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范文10篇

灵魂范文篇1

（一）眼神是心灵之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人的眼睛表现出的是一个人的内涵与灵魂，俗话说“你有会说话的眼睛”，就是对有智慧的人一种赞扬。“眼神是心灵之窗”，这句生动形象的语言，是描绘眼睛所特有的传神作用，心灵是眼神之源，眼睛是人体中无法掩盖情感的焦点。人的喜、怒、哀、乐都有相应的眼神来表现，眼神表达丰富的情感和意境，泄露心底深处的秘密。所以，眼球的转动，视线的转移及速度方向，眼部与头部动作的密切连贯配合，所产生丰富奇妙复杂的眉目语言，都在传递着相应信息，进行着自我表达与外界交流，因此眼神是心灵之窗。

（二）眼神是游走在舞蹈艺术表演过程中的灵魂舞蹈艺术作品在进行过程中是舞者的动作技巧与舞台道具背景音乐高度融合的艺术，传递作品信息的主体是理解与诠释作品的表演者，舞者在舞蹈过程中，面部表情始终贯穿其中，是整个舞蹈艺术形象动作美感凝聚的焦点，而眼神是整个舞蹈的灵魂。舞者只有完全投入舞蹈当中，理解动作线条要领，对舞蹈的整体风格进行合理拿捏，把握分寸，揣摩角色特点，才能做到更好准确的表达舞蹈艺术作品，它是舞者艺术修养与审美能力的集中体现。然而眼神表现力却是面部表情的窗口，直接反映心理活动，对完整表达舞蹈的意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成功的舞蹈艺术作品宛若一幅图画，要由舞蹈动作及音乐舞台背景去着画线条，由表演者面部表情去着色调，由眼神去表达舞蹈作品所表达的精神内涵。芭蕾舞剧《仙女》是一部由塔格里欧尼创作的传奇浪漫芭蕾作品。该作品讲述了苏格兰青年詹姆士与仙女之间的故事，仙女爱上了詹姆士，在他结婚这天仙女夺走了结婚戒指并逃到了丛林中，詹姆士跟随她到了丛林中，遇见了一位老巫婆。巫婆给了詹姆士一个披巾，这个披巾能够让他逮住仙女，可是仙女因此失去了翅膀并死去，詹姆士在巨大的悲痛中，看着他原来的未婚妻与他的情敌结婚了，在复杂的心境里，最后以他忧伤，惆怅的眼神结束全剧。作品进行中每一个眼神和表情中都寄托我们无法用文字语言表达的心声，在眼神的信息传递中我们看到了一起经历了场真心相爱，背信弃义，悔恨当初的爱情故事，从舞蹈者的眼神中流露着对幸福失之交臂痛苦的叹息与无奈，现实与理想不一步调的感伤，所以我们说一个成功的舞蹈艺术作品都是一幅图画，要由舞蹈动作及音乐舞台背景去着画线条，由表演者面部表情去着色调，由眼神去表达舞蹈作品所表达的精神内涵。舞蹈的灵魂反映在眼睛里，使整个舞蹈作品充满生机，在这里眼神体现的是游走在舞蹈艺术作品中的灵魂。

二、眼神的功力需要文化底蕴

灵魂范文篇2

“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一个“核心”一个“先进性”，有助于我们理解“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

“先进”者，先行、先导、先锋也，即走在前列的意思。无论作为党的整体，还是作为党的成员，都应当走在前列。走在什么前列？相对于人群而言，走在工人阶级前列，走在中华民族的前列；相对于历史而言，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走在社会发展趋势的前列。理论走在前列，觉悟走在前列，行动走在前列。

“三个代表”的最鲜明、最突出之处，就是把党放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抓住决定党的历史地位的三个关键性因素，指明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战略方向和思路，从而深化了我们对党的先进性的理解。“三个代表”把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内容更加紧密地统一起来，把对党的成员的要求与对党的纲领、路线的要求更加紧密地融合起来，深刻地揭示和说明了：看一个政党是不是先进，从根本上要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理想价值观念是不是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它是仅为少数人谋利益，还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关键就是看在这三个方面做得怎么样。这三个方面做好了，我们党就能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无愧于“先锋队”的光荣称号。把握了这一点，就把握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先进性是党的灵魂。81年来，我们的党正是坚持了这样的先进性，才能在历史的舞台上有所作为。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既是人类的最高道德理想，也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具体体现。长期以来，正是因为广大党员总是冲锋在前，吃苦在前，替群众办事，我们的党才深受群众爱戴。

虽然我们的党也有过痛苦曲折的经历，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青春焕发，就是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总结我们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找准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启动了高速发展的时代列车，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的国家迎来了历史上最兴盛繁荣的时期，人民生活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也使我们的党具有了更广泛更深厚的群众基础。

先进性与“与时俱进”是有内在联系的。“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可以理解为一切事物立于不败之地的共性要求。而“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则是党这个特定的对象要立于不败之地的个性要求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已经

经过历史证明了的真理。其真理性之所在，就在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具备了当时的先进性。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能否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确实是能否做到“三个代表”的核心问题了。

灵魂范文篇3

政治意识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观念形态。政治意识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在内的人类政治意识系统。政治意识文明就是上述政治意识不同层面的进步状态。从构成要素来说，政治意识文明包括文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文明的政治心理、文明的政治思想和文明的政治道德。从价值取向来说，政治意识文明则是包括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难以一一列举的进步的政治理念。

政治意识文明总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必然地要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社会存在的变迁推动着政治意识文明的发展。因此，研究政治意识文明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条件。罗素说过：“政治理想必须根植于个人的生活理想。政治学的目标就是要使个人的生活达到最优。政治家所考虑的应当是各式各样具体的人——男人、妇女、儿童——而不是别的或凌驾其上的什么东西，因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这个世界。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政治学的使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2](p381)

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有必要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同时也要尽快提高公民的自主意识。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使“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3](p441)。列宁也特别强调群众的自觉性是国家力量的表现，他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且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p234)

就目前我国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政治意识文明发展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

政治意识文明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基础来谈政治意识文明，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政治意识文明的独立作用。实际上，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从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时代，直至现代的信息时代，其中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时代意识，而且这种时代意识制约着整个文明的发展。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总之，在每一时期，在每一文化阶段，这种单一的‘内在精神’都制约着从道德、艺术、政治体制到哲学的全部形式。”[5](p55)

那么，这种“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究竟什么样的政治意识才称得上是政治意识文明呢？

1914年5月，我国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章士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本》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他说：“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6]

有容才有异，有异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选择，有选择才有进步——这就是人类社会政治进步的奥秘所在。如果不容许差异存在，社会中只有一个人，一个团体，一种行为，一种观点，一个声音，或者说，社会的一切存在物都是整齐划一的，那么，根本就没有政治存在的必要。恩格斯就说过，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缓和阶级冲突，将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里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社会政治必须具有宽容性的道理。

如果就政治意识来看，大凡称得上文明的政治意识，无论是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抑或是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等，都内涵了宽容、容纳、容许等基本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容则有政治意识文明，无容则无政治意识文明。

在政治意识的范围内，“有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同政治意识的并存。这是政治意识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不同的政治意识，主流政治意识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第二，不同政治意识的碰撞。既然是不同政治意识的并存，其前提是不同政治意识的差别。有差别，就有矛盾，就有碰撞，就有冲突；有差别，就有比较；有比较才有发展。第三，不同政治意识的融合。由于政治意识的特殊性，政治意识的发展往往不能采取消灭不同政治意识的方式来实现，而只能在不同政治意识的融合中来实现。因为政治意识也是一种观念形态，人的观念是不能通过暴力等强制手段来改变的。第四，主流政治意识的主导地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主流政治意识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主流政治意识，就像没有灵魂一样不能成其为国家。第五，非主流政治意识的合法存在。一个国家既然有主流政治意识，就相应地必然有非主流政治意识的存在。否则，没有非主流政治意识，也就无所谓主流政治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非主流政治意识的存在，才反衬出主流政治意识的必要性，并促使主流政治意识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对于非主流政治意识，应该允许其合法存在。通过主流政治意识的积极引导，推动非主流政治意识向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对于非主流政治意识的消极方面，只能用法律的方式加以规范，而不能简单地采取行政手段一概加以消灭。总之，政治意识的良性发展需要“有容”，政治意识文明内涵着“有容”，“有容”是政治意识文明的精髓。二、政治制度文明之魂——“有衡”

200多年前，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了一个事关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核心问题，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觉选择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7](p3)？美国当代政治学家文特森·奥斯特罗姆认为，汉密尔顿的这一问题“对政治理论十分重要”，甚至“对人类文明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8](p15)。

从历史上看，在多数时期，人类对于政治制度的选择，的确是由强力和偶然性即当时的情势决定的，人类似乎还没有能够根据深思熟虑和自由式选择来设计良好的政治制度。然而，当一种政治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后，就应该经过深思熟虑和理性选择来发展和改进它，以使其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否则，即使是已经确立的制度也会自蔽、凋落乃至覆亡。这就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所要做的工作。

人类所进行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工作，从来都有着明确的目的。奥斯特罗姆通过对《联邦党人文集》的深入研究后认为，美国复合共和制的建立，称得上是深思熟虑之作。之所以说是深思熟虑之作，是因为美国复合共和制是严格按照以下十三条定理设计的：(1)假定所有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2)没有人适合审理自己涉及他人利益的案件；(3)人的团体不宜于同时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4)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5)个人的利益必须与立宪权利地位联系起来；(6)手段必须与目标相称，期望通过自己的作用达到目的的人，应该具有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7)在政治制度中，增进公众幸福的权力应有自由裁量权；(8)安排公职应彼此有所牵制，从而使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力的保护者；(9)权力集中一个人手里，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者选任的，都将导致暴政；(10)党派就是一些公民为了某种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团体；(11)自由于党派，如同空气于火；(12)如果一个党派不构成多数，可通过共和制的原则来解决；(13)当一个党派构成多数时，大众政府就能够为了多数的情感或利益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8](p72-78)。尽管奥斯特罗姆将这些定理称之为“智慧的美玉”，但它只是从美国的立宪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不过，当年联邦党人精心设计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的精神倒是值得全人类学习的。

那么，美国联邦党人当年设计政治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有衡”。政治制度的“有衡”包括两层涵义：其一，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第二，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均衡。制衡不是卡死，均衡不是平均。制衡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均衡是为了防止无谓的利益冲突。一项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往往是内涵了权力制衡和利益均衡精神的。换句话说，只有内涵了权力制衡和利益均衡原则的政治制度才会被创造出来。

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中最难也是最具有意义的是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不断地进行新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创新受到历代政治学家和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托克维尔、密尔、凡勃伦、康芒斯，再到现代的拉斯维尔、亨廷顿、戴维斯、诺斯等大批思想家都曾钟情于制度和制度创新的研究。

纵观人类政治发展史就会发现，任何政治制度的创新都具有两个共同点：即制度创新既是一个选择问题，也是一个成长问题。也就是说，制度创新既要重视主观因素，同时也不能忽视客观条件。

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政治制度的创新过程是一个成长过程，它依赖于诸多的条件因素。他虽然十分欣赏美国的联邦宪法，但他又指出不能夸大它对民主制度所作的贡献。他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制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是处的美丽艺术品。”[9](p186)墨西哥照搬美国宪法，并未使墨西哥马上富强。因此，他将美国民主共和制度得以维持的原因归结为三点：第一，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第二，法制；第三，生活习惯和民情。同时，他强调：“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国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9](p354)。

如果说托克维尔比较注重制度创新的成长因素的话，那么英国杰出思想家密尔则偏重于强调“制度和政府形式是个选择问题”。他反对将制度看成是“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物”的观点，认为“政治制度（不管这个命题是怎样有时被忽视）是人的劳作；它们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10](p6-7)。与密尔的观点大体相似，以拉斯维尔为代表的主流派政治学家也认为“行动就是选择，选择则根据对结果的预期作出，意义被组织起来是为了影响选择，象征性符号是遮掩真实的帷幕”[11](p357)。因此，他们基本上是按照“谁得到什么和如何得到”这样的思路去思考政治和政治行动，而将制度的选择、决策的制定和资源的分配视为政治生活关注的焦点。

密尔和拉斯维尔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他们强调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将制度创新仅仅看成是选择的问题就无法回答这样的诘难：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上，为什么只有在欧罗巴文明中逐步发展出了民主制度，而在其他文明中生长出来的都是专制制度？显然，东方国家出现的专制主义并不单纯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在这方面，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通过对现代民主实际运行结果的研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1984年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题为《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的论文。在该文中他们批判了现代西方主流派政治学，并对新制度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作了初步的总结。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旧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就制度论制度的陈旧框框而力图把制度研究与行为研究结合起来。他们认为，新制度结构运作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其运行其中的社会环境；一国的政治制度的创新，必须有现实的基础、前提和条件，应该的东西必须与可行性结合才能变为现实；理论上良好的制度不见得就可以成为现实的制度，因为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现实的社会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制度的[12](p250)。

制度创新中必须有互惠，没有互惠，创新就会受阻，甚至夭折。罗纳德·奥克森指出：“互惠在各种政治发展形式中的重要性在于，确保发展使有关的人和共同体都相互受益。没有互惠，政治就成为零和竞赛。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会使用政治的手段损人利己。长此以往，其结果就很容易成为‘其和为负’，从而导致贫困、暴力和革命的逐步升级。”[13](p119)

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限不断扩大，这固然有种种需要和原因，但主要的却是通过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来实现的。我国在港澳台实行的“一国两制”，也充分体现了互惠原则[14]。由此可见，互惠实质上就是一种均衡，由于互惠，有关方面的利益实现了新的均衡，从而获得了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当然，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均衡，“制”即是规制，“度”即是一种限度，无论规制抑或限度，都是为了谋取某种均衡。没有均衡，制度就会因缺乏必要的张力而松弛，如同长短不一的桌子难以支撑起平展的桌面一样。因此，“有衡”对于政治制度文明来说，犹如大坝之于河水。没有均衡，就没有制度，一项新的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形成一种新的权力或利益的均衡。制度因有均衡而存在，也会因打破均衡而消亡。

制度创新的理想境界是达到某种均衡——即“纳什均衡”。所谓纳什均衡，是指在给定其他人战略的前提下，每个人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并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组成一组战略组合。也就是说，在给定别人战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参与人有积极性选择其他战略，从而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或者说，如果其他任何人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任何一个参与人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来获得更大的效用。因而，一项制度能否被创新，或有效实施，取决于各方参与人是否愿意遵守这个制度。如果愿意，那么这个制度就构成一个纳什均衡，在给定别人遵守制度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偏离制度的规则或改变自己的战略选择。如果说一项制度不构成纳什均衡，它就不会被实施，因为至少有一个人会背离这个协议，不能满足纳什均衡要求的制度是不能被创新的。

纳什均衡对于政治制度的创新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第一，任何政治制度要有效力，都必须取决于参与各方的同意，如果没有参与各方的同意，那么这种政治制度是不可以维持下去的。第二，政治制度虽然为参与各方同意，但并不意味着各方都赞成，而是由于某些参与人虽然不赞成，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维持现有制度对自己的损失最小。第三，纳什均衡还提醒人们，制度可能已经陷入某种僵滞状态之中，但仍然没有参与人有积极性去打破这种僵滞，从而使制度继续在某种不良的状态下运行，这时如何打破这种僵滞就成为主要矛盾。总之，纳什均衡揭示了制度创新的悖论状态：制度要被创新，需要维持纳什均衡，但纳什均衡又会造成制度陷入僵滞而不能创新。因此，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更好的选择，将制度的创新与制度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均衡中谋求创新，通过创新达到新的稳定。

三、政治行为文明之魂——“有序”

政治行为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与政治环境发生关系，介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便是政治行为。简单地说，政治行为就是人们涉及政治生活的各种活动。换言之，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就是政治行为。

政治行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政治行为的常规形态来说，政治行为包括政治斗争、政治管理、政治统治和政治参与等不同层面。在如此之多的政治行为中，哪些行为称得上是文明的政治行为呢？或者说判断政治行为文明的标准是什么呢？合理、合法、和平、理性、公开、公平、公正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政治行为文明的要求，但似乎又都不能涵盖政治行为文明的全部内涵。

如同政治文明一样，政治行为文明也是相对而言的，抛开社会历史背景，脱离具体社会条件和时代要求的政治行为文明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也应该是普遍适用的。

由于政治本身是“众人之事”，因而，任何形式的政治行为都是一种群体行为或涉及群体的行为。而只要是群体行为，必然就会有一定的程序和规范。程序和规范的形式，具体反映出政治行为文明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将“有序”称为政治行为文明之魂。

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一译：《我们文明吗？》）一书中提出了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两难：“人类老是在两个交替办法之间翻来覆去。有时候他要想建立秩序，有时候他渴望自由；把秩序和自由合而为一，似乎在他们的力量之外”[15](p155)。而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试图实现秩序和自由两者的契合，尽管要真正达到秩序和自由的完全契合是相当困难的，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却必须是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

为了说明政治秩序之于政治行为文明的重要性，我以西方社会的主要政治模式——议会政治为例。以下是美国国会立法的基本程序：

美国国会立法程序相当复杂，一个议案成为法律，一般要经过6个步骤：(1)提出议案；(2)委员会审议；(3)一院全院辩论和表决；(4)另一院审议和通过；(5)两院协商；(6)总统签署。这六个阶段紧密联系，前后相继，缺一不可，而委员会审议是最关键、最重要的阶段。

美国国会制定法律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其程序犹如一条“障碍跑道”，一个法案提出后要经过许多关卡，越过重重障碍，才能成为法律。除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之外，一个法案在两院迅速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情况十分罕见。这样复杂的立法程序准确地反映了国会权力多元的特征。在国会里，政党领袖和国会党团、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议员等不同的权力中心共同掌握着一个议案的命运。而权力的多元性又反过来为外界各种力量对议员施加影响提供了种种机会。在国会立法程序的每一个阶段，院外各种力量（总统、行政机关、利益集团、新闻媒介等）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影响议员，使立法符合自己的要求。这样，法案的通过往往是多种利益关系妥协、综合的产物。

美国国会的这种繁琐的立法程序，往往受到人们的诟病，认为这是美国国会政治不可消除的弊病。诚然，美国国会的确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且美国国会的一些做法也只适合美国，但仅就立法程序的内在联系和基本精神来看，不能不说真实、科学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多元利益需求的现实。因而，应该承认这套立法程序是基本上符合美国实际的政治文明的具体表现。我们不必照搬这样的立法程序，但应该从中吸取能够为我所用的精华。

孙中山也十分重视政治运作过程的程序建设。针对中国人缺乏民主政治习惯的情况，他把教导人们怎样开会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第一步。为此，他专门写了《民权初步》一书，具体地介绍了议会开会的程序和方法。他说：“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国家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般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之众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16](p384)在《民权初步》中，孙中山全面而具体地介绍了开会的程序和规则，堪称是关于开会的百科全书。比如，关于临时集会之组织，他提出了会议之定义、会议之规则、会议之种类、会议之通知、开会之程序、主持之选举、书记官之选举、委员会之组织等规程。又如，关于附属动议的程序，他列举了（一）权宜问题；（二）秩序问题；（三）散会问题；（四）搁置问题；（五）停止讨论动议；（六）延期动议；（七）付委动议；（八）修正动议；（九）无期延期动议等具体环节。对于孙中山这样具体的会议设计，许多学者都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设计对于民主政治来说，只是雕虫小技，算不得什么学问。可是，旅美华裔学者唐德刚在论及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时，则认为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他指出，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表决，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如果办不到，则民主远不如真独裁之能福国利民。有人认为这种小道怎能与“总理遗嘱”的经典并列？殊不知，中国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所缺少的不是建国的方略或大纲，缺少的正是这个孔子认为“亦有可观”的小道！

贺卫方在读到唐德刚的文章后十分感慨地说：“读此文，真有振聋发聩之感。”比如开会，现在我们的问题并非会多，而是会而无效或无果。我们什么时候认真考虑过，为了便于真正的审议，一个立法机构由多少代表组成方为合适，是否对发言者的用时加以限制，以确保不同意见都可以得以表达；代表以怎样的方式产生能够实在地代表相关的利益，怎样的表决程序才有利于代表们表达自己真实意图？他还指出，在法制建设上，为什么我们总是摆脱不了“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的怪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把宏大的价值与不弃微末的具体制度与程序建设结合起来。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当我们对照政治生活的现实就会发现，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不少原则和权利缺乏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作保障，从而流于“口惠而实不至”的境地。离开了具体的法治，那种宏大而高扬的法治只不过是引起空气振动的口号而已[17]。

以上事例足见程序和秩序对于政治行为文明建设乃至整个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就政治行为文明来说，完全可以说，没有程序和秩序就没有政治行为文明，“有序”是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之所以说“有序”是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是因为程序和秩序在不同政治行为方式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

就政治斗争来说，尽管政治斗争通常都是以对抗的方式出现的，但在开展政治斗争时也必须讲究战略和策略，而战略和策略都按照有序的原则确定的。政治斗争的战略必须有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必须把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政治斗争策略必须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把进攻和退却、暴力斗争和非暴力斗争、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无序的政治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这已被无数政治斗争的事实所证明。

政治管理更是不能在无序的状态下进行。从纵向看，有效的政治管理必须做到决策——执行——反馈——监督的整个管理过程的连续和畅通。从横向看，有效的政治管理必须做到管理规则的完善化、管理权威的法制化、管理责任的明确化、管理过程的程序化。而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政治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增强政治管理的有序性，减少政治管理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政治统治虽然主要是以通过强制手段来实施的，但是有效的政治统治往往都是有序的政治统治，无序的政治统治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因为政治统治的失序本身就意味着其统治合法性遇到了挑战，如果不能迅速转入有序状态，政治统治地位就会很快坍塌。这在历史上也是不乏其例的。

政治参与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发展趋向也是逐步由无序向有序发展的。就政治参与的模式来说，基本上是从消极参与到动员参与再到自动参与逐步演进的；就政治参与的形式来说，也是从低级的单一形式逐步向高级的多样化形式发展的。而且，随着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其有序化程度。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程度越高，政治参与的水平就越高，就越有可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从而对政府的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总之，政治行为的有序性是政治行为文明之魂，政治行为文明建设就是要围绕着如何促进政治行为的有序化这个中心来进行，切实有效地推进政治行为的有序化。

当然，强调“有序”，并非否定竞争，而是竞争与合作的统一。政治行为由于总是要涉及到他人和群体，因此特别需要提倡合作行为。尽管政治竞争有利于增强活力，但政治的进步还在于协调和合作。美国政治学家莱斯特·里普森在比较分析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说、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竞争制造分裂，而合作产生团结；竞争具有破坏性，而合作是建设性的；竞争导致自我与他人的对立，而合作使自我与他人和谐相处。事实上，甚至为攻击他人而结合起来的团体也有内部的合作措施。因此，竞争的需求导致一些合作，但后者从不将人们引入竞争。所以，对于社会及其政治而言，合作行动是最重要的”[18](p32)。这里实际上探讨的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竞争与合作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都是必要的。竞争是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竞争，就无所谓合作；合作是竞争的目标和归宿，没有合作，竞争就没有意义，会成为无谓之争。人类的政治组合乃至整个政治文明建设，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政治利益的合理整合，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精诚合作，推动政治生活的和谐发展。

另外，当我们追求秩序的时候，千万不可忽视了社会的活力，不能以牺牲社会的活力来获得秩序的井然。因为那样的秩序不仅有悖追求秩序的初衷，而且由于社会缺乏活力，最终获得的秩序也只能是奴隶的秩序而不是自由的秩序。正如弗格森所指出的：“我们看到臣民死气沉沉就断定文明社会秩序井然，这一思想往往是错误的。”因为“社会成员秩序井然在于他们各适其位、各尽其职。前者是由死气沉沉的部分构成的，后者是由生龙活虎的成员构成的。当我们只是在死气沉沉、安居乐业的人们中寻求井然的社会秩序时，我们忘了臣民们的本质，我们获得的秩序是奴隶的秩序，而不是自由的秩序”[19](p296)。因此，真正文明的秩序是内涵了自由和社会活力的秩序。秩序因为内涵自由而不乏活力，自由由于遵循秩序而充满生机。这才是政治行为文明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虞崇胜.政治文明概念辨析[J].理论前沿，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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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贺卫方.我们需要“具体的法治”[N].工人日报，2001-03-16.

灵魂范文篇4

一、会计工作离不开诚信

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受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诚信是道德的根本，是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也是社会和文化环境重要组成。可以说明，会计与诚信两者之间互相关联，相互制约。近年来，美国的“安然”事件和中国“银广夏”事件，给人们极大的震动，认识到违规的会计行为，即缺乏诚信，会对社会及经济造成极大危害。深圳某会计师事务所就为银广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虚假会计报表出具了审计报告，从而为其三年虚假的盈利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这种虚假审计公证，对社会公众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等等这些，极大说明了会计只有适应所处的经济环境，并为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服务，才能得以存在发展。

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各行各业都必须重视职业道德建设，逐步形成适合自已特点的职业道德规范，坚决纠正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业不正之风”。江总书记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是针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关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来的，是非常适时的。大家在实践中可以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其根本是加强诚信建设，对于提高会计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强诚信观念，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对于强化内部管理、改善单位形象，促进会计各项业务工作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影响。因此，要做好会计工作，离不开加强诚信建设和教育。

二、诚信为促进会计工作奠定基础

1、诚信有利于会计工作的顺利开展。诚信的基本要求是“忠于职守”。如果有高度的诚信觉悟，大家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工作，就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这一职业集体与另一职业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就能使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促进工作开展。

2、诚信有利于会计部门处理好与其它部门的关系。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如果有高尚的诚信，就能正确地认识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遵循各自的诚信行为准则，就能按一定的诚信要求去待人接物，就会形成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道德风尚。

3、诚信有利于促进人的自我完善，提高素质。一个人是否成才，是否对单位和社会有贡献，主要在职业生活的实践中学习和锻炼。诚信是人们职业生活的指南，是社会主义新人必备的品质。它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发生深刻和经常的影响。因此，只有加强诚信教育，才能促进人的自我完善，提高素质；才能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三、当前会计诚信存在薄弱之处

注重全局、公正执法、诚实守信、甘为公仆是会计工作者诚信的具体内容。通过以往的职业道德教育，增强了广大会计干部职工的诚信观念，促进了会计工作业务的正常开展。我国财政部已陆续颁布了21部《企业具体会计准则》，推动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进一步加快了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但是，目前会计工作的现状令人很不乐观。一是假账泛滥，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一些单位负责人指使和强令会计人员任意篡改会计数据，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会计报表，以谋取私利或小团体利益；二是会计违法违纪手段更为隐蔽，不断变化。会计基础工作和内部控制制度薄弱，财务管理混乱，私设“小金库”，以权谋私现象时有发生，为贪污挪用公款等不法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为此产生了只要为谋取私利或小团体利益，不管全民集体，不管重点一般，不管长线短线，一律开放“绿灯”，该控的不控，该监督的不监督的错误行为；对一些违法、违纪、不合理的现象，因对方是熟人、亲朋好友或有密切关系的单位，而“手下留情”，包庇怂恿等。这些错误思想和行为都必须在今后给予纠正。

四、如何加强会计诚信建设

造成会计诚信缺乏的原因的多方面的。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有管理方面的漏洞，也有体制不完善不健全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要重视对诚信的理论教育。诚信是社会公德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它的理论建设，旨在使会计工作人员形成正确的诚信观念，用于分析判断职业活动中的道德问题。诚信的认识是对诚信原则、规范及其必要性的了解和认识，即会计工作人员不仅要了解会计诚信要求及规范，而且还要了解为什么必须遵守这些规范和要求。提高诚信的理论认识，常用的方法是灌输引导法，即采用各种形式和方法普及诚信常识教育，特别是开展针对诚信要求的宣传教育，“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同时，要结合本单位的业务实际和队伍的特点，把教育寓于业务工作和各种活动之中，寻找干部职工乐于接受的形式，引导他们认识开展诚信建设的重要性。如举办诚信竞赛、召开专题演讲会，进行“假如我是办事者”、“满意在会计”等具有行业特点的活动。让干部职工当主角，提高他们参与的积极性，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

2、要建立健全会计诚信规章制度。要在教育的基础上注重诚信规范和监督制约、激励机制的建立，培育防范行业不正之风滋生，保证高效、优质服务的约束机制。诚信规范的制订，既要体现共性又要突出行业特点；以清正廉洁为重点，兼顾政治思想、敬业、为民、业务素质等，简明易记，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建立，既要具备内、外部监督，完善上下级之间的制约，也要从奖金、进修、职称、工资、住房、晋级、晋职等切身利益方面进行激励，并要注重从精神方面予以奖励，促使诚信规范真正成为广大会计干部职工的自觉行动。

3、要加快建立会计部门和个人诚信档案。获悉，上海在前两年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信用调查公司---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对单位和个人信用状况进行记录，去年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要求进驻园区的企业必须有良好的信用记录。这表明，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信用经济时代。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在全社会营造出诚信的氛围，提高单位和个人的信用程度，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

4、要加强修养，陶冶情操。诚信的修养是品质方面所进行的一种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行为，或着说是在工作岗位上，通过自身的刻苦学习，不断陶冶情操而形成崇高的道德品格。在当前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整个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然而，还有个别会计工作人员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着种种偏误，认为搞市场经济可不讲诚信，可以不要清正廉洁等。笔者认为，健全的市场经济应是一种文明经济，要的是合法和公平的竞争，并遵守一定的市场规则和诚信。因此，要求会计工作人员必须加强自身修养，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诚信观念。在此方面要做到：一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二是不断学习；三是弘扬勤俭节约的精神。

5、要把诚信建设同会计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结合起来，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结合点，为会计诚信建设铺设载体。诚信建设只有与业务工作相结合，才能取得领导的支持和群众的参与，才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因此，要把诚信建设纳入会计工作的目标管理，同会计体制改革相结合，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相结合，瞄准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增强诚信建设的针对性。为进一步开展诚信建设工作奠定基础。

灵魂范文篇5

笔者由此得到启发，广大党政领导干部更要注重和带头“营养灵魂”。正如爱默生所说：“纯洁的灵魂，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党政领导干部既是人民的“公仆”，又是公众的“标杆”。党政干部倘若没有纯洁的灵魂，不但不能成为优秀的公仆、真正的标杆，反而可能沦为社会的渣滓、人民的罪人。

现实生活中，少数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抵挡不住诱惑，约束不了自己。他们有的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有的品德败坏、生活腐化。凡此种种，“病状”虽不尽一致，“病因”却大抵相同，都是灵魂不纯洁、不干净。

身体是工作的本钱，但是仅有健康的体魄还不够，还要注重“营养灵魂”。身体如果是“硬件”，灵魂就好比“软件”。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体不幸残疾了，可惜但不可怕，而灵魂一旦“残疾”了，就可叹复可悲了。

灵魂范文篇6

［关键词］市民；灵魂；挖掘；

市民，泛指住在城市的本国公民（《辞海》）。按职业划分，它的基本群体包括小业主、商贩、小房产所有者、城市个体劳动者、无业游民以及下层小官僚小知识分子等。但他往往体现着其他阶层的性格特点，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甚至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代表性格。恩格斯在1890年6月5日的《致保·恩斯特》中指出：“在德国革命时期，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这种性格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在我国，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并未得到发展，使生活在市镇中的人们的灵魂遭到更严重的戕害和扭曲，灰色的小市民于是被看做集国民劣根性和各种社会精神病态于一身的代表。因此，对市民愚昧、保守、落后、无知、麻木、怯弱的精神世界的揭露和批判便成为老舍和张天翼等现代作家改造国民灵魂的突破口。但又由于作家经历、文化教养、个性喜好等的差异使他们的作品在表现市民形象时又各有侧重。

一

由于地域的影响，老舍笔下的人物往往是以“柔弱”为核心的北方市民形象，而张天翼则更注重南方市民的“愚腐”内核。

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北京属于古老的皇城，封建遗留根深蒂固积淀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常使人们的聪明才智受到遏制，自由、自觉的天性也日趋扭曲、变形，那种顺从忍让、委曲求全等内核被积淀成一种普遍的国民心态，这种心态渐渐潜移默化为一种以柔弱为核心的民族劣质。在老舍的笔下，无论是老派市民还是新派市民都具有这种内在的特质。

老派市民形象系列有如张大哥（《离婚》）、马则仁《二马》等，他们是封建传统习俗的牺牲品，却又不自知，有的竟成为它的自觉遵守者和维护者，他们的柔弱在于他们的抱残守缺和愚昧执拗。对于将来，他们“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他们对于任何新事物，只要“找不出规矩”，心中便无依无靠，“好像失去主儿的狗”。马则仁是这类形象中的代表，他是个从头到脚被异化了的人，是柔弱性格中消极因素的聚合体。他狭隘保守、妄自尊大、爱面子又不务实际，是受封建文化毒害很深的国民精神衰败的典型。不仅旧派市民如此，即使新派市民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性格。如《老张的哲学》中的王德，是一个以反抗者形象出现的人物，他敢于和恶棍老张顶嘴，甚至在老张打老婆时能挺身而出，给老张一记耳光。他既敢于恨又敢于爱，他能当面表达自己对李静的爱恋，在报馆里也敢于同丑恶现象斗争，虽然被解职也不后悔，颇有一股凛然正气。但同样是这个王德，血液中仍然不能除去柔弱的成分。家里人在他神志不清时，给他娶了一个根本不相识的陈姑娘来冲喜，他居然给冲醒了，按理说他该断然回绝或决然反抗，但他却“不由的心软起来，开始与她（陈姑娘）说话……，于是，他死心塌地帮助父亲做地里的工作，不敢再冒险去城中找事……”

这就是王德，一个看起来坚强勇敢，但是骨子里柔弱的青年。老舍笔下的理想市民与城市贫民都有这种柔弱的特征。

张天翼出生在远离京都的南方沿海城市——南京，从小随父亲游历于江浙一带，因此他对南方的市民的灵魂体会更深些。与封建势力强大的北方相比，那种古老世俗的积淀物似乎较弱，在新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它变为另一种思想的附属物。这些人既承传了古老民族劣质中的愚蠢、可怜可悲，又吸收了资本主义文明中的虚荣、矫饰等糟粕，这都集中地表现在他们“愚腐”的灵魂深处。小官僚的有如邓炳生（《皮带》）和华威先生（《华威先生》），知识分子的有如老柏（《温柔的制造者》）等。邓炳生的“愚腐”表现在他对“官”的强烈的虚荣上，他挂上代表军官身份的斜皮带前后患得患失的内心世界便是如此。他来到首善之区找梁处长，请他“栽培”，因一时找不出恰当的空缺，而与上士住在一起，上士是“读书人”，是先进者的代表，于是自己也似乎沾染成为有识之士，他能够、也敢于大骂“长”之类的人物，可是当他摇身一变成为带皮带之人时，他又后悔当时与上士们在一起时的失言，怕别人在背后里谈论他的“高等小学没毕业”，甚至于常去偷听人家说话。而他带上皮带是想在“他回乡去的时候，用额头看人”。这种“愚腐”不啻于阿Q当年想革命的用意。华威先生是抗日战争时期典型的包而不办的官僚，他整天坐黄包车里“忙”个不停，而实际上他只会作两分钟空洞的指示，更没有为抗日做什么工作，他甚至连一次汇报都没有听过。他“忙”是为了抓权，唯恐作不成“领导中心”。他那多变的市侩表情溢于言表，他的虚伪骄妄、浅薄、庸俗与色厉内荏的性格黏合在一起，集中突出地表现了“愚腐”的灵魂内涵。张天翼其他作品中的人物身上也同样具有这种“愚腐”。

二

同为讽刺形象，老舍着意刻画的是人物形象中苟且的灵魂，而张天翼则将刺刀穿入人物委琐的灵魂深处。

讽刺形象是讽刺小说的精华所在，“当可恶和可怜都进入可笑的境地，被覆上一层卑微的面纱，这才具备了讽刺性人物共有的性格风貌”。同样，老舍和张天翼笔下的讽刺形象中确有这些共同的特色，其内里明明是可憎可恶的，可表面上却极力要表现自己的可尊可敬，在现实中却暴露了本性。他们笔下的讽刺形象共同具有上述特征，但略有差异。老舍笔下的小市民，他们的灵魂中集聚着这样的特征：缺乏进取精神，对什么事都马马虎虎，卑微地苟活于乱世。他们为宗法封建的旧派人物，其骨子里没有进取精神，“假若他是条鱼，他永远不会抢上水，而是老在泥里溜着。”［这类人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张大哥，他平庸、无聊，却热衷于闲事，把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当作自己神圣的使命，他循规蹈矩，在“地狱里也是最安分的笑脸鬼”。但张大哥这么个整日嘻嘻哈哈，似乎很有办法的人，而当儿子被捕时却显示了极端的无能、懦弱。他似病非病地、苟且地待在家里，一筹莫展。而当儿子放出来后，他根本没有从这种病痛里得到一点警醒，又完全恢复了常态，麻木、健忘、自贱到了极点。

张天翼诉诸讽刺笔端的形象在特定环境中具有这样的特征：庸俗、空虚、愚昧、可怜、可笑。他们糊涂至极，更加委琐，这突出表现在老包（《包氏父子》）身上。老包是个贫穷、低贱、愚昧的听差，以其忠诚厚道、克尽职守，受到东家的信任和重用，在公馆里伺候主人30年了，但到头来他身上穿的仍是一件油腻的缀满补丁的破棉袍，瘦得下巴尖削，脸上的皮皱得打结。但在他卑微劳碌的奴仆生涯中，却把全部希望寄予儿子身上，他从自己的身上认识到生活的艰辛，希望儿子能够有比自己好一点的人生，可是他走错了路。他的所作所为娇宠纵容了儿子，而当现实梦想幻灭后，他却怪“自己和儿子的运气不好”，“委琐”可以概括老包性格的全部，卑微、低贱、怯弱、唯唯诺诺。老包灵魂中的委琐不仅表现在他对公馆的主人上，尤其是对儿子的态度上。他对儿子说话常是“轻轻地”，但对儿子的咆哮如雷（“你去缴，你去缴！”）他反倒只点点脑袋：“唔，我去缴”，够顺从的。他还满足儿子的几乎全部要求，即使他认为这种要求并不一定合理，为了满足儿子的“司丹康”，他宁愿去偷。按理说父亲应该对儿子具有权威，但他不是，在儿子面前他更加的卑微，这更显示了他的内心灵魂的委琐。

三

对洋化市民形象的讽刺，老舍批判的是他们的懦弱，而张天翼则揭示了他们的虚荣与奴颜。

张天真（《离婚》）是老舍笔下的成功塑造的洋化式人物，他汲取和接受的恰是西方文化中的糟粕，如怎样更富刺激的吃喝玩乐，他寡廉鲜耻、猥琐龌龊。他的特点是：懒、懦。他的懦不仅表现在他在生活中没有自理能力，更表现在受到打击时，灵魂的不堪一击。对于天真的个性，外在表现似乎是懒，但是他灵魂的深处便是“懦”。他的身上既有封建社会中“寄生虫”的景象，又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洋相”。他对学业从不关心，想去外国留学，也只是想开开洋荤。听说外国青年吃冰淇淋爱放在水里，他便如法炮制，之后便觉得自己也是个“外国青年”了。他无事生非，被糊里糊涂关进监牢，几乎吓死，但是出狱后，却又摆出一副英雄的架势——因为他坐过牢。这个被洋风毒化的青年没有一点精神追求，精神上一片空虚、荒芜。他既没有古代那种“刚健有为”或“出仕”的思想，也没有那种现代大学生的责任感，他的追求只有吃喝玩乐和追逐“洋风”等低级趣味。可见其灵魂深处的腐化、堕落、怯懦。

小包是张天翼《包氏父子》中的洋化形象。与张天真不同，他是个出身贫寒的看门人的孩子，但是他丝毫没有秉承劳动人民吃苦耐劳、诚实无私的传统美德。半殖民地化的大都市生活，把他熏陶、培养成为一个好逸恶劳、贪图虚荣和享乐的流氓青年，这样本性淳朴幼稚的小包被教化成对上献媚讨好、对下蛮横凶狠的奴才，他的全部灵魂深处便是虚荣和奴性。地位卑贱，使小包艳羡富家子弟的一切，甚至像条狗一样处处跟在郭纯之流的屁股后，仿效他们的行为，以获取他们的欢心。在郭纯这帮富家子弟跟前，他是一只温顺的绵羊，听话的巴儿狗；但是回到家里，他对公馆里那些帮助自己的善良的仆人却是那样的冷漠和骄傲，尤其对自己含辛茹苦的父亲更是粗声浊气，这时他由绵羊转而为狼。甚至在老包为自己被开除而伤心欲绝、突然昏厥时，他也不屑一顾，独自走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资产阶级撕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张天翼以其对现实的逼真描写充分证明了这一现象。在小说中，对于空虚无聊、趋炎附势、爱慕虚荣、奴颜屈膝的小包，作者予以无情的讽刺和否定。

总之，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创作中，老舍与张天翼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独特的。与同时期的市民题材相比，他们的思想倾向不仅仅停留在空泛的同情上，通过对各自熟悉的形象的刻画，增强了表现生活的能力和历史厚度，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准，从而展示了市民阶层灵魂的麻木这一幕幕使人心寒的画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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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天翼.张天翼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灵魂范文篇7

情感的发挥是歌唱者的再创作能力的体现，因为他要求歌唱者在正确理解作品的基础上，引发情思，充分发挥想象力，然后通过歌唱和表演将作品完美的表达出来。这就要求演唱者要将自身完全投入到角色当中，用角色的眼睛看，用角色的耳朵去听，用角色的心灵去感受，唱出真情实感。

声乐的演唱风格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摸索中确立的，它的形成不是“一日之功”。在声乐学习过程中要不断的探索自己的风格，这样才有利于自己音色和特点的发挥。我在音乐教学中也常对学生说要唱出自己的风格，唱出自己的特色，这其实就是要求学生将内心世界的情感付诸于具有自身独特魅力的表演上。

先秦公孙尼子的《乐记》在开卷的《乐本篇》中谈到：“乐者，音之所由声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瞧以杀；其乐于心者，其声惮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这说明面临的事物和场景不同，所产生的感情和声音特征就会有所不同，借景生情，依情发声，使声音具有不同的音色和特点，给欣赏者以不同的感受。例如唱无伴奏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时，就要把声音控制在轻柔的半声上来演唱，从而体现静静夜色的美；而唱《保卫黄河》时，则要把音量放大，声音唱的坚实有力，表现出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这就要求我们在演唱作品时，必须注意不同的情感表达需要运用不同的声音，体现其不同的风格。

灵魂范文篇8

一、目前方案设计在建筑设计工作中受重视情况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方案设计在建筑设计行业中基本上不受重视。以广西自治区为例,方案设计在设计单位相当于是骨头工作,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们可以不收方案费”。在设计项目奖金分配的时候,方案费基本上是最少的,然而,在工作量和工作周期上,方案设计确是处于工作量最大(因为修改次数会相当多,同一个项目,方案也要做好几个)、周期最长(一个3万平米的非公建项目,方案阶段一年的周期属于正常),风险最大(在做方案设计的过程中,该项目突然停滞甚至被别的单位撬走更是屡见不鲜)的。因此方案设计变成了一个骨头工作,有点资历的员工不愿做,就只能让不要求太多报酬,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实习生和应届毕业生来做了,然而,他们恰恰是最不成熟、思维最不全面的人群,出现劣质设计也就不足为奇了。和甲方谈到设计费的时候他会对你说“谈什么方案费,别的单位方案都是送的,不行我们就找别的单位做设计。”由此,目前方案在建筑设计工作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二、方案设计的重要性

方案设计是整个设计工作的前奏,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意设计过程。需要大量的理性分析、收集整理和沟通工作,将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环境、道路交通、水文地质、风向日照、生态植被、生活生产习惯以及业主的要求和投资、规划条件和各专业的技术要求进行整合,确定建筑的总平、体量、空间、立面、平面以及场地的设计,是建筑设计的灵魂。建筑设计的好坏,成败主要决定于这个阶段。原因如下:

1.对于城市空间以及城市面貌有直接的影响

城市空间和城市面貌是由众多市政设施、景观以及建筑排列组合形成的一个综合体。其中尤以建筑在人们的视野中占据的画面最多,起着决定性因素。一个好的建筑作品会充分考虑和城市轴线、空间的关系合理确定建筑体量造型和立面风格以及建筑次空间和建筑色彩,能够和城市空间相呼应,和周围城市环境相协调,使之相得益彰、为之添彩。反之则会格格不入,破坏城市空间环境,是整个空间显得凌乱、突兀。这样的建筑令人反感,望而生厌。

2.方案设计需考虑建筑是城市文化传播的载体,是城市和人类发展的历史印迹和活的雕塑,背负着历史的责任和使命

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的长久形象以及人们生活方法和习惯的合集。在方案设计的过程中要从分考虑不同的城市由于地域位置和气候环境、历史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的文化。建筑是人们生活、生产、活动的空间载体。为了适应人们不同的需要,也是建筑的使用要求,建筑的设计和建造也会因地而异,适应当地的人文,地理、气候条件。因此,不同地域的建筑会有诸多不同,从而体现了不同的城市文化,给看见过的人和使用过的人留下印象,形成对比,在时间的范畴上形成横向和纵向的传播。

自从人类起源开始建筑就随之产生。从最初的穴居、坑住到最具地方特色的民居进而演化到宫殿,再到现在的钢筋混凝土、钢结构的高楼林立,无不反映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的一步步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建筑就会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从而体现出当时的人文和生产力状况。生产力提高,社会的生活水平也就得到相应的提高,剩余生产资料也就更多,人们就有更多的精力去改善自身的居住和生活生产环境,建筑就会得到相应的发展。城市是在剩余生产资料做够多的时候才随着历史的发展相应而生。人类的发展带来城市的进步、对生活环境要求的提高,建筑因而得到发展以满足不同时期的生产生活需要。

这些设计,分析工作都是在方案设计阶段的工作内容。因此,方案设计担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设计的好坏对上述方面有直接的影响。

3.是设计项目的灵魂的塑造过程

每个建筑都是在其共性的范围内追求个性的产物。同样性质的建筑对不同的建设单位来说则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内涵。方案设计的过程中就要抓住这些潜在的信息并对其进行抽象提取和具象表现,使之最后形成一个具有个性,能够体现建设方和使用者内在精神面貌或形象标识的一个具象建筑实体表现物,赋予建筑物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内涵,是建筑灵魂的塑造过程。

4.对城市交通有直接的影响

当代社会,汽车数量急剧增加,城市交通压力随之加大。同时,怎样利于城市交通的组织或者怎样能减轻城市交通的压力也变成方案设计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好的方案设计能最大程度上的合理组织基地内部以及基地和城市交通的交接协调问题,从而减轻新建建筑内部车辆和人形流线对城市交通的不利影响,减小城市交通的压力。反之,则可能造成流线混乱,衔接关系处理不当,无谓的增加城市交通的压力,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5.对生态环境的好坏有直接的影响

在方案设计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人们的生活习惯,合理的确定建筑和场地的关系,要考虑场地环境,人们休憩的景观环境设计。好的设计能让人感到心情愉悦,神清气爽有利于身心健康和舒缓精神以及心理疲劳,反之则让人觉得呆板乏味,不利于身心健康。

6.对建筑空间的好坏,舒适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建筑的高度因受规划条件的限制,所以在方案阶段基本上建筑的高度和层高已经确定,后续工作阶段不便修改。在方案阶段充分考虑人们的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空间尺度,合理利用空间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建筑空间的使用舒适度。

7.对建筑成本的控制起着重要作用

好的方案会合理的确定结构形式和立面材料,在结构允许、经济的范围内进行体量组合设计,进行精心的设计使普通材料达到好的整体视觉效果,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结构问题,控制建筑成本。否则,一个不合理的建筑方案结构专业再怎么精心计算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8.对设计单位能否顺利开拓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方案设计在设计过程中是第一步,好的方案设计能够给甲方一个好的第一印象,利于双方下一步的相互沟通并为之打下坚实的基础。反之,即使有幸参与的好的项目也有可能因方案不好给甲方一个该单位水平有限的负面印象,使其产生不信任感。那么该项目流产的几率就很大了。

9.是施工图设计能否保证高效,按时,保质完成的关键因素

好的方案设计会充分考虑各专业的问题,给各个专业留下足够空间。即使在没有初设阶段的情况下也可以保障施工图的顺利进行,确保项目方案设计的完整性的情况下能够高效、保质、按时的完成施工图设计工作,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获得市场好评。反之则有可能将原方案改的面目全非,从而浪费时间、增加成本、降低工作效率、降低市场影响力,更有甚者导致项目不能继续进行,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灵魂范文篇9

【摘要题】概念辨析

【关键词】政治文明/内在灵魂/有容/有衡/有序

【正文】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一个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构成的完整体系。[1]其中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精神状态，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规范要求，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外在表现。在政治文明的三维结构中，每一个部分都有体现其精神实质的可视为内在灵魂的因素。正确地揭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对于研究政治文明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政治意识文明之魂——“有容”

政治意识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观念形态。政治意识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在内的人类政治意识系统。政治意识文明就是上述政治意识不同层面的进步状态。从构成要素来说，政治意识文明包括文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文明的政治心理、文明的政治思想和文明的政治道德。从价值取向来说，政治意识文明则是包括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难以一一列举的进步的政治理念。

政治意识文明总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必然地要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社会存在的变迁推动着政治意识文明的发展。因此，研究政治意识文明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条件。罗素说过：“政治理想必须根植于个人的生活理想。政治学的目标就是要使个人的生活达到最优。政治家所考虑的应当是各式各样具体的人——男人、妇女、儿童——而不是别的或凌驾其上的什么东西，因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这个世界。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政治学的使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2](p381)

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有必要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同时也要尽快提高公民的自主意识。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使“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3](p441)。列宁也特别强调群众的自觉性是国家力量的表现，他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且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p234)

就目前我国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政治意识文明发展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

政治意识文明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基础来谈政治意识文明，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政治意识文明的独立作用。实际上，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从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时代，直至现代的信息时代，其中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时代意识，而且这种时代意识制约着整个文明的发展。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总之，在每一时期，在每一文化阶段，这种单一的‘内在精神’都制约着从道德、艺术、政治体制到哲学的全部形式。”[5](p55)

那么，这种“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究竟什么样的政治意识才称得上是政治意识文明呢？

1914年5月，我国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章士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本》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他说：“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6]

有容才有异，有异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选择，有选择才有进步——这就是人类社会政治进步的奥秘所在。如果不容许差异存在，社会中只有一个人，一个团体，一种行为，一种观点，一个声音，或者说，社会的一切存在物都是整齐划一的，那么，根本就没有政治存在的必要。恩格斯就说过，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缓和阶级冲突，将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里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社会政治必须具有宽容性的道理。

如果就政治意识来看，大凡称得上文明的政治意识，无论是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抑或是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等，都内涵了宽容、容纳、容许等基本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容则有政治意识文明，无容则无政治意识文明。

在政治意识的范围内，“有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同政治意识的并存。这是政治意识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不同的政治意识，主流政治意识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第二，不同政治意识的碰撞。既然是不同政治意识的并存，其前提是不同政治意识的差别。有差别，就有矛盾，就有碰撞，就有冲突；有差别，就有比较；有比较才有发展。第三，不同政治意识的融合。由于政治意识的特殊性，政治意识的发展往往不能采取消灭不同政治意识的方式来实现，而只能在不同政治意识的融合中来实现。因为政治意识也是一种观念形态，人的观念是不能通过暴力等强制手段来改变的。第四，主流政治意识的主导地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主流政治意识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主流政治意识，就像没有灵魂一样不能成其为国家。第五，非主流政治意识的合法存在。一个国家既然有主流政治意识，就相应地必然有非主流政治意识的存在。否则，没有非主流政治意识，也就无所谓主流政治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非主流政治意识的存在，才反衬出主流政治意识的必要性，并促使主流政治意识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对于非主流政治意识，应该允许其合法存在。通过主流政治意识的积极引导，推动非主流政治意识向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对于非主流政治意识的消极方面，只能用法律的方式加以规范，而不能简单地采取行政手段一概加以消灭。总之，政治意识的良性发展需要“有容”，政治意识文明内涵着“有容”，“有容”是政治意识文明的精髓。二、政治制度文明之魂——“有衡”

200多年前，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了一个事关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核心问题，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觉选择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7](p3)？美国当代政治学家文特森·奥斯特罗姆认为，汉密尔顿的这一问题“对政治理论十分重要”，甚至“对人类文明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8](p15)。

从历史上看，在多数时期，人类对于政治制度的选择，的确是由强力和偶然性即当时的情势决定的，人类似乎还没有能够根据深思熟虑和自由式选择来设计良好的政治制度。然而，当一种政治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后，就应该经过深思熟虑和理性选择来发展和改进它，以

使其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否则，即使是已经确立的制度也会自蔽、凋落乃至覆亡。这就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所要做的工作。

人类所进行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工作，从来都有着明确的目的。奥斯特罗姆通过对《联邦党人文集》的深入研究后认为，美国复合共和制的建立，称得上是深思熟虑之作。之所以说是深思熟虑之作，是因为美国复合共和制是严格按照以下十三条定理设计的：(1)假定所有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2)没有人适合审理自己涉及他人利益的案件；(3)人的团体不宜于同时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4)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5)个人的利益必须与立宪权利地位联系起来；(6)手段必须与目标相称，期望通过自己的作用达到目的的人，应该具有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7)在政治制度中，增进公众幸福的权力应有自由裁量权；(8)安排公职应彼此有所牵制，从而使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力的保护者；(9)权力集中一个人手里，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者选任的，都将导致暴政；(10)党派就是一些公民为了某种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团体；(11)自由于党派，如同空气于火；(12)如果一个党派不构成多数，可通过共和制的原则来解决；(13)当一个党派构成多数时，大众政府就能够为了多数的情感或利益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8](p72-78)。尽管奥斯特罗姆将这些定理称之为“智慧的美玉”，但它只是从美国的立宪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不过，当年联邦党人精心设计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的精神倒是值得全人类学习的。

那么，美国联邦党人当年设计政治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有衡”。政治制度的“有衡”包括两层涵义：其一，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第二，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均衡。制衡不是卡死，均衡不是平均。制衡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均衡是为了防止无谓的利益冲突。一项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往往是内涵了权力制衡和利益均衡精神的。换句话说，只有内涵了权力制衡和利益均衡原则的政治制度才会被创造出来。

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中最难也是最具有意义的是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不断地进行新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创新受到历代政治学家和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托克维尔、密尔、凡勃伦、康芒斯，再到现代的拉斯维尔、亨廷顿、戴维斯、诺斯等大批思想家都曾钟情于制度和制度创新的研究。

纵观人类政治发展史就会发现，任何政治制度的创新都具有两个共同点：即制度创新既是一个选择问题，也是一个成长问题。也就是说，制度创新既要重视主观因素，同时也不能忽视客观条件。

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政治制度的创新过程是一个成长过程，它依赖于诸多的条件因素。他虽然十分欣赏美国的联邦宪法，但他又指出不能夸大它对民主制度所作的贡献。他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制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是处的美丽艺术品。”[9](p186)墨西哥照搬美国宪法，并未使墨西哥马上富强。因此，他将美国民主共和制度得以维持的原因归结为三点：第一，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第二，法制；第三，生活习惯和民情。同时，他强调：“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国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9](p354)。

如果说托克维尔比较注重制度创新的成长因素的话，那么英国杰出思想家密尔则偏重于强调“制度和政府形式是个选择问题”。他反对将制度看成是“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物”的观点，认为“政治制度（不管这个命题是怎样有时被忽视）是人的劳作；它们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10](p6-7)。与密尔的观点大体相似，以拉斯维尔为代表的主流派政治学家也认为“行动就是选择，选择则根据对结果的预期作出，意义被组织起来是为了影响选择，象征性符号是遮掩真实的帷幕”[11](p357)。因此，他们基本上是按照“谁得到什么和如何得到”这样的思路去思考政治和政治行动，而将制度的选择、决策的制定和资源的分配视为政治生活关注的焦点。

密尔和拉斯维尔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他们强调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将制度创新仅仅看成是选择的问题就无法回答这样的诘难：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上，为什么只有在欧罗巴文明中逐步发展出了民主制度，而在其他文明中生长出来的都是专制制度？显然，东方国家出现的专制主义并不单纯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在这方面，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通过对现代民主实际运行结果的研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1984年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题为《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的论文。在该文中他们批判了现代西方主流派政治学，并对新制度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作了初步的总结。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旧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就制度论制度的陈旧框框而力图把制度研究与行为研究结合起来。他们认为，新制度结构运作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其运行其中的社会环境；一国的政治制度的创新，必须有现实的基础、前提和条件，应该的东西必须与可行性结合才能变为现实；理论上良好的制度不见得就可以成为现实的制度，因为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现实的社会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制度的[12](p250)。

制度创新中必须有互惠，没有互惠，创新就会受阻，甚至夭折。罗纳德·奥克森指出：“互惠在各种政治发展形式中的重要性在于，确保发展使有关的人和共同体都相互受益。没有互惠，政治就成为零和竞赛。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会使用政治的手段损人利己。长此以往，其结果就很容易成为‘其和为负’，从而导致贫困、暴力和革命的逐步升级。”[13](p119)

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限不断扩大，这固然有种种需要和原因，但主要的却是通过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来实现的。我国在港澳台实行的“一国两制”，也充分体现了互惠原则[14]。由此可见，互惠实质上就是一种均衡，由于互惠，有关方面的利益实现了新的均衡，从而获得了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当然，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均衡，“制”即是规制，“度”即是一种限度，无论规制抑或限度，都是为了谋取某种均衡。没有均衡，制度就会因缺乏必要的张力而松弛，如同长短不一的桌子难以支撑起平展的桌面一样。因此，“有衡”对于政治制度文明来说，犹如大坝之于河水。没有均衡，就没有制度，一项新的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形成一种新的权力或利益的均衡。制度因有均衡而存在，也会因打破均衡而消亡。

制度创新的理想境界是达到某种均衡——即“纳什均衡”。所谓纳什均衡，是指在给定其他人战略的前提下，每个人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并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组成一组战略组合。也就是说，在给定别人战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参与人有积极性选择其他战略，从而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或者说，如果其他任何人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任何一个参与人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来获得更大的效用。因而，一项制度能否被创新，或有效实施，取决于各方参与人是否愿意遵守这个制度。如果愿意，那么这个制度就构成一个纳什均衡，在给定别人遵守制度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偏离制度的规则或改变自己的战略选择。如果说一项制度不构成纳什均衡，它就不会被实施，因为至少有一个人会背离这个协议，不能满足纳什均衡要求的制度是不能被创新的。

纳什均衡对于政治制度的创新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第一，任何政治制度要有效力，都必须取决于参与各方的同意，如果没有参与各方的同意，那么这种政治制度是不可以维持下去的。第二，政治制度虽然为参与各方同意，但并不意味着各方都赞成，而是由于某些参与人虽然不赞成，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维持现有制度对自己的损失最小。第三，纳什均衡还提醒人们，制度可能已经陷入某种僵滞状态之中，但仍然没有参与人有积极性去打破这种僵滞，从而使制度继续在某种不良的状态下运行，这时如何打破这种僵滞就成为主要矛盾。总之，纳什均衡揭示了制度创新的悖论状态：制度要被创新，需要维持纳什均衡，但纳什均衡又会造成制度陷入僵滞而不能创新。因此，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更好的选择，将制度的创新与制度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均衡中谋求创新，通过创新达到新的稳定。

三、政治行为文明之魂——“有序”

政治行为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与政治环境发生关系，介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便是政治行为。简单地说，政治行为就是人们涉及政治生活的各种活动。换言之，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就是政治行为。

政治行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政治行为的常规形态来说，政治行为包括政治斗争、政治管理、政治统治和政治参与等不同层面。在如此之多的政治行为中，哪些行为称得上是文明的政治行为呢？或者说判断政治行为文明的标准是什么呢？合理、合法、和平、理性、公开、公平、公正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政治行为文明的要求，但似乎又都不能涵盖政治行为文明的全部内涵。

如同政治文明一样，政治行为文明也是相对而言的，抛开社会历史背景，脱离具体社会条件和时代要求的政治行为文明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也应该是普遍适用的。

由于政治本身是“众人之事”，因而，任何形式的政治行为都是一种群体行为或涉及群体的行为。而只要是群体行为，必然就会有一定的程序和规范。程序和规范的形式，具体反映出政治行为文明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将“有序”称为政治行为文明之魂。

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一译：《我们文明吗？》）一书中提出了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两难：“人类老是在两个交替办法之间翻来覆去。有时候他要想建立秩序，有时候他渴望自由；把秩序和自由合而为一，似乎在他们的力量之外”[15](p155)。而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试图实现秩序和自由两者的契合，尽管要真正达到秩序和自由的完全契合是相当困难的，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却必须是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

为了说明政治秩序之于政治行为文明的重要性，我以西方社会的主要政治模式——议会政治为例。以下是美国国会立法的基本程序：

美国国会立法程序相当复杂，一个议案成为法律，一般要经过6个步骤：(1)提出议案；(2)委员会审议；(3)一院全院辩论和表决；(4)另一院审议和通过；(5)两院协商；(6)总统签署。这六个阶段紧密联系，前后相继，缺一不可，而委员会审议是最关键、最重要的阶段。

美国国会制定法律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其程序犹如一条“障碍跑道”，一个法案提出后要经过许多关卡，越过重重障碍，才能成为法律。除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之外，一个法案在两院迅速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情况十分罕见。这样复杂的立法程序准确地反映了国会权力多元的特征。在国会里，政党领袖和国会党团、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议员等不同的权力中心共同掌握着一个议案的命运。而权力的多元性又反过来为外界各种力量对议员施加影响提供了种种机会。在国会立法程序的每一个阶段，院外各种力量（总统、行政机关、利益集团、新闻媒介等）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影响议员，使立法符合自己的要求。这样，法案的通过往往是多种利益关系妥协、综合的产物。

美国国会的这种繁琐的立法程序，往往受到人们的诟病，认为这是美国国会政治不可消除的弊病。诚然，美国国会的确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且美国国会的一些做法也只适合美国，但仅就立法程序的内在联系和基本精神来看，不能不说真实、科学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多元利益需求的现实。因而，应该承认这套立法程序是基本上符合美国实际的政治文明的具体表现。我们不必照搬这样的立法程序，但应该从中吸取能够为我所用的精华。

孙中山也十分重视政治运作过程的程序建设。针对中国人缺乏民主政治习惯的情况，他把教导人们怎样开会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第一步。为此，他专门写了《民权初步》一书，具体地介绍了议会开会的程序和方法。他说：“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国家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般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之众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16](p384)在《民权初步》中，孙中山全面而具体地介绍了开会的程序和规则，堪称是关于开会的百科全书。比如，关于临时集会之组织，他提出了会议之定义、会议之规则、会议之种类、会议之通知、开会之程序、主持之选举、书记官之选举、委员会之组织等规程。又如，关于附属动议的程序，他列举了（一）权宜问题；（二）秩序问题；（三）散会问题；（四）搁置问题；（五）停止讨论动议；（六）延期动议；（七）付委动议；（八）修正动议；（九）无期延期动议等具体环节。对于孙中山这样具体的会议设计，许多学者都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设计对于民主政治来说，只是雕虫小技，算不得什么学问。可是，旅美华裔学者唐德刚在论及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时，则认为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他指出，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表决，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如果办不到，则民主远不如真独裁之能福国利民。有人认为这种小道怎能与“总理遗嘱”的经典并列？殊不知，中国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所缺少的不是建国的方略或大纲，缺少的正是这个孔子认为“亦有可观”的小道！

贺卫方在读到唐德刚的文章后十分感慨地说：“读此文，真有振聋发聩之感。”比如开会，现在我们的问题并非会多，而是会而无效或无果。我们什么时候认真考虑过，为了便于真正的审议，一个立法机构由多少代表组成方为合适，是否对发言者的用时加以限制，以确保不同意见都可以得以表达；代表以怎样的方式产生能够实在地代表相关的利益，怎样的表决程序才有利于代表们表达自己真实意图？他还指出，在法制建设上，为什么我们总是摆脱不了“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的怪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把宏大的价值与不弃微末的具体制度与程序建设结合起来。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当我们对照政治生活的现实就会发现，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不少原则和权利缺乏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作保障，从而流于“口惠而实不至”的境地。离开了具体的法治，那种宏大而高扬的法治只不过是引起空气振动的口号而已[17]。

以上事例足见程序和秩序对于政治行为文明建设乃至整个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就政治行为文明来说，完全可以说，没有程序和秩序就没有政治行为文明，“有序”是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之所以说“有序”是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是因为程序和秩序在不同政治行为方式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

就政治斗争来说，尽管政治斗争通常都是以对抗的方式出现的，但在开展政治斗争时也必须讲究战略和策略，而战略和策略都按照有序的原则确定的。政治斗争的战略必须有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必须把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政治斗争策略必须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把进攻和退却、暴力斗争和非暴力斗争、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无序的政治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这已被无数政治斗争的事实所证明。

政治管理更是不能在无序的状态下进行。从纵向看，有效的政治管理必须做到决策——执行——反馈——监督的整个管理过程的连续和畅通。从横向看，有效的政治管理必须做到管理规则的完善化、管理权威的法制化、管理责任的明确化、管理过程的程序化。而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政治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增强政治管理的有序性，减少政治管理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政治统治虽然主要是以通过强制手段来实施的，但是有效的政治统治往往都是有序的政治统治，无序的政治统治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因为政治统治的失序本身就意味着其统治合法性遇到了挑战，如果不能迅速转入有序状态，政治统治地位就会很快坍塌。这在历史上也是不乏其例的。

政治参与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发展趋向也是逐步由无序向有序发展的。就政治参与的模式来说，基本上是从消极参与到动员参与再到自动参与逐步演进的；就政治参与的形式来说，也是从低级的单一形式逐步向高级的多样化形式发展的。而且，随着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其有序化程度。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程度越高，政治参与的水平就越高，就越有可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从而对政府的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总之，政治行为的有序性是政治行为文明之魂，政治行为文明建设就是要围绕着如何促进政治行为的有序化这个中心来进行，切实有效地推进政治行为的有序化。

当然，强调“有序”，并非否定竞争，而是竞争与合作的统一。政治行为由于总是要涉及到他人和群体，因此特别需要提倡合作行为。尽管政治竞争有利于增强活力，但政治的进步还在于协调和合作。美国政治学家莱斯特·里普森在比较分析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说、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竞争制造分裂，而合作产生团结；竞争具有破坏性，而合作是建设性的；竞争导致自我与他人的对立，而合作使自我与他人和谐相处。事实上，甚至为攻击他人而结合起来的团体也有内部的合作措施。因此，竞争的需求导致一些合作，但后者从不将人们引入竞争。所以，对于社会及其政治而言，合作行动是最重要的”[18](p32)。这里实际上探讨的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竞争与合作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都是必要的。竞争是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竞争，就无所谓合作；合作是竞争的目标和归宿，没有合作，竞争就没有意义，会成为无谓之争。人类的政治组合乃至整个政治文明建设，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政治利益的合理整合，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精诚合作，推动政治生活的和谐发展。

另外，当我们追求秩序的时候，千万不可忽视了社会的活力，不能以牺牲社会的活力来获得秩序的井然。因为那样的秩序不仅有悖追求秩序的初衷，而且由于社会缺乏活力，最终获得的秩序也只能是奴隶的秩序而不是自由的秩序。正如弗格森所指出的：“我们看到臣民死气沉沉就断定文明社会秩序井然，这一思想往往是错误的。”因为“社会成员秩序井然在于他们各适其位、各尽其职。前者是由死气沉沉的部分构成的，后者是由生龙活虎的成员构成的。当我们只是在死气沉沉、安居乐业的人们中寻求井然的社会秩序时，我们忘了臣民们的本质，我们获得的秩序是奴隶的秩序，而不是自由的秩序”[19](p296)。因此，真正文明的秩序是内涵了自由和社会活力的秩序。秩序因为内涵自由而不乏活力，自由由于遵循秩序而充满生机。这才是政治行为文明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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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贺卫方.我们需要“具体的法治”[N].工人日报，2001-03-16.

灵魂范文篇10

1什么是广告创意

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在一次演讲中被问到：“奥格威先生．麦迪逊大街的灵感之源是什么?”答案是：“别出心裁。”是啊，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广告就是这样一种追求多变的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彩缤纷的色彩世界．对新事物的渴望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正是一个广告人，一个创意人的追求。广告创意是为广告主实现梦想，而非为广告人自己实现梦想，优秀的广告创意人员必须深刻了解之含义，这才是广告创意的真正内涵。从这一内涵延伸我们将找到广告创意的正确前提。不能为做创意而创意．一味的追求创意性不是根本目的，广告毕竟是一种市场形式下的纯商业活动(公益广告除外)是为了实现企业商品的销售目标而服务的。这就是广告创意目标导向与广告创意价值趋向的问题。广告创意的自身价值不单在于获得的广告创意奖项和殊荣．广告创意通过服务整个广告战略路线．最终完成广告策划的实现才是广告创意价值的真正体现。广告创意虽然能够提升品牌，创造效益但却无法直接追求经济效益，因为创意本身就属于大脑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它有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特殊规律。广告创意并不是创造奇迹，而是要帮助消费者认知商品，引导消费。

2广告创意的基本原则

什么是好的广告?著名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在《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一书中写到：一种观点认为，客户认可的广告就是好广告；另一种观点认为上乘广告的最好标志是，它不仅能影响消费者争购它所宣传的产品，而且它能使消费者和广告界都把它作为一件杰作而长记不忘．奥格威观点则认为，广告佳作是不引起公众注意就把产品推销掉的作品，它应该把广告诉求对象的注意力引向产品，诉求对象说的不是“多美妙的广告啊!”而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产品，我一定要买它来试试”。好的广告创意是一个广告的核心与灵魂，一则广告的成败起落在某种条件下根本取决于创意的好与坏，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坦言，优秀的广告来源于优秀的创意。广告圈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在广告业里，与众不同就是伟大的开端，随声附和就是失败的根源。”这句话揭示并告戒我们广告创意最根本的三项原则：

1)原创性。原创性是广告创意最鲜活的特点。遵循原创性这一创意原则，我们就必须打破常规、标新立异，决不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旧的东西在一定时期内“永远”不会错，因此也永远不会有所发展；新的东西既是前人未尝试过的，永远是未知的．因此也存在着风险性。只要敢于创新即使失败也会发现新的问题，解决问题就可到达新的领域人类才能有进步。作为一个优秀的广告创意人员一定要将广告创意的原创性进行到底。

2)相关性。广告创意毕竟是为广告主题而服务，因此有了创意的独特性还应该进一步考虑广告创意与广告主题和商品内在的相关性。相关性原则也是广告创意的一个基本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是指广告创意与广告内容主题内在的相关联系。一个意象的组合具有各个不同方面的特征，每一个特征都会有一个与其相对应的意味代表具体某一种意思。并不是任何一种意象一个创意都能准确贴切的广告主题的内容。如果创意所表达出来的意象与广告主题所要竖立的产品特性没有内在相关性的话不仅无助于广告重心的表现，反而会带来副作用将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吸引到次要的位置而忽略了广告主题的重点。这种无谓的创意烦扰混淆受众对广告内容的认知，还会引导对广告内涵表达的误解。

3)可理解性。解决了广告创意的独特性与相关性以后整个广告创意也就进入了最后的展示阶段。找到了对谁说以后我们就应该考虑如何说的问题。广告创意应该如何才能被受众所理解?如何清晰的传达广告主题所要表现的内容?这就是最后所要考虑的广告创意的可理解性原则。广告创意将善于把各种元素与信息加以组合，产生最佳的独创性与吸引力。广告创意只能在短时间内使观看者理解有限的元素，那么广告创意怎么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的被观看者所接受呢?广告创意要想适应受众的信息接收就必须把创意元素与产品性能之间优化组合。颠覆“可理解性”与“创新新”之间的辨证关系。创新既是前所未有的，越是创新的东西它的可理解性也就也小，因此也越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加思索的事物就代表了它的陈旧与豪无“独特性”。此信息也就等同于无信息。广告创意人就是要将广告创意中这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调和．在创造性跟独特性和可理解性之间寻求最佳的结合点。达到互通相容的地步，真真正正做到广告创意所追求的“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3广告创意原理方法

创意是思维性的东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也就产生不同的创意模式。各界的广告大师们对广告创意都有一套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理论。心理学家奥斯本博士发明了头脑风暴法他将整个创意过程分为7个阶段：1)定向，强调某个问题。2)准备，搜集有关材料。3)分析，把有关材料分类。4)观念，用观念来进行各种各样的组合。5)沉思，松弛促使启迪。6)结合，把各部分结合在一起。7)估价，判断所得到的思想成果。广告创意大师詹姆斯．韦伯．扬所提出的另一套根据自己多年的广告创意实战经验所开创的广告创意模式：1)收集资料，如蜜蜂采蜜收集各个方面的资料。2)品位资料，在大脑中对收集来的资料反复咀嚼．带这一种问题意识。3)孵化资料，在目标要求下，怎么样去传达商品的信息，对头脑中的事物进行综合重组排列。4)意诞生，灵光突现，创意产生。5)付诸实用，创意最后定型，发展及付诸实施。根据广告大师的理论和创意原则的方法．广告创意人员联系自身在广告创意活动中的感同身受，深入思索每个创意环节必定能找出适合自己的创意方法。广告创意经过前期的资料收集准备工作到资料信息沉思分析阶段．再到创意灵感突现的高峰，最后完善广告创意的整个过程。在这四个步骤之间广告创意人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智慧的汗水，最终将好的广告创意投放市场．接受市场的检验。

4广告创意的集体思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