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范文10篇

描述范文篇1

素质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知道机械运动的概念;

(2)知道参照物的概念，知道判断物体的运动情况时需要选定参照物;

(3)知道物体的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

2、过程与方法

(1)体验物体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了;

(2)在观察现象、研究物体运动的相对性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归纳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认识运动是宇宙中的普遍现象，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教学重点

1、机械运动的概念

2、研究物体运动的相对性

教学难点

1、参照物的概念

2、认识物体运动的相对性

3、用实例解释机械运动。

教学过程

一、运动的世界

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事例让学生体验到我们生活的宇宙每时每刻都在运动，我们就生活在运动的世界里。

对于这些现象，我们能否用一句话加以概括?

结论：宇宙中一切物体都在运动。运动是宇宙中的普遍现象。

二、机械运动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运动是宇宙中的普遍现象。下面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对前面所举的例子中物体运动的共同特征进行归纳。用科学的语言对这些运动进行描述。

问题：1、在同学们眼里，球场上哪些物体是运动的，哪些物体是静止的?

1、运动的物体有什么特点?静止的物体有什么特点?

在物理学里，我们把物体位置的变化叫做机械运动。

前面所举例子中物体运动的共同特征是运动时，它们的位置都发生了变化，它们进行的是机械运动。

三、参照物

1、问题：小明在路边看见路上汽车飞快的从他面前驶过，车上的司机看乘客觉得他不动，看小明，却觉得小明在身后运动。司机为什么会这样感觉呢?

学生回忆类似的场景：乘坐在公共汽车上时，看路边同方向行驶的自行车，觉得它们都在向后退。再看看同车的乘客都觉得他们没有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要描述物体的运动，要确定一个标准，与这个标准比较，描述物体怎样运动。这个被选作标准的物体人们把它叫做参照物。

2、学生自己举例描述某一物体的运动情况，看看各是以什么物体作为参照物。

3、让学生做下面的实验：把课本平放在桌上，课本上放一个笔盒，推动课本使它沿桌面缓缓移动，让学生思考问题：

(1)选取课桌作标准，笔盒和课本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运动)

(2)选取课本作标准，笔盒、课桌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笔盒是静止的，课桌是运动的)

(3)选取笔盒作标准，课桌和课本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课桌是运动的，课本是静止的)

讨论：描述物体的是运动和静止，与所选择的参照物有关。参照物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如果选择的参照物不同，描述同一物体的运动时，结论也不一样。

由以上讨论我们知道，物体的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为了方便，我们常用地面作参照物。

4、让学生阅读课文第27页第四自然段，然后讨论为什么会产生“错觉”。

(产生错觉的原因是以行驶的火车作为参照物，观察者所乘坐的火车与作为参照物的火车的位置关系随作为参照物的火车的行驶而发生变化，觉得观察者所乘坐的火车发生了运动。)

5、让学生回答前面所提出的问题：

(1)行人看路上行驶的汽车，通常是以路面或路边不动的建筑物为参照物，相对于参照物，汽车的位置在不断地变化，所以观察者就觉得汽车在运动;

(2)车上的司机看乘客觉得他不动，是以汽车为参照物，乘客相对于汽车，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觉得乘客不动。

(3)在行驶的汽车上看路边的行人和同方向行驶的自行车，观察者往往习惯于以汽车为参照物，相对于汽车，路边的行人和同方向行驶的自行车与汽车的距离越来越大，所以，观察者就觉得行人和自行车向相反的方向运动。

6、让学生看课本第21页图11.1—3。

问题：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以同样快慢、向同一方向前进的卡车和联合收割机以什么参照物它们是运动的，以什么为参照物，卡车或联合收割机是静止的。为什么?

讨论：以田野或(地面)为参照物它们都在运动，卡车和联合收割机相对于以田野或(地面)的位置关系不断变化;卡车以联合收割机、联合收割机以卡车为参照物它们是相对静止的，它们以同样快慢、向同一方向前进时相对位置关系不发生变化。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以同样快慢、向同一方向前进的物体以它们中任何一个为参照物，则另一个相对静止。

7、让学生看课文第22页图11.1—4。想想，图中对于不同的参照物，各个物体是在运动还是静止?

讨论交流：宇航员在舱外工作时，宇航员相对于航天飞机和航天飞机相对于宇航员(以同样快慢、向同一方向前进)是静止的，以地球为参照物，宇航员是运动的;加油机向战斗机加油时，加油机相对于战斗机和战斗机相对于加油机(以同样快慢、向同一方向前进)是静止的，战斗机和加油机相对于地面是运动的;乘坐观景电梯向外观看时，乘客随电梯升降，电梯上升时与地面及附近景物的距离增大，以电梯为参照物，觉得地面及附近景物在下降;电梯下降时与地面及附近景物的距离减小，以电梯为参照物，觉得地面及附近景物在上升。

四、知识应用

1、成语故事<<刻舟求剑>>：有一次，一个楚国人坐船过江，船到江心时一不小心，他失手把心爱的宝剑掉到了水里。好心的船夫愿意帮他捞剑，可是这个楚国人不慌不忙，把掉剑的位置刻在船身上，说：“不用了，等船靠岸后再说吧!”船靠岸以后，他才请船夫从他刻了记号的船边下水，替他打捞宝剑。

问船夫可能找到剑吗?从物理的角度解释为什么?

(船夫不可能找到剑。这个楚国人选定的船作参照物，行驶的船相对于剑是运动的。)

2、行车，顺风时有时会感觉到无风;有时虽然没有风，但骑在摩托车上却感觉到风很大。

(风是空气的流动形成的。骑自行车时，顺风时若车速与风速相同，则骑车人与流动的空气保持相对静止，会感觉到无风;摩托车行驶时骑在车上的人与空气相对运动，而且摩托车行驶很快，所以觉得风很大。)

达标自查

1、地球同步通信卫星总是静止在地球上空某处，这是以为参照物，如果以太阳为参照物，这颗卫星是(填“运动”或“静止”)的。

2、有关参照物的说法正确的()

A、运动的物不能做参照物B、只有固定在地面上的物体才能做参照物

C、任何物体都可以作参照物D、研究某一物体的运动，必须选定参照物

3、古代有人用诗词来描写运动的相对性：“满眼风波多闪烁，看山恰是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第一句是选为参照物的，第二句是选为参照物的。

4、小明乘坐观光电梯上升时，看见地面上的物体均离他而支，这是以作为参照物。

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法国飞行员在2000m高空飞行的时候，发现脸旁有一只小昆虫在游动，他顺手抓过来一看，竟然是一颗子弹，你认为这可能的原因是()

A、子弹是静止在空中的

B、子弹前进的方向与飞机飞行的方向相反，但子弹运动得很慢

C、子弹飞行的方向与飞机相同，并且子弹运动的速度与飞机一样

D、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6、两只轮船沿河岸顺流而下，甲船在前，乙船在后，甲船的速度大于乙船的速度，甲船上的人感到乙船在后退，甲船上的人所选择的参照物为()

A、甲船B、乙船C、一定运动D、都有可能

7、甲物体以乙物体为参照物是静止的，甲物体以丙物体为参照物是运动的，那么以丙物体为参照物的乙物体是()

A、可能运动B、可能静止C、一定运动D、都有可能

能力提高

8、在美国电影<<生死时速>>中，一辆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上发现被恐怖分子安装了炸弹，只要车速低于50km/h炸弹就会自动爆炸，如何将车上的乘客安全撤离汽车，谈谈你的方法，并与看过电影的同学交流。

描述范文篇2

1.知识与技能

(1)知道简谐运动的振幅、周期和频率的含义。理解周期和频率的关系。

(2)知道振动物体的固有周期和固有频率，并正确理解与振幅无关。

(3)理解振动图像的物理意义，能利用图像求振动物体的振幅、周期及任意时刻的位移;会将振动图像与振动物体在某时刻位移与位置对应，并学会在图象上分析与位移x有关的物理量。

(4)知道简谐运动的公式表示X=Asinwt，知道什么是简谐运动的圆频率，知道简谐运动的圆频率和周期的关系。

2.过程与方法：观察砂摆演示实验中拉动木板匀速运动，让学生学会这是将质点运动的位移按时间扫描的基本实验方法。

3.渗透物理方法的教育：提高学生观察、分析、实验能力和动手能力，从而让学生知道实验是研究物理科学的重要基础。

教学重点：振幅、周期和频率的物理意义;简谐运动图象的物理意义

教学难点：理解振动物体的固有周期和固有频率与振幅无关;振动图象与振动轨迹的区别;圆频率与周期的关系

教学器材：弹簧振子，音叉，课件;砂摆实验演示：砂摆、砂子、玻璃板(或长木板)

教法与学法：实验观察、讲授、讨论，计算机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设计:

第一课时

1.新课引入

上节课讲了简谐运动的现象和受力情况。我们知道振子在回复力作用下，总以某一位置为中心做往复运动。现在我们观察弹簧振子的运动。将振子拉到平衡位置O的右侧，放手后，振子在O点的两侧做往复运动。振子的运动是否具有周期性?

在圆周运动中，物体的运动由于具有周期性，为了研究其运动规律，我们引入了角速度、周期、转速等物理量。为了描述简谐运动，也需要引入新的物理量，即振幅、周期和频率。

【板书】二振幅、周期和频率(或投影)

2.新课讲授

实验演示：观察弹簧振子的运动，可知振子总在一定范围内运动。说明振子离开平衡位置的距离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这就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概念——振幅。

【板书】1、振动的振幅

在弹簧振子的振动中，以平衡位置为原点，物体离开平衡位置的距离有一个最大值。如图所示(用投影仪投影)，振子总在AA’间往复运动，振子离开平衡位置的最大距离为OA或OA’，我们把OA或OA’的大小称为振子的振幅。

【板书】(1)、振幅A：振动物体离开平衡位置的最大距离。

我们要注意，振幅是振动物体离开平衡位置的最大距离，而不是最大位移。这就意味着，振幅是一个数值，指的是最大位移的绝对值。

【板书】振幅是标量，表示振动的强弱。

实验演示：轻敲一下音叉，声音不太响，音叉振动的振幅较小，振动较弱。重敲一下音叉，声音较响，音叉振动的振幅较大，振动较强。振幅的单位和长度单位一样，在国际单位制中，用米表示。

【板书】(2)、单位：m

由于简谐运动具有周期性，振子由某一点开始运动，经过一定时间，将回到该点，我们称振子完成了一次全振动。振子完成一次全振动，其位移和速度的大小、方向如何变化?

学生讨论后得出结论：振子完成一次全振动，其位移和速度的大小、方向与从该点开始运动时的位移和速度的大小、方向完全相同。

在匀速圆周运动中，物体运动一个圆周，所需时间是一定的。观察振子的运动，并用秒表或脉搏测定振子完成一次全振动的时间，我们通常测出振子完成20～30次全振动的时间，从而求出平均一次全振动的时间。可以发现，振子完成一次全振动的时间是相同的。

【板书】2、振动的周期和频率

(1)、振动的周期T：做简谐运动的物体完成一次全振动的时间。

振动的频率f：单位时间内完成全振动的次数

(2)、周期的单位为秒(s)、频率的单位为赫兹(Hz)。

【板书】(3)、周期和频率都是表示振动快慢的物理量。两者的关系为T=1/f或f=1/T

举例来说，若周期T=0.2s，即完成一次全振动需要0.2s，那么1s内完成全振动的次数，就是1/0.2=5s-1.也就是说，1s钟振动5次，即频率为5Hz.

提出问题：振子的周期或频率与什么因素有关呢?

学生猜想：可能与振子的振幅、质量与弹簧的劲度系数有关，要求给出猜想理由并设计实验证明猜想。实验1：用两个一样的弹簧振子，拉到不同的振幅，用秒表或者脉搏计时实验演示：观察两个弹簧振子，比较一下这两个振子的周期和频率。演示实验表明，振幅不同的同一个弹簧振子，周期和频率相同。即：同一个振子,其完成一次全振动所用时间是不变的,但振动的幅度可以调节.不同的振子,虽振幅可相同,但周期是不同的.

【板书】3、简谐运动的周期或频率与振幅无关

实验演示(引导学生注意听)：敲一下音叉,声音逐渐减弱,即振幅逐渐减小,但音调不发生变化,即频率不变.

实验2：我们继续观察两个劲度系数不同的同质量振子的运动,我们可以认识到,弹簧振子的振动周期与弹簧的劲度系数有关，劲度系数较大时，周期较小.

实验3：我们继续观察两个劲度系数相同的质量不同的振子的运动,我们用同一弹簧，拴上质量较小和较大的小球，在振幅相同时，分别测出振动的周期T2和T2′，比较后得到结论.弹簧振子的振动周期与振子的质量有关，质量较小时，周期较小.

归纳说明：【板书】4、振子的周期(或频率)由振动系统本身的性质决定,称为振子的固有周期或固有频率.

例如:一面锣,它只有一种声音,用锤敲锣,发出响亮的锣声,锣声很快弱下去,但不会变调.摆动着的秋千,虽摆动幅度发生变化,但频率不发生变化.弹簧振子在实际的振动中,会逐渐停下来,但频率是不变的.这些都说明所有能振动的物体,都有自己的固有周期或固有频率.

巩固练习(投影)

1.一物体从平衡位置出发,做简谐运动,经历了10s的时间，测的物体通过了200cm的路程.已知物体的振动频率为2Hz，该振动的振幅为多大?

2.A、B两个完全一样的弹簧振子，把A振子移到A的平衡位置右边10cm，把B振子移到B的平衡位置右边5cm，然后同时放手，那么：

A.A、B运动的方向总是相同的.B。A、B运动的方向总是相反的.

C.A、B运动的方向有时相同、有时相反.D。无法判断A、B运动的方向的关系.

3.顶尖P5/例1、2强调对称性是解简谐运动类题目的关键。

布置作业：书P11/1~4;顶尖P7~8/1、6、7、10

第2课时

1、回顾图象知识引入新课

同学们知道，物体的运动规律可以用数学图象来描述，你们能说出那些运动图象?

学生讨论后回答：位移图象、速度图象。

引导学生说出匀速直线运动的位移s=vt,其图象是一条过原点的直线;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的位移s=at2/2，其图象是一条过原点的抛物线如图1所示;匀速直线运动的速度不变，图象是一条平行时间轴的直线;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的速度vt=at,其图象是一条过原点的直线.(教师可在黑板上画出相应的图象或让学生到黑板上画出来)

提问——在图1中x-t图象是抛物线，其图象的横纵坐标、原点分别表示什么?物体运动的轨迹是什么?——答：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位移;坐标原点表示计时、位移起点。物体运动的轨迹是直线。因此大家要注意区分图象与轨迹。

虽然简谐运动是较复杂的机械运动，其运动规律也可以用图象表示。本节课我们来讨论简谐运动的图象。

2、简谐运动的图象

演示一：下面的木板不动，让砂摆振动。

让学生观察现象：

1.砂在木板上来回划出一条直线，说明振动物体仅仅只在平衡位置两侧来回运动，但由于各个不同时刻的位移在木板上留下的痕迹相互重叠而呈现为一条直线。

2.砂子堆砌在一条直线上，堆砌的沙子堆，它的纵剖面是矩形吗?

学生答：砂子不是均匀分布的，中央部分(即平衡位置处)堆的少，在摆的两个静止点下方，砂子堆的多(如图2)，因为摆在平衡位置运动的最快。

讲解：质点做的是直线运动，但它每时刻的位移都有所不同。如何将不同时刻的位移分别显示出来呢?

演示二：让砂摆振动，同时沿着与振动垂直的方向匀速拉动摆下的长木板(即平板匀速抽动实验，如图3所示)。

让学生观察现象：原先成一条直线的痕迹展开成一条曲线。

讨论图线：(请同学们相互讨论)

(1)图线的x、y轴(横、纵坐标)分别表示什么物理量?

(2)曲线是不是质点的运动轨迹?质点做的是什么运动?

(3)图象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4)这条图线的特点是什么?

请同学回答，并讨论得出正确结果。

一、简谐运动图象

1.图象(如图4)。

2.x-t图线是一条质点做简谐运动时，位移随时间变化的图象。

3.振动图象的横坐标表示的是时间t，因此，它不是质点运动的轨迹，质点只是在平衡位置的两侧来回做直线运动。

4.振动图象是正弦曲线还是余弦曲线，这决定于t=0时刻的选择。(提醒学生注意，t=T/4处，位移x最大，此时位移数值为振幅A，在t=T/8处，X=半周期的简谐运动曲线，不是半圆——强调图线为正弦曲线。)

二、简谐运动图象描述振动的物理量

通过图5振动图象，让同学回答直接描述量。

答：振幅为5cm，周期为4s，及t=1s，x=5cm，t=4s，x=0等。

1.直接描述量：

①振幅A;②周期T;③任意时刻的位移t。

2.间接描述量：(请学生总结回答)

③x-t图线上一点的切线的斜率等于V。

例：求出上图振动物体的振动频率，角频率及t=5s时的瞬时速度。(请同学计算并回答)

三、从振动图象中的x分析有关物理量(v，a，F)

简谐运动的特点是周期性。在回复力的作用下，物体的运动在空间上有往复性，即在平衡位置附近做往复的变加速(或变减速)运动;在时间上有周期性，即每经过一定时间，运动就要重复一次。我们能否利用振动图象来判断质点x，F，v，a的变化，它们变化的周期虽相等，但变化步调不同，只有真正理解振动图象的物理意义，才能进一步判断质点的运动情况。

例：图6所示为一单摆的振动图象。

分析：①求A，f，ω;②求t=0时刻，单摆的位置;③若规定单摆以偏离平衡位置向右为+，求图中O，A，B，C，D各对应振动过程中的位置;④t=1.5s，对质点的x，F，v，a进行分析。请几位同学分别回答四个问题。

①由振动图象知A=3cm，T=2s，f=0。

②t=0时刻从振动图象看，x=0，质点正摆在E点即将向G方向运动。

③振动图象中的O，B，D三时刻，x=0，都在E位置，A为正的最大位移处，即G处，C为负的最大位移处，即F处。

④t=1.5s，x=-3cm，由F=-kx，F与X反向，F∝X，由回复力F为正的最大值，a∝F，并与F同向，所以a为正的最大值，C点切线的斜率为零，速度为零。

由F=-kx，F=ma，分析可知：

1.x>0，F<0，a<0;x<0，F>0，a>0。

2.x-t图线上一点切线的斜率等于v;v-t图线上一点切线的斜率等于a。

3.x，v，a的变化周期都相等，但它们变化的步调不同。

*可分别做出v-t和a-t的图象为余弦和反正弦函数。及v为S-t图的斜率，而a为v-t图的斜率。

3、简谐运动的公式

如图的函数规律为正弦函数，请大家写出它的表达式——x=Asinθ，其中一个周期时对应θ=2π，则t时对应=θ;因此有x=Asin()。这样不太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角度这个物理量。而又代表什么呢?

我们来观察一个现象——计算机模拟圆周运动和弹簧振子的对比课件。请大家说说这样的现象表明了什么?

这一现象说明匀速圆周运动正交分解后可以看作是两个互相垂直的同频率、同振幅的简谐运动的合成。根据参数方程的知识，可以知道对于圆方程(我们令R=A)，可以写成和其中表示起始计时时质点与圆心连线离X轴的夹角，而则表示从计时开始到t时刻中质点转过的角度。而为圆的角速度。我们知道分运动与合运动具有同时性。所以二者的周期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用可以表示简谐运动的规律。其中的是我们从圆周运动中借来用的，所以又叫做角频率，而角度能揭示振动物体所处的位置，所以叫做相位;而是刚开始计时时的初始位置，因此又叫做初相位。

*匀速圆周运动的两个分运动之间相差的初位相。如果位相一致或相差其他角度，则合成的就不是圆周运动了，大家课后可以讨论一下它们合成的各种情形。

4、课堂练习：顶尖P7/2、3、5

(三)课堂小结

1.简谐运动的图象表示做简谐运动的质点的位移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是一条正弦(或余弦曲线)曲线，不是质点运动的轨迹。

2.从振动图象可以看出质点的振幅、周期以及它在任意时刻的位移。可以得出X随时间变化的公式。

描述范文篇3

［关键词］研究课题研究特点核心学术期刊合作研究

自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评吸收，自主创造”的指导方针后，传播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学已不再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它已正式被国家教育委员会确认为一级学科。同时，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编著、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

国外对中国传播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情况，至今在国内尚未有过描述和分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希望能为今后中外有关中国传播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一、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书目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亚洲传播手册》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联手编辑出版的介绍亚洲各国传播发展的权威参考书。《亚洲传播手册》中的参考书目部分收录了1987年—1997年间有关亚洲传播总体研究和有关13个亚洲国家的传播研究的书目（香港单独排列，还没有列入中国部分）。

《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参考书目也收录了1987年以前的书目，总数达485条。由于1987年以前的书目的收录主要是填补1993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的遗漏，因此这些补漏的书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剔除这些补漏的书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围定为1987年—1997年间的384条书目，其中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书目有337条，专著、博士和硕士论文书目有47条。

本研究分析单位分别为作者、题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及匿名等4项进行分类。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分类标准是作者的姓名拼写。不论是大陆的汉语拼音拼写方法，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姓名拼写方法，一律归类到华人学者类。非华人学者姓名拼写则归类到非华人学者类。混合是指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合作作者。题目则按以下17类进行归类：新闻、广播电视、电讯、广告、电影、媒体、信息、审查、新技术与媒体、新闻与传播教育、政治传播、媒体与青年、公关、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其他。这些分类主要是参考一些核心学术刊物的栏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围划定在以下几种核心期刊：《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学报》和《新闻季刊》。

通过分析作者、题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有何区别？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

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如何？

二、结果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

在分析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之前，本研究先对作者进行分类。分类的结果是，华人学者有180人，占总数的46.9%；非华人学者有136人，占总数的35.4%；混合有35人，占总数的9.1%；匿名有33人，占总数的8.6%。其中华人学者按大陆和非大陆进行再次分类。大陆类是指从中国大陆出去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华人学者。非大陆类是指其他各类华人学者。结果是，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98人，占总数的25.5%；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82人，占总数的21.4%。见图一，作者分类。

图一作者分类

华人学者18046.9%

大陆9825.5%

非大陆8221.4%

非华人学者13635.4%

混合359.1%

匿名338.6%

总计384100%

书目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论文题目或专著题目，按前述新闻等17类进行分类，其结果由图二所示。

图二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和混合的研究课题研究课题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总计

新闻41(58%)24(34%)6(8%)71

广播电视24(49%)23(47%)2(4%)49

电影16(39%)22(54%)3(7%)41

广告15(37.5%)15(37.5%)10(25%)40

电讯22(63%)(28.5%)3(8.5%)35

媒体14(56%)8(32%)3(12%)25

新技术与媒体8(61.5%)4(30,8%)1(7.7%)13

信息审查2(16.7%)10(83.3%)012

新闻与传播教育9(75%)2(16.7%)1(8.3)12

政治传播4105

媒体与青年2035

公关2111

媒体道德与法律0112

传播历史1001

媒体政策0101

传播理论1001

其他1914134

总计18013635351

图二显示了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研究课题的区别。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重点在于新闻、电讯、媒体研究、新技术、新闻与传播教育。具体地说，在71个有关新闻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41个，占总数的58%；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4个，占总数的34%。在35个有关电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63%；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0个，占总数的28.5%。在25个有关媒体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14个，占总数的56%；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8个，占总数的32%。在13个有关新技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8个，占总数的61.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4个，占总数的30.8%。在12个有关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9个，占总数的7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其重点则在于电影研究和信息审查。具体地说，在41个有关电影的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54%；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6个，占总数的39%。在12个有关信息审查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10个，占总数的83.3%；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如图二所示，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共同研究重点在于广播电视研究和广告研究。在49个有关广播电视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4个，占总数49%；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3个，占总数47%。在40个有关广告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分别有15个，各占总数的37.5%。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类，其结果由图三所示。

图三1987年至1997年间研究课题逐年分布情况研究课题8788899091929394959697Total%

新闻2581112310125617519.5

广播电视3442646871205614.5

电讯2112315203724712.2

广告0311432891034411.4

电影151196565404311.1

媒体01304276530318.1

信息审查00201411222153.9

新技术与媒体00000213431143.6

新闻与传播教育111021020109

政治传播001111110107

媒体与青年000022000107

公关001001000103

传播理论000001000001

传播历史001000000001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00101

媒体政策000001000001

其他01136161004031

总计92125215032447740569384

图三显示了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主要特点是，国外研究重点在于一些传统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版。而有关新技术与媒体和信息审查的研究则起步晚、进展慢，数量也不多。几乎被冷落的领域有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在整个研究时段里，有关公关的书目有3条，而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和媒体政策分别只有1条。

[page_break]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

核心学术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闻季刊》、《传播学报》、《亚洲媒介》、《报刊学报》、《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和《亚洲广告与营销》。按发表数量来看，《报刊学报》名列前茅，其次是《亚洲广告与营销》。发表在这些核心刊物上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只有92篇，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总数（337）的27%。其中有关新闻和广告研究的论文最多，分别是25篇和27篇，见图四。

图四研究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研究课题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新闻季刊

新闻15040123

广播电视3020310

广告32120100

电影0000100

电讯0004000

媒体研究2001020

新技术与媒体0002000

信息审查0000000

新闻与传播教育1000000

政治传播3000000

媒体与青年0020000

公关0200000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

传播历史0000000

媒体政策1000000

传播理论0000000

其他3322010

总计3026129663

三、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近半数是由华人学者所做（46.9%），见图一。其中有大陆背景的华人略多于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98对82）。而非华人学者也不少（136），占总数的35.4%。从参考书目中的作者分析来看，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专著的寥寥无几。图一也显示，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专著在数量上很少，只有35条书目，占总数的9.1%。这说明了一个缺少合作的问题。国外华人学者或非华人学者独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论是缺少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的合作还是缺少他们与我们国内学者之间的合作，都会出现偏见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传播的现实。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发现，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论文写作尚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具体表现在写作格式和语言上。同时，我们不够重视述评文献并在其基础上引出研究问题。就写作格式而言，相当一些论文与国际学术刊物的写作要求不接轨。这里不仅是语言问题。国内有些论文分析过于宏观，表述过于笼统，文章结构不符合学术论文规范，没有文献述评，没有交代研究方法，没有注明出处，或没有参考书目。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年青学者的外语水平相当不错，完全可以用外语或与国外学者合作。大学和研究机构理应鼓励他们多在国外学术刊物上，介绍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们缺乏科研经费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况，我们国内学者应加强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播，把中国传播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准确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传播。目前，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们的成果很少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导致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偏见，认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显示，国外研究侧重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等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传播领域的研究，如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这些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导致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这些领域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应将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国外学术刊物介绍给国外学者，使得中国传播研究在国外有较全面的介绍。

就研究课题而言，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中外学者对相同课题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有关报纸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电视节目效果研究、广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对比的内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等。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中外学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中国传播研究起步很晚，还有许多方面或领域值得研究或许多研究结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让更多的学者、决策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或部门全面了解中国传播状说。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因此，国内学者要努力争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结论

国外华人学者之间，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尤其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研究。独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难免会有偏见或片面。而全面和准确地研究或了解中国传播，则需要中外学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竭诚合作。全面的文献书目介绍及其可得性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途径。通过文献书目的介绍，中外学者在选题时对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要与国外学者合作，我们国内学者要尽快在研究方法和运作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要力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核心学术刊物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传播及其研究。

注释：

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re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SimranKaur,“BibiographicSeries.”In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er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参考的核心刊物为：

《传播学报》(JournalofCommunication)

《亚洲传播学报》(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

《新闻季刊》(JournalismQuarterly)

《亚洲媒介》(MediaAsia)

《报刊学者》(Gazette)

描述范文篇4

关键词：“现象学”之谜|私人语言|现象学描述

有一种观点因颇具说服力而相当流行：自从维特根斯坦提出了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问题之后，以笛卡尔式自我反思为特征的“意识哲学”便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这在二十世纪哲学流派中首当其冲的是便是胡塞尔现象学。关于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和现象学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倪梁康先生与张庆熊先生几年前曾有过一场争论[1]，彼此相持不下。而随着国内近来对维特根斯坦在其思想转型期的所谓“现象学阶段”的关注和研究，以上这种观点又再一次地凸显出来[2]。维特根斯坦发现无论我们创造什么样的语言，都无法直接描述、或者说如“现象”本身那样把“现象”复制在语言中，而只能借助于公共性的范畴与普遍性语词来言说现象。所以他认为对现象直接描述的“现象学语言”是不可能的。显然，他后期的私人语言批判，是他这个所谓“现象学阶段”之后的一种自然归宿。

不过，笔者认为，胡塞尔现象学从未试图用一种私人语言来进行现象学描述。作为一门尘世的（Weltliche）学问，它需要能被所有人传达和理解。它从未试图创造一种专属于自己的“现象学语言”，它所使用的语言正是我们每天所言谈与理解的日常语言。然而必须承认，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以及维特根斯坦对自己所尝试的“现象学语言”的否弃，向胡塞尔现象学所提出的真正值得反思问题在于：使用一种公共性语言进行现象学描述所必然带来的解释学前设，与现象学还原所要求的彻底性，两者之间不矛盾吗？胡塞尔是否把捉到了这一问题，他又是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的？由此现象学描述、现象学方法还有怎样一种意义？

一、胡塞尔：对语词普遍性之承认与对逻辑范畴之还原

关于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对现象进行描述以及这种语言自身的特点，胡塞尔是有着清醒的方法论认识的。在《观念I》中他曾明确地指出：“属于表达行为本质的普遍性意味着，被表达者的一切特殊性绝不能在表达中被反映。意指层不是，而且必然不可能是一种对底层的复制”[3]。一方面，语言与存在是异质的，表达是普遍性的意指。胡塞尔所说的在现象学还原之后对于现象的直接描述，并不是要对于感觉予料进行直接的描述或者直接复制；他在其现象学工作中从来使用的都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如果说他对这种语言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只是“表达的忠实与无歧义性”。他说：[4]

在本身只不过是在纯直观中产生的本质理论的现象学中，我们在先验纯粹意识的例示性所与物上实行直接的本质看行为，并以概念或术语将其固定。使用的字词可能取自日常(allgemeinen)语言，这类字词含义分歧，由于意义多变而词义模糊。只要它们在实际表达的方式中“符合”（decken）于直观所与物，它们就具有一种确定的、当下实显的和明晰的意义。

因此，所谓忠实与“符合”、对现象的直接描述，不能误解为寻求与现象的直接同一，而是在“本质看”之后用范畴性的语言将直观到的范畴形式与共相固定下来，形成谓词表述的“事态”，这是一种知性对象性，它表达的是从感性对象中抽出的意义层面，而不是对直观充实的直接再现。现象学的构成不是质料构成，而是意义的构成；现象学描述就是要澄清在一系列意义呈现中那些意向性功能与意向内容方面的细致的本质差异、规则与过程[5]。要做到描述的忠实，只是要排除各种已有的本质理论的影响，对它们实行现象学还原；要做到无歧义性，只是要求术语的严格与明确，而并不是另去创造一套理想的人工语言。

但另一方面，现象学的无“前提性”要求是否也必然涉及对逻辑范畴本身的还原？进而也涉及对一种用来理论描述的公共语言的悬置？对此，保罗·利科在法译本《观念I》的译者导言中总结道：“无庸置疑，自然态度也涉及逻辑，还原与其有关，而且存在着一个逻辑数学学科的构成问题……逻辑本身在一种原初主体性中有一种先验根源。”[6]因此在没有为逻辑规则以及谓词判断、谓词表述给出现象学的明证性描述之前，这些本质之物都是要被“悬置”起来的。

而且，实际上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和怀疑论的长篇反驳，以及在《观念I》中对经验论和实证主义的集中批评，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他认为经验主义及其怀疑论的根本失误在于它们一方面声称要一切从直观经验出发，但另一方面却没有让自己做出推论时所依据的那些逻辑推理规则本身也从直观中被明证地建构起来。为此，胡塞尔提出应该将实证主义提出的“一切原则之原则”贯彻到底。[7]只有当现象学自身为逻辑奠定基础时，逻辑的有效性才会得到承认，而在此之前必须“排除作为普遍科学的纯粹逻辑”[8]。他声称，只有自己的这种彻底性，才是一种“真正的实证主义”。所以逻辑范畴进而公共语言是要被“悬置”起来的。

一方面要保留公共语言作为现象学描述的媒介，另一方面又声称对所有的逻辑范畴予以排除；与此必然相关的是，一方面“悬置”自然态度及其所有本质科学，另一方面施行理论表述的现象学者又要作为世界中的人格主体来运用公共语言。这难道不会自相矛盾吗？对此在《观念I》中胡塞尔是这样来回答的——在谈及把形式逻辑和一切形式科学“置入括号”的可能性时，他说：[9]

现象学可能有机会去涉及的逻辑命题或许只是诸逻辑公理，如矛盾律等，这些公理的普遍性和绝对正当性，现象学可在自身所与物的例示中加以洞见。因此我们能明确地将排除性的悬置作用扩大到形式逻辑以及一般科学全体。

看起来只要能在自身的纯内在性中为这些本质学科奠定其正当性基础，那么现在暂且在理论表述层面上提前运用一下这些逻辑范畴是没什么不妥的。这样一种观点，他在§64谈及“现象学者的自我排除”时，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他说：[10]

我们排除整个自然界和一切超验—本质的范围……但是我们不是刚说过“我们”在实行排除吗？我们这些也是自然世界成员的现象学家们是否能使自身失去作用呢？

胡塞尔认为这种自我排除并没有什么困难，只要区分好这样两个方面：

作为现象学者，我们不应当不是自然人或在我们说话时设定自己不是自然人。但是，作为一种方法……我们对自己应用了现象学还原的准则……现象学家与任何其它本质科学家，如几何学家，并无不同。几何学家在其科学论著中往往谈到自己和自己的研究；但是进行数学思维的主体并不包括在数学命题本身的本质内容之中。

如果心理学家或逻辑学家在进行心理学或逻辑学研究时，他们自己的心理学自我或逻辑学自我是被排除或者说被“悬置”起来的，而这根本不会引起什么困难和误解，那么现象学家在进行现象学研究时排除他自己的自然态度中的自我，这又有什么困难和值得奇怪的呢？逻辑学、心理学的本质规律只是借助于那个思维的主体而被表述出来，它们在本质上并不涉及这个思维的主体本身。那么现象学的本质洞见不也一样吗？——它只是借助于自然态度中的现象学者及其语言表述而被表达出来而已。

但是，被表述的逻辑学规律与行表述的逻辑学家，它们毕竟都是自然态度中的相关项，逻辑学规律并不否定逻辑学家的自我存在及其表述的有效性，只要逻辑学自身能给出逻辑规则的证明，那么逻辑学家事先非反省地运用同一推理规则就仍然是合理的。然而现象学不只是在同一世界之中悬置与它自身处在同一层次上的一两门本质科学，而是要排除自然态度的“总设定”（Generalthesis），是要将世界设定本身置入括号；同时现象学者却是自然态度中的人，作表述的语言又是充满着超验—本质物的语言。用一种世界态度中的语言来描述一种非世界态度的直观，难道不会带入某种先入之见吗？

对此，在《经验与判断》中再次谈到语词的普遍性问题时，胡塞尔“警觉地”谈到了运用自然态度中的语言就有可能预先带有自然态度的理解。他首先说：[11]

为了达到前谓词经验的真正最终的原始明证性，我们将不得不……回溯到最素朴的经验，并为此建立外部作用的一切表达方式……因此我们纯粹只让感性知觉、然后让一般知觉发挥效用，我们把世界纯粹只作为知觉世界来考察……已经意味着在其中包含有对全部理想化（Idealisierung）的排除……

然后胡塞尔马上就指出，对这种经验的观察和描述本身“已经有某种程度的理想化了”，已经使用了共同体的语言、普遍的名称，其对象也已经被看作“为一切人的对象”了，但是对此他却认为：[12]

我们甚至必须不考虑这一点，并装作好像这些作用并不带有任何已被同时给予的某一共同体的预定轮廓，而每次都是我的完全原始的获得物似的。但这也就带来了诸多困难，即我们的语言表达必然是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性、交往性意义的表达，因而在使用任何一种对象标志的同时这种最初的理想化总是至少已被提议了，并且总是一再地需要作出新的努力，才能避开表达的这种强迫人接受的意义。

然而这种“装作”多少带有些自欺欺人的嫌疑，我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装作”？好像只要我们不断保持警惕，不断地进行现象学还原，就可以把自然态度的影响清除出去。但假如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避开某种“先入之见”呢？

二、世界视域与本质直观

之所以对公共语言的使用会带入“先入之见”，在胡塞尔自己的理论框架内看来，是因为这种公共语言承载了我们自身的视域（Horizont）。实际上即使是前谓词的知觉场境（Feld）本身也已作为一个先天可能的活动范围和统一性而成为“世界”，它在任何一种行为中都已作为前提。例如连续给予的红色，会使我们产生对下一刻再出现红色或颜色的期待。知觉场境一旦在时间绵延中展开，就会不断把这种期待作为习惯（Habitualität）沉淀下来，哪怕在最原初的状况中也预先规定了我们对下一刻现象之理解的可能类型。于是“世界对于我们总是已经有知识以各种各样方式在其中起过作用的世界……任何本来意义上总是有所经验的经验……必然已经具有预先的共识（Mitwissen）和前识（Vorwissen）”[13]。这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视域。

那么世界视域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语言视域呢？尽管在胡塞尔那里，不论是意义赋予行为还是被意指的意义本身都可以是前语言的，意义是语言的起源而不是相反。但是当我们对它们进行描述和谓词固定时，却已在使用语言了。在我们以为谈论的就是对象本身时，语言这种透明的介质却已在规约着我们言谈的本质可能性。谓词判断是我思的逻辑机能，所以我们无法越过谓词表述的透明介质而深入到它的背后——这在康德的范畴论中已被反复阐明过了。在这种意义上，世界视域成为了一种语言视域。

这样的话，当运用公共语言描述现象时，在现象那里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例如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通过回溯前谓词经验，发现“具有”（hatUrteil）判断与“是”判断有同样的起源，因为对象自身的组成部分就有独立的块片（Stück）和不独立的因素之间的差别。[14]但我们会问：这是否只是我们语言自身的反照？恰恰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已做出了这样的两种判断，我们才可能看到这样的谓词判断形式的所谓前谓词的起源、它们在现象中的相应区分？《经验与判断》是运用现象学方法来对具体问题进行描述的典范，在此胡塞尔系统地讨论了谓词判断的各种主要形式，例如主谓词、关系、质以及量词和判断的诸模态在这种前谓词经验中的根源。然而即使我们真能把我思、谓词表述从直接所予中作为明证性的真理发生学地构造出来，也仍然排除不了以下可能的局限性：这种构造或许仅仅只是能够在现象中映证语言自身的可能性——“我思”在现象中看到的总是它自己，它虽然确定了自己的合法性但仅仅是加深了对自我的理解而已。

同样的问题在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这里也存在。对于本质直观方法，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总结道：[15]

我们让事实作为范本来引导我们，以便把它转化为纯粹的形象，这些形象全都是与那个原始形象具体地相似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会自由任意地产生各种变体……在对一个原始形象，例如一个物作这种自由变更时，必定有一个不变项（Invariante）作为必然的普遍形式仍在维持着……这种形式……就把自己呈现为一个绝对同一的内涵，一个不可变更的、所有的变体都与之吻合的“什么”：一个普遍本质。

这种本质为所有的自由变更预先规定了界限，“它表明自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没有它，这一类型的对象就不能被设想”。但是，我们要问，这种想象变更之自由到底有多大？难道不正是我们的知觉场境本身预先给出了自由想像中的可能“类型”吗？那对所有的自由变更预先规定界限的不正是前此的世界视域本身吗？所以我们并不是通过想像中的例示性直观来获得全新的本质，而恰恰只是在隐含地预先理解了本质之后，才能对想像变更中产生的各种变体进行选择，最后才能确认那个同一的所谓“不变项”。

不过在此笔者也恰恰看到了调和世界视域与现象学还原之冲突的可能途径，因为作为现象学方法的本质直观，恰恰可以成为对我们世界视域自身的一种自我理解的方法。如果本质直观的说法能成立，那么它恰恰应该是对解释学前设的揭示，它所直观到的正是那从意识开端以来就逐渐积淀下来的并已构成我们先天认识类型与结构的东西。只有这样它才能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和“视域”学说相协调。这样，世界视域与现象学直观不再是绝然的矛盾，现象学还原之后被“本质直观”到的恰恰是世界视域的“类型与结构本身”，它们彼此就以这种方式融洽起来。

于是回过来再看看现象学描述，这种描述之可能性究竟是源于现象自身所呈现的自明的差异性，还是相反：这种差异只是我们语言结构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我们的回答倾向于前者。事实证明，即使某种概念区分（例如“颜色”与“广延”的区分）在一种语言系统中被忽略，而在另一种语言系统中被突出，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两种世界观的相互不可进入——由于知觉显现物毕竟是一样的，因此它们可以回到知觉的基地上来重新达到对于彼此概念区分的相互理解。由此可见差异是在现象中被自明给予的。而且即使对某种差异的把握的确会以我们前此的语言和世界视域为基础，但这种视域本身作为“智慧”也是一步步从现象中生长和抽离出来的。

并且公共的语言所带来的世界视域也不是绝对的。在现象学的行为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同一个充实直观的基础上是可以产生具有不同意向本质的行为的，从而此时这两个行为也就具有了不同的认识本质[16]。所以即使“现象学描述”最终所把握与展示的，只是自身的语言视域所包含的对于直观的理解，只是以此映证了自身的合法性起源，但对现象本身之言说的不可穷尽，已向我们昭示出：现象学描述并不排除其它的可能性、其他的理解；而且恰恰是通过现象学对事情本身的回溯才可能揭示出对现象的理解“本来可以不是这样！”。这是现象学方法的一种重要意义与后果。

我们处在尘世中，也只能用自然态度中的语言在向尘世中的人们描述与表达。无论何时我们不可能没有任何“叙述的模式”，不可能没有任何借以出发的梯子。想让现象本身没有遮蔽地呈现出来，那么我们只能保持沉默，然而在沉默的寂静中是既谈不上遮蔽，也更谈不上揭示的。事实上，“logos”本源的意思是“说出”，也就是说出“话语”以“把言谈之时话题所及的东西公开出来”，“把某种东西展示出来让我们看”[17]。它既不是要在和现象直接同一的基础上把现象复制给我们，也更不应是对现象的一种独断论——如果我们采取一种时刻谦逊的态度的话。因此，语言虽不是和现象的直接同一，并且总会带来语言自身视域的局限，但它却可以引领我们去看。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恰恰说明，语言只能起引导作用，而不能起完全的名实相应的指称作用。

现象学描述首先也只是在引领我们去看。在此，它不仅是的一种艰苦的自我理解，同时也是一种不断试图昭示出别样的可能性的努力，和一种促进“视域融合”的契机。

参考文献：

[1]Husserl:LogicalInvestigations,translatedbyJ.N.Findlay,Routledge&KeganPaul:LondonandHenley,HumanitiesPressINC.:NewJersey.

[2]Husserl:HusserlianaBandIII/1,MartinusNijhoff,theHague,1976.

[3]RobertSokolowski:TheFormationofHusserl’sConceptofConstitution,MartinusNijhoff,TheHague,1970.

[4]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月版。

[6]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

[7]倪梁康:《现象学的始基：对<逻辑研究>的理解与思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Keywords:puzzlesofphenomenology,privatelanguage,phenomenologicaldescription

[1]参阅倪梁康：《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开放时代》2000年11月，第22-28页；张庆熊：《自我、主体际性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25-53页。

[2]参阅R·艾姬蒂：《维特根斯坦对于经验的现象学再现》，《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第48-56页；徐英谨：《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复旦学报》2004年第1期，第78-86页。

[3]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7页。

[4]同上，第166页。在此胡塞尔对一种直观的科学提出了两个条件，首要的条件即是表达的忠实与无歧义性。

[5]同上，参阅第363-370页，即§151，152，153。

[6]同上，第P476-477页。

[7]同上，第84页；并可参阅第75-79页，即§19，20。另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7月，第72-74页，即§26的增补：关于经验主义的几个原则性缺陷。

[8]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3-155页，即§59：本质事物的超验性，排除作为普遍科学的纯粹逻辑。

[9]同上，第155页。

[10]同上，第164页。

[11]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74页。

[12]同上，第75-76页。

[13]同上，第47页。

[14]同上，第258-261页，即§52。

[15]同上，第395页。

描述范文篇5

由于向来被看作是主体对对象的客观写照，描述(description)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可追问的。然而，通过作为其前提的规定(stipulation)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描述都具有明显的人类学特征。即使在所谓“客观”的描述中，也有主观规定的因素。任何描述都具有规范的性质。描述与规定的内在关联以及由此而具有的人类学特征，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本性。

一、从悖理性看描述与规定的内在关联

在认识论意义上，描述可以定义为主体对对象的语词—符号说明(verbalaccount)或摹写(verbalportrayal)。它既不是照相式的描绘，不是形象绘画或象征性的标示；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表达，不是情绪的表达或愿望的表达。正是由于作为主体对对象的语词—符号说明或摹写，描述绝不是不成问题的。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严格的学术探索中，一些描述的悖理性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说到这样一类话而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不是办法的办法”、“什么都不可信”等等。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这样的表述总是有其意义，甚至并非可有可无，只是作为严格的描述，它们涉及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

从语言的日常使用看，“不是办法的办法”似乎是一种十分自然的说法，但从描述的角度看，这种表述却明显相互矛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用它表明这样一种意思：不是办法，但是作为办法来使用。或者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把它权当一种办法。只是严格追究起来，这里涉及“办法”的定义或规定：“不是办法的办法”到底是办法还是不是办法?

同样，“什么都不可信”似乎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相互矛盾之处，但这类描述也深藏着悖理性。说“什么都不可信”，也就是说不相信任何东西，然而“不相信任何东西”也仍然是一种信仰：什么都是不能相信的。当有人说“什么都不可信”的时候，事实上他正在表达一种信仰，并且还可能企图让别人相信它。

类似的例子不仅出现在日常生活里，而且可以在严格的学术讨论中看到。譬如作为一种极端的哲学观点，“一切都不可知”这一描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既然一切都不可知，那人们又是怎么知道“一切都不可知”这一命题本身的?这种情况甚至出现在一些科学家的严谨思考之中。量子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尼尔斯·波尔在谈及量子力学时，就曾提到“没有定律的定律”这一说法，意思是量子理论会得到这样一条定律：不存在经典物理学中的所谓“定律”。(注：约翰·惠勒：《物理学与质朴性》，安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45页。)这里则涉及“定律”的定义或规定：“没有定律的定律”本身是不是“定律”?

如果说，这还只是一些浅显或不严格的表述，那么，我们在人类认识的深层可以找到更耐人寻味的例子。后现代哲学中的“非哲学”(non-philosophy)概念就最为典型。正像“什么都不相信”也是一种信仰，即使以对哲学的否定形式出现，“非哲学”也仍然是一种哲学。“非哲学”并没有也不可能“逃离”哲学，正像同为后现代哲学家的雅克·德里达所说，“并不是像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走出哲学’。那些以为自己已经这样做了的人事实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正是在整个谈论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为自己声称已被摆脱的形而上学所吞噬。”(注：JacquesDerrida,WritingandDifferenc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8，p.284.)而当理查德·罗蒂声称“应当放弃整个认识论事业，即放弃就知识说任何普遍的(或‘深刻的’，或‘哲学的’)话”(注：ChristopherB.Kulp,TheEndofEpistemology.Westport,Conn.,GreenwoodPress,1992,p.194.)时，则在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思想的同时，某种意义上也无疑打了自己的嘴巴。

众所周知，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最集中地表现在经典悖论之中。“理发师悖论”和“说谎者悖论”代表着两类最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例子。当某村庄中一位理发师规定自己“给并且只给本村庄中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时，他本人给还是不给自己刮胡子?这看上去的确是一种真正的两难。而说谎者悖论的极端形式——“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假话”则似乎陷入真正的自相矛盾：如果这句话要是假的，那么它就必须是真的，即当且仅当这句话本身是真的，它才可能是假的。而关于这些悖论产生的根本原因，人们认为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不仅意味着悖论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而且表明其中必定隐含着重要的未解之谜。

事实上，这种包括经典悖论在内的包含悖理性的表述，都是一些特别的描述：不无意义但包含相互矛盾的结果。在所有这类描述中，似乎都隐藏着某种我们至今仍不甚了了的问题。我们不能不问：这种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一些著名哲学思想家那里找到一些关注和思考。

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曾涉及这种情况。他写道：“有一样东西，人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那就是巴黎的标准米。但是，这当然不是赋予它任何特别的属性，而只是标示它在用一把米尺进行测量的语言游戏中的特殊作用。让我们想象像标准米那样存放在巴黎的色样。我们把‘棕褐’定义为密封保存在那儿的标准棕褐色的颜色。这样一来，无论说这个色样是或不是这种颜色都将毫无意义。”(注：Ludwig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London,theMacmillanCompany,1953,p.25.(译文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36页))在维特根斯坦的这席话中，我们看到描述似乎另有条件，而且我们对此并不十分了了，甚至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对于存放在巴黎的国际米原器，我们无疑可以用其他方式描述其长度，但我们的确不能说它是还是不是一米长。在这里，我们仍不甚了了的问题似乎与“国际米原器”密切相关，它是我们描述长度的一种规定。一遇到这个规定本身，我们描述长度的米制方式似乎就走到了某种边界。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还只是涉及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么，在埃德蒙特·胡塞尔那里我们则可以在更深层次上看到这一问题的性质。

当谈到真理时，胡塞尔认为否定真理是荒谬悖理的，因为它无异于说：“存在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不存在真理”(注：EdmundHusserl,LogicalInvestigations.London,Routledge,1970,p.103.)。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悖论，它更深入地揭示了一个复杂的描述问题。当你说“不存在真理”时，事实上你是以存在真理为前提的。因为当你否定真理存在的时候，你正试图说出一个真理，因而毫无疑问已经隐含着一个前提：我能够说出真理，哪怕只是惟一的一个。在这里，我们至今仍不甚了了的问题则似乎与“我能够说出真理”紧密相联。它也是与“不存在真理”这一描述有关的一种规定，只是不像“国际米原器”那样显而易见。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依稀感觉到似乎接触到了描述的边界。描述似乎具有某种边界，在这种边界地带，相应的描述失去了意义，或者说出现某种“失范”。走到这个地步，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而且，这种描述的边界与描述所涉及的某种规定密切相关。正是这些规定圈定了相应描述的适用范围，使这些描述不能运用于这一规定本身，更不能超出这一规定。我们既不能说国际米原器是一米长或者不是一米长，也不能问午夜是几号?中午是上午还是下午?黎明(黄昏)是白天还是黑夜?0是正数还是负数等等。而当我们说“不是办法的办法”、“什么都不可信”、“一切都不可知”和“不存在真理”等等时，则似乎意味着我们的描述已经超出相应的规定，走出了其合法边界。事实上，我们在开始时所提到的所有问题也都是由此造成的。

“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涉及“办法”的规定。“一切都不可知”则是以可知为隐含前提的。当你说“一切都不可知”的时候，事实上你已默认认知是可能的。总之，当我们说“不是办法的办法”、“什么都不可信”、“一切都不可知”及“真理不存在”等等时，就涉及与它们具有内在关联的“办法”、“相信”、“知”和“真理”等有关规定。“没有定律的定律”涉及“定律”的规定；它涉及一种不同于以往定律的新定律。“非哲学”则涉及“哲学”的规定，它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哲学的新哲学。而在作为这种现象最集中表现的经典悖论中，我们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引人入胜之处。

与“不存在真理”的描述一样，“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假话”之所以构成悖论，与这一描述本身所隐含的“我说的是真话”这一规定密切相关。而理发师悖论则涉及更复杂的规定和规定之间的关系。当规定理发师“给并且只给本村庄中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时，其中的“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不能包括该理发师本人在内。该理发师本人既不属于“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或者“给自己刮胡子的人”，也不属于“本村庄中既不给自己刮胡子也不给别人刮胡子的人”或者“本村庄中给自己刮胡子而不给别人刮胡子的人”，而是超出了这些规定。这个“给并且只给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的理发师超出了给或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的规定，而是“给并且只给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的人”!——虽然这有些像是弯弯绕，但由此我们已经开始真正走出悖论的“迷宫”。

当然，悖论的根源还有比这更复杂的内容。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身临描述的边界，正是描述的边界使我们看到描述与规定的内在关联，并在那里清楚地感觉到由描述与某种规定之间的内在关联造成的至今仍不甚了了的问题。要进一步揭示描述与规定的内在关联及其重要性，从而对描述的边界等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必须深入探讨描述与规定的关系。

二、作为描述前提的规定

在与描述内在相关的意义上，规定可以定义为主体为描述对象所做的关于量和质、方式和方法等的规范性设定。包括日常生活中度、量、衡等的规定，也包括科学和哲学中一些明确做出的或隐含的预设(presupposition)。我们前面谈到的“米原器”和“色样”等都是这种规定，这是显而易见的。所有被称作“公设”(postulate)的“公理”(axioms)，经验科学中的实在性、规律性和可知性预设以及哲学中的“终极预设”(theultimatepresupposition)等也都是这样的规定，只是由于预设的复杂性，这类规定不像“米原器”那样简单明了。

预设是所有规定中最复杂、最重要的一类。作为与描述具有内在关联的规定，预设是描述中所包含的使其具有意义的先决条件。如断言“不存在真理”的预设是“这句话是真理”或“我可以说出真理”。只有当这个预设为真，“不存在真理”的断言才可能是有意义的。预设也是人们缺乏系统研究而又迫切需要深入认识的概念之一。预设概念首先在语言学中使用，后来被引入哲学研究。在语言学中，预设通常被定义为话语(utterance)含义的一种不言自明的设定。在语言哲学中，预设通常被看作是话语的前提条件，至于这种条件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至今仍然是语言哲学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从描述的角度看，这些预设都是一些前提性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与“米原器”、“色样”等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构成一定描述活动的规则的基础。

在我们的认识中，规则和规律似乎是泾渭分明的。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游戏都必须有规则(规则赋予游戏以意义)，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规定基础之上。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必须做出某些规定；所有的法律和规范都是建立在这种规定基础之上的规则的典型形式。但规定并不仅限于生活领域，即使在对于自然的描述中，规定都无所不在。如果这一点在经典科学中表现得还不是很明显，那么在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中则是再清楚不过了。事实上，只要有描述的地方就有规定。因为描述是在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任何描述都建立在一定的规定基础之上，都意味着某种相应的规定。

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严格的认识活动中，规定都可能具有比作为描述前提更广泛的用处，因而不一定总是作为描述的前提存在，但作为主体对对象的语词—符号说明或摹写，任何描述都必须有一定的规定作为其前提。为了描述温度，我们规定了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的冰点为零度，沸点为一百度的摄氏标准等；为了描述时间，我们不仅规定了时、分、秒，而且规定了各种历法；不仅用年、月、日计时，而且根据一定传说或历史现象规定年代划分的起始标准；为了描述物体的长度和重量，我们必须确定长度和重量单位。长度单位的国际正式规定最初是以通过法国巴黎的子午线，从赤道到北极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为一米，后改用国际米原器。国际米原器是用铂铱合金制成的一根标准米尺，保存在巴黎的国际度量衡局。在那里，还保存着铂铱合金制成的一个圆柱体，它的重量就是一公斤的标准重量。这些都是国际通用的标准原器。虽然涉及复杂的条件系统，但它们所代表的规定都是简单明了的。它们所涉及的是最简单、最明确的规定。

规定可以是明确的，如我们在所有规则中所看到的；规定也可以是隐含的，如我们在某些隐含的预设中所看到的。预设的一个最为重要而又为人们所忽略的性质，是它可以无意识获得，因而可能是隐含着的。科学中的公理清楚明确，但“不存在真理”这一描述所包含的预设却是隐含着的。越是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定越具有预设的性质。我们在讨论认识论问题时的最大预设之一是我们(人)可以认识。在这个预设的前提下，讨论人类能不能进行认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讨论这一问题本身必须有一个预设，那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认识，否则我们的所有谈论都没有任何意义。而在一般的认识活动中，这一预设往往是隐含着的，它常常作为认识本身的前提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自觉意识之外。

在人类知识中，规定构成了一个系统，它具有不同层次。最表层的是一些明确的规定，如度、量、衡等基本单位的规定。最深层的是未经审视，甚至还没有发现应当加以审视，但却作为一种不能动摇的基础的隐含规定。无论是数学、逻辑学还是哲学和经验科学，都涉及一些深层预设。隐含规定的一个最为生动的例子，是牛顿力学中的伽利略参照系。伽利略参照系并不存在而只是一种隐含的预设，是科学理论中的典型隐含规定。这种隐含规定不同于类似“国际米原器”这样的明确规定。作为明确规定，“国际米原器”是最能表明规定性质的例子。由于甚至不像温度和历法那样依据自然现象做出，“国际米原器”的规定性表现得最为典型。这类规定更明显地建立在主体认识目的和实践需要的基础之上。

明确的规定随处可见，但由于司空见惯，人们往往没有把它们真正当一回事，至少是没有充分关注这种规定对于描述进而对于人类认识的深长意味。而隐含规定则处于人类认识活动的深处。由于深藏不露，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这样，它们一方面像水下桥墩一样默默地支撑着人类的描述和认识，另一方面也在一些领域给人类描述和认识带来不小的“麻烦”。“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假话”和“不存在真理”等描述所导致的困境，都是描述与作为其前提的隐含规定相冲突造成的。而人们之所以为这种现象所困扰，则由于描述主体对作为描述前提的隐含规定缺乏意识。隐含规定不仅常常带来对事物性质理解上的困难，而且常常造成描述“触礁”而不自觉，从而导致种种悖论。在“暗礁”遍布的自然语言中，这种情况会不时发生。

作为描述的必要前提，规定可以来自命名，也可以来自定义和假设，甚至来自个人和集体无意识。命名可以是简单地贴上一个标签，也可以是对客体特点的概括反映。定义和假设则不仅可以是有意识的，而且可以是无意识的。后者大都源自深层预设及我们对前人知识和观念的继承。有些规定是我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作为自然而然的东西理所当然地接受的。隐含规定甚至可以来自明确规定的历史沉积。有些本来是明确的规定(如一些机制复杂的约定)，可能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被埋没得如此之深，以至后人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它们甚至像深海中的“暗礁”，在海面上根本就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隐含规定虽然可能不是通过有意识的认识活动获得的，但作为描述的前提，规定本身总是一种不同于描述的认识活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对于相应的描述而言，规定和描述是人类认识活动中两个相续的阶段，二者处于不同层次。规定总是处于基础层次，总是相应描述的准备。正如维特根斯坦谈到命名时所指出的：“命名和描述并非处于同一层次：命名是描述的准备。至此，命名还不是语言游戏中的一步——在象棋中，把一个棋子放在它在棋盘的位置上还不是走出一步。我们可以说：到一个东西被命名时为止，还没有做任何事情。除了在语言游戏中，它甚至还没有得到一个名称。这也是当弗雷格说一个词只有作为一个句子的部分时才有意义的意思。”(注：Ludwig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p.24.(译文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36页))这再形象不过地表明，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层次的认识活动，描述在规定的基础上进行，规定是描述的必要前提。

规定和描述也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形式。规定是根据主体认识的需要所做出的相对主观的设定，而描述则是在这种设定的基础上对客体所做出的尽量客观的语词说明或摹写。在对语言游戏的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已经不仅注意到规定的重要性，而且论及规定和描述的关系。接着上述关于米原器和色样的讨论，他指出：“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色样是语言的一种工具，它用来规定颜色。在这个语言游戏中，它不是某种描述(Darstellung)出来的东西，而是描述的一种手段。”(注：Ludwig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p.25.(译文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3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把规定比作描述的工具或手段，非常形象地揭示了规定的主观性。相对于描述而言，规定更具主观色彩。但是，正如描述不会是纯粹客观的，规定也绝不是纯粹主观的。作为严格描述的前提，规定总是具有自己的客观根据。

作为描述前提的规定具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客观根据，二是主观需要。规定正是在客观根据和主观需要的张力中形成的。一方面，描述总是对一定对象的描述，不管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如何，作为描述对象本身，相对于描述主体来说总是客观的。另一方面，任何描述都出于主体的需要，作为描述前提的规定也总是在一定程度上相应以主体的需要为转移。

规定的客观根据和主观需要使其相应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十分明显的人类学特征(注：在科学认识论中，人们通常把人类认识对宏观世界、日常经验和语言的依赖性称为人类学特征。这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事实，只是这一基本事实还没有真正得到清晰的揭示。这一基本事实就是：在科学认识或科学知识中，人类特性特别是一些基本的生物学特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认识、描述和相应规定的某些基本特征。因而确切地说，科学认识的人类学特征是人类所具有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特性在科学认识和科学知识中的表现。这种人类学特征，在描述和规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的现代科学认识中，人类学特征之所以表现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不可抹杀，正是由于人们带着由自身的类特征所决定的宏观概念等去描述对象以及做出相应的规定。人类作为特定宏观主体所具有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特性，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在这些描述和规定之中，并且对它们的基本性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所有这些特性中，最引人注目的往往不是人类作为主体的意识方面的高级特性，而是像存在尺度和感官性质这样一些更为基本的特性。)。如果把规定的客观根据和主观需要看作相对的两极，那么，任何规定都处于这两极之间，并根据其在两极间所处的位置反映出不同程度的客观性和人类学特征。越是靠近客观依据的一极，其客观性就越典型；越是靠近主观需要的一极，则其人类学特征就越典型。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工作假设是具有典型客观性的例子，它们主要是依据客观规律性设定的。而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和规则则是具有典型人类学特征的例子，它们主要出于主观需要。

规定的客观性使其具有合规律性特点，而规定的人类学特征，则使其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和合理性。正是规定的合规律性特点，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放大了基于这些规定的描述所具有的客观性，从而忽视甚至没有看到其与人类学特征相联系的主观性、相对性和合理性及其所带来的认识后果。

规定的主观性主要是就规定的人类学特征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言的。它具有适合人类自身特性的特点。而人类自身特性既可以是自身的尺度、存在状态、感官特性等，也可以是人类理性把握对象的方式这样的深层特性。在日常生活中采用摄氏或华氏制测量温度，以十进制计算长度和重量；在物理学中以“粒子”和“波动”等概念描述量子现象等等，无不表现出典型的人类学特征。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描述之所以需要规定，就因为人类的感官具有特定的人类学特性。基于这种特性，要进行描述就必须有基于这种特性的规定；或者说适合这种特性、相对于这些特性来说合理的规定。

规定的相对性是其人类学特征的集中体现。描述温度不仅有摄氏标准，还有华氏等其他标准；描述年代不仅有以传说的耶稣生年为元年的公元纪年，也有中国古代的干支纪年和皇帝年号纪年等；描述物体的长度和重量，不仅有公制，还有市制、英制等。历法也有阳历、阴历和阴阳历。规定的相对性，甚至连我们自己都卷入其中而不自觉。这也是任何描述都包含假定或规范的观点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原因：人类用以描述的东西都具有特定的人类学特征。由于人类把自己当作惟一的主体，或者说当人们谈论知识、认识等等时总是隐含着一个假定，即都是谈的人类的知识和认识，因而其人类学特征被视同知识或认识本身所具有的特征。

由于用的总是“缺省主体”而不自觉，由于没有比较，就造成了下述假象：似乎人们完全可以原原本本地展现至少一些或大部分对象，即存在所谓纯粹客观的描述。事实上，其所用以描述的概念和符号等的人类学特征，决定了其描述结果的同样特性，从而也决定了不可能有纯粹的客观描述。即使人们看世界都会由于视觉的人类学特征而只能看到具有相应特性的对象，而比单纯的“看”要复杂得多、人性得多的“描述”就更加只能展现具有人类学特征的结果。

三、规定的超越和描述的发展

对描述和规定之间关系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描述的边界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描述的发展机制。

如上所述，由于任何描述都必须在相应规定的基础上进行，描述总是有一定的规定作为其前提。当描述涉及作为自身前提的规定时，该描述就会出现意义相对丧失的现象，就会面临描述的边界。上述分析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所谓描述的边界就是作为描述前提的规定为该描述的意义和适用范围所圈划的界限。或者说，作为描述的前提，规定决定了该描述的意义和适用范围，正如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决定了该学科的领域一样。当这一描述将这种规定本身作为对象或超出这种规定时，该描述便会失去原有的意义和不再适用。这种使描述具有意义和使其保持在适用范围的界限，就是描述的边界。

由此可见，一方面，任何具体描述都是有边界的。描述的边界决定于作为描述前提的相应规定，描述涉及作为其前提的基本规定就面临自身的边界，从而导致描述失范。如果描述本身与作为自身前提的规定相矛盾，就会造成悖论。当我们谈论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时，事实上不管肯定还是否定，都是以存在真理为隐含前提的。因为我们在做出描述时，实际上就接受了这么一个规定：我们的描述可以是真的。否则我们的描述就没有任何意义。看不到这一点，就会陷入胡塞尔所提到的上述困境。

另一方面，规定不仅决定了以其为前提的相应描述的适用范围，而且决定了相应描述的意义。由于作为描述基础的规定决定了该描述所处的定义域，规定改变，定义域相应改变，描述的意义也随着改变。数学公式是否有效受定义域控制，定义域改变会使不可解方程变得可解；带根式的方程，根式取值不限正负，不可解，只取正值，则可解；定义域变化也可使没有意义的式子变得有意义。一个数被零除就超出了除法的规定。它在除法中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是在超出一般的除法规定的情况下。实数域内1除以零(1/0)没有意义，在复数域内1除以零则等于无穷大(1/0=∞)。由此足见，描述的意义与作为其前提的规定密切相关，它是相对于规定而言的。描述的意义也只能相对于作为其前提的规定而言。因而，一方面，如果一个描述超出了作为其前提的规定，该描述就会失去其本来具有的意义。另一方面，超出原本规定可能意味着规定的改变，因而可能意味着对原来规定的超越。当超出自身规定的描述具有超越原本规定的意义时，则往往构成了描述的发展。

涉及作为自身前提的基本规定，相应的描述就会失去意义；而超出作为自身前提的规定，则会使相应的描述失去确定性，失去自己的前提。如果既存规定的突破把描述带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构成对原本规定的超越。在“不是办法的办法”的表述中，后一个“办法”就超出了我们关于前一个“办法”的一般规定。当我们说“不是办法的办法”时，实际上是游弋于“办法”定义(规定)的边界。后现代思潮中的所谓“非哲学”，正是对包括现代哲学在内的以往所有哲学的共同根基刨根问底的结果。“非哲学”开始于传统哲学的限度，它把思辨视点首先放到传统哲学的任务和目的上，认为那种以对真理的终极关切，以奠定知识基础为目的的哲学观已经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由于思辨视点正对的是前此一切哲学的立足点，因而很自然地便把在这一立足点之上建构起来的哲学的对立面看作是“非哲学”。现代哲学理论都是建立在抽象和概括的基础上的，其认识以概念为基础。这里包含着对事物的统一性、概括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等隐含规定。这些基本规定甚至都没有明确的确定程序，是最深层的、甚至根植于人们无意识深处的规定。以这些基本规定为思辨视点，往往就能得到与建立在其上的哲学不同的视界。(注：详见王天思《理性之翼——人类认识的哲学方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9—110页。)这就构成了对原有规定的超越，并促成了描述的发展。事实上，人类认识中的任何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都意味着对相应领域基本规定的超越。这种对基本规定的超越，就表现为相对条件的改变。

规定不仅具有相对性，而且具有合理性。规定的合理性也是其人类学特征的集中体现。描述物体的温度无论用摄氏标准还是华氏标准，描述年代无论以公元纪年还是干支纪年和皇帝年号纪年，描述物体的长度和重量无论用公制、市制还是英制，都不仅有其相对性，也有其合理性。而且其合理性往往也是相对的。公历作为阳历的一种，有比较方便的纪年和计年、月、日方法，以其相对的合理性赢得国际通用历法的地位。农历作为阴阳历的一种，根据太阳的位置把太阳年划分为24个节气，便于农时，在农业社会得到普遍运用，但它采用天干地支搭配的纪年方法，60年一轮，周而复始，不仅不利于大尺度纪年，而且“子丑、寅卯……”地轮起来也十分复杂，不很方便，其相对的不合理性显而易见。相对于人们的日常习惯，十进制比其他进制更合理，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运用，如果人脑采用二进制算法，恐怕连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但二进制符合计算电路开和关的简单现象，在冯·诺依曼计算机中，只有采用二进制才能使机器计算成为可能。而同样在冯·诺依曼计算机中，机器计算必须采用二进制，但对于数据贮存和处理来说，最具合理性的则又既不是十进制，也不是二进制，而是十六进制。这种在我国日常生活中曾被采用并给人们带来诸多不便的进制，在这里却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

关于有形东西的规定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关于无形的东西如一些深层预设和人的信念等的合理性就不那么明显。当我们没有意识到某种规定是一种规定时，关于它的合理性便更无从说起——这常常是我们在描述和认识对象时陷于迷误的重要原因。这也充分说明，从描述研究出发，对隐含规定的合理性的探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以前在实在论立场上谈论认识的合理性时，我们既感到探讨人类认识合理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同时也觉得这样谈论认识的合理性本身总是不那么合理。其原因就在于：在实在论的立场上谈论认识的合理性本身缺乏合理的根据。在一种纯客观的真假标准面前，是没有合理性的位置的。只有当涉及具有主观性的规定时，当一些描述本身被看作是一种认识结果时，才不仅存在一个是否客观真实的问题，还存在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

规定以及描述的合理性是一个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冷、热由于不是相对于一个确定的规定，因而是不定的。例如，同一气温既可以称为冷，也可以称作热，全看相对于什么而言。但温度就有了确定的规定。这里所反映的日常描述和科学描述的区别，不仅涉及描述的合理性问题，而且涉及这种合理性的发展。从罗马数字到阿拉伯数字，从十进制、二进制、十六进制的并存，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描述及与之具有内在关联的规定的合理化进程及性质。

人类从原始的屈指计数和结绳计数发展到现代数学和逻辑学，其关键就在于采用了符号体系，并在规定和描述方面使这种符号体系不断合理化。这方面，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的分别采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采用罗马数字，人们要读到大学毕业才能学会除法。当时即使是造诣极深的专家，要完成百万数的除法也必须付出毕生精力。然而自从引入阿拉伯数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用阿拉伯数字运算，即使亿万数的除法，一个小学生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由此可见规定合理性和规定合理化的极端重要性。

规定的合理性和合理化就意味着描述的合理性和合理化。规定和描述的合理化不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具有以人类实践需要为转移的性质。也许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说，“天干地支”不如公元纪年合理和方便，但我们却绝不能笼统地断言十进制、二进制和十六进制哪一种更优越。规定和描述的合理性是相对于人类实践的需要而言的，也只能相对于人类实践的需要而言。

描述范文篇6

关键词：狄尔泰|胡塞尔|描述心理学|先验现象学

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以描述心理学而不是以先验现象学作为他的认识论的基础，这是他与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在哲学思想上的联姻与争论的关键所在。在狄尔泰看来，现象学如果限制在描述心理学的范围，那么现象学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他乐意承认和采纳胡塞尔在描述心理现象和心理结构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现象学一旦走上先验唯心主义的路线，这就意味否定认识论的历史的和社会生活的维度，这是狄尔泰坚决反对的。按照胡塞尔的观点则刚好相反，描述心理学不足于克服心理主义、历史主义及其必然导致的恶果相对主义，只有把描述心理学发展为先验现象学，才能建立具有牢固基础的认识论。狄尔泰与胡塞尔间在哲学思想上的交往与争论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公案”。弄清楚这一“公案”，对于搞清楚描述心理学、现象学和认识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对于把握德国20世纪上半叶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很有助益。

狄尔泰与胡塞尔的交往和互相评价

1925年，当狄尔泰逝世14年后，胡塞尔在他开设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讲课中回顾了他与狄尔泰交往的历史。按照胡塞尔的回忆，这一交往是由狄尔泰推动的。狄尔泰在读到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之后意识到，胡塞尔有关意向分析的现象学对于他正在从事的心理结构的认识研究十分重要，并于1905年邀请胡塞尔到柏林拜访他。而胡塞尔也通过这次与狄尔泰的直接接触，开始注意狄尔泰的描述的心理学，以及与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胡塞尔在他的讲稿中写道：

“当我亲耳听到狄尔泰本人的如下判断时吃惊不小：现象学，特别是《逻辑研究》第二册中有关现象学的描述分析的部分与他的《描述的和分类的心理学的观念》在本质上相谐和，并可视为作为一种理想展现出来的在方法论上完全成熟的心理学的最初根基。由于这一关联，狄尔泰始终非常重视我们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展开的研究，并且在他晚年又满腔热情地重新拾起他一度中断的有关精神科学理论的研究。这一结果就是他有关这一论题的最后和最精美的作品《历史世界的构造》。它（于1910）发表在《柏林科学院的论文汇编》上，可惜他就在从事这一工作期间与世长辞了。我本人随着越来越进一步完善现象学的方法和取得对精神生活进行现象学分析的进展，也越益认识到，狄尔泰的这一当初使我很惊讶有关现象学与描述－分类的心理学有着内在统一性的论断，在事实上是合理的。他的作品包含着现象学的天才预见和初步认识。这些作品决非过时了，即使在今天仍然能从中获得极其丰富的、有价值的具体启示，能激发在方法论上取得进展的和完全从另外的问题出发进行建构的现象学的工作。”[1]

狄尔泰对胡塞尔也有类似的评价。1905年狄尔泰在向普鲁士科学院宣读的有关精神科学的基础研究的论文中指出：

“当我现在在此寻求进一步建构我的实在论的或批判地客观朝向的认识论基础的时候，我必须首先在总体上申明，对于在认识论中使用描述我得益于胡塞尔的划时代的《逻辑研究》（1900，1901）甚多。”[2]

在这两段互相称颂的话语中也隐含着互相批评的玄机。首先，他们都申明彼此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其次他们都只是把对方的研究成果视为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最初根基”或“初步认识”。胡塞尔指出狄尔泰的作品包含着现象学的“天才预见”和“初步认识”，这也含有胡塞尔认为狄尔泰在现象学上还没有真正登堂入室的意思。狄尔泰虽然承认“在认识论中使用描述”，他“得益于胡塞尔甚多”，但同时强调，他的“认识论的基础”是“实在论的、或批判地客观朝向的”，这没有说出来的后半句话是指出他的认识论与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认识论在哲学立场上完全不同。

首先起来表明他们之间哲学观点分歧的是胡塞尔。胡塞尔于1911年在《逻各斯》第一卷发表了“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一文。该文论证历史主义势必导致相对主义和怀疑论：

“这意味着由于科学观点的这种不断变化，我们实际上将无权谈论作为客观有效统一体的科学，而只能谈论作为文化构成的科学吗？显而易见，历史主义如果贯彻到底，将会变成极端的怀疑主义的主观主义”。[3]

在这篇长文中，胡塞尔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评判狄尔泰，但是从其反驳的论证来说，是针对狄尔泰的论点的。狄尔泰曾是历史学派中的一员，但他后来意识到历史学派的观点所可能导致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并企图克服它们。为此，他引进“意识事实”和“描述心理学的概念”。胡塞尔认为狄尔泰的补救办法无济于事。他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加了一个注，一方面缓和与狄尔泰的紧张气氛，另一方面点明了他的“（先验论的）现象学”与狄尔泰的“经验论的（描述心理学）”的原则区别：

“狄尔泰在上述所引著作中也表示拒斥历史主义的怀疑论，然而我不能理解，他如何能从对结构和世界观的类型的分析中得出决定性的反对怀疑论的理由。因为我在文中已经论证，精神科学只要是经验的，那么它对客观的有效性既无法提供支持的理由，也无法提供反对的理由。但是当以一种现象学的本质观点来取代这种朝向经验理解的经验论的观点时，情况就变得不同了，而在他思想的内部也显示出这样的一种运动。”[4]

胡塞尔认为，以狄尔泰说所的“意识事实”为基础，仍然不足于获得客观的有效性。而要获得客观的有效性，就必须使经验性质的“意识事实”转变为先验的意识，即转变为“纯粹现象”，而这是要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实现的。这就是胡塞尔所说的从经验论的观点朝向现象学的本质观点的转变。因此胡塞尔是要把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转变为“现象学的心理学”。胡塞尔称赞狄尔泰的描述的心理学包含了现象学的一种天才预见和萌芽，也暗含着对狄尔泰的历史主义和经验论的立场的批评。

对于胡塞尔的批评，狄尔泰没有来得及发表回应文章就过世了。但从狄尔泰在那年写给胡塞尔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同意胡塞尔的批评。狄尔泰写道：“我不是一个直觉哲学家，也不是历史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他还申明他的哲学“面向精神科学的普遍有效的基础，旨在表明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他认为，坚持历史发展的观点和世界观的多样性并不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普遍有效的知识的理论”与他的“世界观理论”是可以“协和的”。[5]他始终坚持人是历史的和社会的人，精神科学和人的世界观是在社会历史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立场。按照施皮格伯格在《现象学运动》中叙述：“后来，由于从未清楚说明的原因，但很可能与《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发表有关，狄尔泰降低了对胡塞尔的热诚；譬如‘在稍后时期’的一个评论中，他把布伦塔诺学派说成是‘心理学的烦琐哲学家’，因为这个学派创造出诸如行为方式（Verhaltungsweisen）和内容等这样一些‘抽象实体’，想由这些抽象实体建立起生活。他并且补充说：‘在这条路线上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胡塞尔’。”[6]

我认为狄尔泰对胡塞尔的这一看法不是因为胡塞尔撰文批评了狄尔泰而导致狄尔泰对胡塞尔不满的结果，而是狄尔泰对胡塞尔的哲学立场一贯的态度，狄尔泰反对胡塞尔所走的那条通过现象学还原和本质还原在纯粹意识中构成超时空的普遍有效概念体系的先验唯心主义的路线，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用抽象实体取代作为一切知识的活生生的源泉的生活。用哲学的专门术语来表达就是，胡塞尔持先验唯心主义的立场，狄尔泰持实在论的立场。

以往，我们在评介狄尔泰与胡塞尔的关系的时候，习惯于从胡塞尔的立场出发，谈论胡塞尔是如何批判狄尔泰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甚至认为狄尔泰哲学的价值不过是现象学运动的史前史而已。这样的评判有失公允。在本文中，我想从狄尔泰的立场出发，看看狄尔泰通过合理地吸收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有关对心理现象和心理结构描述的学说，用于补充他的为精神科学提供普遍有效基础的认识论的是否真正行得通。

“意识事实”和“纯粹现象”

狄尔泰在哲学史的重大贡献在于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区分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他在“描述的和分类的心理学的观念”（1894）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划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表现为“理解”与“说明”的对立。精神科学致力于理解，而自然科学致力于说明。诠释学是一种促进和沟通理解的方法。但理解要有经验的基础，诠释学要有认识论的依据。要不然，就不能区分理解与误解，诠释学就失去了解释的普遍有效的可能性。

什么是理解的经验基础和诠释学的认识论依据呢？按照狄尔泰的看法是“体验”（Erlebnis），狄尔泰也把“体验”称为“意识事实”（Bewußtseinstatsache）。“因为在意识事实存在的断言中所包含的无非就是在我的意识中经历的体验”。[7]体验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一方面说我体验，另一方面说我的体验不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体验是在意识中经历的，并且体验是原初直接给予的，因而体验是“意识事实”。

狄尔泰使用“意识事实”这一术语，目的在于与自然科学相对照，从而肯定精神科学的科学性。实证主义者声称，自然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因为它们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而事实就是被经验证明为确实存在的东西。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想成为科学，就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就必须要求经验的证实。狄尔泰批评实证主义的经验概念太狭隘。经验应包括感性经验和体验两个部分。我们通过感官认识外部世界，因而我们通过感性经验证实我们有关外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论断是否为事实。然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仅仅局限于外部世界，我们的意识活动及其表象（Vorstellung）也是所发生的事情。在它们发生的同时，我们也就体验到它们。这时体验与所体验合而为一，是一个统一体。狄尔泰主张，每一体验都包含内容（表象），内容可被定义为在体验中与行为相区分开来的一个部分。不论内容关涉的对象是否存在，但内容本身是我直接经验的一个部分，内容总是与行为相关联的。内容所关涉的对象可能不存在，我可能看错，我可能把一棵树误以为一个人，但是就我所看到的内容而言（尽管我根据这内容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它是直接被我体验到的，它是为我而存在的，它也是意识事实。简而言之，体验是意识事实，体验包括两个部分：体验的行为和所体验的内容。在此行为和内容都是意识事实。但是根据这内容所做出的判断是否正确，内容所关涉的对象是否存在的问题不是意识事实。在描述的心理学阶段只描述意识事实，有关外部世界的对象是否存在，以及对它们的判断是否是事实的问题，不属于描述心理学的探讨范围。

狄尔泰还主张，我们不是通过另一体验来证实前一体验的存在，而是体验自己显现自己，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因而体验作为意识事实，比起外部的经验事实来具有优先性：有关外部世界的事实是通过感性经验来证实的，而感性经验是首先要被体验到的，感性经验通过体验证明自己的存在。意识事实是我们的认识的出发点，我们根据意识事实构成我们有关对象或客体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写道：

“而且，一切完全认真的和富有成效的哲学都以这样一种观点为开端：一切对象，包括人本身在内，都处于与我的关系中，对我来说都是作为我的意识事实而在那里的：一切客体都是依据意识事实而被构成出来的。”[8]

狄尔泰的“意识事实”与胡塞尔的“纯粹现象”有许多共同之处，狄尔泰对“意识事实”的许多描述在胡塞尔描述“纯粹现象”的时候也出现过，甚至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似乎只要把“意识事实”换成“纯粹现象”，狄尔泰的这部分学说就成了胡塞尔的学说了。狄尔泰的“意识事实”的稿件写于1880年，早于胡塞尔的任何有关现象学的著作，因此我们不能说狄尔泰的这些思想是受胡塞尔的影响而形成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狄尔泰的上述思想具有和胡塞尔共同的来源，即都受惠于布伦坦诺（FranzBrentano,1838-1917）。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狄尔泰使用“意识事实”这一术语，目的在于强调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根据。自然科学的事实指通过感性经验所证实的东西，精神科学的事实指体验直接把握的东西。狄尔泰并不想使科学（包括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成为某种超越经验的学科，在他看来，正是包括感性经验和体验在内的广义上的经验依据，才使科学成其为科学。而胡塞尔所说的“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是指一种超越经验科学的学说，因此他不满足于经验层次上意识现象，要对人的经验意识执行现象学的还原，把包括人及其进行意识活动的大脑在内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放在括号内悬置起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的意识摆脱其经验性，获得一种先验的地位，从而赢得认识论上的绝对可靠的基础，彻底摆脱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简言之，狄尔泰的“意识事实”是经验的，而胡塞尔的“纯粹现象”是先验的，这就是这两者的根本区别。

“描述心理学”与“纯粹现象学”

“描述心理学”是一个与“说明的心理学”相对而用的概念。狄尔泰认为，由于体验是直接显现和直接被认知的，所以我们在表达体验时只需要加以描述，不需要进行假设。狄尔泰把用描述的方法研究体验，对体验加以分类，从而认识意识结构的学科称为“描述的心理学”。在此狄尔泰注意区分“描述的心理学”和“说明的心理学”。以实验的方法研究外在的刺激与心理反应之间的关系，研究记忆、联想及其他的心理过程，把心理的规律当作一种类似于物理的规律，以研究物理科学相类似的方法对心理活动的规律加以归纳、假设、推论和实验的证明，是“说明的心理学”的课题。[9]狄尔泰一点也不想否认这种由观察和实验建立起来的心理规律的有效性。但是他认为这种心理规律不能取代由描述的方法表达的意识结构。前者是站在外面研究心理现象，即立足于对刺激和反应的行为的观察和归纳来研究心理规律。后者是从内部直接体认心理的事件及其结构：当在这种结构关系中一种心理事件产生另一种心理事件的时候，我们不仅体验到这些事件，而且“体验到这产生本身”，[10]我们是在一种亲知的、生动的状态中获知这样的关系。通过外部观察而建立的这种关系，把心揭示为一种遵循规律的心理过程的系统，而从内部体认到的这种关系，把心揭示为其各个部分内在地协调一致的活生生的整体。这种内在地协调一致的结构关系是心灵生活的独立无二的特征。“它是只能被体验和描述，不能被定义的。”[11]

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的概念可能也来自于布伦塔诺。不过，狄尔泰对“描述心理学”的关心主要不在于心理学本身，而在于为精神科学提供可靠的认识论基础。狄尔泰在写于约1880的一个“论意识或科学认识的前提或条件”的稿件中写道：

“然而，意识的条件必须在意识的整个范围内把握。它们不仅要在思想中而且也要在意志和情感中加以描述和奠定基础。因此，认识论的立足点必须在建立在一个在自身中包含内容上的心理事实成分的真正的描述心理学的基础上。这种心理学将不仅为美学和伦理学，而且为科学学说奠定基础。”[12]

狄尔泰认为，由于描述心理学在自身中包含心理事实，所以这种心理学能够成为认识论的基础。胡塞尔在写《逻辑研究》的时候，他的观点与狄尔泰比较接近。但是后来，胡塞尔改变了看法，他认为通过描述心理学所达到的心理事实（现象）仍然是经验的，仍然不足于为认识论奠定可靠的基础，因而他主张借助现象学的还原，把描述心理学发展为先验现象学。他写道:

“在《逻辑研究》中，现象学被当作描述心理学，尽管在那里认识论的兴趣很浓厚。这种描述心理学虽然可以被理解为经验的现象学，但是它必须跟先验的现象学区分开来。描述的自然科学是对具体的自然对象、自然过程的描述。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的描述心理学不只限于对生活着的人和动物的事实和意识过程的心理体验及其内容的描述，而且还要对联想的类型、气质和性格作经验性的描述。然而在我的《逻辑研究》中称为描述心理学的现象学所涉及的仅仅是就其实有的（reellen）内容而言的生活着的自我的体验的领域，在这个范围内它涉及自然的客体。但是现象学若要在认识论方面真正有作为，若要成为认识的（先天）本质学说，就必须切断这种经验的联系。先验现象学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实际上《逻辑研究》已经为这种先验现象学的诞生作了大体上的准备。”[13]在另一处地方，狄尔泰还谈到：

“我知觉我自己状态的这种内部经验也永远不可能使我意识到我自身的个体性。只有通过我自己与他人相比较，我才能经验到我自己的个体性，我才意识到我自己此在中不同于他人的东西。”[16]

由此可见，在有关自我意识这个重要问题上，狄尔泰与后期的胡塞尔存在分歧。这时胡塞尔在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中，充分肯定了自我这一环节，从而意向性结构可以说是一个稳定的三元组合：

自我——意识行为——意识内容

在狄尔泰那里，心理的结构有时是二元的，有时是三元的。因为自我意识在场或不在场，要随意识行为指向意识内容的性质和方式而定。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狄尔泰否定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论断，因为在狄尔泰看来，我思时我在并非总是自明的。

是否狄尔泰提供的论证驳倒了胡塞尔有关自我意识的学说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胡塞尔区分了“纯粹的自我”和“人格的自我”。只有通过我自己与他人相比较，我才能经验到我自己的个体性的我，在胡塞尔看来这是“人格的我”，而不是“纯粹自我”。人格的我是在与他人交往中形成的，我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与他人不同的个性。但是当我思时，我所附带地意识到的我，只是作为思的行为的执行者的我。此时并没有对作为前一意识行为的执行者的我与作为后一意识行为执行者的我是否同一的问题作出断言；举例来说，没有对在移情作用下以为自己是哈姆雷特的我，与在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在看戏的我是否是同一个我的问题作出断言。对于胡塞尔来讲，在此刻自明的只是那个作为思的行为的执行者的我，至于在一系列思的行为中的我是否是同一个我，或者说那个作为一系列思的行为的统调者的我，在胡塞尔看来，并非是自明的。因为，当胡塞尔说“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他所断定存在的我是在现象学意义上严格加以限定的。要之，当胡塞尔谈自我意识自明性时，他严格要求现象学的还原，而狄尔泰并不认为需要这样的现象学还原。胡塞尔关注的是先验的自我，狄尔泰关注的是经验的自我。在狄尔泰看来，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和社会的人，因此自我的存在是不能脱离历史、社会和自然的存在的。

尽管胡塞尔与狄尔泰有关自我意识的学说在哲学立场上存在如此严重的分歧，但并不影响他们分享某些共同观点。我以上已经谈到，狄尔泰主张，当意识行为意识到一个对象的时候，意识行为往往也附带地意识到自己。狄尔泰谈到，这好比当意识之光照亮对象的时候，同时也照亮自身。不过，此时对象是意识行为针对的，意识行为的“目光”注视对象，而不注视自身。意识内容出现在（摆在）意识目光面前（Vorgestellt），意识行为不是出现在（摆在）意识的目光面前。此时意识行为是被体认到（gewahrt）、体验到（erlebt）、内觉察到（innewerden），但不是作为一个对象被感知到的。狄尔泰不否认意识行为也能作为一种表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所把握的意识内容，例如当我们在反省中关注它的时候，当我们记忆它的时候，但是此时我们是在第二个行为中把握它，而不是在当下体验它，我们在第二个行为中把第一个行为当作内容来对待。为此，狄尔泰区分体验（Erleben）或内觉察（Innewerden）与内感知（innereWahrnehmung）。前者是在意识行为活动的当下自己体验到或内觉察到自己。后者虽然也发生在意识之内，但不是在当下，而是在随后一个把前一个意识行为当作对象来感知的行为中。狄尔泰写道：

“体验不是作为一种被感知到的东西或一种被表象的东西（einVorgestelltes）出现在我面前的，它不是被给予我们的，而是……通过我们对它的内觉察（innewerden）而为我们所存在的，我在它属于我的意义上直接拥有它。只有在思想中它才成为对象性的东西。”[17]

熟悉胡塞尔现象学的读者不难发现，狄尔泰以上论述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有关论述很相似。胡塞尔明确区分对对象的感知和对行为的体验。认识对象的方式主要是感知（Wahrnehmung），或者说是以感知为基础的，对行为的认识是通过体验达到的，或者说以体验为基础的。对对象的认识，不论是对实在的对象还是观念的对象的认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被意向行为指向的或针对的。但是我们在认识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不仅感知到对象，而且还体认到意识行为。因而对对象的认识和对意识行为的认识是两种不同方式的认识。当然意识行为也能被当作一种对象来加以认识，但是这不是在当下，而是在后来的反省的行为中，并且它必须以当下的体验为基础，只有首先体验到它，然而才能记住它，以及把它当作一种对象来感知和思考。

狄尔泰在描述了心理的基本结构之后，进一步描述“心理的结构关联”（PsychischerStrukturzusammenhang）。他是在“生活的结构关联”（StrukturzusammenhangdesLebens）这一总的标题下考察心理的结构关联的。在这一点上显示出狄尔泰与胡塞尔的重大差别。胡塞尔主张在纯粹意识范围内考察意识结构及其结构关联，并把悬置外部世界的存在判断作为区分他的先验现象学与布伦塔诺和狄尔泰等人的经验的描述心理学的重要标志。狄尔泰虽然在探讨意识的基本结构的时候主张，意识行为和意识内容是意识事实，而意识内容关涉的对象是否存在的问题不属意识事实的范围。意识事实这一概念有点像胡塞尔说所的纯粹现象，但他在探讨心理的结构关联的时候，明确地越出了意识的内在范围。在他看来，人的心理结构关联是与人的行动相结合的，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脱离人的生活就无法描述人的心理结构关联。把心理结构关联放在总的生活结构关联中考察，在狄尔泰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三种心理结构关联的方式

狄尔泰大致区分了三种心理结构关联的方式：

（1）共存的方式，

（2）相续的方式，

（3）目的论的整合的方式。

“共存的方式”指“认知”、“情感”、“意志”这三种心理活动以某种组合的方式的共存。

狄尔泰主张人的心理活动经常以共存的方式发生的。当一个人认知某物的时候，他常常伴随意志和情感。例如，一个人观察星象，怀着一个发现一颗新的小行星的目的，或带着某种欣赏和愉快的心情。狄尔泰主张，在这三种活动中，有的时候以认知的活动为主，有的时候以意志的活动为主，有的时候以情感的活动为主。他不像胡塞尔那样主张，情感活动必定以认知活动为基础。按照胡塞尔，人没有无缘无故的高兴和忧愁，我们总是因什么而高兴或忧愁。所以认知是情感的基础。狄尔泰谈到，人有时完全洋溢在喜乐的心情中，“仿佛一切生命关系、一切对象、一切我们之外的个体，都充满欢乐，都是为了被欣赏而存在和延续”。[18]在这种情况下情感压倒了一切，情感并不以认知为基础。狄尔泰在“描述的和分类的心理学”（1894）一文中主张，在认知、情感、意志这三种意识活动中，没有一种能单独存在，它们或者作为一个三元共存关联而存在，或者至少作为一个二元的共存关联而存在。在后来的一些文章中，他对这一论断表示出一定的怀疑。观念的联想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依赖于意志呢？是否存在单纯的（不伴随意志和认识活动的）情感呢？在他看来这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二种心理结构关联表现为心理活动的一种相续的方式。情感可能引起意志，意志可以引起认知，认知可能引起情感或意志。例如，我感受到疾病的痛苦，我立志做一个医生，我学习医学知识，我为能使病人康复而高兴。这种相续方式不仅表现在意志、情感、认知这三类心理活动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同一类心理活动中较为特殊的诸活动之间。拿认知类的心理活动来说，感知、记忆、判断、推论形成一个相续的认知的心理过程。拿意志类的心理活动来说，意图、选择、决心、手段的选用等构成同一个意志类心理活动的诸环节。这些环节是相续地发生的，但是这个过程统一的。狄尔泰谈到，即使这些环节在时间上有中断，中间参插着别的一些活动，但是这整个过程仍然可被视为一种以相续的方式发生的心理结构关联。他写道：“在从事一项认知活动时，我可能因一个新闻消息、一个来访者、或身体的不舒适而中断该过程；我可能过了很长时间又拾起中断的认知工作。然而，这些长期分割开来的认知经验又作为我的认知关联的诸部分而联结起来”。[19]每一特殊的认知过程，是以先前的认知过程为基础的，并构成一个日益增长的知识系统中的一个台阶。同样，一个愿望、一项计划，也是与另外的愿望和计划相关联，它们在一个相续的关联过程中日益整合为一种人生蓝图。

狄尔泰把第三种心理结构关联称为“生命的目的论的统一的结构关联”。人的认知、意志和情感的心理活动统一在人的总的生命活动中。人的生命是朝向一个目标的，是具有价值的。整个知识的系统是为生命的目的服务的。我们是为了人类生存的目的而认识世界和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喜怒哀乐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最根本的意志是人类生存的意志。在生命的目的论中我们可以发现知、情、意的统一性，可以发现精神科学的统一性，可以发现一切知识结构关联的统一性，可以发现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统一性。这样，狄尔泰归根结底把他的精神科学、诠释学和描述的心理学建立在他的生命哲学的基础之上。为了防止别人误解他的生命的目的论，他特别强调，这并不意味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生命目的，并不是说生命的目的是由上帝制定的，或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是对所有的人都相同的。“这一结构关联并不制定出确定的目的；它仅仅包含对目的之追求。”[20]然而，尽管这种对目的追求的内容或理念是随着每一个人的性格和气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但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在世界观的谱系中透显出一种合目的性的追求，显露生命的意义、价值的展开和实现的方向。于是我们看到，狄尔泰一方面主张诠释要立足于体验的直观，另一方面又主张体验的直观要依从生命统一的历史目的论的诠释。

狄尔泰哲学遗留的问题及其影响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狄尔泰哲学思想的基本思路。狄尔泰致力于研究“知识的结构关联”（StrukturzusammenhangdesWissens）、“心理的结构关联”（PsychischerStrukturzusammenhang）、“生活的结构关联”（StrukturzusammenhangdesLebens）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知识的结构关联”中狄尔泰区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他认为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说明自然，精神科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心灵的生活。对自然的说明必须立足于自然现象的观察，因而实证的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要理解人的心灵生活，需要通过诠释，而诠释的基础在于体验。于是知识结构关联问题就与心理结构关联问题联系起来。由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是通过我们的感官实现的，我们的感性经验（外在经验）构成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结构关联的基础。而对人的心灵生活的理解的基础是体验（内在经验），体验（内在经验）则构成精神科学的知识结构关联的基础。现在，要弄清楚外在经验与内在经验的关系，要弄清楚外在经验和内在经验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就必须研究心理的结构关联，而研究心理的结构关联是“描述的心理学”的任务。狄尔泰描述了一种基本的心理结构和三种心理的结构关联。他注意到人的心理活动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与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意识行为指向外部世界，人的知、情、意的意识行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结合在一起。人的生活的蓝图和生活的目的论把人的心理结构关联与人的生活结构关联结合在一起。人的生命（生活）是人的感性经验和内在体验的统一体，是心理和物理的统一体，是人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体，是人的个体性与社会的统一体，是人的现实性和历史性的统一体。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就是人的生活及其结构关联。

我们在这里不免发现狄尔泰思想中的一个循环，狄尔泰的哲学运思确确实实是在他所坚持的两条看似矛盾的基本原理之间游弋：

（1）人是历史的和社会的人，精神科学和人的世界观是在社会历史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

（2）认识的普遍有效的可能性在于以体验为根据的意识事实。

这第一条原理是狄尔泰从历史主义学派中继承下来的。狄尔泰认为这条原理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如何能够避免由这第一条原理可能引申出来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结论。狄尔泰的补救办法是援引“意识事实”，即援引第二条原理，设法使认识的普遍有效的可能性得到保证。然而，当狄尔泰对意识事实、对体验进行考察时，他又注意到意识事实（体验）处在心理结构的关联中，是与人的生活相关联的，而人生活在历史和社会的世界中，在社会历史的条件下形成的世界观又势必对人的体验（意识事实）产生影响。这样狄尔泰又回到了他的第一条原理。

那么狄尔泰会不会接受胡塞尔的批评，放弃历史意识，以先验的现象学来改造他的描述的心理学呢？我想不会。因为狄尔泰已经看到，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的现象学所犯的错误比他的认证上的循环及其相对主义的嫌疑更加致命。狄尔泰坚持人的认识的历史性，他始终不愿承认这种历史的观点势必导致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如何克服狄尔泰在哲学论证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是狄尔泰留给后世哲学家的任务，是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哲学家开创哲学研究新道路的动力。

胡塞尔在晚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又再一次考虑狄尔泰有关精神科学与生活和历史的关系的观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和“历史的目的论的诠释方法”的论题显然是受到了狄尔泰的影响。胡塞尔自己是否能把这两个论题与他的先验现象学协调起来呢？在《危机》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中还找不到他的最终答案。普遍有效的认识和解释的可能性与历史和生活世界的关系问题同样是胡塞尔留给后世哲学家的探讨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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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dmund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Psychologie（现象学的心理学），（VorlesungenSommersemester1925），HusserlianaBandIX，MartinusNijhoff，1962，S.34-35.

[2]WilhelmDilthey，StudienzurGrundlegungder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基础研究),GesammelteSchriften,Band7（狄尔泰全集，第7卷，以下简称GS.Bd.7）(Stuttgart:B.G.Teubner,1968),S.14。

[3]E.Husserl，PhilosophiealsstrengeWissenschaft（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hg.vonWilhelmSzilasi，FrankfurtamMain1965，S.51。

[4]同上，第53页。

[5]参见"DerBriefwechselDiltheyundHusserl"（狄尔泰和胡塞尔信件交往），ed.WalterBiemel,ManandWorld1(1968):428-446。

[6]施皮格柏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北京，第172页。

[7]W.Dilthey，“DieTatsachendesBewußtseins”（“BreslanerAusarbeitung”）（um1880），inTextezurKritikderhistorischenVernunft（历史理性批判文本），SammlungVandenhoeck，1983，S.97。

[8]同上，第93页。

[9]Dilthey，GS.Bd.7，S.324.

[10]Dilthey，GS.Bd.7，S.328.

[11]Dilthey，GS.Bd.7，S.16.

[12]W.Dilthey，TextezurKritikderhistorischenVernunft（历史理性批判文本），SammlungVandenhoeck，1983，S.92。

[13]E.Husserl，EinleitungindieLogikundErkenntnistheorie.Vorlesungen(1906/07)（逻辑和认识论导论，1906/07年讲稿,HusserlianaBd.XXIV,BenHaag:Nijhoff1984。

[14]胡塞尔有关自我的学说在《逻辑研究》中和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中有所不同。在后一本书中，胡塞尔写道：“但是只就直接的、可明证论断的本质特性及其与纯粹意识被共同给与而言，我们将把纯粹自我当作一种现象学的材料，而一切超出此界限的与自我有关的理论都应加以排除”。并且还特意加了一个注指明：“在《逻辑研究》中有关纯粹自我的问题上我采取了一种怀疑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随着我的研究的进展不能加以坚持了。”引自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2页。

[15]Dilthey，GS.Bd.7，S.21.

[16]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引自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75页。

[17]Dilthey，GS.Bd.6，S.313.

[18]Dilthey，GS.Bd.7，S.48.

[19]Dilthey，GS.Bd.7，S.36.

[20]Dilthey，GS.Bd.7，S.329－30.

心理结构及其结构关联性

描述心理学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描述心理结构和心理结构关联（DerpsychischeStrukturzusammenhang）。狄尔泰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具有一种基本的结构和三种基本的结构关联。狄尔泰的这一学说有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吸取的东西，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后者主要表现在有关心理结构关联的学说中。

狄尔泰认为，每一时刻的心理活动都包含行为（Akt）和内容（Inhalt）两个方面：看就有所看，听就有所听，思就有所思。这两个方面总是结合在一起。这一意识行为和意识内容之间的相关联系的结构被狄尔泰称为心理的基本结构。这也就是布伦塔诺和胡塞尔说所的心理现象的意向性结构。在这个基本观点上狄尔泰与胡塞尔之间没有分歧，甚至意识的“行为”和“内容”这两个术语也是从胡塞尔那里吸纳过来的。

描述范文篇7

关键词：小学作文；表达效率；精准描述

小学作文教学主要存在两大难题：一是无话可说。这一难题早已引起学者和教师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有效有用的教改方案。二是小学生写作时精准描述能力不足。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学生懂得写什么，但把握不住写多少、怎么写、怎样写好。下面，我根据多年小学作文教学经验，分别从低年级读写教学夯实基础、中高年级分段教学计划进阶提升以及课外扩展写作边界三个方面，对如何提升精准描述能力进行简要解析。

一、加强低年级阅读教学是提升学生精准描述能力的基础

1．阅读教学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的重要抓手。大多数低年级学生知识库中所存字词有限，故而小学一二年级是培养孩子表达和思维能力的关键时期。在低年级阅读教学中，教师除了完成基础知识的教授外，还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认知能力、说话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分析、思考、判断、推理能力，为以后的作文教学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教学实践中，解析一段阅读内容时，不仅要让学生明白文字所表达的含义，更要懂得经典文字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产生的精准描述效果。2．重视说话训练。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敢说、会说，要给学生提供说话的机会，精心设计说话内容，鼓励学生大胆说话并充分表达。教学初期，教师要消除孩子说话时的羞怯和恐惧心理，用符合孩子年龄和心理的语言表述鼓励孩子说话。说话能力的培养要渗透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中，既要重视学生看图说话讲故事的专项教学，更要积累日常交流中的习惯用语。3．强化写句写段练习。写句写段是小学作文的基本功。经过一年级上半学期的学习，学生初步掌握了汉语拼音，具备了书面作文的基本条件。教师要着手让学生进行写句训练，每日借助拼音清楚地表达一句话，并设计家庭作业“每日一练”，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在作文教学中，教师要坚持批改、点评、鼓励，让孩子从小形成良好的表情达意能力和积极的作文态度。进入二年级再进行连句成段训练，让学生用几句话表述一段完整的意思。学生写好句子和段落，作文就会水到渠成。这是一个艰难费心的过程，教师要将阅读与写作融为一体，扎实有效地做好基础性工作，促进学生精准描述能力不断提升。4．营造班级普通话氛围。目前，农村适龄儿童进入学习环境后普通话不标准现象仍较为普遍，教师必须坚持说普通话，用普通话教学。要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上用普通话发言，在课间也要用普通话交流。学生在长期的普通话交流中形成用普通话表述的思维模式，具备了良好的语感，表述时自然有话可说。为了更好地营造班级普通话氛围，让学生乐意用普通话交流，教师除了抓好常规的普通话教学以外，还要精心设计诵读比赛、故事会等学生喜欢的活动，营造良好的语感氛围。

二、中高年级作文教学是提升精准描述能力的关键

1．精心编订作文计划。编订作文计划是学生写好作文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单元作文训练对作文写什么、如何写有明确要求，即便这样，教师仍然需要精心备课，做好预设，对作文要求做详细的分析，对选材写法做基本的规定和要求。教师要精心选择范文，朗读分析点评，启发引导学生开拓写作思路，必要时可以亲自动手写“下水文”，用范例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2．安排再教设计。再教设计是小学作文教学的大胆创新。同一个题目的作文可以在小学阶段不同年级多次写、反复写，但作文要求要不断提高。教师要做教学中的有心人，保存好学生的旧作文，分析比对作文前后的差别并及时进行点评，使作文教学既有横向的评价又有纵向的对比。学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事物的认识不同，作文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文字表述能力也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对人事的感受和认知会逐渐深刻。如《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激烈的拔河比赛》等题目，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对“有意义”和“激烈”的感受也会逐渐加深。教师可以组织主题作文教学活动，活动后学生的感受会更真切，也可以在学生参加完活动后趁热打铁完成作文。3．重视点评激趣提升。作文评讲具备两大功能：一是指出作文的不足和主要问题，这是必需但不是主旨；二是说明整体完成状况，突出个体作文的优点、闪光点，这是教者必须下功夫花心思的。作文评讲的方法很多，但教者要重点针对学生作文中的错误描述进行讲评：一要“解剖麻雀”分析错因，可以选择中等偏上的作文进行分析，个别句子可做范例让学生进行改错句训练；二要横向比较分析错因，用两个句子前后对照分析错因，指出错误的根本原因；三要反复修改强化理解，让学生在自己作文中找错句子，组织“我是小小啄木鸟”活动；四是加强引导形成文风，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更是一个形成语言风格和表达特色的过程。作文评讲是作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作文评讲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语言技巧，增强驾驭语言的能力，对有效提升学生精准描述能力有很大促进作用。

三、拓展延伸是解决精准描述能力不足问题的有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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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实验是医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和手段，在人类疾病的调查和防治研究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目前，国内外公认实验动物质量的标准化与否直接影响着科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实验动物水平应当与科学研究的水平相匹配。因此，人们愈来愈重视实验动物的标准化问题。但是，医学研究论文中对实验动物应用状况的描述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描述的状况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实验动物应用的情况，也反映了科研论文的规范化程度［1］，并进而影响论文的质量和交流。作者通过对《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中华病理学杂志》、《中华肿瘤杂志》、《中国病理生理杂志》、《中国应用生理杂志》、《解放军医学杂志》、《第三军医大学学报》和《第四军医大学学报》1991～1996年各期刊载的呼吸系统疾病论文为例进行调查，并随机抽检了《RespirationPhysiology》、《EuropeanRespiratoryJournal》、《AmericanReviewofRespiratoryDisease》及《AmericanJournalofRespiratoryandCriticalCareMedicine》中应用实验动物的文章。填写问卷，依文献计量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1.10种杂志文献中呼吸疾病所占数量有明显差异，平均占总量的12.93%。其中《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中呼吸疾病占80.31%，《中华内科杂志》中占11.57%，《中华肿瘤杂志》中占10.11%，《中国病理生理杂志》中占9.55%，比例较高。《中华病理学杂志》中占7.96%，《中华医学杂志》中占4.81%。《中国应用生理杂志》中占5.54%。而《第三军医大学学报》中占3.73%，《解放军医学杂志》中占2.31%，《第四军医大学学报》中占2.53%，比例较小。

2.约有1/4的研究论文是通过动物实验进行研究工作的，几乎涉及呼吸系统的各种疾病，主要以阻塞性肺气肿、肺原性心脏病、支气管哮喘、呼吸衰竭、肺癌为主。几种杂志不平衡，《中国病理生理杂志》所占比例高达75.25%，《中国应用生理杂志》所占70.27%，比例较高，《第四军医大学学报》为62.07%，《第三军医大学学报》为48.00%，《中华医学杂志》为32.76%，《解放军医学杂志》为18.52%，《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为13.15%。而《中华内科杂志》和《中华肿瘤杂志》较少，分别为7.74%和8.60%。这与各杂志刊文的侧重点有关。

3.理想的动物模型应是规范化的，能够准确地重复再现。为此，应严格控制影响因素，力求一致性。影响复制的因素可分为两大类：动物因素和环境因素。动物因素包括遗传因素、性别、年龄、疾病因素。环境因素包括营养、气候、理化、居住因素。因此，研究论文中对这些因素均应描述。调查中发现文章标题作为研究核心，有39.08%的文章没有注明实验动物的种名，有些文章应用了不规范的俗名，如“大白鼠”、“小白鼠”等。24.43%的文章没有交代实验动物的品系、品种。57.47%的文章既不记叙实验动物的来源，也不交代其遗传背景。性别、年龄和体重因素，分别有31.32%、99.13%和13.79%的文章无记叙。一些文章实验动物的数目偏少，不足以达到统计学的要求。有11.78%的文章甚至未提实验动物的数目。当然，近交系动物可以突破统计学上的要求，但也必须满足一定的数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4.动物实验的条件：98.56%的文章根本不提及饲养方式，99.14%的文章对实验环境未记叙，仅有1篇文章(占0.29%)提到了实验动物的合格证。有5篇文章是应用裸鼠进行的实验，其中仅1篇提及动物实验条件。

5.动物实验的处理方式：为不影响实验结果和操作者安全，以及减少动物模型处理因素的干扰作用，对实验动物进行恰当处理是必要的。调查中发现，57.76%的文章未记述麻醉剂，72.41%的文章未记述处死方式。有较多的文章写着“处死后……”，但未谈如何处死。有86.78%的文章叙述了施加实验因素时所采用的方式，有61.49%的文章记述了所用动物模型的制法或依据，考虑到了采用不同的模型处理的结果会完全不同，如何实施实验因素的方式是应当记叙的，但该调查中发现竟有13.22%的文章未谈及。

6.动物实验设计的问题：动物实验设计也应当参照并遵守临床实验设计的三大原则［2］：随机化、重复、对照。根据实验动物的情况，有时还应当在最后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调查发现，45.40%的实验未随机分组，19.54%的实验未设对照，全部文章均未使用双盲法或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因此，在实验设计上尚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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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计意见财务危机预警信息含量Logistic回归模型

审计意见作为企业经营状况的指示灯，能够从其独特的视角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关于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研究，国外开始的比较早，相关文献表明，审计意见在财务危机预警中的作用尚无定论。与国外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我国学者对审计意见在财务危机预警中是否具有信息含量研究的结论也不一致。

研究设计

审计意见的分类。本文在研究时，审计意见的划分为标准审计意见（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除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之外的其他审计意见）两类。

财务危机的界定。本文在研究时，采用两种较为常见的财务危机标志事件选择方法并比较这两种选择方法在财务危机预警中作用的异同。取值规则（FDA，FinancialDistressAffair）如下：

研究假设。国内一些学者关注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基本着重于考察审计意见在股票市场上的市场反应，而没有对审计意见能否预测财务危机给予正面回答。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财务危机公司获得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要大于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

H2：加入审计意见的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高于未加入审计意见模型的预测能力。

H3：离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时间越短，预测精度就越高。

H4：对财务危机的不同界定方法（FAD1和FAD2）对模型的预测正确率有显著影响。

本文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选取1998～2006年度的所有亏损上市公司和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ST的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统计分析的研究样本。

实证研究

（一）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描述性统计

按照以上审计意见分类标准和财务危机的界定方法，本文对1998-200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披露的审计意见作了描述性统计，具体结果如表1。

为了更好地反映不同类型公司在不同年度的审计意见，按照本文的划分方法（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得到1999-2006年上市公司审计意见如图1、图2所示。

从表1、图1、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亏损公司和ST公司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均显著大于所有上市公司，也可以说，所有上市公司获得的标准审计意见显著大于亏损公司和ST公司，所以H1成立。

第二，从时间序列上来看，ST公司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要大于亏损公司，或者可以说，亏损公司出具的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要大于ST公司。

（二）预测审计意见类型的Logistic回归

1.样本选取与设计。选择2006年度被ST的上市公司50家，同时选择与ST公司处于同一行业，资产规模相近、上市时间相近的50家公司作为配对公司（记作SAMPLE1），然后选取ST公司前一年和前两年的数据分别建立模型。

选择2006年度亏损上市公司50家，同时选择与亏损公司处于同一行业，资产规模相近、上市时间相近的50家公司作为配对公司（记作SAMPLE2），然后选取亏损公司前一年和前两年的数据分别建立模型。

2.模型设计。本文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进行研究。为了比较两种财务危机的界定方法（FDA1和FDA2）对回归模型的影响，本文将以这两种划分标志分别建立模型，并且比较它们的预测效果；此外，由于本文的侧重点在于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研究，所以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建立复杂的财务预警模型上，最终本文从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短期偿债能力、长期偿债能力、增长能力和资产利用能力等方面考虑，最终确定以下变量：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比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分别用X1，X2，X3，X4表示，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

理性的管理者往往希望通过以前年度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类型，结合其他重要会计信息来合理预测本年度公司的情况，所以，我们把在2006年被ST（或亏损）公司记为i年，因此i-1（2005），i-2（2004年）分别表示陷入财务困境前一年、前两年。

未加入审计意见模型，

其中，

其中，i=1，2，分别表示i-1和i-2年；P表示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对于ST（或亏损）公司，Yi取1，否则取0，根据所得到的Logistic方程，以0.5为最佳判定点对原始数据进行判定，若P>0.5，则判定该样本为财务危机的公司，否则为正常公司。

加入审计意见X5建立新模型。在原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审计意见这一指标，用X5表示。

建立的新模型如下：

3.预测模型及结果分析。为考察以上模型的预测效果，我们把样本SAMPLE1中的3/5作为估计样本，共60家，其中ST公司和匹配公司各30家；其余的2/5作为预测样本，共40家，其中ST公司和匹配公司各20家；此外，我们把样本SAMPLE2中的3/5作为估计样本，共60家，其中亏损公司和匹配公司各30家；其余的2/5作为预测样本，共40家，其中亏损公司和匹配公司各20家，通过估计样本数据，分别建立预测模型。

由表2可得：无论采取哪种界定财务危机的方法，加入审计意见后，模型的预测正确率都会大大提高，也就证明了审计意见具有增量信息含量，从而证明H2成立。离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时间越短，预测精度就越高。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综合模型的预测正确率要大于2005所对应的综合模型。从而证明H3成立。财务危机的界定方法对模型的影响不大，所以H4不成立。

结论

本文通过对1998～200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披露的审计意见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财务危机公司（亏损公司和ST公司）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均显著大于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从时间序列上来看，ST公司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要大于亏损公司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审计意见在财务预警中具有信息含量，即加入审计意见后，提高了预测正确率。

参考文献：

1.陈梅花.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证据[D].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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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使竞争愈演愈烈，国别界限消失，消费者的需求愈来愈多样化，市场上有数不尽的产品和品牌。这种情况，采取正确的市场技术是厂商或者商家在这种艰难的市场上生存下去，并确保增长的关键。另外，各种广告（如电视、电台）促销被广泛使用以便吸引消费者，促销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总首先结了众多学者对消费者促销从不同的标准来对促销所作的常见的几种分类：一是从货币性和非货币性或者心理层面上来划分，Gedenk，Neslin，&Ailawadi（2006）将促销分为价格促销（优惠券，返现，折扣，优惠装等）和非价格促销（免费样品，赠品，抽奖，事件以及展示等），其中非价格促销又被分类为支持性非价格促销（如展示，销售点宣传材料等）和“真正的”非价格促销（免费样品，赠品，抽奖，事件等）；二是根据根据成本/利益原则来划分，Gilbert&Jackaria（2002）把促销分类为“价值增加”（ValueIncreasing）促销和“价值附加”（ValueAdding）促销，前者包括优惠券促销和特价促销等，后者包括竞赛活动促销、抽奖促销、样品赠送、购买点陈列（PointofPurchaseDisplay）、展销（Demonstration）、忠诚卡（LoyaltyCards）等；三是从从是否能建立消费者忠诚来看，Kotler（1998）把促销分为可以建立消费者忠诚和不会建立消费者忠诚两类，前者除了提供促销价值外，更包括与销售相关的信息，如样品、包含销售信息的折价券、与产品有关的赠品，后者如特价包、与产品无关的赠品、抽奖、竞赛、交易折让等；四是以期望理论中的描述理论为基础（从描述的角度对促销进行分类）来进行分类，Diamond&Johnson（1990）将促销方式分成获得（Gain）和损失的减少（ReducedLosses）。并提出，一般来说货币促销对应损失的减少，非货币促销对应获得。如非货币促销买A送B（A为购买的主产品，B为搭配品），是属于额外获得（gain），而本质相同的另一种货币促销例如A和B同时购买原价多少钱，现价只要多少，这种是损失减少（ReducedLosses）；最后一种是根据促销所提供给消费者的利益类型来划分，在Chandon（2000）把促销利益分为享乐型利益和功利型利益两大类基础上，郝辽钢（2008）把促销分为四类——高实用性利益+高享乐性利益（如样品赠送促销、联合促销）、高实用性利益+低享乐性利益（如特价促销、优惠券促销、特惠包装促销）、低实用性利益+高享乐性利益（如赠礼促销、竞赛活动促销）、低实用性利益+低享乐性利益（如抽奖促销）。

二、从描述的角度对促销进行的分类

在以上众多分类中，其中一个很重要但是却没有在研究和实践中被关注的一种分类方法是以Diamond&Johnson（1990）从信息描述的角度对促销进行的分类，也就是促销可以被分类为获得描述和减少损失描述两类。他们指出有许多方法来说明一个给定的促销将被描述成单独的获得还是减少损失。首先Thaler（1985）使用汽车行业中的返现促销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促销可以被感知为是单独的获得而不仅仅是减少了购买价格，用Thaler的话来说，消费者对于返现会建立一个单独的“心理账户”，返现和价格是分离开来的，所以消费者会把返现看成是一个单独的获得，而不是和价格合并计算而认为是减少了价格支付。他还提出，一个等值的折扣带来的节省应当是被看成减少损失而不是获得。但是他没有检验这个假设。

另外，Thaler&Johnson（1986）提出，根据享乐法则，一个利得是和损失分离开来还是和损失整合到一起决定于哪种形式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快乐。因为促销在较大的损失（购买价格）背景下是一个小的利得，根据Thale的“银衬里”法则，一个小的利得应当和较大的损失分离开来，所以大部分的促销应当被描述成获得而不是减少损失，这样才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感知利益。但是这个法则的使用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促销。

再者，根据“成本/利益原则”，决策者有动力去选择投入最小而得到最大满意的解决方案。根据“成本/利益”方法来推断促销如何被描述取决于在不同情况下把利得和损失整合到一起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如果与购买相关的属性以不同的度量标准表达时，把这些多重属性整合到一起会更加困难，把这个观点应用到促销领域，Diamond&Johnson（1990）以此推断说当促销的呈现形式与价格息信具有同一度量标准，这个促销会更加容易和价格整合到一起，这时促销将被描述成减少损失。相反，当促销出现的形式不是货币度量单位时，将促销和价格整合到一起将非常困难，消费者不会花费努力去把这种非同一度量标准的促销和支付的价格合并计算，这种促销将会被描述成获得。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Diamond&Johnson（1990）还让受试者按照7刻度李克量表（1代表“使我感觉我比正常情况下损失更少”到7代表“使我感觉我得到了额外的东西”）对货币促销和非货币促销进行评价。如果促销被消费者认为是描述成获得，那么其得分就较高，反之亦然。结果显示参与者对非货币促销（包括额外数量的同一产品和赠品）的感知比对货币促销的感知更觉得是一种获得。受试者对促销的评价支持了基于描述对促销进行的分类，受试者倾向于把非货币促销认为是获得，把货币促销认为是减少损失。

使用折扣时其实是对价格的强调，使消费者把诱因和他们需要支付的价格联系起来进行评价（相对和定量的推理），赠品使消费者的注意点从价格上转移开来（绝对和定性的推理）。因为价格和赠品之间无法比较的特性，与价格折扣相比，赠品很难并且需要投入很大的努力来参照价格进行评估。而价格折扣是和产品的价格一样是用货币单位来表达的，所以不需要太多的努力来进行评估。折扣减少了消费者需要为产品所付的价格，被感知为是减少了花费（Nunes&Park，2003）。然而在免费赠品的促销中，即便是赠品的价值和折扣的价值一样大，但是由于赠品没有减少消费者购买产品所付的价格，一般认为是给顾客提供价值上的提升、利益的增加，因此被感知成是一种获得。

这种分类和管理者使用的一些促销分类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支持了Thaler的提议。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存在矛盾的地方，Thaler假设返现如果被暂时和购买价格分离开来的话，将被描述成单独的获得，而Diamond&Johnson（1990）提出受试者把货币形式的返现认为是减少损失，对于返现的分类却和Thaler的不同。Diamond&Johnson（1990）给出的解释是可能由于消费者越来越熟悉这种促销，或者是在实践中商家经常把价格表述为“返现后价格”。作者同时也提出，有其他因素可能影响促销的描述，如是否有其它品牌同时在进行促销也会影响特定促销被描述成获得还是减少损失。另外促销呈现的各种方面都可能影响促销被感知成获得或者是减少损失。当促销的细节和背景更详细被描绘时，把返现描述成获得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三、同一货币促销同样可以被分类为获得和减少损失

消费品（ConsumerProduct）公司几乎四分之一的营销预算都用在了消费者促销上（ConsumerPromotions）（Ragh-ubir，Inman&Grande，2004）。价格折扣是实际应用中最为普遍的一种促销形式，价格折扣的效果是可观察到并可以测量的，价格折扣对一个品牌提供了宣传，使品牌在商店里显得更为突出，鼓励消费者在品牌考虑范围内优先选择这个品牌。

另外优惠券（Coupons）的发放从1998年的大约2490亿美元的面值增长到2009年的3670亿美元，11年间增长了47.4%（注：该数据由CouponTrends2010上的资料整理得出），在美国，很多年以来，优惠券在促销和产品购买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同时如果说优惠券是20世纪70年代比较流行的促销方式，那么现金返现的使用在20世纪80年代显著增长。可见货币促销在实践中被广泛地使用。

而Diamond&Johnson（1990）对于从描述的角度对促销的分类只是对不同类型的促销，也就是货币促销和非货币促销之间进行描述分类，然而从前面Thaler（1985）的观点可以看出，即使是同一货币促销，也会被描述成获得或者是减少损失，如Thaler假设返现如果被暂时和购买价格分离开来的话，将被描述成单独的获得。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类促销（如货币促销），根据促销和价格是否分属于不同的心理账户（Thaler，1985），也可以被分类为获得和减少损失。另外，即使是价格折扣也能够被描述成提供额外的获得或者被描述成减少损失（花费）。例如，沃尔玛的广告标语是“天天平价，始终如一”，Meijer的口号是“为什么要付更多？（WhyPayMore?）”。不同的信息描述促使消费者进行不同的信息处理。“少付”（PayLess）可能诱使消费者处理购买的花费方面，而“节省更多”诱使消费者关注于从价格促销中能获得什么（Xia&Monroe，2009）。

那么公司如何才能诱使消费者感知价格促销是获得了X数额而不是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付同样的X数额？公司用多种促销工具来对此进行调节。返现是其中一个工具。例如，消费者购买15000美元一辆的汽车时，公司通过购买后邮寄给消费者500美元的支票，使消费者认为这是500美元的获得。如果仅仅是在购买时减价500美元，消费者就不会认为这是一种获得，而减少了支付。从心理上来说，14500的价格和15000美元的价格没有多大不同，而500美元的返现与什么也没得到相比较来说，更像是一大笔钱，会被消费者认为是一种额外的获得。

所以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不但非货币促销和货币促销可以分别被描述成获得和减少损失，而且即使是同一个货币促销，通过不同的描述也可被分类为获得和减少损失，这种分类对于影响消费者的感知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描述视角分类下促销的不同效果

Kahneman&Tversky（1979）的研究表明当选项被描述成获得的时候，主体对选项的选择和判断相比这些选项被描述成减少损失时有很大的不同。促销被感知为单独的获得时（而不是减少损失）更可能被看成是购买产品得到的奖赏或者回报，因此，非货币促销将是比较有效的强化条件，通过操作性条件作用（Peter&Nord，1982），非货币促销在增加购买率上更有效。Thaler（1985）指出促销被描述成获得的时候，得到的利益是和原购买价格分离开来的，然而促销被描述成减少损失时，促销仅仅被看成是减少了初始购买价格。他用期望理论的价值曲线推断说促销被描述成单独的获得应当比被描述成减少损失能带来更高的感知价值。

然而，对于获得和减少损失两种分类的促销有效的问题，同样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例如Kramer&Kim（2006），Kim&Kramer（2007）的研究中把优惠券描述成得到一定比例的折扣（作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把此称为获得描述）和把优惠券描述成避免多支付这么比例的价格（作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把此称为减少损失），但是这两个研究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来探讨，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

Kramer&Kim（2006）从新奇性的角度来对上述两种描述的效果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如果消费者本来把优惠券看成是一种获得，然而在厂商的实际应用中，呈现出来的是减少花费，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就会感觉这种促销时具有新奇性，这种刺激下，增加了消费者处理信息的深度。Kramer&Kim（2006）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消费者被激励用系统性（相对启发式）的方式去处理信息时，更会购买折扣产品，因为深入的思考产生更精确的折扣感知。所以消费者固有对优惠券的看法和呈现出的方式不相符时，就会促使消费者深入处理信息，从而导致更好的交易感知，因为消费者更精确地评估了优惠券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本来把优惠券看成是一种获得，那么信息以减少损失的形式描述时，消费者对促销的评价更高。然而，从处理信息的流畅性来说，Kim&Kramer（2007）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顾客通常对优惠券的看法和优惠券的呈现方式相匹配将会带来信息处理过程的流畅。由匹配带来的处理过程流畅将引致更高的价值感知，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本来把优惠券看成是一种获得，那么信息以获得形式描述时，消费者对于交易的感知更满意，感知节省更多，利用这个价格促销的意愿更加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