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权利能力范文10篇

民事权利能力范文篇1

关键词：胎儿民事权利能力

一、我国民法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一）我国现行民法中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认为胎儿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的。

（二）出生的判断

出生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始期。出生须具备“出”与“生”两个要件。“出”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而成为独立体，至于出的原因（分娩或是流产等）、方式（自然产或是人工产）均在所不问；“生”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后须保持生命，但时间长短在所不问。如果未脱离母体则未出生，如离开母体前或离开时未存活则为死胎，这两种情况均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只要其离开母体存活，则不问时间长短均为“出生”，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简言之，胎儿完全脱离母体，独立存在且能独立呼吸就算出生。

（三）我国法律中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与实践的矛盾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生与否的判断往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时间以户籍登记或医院出生证为准，一方面可能造成法律上的出生与实际出生不一致，使实际上已经出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户籍登记或取得出生证的孩子在此期间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若胎儿在出生前、出生过程中，或者出生后办理户籍登记或者出生证明之前，遭受直接或者间接损害，也必然因权利能力障碍而不能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获得法律保护。由于我国法律否认胎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承认胎儿的人身权利，也缺乏对侵害胎儿利益的行为进行禁止和制裁的相关条款。因此，如何防范胎儿人身利益被非法侵害、如何对受损害的胎儿利益进行法律救济以及处理侵害人等重大问题，就成为法律的一大盲区。

二、我国民法中胎儿的应有定位

杨立新教授提出了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即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的人身法益，给予延伸的民法保护。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立论的基本思想是：在现代人权观念的指导下，以维护自然人统一、完整的人身利益为基本目的，追求创造、保护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其基本要点是：

第一，自然人在其出生前和死亡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法律规定，自然人之所以享有人身权利，是因为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在事实上，在自然人取得民事权利能力之前和终止之后，就已经或者继续存在某些人身利益，这些人身利益都与该主体在作为主体存在期间的人身利益相联系，这些人身法益虽然与自然人的人身权利有所不同，但是维护这些人身法益对于维护该主体的法律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先期的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先期人身法益、人身权利与延续人身法益一起，前后相续，一脉相承，不可或缺，都应当进行法律保护。在对人身权益进行保护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保护，就必然导致自然人人格利益保护的残缺，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就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

第三，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先期的以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为中心，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保护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人身法益。没有对人身权利的保护，自然人就丧失了最基本的法律人格，丧失了人权；但是如果法律仅仅保护人身权利而不保护自然人诞生前和消灭后人身法益，同样会使自然人丧失完整的法律人格，丧失基本的人权。只有全面保护人身权利和人身法益，才能够维护自然人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建立社会统一的价值观，维护社会利益。

三、胎儿侵权损害发生的主要情形

在实践中，因胎儿损害赔偿而引发的案例日渐增多，就其发生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胎儿在受孕期间，母亲受到机械性损伤或重大精神创伤，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2.由于环境严重污染致父母的生殖遗传功能受损，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3.由于母亲接受错误的医疗诊断或者治疗，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4.由于母亲服用某种药品，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5.胎儿父亲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致使婴儿出生后其抚养权受到侵害；6.因其他原因损害到胎儿未来的利益。上述所列举的仅是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损害胎儿利益的情形，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改变，还会有新的侵权行为出现。

四、生命学的探讨

人类社会是由人的生命个体组成的，从根本上说，一切法律所调整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就是自然人的利益；而一切人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首先建立在生命的生存权上，其他一切政治、生活、劳动、经济权利全部依赖于这个基础。对于生命权的探讨不仅仅是法理上问题，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关于哲学、人类伦理等诸多方面广泛而又复杂的难点。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胎儿具有了人的完整性，如果简单认定出生是主体生成的起点，这无疑是违背科学的。从法律精神的角度来看，法律维持的是公平，保护的更多方面还是那些遭受不公平的人类中的弱小无助部分。如我国法律保护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原则。这样看来，法律忽视对人类出生前的保护，这是与其精神相悖的。既然儿童和未成年人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未出生的人就更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他是所有人类诞生的先期阶段。联系我们的当前国情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意识，法律对于生命权的模糊认识自然有着许多的理由。

参考文献：

[1]佟柔.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

民事权利能力范文篇2

（一）我国现行民法中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认为胎儿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的。

（二）出生的判断

出生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始期。出生须具备“出”与“生”两个要件。“出”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而成为独立体，至于出的原因（分娩或是流产等）、方式（自然产或是人工产）均在所不问；“生”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后须保持生命，但时间长短在所不问。如果未脱离母体则未出生，如离开母体前或离开时未存活则为死胎，这两种情况均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只要其离开母体存活，则不问时间长短均为“出生”，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简言之，胎儿完全脱离母体，独立存在且能独立呼吸就算出生。

（三）我国法律中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与实践的矛盾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生与否的判断往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时间以户籍登记或医院出生证为准，一方面可能造成法律上的出生与实际出生不一致，使实际上已经出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户籍登记或取得出生证的孩子在此期间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若胎儿在出生前、出生过程中，或者出生后办理户籍登记或者出生证明之前，遭受直接或者间接损害，也必然因权利能力障碍而不能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获得法律保护。由于我国法律否认胎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承认胎儿的人身权利，也缺乏对侵害胎儿利益的行为进行禁止和制裁的相关条款。因此，如何防范胎儿人身利益被非法侵害、如何对受损害的胎儿利益进行法律救济以及处理侵害人等重大问题，就成为法律的一大盲区。

二、我国民法中胎儿的应有定位

杨立新教授提出了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即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的人身法益，给予延伸的民法保护。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立论的基本思想是：在现代人权观念的指导下，以维护自然人统一、完整的人身利益为基本目的，追求创造、保护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其基本要点是：

第一，自然人在其出生前和死亡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法律规定，自然人之所以享有人身权利，是因为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在事实上，在自然人取得民事权利能力之前和终止之后，就已经或者继续存在某些人身利益，这些人身利益都与该主体在作为主体存在期间的人身利益相联系，这些人身法益虽然与自然人的人身权利有所不同，但是维护这些人身法益对于维护该主体的法律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先期的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先期人身法益、人身权利与延续人身法益一起，前后相续，一脉相承，不可或缺，都应当进行法律保护。在对人身权益进行保护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保护，就必然导致自然人人格利益保护的残缺，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就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

第三，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先期的以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为中心，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保护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人身法益。没有对人身权利的保护，自然人就丧失了最基本的法律人格，丧失了人权；但是如果法律仅仅保护人身权利而不保护自然人诞生前和消灭后人身法益，同样会使自然人丧失完整的法律人格，丧失基本的人权。只有全面保护人身权利和人身法益，才能够维护自然人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建立社会统一的价值观，维护社会利益。三、胎儿侵权损害发生的主要情形

在实践中，因胎儿损害赔偿而引发的案例日渐增多，就其发生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胎儿在受孕期间，母亲受到机械性损伤或重大精神创伤，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2.由于环境严重污染致父母的生殖遗传功能受损，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3.由于母亲接受错误的医疗诊断或者治疗，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4.由于母亲服用某种药品，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5.胎儿父亲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致使婴儿出生后其抚养权受到侵害；6.因其他原因损害到胎儿未来的利益。上述所列举的仅是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损害胎儿利益的情形，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改变，还会有新的侵权行为出现。

四、生命学的探讨

人类社会是由人的生命个体组成的，从根本上说，一切法律所调整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就是自然人的利益；而一切人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首先建立在生命的生存权上，其他一切政治、生活、劳动、经济权利全部依赖于这个基础。对于生命权的探讨不仅仅是法理上问题，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关于哲学、人类伦理等诸多方面广泛而又复杂的难点。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胎儿具有了人的完整性，如果简单认定出生是主体生成的起点，这无疑是违背科学的。从法律精神的角度来看，法律维持的是公平，保护的更多方面还是那些遭受不公平的人类中的弱小无助部分。如我国法律保护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原则。这样看来，法律忽视对人类出生前的保护，这是与其精神相悖的。既然儿童和未成年人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未出生的人就更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他是所有人类诞生的先期阶段。联系我们的当前国情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意识，法律对于生命权的模糊认识自然有着许多的理由。

参考文献：

[1]佟柔.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4]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

民事权利能力范文篇3

（一）我国现行民法中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认为胎儿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的。

（二）出生的判断

出生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始期。出生须具备“出”与“生”两个要件。“出”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而成为独立体，至于出的原因（分娩或是流产等）、方式（自然产或是人工产）均在所不问；“生”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后须保持生命，但时间长短在所不问。如果未脱离母体则未出生，如离开母体前或离开时未存活则为死胎，这两种情况均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只要其离开母体存活，则不问时间长短均为“出生”，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简言之，胎儿完全脱离母体，独立存在且能独立呼吸就算出生。

（三）我国法律中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与实践的矛盾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生与否的判断往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时间以户籍登记或医院出生证为准，一方面可能造成法律上的出生与实际出生不一致，使实际上已经出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户籍登记或取得出生证的孩子在此期间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若胎儿在出生前、出生过程中，或者出生后办理户籍登记或者出生证明之前，遭受直接或者间接损害，也必然因权利能力障碍而不能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获得法律保护。由于我国法律否认胎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承认胎儿的人身权利，也缺乏对侵害胎儿利益的行为进行禁止和制裁的相关条款。因此，如何防范胎儿人身利益被非法侵害、如何对受损害的胎儿利益进行法律救济以及处理侵害人等重大问题，就成为法律的一大盲区。

二、我国民法中胎儿的应有定位

杨立新教授提出了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即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的人身法益，给予延伸的民法保护。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立论的基本思想是：在现代人权观念的指导下，以维护自然人统一、完整的人身利益为基本目的，追求创造、保护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其基本要点是：

第一，自然人在其出生前和死亡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法律规定，自然人之所以享有人身权利，是因为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在事实上，在自然人取得民事权利能力之前和终止之后，就已经或者继续存在某些人身利益，这些人身利益都与该主体在作为主体存在期间的人身利益相联系，这些人身法益虽然与自然人的人身权利有所不同，但是维护这些人身法益对于维护该主体的法律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先期的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先期人身法益、人身权利与延续人身法益一起，前后相续，一脉相承，不可或缺，都应当进行法律保护。在对人身权益进行保护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保护，就必然导致自然人人格利益保护的残缺，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就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

第三，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先期的以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为中心，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保护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人身法益。没有对人身权利的保护，自然人就丧失了最基本的法律人格，丧失了人权；但是如果法律仅仅保护人身权利而不保护自然人诞生前和消灭后人身法益，同样会使自然人丧失完整的法律人格，丧失基本的人权。只有全面保护人身权利和人身法益，才能够维护自然人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建立社会统一的价值观，维护社会利益。

三、胎儿侵权损害发生的主要情形

在实践中，因胎儿损害赔偿而引发的案例日渐增多，就其发生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胎儿在受孕期间，母亲受到机械性损伤或重大精神创伤，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2.由于环境严重污染致父母的生殖遗传功能受损，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3.由于母亲接受错误的医疗诊断或者治疗，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4.由于母亲服用某种药品，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5.胎儿父亲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致使婴儿出生后其抚养权受到侵害；6.因其他原因损害到胎儿未来的利益。上述所列举的仅是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损害胎儿利益的情形，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改变，还会有新的侵权行为出现。

四、生命学的探讨

人类社会是由人的生命个体组成的，从根本上说，一切法律所调整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就是自然人的利益；而一切人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首先建立在生命的生存权上，其他一切政治、生活、劳动、经济权利全部依赖于这个基础。对于生命权的探讨不仅仅是法理上问题，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关于哲学、人类伦理等诸多方面广泛而又复杂的难点。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胎儿具有了人的完整性，如果简单认定出生是主体生成的起点，这无疑是违背科学的。从法律精神的角度来看，法律维持的是公平，保护的更多方面还是那些遭受不公平的人类中的弱小无助部分。如我国法律保护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原则。这样看来，法律忽视对人类出生前的保护，这是与其精神相悖的。既然儿童和未成年人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未出生的人就更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他是所有人类诞生的先期阶段。联系我们的当前国情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意识，法律对于生命权的模糊认识自然有着许多的理由。

参考文献：

[1]佟柔.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民事权利能力范文篇4

民事主体资格问题不仅存在于民事法律关系中，同时对其他法律关系也会产生影响。关于民事主体资格这一基本法律问题，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中都存在一些缺陷。本文就此对现有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反思，以求引起重视，达到完善我国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目的。

一、我国现有民事主体资格基本理论问题、主要观点及其质疑

民事主体资格也可以称为民事主体能力。其具体的法律含义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法律对这种能力分为两个种类，即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以自己的行为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对于民事主体的这些概念的表述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然而，对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些概念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些不一致的存在直接影响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同时在适用于实践时也会产生矛盾和误区。

问题一：民事主体资格概念所表述的内容是抽象还是具体

对民事主体资格概念是抽象还是具体的回答，实际上是要说明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抽象还是具体的问题。对此存在几种回答：一是认为民事主体资格（包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有具体内容的概念；二是认为民事主体资格是抽象的概念；三是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抽象的概念，而民事行为能力是有具体内容的概念；四是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有具体内容的概念，而民事行为能力是抽象的概念。

基本观点：在现有教科书著中一般将民事主体资格概念视为是有具体内容的。比如，有这样的观点：“自然人是生命体，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能力范围较广，即包括财产权，也包括与自然人生命密不可分的人身权，如生命健康权、肖像权。而法人是组织体，不享有与生命密切相关的生命健康权、肖像权等人身权内容”（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80页）。这种看法及观点说明，在理论上人们习惯将民事权利能力视为是有具体内容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权利能力是指享有权利义务的能力，由于民事主体在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不同，所以，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各自具有不同内容。这种不同是以权利义务范围（法人是依其经营范围）为基础的，因此，民事主体资格是具体意义而非抽象意义的。这种观点在胡长清先生的《中国民法总论》也可以找到。

质疑：对上述这种已经被民法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存在的质疑是：如果民事权利能力是具体意义的，并且由于受其权利义务范围的限制具有具体不同的内容，那么，民法的主体平等原则怎样体现呢？在理论上我们阐述民事主体的平等就是讲它的权利能力平等，如果权利能力受到具体内容范围的限制，那么，存在不同的部分就可能成为能力上存在差异的根据，而这种差异是与“平等”之说相互排斥的。因为，民事主体之间可能会因为各自的权利范围的差异、资产的差异、有关行业从业资格的有无或差异形成权利能力的不平等。这种情况如果被视为权利能力的具体表现，无疑威胁到现有民事主体资格平等理论的科学性。

问题二：民事主体资格（能力）是否有范围限制

对民事主体资格概念具体还是抽象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民事主体能力（包括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否应当有范围限制。

基本观点：根据问题一中的基本观点，认为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有具体内容，并受一定范围的限制，而且指明这种范围的差异突出表现在法人这一民事主体中，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因自然人的性别、年龄、智力、健康状况等不同而有所区别。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差异性的特点，不同的法人，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各类依法登记的法人应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从事活动，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80页）这种观点在我国现有民法理论上是被普遍接受的，对此观点进一步理论依据和佐证的是：法人的权利能力都不具有平等性，且受许多限制，包括“（1）性质上的限制。即凡以自然人的自然性质为前提，而为自然人专有的民事权利和义务，法人均无该范围权利能力，如扶养请求权、继承权、生命权、肖像权、亲权等。（2）法律上的限制。如我国法律规定，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3）目的上的限制，即法人的权利能力范围，以其目的事业所必要者为限”（杨振山：成人高等法学主干课程教材《中国民法教程》（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84页）。

质疑：如果检讨以上观点，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悖论。一是如果法人的权利能力有差异，不仅法人之间在进行民事活动时不平等，也同样会在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民事活动中出现不平等。根据《民法通则》第3条的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这一平等原则是公认的民法的基础，其基本含义是，1、民事主体资格（民事权利能力）平等；2、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3、民事主体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4、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平等地受法律保护“（见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4页）。可是，我们在坚持这一平等原则的同时，又给自己套上了民事权利能力受到经营范围限制的束缚。经营范围的不同就被视为是权利能力的不同。而民事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的不同，就必然给我国的民法基本原则中的平等原则带来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二是如果民事权利能力受到经营范围限制的束缚，那么，其经营范围可能因为一些法律上的原因而扩大或缩小，民事主体可能会超越其被法律限制的权利义务范围从事活动，如果将超越范围的活动作为法律上无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的话，那么，是否会陷入”这些民事主体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悖论中？因为，仅就逻辑上看，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者，就不应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而不具有行为能力者，就应当不具有责任能力。

以上质疑所要表明的意思是：需要对民事主体资格理论中的“范围论”进行检讨，因为，它危及和动摇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基础，它与民事主体资格理论中的权利能力平等原则相矛盾，同时，会产生对超越经营范围行为因不具有责任能力而不承担责任的理解。先前已经有观点反对上述“范围论”观点。反对观点认为：应当抛弃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范围上受限制的观点，民事主体能力概念应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法人超出法律规定和职能或经营范围，仍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见胡安潮：《对我国法人能力理论的思考》法学1990年第8期）

问题三、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民事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的理论教科书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义务之间关系的论述。

1、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间的关系

基本观点：一般观点认为，法人之间的民事权利能力受到范围的限制而不同，而在某一具体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范围上却是一致的。观点认为，“就每一个具体法人而言，一旦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确定，其民事行为能力的范围也随之确定，而且两者的范围完全一致”，（见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82页）。对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般不存在范围上有差异的争论，即所有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范围一致，但是对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范围是否一致不见阐述，只是指出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存在差异的。

质疑：关于这一问题需要质疑的是，对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这一抽象资格问题进行比较，有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范围是否一致的认识是否正确？应当说，关于范围的比较进一步告诉人们的是主体权利义务范围存在差异，而不是主体能力（资格）的差异。

2、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关系

民事权利能力是否受到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范围限制？

基本观点：一般观点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的前提条件和可能性，但其本身并不意味着民事主体已经享有具体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能力既包括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也包括其承担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的资格；而民事权利则是民事主体实际具有的并为法律所保障实现的利益。民事权利能力的取得、内容和范围是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的，它与民事主体的个人意志无关；而民事权利中的财产权利则是民事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取得、变更或消灭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主体自身不可分离，对于民事权利能力，民事主体既不可以放弃，也不可以转让，他人也无权对之进行限制或剥夺；而对于民事权利中的财产权利，民事主体可以依法自由放弃或转让，有关机关也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对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进行限制或剥夺。（尹田：《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4页）。

质疑：上述观点说明民事权利能力和具体的民事权利义务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实际上否定了前述关于民事主体资格是具体的概念观点，民事权利能力是超出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抽象概念。既然民事权利能力不同于民事权利和义务，那么又如何解释民事主体，特别是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受限于“经营范围”（或称权利范围）？关于民事权利能力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矛盾解释，实际上说明目前民事主体资格理论中许多观点的形成，没有脱离“经营范围”（或称权利范围）的束缚，学者们存在一个共同的认识，“不同性质的法人，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是不同的，如国家机关法人和企业法人具有完全不同的业务范围，其民事权利能力内容也有区别。”（尹田：《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9页）。即法律对民事主体的权利范围的限制，就是对其权利能力范围的限制。所以，“范围限制论”是造成民事权利能力是抽象还是具体的矛盾产生的根源。

问题四、非法人组织的主体资格问题

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我国民法理论中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1）非法人组织是否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而成立？（2）非法人组织的能力是否以“相应”来定位？（3）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后果的表现。

基本观点：所谓非法人组织，是指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组织。有观点认为“承认非法人组织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即在承认非法人组织具有民事主体性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非法人组织与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和法人不同。后者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前者有相对独立的财产，不能完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魏振瀛：全国《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9页）。一些教科书将合伙、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独资企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筹建中的法人等视为非法人组织。但也有观点将设立中的公司视为没有权利能力，将清算中的公司视为权利能力有欠缺的认识，（见范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73页）。总之，对非法人组织主体资格或能力是以“相应”或“不完全”来定位的。

质疑：非法人组织的主体资格如果定位在“相应”地或“不完全”地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基础上，那么，就会对非法人组织主体参加民事活动产生的后果产生消极的影响，即，行为后果由谁承担民事责任。

问题五、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的关系

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理论没有完善的内容。所涉及问题主要是：（1）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应当以有民事主体资格为前提。（2）当事人有民事诉讼上的权利能力而缺乏民事实体权利能力，那么，诉讼形成的结果由谁来承担？

基本观点：有观点认为：“当事人能力的有无，原则上应当以该主体是否具有实体法上的权利能力为基础。但是，他们还认为，由于对于非法人团体而言，是否具有实体权利能力在学术上存在争议，所以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通常说认为，非法人团体虽有当事人能力，但却没有权利能力。”（见出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29-130页）这说明民法理论中民事主体资格问题直接影响和作用着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质疑：非法人团体如果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就不能成为适格的民事诉讼当事人，那么，对其诉讼后果由谁承担？

二、对我国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反思

思考一：对民事主体资格概念形态的认识

我认为并主张，民事主体资格理论中所称的“能力”是抽象意义的概念，而不应当是具体意义的概念。理由在于：首先，之所以将民事主体的能力视为是具体意义概念的原因在于，它们混淆了权利能力与权利的区别。那些将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概念中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表述具体化，实际上是没有看到“能力”与具体“权利义务”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因为，民事主体资格的概念突出的是能力，也就是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交往建立民事法律关系时的地位，而不是权利或义务。在民事主体资格的概念中，权利的内容如果具体，就会与具有抽象意义的“能力”相矛盾。在这一概念中权利体现为“广义”而不是“狭义”。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民事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不仅仅是自然人之间的地位平等，而且也表现为法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地位平等。其次，民事主体资格在法律及理论上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表现民事主体地位（权利能力）的平等性。同时也通过行为能力的表述，说明民事主体的责任能力的差别。现有的民法教科书在阐述民事主体资格的理论中，忽视了民事主体资格理论设立时的目的性。如果将民事主体资格视为具体意义上的概念，就反映不出该概念与民事权利或民事义务概念有什么理论和实际意义的区别。其三，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是法律上需要建立的一种法律观念，这种观念的确立，反映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即是民法所调整对象的平等。如果将主体资格视为是具体意义的概念，就难以避免因民事主体缺少法律规定的一些具体实体权利，而导致在民事主体之间出现不该出现的能力不平等的状况，这将危及民事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性。只有将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能力视为是平等的，没有差异的，才能从理论上说明民事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其四，对于民事主体资格概念中涉及的“权利”和“义务”，我认为应当作“全部权利和全部义务”的理解，说“全部”是指应当将权利和义务看作是民法规定的所有民事主体可以享受的所有权利义务内容。只有认识为“全部”才能体现这一概念的抽象性特点。认识民事主体资格概念的抽象性特点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思考二：对法人的经营范围与民事主体资格（能力）关系的认识

按照民事主体资格（能力）是有具体内容理解，法人超越其经营范围的行为是法人没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实施的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推论下去，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无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主体所为的行为，那么，既然主体无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就没有责任能力，法律又有什么理由让其去承担民事责任呢？所以，我们应当抛弃法人经营范围对民事主体资格的影响和限制。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是消灭。法人在经营过程中都应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种能力不能因法人实施无效行为而丧失，相反，正因为法人有这样的能力存在，才能让其承担因无效行为而应承担的责任。所以，我们应当树立民事主体资格属抽象意义的概念，它不应当受到经营范围的限制。我国《民法通则》49条规定的企业法人经营范围，实际上是法律对企业经营权利的限制，而不是对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应当认为，民事主体在实施超越经营范围而使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主体应当对此承担民事责任，而承担责任的民事主体必须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自然人中限制行为能力人应当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对目前理论上存在的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范围是一致的观点作番评价：笔者认为，虽然法人的权利能力对法人的行为能力有影响作用，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同时产生，但是，在理论上将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作范围上一致性比较是没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相反是有危害的。由于民事主体资格是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因此，用范围来说明能力的多少或大小本身是缺少科学性的。

思考三：对非法人组织民事主体资格的认识

非法人组织（在民事诉讼中亦被称为非法人团体）是否是独立的民事主体？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之分。否定说认为，非法人组织由于其难以符合法律上的独立人格特征，因此，其不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肯定说则认为，非法人组织也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对待，尽管过去对非法人组织有观点认为其无权利能力，但从近年来一些司法解释中，已经可以看到，非法人组织具有了相应的权利能力。笔者认为，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已经得到确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认为非法人组织属于相应权利能力的观点，笔者不能赞同。因为在权利能力问题上不应当有“相应”一说，因为，如前所述的民事主体平等，主要反映为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又因为民事权利能力抽象内容的特点，所以，对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能力做限制的观点是不恰当的。而对非法人组织的民事行为能力做“相应”的认识是可以被采纳的，因为它涉及民事责任能力问题。非法人组织只有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才能够顺利地在实践中作为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民事诉讼、并承担民事责任。

思考四：对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之间关系的认识

坚持民事主体资格是抽象含义对民事诉讼主体有重要影响。

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两个概念之间既不相同，但有联系。笔者认为，民事诉讼主体，是指适格的（或正当的）当事人，即他不仅在形式上有权提起诉讼请求，还必须是本案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关系主体，因为他要承担诉讼后果。所以，民事诉讼主体应当是以民事主体存在为前提，只有具备民事权利能力的人，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主体，因为诉讼的目的与结果最后应当由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民事主体来承受，如果民事主体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或受到限制，其就无法承担民事诉讼的结果。无论法人或自然人都是如此。至于非法人团体，如思考三所述，由于我们坚持民事权利能力抽象的特点，所以，非法人团体的民事权利能力不仅存在，而且是完全的，因此，在诉讼当中也就不存在“虽有当事人能力，却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矛盾，也就可以避免当事人由于不存在民事权利能力而不承担诉讼后果的情况。

综上所述，对于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认识，目前还有许多模糊之处，检讨有关问题，对于完善健全民事法律制度都有着积极意义。

参考书：

（1）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2）杨振山：成人高等法学主干课程教材《中国民法教程》（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3）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4）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

（5）尹田：《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版

（6）江平、巫昌祯：《现代实用民法词典》北京出版社1988年6月版

（7）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民事权利能力范文篇5

民事主体资格问题不仅存在于民事法律关系中，同时对其他法律关系也会产生影响。关于民事主体资格这一基本法律问题，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中都存在一些缺陷。本文就此对现有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反思，以求引起重视，达到完善我国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目的。

一、我国现有民事主体资格基本理论问题、主要观点及其质疑

民事主体资格也可以称为民事主体能力。其具体的法律含义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法律对这种能力分为两个种类，即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以自己的行为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对于民事主体的这些概念的表述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然而，对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些概念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些不一致的存在直接影响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同时在适用于实践时也会产生矛盾和误区。

问题一：民事主体资格概念所表述的内容是抽象还是具体

对民事主体资格概念是抽象还是具体的回答，实际上是要说明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抽象还是具体的问题。对此存在几种回答：一是认为民事主体资格（包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有具体内容的概念；二是认为民事主体资格是抽象的概念；三是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抽象的概念，而民事行为能力是有具体内容的概念；四是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有具体内容的概念，而民事行为能力是抽象的概念。

基本观点：在现有教科书著中一般将民事主体资格概念视为是有具体内容的。比如，有这样的观点：“自然人是生命体，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能力范围较广，即包括财产权，也包括与自然人生命密不可分的人身权，如生命健康权、肖像权。而法人是组织体，不享有与生命密切相关的生命健康权、肖像权等人身权内容”（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80页）。这种看法及观点说明，在理论上人们习惯将民事权利能力视为是有具体内容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权利能力是指享有权利义务的能力，由于民事主体在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不同，所以，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各自具有不同内容。这种不同是以权利义务范围（法人是依其经营范围）为基础的，因此，民事主体资格是具体意义而非抽象意义的。这种观点在胡长清先生的《中国民法总论》也可以找到。

质疑：对上述这种已经被民法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存在的质疑是：如果民事权利能力是具体意义的，并且由于受其权利义务范围的限制具有具体不同的内容，那么，民法的主体平等原则怎样体现呢？在理论上我们阐述民事主体的平等就是讲它的权利能力平等，如果权利能力受到具体内容范围的限制，那么，存在不同的部分就可能成为能力上存在差异的根据，而这种差异是与“平等”之说相互排斥的。因为，民事主体之间可能会因为各自的权利范围的差异、资产的差异、有关行业从业资格的有无或差异形成权利能力的不平等。这种情况如果被视为权利能力的具体表现，无疑威胁到现有民事主体资格平等理论的科学性。

问题二：民事主体资格（能力）是否有范围限制

对民事主体资格概念具体还是抽象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民事主体能力（包括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否应当有范围限制。

基本观点：根据问题一中的基本观点，认为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有具体内容，并受一定范围的限制，而且指明这种范围的差异突出表现在法人这一民事主体中，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因自然人的性别、年龄、智力、健康状况等不同而有所区别。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差异性的特点，不同的法人，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各类依法登记的法人应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从事活动，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80页）这种观点在我国现有民法理论上是被普遍接受的，对此观点进一步理论依据和佐证的是：法人的权利能力都不具有平等性，且受许多限制，包括“（1）性质上的限制。即凡以自然人的自然性质为前提，而为自然人专有的民事权利和义务，法人均无该范围权利能力，如扶养请求权、继承权、生命权、肖像权、亲权等。（2）法律上的限制。如我国法律规定，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3）目的上的限制，即法人的权利能力范围，以其目的事业所必要者为限”（杨振山：成人高等法学主干课程教材《中国民法教程》（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84页）。

质疑：如果检讨以上观点，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悖论。一是如果法人的权利能力有差异，不仅法人之间在进行民事活动时不平等，也同样会在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民事活动中出现不平等。根据《民法通则》第3条的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这一平等原则是公认的民法的基础，其基本含义是，1、民事主体资格（民事权利能力）平等；2、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3、民事主体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4、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平等地受法律保护“（见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4页）。可是，我们在坚持这一平等原则的同时，又给自己套上了民事权利能力受到经营范围限制的束缚。经营范围的不同就被视为是权利能力的不同。而民事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的不同，就必然给我国的民法基本原则中的平等原则带来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二是如果民事权利能力受到经营范围限制的束缚，那么，其经营范围可能因为一些法律上的原因而扩大或缩小，民事主体可能会超越其被法律限制的权利义务范围从事活动，如果将超越范围的活动作为法律上无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的话，那么，是否会陷入”这些民事主体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悖论中？因为，仅就逻辑上看，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者，就不应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而不具有行为能力者，就应当不具有责任能力。

以上质疑所要表明的意思是：需要对民事主体资格理论中的“范围论”进行检讨，因为，它危及和动摇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基础，它与民事主体资格理论中的权利能力平等原则相矛盾，同时，会产生对超越经营范围行为因不具有责任能力而不承担责任的理解。先前已经有观点反对上述“范围论”观点。反对观点认为：应当抛弃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范围上受限制的观点，民事主体能力概念应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法人超出法律规定和职能或经营范围，仍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见胡安潮：《对我国法人能力理论的思考》法学1990年第8期）

问题三、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民事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的理论教科书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义务之间关系的论述。

1、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间的关系

基本观点：一般观点认为，法人之间的民事权利能力受到范围的限制而不同，而在某一具体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范围上却是一致的。观点认为，“就每一个具体法人而言，一旦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确定，其民事行为能力的范围也随之确定，而且两者的范围完全一致”，（见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82页）。对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般不存在范围上有差异的争论，即所有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范围一致，但是对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范围是否一致不见阐述，只是指出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存在差异的。

质疑：关于这一问题需要质疑的是，对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这一抽象资格问题进行比较，有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范围是否一致的认识是否正确？应当说，关于范围的比较进一步告诉人们的是主体权利义务范围存在差异，而不是主体能力（资格）的差异。

2、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关系

民事权利能力是否受到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范围限制？

基本观点：一般观点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的前提条件和可能性，但其本身并不意味着民事主体已经享有具体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能力既包括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也包括其承担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的资格；而民事权利则是民事主体实际具有的并为法律所保障实现的利益。民事权利能力的取得、内容和范围是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的，它与民事主体的个人意志无关；而民事权利中的财产权利则是民事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取得、变更或消灭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主体自身不可分离，对于民事权利能力，民事主体既不可以放弃，也不可以转让，他人也无权对之进行限制或剥夺；而对于民事权利中的财产权利，民事主体可以依法自由放弃或转让，有关机关也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对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进行限制或剥夺。（尹田：《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4页）。

质疑：上述观点说明民事权利能力和具体的民事权利义务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实际上否定了前述关于民事主体资格是具体的概念观点，民事权利能力是超出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抽象概念。既然民事权利能力不同于民事权利和义务，那么又如何解释民事主体，特别是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受限于“经营范围”（或称权利范围）？关于民事权利能力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矛盾解释，实际上说明目前民事主体资格理论中许多观点的形成，没有脱离“经营范围”（或称权利范围）的束缚，学者们存在一个共同的认识，“不同性质的法人，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是不同的，如国家机关法人和企业法人具有完全不同的业务范围，其民事权利能力内容也有区别。”（尹田：《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9页）。即法律对民事主体的权利范围的限制，就是对其权利能力范围的限制。所以，“范围限制论”是造成民事权利能力是抽象还是具体的矛盾产生的根源。

问题四、非法人组织的主体资格问题

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我国民法理论中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1）非法人组织是否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而成立？（2）非法人组织的能力是否以“相应”来定位？（3）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后果的表现。

基本观点：所谓非法人组织，是指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组织。有观点认为“承认非法人组织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即在承认非法人组织具有民事主体性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非法人组织与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和法人不同。后者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前者有相对独立的财产，不能完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魏振瀛：全国《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9页）。一些教科书将合伙、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独资企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筹建中的法人等视为非法人组织。但也有观点将设立中的公司视为没有权利能力，将清算中的公司视为权利能力有欠缺的认识，（见范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73页）。总之，对非法人组织主体资格或能力是以“相应”或“不完全”来定位的。

质疑：非法人组织的主体资格如果定位在“相应”地或“不完全”地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基础上，那么，就会对非法人组织主体参加民事活动产生的后果产生消极的影响，即，行为后果由谁承担民事责任。

问题五、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的关系

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理论没有完善的内容。所涉及问题主要是：（1）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应当以有民事主体资格为前提。（2）当事人有民事诉讼上的权利能力而缺乏民事实体权利能力，那么，诉讼形成的结果由谁来承担？

基本观点：有观点认为：“当事人能力的有无，原则上应当以该主体是否具有实体法上的权利能力为基础。但是，他们还认为，由于对于非法人团体而言，是否具有实体权利能力在学术上存在争议，所以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通常说认为，非法人团体虽有当事人能力，但却没有权利能力。”（见出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29-130页）这说明民法理论中民事主体资格问题直接影响和作用着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质疑：非法人团体如果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就不能成为适格的民事诉讼当事人，那么，对其诉讼后果由谁承担？

二、对我国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反思

思考一：对民事主体资格概念形态的认识

我认为并主张，民事主体资格理论中所称的“能力”是抽象意义的概念，而不应当是具体意义的概念。理由在于：首先，之所以将民事主体的能力视为是具体意义概念的原因在于，它们混淆了权利能力与权利的区别。那些将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概念中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表述具体化，实际上是没有看到“能力”与具体“权利义务”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因为，民事主体资格的概念突出的是能力，也就是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交往建立民事法律关系时的地位，而不是权利或义务。在民事主体资格的概念中，权利的内容如果具体，就会与具有抽象意义的“能力”相矛盾。在这一概念中权利体现为“广义”而不是“狭义”。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民事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不仅仅是自然人之间的地位平等，而且也表现为法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地位平等。其次，民事主体资格在法律及理论上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表现民事主体地位（权利能力）的平等性。同时也通过行为能力的表述，说明民事主体的责任能力的差别。现有的民法教科书在阐述民事主体资格的理论中，忽视了民事主体资格理论设立时的目的性。如果将民事主体资格视为具体意义上的概念，就反映不出该概念与民事权利或民事义务概念有什么理论和实际意义的区别。其三，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是法律上需要建立的一种法律观念，这种观念的确立，反映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即是民法所调整对象的平等。如果将主体资格视为是具体意义的概念，就难以避免因民事主体缺少法律规定的一些具体实体权利，而导致在民事主体之间出现不该出现的能力不平等的状况，这将危及民事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性。只有将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能力视为是平等的，没有差异的，才能从理论上说明民事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其四，对于民事主体资格概念中涉及的“权利”和“义务”，我认为应当作“全部权利和全部义务”的理解，说“全部”是指应当将权利和义务看作是民法规定的所有民事主体可以享受的所有权利义务内容。只有认识为“全部”才能体现这一概念的抽象性特点。认识民事主体资格概念的抽象性特点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思考二：对法人的经营范围与民事主体资格（能力）关系的认识

按照民事主体资格（能力）是有具体内容理解，法人超越其经营范围的行为是法人没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实施的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推论下去，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无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主体所为的行为，那么，既然主体无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就没有责任能力，法律又有什么理由让其去承担民事责任呢？所以，我们应当抛弃法人经营范围对民事主体资格的影响和限制。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是消灭。法人在经营过程中都应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种能力不能因法人实施无效行为而丧失，相反，正因为法人有这样的能力存在，才能让其承担因无效行为而应承担的责任。所以，我们应当树立民事主体资格属抽象意义的概念，它不应当受到经营范围的限制。我国《民法通则》49条规定的企业法人经营范围，实际上是法律对企业经营权利的限制，而不是对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应当认为，民事主体在实施超越经营范围而使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主体应当对此承担民事责任，而承担责任的民事主体必须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自然人中限制行为能力人应当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对目前理论上存在的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范围是一致的观点作番评价：笔者认为，虽然法人的权利能力对法人的行为能力有影响作用，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同时产生，但是，在理论上将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作范围上一致性比较是没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相反是有危害的。由于民事主体资格是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因此，用范围来说明能力的多少或大小本身是缺少科学性的。

思考三：对非法人组织民事主体资格的认识

非法人组织（在民事诉讼中亦被称为非法人团体）是否是独立的民事主体？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之分。否定说认为，非法人组织由于其难以符合法律上的独立人格特征，因此，其不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肯定说则认为，非法人组织也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对待，尽管过去对非法人组织有观点认为其无权利能力，但从近年来一些司法解释中，已经可以看到，非法人组织具有了相应的权利能力。笔者认为，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已经得到确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认为非法人组织属于相应权利能力的观点，笔者不能赞同。因为在权利能力问题上不应当有“相应”一说，因为，如前所述的民事主体平等，主要反映为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又因为民事权利能力抽象内容的特点，所以，对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能力做限制的观点是不恰当的。而对非法人组织的民事行为能力做“相应”的认识是可以被采纳的，因为它涉及民事责任能力问题。非法人组织只有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才能够顺利地在实践中作为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民事诉讼、并承担民事责任。

思考四：对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之间关系的认识

坚持民事主体资格是抽象含义对民事诉讼主体有重要影响。

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两个概念之间既不相同，但有联系。笔者认为，民事诉讼主体，是指适格的（或正当的）当事人，即他不仅在形式上有权提起诉讼请求，还必须是本案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关系主体，因为他要承担诉讼后果。所以，民事诉讼主体应当是以民事主体存在为前提，只有具备民事权利能力的人，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主体，因为诉讼的目的与结果最后应当由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民事主体来承受，如果民事主体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或受到限制，其就无法承担民事诉讼的结果。无论法人或自然人都是如此。至于非法人团体，如思考三所述，由于我们坚持民事权利能力抽象的特点，所以，非法人团体的民事权利能力不仅存在，而且是完全的，因此，在诉讼当中也就不存在“虽有当事人能力，却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矛盾，也就可以避免当事人由于不存在民事权利能力而不承担诉讼后果的情况。

综上所述，对于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认识，目前还有许多模糊之处，检讨有关问题，对于完善健全民事法律制度都有着积极意义。

参考书：

（1）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2）杨振山：成人高等法学主干课程教材《中国民法教程》（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3）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4）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

（5）尹田：《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版

（6）江平、巫昌祯：《现代实用民法词典》北京出版社1988年6月版

（7）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民事权利能力范文篇6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根据该条的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存在的期间从其出生到其死亡,当公民死亡后,其民事权利能力也当然消灭。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当公民死亡后,原先归属于其的某些权利并未因为其生命的逝去而消失,仍然存在,受到民法的保护;而有些权利则因为当事人的逝去也一去不复返,这就说明,并非所有死者生前所享有的权利都能够被继承和保护。那么,哪些权利属于前者,哪些权利属于后者,这是我们研究本文所提出问题的前提,因为,只有确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我们才可以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和思考,否则,就会理不清思路,容易产生混淆。

二、关于死者民事权利能力的保护思考

近期实务上的重点问题是已故人的姓名在案件中是否应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这就涉及到所保护的死者人格利益的界定问题,自然人生前享有财产权和人身权,自然人死后,其财产当然可以通过遗嘱,遗赠等各种方式由后人继承,然而对于其人格权,多数是无形的东西,是否需要界定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国《民法通则》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专门设立一节规定了人身权,其中包括生命健康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诸多权利,当然也包括公民的姓名权,并且规定公民的姓名权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和假冒。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些规定属于公民权利,依照《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应当以有生命的自然人为限,而对于自然人死亡,因为丧失了民事权利,不能再作为民事权利主体。若死者仍然具有作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那么,在诉讼活动中,应当以死人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告,这无疑是十分荒谬的。

虽然,法律在例外的情况下规定了对自然人死亡后的某些利益进行保护,例如著作财产权在作者死后的50年内仍然受到保护。但这里毕竟是少数的特殊规定,是基于法律明文规定予以保护的。在本案件中,其中的姓名权并未有法律明文规定在权利人死后仍予以保护,并且原告的父亲已故,其姓名权自然也就消失,其儿女无继承其姓名权的权利。法院的判决也证明了这一点,认为原告父亲的姓名权因其民事权利能力的消失而消失,其子女无继承该权利的权利,故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老字号企业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本案之所以产生争议,主要是对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的界定角度认识的不同,我们应该看到,民法所保护的虽然是平等主体的合法权益,但是并不等于说就是保护平等主体的所有权益,或者是任何时候的权益。其应该是有限制和范围的,而针对死者,这是民法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的主体,因为死者已经不具有作为民事主体所应当具备的民事权利能力,因而当然不能作为民事主体,或者参与民事诉讼。但这并不是说死者就没有了权利,民事权利和民事权利能力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资格,是权利享有的基础,其区别在于:(1)作为一种资格,民事权利能力只是法律上的一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主体就实际享有,而民事权利则是主体已经实际享有的利益;(2)民事权利能力,包括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两方面,而民事权利则只涉及到权利,是单方面的;(3)民事权利能力,只有国家才可以直接赋予,和个人或者他人无关,而民事权利是一种具体的权利,都是由个人决定的,只有参与了具体的法律关系才能享有;(4)在存续期间上,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而民事权利的存续只决定于特定的法律事实,与民事主体无必然联系。从以上的这些区别,我们可以看到,自然人的死亡并不代表其原先享有的并为民法所保护的权利的消失,自然人死亡,其原先的权利,仍然应当为法律所保护,只要其所参与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其死后仍然有效,只要这种特定的法律事实仍然存在,这与民事主体和民事权利能力并无必然联系。在我国,由于传统的观念,对于死去的人,人们在心理上和感情上总会认为死者的任何东西都是极其珍贵的,死者的任何尊严都是不能侵犯的,对于死去的人,应当给予更多的宽容,保护和理解以及尊重,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这是一种传统美德,也是对他人的极大尊重。但是客观的说,对于死者——这种特殊主体,我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德理念和社会公德,而对于其在法律上具体该如何对待,我们应当本着对死者最大尊重,而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行为人对死者权利的侵害,我们当然要用一定的手段予以惩戒,但有没有上升到法律管辖的地步,应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需要本着公平客观的态度认真的去做出判断,当事人不能认为以死者的名义进行民事诉讼,就一定是取胜的保险锁,在一个民事纠纷中,究竟孰是孰非,应当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的对待,这既是对社会公德的维护,也是对已故人的负责和尊重。即便是对死者的权利的侵害已经到达了应当以民法来管辖的层次,也应当与平日里一般的民事诉讼区分开来:有时,法律在一定情况下,特别规定对死者的某种利益加以保护,准许死者的继承人或者其他亲属以某种方式维护死者的利益,这并不是承认死者本人仍享有某种权利,而是赋予死者的继承人或者其他亲属以某种权利,例如某些国家在死者的名誉受到损毁时,准许死者的子女请求民法上的保护措施,这只是赋予子女以保护其死亡父母的权利,而非赋予死者这种权利。例如前文所说的关于著作财产权在作者死后的50年内仍然受到保护,其保护的只是著作财产权。著作权可以延续到作者死后若干年,但这并不是承认死者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著作权包括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前者可继承,归属于继承人,而后者,法律不承认其存在,对于死者死后的继承问题,法律只规定了著作人的字号或由死人享有,其亲属或继承人仅仅可为维护死者人格上的利益而行使这些权利。

民事权利能力范文篇7

某某电视台《说法》栏目曾播出过这样一个案例:2001年7月20日傍晚，当时已经怀有身孕6个多月的王某，在散步时被后面驶来的明某的摩托车撞到了的肚子。王某被迫提前两个月早产了女儿小佩。在出生医学证明书上，孩子的健康状况被评为差，体重仅有2公斤。她的父母和刚出生33天的女儿便一纸诉状将邻居明某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明某赔偿孩子的生命健康权伤害费、孩子父母亲的医药费、护理费及精神损失费，共计6万3千多元人民币。法院认定了碰撞与早产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法院认为，在碰撞发生时小佩尚未出生，不具有法律上的“人”的身份。而孩子的父亲吴某，也不是侵权的直接对象，故此，法院判决被告明某赔偿王某医药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455元，驳回了婴儿小佩及其父吴某的诉讼请求。［1］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法院之所以驳回婴儿小佩及其父吴某的诉讼请求，是因为小佩在碰撞时是胎儿，尚未出生，不是民法上的人，不具有权利能力;而其父亲没有受到直接损害，当然也不能获得赔偿。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与前述判决相反，法院支持了这两个案件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法院所援引的判决理由并不是基于“胎儿可作为民事主体，具有权利能力”，而是调解结案或者采“人格延伸保护说”。

二、相关胎儿保护的立法与学说

(一)各国立法概况

有关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世界各国(地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胎儿是否为民法上的人，是否具有权利能力?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模式:第一、总括保护主义。凡涉及到胎儿利益保护时，视其已出生。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规定:(1)权利能力自出生开始，死亡结束。(2)胎儿，只要其出生时尚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我国台湾地区也才此主义，其民法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已出生。［2］第二、个别保护主义。胎儿原则上是无权利能力的，但例外情形下可以享有权利能力。如继承、遗赠等视为有权利能力。此为法国、德国、日本民法所采。如《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第2项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生存但已被孕育成胎儿的人，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已经出生。”第844条第2项之后段规定:“即使在侵害发生时该第三人已被孕育成胎儿但尚未出生，也发生该项赔偿义务。”［3］第三、绝对主义。即不承认胎儿有权利能力，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上的主体。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采此主义。而根据我国的《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义务。”由此可见，在我国，胎儿也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得为民事主体。

(二)国内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学说

纵观各国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国内学者们为解决实践中的困境，通过比较分析，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主要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即认为应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①梁教授在其《民法总论》一书中谈到:对保护胎儿利益来说，总保护主义最有力，个别保护主义次之，由以第三种主义最次。观之德、日等国，学者尚以个别保护主义对胎儿利益保护不力，而主张用总括保护主义，可见中国民法通则所采绝对主义不合时宜，乃毋庸置疑。故建议制定民法典时用总括保护主义，来强化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否定说即主张不应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但持该观点的学说，各自又有不同的主张。其典型代表是王利明教授、杨立新教授、龙卫球教授。王利明教授提出了“依附母体保护说”，即胎儿本身不具有权利能力，法律不能为了保护胎儿的某种特殊利益而改变权利能力制度，赋予权利主体资格。［4］杨立新教授提出了“人格延伸保护说”，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而是从人身权延伸保护的角度解决对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人身权延伸保护的客体是人身法益，而非权利本身，所谓法益，是指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5］龙卫球教授主张“预先保护说”，认为“传统民法均是在坚持胎儿没有权利能力的基础上，在有关方面对胎儿做特殊保护。”［6］

三、关于立法与学说的评析

(一)对肯定说的评析

肯定说，即主张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如前所述，表现为总括的保护主义和个别的保护主义。其理论依据是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必须以享有权利能力为前提，如果胎儿无权利能力，其当然不能作为民事主体提起诉讼。此学说的优点在于因其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当胎儿利益受损时，能为法官判案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该种学说中的“附解除条件说”②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更有利。但是，“权利能力说”也有其不足的地方。首先，权利能力说不符合民事主体立法的思想基础。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即权利能力的享有是以“自然人”这个法律上的“人”存在为前提的，尽管罗马法与瑞士法奉行总括保护主义，赋予未出生的胎儿普遍的民事权利能力，但很多国家在立法上只承认胎儿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与“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一切民事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能力”的思想不符。其次，即便赋予胎儿民事主体地位，也会引起一系列问题。基于此，学者们又提出了“拟制说”和“条件说”，［7］前者认为可以借鉴“法人”理论，拟制胎儿为法律上的主体，赋予其民事权利能力。该说的缺陷在于无法判断何时起算权利能力，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另外，若胎儿出生后是死体的，那么该部分胎儿利益的返还如何操作也值得怀疑。后者又分为“解除条件说”和“停止条件说”，“解除条件说”认为胎儿在未出生时已具备完全权利能力，但胎儿出生后死亡的则追溯其未出生时权利能力丧失;“停止条件说”认为，胎儿未出生时并没有取得权利能力，其出生时追溯其在未出生时取得权利能力。“解除条件说”，相对于“停止条件说”更能为人接受，若遇胎儿受侵害的情形，其父母可以法定人身份请求赔偿。

(二)对否定说的评析

否定说也即我国目前的立法体例，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对于胎儿利益受侵害的情形，学者们提出了依附母体保护说、人格延伸保护说、预先保护说。“依附母体保护说”曾被法官采纳。原因在于胎儿不是适格的民事主体，也无法判断损害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将胎儿在母体内受侵害按照侵害母亲的身体健康权处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胎儿在母体内受到侵害的案件越来越多，科技的进步，医学的发展也使得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够得以确认，显然，该说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人格延伸保护说”源于“生命法益”概念。由我国学者杨立新教授主张，认为人取得权利能力之前和丧失权利能力之后应对其人身利益进行一定的保护。法律对权利能力不予承认，但应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进行承认并加以保护。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所采的观点。“预先保护说”从对自然人利益进行预先保护的角度来认识胎儿利益保护的进路，值得赞同，但是，这种需要预先予以保护的利益是何种性质，其范围如何，则需要进一步予以探讨。

四、笔者的观点和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各学说各有其利弊，但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权利能力否定说”之中的“人格延伸保护说”更具有说服力。笔者认为，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并不是保护胎儿利益的唯一方法，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生命法益”③概念来对胎儿利益进行保护，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生命法益”所指的主体是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其优点在于:

(一)不用改变现有的权利能力制度，而是从一个新的视角来保护胎儿利益

权利能力概念源于《德国民法典》，④并由此建立了自然人和法人的二元主体结构。一切自然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而胎儿并不是传统民法上的自然人，当然也不具有权利能力。若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将打破民法中有关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而且，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也与我国的《民法通则》的规定不符。在这种前提下，从“生命法益”的视角入手，来保护胎儿利益更具有可行性。如德国学者Planck所说，胎儿生命法益本身并非权利，吾人仅可谓任何人对此等法益享有权利。生命法益系先于法律而存在，系人性之表现与自然创造的一部。生命所表现者，系生物自体之本质，生物自体因此而获取其内容，任何人对生命法益均享有权利，故得主张不受任何妨害或阻碍。任何对人类自然成长之妨碍或剥夺，皆构成对生命法益之侵害，所谓对健康之侵害，即系对生命发展过程之妨碍。［8］可以看出，法律虽然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胎儿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其应当享有健康出生与成长的正当利益。这种“生命法益”与权利能力有别，在胎儿时期便可享有。

(二)避免了侵犯胎儿生命权与堕胎行为之间的冲突

若法律承认胎儿享有权利能力，就是对其独立的生命价值的肯定。这样的话，堕胎的合法性必然遭受质疑。此时，如何平衡胎儿生命权与妇女生育权之间的冲突，也是法律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反之，如果不承认胎儿享有权利能力，而采“生命法益”概念，那么，侵犯胎儿生命权与堕胎行为之间的冲突可以得到避免。

(三)这种“生命法益”不仅仅局限于人身利益，还应包括某些财产利益

“生命法益”的范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生命法益”还应当包括某些财产利益，比如胎儿所应有的继承份额，其所受抚养的利益。因为这些法益对胎儿出生后的自然成长不可或缺，侵害了这些财产利益，都会妨碍胎儿出生后的自然成长。因此，明确“生命法益”的范围是至关重要的。

五、结语

民事权利能力范文篇8

关键词：死者名誉权近亲属

死者是否享有名誉权，理论界颇有争议，法律也未明确予以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惑。在天津市因《今晚报》刊载连载小说《荷花女》引起了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争论，进而波及全国法学界，随着该案的判决，以及类似案例的判决，加之最高法院几个权威性批复的公布，首次明确死者应享有名誉权。这是我国民事司法上一大突破，是法律进步一大表现。如何准确地理解保护死者名誉权，无论是在实务上还是在学理上，仍然具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死者享有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通常所说的死者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人死后其肉体和精神归于消灭。但死者生前的行为和表现，并未因其死亡而消失。死者生前表现仍然可以作为人们的评价对象，因此死者的名誉应受法律保护。此依据在于名誉具有约束人们的行为作用，如果公民死后，名誉得不到保护，名誉作为一种社会评价，作为一道德标准，就会失去约束作用。同时依法保护死者的名誉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死者的社会价值的肯定，往往是通过他人的社会评价所来实现的，这种评价如何与社会利益有着密切联系。

名誉成为法律事实之后，便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通常由法律关系来调整。当名誉这种法律事实上升为法律规范所确认所保护的一种权利时，就是名誉权。关于死者名誉权的问题，理论界说法不一，但基本上有四种说法。（注1）

1、名誉权说。死者和生者一样享有名誉权并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2、准名誉权说。死者的名誉应受到保护，但死者不能像生者那样享有完整的名誉权，不能通过赋予死者名誉权的方式来保护死者的名誉，但是为了保护死者生前的利益，使生者的名誉不受损害，所以由法律明文规定，在名誉方面视同生者享有准名誉权。

3、死者近亲属名誉权说。死者因为与近亲属有直接的人身关系，所以他的名誉好坏，直接影响到其遗属的名誉，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和作用在于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与其说死者的名誉受到民法的保护不如说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

4、死者名誉说。认为应该区别名誉与名誉权两个概念。名誉权作为人身权的组成部分只能由活着的人享有，但作为对人的名誉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都应是相同的，法律保护的应是死者的名誉。

上述四种说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能准确地说明保护死者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保护死者名誉权的理论依据在于：p;1、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名誉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名誉权的客体是名誉，正是由于名誉权是以名誉作为客体的，决定了名誉权的本质在于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有权排除他人对其名誉享有的权利的侵害。法律保护是权利主体的名誉权而不是作为名誉权客体的名誉这种法律事实。如果说死者存在名誉的话，那么受法律保护的应是死者名誉权，而不该是死者的名誉。《民法通则》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应包括保护死者名誉权，这点已为我国司法实践所证实。

2、从权利的角度来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一定的利益范围。包括请求权，作出肯定行为的权利，和要求主管机关保护之权，同时权利还具有可变性和延续性，其可变性表现在享有权利的主体和范围，取决于立法者根据统治阶级意志和社会生活需要，它随着主体的主客观条件和法律因素等情况变化而发生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权利可以通过立法确立或剥夺。或者被法院宣告不存在”（注2）。权利的延续性表现在某些权利不会因权利人不存在而立即消失，却必需延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有的具体权利处于不明确或不稳定状态，其必须在权利人死亡一段时间后，才能确定权利的归属及其范围。对有的权利，在客观上即使权利人已死亡但仍需继续保留一段较长时间，如作者的署名权即使作者死后也不允许任何人冒名顶替。因此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必须准确地理解权利的内涵。

传统的民法观点，否认死者享有名誉权就在于把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相等同。

事实上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两者绝对的等同显然是不妥的。诚然，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有一定联系，但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公民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它只对生者而言。但不能由此推导，有民事权利的公民，必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根据法律规定无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同样可享受某些民事权利，如对胎儿保留的继承份额，同时权利既可依附于权利能力，又可依附某种法律事实或法律事件产生（注3）。权利和权利能力都是由法律确定和设定的，生者因此有民事权利能力而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诸如财产权、名誉权等。死者因存在名誉这一法律事实也可享有名誉权。笔者认为在保护死者名誉权的问题上如果只从权利主体角度来考虑，认为死者不享有名誉权，或者从权利客体的角度来考虑，认为法律是保护死者的名誉而不是名誉权，或者是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都将陷入理论上的死角。

二、保护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依据

传统民法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其享有民事权利的前提，自然人死亡后权利能力丧失不再享有名誉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需要，传统的民法理论已无法适应心理活动实践的发展。现代的民法理论在处理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已突破了传统的民法理论，即民事权利能力不是享有民事权利和取得民事权利的唯一前提，有关这点可以从《继承法》、《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中看出，胎儿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参与继承法律关系，这在世界各国民法和继承法中已成为惯例。早在罗马法中就有“胎儿其利益为问题时，视为已出生”的法律格言，又如作者死后的著作权问题上，世界大多数国家立法规定在作者死后几十年，我国规定50年仍依法享有著作权，可见以公民死亡为由来否定死者的名誉权在法律上依据是不足的。对属于人身权的名誉权不论是死者，还是活人，都可以通过法律认可和保护，对此，国外已有立法规定：如德国及一些国家民法明确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名誉权可由继承人维持十年（注4）。目前在我国民事审判业务中已确立了死者的名誉权予以法律保护的观点，如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陈秀琴诉魏锡林、《今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就是我国法院保护死者名誉权的首次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保护死亡人名誉权的司法解释就是根据该案的情况而作出的。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进一步明确，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又将以往仅就死者名誉权的延伸保护扩大到死者的其他人格要素，包括姓名、肖像、荣誉、隐私以及死者的遗体、遗骨等方面。由此可见，对死者的名誉权乃至姓名、肖像、荣誉、隐私等人格、身份权的保护，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

民事权利能力范文篇9

摘要:目前我国民法对胎儿的民事权利的立法忽视导致目前许多涉及胎儿合法权利的案件得不到法律的有力支持,这一情况与我国追求现代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完善对胎儿民事权利的有效立法保护应是我国目前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胎儿民事权利民法

民事权利是指民事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依法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要谈保护胎儿的民事权利,就必须首先从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说起。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从而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自然人只有在具备了民事权利能力的情况下,才被真正认为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才真正开始享有民事权利。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了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起始的时间是“始于出生”。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胎儿是否就是民事权利的当然否定主体?

一、我国胎儿民事权利立法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胎儿的民事权利的立法保护只体现在《继承法》第28条,该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可见,法律保护的范围还仅仅局限在一个相当狭小的范围内。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保护就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精神了呢?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中曾有这样一个案例:2001年的7月27日傍晚,当时已经怀有6个多月身孕的裴红霞在散步时被后面驶来的一辆摩托车撞到了肚子。她看清骑摩托车的是自己楼下的邻居钱明伟。于是,两人发生了争吵。由于没有太多的医学知识,吵完之后,裴红霞没有多想,仍旧继续散步,可到了当天晚上,下身便开始有少量的水流出。7月29日凌晨5点,裴红霞被紧急送往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后,被诊断为胎膜早破先兆早产,并进行抗炎保胎。8月8日,裴红霞被迫提前两个月早产了女儿吴佩颖。在出生医学证明书上,孩子的健康状况被评为差,体重只有2公斤。作为早产儿的小佩颖的身体将来能否发育正常,就必须需要家里人长年的精心护理,补充营养来预防早产儿的各种并发症,度过一段成长发育期,直到孩子完全发育成熟并一切正常为止。这不仅仅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负担,而且也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后,由于经济困难,孩子只好出院回家。裴红霞一家人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完全是因为那天被撞造成的,而当初撞人的钱明伟却再也没有露面。于是,在律师的帮助下,刚出生33天的小佩颖当上了原告,和其父母一起要求赔偿孩子的生命健康权伤害费、医药费、护理费及其父母的精神损失费共计6.3万元。庭审过程中,由于在事件发生时,吴佩颖尚在母体中,能否成为诉讼主体成为本案争论的焦点问题。最终,法院认为当时孩子未出生,在目前法律框架下,不具有法律的人的身份,她的利益只能通过母亲的名义得到保护,判决被告赔付裴红霞医药费等经济损失5455元,其余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从以上案例中不难发现,法律的不完善,不仅给法庭审理案件带来了困难,而且使胎儿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有力保护。胎儿是自然人发育的必经阶段,对胎儿的民事权利置之不理,这显然有悖于整个社会人权的进步,也有悖于民法以人为本的法律传统。

二、其他国家对胎儿民事权利的立法保护

早在罗马法时期,著名法学家保罗就提出:“当涉及胎儿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像活人一样被对待,尽管在他出生以前这对他毫无裨益。”这种法律的精神一直被一些国家和地区传承至今,但立法的方式不尽相同。

(一)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溯及取得民事权利能力

《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项规定:出生之前的胎儿,以活着出生为条件,有权利能力。《匈牙利民法典》规定:人如果活着出生,其权利能力从受孕时起算。这种立法的方法可以对胎儿的民事权利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但也有明显的弊端,因为总括的给予权利能力,在保护的同时,也使胎儿可能成为民事义务的主体,在现实的法律应用过程中很可能会改变立法的初衷,将胎儿置于不利的境地。

(二)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在某些事项中有民事权利

《德国民法典》规定胎儿在继承(第1923条)、抚养人被杀时(第844条)视为已经出生,可以享有民事权利。《法国民法典》规定了胎儿在接受赠予方面的民事权利。《日本民法典》规定胎儿在继承(第886条)、认领(第783条)、损害赔偿(第721条)方面视为出生。我国《继承法》第28条的规定也是如此。这种立法方式针对性很强,容易操作,当同时具体的列举胎儿民事权力范围容易遗漏,难以给予胎儿严密的保护。

(三)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对其利益的保护上视为已出生

这是一种附条件的保护立法方式。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已出生。”这种保护方式,明确了在关于胎儿个人利益保护时,才视为出生,排除了胎儿作为义务主体的可能。同时,又可在胎儿民事权利保护需要的情况下,给予胎儿必要的民事权利,为胎儿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立法保护。无疑,这样的立法保护方式,是我国民法所需要借鉴的。

三、胎儿民事权利的范围

笔者并不主张对胎儿的民事权利保护完全等同于活着的自然人,而应该就保护的范围进行一下探讨,以避免我国立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健康权

健康权是指人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保持其躯体生理机能正常和精神状态完满的权利。但由于胎儿的精神状态很难评估,因此,笔者认为胎儿的健康权是指在母体中时所享有的生理机能正常发育的权利。

胎儿在母体之中,仍会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外界侵害,而使健康权受损,如环境污染、劣质食品药品、机械性损伤等等。健康权作为胎儿的一种可期待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有观点认为,胎儿必然依赖于母体的存在,当健康受损时,母亲有权以侵害人身权为由要求损害赔偿,因此再规定胎儿的健康权保护是画蛇添足。但不能忽略的是,胎儿尚在母体,健康的受损状况无法确定,只有在其出生后才能确定。

由此可见,对胎儿的健康权保护很有现实意义。许多国家的民法和判例也都认为在胎儿的健康权受到损害时,应当视胎儿为自然人。英国有一个判例法,阐明一母亲怀孕时服用某种药物,由于该种药物可直接导致胎儿成长后患乳腺癌,该胎儿出生成人患病后,起诉制药厂索赔,获得胜诉。

(二)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

当胎儿在出生之前应该在以后成为抚养人的人受害死亡后,胎儿是否可以有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也应该是完善民事立法中要考虑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认为是“依靠受害人实际扶养而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由此可见,胎儿并不包括在“死者生前抚养的人”的范围之内,也就不在抚养权损害赔偿权人之内。

但现实中,不可忽视的是被抚养权,胎儿在其出生前,已经事实上存在了。胎儿未来的抚养人受害死亡,胎儿出生之后的被抚养权就被非法剥夺、被损害了,立法中不支持这样的索赔权,就明显不利于孩子以后的成长和教育。法律应当保护胎儿的这种出生后的被抚养权利,胎儿应列为间接受害人,享有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笔者建议,应对胎儿的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做出明确而具体的立法规定。基于胎儿出生时有可能是死胎,具体的赔偿,应从胎儿出生为活体之后计算赔付,是死胎的,不予赔偿。

(三)继承权

我国现行立法对胎儿的继承权益作了规定。根据1985年4月颁布的《继承法》第28条的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保留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同年颁布《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应当为胎儿保留的份额,未保留的,应从继承的遗产中扣回,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其继承人继承,如胎儿出生时就是死体的,由继承人继承。这些规定具体而明确的确认了胎儿以身份享有的财产权益——继承权益。这些立法规定,应该继续保持。

(四)纯利益获得权

现实生活中,胎儿在未出生之前,仍然有许多机会可以获得没有对价的纯利益,如遗赠、赠与、保险受益人等等。对于这些胎儿出生以后无需承担任何义务的利益,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的精神来进行立法,制定出相应的保护胎儿纯利益获得权的法规。胎儿未来的法定监护人不得拒绝代替胎儿接受权益,也不得损害胎儿的任何合法权益。当然,如果胎儿最终未成活,那么这些利益则应该返还,原监护人不得占为己有。如果胎儿在出生之后夭折的,则应将这些利益作为婴儿的遗产进行处理。

综上所诉,对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是对自然人民事权利保护的延伸和拓展,将势必体现出在现实生活中,我国民法对人的重视和关怀。我国目前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不应忽视对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问题。

参考文献:

[1][意]彼得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李阳春,李智良.论胎儿利益的总括保护主义[J].当代法学,2003,(10).

[3]付翠英.论胎儿的民事法律地位[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

民事权利能力范文篇10

关键词：胎儿民事权利能力

一、我国民法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一）我国现行民法中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认为胎儿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的。

（二）出生的判断

出生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始期。出生须具备“出”与“生”两个要件。“出”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而成为独立体，至于出的原因（分娩或是流产等）、方式（自然产或是人工产）均在所不问；“生”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后须保持生命，但时间长短在所不问。如果未脱离母体则未出生，如离开母体前或离开时未存活则为死胎，这两种情况均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只要其离开母体存活，则不问时间长短均为“出生”，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简言之，胎儿完全脱离母体，独立存在且能独立呼吸就算出生。

（三）我国法律中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与实践的矛盾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生与否的判断往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时间以户籍登记或医院出生证为准，一方面可能造成法律上的出生与实际出生不一致，使实际上已经出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户籍登记或取得出生证的孩子在此期间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若胎儿在出生前、出生过程中，或者出生后办理户籍登记或者出生证明之前，遭受直接或者间接损害，也必然因权利能力障碍而不能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获得法律保护。由于我国法律否认胎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承认胎儿的人身权利，也缺乏对侵害胎儿利益的行为进行禁止和制裁的相关条款。因此，如何防范胎儿人身利益被非法侵害、如何对受损害的胎儿利益进行法律救济以及处理侵害人等重大问题，就成为法律的一大盲区。

二、我国民法中胎儿的应有定位

杨立新教授提出了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即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的人身法益，给予延伸的民法保护。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立论的基本思想是：在现代**观念的指导下，以维护自然人统一、完整的人身利益为基本目的，追求创造、保护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其基本要点是：

第一，自然人在其出生前和死亡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法律规定，自然人之所以享有人身权利，是因为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在事实上，在自然人取得民事权利能力之前和终止之后，就已经或者继续存在某些人身利益，这些人身利益都与该主体在作为主体存在期间的人身利益相联系，这些人身法益虽然与自然人的人身权利有所不同，但是维护这些人身法益对于维护该主体的法律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先期的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先期人身法益、人身权利与延续人身法益一起，前后相续，一脉相承，不可或缺，都应当进行法律保护。在对人身权益进行保护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保护，就必然导致自然人人格利益保护的残缺，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就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

第三，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先期的以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为中心，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保护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人身法益。没有对人身权利的保护，自然人就丧失了最基本的法律人格，丧失了**；但是如果法律仅仅保护人身权利而不保护自然人诞生前和消灭后人身法益，同样会使自然人丧失完整的法律人格，丧失基本的**。只有全面保护人身权利和人身法益，才能够维护自然人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建立社会统一的价值观，维护社会利益。

三、胎儿侵权损害发生的主要情形

在实践中，因胎儿损害赔偿而引发的案例日渐增多，就其发生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胎儿在受孕期间，母亲受到机械性损伤或重大精神创伤，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2.由于环境严重污染致父母的生殖遗传功能受损，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3.由于母亲接受错误的医疗诊断或者治疗，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4.由于母亲服用某种药品，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5.胎儿父亲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致使婴儿出生后其抚养权受到侵害；6.因其他原因损害到胎儿未来的利益。上述所列举的仅是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损害胎儿利益的情形，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改变，还会有新的侵权行为出现。公务员之家

四、生命学的探讨

人类社会是由人的生命个体组成的，从根本上说，一切法律所调整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就是自然人的利益；而一切人的一切利益，归根结底首先建立在生命的生存权上，其他一切政治、生活、劳动、经济权利全部依赖于这个基础。对于生命权的探讨不仅仅是法理上问题，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关于哲学、人类伦理等诸多方面广泛而又复杂的难点。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胎儿具有了人的完整性，如果简单认定出生是主体生成的起点，这无疑是违背科学的。从法律精神的角度来看，法律维持的是公平，保护的更多方面还是那些遭受不公平的人类中的弱小无助部分。如我国法律保护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原则。这样看来，法律忽视对人类出生前的保护，这是与其精神相悖的。既然儿童和未成年人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未出生的人就更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他是所有人类诞生的先期阶段。联系我们的当前国情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意识，法律对于生命权的模糊认识自然有着许多的理由。

参考文献：

佟柔.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