市。本次监测共选取全国106个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46个地级市及24个县级市①。在样本城市内部，本次监测在居委会、行政村、由具体企事业单位管理并集中居住的流入人口群组中随机抽取个人调查对象，其中，调查对象是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样本量约为10万个。下文如无特殊标注，数据均来源于此次调查。（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所研究的是各种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支出的影响情况。本文所构建计量模型的基本框架是：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工住房消费支出，解释变量是包括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及个人特征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被解释变量是连续变量，解释变量有两个以上，因而本文考虑采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构建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时，还需结合数据情况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具体化，并进行数据的基础处理。1.被解释变量（y）。模型被解释变量的具体选取及数据处理过程如下：首先，为明确研究重点，选取的是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并且已剔除了在流入地城镇购房（包括已购商品房和已购政策性保障房）的样本。其次，根据农民工住房消费的特点，选取的是农民工家庭而不是农民工个人的月居住支出，包括房租、物业管理费、水费、电费、燃料费、维修费、暖气费等。再次，为降低和消除异方差，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月居住支出取自然对数。由于对零值无法进行取对数的运算，常见做法是剔除为零值的观测值，或者给存在零值的变量的各观测值统一加上一个足够小的正数修正后，再对其取自然对数。由于1元对于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月居住支出来说足够小，给其各观测值统一加上1，对数据估计的精确度影响不大。2.解释变量（ix）。模型的解释变量是包括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及个人特征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基于上文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的分析，可以发现，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因素众多，且各类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本文将依据以下原则选择解释变量：一是变量之间的关系。相关性高的变量不同时选入模型。二是变量的政策指向性。具有政策指向性的变量优先选入模型。三是数据的可获得性。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影响因素的变量，但变量与影响因素之间差距较大的应舍弃。为降低和消除异方差，配合被解释变量及虚拟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月收入、月支出等存在较大数值和零值的各观测值，加1后取自然对数。对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具体选取和说明详见表1。此外，从积差相关矩阵来看，“有无劳动合同”同时与“流入地有无养老保险”、“流入地有无医疗保险”、“流入地有无工伤保险”三个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都较高。由于劳动合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仅完成一次性工作任务的合同，而且用人单位往往还在劳动合同的具体内容中设置解除劳动合同的种种条款，加之劳动合同的违约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因而有无劳动合同对农民工未来收入预期的反映有限，所以，本文在回归前将“有无劳动合同”这一解释变量从模型中剔除。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实证结果模型的估计方法为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变量进入方法为强迫进入法（Enter），即所选择的解释变量全部进入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由软件SPSS17.0运算得到。从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来看，修正后的R2为0.363；样本量为67397①；F值为2261.305（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回归模型整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全部解释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在0.420～0.973之间，方差膨胀因子（VIF）在1.028～2.380之间，说明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不严重。t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水平上，17个解释变量中有14个显著，只有“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老家有无城镇商品房”、“年龄”不显著；在5%的水平上，17个解释变量中有16个显著，不显著的只有“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本文对各解释变量标准化系数的绝对值进行排序，以比较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具体参数估计结果及各解释变量重要性排序情况如表3所示。（二）实证结果分析1.流入地收入影响大，而在老家的收入影响不显著。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单位提供住房与否”的影响程度最大。单位提供住房，是指单位或雇主提供免费或收费的住房，即使是收费的，其收费水平一般来说也远低于正常的市场水平，均可视为农民工的一种实物收入。单位提供住房，不仅可以直接降低农民工的居住支出，而且会增加外出租房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农民工的租房消费意愿，因而“单位提供住房与否”的系数估计值为负。“流入地家庭月收入”是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货币收入，它直接决定了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其系数估计值为正，说明较高的收入水平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从而增加居住支出。“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主要是指农民工家庭在老家的收入。此次调查样本农民工家庭的货币收入中，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所占比重约为29%，而流入地家庭月收入所占比重约为71%。“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这一解释变量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家庭在老家的收入较低，与其在流入地的收入相比在家庭总收入中比重较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实际生活中农民工一般不会将老家的收入用于流入地的消费支出，反而是将流入地的收入转移到老家消费的情况较多。2.家庭同住人数影响较大，年龄比来流入地时间的影响小。“流入地家庭同住人数”对居住所需面积、是否住在宿舍都具有决定性作用，从而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影响较大。正常情况下，农民工家庭同住人数越多，居住消费支出则越多。此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且系数估计值为正，验证了上述推断。“本次来到流入地的时间”与“年龄”的影响均显著，但前者影响较大，而后者影响较小。“本次来到流入地的时间”的估计系数为正，是因为农民工来到流入地的时间越长，往往稳定性越强，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费支付能力和意愿也较强，居住消费支出也越高。“年龄”的估计系数为负，则说明农民工年龄越大，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费支出越低，其可能的原因包括年龄大的农民工消费倾向更低、与农村联系更密切、回乡意愿更强等。3.代表地域因素的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影响较大。“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反映了流入地城镇的人口密度、住房价格等住房市场情况，因而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影响较大。直辖市、省会、计划单列市，与地级市或地区、县级市相比，人口密度较大，住房价格较高，因而住房消费支出水平也较高。以河北省为例，省会石家庄市辖区的人口密度是11449人/平方公里，地级市唐山市辖区的人口密度是2496人/平方公里，前者约为后者的4.6倍；再以四川省为例，省会成都市辖区的人口密度是2513.62人/平方公里，地级市绵阳市辖区的人口密度是778.34人/平方公里，前者约为后者的3.2倍①。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往往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行政级别低的城市。而人口密度越高，则住房供求关系越紧张，住房价格也越高，因此，农民工家庭所需的居住支出也随之增加。4.非住房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的影响较大，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流入地家庭月食品支出”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影响较大。该变量系数估计值为正，说明食品支出较高的农民工家庭，居住支出也较高。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食品支出较高的农民工家庭，其生活水平较高，因而居住条件较好，居住支出也较高；二是在消费档次趋同的情况下，较高的食品支出是由家庭同住人数较多造成的，因而农民工家庭所需的居住面积大，居住支出也较高。“子女个数”反映了家庭教育支出的高低，在一般情况下，子女个数多意味着家庭教育支出高。该变量估计系数为负，是因为在收入、储蓄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农民工家庭教育支出高，非住房消费支出增加，就会相应缩减住房消费；而且对教育支出的预期，往往也会提高农民工家庭的储蓄水平，可能进一步造成其住房消费减少。5.工伤保险的影响为负，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的影响为正。从作用机制上看，社会保障多，有利于农民工家庭抵御未来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风险，对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支出应该有正向影响。但是，模型估计结果是，“流入地有无工伤保险”的系数为负，“流入地有无养老保险”、“流入地有无医疗保险”、“流入地有无住房公积金”虽然系数为正，但影响程度不高。“流入地有无工伤保险”的系数为负，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农民工群体中有工伤保险者的比例较低，此次调查中，未购房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中有工伤保险者的比例为29.7%；二是从事高危工作的农民工，其单位和雇主更愿意给他们购买工伤保险，这就造成了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从事高危工作的可能性更大，面临的风险更高，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和医疗等方面支出增加，从而抵消且超过了保险的正向作用，对其住房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流入地有无养老保险”、“流入地有无医疗保险”、“流入地有无住房公积金”的正向影响程度不高，与农民工的社保覆盖率较低、保障力度不足有关。此次调查中，未购房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中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者的比例，依次为23.7%、32.1%、2.7%。6.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影响均显著，且基础教育作用更强。“是否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反映了农民工所受基础教育的情况，而“是否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组织的工作技能培训”反映的则是继续教育中技能培训的情况。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两者均显著。“是否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有正向影响，表明农民工所受基础教育水平较高，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较大，而收入对居住支出则有正向作用。但是，“是否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组织的工作技能培训”的估计系数为负，与预期不同。其原因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较低，而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往往又是基础教育水平较低的人，此次被调查的未购房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中，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者的比例只有16.4%，其中，未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又占到了61%，工作技能培训的正向作用被基础教育水平较差的负向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工作技能培训本身存在内容、深度等方面的问题，未能对农民工工作能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到应有的作用，因而导致“是否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组织的工作技能培训”的估计系数为负。7.老家资产（自建房、商品房）的负向影响显著，但作用较小。“老家有无自建房”、“老家有无城镇商品房”两个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费支出影响较小，且两者作用为负。这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农村住房制度并未进行系统化的改革，农民工在农村的土地和住房并不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只有少部分地区通过拆迁补偿、宅基地换房等方式，使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货币收入或资产。老家的自建房作为家庭资产难以有效变现，因而不能提高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增加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老家自建房或商品房的存在，农民工家庭与老家的联系更为稳固，老家的住房和土地是农民工家庭的一种保障，老家的住房还是农民工家庭住房消费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其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替代。2010年5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全国106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结果表明，在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中，有23.1%的人打算在户籍地农村建房，19.2%的人打算在户籍地城镇买房，两者合计达42.4%。这表明，相当多的农民工宁愿将更多的支出用于老家宅基地上住房的翻新及新建，或是在老家县城及周边小城镇购房，也不愿意在改善工作城市自己的住房条件上多花钱。

农民消费范文篇5

本文作者：王茹工作单位：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影响甘肃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因素

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需求最重要的因素。从十多年间甘肃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可以看出，居民消费主要集中在食品和居住领域，吃、住依然是甘肃农村居民消费的一个主要内容。即使收入有所增加，其需求的变动对收入的反应仍然迟缓，即需求缺乏弹性;相反，家庭设备、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对收入反应却很快，需求富有弹性。其中前者属于生存型消费，层次较低，后者属于发展、享受型消费，层次较高。一旦购买力提高，消费需求层次就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跃进，消费结构也会向较高层次跃迁。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提高农村购买力、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与关键。产业结构2010年甘肃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比例为14．54∶48．17∶37．29，第三产业总体增长较快，但是甘肃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仍然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对第三产业有效需求不足。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0%、36．2%、30．6%、30．6%，发展中国家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大多在20%左右，而甘肃省农村居民2010年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才达到23．73%。农村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过低严重影响了甘肃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农村居民消费质量的提高。因此，目前我们在注重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同时，更要注重强调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反作用，使生产结构适应消费结构。不确定性近年来，农民面临的不确定性日渐增强，主要表现为:(1)农村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往往倾向于通过减少当前消费支出、增加储蓄来应对未来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问题，这说明甘肃省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不足，农村医疗、教育、养老等制度仍不完善、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2)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甘肃省农业生产在抵御自然灾害方面，能力弱，损失率高，农业生产收入受到很大的影响;(3)农产品市场信息的不确定性，甘肃省农业生产与市场经营户信息缺乏沟通，最新市场信息下乡入户难，农产品卖难等问题较为突出，致使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调整难度大，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对收入的影响很大。

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甘肃省农村居民吃、住等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仍然是消费支出的大项，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不高，需要加以合理引导。增加农民收入1.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根据甘肃自然条件状况，对马铃薯、苹果、洋葱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要重视;对党参、当归、甘草、大黄等中药材种植规模要进一步扩大;对畜牧业发展应该采取规模化养殖;对于大部分农产品经营者来说，必须想方设法在品质上做到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同时在内外包装上也要有所创新，比如在包装上要特别注明选购的理由和独特的卖点等，以此来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农产品价值，增加农民收入。2.要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产品信息平台，使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农业生产为此，我们急需建立功能齐全、覆盖面广的市场信息网络。通过对市场信息的准确把握，农民才能合理地调整生产，从而增加收入。3.加强农村清洁能源工程建设利用沼气、沼渣、沼液，提供农民生活用能，发展庭园经济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有利于帮助农民节省燃料和用电，减少生活支出;有利于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推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今后，需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性强的若干主导产业的投资力度，如绿色能源产业和农村循环经济产业，只有这样，增加其研发投资，使产业结构、企业科技竞争力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变化。比如，在水资源丰富的县实施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工程，将丰富的农村水能资源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效益。再以农村循环经济产业为例，稻花香集团提出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龙头，向饮料产业延伸，向饲料产业拓展，向养殖和有机肥料产业扩张，向生物化工产业推进，构建了“五级循环”产业链，打造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助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并付诸实施。随着这一战略的全面推进，稻花香已建立起以三峡坝(库)区农村为基地、以周边县市及其他地区为带动和辐射区域的湖北省最大的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园，直接和间接就业的农民已达到20万人。以上经验也值得甘肃省借鉴。增加有效供给，引导合理消费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基本保证是有效的供给，它也是优化供给结构，满足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需要。因此，供给领域应重视市场细分，进行消费品市场的合理定位，满足农村居民多层次需求;提高适合农村居民消费的商品的比例，增加供给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此外，还要积极调整消费政策，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提高农村消费者的素质，倡导科学、合理、文明的消费观;重点针对文化、娱乐、卫生保健、旅游、通讯等产业，不断完善消费品供给结构，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标准要能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二是要完善财政政策，将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更多地用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完善社会保障和支持农业发展等方面;三是逐步建立农村社会福利制度，解决孤寡、残疾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对其吃、穿、住、医、葬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四是要建立适合甘肃农民的养老保险机制，调动农民参与社会保险的积极性，解决农民的养老之忧。通过以上措施可以解除农村居民后顾之忧，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欲望，增加即期消费，从而促进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

农民消费范文篇6

农民的消费支出构成是衡量农民消费结构的重要指标。在通常情况下，研究农民的各项生活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重点包括食物消费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有助于衡量农民生活现代化的水平。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偏低，这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活动人口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1978—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有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7.7%降到49.1%。但与城市相比较，仍然较高，相应地比城市高出10.2和9.7个百分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低层次的食物、衣着消费支出在逐渐下降，由1980年到2000年下降了12.64、6.61个百分点，较高层次消费支出在逐年增长，如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分别增长了3.13、5.52、6.09个百分点。2001年以来，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而文教娱乐、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的支出有增加的态势，其中正向变动比例最大的是交通及通讯消费所占比重。目前，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教娱乐、交通及通讯、医疗保健所占比重分别为45.5%、5.8%、14.5%、4.4%、11.6%、9.6%、6.6%、2.1%。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在逐渐优化，生活质量也继续改善，已开始向追求生活便利、提高质量、注重健康等方向发展。

可见，农民消费结构在逐渐升级，向合理化的趋势发展。合理的农民消费结构应当是同该地区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同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以及同农民自然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消费结构。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现存问题及其成因

（一）我国农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农民收入水平偏低，而且与城市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农民消费现存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恩格尔系数偏高。农户的生活消费可以分为食品、衣着、住房、燃料和用品等生活消费品支出以及对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服务的消费。消费经济学有关理论证明，农户收入水平的增长与生活消费支出增长正相关。实践证明，各种消费增长是不同步的。一般情况下，随收入增加，需求弹性较大的消费品（如耐用品和文化娱乐消费品）增长较快，而需求弹性较小的消费品（如食品）增长相对较慢。1980-2005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有所降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80年的61.77%下降到2005年的45.5%，下降了16.27个百分点。下降速度出现了增快趋势。这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在逐步改善。但是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准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1年以来，城乡恩格尔系数之差仍在8.5%—9.5%之间徘徊。

农民高层次消费明显低于城镇。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民衣着、住房、燃料和用品等生活消费品支出以及对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服务的消费生活现代化程度低。即发展型消费品较少，生存型消费特点较为明显。这种状况将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导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偏高、消费层次低级的原因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在一般情况下，农民收入状况决定着消费规模、消费水平。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导致农民消费规模、消费水平比较低。如果将农户按收入五等分分组，也体现出高收入高消费的特征。在实际生活中，收入水平高的农户增加享受型和发展型生活资料的可能性比较大。农民传统消费观念的存在。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是滞后的。滞后的消费观念导致滞后的消费行为，即除了收入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之外，农村居民相对滞后的消费观也是导致农民消费结构低级化的一个原因。

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对策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作为需求的一个因素，消费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作用与反作用。扩大内需的一个政策取向就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而对农村消费结构的认识与调整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路径。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农民结构调整应该着重促使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向现实市场需求的转化和促进农民消费结构升级。

（一）促使潜在消费需求向现实市场需求的转化

在观念层次，要激励厂商重视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厂商要把握农民的发展动态，在人口发展数量变化、结构变动的过程中寻求市场机会；在营销过程中杜绝欺骗农村消费者的短期行为，对于每一个农村消费者要有诚信，以稳定现实的顾客群体，同时为吸引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变为现实的消费者创造条件。农村消费者也要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尤其要减少滞后消费。这对于农村居民个人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益处的。

在政策层面，要为农村消费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和厂商要加强农村消费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消费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乡村集贸市场和商业网点以及信息体系建设。政府要加快发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加大对农村消费信贷的投入力度；围绕农村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目标，积极办理农业生产与经营所需的消费贷款，积极支持农民购买冰箱、彩电等中高档耐用消费品，大力支持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试办助学贷款，积极发放农村建（购）房贷款，以支持农民改善居住条件；针对农村消费信贷风险较大的状况，金融机构可以在贷款农户中建立信用机制，对于较大额度的消费贷款，需完善抵押担保手续。

（二）促进农民消费结构升级

鼓励农民树立现代消费观。增加家庭设备用品的购置及服务消费，特别是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品的消费，以提升家庭生活的质量；增加交通费支出和通讯消费，以增强获得信息和对外交往的能力；增加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以提升文化素质；增加医疗保健消费，以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和抵抗疾病风险能力。同时，要适当压缩攀比性消费、减少超前消费、集中消费，同时，要减少规避性的住房消费，这是减少宅基地扩大对耕地占用增多的状况的重要措施。

在食品消费中，在保证植物性食品消费支出正常化的前提下，增加动物性食品的消费支出。同时，增加商品性消费，减少自给性消费。因此厂商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在消费品的功能、价格、服务等方面尽量贴近农民生活实际，逐渐产品差别化策略。

政府要加强农村消费环境建设，促进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农民创造一个物美价廉的农村消费市场环境，以此促进农民消费结构优化、消费效益以及消费安全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农民消费范文篇7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

据我区桃花镇农村社会经济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6720.42元，位居全省第一，比上年实际增加872.93元，增长14.93%。从农民收入结构看，农民工资性收入人均2427.92元，比上年增加21.85元，增长0.91%；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1589.19元，比上年减少113.72元，降低6.68%；财产性纯收入人均3336.89元，比上年增加864.32元，增长34.96%；本年农民无转移性纯收入。

1、家庭经营收入略有下降。

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年略有下降。20*年我区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为1589.19元，比上年实际下降113.72元,降幅为6.68%。占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1.61%,其中第一产业纯收入降幅较大，由去年人均的162.78元下降到今年的人均133.63元，人均下降29.16元，下降17.91%；非农产业相比略有回升，由去年的人均8*.*元增加到今年的人均821.98元，人均增加15.92元，增幅为1.98%。家庭经营收入的变化显示我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经营模式逐步由传统的农业及手工业向非农业扩散。但应看到，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下降也显示出我区农村居民自主谋业的能力有待提高。

2、工资性收入稳中有升。

20*年，我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427.92元，同比增加21.85元，增长0.91%。其中人均在本地务工收入1556.18元，（在本乡地域内乡镇企业的劳务收入为251.27元/人，比上年同期增长25.39%）外出打工人均收入434.6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这一方面表明我区加大了对乡镇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改善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和条件，企业效益发展良好，农民从中得到的收入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政府把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工作内容，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劳务输出，取得了显著成效，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加，收入也不断增多。

2、财产性收入增长快速，已成为我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0*年，我区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为3336.89元，实际增长864.3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96%，增长较快。20*年，我区农户收入的45.38%来自于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主要地位突显。

总的来说，一年来，我区农村经济发展势态良好，农民收入总体增长，并呈现出“二增一减”的发展特点。

二、农村居民消费趋于合理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直接反映着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是农民生活水平最根本的体现。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相应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1、消费结构日趋优化。20*年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人均2950.45元，同比增长0.85%。其中衣着消费支出人均176.9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5.33%；食品消费支出人均1210.23元，与上年持平，恩格尔系数为41.02%,已达到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小康标准；医疗保健支出人均65.46元，同比增长59.53%，增幅较快；居民居住消费支出人均419.23元，同比增长了9.14%；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人均183.65元，增长57.10%。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173.5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7.39%；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消费支出68.7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50%。从以上数据看出，我区农民生活消费结构趋于理性，生活消费已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食品、衣着等消费层次上，而是向更高的消费层次扩展，呈现出多层次的消费结构。我区农村居民各种生活消费支出中，增长幅度位于前三的分别为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文化教育及娱乐消费支出。增幅分别为67.39%；59.53%及57.10%。医疗保健支出位居前列主要是全省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及农民健康、保健意识的增强。

2、生活水平不断改善。随着农村地区基础生活设施的逐步完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区农户基本每家拥有自用房1栋以上。农民家里的设备也是不断更新，手机、冰箱等一些高消费物品进入寻常百姓家。各种生活费用支出的快速增长也表现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高。据调查资料统计，20*年底，我区每100户农民拥有彩色电视机118台，固定电话及移动电话每100户有146部。

三、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1、财产性收入增加是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财产性收入之所以能成为我区农民人均收入的“领头羊”，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随着近年来房地产业的不断升温，二手房租赁市场也得到蓬勃发展，二手房租金也年年看涨；二是依托桃花镇的优越地理优势，靠近我区最为繁华的六大批零市场，南来北往的客商较多，且大多商户偏向于选择市场附近的场所做为居住地和商品库存地，这就给桃花镇的农房出租带来了一定的客源；三是由于近年来农户收入和银行储蓄利率的不断提高，农户们更偏好于将手头上的余款存入银行获取利息。农户储蓄额的上升也带动了利息的上涨。

2、工资性收入也是我区农民增收的一项稳定的因素

由于农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份额下降，以及顺应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就业的发展趋势，外出就业增加收入成了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途径。20*年，我区农村居民在各种企业组织中人均劳务收入为1990.8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7.13元，增幅为0.84%。

3、税费改革成果稳定，农民负担无反弹

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农业利益、维护农村稳定做出的重大决策。农村税费改革理顺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减负即为增收，税费改革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支持农业、关心农民，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更加密切了党群关系。

4、个私民营经济增势强劲，也为我区农户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年我区积极推进全民创业进程，个私民营经济快速、健康、和谐发展。年末全区个私民营企业达到26380户，从业人员达172919人，个私民营经济吸引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保证了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形成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20*年我区农村居民经营二三产业纯收入人均1438.36元。占农民纯收入的19.56%。

四、影响农民增收的不利因素

1、劳务输出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受技术水平的限制，大部分转移劳动力只能是从事较简单的普通工作，对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作只能是望而叹止，从而很难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经济收入。目前我区输出的农民工主要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劳动生产率较低，获得的工资性收入随之偏低。

2、获取收入的途径单一。

目前我区农民收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财产性收入，二是工资性收入。近几年来，由于城镇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压力增加,农民进城务工难度加大等原因，作为农民收入来源之一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受阻。因此我区农户主要依靠房屋出租来获取财产性收入。收入的单一化使得我区农户收入偏少。

五、提高农民收入的办法

1、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

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偏低是一个不可争论的事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是当务之急，农民收入水平与其自身的科技文化素质密切相关。劳动力文化素质高的农户，经营门路广，善于运用新知识、新技术，能在激烈的商品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收入也相应高于其他层次的农户。低层次的文化素质结构，难有自己的创造和特色，在从事非农经济中，处于劣势。因此，要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从而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消费范文篇8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居民；汽车消费信贷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山东省农村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汽车是作为具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重性的特殊商品，在农村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农村居民出行日益频繁，货物流通量逐步增大，农民对于汽车的需求正逐年上升。根据山东省统计数据可知，截至2017年，仅有32.4%的农村家庭拥有汽车，汽车消费信贷在山东农村地区有着巨大市场，探讨农村汽车消费信贷的现有模式及存在的问题，对促进农村汽车信贷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次调查以山东省各地市的农民为对象，为了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山东省农民汽车消费信贷现状，借助网络和实地调研方式对农民进行调查，调研期间，共发放问卷230份，回收215份问卷，有效问卷212份，最终对所有确认并有效的样本进行了随机抽查，确认样本可信。

1山东省农村汽车消费信贷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1.1调查对象年龄分析。在所调查的人群当中，年龄在18~25岁的人数有10人占4.7%，26~35岁的人数是有27人占12.7%，年龄在36~49岁的人数最多有89人，占42%，年龄在50~59岁的人数有62人，占29.2%，60岁以上的人有24位，占11.3%。调查对象主要是中壮年农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消费能力，有实现购买汽车愿望的能力，具体如表1所示。1.2调查对象学历分析。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大专或本科学历的人数最多占到41.0%，其次是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数占到30.7%，高中或中专学历的人数占28.30%。由此可以看出，高学历水平的农民占比较小，在利率计算方面可能存在知识盲区，出于谨慎性，其对于消费贷款的接受度较低。如表2所示。1.3调查对象收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有59.6%的农民表示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平均月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有一定差距。调查对象平均月收入在3000~6000元的人数最多有88人，占41.5%，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有83人，占39.2%，平均月收入在6000~10000元的人数有40人，占18.9%，收入在10000~15000元以上的只有1人，占0.5%。调研结果基本符合山东省统计局年鉴数据，具备科学性，具体如表3所示。

2山东省农村汽车消费信贷的现状分析

2.1山东省农村消费信贷。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的实施，山东省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转型，迫切需要消费信贷的金融支持。目前，山东省农民贷款业务包括住房消费贷款、汽车消费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及信用卡贷款等多种类型。但实际上这些消费信贷在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不高，因为不同区域、不同经济水平的农户有不同的消费需求，这些消费信贷的种类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农户的需要。抵押担保难、门槛较高、金额较低、信贷手续复杂等现实困境也是山东省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农村消费信贷有所发展，对经济推动的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使得其发展速度较慢，消费信贷仍有巨大发展空间。2.2山东省农村汽车消费信贷。2.2.1消费者对汽车购买能力低。山东省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万元，根据问卷结果，有34%的农民选择购买8万元以下的汽车，45%的农民购买8~15万元的汽车，但就其收入分析，购买汽车对大部分农民家庭仍是一项较大的经济负担，实际购买力与购买愿望之间的差距给汽车消费信贷带来了很大的商机。2.2.2山东省汽车消费信贷宣传不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山东省农村的信息多元化也在快速发展。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农民了解到汽车消费信贷主要依靠亲朋好友介绍，占比42.3%，其次是在购车时由汽车经销商介绍，占比32.1%，仅有25%的农民通过手机微信等平台和网络平面广告了解。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正在快速的接受信息传输，移动手机使用量出现井喷，但农民通过亲朋好友了解占得比例最多，这说明银行、汽车金融公司、网络车贷公司在新媒体渠道的宣传方式和宣传力度上存在不足。2.2.3山东省农民使用汽车消费信贷原因。本次调研受访者中36~49岁农民占比42%，50~59岁占比29.3%，35岁以下占比17.4%，主要为中年人，少部分为青年、中老年的群体，该群体年龄范围广，有着一定的储蓄存款和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发现该群体购车贷款的主要原因情况如下：节省资金用于其他用途占到58.6%，现有购车资金不足占到56.2%，利用消费信贷提高购车档次占到46.3%。结合实地调研得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业农村生活快速发展，伴随着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于汽车的需求逐渐增大；另一方面，由于经商需要或本人、后代结婚等因素，也促使越来越多农民购买汽车，但由于购车资金的不足或想提高购车档次，使得农民使用消费信贷。

3山东省农村汽车消费信贷的模式分析

汽车消费贷款是指向个人发放的用于购买汽车的人民币贷款。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山东省农民买车贷款主要有以下4大车贷模式：银行贷款，信用卡贷款，汽车金融公司贷款和网络贷款，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在以上4大车贷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到，传统的银行贷款最为普及，而新型的网络贷款在农村市场中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在办理周期方面，银行贷款周期较长，不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要求。由调研结果分析得知，在申请汽车信贷时，农民最看重的3大要素为贷款利率、贷款方案、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各大信贷模式可以根据自身优缺点进行重点改善。尤其是在信息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农民了解网络贷款，所以实地办理业务要提高服务态度，才能防止客户的过多流失。而在业务办理难易度上来看，汽车金融公司贷款最为简单，银行贷款最难，这也是近年来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汽车金融公司贷款的重要原因。

4山东省农村汽车消费信贷存在的问题分析

4.1信贷机构方面。4.1.1信贷机构在农村汽车消费信贷的宣传力度不足。一方面，信贷机构浅显的认为农村汽车消费市场贷款期限长、周转慢、风险高、利率低，给信贷机构带来的利润较低，致使相应的汽车金融业务办理不到位。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汽车金融产品的推介不力，缺乏丰富有效的宣传手段，由问卷结果可知，在不选择汽车贷款的原因中，有50.3%的农民是因为对汽车信贷不了解。正是缺少针对农户金融信息足够大的传播宣传强度和力度，导致农民对国家的汽车消费信贷政策了解甚少。4.1.2信贷手续繁琐，贷款成本较高。根据调研结果发现，在贷款购车过程中，手续的复杂程度是农民首要考虑的因素，复杂的贷款手续和较长的审理时间成为60%的农民申请贷款的最大障碍。在实际过程中，申请贷款须经历一系列繁琐的手续，农民需要用自己的资产进行抵押或要求有相关人员为其担保，以保障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权益。为了防止农民出现不还贷款或延期还款的情况，银行需要进行督促还款而付出额外的费用，从而会提高一些乡镇贷款的利率，这也增大了农民借贷成本，削弱了农民的借贷需求。4.2政府方面。监管制度不够完善，维权意识尚未普及。目前的山东省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不是很成熟，汽车金融公司正逐步成为汽车消费信贷的主力军，但消费信贷法律不健全，也没有专门针对汽车消费信贷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消费者不能透明地了解汽车信贷信息，也会出现消费者信息泄露的问题。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汽车厂商存在故意将部分差价转入贷款利息的计算当中，以此降低汽车价格来吸引消费者的现象，农民由于缺乏相关的知识和维权意识，使得汽车厂商有机可乘。4.3农民自身方面。农民消费观念陈旧，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促使农民申请汽车贷款的原因中，有近60%的农民选择想节省资金用于其他事项。在不考虑贷款购车的原因中，有近58%的农民认为有多少钱就买多少价位的车，不过分追求。这说明：一方面，山东省农民普遍收入较低且不稳定，并且固守“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消费欲望淡薄。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存在多种未来不确定因素，诸如住房、医疗、养老、子女上学等，决定了绝大多数农民具有较强储蓄倾向，消费倾向有限，大部分农民依然秉持“存钱防老、攒钱防病”的危机意识。加之近年来校园贷、网贷等频繁出现问题，导致许多家庭发生变故，也增加了农民的警惕感，农民的这些主观原因和外部的客观原因制约着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

5乡村振兴战略下发展山东省农村汽车消费信贷的对策建议

5.1信贷机构方面。5.1.1简化手续办理程序，降低农村消费信贷成本。手续复杂程度是农民信贷购车考虑的最主要因素，所以简化该程序是信贷机构的重点关注方向，应坚持便民利民原则，积极推广使用贷款证，对已获得贷款证的农户和农村小企业，凭贷款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办理贷款手续。增加贷款申请受理的渠道，开辟农村小额贷款绿色通道，方便农户和农村小企业申请贷款，并通过简化手续办理程序进一步缩减信贷费用。5.1.2建立汽车消费信贷生态圈。在消费过程中有效嵌入金融服务，因为农村市场中汽车销售店及维修保养公司分布较少且分散，考虑汽车购买后客户的用车、维修、置换等环节的需求，为客户提供更多售后服务。比如在汽车用品、汽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置换、代办登记等方面，与更多的商家建立合作关系，为贷款客户提供专属的贵宾式服务。目前的一则成功案例：工商银行的“融e购”网上商城中设置了“汽车城”项目，提供整车销售，通过与多家汽车经销商合作，提供新车购买服务，无缝接入分期付款和购车消费贷款服务。“融e购”电商平台还提供维修保养、车载电器购买、汽车美容清洁等方面的产品，整合各项服务和产品，吸引一批提供这类服务的商家进驻网上商城，形成了汽车消费贷款与汽车消费场景结合的生态圈，“一站式”解决了客户汽车消费过程中的痛点和问题。5.1.3加大宣传力度，丰富业务种类。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日益提高，农村居民对消费的需求也日益呈现多元化，银行等信贷机构要结合不同地市农村地区的不同情况，创新出符合这些地区的农户所真正需要的信贷产品，促进市场合理稳健发展。另外，加强汽车消费信贷在新媒体方面的宣传，利用“三微一抖”宣传平台，将汽车贷款优惠活动精准投放到目标客户的手机端，提高信贷知识的农村普及率，刺激农民的信贷消费需求。5.2政府方面。5.2.1建立以政府为依托的汽车信贷监督审查部门。农村居民由于信贷知识的匮乏，在汽车消费过程中易受厂商引导而失去消费主动权，从而导致农村居民“高价买车”。建议成立汽车信贷监督审查部门，该部门可以由政府直接设立，也可以由民间机构担任，但必须经过政府部门认证并支持，向上监督汽车消费信贷部门的正规性、合法性，向下审查利率计算的合理性。从而形成政府主导、银行推动、金融机构参与的农村汽车信贷体系建设新格局，为农村居民购车提供切实的信贷服务保障。颁布专属农村居民分期购车的惠农政策，缩小汽车消费信贷发展的区域差异。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相对封闭的社区环境，使得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发展问题，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应该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配合，根据当地经济特征，制定更具地域特色的惠农政策，使汽车消费信贷产品真正走进农民，逐步构建“信用惠农、信贷支农、服务便农”的金融服务框架体系，实现农村汽车金融机构和新农村建设发展的良性互动，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5.2.2建立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完善风险控制技术。在政府主导下，信贷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建立信用评估机制，广泛建立城乡居民、不同企业、各种团体组织的信用档案及信用数据资料库，还应制定一系列对违背个人信用制度者的制裁措施，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环境约束。在这种信用体系基础上，信贷机构对农户的信息搜集和资料审批时间大大缩减，贷款手续流程简化，有利于信贷机构开展良好的客户关系管理，解决风险控制与贷款手续繁琐之间的矛盾。5.3农民自身方面。农民应该积极提升自身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掌握消费者维权措施。针对汽车消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农村居民可直接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电话、“12345”山东政务服务热线以及所购汽车品牌厂家投诉电话，对在购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询问和维权，以达到农村居民在利益受到损害时能够主动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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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消费范文篇9

转变政府职能

地方政府要根据农村市场经济的要求，切实转变自身职能，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为农服务的原则，履行好作为国家宏观政策调控者的职责，实行人性化管理，处理好党群、干群等各方面关系，为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尽心尽责。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才能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财政支出真正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减少浪费等;同时，党中央、国务院等国家高层决策机构，要狠下决心，加大改革力度，把县、乡(镇)两级政府及其下属单位富余人员尽快撤改掉，或把一些人口小乡(镇)该合并的合并。只有这样，农民负担才能够减下来，从而有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以此来带动消费。另外，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已不适合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扩权强县”、“省管县”应当是发展的趋势。因此，应借鉴浙江等地经验，逐步推行省管县改革。这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缓解县级财政困难。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建立基本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制定城乡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办法。保障农民的养老金能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有效流转，能在不同的保障方式之间进行有效接转，且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资源的保值增值。二是公共财政要全过程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降低农民参保门槛，提高保障水平。在面向农民的筹资上，要降低门槛，坚持政府组织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以政府投资为主，低水平起步，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三是坚持政府统一管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建立动态缴费增长机制，缴费标准随着预期领取的养老金标准的变化而调整，参保人员预期领取的最低养老金水平可与农村低保水平衔接。

提高农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提高农业收入第一，提高粮食保护价。2008年，粮食保护价同比上涨9%－10%，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幅度超过30%，这样的保护价不仅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反而是一个打击。政府必须加快重新调整粮食保护价，最低标准是保证种粮比较效益不下降，以激励农民在下个生产季节扩大粮食生产面积和复种指数。第二，遵循经济规律，提高市场粮价。2007年和2008年初，国际大米等粮食价格上涨了200%多，而国内同产品价格却基本稳定，这是宏观调控和“价格管制”的结果。短期看，这有利于改善消费品价格指数状况，对当下经济基本面的改善有利;但长期看，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导致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受挫、粮食产量的回落，为下年的粮食价格暴涨埋下隐患，引发下一轮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三，控制和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政府要采取金融、财政、税收等综合性措施，控制和稳定生产资料价格，严厉打击垄断性涨价。同时，加大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力度和金融支农力度。第四，加大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支持的力度。虽然最近几年国家对三农投入的幅度有所加强，但还没有赶上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幅度;加上对三农投入的基础低，按照比例增加对三农投入是不够的，要加大对三农的支出。另外，还要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走优质农业生产模式。焦作市是我国黄河以北地区第一个吨粮市和全国第一个小麦千斤市。从2001年起，焦作市积极调整小麦发展战略，由注重高产转向注重优质高效，并确定了大力实施小麦种子产业化、优质小麦工程和发展出口小麦的思路。2008年，焦作市农民仅优质小麦一项就增收3600万元。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增加收入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仅要依靠农业收入的增长，还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来增加收入，才能使农民收入更快增长。如偃师市岳滩镇通过发展摩托车配件，使其产品几乎覆盖全国的农村市场;而固始县依托在外的50万劳务大军，实现了把劳务资源转化成资本回归，近年来，由外出务工者返乡创办的企业达500多家，吸纳近10万人就业，支撑起了县域经济半边天。又如孟州市桑坡村，皮毛产业是该村的支柱产业。14年来，桑坡村树立“做大、做强、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思想，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羊剪绒加工集散地。如今，“桑坡毛皮之都”享誉全国，皮毛产业成为孟州市四大支柱产业之一。该村年创产值25亿元，出口创汇1亿美元，辐射带动周边15个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万元。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工就业河南有2100万农民工，其中每年输出到省外的有1100多万人，另外900多万人留在省内。河南省劳动保障部门调查，今年春节前，全省提早返乡的农民工已达950多万人，预计节后有近300万人难以继续外出就业。如果他们节后不能顺利就业，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因此，河南各地政府都在采取积极措施帮助他们就业。河南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有经验、有资金的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进一步以创业带动就业。

农民消费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市场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在分析了农民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就如何打开农村消费市场，为政府和企业提出了一些建议措施。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至今仍有9亿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农村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对农村消费市场给予充分的关注，而对农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恰恰是打开农村消费市场的切入点。

一、农村消费市场的基本现状

农村消费市场稳步发展，但整体消费水平较低，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差别较大。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只有30%左右。同时农民消费水平还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消费水平基本上是从东部至西部逐步降低的，并且相差水平较大。

农村消费市场货源充裕，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但有些商品不适应农村市场的需要。伴随着一些商品在城市市场的饱和，农村市场成了这些商品的倾销地，但是这些商品却并不符合农户的需要。许多厂家、商家不注重研究农村市场的特点，市场上缺少适合农民消费水平、适合农村消费环境的商品。

农村市场商品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但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农民的消费结构不够合理。主要表现在生存性消费比重较大，发展性、享受性消费比重较低；实物性消费比重较大，服务性消费比重较小；自我服务性消费比重较大，社会服务性消费比重较小。

农村消费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各种流通主体竞争激烈，但市场秩序和市场管理比较混乱。滞后的流通方式和混乱的流通秩序严重阻碍了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延缓了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的进程。由于缺乏有力的执行机构和正常的监督，致使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抑制了农民的消费需求。

二、现阶段农民消费行为的特点

消费层次的多元化。相对于城市来讲，农村地区之间消费偏好和消费习惯差异更大，农村内部的消费层次更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民消费行为受地理环境、民族、传统文化等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要比城市居民大，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更大。

自给性消费在农民消费体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农民的自给性消费虽然不进入消费市场，但对消费市场仍会有一定的影响。当农民收入下降，或者货币性收入相对减少，或者同类及替代消费品市场价格发生变动时，农民就有可能用自给性消费替代货币性消费。这自然就会对消费品市场的需求带来一定的冲击。

注重商品的实用价值。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农民对价格比较敏感，所以他们在选购商品时，对商品的质量，性能，耐用性和价格要求比较高，而对于产品的品牌、包装以及外观设计方面不是十分的看重，属于消费类型中的“求实消费”。

消费观念陈旧保守，消费结构不合理。由于农村大部分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再加上受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农民一面是平日里非常节俭，舍不得花钱，另一面则是逢年过节，人情往来，婚丧嫁娶，却不惜花费大量钱财。尤其是在建房消费上，农民往往倾其毕生的积蓄，甚至举债建房。有不少是为争面子相互“攀比”，盲目求高求大，拆了盖，盖了拆。这造成极大的浪费，限制了农村购买力向其它消费品转移。

三、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收入水平低且不稳定。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城镇居民来讲低得多。最新统计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587元。再加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弱，农民收入受自然不确定性的影响大，丰年农民收入增加，灾年农民收入减少。这种自然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民的预期收入不稳定，消费倾向偏低。可见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制约其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近几年来，农村基础设施虽有了较大改善，但与城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而且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制约着农户家庭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目前农村家电普及率与城市相比要落后10年，如彩电的普及率只有城市的一半，电脑更少。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家庭里没有电视，不是农民买不起，而是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如有的地方电压不稳，或是电视信号不好，要么是电价偏高。再如洗衣机，很多农民没买的主要原因是自来水问题，在农村约有60%的地方还没通上自来水。

消费环境乱。农村市场秩序和市场管理比较混乱，市场上的经营企业散小、经营品种雷同、商品档次低、业态单一。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较大危害，致使许多农户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不敢消费，大大挫伤了农民的消费积极性。据商务部2004年对全国1万户农民进行的问卷调查，75%农民买到过假冒伪劣商品。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落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险覆盖范围还不大，我国农村更是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极大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再加上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于城镇。在农村，上学难、治病难、养老难已是普遍现象。而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农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即期消费支出。

四、政府和企业如何开拓农村市场

1.政府的对策

通过加大惠农政策力度，来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从根本上讲，农村消费市场的不活跃，主要是由于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不高，消费能力相对偏低引起的。因此，要想进一步扩大农民的消费，一定要从助农增收这个关键环节入手。所以诸如“取消农业税”这样的惠农政策应该更多些，只有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农民的消费规模才会增大。虽然，现在政府在不断地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村人口的收入相对于城镇人口来说，还是很低的（2006年，中国城镇人口的收入是农村人口收入的3.28倍）。所以，必须给农村人口更有利的发展条件，才能有效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为此，政府还可以通过给予面向农村市场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来让利农户。在企业开发农村市场过程中，通过政府的税收调节作用来让农村人口得到更大的实惠。政府要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在为农民提高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劳动收入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农民收入增加了，消费信心也将必然增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转变消费观念。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来重点解决水、电、路、通讯设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经济较发达、住户相对集中的农村应建自来水厂。农村电网要提高运营质量，降低电价，为更多的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电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创造条件。同时要着力改善消费的软环境，净化农村消费市场，鼓励和支持科技和信息下乡，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强化政府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消费氛围，并对封建迷信、、婚丧事大操大办的不良习惯加以制止。

加大政府管理力度，规范农村市场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加强农村市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农村，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不法行为，打击“损农”、“坑农”、“害农”的虚假违法广告行为，健全农村消费者投诉受理机制，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加快农村市场体系立法工作，清理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逐步完善农村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农村消费品网络建设。进一步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以县城和中心城镇为重点，以村、乡镇为基础积极发展连锁超市、便利店等新型流通业态，通过示范引导、自愿进入的方式，逐步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经营方式，改造和建立标准化的“农家店”，加快形成为农村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零售网络终端。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的经济预期和经济安全是制约人们现期消费的重要因素，要改善经济预期，关键在于完善包括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的安全感，为促进消费注入“稳定剂”。农民只有解决了后顾之忧，才能增加即期消费。

2.企业的对策

以适销对路的商品供应农村市场。一直以来，企业基本上是依据城镇居民的需求来设计产品的。这些产品在款式、功能、价位、操作使用方式及包装、说明、售后服务等方面均同农民的要求有较大的差异。所以销售到农村市场的产品通常是城市市场饱和后产品的简单转移，而不是针对农村市场开发的适合农村需要的产品。进军农村市场的产品一定要针对目标市场的状况，进行相应的产品定位和开发，企业应在深入调查研究农村消费者特定需求的基础上来开发满足农民需要的产品，增强产品对农村市场的适应性。生产企业要重视农村市场的个性特征，在深入进行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销往农村的产品应采用低价策略。农民对购买的商品一般要求经济实惠，物美价廉，即“经济实用型”产品。价格往往是农民购买商品时最敏感的因素，农村存在着大量的“求廉型”的消费者，所以企业对销往农村市场的产品应采取低价策略。就食品来说，有资料显示，在我国农村消费者中，虽有74.4%的人会适当考虑食品安全问题，但43.7%的人仍把价格便宜作为购买食品的首选，而城市消费者中选择“价格优先”的仅占8%。

建立以农村为主的分销渠道。农村的基础设施相对与城市来说是落后的，企业在分销渠道的设计上要更多的下功夫。必须尽快构建适应农村情况和农民购买习惯的消费品流通网络，提高流通效率。农村居民居住的分散且范围广，而农村经销终端多，但规模较小。企业在营销网络的建立时，应调整渠道政策，减少中间环节，或直接采用直销的形式来将城市各店向农村延伸。

促销策略要符合农民的传统习惯。因为文化素质的原因，农民受电视广告这种声情并茂的促销形式影响较大，而受广播和报纸的影响依次降低，并且他们不喜欢接受过于复杂的广告形式。在广告内容上，应更强调产品的具体性概念，而非抽象性概念。除广告之外，举办一些对农民有益的公共关系活动也是很有效的促销方式。

完善售后服务。由于农村的地理环境与交通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的售后服务，不能覆盖到农村，这也制约了农民的消费积极性。企业必须从观念上和行动上都给予充分的重视，在农村建立起完备的售后服务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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