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窃取行为范文10篇

秘密窃取行为范文篇1

这里的秘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密，而是有其特定含义的。首先，所谓的秘密并不是对任何人的秘密，而只是针对窃取的当时财物的控制人而言的。其次，所谓秘密只不过是行为人主观上的自我认识，也就是说行为人自认为财产控制人不知道或者没有发觉其窃取财物的行为，对秘密窃取的成立并无影响。基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与客观事实的关系，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认为财物控制人没有发现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财物控制人真的没有发现，此类行为是最典型的秘密窃取行为。第二，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以为财物控制人没有发现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已经发现了行为人的行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掩耳盗铃”行为。此类行为仍为秘密窃取，控制者的发现对行为人的秘密窃取没有影响。第三，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认为财物控制人已经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并没有发现其不法行为，此类行为尽管控制者没有发现，但是已不再是秘密窃取行为。第四，行为人在盗窃走财物时自认为控制者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真的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此类行为当然已不再是秘密窃取，如果行为人没有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此种行为是较典型的抢夺行为，应认定为抢夺罪。在前面两条所谈到的秘密性，必须贯穿于行为人盗窃财物的全过程。如果在秘密窃取的过程中，行为人的行为被财物控制人发觉，行为人马上公开夺取或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这已经超出了秘密窃取的范围，应认定为抢夺罪或抢劫罪。但是，这种秘密性只需保持到行为人对财物取得了控制权，即使被控制人发觉而持物逃走，也不能否定秘密窃取行为的成立。但是有一点是应当值得注意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了转化型犯罪，即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行为是秘密窃取，但因其取得财物后而采取了行为的暴力性，刑法上采取了另外的评价标准，定其为抢劫罪。这是一种罪的转化规定。

二、秘密窃取与财物控制支配关系

所谓秘密窃取就是以秘密的非法的手段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关系而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一个新的非法支配关系。也就是说完整的窃取行为包括两个行为过程，首先是行为人必须先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其次是行为人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其中，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是窃取行为的第一步，行为人也只有首先完成这第一步，他才有可能进一步建立起对财物的新的控制支配关系。由于对财物控制方式存在不同，导致了窃取行为的第一步；即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也会因财物的性质不同而存有程度上的差异，有的可能是彻底破坏，有的可能不是彻底破坏，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行为人破坏了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以后，新的控制支配关系也就开始形成了。但是如何才能算是已经建立了新的控制支配关系呢？一般的说，如果行为人由于其行为而使其本人或第三人已经对他人所控制支配的财物获得事实上的控制支配力，并且使原来的控制者不能再行使控制支配力，或者至少原控制者对财物控制支配力的行使显然受到阻却时，就可以说对财物的新的控制支配关系已经建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直接决定着秘密窃取的存在。如果行为人取得的财物与他人根本就不存在控制支配关系，则根本谈不上对该财物的窃取。但是又应如何判断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的存在呢？从一般意义上讲，只要主体在事实上对财物拥有了控制力，则主体与财物之间就可以形成控制支配关系，至于这种控制支配力是合法还是非法可以在所不问。有时，尽管主体对财物可能是非法控制支配，行为人也仍可以对其取得而成立秘密窃取，如秘密窃取他人控制的赃物、违禁品等。由于具体财物的种类繁多，物质性质的各不相同，控制人与财物的法律关系也是各有差异的，所以对具体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的判断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而必须以财物为基础，综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社会生活习惯、常识等综合加以判断。

三、秘密窃取手段的类型

秘密窃取是指以秘密的非法手段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关系而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一个新的非法支配关系。但是因为财物的种类繁多，物理性质各有差异，这就决定了秘密窃取的手段必须是多种多样的。秘密窃取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对有体动产的窃取。有体动产是最典型的盗窃罪对象，这种财物的窃取最直接、最充分地显示在窃取过程，即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建立一个新的控制支配关系。窃取财物的方式是极为多样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常见的有翻墙入院、撬门破锁、扒窃拎包等。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秘密窃取有体动产一般都伴随着财物的空间位置的移动。

第二，技术秘密等具有可复制性财物的窃取。这类财物的性质决定了行为人窃取时并不一定要完全彻底地破坏原控制支配关系，并且一般也没有可能。因为这种财物具有可复制的性质，只要行为人将其复制后的复制品控制支配就等于完成了秘密窃取行为，因此这种财物的窃取要以利用其与物质载体能相分离的特点，在不破坏原控制人对物质载体控制支配的情况下，采取复印、拍照、抄写、拷贝等手段控制该财物。这种财物在窃取过程中，不存在空间的位置移动问题。当然对这种财物的窃取也可以采用像对有体动产窃取一样，即把物质载体也一并窃取。

第三，电、煤气、天然气等无体物的窃取。由于这些财物与有体动产在性质上有较大的差异，必然导致对两者窃取手段的不同。电、煤气、天然气等秘密窃取一般都表现为秘密窃用。以电为例，窃用者一般都采用破坏供电部门的用电计量装置，擅自接线等手段窃用，使供电单位无法准确计量窃用者的用电量，达到窃取能源的目的。煤气、天然气与电略有不同，电是属于来无影去无踪完全无形财物，并且窃取者一般又不能把电储存。而煤气或天然气只是相对无形，并且与电相比，煤气、天然气可以储存，如果把煤气、天然气装在容器中，这些无形财物更接近有形动产，所以虽然煤气、天然气的秘密窃取绝大部分以像电一样被窃用，但也不能否定他们可以像有体动产那样秘密窃取。如装满煤气或天然气的气罐，行为人不但窃取了这个气罐本身，罐中的气体也就自然被一起窃取了。

第四，通讯线路、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的窃取。电信业务领域的盗窃罪，是我国新刑法中增加的一种新型的盗窃犯罪。因为通讯线路、电信码号是一种无形财物，其经济价值不仅仅反映在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还表现在用户因这些无形财物被窃取而可能支付的电话费。因此，我国刑法规定了这种无形财物窃取的方式，包括盗接他人通讯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

对于“盗接他人通讯线路”的具体内容，是指以牟利为目的，未经权利人的许可，采取秘密手段联接他人的通讯线路无偿使用或转让给他人使用，因而给合法用户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对于“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的具体含义，很多人都认为是在复制手机码号的意义上理解“复制他人电信码号”，也就是把电信码号简单的理解为特指手机码号，这显然是不对的。

首先，1997年10月17日邮电部下发的《关于盗用电信码号赔偿损失计算标准的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的盗用电信码号，是指盗用长途电话帐号、码号，偷打电话，偷接他人电话线路并机使用和盗用移动电话码号，复制倒卖，使用伪机和盗用其他电信码号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所谓电信码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但包括手机的电信电子串号，同时至少还包括长途电话帐号。这里的“电信码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电话号码、长途电话帐号、移动通信码号、用户密码、电话磁卡等等。

其次，长途电话帐号、码号也是一种无形财产，对这种无形财产的盗窃同样应定为盗窃罪。盗用他人长途电话帐号、码号与盗接他人通讯线路非法并机使用和复制他人手机码号非法并机使用相比并无本质，并且在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盗窃罪的联合司法解释中就曾明文规定过，盗用他人长途帐号、码号造成损失、数额较大的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把电信码号简单地理解为特指手机码号是不完全的。电信业是我国目前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电信业务种类层出不穷。虽然绝大部分电信领域内的盗窃罪都是通过盗接他人通讯线路并机和复制他人手机码号并机及使用这些方法并机电信设备进行的，但也绝不能说没有其它方式了，盗用长途帐号就是明显的一例。所以对“复制他人电信码号”中的“复制”要作广义的理解，这种复制既包括有形的复制，也应该包括无形的复制。有形的复制就是指对移动手机电信码号的复制并机使用，无形的复制就是指对长途电话帐号、码号、密码等的盗用行为。虽然这种无形复制不象有形复制那样有个复制后的物质载体，但是两者之间的本质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在相对于财物控制人秘密的状态，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目前，电信开展的涉及长途电话帐号、码号等业务特别繁杂，象200卡、300卡、IC卡等，所以这种无形的复制窃用行为的具体表现就多种多样。有时表现为对电话帐号密码的窃用，而有时则直接表现为对他人电信设备的窃用。

把“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理解为包括有形复制和无形复制，虽然这种理解与一般意义上的复制含义略有出入，但这是符合立法真实意思的，否则在以“罪刑法定”为原则的刑法制度中，对有些本来应是盗窃犯罪的行为没有办法得到规制。

四、秘密窃取的数额及次数

根据刑法典的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可知，盗窃数额和盗窃次数对于盗窃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二者是盗窃罪客观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已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刑法典中规定的盗窃数额分为三个不同的档次，分别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三个不同档次的盗窃数额。首先，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具有绝对性。这里的绝对性是指数额是否达到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标准是有法律依据的，不可以随意更改。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1）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2）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是“数额特别巨大”。（3）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其次，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具有相对性。这里所谓的相对性是指上述的数额标准只是一个幅度限制而己，所以该司法解释同条还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这样就可能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各省市执行数额标准是各不相同的。

秘密窃取行为范文篇2

这里的秘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密，而是有其特定含义的。首先，所谓的秘密并不是对任何人的秘密，而只是针对窃取的当时财物的控制人而言的。其次，所谓秘密只不过是行为人主观上的自我认识，也就是说行为人自认为财产控制人不知道或者没有发觉其窃取财物的行为，对秘密窃取的成立并无影响。基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与客观事实的关系，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认为财物控制人没有发现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财物控制人真的没有发现，此类行为是最典型的秘密窃取行为。第二，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以为财物控制人没有发现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已经发现了行为人的行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掩耳盗铃”行为。此类行为仍为秘密窃取，控制者的发现对行为人的秘密窃取没有影响。第三，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认为财物控制人已经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并没有发现其不法行为，此类行为尽管控制者没有发现，但是已不再是秘密窃取行为。第四，行为人在盗窃走财物时自认为控制者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真的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此类行为当然已不再是秘密窃取，如果行为人没有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此种行为是较典型的抢夺行为，应认定为抢夺罪。在前面两条所谈到的秘密性，必须贯穿于行为人盗窃财物的全过程。如果在秘密窃取的过程中，行为人的行为被财物控制人发觉，行为人马上公开夺取或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这已经超出了秘密窃取的范围，应认定为抢夺罪或抢劫罪。但是，这种秘密性只需保持到行为人对财物取得了控制权，即使被控制人发觉而持物逃走，也不能否定秘密窃取行为的成立。但是有一点是应当值得注意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了转化型犯罪，即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行为是秘密窃取，但因其取得财物后而采取了行为的暴力性，刑法上采取了另外的评价标准，定其为抢劫罪。这是一种罪的转化规定。

二、秘密窃取与财物控制支配关系

所谓秘密窃取就是以秘密的非法的手段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关系而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一个新的非法支配关系。也就是说完整的窃取行为包括两个行为过程，首先是行为人必须先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其次是行为人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其中，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是窃取行为的第一步，行为人也只有首先完成这第一步，他才有可能进一步建立起对财物的新的控制支配关系。由于对财物控制方式存在不同，导致了窃取行为的第一步；即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也会因财物的性质不同而存有程度上的差异，有的可能是彻底破坏，有的可能不是彻底破坏，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行为人破坏了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以后，新的控制支配关系也就开始形成了。但是如何才能算是已经建立了新的控制支配关系呢？一般的说，如果行为人由于其行为而使其本人或第三人已经对他人所控制支配的财物获得事实上的控制支配力，并且使原来的控制者不能再行使控制支配力，或者至少原控制者对财物控制支配力的行使显然受到阻却时，就可以说对财物的新的控制支配关系已经建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直接决定着秘密窃取的存在。如果行为人取得的财物与他人根本就不存在控制支配关系，则根本谈不上对该财物的窃取。但是又应如何判断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的存在呢？从一般意义上讲，只要主体在事实上对财物拥有了控制力，则主体与财物之间就可以形成控制支配关系，至于这种控制支配力是合法还是非法可以在所不问。有时，尽管主体对财物可能是非法控制支配，行为人也仍可以对其取得而成立秘密窃取，如秘密窃取他人控制的赃物、违禁品等。由于具体财物的种类繁多，物质性质的各不相同，控制人与财物的法律关系也是各有差异的，所以对具体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的判断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而必须以财物为基础，综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社会生活习惯、常识等综合加以判断。

三、秘密窃取手段的类型

秘密窃取是指以秘密的非法手段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关系而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一个新的非法支配关系。但是因为财物的种类繁多，物理性质各有差异，这就决定了秘密窃取的手段必须是多种多样的。秘密窃取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对有体动产的窃取。有体动产是最典型的盗窃罪对象，这种财物的窃取最直接、最充分地显示在窃取过程，即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建立一个新的控制支配关系。窃取财物的方式是极为多样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常见的有翻墙入院、撬门破锁、扒窃拎包等。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秘密窃取有体动产一般都伴随着财物的空间位置的移动。

第二，技术秘密等具有可复制性财物的窃取。这类财物的性质决定了行为人窃取时并不一定要完全彻底地破坏原控制支配关系，并且一般也没有可能。因为这种财物具有可复制的性质，只要行为人将其复制后的复制品控制支配就等于完成了秘密窃取行为，因此这种财物的窃取要以利用其与物质载体能相分离的特点，在不破坏原控制人对物质载体控制支配的情况下，采取复印、拍照、抄写、拷贝等手段控制该财物。这种财物在窃取过程中，不存在空间的位置移动问题。当然对这种财物的窃取也可以采用像对有体动产窃取一样，即把物质载体也一并窃取。

第三，电、煤气、天然气等无体物的窃取。由于这些财物与有体动产在性质上有较大的差异，必然导致对两者窃取手段的不同。电、煤气、天然气等秘密窃取一般都表现为秘密窃用。以电为例，窃用者一般都采用破坏供电部门的用电计量装置，擅自接线等手段窃用，使供电单位无法准确计量窃用者的用电量，达到窃取能源的目的。煤气、天然气与电略有不同，电是属于来无影去无踪完全无形财物，并且窃取者一般又不能把电储存。而煤气或天然气只是相对无形，并且与电相比，煤气、天然气可以储存，如果把煤气、天然气装在容器中，这些无形财物更接近有形动产，所以虽然煤气、天然气的秘密窃取绝大部分以像电一样被窃用，但也不能否定他们可以像有体动产那样秘密窃取。如装满煤气或天然气的气罐，行为人不但窃取了这个气罐本身，罐中的气体也就自然被一起窃取了。

第四，通讯线路、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的窃取。电信业务领域的盗窃罪，是我国新刑法中增加的一种新型的盗窃犯罪。因为通讯线路、电信码号是一种无形财物，其经济价值不仅仅反映在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还表现在用户因这些无形财物被窃取而可能支付的电话费。因此，我国刑法规定了这种无形财物窃取的方式，包括盗接他人通讯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

对于“盗接他人通讯线路”的具体内容，是指以牟利为目的，未经权利人的许可，采取秘密手段联接他人的通讯线路无偿使用或转让给他人使用，因而给合法用户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对于“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的具体含义，很多人都认为是在复制手机码号的意义上理解“复制他人电信码号”，也就是把电信码号简单的理解为特指手机码号，这显然是不对的。

首先，1997年10月17日邮电部下发的《关于盗用电信码号赔偿损失计算标准的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的盗用电信码号，是指盗用长途电话帐号、码号，偷打电话，偷接他人电话线路并机使用和盗用移动电话码号，复制倒卖，使用伪机和盗用其他电信码号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所谓电信码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但包括手机的电信电子串号，同时至少还包括长途电话帐号。这里的“电信码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电话号码、长途电话帐号、移动通信码号、用户密码、电话磁卡等等。

其次，长途电话帐号、码号也是一种无形财产，对这种无形财产的盗窃同样应定为盗窃罪。盗用他人长途电话帐号、码号与盗接他人通讯线路非法并机使用和复制他人手机码号非法并机使用相比并无本质，并且在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盗窃罪的联合司法解释中就曾明文规定过，盗用他人长途帐号、码号造成损失、数额较大的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把电信码号简单地理解为特指手机码号是不完全的。电信业是我国目前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电信业务种类层出不穷。虽然绝大部分电信领域内的盗窃罪都是通过盗接他人通讯线路并机和复制他人手机码号并机及使用这些方法并机电信设备进行的，但也绝不能说没有其它方式了，盗用长途帐号就是明显的一例。所以对“复制他人电信码号”中的“复制”要作广义的理解，这种复制既包括有形的复制，也应该包括无形的复制。有形的复制就是指对移动手机电信码号的复制并机使用，无形的复制就是指对长途电话帐号、码号、密码等的盗用行为。虽然这种无形复制不象有形复制那样有个复制后的物质载体，但是两者之间的本质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在相对于财物控制人秘密的状态，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目前，电信开展的涉及长途电话帐号、码号等业务特别繁杂，象200卡、300卡、IC卡等，所以这种无形的复制窃用行为的具体表现就多种多样。有时表现为对电话帐号密码的窃用，而有时则直接表现为对他人电信设备的窃用。

把“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理解为包括有形复制和无形复制，虽然这种理解与一般意义上的复制含义略有出入，但这是符合立法真实意思的，否则在以“罪刑法定”为原则的刑法制度中，对有些本来应是盗窃犯罪的行为没有办法得到规制。

四、秘密窃取的数额及次数

根据刑法典的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可知，盗窃数额和盗窃次数对于盗窃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二者是盗窃罪客观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已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刑法典中规定的盗窃数额分为三个不同的档次，分别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三个不同档次的盗窃数额。首先，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具有绝对性。这里的绝对性是指数额是否达到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标准是有法律依据的，不可以随意更改。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1）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2）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是“数额特别巨大”。（3）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其次，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具有相对性。这里所谓的相对性是指上述的数额标准只是一个幅度限制而己，所以该司法解释同条还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这样就可能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各省市执行数额标准是各不相同的。

秘密窃取行为范文篇3

关键词：盗窃罪；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既遂；未遂；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犯罪是我国第一大犯罪。从公安部门的统计来看，盗窃犯罪在立案数上一般占整个刑事犯罪的70%左右，有的高达80%.而且盗窃罪又是一种最为复杂的犯罪。从犯罪形态上看，它涉及到普通盗窃、加重盗窃、共同盗窃和盗窃未遂等刑法总则的所有基本理论问题；从盗窃对象上看，它涉及到盗窃一般财产、盗窃珍贵文物、盗窃电力、水力、等能源，以及盗窃技术成果等无形资产；从盗窃主体上看，它涉及到自然人盗窃与单位盗窃等等。笔者拟就盗窃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疑难问题略陈管见,以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完善。

一、盗窃罪的主观方面认定

盗窃罪的主观罪过表现形式是直接故意,不存在间接故意的盗窃。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根据行为人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所持的态度,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二者在构成因素上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区别。相同点是二者在认识因素上都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或必然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在意志因素上都不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二者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心理态度不同。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是希望意志,即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是一种放任意志而非希望意志,盗窃罪从认识因素上讲是“明知”。这种“明知”一是必须明知其盗窃的公私财物具有经济价值,二是必须明知其盗窃的对象在他人控制之下,三是必须明知其盗窃对象的价值在较大以上。从意志因素上看,盗窃罪的犯罪故意表现为行为人希望并且追求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行为人决意实施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是以追求非法获利这一犯罪目的为前提的。这一点,从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上可以看出,行为人采取的是“秘密窃取”的行为。关于“秘密窃取”,是指犯罪分子采取自以为不使财物所有者、保管者发现的方法,暗中窃取其财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盗窃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不愿让人知道,不想让人知道,意欲避开财物所有人或持有人的发现,在其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将其财物据为己有。这就是说,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决意或选择的直接故意。再者盗窃罪的主观方面排斥间接故意的存在,是因为盗窃罪中存在着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只能同时存在于罪过表现形式的故意犯罪中,而且是直接故意中。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观上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结果的希望或追求。盗窃犯希望通过实施盗窃行为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结果。犯罪动机是驱使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一定犯罪目的的内心起因或意识冲动。司法实践中盗窃罪的犯罪动机很多,有的是图财,有的是追求享乐,有的是生活困难,有的是主动模仿,有的是报复等等。无论犯罪动机怎样,都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因此，盗窃罪的主观罪过表现形式是直接故意,不存在间接故意的盗窃。

我们认为，在认定盗窃罪主观方面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盗窃罪的犯罪目的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把盗窃罪的主观方面表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标准一般仅仅作为客观要件来把握，较少从主观要件方面去考虑，这是不符合主客观相统一原理的。因为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整体，盗窃罪也不例外，如果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应具有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而主观方面却不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目的，或者以多次盗窃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我们认为，这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并且会在司法中导致认识上的混乱，原因是：

(1)一方面容易导致客观归罪，将一部分小偷小摸行为当做犯罪来处理。例如，盗窃他人在外晾晒的棉袄偷走，却不知袄内缝有5000元钱，而且他根本占有5000元的想法。如果不考虑胡某主观上故意的内容不包括那5000元钱，而是按其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将其认定为构成盗窃罪，就容易导致客观归罪。

(2)另一方面容易导致放纵犯罪，把一部分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未遂行为当作不构成犯罪来处理。例如，朱某得知某中学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收了15万余元学杂费放在财务科，于是当天深夜设法潜入财务科意图窃取这笔钱，但因撬不开保险柜，只好拿了一些不太值钱的物品离开了财务科。在本案中，如果不考虑宋某主观上明知所窃财物数额在特别巨大，以为仅因为其客观上未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就不作为犯罪处理，显然是放纵了犯罪。盗窃数额或者次数直接反映出盗窃行为给社会造成损害的大小。一般来说，行为人意欲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越大，或者意欲非法占有财物而盗窃的次数越多，其主观恶性就越大。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正是由行为人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既是盗窃罪成立的客观要件，也是盗窃罪主观方面故意的内容。

2、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正确理解“非法占有为目的”

刑法上所说的“占有”与民法上所说的“占有”有所区别。在民法上，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占有只是使用、收益、处分的前提，只是所有的一部分。而刑法上所说的“非法占有为目的”中的“占有”就是“所有”之意。这是立法和司法中的通常理解和做法。对盗窃罪中的“非法占有”，不能仅仅狭义地理解为占为已有，而应作广义的解释。行为人无论为自己、为他人，还是为集体盗窃了公私财物，亦即盗窃后无论是据为已有、转送他人或交给集体都是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犯了他人的财物所有权。为谁非法占有和对非法占有的财物如何处置，改变不了非法侵犯财产所有权的本质，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二、盗窃罪的客观方面

盗窃罪客观上表现为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所谓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为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经手者发觉的方法，暗中将财物取走的行为。秘密性是盗窃罪与其它侵财型犯罪区分的主要标志。在研究盗窃罪的秘密性时，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秘密性的主观性。秘密性是就行为人本人主观认识而言的，行为人的主观内容应包括对犯罪手段秘密性的认识。即行为人是采取自认为不会被财物所有人、持有人当场发现的手段窃取财物，主观上认为自己的犯罪手段具有秘密性，至于客观上是否为他人所知，并不影响行为的秘密性。因此，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是意图秘密窃取，即使客观上已被他人发觉或者注视，也不影响盗窃性质的认定。反之，如果行为人主观上自认为自己的行为已被人发觉，并继续其非法占有财物的行为，则即使其行为客观上并未为人发觉，行为仍不具有秘密性而具有公开性。

(2)行为秘密性的相对性。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对性，因此秘密也是相对于公开而言的。在盗窃罪中，行为的秘密性也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表现在行为人主观方面所认识到的秘密性是针对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而言的，并不包括其他人，对其他人而言盗窃行为而时可能是公开的。如公共汽车上的盗窃犯实施扒窃活动时，虽然其扒窃行为已被其他乘客发现，但其他乘客由于害怕未敢声张，盗窃犯可能也知道其他人已经察觉，但由于主观上认为他的行为不为被害人发觉，而继续进行扒窃，仍应构成盗窃。

(3)行为秘密性的时间性。秘密性是就窃取财物当时而言的，是窃取财物的手段具有秘密性，而不是概括整个盗窃过程。因此，盗窃罪的秘密窃取并不要求在整个盗窃过程中都是秘密的，只要犯罪分子在窃取财物的当时采取的手段自认为秘密的，就应当认为是秘密窃取，而不论其进入、离开盗窃现场的方法、手段是否秘密。

(4)行为秘密性的阶段性。行为人在窃取财物的过程中必须具有秘密性，如果财物未得即被发觉，并继而采取公开夺取或暴力劫取的方法占有财物，应以抢夺罪或抢劫罪论处。

秘密窃取的公私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或者虽然没有达到数额较大但实行了多次盗窃的，才能认定为犯罪。如果没有达到数额较大且盗窃次数亦没有达到多次，则不能构成本罪。数额较大一般是指实际窃取了数额较大的财物。所谓根据司法解释，数额较大，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百元至2千元以上。行为人没有实际取得财物，即盗窃未遂，一般情况下不应以犯罪处理。但如果以盗窃巨款、珍费文物等贵重物品为目标，潜人银行、博物馆等盗窃未遂的，仍应认为构成本罪未遂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所谓多次，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即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

三、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盗窃罪的对象是财物。根据刑法第196条、第210条和第265条的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号码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以盗窃罪论处。将电信卡非法充值后使用，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账号、密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但盗窃枪支、弹药、公文、印章等物的，不成立盗窃罪。

盗窃罪的对象必须是他人占有的财物，对于自己占有的他人财物不可能成立盗窃罪。从客观上说，占有是指事实上的支配，不仅包括物理支配范围内的支配，而且包括社会观念上可以推知财物的支配人的状态。首先，只要是在他人的事实支配领域内的财物，即使他人没有现实地握有或监视，也属于他人占有。其次，虽然处于他人支配领域之外，但存在可以推知由他人事实上支配的状态时，也属于他人占有的财物。例如，他人门前停放的自行车，即使没有上锁，也应认为由他人占有。再次，主人饲养的、具有回到原处能力或习性的宠物，不管宠物处于何处，都应认定为饲主占有。

盗窃罪的对象是财物。但关于财物的内涵与外延需要深入研究。

1．无体物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盗窃罪是一种财产犯罪,因而我国刑法将盗窃对象规定为公私财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财物的理解,则存在许多争议,中外刑法概莫例外。在财物是否仅限于有体物的问题上,外国刑法中存在如下三种观点:（1）有体性说。即刑法上的财物只限于有体物,有体物包括固体物、液体物与气体物,光、热、电则属于无体物；（2）管理可能性说。即认为财物不限于有体物,只要有管理的可能性就是财物。除了电以外,其他有管理可能性的水力、人工冷气等都是财物；（3）事物管理可能性说。即凡是具有事物管理可能性的东西,都是财物,如牛马的牵引力、债权、情报等,都有事务管理的可能性,因此属于财物。我国刑法理论上也大致存在上述分歧。

我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无体物的经济价值越来越明显，无体物虽然无体，但可以对之进行管理，也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对象，故有些无体物应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我们这种认识在实践中也得到司法支持。在我国司法实践而言,是承认无形物可以成为盗窃对象的。肯定无形物能够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侵犯公私财产的犯罪行为,维护了国家、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能被人们控制的阳光、风力、空气、电波、磁力等无体物等就不能成为盗窃罪侵犯的对象。

2、不动产能否成为盗窃组的对象?

动产与不动产都是财产，总体上来说，作为侵犯财产罪对象的财物，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但由于盗窃罪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它表现为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因此，不动产只能成为某些犯罪的对象。

3、违禁品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违禁品一般是指法律禁止个人持有的物品，违禁品属于刑法上的财物没有争议，但是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策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行为人可能以占有违禁品为目的，因而违禁品可能成为盗窃罪罪的对象；而且违禁品既不是无主物，也不是脱离占有的物，因而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我们认为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没收违禁品也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故对违禁品的盗窃也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违禁品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4、自己家里或近亲属的财物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盗窃自己家里或近亲属的财物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这已经得到司法支持。根据《解释》，盗窃自己家里或近亲属的财物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在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近亲属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盗窃近亲属的财物应包括盗窃分居生活的近亲属的财物，盗窃自己家里的财物，即包括共同生活的近亲属的财物，也包括盗窃共同生活的其他非近亲属的财物。家庭成员勾结外人盗窃自己家里的或近亲属的财物，属于共同盗窃行为。构成盗窃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情况对家庭成员也要与社会上其他同案犯区别对待。

三、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分

盗窃既遂、未遂的划分,不仅仅作为情节轻重的差别影响到量刑,许多情况下更直接影响到定罪。按有关司法解释,盗窃未遂,如不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不应定罪处罚。而盗窃罪是否构成,某些情况下又会对其他犯罪的构成产生影响。关于盗窃既遂、未遂的标准,理论界各执一词,由于没有统一的司法解释,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相同的情节因执法者认识不同而有差别悬殊的处理结果。尽管理论界允许“百花齐放”,但司法界的当务之急却是制定科学、统一的标准,结束司法混乱,维护法律公正与尊严。

当前关于盗窃罪的既遂标准，理论上有接触说、转移说、隐匿说、失控说、控制说、失控加控制说。

(1)接触说。即以行为人是否接触到被盗财物为标准,接触到财物的为既遂。

(2)移动说。即以行为人是否移动了被盗财物为标准,已移动的为既遂。

(3)藏匿说。即以行为人是否将被盗财物藏匿为标准,已藏匿的为既遂。

(4)控制说。即以行为人是否已经取得对被盗财物的实际控制为标准,已实际控制的为既遂。

(5)失控说。即以被害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为标准,失去控制的为既遂。

(6)失控加控制说。即以被害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并且该财物已置于行为人的实际控制之下为标准,被害人已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并且该财物置于行为人实际控制之下的为既遂。

然而，由于盗窃犯罪的错综复杂性，上述诸理论各存利弊，均不能全面、科学地对盗窃罪既未遂的标准加以客观界定。

笔者认为，对于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应当在贯彻我国刑法理论中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统一标准即盗窃罪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的基础上，结合被害人对所盗财物的占有状态、行为人窃取时的客观状况和主观目的是否实现及财物的性质、形状、体积、重量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从主观上而言，占有只要求行为人对其事实上支配的财物具有概括的、抽象的支配意识，既包括明确的支配意识，也包括潜在的支配意识。从行为和手段上来看，这种占有是通过使用非暴力胁迫手段，违反物主的意志，非法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人控制和支配来实现的。这种非法占有的手段，无论是客观上的秘密窃取，还是行为人自以为被盗物主不知晓的窃取，都是为了排除物主对财物的支配，建立自己的新的支配关系。因此，行为人只有成功地排除物主对所盗财物的控制并将其完全置于自己的实际支配之下，才能认定为该非法占有目的的实现。

笔者认为，对大多数案件来说，适用目前较为通用的控制说或失控加控制说均可认定其盗窃是既遂;而对于某些具有特殊属性的案件，就要区分对待了。比如说，某甲窃得某乙的无记名、不可兑换、定期的购货券2600元，到期却未及使用而后案发。此票券证明了持券者享有与券面价值相对应的某项财产权利，却只能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使用，盗窃者未必需要，但是失去者却必然失去了与票面等值的财产。此时，若以未遂论，则不利于保护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有悖于设立侵犯财产罪之立法本意，因而对此应以损失说作为认定其盗窃罪既未遂之标准。

笔者认为，不能单从一种学说出发，涵盖所有盗窃犯罪案件之既未遂的认定，区分本罪既遂与未遂没有固定的标准，应视被盗财物的物理特征和当时的具体情状，综合各种学说，作出较为合理的、客观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盗窃有价证券的既遂与未遂问题是一个难点问题。在这里我们着重加以论述。

对此种案件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我们认为应注意如下两点：

(1)对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个人购买的国库券及不记名的股票等，只要行为人取得了这些证券，就已经实际控制、占有了其票面标明价值额的财产，因而，应认定为既遂，其数额应按实际票面额计算。

(2)对记名的有价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果票面价值已定并能即时兑现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已填上金额的支票，以及不需证明手续即可提取货物的提货单等，应按票面数额(有利息的应包括案发时应得利息)或者可提货物的价值额作为定罪和量刑的数额依据。但对上述情况不能一律认定为既遂。因为，行为人取得上述票证后，虽然随时可以领取款物，但并不是必然或一定能够领取款物，它仍然只是存在领取款物的可能性，而没有必然性。因为失主尚可采取挂失等其他措施阻止行为人最终取得款物。因而，这与前述取得他人不记名、不挂失的国库券、股票等是不同的，在认定犯罪既遂、未遂上，在有所区别，不能把是否取得票证作为区别既遂未遂的标准。行为人取得上述票证后尚未使用或在使用过程中被发现的，应作未遂处理，如行为人取得活期存折或到期定期存折，在领取款前被失主发现，或者失主到银行进行了挂失，行为人不能领取存款，对此种情形，只能认定为盗窃罪的未遂。

五、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盗窃罪与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罪与诈骗罪在主体、客体、主观方面也具有不少相似之处，区别主要表现在客观方面：

盗窃是以秘密窃取的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而诈骗罪则是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致使公私财物的所有人或合法持有人产生错觉，仿佛“自愿、主动”地将财物交给诈骗分子。换言之，盗窃罪的本质特征在于犯罪行为的秘密性，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在于犯罪行为的欺骗性。

就诈骗罪的欺骗性而言，是指犯罪分子以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或以一种虚构的事实，使人信以为真，而仿佛“自愿”地交出财物，其行为特征是骗取财物，即通过欺骗使他人错误地处分自己财产从而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在诈骗犯罪中，一般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对诈骗犯来说，是用隐瞒事实真相或用一种虚构的事实欺骗对方，使之受骗上当；其二，对受骗人来说，则是对这种虚假的事实信以为真，仿佛“自愿”地对其财物作出处分，“自觉”地交给诈骗犯。由此可见，诈骗罪的客观行为一般具有以下的客观逻辑顺序：诈骗行为---他人基于错误做出财产上的“自愿”处分----行为人获得财产或财产上的利益。在实际生活中，犯罪分子的欺骗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到使受骗人做出对自己财产的“自愿”处分行为，从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受骗人的这种“自愿”处分行为是正确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因为盗窃罪是行为人以秘密窃取的方法非法获取他人财物，并无使他人处分财物的必要。因此，如果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欺骗方法，使他人作出“自愿”处分行为而获取他人财物，就应当认定为诈骗罪；反之，如果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秘密窃取获取他人财物，他人并无“自愿”处分行为，就应当认定为盗窃罪。在实践中，行为人从没有处分能力的幼儿、高度精神病患者那里取得财产的，因为谈不上行为人的欺诈与被害人的处分，故不成立诈骗罪，只成立盗窃罪。实践中发案较多的“以借打手机为名进而非法占有”的行为，实际上也属于盗窃，而非诈骗。因为被害人将手机给行为人使用的行为，不是处分手机的行为；行为人在餐厅使用手机时，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手机仍然由被害人占有。如果认为这种行为成立诈骗，便意味着被害人将手机交给被害人时，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便已经既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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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窃取行为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经济信息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信息化法律保护

论文摘要：信息时代，信息资源的占有率已成为影响一国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世界各国对经济信息的争夺加剧。完善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体系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生产力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文章对经济信息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通过分析我国经济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现有法律保护的不足，提出完善经济信息安全法律保护的对策。

一、信息化挑战我国经济信息安全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障体系非常脆弱，对于经济信息安全的保护更是一片空白。国家经济数据的泄露，泄密案件的连续出现昭示着我国经济信息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一)对经济信息的争夺日益加剧

经济竞争的白炽化与信息高速化在推动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业已存在的窃取经济信息活动更为猖獗，无论是官方的经济情报部门还是各大财团、公司都有自己的情报网络。世界各国在千方百计地保护本国经济信息安全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获取他国的经济情报。目前我国正处于泄密高发期，其中通过计算机网络泄密发案数占泄密法案总数的70％以上，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在商业活动中，商业间谍与经济信息泄密事件频繁发生，据业内人士透露泄密及损失最渗重的是金融业；其次是资源行业，大型并购很多，而十次并购里面九次会出现信息泄密事故；高科技、矿产等领域也非常严峻，很多行业在经济信息安全保护上都亮起了红灯。

(二)窃密技术先进，手段多样化

一方面，发达国家及其情报组织利用信息技术优势，不断监听监视我国经济情报，非法获取、篡改我国信息或传播虚假信息造成经济波动，以获取经济乃至政治上的收益；另一方面，除技术手段，他们还通过商业贿赂、资助学术研究、举办研讨会、派专人在合法范围内收集企业简报、股东报告甚至是废弃垃圾通过仔细研究，分析出有价情报等方式大量收集我国经济信息。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一位中国专家认为：“在中国，当前贿赂最主要的形式不再是支付现金，更多可能由公司付费途经洛杉矶或拉斯维加斯到公司总部考察。这种费用可以被看做是合法的营业支出，也可以为官员设立奖学金。”窃密技术日益先进与手段日趋多样化、合法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特别是经济信息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三)经济信息安全保密意识淡薄

近年来，每当政府机构公布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前，一些境外媒体或境外研究机构总是能准确“预测”；许多重要的经济信息，包括经济数据、经济政策等伴随学术报告、会议研讨甚至是一句家常闲聊便被泄露出去；载有核心经济信息的移动存储介质被随意连接至互联网导致信息泄露等问题严重。有调查显示，我国有62％的企业承认出现过泄密现象；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为商业秘密管理所设立专门机构的比例不到20％，未建立任何机构的比例高达36．5％；在私营企业中，这样的情况更加严峻。经济信息安全保密意识的薄弱已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二、经济信息安全法律保护的缺失

安全的实质是一种可预期的利益，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主张。保障经济信息的安全是信息时代法律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利益之一。法律保障经济信息安全，就要维护经济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以及可控性，这是由信息安全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然而，由于我国立法上的滞后，对经济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仍存在相当大的漏洞。

(一)缺乏对保密性的法律保护

保密性是指保证信息不会泄露给非授权者，并对需要保密的信息按照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等级，有针对性的采取不同力度的保护。现行《保密法》对于国家秘密的范围以及分级保护虽有相关规定，但其内容主要针对传统的国家安全，有关经济信息安全方面仅出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这样原则性的规定，对经济秘密的划定、保密范围和措施等缺乏相应条款；对于跨国公司或境外利益集团等窃取我国经济政策、产业关键数据等行为也缺乏法律上的界定，以至要追究法律责任却没有相应法律条款可适用的情况屡屡发生。

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上，法律规定分散而缺乏可操作性，不同部门对商业秘密的定义不统一，商业秘密的概念模糊而混乱，弱化了商业秘密的保密性；①另一方面，与TRIPS协议第39条规定的“未披露的信息(undiscoveredinformation)”即“商业秘密”相比，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要求商业秘密须具有秘密性、价值型、新颖性与实用性且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并将构成商业秘密的信息局限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这样的规定不以商业秘密在商业上使用和继续性使用为要件，使不具实用性却有重大价值或潜在经济价值的信息得不到保护，不利于经济信息的保密。此外，人才流动的加快也使商业秘密伴随着员工的“跳槽”而流失的可能性激增，但对商业秘密侵权威胁(ThreatenedMisappropriationofTradeSecrets)我国尚无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对于泄露或窃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刑法》第219条虽增加了刑事处罚，但处罚力度过轻而又缺乏处罚性赔偿规定，导致权利人的损失无法得到弥补。

(二)缺乏对完整性的法律保护

完整性是指信息在存储或传输过程中保持不被未授权的或非预期的操作修改和破坏，它要求保持信息的原始面貌，即信息的正确生成、正确存储和正确传输。目前，我国保障信息与信息系统完整性主要依靠《刑法》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总体而言层级较低又缺乏统一性。《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4条规定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重点维护国家事务、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但在第23和25条却只规定对破坏和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造成财产损失的承担民事责任，并对个人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5000元以下罚款的较轻处罚规定；现行《刑法》第285条也只规定入侵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就是说，行为人非法侵入包括经济信息系统在内的其他信息系统并不构成本罪。可见，法律对信息安全的保障依然侧重于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而忽略了对经济信息安全的保护。

(三)缺乏对可控性的法律保护

可控性是对经济信息的内容和信息的传播具有控制能力，能够按照权利人的意愿自由流动。网络的盛行使得经济间谍、商业贿赂等窃密手段的频繁出现而使得经济信息不能按照权利人的意愿流动。面对日趋“合法化”的窃密行为，《刑法》第110条的间谍罪与第11l条的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罪都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和“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缺乏有关经济间谍罪的专门规定；而《国家安全法》也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国家安全整体的法律条文，并且侧重的是传统安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对于经济安全，尤其是经济信息安全这样一个新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存在的威胁仍缺乏适当的法律规制。

除了经济间谍外，跨国公司对我国实施商业贿赂获取经济信息与商业秘密的案件不断增加，经济信息的可控性无法得到有效保证，在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威胁着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目前我国尚无一部完备的《反商业贿赂法》，对于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刑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上。然而，现行《刑法》并未直接对商业贿赂行为作出罪行定义，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虽然规定商业贿赂的对象既可包括交易对方，又可包括与交易行为有关的其他人，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却又将商业贿赂界定为“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缩小了商业贿赂对象的范罔，将除交易双方以外能够对交易起决定性作用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单位或个人被排除在外。另外，对于商业贿赂的经济处罚力度畸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22条，不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行为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但事实上，通过商业贿赂手段所套取的经济信息往往可以带来高达上百万的经济利益，过轻的处罚完全不能发挥法律应有的威慑力。与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法》和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相比，我国对于商业贿赂，特别是跨国商业贿赂的治理仍存在不足。

三、完善我国经济信息安全法律保护的对策

法律保护经济经济信息安全，既要求能预防经济信息不受侵犯，也要求能通过国家强制力打击各种侵犯经济信息安全的行为，从而达到经济信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经济主体主观性不存在恐惧的安全状态。因此，维护经济信息安全需要构建全方位的法律保护体系。

(一)修订《保密法》，增加保护经济信息安全的专门条款

《保密法(修订草案)》增加了针对涉密信息系统的保密措施以及加强涉密机关、单位和涉密人员的保密管理等五方面内容，总体上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但仍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斟酌与完善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经济领域的信息安全保密问题，应增设专门条款明确规定经济秘密的保密范同，明确哪些经济信息属于国家经济秘密，通过明确“密”的界限强化保密意识，维护经济信息的安全。因此，在修订《保密法》时，我们可以在保证法律的包容性与原则性的基础上，可以借鉴俄罗斯的《联邦国家秘密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属于国家秘密的经济信息以法律的方式予以规定，将对国家经济安全有重大影响的、过早透露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的包括财政政策、金融信贷活动以及用于维护国防、国家安全和治安的财政支出情况等经济信息包含在内，以具体形象的样态将国家经济秘密明确的归属于法律控制范畴，避免因法律缺乏明确性与可操作性而带来的掣肘。

(二)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完善商业秘密的保护

针对我国商业秘密泄密案件的日益频繁，商业秘密保护立法分散的问题，尽快制定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是维护经济信息安全的重要措施。在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时，可以借鉴国外以及国际组织的先进经验，但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在对商业秘密进行界定时，应采用列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的体例明确商业秘密的内涵。同时在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中剔除“实用性”的要求，使那些不为本行业或领域人员普遍知悉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具有“经济价值”以及“潜在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合理保护措施的信息也能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2)要明确规定各种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由于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是一种暴利行为，但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却往往十分巨大，如不以刑事责任方式提高违法成本便难以遏制其发生；(3)在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时应当引入不可避免泄露规则(InevitableDisclosureDoctrine)。该原则主要是针对商业秘密潜在的侵占行为采取的保护方式，旨在阻止离职员工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泄露前雇主商业秘密的问题。引入不可避免泄露原则更能有效地保护商业秘密，避免因人才流动为保密性带来的威胁。

(三)制定统一《反商业贿赂法》，确保经济信息的正向流动

随着信息在经济活动中作用加重，商业贿赂的目的不再局限于获取商品销售或购买的机会，通过商业贿赂获取竞争对手经济秘密已成为信息时代非法控制经济信息流动的重要手段之一。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将分散在各法律法规中的有关条例加以整合，实现对国内外商业贿赂行为的有效监管，是堵截经济信息非法流动、维护我国经济信息安全与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必然选择。因此，在制定统一《反商业贿赂法》时首先应当对商业贿赂的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借鉴《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将商业贿赂定义为经营者通过不正当给予相关单位、个人或密切相关者好处的方式，获取优于其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④其次，对于商业贿赂的管辖范围应当适当扩大。根据《经合组织公约》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缔约国应确立跨国商业贿赂法律的域外管辖权制度，对故意实施的跨国商业行为予以制裁。因此，制定《反商业贿赂法》要求将我国经营者或该商业活动的密切相关者无论是向国内外公职人员、企业、相关个人以及国际组织官员行贿行为或是收受来自国内外企业、个人的财务或其他利益优惠的受贿行为都应列入该法管辖范围内，并针对商业贿赂这种贪利性违法行为，完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责任；此外，在立法时还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大制裁力度，取消现行法律中固定处罚数额的不合理规定，采用相对确定的倍罚制，并制定对不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行为的资质罚(指取消从事某种职业或业务的资格的处罚)，使得经营者在被处罚后不再具备从事相同职业或业务再次进行商业贿赂的条件，从而有效遏止商业贿赂行为的蔓延，以确保经济信息的合理正向流动。

(四)完善《刑法》，维护经济领域信息安全

“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的刑罚要领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故此，完善《刑法》并加重处罚力度，是维护经济领域信息安全的必要保证。

首先，计算机与网络的广泛使用使得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成为影响经济信息安全的关键因素。面对《刑法》对经济领域计算机信息系统保护的缺位，增加维护经济信息安全的专门条款是当务之急。因此，应首先对《刑法》第285条进行调整，规定凡侵入具有重大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科技价值与政治价值等)或者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同时，针对目前窃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不属于商业秘密或国家秘密但却具有知识性或重大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的数据、资料现象日益严重，《刑法》中还应增设窃取计算机信息资源罪，对以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手段，以窃取他人信息资源为目的且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规制；此外，在《刑法》还中还应增设财产刑、资格刑，适当提高法定刑幅度，从多维角度预防和制裁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

其次，在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上，应完善相关刑事责任与刑事诉讼中的保密规定。现行《刑法》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但在刑罚的表述中并没有详细的划分。纵观国外立法，大多根据侵权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规定了多种量刑幅度。因此，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设置应根据危害程度的不同规定不同的刑罚，对侵犯商业秘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者从重处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的同时保证法律的威慑力。此外，针对目前在审理涉及商业秘密案件除规定不公开审理外，没有对参与商业秘密的诉讼人员规定保密义务的问题，在刑事诉讼中还应设置相关保密义务条款，在司法解释中也应规定配套的保密措施，以确保权利人在伸张权利时其商业秘密的保密性不会因法律的漏洞而丧失。

秘密窃取行为范文篇5

网络的最大优点开放性与共享性恰恰是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会计网络的最致命的弱点。由于在网络会计中起主要关键作用的是计算机，因此审计人员应该根据自己处理传统舞弊案件的经验，较透彻地分析计算机舞弊手法，努力检查并处理计算机犯罪事件，针对不同的情况，运用相应的审计手段。

一、计算机舞弊分析

（一）篡改输入

这是计算机舞弊中最简单最常用的手法。数据在输入前或输入后被篡改了。它通常表现为：虚构业务数据，如将假存款单输入银行的系统中，增加作案者的存款数；修改业务数据；删除业务数据，如从存货系统中删除某个存货数据，消除购货业务凭证。通过对数据作非法改动，导致会计数据的不真实、不可靠、不准确或以此达到某种非法目的，如，转移单位资金到指定的个人账户等。

可能的舞弊者包括：参与业务处理的人员、数据准备人员、源数据提供人员、能够接触计算机但不参与业务处理的人员。

可能的证据包括：源文件、业务文件、计算机可读文件、磁盘、磁带、异常报告、错误的运行结果等。

（二）窃取或篡改商业秘密、非法转移电子资金和数据泄密等

窃取或篡改商业秘密是系统非法用户利用不正常手段获取企业重要机密的行为。借助高技术设备和系统的通讯设施非法转移资金对会计数据的安全保护构成很大威胁。

1、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由于使用的是开放式的TCP/IP协议，信息的传输路线是随机的。因而可能出现物理窃听、感应窃听、口令字试探、信息窃取、身份假冒。

2、数据在输出过程中，舞弊者能够把敏感数据隐藏在本来没有问题的输出报告中，采取的方法是增加数据块；控制并观察设备部件运转，如磁带的读和写，打印机打印和跳跃行次的结构所发出的响音，录在磁带上，可以得到二进制信息。

3、采取设备上的特殊配置，可以在CPU芯片中置入无线发射接受功能，在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或应用程序中预先安置用于情报收集、受控激发破坏的程序。

可能的舞弊人员除了篡改输出报告为内部用户外，其他多为外来者，更多的是间谍人员。

（三）篡改程序

篡改程序是指对程序做非法改动，以便达到某种舞弊的目的。常见的手法有“陷门”和“特洛伊木马”。

1、陷门

从CPU、操作系统到应用程序，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被开发者留下“后门”，即“陷门”。陷门是一个模块的秘密入口，这个秘密入口并没有记入文档，因此，用户并不知道陷门的存在。在程序开发期间陷门是为了测试这个模块或是为了更改和增强模块的功能而设定的。在软件交付使用时，有的程序员没有去掉它，这样居心不良的人就可以隐蔽地访问它了。

2、在系统中秘密编入指令，使之能够执行未经授权的功能，这种行为叫特洛伊木马。典型的特洛伊木马是窃取别人在网络上的账号和口令，它有时在合法用户登陆前伪造登陆现场，提示用户输入账号和口令，然后将账号和口令保存到一个文件中，显示登陆错误，退出特洛伊木马程序。用户以为自己输错了，再试一次时，已经是正常的登陆了，用户也就不会怀疑。而特洛伊木马已经获得了有价值的信息躲到一边去了。

可能的舞弊者绝大部分是计算机高手，包括系统管理员、网络管理员、系统操作员、网络黑客等。

可能的证据包括：源文件、数据库文件。

二、计算机舞弊的审查

对计算机舞弊的审查除了借鉴传统审计方法，如：分析性复核，审阅与核对法，盘点实物，查询及函证外，最有效的是根据网络会计系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审查。

（一）篡改输入的审查

秘密窃取行为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犯罪司法认定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迅速发展，涉及信用长诈骗的犯罪手段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从而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并予以处罚带来了新的挑战。曾出现这样的案例，行为人利用工作之便，修改银行ATM机程序，从中获取了他人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随后又利用这些信息大量制作伪造的信用卡并使用。对于这类情况，司法实践中就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见，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以确保执法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识分歧

刑法理论上，盗窃犯罪乍骗犯罪的根本区别在于客观方面，盗窃犯罪具有秘密性，被害人的贝寸产损失并非出于其错误认识和“自愿”行为；诈骗犯罪则通常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被害人由此产生错觉，并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处分财产。但司法实践中，针对客观方面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定性认识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如就上述案例而言，至少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行为等同于“盗窃信用并使用”，构成盗窃罪。因为信用卡的卡号、密码是一定财产价值的载体，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信息，即表明持卡人对信用卡的安全性处于失控状态，故盗窃行为已经完成，同时卡号、密码作为信用卡真实性的核心要素，只要输入符合要求，对ATM机而占就是张“真”的信用卡，其确认交易、履行付款义务并无过错，银行也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交际被害人是那些真正的持人，其损失系行为人秘密窃取造成的，而并非陷入错误认识后被人骗取。此外，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在整个犯罪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最终导致持卡人的实际损失，而伪造信用卡并使用只是实现非法占有的手段次要行为，不影响丰行为秘密窃取性质的认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构成信用乍骗罪。理由是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以及伪造信用卡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这些伪造的信用卡获取非法利益，属于“伪造信用卡使用”，其数行为之间具有牟连父系，同时触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构成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由于刑法分则对此未作特别规定，故应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但伪造金融票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定刑完全相同，不存在轻重之分，故应以其结果行为即信用卡诈骗罪处理。

二、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信用卡诈骗与盗窃罪的界定，特别是类似上述犯罪行为的定性，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对象；二是犯罪行为方式的本质属性。上述问题均直接影响到罪名界定。

1.从犯罪结果分析直接受到侵害的对象正确界定信用卡乍骗罪与盗窃罪的要点，首先在于被害人的确定。如果直接受害的是持卡人，无疑符合盗窃犯罪的特征；如果直接受害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则符合诈骗犯罪的特征。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讨论：第一，如何看待涉案各方的法律关系？《合同法》确立了契约领域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这种归责体系下，违约的构成要件是一的，即客观上的违约行为，而无需过错这一要件。持人与金融机卡句之问存在契约关系，根据契约的相对性原则，持卡人直接与金融机构发牛民事法律关系，如果持人没有违约行为（已尽注意义务），其账户损失应当完仝归责于金融机构，而不论其在主观是否存在过错。这种法律关系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应当先行赔付持人损失，至于金融机构由此产生的损失，应当最终责任主体追偿。

第二，犯罪行为所造成损失的直接承受主体为何？如果卡号、密码的失窃并非出于持人凸身因素，而且持人对此事先无法预见并难以避免，显然不需要承担责任。金融机构则不然，即使其同样不知情，但倘若客户信息资料在金融机构范围内被窃，就其与持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应当认为其违法了约定的保密义务，即主观上无过错不能作为向持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免责理由。此外，根据刑法规定，在金融机构保管之下的持人尚未提取的账户钱款，应当以公共财产论而并非公民私人财产，故金融机构须直接承受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即成为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

2.从犯罪过程分析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正确界定信用阼骗罪与盗窃罪的要点，关键在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本质。盗窃与诈骗犯罪的行为结构、行为方式均有不同。司法实践中，区分二者界限主要从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欺骗于段、行为人取得财物是否基于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加以考察。以该案为例，行为人获取信息、伪造信用卡只是为了其使用这些伪造的信用卡非法占有钱款创造了必要条件，但并等于已经实际占有了相应财产，因为作为财产保管者的金融机构，此时依然实际控制财，行为人犯罪目的能否真正实现仍处于不确定状态，关键还要取决：使剐伪造的信用卡能否欺骗成功。如果无法取款，那么此前的窃取、伪造行为部将成为徒劳。显然，该行为对于财产的保管者即金融机构柬说，并不具有秘密性的特征，而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诱使其“自愿”交付钱款的欺骗性特征。公务员之家

这里还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即ATM机等机器能否作为适格的诈骗行为的对象？传统观点认为诈骗的对象仪限于能够产生思想的生物，如果不存在思想能力，则根本不可能对事实有所认识，也就谈不上认识错误和被骗的问题。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电腑的作用，机器也可以接受人所传递给它的信息并作出人所予哽期的反应，在一定范围内，机器的思想能力与作用方式和人是一样的，而日。可以通过人输入一定的程式加以控制。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机器系人意志的延仲，或者说是所有者的，对其不当使用已经影响到其所有人的意思活动，对其实施的欺诈行为应受到欺诈罪的规范，故可以成为诈骗犯罪的对象。

秘密窃取行为范文篇7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犯罪司法认定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迅速发展，涉及信用长诈骗的犯罪手段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从而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并予以处罚带来了新的挑战。曾出现这样的案例，行为人利用工作之便，修改银行ATM机程序，从中获取了他人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随后又利用这些信息大量制作伪造的信用卡并使用。对于这类情况，司法实践中就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见，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以确保执法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识分歧

刑法理论上，盗窃犯罪乍骗犯罪的根本区别在于客观方面，盗窃犯罪具有秘密性，被害人的贝寸产损失并非出于其错误认识和“自愿”行为；诈骗犯罪则通常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被害人由此产生错觉，并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处分财产。但司法实践中，针对客观方面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定性认识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如就上述案例而言，至少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行为等同于”盗窃信用并使用”，构成盗窃罪。因为信用卡的卡号、密码是一定财产价值的载体，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信息，即表明持卡人对信用卡的安全性处于失控状态，故盗窃行为已经完成，同时卡号、密码作为信用卡真实性的核心要素，只要输入符合要求，对ATM机而占就是张”真”的信用卡，其确认交易、履行付款义务并无过错，银行也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交际被害人是那些真正的持人，其损失系行为人秘密窃取造成的，而并非陷入错误认识后被人骗取。此外，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在整个犯罪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最终导致持卡人的实际损失，而伪造信用卡并使用只是实现非法占有的手段次要行为，不影响丰行为秘密窃取性质的认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构成信用乍骗罪。理由是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以及伪造信用卡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这些伪造的信用卡获取非法利益，属于”伪造信用卡使用”，其数行为之间具有牟连父系，同时触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构成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由于刑法分则对此未作特别规定，故应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但伪造金融票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定刑完全相同，不存在轻重之分，故应以其结果行为即信用卡诈骗罪处理。

二、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信用卡诈骗与盗窃罪的界定，特别是类似上述犯罪行为的定性，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对象；二是犯罪行为方式的本质属性。上述问题均直接影响到罪名界定。

1、从犯罪结果分析直接受到侵害的对象

正确界定信用卡乍骗罪与盗窃罪的要点，首先在于被害人的确定。如果直接受害的是持卡人，无疑符合盗窃犯罪的特征；如果直接受害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则符合诈骗犯罪的特征。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讨论：

第一，如何看待涉案各方的法律关系?《合同法》确立了契约领域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这种归责体系下，违约的构成要件是一的，即客观上的违约行为，而无需过错这一要件。持人与金融机卡句之问存在契约关系，根据契约的相对性原则，持卡人直接与金融机构发牛民事法律关系，如果持人没有违约行为(已尽注意义务)，其账户损失应当完仝归责于金融机构，而不论其在主观是否存在过错。这种法律关系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应当先行赔付持人损失，至于金融机构由此产生的损失，应当最终责任主体追偿。

第二，犯罪行为所造成损失的直接承受主体为何?如果卡号、密码的失窃并非出于持人凸身因素，而且持人对此事先无法预见并难以避免，显然不需要承担责任。金融机构则不然，即使其同样不知情，但倘若客户信息资料在金融机构范围内被窃，就其与持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应当认为其违法了约定的保密义务，即主观上无过错不能作为向持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免责理由。此外，根据刑法规定，在金融机构保管之下的持人尚未提取的账户钱款，应当以公共财产论而并非公民私人财产，故金融机构须直接承受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即成为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公务员之家:

2、从犯罪过程分析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

正确界定信用阼骗罪与盗窃罪的要点，关键在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本质。盗窃与诈骗犯罪的行为结构、行为方式均有不同。司法实践中，区分二者界限主要从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欺骗于段、行为人取得财物是否基于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加以考察。以该案为例，行为人获取信息、伪造信用卡只是为了其使用这些伪造的信用卡非法占有钱款创造了必要条件，但并等于已经实际占有了相应财产，因为作为财产保管者的金融机构，此时依然实际控制财，行为人犯罪目的能否真正实现仍处于不确定状态，关键还要取决：使剐伪造的信用卡能否欺骗成功。如果无法取款，那么此前的窃取、伪造行为部将成为徒劳。显然，该行为对于财产的保管者即金融机构柬说，并不具有秘密性的特征，而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诱使其“自愿”交付钱款的欺骗性特征。

这里还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即ATM机等机器能否作为适格的诈骗行为的对象?传统观点认为诈骗的对象仪限于能够产生思想的生物，如果不存在思想能力，则根本不可能对事实有所认识，也就谈不上认识错误和被骗的问题。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电腑的作用，机器也可以接受人所传递给它的信息并作出人所予哽期的反应，在一定范围内，机器的思想能力与作用方式和人是一样的，而日．可以通过人输入一定的程式加以控制。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机器系人意志的延仲，或者说是所有者的，对其不当使用已经影响到其所有人的意思活动，对其实施的欺诈行为应受到欺诈罪的规范，故可以成为诈骗犯罪的对象。

3、从犯罪构成分析受到侵犯的客体

秘密窃取行为范文篇8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犯罪司法认定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迅速发展，涉及信用长诈骗的犯罪手段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从而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并予以处罚带来了新的挑战。曾出现这样的案例，行为人利用工作之便，修改银行ATM机程序，从中获取了他人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随后又利用这些信息大量制作伪造的信用卡并使用。对于这类情况，司法实践中就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见，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以确保执法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识分歧

刑法理论上，盗窃犯罪乍骗犯罪的根本区别在于客观方面，盗窃犯罪具有秘密性，被害人的贝寸产损失并非出于其错误认识和“自愿”行为；诈骗犯罪则通常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被害人由此产生错觉，并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处分财产。但司法实践中，针对客观方面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定性认识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如就上述案例而言，至少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行为等同于”盗窃信用并使用”，构成盗窃罪。因为信用卡的卡号、密码是一定财产价值的载体，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信息，即表明持卡人对信用卡的安全性处于失控状态，故盗窃行为已经完成，同时卡号、密码作为信用卡真实性的核心要素，只要输入符合要求，对ATM机而占就是张”真”的信用卡，其确认交易、履行付款义务并无过错，银行也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交际被害人是那些真正的持人，其损失系行为人秘密窃取造成的，而并非陷入错误认识后被人骗取。此外，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在整个犯罪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最终导致持卡人的实际损失，而伪造信用卡并使用只是实现非法占有的手段次要行为，不影响丰行为秘密窃取性质的认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构成信用乍骗罪。理由是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以及伪造信用卡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这些伪造的信用卡获取非法利益，属于”伪造信用卡使用”，其数行为之间具有牟连父系，同时触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构成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由于刑法分则对此未作特别规定，故应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但伪造金融票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定刑完全相同，不存在轻重之分，故应以其结果行为即信用卡诈骗罪处理。

二、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信用卡诈骗与盗窃罪的界定，特别是类似上述犯罪行为的定性，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对象；二是犯罪行为方式的本质属性。上述问题均直接影响到罪名界定。

1、从犯罪结果分析直接受到侵害的对象

正确界定信用卡乍骗罪与盗窃罪的要点，首先在于被害人的确定。如果直接受害的是持卡人，无疑符合盗窃犯罪的特征；如果直接受害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则符合诈骗犯罪的特征。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讨论：

第一，如何看待涉案各方的法律关系?《合同法》确立了契约领域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这种归责体系下，违约的构成要件是一的，即客观上的违约行为，而无需过错这一要件。持人与金融机卡句之问存在契约关系，根据契约的相对性原则，持卡人直接与金融机构发牛民事法律关系，如果持人没有违约行为(已尽注意义务)，其账户损失应当完仝归责于金融机构，而不论其在主观是否存在过错。这种法律关系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应当先行赔付持人损失，至于金融机构由此产生的损失，应当最终责任主体追偿。

第二，犯罪行为所造成损失的直接承受主体为何?如果卡号、密码的失窃并非出于持人凸身因素，而且持人对此事先无法预见并难以避免，显然不需要承担责任。金融机构则不然，即使其同样不知情，但倘若客户信息资料在金融机构范围内被窃，就其与持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应当认为其违法了约定的保密义务，即主观上无过错不能作为向持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免责理由。此外，根据刑法规定，在金融机构保管之下的持人尚未提取的账户钱款，应当以公共财产论而并非公民私人财产，故金融机构须直接承受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即成为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

2、从犯罪过程分析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

正确界定信用阼骗罪与盗窃罪的要点，关键在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本质。盗窃与诈骗犯罪的行为结构、行为方式均有不同。司法实践中，区分二者界限主要从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欺骗于段、行为人取得财物是否基于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加以考察。以该案为例，行为人获取信息、伪造信用卡只是为了其使用这些伪造的信用卡非法占有钱款创造了必要条件，但并等于已经实际占有了相应财产，因为作为财产保管者的金融机构，此时依然实际控制财，行为人犯罪目的能否真正实现仍处于不确定状态，关键还要取决：使剐伪造的信用卡能否欺骗成功。如果无法取款，那么此前的窃取、伪造行为部将成为徒劳。显然，该行为对于财产的保管者即金融机构柬说，并不具有秘密性的特征，而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诱使其“自愿”交付钱款的欺骗性特征。

这里还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即ATM机等机器能否作为适格的诈骗行为的对象?传统观点认为诈骗的对象仪限于能够产生思想的生物，如果不存在思想能力，则根本不可能对事实有所认识，也就谈不上认识错误和被骗的问题。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电腑的作用，机器也可以接受人所传递给它的信息并作出人所予哽期的反应，在一定范围内，机器的思想能力与作用方式和人是一样的，而日．可以通过人输入一定的程式加以控制。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机器系人意志的延仲，或者说是所有者的，对其不当使用已经影响到其所有人的意思活动，对其实施的欺诈行为应受到欺诈罪的规范，故可以成为诈骗犯罪的对象。

3、从犯罪构成分析受到侵犯的客体

秘密窃取行为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犯罪司法认定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迅速发展，涉及信用长诈骗的犯罪手段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从而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并予以处罚带来了新的挑战。曾出现这样的案例，行为人利用工作之便，修改银行ATM机程序，从中获取了他人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随后又利用这些信息大量制作伪造的信用卡并使用。对于这类情况，司法实践中就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见，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以确保执法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识分歧

刑法理论上，盗窃犯罪乍骗犯罪的根本区别在于客观方面，盗窃犯罪具有秘密性，被害人的贝寸产损失并非出于其错误认识和“自愿”行为；诈骗犯罪则通常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被害人由此产生错觉，并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处分财产。但司法实践中，针对客观方面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定性认识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如就上述案例而言，至少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行为等同于”盗窃信用并使用”，构成盗窃罪。因为信用卡的卡号、密码是一定财产价值的载体，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信息，即表明持卡人对信用卡的安全性处于失控状态，故盗窃行为已经完成，同时卡号、密码作为信用卡真实性的核心要素，只要输入符合要求，对ATM机而占就是张”真”的信用卡，其确认交易、履行付款义务并无过错，银行也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交际被害人是那些真正的持人，其损失系行为人秘密窃取造成的，而并非陷入错误认识后被人骗取。此外，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在整个犯罪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最终导致持卡人的实际损失，而伪造信用卡并使用只是实现非法占有的手段次要行为，不影响丰行为秘密窃取性质的认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构成信用乍骗罪。理由是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以及伪造信用卡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这些伪造的信用卡获取非法利益，属于”伪造信用卡使用”，其数行为之间具有牟连父系，同时触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构成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由于刑法分则对此未作特别规定，故应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但伪造金融票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定刑完全相同，不存在轻重之分，故应以其结果行为即信用卡诈骗罪处理。

二、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信用卡诈骗与盗窃罪的界定，特别是类似上述犯罪行为的定性，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对象；二是犯罪行为方式的本质属性。上述问题均直接影响到罪名界定。

1、从犯罪结果分析直接受到侵害的对象

正确界定信用卡乍骗罪与盗窃罪的要点，首先在于被害人的确定。如果直接受害的是持卡人，无疑符合盗窃犯罪的特征；如果直接受害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则符合诈骗犯罪的特征。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讨论：

第一，如何看待涉案各方的法律关系?《合同法》确立了契约领域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这种归责体系下，违约的构成要件是一的，即客观上的违约行为，而无需过错这一要件。持人与金融机卡句之问存在契约关系，根据契约的相对性原则，持卡人直接与金融机构发牛民事法律关系，如果持人没有违约行为(已尽注意义务)，其账户损失应当完仝归责于金融机构，而不论其在主观是否存在过错。这种法律关系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应当先行赔付持人损失，至于金融机构由此产生的损失，应当最终责任主体追偿。

第二，犯罪行为所造成损失的直接承受主体为何?如果卡号、密码的失窃并非出于持人凸身因素，而且持人对此事先无法预见并难以避免，显然不需要承担责任。金融机构则不然，即使其同样不知情，但倘若客户信息资料在金融机构范围内被窃，就其与持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应当认为其违法了约定的保密义务，即主观上无过错不能作为向持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免责理由。此外，根据刑法规定，在金融机构保管之下的持人尚未提取的账户钱款，应当以公共财产论而并非公民私人财产，故金融机构须直接承受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即成为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

2、从犯罪过程分析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

正确界定信用阼骗罪与盗窃罪的要点，关键在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本质。盗窃与诈骗犯罪的行为结构、行为方式均有不同。司法实践中，区分二者界限主要从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欺骗于段、行为人取得财物是否基于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加以考察。以该案为例，行为人获取信息、伪造信用卡只是为了其使用这些伪造的信用卡非法占有钱款创造了必要条件，但并等于已经实际占有了相应财产，因为作为财产保管者的金融机构，此时依然实际控制财，行为人犯罪目的能否真正实现仍处于不确定状态，关键还要取决：使剐伪造的信用卡能否欺骗成功。如果无法取款，那么此前的窃取、伪造行为部将成为徒劳。显然，该行为对于财产的保管者即金融机构柬说，并不具有秘密性的特征，而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诱使其“自愿”交付钱款的欺骗性特征。

这里还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即ATM机等机器能否作为适格的诈骗行为的对象?传统观点认为诈骗的对象仪限于能够产生思想的生物，如果不存在思想能力，则根本不可能对事实有所认识，也就谈不上认识错误和被骗的问题。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电腑的作用，机器也可以接受人所传递给它的信息并作出人所予哽期的反应，在一定范围内，机器的思想能力与作用方式和人是一样的，而日．可以通过人输入一定的程式加以控制。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机器系人意志的延仲，或者说是所有者的，对其不当使用已经影响到其所有人的意思活动，对其实施的欺诈行为应受到欺诈罪的规范，故可以成为诈骗犯罪的对象。

3、从犯罪构成分析受到侵犯的客体

秘密窃取行为范文篇10

论文摘要

随着经济体质改革的深入发展，各种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名目繁多。这些经济组织的出现，有力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但是，这些经济组织在进行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中，往往容易出现类似贪污行为的问题，如何确定这些行为是否构成贪污行为，是摆在司法工作面前的一个新的问题，也是司法机关正确定罪量刑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准确的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保证经济体质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篇论文从刑法学的角度阐述了什么是贪污犯罪，以及贪污罪的几种构成要件，又对与贪污罪容易混淆几种侵犯财产罪（盗窃罪、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做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使读者能够清楚的看出贪污罪与侵犯财产罪的区别。对学习、认识贪污罪有很大的帮助。

贪污罪是一种职务犯罪行为，它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破坏了廉政建设，是关系到党和政府是否变质的重大问题。

随着经济体质改革的深入发展，各种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名目繁多。如：个体专业户、个人合伙、以及其他经济联合实体。这些经济组织的出现，有力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但是，这些经济组织在进行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中，往往容易出现类似贪污行为的问题，如何确定这些行为是否构成贪污行为，是摆在司法工作面前的一个新的问题，也是司法机关正确定罪量刑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准确的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保证经济体质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贪污罪的一般构成要件概述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务的行为。它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它经济管理公共财务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它经手管理公共财务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这里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一般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见刑法第93条）首先，根据刑法和其它法律规定，国家各级权利机关、司法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以及人民团体中的工作人员都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其次，在劳动管理制度中享有工人待遇的人员也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例如：国有企业保管员是工人待遇，在适用贪污罪中就应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所谓从事公务，就是公共事务，带有管理财经性质的职务活动，就以依照法律从事公务是这种犯罪的主体特征。再次这种犯罪的主体还应包括受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例如：国有企业的普通工人接受厂方委托，担任采购工作，利用采购工作之便非法侵吞公款。这种情况就是接受委托从事公务，当然这种委托应当就是法律规定范围的委托，所以应当视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由此可见，依照法律从事公务是区别于一般工人、农民和其它人员的主要特征，也是把握这类犯罪主体的重要标志。

第二、贪污罪的对象只能限于公共财物。这是贪污罪不同于盗窃、诈骗等其它侵犯财产罪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公共财产是指：“（1）国有财产；（2）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3）用于扶贫和其它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4）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见刑法第91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实际上这类企业的部分财产是国家财产，因而这类企业中的贪污行为理应以贪污公共财产论。另外，贪污国家、集体、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这种行为实际受损失的只能是国家的有关部门。例如：铁路运输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盗窃死人所运物资。这种情况私人物资的损失，实际上应由铁路部门赔偿，可见受损失的只能是铁路部门，所以这种行为应当以贪污公共财产论处。

第三、贪污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这是贪污罪区别于盗窃，诈骗等其它侵犯财产罪最重要特征。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范围内的合法条件。例如：国有企业财会人员利用经营账目和现金之便，用涂改账目的方法攫取公款，保管员利用保管物资之便窃取物资等。而不是指一般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对作案环境熟悉等方便条件。如：会计人员利用熟悉本单位环境的便利条件，趁值班人员的疏忽盗窃公款。这种行为就不能视为利用职务之便，而事实上这种行为也根本没有利用他合法的职权范围，而是利用了他所熟悉的地理环境，为盗窃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方便，所以，这种行为应视为盗窃的行为，不能视为贪污行为。由此可见，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是贪污最和其它犯罪相区别的本质特征。

贪污行为的实施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指侵吞、窃取、和骗取或者其它方法。

侵吞是指直接的、公开的、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例如：某单位干部，以合法的身份长期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拒不归还。这种行为就是直接地、公开的、非法的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应以贪污公共财产论处。

窃取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秘密窃取的方法将公共财产非法占有的行为。这种方法在贪污行为中是最常见的一种，也是危害比较严重的一种。例如：国有企业保管人员利用保管财物的便利条件，以非法窃取自己所保管的公共财物。这种行为的主要特征是直接的侵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关系。

骗取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欺骗的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这里的欺骗方法有两种，即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所谓虚构事实，就是捏造本来不存在的实施，来骗取受害单位的信任。如：财会人员利用涂改账目贪污公款。所涂改的账目就是虚构事实。所谓隐瞒真相，就是行为人掩盖客观存在的事实，造成受害单位产生错觉，以达到贪污之目的。如：国有企业采购人员采取虚报冒领的方法从中贪污公款。这种方法就是隐瞒真相的方法。所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公共财物，包括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两种方法。至于贪污罪中其它方法是上述三种方法所不能包括的。刑法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种情况就是其它方法的贪污犯罪。

上述三个基本特征相互联系，缺一不可。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侵犯的对象只能限于公共财物，而国家工作人员之所以能够贪污公共财物，关键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是贪污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和其它侵犯财产罪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二、关于贪污罪的“监守自盗”和盗窃罪

贪污罪的监守自盗，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秘密窃取的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这种盗窃行为和刑法中的盗窃罪是有严格区别的。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所谓秘密窃取，是指犯罪分子采取自认为不使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发觉的方法，暗中窃取其财物。在一般的侵犯财产罪中盗窃与贪污是不难区别的，而在个别的尤其是企业所有制性质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二者就难于区别了。例如：某合伙企业的保管员，利用保管财物之便，窃取合伙组织的财物。这种行为应该定为什么性质呢？在适用法律上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首先，在这种行为能不能适用贪污罪，贪污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而这种行为的主体是合伙企业的成员，包括长期的和临时的，固定的和聘用的。贪污罪侵犯的对象只限于公共财产，而这种行为侵犯的对象是全体合伙成员的财产，贪污罪的本质特征是利用职务之便，而这种行为是利用企业对合伙成员的分工，也就是工作之便，所以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有相似之处，但是，从内容上加以分析，二者则完全不同。

1.如前所述，贪污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或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而合伙组织内部的监守自盗只能是合伙组织内部成员，而非合伙成员显然是不能利用合伙企业工作中的便利条件的。延误定罪主体必须是特定的，这种特定的主体范围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是不能纰漏的。

2.贪污罪侵犯的对象只限于公共财产，这种公共财产刑法第91条也有明确规定的，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用于扶贫和其它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这里难于区别的是，什么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合伙企业是否构成社会主义的集体企业。集体所有制经济是部分劳动群众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经济组织。它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同一组织内部是平等的。而个人合伙企业则未必平等，他只能根据合伙人员投入财产的数量而定。第二、归集体使用的生产资料，只能供该集体成员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而共同使用。劳动产品是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的。而个人合伙企业在生产资料的使用上与集体企业有相似之处，但是，他的前提条件必须为了合伙成员自己的利益。在产品分配上也不必然的实行按劳分配，而是根据个人投资的多少和劳动贡献两者的结合而确定利润的分配数额。第三、同工同酬按劳分配原则上之存在于同一集体组织内部。而个人合伙企业由于投入的资产数量不同，也不可能完全同工同酬。由此可见，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形式是确定经济组织性质的标准。而个人合伙企业的生产资料是由劳动者个人占有，其形式是由个体组合而成，在产品分配上是按份其有，所以合伙企业的性质是个体经济的特殊形式，企业财产只能是私有财产，而企业本身不占有财产。但是并不排除在某一阶段，合伙企业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这是企业从事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从整体上把握应该是按份其有。

3.贪污罪最本质特征就是利用职务之便，所谓职务，就是带有管理性质的，根据委派、任命、群众选举或者工作分工，职务的性质不同，种类也有所不同。如会计、保管员、营业员等，其工作分工为管理经济或经营经济，所以也应视为一种职务。职务的性质与贪污的手段是有密切联系的。如：保管员只能利用保管财物的职务之便，不能利用涂改会计账目的手段，否则不能视为利用职务之便。而合伙企业只有工作中的分工，这种分工还很难视为职务。

第一、合伙企业的利润是按份分发，资金管理属于个人。

第二、合伙的财产是按份共有，各自所有的财产有明确的划分。

当然，合伙企业的财产，在生产中是共同使用，在产品分配上并不排除管理共有财产的必要性，而这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管理从整体上来看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利用工作之便与利用职务之便二者也是有不同内容的。以上分析说明，这种行为不能适用贪污罪。能不能适用盗窃罪呢？我任务可以适用，其理由如下：

1.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上例中行为人主观上显然是以非法占有合伙人财物为目的，只是在手段上利用了工作中的方便条件，达到了占有的目的。

2.行为人采取了秘密窃取的方法，直接的将合伙企业的财产非法占有。

以上两点充分说明，这种行为适用盗窃罪比较适宜。

三、关于贪污罪的“骗取”和诈骗罪

贪污罪中的骗取，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这种骗取行为和刑法中的诈骗罪也有严格区别的。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权利。简单的说，就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它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以及公民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只能是上述三种财产所有权关系，否则不能构成诈骗罪。

第二、诈骗罪在客观上表现为：用欺骗的方法使被害人产生错觉，从而“自愿地”把财物交给犯罪人。欺骗的方法有两种：虚构事实的方法和隐瞒真相的方法，行为人使用上述两种方法，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都可构成本罪。

贪污罪和诈骗罪在一般的司法实践中是不难区别的，但在个别情况中就容易混淆。如：某合伙企业的会计利用涂改账目的方法，非法获取该组织现金。这种行为表面上看来是贪污行为，但认真加以分析，是有本质区别的。

1.贪污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合伙企业不存在国家工作人员。相反，诈骗罪的主体则不一定是国家工作人员，只要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诈骗罪的主体。合伙企业的成员一般都可包括在此范围内，所以上述行为符合诈骗罪的主体特征。

2.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关系，这种公共财产是根据企业的性质而确定的，合伙企业财产属于个体私有财产，不存在公共财产问题。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的权利关系，对象是公私财产，当然包括合伙企业财产。所以，上述行为为符合诈骗罪的客体特征。

3.贪污罪的本质特征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之便通常是指主管、经管、公共财物的便利、其职务是公开的、合法的。而合伙企业由于财物属于个人所有，这种企业不存在职务，其不同的只是工作中的分工，正如所述，利用工作之便和利用职务之便是有根本区别的。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人用欺骗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两种，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使受害人产生错觉，以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这种行为的“涂改账目”本身就属于虚构事实的一种，所涂改的账目和涂改等候账目必须有一个是虚构的采用这种方法实现非法占有的目的，这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

以上分析说明，上例中的行为以定诈骗罪适宜。

四、贪污罪的“侵吞”与民事侵权行为和职务侵占罪

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收国家保护。侵犯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对轻微的侵犯公民财产的行为，只能是民事侵权行为，不能构成犯罪。在如：合伙成员甲，借用该组织财物而长期不还，这种行为在全民和集体组织中应视为贪污行为，而合伙企业内部应视为民事侵权行为，其理由如下：

1.甲的行为是借贷行为。所谓借贷，就包括要约和承诺，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

2.出借人是合伙成员而不使合伙组织。甲某所借的财物是生产资料，不可能是产品，因为产品是按份分发，当然应当包括甲某其中的一份，如果他本人的份额不足时，只能向其它合伙人求借。生产资料是合伙企业在一起使用的，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合伙成员个人所有，所以借用生产资料也只能向其它合伙成员求借，是一种合伙成员与合伙成员之间的借贷关系。

3.这种行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轻微。借用人在和出借人的承诺下，将财物占有，在出借人的承诺阶段应视为合法占有，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借用人破产而拖欠不还，或者由于借贷手续不全而导致借用人赖帐等等。这就不难看出，出借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过错。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只能追究行为人的经济赔偿责任，而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法律责任。但是，以借用为手段，占有他人财物后逃之夭夭，或根本无归还之意，赖帐等，应该视为诈骗行为，情节严重的应该追究行为人诈骗犯罪刑事责任。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其它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职务侵占罪具有如下特征：

1.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它单位的财产所有权。犯罪对象必须是行为人所在单位的合法财物。

2.职务侵占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3.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或者其它单位人员才能构成，而且这些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4.职务侵占罪主观方面出自故意，并具有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

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二者在形式上基本相同，其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1.侵占的客体不同，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刑法第91条规定的公共财产，而职务侵占罪只能是本公司企业的财产，这种公司、企业性质：股份制或私营企业

2.犯罪主体不同：贪污罪的主体是刑法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则是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它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3.构成两罪的数额标准不同：职务侵占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高于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

因此，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在形式上基本相同但有本质上的区别。

贪污罪之所以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以贪污论，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必须加以特殊保护。宪法第12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表现。因此侵吞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行为，必须以贪污罪论处。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贪污罪的法律适用，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管理职能，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其它人员不能构成贪污罪的主体。贪污罪侵犯的对象只限于公共财物，是否成为公共财物，关键是把握经济组织的所有制性质，国有财产，集体所有的财产都是贪污罪侵犯的对象，否则不构成贪污罪而成为其它犯罪。利用职务之便变异贪污罪的本质特征，国家工作人员之所以能够贪污公共财产，关键是利用了合法的职权范围，事实隐蔽的、非法的侵吞、窃取、骗取公共财物的行为。所以必须严厉打击这种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犯罪行为。以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宪法第13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合法财产的同时也必须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胜利成果。个人合伙企业理所应当的受国家法律的保护，这是我国宪法明确确认的。如何准确有效的保护合伙企业财产的所有权，以上分析可知：合伙成员利用工作之便侵吞该企业财物的，应视为民事侵权行为，追究其经济赔偿责任，或者实行必要的行政处罚。利用工作之便采取秘密窃取的方法，非法占有合伙企业财物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同样，利用工作之便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非法占有合伙企业财物的行为，应以诈骗罪论处。行为人实施非法占有合伙企业财产的手段是确定该行为性质的标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各种经济组织也在不断变化，个体性质经济组织的联合和发展，有可能使企业的性质发生变化，当然伴随着企业性质的变化，犯罪性质也相应变化。所以，我国的立法工作也应跟上新形势的发展，以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参考资料目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国法制出版社

3.《刑法学》作者：赵秉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