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范文10篇

马列主义范文篇1

在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这样写到：在客观历史进行中，环境创造人，人又创造环境。而重视学习是人创造环境的重要体现。我党始终把学习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我们的党是非常重视学习的，所以他是富有希望、具有强劲生命活力的政党；正因为他是善于学习的政党，所以他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列，在开拓创新中不断发展。从1921到如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90年得风风雨雨，在执政六十二年和改革开放三十二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在不断学习勤奋好学的优良传统，探索着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理论相结合的重大课题。正是由于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由一个几十人发张到几十万人的政党，由一个弱小、幼稚不断走向成熟，带领亿万中国人民，不断开拓创新，实现无数个新突破，取得了长远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在实践学习中不断发展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各项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作出正确的决定，他指出在“当前出现的问题和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时，我们党总是要不断学习的学，我们共产党人更是要不断学习的,我们中国人民必须得不断学习”，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还是要造成一种不断学习的氛围，这也是我们共产党的重要作风，也是我们党不断发展下去的良好作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获得不断发展后，同志提出要求“全党同志必须不断地坚持、加强、改善学习，做到我们的学习源于实践，在实践当中不断的提升”。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同志特别提出“全党要重视、善于学习，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我们的国情，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自身的水平。在我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观点。”不断提升自身学习水平。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发展前一代领导人不断学习思想，使学习的氛围在党内不断深入。这主要体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业务学习,带动全党和全民的学习”。十七大将学习提升到社会层次并提出“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我们要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政党”。至此，党的学习事业不仅有了不断提升的目标，即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这正是马列主义在客观历史进行中，环境创造人，人又创造环境的重要体现，正是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学习才去的现在的成就，证充分说明在创建学习型的政党的政策目标是马列主义观点的集中体现。

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样写到：一切社会制度，社会形态都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无穷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没有永恒的社会制度和形态，社会制度的发迹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社会关系要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从旧社会的基础中成熟，在它们的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社会形态是不会灭亡的。与时俱进正体现这一思想。我们党历来强调学习要创新、要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是以马克思列宁主要为依据根据中国实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自己，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强大的精神支持，我们党才形成了如此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在马列主义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是在创新中保持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党的发张过程中无论是，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还是日常工作事务，我们党总是善于自身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根据实践不断强调自身的学习，在实践中提出新的理论。党从诞生之日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坚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数次发展跨越”，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并提出新的思想和观点。每一次新思想的提出，都不断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文化水平和素质，保持了党的先进性，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使全体党员以创新的姿态，以与时俱进的风貌，体现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面前，从而增强了党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正是马列主义：没有永恒的社会制度和形态，社会制度的发迹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社会关系要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从旧社会的基础中成熟，在它们的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社会形态是不会灭亡的。与时俱进思想的重要体现。

马列主义范文篇2

一、目前史学研究状况需要回顾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学从总况说大体可分为传统史学（《史记》至《清史稿》）、近代史学（即马列主义史学，以下不再逐一注明。其标志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至建国前）两大类或两大阶段。二者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每大段内的历史分期与历代史学家之间也是继承和发展关系。纪传体的“二十五史”，历二千多年形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近代中国史学是20世纪30年代后才形成的，也取得了世人瞻目的成就。

1.史学研究现状需要再次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

1978年改革开放后，老、中、青史学家在对“”进行“反思”中奋起，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史学中，相继出版了各类题材的史学论著。仅以古代史或通史说（依时间顺序），就有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79年）、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82年）、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通史，2001年）、周一良等主编的《新编中国通史》（2001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2004年）、傅衣凌主编的《中国历史》（2006年）、晁福林主编的《中国古代史》（2007年）、《中国史稿》编写组修改出版的《中国史稿》、蔡美彪续主编的《中国通史》五至十二册（2008年出完）、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中国通史•断代史系列》等；各大学编写的古代史、通史或简史；通俗性的戏说、细说、图说、正说、论坛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中国史版本，不下四五十种。从影响大、采用多的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或通史）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编写的，基本上多沿袭《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体例，“编”或“章”中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1990年后的史书则多以断代的先秦、秦汉等相称，没有了前者的“三种社会形态”术语。《原始社会》被“远古”、“上古”、“中华远古”、部族、“史前”等所取代。《封建社会》被“西周”、“战国”等所取代。其诸多原因中，怕“回避”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分期的争论是主要的。有的则是对马列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产生怀疑，甚至否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少数史学专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与“近代中国史学”的所谓“创新”。如以“新科学”的《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称：“大约在五万年以前，一批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具有高度的智慧。当他们发现地球引力等因素不适合他们居住时，他们选择了地球上精力旺盛和智力较高的雌猿，注入了太空人的基因进行杂交，这便产生了地球上的人类。”①编者的话称赞曰：“李卫东博士的这本书，‘改写了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揭示了地球文明的所有谜案’。”②

彻底推翻了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使猿变成人”的科学理论。《中国历史通论》云：“所谓‘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曾一度热闹非凡，今日看来连它的前提都摇摇欲坠。而所谓‘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即自秦以来的历史分期，至今少有人问津。‘封建’一竿子到底，一盆‘专制主义’浆糊，贴上‘加强’、‘进一步加强’标签，就可解决一切。现行‘通史’教材，读来无味，就因读不出异同变化。每朝每代都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四块，初期休养生息———中期危机加深———末期农民起义三段论，一副面孔，一个模式，像翻烧饼那样单调无味。”③我们在有关论文中，或在有的学术会议上，也能见到或听到与此类似的意见，甚至还有比这些更为尖锐的批评。武汉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联合发起再次举行“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适时的。1999年戴逸先生在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写的《总序》中说：“第四代史学家是在‘’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经过十年‘’，历史学从废墟中走出来，发展很快。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史学处于重新探索阶段”，“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史学理论体系。”④其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反思，探索答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发展的学说”，“只有吸收全人类文化成果中的营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各种学术流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史学才能发展，才会有生命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⑤此说是正确的。尽管社会转型期出现各种思潮、各种史学观点是正常的，但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必须坚持，近百年的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成果应当继承，代代史学家亦应受到充分尊重和肯定。

2.现代史学是在传统与近代史学基础上发展的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我国的历史始于炎帝，以《五帝本纪》为《史记》首篇，又写了《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这些都为20世纪20年代后兴起的考古学材料所证实。其后的纪传体《汉书》至《清史稿》，基本上沿袭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总况是以帝王将相为脉络，没有社会性质之分。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上古、中古、近古），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或猿人、古人、新人、氏族、部落），都是20世纪马列主义传进中国与中国考古学兴起以后所使用的术语。概括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特点是：“进化史观的引进”；“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理性精神的张扬，或曰理性的发省。”⑥20世纪中国史学可分为四个阶段及相应的四代史学家。“第一代史学家处于转型时期，他们的使命是促使中国传统史学转向进化史观与理性主义史学。”⑦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云：“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⑧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到列强侵略、奴役，干疮百孔的国家与民族危机，使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重大飞跃。“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等积极批评传统史学与旧史观，宣扬进化史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也都具有进化史观，这标志着中国史学由传统类型转化为近代类型。近代史学是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社会、民族各方面历史内容的，视中国历史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通过这一代史学家的努力，中国传统史学过渡到近代史学。”⑨这显然是对“二十五史”的继承和发展，内容和体例大为改观，使中国史学典籍迈上了世界近代编写史书的阶段。夏曾佑先生以古资料写成了《中国古代史》，第一篇《上古史》从神话的盘古写到战国末；第二篇《中古史》从秦朝写到隋末。虽没有写完，但却开创了近代中国古代史书的先例。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虽然只写了商至东汉建立，但亦具有开创性质和意义。从纪传体的《二十五世》到中国近代史学的确立，是划时代的飞跃。“第二代史学家处于创新时期，其主要任务就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把历史作为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加以研究，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翦伯赞的贡献是在历史理论方面，《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理论。范文澜的贡献在于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全面清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二书奠定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相通之处，除了进化史观、理性精神以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爱国主义。”⑩

近代第一、二代史学家都具有爱国主义与民族气节。“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学界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代历史学家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用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继承前人成果，对中国历史以及近代社会性质作了全新的解释，真正把历史学作为揭示客观历史规律的科学。”翦伯赞先生在1943年6月说：“继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发挥，于是向之以为精瑞象征之古器，遂一变而为科学的瑰宝”；“中国古史之能更进一步的发展，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不断发现”，“这些新的真实资料，不但可以考验文献上的史料之真的，而且还可以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史才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由秦汉上溯殷周之世。”他于1946年7月又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这两本书均是以马列主义作指导，采用“二重证据法”与“中外历史比较法”写成的。其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相比，内容、体例、思想、方法等，皆又前进了一步：明确地说“前氏族、氏族社会”是无阶级、无剥削的“大同”社会，以当时考古发现的“北京人”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神话传说人物盘古氏为始）夏商为奴隶社会；周为初期封建社会；春秋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转向；秦朝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序幕；汉为中期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展开。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正式使用了《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成立———远古至秦统一》术语。第一章为《原始人与原始公社时代》；第二章为《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制度时———夏商（殷）》；第三章为《封建制度开始时代———西周》；第四章为《列国兼并时期———东周（东周、春秋）》；第五章为《兼并剧烈时期———战国》。1953年至1956年又出版了四册，至隋唐五代部分，以后的篇章，因他病逝而未完成。第一代、二代著名史学家的四部“中国古代史”，开创或奠定了近、现代古代史编写的基础，也树立了榜样和典范。《中国古代史》的“上古”、“中古”，张荫麟《中国史纲》的体例，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的“前氏族、氏族社会”等体例，《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至第五编的体例，均分别被后世乃至今日的学者所使用。尤其是马列主义史学家翦伯赞、范文澜先生的通史著作，可以说是后代史学家的“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入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阶段，紧接着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马列主义史学地位空前巩固和提高。“第三代史学家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处于继承时期，不仅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接受唯物史观，而且也承认进化史观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地位。他们的重大成就是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史学队伍，在学术上初步形成完整的史学体系。”

宏观的、微观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专门史、世界史及理论、学术史等，都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以通史说，“就有郭沫若的、范文澜的、翦伯赞的、尚钺的好几部。”“第三代史学家学习他们这种特点，比较注重研究通史，对我们史学队伍的发展壮大很有好处。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注重总体研究，但还没有达到非常精细的地步，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史学的特点。”这种发展趋势不幸被极“左”的“”所断送，史学队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惨痛的教训使幸存的史学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反思，形成一度的“反思史学”。在“反思”中，受害者或比较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处于对“”的否定或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痛恨等原因，有人对马列主义史学观是否适合中国历史实际提出了质疑，甚至认为“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是“苏联老大哥”强加给中国的。1970年后出生的青年一代（史学家为第四代）思想空前解放和活跃，接受西方文化比较快，对社会问题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新颖看法。仅就从事史学的有些年轻史学工作者说，对马列主义、思想的偏激言论，我们觉得与其对古代史、近现代史学的演进历程缺乏深入全面、系统的了解有一定关系。诚然信仰是自由的，无可非议，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史学工作者，若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怕是难以对中国200万年的悠久史进行科学分析和全面研究的。

二、建国后古史分期讨论的成果应当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第二代与第三代）史学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曾进行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它“是从中国通史研究、编写和教学的实际需要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由于划分的标准不同，形成不同的分法，而每种分法之内又包括诸多不同的主张”。

1.对中国古史中有否奴隶社会与周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

从建国后十多年的讨论情况看，主张西周封建社会说的，主要有李亚农、范文澜、翦伯赞等先生；主张战国为封建社会的，主要有郭沫若等，从者较多；还有主张秦汉为封建社会等。至于封建社会的早、中、晚期之界限，则说法更多。划分的标准大体有以阶级关系、土地所属、国家制度、农民起义等。但不论有多少不同的观点和说法，却都认为中国与世界上古老的民族一样，存在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内部的种种分期法，“反映了诸家对中国封建主义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差异，导致了分期标准的不同，这是改进历史教学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后，三、四代史学家所努力探索的，也就是要解决这一“重大课题”。仅以西周社会性质说，一种观点是武王克商建立西周前是氏族社会，建立西周后转入奴隶社会；一种观点是公刘居豳后已进入奴隶社会，公父迁岐后建立了封建制度国家，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期；一种观点是先周由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周文王时）。“文王既已实行‘耕者九一’的助法，行力役地租，显然已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村社制社会了；人们在拿不出证明早周是奴隶社会的像样材料的情况不例行公事式地给早周安排一个奴隶社会阶段，无非是受了‘奴隶社会乃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说的束缚、影响”；早周所经历的由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应视作社会发展规律的正常体现，完全用不着在早周的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人为地添加一段奴隶制的蛇足。”

《中国历史通论》云：“现行教材‘敕令’一致的古史分期，根据我的记忆，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由当时的教育部‘定于一’的。在此之前，新史学家中间，也包括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主西周‘封建’的是主流。建国后出现过三四家纷争的局面。我就读的大学也属‘西周封建’派，且戏称为‘老封建’。后来由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决定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的分期问题》为‘经典’定于一。但它之所以成为‘经典’，完全是因为当年主席赞成此说。”“当年‘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由于过度地意识形态化，对中国历史特点的忽视，恐怕才是这场讨论学术上最大的致命伤。”胡厚宣先生1944年就从“史实、史料方面起而驳难‘奴隶制说’，雷海宗先生在1957年就说奴隶社会一类的名称难于成立。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界打破“学术禁区”，对中国奴隶制提出质疑，“如薛惠宗、张广志、沈长云、晁福林等。我想信这一问题迟早会得到澄清。”言下之意，是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因而将中国社会分为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三大段。帝制结束后则以“现代化进程”统而括之，或可曰“走出中世纪”。这样的分段，当然只是一种探索。其用意在于打破“目前国内各类中国通史普遍使用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在我看来，中国并不曾有过‘奴隶社会’（不是说没有奴隶或奴隶制度的存在）；所谓‘封建’，实是‘天下共主’名分下的‘封（邦）建（国）’制，也决非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即欧洲中世纪领主庄园制形态），所跨时段最多也只是延展到秦统一之前。至于流行已久的‘资本主义’能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指称，在西方史学界亦成问题。”可见我们今日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比20世纪50至60年代初的讨论还要复杂得多。如果说那时是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讨论奴隶社会何时转入封建社会，封建内又如何分为延续中的不同段落的话，那么目前所开展的讨论，则是关乎到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五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中是否存在的大问题，也关乎到中国古代史或通史如何编写的大课题。

2.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取得的成果

自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初创后，几代史学家不断研究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在长期讨论中逐渐形成各自不同的观点和说法。《辞海》将大家的意见综合为：“西周封建说，认为西周、春秋时期作为主要生产者的‘民’和‘庶人’是农民而不是奴隶，井田制是领主贵族土地所有制，存在着迫使农民集体耕作的‘公田’和按家分配的‘私田（即份地）”；“春秋封建说，认为春秋初期开始确立领主土地所有制，到春秋、战国之交，领主制才变化为地主制”；“战国封建说，认为春秋、战国之交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代替了‘耦耕’的简单劳作，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奴隶主的井田制，经过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才确立封建制的统治地位”；“秦统一封建说，认为战国时代各国先后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到秦始皇统一才最后完成，‘使黔首自实田’标志土地私有制的完全确立”；“东汉封建说，认为战国、秦、西汉时奴隶制还在发展，由罪犯、债务、掠卖变成的奴隶逐渐增多；井田制瓦解和土地私有制体现了奴隶制的发展。封建地租剥削关系到东汉才居于支配地位”；“魏晋封建说，认为汉魏之际，经济上由城市交换经济变为农村自然经济，生产者由自由民、奴隶变为部曲、客，剥削阶级争夺劳动力，采用经济外的强制手段，把‘流民’变为‘土著’。这样才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这“六说”中，“战国封建说”被广泛采用，“西周封建说”也还有学者采用，其它四说几乎没有论著再使用。在划分中普遍注意到了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形成，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典型反映在王公、贵族、官僚、地主按等级的占有土地，农民中部分人有少量土地；部分人租种地主的土地，依附于主人；少部分人成为农奴或雇农），小农经济的出现和发展等。20世纪80年代初，有的学者又提出以战国中期“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变法，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但响应者甚少。

3.当代史学家的使命是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中国史学

第四代（尤其是1980年后出生的）史学家与往代相比，因为生长、求学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大势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故学历高（研究生与博士生之多是空前的），未受到政治或自然的磨难，生活幸福，社会环境优越，思想活跃，言论、信仰充分自由。尤其是电子、网络等先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运用，了解、接受中外新事务快，见解大胆而新奇。不足的一面是浮躁，对中国的“昨天”了解较少，对先辈、前辈史学家的经历及成果知者不足，刻苦读书、独立钻研的风气也比较差。“搬倒历史名人”、否定被经过考验的正确历史成果、贬低古代、近代史学家等，就是表象之一。至于说马列主义过时，斯大林、同志的理论是“教条”；学术会议上反对提奴隶主与奴隶、新兴地阶级变法夺权等者；亦“抄袭为荣”者，均有人在。以“封建”、“封建制社会”而论，作为学术问题，一代史学家在其生活的年代和环境中，也只能完成其使命，后代史学家不应当对他们求全责备。浏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或在“阶级斗争天天讲”年代中出版的古代史或通史，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并非只从“阶级分析”论述，而是还包括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地租征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国家制度、不同等级人的生活、死葬物品、人殉等方面的分析。“西周封建社会论”、“战国封建社会论”及其它朝代封建论，以及不同的分段法，都是往代史学家依据马列主义史学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和分析。我们今日在讨论中的使命，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作出更为科学的、适合中国实际的论断，而不是贬低或否定近代创立的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20世纪，“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成就显著，名家辈出，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总结”；读《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学怎样沿着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从传统走进了现代，将会看到中国历史的转型、创新、继承、探索的历程，将会看到一百年间众多学者怎样用心血汗水浇灌润泽了祖国的历史学园地。我们期待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再创辉煌。”此说是全面、公证而符合马列主义史学观的。

《辞海》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哲学基础。”又云：“历史科学，通常指科学的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世界各国积有丰富的历史著作和史料，也有各种各样的史学思想和观点。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严格说来历史学还不成其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们创立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历史分期即历史时期的划分。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旨在揭示历史过程中不同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世界通史一般被划分为古代、中世纪（中古）、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我们认为这些论述对当代史学研究仍然适用，毫不过时。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的“古史分期”标准等问题

我们是赞同中国古代社会有原始、奴隶、封建制社会的，且赞同郭沫若先生的战国（公元前475年）为封建社会开始之说。由他担任主编、尹达先生负责组织的60多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编写的《中国史稿》，第一册（由尹达、田昌五、李学勤先生编写和修改）、第二册（由林甘泉、田昌五、金自强、田人隆、陈可畏、步近智及严敦杰等先生编写、修改）就是以这三种形态论述的（一册修改于1976年，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郭沫若先生1979年逝世后，修改出版的几册，均以《中国史稿》编写组名义出版发行。全书是“”前高等学校的主要文科教材（内部印行）。关于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制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云：“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只说周朝是“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的“大一统”国家，与夏殷有所不同，未说三代是什么性质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先生就肯定了奴隶社会的存在。其上限，郭先生认为是从周朝开始；吕先生认为始于殷商；翦先生和邓拓先生赞同此说。新中国建立后，又有始于公元前4000年、始于夏启夺位、始于商王盘庚迁殷及战国等四说。《中国通史简编》将夏商列在奴隶制度内，将西周列在封建制度开始的年代内；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修改本）将夏、商、周归于奴隶社会范畴。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1982年版）基本沿用《中国史稿》体例。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将第一编冠名《远古》，第二编冠名《夏商周》，但前者内容仍是原始社会史，后者以“文明”相称，实为奴隶制社会。《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奴隶制之始的夏朝断在公元前2070年，开国之王为禹，已为大多数史学家所采用。

1.“封建”的本义与概念《辞海》云：“封”有八种含义：帝王把爵位或土地赐给臣子。《史记•周本纪》：“封尚父于营丘，曰齐”；疆界、范围。《左传•襄公三十年》：“田有封洫。”引封殖；指封缄物的件数；指富厚；指大；指姓氏。”其中的前二种含义与“封建”有些关系。“封建”一词，《辞海》未作单独解释。但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解释道：“王者以爵土与人也。三代皆有之，至周而其制益备。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其地有百里（公、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子、男）之别。春秋战国，强凌弱、众暴寡，互相兼并，天子不能制，遂废其制”。所以，“封建”是指西周宗族政权的分封子弟及姻亲贵族到地方上建立国家，拱卫王室。通常以“封爵赐土”、“封爵建邦”、“封土建国”等术语相称，后边往往连“藩屏周室”、“拱卫王室”等。西周的“分封”与“宗法”制度，是“封建”的具体反映，成为周史上的突出特征。“西周的分封制称为‘封建’，即封邦建国。周灭商后，为了有效地统治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派遣王室子弟或其他贵族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代表周天子行使对地方的统治权，以拱卫王室。”“分封制是分级立宗制，不仅仅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其国内也要进行分封，其子孙或其他贵族为卿大夫，给予一定的土地；卿大夫在其封地内也要分封，封其后代为士；士以下不再分封。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冯天瑜《〈封建〉考论》以56万字的篇幅，对“封建”作了全面、系统、深入地考证和论述，并将其与“封建制社会”的区别作了考证。他说：“封建的本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邦’。秦汉至清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文上使用‘封建’并已见《封建论》。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实行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君主集权官僚政治。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皇权时代。”

2.“封建社会”的概念关于封建社会问题，不同观点的争论和说法太多了，难以逐一例举，我们以《辞海》解释代之。《辞海》云：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含义与封建制度相同。“封建制度是以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制度瓦解的基础上产生。在封建制度下，封建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农民（或农奴）完全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他们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下，耕种地主的土地对地主阶级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向农民收取地租。与奴隶制比较，农民由于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收成好坏同本身利益有一定联系，因而对生产有一定的兴趣，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基本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封建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主要是以等级制为特点的封建制国家。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地主阶级思维，它以维护封建剥削和等级制、宣扬封建道德为特征。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历史上不断起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封建制度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一般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并和封建势力相勾结，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运动，最后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我们认为，此论在今天仍是正确的，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不可以主席晚年的错误，贬低或否定的伟大贡献与以其为代表的思想。也不可贬低或否定20世纪30年代以来代代史学家创立的马列主义中国史学。具体学术问题的争论、标新立异的见解和观点，都是史学研究繁荣的景象，值得欢迎和提倡。但目的是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中国史学，完善中国历史体系和理论。

3.春秋与战国之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分期标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创立、发展的百余年中，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重要学术问题。革命导师斯大林指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生产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改革开放，我国走上发展经济、进行“四化”建设的轨道，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史学界按照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对推动社会发展和性质的变化动力或标志提出了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等说。《辞海》云：“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了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循序发展的一般过程，并且有力地论证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样，历史学才开始成为科学。”又云：“生产方式，‘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不同性质。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是它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则相对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转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又统一又斗争，构成了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它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这种变革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及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决定的。”近30年来的高等学校历史教材，不论在分编、分章上的冠名有多么的不同，但总况是不出《辞海》所论。如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及其与张海鹏、齐涛等主编的“新版本”，在第四章《春秋时期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下层民众的反抗和地主阶级夺权的斗争》两节阐述；在第五章《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前475—前221年）中，以《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内分水利灌溉、农业生产、手工业与商业发展、封建初期的阶级构成等）两节予以论述。可见“生产方式”作为区分社会性质的标志是正确、客观、公正的。

4.对探索中国史编写的认识

《中国历史通论》是对中国史编写在理论方面的探索，即分为三大阶段（或时期）。论曰：本书“讨论的范围内，至少也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有迹象表明它极有可能会延伸至一万年左右）。这一历史大时段，何以名之？夏曾佑先生采用的做法是把中国古代史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段。这当然是一种苟且但也最少争议的办法。社会性质或社会形态的概念自西方传入之后，很多史学家开始尝试移之于中国历史，但如何准确定性和分期，歧异就纷纭别出，长期论战不已。”

近20年来出版的高等学术历史教材大都以“远古”取代“原始社会”术语，时空却与夏曾佑先生的“远古”大不相同，指的是夏朝前的近200万年史（有的下限至西周灭亡，即公元前771年），上古、中古、近古几乎废而不用。《通论》将夏代前的四五千年史称为“部族时代”，涵盖了“原始社会”；将夏至战国末称为“封建时代”；将秦朝建立至帝制结束的漫长时期称为“大一统帝国时代”。帝制结束前后称为“现代化进程”或“走出中世纪”。这种体例既有对前人成说的继承，又有其创见。它能否得到学术界认可，还得经历时间的考验和众多学者的深入探讨。著者欣赏的美籍台湾学者许倬云《西周史》，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上海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亦是探索中国历史编写大胆地尝试。对战争、革命和王朝更迭等内容进行了大幅弱化，把大量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长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而今只在初中讲授，并且内容也大为缩减。”

这套历史教科书以近乎颠覆性的姿态大规模地“告别革命”，在教育界、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只保留了秦末农民大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其余的农民起义全被删去。读了教材，基本上不知道西方国家的盛衰，也不知道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的事迹，当然也没有、“”的内容。为了“和谐”和淡化“革命意识”，删去了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为了突出“国家统一”，把春秋战国、两汉、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国家分裂时期轻描淡写地一笔代过。以“文明”代替历史，没有民族、阶级斗争，没有“革命”，也没有民族英雄、爱国与卖国等，以达到“和谐历史”之目的。这样的历史教科书，能使中学生真实了解中国史吗？“毕竟，中学历史教科书体现了一个国家对青少年的历史观、国家观培养的大方向，是事关国家文化战略的重大课题，来不得半点儿勉强和轻率。”

马列主义范文篇3

马克思逝世已126年了，列宁去世也有80多年了。当时的社会条件包括生产方式、人们的沟通、交往方式乃至整个人们的思想观念、生存意识与今天的社会已有很大的区别。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理论，必须回到十九世纪自由竟争资本主义时代，联系当时的生产力状况、阶级关系及其矛盾与冲突、工人运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频频爆发的经济危机等来读解、领悟经典著作的语境、主旨及意向。当然我们不排除创始人在具体分析问题时，得出的个别结论及某些对未来社会的假设推论没有被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实，甚至是不正确的，但这丝毫也不损害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精神。不参照历史，拿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来比照经典著作的个别结论，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能弄懂原著，学不好经典著作的精髓的。

二、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应把握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与中国革命的发展休戚相关。这个过程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马列著作的传播，无论在战争环境还是在和平环境，也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始终不渝地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始终是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这里的“精”就是基本的、根本的、本质的原则和精髓；这里的“用”就是实际的工作和任务，具体的实践和操作。在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我们应领悟其思想的内核与实质，着重把握理论的原则立场、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工作的理论指南。但是，千百万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实践者不能都去读马列的经典著作，那些长篇巨著只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研读的，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重要的是学习和把握马列主义中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立论说话的，是最基本的立场；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客观的实际事实出发来认识研究分析问题；根本的方法就是辨证的方法，要全面而系统的、历史而逻辑的、对立统一的分析问题。从经典著作中抽象出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列主义的精髓，这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有着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也是我们在实践中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工具。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地位。今天我们还在读马列，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她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从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到、邓小平，其中的思想核心理论一以贯之，都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后人不断将基本原则思想同时代特征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本土化和具体化，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静止地把他看成是一段历史理论，而应动态地把她看成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今天我国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活动就是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论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用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就会形成一种源与流的整体概念。

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

从本质上讲，与时俱进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品质和特征。从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产党人在不断续写着共产党宣言的篇章。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未停息过。共产主义运动有过低潮、曲折和挫折，但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亮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成就，不仅是因为坚持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列主义思想品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升马列主义理论的新境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今天的实践。

2002年5月31日在出席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时讲话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当前工作最直接的指导思想，思想是20世纪中叶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她解决了在生产力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并取得革命成功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发、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个理论能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间题；“三个代表”就是进人21世纪以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近一二十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与中国革命的发展休戚相关。这个过程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马列著作的传播，无论在战争环境还是在和平环境，也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始终不渝地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始终是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列主义范文篇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追溯历史,以为代表的第一代党的领导核心提出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阶段、根本任务、动力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理论渊源。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强调了三个“永远铭记”,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这充分说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还努力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来源。

1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率先提出“相结合”的思想

在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这个别无选择的样板。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遏制的政策,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则热情的支援新中国建设,也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成就显示了苏联模式的巨大威力,吸引着一切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和他们所领导的国家和人民。但是,任何一种模式的实行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学习苏联模式的进程中逐渐察觉到了苏联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很多矛盾突显出来,也引发了对苏联模式的质疑。1956年4月,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成为探索中国建设新道路的开篇之作。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3]这是立足中国社会的实际,冲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4]正是率先提出了科学对待一切外国的东西,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实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任务,并且取得了探索的初步而丰富的成果,为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改革开放、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创立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问题上,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思想

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早在1954年6月,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了“建设”和“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概念,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再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作了区别。1960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更明确的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5]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突破。1961年,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5]遵照的指示,1964年1月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6]没有明确提出“三步走”的概念,也没有把它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确定下来,但是,关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想法以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完成时间的论述成为后来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基础。

3在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任务问题上,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提出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早在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他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7]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任务,要求,城市中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8]这说明把能否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主张及其实践效果的客观标准。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并且认为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9]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中国。随后,他又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还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10]这些都表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这成为后来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先声。

4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上,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后人往往把这两对矛盾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各种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矛盾。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后,更是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考察了苏联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成为对马列主义独创性发展的又一突出例证。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1]解决的方式、方法,就是改革。“八大”前后,已经觉察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弊端,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我国探索改革之路的起点。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改革,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系统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是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代宗师,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丰富的、重要的理论成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做的成功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来源。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2]可以说,没有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取得的重要经验,就没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就没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成于邓小平。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光明日报,2007,10,25.

[2][3][9][10]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42、1、216.

[4][11]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40、767.

[5]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6]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52.

[7]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马列主义范文篇5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现实人类实现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的必走之途。因为马列主义是科学，创造了人类发展规律的基础。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服务，大力指导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放光辉，照亮人类前进的路，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规律。马列主义永远没有过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途中永远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作用、意义和价值。随时放出真理的光茫和力量，照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创造人类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马列主义是从人们利益出发，理论创新实践人类发展。动力系统人类现实生活追求的现代化科学观点。启示我们要有新时代科学理论观念标准，一切从广大人民利益主义，实事求是为人类解放斗争。马列主义人类发展中留下伟大真理的步伐，指导了我们学习研究列宁主义，在正确方向前进，为人类社会发展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开始，加快脚步创新内容。足进人类时代生活物质力量和精神文明。在时代科学理论发展创新，努力探索新内容，为现实人们生活加上物质力量，提供新认识。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科学观念理论新时代内容。不断建立现代化实践出发点和现实目标，不断分析、研究、把握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垆持马列主义方向，为美好人们生活创新内容加标准。以新的视角，用新方法，实践人们生活的需要和要求。努力奋斗，从新观念理论实践时代先锋，在新学说内容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信息化时代。在实践新学说内容，坚持马列主义，发展时代精神。在解决人们现实生活问题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超越实现共产主义新时期追求目标。不断在构建新阶段时期追求新目标。要从严实践高效工作要求，而不能较言而过，要积极实行现代化社会主义新时期共产党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为人类发展规律指明了出路和方向，路途要我们探究内容实践捕平大道，实现要求，改造世界，为人类探索研究造就新的光辉和温暖，一切要从人们利益出发和实行。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放出真理的光茫，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照亮人类前进的出路。对人类发展不启示，有着无可代替的力量。人类发展规律基本原理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道路马列主义。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从理姓性思维方向究产生新时代内容学说，创新时代人类发展的新科学哲学内容。在共产党主义目的创造时代的伟大奇迹，成就实现新时期共产党目标提前到达。为人类进步努力，各自提出意见，学说新认识，在人类前进路上，捕平大道，加宽远道路，造就真理放出光茫。指明方向学说实践创新人类社会发展内容。马列主义就是指路明灯内容基础，我们从这个基础上深入探索研究新内容，创造新时代前进的指路明灯，内容是新的出路方向，极时实行努力奋斗成果。新时代实践必须建立新时代内容。新内容学说原理是从实际出发认识世界来改造世界。认识内容是客观世界事物的反映，制作利益人们的东西，进行发展过程就是改造世界的实践，利益于人们成果。实现认识的过程就是改造世界的动力。改造世界的动力就是人们生活的需要和要求正在实践着，物质世界客观的东西，实现人们实践需要。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人们社会实践过程运用的科学。在实践的运用马列主是了人类发展和深化。所以马列主义道路，是科学是人类发展的需要，是人类深化改造的原理基础。我们学习认识把握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建立新的力量实践人类发展。深化改造，为人类利益开劈新天地。创建人们追求向往的美好世界。这是共产主义目的，共产党的使命和担当；每个时代的人的任务和标志。更是当今时代我们实践追求的内容，不断解决现实人类存在的问题，时时实现理论创新。向人们美好生活追求建设共产党新时期阶段目标实现。从当今追求内容创造条件，实现利益人类社会发展和现实人们生活的需要。根据当今向未来为人类发展创新内容新认识，促进人们科学认识，研究科学，进展人们生活条件，不断在提高人们生活的水平。

我们要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坚持正确路线方针，努力探索新观点，新方法解决处理人们现实的问题。我们学习就是为了要解决我们时代实际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新思维规划。就从一切都不是从来就有的思想原理开始学习认识世界，掌握人类发展至今存在的东西。并向往人们追求和需要的东西，索出新的。人人都有好办法，个个都有世界观人生观，我们大家都要出意见，各献新认识。制约调整人们现实生活人们社会发展自由。学说认识新内容就是实践人类更高目标。学习就是认识世界来改造世界！至今发展目标努力实现，要向更高更难目标追求。实现人类更高更难发展目标就是人们时代新学说新认识成果，过程在不断的产生新事物。所以学习的要求就是要有新认识，新认识就是新事物产生。新观永远是科学，人类发展坚持科学创新。不断的创新理论发展人类。坚持马列主义，从实际出发，在学习和工作中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为新生的力量奋斗。

马列主义范文篇6

[论文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充满生机和活力，为社会主义走出低潮展现了一条光明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低潮和逆境中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并取得辉煌成就，表明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全党深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水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世纪仍闪耀着理想的光芒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但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只是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现在看来，他们的设想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当时资本主义状况进行的分析批判，因而难免带有局限性。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探索在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他虽然根据当时俄国国情，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关于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采取“新经济政策”等符合经济规律的措施，但由于他去世过早，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论述不是很多。在斯大林时期，二战前，苏联大搞阶级斗争，干扰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战争爆发后，适应战争需要.实行了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这对于战胜法西斯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后，苏联这种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逐渐形成了斯大林模式，以至于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他提出了“两个平行理论”，认为存在着两个市场，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商品，虽然后来他也承认在流通领域存在着商品，但他仍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对此，曾著文进行了批驳并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了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照抄外国经验，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党的八大也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基本路线，可惜的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偏差，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是很不完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大胆扬弃了业已僵化的苏联模式，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因而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改革开放，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的这些观点是对当代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为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取得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南。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工作者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在研究和探讨的原因，认为苏东发生剧变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实行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所致，因此纷纷深人广泛地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理论进行再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时代特征和我国实际，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既没有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过时的理论，而是在坚持继承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论指南。2000年，越南曾两次派人到中国，同中国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进行磋商，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现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就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致看法，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有该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朝鲜劳动党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自主的运动。社会主义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建立和建设的。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应由该国的党和人民去负责地推进。他们提出要建立朝鲜式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表示，法共再也不照搬任何模式，法共将根据人民的要求，建设有法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南非共产党也在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而努力奋斗，争取“建设具有南非模式的社会主义”。拉美一批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要建立有拉美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即使一些小党也开始积极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例如，中东地区的塞浦路斯劳动党提出要走“通向社会主义的塞浦路斯道路”。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展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应有魅力，不仅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公务员之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低潮和逆境中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并取得辉煌成就。表明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首先，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面临着严峻考验和艰难斗争，但它不仅能坚持下来，而且能够在这种考验和斗争中巩固和强大起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坚持社会主义。

其次，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科学的真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建设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大胆摒弃僵化模式，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取得了举巨瞩目的成就。据统计，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接近10%，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已跃升到世界第六位，跻身于经济大国之列，国内总产值已突破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达2456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的大国;而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为3.4%，发达国家为2.2%，其中美国为2.3%，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1位;对外贸易总额居世界第10位，吸收外资居世界第2位。古巴前驻华大使、现任外交部长格拉·贝切罗在谈到中国建国50年来的成就时说，改革开放在中国出现了经济奇迹，它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第三世界都是重要的。

如果历史地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也是十分显著的。中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底子薄、人口多，负担重。但经过50年的发展，国民经挤和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变化。据统计，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2054亿元，是1952年679亿元的120倍。从党的十二大到1999年，我们基本上提前一年完成了翻两番的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大、综合国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建国后50多年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成就，说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科学和正确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公务员之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充满生机和活力。为社会主义走出低谷展现了一条光明之路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但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还处于劣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必须在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之后，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绘制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大胆地吸收、借鉴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和其他有益经验;如果闭门锁国，坐井观天，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脱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孤立起来，封闭起来，孤立和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当然，改革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否定，而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对外开放也并不意味着要与资本主义“趋同”。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壮大社会主义事业，增强社会主义国力，因此，要时刻警惕和防范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和“自由化”的战略图谋，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全球化支配地位推进“和平演变”战略也正危及着社会主义的国家安全，为此，社会主义国家要正确认识全球化进程和实质，正确处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融人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找到既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又与资本主义竞争的适宜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正利用全球化这一过程推广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一定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起抵御腐朽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坚强屏障，力争改变不合理的旧的经济政治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巩固社会主义阵地，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积蓄力量。公务员之家

四、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

马列主义范文篇7

【正文】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0）06—0073—04

民族理论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民族理论反映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著述中，其中以的著述最丰富、系统、深刻，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19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至1970年《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共约50年间的著述中，直接提到民族、中华民族、少数民族、民族革命等民族理论的文章有近60篇，这些文章主要是讲国内民族问题理论、政策和策略的，也讲到一些国际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和策略，都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

——揭示了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问题的特殊性。

在具体分析中国民族、国情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认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总称的概念，他很早就指出了我国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认为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的民族起源具有特殊性。关于民族共同体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过。对于民族概念，民族消亡的理论，斯大林有突出的贡献。但是，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长期以来认为在资本主义民族形成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这显然是与恩格斯关于“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论断是相违背的，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没有作系统的评述。但他对民族和部族的区分有看法。他说部族的提法，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从中国民族的实际出发，确认中国古代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都是民族，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关于中国民族形成的时间，他又说：“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1〕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还说：“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2〕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汉族的形成是“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的，这个论断不仅同恩格斯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论断相吻合，而且也揭示了中国民族的形成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正因为揭示了中国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所以1956年前后，他发动和组织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使一大批本来还处于奴隶社会制度、封建领主制度、封建地主制度，甚至是原始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族群被确认为民族，而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中国的民族结构具有特殊性。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3〕而却从根本上否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他在1948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中，就公开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4〕

中国的民族传统关系具有特殊性。根据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相互影响也很多的历史特点，明确地指出：1.“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5〕2.“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6〕3.“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4.“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5.“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7〕归纳起来，这就是说中国各民族大分散、小聚居，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的状况，形成了中国民族关系中各民族人民互相合作、互相通婚、互相影响、友好往来、追求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也是中国自秦汉统一以来，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三国的鼎立，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南北朝的对峙，五代十国的分裂，辽、夏、金的割据，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各民族的互相依存，友好往来的关系是中国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内聚力的坚实基础。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这种主流的作用作了论述。他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8〕

中国在民族观问题上具有特殊性。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从中国民族关系中，汉族人口比例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汉族几乎遍布所有民族地区；汉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先进；汉族长期占统治地位，始终占居主导地位的基本事实出发，指出大汉族主义是中国传统民族观问题的主要倾向，强调要着重批判和反对大汉族主义，他反复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9〕“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也有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10〕说明始终如一地认为中国民族观问题上的主要倾向就是大汉族主义，是我们必须着重反对的，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反对民族主义指明了大方向，1952年和1956年，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两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这两次大检查都以批判大汉族主义为中心，同时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纠正了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落到实处。

——通过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引导各民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东方落后民族在特定的条件下也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且在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那些还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

中国各少数民族解放前以及民主改革前都处在前资本主义制度，除了朝鲜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白族、纳西族等比较先进的少数民族有少量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之外，其余分别处在原始公社制末期、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地主制（牧主制）的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社会制度严重束缚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早在1954年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11〕广大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遭受本民族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剥削，他们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盼望早日从残酷的剥削压迫制度下解放出来。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改革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少数民族得以发展和繁荣，成为建国初期彻底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首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通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来实现的。这种社会改革分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阶段，民主改革的任务是实行，废除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压迫、剥削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和改变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

党和国家为顺利地完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制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和一系列的政策，由于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在改革的时间、方式、方法和步骤上都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依照各民族的发展特点，根据本民族人民群众及与人民有联系的公众领袖的意愿，并且依靠本民族中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去进行。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时间、步骤进行改革。在党和的正确领导下，从1951年至1953年，在汉族和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在一部分情况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分别于1955年至1959年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主和奴隶主所有制；接着又在全国各民族地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此中国各民族便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先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2月，宣布：“经过各民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2〕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在旧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落后。有的民族仍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或奴隶制阶段，还有十多个民族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愿望，经过同各方面的协调，从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方式，先后在民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许多原来发展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跨越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巨大飞跃，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13〕

——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完整纲领和一系列政策。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说来就是：其一，中华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外取得民族独立；其二，在国内，反对民族压迫政策，反对封建割据，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各民族一律平等；其三，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族群众和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结成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其四，各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在统一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还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民族平等团结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总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政策；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宗旨和现实目标。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纲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其实践经验，对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民族平等，是古今中外民族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也是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主张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完全平等，并把民族平等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根据中国“少数民族过去与现在生活的实际”，提出了民族平等的理论和政策，其主要之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4〕“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15〕二是“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16〕三是各民族在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平等权利；四是在一切工作中要坚持民族平等政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与实践，有显著的中国特色。1、进行民族识别。这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情况复杂，所以在1953年就明确指出，不论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如何，政治上不要去区别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和部落。同时，民族识别也并不照关于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而是坚持从中国各民族实际出发。经过科学识别，国务院正式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全国共有56个民族。民族识别工作的成功，使我国历史上长期深受民族歧视、压迫，甚至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民族成分的各少数民族，从此有了自己受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统一族称。2、民族不分大小，都有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凡是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区，各级人大、政协均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历届少数民族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人数，据统计，都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应占的比例，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政治上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3、各民族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平等权利。1952年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的谈话中着重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17〕4、民族团结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在马列经典著作中，很少见到“民族团结”四个字，一般都是讲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与联合。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各民族的实际，提出“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民族团结理论是各民族人民“平等的联合”的理论。它包括中华民族整体的“全民族团结”，包括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即“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包括中华民族“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等三个层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阶级基础来看，中国民族团结，主要是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农牧民的团结，中心是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而不是各民族无产阶级的联合与团结。从对象和范围来看，中国民族团结，既包括各民族工农劳动大众，又包括各民族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和剥削阶级。所以中国的民族团结，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性和民族性。

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运用到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的史无前例的创举，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和重要制度。各个国家的民族情况不同，历史发展不同，因而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但是，都以实现民族平等、联合、自主、自治、发展繁荣为主要内容。和我们党从30年代起就明确提出让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主张，并且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和内蒙古为蒙、回等民族建立了一些民族自治区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决民族问题采取的国家形式却是联邦制。因此，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国家形式是采取单一制的自治地方制，还是联邦制，对此，有过不同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深入研究，党中央和决定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载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此，我国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且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成为与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并列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其特点是：第一，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集中统一与各民族充分享有平等自治权利的正确结合。第二，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的正确结合。第三，民族区域自治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

马列主义范文篇8

十七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15日下午出席十七大新疆代表团讨论后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新疆各级党政和各族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社会政治稳定，政通人和，具备了快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他表示，我们会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抓住宝贵机遇，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促进科学发展，努力构建和谐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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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淇代表在发言中说，同志的报告高屋建瓴，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都很强，是一个科学的、前瞻的、战略性的纲领文件，是我们今后工作的行动指南。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北京市委、市政府一直把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

张德江：广东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1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代表在审议报告时说，广东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作出新贡献。

俞正声：以科学发展观统揽今后工作

15日下午至16日，湖北代表团代表怀着激动的心情，分组审议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大家畅所欲言，学习、领会报告精神，并围绕做好湖北的工作献计献策。大家表示，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同志的报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张高丽：科学发展观是必须长期坚持和深入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张高丽在讨论时说，同志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充分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当前与长远的统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行动纲领。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同志的报告，气势恢弘，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论述严谨，是一篇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纲领性文献，是我们党继往开来、承前启后、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政治宣言。

十七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根本问题，鲜明地指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举旗定向与时俱进

同志的报告，是一个举旗定向、与时俱进的报告。报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集大成，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

张云川: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

同志的报告，通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主题非常鲜明，目标十分明确，贴民心、合民意，听后令人振奋。

张宝顺：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山西一定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张宝顺代表说，同志的报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聆听后很受教育、非常振奋。第一，报告是我们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明确了我们党和国家前进的旗帜、道路和目标。第二，报告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科学文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新思想、新概括和新论断，深化了对改革开放这一伟大革命的新认识，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崭新命题。

储波：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同志的报告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根本问题，为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理解和把握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的成功实践。要深入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要深入理解和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

：十七大报告是我党的政治宣言

代表在发言时说，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同志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地回顾了过去5年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各项工作，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29年来我们党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李源潮：报告必将成指导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李源潮代表在发言中说，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回应百姓期待的好报告，是一个集中全党智慧、凝聚党心民心的好报告，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政治宣言，我完全赞成和拥护。相信经过大会审议通过后，报告必将成为指导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历史性文献。

李建国:努力做到科学发展把思想统一到报告精神上来

10月15日下午，山东省委书记李建国代表在山东代表团讨论同志报告时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同志的报告，切实把握报告的主题，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加快全省工作指导转变，努力做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在新起点上实现富民强省新跨越。

钱运录：为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钱运录认为，报告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为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作出的全面、系统、完整的阐述，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的新认识，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飞跃，使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推进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理论武装和实践指南。

徐光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河南的改革发展工作搞得更好

这次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总共64页，三万两千多字，昨天同志整整讲了两个半小时。这个报告的确内容很丰富，思想很深刻，意义很重大。所以各位代表讨论过程中还是希望大家很好地读一读，很好地想一想，也要很好地议一议，很好地领会这个报告的精神，结合国家和河南省改革发展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把报告讨论好，真正使报告的精神能够指导我们工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河南的改革发展工作搞得更好。

郭金龙：坚持以人为本执政理念

同志的报告总揽全局，立意高远，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回答和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坚定的实践决心，理论性、系统性、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未来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卢展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的报告是一个集中了全党智慧和科学实践的报告，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纲领性、指导性、操作性极强。报告主题鲜明、思想深刻，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提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解放思想是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奋斗目标。报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报告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张春贤：十七大报告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会议由省委书记张春贤主持。他说，同志的报告，适应当前的形势，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愿，特色鲜明，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报告科学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全面阐述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团结奋斗，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刘奇葆：报告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纲领性文献

刘奇葆代表在发言时说，同志所作的报告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论述精辟，是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纲领性文献，我完全赞同和拥护。

卫留成：十七大报告贯穿了科学发展观这条主线

卫留成首先发言，他谈到了三点学习体会：一是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报告回答了大家关心乃至世界瞩目的问题：中国举什么样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指明了方向。

孟建柱：新时期的行动纲领

同志代表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富于创新，通篇闪耀着科学理论与伟大实践紧密结合的光芒，是又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我们新时期的行动纲领。特别是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强调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全面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王珉：要把学习贯彻落实好报告精神作为重要任务

王珉代表在发言中说，完全拥护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报告高屋建瓴，主题鲜明，思想深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宣言，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行动纲领。

陆浩：最可宝贵的财富

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七大所作的报告，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芒的历史性文献，是我们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强卫：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力推进青海建设

强卫说,报告有几个方面的伟大历史贡献:一是全面回顾、深刻总结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强调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赵乐际：学习十七大报告加快建设西部强省步伐

赵乐际说，同志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鲜明回答了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的重大问题，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概括、新举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通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芒，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体现着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一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报告，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报告，是一个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报告。

赵洪祝：牢牢把握主题高举伟大旗帜

10月15日下午，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浙江代表团讨论党的十七大报告时指出，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同志的报告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牢牢把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主题，鲜明回答了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的重大问题。

杜青林：反映全党意志体现人民心愿

同志的报告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博大精深、气势恢宏，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芒，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

石宗源：新观点新概括新举措

同志的报告气势磅礴、高屋建瓴、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论述精辟，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好报告，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好报告，是思想性、理论性、战略性、时代性和指导性都非常强的好报告。

张庆黎：坚定不移抓发展

同志的报告主题突出，旗帜鲜明，全面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地位和指导作用，是一个完全顺应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好报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大政方针，在西藏工作历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陈建国：新目标新要求新部署

同志的报告，立意深远，思想深刻。特别是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新要求、新部署，很鼓舞人心。

马列主义范文篇9

十七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15日下午出席十七大新疆代表团讨论后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新疆各级党政和各族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社会政治稳定，政通人和，具备了快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他表示，我们会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抓住宝贵机遇，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促进科学发展，努力构建和谐新疆。

刘淇：科学发展共建和谐实现首都又好又快发展

刘淇代表在发言中说，同志的报告高屋建瓴，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都很强，是一个科学的、前瞻的、战略性的纲领文件，是我们今后工作的行动指南。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北京市委、市政府一直把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

张德江：广东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1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代表在审议报告时说，广东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作出新贡献。

俞正声：以科学发展观统揽今后工作

15日下午至16日，湖北代表团代表怀着激动的心情，分组审议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大家畅所欲言，学习、领会报告精神，并围绕做好湖北的工作献计献策。大家表示，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同志的报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张高丽：科学发展观是必须长期坚持和深入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张高丽在讨论时说，同志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充分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当前与长远的统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行动纲领。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同志的报告，气势恢弘，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论述严谨，是一篇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纲领性文献，是我们党继往开来、承前启后、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政治宣言。

十七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根本问题，鲜明地指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举旗定向与时俱进

同志的报告，是一个举旗定向、与时俱进的报告。报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集大成，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

张云川: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

同志的报告，通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主题非常鲜明，目标十分明确，贴民心、合民意，听后令人振奋。

张宝顺：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山西一定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张宝顺代表说，同志的报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聆听后很受教育、非常振奋。第一，报告是我们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明确了我们党和国家前进的旗帜、道路和目标。第二，报告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科学文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新思想、新概括和新论断，深化了对改革开放这一伟大革命的新认识，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崭新命题。

储波：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同志的报告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根本问题，为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理解和把握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的成功实践。要深入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要深入理解和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

：十七大报告是我党的政治宣言

代表在发言时说，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同志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地回顾了过去5年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各项工作，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29年来我们党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李源潮：报告必将成指导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李源潮代表在发言中说，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回应百姓期待的好报告，是一个集中全党智慧、凝聚党心民心的好报告，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政治宣言，我完全赞成和拥护。相信经过大会审议通过后，报告必将成为指导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历史性文献。

李建国:努力做到科学发展把思想统一到报告精神上来

10月15日下午，山东省委书记李建国代表在山东代表团讨论同志报告时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同志的报告，切实把握报告的主题，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加快全省工作指导转变，努力做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在新起点上实现富民强省新跨越。

钱运录：为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钱运录认为，报告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为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作出的全面、系统、完整的阐述，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的新认识，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飞跃，使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推进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理论武装和实践指南。

徐光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河南的改革发展工作搞得更好

这次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总共64页，三万两千多字，昨天同志整整讲了两个半小时。这个报告的确内容很丰富，思想很深刻，意义很重大。所以各位代表讨论过程中还是希望大家很好地读一读，很好地想一想，也要很好地议一议，很好地领会这个报告的精神，结合国家和河南省改革发展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把报告讨论好，真正使报告的精神能够指导我们工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河南的改革发展工作搞得更好。

郭金龙：坚持以人为本执政理念

同志的报告总揽全局，立意高远，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回答和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坚定的实践决心，理论性、系统性、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未来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卢展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的报告是一个集中了全党智慧和科学实践的报告，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纲领性、指导性、操作性极强。报告主题鲜明、思想深刻，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提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解放思想是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奋斗目标。报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报告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张春贤：十七大报告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会议由省委书记张春贤主持。他说，同志的报告，适应当前的形势，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愿，特色鲜明，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报告科学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全面阐述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团结奋斗，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刘奇葆：报告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纲领性文献

刘奇葆代表在发言时说，同志所作的报告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论述精辟，是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纲领性文献，我完全赞同和拥护。

卫留成：十七大报告贯穿了科学发展观这条主线

卫留成首先发言，他谈到了三点学习体会：一是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报告回答了大家关心乃至世界瞩目的问题：中国举什么样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指明了方向。

孟建柱：新时期的行动纲领

同志代表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富于创新，通篇闪耀着科学理论与伟大实践紧密结合的光芒，是又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我们新时期的行动纲领。特别是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强调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全面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王珉：要把学习贯彻落实好报告精神作为重要任务

王珉代表在发言中说，完全拥护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报告高屋建瓴，主题鲜明，思想深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宣言，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行动纲领。

陆浩：最可宝贵的财富

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七大所作的报告，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芒的历史性文献，是我们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强卫：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力推进青海建设

强卫说,报告有几个方面的伟大历史贡献:一是全面回顾、深刻总结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强调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赵乐际：学习十七大报告加快建设西部强省步伐

赵乐际说，同志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鲜明回答了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的重大问题，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概括、新举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通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芒，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体现着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一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报告，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报告，是一个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报告。

赵洪祝：牢牢把握主题高举伟大旗帜

10月15日下午，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浙江代表团讨论党的十七大报告时指出，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同志的报告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牢牢把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主题，鲜明回答了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的重大问题。

杜青林：反映全党意志体现人民心愿

同志的报告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博大精深、气势恢宏，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芒，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

石宗源：新观点新概括新举措

同志的报告气势磅礴、高屋建瓴、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论述精辟，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好报告，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好报告，是思想性、理论性、战略性、时代性和指导性都非常强的好报告。

张庆黎：坚定不移抓发展

同志的报告主题突出，旗帜鲜明，全面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地位和指导作用，是一个完全顺应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好报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大政方针，在西藏工作历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陈建国：新目标新要求新部署

同志的报告，立意深远，思想深刻。特别是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新要求、新部署，很鼓舞人心。

马列主义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过程，经历酝酿、命名、确立、曲解、定义时期。随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新发展。

思想是我党的指导思想，研究“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1935—1941年，这是“思想”概念的酝酿时期。“思想”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特定原因的

(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在如何对待马列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方法。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教条地对待马列主义，简单、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与苏联经验，把马列主义条文与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实质上就是割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陈独秀右倾主义与随后出现的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就是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现实体现。以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则注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和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并逐步学会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视角，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与深刻总结，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

(二)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与的思想成为党的政治思想的主流。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1936年12月，成为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成为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者。与此同时，在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发展了陕甘根据地，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政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日益受到党内的信服与拥护，成为党内政治思想的主流。

(三)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党史与整风运动的开展。到达陕北后，在党中央与号召下，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列、研究党史和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1941年到1942年，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用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两书共收录的著作近百篇，是党宣传的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四十年代初的整风运动是党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清算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使全党认识到以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正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

(四)特定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三十年代末以来，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日趋式微，并最终于1943年解散，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客观上推动了党对确立党内指导思想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在国内，国民党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大肆攻击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企图从根本上取消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就需要党在政治上突出的领袖地位，在政治思想上树立思想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反击国民党猖狂进攻的重要方法与内容。可以说，中国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孕育着“思想”概念的产生。

二1942—1944年，这是“思想”概念的命名时期

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对“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积极贡献。1941年，张如心相继发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同志的旗帜下前进》、《学习和掌握的理论和策略》等文。张如心提出“的思想”一词，这已涉及到思想的命名问题。

党的领导人对“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巨大的贡献。、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纷纷发表文章，宣传的思想在我党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其中，王稼祥于1943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该文首次出现“思想”概念，认为“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王稼祥在全党酝酿的基础上提出“思想”概念，作为首创者的贡献是应充分肯定的。从此，“思想”概念逐步为党内同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

这一时期，对“思想”概念的命名存在如下特点。首先，在命名“思想”概念时，把思想视为的思想。张、刘、王的文章行文中“同志的思想”、“思想”经常共用，且用意相同。这样的认识今天看来并不妥当，可是当时形势下，这却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是树立领袖地位，树立的思想在党内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所需要的。难得可贵的是，王稼祥还把“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革命实际经验联系起来，这包含了“思想”是吸取全党经验教训的成果、是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意思。当然这种认识是不自觉的，更没有进行理论提炼与升华。其次，在命名“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思想最本质的特征——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张如心对思想已有一定理性认识，触及到思想本质特征问题；刘少奇使用“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词；王稼祥则明确把思想看作“中国的马列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列主义”。这些表述肯定了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已从理论上总结出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命题。第三，在命名“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特点。王稼祥说：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这隐含了思想是运用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总结提炼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思想。同时，指出思想是在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与党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三1945—1965年，这是“思想”概念的确立时期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思想”概念展开进一步的概括与论述。“七大”在“思想”概念发展历程上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首先，“思想”作为一个正式的词语固定下来，并载入党的最高文件——党章。这标志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正式以“思想”命名。其次，第一次界定了“思想”概念的具体内容。思想包括对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对“思想”概念具体内容的界定十分必要，引导人们从具体内容上了解，掌握与运用思想，使全党对思想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第三，第一次全面阐述思想的基本特征与本质特征。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同国内外敌人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第四，第一次阐述了为什么中国的革命理论要以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思想”。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的问题，对无产阶级与人民事业无限忠诚。同时，还具备“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所以，能够创造科学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以的名字命名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七大”以后“思想”概念出现在各种各样党的文件、政府公文、报刊文章上，成为一个党和人民耳熟能详的概念。而令人奇怪的是，本人并不赞成使用“思想”概念。1952年，指示：“不要将‘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词。”鉴于此，1954年中央宣传部正式下达《关于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指出：“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从这里可看出：第一，“思想”概念党章已明确规定，继续有效。第二，不赞成使用“思想”概念有谦虚的成份，也有为避引起外界误解的成份。第三，“思想”概念内涵没有变化，仍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八大”以后，“思想”概念的使用明显减少。明白这些情况，国外某些政要、学者对中共“八大”未提及“思想”概念的种种臆断与妄自猜测，则会不攻自破。

四1966—1976年，这是“思想”概念的曲解时期

“十年动乱”期间，、集团歪曲、肢解思想，鼓吹对待思想的非科学的、反科学的态度，散布思想庸俗化、简单化、形式主义化的种种谬论。政治生活、政治理论的极“左”化，使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极“左”化，也使对“思想”概念理解的极“左”化。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否定思想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这一时期，个人崇拜盛行，由对的崇拜到的思想理论的崇拜。思想被说成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思想，而不用发展的眼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随意牵强附会、抛弃思想的灵魂与精髓，把思想片面化、绝对化，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形式主义极端盛行；其二，把思想等同于的全部著作与言行，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存在两个方面认识错误，一是曲解思想，视很多非思想，甚至反思想内容为思想。一是否定思想的群众性，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先觉先知，也会办错事、讲错话，这些错事与错话非但不是思想的内容，恰恰是违背思想的结果。这一时期，把的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统统当作真理并推向极端。中共“九大”对党的历史、性质与指导思想等问题，都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了表述，并认为该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贡献。如此形势下，“思想”自然被认为是个人思想，谁敢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呢?应该说，“十年动乱”期间，对“思想”概念的曲解，主要是由于、集团为己私欲，利用的威望，手中权力以及人民群众的某种感情、心理与传统的社会意识，疯狂煽动的结果。当然，本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务员之家

即便如此，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很多有识之士仍以大无畏的气概正确理解“思想”概念和捍卫思想的严肃性、纯洁性与科学性。1973年秘密写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一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确研究与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理论家李达针对一伙所谓“顶峰论”，明确指出：“讲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讲得科学，不要硬讲成到处都是发展，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淹没了”；张志新烈士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牵强附会地理解思想，不畏强权，坚持真理，并最终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当时形势下，以、李达、张志新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所表现的勇敢探索与追求真理的精神，实在难得可贵，可钦可敬。

五1977年以来，这是“思想”概念的科学定义时期

逝世与“十年动乱”结束后，理解“思想”概念，有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一种是因为毛泽晚年的错误，就企图否认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甚至主张不再提“思想”概念；一种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错误态度，以为凡是说过的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继续支持晚年的错误与方针政策。这两种错误态度的共同点，就是不能正确理解“思想”的概念，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思想与晚年的错误混淆起来。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思想?ig是我党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思想”概念作了这样的概括：“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②这一概括不仅回答了思想的本质特征，而且阐明了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关系。第一，思想与马列主义之间关系。思想来源于马列主义，但思想不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发展的马列主义。第二，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思想是指引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指针。第三，个人和党集体智慧的关系。思想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因而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其中的贡献最大。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思想”概念的定义成为党与人民的共识。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基本延续了这个定义。十五大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我们党把它称为思想。”这里将“思想”概念的外延由“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扩大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是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思想的新认识。思想产生于中国革命时期，思想无疑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但是，思想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展并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理论……等。可以说，思想是创立伟大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政治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是继承和发展了思想，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对“思想”概念的科学定义，有利于统一思想、高举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利于准确完整地把握思想科学体系，真正领会思想；有利于正确开展对思想的理论研究，为思想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六从“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随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