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技术范文10篇

马来西亚技术范文篇1

技术发展战略是国家对科技活动全局性和长期性的规划和行动方针，由科技行政体系主导，并协调技术政策与其他工业政策、国家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对一国技术政策的分析框架，Lall（1998）提出从三个层次研究国家技术政策：（1）确定国家发展目标，明确技术发展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2）激励政策，对市场失灵的领域提供国家干预的信号，包括基础型干预和选择性干预，所谓基础性干预是国家对人力资源、科技基础设施、研发鼓励等要素市场的干预，而选择性干预指国家扶持特定产业或特定产业组织优以实施优先优术发展目标；（3）组织制度，包括为实施技术发展战略的科技计划、行政组织等。[1]以这三个层次考察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业技术规划不明晰时期。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与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一致，资源型产业（如早期的橡胶、之后的棕榈油产业）的研究与开发是政府重点支持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建立的马来西亚农业发展研究所（MalaysianAgri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stitute,MARDI）对当时农业多样化、农矿产品的出口增长发挥了重要技术指导和推广作用。相对地，在马来西亚推动工业化的产业政策框架中，产业技术发展并没有成为优先的议题。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的投资方式在生产初级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行业兴建了一批制造业企业，到60年代末为解决就业问题和种族间经济利益冲突，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旨在社会重组目标的新经济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重点，而外资主导的出口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新建的自由贸易区内，与区外的当地产业几乎没有技术联系和外溢效果。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马来西亚重工业化的第二轮进口替代阶段，马国政府通过政府投资行为推动的重工业项目计划不仅包含了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的设计，同时希望进一步达到种族间经济利益平衡的目的。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产业技术的学习、深化一直不是政策制订者的直接目标。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开始筹建科技行政体系，如1975年成立的国家科学研究开发理事会（theNationalCouncilfor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1976年成立的科学技术环境部（theMinistryofScience,TechnologyandEnvironment,MOSTE），它们的预算、权限十分有限，无力对其他部门（如贸易工业部、农业部）以及这些部门下属的重点研究机构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政府加强技术力量供给的技术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政府感到马国工业化“缺乏对科技政策、战略全面而清晰的方向”，[2]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在当年数个经济规划中，包括第五个国家计划（1986—1990）和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明确了产业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联合，并在1990年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详细了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及鼓励措施。首先，产业技术目标在多个政策框架中明确体现，明显不同于前一阶段。由政府推动的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失利后，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1986—1995年）（theI8ndustrialMasterPlan），在这份规划中明确说明国内弱小的产业技术基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认为已具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产业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技术，建议采取韩国式产业政策对特定部门采用倾斜式政策以帮助本地企业建立技术基础，强调优先发展具有较强联系效应的资源型制造产业，如木材加工业、橡胶制品、石油精炼产品。尽管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政策方向随着很快到来的外国直接投资高潮冲淡了许多，但该计划是马来西亚政府首次将技术发展领域独立地列为经济发展规划中，显示产业技术发展已经成为政策目标之一。1990年出台的“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ActionPlanforIndustrialTechnologyDevelopment,APITD）作为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补充，更为详细列举了五大优先发展领域，如自动化材料、先进材料、生物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和能源、环境与环境技术，同时指出了马来西亚产业技术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瓶颈，并提出了42项建议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其次，在包含产业技术发展目标的多个政府规划出台后，对原有科技行政体系的改革也就成为必然，这些技术发展机构与私营企业界联系显得比过去紧密。原有分散在各部门的主要工业研究机构统一由科学技术环境部管理，以便提高这些研究机构的合作能力；改革后的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加入了更多私营企业界代表，并监督1986年启动的、由国家资助的“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theIntensificationofResearchinPriorityAreas,IRPA）项目的实施情况；马来西亚内阁组建一个由总理牵头的、新的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科技立法和项目规划，除此之外，产生了一些非政府机构的民间—政府协商组织，如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的技术委员会、马来西亚高科技产业—政府协调小组。最后，在政策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对科学技术的公共投入迅速增加，1986—1990年第五个五年规划中科技的公共投资从5.4亿林吉特上升到11.6亿林吉特，这些投资流向国有技术研究机构的基础设备投资以及资助国家重点领域研究项目（IRPA），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挑选国有技术研究机构开展IRPA项目。

从实践效果来看，由政府制订技术发展规划、国有资金支持、国家公共研究机构执行的科技体制属于典型的“由上至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这种规划体制的性质是一种集中型的体制而不是包含私营企业界参与的复式或协调式体制，尽管政府的初衷是仿效日本产业需求拉动式技术发展模式将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统一起来，但显然缺乏合格技术官僚的参与和企业界的广泛参与，特别是这种集中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自由化的市场环境相矛盾，这种发展战略对产业技术的提升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但无疑地国家对科技的大量投入培育了一种技术创新的社会风尚，这是马来西亚社会氛围里一直缺少的。

第三阶段，1993年后，加强技术政策与产业组织结构、市场条件的协调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注意到大量涌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内部化的技术转移比70、80年代显得活跃而积极，跨国公司对呈现产品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依托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消费型电子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电子产品制造技术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开始跨国公司增加了对马来西亚本地企业的零部件采购以及部分下包行为，槟城形成了以半导体、硬盘驱动器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产业集群。面对占马来西亚经济举足轻重地位的电子产业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紧密融合和跨国公司行为模式的转变，前期的供给型技术发展战略显然无法满足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为此马来西亚政府调整了技术发展思路，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制造业转变原有扶持单一产业为主的倾斜式产业技术政策，新发展思路强调为塑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提供诱导性的政策指导以及完善创新的网络建设。在产业政策上，面临90年代初国内已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社会基础设施紧张等形势，政府强调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型”向“生产效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组装、装配向高附加值的产品设计、研究开发、市场营销生产环节发展，提高产业的自动化水平。加强产业技术开发，提高产业结构联系，以生产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在技术发展的操作思路上，突出了培育产业群的技术发展思想，重点发展以电子电器产业、石化与制药、材料、资源加工等8个产业群，通过产业群的主导产业、辅助产业、基础设施和相关商业服务的互动合作带动产业上下游联系。在外资政策上，1991年11月颁布《新外资投资法案》对参与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的外资给予倾斜的投资优惠政策；1995年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规定以“人均员工最低投资额”作为批准投资的附带条件，从而抑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1996年马国政府将吸引高科技企业投资作为最优先的税收优惠项目，这些政策调整表明政府通过选择性FDI政策以达到促进本国产业技术升级的目的。另外，为改善本国二元性的产业组织结构，促进先进技术扩散，1993年马来西亚政府公布了《扶植企业计划》，由马国政府、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国内大企业）三方合作，促进大企业和经挑选的本地中小企业的配套生产，打造中小企业的技术学习渠道。

其次，科技体制从政府指令性向市场主导机制转变，这种转变突出表现在有关技术政策的制订、实施有更多私营企业界的参与。为推动产学研的结合，原国家公共研究机构的运作机制发生转变，改革后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营公司，采取合同制研究体系建立企业式营运模式，与此同时大学也被要求通过研究合同立项加强与产业的联系。1992年成立的公私合资经营的“马来西亚技术发展公司”（theMalaysiaTechnologyDevelopmentCorporation,MTDC）是马国首家风险投资公司，旨在促进公共研究机构成果的商业化。

二、马来西亚R&D发展模式的转变

推动研究与开发（R&D）的发展是政府培养本国内生性科学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一国政府科技规划的主要领域。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发展早期，R&D的作用并不突出，但随着企业技术能力深化，R&D活动就开始变得重要，这时的R&D活动大部分与企业吸收、改良复杂的引进技术相联系。特别是，随着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R&D活动开始从改良转变为真正的产品和工艺创新。因此，无论是促进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或是实施技术创新行为，R&D的增长都意味着工业的成熟和技术能力的提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学术界视研究与开发投入为衡量一国技术能力的重要指标，R&D水平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马来西亚进入工业化快速成长阶段，但R&D投入（指R&D／GDP）一直较为落后，成为制约马来西亚产业升级目标的阻碍。但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R&D的资源分布和活动特征明显改善。90年代中期之后，马来西亚的R&D总投入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幅。从R&D投入来源结构来看，来自产业界的研发比重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0年的57.9％，说明产业界研发的支出已经成为马来西亚R&D总投入的主力，显示在R&D领域由20世纪80年代政府主导开始转变为企业主导模式。与此相应地，在研发项目类别上，应用型和实验型研发支出大大超过基础型研究支出，显示产业主导形式已成趋势。

表11992—2000年马来西亚研究与开发的来源结构

（金额单位：百万林吉特；份额：％）来源19921994199619982000

金额份额金额份额金额份额金额份额金额份额

政府253.746164.927108.719.824721.9417.525.0

企业246.345292.648400.172.974666.2967.957.9

高等教育

机构50.79150.92540.37.3133.611.9286.117.1

总计550.7100611.2100549.11001126.61001671.5100

占GDP比

重0.370.340.220.390.50

资料来源：MOSTE（马来西亚科学技术环境部）—MASTIC（马来西亚科学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R&DSurvey,1994,1998,2000.

马来西亚政府的R&D投入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增长幅度很大，其产业需求导向的趋势日益增强。1996—2000年R&D支出为9.35亿林吉特，比1991—1995年的支出增长49％，[3]其中67％分配给国家资助的“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IRPA），其余则流向政府参与的技术合作项目，包括1999年成立的马来西亚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技术合作项目（theMalaysia-MITBiotechnologyPartnershipProgramme,MMBPP）、1998年批准的多媒体走廊研发基金计划（MSCResearchandDevelopmentGrantScheme,MGS）、1998年成立的示范应用技术资助项目（theDemonstratorApplicationsGrantScheme,DAGS）等。以政府R&D领域的资金分布状况来看，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IRPA）是马来西亚政府研发的主要部分，配合第二个产业主导计划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重点扶持领域从过去的5个增加到11个。相比过去，政府对应用性研发给予了更多倾斜。1986年启动的IRPA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1）IRPA的资金绝大多数流向公共研究机构和一部分高等教育机构，产业界很少从该基金获得研发项目，目前该基金尚缺乏产业界与研究机构的共同合作的机制；（2）缺少能够承担风险的技术孵化器的民间企业，IRPA在各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率都很低。考虑到IRPA模式的局限性，马来西亚90年代下半期在IRPA之外设立了对企业新技术研发、应用资助体系，着重联合产业界强化对产业技术的研发和新技术的市场推广。如斥资1亿林吉特的产业研究与开发基金计划（IGS）的主旨在于鼓励产、学、研三方的共同研发与应用，已资助项目包括现有技术改良和新产品、新工艺的创新；多媒体走廊研发基金计划（MGS）是鼓励进入多媒体走廊的资格公司的研发，已批准的项目涉及电子交易的软件开发、网络电话合成、指纹识别等技术研发；示范应用技术资助项目（DAGS）旨在推广本地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表2表明在2001—2005年期间马来西亚政府对科技投入进一步加大力度，特别在科技成果商业化和科技基础设施的预算投入方面将有大幅度提高。

表21996—2005年马来西亚政府科技发展支出的预算结构

（金额：百万林吉特）项目内容1996-20002001-2005

预算支出实际支出预算支出

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755.0718.11000.0

马来西亚-MIT生物技术合作项目35.033.3-

中小企业技术发展基金58.041.230.0

技术转让基金(TAF)118118.0250.0

技术成果商业化208203.9610.0

科技基础设施与发展2413.31496.72819.9

合计3587.32611.24708.9

资料来源：根据TheEighthMalaysiaPlan,Table12—5编制。

马来西亚民间企业研发占全国研发比例的大幅增长是马来西亚研发结构最显著的变化，2000年企业研发支出金额是1992年的4倍左右，1998年曾达到全国研发总额的72％，显示马来西亚民间企业研发需求快速增多。与国家公共研究基金、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资金大多来源于国家基金相比，83％的私营企业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本身。私营企业研发领域多集中在制造业的应用技术和工程技术，特别是电子设备及零部件、交通运输工具和石油产品。在民间研发结构上，外资企业大约占40％左右，且集中于技术密集性行业，如电子电器、化工和塑胶产品，本土企业的研发着重于食品、精练石油产品、基本金属产品以及交通运输器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马来西亚研发型人力资源的缺乏和科技基础设施的不足，2000年民间企业研发费用中有1.31亿林吉特研发项目外包给海外的研发机构。马来西亚民间企业研发开支的迅速扩大，一方面是企业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表明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民间企业（包括外资和本地企业）已通过技术吸收、消化环节后进入工艺和产品的创新环节。另一方面，民间企业的研发扩大也得力于政策激励。为鼓励私营企业的研发活动，马来西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除对私营企业研发活动的资助体系外，鼓励企业研发活动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也是重要的有效政策，具体地，由国家批准的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支出可以加倍从应课税中剔除，被批准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予以免除5年期限的公司所得税，公司内部的研发费用的50％准予在10年内从所得税中剔除。从私营公司对这些优惠政策的反馈情况来看，研发支出双倍从所得税中课除的激励政策效果较显著。

尽管近年来投入增长较快，马来西亚研发支出比例（R&D／GDP）在国际上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这对于期望延伸本国制造业的价值链、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此外，据马来西亚科技信息中心（MASTIC）的调查，公共研究机构、产业界和高等教育机构很少从事合作研发活动，三者中高等教育机构研发能力偏低，公共研究机构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低。从国家创新体系强调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在一国创新体系的循环流转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R&D资源配置随着产业导向的模式趋强，技术创新的效率有所提高，但科技行政机构作为协调产、学、研创新行为主体的联系功效以及促进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仍然有待加强。

三、马来西亚近期技术战略调整的理论分析

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政策的选择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新古典学派坚持应建立“市场亲善型”（Market-friendly）的产业技术政策，即为弥补市场失效，政府应改善要素市场，推动贸易自由化、深化金融市场、完善人力资本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主张技术政策应当保持中立性。新古典引用寻租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失效的可能性和成本远大于市场失效，所以排斥任何形式的针对某一特定产业、某一特定企业组织的信贷、补贴、税收优惠等干预行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理论学派（Lall,s.1998）认为政府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即便不是所有后发国家政府有能力象韩国一样成功执行有力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如确定重点发展产业、培育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后发国家的产业政策也应该是一种包含基础型和垂直型干预的混合物，不仅包括改善现存的要素市场，同时也可以通过政府行为弥补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市场缺陷，比如鼓励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比如发展技术外溢性强、关联性强的产业，Lall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政策应向“市场激发型”（Market-stimulating）调整。从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政府对其技术发展战略的调整来看，其调整的思路更多地体现“市场激发型”的特征。

首先，针对制约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薄弱点，政府加大在人力资源、研发鼓励、科技基础设施等环节的基础性干预。在马来西亚国家创新体系中，缺乏高级化、技术性、知识型人力资源被认为是制约其技术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因此，第8个马来西亚五年计划强调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倾斜，推动在职培训，从教育体制上打破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促进政府与私人、国外机构的合作。此外，以国家力量促进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马来西亚加快知识经济步伐的重要措施，2001—2005年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占马国政府科技投入的60％，此举意在以信息技术的推广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在研发领域，除提供普遍的优惠政策外，政府还提供资助诱导私人研发与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技术战略相结合，并改革公共研发资源的分配、运行机制，突出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效益。

其次，发挥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以新的创新组织形式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科学研究机构的信息技术交流。产业集群是特定产业领域里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的集中，通过产业集群里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可以获得比孤立的企业整体更有效的集群创新优势，集群式创新体现了互惠共生、协同竞争性、资源共享性的特殊优势。在实践中，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已经在经济活动中，特别在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中显现出来，如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等都是成功的案例。马来西亚政府大力推出的“多媒体走廊”、“生物谷”计划也是希望借助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吸引外资进入，带动本国高新技术的发展。

马来西亚技术范文篇2

技术发展战略是国家对科技活动全局性和长期性的规划和行动方针，由科技行政体系主导，并协调技术政策与其他工业政策、国家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对一国技术政策的分析框架，Lall（1998）提出从三个层次研究国家技术政策：（1）确定国家发展目标，明确技术发展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2）激励政策，对市场失灵的领域提供国家干预的信号，包括基础型干预和选择性干预，所谓基础性干预是国家对人力资源、科技基础设施、研发鼓励等要素市场的干预，而选择性干预指国家扶持特定产业或特定产业组织优以实施优先优术发展目标；（3）组织制度，包括为实施技术发展战略的科技计划、行政组织等。[1]以这三个层次考察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业技术规划不明晰时期。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与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一致，资源型产业（如早期的橡胶、之后的棕榈油产业）的研究与开发是政府重点支持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建立的马来西亚农业发展研究所（MalaysianAgri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stitute,MARDI）对当时农业多样化、农矿产品的出口增长发挥了重要技术指导和推广作用。相对地，在马来西亚推动工业化的产业政策框架中，产业技术发展并没有成为优先的议题。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的投资方式在生产初级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行业兴建了一批制造业企业，到60年代末为解决就业问题和种族间经济利益冲突，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旨在社会重组目标的新经济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重点，而外资主导的出口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新建的自由贸易区内，与区外的当地产业几乎没有技术联系和外溢效果。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马来西亚重工业化的第二轮进口替代阶段，马国政府通过政府投资行为推动的重工业项目计划不仅包含了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的设计，同时希望进一步达到种族间经济利益平衡的目的。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产业技术的学习、深化一直不是政策制订者的直接目标。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开始筹建科技行政体系，如1975年成立的国家科学研究开发理事会（theNationalCouncilfor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1976年成立的科学技术环境部（theMinistryofScience,TechnologyandEnvironment,MOSTE），它们的预算、权限十分有限，无力对其他部门（如贸易工业部、农业部）以及这些部门下属的重点研究机构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政府加强技术力量供给的技术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政府感到马国工业化“缺乏对科技政策、战略全面而清晰的方向”，[2]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在当年数个经济规划中，包括第五个国家计划（1986—1990）和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明确了产业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联合，并在1990年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详细了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及鼓励措施。首先，产业技术目标在多个政策框架中明确体现，明显不同于前一阶段。由政府推动的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失利后，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1986—1995年）（theI8ndustrialMasterPlan），在这份规划中明确说明国内弱小的产业技术基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认为已具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产业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技术，建议采取韩国式产业政策对特定部门采用倾斜式政策以帮助本地企业建立技术基础，强调优先发展具有较强联系效应的资源型制造产业，如木材加工业、橡胶制品、石油精炼产品。尽管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政策方向随着很快到来的外国直接投资高潮冲淡了许多，但该计划是马来西亚政府首次将技术发展领域独立地列为经济发展规划中，显示产业技术发展已经成为政策目标之一。1990年出台的“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ActionPlanforIndustrialTechnologyDevelopment,APITD）作为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补充，更为详细列举了五大优先发展领域，如自动化材料、先进材料、生物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和能源、环境与环境技术，同时指出了马来西亚产业技术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瓶颈，并提出了42项建议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其次，在包含产业技术发展目标的多个政府规划出台后，对原有科技行政体系的改革也就成为必然，这些技术发展机构与私营企业界联系显得比过去紧密。原有分散在各部门的主要工业研究机构统一由科学技术环境部管理，以便提高这些研究机构的合作能力；改革后的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加入了更多私营企业界代表，并监督1986年启动的、由国家资助的“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theIntensificationofResearchinPriorityAreas,IRPA）项目的实施情况；马来西亚内阁组建一个由总理牵头的、新的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科技立法和项目规划，除此之外，产生了一些非政府机构的民间—政府协商组织，如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的技术委员会、马来西亚高科技产业—政府协调小组。最后，在政策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对科学技术的公共投入迅速增加，1986—1990年第五个五年规划中科技的公共投资从5.4亿林吉特上升到11.6亿林吉特，这些投资流向国有技术研究机构的基础设备投资以及资助国家重点领域研究项目（IRPA），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挑选国有技术研究机构开展IRPA项目。

从实践效果来看，由政府制订技术发展规划、国有资金支持、国家公共研究机构执行的科技体制属于典型的“由上至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这种规划体制的性质是一种集中型的体制而不是包含私营企业界参与的复式或协调式体制，尽管政府的初衷是仿效日本产业需求拉动式技术发展模式将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统一起来，但显然缺乏合格技术官僚的参与和企业界的广泛参与，特别是这种集中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自由化的市场环境相矛盾，这种发展战略对产业技术的提升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但无疑地国家对科技的大量投入培育了一种技术创新的社会风尚，这是马来西亚社会氛围里一直缺少的。

第三阶段，1993年后，加强技术政策与产业组织结构、市场条件的协调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注意到大量涌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内部化的技术转移比70、80年代显得活跃而积极，跨国公司对呈现产品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依托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消费型电子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电子产品制造技术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开始跨国公司增加了对马来西亚本地企业的零部件采购以及部分下包行为，槟城形成了以半导体、硬盘驱动器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产业集群。面对占马来西亚经济举足轻重地位的电子产业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紧密融合和跨国公司行为模式的转变，前期的供给型技术发展战略显然无法满足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为此马来西亚政府调整了技术发展思路，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制造业转变原有扶持单一产业为主的倾斜式产业技术政策，新发展思路强调为塑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提供诱导性的政策指导以及完善创新的网络建设。在产业政策上，面临90年代初国内已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社会基础设施紧张等形势，政府强调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型”向“生产效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组装、装配向高附加值的产品设计、研究开发、市场营销生产环节发展，提高产业的自动化水平。加强产业技术开发，提高产业结构联系，以生产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在技术发展的操作思路上，突出了培育产业群的技术发展思想，重点发展以电子电器产业、石化与制药、材料、资源加工等8个产业群，通过产业群的主导产业、辅助产业、基础设施和相关商业服务的互动合作带动产业上下游联系。在外资政策上，1991年11月颁布《新外资投资法案》对参与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的外资给予倾斜的投资优惠政策；1995年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规定以“人均员工最低投资额”作为批准投资的附带条件，从而抑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1996年马国政府将吸引高科技企业投资作为最优先的税收优惠项目，这些政策调整表明政府通过选择性FDI政策以达到促进本国产业技术升级的目的。另外，为改善本国二元性的产业组织结构，促进先进技术扩散，1993年马来西亚政府公布了《扶植企业计划》，由马国政府、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国内大企业）三方合作，促进大企业和经挑选的本地中小企业的配套生产，打造中小企业的技术学习渠道。

其次，科技体制从政府指令性向市场主导机制转变，这种转变突出表现在有关技术政策的制订、实施有更多私营企业界的参与。为推动产学研的结合，原国家公共研究机构的运作机制发生转变，改革后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营公司，采取合同制研究体系建立企业式营运模式，与此同时大学也被要求通过研究合同立项加强与产业的联系。1992年成立的公私合资经营的“马来西亚技术发展公司”（theMalaysiaTechnologyDevelopmentCorporation,MTDC）是马国首家风险投资公司，旨在促进公共研究机构成果的商业化。

二、马来西亚R&D发展模式的转变

推动研究与开发（R&D）的发展是政府培养本国内生性科学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一国政府科技规划的主要领域。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发展早期，R&D的作用并不突出，但随着企业技术能力深化，R&D活动就开始变得重要，这时的R&D活动大部分与企业吸收、改良复杂的引进技术相联系。特别是，随着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R&D活动开始从改良转变为真正的产品和工艺创新。因此，无论是促进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或是实施技术创新行为，R&D的增长都意味着工业的成熟和技术能力的提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学术界视研究与开发投入为衡量一国技术能力的重要指标，R&D水平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马来西亚进入工业化快速成长阶段，但R&D投入（指R&D／GDP）一直较为落后，成为制约马来西亚产业升级目标的阻碍。但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R&D的资源分布和活动特征明显改善。90年代中期之后，马来西亚的R&D总投入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幅。从R&D投入来源结构来看，来自产业界的研发比重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0年的57.9％，说明产业界研发的支出已经成为马来西亚R&D总投入的主力，显示在R&D领域由20世纪80年代政府主导开始转变为企业主导模式。与此相应地，在研发项目类别上，应用型和实验型研发支出大大超过基础型研究支出，显示产业主导形式已成趋势。

马来西亚政府的R&D投入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增长幅度很大，其产业需求导向的趋势日益增强。1996—2000年R&D支出为9.35亿林吉特，比1991—1995年的支出增长49％，[3]其中67％分配给国家资助的“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IRPA），其余则流向政府参与的技术合作项目，包括1999年成立的马来西亚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技术合作项目（theMalaysia-MITBiotechnologyPartnershipProgramme,MMBPP）、1998年批准的多媒体走廊研发基金计划（MSCResearchandDevelopmentGrantScheme,MGS）、1998年成立的示范应用技术资助项目（theDemonstratorApplicationsGrantScheme,DAGS）等。以政府R&D领域的资金分布状况来看，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IRPA）是马来西亚政府研发的主要部分，配合第二个产业主导计划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重点扶持领域从过去的5个增加到11个。相比过去，政府对应用性研发给予了更多倾斜。1986年启动的IRPA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1）IRPA的资金绝大多数流向公共研究机构和一部分高等教育机构，产业界很少从该基金获得研发项目，目前该基金尚缺乏产业界与研究机构的共同合作的机制；（2）缺少能够承担风险的技术孵化器的民间企业，IRPA在各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率都很低。考虑到IRPA模式的局限性，马来西亚90年代下半期在IRPA之外设立了对企业新技术研发、应用资助体系，着重联合产业界强化对产业技术的研发和新技术的市场推广。如斥资1亿林吉特的产业研究与开发基金计划（IGS）的主旨在于鼓励产、学、研三方的共同研发与应用，已资助项目包括现有技术改良和新产品、新工艺的创新；多媒体走廊研发基金计划（MGS）是鼓励进入多媒体走廊的资格公司的研发，已批准的项目涉及电子交易的软件开发、网络电话合成、指纹识别等技术研发；示范应用技术资助项目（DAGS）旨在推广本地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表2表明在2001—2005年期间马来西亚政府对科技投入进一步加大力度，特别在科技成果商业化和科技基础设施的预算投入方面将有大幅度提高。

马来西亚民间企业研发占全国研发比例的大幅增长是马来西亚研发结构最显著的变化，2000年企业研发支出金额是1992年的4倍左右，1998年曾达到全国研发总额的72％，显示马来西亚民间企业研发需求快速增多。与国家公共研究基金、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资金大多来源于国家基金相比，83％的私营企业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本身。私营企业研发领域多集中在制造业的应用技术和工程技术，特别是电子设备及零部件、交通运输工具和石油产品。在民间研发结构上，外资企业大约占40％左右，且集中于技术密集性行业，如电子电器、化工和塑胶产品，本土企业的研发着重于食品、精练石油产品、基本金属产品以及交通运输器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马来西亚研发型人力资源的缺乏和科技基础设施的不足，2000年民间企业研发费用中有1.31亿林吉特研发项目外包给海外的研发机构。马来西亚民间企业研发开支的迅速扩大，一方面是企业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表明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民间企业（包括外资和本地企业）已通过技术吸收、消化环节后进入工艺和产品的创新环节。另一方面，民间企业的研发扩大也得力于政策激励。为鼓励私营企业的研发活动，马来西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除对私营企业研发活动的资助体系外，鼓励企业研发活动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也是重要的有效政策，具体地，由国家批准的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支出可以加倍从应课税中剔除，被批准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予以免除5年期限的公司所得税，公司内部的研发费用的50％准予在10年内从所得税中剔除。从私营公司对这些优惠政策的反馈情况来看，研发支出双倍从所得税中课除的激励政策效果较显著。

尽管近年来投入增长较快，马来西亚研发支出比例（R&D／GDP）在国际上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这对于期望延伸本国制造业的价值链、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此外，据马来西亚科技信息中心（MASTIC）的调查，公共研究机构、产业界和高等教育机构很少从事合作研发活动，三者中高等教育机构研发能力偏低，公共研究机构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低。从国家创新体系强调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在一国创新体系的循环流转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R&D资源配置随着产业导向的模式趋强，技术创新的效率有所提高，但科技行政机构作为协调产、学、研创新行为主体的联系功效以及促进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仍然有待加强。

三、马来西亚近期技术战略调整的理论分析

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政策的选择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新古典学派坚持应建立“市场亲善型”（Market-friendly）的产业技术政策，即为弥补市场失效，政府应改善要素市场，推动贸易自由化、深化金融市场、完善人力资本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主张技术政策应当保持中立性。新古典引用寻租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失效的可能性和成本远大于市场失效，所以排斥任何形式的针对某一特定产业、某一特定企业组织的信贷、补贴、税收优惠等干预行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理论学派（Lall,s.1998）认为政府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即便不是所有后发国家政府有能力象韩国一样成功执行有力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如确定重点发展产业、培育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后发国家的产业政策也应该是一种包含基础型和垂直型干预的混合物，不仅包括改善现存的要素市场，同时也可以通过政府行为弥补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市场缺陷，比如鼓励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比如发展技术外溢性强、关联性强的产业，Lall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政策应向“市场激发型”（Market-stimulating）调整。从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政府对其技术发展战略的调整来看，其调整的思路更多地体现“市场激发型”的特征。

首先，针对制约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薄弱点，政府加大在人力资源、研发鼓励、科技基础设施等环节的基础性干预。在马来西亚国家创新体系中，缺乏高级化、技术性、知识型人力资源被认为是制约其技术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因此，第8个马来西亚五年计划强调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倾斜，推动在职培训，从教育体制上打破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促进政府与私人、国外机构的合作。此外，以国家力量促进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马来西亚加快知识经济步伐的重要措施，2001—2005年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占马国政府科技投入的60％，此举意在以信息技术的推广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在研发领域，除提供普遍的优惠政策外，政府还提供资助诱导私人研发与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技术战略相结合，并改革公共研发资源的分配、运行机制，突出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效益。

其次，发挥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以新的创新组织形式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科学研究机构的信息技术交流。产业集群是特定产业领域里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的集中，通过产业集群里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可以获得比孤立的企业整体更有效的集群创新优势，集群式创新体现了互惠共生、协同竞争性、资源共享性的特殊优势。在实践中，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已经在经济活动中，特别在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中显现出来，如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等都是成功的案例。马来西亚政府大力推出的“多媒体走廊”、“生物谷”计划也是希望借助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吸引外资进入，带动本国高新技术的发展。

马来西亚技术范文篇3

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政府向来重视对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通信网络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马来西亚现有的基础设施能较好地为各类投资者服务，同时政府未来的基础建设计划也为外国投资基础建设和开展工程承包提供了契机。陆路运输方面，公路总长13．7万公里，主要城市中心、港口和重要工业都有高速公路连接沟通；铁路贯穿半岛南北，具备运送多钟货物能力。空运方面，马来西亚有8个国际机场和若干国内航线，是东南亚重要空中枢纽之一，2011年空运旅客6310万人次，货物97．8万吨。水路运输方面，有7个主要国际港口，马来西亚95％的贸易通过海运完成。通信方面，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邮政局均得到普及。

2当前中马经贸状况和国家发展规划

2．1产业政策

2011年，马来西亚GDP总额为5883亿马币，全年批准的制造业直接投资561亿马币，出口总额为6945亿马币。工业和服务业是马来西亚重要支柱产业。马来西亚农业以经济作物为主，主要有油棕、橡胶、可可、椰子、胡椒等。原棕油产量1891万吨，储量107万吨；天然橡胶产量99．6万吨，进口66．7万吨，出口94．6万吨。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主要动力之—，主要有电子、石油、机械、钢铁、化工、汽车制造。服务业是其最大产业部门，其中旅游业重要性突出。采矿业以开采石油、天然气为主。2011年日产原油57万桶，出口额达319．8亿马币；全年液化天然气，产量2．6亿吨，出口2．5亿吨，是世界第三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2011年建筑业产值为189亿马币，占GDP的3．2％。

2．2当前中马双边经贸合作

截至2011年7月底，马来西亚对华实际投入资金58．6亿元。其中2011年1－7月新增实际投资2．1亿美元。马来西亚对中国投资区域由沿海地区逐渐延伸内地，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供水、商业、酒店、电站、金融、房地产等领域。2000年以来，中国与马来西亚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达30％以上。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双边贸易额仍达519．6亿美元，仅下滑3％，其中，中国出口196．3亿美元，进口323．3亿美元。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中马双边贸易强劲恢复，双边贸易额达742．2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238．1亿美元，进口504．1亿美元。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中马双边贸易额为900．3亿美元，同比增长21．3％。其中，中国自马来西亚进口621．4亿美元，同比增长23．2％；中国出口278．9亿美元，同比增长17．2％；中国逆差342．5亿美元，同比增长28．8％。中国超过新加坡上升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同时继续保持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贸易伙伴。

2．3国家发展规划

（1）“五大经济走廊”计划。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鼓励外资政策力度逐步加大，为平衡区域发展，陆续推出五大经济发展走廊，基本涵盖了西马半岛大部分区域以及东马的两个洲。在伊斯干达开发区，鼓励投资服务业，主要有旅游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物流运输服务、创意产业服务、金融咨询服务等；北部经济走廊鼓励发展农业、制造业、旅游及保险、教育及人力资本、社会发展等领域；在东海岸经济区，鼓励投资旅游业、油气及石化产业、制造业、农业、教育；鼓励在沙巴发展走廊投资旅游业、物流业、农业和制造业；沙捞越再生能源走廊鼓励投资油气产品、铝业、玻璃、旅游业、棕油、木材、畜牧业、水产养殖、船舶工程和钢铁产业。（2）“大吉隆坡”计划。马来西亚“大吉隆坡”计划全线启动。大吉隆坡地区经济转型计划中提出的国家关键经济领域之—，位于吉隆坡－巴生河谷流域，涵盖了吉隆坡附近10个城市，计划从基础设施、人民收入和居住环境三方面着手，将吉隆坡打造成为世界前二十大适合居住的国际大都市之—。马来西亚鼓励外国投资政策的主要有特区鼓励创意、教育服务、金融咨询、保健、物流和旅游这6个领域，特区首个中心点主要发展休闲、住宅、金融和高端工业园等。

3中国企业介入马来西亚市场面临机遇与挑战

3．1抓住机遇

（1）市场机遇。马来西亚政府于2011年开始执行第十个五年计划，并陆续推出五个经济发展走廊。国家财政预算拨出大量款项发展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民生工程，改善投资环境，缩小地区差距，全面提升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企业应该抓住马来西亚新一轮基础建设的机遇，积极开拓马来西亚市场，借助马来西亚天然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中东国家的宗教联系，谋划进入东盟国家和中东国家市场的长远战略。（2）产业园区建设。中马钦州产业园与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的“两国双园”模式的形成，是全球经贸合作的重大创新。中马双方将在加快推进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双赢。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将全力加快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建设。一是加快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进一步明确产业园的产业定位，初步规划。二是合作推动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建设，搭建园区建设管理机构。以“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为原则，重点规划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食品加工、材料及新材料、生物技术和现代服务业等6个产业园区。三是促进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在产业链协作、资源开发、市场开拓、港口互通、海关特殊监管等方面加强合作。（3）经济结构互补性为开拓马来西亚市场的直接驱动力。我国与东盟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贸易商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为我国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形成了直接的驱动力。具体而言，我国纺织品、服装、鞋、食品、谷物、建筑材料、机电、化工产品等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而马来西亚在棕榈油、橡胶、天然气、石油等资源性产品上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双方合作的空间与潜力非常大。（4）投资环境的优化。马来西亚鼓励外商投资，当地的华人基础以及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资环境基础较好。新加坡大华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联合设立的总额达21250万新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基金，用于扶持进行双边投资的中小企业。此外，东盟国家正与部分发达国家进行FTA的谈判。通过在当地投资，发挥地缘优势，突破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的贸易保护壁垒，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商品出口。（5）推动中国与马来西亚及东盟各国的关系。广西企业加大对马来西亚的投资可以越过国家之间的隔阂，使资源在国家之间有效配置，使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下一步要以强化重点领域的经贸合作为切入点，推动与马来西亚经贸关系继续朝着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方向迈进，通过实现互利共赢将广西与马来西亚的友好关系推向深入，为政治和经济安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广西乃至中国和东盟国家友好往来进一步发展。

3．2面临风险

（1）法律问题。马来西亚在独立前，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因此其法律体系受英国影响很深。中国企业到马来西亚投资要注意法律环境问题，严格遵守马来西亚各项法律规定，密切关注当地法律变动情况，处理所有与法律相关的事务，涉及投资经营重大问题和合约谈判及签署，事先应听取专业律师意见。（2）税赋成本及壁垒问题。马来西亚的税收体系比较复杂，缴纳税务专业要求高。中国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当地税收政策，充分核算税负成本，尽量选择在能够获得所得税减免的领域或地区投资。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90％以上的产品实现零关税，但马来西亚在非关税的软性条款和技术性壁垒同辉会给中国企业造成障碍，中方须时刻注意马来西亚出于贸易保护主义而设置的“隐性壁垒”。（3）经营方式选择问题。马来西亚推行一些大型政府私营化工程，这类项目往往需要政府提供担保，向银行、金融公司或外国机构借款，因此中国企业如果想参与，必须选择有实力、讲信誉的当地公司作为项目合作伙伴，利用其关系和背景，共同实施项目。马来西亚外来劳务数量庞大，成本比较便宜，中国工人竞争优势不明显。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开展承包工程业务时，施工人员应因地制宜，雇佣外劳，并在部分现场管理岗位聘用当地人员，实行本地化经营。（4）劳务合作、优势削减问题。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马来西亚未对中国开放普通劳务市场，导致中国工人派出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不得不使用相当数量的当地工人和已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其他国家外劳，工作效率受到影响。随着马来西亚本地企业的成长，中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尽管仍保持技术优势，但价格优势已大大缩小，往往需要依靠对外优惠性质贷款打开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此类项目跟踪时间长、前期投入大、给企业带来一定负担。

4结语

马来西亚技术范文篇4

关键词：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贸易利益；竞争优势；一带一路；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马来西亚位于赤道，属于热带雨林气候，阳光雨量充沛、温度适宜、农业资源禀赋充裕、特色优势显著，主要农业经济作物包括棕榈油、橡胶、热带水果等，长期以来，马来西亚是世界重要的棕榈油生产国与出口国[1]。目前，农业经济产值占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65%，农村人口约占其全国人口的1/4，农产品贸易作为马来西亚外贸发展的重要构成，提振农产品贸易对其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2]。

1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状况及特征

1.1贸易总量。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Database）数据，自2001年以来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发展保持顺差状态，累计金额1069.38亿美元，已成为外汇收入重要来源（表1）。2001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总额为92.48亿美元，其中，进口41.28亿美元，出口51.20亿美元，顺差9.92亿美元。2002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118.8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6%。2009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马来西亚农产品出口锐减，直接导致总量骤降。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宣告建成，中国—马来西亚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力助推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复苏增长。2011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总额为480.83亿美元。自2012年以来持续下跌，2013年农产品进口与出口贸易出现“双降”。2017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止跌回升，贸易总额为376.48亿美元，增长4.70%，其中，进口156.58亿美元，出口219.90亿美元，顺差63.32亿美元。1.2贸易地位。2001—2017年，农产品在马来西亚外贸中的地位相对稳定，尤其在其出口贸易方面显得相对突出。2001年，农产品贸易额占马来西亚外贸总额的5.71%，其中，出口占5.82%，进口占5.59%。2011年，农产品贸易在其外贸中的占比升至峰值，达11.60%；2012年后占比持续下降，2017年为9.11%，其中，出口占比10.09%，进口占比8.02%。马来西亚在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中排名第四，仅次于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1.3产品结构。以UNComtradeDatabase《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2012）》6位为基准：2001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进口品种共计703种，2017年增至903种，其中贸易额超1亿美元的有37种，前5位依次为HS170114（其他甘蔗糖，未加香料或着色剂）进口8.87亿美元，占5.66%，超八成以上来自于巴西；HS180100（整颗或破碎的可可豆，生的或焙炒的）进口6.95亿美元，占4.44%；HS230400（提炼豆油所得的油渣饼及其他固体残渣）进口6.09亿美元，占3.89%；HS210690（未列明食品）进口5.94亿美元，占3.79%；HS100590（玉米）进口5.32亿美元，占3.40%。2001年，马来西亚农产品出口品种共计591种，2017年增至775种，其中贸易金额超1亿美元的有28种，前5位依次为HS151190（其他棕榈油及分离品）出口78.36亿美元，占36.64%；HS151620（氢化酯化或反油酸化植物油、脂及分离品）出口19.34亿美元，占8.80%；HS151110（初榨的棕榈油）出口18.78亿美元，占8.54%；HS210690（未列明食品）出口6.12亿美元，占2.78%；HS151329（其他棕榈仁油或巴巴苏棕榈果油及分离品）出口4.78亿美元，占2.18%。1.4国别结构。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主要合作伙伴为东盟、欧盟、印度、美国和日本等。发展中国家在其农产品出口贸易中占比约为80%，且呈日渐强化趋势，而发达国家市场所占份额持续走低。东盟历来作为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第一大区域合作伙伴，占25%左右，且马来西亚多处于顺差状态，2017年，马来西亚与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额达104.34亿美元，其中，新加坡位居首位，其次为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中国作为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第一大国别对象，双边农产品贸易额为36.61亿美元，约占其农产品贸易总额的10%，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20.31亿美元，约七成为HS15（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以下简称“HS15”），自中国进口16.30亿美元，主要为HS03（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和HS07（食用蔬菜、根及块茎），马来西亚顺差4.01亿美元（表2）[3]。1.5竞争优势。2001—2011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总体攀升，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由0.74攀升至1.68的峰值，由比较劣势升至较强竞争优势；但自2012年以来RCA指数逆势下滑，2016年跌至1.24，为中度竞争优势。2016年，马来西亚农产品出口贸易总体以极强竞争优势类产品为主，占72.53%，涉及商品种类60种；中度竞争优势占4.65%，商品种类43种；较强竞争优势占13.10%，商品种类52种；虽然比较劣势商品占比相对不高（8.87%），但商品种类却为数不少（620种）。2016年在东盟十国农产品整体RCA指数横向比较中，马来西亚位居第5位，低于老挝（2.83）、缅甸（1.89）、印度尼西亚（1.71）和泰国（1.60）；略高于越南（0.99）、菲律宾（0.97）、柬埔寨（0.55）、新加坡（0.22）和文莱（0.18）。2017年，马来西亚农产品出口前3位产品HS151190（其他棕榈油及分离品）、HS151620（氢化酯化或反油酸化植物油、脂及分离品）和HS151110（初榨的棕榈油）均为极强竞争优势，RCA指数分别高达27.62、41.56和26.61。

2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总量跌宕起伏，增速放缓。2012年以来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总体呈逆势下滑态势，贸易地位大幅锐减，出口方面降幅相对明显。尽管2017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额出现止跌回升，但其增势仍相当乏力，增长率仅为4.70%，且主要来自进口方面的增长拉动。马来西亚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及农业禀赋，国内农产品的生产与贸易潜力巨大[4]。丰富产品种类与拓展国际市场是有效提振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发展的重要途径。2.2出口品类集中，风险集聚。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发展长期高度依赖单一产品出口，导致其他产品出口潜力挖掘不足，进而限制外贸潜能全面发挥，如富有优势的HS03（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HS08（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或柑橘水果的果皮）出口占比分别仅为2.32%、0.81%。2001—2017年，HS15是马来西亚出口主导产品，占比基本维持在六成以上，个别年份甚至高达75%。2001—2008年，马来西亚曾位居世界HS15出口榜首；2009年印度尼西亚赶超马来西亚；2011年，马来西亚HS15出口金额达历史最高峰值，为227.20亿美元；2012年以来HS15出口持续下跌，进而导致农产品贸易总额锐减，2017年HS15出口额仅135.60亿美元。出口产品过度集中导致外贸风险集聚，同时易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不利于外贸平稳协调发展[5]。2.3出口层次低下，附加值不高。马来西亚农产品出口初级产品比例偏高，精深加工不足，附加值较低，所获利益有限[6]。尽管马来西亚国内第二产业相对发达，但与其农业关联度低、融合少，农产品加工环节相对薄弱，如HS15多以大宗产品形式出口。另外，长期以来马来西亚农产品出口集中，以发展中国家（市场）为主，购买能力与消费层次偏低。2017年，马来西亚第一大出口产品（HS15）主要出口对象集中在中国、印度、荷兰、土耳其和菲律宾等，多为发展中经济体。2.4竞争优势下降，国际竞争激烈。马来西亚农产品总体RCA指数呈递减趋势，虽仍为中度竞争优势产品，但与周边邻国农产品贸易大国相比，其劣势日益凸显。印度尼西亚在HS15出口规模已赶超马来西亚，并在HS15的产量与价格方面优势显著。越南和泰国在HS07（食用蔬菜、根及块茎）、HS08（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或柑橘水果的果皮）等热带果蔬类产品出口方面也成为马来西亚在东盟地区的强大竞争对手。目前，马来西亚农产品出口贸易中比较劣势产品种类数量偏多，进而导致其整体竞争力弱化，影响其贸易利益。2.5农业领域外资少，国际农业合作滞缓。长期以来，马来西亚农业领域吸引外资金额与项目数量偏少，农业领域资金、技术投入增长缓慢，制约其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发展[7]。究其根源，一方面因政府对农业领域的保护与引资限制；另一方面政府对现代制造业及新兴产业发展偏好及扶持优惠，一定程度忽视了国内农业发展。近年来，东盟成员国家中的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积极参与农业国际产业园项目合作，利用国际优势资源以促进本国农业转型与发展，而反观马来西亚参与农业国际化进程却相对滞缓、成效偏微[8]。

3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3.1机遇。首先，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逐渐高度重视本国农业经济发展，并陆续出台系列鼓励优惠政策，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本国农业经济综合实力及增扩农业经济总规模，为促进农产品贸易发展奠定物质基础[9]；其次，马来西亚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签署了诸多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协议，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马来西亚提振本国农产品出口创造了良好的区域平台。近年来，中国国内经济高速成长、城镇化加速、农产品消费猛增、进口规模飙涨，中国—马来西亚两国关系友好稳定、民间往来频繁、经贸合作突飞猛进，深化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潜力巨大，前景看好[10]。3.2挑战。首先，长期以来马来西亚国内农业经济发展滞缓，各类优势资源流向农业领域趋于减弱，导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与地位日渐下降。国内农业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也存在递减态势，总量有限且增势乏力。自2012年以来马来西亚农产品总体贸易逆势下降。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弱，而周边邻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同类或相似农产品增势迅猛，竞争格局加剧，出口条件恶化。其次，国际与地区合作竞争格局日趋激烈，世界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家（美国、巴西、智利等）纷纷加速推进本国农业经济增长，参与双边和多边农产品自贸谈判，助推本国农产品“畅通”国际市场，给马来西亚增扩农产品出口带来了巨大压力及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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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技术范文篇5

关键词：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

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程中，尽管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但由于农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出口收入、工业原料的来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族大多从事农业，为了缩小他们与其他民族间的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团结，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更是特别关注。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成为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

纵观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农民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民人口素质三大方面。这三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服务。

1969年的种族冲突事件促使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消除贫困尤其是马来族农民的贫困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社会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采取专门的济贫措施，而是通过为农民生产提供各种支持服务，促使其在生产发展中摆脱贫困。

1971年，马来西亚开始推行农村综合发展战略，以扩大农村人口就业，实现农业部门的现代化。为此，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建设，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支持。这些支持项目主要有：(1)开发土地，增加耕地面积，安置无地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至1987年，马来西亚共实施了422个土地开发项目，开发土地76万公顷，安置无地移民111728人。(2)改善农田基本建设，建造水利灌溉工程。两个大规模排灌工程——吉兰丹州的吉姆达计划和吉打州、玻璃市州的慕达计划均于70年代上半期完成。(3)提供化肥、高产种子和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作物产量，扩大油棕、可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对换种高产作物提供补贴。(4)实行价格补贴制度，减少市场风险，保障农民的生产利益。由于稻米种植是所有农作物种植中收入最低的部门，为了保证稻农的利益，马来西亚政府对米价实行补贴。在1986～1990年间，政府在给稻农补贴上的开支达到3.968亿马元，1991～1995年间，补贴开支达3.98亿马元。政府还建立国营销售系统和稻米烘干、碾磨、贮存一条龙的综合企业，为稻农提供种种方便，减少中间商对稻农的盘剥。(5)建立支持农业的信贷机制，为农业生产提供贷款。(6)在城市中心建立农贸市场，让农民直接出售农产品，以获取较好的价钱。马来西亚这些支持农业生产的措施对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政策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卫生医疗条件；二是对贫困农民实施救助和帮扶。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在全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公立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和网络。马来西亚农村卫生服务系统分为两级，即卫生中心和社区护士站。卫生中心有医师或专科医师，服务人群1.5万～2万人；社区护士站服务人群约3000—4000人，能处理多种医疗问题，包括分娩。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全部免费，即使是住院病人也只需缴付很少的费用，贫困地区和医疗条件差的地区的农民还可以减免费用。政府还定期对乡村卫生服务质量进行改进，尤其重视对农村卫生设施、设备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提升。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初级卫生保健诊所，部分助产诊所也可提供更多的卫生保健服务。

为了加快农村地区的脱贫步伐，1989年，在“新经济政策”即将结束之际，马来西亚开始实施专门的反贫困计划，即特困人员发展计划。政府将特困家庭登记在册，并设计一系列适合这些特困家庭需要的项目，以增加其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这些项目包括小型贸易、家庭手工业、家畜饲养、水产养殖、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生产等。政府还为贫困家庭提供无息贷款和培训、改善住房条件、为孩子们提供食物和教育资助等。至2000年4月，马来西亚共发放7.672亿马元的无息贷款，大约有15。35万名贫困者从中获益。除此之外，联邦土地发展机构还给那些因伤残无力工作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直接经济救助，每人每月可获得50马元的救助，一个家庭每月最高可获250马元的救助。总共有7000个贫困家庭获得救助。

在第七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1996～2000年)，马来西亚实施了一个专门帮助土著少数民族脱贫的计划。该计划的资助形式主要是鼓励土著少数民族参加各种能够增加收入的活动，如土地开发、蔬菜种植、零售业、家庭手工业等。在新土地开发和安置计划中，共有8100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益，涉及土地面积达1.98万公顷。到1999年底，1.582万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得了7900万马元的补贴，土著少数民族的贫困率已由50.9%下降到15.4%。自2001年起，马来西亚开始实行“国家远景政策”(NationalVi-sionPolicy)。这一时期，政府继续实施一系列类似的反贫困计划，资助对象主要是边远地区的土著少数民族。

在以上反贫困计划中，政府一方面对无生产能力的贫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还为农民提供住房、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等社会服务。到1995年，72%的农村贫困家庭通了电，65%的农村贫困家庭有了安全的饮用水；77%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家政府或私人诊所，还有汽车牙科医疗队和诊疗所、村卫生队、飞行医生为边远的农村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实施特困家庭发展计划，农村地区的特困家庭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3.7%。

第三，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府农村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希望以此促进贫困农民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直至摆脱贫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农民及其子女能够有机会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对6～15岁儿童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为了使《义务教育法》在农村地区能够切实有效地执行，马来西亚的农村发展计划及反贫困计划都将学校建设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到1995年，马来西亚94%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所小学，60%的贫困家庭能在同样范围内有一所中学。如今，马来西亚政府可以为儿童提供11年的免费教育。与此同时，政府还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各种教育资助，例如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免费课本、食宿、制服等。另外，改善农村教学设施，提高农村教学质量也是政府特别重视的内容。近年来，一些乡村学校的设备不断更新，一些不足150名学生的农村学校被合并，以便保证学生能够享有更好的教学设备和学习环境。为了使边远农村学校跟上科技发展形势，马来西亚发起了一项农村学校无线因特网培训和教育计划，为农村学校提供计算机等相关设备，为学生和老师进行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和培训。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虽非义务教育，但是政府设立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财政资助，使马来西亚青年都有可能进入大学学习。

除了保证让农民子女接受正规的教育外，马来西亚还特别重视农民自身能力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农民提供有关农业耕种以及工作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以使其提高生产能力；二是为农民提供工业培训，使其能够受雇于非农部门，或自己在农村地区和城市中心从事商业活动。在第五(1986～1990)和第六(1991—1995)个马来西亚计划中，政府在培训和咨询方面的开支达到2800万和3.417亿马元。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特点

第一，农村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融为一体，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社会目标。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处理农村的社会问题时，往往将其与农村的生产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因此，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相关内容往往包涵在经济政策之中。在1971～1990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政府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不只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重建社会、维护国家团结。“通过项目方式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和为不分种族的所有马来西亚人增加工作机会来消除贫困”，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马来西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实行专门的消除农村贫困计划，而是将消除农村贫困贯穿于各种农村发展计划之中，通过为贫困农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增收渠道以及生产服务，使其摆脱贫困。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末期实施了专门的反贫困计划，但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仍然是通过各种生产发展项目为贫困农民就业、增加收入提供各种机会和支持。

第二，注重农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直接的现金济贫措施有限。

在各个经济发展时期，马来西亚一直将消除贫困特别是马来农民的贫困作为其奋斗目标。但由于奉行“在发展中消除贫困”的原则，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并不主张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过多的现金救助，而是注重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其反贫困计划中，只是对那些因伤残无力劳动或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救助，而对其他人则通过提升其素质和能力来使其摆脱贫困，具体表现为在农村地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卫生医疗服务和教育培训体系，以此来促进农民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农民有能力自食其力以及从事更高收入的工作。这反映出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特别重视“自立”和“自尊”的理念。

第三，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在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无论是在资金的投入还是各种社会服务组织机构的建立中，政府都起着关键作用。如表1所示，马来西亚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呈不断上升趋势。在20世纪70、80年代，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农村地区，政府是农村发展资金以及农村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亦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为农村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首先，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发起的各种农村发展项目。在吉打州，约有70%的农村发展项目由私营部门负责运作，政府机构对其进行监管和评估。只有30%的项目直接由政府机构运作。私营部门除了直接参与投资开发外，还为贫困人员提供技术培训、工作机会、实物和财政资助等。非政府组织也在国家的反贫困计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马来西亚努力信用”(AmanahIkhtiarMalaysia，简称AIM)是一个金融方面的非政府组织。自1987年以来，该组织利用政府分配的3亿马元的无息贷款为6.9万个贫困家庭提供信用服务，使其能够有机会从事小商业和家畜饲养业。AIM还为一些潜在的服务对象实施了特别预备项目，以促进贫困家庭的自立。

马来西亚技术范文篇6

关键词：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

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程中，尽管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但由于农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出口收入、工业原料的来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族大多从事农业，为了缩小他们与其他民族间的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团结，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更是特别关注。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成为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

纵观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农民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民人口素质三大方面。这三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服务。

1969年的种族冲突事件促使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消除贫困尤其是马来族农民的贫困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社会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采取专门的济贫措施，而是通过为农民生产提供各种支持服务，促使其在生产发展中摆脱贫困。

1971年，马来西亚开始推行农村综合发展战略，以扩大农村人口就业，实现农业部门的现代化。为此，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建设，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支持。这些支持项目主要有：(1)开发土地，增加耕地面积，安置无地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至1987年，马来西亚共实施了422个土地开发项目，开发土地76万公顷，安置无地移民111728人。(2)改善农田基本建设，建造水利灌溉工程。两个大规模排灌工程——吉兰丹州的吉姆达计划和吉打州、玻璃市州的慕达计划均于70年代上半期完成。(3)提供化肥、高产种子和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作物产量，扩大油棕、可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对换种高产作物提供补贴。(4)实行价格补贴制度，减少市场风险，保障农民的生产利益。由于稻米种植是所有农作物种植中收入最低的部门，为了保证稻农的利益，马来西亚政府对米价实行补贴。在1986～1990年间，政府在给稻农补贴上的开支达到3.968亿马元，1991～1995年间，补贴开支达3.98亿马元。政府还建立国营销售系统和稻米烘干、碾磨、贮存一条龙的综合企业，为稻农提供种种方便，减少中间商对稻农的盘剥。(5)建立支持农业的信贷机制，为农业生产提供贷款。(6)在城市中心建立农贸市场，让农民直接出售农产品，以获取较好的价钱。马来西亚这些支持农业生产的措施对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政策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卫生医疗条件；二是对贫困农民实施救助和帮扶。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在全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公立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和网络。马来西亚农村卫生服务系统分为两级，即卫生中心和社区护士站。卫生中心有医师或专科医师，服务人群1.5万～2万人；社区护士站服务人群约3000—4000人，能处理多种医疗问题，包括分娩。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全部免费，即使是住院病人也只需缴付很少的费用，贫困地区和医疗条件差的地区的农民还可以减免费用。政府还定期对乡村卫生服务质量进行改进，尤其重视对农村卫生设施、设备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提升。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初级卫生保健诊所，部分助产诊所也可提供更多的卫生保健服务。

为了加快农村地区的脱贫步伐，1989年，在“新经济政策”即将结束之际，马来西亚开始实施专门的反贫困计划，即特困人员发展计划。政府将特困家庭登记在册，并设计一系列适合这些特困家庭需要的项目，以增加其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这些项目包括小型贸易、家庭手工业、家畜饲养、水产养殖、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生产等。政府还为贫困家庭提供无息贷款和培训、改善住房条件、为孩子们提供食物和教育资助等。至2000年4月，马来西亚共发放7.672亿马元的无息贷款，大约有15。35万名贫困者从中获益。除此之外，联邦土地发展机构还给那些因伤残无力工作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直接经济救助，每人每月可获得50马元的救助，一个家庭每月最高可获250马元的救助。总共有7000个贫困家庭获得救助。

在第七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1996～2000年)，马来西亚实施了一个专门帮助土著少数民族脱贫的计划。该计划的资助形式主要是鼓励土著少数民族参加各种能够增加收入的活动，如土地开发、蔬菜种植、零售业、家庭手工业等。在新土地开发和安置计划中，共有8100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益，涉及土地面积达1.98万公顷。到1999年底，1.582万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得了7900万马元的补贴，土著少数民族的贫困率已由50.9%下降到15.4%。自2001年起，马来西亚开始实行“国家远景政策”(NationalVi-sionPolicy)。这一时期，政府继续实施一系列类似的反贫困计划，资助对象主要是边远地区的土著少数民族。

在以上反贫困计划中，政府一方面对无生产能力的贫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还为农民提供住房、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等社会服务。到1995年，72%的农村贫困家庭通了电，65%的农村贫困家庭有了安全的饮用水；77%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家政府或私人诊所，还有汽车牙科医疗队和诊疗所、村卫生队、飞行医生为边远的农村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实施特困家庭发展计划，农村地区的特困家庭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3.7%。

第三，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府农村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希望以此促进贫困农民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直至摆脱贫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农民及其子女能够有机会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对6～15岁儿童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为了使《义务教育法》在农村地区能够切实有效地执行，马来西亚的农村发展计划及反贫困计划都将学校建设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到1995年，马来西亚94%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所小学，60%的贫困家庭能在同样范围内有一所中学。如今，马来西亚政府可以为儿童提供11年的免费教育。与此同时，政府还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各种教育资助，例如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免费课本、食宿、制服等。另外，改善农村教学设施，提高农村教学质量也是政府特别重视的内容。近年来，一些乡村学校的设备不断更新，一些不足150名学生的农村学校被合并，以便保证学生能够享有更好的教学设备和学习环境。为了使边远农村学校跟上科技发展形势，马来西亚发起了一项农村学校无线因特网培训和教育计划，为农村学校提供计算机等相关设备，为学生和老师进行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和培训。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虽非义务教育，但是政府设立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财政资助，使马来西亚青年都有可能进入大学学习。

除了保证让农民子女接受正规的教育外，马来西亚还特别重视农民自身能力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农民提供有关农业耕种以及工作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以使其提高生产能力；二是为农民提供工业培训，使其能够受雇于非农部门，或自己在农村地区和城市中心从事商业活动。在第五(1986～1990)和第六(1991—1995)个马来西亚计划中，政府在培训和咨询方面的开支达到2800万和3.417亿马元。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特点

第一，农村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融为一体，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社会目标。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处理农村的社会问题时，往往将其与农村的生产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因此，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相关内容往往包涵在经济政策之中。在1971～1990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政府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不只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重建社会、维护国家团结。“通过项目方式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和为不分种族的所有马来西亚人增加工作机会来消除贫困”，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马来西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实行专门的消除农村贫困计划，而是将消除农村贫困贯穿于各种农村发展计划之中，通过为贫困农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增收渠道以及生产服务，使其摆脱贫困。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末期实施了专门的反贫困计划，但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仍然是通过各种生产发展项目为贫困农民就业、增加收入提供各种机会和支持。

第二，注重农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直接的现金济贫措施有限。

在各个经济发展时期，马来西亚一直将消除贫困特别是马来农民的贫困作为其奋斗目标。但由于奉行“在发展中消除贫困”的原则，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并不主张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过多的现金救助，而是注重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其反贫困计划中，只是对那些因伤残无力劳动或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救助，而对其他人则通过提升其素质和能力来使其摆脱贫困，具体表现为在农村地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卫生医疗服务和教育培训体系，以此来促进农民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农民有能力自食其力以及从事更高收入的工作。这反映出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特别重视“自立”和“自尊”的理念。

第三，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在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无论是在资金的投入还是各种社会服务组织机构的建立中，政府都起着关键作用。如表1所示，马来西亚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呈不断上升趋势。在20世纪70、80年代，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农村地区，政府是农村发展资金以及农村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亦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为农村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首先，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发起的各种农村发展项目。在吉打州，约有70%的农村发展项目由私营部门负责运作，政府机构对其进行监管和评估。只有30%的项目直接由政府机构运作。私营部门除了直接参与投资开发外，还为贫困人员提供技术培训、工作机会、实物和财政资助等。非政府组织也在国家的反贫困计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马来西亚努力信用”(AmanahIkhtiarMalaysia，简称AIM)是一个金融方面的非政府组织。自1987年以来，该组织利用政府分配的3亿马元的无息贷款为6.9万个贫困家庭提供信用服务，使其能够有机会从事小商业和家畜饲养业。AIM还为一些潜在的服务对象实施了特别预备项目，以促进贫困家庭的自立。

马来西亚技术范文篇7

一，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历程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来西亚形式上的民主体制不是创建，而是英国殖民者“遗留”下来的。但这个英式政治体制是否能够正常运行，比建立这个政治体制更为重要。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尽管殖民者在离去时也留下了形式上的民主体制，这些体制却在很短的时期内土崩瓦解，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种体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所以，马来西亚的民主体制能否生存下去，也取决于它能否解决马来西亚面临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典型的多元化社会，马来亚种族之间的裂痕不仅在独立前和独立后没有消融，反而因为立法和法律、文化、宗教尤其是经济的区分进一步得到强化。所有的政治考虑都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共同体的经济，政策，区域发展，语言，教育，移民，征召国家公务员等事务联系在一起，这就迫使马来亚的政治制度只能在自由权威主义与有限民主之间摇摆。这种似乎矛盾的政治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以说是在本质上是由于种族的问题决定的，因为马来亚的政治几乎无法与种族的问题分开。但由于民主选举制度的存在，马来亚的主导民族马来族在政治竞选方面为了维持自己的优势，又不得不想方设法得到华人与印度人的支持。这就使得任何压制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地实行。换言之，马来亚社会的构成就决定了无论民主还是权威在这个国度里要想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都是十分困难的，其政治发展只能是在两者之间艰难地寻找某种契合点。总的来看，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独立到1969年的紧急状态为止，其特点是进行联合民主执政的探索。尽管是以为马来人利益斗争而起家的，马来亚最大的政治组织巫统很快认识到，社会形势使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与非马来亚的温和领导人建立起相互理解的关系。1951年，当东古·拉赫曼（TunkuAbdulRahman）就任巫统主席后，就采取同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合作的基本政策，并于1952年在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在以后的大选中，由于马华公会、巫统与印度人大会党之间达成了相关协议，各方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业绩。

独立后，联盟党一直执政，但它毕竟是通过民主的选举方式上台的，民主的体制始终维系着，而1969年5月13日在吉隆坡由于选举而出现的严重骚乱却使这种民主体制面临重大的考验。选举的结果是对联盟党的一次沉重打击，尽管它在国会中还是占有优势，其议席却从1964年的89下降为66席，选民票数从总数的58.4％下降为48.8％。[2]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进步党联合获得了25个议席，而伊斯兰教党获得了12个议席。这就使联盟党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国会多数，从而丧失了它过去所具有的绝对优势。所以，当5月13日民主行动党的支持者在吉隆坡举行庆祝游行时，巫统的支持者立即组织起来进行了反击，于是，全城陷入了一片混乱。为对付这次骚乱，联盟党政府于1969年5月宣布中止宪法，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时，5月骚乱也暴露出各种族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情绪是如此强烈，而种族之间的裂痕是如此之深，以致可以随时演化为暴力冲突。

于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进入其第二个阶段，即进行权威主义统治的尝试。带有军事独裁色彩的权威政府一直统治到1971年2月19日才宣布结束紧急状态，恢复国会。马华印联盟领导人的借口是为了控制局势，平息动乱，但客观上为某些政治领导人提供了巩固其权力的机会。在骚乱之后，拉扎克（TunRazak）政府动用了紧急法，将很多劳动组织的领导人抓了起来，同时还将很多反对党的主要人物也抓了起来。[3]这场变动的最终结果是政府的权力逐步转移到拉扎克手中。1971年，拉扎克正式当选为巫统主席和联盟党主席。因此，1969年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马来西亚由一个温和的民主政治转向了“一种权威主义的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中，一个精英集团采取了任何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其继续控制政府”。[4]

就这次骚乱的本质而言，是马来人并不满意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即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在政治领域而不能获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而非马来人也对现代化进程中马来人特权感到不满，他们并不认为少数民族在这个国家中只应该把自己的事务局限于经济和商业领域，而认为自己应该获得应有的与马来族平等的政治权力。[5]而巫统高级领导的替换，则是另一个重大的转折。随着拉赫曼的退位，拉扎克从1971年便开始尝试建立一个扩大的联盟，这个联盟将会有10个左右的政党，甚至还包括泛伊斯兰教党，以便共同参加按规定应于1974年举行的大选。这个决定与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相配合，显示出巫统已经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去按自己的意志推进自己的政治目标。1974年，在拉扎克巧妙的政治手腕的操纵下，新的联盟正式成立，它一共吸收了14个政党，更名为国民阵线（NationalFront)，各党依然相对独立，但在大选时采取共同的竞选纲领和统一的标志。新成立的国民阵线在1974年的大选中经受了自己诞生后的首次重大考验。国民阵线在这次大选中获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在总共124个议席中，它获得了104个议席，而巫统单独获得的议席就有62个。[6]

但1975－1977年间，巫统内部却再次发生了危机，此次危机起源于巫统内部的分歧。原来拉赫曼的支持者逐渐与拉扎克的力量疏远，因为他们已经被排除在主流的集团之外；另一股挑战的力量则来自拉扎克集团内部，拉扎克的挑战者在他的支持者中开始出现，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健康状态日益恶化从而使接班人的问题变得十分敏感。两种反拉扎克的势力都宣称，拉扎克及其同伙在联盟中分享了不适当的权力和特权。而更深的原因在于从60年代起，拉扎克的一帮最核心的顾问和其他追随者，就坚定地认为在70年代应该采取更为激进更有活力的政策以便提高马来人社会团体的地位，他们赞同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经济。而拉扎克在1976年1月14日的去世，使巫统内部的权力之争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反复的较量后，马哈蒂尔最终获胜。1981年7月，巫统一致推选马哈蒂尔当选为党的新领导人和新总理。

以马哈蒂尔上台为标志，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其最大的特点却是巫统的分裂。80年代以后，巫统的分裂给马来西亚的政治增加了若干变数。在选举中，对立派别公开地争取民众的支持以击败对手，并尽可能利用对手的敌人来成为自己的盟友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斗争策略。而这种政治斗争的局面给了以前那些被忽视的非马来人以及其他社会精英一种政治机遇，使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参与到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去，而正是这种新的局面导致了巫统的分裂。

马来西亚政府的权威主义倾向从70年代开始越来越强烈，其基础是巫统在政府中具有的绝对优势地位。但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作为国民阵线主席的马哈蒂尔的权威地位开始遭到党内其他高级领导人的挑战。1987年，巫统内部纷争的结果是最终在1988年导致了党的分裂——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巫统分裂成为了两个政党。[7]这种分裂虽然有一些政策上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因素却是对权力的争夺——那就是谁来接马哈蒂尔的班。由于拉扎利－穆萨联盟的挑战，巫统内部已经分裂成为所谓的A集团和B集团。这两个集团相互争吵，相互攻击，直至1988年吉隆坡法庭宣布了一个谁也没有料想到的决定，即从技术角度看，巫统已经是一个非法的团体。对法庭的决定，马哈蒂尔用手腕阻止了他的对手注册新党的企图，并将他自己的新党注册为新巫统(NewUMNO)。由于未能使自己的党注册，不同政见者们只好继续呆在党内，但最终还是独立出去成立了一个新党，并在1989年正式注册为四六精神党(Semangat46)。[8]

马来西亚的国民教育计划产生出来的商业机遇不可避免地在巫统内增加了权力争夺的斗争。在地方选举中的胜利就意味着具有了成为州议员或国会议员的机会，也就意味着随之而来相应的商业机遇。因此，为了获得更大的长远利益，人们不惜花费巨资进行竞选，马哈蒂尔本人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因为他也提到，在一次地方领导职务的竞选中，一位成员居然花费了60000美元。[9]而商人们也必须与巫统建立某种联系，以便获取各种信贷和商业利益。这一倾向又反过来加剧了巫统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原巫统中的反对派，即四六精神党，就开始尽力建立一个反对派的联合阵线，其中当然应该包括民主行动党与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到1989年，四六精神党终于与一些穆斯林政党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联合阵线，─个名为穆斯林联合运动(APU___MusilmUnityMovement)的组织。同时，它也进一步与民主行动党建立起某种联盟关系，作为交换，以四六精神党为首的新党领导同意支持民主行动党在一些州的竞争。尽管如此，联盟本身的分歧依然存在，因为民主行动党不同意伊斯兰教党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即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而伊斯兰教党当然不会放弃其基本观点以便取得穆斯林群众的拥护。结果在选举中四六精神党实际上是分别建立了两个联盟，在以马来人为主的区域与伊斯兰教党建立联盟，在西海岸地区则与民主行动党建立联盟。这种明显的矛盾暴露出拉扎利组织的联盟并不适合执政，当然，作为一个反对党联盟，它在马来西亚的政坛上的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并迫使国民阵线不得不考虑反对派的呼吁。尽管有着明显的弱点，四六精神党的联合反对阵线还是对现有政权形成了巨大的威胁。80年代中期以后，马来西亚政坛上的各种政治力量第一次看到了在政治上替代巫统控制一切的可能性，也就是在马来西亚可以组织一个能够代表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广泛的反对党联合阵线。在1990年，以四六精神党为首的反对党终于建立了一个反对党的联盟——人民阵线。它包括四六精神党，民主行动党，马来西亚人民党，马来西亚穆斯林印度人国大党，印度人进步阵线，哈民党，马来西亚团结党等，并于1992年正式注册。[10]

虽然反对派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选举的结果还是执政党国民阵线获得了180席中的127席，继续保有三分之二的优势。不过，其总的得票率却下降为53.4％，议席也减少了21席。[11]但从总的形势看，反对派并未能够对新巫统构成严重的挑战，尤其是华人为主的政党并未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相反，新巫统再次证明了它的优势，在它参与竞选的85个马来半岛的议席中它一共获得了70席。而四六精神党本来预期在马来人聚居的地区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因为它一再强调马来族的特权，但结果仍然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尽管有部分选民改变了意向，但总数微不足道，它们在90年的大选中只获得了8个席位。

为什么四六精神党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巫统长期执政后在马来西亚形成的新庇护制度。在四六精神党没有与巫统分裂前，其所有成员都是巫统庇护网的受益者。而分裂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庇护网控制权的争夺。在1988－1989年间，由于庇护权的控制尚未明显地转到某一方，所以如果在那时举行大选，四六精神党很有可能获得成功。但到1989年底，新巫统已经明显地重新确立了对政府庇护权的控制，于是，原有的反对派也就纷纷转向了。所有的商人，大学教师，技术精英，以及在政府得到贷款的各行各业的人员，都开始逐渐地回到了新巫统一边。由于利益的因素，这些人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实际上，他们在开始支持四六精神党时，也是因为他们以为反对派能够控制庇护网，而现在四六精神党的前景似乎并不十分光明，所以，为保险起见，还是支持新巫统为好。

1990年的大选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它表明了马来西亚政治领域中反对派开始真正强大起来，并具有对执政党进行挑战的潜力，尽管他们目前尚无执政的可能，但一个强大反对派政党的出现，对于民主政治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政治“游戏规则”及其基础

尽管反对党无法取代国民阵线，但它的斗争却表明，在这个国家中，民主与权威之间的合法较量依然是其政治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也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图是马来西亚政坛上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马哈蒂尔对反对党的行为表明，马来西亚的政治运作并不象宪法所规定的那样照章办事，而是基本上按照执政者的意志运行，因为对很多政治行为的解释权完全控制在执政者手中。但是，马来西亚毕竟还是有着自己的一些显著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对派的合法存在。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不是被镇压就是被取缔，很难具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在马来西亚，反对派尽管还没有执政的可能，但却能够长期地合法存在并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力，这应该是一种潜在民主的特征。

于是，研究马来亚的政治发展，探寻执政党政府与其反对党斗争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其“游戏规则”就十分必要了，因为对马来西亚而言，其政治发展的重点不是其政治形式而是其实际的政治过程。马来西亚人普遍认为，大多数立法在实际政治决策过程中只起很少的作用。自从下院在1959年由选举产生后，所有的议案都是由总理或副总理提出的，政府从未被击败过。大约不到10个议案是由反对派议员提出的，结果是全部被否决。从1959年以来，政府始终占有三分之二的优势，这一事实对于理解其政治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没有三分之二的优势，就不能制定和通过任何宪法的修正案。

使反对党的人士一直感到不安是国民阵线政府在权力分配中占据的优势，这也成为马来西亚宪法中一个始终争论不休的问题。马来西亚政府从它成立之日起，就不断地说它对于反对党是公平的，而反对党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自1959年12月14日议会第一次正式辩论这个问题开始，马来西亚的国会就未中断过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当时，一共有9个反对派的提案，而这些提案都必须在5小时之内辩论完毕，一些议员认为如果这些议案不能在当时得到辩论，那么应该留待下一次再辩论，因为应该尊重在这里出席会议的议员的声音，并认为缩短辩论时间对于反对派是不公平的。[12]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政府总是先将自己的提案加以表决，然后才来处理反对派的议案，总的来讲，是反对党更乐意使用国会来反映他们的意见，而不是政府。

这种比较独特的政治局面与双方的政治态度有关：在反对党一方，他们当然将国会看作是一个全民利益的工具，在那里可以讨论公众的各种事务并使这种讨论能够对整个民族产生影响，同时这里也是一个政府不得不对它负责并对它的作用加以考虑的机构。而在另一方面，政府则尽其所能在国会内外消减它的政治影响，由于政府控制了政治权力，使它有能力维持着国会的形式，但却加强其权威性使其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尽管如此，双方都没有抛弃议会民主的形式，没有抛弃以合法的形式来实现自己意图的游戏规则，无论反对党还是政府，都没有试图根本推翻议会民主，只是尽量想使其运作有利于自己而已。也正是由于议会民主的形式依然存在，也就使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完全无视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从而使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民主与威权奇特地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就其社会根源而言，马来西亚的反对派能够长期合法存在，政治游戏规则能够保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来西亚政坛上始终聚集着一批受过英式教育的社会精英。这批社会精英通过各种渠道聚集在殖民地的文官系统内，逐步地参与了马来亚的政治生活。

由于这种殖民地文官系统的存在，使马来西亚的以后的政治发展具有了一种半民主化的特点。自从1955年的首次大选后，英国的殖民制度开始具有了一些民主的形式，这主要是一些马来西亚的政治活动家开始展露头角，并逐步地成为了一支新的政治力量；但英国殖民当局依然对这些精英的政治参与有着种种限制，这又使得原有文官能有更大的权力。

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是使英国式的精英主义成为马来亚最重要的殖民遗产，而且这种观念上的遗产比其他任何一种英国式的遗产都更为强烈和持久。这种精英主义的主要内容是英国人强调马来亚精英的身份并保留他们在这个社会的地位和特权，而英国人通过与这批精英的联合而换取他们的协助和忠诚以便最终维护英国人在马来亚的利益。由于这批精英有群众基础并有众多的追随者，所以他们对稳定马来亚的局势发挥了很大作用。这种精英主义在马来亚的大学里也成为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贵族的子女能够享有特殊的房子、食品以及更高的助学金。其结果是，英国人在马来亚大学里灌输的不是自由、民主与平等，而是英国贵族的等级价值观念。

同时，由于马来亚的行政人员大部分是从马来亚贵族中选拔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与原有的统治精英有着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实际上，马来亚的本地行政官员成了苏丹的代言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获得的知识使他们成为传统马来亚贵族与英国殖民者之间沟通的桥梁。由于这种特点，使马来亚的行政官员成为当地贵族的代言人和社会的代言人，从而实际上卷入了政治的决策，这与英国本土奉行的文官中立原则是相悖的。他们是马来亚非官方舆论的官方代言人。[13]也正因如此，马来亚的本地官员十分强烈地要求参与马来亚的政治事务，尤其是当他们认为英国人的政策损害了马来亚社会利益时更是如此。

毫无疑问，马来西亚文官，也就是行政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正如泰曼所说的：“马来西亚文官系统的官员是马来西亚政治精英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观点和愿望通常极大地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政府中永久性的秘书和各部部长的秘书熟知政府整个的结构和工作的相关知识，而主要的助理秘书或类似的人员由于具有提供决策的必要技术和行政经验，因而他们的政策建议最终会成为实际的政策。”[14]

现在，马来西亚的政治领导人已经开始试图改变这种高度官僚化的政治结构，而这种结构一旦改变，则马来亚行政精英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下降，一个更负责的政府则可能由此产生。但在这种变化还未能成为马来西亚政坛上的主流之前，马来西亚行政精英传统的历史背景和某种共识对于马来西亚始终保持着民主政治的形式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这样认为，在马来西亚的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马来西亚的行政精英事实上构成了马来西亚政坛上的第三种势力，而其巨大的影响力则在无形中平衡着马来西亚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使得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不至于由于一方的过于强大而破坏“政治游戏”的规则。三，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特点剖析

虽然民主的构架依然保持着，但在70－8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政坛上的权威主义倾向越来越强，大选总是在对政府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举行，而反对党和各种新闻出版物几乎无法对政府的权力作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不过民主架构依然保持着，所以随着巫统的分裂民主势力再次得到了复兴。反对党能够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使民主的选举制度成为他们向政府挑战的有力武器，并使得国会再次成为重要的政治辩论场所。

由于仍然具有给予庇护好处的权力，政府还是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它来摧毁反对派的力量。最明显的例子是将四六精神党的支持者们争取过来，为削弱反对派力量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马来西亚的社会还是会继续朝着更加有利于增加政治监督与权力平衡的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使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迅速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阶级，由于城市中产阶级的力量的发展，使其纲领更能代表马来西亚现代化的层面。到8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社会的一支主要力量，而马来人农民和非马来人的劳工已不再构成社会的主要力量。[15]

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执政党为一个政党联盟，在独立之初，马华印联盟只包括巫统、马华公会与印度人大会党；1969年以后，执政党联盟开始逐步扩大自己的基础，在更名为国民阵线后，已经吸收了14个相对独立的政党加盟。这就使其具有相对广泛的社会基础。当然，巫统与新巫统始终在联盟党或是国民阵线中起主导作用。这种联盟的执政党性质使其不可能根本改变宪法的民主结构，但却不妨碍其行使权威主义的政策。

从一个较为宽阔的视野来考察，经济发展应该对政治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应能构成一个坚固的支持民主政治机构的社会基础，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日益复杂的阶级构成将十分有利于民主的进程。但从另一种角度看，这种巨大的变化恰好十分有利于权威主义政治的发展，因为只有一个具有强大权威的政府才有可能控制社会因急剧发展所引起的紧张以及控制劳动阶级的不满，并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且，在一个种族分裂的社会中，这种因发展所造成的紧张往往比一般的社会更为严重，也就更需要一个权威主义的政府来加以控制。

马来西亚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也就是从独立开始的将近20年的时间内，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稳定与民主政治，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被外国的投资者和华人所获得，而马来人为主的乡村地区并没有从这种发展中得到多少好处，这是造成1969年骚乱的主要因素。其结果是，经济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权威主义的倾向。而这个权威主义的马来西亚政府在1969年以后采取的新经济计划就是试图提高马来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受益份额，减少华人和其他人种从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好处。新经济计划从长远的角度看是为了减少社会的冲突，取得真正的社会和谐，但在短期内肯定是增加了社会的紧张，加剧了社会的冲突。因为这种明显地偏袒马来人而歧视其他种族的做法使得华人和其他种族的人认为政府将他们作为二等公民对待，非马来人在商业和其他方面都感受到了政府的压力，而华商通常不得不接受马来人作为自己的商业伙伴，尽管他们在管理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力，但由于他们与马来人的政要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与巫统的关系，使他们在签订贸易协定方面能发挥某种微妙作用，所以华商不得不接受这些从商业角度看并没有多大价值的马来人。而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政府还压制非马来人使用自己的语言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并限制他们进入马来西亚的大学。所以，当政府强迫非马来人在私人企业的领域雇佣马来人时，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怨恨：他们认为政府在强迫非马来人在私人企业领域作出牺牲的同时，却没有让他们在公共领域得到相应的好处。

虽然在实践中，非马来人仍然讲汉语和泰米尔语，同时，在十分广阔的社会和经济领域内，这些文化还在继续扩张，而宗教自由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尊重，但非马来人还是与这样一个带有十分明显的马来人印记的政府疏远了，其中的很多富有的、有着高科技素质的人才采取了移居海外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而一些富有的商人，也不愿意将自己积累的资金全部再投入马来西亚进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马来西亚的国力。在这一趋势中，华裔的表现十分明显，因为他们一般认为，马来西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在牺牲华裔利益的基础上为马来人提供更大的经济份额。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份额中，华裔占20％，而外国资本占60％，马来西亚政府不可能对外资不利，因为这会使外资流向具有更加优惠政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去，所以只可能对华裔的企业和资本进行侵犯。而被侵犯的一方，除了以资金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以表示自己的不满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表述。[16]

尽管国民阵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自己的权威地位，但整个制度却根本不可能转向完全的专制体系。以国民阵线为首的执政党联盟的确能够保证自己的选举中的胜利，但反对党的势力也在不断地增长，他们到后来已经能够获得大约40％的选票。在1989年巫统分裂后，反对党在1990年的大选中获得了47％的选票。[17]在州一级的选举中，执政党的失利也是常见的事。更何况马来西亚国民阵线只是一个选举联盟，其对内部的控制绝对不是稳定的，各个政党之间经常展开竞争。这就使马来西亚政治制度向更加权威的方向发展变成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多年的经济发展以后，马来西亚社会仍然十分明显地沿着种族与社团的界限划分。但这种社团的分裂由于民主的政治形式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各社团之间的协商与妥协。虽然马来人控制着政府，但他们却不可能忽视其他种族的利益。之所以如此，首先是非马来人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无论从人口比例还是社会影响而言，都根本不可能持续地进行压制；其次，这种压制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因为不仅华人控制着商业，而且他们和其他非马来人还掌握着一些这个社会中不可替代的技能。从本质上讲，非马来人社会的强大力量意味着马来人必须与他们分享政府的权力。

政治制度本身也潜在地鼓励种族之间的合作。因为在与泛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进行竞选时，巫统也不得不依靠非马来人的选票才有可能获得多数。由于一些极端的马来人政党对马来人选票的争夺，使巫统随时都能意识到，只有与马来西亚国民阵线的其他政党保持合作，才有可能保持自己执政党的地位。也由于它部分地依靠非马来人的选票，所以它也不得不在最低的限度上考虑他们的要求和利益。由于马来西亚的主要执政党的这种性质，使其内部不可能具有一种绝对一致的力量来推行专制的政策。这样，巫统在执行偏向马来人的政策时，也在最低的限度上考虑了非马来人的利益。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政治体系有明显的影响，急速的经济增长导致权威体制的强化以便对付工人阶级的不满，而各社团和种族的紧张也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以便政府能够同时保持社会的和谐和马来人的特权。当然，政府的行为无形中仍然受到少数民族社会与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力量的制约，商业阶层作为一种平衡性的力量，仍然发展得不够充分，华商的力量在整个马来西亚社会中处于防卫性的地位，而马来人的商业阶级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政府的。因此，马来西亚的政治体系屈从于同时产生的民主与威权的压力，一方面，政府实行着强大的专制性质的权力来维护马来精英的特权和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它也同时面对着社会的平衡制约力量从而限制了其为所欲为的范围；而定期举行的选举，尽管完全是为应付反对派的，但也时时使政府感受到了大众的压力。实际上，威权与民主在这种政治体制中并不是对抗性的，而是相互补充和支持的。

政府不时被迫地对混合着权威和代议制的挑战作出反应，反应出政府本身混合着民主与专制的两种性质，尽管政府不时地实施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来对付各种游行示威和抗议行动，但它却清醒地认识到其权威来自这个社会中的选举基础。要维持这种选举的基础，也就不可能不考虑各方面的利益，所以，任何马来西亚政府都不可能抛弃民主政治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所以，权威与民主的这种关系似乎没有必要进行大的调整，这种趋势在80年代变得尤其明显。在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遇到了麻烦，结果在国内引起了动荡，而巫统也发生了分裂。当人们普遍担心会引发一系列暴力冲突时，政府对这一系列危机采取了相应的权威措施，1987年，至少有100多起反对派的活动被政府用国内安全法所禁止。但专制性的措施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受到了民主趋势的制约，这种民主趋势体现在政党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正是这种竞争导致了巫统的分裂并使反对派成立了四六精神党，此后不久即与反对派——泛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联合，最后则是与非马来人为主的民主行动党联合。由于这种变化，马来西亚国民阵线在1990年实际上面临着它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大选的结果是它仅仅以微弱的多数——53％对47％战胜反对派，而这种结果与西方的政党竞选结果已经十分相似了。

最后的问题在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是否会沿着更加民主化的道路前进？这是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问题，但从其目前的运行情况看，这种政治体制似乎没有什么十分紧迫的压力要求它立即作出改变。这主要是因为马来亚社会精英从目前的体制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非马来人精英的利益也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尽管不是十分令人满意，但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同时，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种族的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的国度里，马来精英与非马来人精英都更看重社会稳定的价值而不是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民主化。当然，从某种角度讲，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已经是民主化的，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最主要的特征或本质就是其政治管理体系的成员是否是通过大众选举产生的。从这个角度看，马来西亚是完全合乎标准的民主政体。但是，马来西亚的民主机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考验，因为执政党并未在大选中品尝过失败的滋味，也就不可能了解他们在失败以后是否还能遵循民主的规范。所以，实践的民主体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志，即执政党能够服从选举的结果，尤其是对自己不利的选举结果，平稳地交接政权。实际上，在州一级的选举中，马来西亚的执政党政府是准备面对失败的，但这是因为马来西亚国民阵线在全国仍然拥有优势，而一旦政局的变化威胁到他们的真实权力时，各种紧急措施就出笼了。近期在安瓦尔的事件上，马哈蒂尔就不惜牺牲司法独立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马来西亚的执政者并不是真正信奉民主自身的价值，而毋宁说利用民主的选举程序来增加政府权力的合法性。

在这种政局的变动中，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是否最终还会向着更加民主化的道路前进是令人关注的。第三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发展，而社会中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使得他们不断提出民主化的要求，并最终使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发生民主化的变革。如果马来西亚按这种规律运行，它迟早也会转变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马来人特权无疑是马来西亚通向民主制的最后障碍，因为民主原则不允许社会的某一部分人以任何借口享受任何特权。尽管最后的发展趋势尚无法准确地预测，但马来西亚的经验至少向我们证明，一个以权威和民主相互配合的政治体制，能够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中长期存在下去，因为这种体制比单纯的独裁或民主的体制都具有更大的弹性。而现行的马来西亚政治体制中的民主，不是基于民族的整合，却是基于社会各种族社团的分裂。也就是说，民主在这样的国度中并不具有西方政治学的含义，而是一种分裂社会的粘合剂。

如果民主不仅仅是能够让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得到公平和有效表达的政治形式，而且也是将一个社会能够联结在一起的粘合剂，那么，民主在东方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就值得重新定义和估价。也许，这种“管理型民主”更适合东方的国情，从这个角度看，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它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不仅在工业化方面会形成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而且在政治方面也会形成自己的独有形态，这种形态很可能不仅是一种过渡的形式，而且会作为一种文明的形态长久地存在下去。它不会对民主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提出什么严峻的挑战（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担心的那样），而只是用一种自己和平的方式证明，工业文明和人类的现代化，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西方的发展模式是成功的，但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更不表明一切民族都必须完全机械地效仿这种模式。事实已经证明，人类的文明是一种多元化的文明，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是这样。不同的工业或是现代文明可以在一个一体化程度更高的世界上共存，而由原来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模式，将会给人类的新一伦文明的创建提供某种具有活力的因素，它不会激发起“文明的冲突”，而只会使21世纪的人类社会具有更加丰富的色彩。注释:

[1]1963年7月9日，英国、马来亚、新加坡（后退出）、沙捞越、沙巴在伦敦签订了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协定。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立，其核心依然在原来的马来亚地区。因而，人们也将马来西亚看成是扩大了的马来亚。

[2]巴巴拉·沃森·安德亚与伦纳德·安德亚：《马来西亚史》（BarbaraWatsonAndayaandLeonardY.Andaya,AHistoryofMalaysia.）香港1982年版，第280页.

[3]哈罗德·克劳奇：《马来西亚的政府与社会》（HaroldCrouch,GovernmentandSocietyinMalaysia）.康乃尔大学1996年版,第97页.

[4]乔尔·卡恩与佛兰西斯·洛尔·科克·沃尔：《片断的印象》（JoelSKahnandFrancisLohKokWah,FragmentedVision）夏威夷大学1992年版,第1页.

[5]菲斯克与奥斯曼－拉里主编：《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E.K.Fisk&H.Osman-Rani,ed.,thePoliticalEconomyofMalaysia）牛津大学1982年版，第95页。

[6]巴巴拉·沃森·安德亚与伦纳德·安德亚：《马来西亚史》第293页。

[7]乔尔·卡恩与佛兰西斯·洛尔·科克·沃尔：《片断的印象》第30页.

[8]四六精神党的成员主要来自原巫统，该党实际上仍然奉行原巫统的政策，即坚持1946年精神，强调马来族的特权，带有更强烈的种族倾向，所以被称为四六精神党。

[9]乔尔·卡恩与佛兰西斯·洛尔·科克·沃尔：《片断的印象》第33页。

[10]哈罗德·克劳奇：《马来西亚的政府与社会》第128页。

[11]乔尔·卡恩与佛兰西斯·洛尔·科克·沃尔：《片断的印象》第36－7页。

[12]扎卡拉·哈吉·阿哈蒙德：《马来西亚的政府与政治》（ZakariaHajiAhmad,GovernmentandPoliticsofMalaysia）牛津大学1987年版，第45页。

[13]扎卡拉·哈吉·阿哈蒙德：《马来西亚的政府与政治》第98页。

[14]罗伯特·蒂尔曼：《马来西亚官僚政治式的演变》（RobertO.Tilman,BureaucratictransitioninMalaysia）杜克大学1964年版,第119页。.

[15]乔尔·卡恩与佛兰西斯·洛尔·科克·沃尔：《片断的印象》第40页。

马来西亚技术范文篇8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居民身份；应纳税所得；扣除项目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及难点之一。国内学者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此有过专门的研究，最典型的如：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讨论。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是以英，美，日特别是日本等国的做法为基点，从遵从国家税收管辖权，增加财政收入角度出发，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提出改进意见，而很少正视我国是一个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本文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和税收征管的实际出发，主要从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规则，应纳税所得和扣除项目三个方面比较借鉴我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如泰国，马来西亚，以寻求遵循国际税收惯例与现实选择二者之间的最佳结构，来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上述三个部分进行改进。

我国及东盟国家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规则，应纳税所得，扣除项目的比较分析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人口众多且人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压力大，资金，技术人才缺乏等困难，对吸收外资，引进技术，人才吸收先进思想及管理经验都有迫切要求，因此在税制的正式规则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而周边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文化习俗等因素的相近性，势必在税收制度的非正式规则上也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选取了与我国相邻的泰国，马来西亚作为比较对象，试从比较分析中得出一般的规律。

<一>：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规则的比较分析

1：各国在选择自身税制规则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缘政治，历史渊源，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而各具特色，泰国及马来西亚以前是英法的殖民地，因此在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规则上与英法有点类似。泰国是采取180天标准而马来西亚是182天标准，与中国比起来（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的影响），我国基本上是以1年界限来区分税法意义上的居民与非居民，也就是说在我国境内无住所而居住不满1年的个人与在中国境内无所得不居住者一样看待，只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承担纳税责任。

2：中国的确认标准为双重的—时间及住所标准，而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标准都为时间标准，特别是在时间标准上比泰国，马来西亚更加复杂，如中国自己特色的1年标准和5年标准

<二>泰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在应纳税所得的确认规则的比较分析：

1：在应纳税所得的确定方面，泰国的居民或非居民对不管是在国内支付或是在国外支付的在泰国受雇或从事经营活动并取得的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中国是仅就对工资薪金项目实行有区别的支付原则，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中对在中国居住90（183）天以下的非居民的所有境外支付的境内外所得免税，对居住5年以上的的由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征税。且泰国并不征收单独的资本利得税，从财产再出售中取得的盈余被视为普通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中国对财产收益有独特的纳税规定。

2：而马来西亚就其纳税人外国收入部分按照汇入原则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一点与实行“支付原则”的泰国和中国是不同的。还有马来西亚没有将资本利得列入征税范围（房地产收益税除外）。中国将个人得资本利得列入征税范围。

<三>泰国，马来西亚及中国在扣除项目得比较分析

1：在扣除项目的做法上，中国与马来西亚比较类似，主要分为对工薪所得的扣除项目及对其他类型所得的扣除项目，在工薪所得得扣除中中国为1600元/月的标准，而马来西亚的工薪所得的扣除费用也是有限的，仅限于一些基本的生活开支。对于其他所得的扣除项目，中国与马来西亚有很多是相似的，如：马来西亚对于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亏损的个人可以用当年所得弥补当年的亏损这点与上表中中国的扣除项目的第二点关于个体工商户的损失扣除相类似。

2：而泰国在扣除项目方面比中国和马来西亚更具特色，对雇佣所得，纳税人可选择“标准扣除”也可选择分项扣除费用，在个人宽免项目的规定很大程度上仿照了西方做法，对纳税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区分为未/已婚，有/无子女，子女是否受教育及受何种教育情况进行个人扣除项目的确定。另外，对人寿保险所得，退休金基金缴费，住房贷款利息付款以及慈善捐赠还有其他款免扣除项目，对于这些宽免泰国国税局都规定了最高现额。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纳税人的扣除项目只能执行法定的“标准扣除”，不能选择分项扣除费用。

给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启示：

从上述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在制定个人所得税时不仅考虑了国际惯例同时也考虑自身的经济，社会，管理水平等状况，因此我们在与邻国的比较后得出，在改革本国个人所得税制时的立足点是本国实际情况同时参考国际惯例：

1：在自然人居民身份确定规则上建议将5年规则解释为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质性的规则：在任何连续5年中一个人每年在中国居留183天以上或累计居留915天以上，从第6年起不论在中国居留的时间长短，均视为中国居民。取消1年规则采取不管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通用的183天规则。作上述改变主要的考虑是；简化身份确认规则，对我国的规则重新做出解释，让原本没有现实意义的规则更有可操作性，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作出的改进，更有利于对外的交流及维护国家的税收管辖权。

2：在应纳税所得的确认规则建议将境外收入“支付原则”改为“汇入原则”要明确“汇入”不仅指通过银行，邮局汇入，还包括本人或委托他人从海，陆，空，港等携带入境，不仅包括现金的汇入，也包括各种证券，实物的“汇入”，改为“汇入原则”的主要是从我国目前的稽查征管水平及可操作性角度出发。由于我国目前的稽查征管水平较低，稽查征管的成本较高，如果按照对于目前可操作性不强的“支付原则”来确认应纳税所得，实际上会导致我国的税收管辖权落空，税收收入不稳定。而在具体应税项目上，应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应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府只能的需要来确定具体的应税项目。

3：考虑到目前我国的教育成本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教育支出基本上成了大部分家庭支出的一大部分，因此对于扣除项目的改进，建议将教育支出纳入扣除项目中，对有子女并且正在接受教育的家庭的教育支出允许扣除，有利于减轻家庭的负担，有利于提高家庭对教育的指出水平，有利于提高我国民众的质素。同时也可考虑针对纳税人的不同情况进行扣除，如对个人是否结婚，是否有小孩以及小孩的个数等情况进行扣除项目的确定真正作到效率与公平的结合。

【参考资料】

[1]解学智.个人所得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杨斌.国际税收.复旦大学出版社

马来西亚技术范文篇9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开始推行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和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1961年的“教育修正令”强调教育要满足国家的需要和促进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注重读、写、算等基本技能的教学，突出精神教育和自我约束教育。不过，除了要求对所有的穆斯林中小学生开设必修课程伊斯兰研究外，没有提及到专门的道德教育。[1]1969年，马来西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社会骚乱。骚乱中出现了种族冲突和仇杀，骚乱后各种族之间的关系恶化，不同种族之间开始相互猜疑，变得互不信任。在种族猜疑和怨恨增加的同时，马来西亚的青少年犯罪也开始增加，校园秩序混乱，学生对国家发展意图和规划了解甚少，传统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和文化受到冲击，而以往的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模式对此无能为力。整个社会对道德弱化的现象反应强烈，民众强烈要求政府在学校开设系统的教育课程以改善社会风气。

二、马来西亚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的内容

（一）设置专门的道德教育管理机构：道德教育委员会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1970年，马来西亚国家原则（RUKUNNEGARA）出台。马来西亚国家原则是国家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马来西亚接下来的各种改革提供了指导和参考，也为马来西亚学校道德教育大纲确定了基准。国家原则承诺，“团结所有马来西亚人，创建一个公平分配国家财富的社会，确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方式对待和发展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建设一个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不断发展进步的国家”，“为了实现最终的目的，我们坚持以下原则：相信神，忠于国家元首和国家，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道德和行为规范”。[2]道德教育发展初期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马来西亚内阁委员会要求教育部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设计和开发道德教育课程。道德教育课程将要贯穿整个中小学11年的学龄教育期，新的道德教育主要是针对非穆斯林学生，因为穆斯林学生已经在他们的课程中学习了伊斯兰宗教知识。因此，1976年10月，经过课程中心开会讨论后，教育部决定正式成立道德教育委员会。学校督察负责人被任命为道德委员会的主席，道德教育委员会主席是道德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各种宗教团体、志愿者组织、中学、大专、本科学院以及其他各种教育委员会成员被任命为道德教育委员会的代表。道德教育委员会主委会由8人组成，负责开展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征求各方意见，经过广泛讨论后最终形成一个适宜马来西亚非穆斯林学生的道德教育大纲。[3]因为大纲要针对所有的非穆斯林学生，为了体现大纲的普适性，制定大纲的过程中需要让尽可能多的不同阶层和种族的人参与进来，相互讨论、反馈。因此，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到其中来讨论和认定需要在新的正式德育课程中传授的价值观。不同群体的建议和各个方面的调查结果最终提交到主委会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修订。

（二）第一部道德教育大纲时期：寻找共同的价值观

1977年，马来西亚教育部就国立学校开设德育课的议题进行了专家咨询论证，提出在正规学校开设德育课。1979年，内阁委员会通过了国家教育政策研究实施报告（the1979CabinetReport），马来西亚后来与道德教育有关的一系列活动都基于该报告。这份报告对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进行了总结并声明：“为了建立一个有纪律、有文化和团结的社会，要求穆斯林学生学习伊斯兰宗教知识，同时要求非穆斯林学生接受道德和伦理教育。学习伦理和道德课程的所有学生，必须接受测验。在这些课程中，要求尊重个体，自由地包容任何民族，在一个多民族社会必须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4]报告决定成立有国际专家参加的道德教育课程评价组，组织对课程的开发和试验。根据1979年内阁报告的安排，道德教育通过各种方式开展起来，首先进行了道德教育课程试验。1981年，在对塞朗加省18所国立中学的中学生进行仁爱、勤奋和诚实三项内容的德育课改试验结果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在学校开设道德教育课程是非常必要的，德育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道德认知水平。同时，马来西亚也积极参加了一系列在亚洲各国开展的道德教育项目。例如，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领导、日本东京国立教育研究所（NIERResearchBulletin，1981）承办的道德教育项目。这个活动的参加国家可以相互分享彼此在道德教育领域的观点和经验，该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认定普世的价值观，参与国也可以采用该项目认定的普世价值观作为自己国家道德教育中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5]为了规范和有效地开展道德教育，马来西亚教育部直接要求课程开发中心制定道德教育大纲，并上报国会讨论。在制定道德教育大纲时，马来西亚的历史、宗教以及社会文化等成为道德委员会考虑的重点，大纲要体现以诚信、爱为基础的德育原则。马来西亚当局和学者们认为，信仰和宗教虽然有差异，但它们都有近似的善恶观，课程应把重点放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差异上。因此，课程发展中心在起草道德教育大纲时，对哪些价值体现马来西亚社会的需要、哪些价值可以不分宗教信仰而被所有人接受等做了认真的研究。经过道德教育委员会牵头的大讨论后，第一部道德教育大纲选择了当时人们认为最基本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16个核心的价值观来传授给学生。这些价值观包括：同情、自恃、谦虚、尊重、友爱、正义、自由、勇敢、讲卫生和心理健康、诚实、勤勉、合作、温和节制、感恩、理性、公益意识。核心价值观主要由个体和社会可观察到的道德价值观和知识构成。这些价值观确保学生在他们所属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等机构或者社群中生活和交往时能进行积极的人际间互动。教育部明确提出，这16种价值观没有先后次序之分，各个年级都要根据学生不同发展水平开设价值教育课。此外，其他学科的教学以及共同的课外活动中都要不断地、始终如一地把这些核心价值观灌输给学生。在这个先行大纲中，要求道德教育重视个体精神、人文以及作为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它强调教诲和内化马来西亚社会的高尚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以马来西亚的各种宗教、传统文化和不同社群文化为基础，同时也和世界上主流价值观协调一致。

马来西亚新的首届非伊斯兰小学德育课程在1983年开始实施，道德教育课程师资培训计划也同时展开。在第一时间段，所有马来西亚小学都在第一学年以必修课程的形式开设道德教育，并逐年分阶段实施至小学六年级。课程内容的设置上，下一年以上一年为基础，层层递进，不同阶段传授的道德教育内容的难度和侧重点不同，这个项目计划1988年完成。1987年，马来西亚又规定所有教育学院全面开设道德必修课程。1988年，马来西亚开始实施一体化初中课程，德育课程成为其中的一个核心部分，这样德育课程在中小学有效地衔接起来了。至此，由伊斯兰研究（穆斯林学生）和道德教育（非穆斯林学生）两种学校道德教育课程编制的目标取向已经趋向统一。1989年，随着高中综合课程的实施，道德教育开始延伸到高中。1993年前，所有的中小学课程中都把道德教育作为必修课程来开，每一个非穆斯林学生必须学习这门课，并进行考试。1993年，马来西亚开始对所有非穆斯林学生实施部级的道德教育考试。因为道德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因此，如何客观地进行评价就成为一个摆在马来西亚道德教育工作者面前的挑战。经过几次修订，德育课程学生的学习成绩评价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检测知识，另外一个是通过专题活动对学生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进行评价。[6]第一部道德教育大纲时期，马来西亚在中小学实施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学生不断发展，使个体能够认同、接纳和内化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素养，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符合一定道德原则。第一部道德教育大纲颁布并实施后，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的不足是内容重复，以及价值澄清法和认知发展策略没有认识到学生带进德育课堂的社会文化的丰富性。把道德看成是静止和孤立的东西，引来了包括师生和教育委员会在内的一些群体的抱怨。面对这些挑战和抱怨，课程发展中心决定修订道德教育大纲。

（三）第二部道德教育大纲时期：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战

1991年，时任首相马哈蒂尔提出了马来西亚《2020年宏愿（1991~2020）》（Vision2020）的跨世纪发展战略规划，最终目标是要在2020年前把马来西亚建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马哈蒂尔认为马来西亚未来面临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需要把马来西亚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形成一个具有高尚道德、伦理和宗教力量的社会；一个科学进步的社会；一个成熟和韧性的社会；一个具有丰富价值观和充满爱的文明社会。他强调伦理与精神价值是物质成功的必要前提，也寄希望于通过道德教育来整合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价值观。1995年的比尔教育法案提出：马来西亚需要重新设计一个到达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体系以满足国家对教育的需求和期望。1998年，马来西亚在联合国于曼谷召开的主题为“价值观教育要为和平、人权、民主和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的大会上提交了一份相关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可知马来西亚的道德教育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设之上：[7]

1.价值观不是消极被接受的，而是需要认知主体积极地建构。换句话说，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2.价值观不是一个个孤立的规则和原理的集合。它们是能够被感知到的认知网络，每一个观念都是和其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能够在实践中应用，价值观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传授。3.神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建立在宗教教学基础上的价值观是绝对权威的，人头脑中创造的价值是相对的，对神要敬畏。4.善的观念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宗教中。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是官方的宗教，其他宗教也能够映衬和补充伊斯兰价值观，不同宗教的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5.学校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地方，而是一个价值载体。教师是道德教育的关键，需要扮演道德教育的促进者，示范者和引导者。6.神创造人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价值观教育应该强调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因为人的性格是由精神、知识、态度和价值观、行为几个相互影响的基本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时候人们对全球化的关注已经升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种会议和开展的活动中，人们对当时的教育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建议。在这样的背景和影响下，2000年，马来西亚课程中心开始根据国家和全球的变化正式评估和修订道德教育大纲。和第一版道德教育大纲的一个主要的差别是修改后的大纲所指德育范围要广泛得多。价值澄清、人格教育和认知发展相结合构成了新德育大纲的认识论，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单一的心理学原理。道德教育大纲的理念和马来西亚《国家———教育哲学》相一致，致力于让学生发展和建构身体、心灵和精神，对神的责任和自我、宇宙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知识之间的有意义的关系，促进学生身心平衡与和谐发展。修订后的道德教育大纲认为德育课程的目标是提高个体的道德标准，尤其是责任标准，以便受教育者将来有能力在获得个人和家庭幸福的同时为国家和全球化时代的马来西亚社会的和平、和谐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道德教育基于以下几个主要原则来帮助个体的心理、智力、情感、精神和社会化有机整合。这些主要原则是：①对自己、家庭和其他人负责；②稳固的宗教信仰；③爱护环境；④维护和平与和谐的环境；⑤爱国；⑥尊重人权；⑦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和实践民主的原则。这些原则指导着修订道德教育大纲的内容。道德教育大纲的内容被分成几个学习领域，学校道德教育教学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领域。例如，中学道德教育课程给学生优先传授的是精神、人文、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学习领域优先重视的几个方面是：①与自我发展相关的价值观；②与家庭相关的价值观；③与环境有关的价值观；④与爱国有关的价值观；⑤与人权有关的价值观；⑥与民主有关的价值观；⑦与和平、和谐有关的价值观。自我发展的价值观包括信奉神、诚实、自尊、责任、谦虚、忍耐、自强和勤奋、爱、公正、理性和谦逊；与家庭有关的价值观包括爱自己的家庭，责任感和对家庭成员忠贞，保存家庭传统和尊重家庭成员；与环境有关的价值观包括爱护和关心环境，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对环境有关的观点保持敏感度；与爱国领域有关的价值观包括爱国，对国家元首和国家忠诚，以及愿意为国家牺牲；与人权有关的价值观有保护儿童的权利，尊重妇女的权利和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尊重残疾人的权利和保护消费者的权利；与民主有关的价值观有尊重法律法规，演讲和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参加国家建设和思想解放；与和平、和谐有关的价值观是关注和平、和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价值观的人共同和谐生活，相互帮助和合作，相互尊重。在修订后的大纲中，虽然不同阶段的学习领域和价值领域是相同的，但每一个领域的范围和强调重点是不同的，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发展的程度，传授的道德观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丰富。另外，新大纲对学生获得各种技能也很重视，例如，一般通用技能、归纳技能、批判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冲突处理技能和社会交往技能。希望这些技能能够使得学生将来面对信息技术和交流的时候充满自信，更加具有社会和道德责任。这些技能也被期望能帮助学生发展坚韧性以应对未来生活的压力和挑战。这一时期的道德教育主要目的是鼓励学生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活领域去发现国家的需要，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宗教如何面对全球化社会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教育成为马来西亚教育界关注的热点。公民与公民教育（CivicsandCitizenshipEducation，CCE）在2004年颁布，有学者和专家认为马来西亚道德教育大纲又需要进一步进行修订，以避免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内容相互重叠。[8]

三、马来西亚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的特点

马来西亚的道德教育改革具有以下特点：

（一）核心价值观的普适性

马来西亚国家教育部明确规定国家道德教育课程必须有益于促进多元民族文化所享有的价值和政府所希望发展的共同价值的融合。课程发展中心在起草道德教育大纲时认定和提倡的核心价值与各种宗教信仰、传统的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具有普世性，这些价值被理解成马来西亚人共同的价值。这些价值强调个人与家庭、群体、社会以及组织的和谐关系，是追求个体和谐发展与社会需要的统一。确定了这些共同的价值，为多元文化下的学校道德教育找到了共同基础。

（二）渗透方式的立体性

马来西亚在学校德育课程建构中强化政府行为，以行政措施来推进德育改革，集中力量推行新的道德价值观体系，逐年推出全国统一的道德教育课程和德育课师资培训计划，规定所有教育学院全面开设道德必修课程。通过学校体制、教学方式中确立民族特色来增强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立体性渗透是指以德育课为基本渠道，充分挖掘其他活动的道德因素，使学校的所有活动都体现出德育功能。马来西亚的学校德育不仅依靠道德教育课和伊斯兰教课，而且通过各学科及课外活动等进行。例如：要求学校道德教育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中；德育融于课程改革之中，建立新的“中小学一体化课程”，强调将德育贯穿课程始终；重视中小学志愿活动。志愿活动以个人自觉主动参加为前提，以集体组织为主要形式，以社会公益为主要内容；在校会或周会上，就校风学风问题进行总结和训示，等等。通过价值澄清法、品德教育等方法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生成，使个体的心理健康、认知、情感、精神和社会化等有机均衡整合，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

（三）课程资源的宗教性

马来西亚技术范文篇10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通过并购沿线国家的企业来获取海外资源，拓展海外市场。而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行为，其中包括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建立了政治关联的企业在跨国并购的过程中容易被认为受政府控制，从而引起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抵制和误解，最终降低了并购绩效[1]。但由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目标主要为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资源和创造性资产[2]，因此有必要探讨并购目标为发达国家企业或新兴国家企业的并购绩效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进一步细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目标，为政治关联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提供更准确的证据。已有文献主要研究了我国企业并购发达地区企业的并购绩效，但其研究结果不能很好地解释与其存在显著差异的新兴国家的企业。本文将我国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目标置于同一框架，以新都化工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为例，探讨我国企业并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的并购绩效，进一步完善并购理论体系。第二，为我国政治关联企业提高海外并购绩效提供参考。本文的重点是探讨我国政治关联企业并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是否能取得财富效应，为我国的政治关联企业是否应借此契机投资海外市场提供理论参考。

二、文献综述

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政府会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影响资源配置。民营企业家可以利用政治资源来获取政府的特殊待遇[3]。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企业家与政府的密切联系可以帮助企业减轻市场和制度失灵的消极影响，提升企业的业绩与价值[4]。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减轻融资约束[5]，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6]，更有利于获取公开债务投资[7]。企业家的政治背景还有利于企业享受税收优惠[8]、寻求产权保护[3]和弱化行政监管[9]等。相反，也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并没有提高我国企业的经营业绩，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经营业绩优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10]。袁建国等[11]进一步考察了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政治关联会降低市场竞争、助长过度投资，从而导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我国历史上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孕育了我国企业独特的政治基因，直至现在这只“隐形的手”依然影响着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并购行为[12]。许多学者针对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绩效进行了研究，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时更容易提升公司绩效[13]。企业可以利用政治关联来保护产权免受政府的损害，从而提高并购绩效[14]。政治关联还可以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打破行业进入壁垒，有助于股东获取财富效应[1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企业在母国所建立的政治关联会导致其跨国并购绩效的降低[1]。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会存在合法性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现象，这种外来者劣势导致了企业难以取得正的并购绩效[16]，并且，企业利用政治关联获取了融资便利往往使得企业在海外并购时存在盲目性，由此对并购绩效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7]。目前，大部分关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主要从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异、文化差异等出发[16]，虽然有少部分学者关注主并企业在母国建立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的影响，但其主要采用了股票市场指标来研究其短期并购绩效[17]。因此，本文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考虑他们对中国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看法，从而深入考察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弥补现有研究的缺陷，为政治关联企业海外并购提供参考。

三、案例分析

（一）研究设计。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发现目前衡量企业政治关联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按企业高管曾担任的行政级别的高低来衡量政治关联程度的高低。张洪刚[18]将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府职务分为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科局级、科级以下以及无行政职务六个级别，赋予其相应的分值来衡量其政治关联指数。二是以企业高管中具有政治背景的比例来代表政治关联的强度[13]。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借鉴张洪刚的分类标准将企业高管分为曾在政府任职和无政府任职经历两种。企业的高管曾在政府任职即表示该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目前，使用事件研究法或会计研究法来衡量企业的并购绩效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事件研究法适用于研究短期并购绩效，通过观察并购事件前后企业股票价格的变动情况来计算超额收益率，以此来判断并购事件是否给企业带来财富效应。会计研究法通过分析关键财务指标来评价公司的经营绩效，以考察并购事件对企业的长期影响。本文以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我国企业政治关联的看法为切入点，致力于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而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我国企业政治关联的了解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因此本文借鉴张新[19]的研究成果，选取每股收益（EPS）、净资产收益率（ROE）和主营业务利润率（Margin）这3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长期并购绩效。本文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研究我国企业在国内建立的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企业的海外并购绩效。为更清晰了解企业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已建立了政治关联的新都化工的海外并购绩效后，引入不存在政治关联的旗滨集团海外并购事件作为对比案例。选择该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新都化工与旗滨集团所并购的标的企业均为马来西亚企业，且并购时间均为2015年，这两个并购事件的背景相同，可减少宏观因素的干扰，更具有可比性；第二，并购目的均为横向并购，旨在开拓海外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第三，并购方式均为并购后增资，并控股标的企业。本文通过对比存在政治关联企业和不存在政治关联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分析政治关联是否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产生影响。（二）新都化工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1.企业概况。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都化工”）成立于1995年，2011年在深交所上市，2016年更名为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新都化工形成了以复合肥业务为核心、延伸和拓展调味品业务、开发中小城市电商业务的产业格局，是中国西部规模最大、销量最大的复合肥制造商之一。目前，新都化工有超过100家分子公司，其中包括6家海外子公司。新都化工董事长牟嘉云，曾担任四川省化工研究所供销科长、四川省科委技术交流中心项目部副主任，2000年至今任新都化工董事长。从其任职经历可以发现，牟嘉云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因此新都化工存在政治关联。嘉施利（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来西亚嘉施利”），主要经营各类化肥、肥料进出口贸易销售业务以及各类农副产品进出口与销售业务。马来西亚是棕榈油出口大国，肥料大多依靠进口，投资马来西亚嘉施利有利于新都化工进入马来西亚广阔的肥料市场，快速扩展销售渠道。新都化工还成立了全资子公司越南嘉施利以及收购了泰国嘉施利，并以此为落脚点开发东南亚市场，进一步提高知名度和海外市场占有率。2.并购过程。并购前，马来西亚嘉施利的股东为三个自然人：陈宏伟、SoonYiHui和YongKetLeong。新都化工于2015年8月25日与马来西亚嘉施利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协议规定新都化工收购陈宏伟持有的60%股权，并向马来西亚嘉施利增资449997令吉（约合人民币701590.32元）。此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新都化工将成为马来西亚嘉施利的控股股东，持有其90%的股权。2015年8月27日，新都化工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此次议案。如表1。3.并购绩效分析本文采用会计研究法，选取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这三个指标来评价新都化工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的长期绩效。以并购前一年2014年为基准，观察并购当年、并购后一年、并购后两年财务指标的变动情况，对这一并购事件的绩效进行分析。如表2。由图1可以看出，并购当年即2015年，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呈上涨趋势，净资产收益率上涨幅度高达54%，但每股收益却下降了32%。导致两者变化方向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新都化工在2015年8月因非公开发行股票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增加了股本总数。而净资产收益率不受股权稀释的影响，能更准确地考察企业整体的盈利能力，主营业务利润率则能够反映企业主营业务的获利能力和企业的发展潜力。为了消除股本增加的影响，以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来衡量新都化工2015年度绩效更为科学。由此，本文认为新都化工在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当年获得了正的并购绩效。新都化工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的时间为2015年8月，而本文主要研究跨国并购的长期绩效，因此需要对并购事件发生后更长时间的财务指标的变化进行分析，才能进行更合理的判断。从图1可以发现，从并购当年开始，直至并购后两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收益率均呈大幅下降趋势，且远远低于并购发生前的数值。这表明新都化工此次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没有实现财富效应，取得了负的并购绩效。（三）旗滨集团并购马来西亚旗滨。公司旗滨集团成立于1988年，于2011年在上交所上市。经过多年的积累，旗滨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以生产、销售平板玻璃以及节能工程玻璃为主的大型现代化企业，拥有亚洲最大规模的浮云玻璃生产线。旗滨集团扩展海外市场、优化国际销售网络、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在对东盟自贸区成员国进行调研后，认为马来西亚在多个方面存在优势，符合其海外扩张战略的推进。因此，旗滨集团在图3两次并购事件前后财务指标走势对比图2015年1月6日与马来西亚旗滨公司的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表》，并向其增资约70万元人民币。1月13日，马来西亚旗滨公司办理了股权转让、增资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旗滨集团披露的2015年度报告，俞其兵在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任其董事长。通过查询俞其兵任职经历可以发现，俞其兵一直在民营企业任职，并未担任过政府职务，因此，旗滨集团在并购马来西亚旗滨公司时并不存在政治关联。如表3。由图2可以看出，旗滨集团在并购当年的各项财务指标出现了大幅下降，这可能是由于2015年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以及产能过剩的影响，导致玻璃价格下跌，经营压力加大。查阅其披露的2015年年报可知，2015年旗滨集团营业总收入较2014年略有提升，但由于玻璃价格下跌导致的存货跌价损失巨大，净利润与2014年相比反而下降了。从并购后一年即2016年开始，旗滨集团的各项财务指标急剧上升，2017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分别是并购前的159.4%、281.3%和252.9%。这表明旗滨集团并购马来西亚旗滨公司取得了正的并购绩效，增加了股东财富。（四）两次海外并购事件绩效对比分析。由图3可以看出，总的来说，新都化工并购后的各项财务指标是下降的，此次海外并购并没有获取正的财富效应；而旗滨集团的各项财务指标是上升的，此次海外并购给旗滨集团带来正的财富效应，增加了股东的财富。在国内经济大背景相同、标的企业所处地区相同且并购方式和并购目的都一致的情况下，本文认为形成并购绩效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标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主并企业是否在母国建立了政治关联存在不同的态度。旗滨集团在国内不存在政治关联，因此标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会认为其进行海外并购是遵循市场规律和竞争原则的结果。但在国内的政治关联可能使新都化工被打上了“政治烙印”，马来西亚国内的利益相关者可能会认为此次并购受到了中国政府出于政治利益的驱动，是中国政府意志的体现，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政府给予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更有可能被误解成政府干预的表现，从而导致了他们对此次交易的警惕和抵制。在遭受这种外来者劣势情况下，新都化工在并购后的经营和整合过程会遇到较多的困难和较大的阻力，从而无法实现并购的协同效应。另外，新都化工不仅并购了马来西亚嘉施利，还成立越南嘉施利和收购了泰国嘉施莉，目的在于开拓东南亚市场，加速公司的海外战略布局。但新都化工的资金、文化和人才储备可能无法满足此战略的需求，最终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导致了并购绩效的下降。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