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范文10篇

农民问题范文篇1

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联同志”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中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许多人又断言俄国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遇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震惊了世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俄国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归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反对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式的决心冒死冲垮了，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民自发冲击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认可。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农的延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从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

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农民”为已任，就是自以为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至我们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忆文学中总不离两个调子：或是诉苦怨旧型的，把农村说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怀旧型的，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横流。

城里人还有这么一种思维习惯：假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乡村中发现了某种被认为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封闭的“原生形态”乡村中这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思想界重视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城里人的农村观：它把“杠爷”设计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知“王法”、惟知宗法伦理秩序的道德权威与长老自治。

然而究其实，无论传统时代还是今天，农村中宗法伦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的、开放并受“西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贫困、封闭并属于古老中国文明发祥地的、自然经济的乃至远离城镇的地区。以宗族公产而论，旧中国农村宗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县旧时族田多占田地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属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在1/3左右。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只有15％，边远各县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定县更只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我国许多贫困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爷”自治，许多最“传统”的古文明地带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无宗族地区。而专制朝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自发社会组织的“编户齐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景观。陶渊明设想过某位有德之“杠爷”“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形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道德自治体。但老百姓的民谣却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到底是这类民谣，还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记》更代表真实的“本土文化资源”？

山村百姓“颇知王法”，法制（指中国传统法家的法制，而非公民社会之法治）森然，反而是城郊与开放地带家规族法乡约祖训较有生命力。清末广东“资产阶级”立宪派曾发动“家族自治”而引起顽固派官僚的斥责。无独有偶，最近浙江爆出新闻：许多地方民主选举的村民委员会被官方取缔，其理由并非指选举为“自由化”，而是指责民选之制助长了“宗族势力”。倒是取代民选村委的官派“村管会”，在一些地方却是由一位私企大老板（所谓“首富”）领头的！

这些事例显然既不能支持那种简单地指斥宗族为“封建传统”之说，也不能支持那种把宗族捧为“民族传统”、“本土文化”之说。也许我们真正难以摆脱的“传统”并非家庭主义，而是那种“天大地大不如皇恩大，爹亲娘亲不如陛下亲”的大共同体一元化――“大一统”主义。而宗族之类小共同体的自治倾向反倒是国人个性发展与个人权利形成过程中的现象，甚至是与“西化”有关的现象呢？!无论如何，当年高唱“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的那些城里人并不比孝敬爹娘的农民更像“市民”(citizen，即近代都市文明中的公民），至于他们与乡下人谁更“传统”，那就难说了。

二

在《农民学丛书·总序》中我曾说：“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世界上7%‘农民’。”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广为转引。其实当时我就在正文中讲到“这个数据因中外‘农民’定义的不同而并不准确”。如果仅就“种田人”而言，我国的种田人大概不会占到世界种田人的40%，但我国在户口上被规定为“农民”身份的人在联合国统计口径下的乡村人口中的确占有如此大的比例。而如果把“农民”看作与“市民”相对的一种社会类型，则中国在1956年以前“市民”的数量就比“城里人”要少得多，而在这以后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市民已被消灭。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元老陈翰笙先生在20年代末就说过：“吾人所谓之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其实在当时中国的都市中虽然很少，但毕竟还是有点city成分的。到1956年以后，陈老的这句话才在绝对意义上成立了。没有city也就不会有citizen，而在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市民被消灭后，我国又在“”中发动了对作为一种观念的“市民权利”（当时误译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于是吾人所谓之都市不仅其性质不似city，而且变得比乡村更加排斥city。

因此，就中国没有citizen这个意义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即peasantry，以农业文明时代人的依附性为本质的共同体成员），尽管我们并不都是种田人（即farmer，作为一种自由公民的职业，它完全可以存在于市民社会）。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严格地讲并没有peasantry与citizen的区别，而只有peasantry社会中的不同等级身份阶梯之别。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有权的农民与无权的农民、城居的农民与乡居的农民、种田的农民与务工的农民、有文化的农民与无文化的农民、有完善的共同体保障并受严格的共同体束缚的农民与没有多少保障而束缚也不太严格的农民。正如在现达国家的市民社会中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市民（公民），也有从事农业的市民（公民）（acitizenasafarmer）、有住在城里的公民也有住在乡间的公民一样。

只是在改革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与发展，我国才又出现了citizen的成分。然而有趣的是它不是首先出现在城里，而是首先出现在乡间。5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就社会发展史本来意义上的city而言，大陆中国严格地讲只有一座“城市”，它就是浙南的龙港。这个由前“乡下人”的民间行为创生的新城，是中国惟一由既摆脱了共同体的束缚、又失去了共同体的庇护、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就象当年西欧那些脱离了采邑、村社的羁绊而取得“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即摆脱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护的自由)的人们建立的city一样。“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城市的空气也带来了机遇与风险、带来市民的权利与责任，带来了由身份到契约、由统治—服从关系到交换关系、由习俗—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由臣民到公民的社会转型。虽然龙港由于其所处的大背景与深层土壤，还不可能100%地成为这种意义上的城市，但毕竟它的这种“空气”是在体制的束缚与保护下的北京、上海乃至由“特许的自由”造成的深圳都无法比拟的。由此看来，说龙港是中国惟一的“城市”、而包括北京在内的通都大邑都不过是由“城居农民”组成的“特大村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滑稽的是：拥有18万人口的龙港不仅在建制上一直不被承认为“市”，而且包括龙港人自己在内，社会上都把它称之为“农民城”。而那些“特大村庄”中的人们倒是自认为、也被公认为是“市民”！这无疑是对几十年来人们所关注的“农民问题”的一种讽刺：几十年来从“大村庄”中不断发动“改造农民”的运动，近年来人们发现，这种改造“过急”、“过快”了，“超越阶段”了。然而问题仅仅在于“过急过快”吗？过去的那种“改造”，究竟是谁改造了谁呢？

无怪乎在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人们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

主导秦王朝国策的法家统治者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致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

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们却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并使洪武一朝成为历代王朝创建第一代农民起义最频繁的一朝。

五六十年代我国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然而在这同时对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咄咄逼人，农民的手脚越捆越死，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穷。倒是改革以后，“主力军”的调子不唱了，“上管改”的荣耀没有了，农民的处境反而大大改善。当我们大吹“贫下中农觉悟高”的时候，农民们暮气沉沉，“出工像条虫，收工像条龙，下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而当“农民革命颂”曲终人散、“农民平均主义”大受斥责之时，农民却作为改革的先锋而突然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阶层，并与国企职工在改革中的被动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

这一切显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农民观，而不仅仅是在褒扬农民或贬低农民、“改造农民”快些还是慢些上兜圈子。当我们谈论“农民问题”时首先要明白：我们讲的是什么“农民”、什么“问题”？

传统社会是个农民社会，而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改造。然而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化”，人们的理解可能截然相反。按过去的意识形态定义，传统农民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而“现代化”意味着工厂式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以一大二公来消灭“小生产”便可视为“现代化”过程，而闹“单干”便是“反现代化”的“传统复辟”了。但按当今影响很大的诺贝尔奖得主J.希克斯的定义，现代经济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传统经济则是“习俗-指令经济”，其中存在着“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分工。据此，则以“指令经济”的公社取代自由的农民农场就是一种“反现代化”过程，而不是什么现代化“太急太快”或者“代价”太大的问题了。

在国际农民学中曾出现延续几十年的农民定义讨论。传统农民（peasants）与现代农业者（farmers）的区别是讨论的中心。E.R.沃尔夫的意见具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护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狭隘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不像那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置身于竞争之中的耕作者。”农民必须“固守传统的安排”，“相反，农业者（farmers）则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风险的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

在总结农民定义讨论的基础上，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定义传统农民（peasantry）的：它指出“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不是这一定义的根本，传统农民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传统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农民社会，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来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手里。这种分配权力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如此。”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显然，这里有两种完全相反的“传统－现代化”划分：按一种看法，用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消灭“小生产”就是完成了“农民的改造”（快慢与代价另当别论）；而按另一种看法，这种强化“外部权势的支配”和设立“城市权力中心”来分配农村产品与劳务的做法所“改造”掉了的正是现代农业者，而它所强化的不正是传统“农民社会”吗？相反，改革后家庭农场经济的兴起按第一种看法就是“乡土中国的重建”，而按第二种看法，这种不再受“外部权势的支配”的经济不正意味着“传统农民的终结”吗？

马克思早就讲过：“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现代化则意味着“个人向完成的个人之发展”。如今人们已经公认，现代化无论姓社姓资，都意味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完善的民主政治，而这两者的共同基础就是个人不再“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取得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与公民权利，从而成为“完成的个人”。

无论中、西，传统农业社会都以个人依附于身份性共同体为特征，而现代公民社会则要消灭这种依附性并代之以“人的独立性”。区别在于西方中世纪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人的个性受到采邑、村社、教区、行会等“整体”的压抑，因此许多西方国家在公民权利弱小时,曾经历过一个“公民与王权的联盟”、借助大共同体的力量打破小共同体的束缚之过程，在公民权利成长起来后才摆脱王权而建立公民国家。而中国具有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人的个性直接受到专制国家与皇权的压抑。历史上那么多的“农民战争”都是人们受不了专制朝廷的压迫而“官逼民反”的，这与西方农民和领主冲突时往往向国王请愿以求公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如果说西方近代化之初曾出现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这一阶段，那么中国则相反，她可能会有一个“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以首先冲破大共同体束缚的阶段。清末立宪派的“家族自治”，我国改革时期许多乡镇企业的“庄主经济”色彩，也许就具有这种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特殊的“文化”中国人就离不开家长制。正如西方的公民最终要与王权决裂一样，中国人在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最终也要摆脱家长制，消除“庄主”现象的。只是中国人必须用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归的王权）来取消家长权，正如西欧人用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归的领主权）来取消王权一样。

温铁军先生曾写过一篇好文章叫《粮食有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其实同样可以说，土地有问题但不是土地问题，民工潮有问题但不是民工问题，……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传统加上改革前大共同体一元化体制对人的个性与公民权利的压抑使现代化受阻，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中国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并非种田人的问题。“农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工人、渔民、教师等并列的种田人，但“农民社会”与“市民（公民）社会”的相对并不是职业的相对，而是身份性共同体与个人本位的相对。而这个意义上的“市民”，在改革前的中国作为一个阶层并不存在，因此可以说我们全都是“农民”，尽管我们并不都种田。不仅如此，由于旧体制下的城里人比种田人更“农民”，以至于在改革时期他们反而要向后者学习怎样做“市民”了。

农民问题范文篇2

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联同志”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中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许多人又断言俄国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遇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震惊了世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俄国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归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反对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式的决心冒死冲垮了，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民自发冲击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认可。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农的延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从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

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农民”为已任，就是自以为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至我们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忆文学中总不离两个调子：或是诉苦怨旧型的，把农村说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怀旧型的，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横流。

城里人还有这么一种思维习惯：假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乡村中发现了某种被认为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封闭的“原生形态”乡村中这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思想界重视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城里人的农村观：它把“杠爷”设计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知“王法”、惟知宗法伦理秩序的道德权威与长老自治。

然而究其实，无论传统时代还是今天，农村中宗法伦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的、开放并受“西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贫困、封闭并属于古老中国文明发祥地的、自然经济的乃至远离城镇的地区。以宗族公产而论，旧中国农村宗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县旧时族田多占田地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属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在1/3左右。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只有15％，边远各县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定县更只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我国许多贫困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爷”自治，许多最“传统”的古文明地带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无宗族地区。而专制朝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自发社会组织的“编户齐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景观。陶渊明设想过某位有德之“杠爷”“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形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道德自治体。但老百姓的民谣却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到底是这类民谣，还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记》更代表真实的“本土文化资源”？

山村百姓“颇知王法”，法制（指中国传统法家的法制，而非公民社会之法治）森然，反而是城郊与开放地带家规族法乡约祖训较有生命力。清末广东“资产阶级”立宪派曾发动“家族自治”而引起顽固派官僚的斥责。无独有偶，最近浙江爆出新闻：许多地方民主选举的村民委员会被官方取缔，其理由并非指选举为“自由化”，而是指责民选之制助长了“宗族势力”。倒是取代民选村委的官派“村管会”，在一些地方却是由一位私企大老板（所谓“首富”）领头的！

这些事例显然既不能支持那种简单地指斥宗族为“封建传统”之说，也不能支持那种把宗族捧为“民族传统”、“本土文化”之说。也许我们真正难以摆脱的“传统”并非家庭主义，而是那种“天大地大不如皇恩大，爹亲娘亲不如陛下亲”的大共同体一元化――“大一统”主义。而宗族之类小共同体的自治倾向反倒是国人个性发展与个人权利形成过程中的现象，甚至是与“西化”有关的现象呢？!无论如何，当年高唱“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的那些城里人并不比孝敬爹娘的农民更像“市民”(citizen，即近代都市文明中的公民），至于他们与乡下人谁更“传统”，那就难说了。

二

在《农民学丛书·总序》中我曾说：“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世界上7%‘农民’。”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广为转引。其实当时我就在正文中讲到“这个数据因中外‘农民’定义的不同而并不准确”。如果仅就“种田人”而言，我国的种田人大概不会占到世界种田人的40%，但我国在户口上被规定为“农民”身份的人在联合国统计口径下的乡村人口中的确占有如此大的比例。而如果把“农民”看作与“市民”相对的一种社会类型，则中国在1956年以前“市民”的数量就比“城里人”要少得多，而在这以后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市民已被消灭。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元老陈翰笙先生在20年代末就说过：“吾人所谓之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其实在当时中国的都市中虽然很少，但毕竟还是有点city成分的。到1956年以后，陈老的这句话才在绝对意义上成立了。没有city也就不会有citizen，而在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市民被消灭后，我国又在“”中发动了对作为一种观念的“市民权利”（当时误译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于是吾人所谓之都市不仅其性质不似city，而且变得比乡村更加排斥city。

因此，就中国没有citizen这个意义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即peasantry，以农业文明时代人的依附性为本质的共同体成员），尽管我们并不都是种田人（即farmer，作为一种自由公民的职业，它完全可以存在于市民社会）。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严格地讲并没有peasantry与citizen的区别，而只有peasantry社会中的不同等级身份阶梯之别。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有权的农民与无权的农民、城居的农民与乡居的农民、种田的农民与务工的农民、有文化的农民与无文化的农民、有完善的共同体保障并受严格的共同体束缚的农民与没有多少保障而束缚也不太严格的农民。正如在现达国家的市民社会中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市民（公民），也有从事农业的市民（公民）（acitizenasafarmer）、有住在城里的公民也有住在乡间的公民一样。

只是在改革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与发展，我国才又出现了citizen的成分。然而有趣的是它不是首先出现在城里，而是首先出现在乡间。5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就社会发展史本来意义上的city而言，大陆中国严格地讲只有一座“城市”，它就是浙南的龙港。这个由前“乡下人”的民间行为创生的新城，是中国惟一由既摆脱了共同体的束缚、又失去了共同体的庇护、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就象当年西欧那些脱离了采邑、村社的羁绊而取得“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即摆脱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护的自由)的人们建立的city一样。“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城市的空气也带来了机遇与风险、带来市民的权利与责任，带来了由身份到契约、由统治—服从关系到交换关系、由习俗—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由臣民到公民的社会转型。虽然龙港由于其所处的大背景与深层土壤，还不可能100%地成为这种意义上的城市，但毕竟它的这种“空气”是在体制的束缚与保护下的北京、上海乃至由“特许的自由”造成的深圳都无法比拟的。由此看来，说龙港是中国惟一的“城市”、而包括北京在内的通都大邑都不过是由“城居农民”组成的“特大村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滑稽的是：拥有18万人口的龙港不仅在建制上一直不被承认为“市”，而且包括龙港人自己在内，社会上都把它称之为“农民城”。而那些“特大村庄”中的人们倒是自认为、也被公认为是“市民”！这无疑是对几十年来人们所关注的“农民问题”的一种讽刺：几十年来从“大村庄”中不断发动“改造农民”的运动，近年来人们发现，这种改造“过急”、“过快”了，“超越阶段”了。然而问题仅仅在于“过急过快”吗？过去的那种“改造”，究竟是谁改造了谁呢？

无怪乎在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人们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

主导秦王朝国策的法家统治者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致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

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们却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并使洪武一朝成为历代王朝创建第一代农民起义最频繁的一朝。

五六十年代我国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然而在这同时对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咄咄逼人，农民的手脚越捆越死，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穷。倒是改革以后，“主力军”的调子不唱了，“上管改”的荣耀没有了，农民的处境反而大大改善。当我们大吹“贫下中农觉悟高”的时候，农民们暮气沉沉，“出工像条虫，收工像条龙，下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而当“农民革命颂”曲终人散、“农民平均主义”大受斥责之时，农民却作为改革的先锋而突然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阶层，并与国企职工在改革中的被动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

这一切显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农民观，而不仅仅是在褒扬农民或贬低农民、“改造农民”快些还是慢些上兜圈子。当我们谈论“农民问题”时首先要明白：我们讲的是什么“农民”、什么“问题”？

传统社会是个农民社会，而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改造。然而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化”，人们的理解可能截然相反。按过去的意识形态定义，传统农民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而“现代化”意味着工厂式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以一大二公来消灭“小生产”便可视为“现代化”过程，而闹“单干”便是“反现代化”的“传统复辟”了。但按当今影响很大的诺贝尔奖得主J.希克斯的定义，现代经济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传统经济则是“习俗-指令经济”，其中存在着“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分工。据此，则以“指令经济”的公社取代自由的农民农场就是一种“反现代化”过程，而不是什么现代化“太急太快”或者“代价”太大的问题了。

在国际农民学中曾出现延续几十年的农民定义讨论。传统农民（peasants）与现代农业者（farmers）的区别是讨论的中心。E.R.沃尔夫的意见具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护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狭隘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不像那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置身于竞争之中的耕作者。”农民必须“固守传统的安排”，“相反，农业者（farmers）则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风险的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

在总结农民定义讨论的基础上，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定义传统农民（peasantry）的：它指出“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不是这一定义的根本，传统农民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传统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农民社会，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来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手里。这种分配权力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如此。”

显然，这里有两种完全相反的“传统－现代化”划分：按一种看法，用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消灭“小生产”就是完成了“农民的改造”（快慢与代价另当别论）；而按另一种看法，这种强化“外部权势的支配”和设立“城市权力中心”来分配农村产品与劳务的做法所“改造”掉了的正是现代农业者，而它所强化的不正是传统“农民社会”吗？相反，改革后家庭农场经济的兴起按第一种看法就是“乡土中国的重建”，而按第二种看法，这种不再受“外部权势的支配”的经济不正意味着“传统农民的终结”吗？

马克思早就讲过：“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现代化则意味着“个人向完成的个人之发展”。如今人们已经公认，现代化无论姓社姓资，都意味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完善的民主政治，而这两者的共同基础就是个人不再“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取得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与公民权利，从而成为“完成的个人”。

无论中、西，传统农业社会都以个人依附于身份性共同体为特征，而现代公民社会则要消灭这种依附性并代之以“人的独立性”。区别在于西方中世纪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人的个性受到采邑、村社、教区、行会等“整体”的压抑，因此许多西方国家在公民权利弱小时,曾经历过一个“公民与王权的联盟”、借助大共同体的力量打破小共同体的束缚之过程，在公民权利成长起来后才摆脱王权而建立公民国家。而中国具有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人的个性直接受到专制国家与皇权的压抑。历史上那么多的“农民战争”都是人们受不了专制朝廷的压迫而“官逼民反”的，这与西方农民和领主冲突时往往向国王请愿以求公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如果说西方近代化之初曾出现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这一阶段，那么中国则相反，她可能会有一个“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以首先冲破大共同体束缚的阶段。清末立宪派的“家族自治”，我国改革时期许多乡镇企业的“庄主经济”色彩，也许就具有这种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特殊的“文化”中国人就离不开家长制。正如西方的公民最终要与王权决裂一样，中国人在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最终也要摆脱家长制，消除“庄主”现象的。只是中国人必须用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归的王权）来取消家长权，正如西欧人用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归的领主权）来取消王权一样。

温铁军先生曾写过一篇好文章叫《粮食有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其实同样可以说，土地有问题但不是土地问题，民工潮有问题但不是民工问题，……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传统加上改革前大共同体一元化体制对人的个性与公民权利的压抑使现代化受阻，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中国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并非种田人的问题。“农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工人、渔民、教师等并列的种田人，但“农民社会”与“市民（公民）社会”的相对并不是职业的相对，而是身份性共同体与个人本位的相对。而这个意义上的“市民”，在改革前的中国作为一个阶层并不存在，因此可以说我们全都是“农民”，尽管我们并不都种田。不仅如此，由于旧体制下的城里人比种田人更“农民”，以至于在改革时期他们反而要向后者学习怎样做“市民”了。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在人格上城里人与乡下人有什么优劣之分。应当说，现代化的本质并不是城里人“改造”乡下人，也不是乡下人“改造”城里人，而是城乡公民都成为“完成的个人”。而过去的那种“改造论”恰恰是一种压抑个性并使人依附于共同体的理论，所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实际上是“教育”那些有创业个性的农业者以泯灭其个性，所谓知识分子“接受农民再教育”，也是要他们接受消灭思想个性的再教育，其后果都是把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变成“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当然是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

农民问题范文篇3

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就是从农村开始的。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党总结了几十年来农村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在领导农村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农村发展、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基本政策，带来了农村的大好形势。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8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的彻底解决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做到的。在新世纪新阶段，农民仍然面临着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任务。这些新任务，使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

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利益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民利益问题，是我们党对待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党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保持同农民群众的坚强团结，靠的是什么?就是靠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靠不断地给农民群众带来物质利益。应当承认，这些年来，有的地方有些同志对这个重要原则和历史经验注意不够，这方面经验教训应该总结一下。比如：一些地方的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减缓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业的保护不到位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引导，有效地帮助农民进入市场工作不力的问题；有些地方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我们把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的目标就会落空。长久下去，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的党。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地位问题。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相对封闭性和落后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组织程度的低下性，农民的实际地位与理论和法律的地位，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比如：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远未消除，把农民自由权、平等权从农村社区扩展到城市社区，把国民待遇还给农民，也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仍然根深蒂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一个农家子弟，如能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跳出农门，那就是出人头地，满门生辉。正是农民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不对称性，使得农民在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总是处于很不利的位置。

重视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更要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其一，重新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用了300多年。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也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始终是一个既蕴涵着巨大生机又蕴涵着巨大危机的社会主体部分。农民定，天下定；农民兴，天下兴。农民，始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二，正确处理农民利益和全民利益关系。在现阶段，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促进城乡经济良性互动，既是农民利益所在，也是全民利益所在。把这个关系摆正了，各级政府才能代表全社会的利益，真正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惟有如此，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引导，帮助农民顺利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问题；加大农业投入、增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和保护的问题；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完善农村市场，改革流通体制的问题；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关系到农民增收、农民富裕的重大问题，才能得以逐步解决。

其三，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待遇。现在，农民仍然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中的弱者。要改善这种状况，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首先是要广泛增强维护农民权益意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具体决策，要充分反映农民的意愿和要求，依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其次，还要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组织，从而有效地整合农村经济资源，协调农民的个体行为，实现农户与市场的对接。此外，还可采取扩大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农民的比重，扩大农民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等措施，来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

农民问题范文篇4

一、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我国现行征地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国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如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所承受的损失，等等。肯定地说，这种经济补偿机制是必要的，目前显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该坚持下去并逐步得到改进。

也应认识到，现行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难以完成所有的工作。大量的实证调查揭示，这种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被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及时足额给付了经济补偿，失地农民在很长时间以后仍会处于贫困状态。这就警示我们：现行的征地安置政策是一种普遍缺乏效用而且很容易被滥用的方法，不足以预防失地农民的贫困，必须加以调整和完善。

预防和缓解失地农民贫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审视征地安置工作的政策目标和手段，且重点应放在检讨损失评估和补偿的思维方式上。进而言之，征地安置政策不应简单地视为支付赔偿或置换原有资产，其思路应更为宽广：使失去土地的人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一句话，应把实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作为未来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WSSD）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FWCW）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在此框架内，资产的定义是广泛的，它不仅包括金融财产（如存款、土地经营权、生意或住房等），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和影响其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

应当说，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工作。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的“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就较好地解决了广大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只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的招工安置和农转非等办法，在实践中已失去原有作用和意义，各种矛盾和问题才开始凸现。因此，重新理解和认识可持续生计政策，并以此作为征地安置工作的基本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涵。

第一、设计合理的补偿机制。征地补偿金作为农民失地后原有资产置换的费用，在解决失地农民生活燃眉之急和重建新的生计系统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是落实可持续生计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合理的补偿机制应以提高或恢复失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目标。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征地补偿费即便不能做到对失地损失的“全额赔偿”，至少应保证及时足额支付置换农民原有资产的费用。基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费严重偏低的实际，未来的征地补偿标准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和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其次，置换资产最多只能使失地农户保持和以前一样的发展速度，而不能弥补由此损失的时间，“迎头赶上”。要想真正实现加速发展，就必须在此之外，还向失地农民提供以发展为目的的投资。

第二、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资产的社会福利效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资产，人们可以从长计议，追求长期目标。更为重要的，积累资产本身对穷人的心理促进、意识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等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事实也表明，土地、房屋、集体经济等资产收益，在预防失地农民贫困和减少家庭不安全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进而言之，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既是改善他们生计的一种速效、实惠、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也是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生活风险的重要的安全网之一。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政策工具来实现上述目标呢？可行之策有两条：一是抓好失地农民的住宅规划与建设。城市规划部门与建设单位在设计建造失地农民的住宅时，既要考虑确保他们乐有所居，也要方便他们能从房屋资产中形成长效受益机制。二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对于必须由国家征用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可以在规划区内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数量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对于那些土地征用量大，土地征用补偿费较多的行政村，政府应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第三、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对于失去物质性和生产性资产的农民而言，就业收入构成了大多数生存策略的核心内容。因此，为失地农民提供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以下三个方面有助于促进失地农民稳定就业：一是提高就业能力。通俗地说，就业能力是指获得工作和保持工作的能力。如前所述，失地农民的智力含量、质量水平或专业级别均难于适应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变化，政府向他们提供就业服务、就业培训、制定一些有利于保持工作的补贴显得尤为紧要。二是广开就业渠道。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在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政府要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就业安置办法，即把就地安置、招工安置、投资入股安置、住房安置、划地安置和失地农民自谋职业等安置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消除就业障碍。社会各界要像关心城镇下岗职工那样关心支持失地农民的就业与再就业，逐步清除各种不利于统筹城乡就业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其中关键的一步是，应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第四、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在现有体制下，农民失地犹如经历一次经济和生活上的剧烈地震。无论征地补偿机制多么完善，不可避免会有部分失地农民或家庭沦于贫困的世界。切实保护这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既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也是政府职责所在。为此，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为失地农民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极为必要。实际上，如果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健全，就不需要那么多详细复杂的、针对具体项目的补偿。换句话说，如果把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不仅有助于预防失地农民陷入贫困风险，也有利于国家必要的征地工作高效健康运行。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要可持续，必须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二是为失地农民设立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宜直接与现行城镇的类似制度衔接。三是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专项基金。其中政府的必要投入至关重要。

三、落实政策手段的具体措施

1.关于完善补偿机制。

——修改《土地管理法》中与市场经济要求和保障农民权益不适应的条款，切实改变现行征地制度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严重偏低，违反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基本规律的现状。

——建立和完善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地价格评估体系。综合考虑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环境条件等，对农用地进行分等定级；结合农用地等级，制定农用地价格评估办法。以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用地评估价格为基础，以经营性目的的农地转用市场价格为参照，确定土地财产补偿标准；参照资产评估办法，确定其他各类财产的补偿标准；参照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确定就业安置补偿标准。

——在单纯的征地补偿费用之外，再增加一定数量的投资资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创业和发展。

2.关于资产建设。

——实行留地安置政策。国家征用土地时，应在规划区内留出一定数量土地返回给村集体，用于安置失地农民。留用地比例以征用地总面积的20％为宜，10％专项用于村集体发展二、三产业，另外10％用于农民生活安置。

——搞好住宅小区规划。原则有三：一是住宅最好规划在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地段，如沿街，靠近集市等。二是住宅应实行小区化。居住小区化不仅能方便居民日常生活，居住区内商业用房也可作为村集体资产获取收益。三是推行多层公寓住宅。多层公寓既可把节约下来的宝贵土地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形成一份产业，也便于失地农民在满足自住的基础上，有一定面积的房屋用于出租，获取租金收益。

——探索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有效措施之一是，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制改革，把资产量化到个人，并明确权利与责任。

3.关于就业促进。

——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可行的策略有五条：一是建议在出让土地时，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征地单位签订提供一定数量或一定比例就业岗位的协议，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吸纳被征地单位的劳动力。二是大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把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同加强城市的绿化、环保、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项事业结合起来，使之形成提供就业岗位与创造本地财富的新循环。三是将失地农民纳入小额担保贷款的政策范围，提高他们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积极性和成功率。四是实行公共就业工程计划，如实施建筑、道路、绿化、社会建设等劳动密集型工程，或结合当前城乡环境整治等工作，帮助大龄失地农民再就业。五是就业资源枯竭地区，应组织开展劳务输出。

——重点加强失地农民的就业技能培训。有益的经验是：以市场的需求和农民的需求来定培训项目（对失地农民实行“菜单式”和“计单式”培训），以竞争定培训机构（对就业技能培训机构实行面向全社会的招标制），以补贴促参与（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失地农民，政府给与一定的财政支持）。

——用经济手段和优惠政策降低劳动力成本。如对招用失地农民的企业，政府给予一定的收费减免、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优惠政策；对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与下岗失业人员一样同等享受在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如免交相关税费、提供小额担保贷款等优惠政策。

4.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把不妥善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允许征地作为改革征地制度和完善征地程序的重要内容。

——为失地农民设立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应遵循“低进低出”的原则，即设计一种“少缴费、少得益”的新制度。参保者得益之“少”的下限，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为准。

农民问题范文篇5

关键词：合作农民合作

“合作”一词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或协作行动的意思。我国辞海解释“合”字，有融洽、协同、共同、合办等意思；辞源解释“合作”是两个或两个人以上共同创造的意思。英文中“合作”（Cooperation）一词是协作、共同行动的意思。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人类要生存，要与自然做斗争，就需要合作，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暑湿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

合作的范围是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合作是人类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合作形式之一。经济合作构成了合作研究最主要的内容。

合作的收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合作会增加物质性的收益。主要表现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规模，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间容易产生外部性等作用，从而有助于实现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合作会增进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前提条件。人的自我价值只有在团队中，或者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才能体现出来。如果全社会只由一个人构成，这时，价值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类精神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匮乏性。团队使人具有了某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人在团队中，一是增加了信息的来源和渠道，从而有助于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二是增加了自身发散信息的渠道，从而有助于自身需求的更好满足；三是人在团队中，通过组织活动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使个人能得到更好的精神安慰。

合作是人类自组织的均衡，是人类理性的必然选择。由于合作能明显增加合作各方的收益，所以，具有发达理性的人类选择合作也就成了必然。对于要求合作的各方而言，都存在着一种推动合作的理性动力。时间的演进和合作各方的不断磨合会使合作制度越来越有效；同时，人们之间合作的意识也会越来越浓。

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领域的分工。经济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经济合作的前提；社会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社会合作的前提；知识领域内的分工是导致知识专家们合作的前提；等等。不同类型的分工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合作；不同水平的分工也会导致不同水平的合作。人类的合作水平最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社会化大合作的前提是社会化大分工。

由于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所以，选择合作是人类理性的最终体现。一方面，人类会面临分工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人类应不断推进合作。分工和合作共同构成了人类演进的两大动力。

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这里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约翰?泰勒指出：“认为分工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了充分原因则是社会理论最深的错误观念之一。分工并没有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原因。它仅仅描述了需要契约的条件。两个人合力架一根横梁要比一个人单干容易得多，但两人并不会因此就会一起架梁，除非有一种情况，即每个人都承认对方对于架好的棚屋拥有一部分权利。”约翰?泰勒所强调的是：要实现合作，不仅要求能够通过合作增加合作者们的总收益，而且能够保证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体内部应充分认可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二，应充分尊重成员间的相互需求。

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是保证合作有效的基本内容。在合作组织内部，公平与效率二者是有机统一的。这里的公平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本质是不公平。在合作组织内部，最大的公平就是要体现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同时，可考虑给弱者以适当的倾斜。只有实现了公平，才能最大限度调动每一合作成员的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也就促进了效率目标的实现。这里效率不仅体现了合作成员的个人效率，也体现了合作组织的整体效率。因为公平原则使个人效率与组织效率得到了有机统一。

合作具有历史传承性。马林诺夫斯基说：“一切组织和一切协调行为都是传统的绵续性的结果，并且在每个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①苏珊?温认为：“建立社会组织所根据的概念构成任何一群人的认识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遗产代表关于如何组织生产的好几代人的知识，因此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用来追求经济发展的‘资本’的最有价值的形式之一。”②

合作的难度与成员个数成正比例。奥尔森指出：“组织成本是集团中个人数量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③诺思和托马斯也指出：组织“费用多寡往往直接与必须参加协议的人数有关”。④

诚信是保证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条件。诚信的维持在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自律靠灵魂的自觉，而灵魂的自觉又需要灵魂的恐惧感来维持。他律靠法律制度，社会的法治化是提高诚信度的有效途径。人治的随机性本质上是破坏诚信的，而法治才是诚信建设的根本。

合作的目的不是合作本身，而是合作成员的个体利益。任何为了单纯合作而损害合作成员个体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其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合作的解体。

合作的路径有：血缘、地缘、业缘，其中血缘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血缘合作是人类最早期和最初级的合作形式。血缘合作可以渗透到地缘合作和业缘合作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血缘合作方式也会不断得到改进。但基于地缘和业缘的合作将会更加广泛化。

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家庭的产生根源于男女在社会和经济分工方面的不同作用。家庭最主要的功能是经济，经济也是决定家庭形式的最深层原因。从历史过程来看，家庭的产生不仅使家庭成员获益无限，而且也使社会获益无限。所以，家庭的出现实是人类合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家庭的演变趋势看，随着家庭功能的逐步社会化，家庭形式肯定会发生各种变化，会取得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各种新形式。未来家庭形式的存在应当更加满足个人化、人性化、理性化、效率化等特征。道德产生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所以，未来的家庭道德将会具有新的内涵。

企业等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是合作形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企业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决定企业组织形式变革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成本。在未来社会，人类的企业合作形式会更加多元化。

合作的最根本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但合作本身又是总体性原因的结果。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将综合影响合作本身的演进形式。经济是合作的基础条件，制度和体制是合作的保证条件，文化是合作的灵魂和实质。

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农民合作难，有的同志却认为相反。其实，这里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合作有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合作。中国农民合作的难易取决于是什么类型和性质的合作。

中国农民合作难是真命题的理由是：首先，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天然缺乏社会化的大分工，社会化分工的缺乏必然导致相应社会化合作的缺乏；其次，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和相应人治的传统并不能使契约关系得到普遍发达，从而弱化了分配的激励功能；再次，儒家伦理文化所体现的现世主义风格使人的精神趋向一种短期情结，从而也不利于合作的长期化和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中国农民合作难是假命题的理由是：首先，虽然小农经济天然缺乏社会化大分工，但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式的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这种分工有助于合作的家庭化趋势；其次，乡村熟人社会和人治传统使合作更具家庭化特征；再次，儒家伦理文化更有利于培植家庭合作。

中国农民的合作是中国农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面是生产者自身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教育。一个层面是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技术创新。一个层面是生产组织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合作化。

另外，农民的合作是解决农民分散的根本手段，所以，合作会改变中国农民的弱势，从而最终会使社会结构向更加均衡化方向发展。

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重点应在流通领域。目前，中国农民的生产结构仍是以小农经济生产形式为主。这种生产形式的最大特点是规模小，分散和生产结构的同构，类似于分散的细胞。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就必须改造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形式。但在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结构的改造仍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所以，中国农民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形式也就更为困难和缺乏经济基础，这也就客观决定了应将流通领域内的合作成为合作建设的重点。另外，从目前中国“三农”的现状看，“小生产”和“大市场”如何对接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一方面，顺畅的流通系统会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有效性，最终会使社会各方受益；另一方面，流通又直接刺激生产，促使生产形式的变革和发展。

他组织应成为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合作建设有两条路径：自组织和他组织。自组织是指合作自发生成，由内生的因素决定。他组织是指合作靠外部力量推动，由外生的因素的生成。一般来说，组织成本越小，合作越倾向于自组织。其中确定性是影响组织成本的重要变量。因为确定性是形成预期稳定的关键，而预期的稳定性又直接影响着合作的有效性。生产和流通相比，生产的确定性要高于流通，所以生产的合作更倾向于自组织，而流通的合作更倾向于他组织。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合作重点只能在流通领域，这也就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他组织。

政府应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一般来说，他组织主体主要有三种类型：政府、社会服务组织、优秀的个人。从中国目前发展的现状看，三种他组织主体，只有政府相对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同时，又具有先进的手段；所以，政府应成为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应辅之以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在将来，随着合作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的他组织主体地位可逐渐让位于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

中国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缘为主，而是以契约为主）。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对中国的发展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自有其许多独特的优势。但血缘毕竟属于熟人社会的范畴，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陌生人的世界，有的只是契约和货币。所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对这种以血缘为主的合作形式及传统进行改造。但传统又具有遗传性和惯性，同时，任何传统的改造又不能脱离现实的生产力基础。对此，目前中国农民的合作，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传统以血缘为主的合作的优势，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应积极促进传统合作形式向现代合作形式转变，并且这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农民的法治化是推动农民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法治化导致规则化和有序化，规则的有序导致合作预期确定化，而预期的确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证条件。人治只导致不稳定和随机，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缘化）。

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对合作的作用学界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合作。一是中国政治的礼治传统。他们认为法治建立在人与人相持之势上，而礼治建立在人与人相系之情上。而相持就是不合作、或有条件的合作，相系就是合作，或无条件的合作。二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社会哲学强调义务，而不强调权利，教人相容不要相违，不用法律规定人际关系，不拿刑罚做事后消极制裁。三是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类似的合作的组织。戴蔼庐在谈到历史合会组织时，指出：其起久行远，行之数千百年而不弊，此类组织无南北，咸甚发达。至合会之制，则具勤俭储蓄之性质者有之，相互保险之性质者有之，扶危济困之性质者有之。其信用之稳定，组织之密，计算之巧妙，今日合作制度未敢多让。而其名目则因地而异殊为繁多：如集合、邀会、聚会、请会（山东）、打会（安徽）、纠会（浙东）、约会（湖北）、做会（广东）、赊会（云南）等。王宗培认为：合会制度肇始于中产阶级，并由其推广至无产阶级，已成为中国社会最通行的合作方法。基于上述情况，法国人戈蒙（JeanGaumant）甚至认为“各国合作组织所代表的合作思想，与孔圣人的教训是一致的，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一定有利于合作运动。梁漱溟指出：“可是就中国人的性情说，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团体生活习惯，缺乏组织能力，不会商量办事。所以对合作社不甚合适。中国人顶爱关门过日子，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中国人顶现想的社会；这就与合作不合了。”⑥任子正等人则认为中国农村的民风和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也对普及合作动动产生负面影响。这里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只有利于中国农民的传统合作，即以血缘为主以及衍生的各种合作，而不利于以契约为主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对熟人是诚信，对陌生人是机会主义。所以，中国要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要引导农民走向现代合作形式，就有一个文化适应问题。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份有机的“套餐”，三者只有相互适应，才能和谐发展，才能使社会在均衡中演进。对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应大力吸收有利于农民合作的西方文化。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改造传统文化，使之取得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盲目清高，应当充分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成果，以推进中国农民的合作建设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文化创新上，应坚持：一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大胆放弃一切不利于中国发展的陈旧观念和落后传统；二要实事求是，应当符合中国国情；三是要体现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而不是其它；四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既是中国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中国问题的归宿。

以民主化推进合作化。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同时，合作本身又体现着成员间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约定和分成。所以，民主化是合作的重要条件。这里的民主化建设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应建立和健全合作组织内部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二是应为合作组织的成长提供一个民主化的环境；三是应完善基层政权的民主化管理程序。

大力加强中国农民的诚信建设，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合作难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农民具有天然的机会主义情结。从历史传统来看，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人天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农业中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一起人与人的博弈，缺乏反向的互动制约，从而间接有利于产生一种“抢收抢种”的机会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机会主义心态；另外，严酷的生产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条件也容易诱发农民的机会主义心态。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传统也是滋生机会主义的温床。再次，中国文化的现世主义风格又进一步强化了机会主义行为。从现实中国社会的发展看，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阶段，转型本身就是一个秩序的重造过程，所以转型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序，而混乱和无序又会更进一步加剧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诚信的死敌，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是一项总体性和系统性的浩大工程。

公正观对农民的合作有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利益。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民应是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所以，合作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贺雪峰在谈到中国农民合作问题时，讲到如下一个例子：在荆门调查农田水利的时候，遇到一个村民小组因为有农户不出亩产10元的抽水钱，而导致亩产减产20%（有的田块减产更是超过50%）。对此，他得到的结论是：“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得到好处的计算，而是根据与他人收益的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这就构成了农民特殊的公正观：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我的行动中额外得到好处。而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总是会有极端自利的少数和极端无私的少数，这两个极端不能代表农民的平均水平。构成农民平均水平的公正观，大致就是以上特殊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无力处理极端自私的少数人（即以上实例中不愿出钱抽水的农民），因而就无力解决农村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搭便车行为将公益破坏掉了，所有人都受到损失。”⑦对此，笔者认为，农户不愿出抽水钱可能与上述贺雪峰所说的公正观有关，但这样的公正观又确实让人想不通，实在是一种非常愚笨的表现。所以，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能与农民社会的低信任度有关，把钱交给别人是不放心的，“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二是可能有些农民不是不想获利，而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缺乏理性的计算和判断；三是还要看反映情况的人的有关背景，是否存在有意扭曲信息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是不能排除的；四是具体组织者是否存在腐败，如有则会引发农户的抵触情绪；五是可能也与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健全有关；六是上述事例只能代表特殊情况，并不能据此得出一般结论，现实中也有许多与此相反的事例。总之，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利益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观念是为利益而服务的。观念对行为有一定的反作用，但观念本身又是行为追求利益的工具。公正观对利益的追求有影响，但利益本身才是农民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所以作为一个理性的农民，选择合作，还是不合作，利益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观念则次之。而解决利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

未来中国乡村合作模式的选择应立足于社区自治。这里重点应解决好乡镇问题。目前，乡镇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不均衡，所以，笔者认为，解决乡镇问题的出路，既不在于取消、虚化或实化乡镇，也不在于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实行有限的乡镇自治，而是在于转化，即应重新配置乡镇权力体系，形成一个均衡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体系，这里关键是要重新调整“条”“块”关系，实行“条”执行、“块”监督。具体设想如下：1、将现有乡镇的所有职能进行归类细分，并将具体面对农民的执行职能全部“条条”化，实行“条”管理。涉及到乡镇的有关机构完全变成全国或省或县的派出机构，人员调配、干部升迁、物资配置完全统一管理。2、在上述基础上，将乡镇一级党委和政府改为只设党代会和人代会两个机构，并设相应常委会，是为“块”，乡政府完全自治化。3、乡党代会或人代会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即监督“条”在具体执行和运作过程中是否有不称职现象。4、对原有乡镇遗留问题如乡镇负债等问题可采取如下途径解决：（1）转移到相关的“条”系统内，由“条”自行消化一部分；（2）国家补贴一部分；（3）发动本地群众集资解决一部分；（4）实在不能解决的，可采取先挂账，以后再想办法解决。实行“条”执行、“块”监督的好处有：（1）有利于“条”的高效率动作。（2）有利于发挥“块”的积极性。（3）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的均衡权力体系。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情况根子就在于没有理顺“条块”关系。通过“条”执行、“块”监督可改变这种局面，放也不会乱，收也不会死。（4）宏观上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5）由于“条”的有关经费全部来自本系统或国家，“块”的运行成本又很低，这样，也就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也不会产生乡镇负债问题。（6）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7）为最终消除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平台。

注释：

①[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90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②[美]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1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③[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38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5。

④[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⑤吴藻溪：《近代合作思想史》，第120页，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

农民问题范文篇6

笔者在2008年7月至11月，和来自土地资源管理、社会保障等不同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一同进行了专题调查。问卷调查涉及浙江省的萧山、温州、宁波、义务、金华、丽水等县、市、区，同时我们还零星走访了浙江部分县、市的一些村庄和农户。抽取的农户调查样本覆盖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失地（或即将失地）农民，符合随机抽样要求。本次调查共发放农户调查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58份，有效问卷239份，其中涉及已征地174份，即将征地65份。

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农民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农民个人信息、2007年个人及家庭纯收入、家庭月消费水平等；第二部分是农民对征地制度的认知，包括对征地相关法规、补偿制度的了解及对征地的意愿等；第三部分是农民对征地所获补偿的满意程度，包括获得的补偿、征地前后生活状况等内容。

2、被调查农民基本情况

从年龄分布区间来看，被调查农民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且每个阶段都具有一定比例。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调查农户的文化程度普遍不到，大部分处于小学或初中水平，本科或大专水平只占到总人数的2.51%。

农户2007年家庭总收入水平分布较为广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家庭总收入在2-3万元范围内的较为集中，占到35.56%，而家庭总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农户所占的比重达到20.50%，数据显示低收入农户仍然较多。

收入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调查显示，务农不再是大部分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单位工资成为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个人经营在农民收入中所在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农民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大部分农户家庭收入低、消费水平不高的现实没有改变，农民整体受教育程度低下，文化水平不高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3、农民对征地制度的认知

笔者将农民对征地相关法规和补偿制度的了解的调查数据以1-4编号，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到表4-1的结果。

从表4-1可以看出，农民对征地相关法规以及补偿制度了解的平均水平只有2.45和2.32，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只有极少数人清楚地知道，这一比例与本科或大专学历水平所占比例基本符合，这也进一步说明农民对征地制度认知的总体水平不高，且与学历的高低具有显著相关性。

为了便于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将农民的征地意愿进行了相似的数据处理，统计得出农民对征地的平均意愿为2.69，标准差为1.165，处于不太愿意和无所谓之间。而从表4-2可以看出，征地意愿表现为愿意（包括比较愿意和很愿意）的农民只占到被调查总人数的30.96%，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用或处于迷茫状态。

笔者认为调查反映的这一现象与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对于征地和补偿制度的认知能力有关，同时也和现实的补偿标准以及他们对于补偿标准的满意程度密切相关（笔者将在“农民对现有征地补偿的满意程度”中具体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民的心理，问卷还就他们愿意被征地与不愿意被征地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大部分愿意被征地的农民认为征地之后生活能有所改善（比例达到50.21%），一部分因为户口可以农转非，还有部分认为补偿还比较高；对于不愿意被征地的农民，大部分由于补偿太低、就业困难或者生活失去保障，还有一部分出于长期以来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心理，不愿意离开土地。

4、农民对现有征地补偿的满意程度

调查涉及已征地农民174人，即将征地农民65人。在已征地农民中有超过65.51%的农民所得到的经济补偿低于3万，5万以上的比例只有17.82%。数据显示，大部分农民在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后获得的直接经济补偿十分有限。

除了直接经济补偿这个指标，问卷还对失地农民获得的其他形式补偿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有47.70%的失地农民办理了保险，大部分农民获得了其他形式的补偿，但遗憾的是还是有近三分之一的失地农民除获得直接经济补偿外没有获得其他任何形式的补偿，他们不得不为维持生计而面对陌生的环境，这也势必会使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感到焦躁、不安。

对生活状况和满意程度的评价由低到高分为5个等级，分别以1-5编号。调查数据直观显示大部分农民认为生活没有改善，进一步分析显示生活状况平均水平为3.19，也印证了初步判断。虽然此项调查数据表明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变化，但补偿满意度调查显示农民平均满意程度只有1.82，处于低水平，大部分认为补偿太低，不够合理。

5、对调查结果的再思考

调查表明大部分农民对征地制度不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征地的态度，而这样的现实又和他们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现实密切相关。因此笔者认为应着力做好相关制度和法规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应采用农民能普遍接受的方式，让农民有渠道了解和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针政策，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同时要及时了解农民的诉求和想法，做好反馈工作，行之有效地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服务。

调查还显示，尽管大部分农民在征地以后生活水平没有显著改变，但依然表示对“征用土地以不低于原生活标准作为安置补偿的适度原则”难以接受，希望能提高补偿标准，按市场价值进行补偿。笔者认为，一方面农民失去了自己依赖的土地，放弃了自己熟悉的生产方式，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促使他们希望以较高水平的补偿换得精神上的慰藉；另一方面，对土地增值的普遍预期和无法参与土地增值分配的现实，加剧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也增加他们的不满情绪。

为此，笔者认为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应改变只按农业用途给予补偿的做法，尝试让开发商与农民直接接触、进行面对面的讨价还价。改变单纯的经济补偿模式，从多方面考虑予以补偿，如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指导，安排适应性就业岗位，完善基本医疗保障等保障制度；同时，政府应致力于促进补偿费的合理分配，乡镇政府违法参与分配行为应杜绝，村集体与失地农民分配比例混乱等应有效控制。此外还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文化知识和综合技能，帮助和引导失地农民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变。

【参考文献】

[1]劳动部弄好民工和被征地农民保障综合调研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综合调研报告[M].北京：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编印资料，2006.

[2]沈关宝等.解读“失业农民问题”——国内外失地农民问题研究综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8.

[3]王道勇.增加失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策略分析[J].改革纵横,2008.

[4]周其仁.产权和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吴次芳，鲍海君.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安置途径探索[J].中国土地，2003.

农民问题范文篇7

关键词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新农保

2010年7月，笔者跟随课题组对湖北省黄陂、南漳、竹溪、宜都、来凤五个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县（市、区，以下简称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障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①。经过调研发现，新农保试点县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情况各异，参加新农保的政策有别，在制度的运行过程中还存在较多问题，将被征地农民统一纳入新农保制度具有诸多优越性。结合湖北省新农保试点县以及全国其他试点地区的经验，笔者将对被征地农村参加新农保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一、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基本现状

目前，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模式可以归纳为五类：

（一）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如宜都市，规定被企业招用人员，直接由所在企业对被征地农民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可在个人缴费窗口续保缴费，同时享受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补贴政策；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的人员，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市政府对其参保缴费给予补贴。

（二）单独建立针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

如竹溪县参照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结合被征地农民的意愿，制定了《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办法》；南漳县专门制定了《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实施意见》；宜都市制定了《宜都市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社会保险试行办法》；武汉市出台的《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就业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武政办[2009]139号）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专门做了规定。

（三）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如武汉市黄陂区，对被征地农民（征地后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在0.3亩以下的）女年满55、男年满60周岁的农村老人，每人每年发放800元基本生活补助费；宜都市对女年满55、男年满6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发放每月90元的基本养老生活补助等。

（四）将被征地农民纳入新农保制度

新农保开始试点后，试点地区的部分被征地农民参加了新农保。大部分试点地区的被征地农民在缴费标准、财政补贴、待遇享受等方面与普通农民一视同仁，未享受特殊优惠政策。部分试点地区，如赤壁市、宜都市、西塞山区在缴费补贴、待遇享受方面对征地农民有一定的政策倾斜。

（五）部分被征地农民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

如来凤县，在新农保试点之前，被征地农民没有任何的养老保障；在新农保试点之后，截止到2010年6月底，来凤县共有被征地农民3，895人，仅有1，364人参加了新农保，65%的人群没有任何养老保障。如竹溪县，截止到2010年6月底，被征地农民有1，882人参加新农保，占应参加新农保2，689人的70%，被征地农民有119人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占符合条件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590人的20.2%。也就是说，有一大批被征地农民没有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障。

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现状所带来的突出问题

（一）制度“碎片化”导致管理混乱

首先，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一地一政的做法，不利于中央监督和管理。其次，从地方的角度来看，同一地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不统一、缺乏规范，“碎片化”带来管理体制上的混乱。以宜都市为例，可供被征地农民选择的养老保障制度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新农保、基本养老生活补助，五项政策分别由社保局、农保局、民政局来管理。这种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可能会带来被征地农民重复参保、欺诈冒领以及部门掣肘和补贴资金难到位等问题。

（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参差不齐

做得好的地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规范，保障水平也高；做得差的地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不规范，保障水平也低。若不出台统一、规范的政策，将不利于全国各地区的统筹发展，也有违社会的公平性。

（三）资金筹集困难

以武汉市黄陂区为例，2009年，武汉市出台《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就业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武政办[2009]139号），但该文件在黄陂区基本无法操作和执行。其主要原因在于筹资难。首先，被征地农民区级配套资金量大。经测算，区政府需一次性代缴社保费（30%）约3.1亿元，地方财政无力承担。其次，个人和集体经济组织缴费能力不足。经测算，个人和集体缴费（70%）约9.1亿元，人均约需资金万元以上，个人和集体基本无力支付。竹溪县也面临由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从岗平工资的60%统一上调为100%之后，县财政被迫增加对被征地农民参加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缴费补贴。

三、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农保的优越性

（一）有利于被征地农民充分分享中央财政补贴政策

中西部地区新农保最低标准的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55元）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若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农保，可以充分享受到这一优惠政策，也有利于征地工作的顺利开展和保持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

（二）有利于解决筹资难题，控制财政风险

与各地探索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比，新农保虽然待遇水平低，但与被征地农民的缴费能力相适应，有利于解决个人无力缴费的问题。同时新农保财政补助的数额也不太高（缴费补贴为每人每年30元），这也有利于控制财政风险。

（三）有利于扩大覆盖面，实现被征地农民应保尽保

由于新农保的门槛低、国家各级财政有补贴，可以较容易吸引广大的被征地农民参加到该制度中来，有利于扩大覆盖面，实现被征地农民的应保尽保。

四、关于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农保的相关建议

（一）按照分类指导、不重不漏的原则，整合现有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1.对于被企业招用、已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继续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保缴费，也可将其养老保险关系及个人账户积累额转入新农保，按照新农保的规定参保缴费，达到领取年龄后按新农保的有关规定计发养老待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新农保衔接的具体办法按照国家规定执行）。但二者只能选择其一，不可重复参保。

2.对于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已参加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可以继续参加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也可将其养老保险关系及个人账户积累额转入新农保，按照新农保的规定继续参保缴费，达到领取年龄后按新农保的有关规定计发养老待遇。但二者只能选择其一，不可重复参保。

3.被征地农民参加了城镇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达到退休年龄时符合按月领取条件的，按照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规定计发养老金；不符合按月领取条件的，可将其按照城镇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规定享受的一次性养老保险待遇划转到新农保基金账户并建立新农保个人账户，按照新农保的规定计发养老金。

4.对于已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要将已实行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并入新农保制度，将参加原制度的参保人个人账户、缴费年限合并计算，按照新农保的有关规定计发待遇。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不再接受新的参保人。年满60周岁且已开始领取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的，继续按原标准领取养老金，并同时享受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未满60周岁且已开始领取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金的，继续按原标准领取养老金，待其年满60周岁时再开始享受新农保基础养老金。

5.对于已享受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在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农保后，按照新农保的规定享受基础养老金，不再享受基本生活保障费待遇。

6.对于未参加任何社会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应全部纳入新农保。

（二）完善新农保政策，提高被征地农民养老待遇水平

1.设定个人最低缴费标准②（>100元/人·年）。对于老被征地农民，从省、市（指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安置补助费和被征地农户的土地补偿费中支取，有困难的允许采取银行贷款、政府贴息、部分养老金偿还等方式解决；对于新被征地农民，按照“先保后征”的原则，从征地时用地单位一次性计提的养老保险资金中支付。个人最低缴费标准由各地级以上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制定。被征地农民选择的个人缴费标准高于当地政府确定的最低缴费标准的，高出部分的费用由个人负担。

2.增加政府缴费补贴。被征地农民除享受每人每年30元的缴费补贴外，还可以增加缴费补贴，具体标准由各地级以上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制定。

3.加发基础养老金。被征地农民除享受中央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55元）外，地方政府对被征地农民加发地方基础养老金，其标准为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标准减中央基础养老金[1]。

被征地农民的最低缴费标准和基础养老金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物价水平等方面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4.养老金待遇及其领取条件。被征地农民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支付终身。基础养老金包括中央基础养老金和地方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从个人账户支付，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139。

凡按规定参加新农保的被征地农民年满60周岁，可以申请按月领取养老金。被征地农民被纳入或并入新农保制度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已缴费年限（参加原养老保险制度的年限）加上距领取年龄的年限不足15年的，应按年缴费，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已缴费年限加上距领取年龄的年限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

（三）建立多方筹资机制，确保资金落实到位

建立政府、集体、个人、用地单位等多方筹资机制，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

1.用地单位一次性计提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2]。用地单位在征地手续报批以前，一次性计提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用于支付被征地农民个人按当地最低标准缴交的养老保险费用。

2.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农保予以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所需资金从土地补偿费中安排。集体补助资金全部记入个人账户。

3.各级政府合理分担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费用。（1）基础养老金。中央基础养老金部分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被征地农民增发的地方基础养老金，根据项目的性质由省、市、县三级政府按照一定比例负担。其中属于省重点项目的，由省政府负担50%，市和县政府共同负担50%。其他项目由市、县政府负担。所需资金可从每年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或财政收入安排，并列入财政支出预算。（2）政府缴费补贴。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农保的缴费补贴，由省、市、县三级政府按照一定比例负担，具体由省级人民政府自行制定。对被征地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四）完善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农保的相关配套措施

1.合理界定被征地农民的范围，明确被征地农民的认定程序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06]29号）的规定，被征地农民是指“因政府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导致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且在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在册农业人口，具体对象由各地确定”。考虑到新农保参保对象的特殊性，这里的被征地农民应界定为，本行政区域内，经依法批准，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实施统一征地，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在册的16周岁及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被征地农民的身份认定，需要由个人提出申请，村集体经济组织按应安置农业人口数及实际被征收土地的农民分布状况进行初审，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同意并公示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并报县级人民政府确定③。

2.实行先保后征，合理计提养老保险资金为确保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费用的落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对于新的征地项目，用地单位根据应纳入养老保险人数和按照当地被征地农民最低缴费标准缴纳15年的数额，单列计提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并列入工程概算。

具体程序为：对于新的征地项目，在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报批前，用地单位应根据国土资源和规划管理部门测算的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和当地被征地农民最低缴费标准，经被征地单位同意，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指定的银行监控账户一次性缴存15年的养老保险费。具体缴费额度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应安置人数及标准核定后，定期上缴社保基金财政专户。用地单位未足额缴存养老保险资金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不出具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审核意见，土地管理部门不予报批用地③。

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获得批复后，在实施征地补偿安置过程中，社保经办机构根据最后确定的参保人员名单，将监控账户上的养老保险资金，记入被征地农民新农保个人账户，用于个人按当地最低标准缴交的养老保险费用。

已经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应视为已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所计提的养老保险费用发给其个人用于补助其继续参保缴费。

3.探索与相关制度的衔接问题

对于已参加新农保、未满60周岁且没有领取养老金的被征地农民，在城镇找到稳定工作，要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可将其个人账户资金抵缴企业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或单位缴费，符合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规定的，享受相应待遇。凡年满60周岁的被征地居民，除已享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离休、退休、退职待遇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外，符合享受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社会优抚、农村“五保”等保障待遇的，同时享受其新农保待遇。

[注释]

①除特殊说明外，本文中的全部数据均来自调研时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农保局提供的数据。

②参考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观点。

③参考了《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武政办[2009]139号）的部分观点。

[参考文献]

农民问题范文篇8

农民的消费支出构成是衡量农民消费结构的重要指标。在通常情况下，研究农民的各项生活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重点包括食物消费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有助于衡量农民生活现代化的水平。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偏低，这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活动人口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1978—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有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7.7%降到49.1%。但与城市相比较，仍然较高，相应地比城市高出10.2和9.7个百分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低层次的食物、衣着消费支出在逐渐下降，由1980年到2000年下降了12.64、6.61个百分点，较高层次消费支出在逐年增长，如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分别增长了3.13、5.52、6.09个百分点。2001年以来，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而文教娱乐、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的支出有增加的态势，其中正向变动比例最大的是交通及通讯消费所占比重。目前，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教娱乐、交通及通讯、医疗保健所占比重分别为45.5%、5.8%、14.5%、4.4%、11.6%、9.6%、6.6%、2.1%。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在逐渐优化，生活质量也继续改善，已开始向追求生活便利、提高质量、注重健康等方向发展。

可见，农民消费结构在逐渐升级，向合理化的趋势发展。合理的农民消费结构应当是同该地区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同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以及同农民自然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消费结构。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现存问题及其成因

（一）我国农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农民收入水平偏低，而且与城市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农民消费现存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恩格尔系数偏高。农户的生活消费可以分为食品、衣着、住房、燃料和用品等生活消费品支出以及对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服务的消费。消费经济学有关理论证明，农户收入水平的增长与生活消费支出增长正相关。实践证明，各种消费增长是不同步的。一般情况下，随收入增加，需求弹性较大的消费品（如耐用品和文化娱乐消费品）增长较快，而需求弹性较小的消费品（如食品）增长相对较慢。1980-2005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有所降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80年的61.77%下降到2005年的45.5%，下降了16.27个百分点。下降速度出现了增快趋势。这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在逐步改善。但是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准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1年以来，城乡恩格尔系数之差仍在8.5%—9.5%之间徘徊。

农民高层次消费明显低于城镇。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民衣着、住房、燃料和用品等生活消费品支出以及对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服务的消费生活现代化程度低。即发展型消费品较少，生存型消费特点较为明显。这种状况将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导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偏高、消费层次低级的原因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在一般情况下，农民收入状况决定着消费规模、消费水平。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导致农民消费规模、消费水平比较低。如果将农户按收入五等分分组，也体现出高收入高消费的特征。在实际生活中，收入水平高的农户增加享受型和发展型生活资料的可能性比较大。农民传统消费观念的存在。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是滞后的。滞后的消费观念导致滞后的消费行为，即除了收入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之外，农村居民相对滞后的消费观也是导致农民消费结构低级化的一个原因。

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对策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作为需求的一个因素，消费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作用与反作用。扩大内需的一个政策取向就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而对农村消费结构的认识与调整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路径。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农民结构调整应该着重促使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向现实市场需求的转化和促进农民消费结构升级。

（一）促使潜在消费需求向现实市场需求的转化

在观念层次，要激励厂商重视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厂商要把握农民的发展动态，在人口发展数量变化、结构变动的过程中寻求市场机会；在营销过程中杜绝欺骗农村消费者的短期行为，对于每一个农村消费者要有诚信，以稳定现实的顾客群体，同时为吸引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变为现实的消费者创造条件。农村消费者也要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尤其要减少滞后消费。这对于农村居民个人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益处的。

在政策层面，要为农村消费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和厂商要加强农村消费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消费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乡村集贸市场和商业网点以及信息体系建设。政府要加快发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加大对农村消费信贷的投入力度；围绕农村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目标，积极办理农业生产与经营所需的消费贷款，积极支持农民购买冰箱、彩电等中高档耐用消费品，大力支持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试办助学贷款，积极发放农村建（购）房贷款，以支持农民改善居住条件；针对农村消费信贷风险较大的状况，金融机构可以在贷款农户中建立信用机制，对于较大额度的消费贷款，需完善抵押担保手续。

（二）促进农民消费结构升级

鼓励农民树立现代消费观。增加家庭设备用品的购置及服务消费，特别是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品的消费，以提升家庭生活的质量；增加交通费支出和通讯消费，以增强获得信息和对外交往的能力；增加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以提升文化素质；增加医疗保健消费，以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和抵抗疾病风险能力。同时，要适当压缩攀比性消费、减少超前消费、集中消费，同时，要减少规避性的住房消费，这是减少宅基地扩大对耕地占用增多的状况的重要措施。

在食品消费中，在保证植物性食品消费支出正常化的前提下，增加动物性食品的消费支出。同时，增加商品性消费，减少自给性消费。因此厂商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在消费品的功能、价格、服务等方面尽量贴近农民生活实际，逐渐产品差别化策略。

政府要加强农村消费环境建设，促进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农民创造一个物美价廉的农村消费市场环境，以此促进农民消费结构优化、消费效益以及消费安全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农民问题范文篇9

一、农民工就业的五大亮点

（一）农民转移务工总量呈持续增势。一方面受到各级政府出台的稳定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措施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外出务工、创业打拼、技能谋职的意识也较强烈，务工人数呈持续上涨态势。通过12个村120户农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调查农户共有人口419人，整半劳动力325人，转移务工的有161人，较2009年最多时期的第二季度159人增1.26%。

（二）重庆市内就业的农民工快速增多。重庆的企业和工业园区为农民工实现就近就业提供了现实平台，现有企业扩产和更多入驻企业建成投产提供了更多的农民工可选岗位，农民工家门口就业前景广阔。天城镇茅谷村和双河口街道石梁村由于紧邻工业园区，村里有85%的农民工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2月21日万州区人力资源市场举办的“送岗位，返乡民工专场招聘会”中，周家坝工业园区、卢家坝工业园区、双河口工业园区96家企业定向招聘春节期间由区外回来的农民工，为15000名本地农民工提供了相应的就业岗位。120户农户调查显示，161个农民工中有38个在乡镇域内就业，占23.6%；有32个在乡外区内就业，占19.9%；有16个在区外市内就业，占9.9%。即在市内就业人员已占农民工总数的53.4%，较上年提高了9.4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岗位首选震灾恢复重建项目、国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白羊镇紫金村和高峰镇大寨村等反映，现在越来越多的建筑农民工辗转成都方向的震灾恢复重建项目和中西部的大型道路、桥梁隧道、城建等国债投资项目，这些建设工程普遍工期长、打工效益高，是农民工目前的首选。调查中进入震灾恢复重建项目、国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建筑农民工增加了三成以上。

（四）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也渐成农民工外出热点。分水镇郎家村、九池乡九池村和高梁镇大碑村三村调查反映，新年后村里农民工前往就业环境较好、工资待遇较高的上海、北京、山东方向的农民工增多，目前已有570人前往上述省市务工就业，比上年增加43人，增长8.4%。

（五）劳动报酬持续上涨。郭村镇桐林村、长岭镇凉水村、新田镇谭绍村等调查农户纷纷反映，无论本地打工的工资标准，还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东北、川西打工的工资标准，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陆续上涨，上涨势头强劲。如东北沈阳中小型餐馆，熟练工月薪在1900元以上，一般服务员底薪1200元另加开瓶等计件报酬通常可保持1500元左右，较上年同期工价提高了约250元，提高幅度近15%。重庆主城和万州城内餐饮服务业，农民工月工资也上涨150至200元，由上年的800元不等增加到目前的960元左右，提高幅度近20%。上海、江苏、浙江等长三角地区进厂农民工月工资通常在2200元以上，增加200多元，增幅近10%。广州、东莞等珠三角地区进厂农民工月工资通常在1700元左右，约增加300元，增幅22%以上。建筑行业技工、普工工资增长较多，通常以日工资计酬，泥瓦工、钢筋工、水电工等技工日工价由120元涨到了150元左右，普工日工价由70元涨到了90元左右，加上每月务工天数增多影响，建筑农民工月增收超过25%。部分建筑技工年收入可达3万元以上，高的达到6万多元。

二、农民工就业存在的两个问题

农民问题范文篇10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相关制度供给与消费的不协调，我国的失地农民现象日益“问题化”，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方略需要从制度主义的视角进行审视，并进行制度理念与具体制度的变革。

关键词：制度；失地农民；社会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实行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与分散化经营城市的城市化政策，它限制了人口的流动，注定了失地农民这一人群的稀少性。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失地农民却日益成为无法忽视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试从制度供给与消费的视角对失地农民的成因进行制度分析，揭示其中的制度变迁的逻辑，并对其中的对策体系进行简要的探讨。

一、失地农民成为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在发展的进程中先后出现了三轮圈地热：在1986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城市内部日益拓展，这使得城郊地区出现了第一轮圈地热。当时的混乱占地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产生了土地管理立法的需要，随后导致第一部《土地管理法》的出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形成了第二轮圈地热，随后政府开始强制性取消土地开发政策。200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圈地热。这次圈地在占地规模与延续时间等方面均大大超过了前两轮。据国务院五部委查验，截至2004年6月17日，全国30个省市区（内蒙古外）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41个，规划用地3.75万平方公里，这一数字比现有城镇用地面积总和还要大。同时交通建设也大量占用耕地，2003年全国高速公路建成里程累计为2.51万公里，比1998年就增加了19倍。[1]此外，城市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也大量占地：超宽马路、超大广场、物流园区、高尔夫球场等等，农民的大量土地被征占。

作为上述几轮圈地热的最主要后果之一，失地农民现象的“问题化”色彩日益明显。但是，对于失地农民、地方政府和中央决策层而言，失地农民问题的具体表现是迥然不同的。

（一）失地农民层面

第一，失地农民的收入不增反减。这主要表现为失地农民一方面收入无门，另一方面支出无底，支出项目在增加。对兼业的失地农户而言，土地虽然已经不是收入大规模增加的源泉，但它依然是具有最低保障性质的“保险田”、“保命田”。而纯农业户对土地依赖程度更高，他们失地后的再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譬如，2003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就人均0.3亩以下的失地农民进行调查，共计调查2942户，结果发现，43%的被调查失地农民完全失地土地，有46%的农户的经济收入水平下降。[2]与此相呼应，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综合调研报告》（内部稿）中也认为，耕地被征用后，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的人均生活费开支普遍增长了三成左右。

第二，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弱。一方面，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不高，因而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差，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多处于集体经济和“瓦片经济”较发达的城乡结合部，再就业意愿也不强，而用人单位聘用成本却偏高。此外，由于失地农民不同于农民工，他们是被迫式的城市化与市民化，没有选择余地，因此自身没有心理与物质上的充分准备，这种整体性的全民式城市化，使许多根本不愿离开土地的农民面对高度紧张的城乡就业市场。因此，失地农民的转业与再就业能力从总体上看是很弱的。譬如，有关实地调查就显示，河北迁安、高碑店的失地农户80%以上就业都很困难[3]。

第三，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而社会保障等相关配套措施未落实。现行的征地安置方式单一，主要是一次性的货币安置。而且由于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征用后的收入大部分归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所有，农民所获无几。譬如，河北定州在2005年6月就因为发生征地流血事件而产生国际影响，我们在此事件前对该市的11个村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结果表明，被征地农民所得的补偿仅仅是：青苗补助费为前三年平均产量的2倍，土地补偿费经各级政府以合法的税收和不合法的截留的方式扣留后，到农民手中已经只是象征性的所得。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失去土地后，按照其职业类型来说，已经不属于农民的范畴，但城市因为自身的财力不足而将之拒于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与医疗保险等制度体系之外。除了在较发达的部分沿海城市外，这类配套措施几乎就没有到位的。

（二）地方政府层面

第一，上访问题。“生活还得继续”的失地农民对于自己耕种的土地被征用后，自己所得无几而集体与地方政府、开发商等却大发其财，深感困惑。尤其是在城郊结合部，城乡差距反差大，心理反差更大，而不幸的是城郊农民的法制与权利意识也更强，征地过程中的矛盾问题更容易显性化地表现出来，其表达途径的集中形式就是上访。其中，非制度性的上访如越级上访、集体上访、暴力上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致命心病。据统计，2002年上半年，国土资源部接受群众反映征地纠纷、违法占地的问题，就已占信访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3%；其中40%的上访者诉说征地纠纷问题，这里面又有87%反映的是征地补偿安置问题。[4]上访使失地农民开始被列出地方政府的重大“问题”议程之一。

第二，安置问题。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安置费为4-6倍。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调查，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用地为159.64万hm2耕地，至少有3400万农民因征地失去或减少了土地。按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计算，2000-2030年间将总计需占用耕地363.3万hm2以上，如果按城郊农民人均一亩地推算，每年大概又会新产生300万左右的失地土地的农民，届时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将达到8000万至1亿。如何安置这一庞大的人群，如何使他们的就业、住房与保障问题得以较好地解决，成为对地方政府执政绩效的重要挑战。

（三）中央决策层面

第一，失地农民问题解决的指导思想确立。为了给失地农民的征地和市民化提供一个政策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提出一个新思路：按照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来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离开土地，从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牵引下完成人口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个思路的统领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具体提出了在发展中“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占地规模”的原则。

第二，具体国家政策之中的体现。为了规范土地征用市场，1999年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2年不开发的逾期无偿收回。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国务院就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加大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的力度，切实解决农民失地失业的问题。2004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1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出台，其中明确规定，征对征地过程中补偿费过低的现状，一定要完善土地征用程序与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方法。为此国土部曾要求在2004年8月31号之前清理逾期不开发土地，这就是所谓的831大限。2005年5月11日，七部委意见中，再次出现相关的意见与措施。

第三，对失地农民问题的关注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正式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其表现是，在2005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明确规定：“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

二、失地农民问题形成与延续的制度逻辑

我们可以从很多面向出发，分析失地农民问题的形成与延续机制。而从制度视角出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选择。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在经济发展中，制度是一个内生的变量，它与技术、劳力、资本等一起左右着经济的发展状况；而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的创新可以单独对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譬如，林毅夫认为，改革之前，中国的制度本身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甚至要大于技术等其他经济发展的变量；著名经济学家诺思也认为，在转型时期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制度供给不足或称为制度资源短缺；另一个是制度依赖，摆脱不了旧制度的影响。[5]因此，如果从制度视角切入，可以发现，制度供给的滞后或超前、制度消费的情况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失地农民现象在目前的“问题化”。在这其中，制度发挥作用具有其自身的逻辑：现行的城镇发展规划制度是失地农民问题形成的外部环境，它使城镇的扩张与拆迁、改造合法化；而土地制度供给的滞后，使征地过程中相关制度缺位，存在着由无效规范调节或没有规范调节的领域，它使失地农民处于无话语权的地位，无法对征地中的不合理行为进行制衡；中央与地方分税、分担财政的财政制度，直接使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制度的缺陷，以地生财，解决财政短缺问题；而具体的失地农民补偿制度的供给不足，使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与就业、保障等方面出现一系列的制度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从而最终形成一个急需关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人口城镇化制度是农民失地的宏观背景

人口的城镇化必然导致城市对郊区的蚕食和城市规模“摊大饼”式的外延性扩张。2000年人口普查时，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36.09%，近五年来，全国每年的城镇化率的增长都在1个百分点以上，这意味着，在这五年内每年都有1000多万的人口实现城镇化，其中占大多数的就是失地农民。由于目前我国执行的是鼓励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重点发展有条件的小城镇与建制镇的城镇发展制度，这就要求把我国目前的人口城镇化率从40%这一较低的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相关的制度设置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纷纷为城市扩张和农民进城提供制度保障。因而，在“加快城市化步伐”、“办工业园区”、建新技术“开发区”、“建大学城”、“市政建设”等名义下，地方政府必将会继续加大城郊土地的圈占力度，用各种名义将城郊农民的土地转变为国有。

（二）土地制度是失地农民丧失话语权的制度渊源

第一，从土地归属制度来看，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不完善，耕地产权不明晰，农民对土地没有财产权。我国现行与土地有关的《宪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5部法律，均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度存在着财产权主体不明确、财产权主体立法冲突和集体所有权权能缺位的制度弊端。由于农民没有最终的土地所有权，所谓的“集体所有”其实就是一种“所有者缺位”。在政府的强制下，在开发商等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进行“诱骗”下，“集体”只是“任人宰割的乌合之众”。农民作为个体没有话语手段、也没有积极性来与强大的政府和开发商进行博弈。

第二，从土地流转制度来看，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与政策诱导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我们国家对土地实行用途管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补偿。一些地方政府把“公共利益”进一步放大，实施城市、集镇规划、旧村改造等等都成为征用农民土地的理由。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土地用途的变更更是产生了可观的溢价，极大地诱发了各地的圈地冲动，很多被征用的土地变成了商业开发，被政府征用的土地常常进行这样的运作：直接放在二级市场上套现，用土地使用权或收益权抵押向银行贷款，以土地换取民间对政府工程的投资。在这其中，农民甚至村级正式组织对于与征地相关的法律制度、征地的用途、征地方给予的实际补偿额、补偿费用的分配、安置与善后事宜等问题，都是处于信息不足的境地，在此基础上，他们即使有名义上的话语权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无法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三）财政分立制度是地方政府盲目征地的主要制度诱导

1994年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立制度之后，较好的税收都收归国税，县级与乡镇政府存在财政预算资金远远不能满足政府正常运作需要的资金缺口。到2003年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制度进一步规定，把其中几个主要税种的上交比例进一步上调。对上级政府无可奈何的地方政府有的成为吃饭财政，有的甚至成为要饭财政。但它们既要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又要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还要招商引资，因而只能下沉，在最古老的财富即土地上打主意。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我国土地是属地管理，实行五级审批制，国有土地的产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五级政府都有自己的权限审批土地，实际的土地收益都交给当地政府。因而，财政包干制度、分税制度等所引发的弥补财政亏空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大量圈占土地的主要动力。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是不少地方创造政绩、增加财政收入、改善部门福利的捷径，有些地方政府把土地收入作为“第二财政”，一些市、县、区“经营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40%甚至60%。据国土资源部门统计，2002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收取土地出让金就达到6000亿元。[6]2005年，中央政府新近规定，补偿费与安置费的总和可以超出法定的30倍，不足部分可由出让金来补足。实际上，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早就已经用于补足诸如养老、医疗保险之类的空缺或者挪作他用了。

（四）征地补偿制度是失地农民成为弱势群体的制度性缘由

第一，征地补偿制度供给滞后。我国征地补偿制度规定的补偿标准前3年被征地块的年均产值，而农产品价格却持续低迷，按法定标准算出来的补偿标准偏低，甚至一些地方连低廉的法定补偿款也难以及时兑现。沿海某发达省份的补偿标准是目前全国最高的，从1998年以来，该省各类征地给村里的补偿费平均每亩12164元，安置补助费每人2377元，但经过村集体留存，农户家庭最后得到的所有土地征用费总额（包括附着及其实施补偿费）人均只有一亩地8828元。[7]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方的补偿更为低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今年在西部地区发现，各地区的补偿平均只有几百元，给予补偿最低的地区，每亩地竟然只给了农民8毛钱！因此，仅以货币的形式一次性补偿的现行制度，无法使制度的消费者即失地农民得以维持生计。

第二，征地补偿分配制度缺位。目前，关于征地补偿如何分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合理的制度性说明。目前的具体分配表现在以下4个层次：（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参与补偿分配。法律规定，征地补偿费需要按一定比例交纳各种税费，其中主要有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农业重点开发建设基金、征地管理费、耕地占用税、围垦造地专项资金，等等。其中土地出让金为国土资源部征收，30％上缴中央财政，70％留给地方政府，其他各项费税由省级相关的主管部门征收。（2）乡镇政府独立参与征地补偿分配。乡镇政府是政府的基层组织，并非农村土地的所有者，但在农村征地补偿分配中，却依据“三级所有，三级分配”的原则，截留了大约5%～8%的征地补偿费。（3）村集体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分配比例混乱。在河北定州的调查表明，有的村将征地补偿费100%留村集体或全部分给农民，也有的村实行七三分成、三七分成或二八分成。部分村由于决策失误、干部恶意贪污、挪用、侵吞，大量的征地补偿费不知去向。（4）失地农民之间分配混乱。大部分村按农业户口和农龄分配；有的村在综合考虑农业户口、农龄、口粮、田亩面积等因素后分配；有的村将劳动力安置补偿费也在综合考虑人头平均分配。由于各村的分配方式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被征地的基层政府与村（居）委会、农民与政府、村干部与普通农民之间矛盾突出，有的地方甚至到了“土地一动，农民就闹”的严重程度。

三、失地农民问题解决的制度创新

在新制度主义的视野中，制度变迁决定社会演进的方式，制度是“理解历史的关键”。[8]。从这个角度来看，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既需要突破诺思所谓的“象征性遗产”的障碍，进行制度理念的创新与建设，也需要在具体的制度规范上进行建设。

（一）制度理念建设

第一，制度创新的契约理念。契约要求意思自治，只有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表达者。但是，在目前的征地过程中，一方面，国家的过分强大与农民的过分弱小，使国家拥有针对失地农民的主导话语，契约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由国家单方决定；另一方面，失地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集体谈判力量缺乏，征地过程中只有知情权，没有决定权，这使得他们的利益表达无法进入国家的视野。因此，在失地农民问题的制度创新中，应该树立真正的契约理念，而契约理念的树立要求与失地农民相关的代议制度的健全，要求让失地农民取得相关的话语权利。

第二，制度创新的公正理念。公正是指付出与获得之间的一种平衡状态。据统计，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通过“剪刀差”的形式，使农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约2万亿元的积累；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征地—转让过程，政府又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大约2万亿元。[9]在目前征用农民土地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政府经营土地获取财政收入、开发商以征地作抵押获取贷款、乡镇官员从中截留的三方利益分配格局，而农民却没有享受到以占用农民土地为代价的工业化释放出来的巨大效益。这是一种付出与收益之间的不均衡状态，是与和谐社会建设背道而驰的不公正的现实。因而，在制定失地农民的应对策略时，应坚持公平征地、合理补偿的原则，全面补偿失地农民的损失，使其损益达到平衡状态。

第三，制度创新的“可持续生计”理念。失地农民的应对制度与政策目标必须以“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为指导，即考虑失地农民问题时，要把农民的短期生存质量与长期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使农民不仅得到充分的短期补偿，还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不仅可以防止失地农民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陷于社会排斥与社会“脱离”的境地，而且可以增强那些失去权能的失地农民的再发展能力。

第四，制度创新的可操作性理念。任何制度创新无论其完善性如何，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都是空谈。因为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说，社会转型有自己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离不开自己的历史，制度变迁“绝大部分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10]，因而不可能现实，一蹴而就。

（二）制度体系建设

第一，“输血”制度创新。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来看，“输血”制度是一种功能性制度，即这些制度可以弥补某一事物的功能性缺陷，但对该事物的结构性变革却无能为力。这些制度可以以“输血”的形式，在短期内对失地农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生产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较为重要的制度安排有：（1）完善保障制度。包括对失地农民的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但是，由于财政资金短缺，目前只能按财力、自愿、地区性的原则，逐步开展。（2）财富分配与转移制度变革。财政再分配是目前失地农民收益的主要渠道。在目前，农民工、农村贫困农民、城市底层群体等弱势人群都需要财富的再分配，而经济社会发展也需要较高的积累和较低的分配，因此用于失地农民的财政转移不会太多。我们建议，改革财富转移制度，发展第三部门，完善慈善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对初级分配与再次分配中的部分资金进行第三次分配，即由企业、个人进行捐赠以及鼓励基金会、非赢利性组织、社会团体等参与救助，以慈善组织进行第三次分配，形成社会力量帮助失地农民的局面。

第二，“造血”制度创新。“造血”式制度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即这些制度可以对某一事物进行彻底的改造，从而对该事物的结构性变革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其中的具体制度主要包括：（1）失地农民技能培训制度。培训制度是提高失地农民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手段。可以帮助失地农民根据自身的特长学习新的生活技能，从而减少对国家与他人的依赖性，独立生存与发展。（2）就业拓展制度。应该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安排失地农民转向非农产业。从而使失地农民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

参考文献

[1]该数据公布于《人民日报》，2004—6—21

[2][3]毛峰：《政府该为失地农民做什么—2942户失地农民的调查》，《调研世界》，2004（1）

[4]葛金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04（8）

[5][10][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p.126

[6][9]张启良：《值得关注的城市化浪潮与失地农民现象》，《统计研究》，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