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权益范文10篇

民事权益范文篇1

关键词：胎儿民事权利能力

一、我国民法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一）我国现行民法中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认为胎儿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的。

（二）出生的判断

出生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始期。出生须具备“出”与“生”两个要件。“出”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而成为独立体，至于出的原因（分娩或是流产等）、方式（自然产或是人工产）均在所不问；“生”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后须保持生命，但时间长短在所不问。如果未脱离母体则未出生，如离开母体前或离开时未存活则为死胎，这两种情况均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只要其离开母体存活，则不问时间长短均为“出生”，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简言之，胎儿完全脱离母体，独立存在且能独立呼吸就算出生。

（三）我国法律中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与实践的矛盾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生与否的判断往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时间以户籍登记或医院出生证为准，一方面可能造成法律上的出生与实际出生不一致，使实际上已经出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户籍登记或取得出生证的孩子在此期间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若胎儿在出生前、出生过程中，或者出生后办理户籍登记或者出生证明之前，遭受直接或者间接损害，也必然因权利能力障碍而不能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获得法律保护。由于我国法律否认胎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承认胎儿的人身权利，也缺乏对侵害胎儿利益的行为进行禁止和制裁的相关条款。因此，如何防范胎儿人身利益被非法侵害、如何对受损害的胎儿利益进行法律救济以及处理侵害人等重大问题，就成为法律的一大盲区。

二、我国民法中胎儿的应有定位

杨立新教授提出了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即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的人身法益，给予延伸的民法保护。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立论的基本思想是：在现代**观念的指导下，以维护自然人统一、完整的人身利益为基本目的，追求创造、保护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其基本要点是：

第一，自然人在其出生前和死亡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法律规定，自然人之所以享有人身权利，是因为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在事实上，在自然人取得民事权利能力之前和终止之后，就已经或者继续存在某些人身利益，这些人身利益都与该主体在作为主体存在期间的人身利益相联系，这些人身法益虽然与自然人的人身权利有所不同，但是维护这些人身法益对于维护该主体的法律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先期的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先期人身法益、人身权利与延续人身法益一起，前后相续，一脉相承，不可或缺，都应当进行法律保护。在对人身权益进行保护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保护，就必然导致自然人人格利益保护的残缺，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就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

第三，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先期的以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为中心，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保护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人身法益。没有对人身权利的保护，自然人就丧失了最基本的法律人格，丧失了**；但是如果法律仅仅保护人身权利而不保护自然人诞生前和消灭后人身法益，同样会使自然人丧失完整的法律人格，丧失基本的**。只有全面保护人身权利和人身法益，才能够维护自然人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建立社会统一的价值观，维护社会利益。

三、胎儿侵权损害发生的主要情形

在实践中，因胎儿损害赔偿而引发的案例日渐增多，就其发生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胎儿在受孕期间，母亲受到机械性损伤或重大精神创伤，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2.由于环境严重污染致父母的生殖遗传功能受损，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3.由于母亲接受错误的医疗诊断或者治疗，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4.由于母亲服用某种药品，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5.胎儿父亲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致使婴儿出生后其抚养权受到侵害；6.因其他原因损害到胎儿未来的利益。上述所列举的仅是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损害胎儿利益的情形，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改变，还会有新的侵权行为出现。公务员之家

四、生命学的探讨

人类社会是由人的生命个体组成的，从根本上说，一切法律所调整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就是自然人的利益；而一切人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首先建立在生命的生存权上，其他一切政治、生活、劳动、经济权利全部依赖于这个基础。对于生命权的探讨不仅仅是法理上问题，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关于哲学、人类伦理等诸多方面广泛而又复杂的难点。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胎儿具有了人的完整性，如果简单认定出生是主体生成的起点，这无疑是违背科学的。从法律精神的角度来看，法律维持的是公平，保护的更多方面还是那些遭受不公平的人类中的弱小无助部分。如我国法律保护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原则。这样看来，法律忽视对人类出生前的保护，这是与其精神相悖的。既然儿童和未成年人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未出生的人就更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他是所有人类诞生的先期阶段。联系我们的当前国情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意识，法律对于生命权的模糊认识自然有着许多的理由。

参考文献：

佟柔.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

民事权益范文篇2

一、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现状

从1980年到1996年，我国先后修改、修订、补充和新出台的《婚姻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教师法》、《劳动法》、《母婴保健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都有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款，这些法律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共同构成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实施全面、系统的法律保护网络。其中关于我国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主要是现行《民法通则》中的相关内容。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感到，在现行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中，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使原则、离婚后应当如何依法履行监护权利，以及如何处理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在履行监护权利的过程中遇到影响其正常行使监护权的问题等，均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双方对离婚时子女监护权归属及离婚后因未成年子女监护发生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有的甚至还因此引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成为社会和家庭生活的不稳定因素。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因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法规可依据，在处理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往往结果各异。如果对以上问题处理不好，势必会造成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最终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

涉及未成年人产生的纠纷，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目前的法规不完善，立法滞后等原因造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归属及如何监护等无明文规定。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9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据此表明，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的权利义务（教育、管教、保护均为监护内容之一），均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但由于父母离婚，父母双方已不能同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父母对子女监护权的行使及其他权利义务和抚养义务的履行方式上会有所变化，父母面临决定子女监护权的归属及行使方式问题，即子女监护权归属于父母双方行使或一方行使及如何行使的问题。从以上法条可推知，我国法律主张由离婚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子女监护权。这样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离婚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其未能反映出父母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监护所具有的特殊性，即未成年子女只能随一方共同生活的特点。由于现实中各种因素的制约，造成未与子女生活的一方无法行使监护权：一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与子女共同生活，无法进行具体的随时哺育、教育、监管，也无法承担责任；二是离婚父母一方因种种原因如职业、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条件及再婚等，愿意在离婚后停止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三是易引起纠纷，离婚后一律赋予双方均有监护权，这样离婚的父母对子女抚养问题因意见不一致，而发生矛盾和纠纷的情况常有发生，只好诉到法院，这样极不利于子女的教育成长。而立法有关监护权只采用双方行使原则的规定，是导致上述情况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缺乏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规定。虽然我国法律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中含有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探视的权利，但对这种权利如何行使、如何保护及其内容，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法院只能根据父母的经济情况、生活环境，判决子女随条件较好的一方生活，而对子女来说仅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是不够的。在审理中发现，离婚后有的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以种种理由拒绝对方探视子女，对方不能与子女见面，更谈不上对子女履行教育、监督、保护等监护权利义务；而有的与子女分居的离婚父母一方，频繁看望子女，影响到双方及子女的正常生活；有的因双方对探视子女的方式、时间地点、周期等与对方发生矛盾；在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或是侵害他人民事权利引起诉争时，双方产生矛盾，如未成年人父母作为法定人进行诉讼时，因如何处分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双方产生相反意见而发生矛盾等。对上述种种产生诉讼的情况，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监护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情况使离婚父母之间发生纠纷，既增加讼累，也影响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身心健康成长。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官了民不了的情况，即当事人在法院的民事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当事人之间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产生的纠纷，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从而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协议离婚程序简单，草率离婚现象增多。据北京市海淀区工读学校统计，1／3的学生是离异家庭的子女。离婚对于未成年子女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因夫妻协议离婚行政程序过于简单，双方对子女的抚养未予明确的确定，甚至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调解中，考虑更多的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而忽略了子女的利益。

（四）未成年人抚养费标准难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规定：“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负担，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定。”在具体操作上，《意见》又作山规定：“即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比例给付。负担二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按此规定，确定抚育费数额应以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给付能力和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为前提，这对有固定收入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有固定收入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来说，法院只要参照《意见》的规定即容易操作，当事人对此已无争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单位效益的波动，职工收入的增减，《意见》规定的尺度就难以掌握，部分单位效益差，只发给职工基本生活费，部分单位工资、奖金跟效益挂钩，收入波动幅度大。另外还存在着高收入阶层子女抚育费的确定，是否仍按《意见》规定的标准，以及个体经营者或”下海“经商者隐形收入更难确定等问题，如果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不加以研究和解决就难以切实运用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因有关对抚育费内容未作具体规定，双方对子女负担的费用上产生争议。对于子女入学投资费（资助费）如何分担，及随着私立学校、自费学校增多，这些学校不仅要交公费还要增加额外的赞助费或自费上学费用。法院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也存在争议。

（五）在赔偿案件中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难以认定。由于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殊性，成年之前基本是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其致人损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给予赔偿。该司法解释为处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学期间的致人损害类纠纷提供了适用依据。但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就学期间的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由于上述条文并未明确学校与监护人之间内部责任如何分担，各自所应承担份额或比例大小，仅规定学校有过错的，应适当给予赔偿，对受害人保护不利，从而亦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

（六）未成年人受家庭成员伤害的情况难以处理。因受传统的封建家长制的影响，家长在家庭中的权威性胜过法律，子女始终被视为家长的财产，家长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家长虐待未成年子女，甚至致伤致残，异姓旁人不愿插手，“官不管，民不究”。虽说我国目前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但在家庭保护这一环节上相关的规定过于概括，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同时也未设立专门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监督工作，因此难以约束监护人的行为。

造成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很多，但关键在于我国法制还不完善。因此，要使未成年人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必须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三、完善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若干建议

（一）增加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单方行使原则。

在父母离婚时，将抚养子女的一方确定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赋予另一方对子女抚养与教育的监督权（即探视权），在抚养子女一方不履行监护职责时，另一方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原裁决，由自己来担任监护人，抚养子女。从世界各国立法看，离婚时兼采取一方行使监护权的很多，如法国民法典1987年改为：“于父母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下，法官在听取父母意见后，决定由父母双方共同或一方单独行使亲权。”我国香港特区的未成年人《监护条例》中规定，父母离婚时，可以确定未成年子女归哪一方监护。一方监护，不影响另一方对子女履行抚养义务和享有探视的权利。因此，在确定离婚父母谁为未成年子女监护人时，我们认为应明确以下内容：

（1）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则下，依父母协商决定监护权由父母一方单独或双方共同行使，如由双方共同行使监护权的应以书面形式认定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以何种形式参与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

（2）如果父母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据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原则判决。

（3）如果父母达成的关于子女监护权协议不利于子女的，人民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本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未成年人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请求或依职权改定。

（二）明确规定关于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确认原则。

立法在明文规定由父母何方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时，应考虑基本情形及便于审判人员执法操作。既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又可指导离婚双方依法处理其监护权行使问题，减少诉争和讼累，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根据最高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中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结合司法实践可增加规定为：离婚时，法院在确定监护权归属父母何方行使时，应根据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抚养成长的原则，综合考虑以下情形：1子女的年龄、性别、人数及健康状况；210周岁以上子女对父母的选择愿望、人格发展需要及子女生活环境、学习环境；3父母在监护权行使上的愿望及其对子女的感情状况；4父母的思想品德、职业、住房、经济条件、健康状况、照料子女的特殊情形；5父母一方或其近亲属有无优先行使监护权的特殊情形；6未成年子女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意见。

（三）增设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制度。

现代社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明确规定，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或未行使监护权的父母一方，有权同子女来往和有权探视子女并进一步规定具体内容及限制条件，如：《德国民法典》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保留与子女个人交往权，请求告知子女的个人情况权（以符合子女的利益为限）及对子女财产利益必要时承担财产照顾权之全部或一部；还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和人身照顾权人不得为任何损害子女与他人的关系或造成教育困难的事由。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体现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应增补关于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立法，可考虑增加以下内容：

一是确定探视权人范围。考虑到目前我国已有一些虽未离婚，但因感情不和事实上分居的夫妻，其中与子女分居的一方事实已停止行使监护权，所以探视权人还应包括，因夫妻分居未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父母一方。

二是确定探视权的内容。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原则出发，停止行使监护权一方，除对子女有探视权或交往权外，还应享有参与教育子女权，监督子女抚养权等，以防止对方滥用监护权，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三是对如何探视子女及探视子女的方式，时间、地点、周期、能否与子女短时期共同生活（包括周末、节假日、寒暑假）等，有原则性规定。对此离婚双方应达成书面协议，规定以何种方式适当履行对子女的上述权利。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利益判决。

四是制定一系列相应的保护措施。对不具有探视资格的人，如可能伤害被探视人的精神病患者，以及有故意伤害其子女的应从法律上剥夺其探视权，对一方探视权行使可能妨碍对子女的正常教育或对子女产生不良影响时，则法院可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其与子女的交往。

五是在刑法和治安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明确对侵犯一方探视权或另一方监护权的行为的制裁措施。对离婚后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拒不执行法院裁判，以暴力等非法手段从对方家中或幼托学校及其他场所强行抢（接）走未成年子女，使子女脱离对方监护范围的行为，有关法律应明确规定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对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故刁难，阻挠或拒绝对方当事人按照法律文书的规定行使探视子女的行为，或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将子女藏匿，使他人较长时期见不到子女的，有关法律也应作山明确的制裁措施。对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父母一方或双方故意不履行监护权利或义务，造成子女生活或学习受到重大影响的，如无固定住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无法接受正常的义务教育，或身心受到严重侵害的，有关法律法规也应明确应当由有关机关作为其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四）严格规范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协议离婚制度。

（1）实行离异程序的分级管理。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离异，须经诉讼程序，而不适用行政登记协议离婚程序。对于夫妻一方在狱中服刑5年以上或被法院宣告为失踪的人，对方可适用行政程序离婚，而不受子女是否为未成年人的限制。尽管协议离婚更能体现当事人的自由离婚意志，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十多个国家确立了协议离婚制度。法院要求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通过诉讼程序离婚，可以保障法官有效行使调解手段来改善夫妻关系，争取弥合夫妻的婚姻裂痕；有缓冲期使得当事人“冷处理”相互的矛盾，慎重考虑何去何从；即使婚姻关系破裂已无可挽回的夫妻，在法官的主持和裁判一下，不纠缠婚姻破裂细节，心平气和地达成有利于充分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的、能够有效执行的离婚调解协议，也是极为必要的。

（2）无论行政或诉讼程序离婚，均须给当事人设立1个月的慎重考虑期。离婚不仅改变了当事人的夫妻身份，而且改变了子女亲权的行使方式，因而应慎重行使。在立法技术上，很多国家规定了当事人在申请登记离婚后，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考虑期，以使其理智冷静且慎重地考虑离婚行为的后果。在双方达成协议时，父或母均无权拒绝对方给付子女抚育费。

（3）对于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在协议随何方生活时，也应征求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虽系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在其行为能力范围内有准确的表达随父还是随母的意愿，也有一定的识别能力，故应尊重他们的选择，保护其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利。因此，《意见》有关“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发生争执时应考虑子女的意见”的规定，只限于父母对该问题发生争执时行使是不全面的。即使达成协议也不排除父母在协议时带有个人“急于离婚”或“惩治对方”等目的，故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应明确夫妻离婚时对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子女随何方抚养问题上均应征求该子女的意见。

（五）提高有关抚育费标准。

一是应明确抚育费内容，不仅包括《婚姻法》规定的基本抚育费，还应包括子女入学赞助费等正常的教育费。

二是当事人可以在离婚调解协议书中约定，一方不遵守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未成年子女抚育费给付及住房腾退等协议时，应承担支付一定数额违约金的民事责任。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庭可予以强制执行。

三是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中应分出一部分作为抚养子女的保证基金。有关法律只在夫妻财产均分时考虑到子女住房等利益，但对父母离婚后因突发事件又如何解决抚养费问题，法院并无明确规定。所以保证基金可以在发生上述情况时维持未成年子女利益。

四是明确“月总收入”的范围。应包括：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职务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以及属于企业单位职工的浮动工资。在确定收入数额上可参照以下标准：

（1）对收入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波动不大，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收入会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可以按照最高法院《意见》判决按月收入百分比给付，这不仅防止了今后物价上涨形成新的要求增加抚育费，减少诉累，而且在实际执行中也容易掌握，所在单位按法律文书确定的百分比每月从职工工资中代扣给抚育方。

（2）对个体经营者以及其他隐形收入较大，诉讼时一方对另一方的收入不能举证，法院又难以查明真正收入的，应当尽量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根据夫妻双方上年总收入确定一方的收入或参照同行业的年总收入，再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比例判决，但最高数额不得高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一倍，对经营亏本的，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给付。

（3）对单位效益不佳，企业面临倒闭，单位只发生活费的，如一方从事第三产业，收入又无从查实，可比照档案工资，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比例判决确定数额；对不参与第三产业的，可参照其基本工资，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百分比判决给付，比例高于当地生活水平的，按比例给付，比例低于当地生活水平的，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给付。

（4）对单位效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而浮动的，可按照意见规定的百分比判决给付，由单位按照其每月所拿工资、奖金从中代扣。效益好的，父母一方收入增加，子女的抚育费也相应提高；效益差的，下浮工资拿不到，也不影响子女必要的生活教育费。

民事权益范文篇3

摘要:目前我国民法对胎儿的民事权利的立法忽视导致目前许多涉及胎儿合法权利的案件得不到法律的有力支持,这一情况与我国追求现代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完善对胎儿民事权利的有效立法保护应是我国目前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胎儿民事权利民法

民事权利是指民事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依法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要谈保护胎儿的民事权利,就必须首先从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说起。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从而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自然人只有在具备了民事权利能力的情况下,才被真正认为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才真正开始享有民事权利。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了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起始的时间是“始于出生”。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胎儿是否就是民事权利的当然否定主体?

一、我国胎儿民事权利立法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胎儿的民事权利的立法保护只体现在《继承法》第28条,该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可见,法律保护的范围还仅仅局限在一个相当狭小的范围内。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保护就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精神了呢?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中曾有这样一个案例:2001年的7月27日傍晚,当时已经怀有6个多月身孕的裴红霞在散步时被后面驶来的一辆摩托车撞到了肚子。她看清骑摩托车的是自己楼下的邻居钱明伟。于是,两人发生了争吵。由于没有太多的医学知识,吵完之后,裴红霞没有多想,仍旧继续散步,可到了当天晚上,下身便开始有少量的水流出。7月29日凌晨5点,裴红霞被紧急送往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后,被诊断为胎膜早破先兆早产,并进行抗炎保胎。8月8日,裴红霞被迫提前两个月早产了女儿吴佩颖。在出生医学证明书上,孩子的健康状况被评为差,体重只有2公斤。作为早产儿的小佩颖的身体将来能否发育正常,就必须需要家里人长年的精心护理,补充营养来预防早产儿的各种并发症,度过一段成长发育期,直到孩子完全发育成熟并一切正常为止。这不仅仅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负担,而且也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后,由于经济困难,孩子只好出院回家。裴红霞一家人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完全是因为那天被撞造成的,而当初撞人的钱明伟却再也没有露面。于是,在律师的帮助下,刚出生33天的小佩颖当上了原告,和其父母一起要求赔偿孩子的生命健康权伤害费、医药费、护理费及其父母的精神损失费共计6.3万元。庭审过程中,由于在事件发生时,吴佩颖尚在母体中,能否成为诉讼主体成为本案争论的焦点问题。最终,法院认为当时孩子未出生,在目前法律框架下,不具有法律的人的身份,她的利益只能通过母亲的名义得到保护,判决被告赔付裴红霞医药费等经济损失5455元,其余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从以上案例中不难发现,法律的不完善,不仅给法庭审理案件带来了困难,而且使胎儿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有力保护。胎儿是自然人发育的必经阶段,对胎儿的民事权利置之不理,这显然有悖于整个社会人权的进步,也有悖于民法以人为本的法律传统。

二、其他国家对胎儿民事权利的立法保护

早在罗马法时期,著名法学家保罗就提出:“当涉及胎儿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像活人一样被对待,尽管在他出生以前这对他毫无裨益。”这种法律的精神一直被一些国家和地区传承至今,但立法的方式不尽相同。

(一)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溯及取得民事权利能力

《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项规定:出生之前的胎儿,以活着出生为条件,有权利能力。《匈牙利民法典》规定:人如果活着出生,其权利能力从受孕时起算。这种立法的方法可以对胎儿的民事权利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但也有明显的弊端,因为总括的给予权利能力,在保护的同时,也使胎儿可能成为民事义务的主体,在现实的法律应用过程中很可能会改变立法的初衷,将胎儿置于不利的境地。

(二)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在某些事项中有民事权利

《德国民法典》规定胎儿在继承(第1923条)、抚养人被杀时(第844条)视为已经出生,可以享有民事权利。《法国民法典》规定了胎儿在接受赠予方面的民事权利。《日本民法典》规定胎儿在继承(第886条)、认领(第783条)、损害赔偿(第721条)方面视为出生。我国《继承法》第28条的规定也是如此。这种立法方式针对性很强,容易操作,当同时具体的列举胎儿民事权力范围容易遗漏,难以给予胎儿严密的保护。

(三)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对其利益的保护上视为已出生

这是一种附条件的保护立法方式。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已出生。”这种保护方式,明确了在关于胎儿个人利益保护时,才视为出生,排除了胎儿作为义务主体的可能。同时,又可在胎儿民事权利保护需要的情况下,给予胎儿必要的民事权利,为胎儿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立法保护。无疑,这样的立法保护方式,是我国民法所需要借鉴的。

三、胎儿民事权利的范围

笔者并不主张对胎儿的民事权利保护完全等同于活着的自然人,而应该就保护的范围进行一下探讨,以避免我国立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健康权

健康权是指人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保持其躯体生理机能正常和精神状态完满的权利。但由于胎儿的精神状态很难评估,因此,笔者认为胎儿的健康权是指在母体中时所享有的生理机能正常发育的权利。

胎儿在母体之中,仍会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外界侵害,而使健康权受损,如环境污染、劣质食品药品、机械性损伤等等。健康权作为胎儿的一种可期待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有观点认为,胎儿必然依赖于母体的存在,当健康受损时,母亲有权以侵害人身权为由要求损害赔偿,因此再规定胎儿的健康权保护是画蛇添足。但不能忽略的是,胎儿尚在母体,健康的受损状况无法确定,只有在其出生后才能确定。

由此可见,对胎儿的健康权保护很有现实意义。许多国家的民法和判例也都认为在胎儿的健康权受到损害时,应当视胎儿为自然人。英国有一个判例法,阐明一母亲怀孕时服用某种药物,由于该种药物可直接导致胎儿成长后患乳腺癌,该胎儿出生成人患病后,起诉制药厂索赔,获得胜诉。

(二)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

当胎儿在出生之前应该在以后成为抚养人的人受害死亡后,胎儿是否可以有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也应该是完善民事立法中要考虑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认为是“依靠受害人实际扶养而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由此可见,胎儿并不包括在“死者生前抚养的人”的范围之内,也就不在抚养权损害赔偿权人之内。

但现实中,不可忽视的是被抚养权,胎儿在其出生前,已经事实上存在了。胎儿未来的抚养人受害死亡,胎儿出生之后的被抚养权就被非法剥夺、被损害了,立法中不支持这样的索赔权,就明显不利于孩子以后的成长和教育。法律应当保护胎儿的这种出生后的被抚养权利,胎儿应列为间接受害人,享有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笔者建议,应对胎儿的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做出明确而具体的立法规定。基于胎儿出生时有可能是死胎,具体的赔偿,应从胎儿出生为活体之后计算赔付,是死胎的,不予赔偿。

(三)继承权

我国现行立法对胎儿的继承权益作了规定。根据1985年4月颁布的《继承法》第28条的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保留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同年颁布《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应当为胎儿保留的份额,未保留的,应从继承的遗产中扣回,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其继承人继承,如胎儿出生时就是死体的,由继承人继承。这些规定具体而明确的确认了胎儿以身份享有的财产权益——继承权益。这些立法规定,应该继续保持。

(四)纯利益获得权

现实生活中,胎儿在未出生之前,仍然有许多机会可以获得没有对价的纯利益,如遗赠、赠与、保险受益人等等。对于这些胎儿出生以后无需承担任何义务的利益,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的精神来进行立法,制定出相应的保护胎儿纯利益获得权的法规。胎儿未来的法定监护人不得拒绝代替胎儿接受权益,也不得损害胎儿的任何合法权益。当然,如果胎儿最终未成活,那么这些利益则应该返还,原监护人不得占为己有。如果胎儿在出生之后夭折的,则应将这些利益作为婴儿的遗产进行处理。

综上所诉,对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是对自然人民事权利保护的延伸和拓展,将势必体现出在现实生活中,我国民法对人的重视和关怀。我国目前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不应忽视对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问题。

参考文献:

[1][意]彼得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李阳春,李智良.论胎儿利益的总括保护主义[J].当代法学,2003,(10).

[3]付翠英.论胎儿的民事法律地位[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

民事权益范文篇4

论文摘要：人死后是否还享有权利，是否还有人格利益，我国现行法律保护的是死者人格利益，还是生者身份权益。通过探讨案例，解释法条，分析和评价死者权利保护说、死者法益保护说、延伸保护说及近亲属权利保护说等理论观点，认为近亲属权利保护说较为科学，并从我国现实情况、相关法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一、问题之提起

案例: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n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晚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例提出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案件，并由此引发最高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最高院在批复中，明确了对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并认为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没有再提到死者的名誉权受保护，而改称为死者的名誉受侵害时的保护。认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就是说，死者的名誉受侵害，由其近亲属来加以保护。从该条文理解，既可以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即: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可以认为法律保护因为死者名誉受损而受到损害的死者近亲属，即: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可见，当时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把握，只好模糊处理。笔者认为，死者既然已死，还能像活人一样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评价?还会有利益的损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侵害死者的名誉其损害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造成死者的近亲属身份利益的损害，尤其是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的损害。

关于精神利益损害，我国立法于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1)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3)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该司法解释认为，被侵犯的不仅仅是死者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其近亲属的人格利益，是死者亲属自身的权利受侵害而造成精神痛苦，并得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人身权领域，“造成精神损害”并非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而是在侵犯了某种人身权并进而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讨论是否以及如何赔偿该精神损害的问题。所以，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说明死者亲属的何种人身权受到了侵害，是一个重大缺陷，也造成了解释上和理论上的困扰。但该司法解释至少肯定了这么一个观点，即:对死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身体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人格尊严的侵害;对死者人格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生者的人格利益和尊严。这不得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2005年由王利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及立法理由》在人格编第386条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作了这样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死亡后，其遗体受法律保护。禁止对遗体、骨灰进行侮辱和损害。死者的人格利益，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权进行保护。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其他近亲属有权进行保护。该规定告诉我们二个观点，第一观点是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死者的遗体受法律保护;第二观点是死者的人格利益，由其近亲属加以保护。死者近亲属在该侵权案件中作为诉讼权利主体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诉讼权利主体保护的客体是死者的人格利益，还是亲属的身份权益，仍存在模糊的概念，学理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二、各种学术观点介绍和评价

(一)死者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仍可以继续享有某些人身权。如有的认为，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仍部分继续存在，如死者名誉权。闭有的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即尽管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但自然人仍然可以在死后享有某些民事权利。

该观点认为，死者可以成为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人身权、隐私权的权利主体，直接受法律保护，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法律规定死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当其死后自然就不再享有权利。民事权利能力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这种资格意味着可能性，即具有了民事权利能力才存在取得具体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可能性。反过来说，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就没有这种资格，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具体的民事权利或者义务。反而推之，如果确定某项民事权利由某个主体享有，则该主体必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是无法成立的。在英国和美国的侵权法上，就不存在对死者权利保护的问题，只有受害人为活人的情况下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才可能构成。

(二)死者法益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不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享有人身权。对死者，法律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权利。法律不仅仅保护权利，而且还保护超出权利范围的合法权益，保护死者的法益，这不仅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死者名誉应该作为一种合法利益而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

该观点认为，对死者生前人格权进行保护，法律所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死者的权利，死者不可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更不可能享有权利。但因为人格权中有社会利益因素，法律有必要对此进行保护。该利益受他人侵害，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侵犯社会公益、违反社会道德，并造成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因此，其近亲属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观点阐述了与权利能力理论相分离而独立存在的“法益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回避了我们所争议的死者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以求得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为可取。但笔者认为，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首先，“法益”概念较模糊、抽象，与法条本身的严谨性不符，不宜为法律条文所用;其次，该学说理论不利于实践操作，可能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大;最后，侵害死者“法益”，是造成死者近亲属的精神痛苦，保护死者“法益”，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既如此，确立了近亲属身份权益，就无需再引进“法益”学说。

(三)延伸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死者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其生前享有权利的保护，在其死亡后延续一段时间转由死者的近亲属行使，其基本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建立在上述“法益说”基础上。

该观点认为，自然人死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延续人身法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一脉相承，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保护为中心，向后延伸，保护延续人身法益。其范围包括:延续名誉法益、延续肖像法益、延续身体法益、延续隐私法益、延续姓名法益、延续荣誉法益、延续亲属法益。笔者同样认为此观点不可取。

因为，从法律保护的目的来看，死者身体、姓名、名誉受侵害时，法律予以保护的不是死者人身权的延伸，而是对其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这其中以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为核心。因为自然人死后，他的权利义务便消失，而此时法律仍对他的姓名、名誉、隐私等权利进行保护，其目的显然不是针对死者。因为在死者身后，人间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对其已经毫无意义，此时的姓名、名誉、隐私和其他权利也不再是一种利益，也不可能成为其权利的客体。而此时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他的近亲属，是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同样，对死者尸体的保护，也是基于对死者的亲属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而不是对死者利益和权利的保护。死者在死后无利益可言，就好像其他物品自身不会有什么“利益”存在一样。假如死者生前立遗嘱对自身尸体的合法利用，不能说是死者在死后对其自身尸体权利的行使，只能说是将死者生前的利益，转化为其他近亲属的利益而加以保护，死者的近亲属是基于对死者生前的关切，有义务保护死者生前的愿望得以继续实现。如果死者生前没有留下如何处理自己尸体的遗嘱，非法利用尸体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权利客体则是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

(四)近亲属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一切人格权即告消灭。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根据公民通常的观念，死者的名誉、荣誉、隐私，往往影响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因此侵害死者名誉、荣誉、隐私等实际上就是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如果侵害，则其近亲属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向法院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要求侵权人直接对其承担侵权责任。还有学者指出，纯粹侵害死者名誉时，因为死者人格已不存在，所以不是侵权行为;如果侵害死者名誉导致死者遗属名誉受损，则属于侵害了遗属的名誉权;或者损害了遗属对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也侵害了遗属的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遗属均得请求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笔者赞成此观点。侵害死者人格权益，实质上是侵害了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

三、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所谓利益，无非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种价值关系。死者虽死，但其生前所留下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并不随死者故去而消灭，亦不发生继承归属新的权利主体。但由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会受到后人的不法侵害，并给其近亲属造成身份利益的损害，故而法律有必要对此利益加以保护，保护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免受非法侵害。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一)从我国现实情况分析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家庭出生，不同的亲属关系，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一直强调看待一个人不能注重其出身如何，但在社会上，人们的观念却难以改变。一个好的家庭出身可能会给一个人带来社会对他的尊重等无形利益;而不好的出身则可能带来一生的耻辱。一个基本的交往礼仪知识常常告诉我们，尊重一个人，就必须尊重其家属;如果不尊重一个人的家属，必然被看成是对某人人格尊严的冒犯。同样，一个家庭成员(包括已故亲人)的名誉受到侵害必然给近亲属带来羞辱，使近家属感到愤怒、屈辱并产生精神痛苦;同时，社会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也随之降低，这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如上述案例，荷花女的母亲陈氏，原本可以作为一个德艺俱佳的艺术家的母亲而受到社会尊重，现在因为其女儿在小说中被写成是有污点的艺人而倍受世人的蔑视，其母亲必然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被告行为严重侵犯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使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遭受损失。

(二)从我国现行相关法规分析

我国早期的《民法通则》对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没有做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明确了死者母亲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者名誉利益的保护扩展到死者的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的利益的保护，并指出，侵权行为，只有在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时，才可由其近亲属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可见，法律明确规定了，对死者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身份利益的直接侵害，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就是对生者身份利益的保护。侵害死者人格权的行为，破坏正常亲属身份关系，直接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造成其精神损害和亲属身份利益的丧失。故“近亲属的救济权是作为侵权行为的受害人由法院直接赋予，并不依赖于死者。”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倾向于采用近亲属利益保护说。

(三)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特殊性分析

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其近亲属身份权益的民事责任构成要件，除了要求具备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外，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该侵权责任的请求权主体只能是死者近亲属，即: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死者的近亲属基于自身的权利受到侵害而提出请求，包括身份利益丧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

第二，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具有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该行为主要以作为的方式表现，如:侮辱、诽谤、贬损、丑化等方式使用死者姓名、肖像，侵害死者名誉、荣誉;或者非法公布、非法利用死者隐私，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等行为。侵权行为人对侵权行为具有侵害其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如:为了营利，擅自使用死者姓名，利用死者肖像，损害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为了报复，恶意丑化死者，公开散布死者生前隐私，造成死者近亲属精神痛苦;为了使文章能吸引读者，故意编撰虚构情节，毁损死者名誉，造成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丧失、精神痛苦。

第三，侵权行为必须是侵害了死者名誉权、肖像权、身体权、隐私权、姓名权等，并造成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或身份利益损失的后果，该损失后果与侵权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通常情形下，死者名誉受损时，其近亲属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自身名誉权受损致使精神痛苦的法律后果，该观点为常人所接受。但是，使用死者的肖像、揭露死者的隐私，并不能同时造成死者近亲属自身肖像权、隐私权的损害。但使用死者肖像、揭露死者隐私、盗用死者姓名，却可能侵害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益，使其身份利益丧失，或精神利益损害。如使用死者肖像进行犯罪、从事不恰当活动，造成死者名誉下降，从而影响其近亲属声誉，使其近亲属身份权益受损，社会评价降低，产生精神痛苦，如此则构成侵权。如在医院的广告上使用死者(原患者)的肖像;将印有死者照片的墓碑作为墓碑石刻的广告宣传等，均构成对死者亲属身份权益的侵害。但如果某些行为侵犯了死者的人格利益，而对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却没有造成伤害，或者从社会一般观念来看是可容忍的，则不构成侵权。如某单位为了纪念某人，在单位工作场所仍保留其肖像并介绍之;为了纪念伟人，在书店里出售领袖画像等行为，均不构成对其近亲属的身份利益的侵害。可见，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是否受损，是该侵权责任构成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是否被侵害这一事实。

民事权益范文篇5

关键词：死者人格利益生者身份权益法律保护

一、问题之提起

案例: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n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晚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例提出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案件，并由此引发最高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最高院在批复中，明确了对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并认为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没有再提到死者的名誉权受保护，而改称为死者的名誉受侵害时的保护。认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就是说，死者的名誉受侵害，由其近亲属来加以保护。从该条文理解，既可以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即: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可以认为法律保护因为死者名誉受损而受到损害的死者近亲属，即: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可见，当时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把握，只好模糊处理。笔者认为，死者既然已死，还能像活人一样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评价?还会有利益的损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侵害死者的名誉其损害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造成死者的近亲属身份利益的损害，尤其是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的损害。

关于精神利益损害，我国立法于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1)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

(3)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该司法解释认为，被侵犯的不仅仅是死者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其近亲属的人格利益，是死者亲属自身的权利受侵害而造成精神痛苦，并得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人身权领域，“造成精神损害”并非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而是在侵犯了某种人身权并进而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讨论是否以及如何赔偿该精神损害的问题。所以，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说明死者亲属的何种人身权受到了侵害，是一个重大缺陷，也造成了解释上和理论上的困扰。但该司法解释至少肯定了这么一个观点，即:对死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身体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人格尊严的侵害;对死者人格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生者的人格利益和尊严。这不得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2005年由王利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及立法理由》在人格编第386条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作了这样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死亡后，其遗体受法律保护。禁止对遗体、骨灰进行侮辱和损害。死者的人格利益，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权进行保护。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其他近亲属有权进行保护。该规定告诉我们二个观点，第一观点是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死者的遗体受法律保护;第二观点是死者的人格利益，由其近亲属加以保护。死者近亲属在该侵权案件中作为诉讼权利主体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诉讼权利主体保护的客体是死者的人格利益，还是亲属的身份权益，仍存在模糊的概念，学理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二、各种学术观点介绍和评价

(一)死者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仍可以继续享有某些人身权。如有的认为，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仍部分继续存在，如死者名誉权。闭有的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即尽管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但自然人仍然可以在死后享有某些民事权利。

该观点认为，死者可以成为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人身权、隐私权的权利主体，直接受法律保护，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法律规定死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当其死后自然就不再享有权利。民事权利能力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这种资格意味着可能性，即具有了民事权利能力才存在取得具体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可能性。反过来说，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就没有这种资格，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具体的民事权利或者义务。反而推之，如果确定某项民事权利由某个主体享有，则该主体必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是无法成立的。在英国和美国的侵权法上，就不存在对死者权利保护的问题，只有受害人为活人的情况下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才可能构成。

(二)死者法益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不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享有人身权。对死者，法律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权利。法律不仅仅保护权利，而且还保护超出权利范围的合法权益，保护死者的法益，这不仅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死者名誉应该作为一种合法利益而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

该观点认为，对死者生前人格权进行保护，法律所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死者的权利，死者不可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更不可能享有权利。但因为人格权中有社会利益因素，法律有必要对此进行保护。该利益受他人侵害，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侵犯社会公益、违反社会道德，并造成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因此，其近亲属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观点阐述了与权利能力理论相分离而独立存在的“法益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回避了我们所争议的死者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以求得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为可取。但笔者认为，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首先，“法益”概念较模糊、抽象，与法条本身的严谨性不符，不宜为法律条文所用;其次，该学说理论不利于实践操作，可能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大;最后，侵害死者“法益”，是造成死者近亲属的精神痛苦，保护死者“法益”，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既如此，确立了近亲属身份权益，就无需再引进“法益”学说。

(三)延伸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死者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其生前享有权利的保护，在其死亡后延续一段时间转由死者的近亲属行使，其基本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建立在上述“法益说”基础上。

该观点认为，自然人死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延续人身法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一脉相承，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保护为中心，向后延伸，保护延续人身法益。其范围包括:延续名誉法益、延续肖像法益、延续身体法益、延续隐私法益、延续姓名法益、延续荣誉法益、延续亲属法益。笔者同样认为此观点不可取。

因为，从法律保护的目的来看，死者身体、姓名、名誉受侵害时，法律予以保护的不是死者人身权的延伸，而是对其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这其中以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为核心。因为自然人死后，他的权利义务便消失，而此时法律仍对他的姓名、名誉、隐私等权利进行保护，其目的显然不是针对死者。因为在死者身后，人间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对其已经毫无意义，此时的姓名、名誉、隐私和其他权利也不再是一种利益，也不可能成为其权利的客体。而此时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他的近亲属，是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同样，对死者尸体的保护，也是基于对死者的亲属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而不是对死者利益和权利的保护。死者在死后无利益可言，就好像其他物品自身不会有什么“利益”存在一样。假如死者生前立遗嘱对自身尸体的合法利用，不能说是死者在死后对其自身尸体权利的行使，只能说是将死者生前的利益，转化为其他近亲属的利益而加以保护，死者的近亲属是基于对死者生前的关切，有义务保护死者生前的愿望得以继续实现。如果死者生前没有留下如何处理自己尸体的遗嘱，非法利用尸体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权利客体则是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

(四)近亲属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一切人格权即告消灭。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根据公民通常的观念，死者的名誉、荣誉、隐私，往往影响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因此侵害死者名誉、荣誉、隐私等实际上就是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如果侵害，则其近亲属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向法院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要求侵权人直接对其承担侵权责任。还有学者指出，纯粹侵害死者名誉时，因为死者人格已不存在，所以不是侵权行为;如果侵害死者名誉导致死者遗属名誉受损，则属于侵害了遗属的名誉权;或者损害了遗属对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也侵害了遗属的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遗属均得请求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笔者赞成此观点。侵害死者人格权益，实质上是侵害了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

三、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所谓利益，无非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种价值关系。死者虽死，但其生前所留下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并不随死者故去而消灭，亦不发生继承归属新的权利主体。但由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会受到后人的不法侵害，并给其近亲属造成身份利益的损害，故而法律有必要对此利益加以保护，保护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免受非法侵害。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一)从我国现实情况分析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家庭出生，不同的亲属关系，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一直强调看待一个人不能注重其出身如何，但在社会上，人们的观念却难以改变。一个好的家庭出身可能会给一个人带来社会对他的尊重等无形利益;而不好的出身则可能带来一生的耻辱。一个基本的交往礼仪知识常常告诉我们，尊重一个人，就必须尊重其家属;如果不尊重一个人的家属，必然被看成是对某人人格尊严的冒犯。同样，一个家庭成员(包括已故亲人)的名誉受到侵害必然给近亲属带来羞辱，使近家属感到愤怒、屈辱并产生精神痛苦;同时，社会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也随之降低，这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如上述案例，荷花女的母亲陈氏，原本可以作为一个德艺俱佳的艺术家的母亲而受到社会尊重，现在因为其女儿在小说中被写成是有污点的艺人而倍受世人的蔑视，其母亲必然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被告行为严重侵犯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使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遭受损失。

(二)从我国现行相关法规分析

我国早期的《民法通则》对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没有做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明确了死者母亲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者名誉利益的保护扩展到死者的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的利益的保护，并指出，侵权行为，只有在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时，才可由其近亲属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可见，法律明确规定了，对死者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身份利益的直接侵害，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就是对生者身份利益的保护。侵害死者人格权的行为，破坏正常亲属身份关系，直接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造成其精神损害和亲属身份利益的丧失。故“近亲属的救济权是作为侵权行为的受害人由法院直接赋予，并不依赖于死者。”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倾向于采用近亲属利益保护说。

(三)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特殊性分析

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其近亲属身份权益的民事责任构成要件，除了要求具备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外，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该侵权责任的请求权主体只能是死者近亲属，即: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死者的近亲属基于自身的权利受到侵害而提出请求，包括身份利益丧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

第二，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具有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该行为主要以作为的方式表现，如:侮辱、诽谤、贬损、丑化等方式使用死者姓名、肖像，侵害死者名誉、荣誉;或者非法公布、非法利用死者隐私，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等行为。侵权行为人对侵权行为具有侵害其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如:为了营利，擅自使用死者姓名，利用死者肖像，损害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为了报复，恶意丑化死者，公开散布死者生前隐私，造成死者近亲属精神痛苦;为了使文章能吸引读者，故意编撰虚构情节，毁损死者名誉，造成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丧失、精神痛苦。

第三，侵权行为必须是侵害了死者名誉权、肖像权、身体权、隐私权、姓名权等，并造成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或身份利益损失的后果，该损失后果与侵权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通常情形下，死者名誉受损时，其近亲属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自身名誉权受损致使精神痛苦的法律后果，该观点为常人所接受。但是，使用死者的肖像、揭露死者的隐私，并不能同时造成死者近亲属自身肖像权、隐私权的损害。但使用死者肖像、揭露死者隐私、盗用死者姓名，却可能侵害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益，使其身份利益丧失，或精神利益损害。如使用死者肖像进行犯罪、从事不恰当活动，造成死者名誉下降，从而影响其近亲属声誉，使其近亲属身份权益受损，社会评价降低，产生精神痛苦，如此则构成侵权。如在医院的广告上使用死者(原患者)的肖像;将印有死者照片的墓碑作为墓碑石刻的广告宣传等，均构成对死者亲属身份权益的侵害。但如果某些行为侵犯了死者的人格利益，而对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却没有造成伤害，或者从社会一般观念来看是可容忍的，则不构成侵权。如某单位为了纪念某人，在单位工作场所仍保留其肖像并介绍之;为了纪念伟人，在书店里出售领袖画像等行为，均不构成对其近亲属的身份利益的侵害。可见，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是否受损，是该侵权责任构成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是否被侵害这一事实。

民事权益范文篇6

关键词：死者人格利益生者身份权益法律保护

一、问题之提起

案例: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n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晚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例提出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案件，并由此引发最高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最高院在批复中，明确了对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并认为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没有再提到死者的名誉权受保护，而改称为死者的名誉受侵害时的保护。认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就是说，死者的名誉受侵害，由其近亲属来加以保护。从该条文理解，既可以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即: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可以认为法律保护因为死者名誉受损而受到损害的死者近亲属，即: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可见，当时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把握，只好模糊处理。笔者认为，死者既然已死，还能像活人一样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评价?还会有利益的损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侵害死者的名誉其损害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造成死者的近亲属身份利益的损害，尤其是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的损害。

关于精神利益损害，我国立法于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1)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3)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该司法解释认为，被侵犯的不仅仅是死者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其近亲属的人格利益，是死者亲属自身的权利受侵害而造成精神痛苦，并得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人身权领域，“造成精神损害”并非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而是在侵犯了某种人身权并进而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讨论是否以及如何赔偿该精神损害的问题。所以，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说明死者亲属的何种人身权受到了侵害，是一个重大缺陷，也造成了解释上和理论上的困扰。但该司法解释至少肯定了这么一个观点，即:对死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身体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人格尊严的侵害;对死者人格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生者的人格利益和尊严。这不得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2005年由王利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及立法理由》在人格编第386条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作了这样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死亡后，其遗体受法律保护。禁止对遗体、骨灰进行侮辱和损害。死者的人格利益，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权进行保护。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其他近亲属有权进行保护。该规定告诉我们二个观点，第一观点是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死者的遗体受法律保护;第二观点是死者的人格利益，由其近亲属加以保护。死者近亲属在该侵权案件中作为诉讼权利主体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诉讼权利主体保护的客体是死者的人格利益，还是亲属的身份权益，仍存在模糊的概念，学理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二、各种学术观点介绍和评价

(一)死者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仍可以继续享有某些人身权。如有的认为，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仍部分继续存在，如死者名誉权。闭有的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即尽管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但自然人仍然可以在死后享有某些民事权利。

该观点认为，死者可以成为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人身权、隐私权的权利主体，直接受法律保护，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法律规定死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当其死后自然就不再享有权利。民事权利能力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这种资格意味着可能性，即具有了民事权利能力才存在取得具体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可能性。反过来说，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就没有这种资格，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具体的民事权利或者义务。反而推之，如果确定某项民事权利由某个主体享有，则该主体必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是无法成立的。在英国和美国的侵权法上，就不存在对死者权利保护的问题，只有受害人为活人的情况下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才可能构成。

(二)死者法益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不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享有人身权。对死者，法律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权利。法律不仅仅保护权利，而且还保护超出权利范围的合法权益，保护死者的法益，这不仅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死者名誉应该作为一种合法利益而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

该观点认为，对死者生前人格权进行保护，法律所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死者的权利，死者不可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更不可能享有权利。但因为人格权中有社会利益因素，法律有必要对此进行保护。该利益受他人侵害，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侵犯社会公益、违反社会道德，并造成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因此，其近亲属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观点阐述了与权利能力理论相分离而独立存在的“法益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回避了我们所争议的死者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以求得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为可取。但笔者认为，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首先，“法益”概念较模糊、抽象，与法条本身的严谨性不符，不宜为法律条文所用;其次，该学说理论不利于实践操作，可能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大;最后，侵害死者“法益”，是造成死者近亲属的精神痛苦，保护死者“法益”，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既如此，确立了近亲属身份权益，就无需再引进“法益”学说。

(三)延伸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死者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其生前享有权利的保护，在其死亡后延续一段时间转由死者的近亲属行使，其基本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建立在上述“法益说”基础上。

该观点认为，自然人死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延续人身法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一脉相承，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保护为中心，向后延伸，保护延续人身法益。其范围包括:延续名誉法益、延续肖像法益、延续身体法益、延续隐私法益、延续姓名法益、延续荣誉法益、延续亲属法益。笔者同样认为此观点不可取。

因为，从法律保护的目的来看，死者身体、姓名、名誉受侵害时，法律予以保护的不是死者人身权的延伸，而是对其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这其中以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为核心。因为自然人死后，他的权利义务便消失，而此时法律仍对他的姓名、名誉、隐私等权利进行保护，其目的显然不是针对死者。因为在死者身后，人间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对其已经毫无意义，此时的姓名、名誉、隐私和其他权利也不再是一种利益，也不可能成为其权利的客体。而此时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他的近亲属，是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同样，对死者尸体的保护，也是基于对死者的亲属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而不是对死者利益和权利的保护。死者在死后无利益可言，就好像其他物品自身不会有什么“利益”存在一样。假如死者生前立遗嘱对自身尸体的合法利用，不能说是死者在死后对其自身尸体权利的行使，只能说是将死者生前的利益，转化为其他近亲属的利益而加以保护，死者的近亲属是基于对死者生前的关切，有义务保护死者生前的愿望得以继续实现。如果死者生前没有留下如何处理自己尸体的遗嘱，非法利用尸体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权利客体则是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

(四)近亲属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一切人格权即告消灭。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根据公民通常的观念，死者的名誉、荣誉、隐私，往往影响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因此侵害死者名誉、荣誉、隐私等实际上就是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如果侵害，则其近亲属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向法院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要求侵权人直接对其承担侵权责任。还有学者指出，纯粹侵害死者名誉时，因为死者人格已不存在，所以不是侵权行为;如果侵害死者名誉导致死者遗属名誉受损，则属于侵害了遗属的名誉权;或者损害了遗属对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也侵害了遗属的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遗属均得请求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笔者赞成此观点。侵害死者人格权益，实质上是侵害了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

三、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所谓利益，无非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种价值关系。死者虽死，但其生前所留下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并不随死者故去而消灭，亦不发生继承归属新的权利主体。但由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会受到后人的不法侵害，并给其近亲属造成身份利益的损害，故而法律有必要对此利益加以保护，保护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免受非法侵害。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一)从我国现实情况分析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家庭出生，不同的亲属关系，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一直强调看待一个人不能注重其出身如何，但在社会上，人们的观念却难以改变。一个好的家庭出身可能会给一个人带来社会对他的尊重等无形利益;而不好的出身则可能带来一生的耻辱。一个基本的交往礼仪知识常常告诉我们，尊重一个人，就必须尊重其家属;如果不尊重一个人的家属，必然被看成是对某人人格尊严的冒犯。同样，一个家庭成员(包括已故亲人)的名誉受到侵害必然给近亲属带来羞辱，使近家属感到愤怒、屈辱并产生精神痛苦;同时，社会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也随之降低，这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如上述案例，荷花女的母亲陈氏，原本可以作为一个德艺俱佳的艺术家的母亲而受到社会尊重，现在因为其女儿在小说中被写成是有污点的艺人而倍受世人的蔑视，其母亲必然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被告行为严重侵犯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使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遭受损失。

(二)从我国现行相关法规分析

我国早期的《民法通则》对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没有做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明确了死者母亲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者名誉利益的保护扩展到死者的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的利益的保护，并指出，侵权行为，只有在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时，才可由其近亲属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可见，法律明确规定了，对死者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身份利益的直接侵害，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就是对生者身份利益的保护。侵害死者人格权的行为，破坏正常亲属身份关系，直接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造成其精神损害和亲属身份利益的丧失。故“近亲属的救济权是作为侵权行为的受害人由法院直接赋予，并不依赖于死者。”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倾向于采用近亲属利益保护说。

(三)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特殊性分析

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其近亲属身份权益的民事责任构成要件，除了要求具备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外，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该侵权责任的请求权主体只能是死者近亲属，即: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死者的近亲属基于自身的权利受到侵害而提出请求，包括身份利益丧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

第二，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具有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该行为主要以作为的方式表现，如:侮辱、诽谤、贬损、丑化等方式使用死者姓名、肖像，侵害死者名誉、荣誉;或者非法公布、非法利用死者隐私，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等行为。侵权行为人对侵权行为具有侵害其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如:为了营利，擅自使用死者姓名，利用死者肖像，损害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为了报复，恶意丑化死者，公开散布死者生前隐私，造成死者近亲属精神痛苦;为了使文章能吸引读者，故意编撰虚构情节，毁损死者名誉，造成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丧失、精神痛苦。

第三，侵权行为必须是侵害了死者名誉权、肖像权、身体权、隐私权、姓名权等，并造成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或身份利益损失的后果，该损失后果与侵权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通常情形下，死者名誉受损时，其近亲属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自身名誉权受损致使精神痛苦的法律后果，该观点为常人所接受。但是，使用死者的肖像、揭露死者的隐私，并不能同时造成死者近亲属自身肖像权、隐私权的损害。但使用死者肖像、揭露死者隐私、盗用死者姓名，却可能侵害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益，使其身份利益丧失，或精神利益损害。如使用死者肖像进行犯罪、从事不恰当活动，造成死者名誉下降，从而影响其近亲属声誉，使其近亲属身份权益受损，社会评价降低，产生精神痛苦，如此则构成侵权。如在医院的广告上使用死者(原患者)的肖像;将印有死者照片的墓碑作为墓碑石刻的广告宣传等，均构成对死者亲属身份权益的侵害。但如果某些行为侵犯了死者的人格利益，而对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却没有造成伤害，或者从社会一般观念来看是可容忍的，则不构成侵权。如某单位为了纪念某人，在单位工作场所仍保留其肖像并介绍之;为了纪念伟人，在书店里出售领袖画像等行为，均不构成对其近亲属的身份利益的侵害。可见，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是否受损，是该侵权责任构成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是否被侵害这一事实。

民事权益范文篇7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根据该条的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存在的期间从其出生到其死亡,当公民死亡后,其民事权利能力也当然消灭。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当公民死亡后,原先归属于其的某些权利并未因为其生命的逝去而消失,仍然存在,受到民法的保护;而有些权利则因为当事人的逝去也一去不复返,这就说明,并非所有死者生前所享有的权利都能够被继承和保护。那么,哪些权利属于前者,哪些权利属于后者,这是我们研究本文所提出问题的前提,因为,只有确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我们才可以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和思考,否则,就会理不清思路,容易产生混淆。

二、关于死者民事权利能力的保护思考

近期实务上的重点问题是已故人的姓名在案件中是否应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这就涉及到所保护的死者人格利益的界定问题,自然人生前享有财产权和人身权,自然人死后,其财产当然可以通过遗嘱,遗赠等各种方式由后人继承,然而对于其人格权,多数是无形的东西,是否需要界定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国《民法通则》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专门设立一节规定了人身权,其中包括生命健康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诸多权利,当然也包括公民的姓名权,并且规定公民的姓名权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和假冒。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些规定属于公民权利,依照《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应当以有生命的自然人为限,而对于自然人死亡,因为丧失了民事权利,不能再作为民事权利主体。若死者仍然具有作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那么,在诉讼活动中,应当以死人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告,这无疑是十分荒谬的。

虽然,法律在例外的情况下规定了对自然人死亡后的某些利益进行保护,例如著作财产权在作者死后的50年内仍然受到保护。但这里毕竟是少数的特殊规定,是基于法律明文规定予以保护的。在本案件中,其中的姓名权并未有法律明文规定在权利人死后仍予以保护,并且原告的父亲已故,其姓名权自然也就消失,其儿女无继承其姓名权的权利。法院的判决也证明了这一点,认为原告父亲的姓名权因其民事权利能力的消失而消失,其子女无继承该权利的权利,故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老字号企业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本案之所以产生争议,主要是对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的界定角度认识的不同,我们应该看到,民法所保护的虽然是平等主体的合法权益,但是并不等于说就是保护平等主体的所有权益,或者是任何时候的权益。其应该是有限制和范围的,而针对死者,这是民法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的主体,因为死者已经不具有作为民事主体所应当具备的民事权利能力,因而当然不能作为民事主体,或者参与民事诉讼。但这并不是说死者就没有了权利,民事权利和民事权利能力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资格,是权利享有的基础,其区别在于:(1)作为一种资格,民事权利能力只是法律上的一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主体就实际享有,而民事权利则是主体已经实际享有的利益;(2)民事权利能力,包括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两方面,而民事权利则只涉及到权利,是单方面的;(3)民事权利能力,只有国家才可以直接赋予,和个人或者他人无关,而民事权利是一种具体的权利,都是由个人决定的,只有参与了具体的法律关系才能享有;(4)在存续期间上,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而民事权利的存续只决定于特定的法律事实,与民事主体无必然联系。从以上的这些区别,我们可以看到,自然人的死亡并不代表其原先享有的并为民法所保护的权利的消失,自然人死亡,其原先的权利,仍然应当为法律所保护,只要其所参与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其死后仍然有效,只要这种特定的法律事实仍然存在,这与民事主体和民事权利能力并无必然联系。在我国,由于传统的观念,对于死去的人,人们在心理上和感情上总会认为死者的任何东西都是极其珍贵的,死者的任何尊严都是不能侵犯的,对于死去的人,应当给予更多的宽容,保护和理解以及尊重,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这是一种传统美德,也是对他人的极大尊重。但是客观的说,对于死者——这种特殊主体,我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德理念和社会公德,而对于其在法律上具体该如何对待,我们应当本着对死者最大尊重,而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行为人对死者权利的侵害,我们当然要用一定的手段予以惩戒,但有没有上升到法律管辖的地步,应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需要本着公平客观的态度认真的去做出判断,当事人不能认为以死者的名义进行民事诉讼,就一定是取胜的保险锁,在一个民事纠纷中,究竟孰是孰非,应当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的对待,这既是对社会公德的维护,也是对已故人的负责和尊重。即便是对死者的权利的侵害已经到达了应当以民法来管辖的层次,也应当与平日里一般的民事诉讼区分开来:有时,法律在一定情况下,特别规定对死者的某种利益加以保护,准许死者的继承人或者其他亲属以某种方式维护死者的利益,这并不是承认死者本人仍享有某种权利,而是赋予死者的继承人或者其他亲属以某种权利,例如某些国家在死者的名誉受到损毁时,准许死者的子女请求民法上的保护措施,这只是赋予子女以保护其死亡父母的权利,而非赋予死者这种权利。例如前文所说的关于著作财产权在作者死后的50年内仍然受到保护,其保护的只是著作财产权。著作权可以延续到作者死后若干年,但这并不是承认死者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著作权包括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前者可继承,归属于继承人,而后者,法律不承认其存在,对于死者死后的继承问题,法律只规定了著作人的字号或由死人享有,其亲属或继承人仅仅可为维护死者人格上的利益而行使这些权利。

民事权益范文篇8

（一）我国现行民法中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认为胎儿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的。

（二）出生的判断

出生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始期。出生须具备“出”与“生”两个要件。“出”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而成为独立体，至于出的原因（分娩或是流产等）、方式（自然产或是人工产）均在所不问；“生”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后须保持生命，但时间长短在所不问。如果未脱离母体则未出生，如离开母体前或离开时未存活则为死胎，这两种情况均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只要其离开母体存活，则不问时间长短均为“出生”，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简言之，胎儿完全脱离母体，独立存在且能独立呼吸就算出生。

（三）我国法律中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与实践的矛盾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生与否的判断往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时间以户籍登记或医院出生证为准，一方面可能造成法律上的出生与实际出生不一致，使实际上已经出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户籍登记或取得出生证的孩子在此期间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若胎儿在出生前、出生过程中，或者出生后办理户籍登记或者出生证明之前，遭受直接或者间接损害，也必然因权利能力障碍而不能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获得法律保护。由于我国法律否认胎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承认胎儿的人身权利，也缺乏对侵害胎儿利益的行为进行禁止和制裁的相关条款。因此，如何防范胎儿人身利益被非法侵害、如何对受损害的胎儿利益进行法律救济以及处理侵害人等重大问题，就成为法律的一大盲区。

二、我国民法中胎儿的应有定位

杨立新教授提出了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即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的人身法益，给予延伸的民法保护。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立论的基本思想是：在现代人权观念的指导下，以维护自然人统一、完整的人身利益为基本目的，追求创造、保护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其基本要点是：

第一，自然人在其出生前和死亡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法律规定，自然人之所以享有人身权利，是因为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在事实上，在自然人取得民事权利能力之前和终止之后，就已经或者继续存在某些人身利益，这些人身利益都与该主体在作为主体存在期间的人身利益相联系，这些人身法益虽然与自然人的人身权利有所不同，但是维护这些人身法益对于维护该主体的法律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先期的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先期人身法益、人身权利与延续人身法益一起，前后相续，一脉相承，不可或缺，都应当进行法律保护。在对人身权益进行保护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保护，就必然导致自然人人格利益保护的残缺，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就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

第三，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先期的以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为中心，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保护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人身法益。没有对人身权利的保护，自然人就丧失了最基本的法律人格，丧失了人权；但是如果法律仅仅保护人身权利而不保护自然人诞生前和消灭后人身法益，同样会使自然人丧失完整的法律人格，丧失基本的人权。只有全面保护人身权利和人身法益，才能够维护自然人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建立社会统一的价值观，维护社会利益。三、胎儿侵权损害发生的主要情形

在实践中，因胎儿损害赔偿而引发的案例日渐增多，就其发生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胎儿在受孕期间，母亲受到机械性损伤或重大精神创伤，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2.由于环境严重污染致父母的生殖遗传功能受损，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3.由于母亲接受错误的医疗诊断或者治疗，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4.由于母亲服用某种药品，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5.胎儿父亲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致使婴儿出生后其抚养权受到侵害；6.因其他原因损害到胎儿未来的利益。上述所列举的仅是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损害胎儿利益的情形，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改变，还会有新的侵权行为出现。

四、生命学的探讨

人类社会是由人的生命个体组成的，从根本上说，一切法律所调整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就是自然人的利益；而一切人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首先建立在生命的生存权上，其他一切政治、生活、劳动、经济权利全部依赖于这个基础。对于生命权的探讨不仅仅是法理上问题，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关于哲学、人类伦理等诸多方面广泛而又复杂的难点。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胎儿具有了人的完整性，如果简单认定出生是主体生成的起点，这无疑是违背科学的。从法律精神的角度来看，法律维持的是公平，保护的更多方面还是那些遭受不公平的人类中的弱小无助部分。如我国法律保护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原则。这样看来，法律忽视对人类出生前的保护，这是与其精神相悖的。既然儿童和未成年人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未出生的人就更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他是所有人类诞生的先期阶段。联系我们的当前国情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意识，法律对于生命权的模糊认识自然有着许多的理由。

参考文献：

[1]佟柔.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4]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

民事权益范文篇9

（一）我国现行民法中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认为胎儿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的。

（二）出生的判断

出生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始期。出生须具备“出”与“生”两个要件。“出”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而成为独立体，至于出的原因（分娩或是流产等）、方式（自然产或是人工产）均在所不问；“生”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后须保持生命，但时间长短在所不问。如果未脱离母体则未出生，如离开母体前或离开时未存活则为死胎，这两种情况均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只要其离开母体存活，则不问时间长短均为“出生”，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简言之，胎儿完全脱离母体，独立存在且能独立呼吸就算出生。

（三）我国法律中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与实践的矛盾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生与否的判断往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时间以户籍登记或医院出生证为准，一方面可能造成法律上的出生与实际出生不一致，使实际上已经出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户籍登记或取得出生证的孩子在此期间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若胎儿在出生前、出生过程中，或者出生后办理户籍登记或者出生证明之前，遭受直接或者间接损害，也必然因权利能力障碍而不能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获得法律保护。由于我国法律否认胎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承认胎儿的人身权利，也缺乏对侵害胎儿利益的行为进行禁止和制裁的相关条款。因此，如何防范胎儿人身利益被非法侵害、如何对受损害的胎儿利益进行法律救济以及处理侵害人等重大问题，就成为法律的一大盲区。

二、我国民法中胎儿的应有定位

杨立新教授提出了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即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的人身法益，给予延伸的民法保护。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立论的基本思想是：在现代人权观念的指导下，以维护自然人统一、完整的人身利益为基本目的，追求创造、保护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其基本要点是：

第一，自然人在其出生前和死亡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法律规定，自然人之所以享有人身权利，是因为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在事实上，在自然人取得民事权利能力之前和终止之后，就已经或者继续存在某些人身利益，这些人身利益都与该主体在作为主体存在期间的人身利益相联系，这些人身法益虽然与自然人的人身权利有所不同，但是维护这些人身法益对于维护该主体的法律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先期的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先期人身法益、人身权利与延续人身法益一起，前后相续，一脉相承，不可或缺，都应当进行法律保护。在对人身权益进行保护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保护，就必然导致自然人人格利益保护的残缺，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就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

第三，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先期的以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为中心，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保护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人身法益。没有对人身权利的保护，自然人就丧失了最基本的法律人格，丧失了人权；但是如果法律仅仅保护人身权利而不保护自然人诞生前和消灭后人身法益，同样会使自然人丧失完整的法律人格，丧失基本的人权。只有全面保护人身权利和人身法益，才能够维护自然人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建立社会统一的价值观，维护社会利益。

三、胎儿侵权损害发生的主要情形

在实践中，因胎儿损害赔偿而引发的案例日渐增多，就其发生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胎儿在受孕期间，母亲受到机械性损伤或重大精神创伤，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2.由于环境严重污染致父母的生殖遗传功能受损，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3.由于母亲接受错误的医疗诊断或者治疗，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4.由于母亲服用某种药品，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5.胎儿父亲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致使婴儿出生后其抚养权受到侵害；6.因其他原因损害到胎儿未来的利益。上述所列举的仅是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损害胎儿利益的情形，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改变，还会有新的侵权行为出现。

四、生命学的探讨

人类社会是由人的生命个体组成的，从根本上说，一切法律所调整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就是自然人的利益；而一切人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首先建立在生命的生存权上，其他一切政治、生活、劳动、经济权利全部依赖于这个基础。对于生命权的探讨不仅仅是法理上问题，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关于哲学、人类伦理等诸多方面广泛而又复杂的难点。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胎儿具有了人的完整性，如果简单认定出生是主体生成的起点，这无疑是违背科学的。从法律精神的角度来看，法律维持的是公平，保护的更多方面还是那些遭受不公平的人类中的弱小无助部分。如我国法律保护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原则。这样看来，法律忽视对人类出生前的保护，这是与其精神相悖的。既然儿童和未成年人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未出生的人就更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他是所有人类诞生的先期阶段。联系我们的当前国情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意识，法律对于生命权的模糊认识自然有着许多的理由。

参考文献：

[1]佟柔.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民事权益范文篇10

关键词：胎儿民事权利能力

一、我国民法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一）我国现行民法中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认为胎儿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的。

（二）出生的判断

出生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始期。出生须具备“出”与“生”两个要件。“出”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而成为独立体，至于出的原因（分娩或是流产等）、方式（自然产或是人工产）均在所不问；“生”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后须保持生命，但时间长短在所不问。如果未脱离母体则未出生，如离开母体前或离开时未存活则为死胎，这两种情况均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只要其离开母体存活，则不问时间长短均为“出生”，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简言之，胎儿完全脱离母体，独立存在且能独立呼吸就算出生。

（三）我国法律中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与实践的矛盾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生与否的判断往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时间以户籍登记或医院出生证为准，一方面可能造成法律上的出生与实际出生不一致，使实际上已经出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户籍登记或取得出生证的孩子在此期间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若胎儿在出生前、出生过程中，或者出生后办理户籍登记或者出生证明之前，遭受直接或者间接损害，也必然因权利能力障碍而不能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获得法律保护。由于我国法律否认胎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承认胎儿的人身权利，也缺乏对侵害胎儿利益的行为进行禁止和制裁的相关条款。因此，如何防范胎儿人身利益被非法侵害、如何对受损害的胎儿利益进行法律救济以及处理侵害人等重大问题，就成为法律的一大盲区。

二、我国民法中胎儿的应有定位

杨立新教授提出了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即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的人身法益，给予延伸的民法保护。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立论的基本思想是：在现代人权观念的指导下，以维护自然人统一、完整的人身利益为基本目的，追求创造、保护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其基本要点是：

第一，自然人在其出生前和死亡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法律规定，自然人之所以享有人身权利，是因为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在事实上，在自然人取得民事权利能力之前和终止之后，就已经或者继续存在某些人身利益，这些人身利益都与该主体在作为主体存在期间的人身利益相联系，这些人身法益虽然与自然人的人身权利有所不同，但是维护这些人身法益对于维护该主体的法律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先期的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先期人身法益、人身权利与延续人身法益一起，前后相续，一脉相承，不可或缺，都应当进行法律保护。在对人身权益进行保护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保护，就必然导致自然人人格利益保护的残缺，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就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

第三，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先期的以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为中心，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保护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人身法益。没有对人身权利的保护，自然人就丧失了最基本的法律人格，丧失了人权；但是如果法律仅仅保护人身权利而不保护自然人诞生前和消灭后人身法益，同样会使自然人丧失完整的法律人格，丧失基本的人权。只有全面保护人身权利和人身法益，才能够维护自然人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建立社会统一的价值观，维护社会利益。

三、胎儿侵权损害发生的主要情形

在实践中，因胎儿损害赔偿而引发的案例日渐增多，就其发生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胎儿在受孕期间，母亲受到机械性损伤或重大精神创伤，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2.由于环境严重污染致父母的生殖遗传功能受损，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3.由于母亲接受错误的医疗诊断或者治疗，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4.由于母亲服用某种药品，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5.胎儿父亲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致使婴儿出生后其抚养权受到侵害；6.因其他原因损害到胎儿未来的利益。上述所列举的仅是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损害胎儿利益的情形，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改变，还会有新的侵权行为出现。

四、生命学的探讨

人类社会是由人的生命个体组成的，从根本上说，一切法律所调整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就是自然人的利益；而一切人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首先建立在生命的生存权上，其他一切政治、生活、劳动、经济权利全部依赖于这个基础。对于生命权的探讨不仅仅是法理上问题，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关于哲学、人类伦理等诸多方面广泛而又复杂的难点。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胎儿具有了人的完整性，如果简单认定出生是主体生成的起点，这无疑是违背科学的。从法律精神的角度来看，法律维持的是公平，保护的更多方面还是那些遭受不公平的人类中的弱小无助部分。如我国法律保护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原则。这样看来，法律忽视对人类出生前的保护，这是与其精神相悖的。既然儿童和未成年人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未出生的人就更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他是所有人类诞生的先期阶段。联系我们的当前国情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意识，法律对于生命权的模糊认识自然有着许多的理由。

参考文献：

[1]佟柔.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