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范文10篇

农村改革范文篇1

一、深化认识。增强改革创新的自觉性

我们致力于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改革创新，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认识。

1．改革创新是农村基层组织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进程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新形势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五大以来，我省农村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步伐进一步加快。面对农产品结构性、阶段性过剩，我们通过面向市场，实行新•轮土地承包，努力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外向型农业，加速农业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进程。其次是乡镇企业改制改革力度加大。到去年末，我省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面达到****万家企业中，集体独资和控股的6．1万家，其它的分别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个体私营企业，形成了产权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第三是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仅**年，就新批外商投资企业****家，全省累计实际利用外流****亿多元。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迫切要求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与之相适应，必须在组织设置、制度体系、活动载体等方面作大的调整，否则就不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2．改革创新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适应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解决农村社会矛盾的必然要求。伴随着我省“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农村全面实行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农村社会民主气氛日益活跃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日趋复杂。有的地方封建迷信抬头，邪教组织出现，个别地方宗族势力操纵民丰选举，影响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这就要求农村基层组织在领导成员产生、工作思路、工作方法、运作机制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改革和调整，通过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3．改革创新是不断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整体水平的内在要求。过去我省创造了不少成功经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有的逐渐不适应了，如不及时改革创新，固守老经验、老办法，就会使基层组织建设落后于形势。只有在继承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改革，不断出新招，创特色，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才能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这也是落实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

二、适应经济新体制，合理调整基层党组织设置

我们在遵循党章的前提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及时调整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使其设置更合理，发挥作用更有效。

1．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按产业“链条”建立党组织。具体做法是：以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为主，产业化经营链的不同单位共同组建党组织；或以规模生产基地为主，基地范围内各单位共建党组织；或以经营市场为主，市场范围内各单位共建党组织；或以乡镇农技服务站和多种经营公司等服务单位、服务组织为主，所辖范围内有关单位共建党组织。这样有利于基层党组织围绕产业化经营开展活动，发挥作用。

2．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规模化的需要，联合建立党组织。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村企联合，以企带村，或以村带企。一般以村龙头企业为主带本村或带相邻的几个村建立党组织，也可以是村与所属企业联合建立党组织。如无锡的华西村，盐城的森达集团，就是企村合建党委，下设企业支部和村支部。盐城大洋村党委，以村带企，下设十五个企业支部。目前全省村企合建党组织的有130多个。二是村村联合，以强带弱，以大带小。对相邻的经济发展、规模大小不等的村，在自愿基础上合并建立党组织。如建湖县的岗南村与岗西村联合建立党总支，常熟市小山村与繁明村联合建立党总支，张家港市永联村与永南、永新村联合成立党委，都是富村带穷村、大村带小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典型。这种形式的村全省有近千个。三是企企联合，以多带少，或多企合一。党员少、不具备单独建支部条件的小企业，与规模较大、党员人数较多的企业联合建立党组织；或多个小企业联合建立党支部。这几种形式有利于村、企之间优化配置各种资源，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和联合效益。

3．适应农村社区化管理的需要，以园区、开发区为依托建立党组织。我省农村中高新技术开发区、乡镇工业园区、私营企业小区发展很快。这些开发区借鉴城市社区化管理的经验，建立联合党组织，对开发区内各种组织，尤其是小型分散的私营企业党组织和党员实行统一领导。昆山市委在昆山开发区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党委，下辖5个党总支，对区内所有外资企业实行政治领导，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

4．对农村党小组的设立，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我们改革过去单纯以村民小组和党员居住区设置党小组的固定模式，按照农村工作需要与党员特长相结合、党员自愿选择与党组织指定相结合、党小组具体职责与个性职责相结合的办法，灵活设置党小组。在农村一般设立致富示范、普法民调、政策宣传、参谋顾问等党小组，发挥不同类型党小组的作用和党员的特长。各个党小组既要履行共性的职责，又要完成个性的任务。

三、建立新机制，建设适应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基层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1．建立以竞争上岗为核心的农村基层干部新的选用机制。在基层干部的选拔渠道上，采取“派、调、引、选、培”五管齐下，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多层面、多渠道挑选村干部。多数地方改变过去以委任制为主的方式，采取“两推一选”的办法，选拔村党支部书记，并在正式任用前，实行“任前公示制”。针对农村基层干部年龄老化、后继乏人的问题，采取选派优秀大中专毕业生到村任职的办法，通过竞争、考试、选举等方式，近三年共选拔了73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到乡村工作。同时，我们本着“精干、高效”的原则，妥善做好村干部“精简”工作，在精简中优化干部队伍。每村干部数控制在4—7名，定编定岗，对原有干部实行退、离、转、免一批，交叉兼职减少一批，村村合并优化一批。三年来，全省3．5万个村共精简村干部16万人。我们还全面清理了乡镇编外人员和自招自用人员。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优化了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提高了基层干部的素质。

2．建立以针对性、实用性、开放式为重点的教育培训机制。我们改变过去不分层次、不分对象、统一模式、一锅煮的干部培训方式，坚持分类培训，提高培训效果。去年下半年，在全省农村基层干部中普遍开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党在农村的政策教育和法制教育，较好地解决了基层干部存在的为民办事观念淡薄、作风不民主、方法简单粗暴、政策水平低、依法办事能力弱的问题。我们根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注重对干部进行实用技术培训，着力提高干部的“双带”能力。利用**家培训示范基地，举办各类科技培训班近20万期，培训党员和基层干部483万人次，每位村干部都掌握了1—2门实用技术，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带头人。在此基础上，各地还实行了开放式培训，普遍与高校联手建立起了农村干部培训教育基地。有的将乡村干部送到境外进行培训，送到科研院所实习，送到大企业跟班学习，送到规模生产基地见习。我们制定了乡镇企业领导人员5年培训计划，把一大批有潜力的乡镇企业家送到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接受系统的MBA培训。我们还通过网络、电化教育等方式培训农村干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3．建立以保护和调动村干部积极性为目的的激励约束机制。我们针对基层工作难做，基层干部积极性不高的现状，改变过去重使用、轻激励、轻监督的做法，对村干部实行职业化管理。主要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村干部的报酬实行工资化。将村干部工资分为固定和浮动两部分，固定部分由县、乡统筹，统一核定，按月发放。浮动部分则根据工作实绩，由乡镇制定奖励标准，年终发放。二是实行村干部述职制。根据村干部的述职，党组织自上而下进行考核，党员群众自下而上进行民主评议，公正客观地评价村干部的功过得失。三是实行“末位淘汰”制。宿迁等地按照年度或任期考核评议的情况，按一定比例通过规定程序淘汰一批基层干部。四是坚持树立典型，大力表彰农村优秀基层干部，宣传农村干部的先进事迹。省委规定，受省委表彰的农村党员、干部享受省劳模待遇。

四、创设新载体，激发基层党组织的内在活力

1．开展“三级联创”活动。即创建“党建工作先进县”、“六好乡镇党委”、“五好村党支部”活动。省委发文制定了创建目标与考核标准，省委组织部制定考核评比细则，每三年组织力量考核评比一次。这一活动促进了县委党建责任制的落实，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党建，创先争优，比学赶超的新局面。

2．开展“双建设”活动。即小康示范乡村建设(主要在苏北地区)、现代化示范乡村建设(主要在苏南地区)。各地通过制定目标规划和考核评比，举办先进乡村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研

讨会等措施，促进乡村树立争创一流的意识；指导先进村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目前全省共有小康和现代化示范乡3**个，示范村34**个，分别占全省乡、村总数的16．8％、9．7％。这些示范乡、村充分发挥了示范辐射作用，促进和带动了中间状态和后进、贫困乡村的建设和发展。

3．开展“双学双带”活动。即在农村党员中深入开展“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实用技术，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活动。全省农村党员中，有80％以上近300万人通过这一活动，学习掌握了l一2门实用技术。各地还开展了党员科技致富示范户、党员联系户、党员奉献日、先锋杯等活动；成立党员种植协会、养殖协会、农产品销售协会等，拓宽带领农民致富渠道；乡镇企业开展创建“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等活动。一些地方还开展了“让党旗飘起来、让党组织强起来、让党员红起来”的活动，开展“德政工程”、“堡垒工程”、“两为”(为下岗职工排忧、为贫困户解难)、“双促双带”、“好班子”等活动，推动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各项任务的落实。

五、探索新方法，保证党委抓党建责任制的落实

农村改革范文篇2

[关键词]农村改革帕累托标准城乡统筹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新福利经济学理论，反思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微观经济主体培育、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三件大事，从而提出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政策建议。

一、新福利经济学检验改革效率的标准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改革往往都会在使大多数人受益的同时，使另一部分人受损，因而不是帕累托改革。为使这种改革得以进行，美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提出了所谓的“假想补偿原理”：如果受益者的所得在补偿受损者的所失后，还有剩余，那么就可以认定社会福利得到增长，经济改革便是正当的。希克斯进一步指出：这种补偿并不需要受益者支付。因为每一次经济变革只会引起实际收入分配微小的变化。微小的损失无需及时补偿，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以后，补偿可以自然而然地进行。因此，在长时间的一系列改革中，人们的受益与受害往往会相互抵消，所以补偿不必每次都进行。

对于受损者利益怎样补偿呢？西托夫斯基提出“双重标准”，即一方面要对利益受损者给予足够的补偿，诱使其接受改革；另一方面，还要通过逆检验，即利益受损者“贿赂”受益者的支出远大于改革带给他的损失。（李特尔还增加了“实际收入的分配，要比现在好，至少不比现在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改革的很多局限，正是在对“改革对象”的补偿，以及由谁来补偿上，出了问题。

二、我国农村三大改革的效率反思

30年来的中国农村改革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由家庭承包经营开始的农民土地权益改革；二是农业（产业）的市场化改革；三是由农村税费改革开始的城乡统筹改革。

（一）农民土地权益改革并未找到克服农户小规模经营不利影响的农村经营体制

从1979年就开始的家庭承包经营改革，到1983年在全国定局。这项改革不影响农村各级干部的利益（留足集体的），对国家无坏处（缴足国家的），是当时所有农民的心愿。这项改革的相关利益各方利益无损，对8亿农民有大利，是典型的帕累托改革，自然推进迅速，“分”得彻底。但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推进，分散经营的小规模性，风险性与商品化低效率，促使我国农业家庭分散经营走向规模化现代化农业之路。因而各地广泛推行“农户+企业”“基地+龙头企业”的农业产业化改革。由于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特点，决定了各国现代化农业都是需要政府补贴的弱质产业。农业企业靠损农、损环境来降低成本现象普遍发生，政府的有限补偿，不足以吸引资本与企事业进入“三农”，虽历经25年，我们仍未找到克服农户小规模经营不利影响的农村经营体制。“统”的体制的探索与创新是未来农村改革的首要任务。

（二）农业（产业）的市场化改革不仅未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以多种“优惠”催肥利益集团，社会为此付出很高成本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其内容可分为两块。一块是放开农产品的价格和经营，从水产和水果开始，到2004年粮食价格放开而大体完成。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正确，效果也明显。但是价格放开后，农民作为生产者并无话语权，获利不多；而原有的“公有”的农产品经营者的利益则得到了太多的“补偿”，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损失，仍然由农户承担。这是导致自1985年以后，农业多年徘徊的一个原因。此外价格放开又未与国际接轨，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性未进入价格体系，既使国家对粮油“暗补”仍存在，更使我国农产品进不了国内外高端消费市场。

第二块改革在农业要素市场进行，问题显然更多。由于这一块改革是在我国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进行，随之产生了力量强大的各种利益集团。城市扩张：一需要土地，二需要资本，三需要廉价劳动力。城市对农村的“掠夺”也在这三个“需要”上进行。

一是土地。据专家保守估计①：从1952～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土地收益51535亿元；其中2002年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7858亿元，相当于放弃了26万亿的土地财产权（当时银行利率按3%计算），按20万元一套商品房，可购1亿多套，可供目前农民进城务工者每户一套。这一被“掠夺”财产权，大大超过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各项社会保险收入，还给社会形成4000万“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

二是资本。在银行商业改革中，农村金融网点急剧萎缩，即使县支行也只存不贷，再加上邮政储蓄等各种渠道使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专家估计：2006年通过农村“存贷差”流入城市资金居然高达1.28万亿元②。为农服务，又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农民合作金融机构，却几乎未得到政策利好。

三是廉价劳力。一亿多农村青壮年，即当前农村的优质劳力资源在城乡之间流动。这支队伍工资低廉，甚至还要被大量克扣为城市商人的利润。而“农民工”40岁以后，大多数回到农村，社保、养老仍然由农村负担。

这三者尽管有着时代的大背景，但毕竟是无组织无话语权的农民与城市有组织的强势利益集团之间不对等交易。由于地方政府把“土地资源变为土地资本”的利益冲动，不仅未能弥补市场失灵，还以多种多样的“优惠”催肥利益集团。鱼肉农民的不法恶行时有所闻，农民感觉“不公”，社会为此致付出的成本其实很高。

（三）由农村税费改革开始的城乡统筹改革中央财政投入仍然不足

从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开始的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略，首先是取消农村四税，为农民减负1335亿元。由于四税征收成本很高，这是农民很满意，政府所“失”不多并可由农业长期发展收益来补偿的卡尔多——希克斯改革。再是对农民直接补助，即种粮直补，粮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及其它“三农”支出，仅2007年即达到3917亿元，一免一直补地刺激，2004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农民每年增收超过300元。这类改革从经济学看是用（政府）自己的钱给别人（农民）办事，注定投入不足。这就是2004～2007年，中央“三农”支出增幅尽管每年均为两位数，但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由8.8%下降到8.4%的原因③。

三、关于城乡统筹的两项政策建议

(一)实行“4有3放弃”，农民工转化为市民

2005年我国城镇化率是43%，其中包括了至少1.2亿“农民工”。让农民工及其家庭市民化，应该是城乡统筹的当前重点。

农民工变市民需要有4个条件：一是在城市有工作岗位；二是有住宅、家属进城；三是能享受市民身份的社会公共服务，即有社保、医保、子女教育权等；四是有逐步提高（或拥有）职业技能与文化素质的培训。目前，仅靠农民工的工资，根本无法实现这4有。但是农民工在农村有宅基地、承包地的事实物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这三权估计值400万亿财产。农民工及其家庭，以放弃这3权来交换政府担保的4有，是足够了。这一政策思路需细化与实践。可以趁当前18个省市（均为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地区）对口支援地震灾区重点县的机会，让占受灾县人口近40%的农民工家庭迁往支援省市。中央可以奖励接收省市。如果顺利，这项政策不难推向全国。“4有3放弃改革”也可在大城市的郊县率先试验。

(二)重构与扶持“七位一体”的农村社区合作共同体，促进农村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

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当前重点应该是探索“统”，重构综合性农民共同体十分需要。

“七位一体”的农村社区合作共同体可能是一种样式。这一构思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供销社、信用社不是按“条条”整合进市场，而是依社区整合资源，政府利用金融杠杆，引导其成为农业的产供销共同体。这一共同体，还应把农技推广机构与资源，涉农物流资源，社区教育资源，卫生资源也以多种形式进行整合，形成“七合一”的综合性农村社区合作共同体。笔者去年在郫县协助政府已建立了几个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把14个政府局、9个镇，10所大学，3个企业，近60个社团协会的儿童教育资源成功整合，迄今深受各成员欢迎，效果极好。

扶植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的政策需跟上。例如帮助它们在城市、市场、超市设立农产品加工、销售场地设施，租金直补，资金贴息并担保。甚至可以把农资公司、化肥厂、农药厂、农业科研院所等与各类农村社区合作共同体，结合为新的利益共同体。

[参考文献]

[1]鲍莫尔.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崔克亮.建立权利平衡、结构稳定的农村社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谈农民组织与农村社会稳定[N].中国经济时报,2005-06-27.

[3]崔克亮.农村改革的根本出路:破除“二元结构与制度”——访“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解安[N].中国经济时报,2008-06-06.

农村改革范文篇3

全会《决定》系统回顾了3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全面总结了农村改革发展取得的“五大成就”、对全局的“四大贡献”和积累的“五条经验”，冷静剖析了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四个问题”，明确作出了我国总体上“三个进入”的基本判断。

（一）农村改革发展的“五大成就”。一是农村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二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问题。三是农村经济全面繁荣，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四是农村社会事业加速发展，显著提高了广大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五是农村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有效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二）农村改革发展对全局的“四大贡献”。一是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二是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三是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农村改革发展积累的“五条经验”。一是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是我们党指导“三农”工作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二是坚持农业基础地位，这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激发农民积极性、搞活农村经济的动力源泉。四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的基本方向。五是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这是农村工作必须始终遵循的基本准则。

（四）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四个问题”。一是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求紧迫。二是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三是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任务艰巨。四是农村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管理任务繁重。全会《决定》鲜明地指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充分表明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繁重性，再次警示我们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毫不松懈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五）我国总体上“三个进入”的基本判断。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三个进入”的基本判断，是对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是我们今后制定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基点、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制度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

全会《决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全局出发，全面阐述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

（一）指导思想。全会《决定》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个指导思想，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三者有机联系在一起，并上升到“战略任务”、“基本方向”、“根本要求”的高度，完整阐述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以什么为指导、围绕什么任务、沿着什么方向、按照什么要求、达到什么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构成了今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

（二）目标任务。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部署，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农村体制改革、现代农业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繁荣农村文化、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既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又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其中，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要求今后12年年均增长5．95％（按不变价计算），从近年实际情况看是积极稳妥的。当然，这是一个预期性、指导性指标，我们要力争在实践中超过这个指标。

（三）重大原则。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必须遵循5项重大原则，即“五个必须、五个始终”：一是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二是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四是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五是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始终把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

三、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

全会《决定》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这些部署和举措，注重制度建设，力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取得突破；注重抓住关键，力求解决带方向性、战略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注重突出重点，力求集中力量办好关系全局、影响长远的大事。

（一）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全会《决定》首次系统提出加强“六大制度”建设，为加快农村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充分强调“毫不动摇”的基础上，鲜明提出了“一个长久不变”、“两个转变”。“毫不动摇”，就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长久不变”，就是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是一大政策亮点，目的是给农民吃长效“定心丸”。“两个转变”，就是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这是对今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作出的一个方向性概括。

健全严格规范的土地管理制度。重点提出实行“两个最严格制度”、建立“两个市场”和保障“两个权益”。“两个最严格制度”，就是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两个市场”，就是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和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鲜明提出“一个允许”、“三个不得”，就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对改革征地制度，强调征地要按照同地同价原则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两个权益”，就是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和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明确了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保障农户宅基地权益的政策指向。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明确农业投入保障、农业补贴、农产品价格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四项制度”。提出“三个大幅度”的要求，即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明确国家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是一项长期政策，要求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完善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强调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理顺比价关系，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

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从加大支持和放宽准入两方面，在强调加强监管前提下，对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作出了政策安排；从统筹城乡建设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社会管理和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两方面，对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出了政策安排，特别强调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允许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从加快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和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两方面，对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作出了政策安排，提出2012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

（二）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全会《决定》要求集中力量办好关系全局、影响长远的大事，从7个方面进行了部署。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突出强调各地区都要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向主产区倾斜，加快落实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对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扩大农业对外开放，除重申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外，又有很多突破和新的要求。比如，强化主要农产品生产大县财政奖励政策；落实农产品生产、收购、储运、加工、销售各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责任；不断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突出加强农田、水利、农机3大关键环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强调要集中建成一批大中型水利骨干工程；力争3年内在全国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建立村级服务站点；健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外商经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准入制度，建立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安全审查机制。

（三）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全会《决定》从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强化农村社会管理等8个方面作出了部署。这里面有很多政策亮点，比如：首次提出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坚持大病住院保障为主、兼顾门诊医疗保障；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明确提出5年内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确保“十一五”期末基本实现乡镇通油（水泥）路，进而普遍实现行政村通油（水泥）路；强调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

四、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

围绕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会《决定》从工作体制、基层组织、党风廉政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要求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农村工作综合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重点完善5项体制机制：一是健全领导体制；二是完善管理机制；三是完善责任制；四是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把粮食生产、农民增收、耕地保护、环境治理、和谐稳定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五是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机制。

（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基层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建设。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基层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是拓宽农村基层干部来源；二是创新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形式；三是改善村干部待遇；四是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

农村改革范文篇4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

正视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实践和群众反映看，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急”。对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工作上操之过急，缺乏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二是“偏”。对目标的全面性、完整性认识不够，把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新村建设”，偏重于新村规划和村庄整治，对发展生产、农民增收、深化改革等任务重视不够。三是“冒”。脱离当地实际，超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盲目攀比发达地区，把标准定得过高。四是“同”。不突出乡村特色、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不区分轻重缓急，一种模式，一个步调。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引导广大农村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建设新农村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上来。

抓住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一是抓好农业生产，切实让农民得实惠。重点抓好生产发展，在促进农民增收上多下功夫。为此，应继续推进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二是突破资金投入瓶颈制约。健全农业投入保障制度，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投放结构，保证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大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充分尊重农民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深化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土地征用制度改革。适应取消农业税的新形势，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四是真正把决策权交给农民，充分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向和物资运用都应让农民知情，接受农民监督。五是搞好分类指导，突出特色、注重实效。进一步细分地域类型、工作措施，提高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

正确理解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和总体要求。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就是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的多元化产业形态和多功能产业体系。基于现阶段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应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在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推动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不断满足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稳定完善强农惠农政策，着力构建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提高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保障国内产业和供给安全；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积极探索建设现代农业的多元模式。

拓宽农业发展思路，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开发农业在特色产业、生物质产业、生态产业、旅游休闲产业、农业文化产业等方面新的产业形态，构建现代大农业产业体系，把农业基础建设好、发展好、巩固好、维护好；立足产业特色和地域条件，发挥产业优势，重点培育主导产业，推进规模扩张，形成产业群；大力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或集团，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加强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立健全农业科技体系，不断加强农业物质装备建设，实现农业科研与推广应用的有效对接；用现代科学文化、科学技术武装农民，着力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农村改革范文篇5

保障农民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农村政策体系已逐步形成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1982年起，中央连续关于农村工作的5个1号文件，奠定了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了农户的农村微观经济主体地位，阐明了农村经济要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初步形成了农产品市场体系和要素市场体系。20年后的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此后，中央明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作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在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几年来，中央在农村工作中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重大措施，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从2004年起，中央又连续5个1号文件，出台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些政策措施，为我国农村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是农业和农村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制度根源和体制保障。

新时期农村政策体系的基点是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概念，指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一论断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创新，构成了新时期农村政策体系的基点。

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核心是实现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民不仅在收入上与城市居民有较大差距，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也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农民在享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很大。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的作用，要素总是向生产率高、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城乡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在短期内还难以缩小。现阶段调整城乡经济关系、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主要是努力抑制城乡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积极为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创造条件，使差距从扩大到开始缩小的“拐点”早日到来。这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但通过国家政策的调整，改变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方面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差距是可能的。近年来，国家在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不断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关键是多予、少取，维护和增进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近年来，党和政府在对农民多予、少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如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中央预算内和国债投资的重点转向农业和农村，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这些政策措施使农民得到了实惠，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当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必然要有一部分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我国的现代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土地增值和土地资本化的过程。农民作为集体所有者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农村的土地，而农地资本化后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一直是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重点。在未来十几年间，农村土地资本的分配方式与分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左右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进程。这部分资本化的土地资源如分配和使用得当，完全可以支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运作成本，从而使农民能真正享有其土地增值收益中应得的份额，合理分享城镇化的“红利”。这是最大的多予和少取。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在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大战略中处于关键性位置。

通过落实基层民主使农村政策能真正反映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

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地方领导干部追求的政策目标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农村政策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要看它能否反映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需求，而这只有通过落实基层民主才能实现。为了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政策的受益者，应通过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两级探索建立有效的民主制衡机制。这里所说的“制衡”，就是要有一种制度安排和组织架构，让村民享有对政策信息的知情权、对决策的参与权和对政策实施的监督权。这样，农村政策才能反映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需求，才能真正发挥威力并不断在实践中修订完善。

农村改革范文篇6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制度，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均有国家安排，即统购统销，而劳动成果则平均分配。这种经营模式致使农村生产力多年在低水平上徘徊，农业落后、农村贫穷、农民困苦成了多年难以改变的现实。

20世纪70年代中期，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几位农民在不甘贫穷的勇气下自发地组织起来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197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了加快农业发展的25条政策措施，第一次正式宣布包产到户可以作为一种例外的体制形式存在。1982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正面肯定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制，奠定了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1983年下发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部署了废除“政社合一”的体制，并把家庭承包制称为“我国农民伟大的创造”确立为今后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至此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在全国农村全面推开。1983年底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到99.5%。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彻底打破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经营模式，确立了农户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从计划经济的藩篱中解放出来的农民以前所未有的极大热情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土地收益得到了空前提高，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在很短的时间内从2.5亿人下降到1.3亿人，创造了人类消除贫困历史的奇迹。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承包到户的家庭承包期可以延长到15年。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30年来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鼓励农民按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结构，从此农民开始真正迈进市场经济的大门。十年间广大农民活跃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改变生产和生存环境中也不断改变着自己。2003年3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农民长期的土地使用权，农民的信心和热情再次得到了极大增强。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国家财政再向农村倾斜，“多予、少取、放活”的发展方针使农村经济在政府政策支持下更加活跃，特别是2006年1月1日开始，彻底废除了延续2600年的传统农业税，广大农民作为解放了的生产力，他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农村经济发展的大潮中。30年来农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3.24%，农民储蓄存款2007年末达到2000亿元。剩余财富的逐年增加彻底改变了广大农民的生存状态。

2.现代农机的广泛应用，把农民从传统、低效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

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愈来愈多。为了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国家加大了对农民购买农机的补助，2004年1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使现代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在政府的主导下得到了广泛普及。2007年中央财政拿了12个亿作为农机购置补贴，从2004~2008年五年间中央财政共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69.7亿元，巨额补贴使传统农业的耕作模式得到了改造和更新，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2008年12月29日农业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国务院决定2009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增加100亿元，农业部、财政部印发了《2009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补贴机具种类由2008年的9大类18小类50个品目扩大到2009年12大类38小类的128个品目。农机补贴政策的落实将使2009年农业机械化发展目标：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达到47%。机械化的推广应用使50%的农民从低效能的传统农业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3.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把广大农民从农村解放出来

现代农机的广泛应用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随之也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受到国家开放搞活政策的激励、引导，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强大的农业内部冲撞和外部拉力双重作用下，开始向二、三产业转移。以河南洛阳农村为例，1978~1988年平均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374万人，年平均增长14.4%，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由1978年的8.7%上升到1988年的25.3%，其中1985~1988年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洛阳从事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年均增长幅度达到24.7%，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达7.4万人。1993~1997年洛阳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了一个大规模转移阶段。五年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人数为28.17万人，平均每年转移数量达到5.6万人，年均增长9.9%，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提高到30.1%，比1992年提高了8.7个百分点。1998~2003年洛阳市农村向非农产业共转移剩余劳动力17.38万人，平均每年转移2.9万人，年均增长3.5%。2005年洛阳市政府实施“农村百万劳动力转移工程”，并拿出600万元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洛阳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得到了提速，至2006年洛阳农村共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125.3万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洛阳农业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变。

从全国看，2007年全国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1.3亿人，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已超过2.2亿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把大量农民从农村解放出来，使诸之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作为了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他们在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注入竞争活力、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转型的同时，加速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裂变。

4.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把农民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中解放出来

20世纪70年代末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一大二公”的社会组织形式解体，农村合作医疗也随之大幅衰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医疗保障的仅是实行“五保”供养制度下的“三无”人员，但是这种制度的覆盖范围也非常有限，广大农民的看病就医问题仍然主要是依靠家庭来解决，“小病拖、大病捱、重病再往医院抬”成了农民就医的现实，社会医疗保障在农村基本上处于一个“真空地带”，这种现象存续了近20多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困扰着大量农民的脱贫致富。2003年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供给制度。从2003年3月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2~3个县（市）先行试点，2004年初~2005年年底为扩大试点阶段，2006年开始为全面推行阶段。2006年中国广大农民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获取了实惠。2007、2008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在国家加大投资的情况下，覆概率有了更大的提高，在一些地区农民参合率达到100%，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更多的农民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中解放出来，真正享受改革开放给带来的成果。

5.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把农民从愚昧中解放出来

改革开放前，农村的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农民受教育的条件差、时间少、层次低，落后的文化教育造成了广大农民的精神愚昧和农村经济落后。改革开放后，由农民承担的农村义务教育逐步开始向政府承办转变。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由此中央财政相应安排资金47.3亿元，农村义务教育由农民负担转变为政府负担的社会公益事业。2001年开始“両免一补”政策的实施，使广大农民子女踏入校门，享受社会公民应有的公平教育。2003年9月17日国务院下发了{2003}19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的文件，该文件将农村教育工作列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规划了农村教育发展，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又迈了一大步，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200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以郑重承诺的方式宣布，从2006年起，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并称“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免除学杂费政策全部到位后,全国近40多万所农村中小学校,近1.5亿名农村中小学生从中受惠，全国农民减负150亿元。2007年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预算比2006年增加1053亿元,增长19.5%,高于全国财政支出增长幅度，新增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2007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99%，比2003年提高了7.2个百分点，其中西部地区提高了21个百分点，调查资料显示：2007年底西部地区累计扫除文盲600多万人，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在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的进行中，国家文化部也开展了多种文化“三下乡”活动，送农民需要到农民中。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和文化“三下乡”活动把广大农民从愚昧中逐步解放出来，农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对推进新农村建设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总之，三十年的农村改革是八亿农民走出黄土地追求美好生活艰苦创业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农村走出贫穷落后，走向富足繁盛的三十年。三十年来，农民的解放和提升，农业的改造和发展，农村的变革和演化给了中国“三农”太多的可圈可点，给了中华民族太多的惊喜和感动。今后农村改革的路还很长，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还将会以“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精神，迈好前进的每一步。

农村改革范文篇7

深化对农业产业化的认识

农业产业化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农村和城市的生产要素有机组合起来，把第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起来，有利于打破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相互分割的格局以及农村务农、城市务工的传统分工体系，通过市场对各种资源重新配置，形成城乡经济有机融合的经济格局。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薄弱环节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关键环节也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必然会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促进第二、三产业发展，提高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有效形式。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有着根本的区别：传统农业是以经验为基础，以自给自足为主，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生产方式，效率低下，靠天吃饭，无生态保护甚至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农业；而现代农业是以科学为基础，以市场交换为主，以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效率较高，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目前，我国农业总体上还没有脱离传统农业。十六大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提了出来，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农业产业化是有效的形式和主要的途径，它把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规模化的生产和市场经营有效地结合起来，可以使传统农业产生质的飞跃。

农业产业化是组织农民走向市场，增强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同时又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要求，可以有效地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产品的规模经营、品质提高、加工增值以及品牌打造，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外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将越来越大，我国农业只有尽快实现产业化经营，才能经受住冲击，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农业是弱质产业，比较效益低，并要承担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包括规模经营的效益、加工增值的效益、科技应用和创新的效益。农业产业化经营给广大农民找到了一条有效的增收渠道，农民可以分享产业化经营的利益，也可以从农产品加工和商贸流通中获取务工收入。实践证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带活了一方经济，富裕了一方百姓。

推进农业产业化要有新思路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必须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要求，积极探索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新思路、新方法。

突出重点，大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组织载体和依托力量，龙头企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整个农业产业化的推进速度、推进质量和推进效果。培育和壮大龙头企业，要采取“四个一批”的措施。一是扶持壮大一批。首先要把国家和省（市）级龙头企业作为重点，然后根据本地实际，选择一批投入产出比大、发展势头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加以扶持，进一步增强其核心竞争能力。通过这些企业，打造本地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名牌产品，使之成为农业产业化的脊梁。二是嫁接改造一批。对现有经营状况一般但有一定资产的企业，应加大资本运作力度，引进有资金实力、较好品牌的企业进行嫁接改造，通过注入资金，引进机制，使之尽快壮大起来。三是开放引进一批。制定优惠政策，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选择优势项目，引进一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四是大力发展一批。按照十六大报告关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要求，吸引有较雄厚资金的城市民营企业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领域，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增添新活力。

抓住关键，多渠道筹集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形成多个投资渠道、多元投资主体共同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良好投资格局，是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的关键。一是盘活现有龙头企业的存量资产，充分挖掘其潜力，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路子。二是帮助一批发展前景较好的龙头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三是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财政支持力度。四是大力招商引资，充分利用省（市）外、国外资金。五是把财政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机结合起来，在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实现扶贫开发的目标。六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金融部门要深化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认识，加强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持。七是组建担保公司，为龙头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八是引导国有企业把存量资产投向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向重点龙头企业倾斜，使这些企业实现低成本扩张，迅速做大做强。

切实加强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领导

农业产业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的协调和统筹。各级政府必须加强对农业产业化的领导，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关系全局的战略性大事来抓。抓规划，做好项目准备。农业产业化之路怎么走，政府要心中有数，根据市场需求导向，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形成特色”的原则，做好项目的规划工作，引导农民和龙头企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抓协调，搞好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化要求搞好区域规划布局和规模经营，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协调千家万户农民，抓好基地建设，并促使农民与龙头企业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共同体。

抓服务，切实解决问题。要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解决龙头企业和广大农民在产业化经营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搞好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服务，规范市场秩序，积极为龙头企业和广大农户排忧解难，为推进农业产业化创造良好环境。

农村改革范文篇8

除了加入世贸这样的努力之外，中国当前就没有更关键、更紧迫的改革任务了吗？事实上，如果冷静地观察，当前中国除了需要加入世贸之外，还有一项更艰巨、更重要的改革任务，那就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农村改革，改变农村目前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局。中国的改革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但二十年之后，农民的境况却陷入了一种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困难之中，由此影响到全国的经济沉入低增长和连年萧条。可惜的是，在目前国内的主流话语中，进一步的农村改革却似乎已被忘却了。好象经过八十年代的承包制改革，农村的体制已经基本理顺，再也不值得重新关注了。即便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也往往是针对一些零散的政策措施，而缺乏对农村困局的整体评估。

八十年代中，中国研究改革的专家学者里，最强的队伍之一就是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属下的一群中青年经济学家。他们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调查研究，使他们得以始终保持着观察农村问题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学术讨论上都赢得了领先地位，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八十年代末，这支队伍被打散了。此后，虽然还有一些学者继续坚持不懈地研究"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没有了强有力的团队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视。中国不再有研究分析"三农"问题的强势团队，并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今天的"三农"问题比以前更复杂了，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没有了类似的团队，只靠一些政府机关的农业经济专家作些单纯的经济技术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面对今天农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国的媒体上见到个别学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记者的零星报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种脚踏实地、以第一手调查为基础、有充分说服力的系统整体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关"三农"的政策制定与这类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或许就是农村改革被忘却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日农民状况：富起来了还是越来越穷？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国通过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五十年代初时给了农民的土地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但土地的长期承包基本上巩固了农村的市场机制。随后，在农村流通体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进展并不大，而且过去五年来还时有反复。按照一些书斋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可惜，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问题不在于市场机制不灵，而在于市场机制的这只"看不见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现存的权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尝过改革甜头的农民重新置于被剥夺的可怜境地。

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近年来农村这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的状态正处在每况愈下、难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的收益明显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经济"已经逐渐消退，而政府转嫁社会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城市居民、特别是内地中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开始萎缩，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没有以往那么旺盛了。这直接造成了农产品价格连年走低。而另一方面，农民的种植成本却面临着垄断型工商企业的价格哄抬，种子、化肥、电、农药等的成本越来越高。结果，出现了种得越多、亏得越重的现象。而且，今后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再抬升的空间。最近农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其结论值得国人警醒。他发现，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农民指望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今后的收入增长，看来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国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坚持强调今后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延缓了中国加入世贸的进程。这个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早就列在申请世贸要解决问题的清单上，中国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关心这个问题，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担忧。即使中国能继续维持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尽量减少低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中国农民的种植业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显改观了。

其次，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统计局的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个"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这个"增长"的"收入"当中，其实包括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家中积存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由于近年来粮价一再下跌，农民收获的农产品如按政府规定的收购价格出售，将严重亏本。农民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如果把这种无法变现的收获剔除，农民来自农业的现金收入其实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进城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再次，乡镇企业开始萎缩。最近在国内出现了一股谈论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清议，似乎只要在乡村多建成一些新兴城镇，农村的萧条局面就能改观了。农民搬到城镇去从事非农行业的前提是乡村非农产业的加快发展。但是，近几年来，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兴旺一时的乡镇企业开始进入了收缩阶段，连年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数千万以往吸收过的劳动力。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象，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第四，进城打工的农民处境艰难。在内地的许多省份，进城打工成了农民养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劳力都得靠离乡打工来维持家计。而从整体上看，除了少数繁荣地区和都市外，多数内地城市的经济也并不妙，于是，出现了上亿农民争抢东部都市和少数繁荣地区工作机会的局面。近年来，农民春节后离乡外出寻找打工机会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离家上路，因为谁都想抢在别人面前争取到有限的工作机会。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对农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亿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农民工之间的乡亲关系网提供一点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许多盲目涌入广东一带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机会，又返回头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与此同时，不少城市的政府却开始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以保护城市失业者的饭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实行"上岗证"，许多粗壮工种的工作机会都要凭市政府批准颁发的"上岗证"才能就职。显然，农民进程打工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应求。就总体而言，城市里能容纳的农民工数量已经接近饱和，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乡村难以维持生活，进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机会，如此就难以脱困了。

最后，也是最让人痛心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纪"和乡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统计数字，光看国内媒体的报道倾向，其实也能多少解读出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近几年来，媒体对"大好经济形势"的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和浙江东部、广东沿海，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最繁华的都市。如果单看这些报道，自然可以产生种种令人乐观的想象，诸如再有多少年中国将"赶上或超过"某某国之类。而关于内地农村的报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从偶尔透露出来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对农民的摊派负担非常沉重，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反而要亏本。至于农民因抗交摊派而与基层干部时常发生的冲突，在国内媒体上就极难得一见了。

如果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国际化的征兆也日益明显。对这数千万居民来说，新世纪似乎就意味着生活水平告别"小康"、与发达国家接轨，这自然令人向往，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体围绕着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编织出一幅"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图"，更是引得连台湾都有人羡慕起来。如果就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去理解中国的"新世纪"，就未免太偏颇了。

在上述的繁荣地区大约不过有数千万人口，中国不可能光靠这么一小块地域就带动全国经济，这些繁荣地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脸面"、"橱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地，特别是农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橱窗里的繁荣"的光。光是看内地中小城市居民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会发现，那里的民众恐怕完全看不见其个人前途上的"新世纪曙光"。在内地中小城镇，许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仗着物价低，每日勉强糊口还过得去，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儿女们的就业机会渺茫。放眼看去，当地企业都破败不堪，能在政府机关里谋个饭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别的奢想了。至于内地农村的境况，上面已经提到，多数农民正陷入一种新的经济困境。对他们来说，"橱窗里的繁荣"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种令人愤慨的刺激。而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里的新愿景时，大概也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困局的严重性，这样的都市愿景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种"橱窗"是没有"玻璃"的，当然也不可能把"橱窗里的繁荣"与"橱窗外的贫困"断然隔离开来。

今天中国的形象，似乎已经化约成少数都市的面貌了。外国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为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了。倘若中国人也以为如此，就不免有点孤陋寡闻、自欺欺人了。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新世纪中国的局势，广大的内地农村才反映出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时不能从八亿农村居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几千万居民身上，不仅是目光短浅，而且也误判大局，其实也绝非这些都市民众之福。

中国以前有过沉重的教训，现在又面临新的教训。转型中的农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为什么农民们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会得而复失？这个大题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系统深刻的答案。从总体上看，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又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政府本来负有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帮助贫困人口的使命。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对农民施惠的措施，而让少数都市居民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却接连不断。比如，最近为了增加内需又动用财政资源连续给城市居民中"吃皇粮的"人加薪。其实，日子确实过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粮"的人。问题在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八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这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

当人们谈论几大都市的"世纪新貌"时，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是给几大都市"锦上添花"吗？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产生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让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农村的穷孩子上学了。少花一点这样的都市投资，绝不至于就影响到这几个都市的繁华，无非是已经够亮丽的"橱窗"上少一道"光辉"而已。这样简单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它顾的不是"橱窗"和"脸面"的光鲜。农村既非"脸面"，又非政治上的"基础"，乡下人的困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过去几年中，每当提到增加收入时，首先想要照顾的是正项收入不差、额外收入和享受更多的政府官员，而贫困的八亿多农民就被"忘却"了；但提到扩大消费品销售时，就想到要让农民多花钱了，目的不是为了让农民过得好一些，而是要减少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库存。一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呼吁，要打开庞大的农村市场，让农民们多消费，这样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才有销路。而现实却是，几年来全国农民的人均消费品购买量一直在萎缩。现在，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七十多是卖给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城市居民的，其中购买力最强的又局限在那少数几个繁华都市；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农村居民只买得起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三十不到。当这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建议如何进一步挖农民们早已被掏空了的荷包时，却懒得去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多年来农村市场不但无法扩大，相反却正日益萎缩。中国部分学者的"都市偏倚"倾向其实是政府的相同倾向的反射，他们不但很少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贫困，甚至连农民贫困的原因都不去思考。这样，在新世纪里农村的前景就更不容乐观，也更让人担忧了。

"三农"问题的出路何在？

当然，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方向是发展农村经济。在这方面可以长篇大论地谈很多短期内无法见效的设想。现在写在种种文件上的措施，也很少有新鲜的，多半都是过去几年来国内学者反复提到过的，写进文件里也不止一回两回了。以往几年这类措施没能"立竿见影"，今后也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就会发挥神奇的功效。

眼前真应该立刻解决的，是别让农民过不下去。所以，或者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或者是减少农民的支出负担，或者两者齐举，总要有一些措施，农村的经济困局才能略有缓解。然而，到底有哪些可能性呢？

虽然中国在加入世贸的谈判中，坚持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其实，指望农产品补贴来保护农民的利益是有限的。首先是因为政府其实拿不出多少资金进行补贴；其次，在现行体制下，对农产品的补贴大部分最后都落到了垄断型国有商业系统的口袋里，实际上肥了供销社、粮食系统员工，而对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却补益不多。

那么，是否可能对农民减税呢？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皇帝为了减轻税赋，曾实行过各省轮流免赋的政策。1994年实行新的税制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时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结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拙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负担起养活基层官员们的责任。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然而，中央财政虽然收入比地方财政宽裕，但花在城市里、特别是都市里的钱更多，照样是捉襟见肘。目前，为了维持城市经济的繁荣并保住经济增长率不至于下降，中央财政连年举债，已经负债累累，根本无法再对广大中西部省份的农村提供更多的财政返还。政府在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方面其实已经无能为力了。

既然今后若干年内无法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政府也很难提出其他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那么，在农民不易增收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就成了一个缓解矛盾的重要环节。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三农"问题就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了，它直接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无济于事。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甚至也想象沿海繁华地区看齐，不但过上"小康"生活，还想告别"小康"、在新世纪里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既然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舍不得补贴，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消费水平。

例如，七、八十年代乡镇长们平时多住在办公地点的宿舍里，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当地或附近，步行或骑自行车就能回去；而现在全国的乡政府负责人九成居住在县城里，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为了乡镇长们"腿上的现代化"，全国农民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就填进去了。两年前《中国改革报》等报纸批评过这个问题，但似乎并未产生什么明显效果。

为了试图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去年中央政府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试行费改税后，断了基层干部以往的财路，以前通过摊派而捞进口袋里的钱现在入了国库，这就可能造成干部"生活水平的下降"。于是，一些地方的乡干部就故伎重演，新发明了非法的"人头税"等国税之外的"私税"，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非法收押不愿意交纳这种"私税"的农民。湖北某地也出现了按农民私宅面积非法开征所谓的"土地使用税"的恶例，结果逼得交不起"私税"的农民只好扒了自己的房子背井离乡而逃。

跳出"官逼民穷"的循环

目前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摊派和反摊派上的矛盾。农民的日子越艰难，对摊派的反弹也越大。于是，为了从农民家里搜刮到足以养活基层干部们的财物，许多乡政府专门养了类似于"二警察"的队伍，以便遭到反抗时能用强力制服农民。于是，在乡政府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基层的"循环"可以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摊派负担，将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显然，陷在这种"官逼民穷"的"循环"中，只会导致官民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矛盾和冲突则逐渐积累起来，朝着爆发点逼近。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从中不可能导出良性结果。

制止乱摊派的命令也好，试行"费改税"也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安抚手段，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彻底缓解农民沉重的不合理负担，只有从节流上着手，即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基层干部人数以及他们的开支数量。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回到1949年以前的乡村体制，彻底撤销乡村两级组织，由农民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减少农村基层庞大的靠摊派养活的干部数量，并同时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彻底减少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

现在，问题的实质已经浮上台面，对这一点，稍微了解一些农村情况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能否真正对农村的乱摊派实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却不是简单的事，这关系到农村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取消三级所有的体制、实行土地按户承包是一场重大的"革命"，那么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农村改革以来解放农民的第二场农村"革命"。这第二场"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场"革命"深刻得多，因为，它将首次触及到基层"吃皇粮"的干部的根本利益。在维护农民利益还是维护基层干部利益这个两难矛盾面前，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农村改革范文篇9

今日农民状况：富起来了还是越来越穷？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国通过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五十年代初时给了农民的土地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但土地的长期承包基本上巩固了农村的市场机制。随后，在农村流通体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进展并不大，而且过去五年来还时有反复。按照一些书斋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可惜，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问题不在于市场机制不灵，而在于市场机制的这只"看不见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现存的权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尝过改革甜头的农民重新置于被剥夺的可怜境地。

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近年来农村这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的状态正处在每况愈下、难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的收益明显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经济"已经逐渐消退，而政府转嫁社会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城市居民、特别是内地中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开始萎缩，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没有以往那么旺盛了。这直接造成了农产品价格连年走低。而另一方面，农民的种植成本却面临着垄断型工商企业的价格哄抬，种子、化肥、电、农药等的成本越来越高。结果，出现了种得越多、亏得越重的现象。而且，今后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再抬升的空间。最近农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其结论值得国人警醒。他发现，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农民指望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今后的收入增长，看来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国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坚持强调今后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延缓了中国加入世贸的进程。这个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早就列在申请世贸要解决问题的清单上，中国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关心这个问题，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担忧。即使中国能继续维持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尽量减少低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中国农民的种植业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显改观了。

其次，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统计局的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个"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这个"增长"的"收入"当中，其实包括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家中积存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由于近年来粮价一再下跌，农民收获的农产品如按政府规定的收购价格出售，将严重亏本。农民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如果把这种无法变现的收获剔除，农民来自农业的现金收入其实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进城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再次，乡镇企业开始萎缩。最近在国内出现了一股谈论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清议，似乎只要在乡村多建成一些新兴城镇，农村的萧条局面就能改观了。农民搬到城镇去从事非农行业的前提是乡村非农产业的加快发展。但是，近几年来，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兴旺一时的乡镇企业开始进入了收缩阶段，连年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数千万以往吸收过的劳动力。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

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象，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第四，进城打工的农民处境艰难。在内地的许多省份，进城打工成了农民养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劳力都得靠离乡打工来维持家计。而从整体上看，除了少数繁荣地区和都市外，多数内地城市的经济也并不妙，于是，出现了上亿农民争抢东部都市和少数繁荣地区工作机会的局面。近年来，农民春节后离乡外出寻找打工机会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离家上路，因为谁都想抢在别人面前争取到有限的工作机会。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对农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亿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农民工之间的乡亲关系网提供一点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许多盲目涌入广东一带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机会，又返回头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与此同时，不少城市的政府却开始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以保护城市失业者的饭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实行"上岗证"，许多粗壮工种的工作机会都要凭市政府批准颁发的"上岗证"才能就职。显然，农民进程打工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应求。就总体而言，城市里能容纳的农民工数量已经接近饱和，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乡村难以维持生活，进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机会，如此就难以脱困了。

最后，也是最让人痛心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纪"和乡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统计数字，光看国内媒体的报道倾向，其实也能多少解读出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近几年来，媒体对"大好经济形势"的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和浙江东部、广东沿海，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最繁华的都市。如果单看这些报道，自然可以产生种种令人乐观的想象，诸如再有多少年中国将"赶上或超过"某某国之类。而关于内地农村的报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从偶尔透露出来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对农民的摊派负担非常沉重，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反而要亏本。至于农民因抗交摊派而与基层干部时常发生的冲突，在国内媒体上就极难得一见了。

如果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国际化的征兆也日益明显。对这数千万居民来说，新世纪似乎就意味着生活水平告别"小康"、与发达国家接轨，这自然令人向往，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体围绕着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编织出一幅"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图"，更是引得连台湾都有人羡慕起来。如果就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去理解中国的"新世纪"，就未免太偏颇了。

在上述的繁荣地区大约不过有数千万人口，中国不可能光靠这么一小块地域就带动全国经济，这些繁荣地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脸面"、"橱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地，特别是农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橱窗里的繁荣"的光。光是看内地中小城市居民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会发现，那里的民众恐怕完全看不见其个人前途上的"新世纪曙光"。在内地中小城镇，许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仗着物价低，每日勉强糊口还过得去，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儿女们的就业机会渺茫。放眼看去，当地企业都破败不堪，能在政府机关里谋个饭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别的奢想了。至于内地农村的境况，上面已经提到，多数农民正陷入一种新的经济困境。对他们来说，"橱窗里的繁荣"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种令人愤慨的刺激。而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里的新愿景时，大概也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困局的严重性，这样的都市愿景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种"橱窗"是没有"玻璃"的，当然也不可能把"橱窗里的繁荣"与"橱窗外的贫困"断然隔离开来。

今天中国的形象，似乎已经化约成少数都市的面貌了。外国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为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了。倘若中国人也以为如此，就不免有点孤陋寡闻、自欺欺人了。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新世纪中国的局势，广大的内地农村才反映出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时不能从八亿农村居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几千万居民身上，不仅是目光短浅，而且也误判大局，其实也绝非这些都市民众之福。

中国以前有过沉重的教训，现在又面临新的教训。转型中的农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为什么农民们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会得而复失？这个大题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系统深刻的答案。从总体上看，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又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政府本来负有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帮助贫困人口的使命。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对农民施惠的措施，而让少数都市居民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却接连不断。比如，最近为了增加内需又动用财政资源连续给城市居民中"吃皇粮的"人加薪。其实，日子确实过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粮"的人。问题在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八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这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

当人们谈论几大都市的"世纪新貌"时，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是给几大都市"锦上添花"吗？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产生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让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农村的穷孩子上学了。少花一点这样的都市投资，绝不至于就影响到这几个都市的繁华，无非是已经够亮丽的"橱窗"上少一道"光辉"而已。这样简单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它顾的不是"橱窗"和"脸面"的光鲜。农村既非"脸面"，又

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象，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第四，进城打工的农民处境艰难。在内地的许多省份，进城打工成了农民养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劳力都得靠离乡打工来维持家计。而从整体上看，除了少数繁荣地区和都市外，多数内地城市的经济也并不妙，于是，出现了上亿农民争抢东部都市和少数繁荣地区工作机会的局面。近年来，农民春节后离乡外出寻找打工机会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离家上路，因为谁都想抢在别人面前争取到有限的工作机会。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对农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亿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农民工之间的乡亲关系网提供一点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许多盲目涌入广东一带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机会，又返回头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与此同时，不少城市的政府却开始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以保护城市失业者的饭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实行"上岗证"，许多粗壮工种的工作机会都要凭市政府批准颁发的"上岗证"才能就职。显然，农民进程打工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应求。就总体而言，城市里能容纳的农民工数量已经接近饱和，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乡村难以维持生活，进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机会，如此就难以脱困了。

最后，也是最让人痛心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纪"和乡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统计数字，光看国内媒体的报道倾向，其实也能多少解读出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近几年来，媒体对"大好经济形势"的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和浙江东部、广东沿海，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最繁华的都市。如果单看这些报道，自然可以产生种种令人乐观的想象，诸如再有多少年中国将"赶上或超过"某某国之类。而关于内地农村的报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从偶尔透露出来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对农民的摊派负担非常沉重，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反而要亏本。至于农民因抗交摊派而与基层干部时常发生的冲突，在国内媒体上就极难得一见了。

如果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国际化的征兆也日益明显。对这数千万居民来说，新世纪似乎就意味着生活水平告别"小康"、与发达国家接轨，这自然令人向往，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体围绕着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编织出一幅"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图"，更是引得连台湾都有人羡慕起来。如果就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去理解中国的"新世纪"，就未免太偏颇了。

在上述的繁荣地区大约不过有数千万人口，中国不可能光靠这么一小块地域就带动全国经济，这些繁荣地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脸面"、"橱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地，特别是农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橱窗里的繁荣"的光。光是看内地中小城市居民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会发现，那里的民众恐怕完全看不见其个人前途上的"新世纪曙光"。在内地中小城镇，许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仗着物价低，每日勉强糊口还过得去，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儿女们的就业机会渺茫。放眼看去，当地企业都破败不堪，能在政府机关里谋个饭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别的奢想了。至于内地农村的境况，上面已经提到，多数农民正陷入一种新的经济困境。对他们来说，"橱窗里的繁荣"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种令人愤慨的刺激。而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里的新愿景时，大概也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困局的严重性，这样的都市愿景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种"橱窗"是没有"玻璃"的，当然也不可能把"橱窗里的繁荣"与"橱窗外的贫困"断然隔离开来。

今天中国的形象，似乎已经化约成少数都市的面貌了。外国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为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了。倘若中国人也以为如此，就不免有点孤陋寡闻、自欺欺人了。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新世纪中国的局势，广大的内地农村才反映出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时不能从八亿农村居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几千万居民身上，不仅是目光短浅，而且也误判大局，其实也绝非这些都市民众之福。

中国以前有过沉重的教训，现在又面临新的教训。转型中的农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为什么农民们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会得而复失？这个大题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系统深刻的答案。从总体上看，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又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政府本来负有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帮助贫困人口的使命。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对农民施惠的措施，而让少数都市居民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却接连不断。比如，最近为了增加内需又动用财政资源连续给城市居民中"吃皇粮的"人加薪。其实，日子确实过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粮"的人。问题在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八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这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

当人们谈论几大都市的"世纪新貌"时，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是给几大都市"锦上添花"吗？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产生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让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农村的穷孩子上学了。少花一点这样的都市投资，绝不至于就影响到这几个都市的繁华，无非是已经够亮丽的"橱窗"上少一道"光辉"而已。这样简单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它顾的不是"橱窗"和"脸面"的光鲜。农村既非"脸面"，又

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减少农村基层庞大的靠摊派养活的干部数量，并同时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彻底减少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

现在，问题的实质已经浮上台面，对这一点，稍微了解一些农村情况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能否真正对农村的乱摊派实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却不是简单的事，这关系到农村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取消三级所有的体制、实行土地按户承包是一场重大的"革命"，那么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农村改革以来解放农民的第二场农村"革命"。这第二场"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场"革命"深刻得多，因为，它将首次触及到基层"吃皇粮"的干部的根本利益。在维护农民利益还是维护基层干部利益这个两难矛盾面前，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农村改革范文篇10

（一）农业的重要性

古今中外，农业在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些都形象地说明了每个人都必须消耗粮食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然而从目前来看，粮食也只能从农业耕种而收获。千百年来，农民躬耕于田地，为世界的亿万人口的生存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同时，农产品不仅仅只作为粮食来维持生命，还可以为工业提供生产资料，农村、农民还是输出劳动力与工业品消费的巨大市场，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这样评论农业：“可以恰当地说，城市的全部财富和生活资料都是从乡村获得的。”

可是仅仅有农民、农业还不足以满足世界的发展、还不足以满足人类的多方面的综合需求。于是重工业、轻工业、服务业也就相继产生并且迅猛发展。由于分工的不同、工种的不同、价值的差异、效益的区别，人们的经济收入自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差距，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相应地也具有了一定的差距。

随着工业的发展，随着服务业的兴旺，随着知识、信息产业、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这种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同时，这差距相应地也反映出农业的局限性、农村的落后、农民的贫穷。

（二）农村改革的现状

党和政府及时意识到了城乡差距日益加大这一点，不论是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三农政策的实施，还是到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不论是从河南的南街村到七里营小康村的建设，还是到当前天津推出的农民宅基地换商品房的举措，都是国家想方设法保持农业经济、改善农村落后状况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实际行动。与此相应地也取得了众人目睹的成就，一部分农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大多数农民的孩子也能够圆了上学梦。如此等等，无不感谢我们党及时的改革政策，无不感谢国家对农业、对农村、对农民的重视。

党的十七大报告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农村改革若干重大问题，也无不体现着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重视，无不体现着共产党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心。

南街村与七里营曾经是农村进行改革并进行小康村建设的很成功的事例，至于目前出现的一些局限性及发展状况不及其初期，则应是后来的管理或可持续发展工作不完善的缘故，但它本身在起初是很具有典型性的改革成功事例。

但与此相对的，农村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中也有很多效果不好的事例，其关键是没有理解究竟什么是城镇化，为什么要城镇化？仅仅把农民的土地收回、户口农转非、然后住上楼房就是城镇化了吗？仅仅这样就能实现城镇化的初衷、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了吗？显然不是，由当前某些所谓的城镇化后的“新农村”的状况便可以了解。比如濮阳市区的个别农村城镇化以后，没了土地，虽然户口农转非，但对于没有知识、没有致富项目、更没有工作的“新市民”来说，吃饭、花钱等问题亟待解决。

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农村改革

（一）关于科学发展观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世界万物都是普遍联系并且在永恒变化着的，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可是关于发展的问题历来又有不同的观点。面对世界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面对物质不丰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及时地、务实地、创新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发展观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的态度对待事物的发展规律、利用规律、解决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就农业而言，科学发展观要求既要从它本身可持续发展，又要与工业、服务业、科学技术等协调发展，还要以“农民”为本，时刻牢记把农民的生活改善好，把农民的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上去。

从实质上说，现在的农民急需的并不仅仅是住上楼房，也不是转为城市户口。他们也许一时羡慕城里人楼居洋房的舒适、车来车往的便利，但他们应该知道那些是需要花费几十万、几百万元人民币才能买得到，而且也仅有70年的产权期限，而不像自己祖祖辈辈可以居住的宅基地；他们应该也知道人、车川流不息的城市里空气污浊、环境污染严重，城市中的生活成本需要城里人不停地更新知识、不停地工作才能弥补得上。

（二）农村改革的措施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要想真正改善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不是简单地将户口农转非、将土地收回、将宅基地换成楼房就完事了，因为这只是表面化、形式化、机械化地理解城镇化建设、理解支持三农政策。农村改革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1、继续种植耕地，提高农业的工业化程度。耕地是农民养家糊口的源泉、更是全国人民维持生命的必备物质，没了粮食，世人该如何生存？目前物价上涨如此迅猛，即使是有经济收入的城市人都开始计算着吃饭了，更何况农民呢？再者，拥有大量耕地，拥有大量农民，并不表示国家贫穷，耕地与农民不是衡量一个国家贫穷与富裕的标准。以美国为例，先进的、工业化的农业管理使农场主富裕悠闲，而美国这个拥有大量耕地与农场主的国家仍然是非常发达、仍然是世界首富。因此，我们需要培养高素质、负责任的基层领导干部，要切实贯彻落实农业补贴政策，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支持科技兴农，“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大力提高农业的工业化生产程度，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而不应该是相反地，盲目地进行虚无飘渺的形式化的、无形变相剥夺农民土地的、不解决根本问题的城镇化。

2、有效利用乡镇资源、发展旅游业。在当前的中国，真正富裕起来也只是部分城市、部分地区、部分人，其他的大多数人也还只是仅仅聊以生计，因此，不能说一味鼓励农民工涌向本来就有很多下岗失业工人的拥挤的城市就一定是良策，也不能说本来城市人还住不起房、更买不起房的时候却安置城里的农民工就一定是善举。相应地，我们应该利用城里人繁忙劳苦、身心俱疲的时候想享受大自然、想体会田园生活的契机，在乡村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旅游风景，提供这样的休闲度假场地，让他们把钱合法、自愿、合情、合理地送到农村。这样一来，农村发展了经济，生活得到了改善；城里人愉悦了心情，回去工作也精神了。如此达到一举两得的双赢效果。

3、招商引资、兴办特色企业。目前大城市由于人口聚集，地值房价昂贵，生产成本较高，市场趋向饱和，很多地区、很多企业正在考虑产业转移，农村应该抓住这样的大好机会，详细考察、认真评估，利用自己的地产、劳动力优势招商引资，一方面有效利用了农业闲置的土地，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开阔了当地农民的视野，扩大了当地农民的知识范围，从而为将来的可持续奠定了有利基础。

4、强化职业技术、优化知识结构。当地政府应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严格管理各类培训班、职业技术学校、高等院校等，结合全国、本省、本地等知识经济的更新与需求，及时地调整、优化知识结构，为国家、当地企业输入合格的、优秀的、符合实际需求的各类人才。知识就是资本，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可以利用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拥有先进的科学知识、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有希望改善农村的落后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全民素质。

三、农村改革的展望及其局限性

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全民生活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与无尚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制定各项政策的优先出发点与最终归宿。通过党中央、各级政府及全民竭尽全力的工作，结合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状况的改善，农民生活的提高必将有着光明的前景。

但是，这种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国农村范围广大，农村人口众多，在改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会有很多障碍需要消除，这就需要有党中央的英明政策，更需要各级政府与基层领导干部的贯彻落实、务实工作，还需要农民的大力配合，城市的适当援助。只有全民上下一条心，才能缩短农村改革的进程，才能摆脱落后的状况，才能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与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