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侦查范文10篇

秘密侦查范文篇1

关键词：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秘密拍照法制化

在全球进入和平发展的新轨道后，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犯罪态势，谋求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中的重点任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全球犯罪态势表现出来许多新情况，主要是以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为主要代表，传统的侦查方法应对这些新型犯罪功效有限，因此秘密侦查成为刑事侦查工作中一项重要的侦查行为。其中秘密拍照(以下简称秘拍)手段在获取犯罪线索、固定犯罪证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秘拍的使用在无形中侵害了公民某些基本权利而备受争议，因此，如何合理合法运用秘密拍照手段，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中寻求一个客观的平衡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秘密侦查的含义

(一)秘密拍照的定义

秘密拍照属于秘密侦查中的一种侦查手段，19世纪发明的照相技术被警察机关用做收集证据的手段。拍照，即是拍摄、照相，本文中提到的“秘密拍照”，狭义的特指照相，不包括摄像(录像)。即在侦查中，通过一定的照相器材，在犯罪嫌疑人等相关人员不知晓的情况下，侦查机关采取监视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获得相关的照片等证据，本词条并不包括摄像(录像)的连续性行为。

(二)秘密拍照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秘密拍照经常使用的器材除了普通相机以外，数码相机也在秘拍中经常使用，其他一些辅助的监控设备也是秘密拍照过程所必需的，无声拍照等技术也早已广泛投入使用。随着科技的发展，拍照器材趋向于向更小巧、更隐秘，伪装性和科技性更强。由此可见秘密拍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秘密性

这是它的首要特点。为了保证侦查的效率和成功，秘密拍照最重要的特征是必须秘密进行，一般是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因此侦查机关采取这一技术侦查措施，无须征求拍照对象的同意便可进行。但是秘密拍照在使用时可能主要涉及到侵犯公民的肖像权、住宅权、隐私权等人权问题，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知情的秘密性”，往往使得犯罪嫌疑人和相关人员无从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也就不能有效的寻求法律的保护。

2.紧迫性

秘密拍照的过程不同于秘密录像、监听等手段使用的连续性，限于案情的紧迫性，拍照的时机选择是转瞬即逝的，而且秘密拍照的内容、范围很多时候都是由侦查人员根据案情需要进行临机的衡量和判断。在法律法规等规定中，对秘密拍照等秘密侦查措施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可操作性规定;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实施秘密拍照的侦查手段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因此是否拍照、拍照的哪些内容最终可以成为证据，侦查人员选择拍照的对象是否都是与案情有关，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有待商榷的。

3.广泛性

因为照相器材设备的发展，包括红外线照相、紫外线照相技术等一系列科技手段在秘密拍照方面的广泛应用，照相的空间范围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因此在其他侦控技术不便使用的情况下，秘密拍照具有运用的广泛性。但是，这样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和住宅权。

二、秘密拍照法制化现状

(一)我国有关秘密拍照的立法规定

我国关于秘密侦查手段的法律规定，目前仅见于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的原则性、宣示性规定。由于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都可归类为秘密采用的技术侦查手段，而目前有两部法律对技术侦查有一个概括式的规定，即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秘密拍照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之一，在此可算是一种间接规定。而上述法律规定并没有针对秘密拍照进行具体、详细的可行性规定。

2010年6月24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终于全文公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特殊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依法不公开特殊侦查措施的过程及方法。”这意味着特殊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效力为这一司法解释所承认，学界认为这是“秘密侦查法制化”的重要一步。

(二)司法实践中秘密拍照存在的问题

1.秘密拍照的适用缺乏明确的法定程序

无论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还是有关秘密拍照的两个法律，即《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都没有对秘密拍照的适用程序进行明确规定，因此，秘密拍照的实施缺乏法定程序的规定。

2.秘密拍照缺乏中立机关的审查监督

目前，秘密拍照手段的实施完全由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自主决定，整个秘拍过程完全呈封闭状态，从秘拍的启动、执行和结束，到秘拍条件、程序和范围的设置等，都由两个部门自我行政授权，责任也自我承担，除了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外，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监督和审查，这种运行状况，客观上便利了侦查机关的侦查，可能会强化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力失控，容易导致专权和滥用。

3.对于不当秘密拍照，当事人缺乏救济渠道

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对于不当秘密拍照应当建立救济渠道。然后权利要得到救济。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当事人要有渠道知道权利被侵害;侵害行为必须有中立机关来界定其是非法的、不当的;法律规定了相应的救济途径。而我国目前的秘密拍照立法及实践中，三个条件都不具备。一是由于整个秘密拍照程序对外界而言是完全封闭的、秘密的，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是否被侵犯根本无从知晓，所以不可能提出异议;二是由于缺乏审查监督秘密拍照行为的中立机关，所有秘拍手段的实施都无法得到鉴别和判断;三是由于立法的简陋，当事人对不当秘密拍照缺乏法定救济渠道。

三、对于秘密拍照的立法建议

我国在使用如秘密拍照等多种措施的同时，应注意保持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

(一)规定秘密拍照适用案件的范围和适用的条件

世界各国对于秘密拍照的适用范围的规定基本上都是限定在危害国家安全罪、走私犯罪、伪造货币罪、有组织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其他的重大刑事犯罪和跨国犯罪中。同时由于秘密拍照基本上属于强制侦查措施，应该符合强制侦查的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因此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必须是在使用其他侦查手段难以取得证据或者有重大危险时才可以采用秘密拍照侦查手段。借鉴“它山之石”，秘密拍照在原则上只适用于严重的故意犯罪，即可能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罪，以及涉及严重暴力的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组织犯罪、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等故意犯罪。只有当采用常规侦查手段无效或者很难查清案件事实或者机器危险，因而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秘密拍照手段。同时，秘密拍照使用的时间、地点的界定也应有严格的限制和相应的审批程序加以规制。这一立法建议也符合技术侦查法制化应遵循的原则要求。

(二)对秘密拍照的决定权和监督权进行程序控制

1.秘密拍照的实施主体

根据我国的国情，现有的侦查体制，案件的发生情况，以及情报侦查技术尤其是技术侦查应具备的人员和技术条件来看，能够实施秘密侦查的机关，应限制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如有需要，可以商请其他侦查机关进行协助。而且秘密拍照的实行过程中必须经过中立性法定机关的批准，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2.秘密拍照的审批程序

一般来讲，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审批程序应有如下4个环节构成：一是申请者，二是申请的形式，三是批准者，四是批准的格式。在上述4个环节中，批准者决定是否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所依据的判断标准，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实质要件是整个审批程序的核心内容。

3.获取材料的使用与管理

应当说们能否有效使用秘密拍照手段这一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材料来证明相关犯罪行为，直接关系到技术侦查措施打击犯罪的效能发挥，因此，在有关秘密拍照的立法中明确如何使用采取秘拍所获的材料十分必要。另外，在秘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实施对象的个人隐私问题，因此，明确如何管理所获材料也很必要。

4.确立秘密拍照的救济渠道

秘密拍照过程中如果发生侵犯相对人权利的情况，给予相对人相应的程序性救济是必要的。

第一，赋予相对人及其委托律师以知悉权、阅卷权和异议权。作为侦查措施一种的秘密拍照也要体现适度公开，尤其是秘密拍照运用过程中强调“秘密”，因此在事后更应加强其公开的力度。通过加强对秘密拍照适用的监督，能达到加强对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的效果。

第二，赋予辩护方对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秘密拍照所取得的证据材料，请求法院排除不予采信的权利。我国法律对于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采取了限制排除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了对于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但对于实物证据则默许其可采性。这样规定不利于秘密拍照过程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在当代社会普遍重视肖像权、住宅权、隐私权的国际环境下，应该赋予辩护方请求法院排除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秘密拍照所取得的证据材料的权利。

第三，赋予犯罪嫌疑人及相关人员对于侦查机关违法秘密拍照侵犯其权益的行为要求国家给予赔偿的权利。各国普遍建立了国家对于因不正当行使公权力给公民个人权益造成损害适度赔偿的制度。国家对秘密拍照过程中侵犯公民人权的行为给予赔偿，能缓解受侵害人的精神痛苦并给予被侵害人一定的慰藉。因此，对于侦查机关秘密拍照中非法侵犯公民肖像权、住宅权、隐私权的行为给予国家赔偿，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人权，更好地为被侵害者提供救济。

秘密拍照侦查措施是一柄双刃剑，因此，我们必须严格确定秘密拍照的法律标准，在有力打击预防犯罪的同时，注意有效防范秘拍的误用和滥用，使其对人权可能造成的侵犯降低到最低合理限度内。

参考文献：

[1]何家弘.新编犯罪侦查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樊学勇，林铁军.刑事侦查中秘密拍照手段的运用与人权保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3]樊学勇.犯罪侦查程序与证据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4]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中国侦查程序的改革和完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5]邓新元.公安边防情报方法研究.群众出版社.2008.

秘密侦查范文篇2

关键词：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秘密拍照法制化

在全球进入和平发展的新轨道后,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犯罪态势,谋求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中的重点任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全球犯罪态势表现出来许多新情况,主要是以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为主要代表,传统的侦查方法应对这些新型犯罪功效有限,因此秘密侦查成为刑事侦查工作中一项重要的侦查行为。其中秘密拍照(以下简称秘拍)手段在获取犯罪线索、固定犯罪证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秘拍的使用在无形中侵害了公民某些基本权利而备受争议,因此,如何合理合法运用秘密拍照手段,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中寻求一个客观的平衡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秘密侦查的含义

(一)秘密拍照的定义

秘密拍照属于秘密侦查中的一种侦查手段,19世纪发明的照相技术被警察机关用做收集证据的手段。拍照,即是拍摄、照相,本文中提到的“秘密拍照”,狭义的特指照相,不包括摄像(录像)。即在侦查中,通过一定的照相器材,在犯罪嫌疑人等相关人员不知晓的情况下,侦查机关采取监视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获得相关的照片等证据,本词条并不包括摄像(录像)的连续性行为。

(二)秘密拍照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秘密拍照经常使用的器材除了普通相机以外,数码相机也在秘拍中经常使用,其他一些辅助的监控设备也是秘密拍照过程所必需的,无声拍照等技术也早已广泛投入使用。随着科技的发展,拍照器材趋向于向更小巧、更隐秘,伪装性和科技性更强。由此可见秘密拍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秘密性

这是它的首要特点。为了保证侦查的效率和成功,秘密拍照最重要的特征是必须秘密进行,一般是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因此侦查机关采取这一技术侦查措施,无须征求拍照对象的同意便可进行。但是秘密拍照在使用时可能主要涉及到侵犯公民的肖像权、住宅权、隐私权等人权问题,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知情的秘密性”,往往使得犯罪嫌疑人和相关人员无从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也就不能有效的寻求法律的保护。

2.紧迫性

秘密拍照的过程不同于秘密录像、监听等手段使用的连续性,限于案情的紧迫性,拍照的时机选择是转瞬即逝的,而且秘密拍照的内容、范围很多时候都是由侦查人员根据案情需要进行临机的衡量和判断。在法律法规等规定中,对秘密拍照等秘密侦查措施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可操作性规定;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实施秘密拍照的侦查手段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因此是否拍照、拍照的哪些内容最终可以成为证据,侦查人员选择拍照的对象是否都是与案情有关,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有待商榷的。

3.广泛性

因为照相器材设备的发展,包括红外线照相、紫外线照相技术等一系列科技手段在秘密拍照方面的广泛应用,照相的空间范围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因此在其他侦控技术不便使用的情况下,秘密拍照具有运用的广泛性。但是,这样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和住宅权。

二、秘密拍照法制化现状

(一)我国有关秘密拍照的立法规定

我国关于秘密侦查手段的法律规定,目前仅见于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的原则性、宣示性规定。由于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都可归类为秘密采用的技术侦查手段,而目前有两部法律对技术侦查有一个概括式的规定,即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秘密拍照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之一,在此可算是一种间接规定。而上述法律规定并没有针对秘密拍照进行具体、详细的可行性规定。

2010年6月24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终于全文公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特殊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依法不公开特殊侦查措施的过程及方法。”这意味着特殊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效力为这一司法解释所承认,学界认为这是“秘密侦查法制化”的重要一步。

(二)司法实践中秘密拍照存在的问题

1.秘密拍照的适用缺乏明确的法定程序

无论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还是有关秘密拍照的两个法律,即《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都没有对秘密拍照的适用程序进行明确规定,因此,秘密拍照的实施缺乏法定程序的规定。

2.秘密拍照缺乏中立机关的审查监督

目前,秘密拍照手段的实施完全由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自主决定,整个秘拍过程完全呈封闭状态,从秘拍的启动、执行和结束,到秘拍条件、程序和范围的设置等,都由两个部门自我行政授权,责任也自我承担,除了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外,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监督和审查,这种运行状况,客观上便利了侦查机关的侦查,可能会强化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力失控,容易导致专权和滥用。

3.对于不当秘密拍照,当事人缺乏救济渠道

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对于不当秘密拍照应当建立救济渠道。然后权利要得到救济。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当事人要有渠道知道权利被侵害;侵害行为必须有中立机关来界定其是非法的、不当的;法律规定了相应的救济途径。而我国目前的秘密拍照立法及实践中,三个条件都不具备。一是由于整个秘密拍照程序对外界而言是完全封闭的、秘密的,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是否被侵犯根本无从知晓,所以不可能提出异议;二是由于缺乏审查监督秘密拍照行为的中立机关,所有秘拍手段的实施都无法得到鉴别和判断;三是由于立法的简陋,当事人对不当秘密拍照缺乏法定救济渠道。

三、对于秘密拍照的立法建议

我国在使用如秘密拍照等多种措施的同时,应注意保持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

(一)规定秘密拍照适用案件的范围和适用的条件

世界各国对于秘密拍照的适用范围的规定基本上都是限定在危害国家安全罪、走私犯罪、伪造货币罪、有组织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其他的重大刑事犯罪和跨国犯罪中。同时由于秘密拍照基本上属于强制侦查措施,应该符合强制侦查的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因此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必须是在使用其他侦查手段难以取得证据或者有重大危险时才可以采用秘密拍照侦查手段。借鉴“它山之石”,秘密拍照在原则上只适用于严重的故意犯罪,即可能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罪,以及涉及严重暴力的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组织犯罪、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等故意犯罪。只有当采用常规侦查手段无效或者很难查清案件事实或者机器危险,因而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秘密拍照手段。同时,秘密拍照使用的时间、地点的界定也应有严格的限制和相应的审批程序加以规制。这一立法建议也符合技术侦查法制化应遵循的原则要求。

(二)对秘密拍照的决定权和监督权进行程序控制

1.秘密拍照的实施主体

根据我国的国情,现有的侦查体制,案件的发生情况,以及情报侦查技术尤其是技术侦查应具备的人员和技术条件来看,能够实施秘密侦查的机关,应限制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如有需要,可以商请其他侦查机关进行协助。而且秘密拍照的实行过程中必须经过中立性法定机关的批准,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2.秘密拍照的审批程序

一般来讲,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审批程序应有如下4个环节构成:一是申请者,二是申请的形式,三是批准者,四是批准的格式。在上述4个环节中,批准者决定是否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所依据的判断标准,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实质要件是整个审批程序的核心内容。

3.获取材料的使用与管理

应当说们能否有效使用秘密拍照手段这一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材料来证明相关犯罪行为,直接关系到技术侦查措施打击犯罪的效能发挥,因此,在有关秘密拍照的立法中明确如何使用采取秘拍所获的材料十分必要。另外,在秘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实施对象的个人隐私问题,因此,明确如何管理所获材料也很必要。

4.确立秘密拍照的救济渠道

秘密拍照过程中如果发生侵犯相对人权利的情况,给予相对人相应的程序性救济是必要的。

第一,赋予相对人及其委托律师以知悉权、阅卷权和异议权。作为侦查措施一种的秘密拍照也要体现适度公开,尤其是秘密拍照运用过程中强调“秘密”,因此在事后更应加强其公开的力度。通过加强对秘密拍照适用的监督,能达到加强对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的效果

第二,赋予辩护方对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秘密拍照所取得的证据材料,请求法院排除不予采信的权利。我国法律对于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采取了限制排除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了对于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但对于实物证据则默许其可采性。这样规定不利于秘密拍照过程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在当代社会普遍重视肖像权、住宅权、隐私权的国际环境下,应该赋予辩护方请求法院排除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秘密拍照所取得的证据材料的权利。

第三,赋予犯罪嫌疑人及相关人员对于侦查机关违法秘密拍照侵犯其权益的行为要求国家给予赔偿的权利。各国普遍建立了国家对于因不正当行使公权力给公民个人权益造成损害适度赔偿的制度。国家对秘密拍照过程中侵犯公民人权的行为给予赔偿,能缓解受侵害人的精神痛苦并给予被侵害人一定的慰藉。因此,对于侦查机关秘密拍照中非法侵犯公民肖像权、住宅权、隐私权的行为给予国家赔偿,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人权,更好地为被侵害者提供救济。

秘密拍照侦查措施是一柄双刃剑,因此,我们必须严格确定秘密拍照的法律标准,在有力打击预防犯罪的同时,注意有效防范秘拍的误用和滥用,使其对人权可能造成的侵犯降低到最低合理限度内。

参考文献:

[1]何家弘.新编犯罪侦查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樊学勇,林铁军.刑事侦查中秘密拍照手段的运用与人权保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3]樊学勇.犯罪侦查程序与证据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4]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中国侦查程序的改革和完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5]邓新元.公安边防情报方法研究.群众出版社.2008.

秘密侦查范文篇3

关键词: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建议

随着犯罪日益隐秘化和智能化，秘密侦查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的作用日益突出，在狠、准、稳地打击犯罪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实践部门的青睐。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措施是特殊的侦查行为，具有强隐蔽性和易侵权性，在加上我国法律制度上对其规定的缺失，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使用情况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争议。

一、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的现状

秘密侦查是法律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被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抓捕到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活动，主要包括外线侦查、内线侦查和技术侦查三种类型。①

随着时代的发展，犯罪发生着新的变化。大量高科技犯罪剧增，犯罪手段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也日趋组织化和专业化，异于传统的犯罪模式，其所涉及的面更广、涉及的人更多、反侦查能力更强，并且还出现了多件或多类案件相互交集的情况，这对传统侦查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犯罪的新特点，使得在侦查中经常要采用一些秘密侦查措施，可以说秘密侦查现已成为犯罪侦查中的一种重要手段。

但是，由于我国并没有对秘密侦查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制，导致由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在采信方面受到了质疑，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有人认为秘密侦查属于侦查手段的一种，是法定的侦查手段，不能因为其手段的特殊而否定其证据材料的可采性，因此所获得的证据材料能够直接成为证据进入诉讼程序。有人则认为，由于法律对特殊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没有任何规定，因此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只能在分析案情时使用，而不能进人审判程序作为证据使用。而更多的人则取折中的办法，认为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具有证明力，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方式的特殊性，其证据材料如果要作为法庭证据使用，必须经过一个转化的过程才能使用，这也是我国目前在实践中常用的方法。

由于对这些证据材料的定位不明确，使得这些证据材料不能轻易地进入到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打击犯罪，也影响了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

二、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诉讼中的证据，立法并没有提供依据，其处境一直比较尴尬。因此，在秘密侦查的证据使用方面，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线索在法庭作证时难公开

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证据、邮件检查等秘密侦查的专门技术手段。目前，由于技术侦查对公众的隐私权构成了威胁，对其使用备受争议，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侦查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权力及其所由此获取材料的证据地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现状常常使追诉机关处于劣势--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案件时，只是看到一些断断续续、互不衔接的证据材料，而看不到某些运用技侦手段收集到的能够证明犯罪的核心证据材料，不能形成起诉和判刑时所需的证据链。这种现象在审判案件时尤其突出。侦查机关在向检察院移送诉讼卷时，并不会提供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录像带、录音带，因此认定案件的证据主要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证人证言。但是言词证据往往不稳定，容易发生翻供，有时难以得到检察院和法院的认可，最后导致因证据不足而不能起诉被告人或者将被告人无罪开释，使得追诉机关的诉讼活动难以成功。

（二）特情的特殊性使其情报的使用难处多

为了获取内幕性的情报，侦查机关会采用“拉出来”的方法，在犯罪组织的内部物色特情，为我所用。而随着犯罪组织越来越集团化、秘密化，反侦查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为了使得内线侦查更为有成效，侦查机关所物色的特情一般是有劣迹案底的“灰色人物”，否则就难以取得罪犯的信任。但是由于特情本身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为我所用，又肯能为罪犯所利用或者失去控制，以致“反水”；再者，对于建设特情只能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不能对其实行外部监督，因而，对于特情所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值得商榷，这也极大的影响了特情所提供情况的证据力。此外，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法规对如何把特情提供的情况转化为诉讼证据都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从目前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大致上都是自行操作，处理方法上也不统一。这样使得在实践中经常出现此地认可的方法在其他地区却不允许采用，而犯罪案件往往跨地区、跨省市，这一情况必然给打击犯罪带来不利。最后，使用特情还存在着出庭作证的问题，特情所了解的情况往往是能够证实案情的关键证据，这就需要传唤特情出庭作证。但是，特情的安全问题以及秘密侦查工作的保密性的要求使得传唤特情出庭作证存在着很大难度，此外，由于大多数特情是“灰色人物”，为了自身不受刑事追究，也大多不愿出庭作证。

三、实践中秘密侦查证据使用的处理办法

从上述内容可知，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在诉讼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没有现成的法律制度参考，这些材料不能直接转化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我国目前的业务实践中，通过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往往需要经过转化，使其以间接的方式来证明案件事实。

第一，将技术侦查的结果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据。从实践中看，各地侦查机关主要通过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办法将秘密手段获取的犯罪线索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据，即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向其出示能够证明其犯罪过程的部分录音、录像或电话监控记录，表明其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侦查部门的控制之下，促使嫌疑人交代自己的罪行，从而将不能在法庭上公开出示的材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第二，对于那些不能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明材料，实践中主要是通过协调公检法三家加以解决。让检察院和法院的领导了解侦查机关采用技侦手段获取了可靠的犯罪信息，使检察官和法官在起诉和审判时形成内心确信。

第三，对于特情提供的线索，可以通过公开的侦查手段进行转化。例如，对于发现的赃物，可以采用公开搜查的方式获取证据；对于

提供的其他线索，还可以通过公开查缉、辨认、鉴定、询问、匿名举报等方式进行转化；对于提供的某些关键性环节，还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分子的同伙，把特情提供的情报，变为同伙的坦白揭发材料，作为公开证据使用；对于特情的一些言词证据也可以作为补强证据，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锁链后作为定案依据。

第四，对特情获取的情况，还可以以刑侦人员工作记录的形式出具，即以“情况说明”的形式附卷移交给法庭，便于法官了解案情，形成内心确信，但不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公开出示。

以上是在实际工作中常用到的一些证据转换方法，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收集的情报得到了应用，但是这些做法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通过情况说明的形式向法院出示或请检察官和法官听取、观看所获取情况材料的做法，由于这些情况并不在法庭上出示和质证，常常会遭到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质疑，此外，未经出示和质证的证据仍不能被法庭采信。其次，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不能直接使用，须经过其他手段进行转换，造成了侦查工作的重复，加大了工作压力，再者，如果不能进行转换，则所获得的情况就不能使用，不仅造成了浪费，而且甚至还可能会使整个案件的审判处于被动。

四、关于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问题的建议

由上可知，对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经过其他手段进行转化再使用的办法，只是转移了问题，治标不治本，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其证据效力的问题。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与案情密切相关，其证明力是不容置疑的，因此，需要加强我们的立法，从法制上确定秘密侦查手段所获取的证据材料的可采性，从而解决其证据效力的问题。

（一）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是规范证据的证据能力或者证明力的规则，主要是以调整证据的证据能力为主，以调整证据的证明力为辅。目前，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在立法上仍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

缺乏系统的证据规则，有关刑事证据的内容只是散见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当中，而且其规定过于粗疏，缺乏可操作性。因此，通过法律预先对证据的能力作出明确的规定，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规则势在必行。将秘密侦查手段所搜集到的证据也纳入其规范之中，并确立一定程度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将有助于通过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的地位受到确定，能够直接运用到诉说程序中，提高诉讼的效率，并且还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了公民权利，将不经批准，不按批准书指定的方式、地点采取秘密侦查措施而所获得的证据资料坚决予以排除。

（二）设立令状许可规则，进行有效的事前规制

侦查权一方面能有效地打击犯罪，另一方面也极易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尤其是秘密侦查的一些手段。为了规制侦查机关的权力，作为高度法治化的美国，除了在审判程序中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对侦查权进行事后制约外，其还在侦查程序中设立了令状许可规则，以对侦查权进行更有效的事前规制。其精神在于将司法审查制度引入侦查程序，要求侦查机关采取逮捕、搜查等强制侦查行为时，必须事先向法院申请令状，由法官对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签发许可令状后才能进行。我国可以引进令状许可规则，对秘密侦查进行事前规制，这既有利于确保秘密侦查的有效实施，也限制了秘密侦查的滥用，为保障人权提供了救济，更加为获取证据的合法性提供了保障。

（三）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豁免的概念可作这样的理解“：证人本身具有一定的犯罪嫌疑，因与已被控诉的嫌疑犯的犯罪行为有某种牵连，而与控方达成一项交易，达到回避控方对自己的追诉和指证该犯罪嫌疑人罪行的双重目的，由法官签发豁免令，控方以免予追诉该证人的犯罪行为为条件，换取证人的指认和证明。”此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配套的保障机制，明确污点证人能够享受的各种权利，并且制定尽可能周到的安全保护措施，从而鼓励污点证人有效作证。总之，为了充分发挥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规范化、体系化的证据制度是推动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合法化进程的重要前提条件，确保了秘密侦查证据的法律地位，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秘密侦查证据使用体系而服务。

注释:

[1]樊学勇.犯罪侦查程序与证据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5.

[2]张春霞.论污点证人之豁免.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2).

[3]曾伟.犯罪基本证据的审查[J].中国检察官,2007,(11).

[4]黄晓兵,王群胜.浅议刑事案件中证据转化的问题[J].jgsj-/News/2006831173011.html.

秘密侦查范文篇4

关键词：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秘密拍照法制化

在全球进入和平发展的新轨道后，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犯罪态势，谋求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中的重点任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全球犯罪态势表现出来许多新情况，主要是以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为主要代表，传统的侦查方法应对这些新型犯罪功效有限，因此秘密侦查成为刑事侦查工作中一项重要的侦查行为。其中秘密拍照(以下简称秘拍)手段在获取犯罪线索、固定犯罪证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秘拍的使用在无形中侵害了公民某些基本权利而备受争议，因此，如何合理合法运用秘密拍照手段，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中寻求一个客观的平衡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秘密侦查的含义

(一)秘密拍照的定义

秘密拍照属于秘密侦查中的一种侦查手段，19世纪发明的照相技术被警察机关用做收集证据的手段。拍照，即是拍摄、照相，本文中提到的“秘密拍照”，狭义的特指照相，不包括摄像(录像)。即在侦查中，通过一定的照相器材，在犯罪嫌疑人等相关人员不知晓的情况下，侦查机关采取监视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获得相关的照片等证据，本词条并不包括摄像(录像)的连续性行为。

(二)秘密拍照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秘密拍照经常使用的器材除了普通相机以外，数码相机也在秘拍中经常使用，其他一些辅助的监控设备也是秘密拍照过程所必需的，无声拍照等技术也早已广泛投入使用。随着科技的发展，拍照器材趋向于向更小巧、更隐秘，伪装性和科技性更强。由此可见秘密拍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秘密性

这是它的首要特点。为了保证侦查的效率和成功，秘密拍照最重要的特征是必须秘密进行，一般是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因此侦查机关采取这一技术侦查措施，无须征求拍照对象的同意便可进行。但是秘密拍照在使用时可能主要涉及到侵犯公民的肖像权、住宅权、隐私权等人权问题，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知情的秘密性”，往往使得犯罪嫌疑人和相关人员无从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也就不能有效的寻求法律的保护。

2.紧迫性

秘密拍照的过程不同于秘密录像、监听等手段使用的连续性，限于案情的紧迫性，拍照的时机选择是转瞬即逝的，而且秘密拍照的内容、范围很多时候都是由侦查人员根据案情需要进行临机的衡量和判断。在法律法规等规定中，对秘密拍照等秘密侦查措施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可操作性规定;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实施秘密拍照的侦查手段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因此是否拍照、拍照的哪些内容最终可以成为证据，侦查人员选择拍照的对象是否都是与案情有关，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有待商榷的。

3.广泛性

因为照相器材设备的发展，包括红外线照相、紫外线照相技术等一系列科技手段在秘密拍照方面的广泛应用，照相的空间范围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因此在其他侦控技术不便使用的情况下，秘密拍照具有运用的广泛性。但是，这样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和住宅权。

二、秘密拍照法制化现状

(一)我国有关秘密拍照的立法规定

我国关于秘密侦查手段的法律规定，目前仅见于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的原则性、宣示性规定。由于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都可归类为秘密采用的技术侦查手段，而目前有两部法律对技术侦查有一个概括式的规定，即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秘密拍照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之一，在此可算是一种间接规定。而上述法律规定并没有针对秘密拍照进行具体、详细的可行性规定。

2010年6月24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终于全文公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特殊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依法不公开特殊侦查措施的过程及方法。”这意味着特殊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效力为这一司法解释所承认，学界认为这是“秘密侦查法制化”的重要一步。

(二)司法实践中秘密拍照存在的问题

1.秘密拍照的适用缺乏明确的法定程序

无论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还是有关秘密拍照的两个法律，即《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都没有对秘密拍照的适用程序进行明确规定，因此，秘密拍照的实施缺乏法定程序的规定。

2.秘密拍照缺乏中立机关的审查监督

目前，秘密拍照手段的实施完全由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自主决定，整个秘拍过程完全呈封闭状态，从秘拍的启动、执行和结束，到秘拍条件、程序和范围的设置等，都由两个部门自我行政授权，责任也自我承担，除了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外，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监督和审查，这种运行状况，客观上便利了侦查机关的侦查，可能会强化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力失控，容易导致专权和滥用。

3.对于不当秘密拍照，当事人缺乏救济渠道

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对于不当秘密拍照应当建立救济渠道。然后权利要得到救济。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当事人要有渠道知道权利被侵害;侵害行为必须有中立机关来界定其是非法的、不当的;法律规定了相应的救济途径。而我国目前的秘密拍照立法及实践中，三个条件都不具备。一是由于整个秘密拍照程序对外界而言是完全封闭的、秘密的，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是否被侵犯根本无从知晓，所以不可能提出异议;二是由于缺乏审查监督秘密拍照行为的中立机关，所有秘拍手段的实施都无法得到鉴别和判断;三是由于立法的简陋，当事人对不当秘密拍照缺乏法定救济渠道。

三、对于秘密拍照的立法建议

我国在使用如秘密拍照等多种措施的同时，应注意保持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

(一)规定秘密拍照适用案件的范围和适用的条件

世界各国对于秘密拍照的适用范围的规定基本上都是限定在危害国家安全罪、走私犯罪、伪造货币罪、有组织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其他的重大刑事犯罪和跨国犯罪中。同时由于秘密拍照基本上属于强制侦查措施，应该符合强制侦查的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因此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必须是在使用其他侦查手段难以取得证据或者有重大危险时才可以采用秘密拍照侦查手段。借鉴“它山之石”，秘密拍照在原则上只适用于严重的故意犯罪，即可能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罪，以及涉及严重暴力的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组织犯罪、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等故意犯罪。只有当采用常规侦查手段无效或者很难查清案件事实或者机器危险，因而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秘密拍照手段。同时，秘密拍照使用的时间、地点的界定也应有严格的限制和相应的审批程序加以规制。这一立法建议也符合技术侦查法制化应遵循的原则要求。

(二)对秘密拍照的决定权和监督权进行程序控制

1.秘密拍照的实施主体

根据我国的国情，现有的侦查体制，案件的发生情况，以及情报侦查技术尤其是技术侦查应具备的人员和技术条件来看，能够实施秘密侦查的机关，应限制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如有需要，可以商请其他侦查机关进行协助。而且秘密拍照的实行过程中必须经过中立性法定机关的批准，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2.秘密拍照的审批程序

一般来讲，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审批程序应有如下4个环节构成：一是申请者，二是申请的形式，三是批准者，四是批准的格式。在上述4个环节中，批准者决定是否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所依据的判断标准，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实质要件是整个审批程序的核心内容。

3.获取材料的使用与管理

应当说们能否有效使用秘密拍照手段这一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材料来证明相关犯罪行为，直接关系到技术侦查措施打击犯罪的效能发挥，因此，在有关秘密拍照的立法中明确如何使用采取秘拍所获的材料十分必要。另外，在秘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实施对象的个人隐私问题，因此，明确如何管理所获材料也很必要。

4.确立秘密拍照的救济渠道

秘密拍照过程中如果发生侵犯相对人权利的情况，给予相对人相应的程序性救济是必要的。

第一，赋予相对人及其委托律师以知悉权、阅卷权和异议权。作为侦查措施一种的秘密拍照也要体现适度公开，尤其是秘密拍照运用过程中强调“秘密”，因此在事后更应加强其公开的力度。通过加强对秘密拍照适用的监督，能达到加强对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的效果。

第二，赋予辩护方对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秘密拍照所取得的证据材料，请求法院排除不予采信的权利。我国法律对于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采取了限制排除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了对于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但对于实物证据则默许其可采性。这样规定不利于秘密拍照过程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在当代社会普遍重视肖像权、住宅权、隐私权的国际环境下，应该赋予辩护方请求法院排除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秘密拍照所取得的证据材料的权利。

第三，赋予犯罪嫌疑人及相关人员对于侦查机关违法秘密拍照侵犯其权益的行为要求国家给予赔偿的权利。各国普遍建立了国家对于因不正当行使公权力给公民个人权益造成损害适度赔偿的制度。国家对秘密拍照过程中侵犯公民人权的行为给予赔偿，能缓解受侵害人的精神痛苦并给予被侵害人一定的慰藉。因此，对于侦查机关秘密拍照中非法侵犯公民肖像权、住宅权、隐私权的行为给予国家赔偿，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人权，更好地为被侵害者提供救济。

秘密拍照侦查措施是一柄双刃剑，因此，我们必须严格确定秘密拍照的法律标准，在有力打击预防犯罪的同时，注意有效防范秘拍的误用和滥用，使其对人权可能造成的侵犯降低到最低合理限度内。

参考文献：

[1]何家弘.新编犯罪侦查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樊学勇，林铁军.刑事侦查中秘密拍照手段的运用与人权保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3]樊学勇.犯罪侦查程序与证据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4]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中国侦查程序的改革和完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5]邓新元.公安边防情报方法研究.群众出版社.2008.

秘密侦查范文篇5

关键词：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建议

随着犯罪日益隐秘化和智能化，秘密侦查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的作用日益突出，在狠、准、稳地打击犯罪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实践部门的青睐。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措施是特殊的侦查行为，具有强隐蔽性和易侵权性，在加上我国法律制度上对其规定的缺失，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使用情况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争议。

一、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的现状

秘密侦查是法律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被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抓捕到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活动，主要包括外线侦查、内线侦查和技术侦查三种类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犯罪发生着新的变化。大量高科技犯罪剧增，犯罪手段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也日趋组织化和专业化，异于传统的犯罪模式，其所涉及的面更广、涉及的人更多、反侦查能力更强，并且还出现了多件或多类案件相互交集的情况，这对传统侦查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犯罪的新特点，使得在侦查中经常要采用一些秘密侦查措施，可以说秘密侦查现已成为犯罪侦查中的一种重要手段。

但是，由于我国并没有对秘密侦查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制，导致由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在采信方面受到了质疑，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有人认为秘密侦查属于侦查手段的一种，是法定的侦查手段，不能因为其手段的特殊而否定其证据材料的可采性，因此所获得的证据材料能够直接成为证据进入诉讼程序。有人则认为，由于法律对特殊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没有任何规定，因此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只能在分析案情时使用，而不能进人审判程序作为证据使用。而更多的人则取折中的办法，认为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具有证明力，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方式的特殊性，其证据材料如果要作为法庭证据使用，必须经过一个转化的过程才能使用，这也是我国目前在实践中常用的方法。

由于对这些证据材料的定位不明确，使得这些证据材料不能轻易地进入到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打击犯罪，也影响了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

二、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诉讼中的证据，立法并没有提供依据，其处境一直比较尴尬。因此，在秘密侦查的证据使用方面，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线索在法庭作证时难公开

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证据、邮件检查等秘密侦查的专门技术手段。目前，由于技术侦查对公众的隐私权构成了威胁，对其使用备受争议，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侦查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权力及其所由此获取材料的证据地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现状常常使追诉机关处于劣势--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案件时，只是看到一些断断续续、互不衔接的证据材料，而看不到某些运用技侦手段收集到的能够证明犯罪的核心证据材料，不能形成起诉和判刑时所需的证据链。这种现象在审判案件时尤其突出。侦查机关在向检察院移送诉讼卷时，并不会提供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录像带、录音带，因此认定案件的证据主要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证人证言。但是言词证据往往不稳定，容易发生翻供，有时难以得到检察院和法院的认可，最后导致因证据不足而不能起诉被告人或者将被告人无罪开释，使得追诉机关的诉讼活动难以成功。

（二）特情的特殊性使其情报的使用难处多

为了获取内幕性的情报，侦查机关会采用“拉出来”的方法，在犯罪组织的内部物色特情，为我所用。而随着犯罪组织越来越集团化、秘密化，反侦查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为了使得内线侦查更为有成效，侦查机关所物色的特情一般是有劣迹案底的“灰色人物”，否则就难以取得罪犯的信任。但是由于特情本身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为我所用，又肯能为罪犯所利用或者失去控制，以致“反水”；再者，对于建设特情只能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不能对其实行外部监督，因而，对于特情所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值得商榷，这也极大的影响了特情所提供情况的证据力。此外，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法规对如何把特情提供的情况转化为诉讼证据都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从目前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大致上都是自行操作，处理方法上也不统一。这样使得在实践中经常出现此地认可的方法在其他地区却不允许采用，而犯罪案件往往跨地区、跨省市，这一情况必然给打击犯罪带来不利。最后，使用特情还存在着出庭作证的问题，特情所了解的情况往往是能够证实案情的关键证据，这就需要传唤特情出庭作证。但是，特情的安全问题以及秘密侦查工作的保密性的要求使得传唤特情出庭作证存在着很大难度，此外，由于大多数特情是“灰色人物”，为了自身不受刑事追究，也大多不愿出庭作证。

三、实践中秘密侦查证据使用的处理办法

从上述内容可知，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在诉讼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没有现成的法律制度参考，这些材料不能直接转化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我国目前的业务实践中，通过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往往需要经过转化，使其以间接的方式来证明案件事实。

第一，将技术侦查的结果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据。从实践中看，各地侦查机关主要通过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办法将秘密手段获取的犯罪线索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据，即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向其出示能够证明其犯罪过程的部分录音、录像或电话监控记录，表明其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侦查部门的控制之下，促使嫌疑人交代自己的罪行，从而将不能在法庭上公开出示的材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第二，对于那些不能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明材料，实践中主要是通过协调公检法三家加以解决。让检察院和法院的领导了解侦查机关采用技侦手段获取了可靠的犯罪信息，使检察官和法官在起诉和审判时形成内心确信。

第三，对于特情提供的线索，可以通过公开的侦查手段进行转化。例如，对于发现的赃物，可以采用公开搜查的方式获取证据；对于提供的其他线索，还可以通过公开查缉、辨认、鉴定、询问、匿名举报等方式进行转化；对于提供的某些关键性环节，还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分子的同伙，把特情提供的情报，变为同伙的坦白揭发材料，作为公开证据使用；对于特情的一些言词证据也可以作为补强证据，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锁链后作为定案依据。

第四，对特情获取的情况，还可以以刑侦人员工作记录的形式出具，即以“情况说明”的形式附卷移交给法庭，便于法官了解案情，形成内心确信，但不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公开出示。

以上是在实际工作中常用到的一些证据转换方法，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收集的情报得到了应用，但是这些做法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通过情况说明的形式向法院出示或请检察官和法官听取、观看所获取情况材料的做法，由于这些情况并不在法庭上出示和质证，常常会遭到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质疑，此外，未经出示和质证的证据仍不能被法庭采信。其次，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不能直接使用，须经过其他手段进行转换，造成了侦查工作的重复，加大了工作压力，再者，如果不能进行转换，则所获得的情况就不能使用，不仅造成了浪费，而且甚至还可能会使整个案件的审判处于被动。

四、关于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问题的建议

由上可知，对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经过其他手段进行转化再使用的办法，只是转移了问题，治标不治本，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其证据效力的问题。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与案情密切相关，其证明力是不容置疑的，因此，需要加强我们的立法，从法制上确定秘密侦查手段所获取的证据材料的可采性，从而解决其证据效力的问题。

（一）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是规范证据的证据能力或者证明力的规则，主要是以调整证据的证据能力为主，以调整证据的证明力为辅。目前，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在立法上仍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缺乏系统的证据规则，有关刑事证据的内容只是散见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当中，而且其规定过于粗疏，缺乏可操作性。因此，通过法律预先对证据的能力作出明确的规定，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规则势在必行。将秘密侦查手段所搜集到的证据也纳入其规范之中，并确立一定程度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将有助于通过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的地位受到确定，能够直接运用到诉说程序中，提高诉讼的效率，并且还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了公民权利，将不经批准，不按批准书指定的方式、地点采取秘密侦查措施而所获得的证据资料坚决予以排除。

（二）设立令状许可规则，进行有效的事前规制

侦查权一方面能有效地打击犯罪，另一方面也极易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尤其是秘密侦查的一些手段。为了规制侦查机关的权力，作为高度法治化的美国，除了在审判程序中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对侦查权进行事后制约外，其还在侦查程序中设立了令状许可规则，以对侦查权进行更有效的事前规制。其精神在于将司法审查制度引入侦查程序，要求侦查机关采取逮捕、搜查等强制侦查行为时，必须事先向法院申请令状，由法官对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签发许可令状后才能进行。我国可以引进令状许可规则，对秘密侦查进行事前规制，这既有利于确保秘密侦查的有效实施，也限制了秘密侦查的滥用，为保障人权提供了救济，更加为获取证据的合法性提供了保障。

（三）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豁免的概念可作这样的理解“：证人本身具有一定的犯罪嫌疑，因与已被控诉的嫌疑犯的犯罪行为有某种牵连，而与控方达成一项交易，达到回避控方对自己的追诉和指证该犯罪嫌疑人罪行的双重目的，由法官签发豁免令，控方以免予追诉该证人的犯罪行为为条件，换取证人的指认和证明。”此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配套的保障机制，明确污点证人能够享受的各种权利，并且制定尽可能周到的安全保护措施，从而鼓励污点证人有效作证。总之，为了充分发挥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规范化、体系化的证据制度是推动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合法化进程的重要前提条件，确保了秘密侦查证据的法律地位，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秘密侦查证据使用体系而服务。

注释：

[1]樊学勇.犯罪侦查程序与证据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5.

[2]张春霞.论污点证人之豁免.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2).

[3]曾伟.犯罪基本证据的审查[J].中国检察官，2007，(11).

[4]黄晓兵，王群胜.浅议刑事案件中证据转化的问题[J].

秘密侦查范文篇6

关键词: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建议

随着犯罪日益隐秘化和智能化，秘密侦查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的作用日益突出，在狠、准、稳地打击犯罪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实践部门的青睐。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措施是特殊的侦查行为，具有强隐蔽性和易侵权性，在加上我国法律制度上对其规定的缺失，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使用情况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争议。

一、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的现状

秘密侦查是法律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被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抓捕到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活动，主要包括外线侦查、内线侦查和技术侦查三种类型。①

随着时代的发展，犯罪发生着新的变化。大量高科技犯罪剧增，犯罪手段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也日趋组织化和专业化，异于传统的犯罪模式，其所涉及的面更广、涉及的人更多、反侦查能力更强，并且还出现了多件或多类案件相互交集的情况，这对传统侦查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犯罪的新特点，使得在侦查中经常要采用一些秘密侦查措施，可以说秘密侦查现已成为犯罪侦查中的一种重要手段。

但是，由于我国并没有对秘密侦查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制，导致由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在采信方面受到了质疑，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有人认为秘密侦查属于侦查手段的一种，是法定的侦查手段，不能因为其手段的特殊而否定其证据材料的可采性，因此所获得的证据材料能够直接成为证据进入诉讼程序。有人则认为，由于法律对特殊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没有任何规定，因此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只能在分析案情时使用，而不能进人审判程序作为证据使用。而更多的人则取折中的办法，认为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具有证明力，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方式的特殊性，其证据材料如果要作为法庭证据使用，必须经过一个转化的过程才能使用，这也是我国目前在实践中常用的方法。

由于对这些证据材料的定位不明确，使得这些证据材料不能轻易地进入到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打击犯罪，也影响了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

二、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诉讼中的证据，立法并没有提供依据，其处境一直比较尴尬。因此，在秘密侦查的证据使用方面，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线索在法庭作证时难公开

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证据、邮件检查等秘密侦查的专门技术手段。目前，由于技术侦查对公众的隐私权构成了威胁，对其使用备受争议，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侦查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权力及其所由此获取材料的证据地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现状常常使追诉机关处于劣势--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案件时，只是看到一些断断续续、互不衔接的证据材料，而看不到某些运用技侦手段收集到的能够证明犯罪的核心证据材料，不能形成起诉和判刑时所需的证据链。这种现象在审判案件时尤其突出。侦查机关在向检察院移送诉讼卷时，并不会提供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录像带、录音带，因此认定案件的证据主要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证人证言。但是言词证据往往不稳定，容易发生翻供，有时难以得到检察院和法院的认可，最后导致因证据不足而不能起诉被告人或者将被告人无罪开释，使得追诉机关的诉讼活动难以成功。

（二）特情的特殊性使其情报的使用难处多

为了获取内幕性的情报，侦查机关会采用“拉出来”的方法，在犯罪组织的内部物色特情，为我所用。而随着犯罪组织越来越集团化、秘密化，反侦查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为了使得内线侦查更为有成效，侦查机关所物色的特情一般是有劣迹案底的“灰色人物”，否则就难以取得罪犯的信任。但是由于特情本身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为我所用，又肯能为罪犯所利用或者失去控制，以致“反水”；再者，对于建设特情只能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不能对其实行外部监督，因而，对于特情所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值得商榷，这也极大的影响了特情所提供情况的证据力。此外，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法规对如何把特情提供的情况转化为诉讼证据都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从目前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大致上都是自行操作，处理方法上也不统一。这样使得在实践中经常出现此地认可的方法在其他地区却不允许采用，而犯罪案件往往跨地区、跨省市，这一情况必然给打击犯罪带来不利。最后，使用特情还存在着出庭作证的问题，特情所了解的情况往往是能够证实案情的关键证据，这就需要传唤特情出庭作证。但是，特情的安全问题以及秘密侦查工作的保密性的要求使得传唤特情出庭作证存在着很大难度，此外，由于大多数特情是“灰色人物”，为了自身不受刑事追究，也大多不愿出庭作证。

三、实践中秘密侦查证据使用的处理办法

从上述内容可知，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在诉讼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没有现成的法律制度参考，这些材料不能直接转化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我国目前的业务实践中，通过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往往需要经过转化，使其以间接的方式来证明案件事实。

第一，将技术侦查的结果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据。从实践中看，各地侦查机关主要通过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办法将秘密手段获取的犯罪线索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据，即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向其出示能够证明其犯罪过程的部分录音、录像或电话监控记录，表明其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侦查部门的控制之下，促使嫌疑人交代自己的罪行，从而将不能在法庭上公开出示的材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第二，对于那些不能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明材料，实践中主要是通过协调公检法三家加以解决。让检察院和法院的领导了解侦查机关采用技侦手段获取了可靠的犯罪信息，使检察官和法官在起诉和审判时形成内心确信。

第三，对于特情提供的线索，可以通过公开的侦查手段进行转化。例如，对于发现的赃物，可以采用公开搜查的方式获取证据；对于提供的其他线索，还可以通过公开查缉、辨认、鉴定、询问、匿名举报等方式进行转化；对于提供的某些关键性环节，还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分子的同伙，把特情提供的情报，变为同伙的坦白揭发材料，作为公开证据使用；对于特情的一些言词证据也可以作为补强证据，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锁链后作为定案依据。

第四，对特情获取的情况，还可以以刑侦人员工作记录的形式出具，即以“情况说明”的形式附卷移交给法庭，便于法官了解案情，形成内心确信，但不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公开出示。

以上是在实际工作中常用到的一些证据转换方法，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收集的情报得到了应用，但是这些做法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通过情况说明的形式向法院出示或请检察官和法官听取、观看所获取情况材料的做法，由于这些情况并不在法庭上出示和质证，常常会遭到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质疑，此外，未经出示和质证的证据仍不能被法庭采信。其次，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不能直接使用，须经过其他手段进行转换，造成了侦查工作的重复，加大了工作压力，再者，如果不能进行转换，则所获得的情况就不能使用，不仅造成了浪费，而且甚至还可能会使整个案件的审判处于被动。

四、关于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问题的建议

由上可知，对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经过其他手段进行转化再使用的办法，只是转移了问题，治标不治本，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其证据效力的问题。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与案情密切相关，其证明力是不容置疑的，因此，需要加强我们的立法，从法制上确定秘密侦查手段所获取的证据材料的可采性，从而解决其证据效力的问题。

（一）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是规范证据的证据能力或者证明力的规则，主要是以调整证据的证据能力为主，以调整证据的证明力为辅。目前，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在立法上仍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

缺乏系统的证据规则，有关刑事证据的内容只是散见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当中，而且其规定过于粗疏，缺乏可操作性。因此，通过法律预先对证据的能力作出明确的规定，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规则势在必行。将秘密侦查手段所搜集到的证据也纳入其规范之中，并确立一定程度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将有助于通过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的地位受到确定，能够直接运用到诉说程序中，提高诉讼的效率，并且还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了公民权利，将不经批准，不按批准书指定的方式、地点采取秘密侦查措施而所获得的证据资料坚决予以排除。

（二）设立令状许可规则，进行有效的事前规制

侦查权一方面能有效地打击犯罪，另一方面也极易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尤其是秘密侦查的一些手段。为了规制侦查机关的权力，作为高度法治化的美国，除了在审判程序中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对侦查权进行事后制约外，其还在侦查程序中设立了令状许可规则，以对侦查权进行更有效的事前规制。其精神在于将司法审查制度引入侦查程序，要求侦查机关采取逮捕、搜查等强制侦查行为时，必须事先向法院申请令状，由法官对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签发许可令状后才能进行。我国可以引进令状许可规则，对秘密侦查进行事前规制，这既有利于确保秘密侦查的有效实施，也限制了秘密侦查的滥用，为保障人权提供了救济，更加为获取证据的合法性提供了保障。

（三）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豁免的概念可作这样的理解“：证人本身具有一定的犯罪嫌疑，因与已被控诉的嫌疑犯的犯罪行为有某种牵连，而与控方达成一项交易，达到回避控方对自己的追诉和指证该犯罪嫌疑人罪行的双重目的，由法官签发豁免令，控方以免予追诉该证人的犯罪行为为条件，换取证人的指认和证明。”此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配套的保障机制，明确污点证人能够享受的各种权利，并且制定尽可能周到的安全保护措施，从而鼓励污点证人有效作证。总之，为了充分发挥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规范化、体系化的证据制度是推动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合法化进程的重要前提条件，确保了秘密侦查证据的法律地位，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秘密侦查证据使用体系而服务。

注释:

[1]樊学勇.犯罪侦查程序与证据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5.

[2]张春霞.论污点证人之豁免.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2).

[3]曾伟.犯罪基本证据的审查[J].中国检察官,2007,(11).

[4]黄晓兵,王群胜.浅议刑事案件中证据转化的问题[J].jgsj-/News/2006831173011.html.

秘密侦查范文篇7

关键词: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建议

随着犯罪日益隐秘化和智能化，秘密侦查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的作用日益突出，在狠、准、稳地打击犯罪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实践部门的青睐。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措施是特殊的侦查行为，具有强隐蔽性和易侵权性，在加上我国法律制度上对其规定的缺失，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使用情况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争议。

一、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的现状

秘密侦查是法律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被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抓捕到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活动，主要包括外线侦查、内线侦查和技术侦查三种类型。①

随着时代的发展，犯罪发生着新的变化。大量高科技犯罪剧增，犯罪手段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也日趋组织化和专业化，异于传统的犯罪模式，其所涉及的面更广、涉及的人更多、反侦查能力更强，并且还出现了多件或多类案件相互交集的情况，这对传统侦查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犯罪的新特点，使得在侦查中经常要采用一些秘密侦查措施，可以说秘密侦查现已成为犯罪侦查中的一种重要手段。

但是，由于我国并没有对秘密侦查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制，导致由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在采信方面受到了质疑，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有人认为秘密侦查属于侦查手段的一种，是法定的侦查手段，不能因为其手段的特殊而否定其证据材料的可采性，因此所获得的证据材料能够直接成为证据进入诉讼程序。有人则认为，由于法律对特殊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没有任何规定，因此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只能在分析案情时使用，而不能进人审判程序作为证据使用。而更多的人则取折中的办法，认为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具有证明力，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方式的特殊性，其证据材料如果要作为法庭证据使用，必须经过一个转化的过程才能使用，这也是我国目前在实践中常用的方法。

由于对这些证据材料的定位不明确，使得这些证据材料不能轻易地进入到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打击犯罪，也影响了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

二、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诉讼中的证据，立法并没有提供依据，其处境一直比较尴尬。因此，在秘密侦查的证据使用方面，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线索在法庭作证时难公开

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证据、邮件检查等秘密侦查的专门技术手段。目前，由于技术侦查对公众的隐私权构成了威胁，对其使用备受争议，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侦查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权力及其所由此获取材料的证据地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现状常常使追诉机关处于劣势--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案件时，只是看到一些断断续续、互不衔接的证据材料，而看不到某些运用技侦手段收集到的能够证明犯罪的核心证据材料，不能形成起诉和判刑时所需的证据链。这种现象在审判案件时尤其突出。侦查机关在向检察院移送诉讼卷时，并不会提供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录像带、录音带，因此认定案件的证据主要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证人证言。但是言词证据往往不稳定，容易发生翻供，有时难以得到检察院和法院的认可，最后导致因证据不足而不能起诉被告人或者将被告人无罪开释，使得追诉机关的诉讼活动难以成功。

（二）特情的特殊性使其情报的使用难处多

为了获取内幕性的情报，侦查机关会采用“拉出来”的方法，在犯罪组织的内部物色特情，为我所用。而随着犯罪组织越来越集团化、秘密化，反侦查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为了使得内线侦查更为有成效，侦查机关所物色的特情一般是有劣迹案底的“灰色人物”，否则就难以取得罪犯的信任。但是由于特情本身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为我所用，又肯能为罪犯所利用或者失去控制，以致“反水”；再者，对于建设特情只能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不能对其实行外部监督，因而，对于特情所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值得商榷，这也极大的影响了特情所提供情况的证据力。此外，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法规对如何把特情提供的情况转化为诉讼证据都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从目前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大致上都是自行操作，处理方法上也不统一。这样使得在实践中经常出现此地认可的方法在其他地区却不允许采用，而犯罪案件往往跨地区、跨省市，这一情况必然给打击犯罪带来不利。最后，使用特情还存在着出庭作证的问题，特情所了解的情况往往是能够证实案情的关键证据，这就需要传唤特情出庭作证。但是，特情的安全问题以及秘密侦查工作的保密性的要求使得传唤特情出庭作证存在着很大难度，此外，由于大多数特情是“灰色人物”，为了自身不受刑事追究，也大多不愿出庭作证。

三、实践中秘密侦查证据使用的处理办法

从上述内容可知，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在诉讼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没有现成的法律制度参考，这些材料不能直接转化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我国目前的业务实践中，通过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往往需要经过转化，使其以间接的方式来证明案件事实。

第一，将技术侦查的结果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据。从实践中看，各地侦查机关主要通过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办法将秘密手段获取的犯罪线索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据，即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向其出示能够证明其犯罪过程的部分录音、录像或电话监控记录，表明其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侦查部门的控制之下，促使嫌疑人交代自己的罪行，从而将不能在法庭上公开出示的材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第二，对于那些不能转化为公开出示的证明材料，实践中主要是通过协调公检法三家加以解决。让检察院和法院的领导了解侦查机关采用技侦手段获取了可靠的犯罪信息，使检察官和法官在起诉和审判时形成内心确信。

第三，对于特情提供的线索，可以通过公开的侦查手段进行转化。例如，对于发现的赃物，可以采用公开搜查的方式获取证据；对于提供的其

他线索，还可以通过公开查缉、辨认、鉴定、询问、匿名举报等方式进行转化；对于提供的某些关键性环节，还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分子的同伙，把特情提供的情报，变为同伙的坦白揭发材料，作为公开证据使用；对于特情的一些言词证据也可以作为补强证据，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锁链后作为定案依据。

第四，对特情获取的情况，还可以以刑侦人员工作记录的形式出具，即以“情况说明”的形式附卷移交给法庭，便于法官了解案情，形成内心确信，但不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公开出示。

以上是在实际工作中常用到的一些证据转换方法，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收集的情报得到了应用，但是这些做法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通过情况说明的形式向法院出示或请检察官和法官听取、观看所获取情况材料的做法，由于这些情况并不在法庭上出示和质证，常常会遭到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质疑，此外，未经出示和质证的证据仍不能被法庭采信。其次，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不能直接使用，须经过其他手段进行转换，造成了侦查工作的重复，加大了工作压力，再者，如果不能进行转换，则所获得的情况就不能使用，不仅造成了浪费，而且甚至还可能会使整个案件的审判处于被动。

四、关于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问题的建议

由上可知，对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经过其他手段进行转化再使用的办法，只是转移了问题，治标不治本，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其证据效力的问题。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与案情密切相关，其证明力是不容置疑的，因此，需要加强我们的立法，从法制上确定秘密侦查手段所获取的证据材料的可采性，从而解决其证据效力的问题。

（一）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是规范证据的证据能力或者证明力的规则，主要是以调整证据的证据能力为主，以调整证据的证明力为辅。目前，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在立法上仍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

缺乏系统的证据规则，有关刑事证据的内容只是散见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当中，而且其规定过于粗疏，缺乏可操作性。因此，通过法律预先对证据的能力作出明确的规定，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规则势在必行。将秘密侦查手段所搜集到的证据也纳入其规范之中，并确立一定程度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将有助于通过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的地位受到确定，能够直接运用到诉说程序中，提高诉讼的效率，并且还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了公民权利，将不经批准，不按批准书指定的方式、地点采取秘密侦查措施而所获得的证据资料坚决予以排除。

（二）设立令状许可规则，进行有效的事前规制

侦查权一方面能有效地打击犯罪，另一方面也极易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尤其是秘密侦查的一些手段。为了规制侦查机关的权力，作为高度法治化的美国，除了在审判程序中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对侦查权进行事后制约外，其还在侦查程序中设立了令状许可规则，以对侦查权进行更有效的事前规制。其精神在于将司法审查制度引入侦查程序，要求侦查机关采取逮捕、搜查等强制侦查行为时，必须事先向法院申请令状，由法官对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签发许可令状后才能进行。我国可以引进令状许可规则，对秘密侦查进行事前规制，这既有利于确保秘密侦查的有效实施，也限制了秘密侦查的滥用，为保障人权提供了救济，更加为获取证据的合法性提供了保障。

（三）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豁免的概念可作这样的理解“：证人本身具有一定的犯罪嫌疑，因与已被控诉的嫌疑犯的犯罪行为有某种牵连，而与控方达成一项交易，达到回避控方对自己的追诉和指证该犯罪嫌疑人罪行的双重目的，由法官签发豁免令，控方以免予追诉该证人的犯罪行为为条件，换取证人的指认和证明。”此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配套的保障机制，明确污点证人能够享受的各种权利，并且制定尽可能周到的安全保护措施，从而鼓励污点证人有效作证。总之，为了充分发挥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规范化、体系化的证据制度是推动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合法化进程的重要前提条件，确保了秘密侦查证据的法律地位，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秘密侦查证据使用体系而服务。

注释:

[1]樊学勇.犯罪侦查程序与证据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5.

[2]张春霞.论污点证人之豁免.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2).

[3]曾伟.犯罪基本证据的审查[J].中国检察官,2007,(11).

[4]黄晓兵,王群胜.浅议刑事案件中证据转化的问题[J].jgsj-/News/2006831173011.html.

秘密侦查范文篇8

商业秘密的界定应当以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和保密性为要件，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立案管辖上应当注意区别经济纠纷和犯罪，自诉案件和公诉案件，侦查对策有从与被害人有竞争关系的单位或个人入手，发现犯罪嫌疑人；全面分析案情，发现犯罪线索，及时固定证据；注重运用专业部门的鉴定、意见获取定罪证据；采取适当的侦查措施，保守商业秘密，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等。

「关键词」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立案侦查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是指实施了刑法第219条规定的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等四种侵权行为，造成重大损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这种案件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案件，当前尽管发案很多，但公安实践中，立案少，查处更少，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在认定、查证上都有一些认识上的混淆之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商业秘密的界定

商业秘密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对象，案件所争议的是否构成商业秘密，决定是否以本罪认定立案；而商业秘密的界定是查办这类案件的一个难点。根据刑法第219条的规定，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据此可以分解出商业秘密应当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商业秘密的界定以该四个特征的必备为要件，有一项欠缺的，不能认定为商业秘密，也就不能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管辖：

（一）秘密性

商业秘密的秘密性是指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尚未公开的特点。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2款，“不为公众所知悉，是指该信息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的。”如果公众皆知，则非为秘密。这是商业秘密与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的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即商业秘密主要是以秘密状态维持其经济价值，一旦公开，其经济价值就会完全或者部分丧失。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对可乐饮料的配方、我国景德镇陶瓷的配方和烧制技术等都是商业秘密。而其他的知识产权都不以秘密为必要，专利更是以公开为必要、为获取独占权利的代价。

但商业秘密作为一种以秘密状态保守的知识产权，无法以一个硬性的、绝对的标准衡量其秘密性，因此，我们对其秘密性的理解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种相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四种情形中，换句话说，在以下四种情形中，尽管从形式上，该信息为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知悉，但并不能由此否认该信息是商业秘密，侵权方以此作为非罪的抗辩理由的，不能成立。这四种情形是：

其一，独立多重发明。由于商业秘密的特殊性，会出现权利人和他人各自都以为自己是该商业秘密的唯一权利人，或者相互之间发生横向关系共同采取保密措施的，这种情形通常被称为“独立多重发明”（IndependentMmultipleInvention）。

其二，反向工程。根据商业秘密权利人投入市场的产品，有人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该产品的商业秘密，并且同样作为秘密管理，即为“反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

其三，商业秘密的使用与管理中，一定限度的公开。在商业秘密的使用与管理中，一定限度的公开是无法避免的，如一个厂商在使用某商业秘密时，不可避免要有一些工厂中的员工接近、掌握该秘密。

其四，为其他行业、专业领域知悉。商业秘密的秘密性是在同一知识水平、同一专业技术知识领域内而言的，因为一种经营信息或技术信息，可能对于一个外行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利用它实现某种利益目的。例如，一个出版商的客户名单，对于竞争对手如获至宝，对于并非该行业的人来说，可能一文不值、毫无意义。又如前苏联一种军用的合金材料含有非常重要的技术信息，以它的下脚料制作的一种民用挂衣钩在民用领域却从未意识到对该信息的保密问题，后为美国从中获取。

在上述其二、其三、其四的情形中，仅限于相关当事人是以不违反诚实经营的方式而知悉，如果是有意以此作为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手段的，仍然属于违法行为。

（二）价值性

商业秘密的价值性是指商业秘密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即通过对商业秘密的使用，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拥有商业秘密，能够使权利人获得竞争优势。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3款，商业秘密的价值性包括“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不以现实的价值为限。

（三）实用性

实用性是指商业秘密的客观有用性，即通过运用商业秘密可以为所有人创造出经济上的价值。实用性与价值性是密切相关的，即实用性是价值性的基础，没有实用性就谈不上价值性；价值性是实用性的结果。所以，尽管商业秘密的价值性是包括将来的、潜在的价值，但同样要求这种价值是具体的，根据科学的推断是可预期的，不能是子无虚有的，或是单纯的构想、大概的原理和抽象的观念。

（四）保密性

商业秘密的保密性是指商业秘密经权利人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从而使一般人不易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将权利人是否采取保密措施作为认定商业秘密的要件之一，在学理上颇多争议，但从公安部门认证犯罪、查办案件的角度来看，作为认定的要件十分必要。根据司法实践，权利人只要采取了下列措施之一，即认为采取了保密措施：（1）是否建立了保密规章制度；（2）是否与相对人或职工签订了保密协议或提出了保密要求；（3）涉及商业秘密的特殊领域是否采取了适当的管理或警戒措施；（4）其他为防止泄密而采取的具有针对性及合理性的保密措施。

二、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常见行为手段

（一）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即刑法第219条中规定的“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所谓“盗窃”是指秘密窃取，包括直接偷窃商业秘密的文件、采用不为他人知悉的方式监听、模拟、照相、复印等手段获取他人的商业秘密。所谓“利诱”是指以给予某种利益为引诱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手段。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采取给予他人现实的或是将来的、精神的或是肉体的威胁、强制，使他人不得不交出商业秘密的行为手段。其他不正当手段是指在以上三种列举之外的采用非法的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手段，认定的关键在于手段的“不正当性”如以暴力的方法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盗窃的方式是该罪中最为常见的犯罪手段，个人以这种手段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在构成上也完全符合盗窃罪，这种情况构成理论上的法条竞合，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以盗窃商业秘密罪认定，不再适用盗窃罪。

（二）滥用非法获取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即刑法第219条规定的“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本项规定实际上是对第一种情形的必要补充。因为行为人在非法获取商业秘密后，如果不经过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是难以获得利益的。所谓“披露”是

指通过口头、书面或者其他方法，将商业秘密公之于众，使不该知道的人获知该秘密，从而使信息不再处于秘密的状态。所谓使用，是指行为人处于不正当竞争或营利的目的，将商业秘密运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所谓允许他人使用，是指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人，允许他人使用其非法获取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三）滥用合法获取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即刑法第219条规定的“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

根据司法实践，可能通过合法手段获知商业秘密的人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因业务需要而了解商业秘密的职工；为商业秘密的权利人提供某种服务的外部人员，如公司顾问、律师、会计师等；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作伙伴，如贷款银行、供货商、商等；合法取得商业秘密使用权的受让人；商业秘密的出售人；以商业秘密做为投资或入股的权利人的合资、合作伙伴等。应当注意以这种手段实施的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与刑法第165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区别，所谓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行为。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都体现了刑法对于竞业禁止的规定，所谓竞业禁止是指对特定营业具有特定关系的特定人的行为予以禁止的制度。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特殊主体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当行为人实施上述犯罪，同时构成滥用合法获取的商业秘密的犯罪，这种情况下，属于刑法上的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

（四）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即刑法第219条第2款中规定的“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如果说前述的三种行为是一种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那么，本项所指的是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在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中往往有“下家单位”，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常常要有下家单位才能使得侵权人顺利达到目的，获得非法收益。根据法律的这一规定，“下家单位”同样可以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当然，对于下家单位是主观上过失而导致的侵犯商业秘密，仍然处以刑法的制裁，法学理论上是有争议的。

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立案管辖

（一）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与经济纠纷

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与侵犯商业秘密的经济纠纷在实施主体、行为方式、侵犯的对象上都可以相同，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二者的界定容易混淆，公安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中，一方面为避免插手经济纠纷的指责，宁愿不立案查处；一方面为避免放纵犯罪，又应当加大打击力度，常常处在两难的境地。解决这个难题，其中之一取决于对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区别理解上。二者的区别主要是：

1、主观方面不同，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包括故意和过失，其中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过失实施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只能构成经济纠纷，例如，行为人违反约定而过失导致披露其所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不能构成犯罪，但其主观上仍有过错，其行为仍是侵权，可发生侵权纠纷。

2、客观行为表现不尽相同。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包括三种严重的直接侵权行为和一种间接侵权行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除了这四种客观行为表现，其他的侵权行为都不构成犯罪，可以构成侵权纠纷。例如，当直接侵权人违法获取了他人商业秘密又允许第三人使用，该第三人明知或应知这一情况，又擅自再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造成侵权的，按刑法规定不构成犯罪，应当认定为经济纠纷，公安机关不应立案管辖，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3、对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程度要求不同。

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必须是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4月18日颁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65条，所谓“重大损失”是指：1、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2、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侵权行为如果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未达到上述标准的，则构成侵权经济纠纷，这是区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对于如何计算损失仍然没有明确，《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第20条，规定侵害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权利人的损失难以计算的，其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这一规定可以作为参照。尚未获得利润的，可以就行为对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的损失请专业鉴定部门进行鉴定，以鉴定结论作为认定依据。

（二）侵犯商业秘密的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8日《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案件属于自诉案件。

由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技术性、专业性含量较高，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商业秘密、有关信息的泄露、扩散，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因此规定一般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为自诉案件，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公安机关不应主动介入。

2、对于一般的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案件，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证据不足、移送给公安机关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作为公诉案件进行立案侦查。

被害人认为有能力自行调查取证，足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应当允许被害人采取自诉的形式；如果案件涉及面大，犯罪手段比较隐蔽，被害人履行举证责任比较困难，需要公安机关介入、采用专门的侦查手段查证的，应当允许被害人向公安机关请求司法救济。

3、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或国家利益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属于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管辖。

由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可能作为自诉案件处理，实践中有些地方公安机关在受理该类案件的报案后，告之当事人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嫌疑人的犯罪，公安机关就不予立案。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反对在证明责任上公安机关作不适当、甚至是错误的转移，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或国家利益的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案件，应当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刑事公诉案件中，由公、检、法机关承担证明责任，这个原则不能够作任何的突破。

四、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

（一）从与被害人有竞争关系的单位或个人入手，发现犯罪嫌疑人

侵犯商业秘密的目的一般很明确，就是要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从而获取利润，或削弱对方使对方利益受损；所以，实施这种犯罪的行为人结构范围相对较小，大多数都是与商业秘密权利人有竞争关系的单位与个人，这些单位、个人通过非法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使他人利益受损，自己谋取不法利益。所以，可以从与被害人有竞争关系的单位或个人入手，发现犯罪嫌疑人。以这种方式发现犯罪嫌疑人也是可行的，因为侵犯商业秘密作为刑事案件查处的，损失已经实际造成，导致权利人利益损失的对方主体多数已经出现，侵权产品大都已经显露，从而可能通过特定范围内进行排查，确定犯罪嫌疑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犯罪嫌疑人就都是与被害人有竞争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本身；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犯罪嫌疑人的类型还有以下几种：（1）已离退休或转调的原工商企业的人员。（2）受委托并因而知悉、掌握商业秘密的人，如律师、专利人、经济顾问等。（3）对工商企业有监督、检查、调查和管理权的人员，如审计人员、税务人员、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主管行政机关人员等。（4）负有保守因业务获知掌握权利人商业秘密义务的有关人员。（5）其他因窃取、刺探等骗取商业秘密的人员。案发后，这些人都应当进入侦查视线，但在审核判断是否具有犯罪嫌疑时，从竞争单位或个人入手，调查这些人员与有关的竞争单位有无接触、有关亲戚、同学、朋友等关系人，从中发现异常，确定犯罪嫌疑人，仍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如一家国有大型企业机械厂攻关多年研制出国内领先的空心钻技术，产品尚未投入市场，就被另一家厂家领先占领市场，落得产品滞销的结果，后经侦查查明，仿制厂家的法人代表王杰通过在课题组工作的胞弟王辉，搞到了“空心钻”技术的全套资料。结果兄弟俩都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各2年，罚金各1万元。

（二）全面分析案情，发现犯罪线索，及时固定证据

侦查机关受理案件后，应当全面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包括商业秘密的内容、商业秘密的保密范围、被侵害的方式、造成的后果、涉嫌侵权产品的状况，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并注意采取措施及时固定有关证据。

商业秘密作为一种智力成果，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本身可以是无形的；所以在这类案件的侦查中，如何收集、保全、固定证据是一个难点；尽管具有客观、外在的载体，但当前客观载体多种多样，有些载体本身就存在保全上的困难，如以网络为载体的电子证据。证据的固定、保全不当，会给案件的查办增加难度、带来障碍。云南省曾经发生首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因为证据的固定不及时使侦查工作难以顺利进行。云南省打算采用计算机管理的旅馆业治安信息系统，在云南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下，上海金硅公司、达因公司和北京三鑫三家竞标公司分别在云南省的楚雄、玉溪、曲靖三城市进行试点，最终以竞标的方式确定由其中一家公司负责云南省区域内的建设和安装工作。金硅公司在其云南区域经理李某的安排下，该公司楚雄试点项目经理史某、商曾某、朱某等人开车到玉溪，冒充达因公司的技术人员，以维修和检查旅馆计算机运行情况为由，对达因公司试点的两家宾馆的软件进行操作，并完全复制到史某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和活动硬盘上。事后，李某、史某等四人在昆明观看、分析和对比了金硅公司与达因公司软件的优缺点，并将情况整理后，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往该公司上海总部。公安人员在侦查中，提取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并能够相互印证，2001年11月底，涉案人员先后被警方抓获归案或投案自首。该案在提请批捕时，检察机关下达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书。主要原因是在本案中，史某作案用的笔记本电脑已被人为地破坏，达因公司被盗窃的软件这一关键证据未能及时提取并固定，从而导致定性的证据不足。这是办理该类案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

同时，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在当前呈现出一些与高科技结合的新的趋势，如出现了利用网上电子信箱盗窃商业秘密等新的犯罪手段，办理这些案件中，同样应当注重及时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固定证据。对于新型的网络犯罪，还应当积极探索，通过公证、制作检查笔录、恢复破坏的程序等方式进行证据的保全固定，为查证、认定犯罪服务。

（三）注重运用专业部门的鉴定、意见获取定罪证据

商业秘密几乎涉及到社会上各行各业，有些行业具有相当的专业性，面对行业划分日益精细的今天，侦查人员不可能仅凭自身完成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任务，所以在查证犯罪中，应当注重请相关行业的专家、专业机构协助侦查。协助侦查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发表咨询性意见，也可以是直接由专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证明犯罪事实，还可以是运用现代分析测试仪器作出鉴别、鉴定结论等等。在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案件中，侦查的难点在于商业秘密的认定和侵权损失的界定，侦查人员应当掌握有关的商业秘密界定等方面的法学知识，但这并不排斥专业的鉴定，尤其是在案件发生认定困难时，应当通过专业部门的鉴定，以鉴定结论作为认定依据。专业部门的鉴定、意见既解决了难点问题，又证明了案件事实；同时，在办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以及经济犯罪案件中，由于犯罪案件和经济纠纷在认定上的难点，一直困扰着公安部门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通过专业部门、专业人员的协助，可以使公安部门的认定更为扎实、工作更为主动。

（四）采取适当的侦查措施，保守商业秘密，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商业秘密是以秘密状态为必要，以此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商业秘密的这一特殊性，要求侦查人员在侦查取证中，应当采取适当的侦查措施，树立为当事方保守秘密的意识，切实维护当事方的权益，防止因措施不当造成权利人难以挽回的损失。应当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侦查人员的保密责任，在卷宗材料上写明“加密”，必须采用侦查实验的措施时应当在人员、场所等方面采取措施，防止因此而导致商业秘密的二次泄露，等等。同时，在向有关当事人进行询问时，可能会隐瞒甚至拒绝提供有关情况，侦查人员应当通过细致、严谨的工作解除有关人员的顾虑，完成侦查任务。

（五）开展侦查协作

这里的侦查协作既包括公安机关内部之间的协作，也包括公安机关与外部的协作。负责查办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经侦部门同公安系统中的刑侦、技侦、治安管理、出入境管理、边防、国内安全保卫等部门以及其他地区的经侦部门进行协调配合的，是内部协作；由于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案件在犯罪的实施地、结果地上往往跨省、跨地区，经侦部门之间的侦查协作在办案中相当普遍，实施侦查协作应当注意符合程序。经侦部门与公安机关之外的政法机关、政府职能部门以及非政府性的其他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是外部协作；在实践中，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案件来源除了当事人的举报外，还有大量的线索来自于行政机关的查处过程中移送来的，所以要积极认真地与移送案件的行政机关或其他单位搞好协作，在以后的侦查中充分取得他们的支持。

「注释」

参见孔祥俊：《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参见李晓明辛军《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再研究》[J]，载《法学》2002年第6期，第35页

参见李亿：《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成因、构成及特点》[J]，载《侦查》1999年第4期，第16页

参见http；//《包罗万象手段大观》[N]

秘密侦查范文篇9

摘要：秘密监听作为一种高科技刑事侦查手段，在侦查实践中被广泛应用。而我国目前对秘密监听措施的实施是由侦查机关内部审查批准的。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因而导致权力的滥用并使公民权利处于危险境地将其纳入法典的调整范围并设立健全的司法审查机制，业已成为改革与完善刑事侦查措施的当务之急。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高科技通讯技术的发展，秘密监听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现代化证据收集方式，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它是采用秘密手段获取与犯罪有关的言词信息的一种技术侦查措施，通常是在被监听者未察觉的情况下依靠科学技术实现的，因此获取的信息都相对比较真实可靠。秘密监听的应用极大地增强了侦查机关控制犯罪和取证的能力，在侦破疑难刑事案件中有着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作用。然而秘密监听是一种基于实现诉讼实体目的而行使公权力的表现，其秘密性会导致对公民私权侵害的无形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既是追诉犯罪的利器，同时又是侵犯个人私权的锋利凶器由于侦查机关的追诉权在行使过程中往往显现出一种天然的被滥用的趋势，因此，为防止这种危险的发生，就需要一个中立的机构来制约侦查权的滥用：通过在秘密监听中建立司法审查机制，不仅有利于防止侦查权的过分扩张，而且有利于对公民权利的有效救济。

当今法制变革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和完善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西方各国均通过立法规定秘密监听必须经过法官审查批准才能适用。美国在1968年通过的《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禁止任何人在没有法官授权的情况下，以电子的、机械的或其他类型的设计装置来达到窃听的目的。2001年的俄罗斯联邦新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只有经过法院决定，才能对住宅进行勘验、搜查和对电报进行监听和录音，对公民的通讯秘密权利予以限制。法国在2000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了“自由与羁押法官”，改变了预审法官主导审前强制措施的局面翻。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电讯往来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由法官决定。

长期以来，我国把秘密监听视为国家机密，在现行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中均无相关规定，只是在199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中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但由于司法审查机制的缺位，侦查机关在监听程序上拥有完全不受审查的权力，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对被追诉者进行监听。并且由于只侵犯了个人私生活秘密权，因此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较小。学界虽然有所讨论，但难以达成共识。笔者试对此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共鸣。

二、秘密监听司法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分权制衡理沦

分权制衡理论是由洛克和盂德斯鸠提出来的，现在成为法治国家分配国家权力时必须遵循的准则。孟德斯鸠曾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我国虽不是三权分立的国家，但权力之间应当相互分工和制约对我国也是适用的。具体到监听程序，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司法令状主义，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相分离的制度，目的都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动作用，以司法权来制约国家行政权。因此监听核准权应与申请权和执行权相互分离。如果将申请权和核准权合二为一，势必使监听的适用因缺少监督而出现滥用现象。但控审分离绝不仅仅意味着二者的简单分立，而是要求形成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也就是说法院必须在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的条件下才能启动监听核准权，这体现了追诉权对裁判权的制约；同时对于侦查机关的违法监听行为，法院有权进行审查并对受害人给予救济，这又体现出裁判权对追诉权的制约。这种相互制衡的机制为司法裁判权介入监听程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法益权衡理论

法益权衡理论为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说所倡导。当一行为在维护一法益的同时侵害另一法益时，首先应考虑的是冲突法益的社会价值关系。以较少代价维护较高价值的法益，要比放弃同等或更高价值的法益来挽救一法益，更有可能被判断为合法。基于该理论，秘密监听手段所保护的法益应大于其所侵害的法益，否则这种手段是不正当的。在维护国家社会公法益与保护公民权利私法益之间就存在一个价值权衡问题。侦查机关代表的是国家社会公法益。从侦查机关的角度出发，国家社会公法益显然较公民个人私法益重要，因此只要是为了保护较高法益而牺牲较低法益的，就应排除其违法性，这必然造成侦查权的滥用，鼓励使用最强烈的手段对付犯罪。笔者认为，对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法益权衡问题，应由不代表两者利益的中立的第三方进行评判，是否采取监听手段及如何进行，由司法机关严格依照相对性原则进行裁决。如果是维护社会安全，保障公民自由，实现国家职能所必需的，就可以适用。

(三)正当程序理论

在观念层面上，秘密监听司法审查制度是西方国家传统中的正当程序理念的逻辑展开。正当程序理念的核心思想是“以程序制约权力”，要求国家机关在处分公民权益时必须遵循正当、合法的程序进行，以防止国家权力的专断。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正当程序理念的实质是以程序机制的设置来确保国家追诉犯罪的活动沿着公正的程序轨道进行。具体到监听程序，侦查机关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实施监听。鉴于监听对公民权利损害的无形性，在涉及对被告人权益处分时，侦查机关必须经过法院的司法审查程序后才能作出决定。因为只有在司法审查程序介入的情况下，被告人才能获得向中立的法院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机会；否则被告人的权利就将受到漠视，丧失获得救济的机会。

(四)人权保障理论

秘密监听的使用与公民人权在利益保护上呈现出逆向损益的关系。随着犯罪手段的智能化，为最大限度地打击犯罪，必须赋予侦查机关使用监听手段的权力。而同时公民的隐私权是世界公认的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宣称：“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由于监听运作的单方性和秘密性，使得公民广泛享有的隐私权处于危险的境地。在公民权利受到侦查机关的侵犯时，公民是不可能通过自力救济的途径解决问题的，而只能通过国家的另一项权力——司法权得到最终的救济。因为在公民权益受到侵犯时，审理人身权利的正当法律程序只有在其决定受制于司法审查的法院或行政法庭时方能得以实施。侦查阶段追诉犯罪的任务决定了那种控辩双方完全平等对抗的格局在此不可能出现。在使用监听手段时，应赋予当事人以诉讼防御权利，同时为受害人提供畅通的救济渠道。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人权保障功能的发挥。

三、我国秘密监听司法审查制度的现状与缺陷

(一)秘密监听措施的实施由侦查机关内部审查批准

我国《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中明确规定了在国家安全案件和非自侦刑事案件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为监听技术的使用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相比国外都对有关技术侦查措施中的使用条件、批准程序、使用范围等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制而言，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比较原则化，没有可操作性强的规范，对监听的采用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不需要经由其他机关审查批准。这种机制单纯依靠系统内的上级部门来制约，虽然法律规定侦查人员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一般要经过本部门领导的审批并签发相应的证状，但这属于侦查机关内部的工作程序，并且这种制约在性质上是一种带有行政性质的制约，其结果只能是使权力更加集中于一部分领导的手中。由于缺少外部的制约和监督，侦查机关在监听程序上拥有完全不受审查的权力。从法理上说，这明显违背了刑事强制措施决定与执行相分离的原则。从实践来看，侦查机关为了保证较高的破案率，往往是先监听后补办手续，甚至是不补办手续，最后导致所获取的证据因程序违法而不能被采用。而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妥善的防范对策：

(二)在监听程序中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者角色错位

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可以使用包括秘密监听在内的技术侦查手段，而检察院在自侦案件中运用技术侦查措施就没有明确的法律根据。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也常常使用秘密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虽然也要经过同级公安机关的批准，但只是一个形式化的程序。只要检察院的主要领导同意，申请使用秘密监听手段并没有实质性的法律障碍：这明显违背了侦查手段法治化的基本法理：并且在一般的侦查行为中是由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而在秘密监听程序中，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者角色完全丧失．反而处于被监督的地位。笔者认为，从政治体制上看，人民检察院和政府处于同一地位，而公安、安全机关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在权力层次上处于下位。从司法体制上看，检察院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特别是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更应该表现为一种上位权对下位权的监督。而现阶段检察院这种监督者角色的错位，无论是对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都不具有实践的合理性。

四、完善我国秘密监听司法审查制度的构想

考察西方各国的立法规定，不论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还是英美法系的英同、美国，适用秘密监听一般均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由法官审批并签发监听令状后方可使用。这体现了两方各国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贯彻了彻底的司法审查原则的做法我国的秘密监听程序能否引入类似两方的司法审查机制，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我国检察机关也是司法机关，同时又是法律监督机关．因此秘密监听侦查措施应由检察机关负责审查，没有必要引入两方的司法审查机制。而有的则认为，由于我国检察机关同时承担着追诉犯罪的职能，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行使审查权，冈此应当由法院对秘密监听进行司法审查。

笔者认为，西方国家适用秘密监听由法官进行审批，是因为他们一般把侦查和审查起诉看作刑事诉讼的一个阶段，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履行控诉职能。为了符合“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的要求，必须由超越双方利益的法官来进行审查。而我国的宪政制度及司法权力的分配架构都与西方不同，在我国秘密监听中落实西方司法审查模式，至少面临错案追究制、国家赔偿制、司法不独立_二重障碍。如果法院既肩负着案件的裁判权，又掌控着秘密监听的决定权，由于现阶段错案范围和赔偿标准规定不够具体，会导致本来为增强法官责任心的错案追究制和国家赔偿制演变成为悬在法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法官会时刻担心由于错误的监听决定而受到责任追究。因此侦查机关即使将秘密监听审批权交给法院，法院仍然不愿意接受该权力：同时公、检、法二=机关分]二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导致司法不独立，法院并没有形成一种超越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上的地位，即使由法院来行使监听审查权，可能也与由侦查机关来行使一样，根本起不到任何保障被追诉者合法权益的作用。

鉴于以上分析，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和具体国情，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将监听审查权赋予检察机关。对于需要使用监听手段的案件，由公安、安全机关提出申请，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查，对于不批准的决定，可向上级检察机关要求复议。对于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需要使用监听手段的，由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提出申请，而由法院负责审查批准。当然，由检察机关行使监听核准权只是在目前司法体制下的一种过渡措施而已，这一权力最终必须由中立和独立的人民法院行使，这也是我们走向法治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具体到监听程序设计方面，借鉴西方国家的司法审查程序，我困秘密监听司法审查程序也应分为事先的司法审查授权程序和事后的司法救济程序两部分、在事前审查阶段，由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进行监听的申请进行审查一审查的内容主要是适用监听的案件范围以及进行监听的必要性。由于监听对公民隐私权干预较大，因此应限定案件的适用范围。可以明确列举少数重大复杂案件并规定可能判处几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其他犯罪案件可以适用监听手段。而对于监听的必要性审查，则应以使用对诉讼参与人权利限制较小的常规性侦查措施无法或很难查清案件事实时才能适用为原则。符合以上条件的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签发司法令状，令状内容应包括被监听者的姓名、身份、涉嫌的罪名，监昕的期限、范围和地点等。尤其应对监听的期限进行严格限制。法定期限规定过长，会使监听失去应有的规制作用；期限过短，则难以满足侦控犯罪的实际需要。应当根据实际规定一个固定的期限，符合批准时的条件，还应允许予以适当延长。对于在侦查过程中的突发紧急事件，应在法律中明确侦查机关的紧急监听权，并应将这些紧急情况以列举的形式在法律中规定出来。在紧急状态结束后，应将情况及时地报告检察机构接受审查。

在事后司法救济阶段，侦查机关在监听结束后应向检察院汇报执行情况，以接受检察官对其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对于经审查发现监听中存在违法行为的，应要求立即予以纠正。当侦查人员的违法监听行为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时，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申诉，申请人身保护令，为其合法权益提供保护和救济。如果经过监听后对被监听人最后作无罪判决，应赋予当事人向侦查机关和批准机关要求赔偿的权利。但由于现阶段国家赔偿法只是针对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设立的，当事人提出国家赔偿于法无据。笔者建议以隐私权受到侵害为由，将侦查机关作为侵权人提起民事侵权赔偿。公务员之家

同时由于监听资料不仅含有指控被监听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还包括罪轻或无罪的证据，因此应当赋予被监听人及其辩护人使用监听资料作无罪辩护的权利。为防止监听者有意或无意歪曲监听资料的原意，在监听结束时，当事人应有权查阅监听资料和笔录，并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对于经审查为非法监听得到的证据应否排除，我国法律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除侦查机关根据刑事侦查的需要并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之外，任何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而取得的监听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监听人有权以监听材料系非法获得为由，提出排除其作为证据使用。

秘密侦查范文篇10

[关键词]刑事侦查；监听；隐私

一、监听与隐私权概述

1.监听是指在刑事侦查机关在未经当事人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安装窃听器听取当事人通话内容的侦查措施[1]。监听是侦查机关常用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由于在监听的过程中当事人及犯罪嫌疑人不易察觉，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有效地对付犯罪，因此具有普通侦查措施所不具有的一些功能。具体来讲，监听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秘密性。这是监听作为一种技术侦查措施区别于其他侦查措施的本质属性。即监听不需要向当事人出示相关证件，其它侦查措施诸如搜查、扣押、讯问、询问等必须向当事人公开，让当事人知晓，即便在搜查、扣押过程中，除非特殊情况，也要向当事人出示相关证件。二是强制性。刑事侦查的方式以分为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所谓任意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不采用强制手段，不对受侦查人的合法权益强制性地造成损害，而以受侦查人同意或承诺为前提而进行的侦查，如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由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文件、尸体、场所、犯罪嫌疑人进行辨别和确认的侦查行为；所谓强制侦查，是侦查机关为了收集或保全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而通过强制方法对受侦查人进行的侦查行为，不受侦查人的意思约束而进行的强制处分行为[2]。就监听而言，不论是经一方当事人同意还是未经通话双方当事人同意，一旦实施，就将侵犯至少一方通话当事人的隐私权。由于侦查机关采用监听并不需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也不需要当事人自愿配合，因此监听具有单方强制性。三是法定性。鉴于监听措施极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各国普遍以有证监听为原则，以无证监听为例外，并不断通过立法对监听行为加以规范，严格控制监听的适用。四是技术性。监听必须具备相关监听技术装备，如窃听器、监听软件等，同时还需要相关的技术人员及特殊的程序方法。

2.隐私权。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隐私权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生活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隐私权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是人格权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要产物，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3]隐私权作为一种私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一是专属性。隐私权只能为自然人专属享有，并且特定的自然人享有该权力时不得将其转让给他人。二是秘密性。即权利主体对秘密享有相应的不公开权，法律保护权利主体这种秘密的存在，排除他人干涉。三是可放弃性。即权利主体有权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处分其隐私权，可以将其个人秘密加以披露，也可以允许他人介入自己的私人生活，甚至放弃对自己隐私权的享有。

监听作为一种侦查措施，在实践中，往往是侦查机关在当事人未知晓的情况下，通过安装窃听器听取当事人通话内容，以此达到侦查目的，破获刑事案件。而在另一方面，公民作为权利主体有权对个人信件、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内容加以保密，并有权禁止他人擅自查看、刺探及非法公开个人的通信秘密。个人通信秘密权不但是民事权利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宪法所确定的一项基本权利。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非法介入他人通讯的方式来获取他人不愿公开的秘密的情形越来越多，尤其是作为代表公权利的侦查机关，如何在侦查过程中既能合法有效地获取信息侦破案件，又能尽可能多地保护个人通信秘密，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我国监听立法及现状

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监听措施已侦查机关大量使用，由于缺少可供遵循的法律条文，因此监听的随意性极大。就法律条文而言，当前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一是199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二是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另根据有关解释，在上述两法中规定的“技术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1997年我国新制定和颁布了《刑事诉讼法》，但没有对监听措施做出相应的规定。

尽管《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为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等侦查部门运用侦查监听手段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但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监听已经成为一种被使用较多的侦查方法，公、检等侦查机关多是根据公安部等制定的内部性文件的规定来启动和实施监听，这往往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监听由侦查机关自行审批决定，具有高效、方便等优点，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外部监督，侦查机关对于是否应当实施监听、对象谈话是否具有犯罪相关性、与侦查目的是否一致等监听要件大多由其自行判断，甚至导致监听的使用范围随意扩大，严重侵害到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只有提高法律意识，尽快出台相关法律，规制监听措施，才能制止监听被滥用的趋势，保护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和个人隐私权。

三、我国监听法律之建构

（一）监听的适用条件

1.监听范围。就国外立法而言，对监听案件范围的规定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法国式的罪行轻重限定法；二是美国式的具体罪名列举法；三是意大利式的两者结合法。可以看出，监听只适用于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以我国现状而言，目前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型犯罪不断出现，加之目前立法尚不完善，因此可以采取意大利式的罪行轻重限定与具体罪名列举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来讲，应包括以下两类犯罪：一是对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犯罪，故意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及贪污受贿犯罪可以进行监听。二是对其他可能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上刑罚的犯罪经有关机关批准也可以进行监听。对于过失犯罪，由于其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则不需要进行监听。

2.监听对象。监听对象，即侦查机关可以对什么人采取监听措施。一是犯罪嫌疑人，毫无疑问，其作为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主要来源，应当进行监听。二是被害人及与犯罪嫌疑人通讯的辅助人，则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国家和地区在相关法律中做了明确规定，不过也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与犯罪有关联行的通讯都可以监听。笔者认为对被害人及与犯罪嫌疑人通讯的辅助人能否进行监听，关键在与其与案件的相关性。如果这类人的通讯与犯罪人或犯罪事实直接相关，则完全有必要对其监听，如果与犯罪关联性无关，则应禁止监听。当然，如何作出判断，应由执行机关在实践中具体掌握，但应有一定事实基础和证据证明，否则即是越权，构成违法。

(二)审批程序

监听的审批是规制监听权的重要一环。根据执行权和批准权的制约机制，世界各国都规定了监听的适用必须由侦查机关向法官或者检察官提出申请审批方可采用。通常情况下，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的监督主要由法官来完成，如逮捕、搜查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均由法官批准，出具司法令状，以此作为侦查行为实施的法律依据。监听也不例外，亦需要获得法官的批准。这主要是考虑到法院裁判的中立性，从而保证整个侦查程序的公正化与法治化。但就我国目前体制而言，检察机关是国家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中一项重要的职能是侦查监督权，表现在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批准监督上。同批准逮捕相类似，监听的批准权由检察机关行使较为可行，这样就有利于执行和批准相分离的原则，又有利于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权。

监听的申请应当由实施监听的侦查机关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写明拟实施监听的时间、地点、起止期限、对象、方式及理由并提供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相关证据。同样，监听的审批亦应采用书面形式，下达监听令，并包括以下内容:监听的时间、地点、期限、监听设备、监听机构及被监听人的姓名、住址等情况。对于侦查机关的申请，检察机关应在48小时内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检察机关不批准的，侦查机关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议。

(三)监听期限

监听期限是对监听时间的限制与要求。各国对监听期限的规定各不相同，如日本规定为10天，意大利规定为15天，美国规定为30天，德国规定为3个月，法国则为4个月。笔者认为，我国在监听期限的规定上，既要考虑到侦查目的的完成，也要考虑到对公民隐私权的充分保护。因此，监听的期间应根据案件情况而定，不宜过长亦不宜过短。考虑到当前我国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一般为2个月，可规定监听也应在2个月内完成。如果因特殊原因，在期限届满不能在完成预定任务而又有需要继续监听的，可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请并获得批准后延长期限，经过批准后可适当延长1至2个月。如果在延长期限的过程中，已达到侦查目的，则应立即停止监听，并报监听的批准机关。

（四)监听信息

1.记录。侦查机关实施监听过程中，应当采用录音及其他向适应的通讯方式，详细记录通讯的内容和过程，以保证记录的完整性和原始性。监听记录一式两份，一份由侦查机关整理后作为证据自存，在审查起诉阶段随其他证据材料一并移送检察机关作为起诉证据使用，一份交由检察机关封存备案。在此过程中，当事人或辩护人对监听记录的复制批准范围及复制批准权，可参照其他证据材料的规定。

2.使用。一是严格控制监听所获得信息材料的使用范围，即仅能用于对犯罪行为的侦查和起诉，不能另做其途；二是对于监听人员在监听过程中所获得的与犯罪无关的信息则须立即销毁，且监听人员需承担不得随意扩散的义务；三是在侦查机关撤销案件、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法院做出无罪判决的情况下，所获得的监听信息应立即销毁。对于作为证据使用的监听信息，法院应对其进行适当期限的妥善保存，以备审查及再审程序的启动。

四、结语

隐私法理论研究的权威艾伦教授曾经说过:“侦探的梦想就是在嫌疑人装个无线电发报机，从而使他们可以听到该嫌疑人与其他任何人的谈话……[4]监听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使得这一梦想成为现实。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做为秘密侦查措施的监听行为在侦突破案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起决定性作用，但却不可避免地侵害着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及隐私权。尤其在当前监听制度空白的情况下，如何寻求刑事侦查权与隐私保护权的平衡，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仍需要作出进一步努力。只有提高司法机关及公民的法治理念，健全完善相关立法，填补法律空白，制约权力滥用，才能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法治国家。

[参考文献]

[1][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76.

[2]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