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民事精神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18:07:30

民事精神

民事精神范文篇1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解决了部门法之间的矛盾和协调一致性问题。法律的统一性问题历来是古今中外必须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任何一部法律，不论是解决实体问题的《民法》、《刑法》，也不论是解决程序性问题的《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要考虑除己之外与其他法律的衔接问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虽说是介于《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交叉程序，但究其实质，仍然属于民事诉讼程序，这就要求其制定者在制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时，既要考虑刑事诉讼的特点，又要充分照顾民事诉讼的特点，这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概念本身和程序及制度的规定上就可见一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的同时，附带解决由于遭受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损失的赔偿请求而进行的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锁解决的损失赔偿问题，在我国民事法律中既包括物质损失或能用物质计算估量的损失，也包括无法计算估量的精神损失，前者如实际财产的减少和可得利益的丧失，后者如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受侵害而引起的精神上的痛苦，即损失，对精神损失的赔偿责任是我国民事责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明确规定保护精神权利，对精神权利造成的侵权，受害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赔偿，但是如果所涉的侵权行为构成犯罪行为或在刑事犯罪行为对当事人构成了精神损害时，依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则无从提起，但不能不说十分令人遗憾。事实上，众多的刑事犯罪中犯罪分子对受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几乎为零，但对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缺无法计算，无法言谈。比如在性侵害案件中，犯罪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有时几乎为零，但对女性造成的精神创伤和损害却无法估量，个案有时郐造成受害人终身无法摆脱对其精神带来的残害和阴影，有些会从此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使其从此堕落、颓靡，无心向上，但仅仅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一张“物质损失”的限制，而使当事人无从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些当事人为了达到要求对其精神损失进行赔偿的目的，就接受律师或法官的建议，在刑事诉讼阶段有意不提起民事诉讼，待刑事诉讼部分结束后，再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虽有规避法律的嫌疑，但这也是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第八十九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既然规定允许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笔者为何还要说有“规避法律之嫌”呢？这是因为这样做就与立法者当初制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立法者制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主要是考虑到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侵犯的不仅有刑法所保护的权利和利益，亦有民法等保护的权利和利益，如刑事被告人在对被害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侵权行为的同时，也给其精神造成极大的痛苦和伤害，故民法允许在原告人通过诉讼要求被告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同时，也准许原告人对被告人给其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或一定方式的精神抚慰，如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等，此时，为使被告人全面认识自己的罪过，使其更加深刻的悔罪、认罪，改过自新，并在经济上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立法者就设立了旨在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通过一定的民事诉讼程序使刑事被告人承担其因犯罪行为而给当事人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即利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来保护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财产利益。显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同时解决民事责任问题，既可简化诉讼程序，减少诉讼时间和司法机关、诉讼参与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节省司法资源，节约社会成本,也便于人民法院全面、准确正确地认定案件事实,避免作出矛盾的判决。如果不尽快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而任当事人依《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另行起诉，或者当事人或律师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中一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后，法院一般会用裁定的形式验得其附带民事部分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并告知其可另行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达到索赔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这就必然会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名存实亡。笔者是一名律师，在长期的法律服务实物中，除非当事人因交不起诉讼费用而不得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般情况下，都会向当事人推荐上述两种方法而为当事人谋取利益最大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或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坚持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不仅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也符合律师的职业定位和执业操守，深受当事人的喜爱，但虑之国家法律之尊严和统一性、严肃性等问题时，又不觉惴惴然，惶惶然，不知今昔是何年。每扣心扉，难做决断，这就是笔者长期关注这个问题，极力主张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尽快引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另一重要原因。

其次，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引入和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可以解决法人或其他组织，尤其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了公民名誉权、荣誉权等精神权利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现代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尊重人的尊严，认真对待人的各种权利，是对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对公民人格权遭受国家、法人或其他组织侵权行为的侵害所引起的即身损害进行赔偿，乃法制国家的应有之义，文明进程的必然。就自然人而言，是人权理论与实践取得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的尊严在各国宪法中往往居于各项基本权利之首。对精神痛苦进行（金钱）慰抚，是对公民权利予以更高层次的救济。另外，从便于执行和被告人的偿付能力来讲，法人或其他组织，尤其是国家的支付能力和执行能力都较高。因此，一旦引入和确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无疑对大量案件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权利人而言，不仅减少了诉讼时间，减少了人、财、物的解决，而且有利于案件的顺利判决和执行，对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司法审判质量，节省司法资源，节约社会成本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况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和人民生活的不断富裕，法人和其他组织，尤其是国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负担能力。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恰逢其时。

第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从保护诉权的角度出发来看，是符合我国法律对当事人诉权的相关规定的。众所周知，诉权是公民、法人在诉讼上享有的基本权利①。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诉权是诉讼上的基本权利，是一切诉讼权利的基础。如果诉权不平等，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诉讼权利①。前亦论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虽说是从刑事诉讼所派生的、附带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但究其实质毕竟仍属于民事诉讼程序，是为了更方便地解决民事实体部分而进行的诉讼。因此，既然民事程序上设立当事人在受到精神损害侵权时有权提起诉讼请求，那么，为什么同样是精神损害受到侵权时就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给予一并解决呢？显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不允许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某种诉权，从诉讼的保护角度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允许当事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明显于法不合，于理不通。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对刑事犯罪人进行刑事处罚本身就包含着对受害人的精神抚慰，正是基于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但我认为，上述观点不无偏颇。首先，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搞混了两个概念，那就是精

①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

神抚慰方式和精神损害赔偿。不错，对刑事犯罪分子进行严厉地惩罚确实能给受

害人及其亲属一定的精神抚慰，但这仅仅是在非物质层面上对受害人及亲属的一个补偿，这类补偿的作用和意义同赔礼道歉、登报写悔罪书等形式的抚慰方式一样，对受害人及亲属的精神损害并未进行物质化赔偿。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是如何对当事人所遭受到的精神损害进行物质化赔偿，如此，上述观点不攻自破，不再累述。

第四，在确立和构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还需解决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受害人赔偿的执行问题，除少数刑事犯罪对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有支持能力外，大部分刑事犯罪人对民事赔偿支持能力较散，甚至根本没有支持能力。许多同志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而极力反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问题是，即使不确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就只赔现行规定的物质损失，那刑事被告人该没有支付能力还是没有支付能力，正如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所言：我们总不能要犯人刑满出狱后再用劳动所得继续支付吧。的确，目前的制度是不能做到这一步，但这决不能成为不允许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理由。执行难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应该从其他制度设计上想办法解决。比如，何不引进国外的受害人实行国家补偿制度，让那些由于刑事案件得不到赔偿的当事人得到适当的补偿呢？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恕不宏论。

总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等法律精神更具重要性，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律制度的日臻完善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因自己的精神活动受到他人的不法侵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的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与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相关的问题①。1804年《法国民法典》公布后在实践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以来②，精神损害赔偿获得金钱赔偿的理念，已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接受。1986年《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标志着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确立，但由于其适用范围过窄、过于原则性等原因，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不一，致使许多领域本应也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但由于立法规定不一，人们认识不一，使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一直没有得到突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就是明显例证。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26日出台了《关于确立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从立法上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但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及时修订，使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仍如坚冰一块，阳光仍未照射在这一冻土地带。但从前所述，我们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领域一直没有，虽然在这一问题上，目前还有较大争议，但有一点，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应是一个新的法律领域，是一个不同于一般民事程序精神损害赔偿的另一概念。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虽然与一般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有密切的联系，但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侵权主体与被侵权主题之间地位不同，一般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发生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发生在受我国刑法打击的犯罪方和遭受刑事犯罪方侵害的受害方之间；二、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同，一般民事侵

①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②于敏：《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与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出版社，第235页。

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较广，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应于限于刑事被

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为佳；三、责任人不同，一般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是普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人只能是刑事被告人。

由上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是提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由于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刑事被告人对因其犯罪行为而给自己造成的精神损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物质化赔偿的法律制度，其构成要件有三：一、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决定能否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这是由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这一概念所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这里说的犯罪行为不仅指已经由法院判决确认的犯罪行为，还包括处于“追诉”中的“犯罪行为”。同样被告人也并不是仅指刑事审判过程中的被告人，还包括起诉犯罪嫌疑人。但是如果这些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追诉已经停止且不再继续，则附带民事诉讼无从提起，自然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也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另行独立提起民事诉讼解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了。二、精神损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只能是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赔偿。三、因果关系很明显，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必须是由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即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发生的必要条件或前提性要求。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国民法学界对精神损害范围的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可以从两个方面掌握：一是从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民事权利角度看，精神损害赔偿应使用于一切对人格权的侵害，二是从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性质看，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于弥补精神痛苦，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兼顾上述两个方面，并主张应以较宽的范围来界定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法律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目的在于加强对民事主题人身权的保护。这已为世界各国判例学说所公认。由于我国民法所规定的人身权实际上只有人格权一种，因此确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关键在于正确界定人格权的范围。《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它人格权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目前亦限定于只有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为佳。原因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说到底毕竟是刑事诉讼，只是出于简化诉讼程序，减少诉讼时间、减少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节省国家司法资源，节约社会成本，便于人民法院全面准确的认定案件事实，避免做出矛盾判决等目的而附带于刑事诉讼程序之中合并审理而进行的诉讼。因而没有必要制定一整套适宜于附带民事诉讼特点的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即便有些专家学者也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有别于民事诉讼程序，但究其实，附带民事诉讼毕竟是为了解决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损失的赔偿请求而进行的民事诉讼。因此考虑到现行法律法规已经比较成熟完善、自成体系，如果另外单独出台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容易造成部门法之间的矛盾混乱，影响法律的统一性、协调性，而不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问题的顺利解决，故笔者认为，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的同时，对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给遭受到损失的当事人给予物质损害赔偿的同时，参照《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完全可以的，没必要再单独立法或单独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提高司法效力，减少讼累的需要，也是目前我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司法环境不尽如人意等主客观因素所决定。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

哪些主体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这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应该首先是能够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如果不具备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何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据此，具体而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人包括下列主体：

1.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依我国民法，公民也是自然人，即“自然规律使其产生和存在的人”。法人是指具有法律人格的社会组织，是我国民法通则确认的另一民事主体，其从成立时起到终止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可以独立承担民事权利和义务，因此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亦承认其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允许其以自身名义独立地提起和参与民事诉讼。其他组织是指依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其特点即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权利和义务，但我国民事诉讼法为了保护与这些其他组织进行民事交往活动的主体的利益，简化诉讼程序，规定其他组织是诉讼能力，可以独立提起和参与民事诉讼，但其不能独立承担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和相应的民事责任。其他组织依《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包括，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但无法人营业执照的私营企业，合伙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乡镇、街道、村办企业和法人之分支机构，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等。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时，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否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主体提起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根据我国民法理论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自然人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在民法学界有观点赞同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成为精神损害权利的主体。也有观点认为法人不能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那么，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领域，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成为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呢？笔者认为法人和其他组织是不能成为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这是因为精神损害是指生理或心理上的痛苦，例如，精神上、肉体上痛苦，因丧失肢体而搅乱生活的痛苦，因容颜被毁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和痛苦等等，都可称得上是精神痛苦。精神活动是自然人所特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否定了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第五条也明确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另外，我国司法界也认为法人无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显然，目前的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均不支持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故而，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中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能也不宜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

2.被害人的近亲属。

此处的被害人指的是作为被害人的自然人，即公民、近亲属的含义。依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包括丈夫、妻子、父母、子女和同胞兄弟姐妹（即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在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构成对被害人人身权的侵害，造成其死亡的后果时，被害人自身已无法再对其犯罪行为（也是民事侵权行为）追究民事侵权赔偿责任。这时，为了能够确实维护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利益，追究被告人的责任，被害人的近亲属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第三条对此有明确规定。

3.被告人的人

此处的被害人也是仅指作为被害人的自然人。法定人是指依法规定，代替或协助或许可行为能力有欠缺者实施法律行为的人员。按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定人包括被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对被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依法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四）精神损害赔偿方式与精神抚慰金的计算

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应确立“以金钱赔偿为主。精神补救为辅”的原则，这是世界各国均已认可的精神损害赔偿方式。精神抚慰金的计算应考虑我国地广人众各地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等特点，由各省出台具体的计算标准，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对此虽有具体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在精神损害的方式和精神抚慰金的计算等方面目前若一味按照《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似有不妥。笔者借鉴国内外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如下确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

1、以金钱赔偿为主，精神补救为辅的原则

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抚慰受害人，惩罚刑事被告人的双重功能，法律之所以要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主要是通过精神损害赔偿来缓和、消除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进而平衡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因此，刑事被告人除必须受到国家刑事惩罚，承担刑事责任及其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外，对其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也必须要通过支付特定数额货币的救济方式进行赔偿。

2、公平合理原则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中，在确立数额时，一方面要考虑金钱赔偿的民事制裁作用，不能使刑事被告人以为承担了刑事责任，一进监狱，经济赔偿就不管了，想要我赔偿损失就别叫我或少叫我承担刑事责任，企图“以民换刑”，“破财消灾”，这是许多刑事被告人的不正常心理，是现代刑法理念所不容的，另一方面也要从实际出发，全面衡量，结合条件的具体情况，综合各方因素，公平合理地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笔者认为，在确立公平合理原则时应以受害人受到的精神损害程度为主，以刑事犯罪行为的主客观情节为辅，参酌《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等的相关规定来确定较妥。

3、适当赔偿原则

由于我国地大人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笔者建议，由各省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自行制定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赔偿数额较适。另外，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给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更加容易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因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是用金钱物质来弥补受害人精神上的损害，而物质赔偿和精神损害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比例关系，人的精神损害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计算，故只能由法官适用自由心记原则。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和实践经验来确定赔偿数额。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法官的素质不一，若全依法官依自由心记原则自由行使裁量权而不加任何限制，势必会造成同样的案件而赔偿数额却有天壤之别，不利于司法公正。因此笔者认为，在使用适当原则时应以各地制定的具体赔偿额度为主，以法官的自由裁量为辅来确定比较符合目前的国情。

三、立法建议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成为司法、学术界的共识，也是受害人的迫切要求和日益高呼，至于如何在立法中具体进行调整，目前尚无定论。笔者认为，目前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均无明及，且有些概念模糊，容易引起歧义。因此建议，要么对《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进行修订，把“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的”中的“物质”去掉，仅保留“损失”，对该条做扩大解释，并在《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第一百条中增加条款，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有关规定。”或者，干脆在《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中增加条款明确指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蒙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参考文献】

一、《大众刑事诉讼法操作指南》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2002年10月北京第十一版主编：余淡阵

二、《民事办案手册》法律出版社2005年1月第六版责编：陶玉霞柯恒

三、《中国赔偿法律实务全书》科学普及出版社1995年2月第一版主编：朱宣峰吉峰

四、《侵权损害赔偿案例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编著：杨洪逵

五、《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主编：王利明

六、《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主编：柴发邦

七、《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6月第11版主编：关今华

八、《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与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主编：于敏

九、《刑事诉讼法教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主编：牛云丁鸣于绍元

民事精神范文篇2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精神损害赔偿作为民事损害赔偿的一民事责任方式。在法制日益健全和发展的中国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极大的发展空间，健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我国法制和司法建设意义重大。

1精神损害赔偿的界定，主要体现在医学方面和心理学两方面。从而知道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2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在法律上是财产赔偿责任。除此依据外还有两方面的内容

3．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是侵害的权利，损害的利益、民法的发展历史这三方面来看

4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即是理论问题有是司法审判实践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司法实践问题加以明确规定

5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各国各不相同，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没规定赔偿最高限额和最地限额，是由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而定的标准

6精神损害赔偿的改进措施是应加大精神损害赔偿的力度，加大赔偿数额和扩大精神损害的请求范围。

总之，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将其法律化，制度化是这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的饿发展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重视精神创伤和精神痛苦对人格利益的损害。当前，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急剧增多，人民法院请求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本文就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做一些探讨。

1精神损害赔偿的界定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精神损害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来看，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仅为自然人，因而精神损害这一概念目前应界定为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人身全，造成自然人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自然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从医学上讲，造成自然人人体的生理损害。当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时给权利主体以生理上的损害、使其在精神上产生痛苦，受害人会出现异常的精神状况，如失眠、消沉、冷漠、易怒、狂躁、迟钝等，严重的会出现精神病学上的临床症状。2从心理学上讲，造成自然人的心理损害，当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人身权利时，侵害了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识等活动，导致产生上述精神活动的障碍。使人产生愤怒、恐惧、焦虑、绝望等不良情感，造成精神痛苦。从法律角度讲、并不是对所有的精神损害都要进行法律救济，而只是对特定条件下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因此“精神损害”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受害人因其侵权行为侵害了他人的精神利益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2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全、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由此可以说，精神损害赔偿，从法律性质上讲属于财产赔偿责任，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财产责任性质、除了法律上的依据外，上有两方面的理论依据；其一，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以财产为对损害的救济手段。虽然《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都属于救济精神损害的方式，但最根本也是最有力救济受害人的手段应当是得到金钱上的赔偿。其二，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是填补损害。理论上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虽然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对其填补损害的功能基本上达成共识。精神损害是无形的损害，虽然绝大多数这类损害无法用劲前的标准加以衡量，但在各种救济手段中，只有金钱赔偿才最能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损失。

3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从侵害的权利来看，《民法通则》仅规定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受害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普遍认为这个范围显然太窄。就我国司法实践看，以司法解释的方法将生命权，贞操权等纳入到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内，是目前较好的解决办法。如果在将来制定的民法典中确认“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并规定对一般人格权的侵害将导致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将损害赔偿引入身份权受损害的场合，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所救济的权利就比较周全了。

从损害的利益来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该包括精神利益的损害赔偿和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

精神利益的损害主要包括：（1）精神利益损害所引起的直接财产损失，比如身份权受侵害之后，造成被扶养人的扶养请求权丧权丧失；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等精神性的必要的费用等，（2）精神利益中包含的财产因素的损失。在法律保护的各种精神利益中，基本上都具有财产因素，当然有些比较明显，比如姓名、名誉权、荣誉权、信用权等；有的不是甚明显，比如自由权、贞操权、配偶权等。侵权行为发生后，必然会使这些财产因素受损失。比如某公司的名誉受到侵害时，必然使该公司在商业活动中蒙受损失；某公民的自由权受侵害时，必然致使用权份份其不能下正常工作，蒙受劳动收入或劳动报酬上的损失等。（3）生理上的痛苦。这是指当侵犯的是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或者身份权时，受害人因此承爱的生理上的疼痛。

精神痛苦的损害主要是掼受害人在心理上产生的不良心态。诸如恐惧、不安、焦虑、绝望、悲伤等。这种不良心态本身就是受害人所遭致的精神伤害。

从民法的发展历史看，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是社会文明进步、法律不断发展完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加强的结果。

四、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是社会文明进步，法律不断发展完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加强的结果。

精神损害赔偿应在什么范围内适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司法审判实践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之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已经出现，受害方的请求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如1999年上海一名女大学生诉屈臣公司精神损害赔一案。1999年，这名女学生在屈臣公司下属一超市购物，在离开超市时，防盗铃骤响，女保安将她带入地下室命她解开衣裤检查。女学生以侵害名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由于商场的检查是单独秘密进行的，并没有引起女学生的名誉权贬损，不构成名誉侵权，但法院根据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确认商场的行为侵犯了女学生的人格尊严权，判令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失。尽管本案如其他一些案件的审判实践却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是对精神损害赔偿底应否支持，也就是我国要不要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10日的《司法解释》将困扰司法实践的这两个问题加以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第二，该《司法解释》第1、2、3、4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第二条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三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违反公序良俗的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四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可以看出，该《司法解释》扩大了保护范围，加大了对精神损害的保护力度，表明我国司法机关对人格利益法律保护的重大进步，是我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的重大体现。

五、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及现状

探讨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最有现实意义的是确立一个相对合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赔偿标准。在赔偿标准的问题上，各国做法不尽相同，英美法系的大部分国家的做法是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日本采取固定赔偿标准，对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有固定的表格作参考，法官在执法时只须根据表格对号入座，就可决定赔偿金额。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主要采取限额赔偿制度，这与发展中国家人们普遍的生活质量较低有很大关系，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司法解释》未规定赔偿的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只规定了确定的赔偿原则，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而定。由于《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赔偿的最高和最低的限额，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不统一。比如：前述女大学生被搜身案，一审判赔20万元，而二审判赔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悬殊的赔偿判决，表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问题，仍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不妨采用以司法鉴定得出的伤残等级或丧失劳动能力的等级及丧失比率的结论为参照，决定赔偿金额。

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对受害人来讲是补偿，抚慰对加害人来讲是惩罚，因此过低的精神损害赔偿（如1万元、10万元）是不适当的，不能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也不能惩罚加害人和境界大众，还使人们对司法的严肃性产生怀疑；而判决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又与我国国情不符。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根据以下因素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1、加害人的过错程度，故意还是过失，故意的要加重赔偿金额；2、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要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情况，若判赔偿金额过高，加害人无力承受；3、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4、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5、侵权人获利情况；受诉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六、改进措施

《司法解释》较之《民法通则》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仍有遗漏之处，尚待进一步改善。

（一）应加大精神损害赔偿的力度

我国正处于法制建设时期，人们的法制观念、法制意识还很淡薄，不法行为时有发生。精神损害赔偿也许能减轻受害人的痛苦心情，但受害人那种曾被人轻视、侮辱的感受将伴其一生。经济补偿难以将受害人受到的伤害真正抚平，如果对于受害者的这种情结，长期不予重视，将导致人们对法律公平理念的不信任，因此应当在精神损害赔偿中加强惩罚性功能，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指由法院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具有赔偿和惩罚、遏制不法行为等多种功能，它可使不法之徒不敢轻易放纵不法行为。因此，应当加大精神损害赔偿的力度加大赔偿数额。

（二）扩大精神损害的请求范围

参照各国的立法与实践，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可考虑增加以下几个方面：1、侵害权利主体的自由权，包括侵害自然人人身自由、婚姻自由、契约自由权，受害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2、由于为月引起的精神损失，应对违约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3、侵犯财产权的行为，尤其对特定物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4、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

总之，将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法律化、制度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建立、健全完整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保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民法》魏振瀛，北京大学出版社

2、《甘肃政法学院学报》王军，甘肃出版社

3、《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运用》唐德华，人民法院出版社

4、《侵权法论》杨立新，吉林人民出版社

民事精神范文篇3

关键词：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一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一)精神损害的概念

杨立新先生在《侵权行为法专论》一书中对精神损害给出的定义为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刘云生先生和宋宗宇先生主编的《民法学》也给出了同样的定义。而对此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系的孙美兰则认为是不法行为致他人所生精神利益之减损。对此，笔者认为，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在杨立新先生的《侵权行为法专论》一书中将其定义为，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等无形损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形式的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对此概念，笔者完垒认同。

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功能

大多数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有补偿性，抚慰性和惩罚性3种功能。精神损害赔偿的补偿功能，就是通过加害人的物质赔偿，填补精神上的损害，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平复。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功能，是法律通过责令加害人支付金钱，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加重对受害人的处罚，以达到防止侵权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精神损害赔偿抚慰功能是指金钱作为衡量价值和权利的一般尺度，可以满足受害人人身和精神需要的物质手段。尽管它无法弥补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丧失．但是却使受害人在其他方面得到享受，因此，金钱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是民法唯一可以采用的给受害人以物质满足的方法，选种需要满足，恰恰是为了平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慰藉其感情的损害，改变受害人心理．生理及精神利益损害所带来的影响，恢复身心健康。

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问题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对此，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该条规定对侵害方和受害方的规定是显失公平的，是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的。

(一)对《精神损害赔偿》第十条第四项的分析

(二)对《精神损害赔偿》第十条第五项的分析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5)项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来确定。众所周知，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公平原则，也就是以损失填补为其基本的价值理念，它不具有惩罚性．但恰恰是第(5)项却违背了这一最基本的原则。从字面上理解，它把侵权人的经济能力考虑了进去，笔者认为该项的合理性比之第(4)项更差，因为在违约的情况下，如买卖合同的买方在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后，没有向卖方支付价款，则卖方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买方给付货款并可以在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要求买方赔偿损失，法院判令买方败诉后，买方无钱支付，那么于此情况下，卖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依照现行的法律．只要卖方的强制执行申请被法院受理后，买方便负有无期限限制的偿还责任。这一点笔者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它体现了填补损害的价值理念。而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5)项的规定就不同了，因为它在判决的时候就先把这一点考虑了进去，使得它不存在事后追偿的问题，这一点是非常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因为它将使得受害人永远的不可能事后追偿，这是违反公平原则和损害填补的价值理念的。

(三)对《精神损害赔偿》第十条第六项的分析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6)项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来确定。笔者认为，此项为最不足取。其原因是，如果说在物质损害赔偿方面，因各地经济发达程度的不同，物价水平也有所不同的话，则在物质损害赔偿方面同一损害后果可以有所不同，这是合理的，也是符合民法公平的价值理念的，然而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则不应有此差异，原因是，早资产阶级在对抗封建地主阶级斗争的时代即已提出了“人人平等”的口号。而在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当代中国，反而却逆潮流而动，这是不可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点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果按照第(6)项的规定，在考虑精神损害抚慰金时要受到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制约的话，则会产生以下的情况：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北京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要比哈尔滨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多，或者说北京人的精神损害要比哈尔滨人的为重。亦或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省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要比一个普通农民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多，或者说省长的精神损害要比农民的精神损害为重。这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能说在同样是家中死了人的情况下，北京人或者是省长就比哈尔滨人或者是农民痛苦吗?笔者认为在当代的民主社会，精神损害的层面上应该是同一的，因为精神虽然是以物质为基础，但精神却是超越了物质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会不断的文明和进步。

由于立法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不统一。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乃至数千元的赔偿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差别的赔偿判决．这难道还不能促使我们深入研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问题吗?

四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制定

正是基于以上的观点．笔者认为，在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上应当采取以下的措施：

是对《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的规定加以修改，取消该条第(4)、(5)，(6)项的规定，仅以该条的第(1)、(2)、(3)项的规定作为弹性规定就足够了，即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民事精神范文篇4

关键词：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一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一)精神损害的概念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功能

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问题

(一)对《精神损害赔偿》第十条第四项的分析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4)项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获利情况”来确定。该项笔者认为是对错参半，对的是它确定了一个客观标准，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侵权人实施侵极行为的目的和主观恶性的大小，错的是它又不能完全的反映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举例说明，现实生活中一对感情很好的夫妇，该夫妇没有子女，当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死亡后，另一个人把他们以前唯一的一份录像带拿到一个加工成vcD的商店转制成VcD，以便在想念爱人的时候看一下，结果由于店员的过失造成该录像带的损毁，那么，店主的侵权没有获利，而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却是不是因为侵权人没有获利就减少了呢?笔者认为恐怕不是这样j受害人对录像带受到损失的精神痛苦完全不会因为侵权人没有获利就产生什么变化。摘要：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无论是对现实的司法实践，还是对我国未来的民事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精神损害的产生、现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功能和赔偿标准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未来的民事侵权法律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统一标准，重视精神损害赔偿的现实意义．以为将来民法典的制定垫定法律基础。

(二)对《精神损害赔偿》第十条第五项的分析

(三)对《精神损害赔偿》第十条第六项的分析

四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制定

正是基于以上的观点．笔者认为，在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上应当采取以下的措施：

民事精神范文篇5

精神损害，又称非财产上损害，是与物质损害相对应的概念，这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它不同于医学上的精神损害，也有别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一般精神方面的不愉快。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是指犯罪人对自然人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名誉等人身权利进行不法侵害而造成的非财产性的损害。而精神损害赔偿，则是指对自然人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名誉等人身权利进行不法侵害所造成的非财产性的损害，且后果严重，因此而由被告人承担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一种法律制度，这是针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财产责任。在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是否应得到赔偿，是各国立法时颇感棘手的问题，对此，各国做法不一。德国、瑞士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采取一定的限制原则，而同为大陆法系的日本、法国则立法较为宽松，只要是存在精神损害的事实，被害人即可提起此项诉讼。英美法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赔偿范围，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特别的限定。

我国现行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表明在刑事诉讼中只允许被害人就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最高院于2000年12月4日《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项规定将刑诉法法律条款过于笼统的规定更进一步明确了，更具操作性。但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在是否能有效保护被害人利益，与其他法律能否协调以及被害人对诉权处分可能引起混乱等方面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具体提出下列质疑意见：

1、刑诉法的规定与民事法律规定存在冲突。

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誉权、荣誉权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除上述规定，更进一步将精神损害的范围扩展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总之，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律原理上应适用民事法律规定，而刑诉法第七十七条仅限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的”，由此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则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此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排斥在民事诉讼之外，陷于尴尬的境地。这样出现了刑诉法的规定与我国民事立法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相抵触的情形。

2、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是否赔偿适用法律出现混乱。

刑、民之间相互矛盾的规定形成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情节严重的不能请求赔偿，而情节轻微的则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请求赔偿的不正常现象，造成了立法上的不统一。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用于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通过根据不同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这种可请求赔偿的民事侵权中的严重后果往往表现在侵权人会触犯有关法律，直至是刑法。而刑事犯罪行为通常是情节严重的人格侵权行为，这就形成了精神损害程度较轻的不可以适用损害赔偿，而后果严重到触犯刑律时同样法律规定不得赔偿。同时，这也会造成如被告人行为不以犯罪论处的，被害人所获赔偿反而较多的情形可能出现的不正常现象。

3、可能会造成被害人对诉权的不同处分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

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后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里同意了被害人对犯罪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果精神损害不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有的被害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会放弃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由于案件性质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而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就不适用刑诉法和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这样，以获得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被害人这种变通寻求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的方法不仅增加诉讼成本和当事人讼累，还会因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结果不一而影响国家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4、对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的说法的质疑。

不少人认为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被罪量刑，受到了制裁，这本身就是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力量在此时已最大限度保障了被害人的利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是抚慰了被害人在精神上的损害，不需要用精神赔偿再次制裁犯罪者以补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此观点得到了刑诉法和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同，并予以采纳。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虽然，我国法律体系受原苏联影响，认为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赔偿的，但是一旦人的人格尊严、生命、健康等被犯罪行为侵犯后，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并不能全面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损害，也不一定就是对被害人最为有效的救济方式，而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的法律智慧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济方法。

5、对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赔偿义务的人不仅限于犯罪人时，法律未禁止向犯罪人以外的被告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人可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其一造成了对同一事实需要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法律程序才能解决问题，其二，对同一事实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其三，在适用不同法律规范时可能会因法律之间的相互冲突而面临对冲突规范的选择，其四，使同类型案件中同样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因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而得到不同的保护结果，被害人之间处于事实上不公平的地位。

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立法上对精神损害应当予以认可，并应逐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理由如下：

1、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法规定，对刑罚的功能起补充作用。

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其规定的精神就是“又打又罚”，此条明确在论罪判刑的同时可以判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这里的“经济损失”，刑法并未将其局限为物质损失，笔者认为应包括因精神损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刑法这一规定与刑诉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不一致，但刑法修改在后，按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就适用刑法规定。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给予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尽管属于民事责任，但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制裁，而且是带有强制性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金钱赔偿具有惩罚功能，因为责令被告人支付被害人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能使加害人发生有所失之感，并得以赎其加予被害人之痛苦。且从作用来看，无论从别预防，还是从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出发，附带民事赔偿的威慑力并不小于判处刑罚的威慑力，由被告人承担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对被告人而言，其惩戒效力不低于刑罚处罚。

2、将精神损害列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是有法律依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明确了民事赔偿的范围包括精神损失，这当然也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

3、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由于侵犯了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且违反刑法规定，因而依法应予以刑罚处罚。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又同时使被害人人格尊严受损、名誉降低、或迎接未来生活的信心受挫，或丧失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从而精神上遭受极度痛苦，乃至影响未来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根据刑法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甚至根据案情判决赔偿被害人的有关物质损失，这些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因为，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有的犯罪如杀人、强奸等均会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造成巨大精神损害，与之相比，物质损失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民事被害人尚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刑事被害人更应享有此项权利。某些侵害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的行为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及创伤很深，也难以消除，其精神痛苦是长期且巨大，在精神损害方面给予被害人一定的金钱赔偿，具有使被害人获得某种满足之功能，因为金钱赔偿所具有购买力等功能，可以使被害人有所满足而冲销痛苦。法院也应从切实保护公民人身权之立法宗旨出发，给予被害人最大限度的法律保障。所以，应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实现法律真实意义上的正义和公平，切实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4、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体现公权对私权的特殊保护，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刑事诉讼中一直强调公权优于私权，被害人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但是在保护被害人利益方面，公权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并非总与被害人的利益一致，公权对社会利益的倾向完全可能导致对被害人利益的忽视。而民法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视，是人类发展高度文明的产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当今国际潮流，对私权的关注逐渐加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恰恰符合这一历史潮流。公权的功用应越来越有利于对私权的保护，使被害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而不是与私权相互冲突。在刑事诉讼不断趋于对被告人权利保护的今天，在附带民事诉讼上则应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这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利益冲突的平衡。此时应允许私权的适度自由，因为犯罪行为毕竟侵害了被害人独立于社会利益的个体利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个体利益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实践中，许多国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关于一切就追究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均应受理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国际上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符合对被害人的特殊保护。

5、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立法原意。

首先，从法律角度讲，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身权中一个重要的权利，而健康的含义通常又包括生物属性的健康即生理健康和精神属性的健康即心理健康。精神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对公民心理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时而给予的补偿。其二，犯罪行为除了造成可以用金钱计算的损失外，还可以使被害人受到不能用金钱计算的损害，这种损害甚至还可以引起更大的利益损失，对被害人的损失不底论其是否可以金钱表示而给予赔偿，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其三，对精神损害进行民事赔偿，不是将人格、名誉视为商品，而是对被害人精神上受到的痛苦损害以物质赔偿的形式进行心理上的安慰、补偿，是对犯罪人的一种制裁。它不是降低人格，而是对人格尊严予以重视，并从而提高人身价值。其四，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所以在这里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将刑民合并审理的前提条件。其五，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同时审理附带提起的民事诉讼，也有利于查明案情，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提高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对于侮辱、诽谤等案件，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定罪以后，再由被害人就精神损害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样耗费了大量的人员和财力，是诉讼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使被害人遭受诉讼之累，这显然违反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诉讼制度的立法本意。

6、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民事法律纠纷，所以应在不与刑事法律相抵触前提下适用民事法律。我国民法通则已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刑事诉讼法中的附带民事诉讼，却仅限于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这导致了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两个部门法之间的矛盾，这显然不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统一，也导致了司法部门在实践中的迷盲、混乱。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

此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完全否认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就精神损害赔偿达成一致意见的，法律不加于干预。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依相关法律规定，死者家属可获得死亡赔偿金，在此类事故理赔时，保险公司对这项费用亦是认可的。

三、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中具体问题的思考

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应是大势所趋。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应着重解决下列一些具体问题：

1、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时应确立该制度的基本原则，以期对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起指导作用。

（1）赔偿法定原则。因为实际生活中的“精神损害”的存在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犯罪行为对人身权利均不同程度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所有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一切精神损害都予以赔偿，而只能对法律认可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对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精神损害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赔偿，法律没有规定的，法院裁判不予赔偿，否则，会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难以实现。

（2）因果关系原则。确立损害赔偿的范围，不是以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划分的，而是以犯罪行为与损失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依据的。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造成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应考虑其犯罪行为是否有直接关系，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必须是此种损害后果与自己的犯罪行为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这种因果联系的，被告人就谈不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更谈不上承担刑事责任了。对于与犯罪行为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损害如第三人休克损害，即损害发生时或发生后，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因当时目击或事后得知损害事故发生之事实，受刺激而致心神崩溃或致休克等情形所遭受之损害，例如交通肇事中行人因目睹事故发生而致心理崩溃的，因为其受害与犯罪行为无相当因果关系，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3）补充适用原则。精神损害赔偿应当限定在损害较为严重，适用其他方法包括刑罚处罚和物质财产损害赔偿等均不足以充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的情况下。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首先在于其补偿性，其目的是为了慰籍被害人以及给予其一定的经济帮助，以弥补其因犯罪行为对其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另外，对于造成损害情节较轻，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的，不应采用精神损害赔偿，否则会发生权利滥用。

（4）自由裁量原则。这是在法定原则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指法官在相关法律条文不足以解决争议或法律出现空白的情况下，法官可根据被告人的过错程度、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个案差异等一些因素，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确定具体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5）适用严格过错责任原则。犯罪行为是一种特别的侵权行为，建立在被告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主观过错的基础上，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应适用严格的过错责任原则，即必须是被告人直接侵犯了被害人人身权利，造成了被害人及其精神上无可避免的损害。

（6）公序良俗原则。在立法不足时，即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中对损害国家一般利益和违反社会一般道德准则的行为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公序良俗原则，授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判。

2、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首要解决的是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它直接决定被告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和被害人有无赔偿请求权。笔者个人认为，对赔偿范围应吸收德国、瑞士的做法，采取限制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应局限在人身权的范畴，要与人身有密切关系，对侵犯财产犯罪的应排除在外。因为侵害自然人的财产权，可能会导致精神损害，但是一般不需要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加以救济，而可以用财产制度加以救济。因为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物质利益，而对人身权尤其是人格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非物质利益。通常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害导致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失，法律通过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方式足以救济。而对人身权的侵害产生的后果要复杂得多，常见的有：死亡、伤害（包括残疾）、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精神损害等。死亡可能使死者的近亲属产生精神损害。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应局限在人身权的范畴，要与人身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应主要适用于刑法分则第二章至第六章中的各类中，尤其是集中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中，具体包括以下几类：

（1）侵害他人的生命权。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的。犯罪人除赔偿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外，还应当赔偿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失。这是主体特殊的一种精神损害，它不针对被害人本人，而是对其近亲属而言，侵害的是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是就被害人死亡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所产生的其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

（2）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侵害公民的身体，致人身体上造成严重伤害，相应的精神上遭受巨大痛苦，尤其是因为犯罪行为造成终身残疾的，被害人将一身伴随残疾的痛苦，这时除赔偿法律规定的经济损失外，还应增加赔偿精神损失费，以抚慰被害人巨大的精神创伤。

（3）侵害妇女特殊的性自主权（贞操权）。妇女贞操权是妇女所特有的一项人身权，特别在我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此项权利是妇女极为重要的人身权利。严重侵犯此项权利的，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尤为严重，这远较犯罪行为本身对身体造成的直接伤害后果的影响严重，妇女此种权利曾受到过侵犯将会成为受害妇女的耻辱，成为其一生的恶梦，这并不会因为犯罪人被判处刑罚处罚而消除，故对于那些强奸、强迫等犯罪仅用刑罚惩处，尽管严厉制裁了犯罪者，但被害人的身心健康上的损害并不能完全消除。因此，笔者认为，对侵害妇女此种权利的犯罪人进行刑事制裁的同时，被害人还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对其予以精神上的慰籍。

（4）侵犯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是自然人最为重要的一项人权，失去它就丧失了行使其他一些人权的基础，如言论权、选举权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如非法拘禁他人，对被害人而言，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期间和事后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摧残是不言而喻的，对此，被害人应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5）侵害公民的名誉权。如侮辱、诽谤他人，对被害人的名誉、人格的任意贬低，造成被害人社会地位的降低，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打击不会随被告人被判处刑罚而消失。对此类犯罪，被害人亦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3、赔偿主体应限于自然人。

法人不能成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因为此种精神现象和心理态度为自然人所特有，精神损害仅发生在自然人受不法侵害的情况。法人虽然有一些人格权，但是没有自然人所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现象，也当然不存在心理创伤和精神损害问题。但是法人的人格权受到损害时，法律也规定可以以其他方法予以救济，如直接物质损失的赔偿。这主要是为了维护法人的物质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精神利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六条中规定的几类人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应为被害人、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定人。

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

对此，笔者认为应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参考标准。因为如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不便操作，法官裁判的随意性较大，往往是同一类型的，事实很相似的案件，不同的法院甚而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处理的结果则大相径庭。其次，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判决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我国的国情不相符合，对被告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而过低的赔偿则失去了补偿性的功用，对被害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它既不能达到抚慰被害人的目的，也不能惩戒被告人和警戒公众，还使人们对法律的严肃性产生怀疑。这些，均不利于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价值的真正实现。再次，对当事人在提出赔偿时会漫天要价，增加了审理难度，故要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数额标准。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存在着较大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区差异，故制定一个全国皆行的统一标准是不现实的，而只能就一类案件制定一个参考标准。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对于侵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案件，可参照盗窃罪数额标准的方法，由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制定此类案件中造成死亡、残疾后果的赔偿数额幅度标准，再由省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经济等情况，制定较为确切的标准。

（2）对于其他类型的可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可由最高院制定或授权省级人民法院制定此类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上、下限标准。法官在具体确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数额时，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和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根据个案之间存在的责任大小、被告人的过错程度、社会影响、伤害后果等差异，并结合规定的标准，予以裁判。

（3）对于被告人及被害人的经济状况，笔者认为不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其一，对当事人双方而言，均有违公平原则，其二，其经济状况取证困难，如当事人有意隐匿，法院对实际情况很难掌握，其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害人的精神痛苦不因其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四，如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将导致法官无法下判。故这只能作为案件执行时的考虑因素，而不能成为判决的理由，如被告人经济状况经查明确实欠佳，判决时可分期给付。但是，双方当事人就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经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法院应尊重当事人在私权领域内的意思自治，对调解予以认可，并可将被告人赔偿精神损害的视为悔罪表现，作为其一项酌定从轻情节，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5、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后果。

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是犯罪行为导致相当的严重后果，没有严重后果的，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事发时和未来生活、工作中可能达不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这也与犯罪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的特征相吻合。例如对造成被害人伤害的，必须是造成被害人残疾，才能对被害人精神上造成严重创伤，否则，伤情较轻，未达到残疾后果的，被害人一般不会有太大的精神创伤，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和给予被害人物质损失赔偿一般足以慰籍被害人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民事精神范文篇6

我国现行年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表明在刑事诉讼中只允许被害人就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最高院于年月日《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项规定将刑诉法法律条款过于笼统的规定更进一步明确了，更具操作性。但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在是否能有效保护被害人利益，与其他法律能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否协调以及被害人对诉权处分可能引起混乱等方面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具体提出下列质疑意见：

⒈刑诉法的规定与民事法律规定存在冲突。

我国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誉权、荣誉权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除上述规定，更进一步将精神损害的范围扩展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总之，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

⒉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是否赔偿适用法律出现混乱。

⒊可能会造成被害人对诉权的不同处分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

⒋对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的说法的质疑。

⒌对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立法上对精神损害应当予以认可，并应逐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理由如下：

⒈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法规定，对刑罚的功能起补充作用。

⒉将精神损害列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是有法律依据的。

⒊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⒋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体现公权对私权的特殊保护，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⒌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立法原意。

⒍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

三、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中具体问题的思考

⒈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时应确立该制度的基本原则，以期对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起指导作用。

（）赔偿法定原则。因为实际生活中的“精神损害”的存在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犯罪行为对人身权利均不同程度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所有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一切精神损害都予以赔偿，而只能对法律认可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对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精神损害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赔偿，法律没有规定的，法院裁判不予赔偿，否则，会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难以实现。

（）因果关系原则。确立损害赔偿的范围，不是以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划分的，而是以犯罪行为与损失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依据的。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造成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应考虑其犯罪行为是否有直接关系，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必须是此种损害后果与自己的犯罪行为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这种因果联系的，被告人就谈不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更谈不上承担刑事责任了。对于与犯罪行为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损害如第三人休克损害，即损害发生时或发生后，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因当时目击或事后得知损害事故发生之事实，受刺激而致心神崩溃或致休克等情形所遭受之损害，例如交通肇事中行人因目睹事故发生而致心理崩溃的，因为其受害与犯罪行为无相当因果关系，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补充适用原则。精神损害赔偿应当限定在损害较为严重，适用其他方法包括刑罚处罚和物质财产损害赔偿等均不足以充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的情况下。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首先在于其补偿性，其目的是为了慰籍被害人以及给予其一定的经济帮助，以弥补其因犯罪行为对其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另外，对于造成损害情节较轻，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的，不应采用精神损害赔偿，否则会发生权利滥用。

（）自由裁量原则。这是在法定原则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指法官在相关法律条文不足以解决争议或法律出现空白的情况下，法官可根据被告人的过错程度、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个案差异等一些因素，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确定具体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适用严格过错责任原则。犯罪行为是一种特别的侵权行为，建立在被告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主观过错的基础上，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应适用严格的过错责任原则，即必须是被告人直接侵犯了被害人人身权利，造成了被害人及其精神上无可避免的损害。

（）公序良俗原则。在立法不足时，即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中对损害国家一般利益和违反社会一般道德准则的行为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公序良俗原则，授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判。

⒉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侵害他人的生命权。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的。犯罪人除赔偿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外，还应当赔偿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失。这是主体特殊的一种精神损害，它不针对被害人本人，而是对其近亲属而言，侵害的是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是就被害人死亡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所产生的其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

（）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侵害公民的身体，致人身体上造成严重伤害，相应的精神上遭受巨大痛苦，尤其是因为犯罪行为造成终身残疾的，被害人将一身伴随残疾的痛苦，这时除赔偿法律规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定的经济损失外，还应增加赔偿精神损失费，以抚慰被害人巨大的精神创伤。

（）侵害妇女特殊的性自主权（贞操权）。妇女贞操权是妇女所特有的一项人身权，特别在我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此项权利是妇女极为重要的人身权利。严重侵犯此项权利的，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尤为严重，这远较犯罪行为本身对身体造成的直接伤害后果的影响严重，妇女此种权利曾受到过侵犯将会成为受害妇女的耻辱，成为其一生的恶梦，这并不会因为犯罪人被判处刑罚处罚而消除，故对于那些强奸、强迫等犯罪仅用刑罚惩处，尽管严厉制裁了犯罪者，但被害人的身心健康上的损害并不能完全消除。因此，笔者认为，对侵害妇女此种权利的犯罪人进行刑事制裁的同时，被害人还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对其予以精神上的慰籍。

（）侵犯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是自然人最为重要的一项人权，失去它就丧失了行使其他一些人权的基础，如言论权、选举权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如非法拘禁他人，对被害人而言，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期间和事后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摧残是不言而喻的，对此，被害人应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侵害公民的名誉权。如侮辱、诽谤他人，对被害人的名誉、人格的任意贬低，造成被害人社会地位的降低，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打击不会随被告人被判处刑罚而消失。对此类犯罪，被害人亦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⒊赔偿主体应限于自然人。

⒋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

（）对于侵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案件，可参照盗窃罪数额标准的方法，由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制定此类案件中造成死亡、残疾后果的赔偿数额幅度标准，再由省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经济等情况，制定较为确切的标准。

（）对于其他类型的可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可由最高院制定或授权省级人民法院制定此类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上、下限标准。法官在具体确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数额时，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和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根据个案之间存在的责任大小、被告人的过错程度、社会影响、伤害后果等差异，并结合规定的标准，予以裁判。

（）对于被告人及被害人的经济状况，笔者认为不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其一，对当事人双方而言，均有违公平原则，其二，其经济状况取证困难，如当事人有意隐匿，法院对实际情况很难掌握，其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害人的精神痛苦不因其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四，如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将导致法官无法下判。故这只能作为案件执行时的考虑因素，而不能成为判决的理由，如被告人经济状况经查明确实欠佳，判决时可分期给付。但是，双方当事人就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经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法院应尊重当事人在私权领域内的意思自治，对调解予以认可，并可将被告人赔偿精神损害的视为悔罪表现，作为其一项酌定从轻情节，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⒌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后果。

民事精神范文篇7

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的被害人是否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已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本论题阐明了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含义，对精神损害的范围和标准予以明确界定。并运用大量的理论和事实，深刻阐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有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

笔者认为，精神损害既包括犯罪行为侵害人身权和人格权导致的精神损害，也包括侵犯财产权犯罪而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主要理由是，1、在法治社会中，只要有侵权，必然就有赔偿，有物质损害，应就物质损害赔偿；有造成精神、心理上创伤的，应就精神损害部分弥补损失。2、附带民事诉讼在性质上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就应保护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剥夺，不管它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还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3、尽管时下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以于法无据为由，不予支持、不予受理，但因犯罪行为而导致的被害人精神损害的情况大量存在，根据有损害后果发生，就应当有司法上的救济，做出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已成当务之急。4、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和要求犯罪分子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责任。前者是犯罪分子对国家承担的公法责任，后者则是犯罪分子对受害人承担的私法责任，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代替民事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尚未明确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但从长远来看，这亦应当成为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是许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和内容为物质损害的赔偿。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许多人愈来愈认识到，物质损害赔偿不再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唯一内容和目的，精神损害赔偿也应纳入其中。“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物质赔偿是主要方面，但也不应把追究其他民事责任排除在外”。①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是被害人遭受的损失赔偿，要由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损失可以是物质损失，也应包含精神损失在内。

一、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内涵的法理性分析

精神损害赔偿本是一项民事法律制度，似乎仅限定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在法学上，“精神受到损害或称精神损害，简单地讲是指对主体的人的精神活动的伤害。侵权行为侵害公民的人身权、人格权，造成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精神利益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②所谓精神损害赔偿，用学者的话讲，是指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致受害人精神创伤，而由侵权人给予受害人一定赔偿金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这种赔偿兼具物质补偿与精神慰藉两种属性，且补偿是手段，慰藉是目的。所以，精神损害赔偿实质上是通过侵权人给与受害人一定的物质补偿，使受害人获得精神上的安慰。精神损害赔偿在民法上救济方式具有多样性，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救济方式是赔偿损失，即以财产方式为主要救济手段。通过加重对致害人的处罚，平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慰藉其感情损伤，以达到防止侵权行为发生，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指的是在哪些侵权损害情形下予以精神损害补偿。根据最高法院2001年3月8日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以下四种情形：一是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身体、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人身自由等人格权，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二是侵犯监护身份权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给监护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三是侵害死者人格权或非法利用、侵害遗体、遗骨、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四是灭失或毁损他人具有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品而造成精神损害的。此外，根据《婚姻法》规定，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赔偿当然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根据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笔者认为损害公民私人合法财产达到数额较大，侵犯人格权与人身权达到犯罪程度，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也应予以精神赔偿。“不难设想，当自然人的财产受到侵害而遭受损失时，受害人自然也在遭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只不过痛苦程度有浅有深、表现形式或明或暗罢了，但绝不能否定这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性。实践中此类精神痛苦经常会引起不良后果：轻者之受害人心情烦躁、食欲不振、郁郁寡欢、影响生活和工作，重者可能导致受害人一病不起，甚至于危及生命。可见侵害自然人的财产权引起的精神损害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也理应得到赔偿，以慰藉受害人的心灵、补偿其实际损失，真正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③前述司法解释还规定，侵权致人精神损害，必须达到后果严重的程度才有可能赔偿，否则，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后果严重一般是指致人重伤、死亡。以此界限衡量，犯罪造成被害人精神损害理应赔偿。

二、附带民事诉讼中应有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

对前述问题，法学理论界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是不予承认，认为受害人没有权利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根据和理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既然刑事责任中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那么刑事案件不存在精神赔偿问题。第二种是完全肯定，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不能作为否定刑事案件受害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该条款只能说明受害人不能通过附带民事诉讼途径获取精神损害赔偿，并非说根本不能，或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刑事案件应有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由包括财产型犯罪在内的所有犯罪引发。本观点主要基于以下认识和理由得出：

（一）精神损害赔偿是权利救济原则的必然要求

“有权利就有救济”是法治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愈来愈周密，“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重视个人感情和感受对于人存在的价值，重视精神创伤和精神痛苦对人格利益的损害。在这样观念的指导下，人们要求法律对人的精神利益予以更高的重视和更严密的保护”。④在一个崇尚文明、法治的社会，只要有侵权，必然就有赔偿，有物质损失，应就物质损害赔偿；有造成精神、心理上创伤的，

应就精神损害部分弥补救济。犯罪作为严重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无疑是极为严重的侵权行为。犯罪类侵权和普通类侵权一样既可能造成物质损失，也可能造成精神损失。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一样是受害者遭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损失，只不过是精神损失是无形的比较难量化而已。然而，犯罪类侵权，特别是侵犯人身权、人格权的那些犯罪行为，还带给被害人除肉体痛苦之外的精神痛苦与折磨，与普通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刺激与损伤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也正如有人所言，民事侵权可以用精神损害赔偿加以救济，而刑事案件反之；普通的民事侵权，法院应当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犯罪者反之，这是荒唐的悖论。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犯罪导致精神损害可以要求赔偿的规定，只能表明现实法律存在着漏洞与不足。从另一方面讲，从立法上明确否定了被害人有提起精神损失赔偿的权利，是立法上的不平等，是对被害人这—弱势群体的立法侵害。在诸如强奸、毁人容貌的伤害等案件中，被害人所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是众所周知的，此时，被害人是多么希望得到社会的帮助和人们精神上的抚慰，即使给予大量的金钱补偿也是难以弥补的，而如果被害人对精神损失赔偿这一合情合理的基本诉讼请求都被法律所剥夺，那么无疑就是对被害人的进一步伤害，又何谈公平与正义呢?

（二）附带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协调统一是我国法律体系一致性的基本需要

“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而进行的诉讼活动。由于这种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是在刑事诉讼中提出的，又是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的，因此称作附带民事诉讼。”⑤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是民事诉讼，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事损害赔偿。具有依附性和从属性，即依附于犯罪行为，从属于刑事诉讼。在实体法上应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然而，附带民事诉讼又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这种诉讼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民法上又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从性质上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因此完全可以分开审理。虽然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存在着差别，但二者是统一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的，应当体现法律的一致性，不同的诉讼途径应当达到同样的法律结果，才能真正体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简化程序、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优点。

由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根源于被告人的同一违法行为，所以才有可能在同一诉讼中同时解决两个责任，这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基础。从而也是解决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利前提条件。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和要求犯罪分子对被害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从实体法上讲，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责任。刑事诉讼是国家对公民个人的诉讼，是国家对公民个人发起的一场战争，它具有典型的公法性质，附带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具有一定的私法性质。刑事诉讼的启动是国家基于公权而发动，由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具有强制性和地位的非平等性。民事诉讼的启动是由公民个人启动，贯彻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特殊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和无过错原则。前者是犯罪分子对国家和社会承担的公法责任，后者则是犯罪分子对受害人承担的私法责任。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代替民事上的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讲道：民法和刑法是两大基本法，两个法律的地位是同等的，不能用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否定民法的规定，对一个行为人既可以追究民事责任，又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现行法律有的肯定侵害人身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物质赔偿，如《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有的否认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如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及其司法解释把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制在“物质损害”，否定精神损害赔偿。这是立法上缺乏协调一致所造成的自相矛盾。另外，即使刑法36条，得不出因犯罪造成的精神损害不用赔偿的结论。刑事诉讼法第77条也得不出受害人不能对精神损害用民事诉讼程序提起诉讼的结论。

（三）程序的不同不能影响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从程序法的性质来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是受害人通过程序权利的行使，使其遭受的实体权利得以保护的一个途径。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不能作为否定刑事案件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利的依据。对犯罪类侵权造成的物质损失，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请求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在性质上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诉讼权利，就应当保护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予以剥夺。既然是民事诉讼，诉讼过程就应当受民事实体法的调整，因此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应同样适用。杨立新教授认为，凡是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范围内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即使是因刑事犯罪所致，受害人也有权得到精神损害赔偿救济，而不管它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还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

有人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仅赋予受害人提起物质损害赔偿的诉权，而民事诉讼法赋予受害人的诉权是既可以提起物质损害赔偿，也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犯罪类侵权的受害人，如果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即使包括有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如此以来就会出现矛盾的结局：受害人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可以在民事诉讼中提起。同样的事实，运用不同程序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笔者认为，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劳民伤财，于公于私都很麻烦，不能节省司法资源，哪如一个程序解决问题，既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又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

（四）司法实践迫切需要刑事精神赔偿的立法依据。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约有20％的被害人不知道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尽管有大约56％的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人民法院终以于法无据为由，不予受理、不予支持。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容貌、肢体等残损导致婚姻、生活、就业等困难而遭受精神痛苦的，人民法院是在人身损害赔偿中一并考虑解决，不单独赔偿精神损失。笔者认为，一并考虑解决，无疑在事实上承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允许精神损害赔偿。就近些年形势发展来看，许多司法工作者已深刻地认识到，刑事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确有必要。民事侵权可以主张精神赔偿，而比民事侵权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却无法主张精神赔偿，是对受害人权益的一种严重的漠视。因犯罪行为而导致被害人身心备受摧残，精神上产生的恐惧感和羞愤感有可能伴随终生：还可能由此导致婚姻失败、家庭破裂、被害人自杀，以及行凶报复等恶果发生，如果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处理不好，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留下社会隐患。根据有关司法救济原则，做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已是当务之急。

（五）外国已有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先例

从国际范围来看，许多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立法上都明文规定了因犯罪分子侵害而遭受损失的(含物质和精神损失)，有权要求赔偿。确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国际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从形态不同来看，可以分为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物质损失有形，可以用数字准确地定量把握。根据司法实践，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损害受害人名誉、荣誉、人格等人格权利为目的而实施的如侮辱、诽谤、毁容(故意伤害)等犯罪，造成被害人严重的精神痛苦；另一种是实施其他犯罪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身体权的犯罪，诸如诬告陷害、故意伤害致残、过失重伤、强奸等犯罪行为，在给受害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同时，造成被害人严重的精神创伤，甚至是终身性的精神痛苦。主张精神损失不能赔偿是受前苏联、东欧国家传统观点影响，主要论据就是过去受“极左”思想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里，受刑法保护的人格尊严和其他精神利益是不能用金钱来估计的。但是，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飞越发展，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特别是加入WTO与国际社会接轨，人们越来越关注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越来越重要。精神损害不能赔偿损失的传统观点逐渐被突破，已成为刑事法律修改的重点之一。

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允许对下列财产损大给予赔偿：(1)侵犯个人的人身权造成的损失；(2)以作品、图画、信件诽谤侮辱他人的行为：(3)辱骂。英美法系认为，伤害身体包括构成犯罪的行为，并直接引起精神痛苦者就构成赔偿的理由。被害人除伤情部分得以请求赔偿外，还得请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更是明文规定精神损害应当赔偿，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包括作为起诉对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全部损失。”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将“因侮辱和伤害身体”而受损失(主要是精神损失)包括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之中。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06条规定，被害人可依刑法有关规定，因侮辱和伤害身体请求补偿金。前南斯拉夫也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我国既然受大陆法系国家司法体制影响较深，应当借鉴和参考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明文予以规定。

（六）我国应完善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

我国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已有精神损害补偿的规定与做法，有些可能构成刑事责任的行为，造成他人生命、健康、身体权损害，后果严重的，受害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问金。我国宪法第38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采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这可以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宪法和法律基础。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里讲的损害赔偿，主要是指精神损害赔偿。上述四种情况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即重婚罪、虐待罪、遗弃罪和伤害罪等，若犯罪成立，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再如，最高法院于2002年6月针对浙江省法院审理公交客运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所做出的司法解释，其中讲到，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1991年国务院颁布)规定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这一财产性质的赔偿之外，还可以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判令加害人赔偿精神抚慰性质的“残疾赔偿金”。前述《办法》第3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项目中的“死亡补偿费”是对非财产损害的补偿，也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金。假如构成交通肇事罪者，受害人能否直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假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致使上述包括交通肇事、伤害等案件，如果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则受害人不能要求其赔偿被统称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或其他精神损害抚慰金。

附带民事诉讼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具有可行性。2003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法院网全文刊登了《关广审理侵权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该解释第1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或者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归责事由致人生命、健康、身体受到侵害，受害人或者其他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其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可以在刑事诉讼终结后，另行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该解释透露出一个信息，刑事被害人将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了。很多人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以刑事诉讼为主，民事部分为辅，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几乎都有精神损害，其范围广泛，程度轻重不同，标准也难以确定，操作不好把握，不利于及时结案。这种认识不完整，全国各地基层法院已审理大量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最近有报道称，最高法院正加紧制定《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将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程序，并将统一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届时精神损害赔偿将不再令人困惑。

三、刑事诉讼中加入精神损害赔偿内容的立法建议

如何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补充、修改并完善这项制度呢?结合理论与实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中补充规定“精神损失”的内容，即将第77条改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不同国家对此都适用不同的标准。如德国法律将其限定在侵害身体和健康，剥夺人身自由的范围内，意大利则笼统地规定，仅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最为典型的是日本，其民法规定，不问是侵害他人身体、自由或名誉情形，还是侵害他人财产权情形，凡是应当负赔偿责任者，均应赔偿。我国许多学者认为，应将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制在法定的人格权及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所引起的范围内，同时限定必须是侵权行为。我们认为，犯罪肯定是侵权行为，而侵权范围不仅仅是人格权领域，而应包括财产权和其他权利范围，即不论侵犯人格权、人身权，还是财产权及其他权利，借鉴日本的做法，只要合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标准，一律规定赔偿。

其次，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和补充规定，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化、法律化。要确立人身和财产损害赔偿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和精神痛苦程度之原则。明确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精神赔偿标准和范围，可以就刑事案刊当事人的过错责任、受害人的痛苦程度、造成的后果、具体的侵害情节、受害人的身份资历、加害人的赔偿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以确定精神赔偿金额的幅度与范围，以避免“自山裁量”时可能出现的偏差。为此应贯彻区别对待、适当赔偿、警示教育的原则。对于财产性犯罪，要让被告人付出经济代价；对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要分清主观过错性质和程度，该重则重，适可而止；然而，精神损害赔偿与刑罚的最终目的应当相一致，即最终目的是要防止犯罪分子再危害社会，警醒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悬崖勒马，不敢以身试法。

注释：

①邵世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疑难探析》，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②杨立新、薛东方、穆沁：《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③戴建志、陈旭：《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161页。

④戴建志、陈旭：《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309页。

⑤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参考文献资料：

1、邵世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疑难探析》，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杨立新、薛东方、穆沁：《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3、戴建志、陈旭：《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陈胜：《如何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载《法制日报》2003年1月22日。

民事精神范文篇8

一、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这里规定的是法院“可以告知”，而非“应当告知”，不是强行性规定，实践中就出现了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因为怕麻烦而怠于履行或疏忽大意忘记履行该项义务的情况，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到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却被告知刑事案件已经审结，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其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但却要交纳诉讼费，而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收取诉讼费的，这就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并且造成权利救济的迟延，更为严重的可能使被害人本应得到的赔偿无法得到。因为在刑事案件与附带民事案件同时审理时，被告人为了得到从轻处理，本人或其亲属往往会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如果刑事判决已经宣告，再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就不会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因为他知道即使赔偿了刑事判决也不会更改。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违背法律设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意的，因此应当予以纠正。笔者建议将“可以告知”修改为“应当告知”，增加“如果因为法官没有及时告知而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在刑事判决宣告前未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由同一审判组织来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并且要追究法官不作为的责任，以减轻被害人的负担，促使法官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

二、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一）侵财型犯罪造成的财产损失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故在实务中，对于盗窃、诈骗、抢劫、贪污等侵害财产的犯罪，采取追赃和退赔的办法，将追回的赃款赃物返还被害人或者由人民法院责令被告人退赔，不得由刑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属于限制解释，违背了立法的本意，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有效救济。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规定为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或者物质损失的场合，也就是说，只要被害人遭受了财产或物质损失的，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却缩小了该范围，仅仅局限在因人身权利受到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笔者认为，最高法院之所以限制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可能是基于避免过度增加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负担的考虑。如果将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型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也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将会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大幅度增加，由于刑事案件审理期限较短，再要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将会使法官不堪重负。有人认为，虽然这类案件的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并不妨碍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笔者认为，将侵财型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固然会增加刑事审判庭的负担，但并不是不能承受的，因为诸如盗窃、抢劫类案件，只要刑事部分确定了，附带民事诉讼只是走一下程序而已，因为被害人的损失在被告人犯罪事实部分已经查清了，并不会给法官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增加太大的工作量。即使法官感到工作量太大，也可以通过增加刑事审判庭的法官人数来解决。因此，将侵财型犯罪造成的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让被害人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法来解决，有以下弊端：一是要交纳诉讼费，增加被害人的经济负担；二是要等到刑事判决生效后才能提起，且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较长；三是被告人可能已被送交监狱执行刑罚，而监狱往往距离被告人原住所地遥远，审理不便。基于以上几方面因素，实践中，被害人往往会自认倒霉，而不会花费精力去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显而易见，就是要使被害人对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得到充分赔偿，因此，解释法律时，应当首先考虑哪种规定更能有利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扩大现行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将侵财型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二）精神损失能否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问题

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局限在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或者物质损失的场合，没有规定对犯罪造成精神损害的可以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救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19日公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于法无据。

本来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当事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这样的做法有其弊端。这就是，把损害赔偿责任人为的分为不同的两种，一种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可以提出的，如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的赔偿；一种是不可以提出的，如精神损害赔偿。将一个完整地损害赔偿责任人为的分为两种，采用不同的诉讼程序解决，是没有道理的，也割裂了损害赔偿这个完整的法律制度。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15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就连当事人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程序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也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该《批复》认为：你院云高法[2001]176号《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被害人就刑事犯罪行为单独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很明显，这两个司法解释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实际上是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基本精神相悖的。

侵害人格权，侵权人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受害人有权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是疑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和法学界的共识。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司法解释，2001年3月8日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包括侵害人格权、其他人格利益、身份权，甚至是侵害财产权的侵权行为，受害人都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其中人格权包括了：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2、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3、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其他人格利益指的是隐私权和其他法律未明文规定但需要保护的人格利益。身份权包括侵权和亲属权。在这个司法解释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问题，但是，这种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应当是文中应有之义。而且很多法院也都是这样理解这一批复的。

该司法解释的出台是我国人格权司法保护的一项重大举措，而随后2002年7月15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的这个意见，实际上是又走回了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公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老路，而且越走越远。这两个司法解释的实质，就是对犯罪行为“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变种。这种解释与《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关于“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是背道而驰的。

对于犯罪行为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从理论上说，就是不同法律部门的法规竞合。现代社会在规范社会生活现象的时候，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做出规范，或者从行政法的角度规范。有时候，这些从不同角度做出的规范发生重合的现象，就形成了法规竞合。

民事精神范文篇9

［关键词］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刑事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权利主体因其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形式进行救济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明确规定。由此可见，我国民事法律早已承认并肯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性,而且司法解释也进一步扩大了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只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未规定刑事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同时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却明确指出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刑事法律规定对于精神损害是不能提出赔偿请求的,只有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的局限性导致了我国刑事立法和民事立法关于赔偿范围的矛盾和冲突,这不仅造成了审判实践的不配套和不协调,而且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利于保护刑事受害人合法权益［1］。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即权利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害行为人通过财产赔偿等形式进行救济的一种刑事法律制度。

一、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1.人权保护的需要

刑事侵害行为人对其实施的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的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侵害行为人对受害人或受害人的近亲属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充分保护人权的需要。人权包括人应该享有的经济权、政治权、人身权等内容。人身权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权是不断发展的。人权保护事业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发展。从充分保护人身权的角度来看,不仅要对民事侵权中的受害人予以保护,也要对刑事侵害中受害人给以保护。只有如此,才符合逻辑。一般来说,在民事侵权中,受害人的人身权所受侵害程度较轻,而在刑事侵害中,受害人的人身权所受侵害程度较重。我国现行法律对民事侵权中精神损害赔偿权予以保护,而对在刑事侵害中受到比民事侵权更严重侵害的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却不予保护,这显然不利于周全保护人权。

2．法律位价协调的需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属于民事法律规范,理应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但《批复》规定又予排除,造成了立法上的矛盾,引起了诉讼观念的抵触。因此,最高院对于“受害人要求精神赔偿一律不予受理”是不符合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原则的。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已被立法所确定,更被司法解释所明确,因而完全有理由而且应该将民事诉讼中能够得到处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理。从法理方面来讲,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的法律位阶、法律效力在《民法通则》之下。也就是说,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民法通则》的规定,不能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内容相抵触。而最高院的法释［2000］47号以及法释［2002］17号规定的内容很显然是与《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相抵触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对其效力产生质疑。

3．维护私权的需要

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体现的是公法上的价值追求，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犯罪分子承担的是公法上的责任,其法律本位是以国家为本位。而对犯罪分子追究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体现的是私法上的价值追求,目的在于保护人身权的需要，犯罪分子承担的是私法上的责任,其法律本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2］215。能因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就免除或减轻其民事责任,也不能因犯罪分子多赔一些钱就可以免除或减轻其刑事责任。如果以刑罚代替犯罪分子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势必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这是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假设这一论断不成立,那么,以刑罚而代替犯罪分子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应经受害人的明示同意或默许。然而,在行刑过程中,司法机关若要对某个侵犯人身权而犯罪的犯罪分子减刑,就应该得到受害人的同意,因为给犯罪分子减刑就意味着减少了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很显然,这是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悖的。

4．公平正义的需求

侵权行为人侵犯被害人人格权、健康权等权利的同时,大多数给被害人精神造成了损害。这种精神上的损害,有时要比物质损害严重得多,如果仅仅对物质损害予以赔偿显然是不公正的。对于侵犯人格权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本身也是一种更为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更大,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损害也更严重。若将其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外显然是一种荒谬和不合逻辑的现象。“法律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公平和正义”［2］215，但由于立法原因而使遭受同一种痛苦——精神痛苦却得不到同样的赔偿,显然是违背公平原则的。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因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因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却不承担民事责任。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受到相同损害的人得不到同样的赔偿,对受(被)害人来说极不公正;另一方面,对于行为人而言,给社会造成较轻的损害却要承担相对较大的责任也是不公平的。

二、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同样，如同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有所限制一样，在刑事损害赔偿中并非一切损害都将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限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抢劫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诽谤罪、重婚罪、虐待罪、遗弃罪等侵犯人身权的刑事案件,主要是由于这些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尤其是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创伤都难以平复,主要体现在：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大,主观上具有严重的过错；犯罪行为情节更恶劣,社会危害性更大；从犯罪主体来看,行为人都是年满14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过失杀人罪、过失伤害罪中的犯罪分子,也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由于其主观恶性较小,所以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赔偿责任。因此,具体地说,在刑事案件中侵犯自然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婚姻自由权及其他人格权的犯罪分子,侵犯自然人的配偶权(如重婚罪)、受抚养权(如虐待罪、遗弃罪)、监护权(如拐卖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亲权及其他身份权的犯罪分子都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譬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l)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无过错方因受到上述行为的侵害而有权提出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对于(3)、(4)这两种情形,不管侵害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侵害人都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此外,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是对于侵犯死者遗体遗骨的盗尸罪的犯罪分子是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笔者认为,由于盗尸必然给死者的亲属造成精神痛苦,犯罪分子也应该向死者的亲属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犯盗尸罪的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盗窃尸体出售获利,譬如民间招阴亲者有时需要购买尸体;有的是为报复他人;有的是为了奸尸等等。不管动机如何,都不影响犯罪分子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三、确定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

1．以补偿为主、惩罚和抚慰为辅的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就在于填补被害人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的精神损害而惩罚侵害人和抚慰被害人,只不过是补偿精神损害所派生出来的。这一原则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适用。由于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比一般的侵权行为要多得多,因此,如果只限于强调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性和惩罚性,而不补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那么就不足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2．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就是在精神损害赔偿中,既要考虑法定因素,又要考虑酌定因素。法定因素主要包括侵害人的过错程度,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和后果,侵害行为的后果和社会影响等。酌定因素包括当事人主体的类别,侵害人的认错态度和被害人的谅解程度,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等等。在具体的赔偿中,应综合考虑法定因素和酌定因素,适当确定赔偿数额。做到既能补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惩罚侵害人,又不超出一定限度,给侵害人造成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这样不仅符合法律公平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易于执行。

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法官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案件灵活处理。由于精神损害并不像财产损害那样容易判断,因此在进行精神损害量的评价和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时,必须赋予法官依法自由裁量的权力。按照这一原则,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和事实来合理地确定赔偿数额。法官的自由裁量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必须依据客观事实,分析和判断各种因素,作出处理或判决。一般认为,法官在确定数额时,应考虑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社会地位、职业、知名度、经济条件,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与侵害人的关系、经济状况,当地的经济水平,地方习惯等多种因素。

4．区别对待原则

即在自由酌量的基础上,考虑以下因素后,根据双方的责任确定赔偿数额:(1)因被害人的故意产生的损害不应赔偿;(2)因被害人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分别减少赔偿数额;(3)被害人有重大过失而被告人没有过错,且责任不以过错为必要条件时,应减免被告人的赔偿责任。

5．调解原则

调解制度是我国首创的处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措施,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制度的价值,并已被我国民事立法所采纳。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也是民事诉讼,涉及的权利是民事权利。根据民事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自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可以采取调解的方式处理民事案件。同理,刑事精神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调解方式结案,但必须取得双方同意。

综上所述,我们国家应尽早在法律上明确肯定刑事侵害中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受害人的这一权利切实加以保障。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效保障人权，维护正义与公平。同时也才能弥补法律空白，更好地协调民事和刑事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全方位地保护好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也就使“有损害就有赔偿”、“有权利就有救济”［3］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葛步兵.对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思考［EB/OL］.,2004.

民事精神范文篇10

关键词：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刑事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权利主体因其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形式进行救济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明确规定。由此可见，我国民事法律早已承认并肯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性，而且司法解释也进一步扩大了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只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未规定刑事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同时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却明确指出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刑事法律规定对于精神损害是不能提出赔偿请求的，只有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的局限性导致了我国刑事立法和民事立法关于赔偿范围的矛盾和冲突，这不仅造成了审判实践的不配套和不协调，而且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利于保护刑事受害人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即权利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害行为人通过财产赔偿等形式进行救济的一种刑事法律制度。

一、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1.人权保护的需要

刑事侵害行为人对其实施的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的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侵害行为人对受害人或受害人的近亲属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充分保护人权的需要。人权包括人应该享有的经济权、政治权、人身权等内容。人身权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权是不断发展的。人权保护事业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发展。从充分保护人身权的角度来看，不仅要对民事侵权中的受害人予以保护，也要对刑事侵害中受害人给以保护。只有如此，才符合逻辑。一般来说，在民事侵权中，受害人的人身权所受侵害程度较轻，而在刑事侵害中，受害人的人身权所受侵害程度较重。我国现行法律对民事侵权中精神损害赔偿权予以保护，而对在刑事侵害中受到比民事侵权更严重侵害的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却不予保护，这显然不利于周全保护人权。

2．法律位价协调的需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属于民事法律规范，理应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但《批复》规定又予排除，造成了立法上的矛盾，引起了诉讼观念的抵触。因此，最高院对于“受害人要求精神赔偿一律不予受理”是不符合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原则的。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已被立法所确定，更被司法解释所明确，因而完全有理由而且应该将民事诉讼中能够得到处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理。从法理方面来讲，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的法律位阶、法律效力在《民法通则》之下。也就是说，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民法通则》的规定，不能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内容相抵触。而最高院的法释［2000］47号以及法释［2002］17号规定的内容很显然是与《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相抵触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对其效力产生质疑。

3．维护私权的需要

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体现的是公法上的价值追求，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犯罪分子承担的是公法上的责任，其法律本位是以国家为本位。而对犯罪分子追究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体现的是私法上的价值追求，目的在于保护人身权的需要，犯罪分子承担的是私法上的责任，其法律本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能因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就免除或减轻其民事责任，也不能因犯罪分子多赔一些钱就可以免除或减轻其刑事责任。如果以刑罚代替犯罪分子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势必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这是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假设这一论断不成立，那么，以刑罚而代替犯罪分子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应经受害人的明示同意或默许。然而，在行刑过程中，司法机关若要对某个侵犯人身权而犯罪的犯罪分子减刑，就应该得到受害人的同意，因为给犯罪分子减刑就意味着减少了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很显然，这是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悖的。

4．公平正义的需求

侵权行为人侵犯被害人人格权、健康权等权利的同时，大多数给被害人精神造成了损害。这种精神上的损害，有时要比物质损害严重得多，如果仅仅对物质损害予以赔偿显然是不公正的。对于侵犯人格权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本身也是一种更为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更大，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损害也更严重。若将其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外显然是一种荒谬和不合逻辑的现象。“法律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公平和正义”，但由于立法原因而使遭受同一种痛苦——精神痛苦却得不到同样的赔偿，显然是违背公平原则的。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因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因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却不承担民事责任。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受到相同损害的人得不到同样的赔偿，对受(被)害人来说极不公正;另一方面，对于行为人而言，给社会造成较轻的损害却要承担相对较大的责任也是不公平的。

二、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同样，如同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有所限制一样，在刑事损害赔偿中并非一切损害都将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限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抢劫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诽谤罪、重婚罪、虐待罪、遗弃罪等侵犯人身权的刑事案件，主要是由于这些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尤其是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创伤都难以平复，主要体现在：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大，主观上具有严重的过错；犯罪行为情节更恶劣，社会危害性更大；从犯罪主体来看，行为人都是年满14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过失杀人罪、过失伤害罪中的犯罪分子，也应承担精神损

害赔偿责任，但由于其主观恶性较小，所以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赔偿责任。因此，具体地说，在刑事案件中侵犯自然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婚姻自由权及其他人格权的犯罪分子，侵犯自然人的配偶权(如重婚罪)、受抚养权(如虐待罪、遗弃罪)、监护权(如拐卖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亲权及其他身份权的犯罪分子都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譬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l)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无过错方因受到上述行为的侵害而有权提出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对于(3)、(4)这两种情形，不管侵害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侵害人都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此外，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是对于侵犯死者遗体遗骨的盗尸罪的犯罪分子是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笔者认为，由于盗尸必然给死者的亲属造成精神痛苦，犯罪分子也应该向死者的亲属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犯盗尸罪的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盗窃尸体出售获利，譬如民间招阴亲者有时需要购买尸体;有的是为报复他人;有的是为了奸尸等等。不管动机如何，都不影响犯罪分子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三、确定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

1．以补偿为主、惩罚和抚慰为辅的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就在于填补被害人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的精神损害而惩罚侵害人和抚慰被害人，只不过是补偿精神损害所派生出来的。这一原则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适用。由于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比一般的侵权行为要多得多，因此，如果只限于强调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性和惩罚性，而不补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那么就不足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2．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就是在精神损害赔偿中，既要考虑法定因素，又要考虑酌定因素。法定因素主要包括侵害人的过错程度，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和后果，侵害行为的后果和社会影响等。酌定因素包括当事人主体的类别，侵害人的认错态度和被害人的谅解程度，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等等。在具体的赔偿中，应综合考虑法定因素和酌定因素，适当确定赔偿数额。做到既能补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惩罚侵害人，又不超出一定限度，给侵害人造成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这样不仅符合法律公平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易于执行。

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法官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案件灵活处理。由于精神损害并不像财产损害那样容易判断，因此在进行精神损害量的评价和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时，必须赋予法官依法自由裁量的权力。按照这一原则，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和事实来合理地确定赔偿数额。法官的自由裁量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必须依据客观事实，分析和判断各种因素，作出处理或判决。一般认为，法官在确定数额时，应考虑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社会地位、职业、知名度、经济条件，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与侵害人的关系、经济状况，当地的经济水平，地方习惯等多种因素。

4．区别对待原则

即在自由酌量的基础上，考虑以下因素后，根据双方的责任确定赔偿数额:(1)因被害人的故意产生的损害不应赔偿;(2)因被害人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分别减少赔偿数额;(3)被害人有重大过失而被告人没有过错，且责任不以过错为必要条件时，应减免被告人的赔偿责任。

5．调解原则

调解制度是我国首创的处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措施，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制度的价值，并已被我国民事立法所采纳。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也是民事诉讼，涉及的权利是民事权利。根据民事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自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可以采取调解的方式处理民事案件。同理，刑事精神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调解方式结案，但必须取得双方同意。公务员之家:

综上所述，我们国家应尽早在法律上明确肯定刑事侵害中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受害人的这一权利切实加以保障。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效保障人权，维护正义与公平。同时也才能弥补法律空白，更好地协调民事和刑事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全方位地保护好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也就使“有损害就有赔偿”、“有权利就有救济”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葛步兵.对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思考［EB/OL］.，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