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合同范文10篇

民事合同范文篇1

1.有偿收视有线电视节目

有线电视的付费用户与有线电视的经营者之间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按照有线电视提供服务的规则，用户要获得有线电视的服务，需要先向有线电视台申请，缴纳费用，有线电视台接纳申请，收取费用之后，应给用户安装接收装置并发送信号。这是一个完整的要约、承诺过程，其中用户的申请是邀请要约，有线电视台提出的费用标准是要约，用户同意按照被告提出的费用标准交费，就是典型的承诺。经过这样的要约承诺，用户与有线电视台就以合同的形式确立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有线电视台未能遵守合同的约定，为用户提供合格的服务，有线电视的用户（媒介消费者）可以依法要求对方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在实际的操作中，有线电视的经营者一般都是预先拟订好提供服务的格式合同或含有部分格式条款的合同，对其服务的范围、质量、收费标准、结算方式、履行期限、维修保养、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内容予以说明和约定。如果用户接受合同的条款并签订了合同，双方的有偿服务合同关系即告成立。由于合同中的格式条款都是由当事人一方单方面拟定的，某些经营者有时会违反公平原则，利用其优势地位在格式条款中加入对自己有利但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内容，而消费者又不能与条款的制定人就格式条款的具体内容进行协商，只能接受其提出的不合理的格式条款。这是含有格式条款的合同可能出现的弊端，因此有必要对格式条款在法律上进行控制。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在加强对格式条款的规范、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方面，设立了三项重要规则：“一是明确格式条款制订者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第39条）；二是禁止格式条款的制订者利用格式条款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第40条）；三是在解释格式条款时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第41条）。”（1）这些规定可以有效地防止和限制公司与企业滥用经济优势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从而对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订、购报纸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数报纸具有商品性。“读者按价付款购买报纸，取得报纸的使用价值-信息服务，广告商按价付款购买报纸版面，取得报纸的使用价值-广告宣传；报社按价收款，取得报纸的交换价值-货币；报纸的价值在交换中实现”（2）这就是报纸商品性的体现。

既然报纸是具有商品性的大众媒介精神产品，媒介消费者就只有通过有偿的方式-零售摊点购买或订阅，才能获得报纸的所有权。（3）

在零售摊点买报的读者是媒介精神产品的消费者，卖报者则是出售媒介精神产品的经营者（4），两者因报纸的买卖形成的关系，属于《合同法》分则确定的买卖合同，更具体的说，是买卖合同中的消费者合同，双方均受消费合同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拘束。买报者有义务支付相应的价款，同时有权利要求所买的报纸符合合同的约定，或者符合法律、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提供报纸的经营者则有义务保证报纸的质量符合合同的约定，或者符合法律、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同时也有权利要求买报的人按价支付报款。中国虽然未制定单独的消费者合同法，但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统一规定了商事合同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中就包括了消费者合同。按照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合同当事人一方为消费者的场合，应当优先考虑对消费者利益的特殊保护，亦即对生产者和经销者一方的合同自由予以某种程度的限制。同时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合同的规定，作为合同法的特别法，优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作规定的，可以参照《合同法》总则和《合同法》分则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5）

以订阅的方式获得报纸的读者，不仅与出售报纸的经营者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还要与投递报纸的服务方建立投送服务合同关系。

目前国内报纸的投送服务可以分为邮政投送和非邮政投送两大类。

报刊发行是邮电部门经办了五十多年的一项主要邮政业务。2002年，经由邮局发行的报刊总数达6127种，占中国大陆报刊总数的67.4%.（6）经营邮政业务的部门属于公用企业，依法承担着普遍服务的社会义务。邮电部门可以利用其遍布城乡的通信网路，将报刊出版单位出版的报纸、杂志以订阅或零售的方式发送给读者。邮政企业与用户之间因使用包括报刊投递在内的邮政业务而建立的合同关系，在1987年开始实施的《邮政法》中已有具体的规定。该法虽属行政法，但其中关于用户使用邮政业务的规定属于民事法律规范，已为法律界多数人所认同。当然，与普通的民事合同关系相比，邮政企业在邮政合同之中承担着比用户更多的义务，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邮政企业依法负有实行普遍服务的义务，除法律规定的事由外，邮政服务的提供者不得拒绝用户行使签订邮政合同的权利，亦不得因经济利益的多寡而有所取舍。第二，邮政企业不享有变更或解除邮政合同的权利。用户在交寄邮件后，只要邮件没有投交收件人，在支付了必要的费用后，可以撤回邮件或者变更收件人。邮政企业在邮政合同依法成立后，只有履行的义务，而不享有解除或变更的权利。第三，邮政企业违反邮政合同须承担较重的合同外责任。邮件损毁或延误，邮政企业需要承担的合同责任虽是有限的，但其合同之外的责任则较重。邮政工作人员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邮件损毁或延误的，要依法承担相当严厉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新刑法第253条规定的“私拆、隐匿、毁弃邮件罪”和第304条规定的“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即是对严重违反法定邮政义务的刑事制裁。（7）

非邮政系统的报纸投送服务，主要是报社自办发行或其他社会发行公司开展的报纸征订投递业务。这类报纸征订发行的主体不属于国家法定的公用企业，他们与用户因报纸的投递服务而达成的协议，不属于《邮政法》的调整对象，而是平等主体之间普通的民事合同关系。如果发生纠纷，可以依据《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进行裁判。

3.对大众媒体推销其产品、服务或者举办其他有奖活动的要约性广告作出承诺

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取得一致而达成的协议关系。要达成这一关系，首先要有一方作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然后有另一方表示同意，前者称为要约，后者称为承诺。如果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并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则属于要约邀请。

要约和要约邀请的法律性质、内容以及当事人的主观愿望是不同的。要约从到达受要约人时起即发生法律效力，要约人在一定时期内就要受其约束，不得随意撤回或撤销。如果要约人违反有效要约，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要约邀请只是提议、请求别人向自己发出要约，即使对方作出承诺，也不能因此产生合同关系，要约邀请人撤回邀请，一般也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此外，要约包括了合同的主要条款，而且要约人有愿意受到要约拘束的许诺；要约邀请并不包括合同的主要条款，且不含有当事人表示愿意接受拘束的意思，只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

有时候，大众媒体出于广大发行、增加收视用户等经营利益方面的目的，会刊登一些推销自己产品（报纸、节目）、服务或者其他有奖活动的广告，这类广告多属要约邀请的性质，只是一种事实行为。（8）但也有的广告内容符合要约的规定，比如以下这条报纸征订广告（9）：

订一份拥有使用权的报纸

读者可以拥有报纸的使用权吗？可以！这就是您手中的生活时报。

生活时报正在进行一项重大改革-建立一种全新的报纸和读者的关系。一旦您成为生活时报的订户，您不仅可以天天看到内容丰富的新闻和各种信息，而且还拥有了使用这张报纸的权利。订阅一九九九年生活时报的读者，享受如下权利：

无偿个人信息

凭订报发票和身份证，可以无偿您的求学信息、择业信息、求医求药信息、求购信息、个人财产出让转让信息、征婚启事以及其它合法的个人信息各一次，每条信息不超过一百字。

无偿刊登喜庆照片

凭订报发票和身份证，可以无偿刊登您的新婚照，结婚纪念照，小孩的满月照，周岁照以及您家庭中其他重大喜庆照片各一帧，可附简短文字。

刊登与报款等值的广告

假如您是单位公费订报，凭订报发票和单位介绍信，生活时报可为您刊登与您订报款等值的广告（以生活时报广告报价标准计），不再收取费用。但您的广告一定要符合广告法的规定，并提供证明广告内容真实合法的文件。

生活时报全年订价180元/份，邮发代号：1—229.

这条征订广告关于让订户拥有“使用权”的意思表示，内容具体确定，只要经受要约人（订户）承诺（付款订阅），要约人（生活时报）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有义务兑现订户的“使用权”），所以，这是一条符合要约规定的报纸征订广告。征订广告中所许诺的报纸“使用权”，实际也是该报订户的一种债权，订户与该报按照要约的条件办妥了订报手续之后，双方便建立了相应的消费者合同关系。由于大众媒体在这类自我推销的广告中向受众应允了“额外”的好处，所以在据此建立的合同中，大众媒体通常负有更多的债务，而作出承诺的受要约人则可以享有更多的债权，其权利义务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和《广告法》的规范和调整。

有的大众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参与或扩大影响，还会刊登一些由其举办的有奖活动的声明和启事，如有奖征求新闻线索、有奖纠错、有奖竞猜、有奖视听、有奖调查等等。下面就是一则奖励读者捉错的报纸启事：（10）

挑错有奖

为向读者提供一份尽可能使之满意的报纸，本报特设立读者“捉错奖”，凡本报读者举报在《深圳商报》发现的差错，可按此办法给予奖励。

差错认定及奖励办法：差错分导向性差错、知识性差错、标题差错、文字差错4种。如读者发现知识性差错，每处差错奖励20元；发现标题差错，每处奖励30元；发现文字差错，每处奖励5元；发现导向性差错，视情况而定奖励。捉错者按举报时间先后，取前3名获奖。其余捉错多者，年终可赠送《深圳商报》和《深圳晚报》各一份。

差错举报以传真、邮寄为主。传真电话：3922849

大众媒体的这类举办有奖活动的公开声明和启事，表达了对完成指定行为的人给予具体报酬的明确意思，其实就是民事法律所称的悬赏广告。所谓悬赏广告，是指“广告人以公开广告的形式要约完成一定的行为并给付一定报酬，行为人以完成该种行为为承诺后，有权获得该报酬的特殊合同形式。”（11）

以上面例举的“挑错有奖”广告为例，报社公开声明：凡读者找出《深圳商报》上的导向性、知识性错误或标题、文字的差错，可给予奖励。并规定了具体的奖励规则。这就是向不特定的人发出的要约。（12）声明一经刊出，就对报社产生法律约束力。一俟有读者完成了报社指定的挑错要求，而便构成了对报社要约的有效承诺，挑出错误的读者有权请求报社按照既定的奖励标准给付报酬，发出奖励声明的报社则应当履行给付奖励的义务，否则将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

我国法律对悬赏广告尚未作明文规定，学界较多的人认同契约说，司法审判也多将因悬赏广告而起的民事纠纷视为合同之债，对其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审案裁判。

总之，上述三类媒介消费，即有偿收视有线电视节目、订购报刊、参与大众媒体举办的各种悬赏有奖活动等，会在大众媒体与媒介消费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合同关系，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邮政法》等法律中，都或多或少地含有调整和保护这类法律关系的规定。

二、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保护媒介消费者的权益

在媒介消费活动中，如果公民作为媒介消费者与大众媒体依法形成了上述合同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受到合同法的调整和保护。下面就结合《合同法》的若干具体条款对此问题试作讨论。

《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这两条是关于合同履行义务和合同违约责任的规定。

前一条规定要求债务人应全面地、适当地完成其合同义务，使债权人的合同债权得到完全实现，如交付约定的标的物，完成约定的工作成果，提供约定的服务等等，这当然也是媒介消费合同履行的起码要求。

后一条是关于合同违约责任的一般性规定。违约责任又称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当事人因违反合同债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媒介消费合同履行中的违约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概括地讲可分为不履行和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两大类。不履行合同义务就是当事人根本就没有实施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比如读者向报刊投递公司交付了订报款，但报刊公司却没有送报，用户向有线电视台交了入网费，有线电视台却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为用户接通有线电视等等。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是指虽有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但该行为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合同的约定，包括交付的标的数量不够或有瑕疵（如报纸断期、缺版），提供的服务质量不合要求（如插播广告）等等，当有以上两种发生时，则有关当事人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可能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媒介消费合同的订立，涉及的合同标的额很少，又可以即时清结，比如买一份报纸，没几个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卖双方不会就报纸的质量（13）有什么约定；有些媒介消费合同，即便采取了书面合同的形式，也十分简单，比如许多地方的有线电视用户，在入网交费后只拿到一纸发票外加一份用户使用证，双方并没有对有线电视的传送服务质量标准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所以，一旦发生质量纠纷，怎么确定“质量不符合约定”就成了争诉的焦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合同法》第62条的规定就很有用处了：

《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

这一条款是关于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时的法定适用规定。其中第（一）项的内容在处理媒介消费合同纠纷时尤其值得注意。

曾有法学专家在分析贾广恩诉河南新乡有线电视台滥插广告一案（14）时指出，该案的真实性质是合同之债，其具体的性质，就是服务合同。因此，这位专家主张追究有线电视台滥插广告的违约责任。理虽不错，但问题在于，贾广恩当初与新乡有线电视台达成有偿收视协议的时候，双方是否就插播广告问题有所约定？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实际并不存在这方面的约定，既然没有约定，凭什么认定有线电视台过量插播广告是一种违约行为呢？（15）笔者以为，这时候可以适用《合同法》第62条第（一）项的规定。该条款指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对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要求不明确的，可以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具体就有线电视台而言，国务院1997年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原广播电影电视部同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宣传管理的通知》以及国家广电总局的《关于坚决禁止随意插播、超量播放广告的紧急通知》中都有关于广告播出的规范要求，这些规定，实际上也属于国家对有线电视播出质量提出的一种强制性指标和标准。假若有线电视台拒不执行这些强制性标准，根据《合同法》第62条的规定，就可以认定有线电视台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因而应当承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有时候，对某类媒介消费合同行为，不仅合同法有所规定，其他的法律也有相关的规定。比如，因购买报纸而产生的那类合同关系，在《合同法》分则的买卖合同中有所规范，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亦有所规定；再如因邮政报刊投递而形成的服务合同，固然可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来调整，但《邮政法》也对其另有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用法律，合同法第123条作了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根据该条的规定，在其他有合同内容的法律中，凡对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又作了特殊规定的，应首先适用、依照该法律的规定。所以，如果发生报纸有偿消费的民事纠纷，在《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规定的情况下，应首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条文来处理；在《合同法》与《邮政法》都有规定的情况下，应首先适用《邮政法》的规定来处理。这就是所谓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自然，在实际的适用中，特别法仅仅是优于普通法而不是绝对排斥普通法，不是有了特别法的规定，普通法就绝对派不上用场了，有些特别法也可能存在空档或漏洞，这时候还需要回到普通法来找根据。例如报纸的购买者就报纸的质量问题提起诉讼（16），首先适用的应该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10条规定了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究竟如何确定一份报纸的质量是否符合约定，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出卖人应否承担违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就此给出具体的裁判规则。这时候，就要回到《合同法》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中来找根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介消费的内容和形式也比过去更加多样化，也因此会生成一些新的媒介消费合同关系，对于这些新的合同关系，法律包括合同法分则中或许没有明确的规定，一旦发生纠纷，怎么办呢？《合同法》第124条对此类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规定：

民事合同范文篇2

合同，又称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当然，这是指民法债权合同而言的，事实上合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合同不仅包括民法上的债权合同、物权合同和身份合同，而且包括国家法上的国家合同、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和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等①。我国1999年颁布的统一合同法的立法原意对合同的界定基本上采取的是债权合同的概念（还包括部分物权），大体上与多数国家民事立法的合同概念相一致。这样的合同概念，体现了民商合一的原则，但并不包揽行政性质合同和人身性质的合同等。“由于合同法只是规范反映交易关系的民事合同，而反映行政关系的行政合同、劳动关系的合同等，即使在名称上称为合同，因其不是对交易关系的反映，因此，不应属于合同法所称的合同范畴。……不以反映交易关系的协议，因不受合同法规范调整，可以通过制订单行行政法规的方式予以调整”②。我国采用狭义合同概念，将行政合同排除在统一合同法的调整之外，一方面是从立法技术角度考虑的，另一方面是从行政合同的特殊性考虑的。因为行政合同多以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地位不对等为特征，以保障公共利益为优先考虑，这与整个合同法建立在当事人地位平等基础上，并以平等地保护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为首要的和直接的立法目的不同，那么反映到具体制度的构建上也必然不同。因此，不宜将这两个理论基础不同的合同制度统一规定于一部合同法中。但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合同的不争事实表明我们并没有忽视行政合同的存在，而是将民事合同的种种优点嫁接到行政管理中，那么我们应该在广义的合同范围内将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进行比较。

行政合同又称（行政契约）是指行政主体为了行使行政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而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经过协商，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具有以下特征：

1.行政合同当事人中一方必定是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一方是从事行政管理、执行公务的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且行政主体处于主导地位并享有一定的行政特权，行政机关凭借国家赋予的优越地位，通过合同的方式行使行政管理权。

2.行政合同的内容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执行公务，具有公益性。行政合同是为履行公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而签订的，如果合同内容只涉及私法上的权利与义务，则应视为民事合同。由于行政合同的公益性决定其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都无完全的自由处分权。行政合同的签订，其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实现特定的国家行政管理目标。

3.行政合同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行政合同属于双方行政行为，双方的行政行为须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当然，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并不等于双方追求的目的相同，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行政管理相对方则是为了营利。

4.在行政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合同中当事人并不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单方面的依法变更或解除合同，而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则不享有此种权利。

5.行政合同受特殊法律规范调整。行政合同的内容除少部分受民商法调整外，总体上是受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合同纠纷可以通过行政法的救济途径解决。在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行政合同法律制度，其纠纷的处理途径尚未规范化，笔者认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应享有最终的处理权。

从行政合同的特征不难看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相比，两者的存在着较大的区别。首先在合同主体方面，行政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必定是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双方的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民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其次在合同成立的原则方面，行政合同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是行政要求前提下的自愿和对等。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的缔结过程中处于优先要约的地位，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如果自愿同行政主体缔结合同就意味着要服从它的管理和监督，履行某些先合同义务。签订合同后，即使在具体的合同中未规定行政特权条款，也应视为其已经就上述内容与行政机关协商一致。而民事合同，充分保护契约自由，必须以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最后在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方面。由于行政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单方依法变更或解除合同，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则不享有此种权利。而民事合同，一旦依法成立，对当事人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由上述可见民法中的平等主体、意思表示一致、契约自由等原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行政合同，但它们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仍是行政合同的精髓之所在，是行政合同区别于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其他行政行为的重要标志。

鉴于行政合同的特殊性质，行政合同纠纷的救济途径也应有别于民事合同和其他的行政行为。我们认为首先是自力救济。由于行政合同中包含大量的民法精神，行政合同纠纷的成因也很有可能包括合同的诚实信用、显失公平、不可预见、不可抗力等因素。如果基与此类发生的纠纷，行政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完全可以先通过协商解决。这样既可以使行政机关圆满完成签订行政合同的目的即执行国家公务，又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行政相对方的经济利益。

其次是行政救济。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应受行政法所调整，对于行政合同纠纷，故救济途径不可能排除行政救济即行政复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第6条对行政复议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五款“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经营权的”，第六款“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是将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的行政合同具体化了。所以相对人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发生的行政合同纠纷。

最后是司法救济。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处于优越的地位，而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就成了弱势群体。所以司法救济是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最有效也是最后的途径。我国行政复议法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为。”行政合同行为属于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相对人就特定的行政合同事项实施的，能够影响相对人法律地位，产生行政法上法律后果的行为，应属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根据行政合同及其纠纷诉讼法律特征，笔者认为，作为行政合同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下列行政合同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一）对行政机关缔结行政合同行为不服的。行政机关缔结合同行为必须依法实施，不得超越权限范围，并不得对相对人进行胁迫和欺诈，不得通过缔结行政合同违法对相对人设定义务，否则，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二）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合同义务的.行政合同依法成立后，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都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行政机关应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对相对人承担给付报酬或价金、兑现某些方面的优惠、给予行政补偿等义务。行政机关不履行其义务时，相对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赔偿诉讼。

（三）对行政机关单方面变更或解除行政合同不服的。当国家和公共利益或政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行政机关不必取得相对人的同意，有权单方面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作出变更合同的决定；如果公共利益的变化使继续履行合同没有必要时，还可以作出解除合同的决定。但行政机关的这种特权并不是没有限制的，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并只能在公共利益限度内行使，否则，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四）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合同的履行监督、指挥权和违约制裁行为不服的。行政机关负有监督和指挥行政合同履行及违约制裁的权力，有权在行政合同的执行过程中通过进行检查监督、行政命令违约制裁等方式监督和指挥相对人履行合同。但是，行政机关的这种监督权、指挥权和制裁权是有限度的，应仅限于保障行政合同的如约履行，不可衍生、滥用于干预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经营自主权和其他正常的生产、经营及生活活动，不得要求相对人履行不合理的义务。否则，合同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至于如何建立和完善行政合同制度，学者们提出了很多观点。一种认为必须将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分离开来，完善关于行政合同的立法。在立法形式上，借鉴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在将来的《行政程序法》中单列一章专门规定行政合同，应当涵盖如下内容：行政合同的涵义、原则、成立要件、行政合同的无效、行政主体在合同中的特权、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及补偿、违约责任、争议纠纷的处理等八个方面。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我国行政合同立法不可能像德国那样在行政程序法中设专章就行政合同作出具体规定。因为我国目前没有行政程序法，即使将来制定行政程序法，但是把实体法性质的行政合同纳入程序法中加以规范，势必会引起争论，难以实现。如果就行政合同制度制定单行行政法规，就符合我国行政法中将实体法和程序法关联规定于一法之中的法制传统，同时又为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的修补和完善留下了较大的余地和空间。笔者倾向后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合同立法的理想模式是制定单行行政法规.

民事合同范文篇3

乙方：＿＿＿＿＿（受赠方）

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就赠与事项达成协议如下：

1．甲方将＿＿＿＿＿赠与乙方

（赠与物的名称、数量、质量）

2．甲方将于＿＿＿＿＿（时间）在＿＿＿＿＿（地点）将赠与物交付给乙方

3．甲方承担＿＿＿＿＿的责任义务

4．甲方享有＿＿＿＿＿权利

（明确甲方的撤销权及行使撤销权的情形）

5．乙方应于＿＿＿＿＿（时间）之前做出是否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否则，

赠与不生效力。

6．其它

甲方：＿＿＿＿＿签字：＿＿＿＿＿盖章：＿＿＿＿＿

住址：＿＿＿＿＿电话：＿＿＿＿＿

乙方：＿＿＿＿＿签字：＿＿＿＿＿盖章：＿＿＿＿＿

民事合同范文篇4

1．履行经营承包合同；

2．赔偿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事实理由及证据：

1987年1月，双方经过协商同意签定一份经营承包合同，发包方为××省

××公司法人代表刘经理；承包人是公司职工靳××；承包期限规定从1987年

1月至1990年1月。根据合同第六条经营自主权规定：包括业务经营权，财务

管理权，劳动工资奖金分配权等。自合同生效后，月月有盈利，全体从业人员在奖

金方面比过去得到了实惠。

但在本年10月，发包方以商店内有四名职工检举揭发承包人有经济和违反政

策等问题，列举了我四条罪状，作出片面的处理决定，他们撕毁合同，解除我的承

包人职务。对此，我申诉到上级省主管公司，未能合理解决，特依法提起诉讼。

首先，我对发包方对我作出的所谓四项经济问题和违反政策罪状的实际情况作

以说明，供法庭查证参考，以便作出公正的裁判。

发包方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用现金在商店套换转帐支票给个体户购买原

料，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2601．05元”；

这一问题的实际情况是：我们承包合同第二条承包范围中（5）公司提供流动

资金人民币叁万元（其中包括库存货物）。以此微薄地资金是不可能开展扭亏为盈

的承包局面的，况且库存货物只有卖出后才能变成流动资金，如果减去货物价值，

资金更少了。因此，我凭个人往来，从针织品个体户鲁××处借现金七万元，两个

月后全部还清。我借入现金存入银行，有帐可据，但从银行再提出七万元现金还债

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用支票去还债。这有什么不对？我因公借款，以支票还债，

这对税收有何损害？如有税务问题，为什么税务机关一直没来查处？因此，发包方

说我以现金套换支票，这是得了便宜还骂人的不义之说，我不能接受。

第二个问题是：“代销商品不入库、不走帐，商品售出撕毁小票。进销差款不

入帐，并随意支出，违反了国家财经管理制度，影响了承包人、商店、及公司的利

益。”

这个问题是带有历史性的，实际是：掌管这一代销业务的负责人是上任就负责

此项工作的副经理王××。此人是前一任的副经理，我承包后原职不变。代销货进

销差额保留在所谓“小金库”的事，都由王××专管，不是不入帐，也不是随意支

出。这种“小金库”的收支直接和职工福利挂勾，是从我的前任到我经手一直由这

个副经理王××专管。但在他检举了我之前，我问过他存多少钱？他说四、五百元。

当他检举我之后，又说把钱给我了。向他要帐，说烧了。从这个经过看来，这个

不光彩的“小金库”不是从我做起，更不是由我专管。这是沿袭下来的弊病。王×

×是沿续管理的人负责，请法庭详查。

第三个问题，说我虚报考勤套取工资，绝无此事。有考勤表可查，更有考勤员

薛××可证，这个问题是强加于我的陷害。

第四个问题，说我用人不当，给商店人员思想造成混乱。这个问题才是主要的

关键所在。自我承包后，经济搞活了，收支有盈余，职工资金增多，以王××为首

的人既羡慕又嫉妒，这才出现排挤我的苗头。就在这承包的一年中，揭发检举我的

四个人有三个人因犯错误被我调换了工作。①刘××是收款员、承包后出问题，被

我撤换了，其问题我已向公司作了汇报，调为营业员：②阎××是营业员，因出问

题被我调做收款员：③刘×是出纳员，她是发包人刘×经理的妹妹，也因事故我准

备调换工作，和她谈过就是这三个人加上上届的副经理王××，共同出头，向公司

检举我，引起这个中途撕毁合同的事件发生。

对此，我认为发包方和上级主管公司，没有深入调查研究，主观作出决定是不

对的。

当前在城市企业改革中，许多企业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订立生产经营

承包合同，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新事物。它与经济合同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

经济合同法》应当是调整这类经济关系，解决承包合同纠纷的主要依据。为此，请

求法庭依照经济合同法的违约规定给予公平处理，是所至盼。

此致

民事合同范文篇5

政府采购合同是指政府部门、政府机构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受政府控制的任何单位，为了实现政府职能和社会公共利益，以消费者身份使用公款而签订的获得货物、服务、工程等的合同[1].政府采购是围绕采购合同展开的，其救济也必然基于合同而展开，合同也是当事人双方履行权利义务、受损方寻求救济的依据。那么，政府采购的合同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就成了政府采购供应商合法权益救济的前提问题。

就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历来存在着争议，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民事说”、“行政说”与“混合说”。“混合说”因不具有代表性，暂不讨论。持行政说者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政府采购合同主体特殊、采购目的具有公益性。并列举了英、法、美、日等国的立法实践和学者学说为证，强调政府采购合同不应该是民事合同[2].理由之二是，政府采购合同中采购人拥有行政特权，双方权利义务配置不对等，如可单方变更、解除合同，有连续权、控制权监督权，甚至有制裁权。其理论依据是行政优先性理论[3].理由之三是，在政府采购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受到了限制，并不完全遵守民事合同的自愿原则，其例如采购人不能自由选择供应商，不能自主决定交易方式（采购方式）[4].其实，除了上述限制外，政府采购合同存在还包括合同形式的限制、合同主体的限制、合同必备条款的限制、合同备案的限制、纠纷解决机制的限制。

政府采购合同性质之争，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以何者为先的问题。仔细探究起来，笔者认为，上述种种理由，并未影响政府采购合同的民事合同属性。或者说，其民事合同的一般性大于其特殊性，政府采购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的这些区别，并没有导致政府采购合同丧失民事合同的基本属性。试分述之。

其一，政府采购合同主体的特殊、资金来源的特定、采购目的的公益性，并不妨碍政府采购合同本质是交易关系的合意这一根本特征。另外，世界各国和地区关于政府采购合同的定位，是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行政说”和“民事说”都能在立法成例找到佐证。如法国、澳门将政府采购合同定位为行政合同。政府采购合同定位为民事合同的，如英美等国。另如德国于1991年1月1日生效的最新《公共采购更新法》。该法已被纳入《反限制竞争法》中，作为第四章，原《预算法》中有关公共采购的规定失效。这就表明，政府采购合同从行政合同转变成了民事合同[5].笔者以为，政府采购合同的定位，与各国法律传统、法律运行机制和现实情况有关，在中国，行政权力本就膨胀，如果将政府采购合同定位为行政合同，再赋予采购人这样那样的权力，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会出现更多问题，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更难以保障。

其二，就现有立法例来说，《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和第五十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以合同方式约定”，“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并无采购人单方解除、变更合同的权力，更无庸说采购人有所谓的“连续权、控制权、监督权、制裁权”。该说之误是将《政府采购法》中违反政府采购合同的行政责任当作了采购人的行政权力。

其三，关于自愿原则受限制说，笔者认为，政府采购制度之目标就在将政府采购活动强制推进市场竞争且充分竞争，而不是为了保护行政特权和行政优势，其意思自由受到限制是政府采购法的预设前提，如果让采购人自己在市场上随意选择采购方式和供应商，就根本违背了政府采购制度的设立目的。

基于此，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姚振炎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草案）的说明》中明确表示，“草案根据政府采购活动的行为特征，对政府采购合同作了规定。政府采购本身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在采购合同订立过程中，不涉及行政权权力的行使，购销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因此，政府采购合同一般应作为民事合同”[6].

故此，澄清了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问题，其救济模式就能确定。那就是，政府采购合同的最根本的救济模式不是行政合同的救济模式行政诉讼程序，而是民事合同的救济模式———民事诉讼程序，自不待言。

民事诉讼的救济模式已运作成熟，不必赘言。在这里唯一需要提及的问题是，有关学者一再强调的“公益目的”和“行政优先性”可否作为采购人的违约抗辩理由。《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此看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可以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但不能作为免责的事由。而所谓的“行政优先性”或“行政优益权”[7]不能成为政府采购合同的解除理由，更不能成为免责事由。经查阅《合同法》条文，其立法的意趣大致相同，并无例外的规定。

救济模式之二：质疑与投诉

由于政府采购人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在政府采购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过程中，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基于此情况，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关于政府采购的规则中都有相应的行政性救济规定。中国《政府采购法》也做了这样的程序设计。笔者认为，就因为采购人具有强大的行政权力，政府采购立法才设置了区别一般民事合同的行政性救济渠道———质疑和投诉。“异议与申诉制度，可以说是整部政府采购法的精髓所在，对于厂商而言，政府采购法甚多条文对厂商权益的保障，都必须依赖异议与申诉制度给予维护；在厂商受到不公平或不正当的待遇时，若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济方式，将使整个采购制度的目的，沦为空谈”[8]，同时，在政府采购的招投标和其他竞争性缔约程序阶段，常因供应商的投标资格、材料规格、投标保证金等事项发生争议。由于政府采购是政府的民事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因此，供应商不能对投标争议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且由于供应商与采购人之间没有任何形成任何契约关系，缺乏追究对方违约的基础，在招投标等竞争性订立合同程序中，供应商也很难以缔约过失为理由，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因此，为给供应商一个救济途径和政府采购工作的顺利进行，也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机构处理供应商的投诉。另外，质疑与投诉制度也是政府行政控制的有效方式，不仅有利于实现政府采购目标，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为民事合同特别设定行政救济模式，也许只有政府采购合同这一例，是值得赞许的。但是，该救济模式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有待完善。

在质疑与投诉程序中，质疑与投诉本质上并不相同。就本质而言，质疑是两平等主体间的沟通与协调过程，与普通民事交往中的协商、异议方式并无多大的差异。而投诉程序却是借助行政机关这样的第三者，以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为后盾，进行的行政司法程序。因此，就质疑程序而言，除了考虑效率问题外，范围、方式、时限等问题并不需要太精密的制度设计。从我国《政府采购法》立法情况看，使用了四个条文，大致规定了质疑的范围、方式、答复时限、答复范围等内容，并无太大问题。

而对投诉这样的行政司法程序，我国《政府采购法》却仅仅使用了四个条文。其中，直接关于如何审议、处理投诉问题的条文也仅有两条，未免显得粗疏、简单，存在着较多问题。

首先，裁判问题。“任何人不得成为审理自己案件的法官”是正当程序原则之一的朴素表达。《政府采购法》第六十条规定，“采购机构与行政机关不得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可现实情况是，采购机构与行政机关（主要指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即财政部门）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影响着投诉的最终效果。过去，采购机构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直接隶属，形成了“老子接受投诉儿子、审理儿子”的尴尬情形，其公正性可想而知。现在，虽然采购机构与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被要求脱离隶属关系，但“集中采购机构为采购机构。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级政府采购项目组织集中采购的需要设立集中采购机构”，“集中采购机构是非营利事业法人”（《政府采购法》第16条）。政府采购机构并没有进入市场，也没有真正的中介组织化，采购机构与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二者之间关系仍然暧昧，其保护供应商合法权益的立法初衷就难以保证。另外，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作为一行政机关，并无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审议供应商的投诉，难以保证采购监督的独立性、权威性。因此，就裁判问题，笔者的建议是，一、让采购机构尽快市场化、中介组织化。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尽快专门化、独立化。在现有的情况下，此处所指的专门与独立并非要求另设行政机关，而是在原财政部门内组织专业人员、设立专门机构①。

其次，投诉和投诉人范围问题。我国《政府采购法》五十二条和《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七条都规定，供应商在“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条件下，才能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也存在着问题。其一，政府采购过程复杂，环节众多，不仅有法条列举的这几个环节，在其他环节以其他方式也有损害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的可能，如《政府采购法》七十一条、七十二条和七十三条规定的诸多违法情形。这些情形不仅应该纳入政府采购部门主动监督检查的范围，也应纳入供应商投诉的范围，使政府采购行为处于供应商严格的监视之下。通过供应商的“监督”与“执法”，不仅可以降低行政机关的执法成本，也可以有效救济其合法权益。其二，政府采购行为不仅是采购人单位的事情，还是一项公共性的活动，必须对社会和国家负责。因此，投诉的主体不应仅限于供应商，还应包括社会公众。通过社会公众的“监督”与“执法”，在直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也“间接”救济了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所以，从供应商合法权益救济的角度出发，应当扩大投诉的范围和投诉人的范围。

再其次，质疑、投诉程序的效率问题。我国《政府采购法》五十五条和《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七条都规定，只有在“质疑答复不满意”或“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的”，才可以投诉，将质疑程序变成了投诉的前置程序。笔者认为如此规定尚欠妥当，也无必要。如前所述，质疑程序本是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方式，本无严格的程序可言，其效果也不确定。“采购实体自身的审查，对于供应商的救济来说本身意义不大，因为一个寄生于体制内的监督程序，是无法根本性的起到体制监督作用的，寄希望于自查自纠是体制软弱的表现”[9].因此，以一不严格的程序甚至不是程序的程序作为投诉这样的行政司法程序前置程序，逻辑上不通，情理上不合，更主要的是，也违背了效率原则。笔者认为，质疑作为一沟通与协调方式，尽可以加以鼓励，以利于纠纷的解决，从而救济供应商的合法权益。但是，也应允许供应商有不采取这种方式救济自己权利的权利，迅速进入投诉这样一个行政司法程序。WTO《政府采购协议》第七条第5款关于“磋商”的规定是，“应力求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结束此项磋商”。政府采购一般数额巨大，有着极强的时效性，及时而有效的制度设计也是对供应商合法权益的救济。因此，笔者建议，取消投诉的前置程序规定，通过简化程序，提高救济效率。

救济模式之三：仲裁

与前两种模式并列的，是通过仲裁程序救济来救济政府采购合同供应商的合法权益。《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或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根据前述内容，政府采购合同本质上仍属民事合同，采取仲裁方式来救济权利是可能的，应无疑义。但是，1994年《仲裁法》颁布后，我国已经设立了160多家仲裁委员会，但目前受理的政府采购案件数量不多。以北京仲裁委员会为例，目前尚未受理一起政府采购纠纷案件[10].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值得深思的。笔者认为，通过仲裁方式来救济供应商的合法权益，不仅是可行的，还是必要的。

同民事诉讼和投诉相比，仲裁方式更具有优势。

首先，仲裁能充分体现平等、自由、独立等优势。从仲裁的历史发展、功能、价值观、制度体系、操作等来看，仲裁的本质属性是民间自治性，表现为当事人的平等、自由和仲裁员的独立，这些，对处于“弱势”一方的供应商是有利的。其一，意思自治原则是仲裁法最基本的原则，被公认为是仲裁的基石。依照《仲裁法》规定，是否采取仲裁方式，由什么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员是谁，都由当事人双方平等自由地来决定。只要当事人的决定不违反强行法、公序良俗、诚信原则，仲裁庭、仲裁员就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供应商的意思自由空间是极大的。其二，仲裁独立。仲裁独立包括仲裁委员会的独立、仲裁庭或仲裁员的独立以及仲裁协会主导的行业自律管理体制，其核心是仲裁活动依法独立进行，除法院有权依法监督外，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另外，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外，靠自身的运作维持生存，无法依赖政府财政，公正办案是仲裁赢得社会信任、争取案源的前提，是仲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证。违反制度的仲裁员将被取消办案资格，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某些法律不完善之处，仲裁员还可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和自己的良知及道德标准定案，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权益。因此，在司法独立尚不能彻底贯彻的实际情况下，仲裁法民间自治法属性所蕴涵的意思自治和独立，对供应商回避采购人具有行政权力这样的“强势”而言，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其次，仲裁能够体现公正、效益、双赢等优势。仲裁的公正、效益和当事人双赢，既是仲裁的特点和优势，也是仲裁追求的价值目标。一般认为，仲裁相对于诉讼，有如下优势：其一，利于保密，这源于仲裁的不公开审理。对案件不公开审理、裁决是仲裁的原则，也是国际习惯做法。而诉讼则以公开审理为原则，即使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不公开审理，但判决也是公开的。仲裁的这一特性有利于当事人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和经营秘密，也有利于当事人在小范围内平和地解决争议，并为日后继续合作留下可能性。其二，机制相对灵活。仲裁的灵活性包括程序灵活和法律适用灵活，仲裁不像诉讼那样要严格遵守程序法，如果当事人同意，仲裁可以避免许多繁琐的程序，这在临时仲裁中更是如此。另外，在所谓的友好仲裁中，根据当事人的协议授权，仲裁庭可以参照国际商事惯例或仅公平诚信原则对实体问题作出裁决，而不必遵循和适用严格的法律规则，以避免和矫正个案中的不公与偏差。其三，专业权威。政府采购合同常常涉及复杂的法律、经贸和技术等问题，需要复合型知识的裁决者。相比较而言，法官是一个仅擅长于法律，不熟悉经贸技术等问题的群体，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处理投诉的官员，不仅不熟悉法律，也不熟悉相关知识。因此，在仲裁中，当事人可以选择、指定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作为审理案件的仲裁员，这在认定案件的事实上有明显的优势，能作出比较权威、公信力较高的裁决，也有利于争议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其四，经济快捷，成本低廉。仲裁所具有的自主性、专业性、灵活性等特性会使这种救济模式费用低、速度快。

另外，一裁终局的特征也较诉讼中两审终审的程序规定，时间、精力等成本投入较小。另外，当事人双赢也是仲裁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由于仲裁的不公开性和灵活的机制，导致仲裁员的思维模式、作风和仲裁庭的气氛与法官、法庭应该有所不同。通过避免在法庭中对抗做法，双方可以在并不那么严肃呆板的环境中最终解决问题，符合了供应商“和气生财”和采购人“耻讼”的心理，降低了政府采购合同供应商救济合法权益的“感情成本”。

因为仲裁的上述优势，应该鼓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合同中约定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并约定仲裁机构。鉴于目前仲裁机构受理案件较少，实务经验缺乏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可以政府采购行业协会为依托建立仲裁委员会分支机构，或者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政府采购合同纠纷仲裁委员会，为政府采购合同供应商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权益救济渠道。

[注释]

①关于处理质疑和申诉的机构设置。政府采购协议。要求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有的国家将这类机构设在财政部门，如新加坡、韩国等；有的国家如英国等由法院负责；有的国家或地区另设独立机构，如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调查委员会，日本的政府采购审查委员会，香港的申诉管理委员会；有的国家由负责管理贸易申诉的行政法庭来负责，如加拿大的国际贸易仲裁法庭；美国的会计总长办公室和服务管理总局合同上诉委员会，美国的法院也可以受理。新加坡根据其1997年《政府采购法案》专门设立了一个政府采购裁决法庭，负责违反法案规定的投标争议。仲裁法庭拥有相当于高等法庭的权力，可以传召专家或其他证人供证。对投标不满的供应商可向该仲裁法庭投诉。参见王全兴、管斌政府采购制度研究

摘要：政府采购行为在法律形式上大都采用合同形式。由于采购人的“强势”行政权力，政府采购合同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文章拟以政府采购合同为切入点，通过探讨政府采购合同的救济渠道与途径，指出政府采购法的若干缺失，希望对理论与实务有所裨益。

关键词：政府采购合同；民事诉讼；质疑与投诉；仲裁

Abstract:actsofgovernmentprocurementintheformoflegaluseofmostformsofcontract.Astheprocurementofthe"strong"executivepower,governmentprocurementcontractsuppliervulnerabletothelegitimaterightsandinterestsareinfringed.Thearticleisintendedtogovernmentprocurementcontractsasastartingpoint,throughgovernmentprocurementcontractstoexplorethewaysandchannelsforrelief,pointingoutthattheGovernmentProcurementLawofthenumberofmissing,andtheyhopetobenefittheoryandpractice.

Keywords:governmentprocurementcontracts;civilaction;questionandcomplaints;arbitration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其立法宗旨的表述，除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廉政建设”外，“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疑也是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之一。笔者以为，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保护的实现，是前述其他目标实现的基础和落脚点。反言之，不能保护政府采购供应商合法权益的政府采购法，就如无源之水，必然不能实现其立法宗旨。基于此认识，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等法律文件，各地方也先后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但是，实务领域内的诸多争议的存在，说明政府采购法在保护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方面，尚存不足，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参考文献]

[1]王小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初探[J].法学研究，2001，（1）。

[2]苏红。对我国政府采购合同的几点思考[J].行政与法，2003，（7）。

[3]刘惠荣，高亨超，宋婷。对我国政府采购合同行政性的法学思考[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5，（2）。

[4]袁炜，刘亚梅。政府采购合同的行政法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2004，（5）。

[5]王全兴，管斌。政府采购制度研究[EB/OL]..2005—03—14.

[7]朱启鹤。浅析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属性[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4，（6）。

[8]罗昌发。政府采购与政府采购论析[M].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0.

民事合同范文篇6

当前困扰与威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股浊流，就是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违法活动，它侵犯国家、企业、个人的财产所有权，践踏市场公平交易与诚实信用的法则，损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成为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的心腹之患。

一、合同欺诈的特征

合同欺诈是以签订合同为幌子，以虚构事实或制造假象掩盖真相为手段，以蓄意骗取公私财务占为己有为目的的一种不法行为。

1、合同民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供给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制造假象隐瞒真实情况，诱骗或误导对方陷于圈套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以签订合同实现非法目的的民事欺诈行为。

2、合同刑事诈骗，是指欺诈行为人的签约动机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者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约的能力，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合同作为诈骗手段，利诱他人落入圈套而与之签订合同“情愿”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交出数额较大的财物为欺诈人占有的诈骗犯罪行为。

二、合同欺诈的手段

1、合同民事欺诈的主要手段有：

虚假的质量欺诈、虚假的商品标识欺诈、虚假的合同主体欺诈、虚假的宣传欺诈、虚假的价格欺诈、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欺诈、虚构标的欺诈、非法传销欺诈、买卖双方欺诈。

2、合同刑事诈骗的主要手段：

投其所好、诱敌深入、金蝉脱壳、陷阱暗算、高额利诱、潜逃废债、互相并吞、传真诈骗。

三、合同欺诈的防范

合同欺诈防范，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前或履行过程中或遭遇欺诈时采取的各种防备、救济预案中的应对措施。

1、加强对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

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是指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综合动用宣传教育、立法调整、行政执法、司法干预等手段进行有效地控制与预防的措施。其内容包括：

加强法律宣传教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发挥公、检、法、司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功能、实施金信工程，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持久广泛深入地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

2、采取预防合同欺诈的防范措施

合同欺诈的防范，狭义上讲就是从企业和生产经营者的角度，寻求预防合同欺诈的对策和方法。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

提高警惕、得道多助、完善制度、核审资信、慎签合同、供货反诈、购货反诈、项目反诈、引资反诈、租赁反诈、担保防诈。

3、遭遇合同欺诈时的应急预案

经济活动中遭遇合同欺诈时应采取以下救济措施：

协商变更和解除合同、依法废约、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政法机关及时介入查处。

由于经济活动的领域、行业无限扩展，合同欺诈行为无孔不入，无隙不钻，欺诈与反欺诈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本文仅就合同欺诈的典型特征、常见类型、常用手段、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向国家机关、合同监管部门和企业经营人员提个醒，依法经营和科学管理是企业的命脉，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当前困扰与威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股浊流，就是市场经济的无序和企业信用的危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近些年来，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违法活动，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合同欺诈不仅诡计多端，花样百出，而且波及的领域地域日益广泛，并呈高智能、专业化、群体化和辐射状的蔓延趋势。合同欺诈行为，侵犯国家、企业、个人的财产所有权，践踏市场公平交易与诚实信用的法则，损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成为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的心腹之患。因此，加强全社会对合同欺诈的预防识别与抵御能力，乃当务之急。

一、合同欺诈的特征

合同欺诈是以签订合同为幌子，以虚构事实或制造假象掩盖真相为手段，以蓄意骗取公私财务占为己有为目的不法行为。根据其性质的不同，本文将合同欺诈划分为合同民事欺诈与合同刑事诈骗两类，来加以论述和剖析，以便于人们识别和防范。

1、合同民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供给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制造假象隐瞒真实情况，诱骗或误导对方陷于圈套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以签订合同实现非法目的的民事欺诈行为。合同民事欺诈有以下特点：

（1）欺诈人故意发出欺骗性或虚假性的邀请，以诱导对方向自己发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采取欺诈手段得逞签约目的，表现出行为的主观性。

（2）欺诈人对订立合同的主要条款及有关关键性事实作虚假介绍，或虚构事实、制造假象，隐瞒真相，其目的在于让对方落入圈套而不觉悟，致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承诺，以实现签约目的，表现出欺诈行为的客观性。

（3）欺诈人以卑劣手段利诱对方签订合同，其本质是使所签合同产生法律上的效力，通过履行这种表面合法实际虚假的合同获取不法利益。

（4）欺诈人一般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或具有一定的实际履约能力，同时可能还履行过合同或正在积极履行所签合同条款的部分义务，诱使对方上当受骗，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从被欺诈方获取更大的非法利益。

（5）合同民事欺诈的效力。采取欺诈手段所签订的合同确认无效后，从签约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双方已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随之解除。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依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损失。如果当事人故意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则将追缴当事人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库所有。

2、合同刑事诈骗，又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以别于合同民事欺诈。合同刑事诈骗的含义是，欺诈行为人的签约主观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者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约的能力，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俗称“无本生意”）为目的，利用合同作为诈骗手段，利诱他人落入圈套而与之签订合同“情愿”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交出数额较大的财物为欺诈人占有的诈骗犯罪行为。合同刑事诈骗有以下特点：

主观性。欺诈人必须有诈骗的直接故意，抱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的实现与其采取的欺诈手段系因果关系，即非法取得他人财物正是利用所签合同诈骗的必然结果。

客观性。欺诈人采用虚构事实、制造假象、隐瞒真相或贿赂人等欺诈手段，利诱对方当事人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违心签约。但诈骗人对所签合同既无履行诚意，也不具有履行条件，只是利用所签合同的“合法形式”，以使自己非法侵占对方大量钱财的目的得逞。

关联性。欺诈人实施以合同行为诈骗手段的行为过程，包括以欺诈手段签订合同和以合同“约”定骗财骗款前后两个过程，欺诈方施放烟幕弹，受骗方误中连环计。

阴险性。欺诈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智商、技能和作案手段，表现在诈骗人利用合同行骗前都要认真策划，精心准备，一般要对行骗对象、市场行情、合同款项、逃避制裁等作可行性调查研究，在签约形式、内容条款上作手脚，埋伏笔，置陷阱，设圈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群体性。欺诈人可分为“公诈”、“私诈”。“公诈”是指单位集体行骗或指使当事人、人行骗，“私诈”是指个人行骗，一般以累犯惯犯居多，往往他们有犯罪前科，应对防范、打击经验较多，也有“公私合营”的，危害深重。

专业性。欺诈人投其所好，常以合作、合伙、入股、代办、代购、代销的单位和“能人”面目出现，以合同欺诈为生。有的受同乡、同学、同胞、同僚关系影响，有的受人利诱，见利忘义，有的曾是诈骗受害人，受损或破产后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变本加厉地谋害他人，有的成为职业惯犯。

复杂性。指欺诈人诡计多端，随机应变，手法变幻，花样翻新。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往来的速度与额度不断增加，骗子们除继续使用传统骗术外，不断变换行骗区域、行骗行业、行骗手段，合同欺诈案件呈现出复杂性、隐蔽性、连锁性，扑朔迷离。

二、合同欺诈的手段

当前，合同欺诈的方式五花八门，手段千奇百怪，既有惯常的民事欺诈方式，也有更为诡秘与险恶的刑事诈骗方式，手段无论怎样翻新，大都是利用人们赚钱迫切的浮躁心理。因此，静观分析合同欺诈的主要表现，研究应对合同欺诈的各种措施，有利于识别形形色色的欺诈行为，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避免人们上当受骗，更好地制裁、治理这种违法行为，维护经济生活的健康有序。

（一）合同民事欺诈的主要表现，是围绕合同的主要内容条款耍花招、玩手段：如虚假的陈述或说明，或制造假象、隐瞒真相，目的旨在骗取对方信任，利诱对方签订合同，借履行合同获取非法利益。因此，就个案来讲，它的危害后果比合同刑事诈骗要小，就普遍性而言，它的危害程度比合同刑事诈骗要广。一般来说，合同民事欺诈的手段有：

1、虚假的质量欺诈，在合同标示质量条款上作引人误解的不真实表示。（1）狸猫换太子——出示真样品，兑现合同时却以雁品替代，愚弄对方；（2）割头换相——，伪造或冒用产品的质量鉴定标志，促成合同签订，“诱奸”对方；（3）张冠李戴——提供虚假的产品说明书，欺骗对方；（4）狗皮膏药——谎称产品为专利产品名优产品，给人造成神秘或信任感，以售其奸。

2、虚假的商品标识欺诈：（1）假冒他人或虚构个人的注册商标的商品为欲订合同的标的物；（2）在商品或商品包装上，印制虚假标志，标迟出厂期，延长有效期，扩大保质期，以推销劣质、过期商品；（3）仿冒他人商品标识。同类别产品、谁俏销就仿冒谁，从外观到包装全仿真，借水行舟，大树底下好乘凉。

3、虚假的合同主体欺诈：（1）欺世盗名，伪造证明文件公章公函，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其他单位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或空白合同书，而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诈骗钱财；（2）假单位欺诈法，社会上少数不法分子伪造公章、合同章和营业执照，设立无资金、无场地、无设施、无从业人员的“皮包公司”，利诱被欺诈方签订合同，待对方先行履约或预付钱款后逃之夭夭。

4、虚假的宣传欺诈，是指当事人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对合同标的质量、成份、性能、用途、产地、生产者、有效期限、毒副作用等作令人误解的虚假表示，诱惑他人与其签订合同的欺诈行为，包括虚伪的“有奖销售”、“限量发行”、“买一赠一”等。

5、虚假的价格欺诈，是指当事人利用虚假或令人误解的价格条款或条件诱骗对方与其签订合同，从中渔利，往往是通过“大削价”、“大甩卖”、“大清仓”、“季节降价”、“破产处理”、节日大酬宾活动实现的；（1）虚假标注差额巨大的原价、现价，谎称降价的促销行为；（2）模糊标价，用模糊语言、计量单位诱人误购；（3）虚实两套价格，以低价成交、高价结算，先蒙人后坑人。

6、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欺诈，一是欺诈方在实施欺诈之前已先与被欺诈方履行了几份小额合同，付小额定金，且履约积极、顺利，制造本身履约能力强，重合同守信誉的假象，骗取对方充分信任。然后谎称因生产生活或业务经营需要，签订大额订单，骗取大量货物和钱款。二是欺诈方经过精心踩点后锁定欺诈对象，对其情况相当了解，而欺诈对象对欺诈方则了解肤浅，有计划的诚实骗不设防的冤家，骗无不胜。三是欺诈目的得逞后，欺诈方往往隐匿遁形，杳无音讯。

7、虚构标的欺诈：编造子虚乌有的项目诱骗当事人上当。（1）伪造“破产拍卖”文件资料，多方骗取定金；（2）编造理由，侵吞定金：以大批量的加工业务为诱饵，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并收取定金，最后以加工质量不合格为“由”拒退定金；（3）诈骗者本身不具有专业资质，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项目工程的资料，然后利用这些资料图纸，以发包方的身份引诱其他单位承包工程，甚至搞“多角恋爱”，一女许嫁几家，从而骗取对方的合同保证金等；（4）伪造政府批文，伪造抵押担保，骗取信贷投资和其他“投资伙伴”。

8、非法传销欺诈：（1）组织网络从事无店铺经营，通过交纳或变相交纳入门费，上线吃下线，下线吃回扣，收益额度以加入先后为序；（2）从业人员以下线交纳的入门费或认购商品回扣为生，通过发展成员，组织网络或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招商引资”，极容易诱惑群众误入歧途，极具欺骗性、传染性和危害性。

9、买卖双方欺诈。一是欺诈方利用对方欲赚取购销差价的心理，先以下家的身份与欺骗方订立购销合同，同时又串通第三方作为被骗方的上家，以提供被骗方下家所需相同的商品为诱饵，诱使被骗方订立合同，骗取货款；二是欺诈方先后以卖方和买方两种身份出现，意欲出售某种商品，使受害方又产生有多人要买这种商品且价格较高的错觉；三是受害方往往是一些开业时间不长，但又急于收回投资、踌躇满志的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很容易成为冤大头奉送学费；四是受欺诈方履约付款后，欺诈方携款潜逃，打一枪换一地方。

（二）合同刑事诈骗，比起合同民事欺诈，具有目的更险恶、手段更卑劣、方式更隐蔽，作案更狡猾，情节更复杂，后果更严重的特点，更应引起人们高度警惕，拭目以待，谨防上当受骗。由于合同诈骗犯罪方式林林总总，手段无奇不有，现仅就常见的几种归纳如下：

1、投其所好。即利用一些单位或个人急需某种紧俏商品，或急于出手某种滞销积压商品，诱人签订购销合同，骗取大量预付金和定金中饱私囊，这里欺诈方可以买方、卖方或中介方的不同身份在合同中出现。

2、诱敌深入。欺诈方与对方先做成数笔交易，甚至做成一些赔本买卖，骗取对方信任，尔后签订大宗买卖合同，套取大宗货物或大笔货款，大发不义之财，抑或置人于死地。

3、金蝉脱壳。为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欺诈方采取拼造达官贵人、社会名流视察、题词、合影图片，让对方参观他人车间，看别人货物的手法，虚构事实，制造假相引人上其贼船，一旦签约后将对方货款、定金骗到手，就溜之大吉，逃避法律制裁。

4、陷阱暗算。即欺诈方事先假冒机关事业单位、知名度高或信誉较好企业的名称，大额度招标采购公告，被骗方一旦签订合同落入精心设计的圈套，欲罢不能，欲退不行，巨额商品打了水漂，这里欺诈方扮演的是订购发包方身份，而且往往因人而异，一户一策。

5、高额利诱。即欺诈方利用招商信息的方法，声称自己因业务急需加工一批产品，时间紧，要求高，加工费高出正常费用许多，引诱一些企业上当，但要求先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并预付一定量的合同保证费或质量押金，但对方签约付款后曲终人散，讨债无主，告状无门。

6、潜逃废债。古往今来，案例很多，但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当地投资兴业的外来户蓄谋已久，精心策划，营造一片红火兴旺的繁荣景象，大肆进行社会公关和感情投资，从企业的生产经营到供应销售各个环节，签订大批赊欠合同，恶意拖欠地租、房租、水费、电费、税金、货款和员工工资，累积到巨大数额，突然一夜之间，人去楼空，所有动产从此蒸发，登记档案里为警方留下一堆虚假资料。

7、互相并吞，又称黑吃黑，是黑道上惯常的欺诈术。即欺诈方因、、走私、制假、贩毒、盗窃、偷渡等犯罪需要与受骗方签订借债合同，或者由于意外原因赔得血本无归，或者由于欠方恶意黄债，一走了之。有的为独霸一方市场，以签订合同为诱饵，将黑道同伙及其赃款赃物诱出，挑起事断，嫁祸于人，或交给黑恶势力，或供给警方，借刀杀人。

8、传真诈骗。即欺骗方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先行发出订货要约，然后恶意利用外地汇款的时间差，先通过银行向对方汇去少许款项，取得盖有银行印鉴的汇款单后，再用刀片或涂改液更改为大额汇款，用传真机发往供方，或者与金融部门不法分子相勾结，伪造承兑汇票，供方收到传真来的汇款单或寄来的汇票时即发货，当发现受骗时，货物被持假证件的人提走，提货人下落不明，失主追悔莫及。

三、合同欺诈的防范

合同欺诈防范，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前或履行过程中或遭遇欺诈时采取的各种防备、救济预案中的应对措施。如上所言，由于合同欺诈手段的多样性、行为的狡诈性，会导致程度、性质不同的后果，其谋害之劣，祸害之深，毒害之广，危害之大，影响之坏，千夫所指，众怒所犯，罄竹难书。因此，如何唤醒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有效防范和抵御合同欺诈，在理论研究中的探索和法律实践中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尽管合同欺诈诡计多端，花样百出，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认真做好宣传、教育、预防、防范、整顿、治理、打击、监管诸项工作，标本兼治，合同欺诈就失去伪装，难有存身之地。

（一）加强对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

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是指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综合动用宣传教育、立法调整、行政执法、司法干预等手段进行有效地控制与预防的措施。其内容包括：

1、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制观念与合同意识，经常向广大公民，重点是企业经营者宣传有关经济合同的法律法规，定期组织专业培训与经验交流，使合同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构筑一道预防合同欺诈的思想防线。

2、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适应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与市场交易中出现的新问题，通过立法程序及时调整和完善合同规范的法律法规。

3、发挥公、检、法、司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举报投诉中心网络，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原则，做好媒体揭露和重点曝光、集中打击与群防群治工作，抓好侦查、起诉、审判和改造四个环节，对罪犯起到震憾作用，促其自制自拔，悔过自新。

4、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功能。为维护公平交易和市场秩序，应发挥工商机关经济战线生力军和轻骑兵的优势，迅速便捷，主动出击，对合同欺诈行为从重执法，严厉制裁，依法取缔。同时，要在源头上把好市场主体准入关，把好新开企业申请注册和已开企业的年检验照的审核关，教育和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增强依法维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切实加强对企业的回访检查和经营行为的监管，加强对“三无”企业、挂靠的假集体企业和非法承包租赁企业的清理，消除法律监管的盲区与合同欺诈的隐患。

5、实施金信工程，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以工商牵头，开发整合海关、商务、质检、金融、税务、劳动、公安、检察、审判等部门信息资源，建立企业信用网络监管体系。而金信工程的重点是完善企业信息网络，设定目标是：按照企业信用监管指标体系和实施分类管理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指挥体系，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监管平台，通过联网，实现资源共享，适时监控，进一步提高企业信用的自律功能。国内外任何经济组织和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上网查询任何企业的信用等级、资信状况和不良记录，任何心存侥幸的不法经营企业，将无藏身之地，受到法律的惩罚，必将陷入人人喊打，个个唾弃的灭顶之灾。

6、持久广泛深入地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大张旗鼓地表彰“重守”企业，帮助和促使企业完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自律机制，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采取措施提高合同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管理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同时，继续开展经济合同鉴证、动产抵押登记、公开拍卖监管、格式条款备案、合同示范文本发放等工作，防止合同欺诈发生，有效保护交易安全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采取应对合同欺诈的防范措施

合同欺诈的防范，狭义上讲就是从企业和生产经营者的角度，寻求预防合同欺诈的对策和方法。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

1、提高警惕。就是要提高对受骗危害性和防骗重要性及合同风险性的认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对那些轻易而举的上门“好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切忌“财迷心窍、利令智昏，酒乱人性，色淫方寸”，如果警惕性不高，稍有不慎，就可能吃亏上当受骗。

2、得道多助。“得道”指借助法律武器和科学方法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多助”即寻求多方帮助，包括自助和求助。具体来说首先提高自身素质，不仅要懂得市场经济知识，还要懂得法律法规知识，不仅要懂得国内法，还要懂得国际法，既要熟悉和掌握从事市场购销的知识和业务能力，又要熟悉与本行业、本部门有关的法律法规，运用知识与法律，保护和发展自己。其次要加强企业内部的业务、财务、仓库管理、监督部门的协作配合与信息沟通，实施动态管理，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及时采取防保措施。其三要加强与银行、工商、公安、检察、海关、审判等部门的联系，主动争取帮助，规避和减免经营风险。

3、完善制度。“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好咬有病的鸡”。经验告诉我们，合同欺诈往往利用企业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凡是制度不健全、防范不严密的企业往往是诈骗屡屡得手的地方。因此，企业应根据实际，从合同签订到履行结束的全过程，制订一套比较完善而严密的合同管理制度，如合同签订程序和审批制度，合同专用章与合同文本管理使用制度，合同鉴证制度，合同履行监督制度，合同中止备案制度等等，尤其是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适时监控最为必要，可随时掌握合同履行进程，对有问题不能履行的合同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区别情况分别处理。

4、核审资信。为了有效防范合同欺诈，签订合同前务必认真审查对方的主体资格和履约能力，查清其身份及履约守信状况，签约前首先要求对方提供：（1）法人代表身份证明；（2）营业执照副本；（3）法人资格证书；（4）法人授权委托书；（5）合同经办人身份证以及担保书等，切忌和防止仅凭对方提供的银行帐户、合同专用章、工作证、介绍信、名片等不全面、不规范的证明文件签订合同。同时也应杜绝凭老关系、老朋友、老熟人或领导、部下、亲友的推荐介绍等草率签订合同。查履约能力就是查清对方经营现状，签约前应通过信函、电报、电话、中介或派员等方式调查对方资金和信誉，以防意外。重大经营活动应举行听证，集体讨论决策，给对方特殊优惠的业务要慎之又慎，可制定预案，以防不测。

5、慎签合同。为预防合同行为人在合同条款内容上暗作手脚预埋阴谋，应按照合同示范文本的格式，严格审查合同条款，包括合同的主体、要约、承诺、权利、义务、标的、质量、数量、价款或酬金、结算方式、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都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表述清楚明确，具体完整，不能含糊不清或易产生歧义理解授人以柄，留下隐患，必要时请律师把关，履行合同担保、鉴证程序。

6、供货反诈。供方在履行买卖合同中反欺诈的第一要务，就是确保供方能在交付货物后顺利获取需方支付的价款，为安全起见应注意：

（1）采取托收承付方式结算，需方拒付货款的，应当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结算办法拒付输。如需方无理拒付货款，供方可申请对方开户银行进行说服。经银行说服无效，应申请银行强制扣款。

（2）在交货时，根据合同约定，供方要求需方提供担保。需方不提供担保的，供方拒绝交付货物。因为一旦交付货物、就丧失了控制权。发货、提货时更要把好出库、出厂、处境关，防止和减少受骗案件的发生。

（3）申请仲裁或者法院起诉。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仲裁的，供方不得先向法院起诉，而必须先申请仲裁；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向法院起诉的，供方可在供方所在地、需方所在地、标的所在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法院之中选择一个法院，提起诉讼。

7、购货反诈。购货方在履行合同中反欺诈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取得依照合同约定供方交付的货物，为了交易安全，应当做到：

（1）依合同规定，供方交付货物后购方支付货款，若供方未先行交付货物，购方则不必支付货款。若供方延迟或拒绝交货，购方可依合同规定，要求供方承担违约责任。

（2）依合同规定，在需方支付货款后，供方才履行交货义务的情况下，如果供方在签订合同后履行合同前，其财务状况恶化，有可能在将来需方支付货款之后仍不能交付货物，需方有权要求供方先交货或提供担保，否则，需方拒绝履行自己支付货款的义务。如果供方提供担保，则购方就应先支付货款。供方提供担保在货物的交付期限届满仍不能履行交货义务的，需方可就供方提供的担保执行，要求供方承担违约责任。需方还可以依据情势变更规则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

（3）根据合同规定，在供方先行交付货物尔后需方才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如果供方提供的货物质量有缺陷，需方可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如同意利用，降低货物价格；交付替代货物；拒收或退货，并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等。

（4）合同中没有质量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法律、行业标准履行，尚无上述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符合合同目的特定标准履行。交货验收时，购货方一定要亲临现场，依据有关法律根据资料、协议、样品等质量标准逐项逐批进行验收。也可聘请专家质检人员代检。却不可碍于情面免检留下后遗症。

（5）付款时要严格资金管理制度，切不可义气用事，轻易兑付。大额资金流动要商请银行把关，万万不可违背财经制度，铸成大错。

（6）如果供方无履约能力或根本不准备履约，以欺诈手段引诱需方签订买卖合同，从而骗取定金或预付款的，需方应及时向人民法院起诉，并适时申请财产保全。供方骗款后出逃的，需方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收集提供供方实施欺诈的线索和证据。

8、项目反诈。对经济技术信息包括种植、养殖、加工、贸易、施工项目，要进行综合考察，重点是信息来源，提供人身份、项目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断定真伪、评估价值后再支付相关合理费用。

9、引资反诈。在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合同签订中，引资方往往急于求成，外方借机欺诈，签订不平等合同，先发制人。因此，双方在签约时，出资方式中既要考虑赢利性，又要考虑对等性，出资应当公平合理，对外方的出资应当要求至少提供部分资金，外方如以物化形式进行部分投资，引资方也应要求以场地、厂房、设备等进行投资。对外方以无形资产作为入资形式的，要选择资质、信誉良好的机构进行科学评估。对外方以设备、产品进行投资的，必须坚持用原始凭证计算价格，并通过国家商检部门的检验，借以有效防范国际合同欺诈的发生。

10、租赁反诈。对出租人不按期交付租赁物致使承租人无法实现合同预期的目的，承租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租赁物存在权利瑕疵，第三人对租赁物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要求减免租金。承租人无正当理由延迟或拒付租金，出租人应在法定诉讼时效内讨债。承租人如征得出租人同意为经营需要而增加的租赁物价值，应留下书证，充抵租金或返还租赁物时要求出租人出资赎回。

11、担保防诈。企业在借贷、买卖、货运、租赁、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应依照《担保法》的规定设定担保。经济交往中，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应尽量避免风险。债权人一般希望担保金额不低于债款，债务人一般希望担保金额不高于债务，以防止合同欺诈的发生。双方都应对对方的身份、地位、声誉、履约能力等进行综合考察，视其情况决定交易额度、交易方法、担保类别、押金多少，以减免风险。

（三）遭遇合同欺诈时的应急预案

经济活动中遭遇合同欺诈时，既要沉着应对，临危不惧，又要急中生智，当机立断，学会掌握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制裁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根据我国民法和刑法关于合同欺诈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在遭遇欺诈侵害行为时，应采取以下救济措施：

1、协商变更和解除合同。协商变更，包括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或补充。协商解除，是合同当事人通过蹉商，在合同关系有效期限尚未届满提前终止合同。协商变更和协商解除这种补救措施，往往会遭到欺诈方不予理会或干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被欺诈方应不失时机地采取其它措施。

2、依法废约。该措施适用于被欺诈方发现已签订的合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方有欺诈嫌疑，双方签订的合同有可能成为欺诈性的无效合同的特定场合。在这种场合，被欺诈方应暂不履行合同规定的内容，如不予发货，不予付款，对于尚未履行或部分未履行的合同，要立即中止；对于应入帐而未进帐的货款，要派员督促查办，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和措施保证应收尽收。对已被骗出的商品和货款，要及时报案，请求有关部门围追堵截和依法讨还。

3、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及时介入查处。如果被欺诈方在合同订立后或正在履行中觉察意识到合同可能为欺诈性合同，应及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审查，确认该合同无效。如双方没有订立书面仲裁协议，又发现对方有欺诈嫌疑的，要注意收集证据，写好诉状，及时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发现欺诈方可能处分或转移已经履行的财物、货款的，要及时向人民法院依法申请财产保全，冻结账户。如果发现欺诈方隐匿财产或携款潜逃，不能履行合同的，被欺诈方要及时向司法机关报案，并积极提供各种线索，采集合同欺诈有关证据，协助司法机关快侦快破，追还款物，并追偿因遭受合同欺诈带来的经济损失。

由于经济活动领域、行业无限扩展，合同欺诈行为无孔不入，无隙不钻，欺诈与反欺诈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本文仅就合同欺诈的典型特征、常见类型、常用手段、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向企业经营人员提个醒，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守法经营、依法维权和科学管理是企业的命脉，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参考文献资料

1、《最新工商政务管理与行政执法实务》

2004年5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覃小英主编

2、《工商执法全书》

1997年7月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张经主编

3、《典型案例与法律适用》

2003年8月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祝铭山主编

4、《合同陷阱与防范全书》

1999年5月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5、《基层工商所工作实务全书》

1999年10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李旸主编

民事合同范文篇7

民事诉讼法

格式合同通常对制定方有利，也被称为霸王合同。为防止经营者利用优势地位通过格式合同中的管辖条款，选择对消费者不方便的管辖法院，建议稿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依格式合同订立的管辖协议无效。

建议稿还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可以由约定的履行地法院管辖。这一规定改变了现行法笼统地规定合同履行地的做法。合同履行地极为复杂，既有约定的履行地，也有与约定履行地不一致的实际履行地；既有根本未履行的情况，也有在不同地点分别履行的情况，极易产生管辖上的争议。

按约定履行地确定管辖有利于维护管辖的确定性，避免发生管辖争议。

民事合同范文篇8

民事诉讼法

格式合同通常对制定方有利，也被称为霸王合同。为防止经营者利用优势地位通过格式合同中的管辖条款，选择对消费者不方便的管辖法院，建议稿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依格式合同订立的管辖协议无效。

建议稿还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可以由约定的履行地法院管辖。这一规定改变了现行法笼统地规定合同履行地的做法。合同履行地极为复杂，既有约定履行地，也有与约定履行地不一致的实际履行地；既有根本未履行的情况，也有在不同地点分别履行的情况，极易产生管辖上的争议。按约定履行地确定管辖有利于维护管辖的确定性，避免发生管辖争议。

民事合同范文篇9

主题词：无效担保合同法律地位原因民事责任承担

一、无效担保合同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

无效担保合同的民事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所谓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按过错程度分担相应责任的法律制度。缔约过失责任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其构成要件为：1、缔约人一方违反了先合同义务；2、未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受有损失；3、违反先合同义务一方具有过错，且该过错发生在缔约之际。缔约过失责任特点有三：1、该责任是缔约中的民事责任；2、该责任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法律基础的民事责任；3、该责任是以对方损失为后果，以弥补性承担方式为特征的民事责任。在民事责任中它处于与违约和侵权责任相并列的地位，它既不是以成立有效的合同为前提的违约责任，也不是以非表意的违法行为为前提的侵权责任，而是一种在缔结合同过程中由于过错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该种责任由法国著名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首次提出：“当事人因自已过失致使契约不能成立者，对信其契约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信赖而生的损害”。为弥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欠缺，德国将缔约过失责任发展为一项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下承认了缔约过失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则将缔约过失责任定为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制度。

二、担保合同无效的原因

担保合同属于合同的一种，《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原则上适用担保合同，加上担保合同自身的特点，担保合同无效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是为了保证主合同的履行而设立的，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担保合同的存在以主合同存在为前提，其存在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保证主合同的债务人履行义务，另一方面是保证主合同得债权人得利益不遭受损失。如果主合同被确认无效失去法律效力，那么主合同同各方当事人在主合同中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也是无效的，对担保合同来说，既然主合同中权力人权利不合法，那么担保合同中担保人与主合同权利人之间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无效，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实践应用中、主合同可能是全部无效，也可能是部分无效，如果主合同是部分无效，那么其有效部分仍然存在，担保合同的担保人仍对主合同有效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二）担保人的主体资格欠缺，导致担保合同无效

担保是一种民事行为，担保人必须是具有民事权力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的法人的分支机构，只能部门。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所为的担保无效。担保法对担保人的主体资格作了特殊规定，因担保人的主体资格欠缺而导致的担保合同无效。

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他人提供的担保无效。担保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设立担保是一种重要的民事活动，当事人订立担保合同的，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笔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订立的担保合同无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担保合同未经其法定人追认，不具有法律约束力。（2）企业的分支机构和职能部门为他人提供的担保无效。因为企业的分支机构和职能部门不具有法人资格。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不能独立地对外承担民事责任。（3）国家机关和以公益为目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为他人提供的担保无效。国家机关的资产是国家财政拔付的，其本身没有所有权，无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因此，国家机关为他人提供担保无效。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财产是发挥公益职能所必须的，其若为他人提供担保，当承担担保责任时，必然会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故其为他人担保亦无效。

合同为当事人之合意，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合同的构成要件。合同欲生效并取得受法律保证的结果，应指保证人与债权人之意思表示真实，同时由于保证合同单务无偿的性质，强调保证人意思表示真实具有重要的意义，保证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将是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重要理由。

（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导致担保合同无效

担保人以自己不具有处分权或法律禁止作为担保物的财产提供担保的，该担保无效。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董事、经理违反公司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的担保无效。（2）违反国务院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擅自对外提供的担保无效。（3）以法律、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或者不可转让的财产设定无效。如：以土地所有权设定担保，以迷信淫秽物品、设定担保，以枪支、弹药等武器设定担保，以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扣押的财产设定担保，以违法、违章建筑物设定的担保。另外，担保法规定，当事人以下列财产提供抵押担保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合同无效。（1）以无地上定作物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应当在核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管理部门登记；（2）城市房地产或者乡镇、村企业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登记；（3）以林木登记的，应当在县级以上林木主管部门登记；（4）以航空器、船舶、车辆抵押的，应当在该运输工具的登记部门登记；（5）以企业的设备和其他动产抵押的，应当在财产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四）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导致担保合同无效

主要表现为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将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为他人设立担保，损害公共利益，该担保合同应为无效。

三、担保合同无效后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承担

担保合同作为一种从合同，如果被确认无效，仅意味着合同规定的保证义务不能履行，并不表明不发生任何法律后果，如果保证人有过错，仍应承担相应得无效保证责任。《担保法》第5条规定；但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得民事责任。可见担保合同无效后，当事人承担的并非但保责任，而是缔约过错责任。而担保合同无效，可能因为主合同无效而无效，也可能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无效。

（一）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的情况

担保合同对于主合同具有附从性，在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时，首先依法确定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过错及其承担的相应责任，然后确定无效担保合同中担保人有无过错，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二）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的无效的情况

在审判实践中，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情况大量存在。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另外，国家机关和以公益为目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违反法律规定为他人提供担保无效后，因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以公司的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的担保无效后，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连带赔偿责任。以法律规定不行设立担保的财产设立担保的以及以公益设施为他人提供的担保无效后，担保人应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我提供担保，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提供的担保未经其法定人追认的，因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制，担保合同无效过错属主合同当事人，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企业的职能部门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为其提供担保的是企业的职能部门，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债权人不知道为其担保的是企业的职能部门，债权人无过错的，由担保人所属的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债权人也有过错的由债权人和担保人所属的企业法人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根据债权人是否有过错，由担保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由其与债权人分担所造成的损失，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经法人授权提供担保的，但书面授权范围不明，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对担保合同约定的全部债务担保责任，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需要承担责任时，可先由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责任的，由企业法人承担。

担保合同为从合同，其产生、效力及其终止都从属于担保的主合同，其合同责任也具有补偿性与顺序性，主合同履行完毕，主合同终止，从合同不需要也终止；只有当合同履行遇有障碍，担保合同才补充履行。无效担保人的赔偿责任也同样具有补偿性、顺序性、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无效担保人赔偿债权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范围为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该损失属主合同的损失，其与主合同债务人履行能力及其信用直接有关。故其首要的、最终的责任承担人应为债务人；当主合同已适当全面履行的时候，债权人不存在损失，无效担保赔偿也不复存在，只有主合同债权人不能清偿时，无效担保人才承担赔偿责任，其对损失的造成是间接的，责任也具有补偿性。为此对于无效“担保人”承担此损失的赔偿责任，在主观过错上要求与主合同债权人、债务人等同起来，实行责任相抵，未免过于苛刻。

综上，由于担保合同担保行为的无偿性、单务性、对其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应有所减轻，法律对其也应有特别的保护，这种注意义务的减轻和法律的特别保护，应延伸到无效担保的归责当中。担保合同的附从性决定了无效担保赔偿责任的附从性，这都为无效担保民事责任的裁量借鉴限制比较过失规则提供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一卷

民事合同范文篇10

一、行政合同具有行政性和民事性的双重特征

合同，亦称契约，原本是私法的范畴，将其移植到行政法领域的结果，就使行政合同具有了它有别于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和一般民事行为的特殊性，成为一种“混合性合同”，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主体地位不对等的前提下，达成双方协商一致的合意；二是合同虽具有公益性的内容，但却以私法上的契约形式存在。

地位平等是民事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而行政合同中的主体一方是行政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它具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行政管理权力；合同的另一方，则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需要服从行政主体的管理。在合同订立时，行政主体为了推行行政政策和国家管理的目标，就必须要保持在合同订立中的主导地位和优势地位。合同中权利义务的配置也必然是向行政主体倾斜，民事契约中的平等原则，在行政合同中是不适用的。主体的不对等还体现在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具有行政法上的监督权力和变更、解除合同上的优益权，如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履行，作为合同一方的出让人可以土地管理部门的身份对受让人依照出让合同开发利用土地的行为行使监督管理权。

地位的不对等并不没有排斥彼此间自由合意实现的可能性，行政合同毕竟不是单向性的行政行为，尽管它突破了民事契约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但它仍须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共同协商一致为前提。行政合同不象具体行政行为那样建立在单方权威和服从关系上，行政主体没有强制相对人必须接受合同的权力，合同法律效力的产生是取决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达的一致，而非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示。

具有公益性，也是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点。行政合同是为实现行政目的而设定，在传统行政法理论中，它属于公法的范畴，不少学者认为它也是一种行政行为，因为它所具有的公益性已决定了合同的根本属性。但由于存在一定给付内容的对价关系，混杂着一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必须以契约这种“私法”上的形式存在。行政合同在援用契约这种私法形式时，也必然要援用相关的民法原理，如合同的要约与承诺、契约自由、缔结契约的行为能力、、合同的效力、不可抗力等等。这些民法规则在行政合同中的大量援用，使这些合同的“私法”味道更为浓厚，民事性质更为明显，行政和民事的混合特性更为突出。

二、我国现行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双重特性，使行政合同出现争议时，如何实施救济，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实践中，单纯适用行政或民事的救济程序，都无法解决行政合同这种混合合同所具有的所有问题。

不少行政法学家主张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行为，其所产生的纠纷只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行政救济的途径解决。更有学者认为：“在行政契约纠纷进行司法救济上，则应肯定行政诉讼制度是唯一的司法救济途径，这是我国根据法律关系性质而区别救济途径的制度下，行政契约作为行政法上的争议从性质上排斥其他司法救济途径的结果。”（参见余凌云：《行政契约论》184页）这种根据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观点是符合我国传统的法律救济理论的，但本人仍然认为这些观点过重地强调了行政合同的行政特性而忽视合同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和行政合同违约中存在的民事法律责任承担问题。排斥民事救济途径，单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是无法满足解决行政合同纠纷需要的，因为围绕权力支配关系而建立的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并没有给行政合同留下空间，它只是一种为相对人提供的单向救济的制度：（1）诉讼的提起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利于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寻求救济。首先，行政主体没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法定权利，无法主动寻求救济；其次，当相对人提起请求赔偿的诉讼时，举证责任完全在行政机关一方，责任分配明显不公平；（2）无法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确认和追究行政相对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行政救济程序只着重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而缺乏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确认的机制；（3）行政法对单向性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极其严格，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处理行政合同纠纷时，也必然要进行同样的行政程序合法性审查，这也使行政主体在复议和诉讼中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可以认为，现行行政救济制度的单向性构造不能满足行政合同救济的需要。

适用民事救济程序，同样不能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一般的民事纠纷，可以通过仲裁和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但对于行政合同，这两种救济方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仲裁救济，是一种适用于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救济方式。行政合同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因此，此类合同的纠纷显然不在《仲裁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且，仲裁机构是个解决民事纠纷的民间组织。如果允许民间组织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裁决，实质是允许民间组织对公权力进行干预，这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同样不能彻底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行政合同的纠纷，归根到底仍是行政性纠纷，而且，产生纠纷的原因和形式往往是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施加了行政强制权，甚至是行政处罚权，一旦涉及行政行为，必须适用行政法予以调整，其纠纷就不是民事诉讼程序所能解决的。

既然行政合同具有的双重性使行政救济程序和民事救济程序均无法独立解决合同的救济问题，这就必须在现行救济制度下考虑行政和民事并用的双重救济途径。尽管循行政或民事的途径对行政合同实施救济均有不合理之处。

三、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对合同救济方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行政合同具有的行政和民事双重性，使其在违约责任上也具有双重性。而不同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也给人们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司法实践中提供了一个选择救济途径的可行标准。

与民事合同比较起来，行政合同的违约，既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而且，在承担违约责任上，当事双方是不对等的：行政主体违约，一般只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行政相对人违约，则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为主，其次才是民事赔偿责任。基于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公益性，行政机关为确保行政目的实现，对合同的履行具有监督和指导的权力，同时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对一方具有强制执行权，并可施之以行政处罚。如《中华人民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警告、罚款直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这是典型的行政合同违约须承担行政处罚责任的规定。

在行政法中，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方式是行政处罚，由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显然不属行政法律责任的范畴，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土地使用者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情况下，相对人承担的应该是一种民事赔偿责任，而非行政法律责任。从对立法习惯用语的理解上，“请求”一词的使用也可以理解为行政机关不能通过行政强制力的行使来强令相对人作出赔偿，只能通过协商或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由法院进行判决。同样，行政机关违约，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赔偿，不能认为是一种国家赔偿，因为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是有归责条件的，包括：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和损害结果的事实存在。但行政合同的违约赔偿不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显然属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更无法承担行政处罚这种行政法律责任。可见，在行政合同的违约中，确实存在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既然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具有双重性，在救济制度上，就必须适用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和民事并用的救济途径。据此，本人认为，行政合同的救济，应根据责任方式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救济方式：（1）行政主体在处理合同纠纷时，实施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使合同的相对方承担了行政法律责任的，就必须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途径实施救济；（2）行政主体并未运用行政强制力追究相对人的行政法律责任，而是请求经济赔偿责任的，或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提出违约赔偿请求的，则应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问题在于，行政合同的纠纷中出现了同时承担两种法律责任的情况时要分别两种途径实施救济，仍具有不合理性。这只能通过改革现有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予以解决。

四、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改革的基本构想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和观念的进一步转变，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必然会在经济管理领域以及行政管理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行政合同法律地位及救济制度的不明确，将使大量的行政合同关系处于不规范状态，合同出现的纠纷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立法者必须正视的问题。既然行政合同不论循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均有不合理之处。就必须针对行政合同的特性重新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需要。

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仍应根据我国以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理论，以行政救济制度作为构建行政合同特殊救济制度的基础，着重对现行行政救济制度中的单向性构造予以调整，建立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具体构建方式是：

（1）明确将行政合同与具体行政行为并列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事实上，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并未排斥双方的行为，行政合同的纠纷已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将“具体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所委托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排除了类似行政合同之类的双方行为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但这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1999年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进行了修正，取消了对单方行为的限定，恢复了《行政诉讼法》所规定受案范围。但要将行政合同的纠纷，包括其中涉及民事性质的纠纷，全面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仍需有专门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给予更加明确的支持。

（2）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继续适用的基础上，引入民事救济的基本规则，构建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诉讼，有范围、有限度地引入民事救济的规则，包括：第一、在诉讼权利方面，增加行政机关提起诉讼和提出反诉的权利，将行政诉讼的单向性结构改造为双向性结构，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诉讼；第二、在适用调解原则方面，改变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允许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中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合同纠纷，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民事性利益的行政合同纠纷；第三、在合同效力的确认方面，增加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对合同订立中的意思表示问题，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第四、在违约处理方面，增加违约责任处理的内容，使审判机关可对合同履行和违约赔偿问题予以审理和判决；第五、在举证责任方面，修订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规则，对违约问题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涉及合同的合法性问题和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措施以及行政处罚的问题时，则仍由行政机关负责举证。此外，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对行政救济进行改造时，须维护行政救济基本原则在救济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对诉讼案件审理的重点仍应是以行政法为依据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这样才能使救济制度与行政合同的根本特性相适应。如果不考虑行政救济自身的特殊意义，使主体与审查内容都与民事救济一样的话，那还不如对民事救济进行改造，这样更为简单和方便。

（3）明确界定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不改变现行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和原则，涉及民事性质的合同纠纷不列入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复议，其复议范围可具体限定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对行政合同订立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应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二是行政机关在监督行政合同的履行中实施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而引起纠纷，由复议机关将此类行为视作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并根据现行《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复议审查。

主要参考文献：

1、余凌云著《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刘恒著《行政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