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范文10篇

两种范文篇1

两种不同的从政追求，本质区别在于“为公从政”还是“为私从政”，是当襟怀坦白、忠诚积极，“以天下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者，还是当心胸狭隘、满腹鬼胎，“以天下为己用”的资产阶级政客、投机分子。两种根本不同的从政追求，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实践上，也表现为两种根本不同的从政作风。从政为公，必然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确行使执政党干部的神圣职责，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从政为私，就会耍弄权谋之术，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牟取私利。

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到建国后代表人民大众执掌政权，共产党人的“从政”，经历了两个历史条件决然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腥风血雨、硝烟弥漫，那时的“从政”，就是提着脑袋干革命，不仅要抛弃个人、小家庭得失，而且要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在那种情况下，比较容易接受和形成“从政为公”的思想意识。然而，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从政就意味着掌权，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新阶段，人们的利益逐步分化，新的社会阶层正在产生，党政干部掌握着相当大的人事、资源、财产支配权，拥有制定、修改、执行的发言权、乃至决定权。在权力和物欲的诱惑下，一些人“从政为私”的愿望和积极性被大大地激活了。实事求是地说，现在想“当官”、想“升官”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有大搞不正之风，为“仕途通畅”拉关系、走后门、通路子，甚至行贿买官的。这些人，一旦谋得一官半职，必定以“为私”作为从政追求，把资产阶级政客的那一套带到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来。

“为公”“为私”都是内心的追求。在我们这个光明的社会中，在正气抬头的地方，从政为私的人，是不大会公开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相反，满心利己打算的小人，倒有可能处处打出“为公”的招牌。然而，内在的东西，总是有其外部表现的。从政作风，其实就是从政追求的重要表现。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两种从政追求根本不同的人，所顶的头衔，所喊的口号，所作的表白，乃至所做的某些工作，表面上看不出有多大差别，然而，纵观官场、政坛，两种不同的从政作风清晰可见，有的党员干部忠诚坦白、正直积极、表里一致，是真正“讲政治”，干实事，为人民谋利益的，还有的党员干部人格虚假、哗众取宠、口心不一，是“玩政治”，做虚功，为自己捞本钱的。

用什么眼光看待群众，以什么态度对待群众，是两种不同的从政追求、从政作风的分水岭。从政为公，就会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路线和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就会以诚挚、恳切、热情、谦虚的态度对待群众，甘当人民公仆，愿做群众学生。不仅态度谦恭诚恳，更重于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倾听群众的呼声、聆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体察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困难。从政为私，就会把老百姓当作可利用、可借用、可愚弄的对象，他们居高临下，吆五喝六，运动群众，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有时他们也会作“亲民状”，向部分群众作出这样那样的“许诺”，但那是为了出“形象”，出“新闻”，为了自己加官晋级打“基础”，为了使平民百姓对自己感激涕零，甚至是为了进行某种权力较量的需要。

怎样对待组织，怎样对待同志，怎样看待和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是区别两种从政追求、两种从政作风的重要标志。从政为公，崇仰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依靠的是党的组织，恪守的是民主集中制，必然“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坚持原则，严守纪律，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然识大体，顾大局，搞“五湖四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必然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光明磊落。从政为私，想的是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信奉的是权谋之术，讲的是哥们义气，必然拉圈子，树山头，搞宗派，培植亲信，排斥异己，在党内另搞一套；必然搞亲亲疏疏、恩恩怨怨，把党的干部当做私有财产，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变成个人的势力范围，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如此，又必然导致一些干部对上捧，对下压，同级之间，或勾心斗角，或同流合污，拿原则做交易。

怎样对待工作，怎样看待政绩，怎样对待荣誉，这也是两种从政追求、两种从政作风的分界线。从政为公，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把完成工作任务看作对党对人民应尽的义务，“专拣重担挑在肩”，排除万难，埋头苦干，踏踏实实，追求实效。从政为私，把做工作看作牟取高回报率的“投资入股”，总想少付出，多收获，或者拣领导感兴趣的事干，或者拈轻怕重，挑肥拣瘦，专找捷径走，不惜搞形式主义、花架子，甚至弄虚作假，想的是“包装、造市”；从政为公，把政绩看作发展党的事业、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需要，是共产党人对社会进步所作的无私奉献。从政为私，把政绩当作自己显山露水、出人头地的资本，向党和人民邀功请赏的筹码，加官晋级的台阶。从政为公，讲成绩、荣誉是党的、人民的、集体的，“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有了问题，则勇于承担责任，决不推诿。从政为私，必定争功诿过，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

如何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可以看出两种从政追求、两种从政作风的区别。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除了要有远见卓识，更要有出于公心的勇气。如果为政者只考虑“政绩”，只顾及名利，只考虑自己的“得票率”，只想得到一时的“群众拥护”，不可能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不可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从政为公，才能不怕误解，不怕孤立，坚持真理，讲清道理，说服干部和群众，实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统一。从政为私，必定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和局部利益，甚至无原则地迎合狭隘的小团体利益，他们可能会受到暂时的“群众”拥护、欢迎，也可能会取得一时的“政绩”，但是，他们的“造福一方”很可能祸害四邻，他们的造福现在，很可能祸及子孙。他们在其位时，“政绩”可观，花好桃好，一旦离开，矛盾与问题往往暴露无遗。

两种从政追求、两种从政作风，反映的决不是什么小问题。而是关系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大问题。从政为公，还是从政为私，影响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前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条条都与共产党人的从政追求、从政作风息息相关。去年，我们党召开了“十六大”，从中央到各级各地各部门，都将有一批具有跨世纪特点的青年干部进入“从政”岗位，确立正确的从政追求，树立优良的从政作风，对于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开拓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显得特别重要。

确立正确的从政追求，树立优良的从政作风，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摆正执政党和执政党的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所有的成就和胜利，都是人民的成就和胜利。人民群众不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也理所当然的是天下的主人。“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批判各种否定、贬低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牢固树立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人民群众的科学观点。”有没有这个观点，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与资产阶级政客的根本区别。

确立正确的从政追求，树立优良的从政作风，就要坚定不移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最本质的一条，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共产党人从政，就是当人民的公仆，不是要当官，而是要做事。共产党人要做的事，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用“三个代表”的科学思想破除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念，任何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与人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决不允许党员干部做官当老爷，搞特权，摆架子，耍威风，凌驾于民众之上。要用“三个代表”的科学思想扫除资产阶级官僚玩弄“民意”，愚弄群众的政客作风，决不允许假借“民主”，蛊惑人心，把一部分人的利益，局部的利益，甚至是少数人的狭隘利益冒充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确立正确的从政追求，树立优良的从政作风，必须进一步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要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解放出来”，是为了按客观规律办事，按实际情况办事，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决不能为了追求虚假“政绩”，急功近利，贪图虚名，不务实效，劳民伤财，更不可揣摩领导的意图，迎合上级的喜好，什么时髦就干什么，甚至弄虚作假，纵容、暗示、诱使、命令或强迫下级说假话，骗取信任和荣誉。

两种范文篇2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30年多前，结束，邓小平同志在复出之时讲了这么一段充满感情、意味深长的话。30多年后，我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抚今追昔，我们重温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到其中蕴涵的道理。

一心想着做官，还是一心想着做工作，是任何一个领导干部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都需要作出选择。不要小看了这两种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反映着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一心想着做官，就会沽名钓誉、敷衍塞责，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结果也做不好工作；一心想着做工作，就会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群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少数人为了把官做得大、做得牢、做得舒服，忘记了党的要求、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期望，挖空心思找门子、拉关系，不惜血本跑官要官；千方百计出风头、争彩头，不顾形象拍马逢迎；变着法子讲排场、摆阔气，不恤民力肆意挥霍。凡此种种，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严重影响党的工作和事业。

两种态度，两种境界。试想，如果当年邓小平同志只是想着做官，他完全可以作出另外一种选择，四平八稳地当个太平官，安享晚年。然而，已过古稀之年的邓小平同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一句反躬自问，道出了邓小平同志选择“做点工作”而不是做官的思想动因；“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彰显了邓小平同志作为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境界。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所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就要摆正主人和公仆的位置，弄清做官与做工作的关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而不能私心太重、杂念太多，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爱戴。事实上，我们党的许多干部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做工作，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不求名利、不计得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等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正是有了一大批这样的党员干部，才有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党面临的环境、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党员干部面对的诱惑和考验也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确需要好好想一想究竟是要做官还是做工作。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权高不忘责任重，位尊更增报国心，以寝食不安、夙兴夜寐的精神状态做好本职工作，以利归天下、誉属黎民的淡泊情怀对待个人得失，应该成为我们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两种范文篇3

30多年后，我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抚今追昔，我们重温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到其中蕴涵的道理。

一心想着做官，还是一心想着做工作，是任何一个领导干部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都需要作出选择。不要小看了这两种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反映着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一心想着做官，就会沽名钓誉、敷衍塞责，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结果也做不好工作；一心想着做工作，就会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群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少数人为了把官做得大、做得牢、做得舒服，忘记了党的要求、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期望，挖空心思找门子、拉关系，不惜血本跑官要官；千方百计出风头、争彩头，不顾形象拍马逢迎；变着法子讲排场、摆阔气，不恤民力肆意挥霍。凡此种种，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严重影响党的工作和事业。

两种态度，两种境界。试想，如果当年邓小平同志只是想着做官，他完全可以作出另外一种选择，四平八稳地当个太平官，安享晚年。然而，已过古稀之年的邓小平同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一句反躬自问，道出了邓小平同志选择“做点工作”而不是做官的思想动因；“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彰显了邓小平同志作为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境界。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所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就要摆正主人和公仆的位置，弄清做官与做工作的关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而不能私心太重、杂念太多，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爱戴。事实上，我们党的许多干部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做工作，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不求名利、不计得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等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正是有了一大批这样的党员干部，才有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党面临的环境、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党员干部面对的诱惑和考验也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确需要好好想一想究竟是要做官还是做工作。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权高不忘责任重，位尊更增报国心，以寝食不安、夙兴夜寐的精神状态做好本职工作，以利归天下、誉属黎民的淡泊情怀对待个人得失，应该成为我们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两种范文篇4

[关键词]：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民主制度；共和主义

Relationbetweentwoconceptsofliberty

[Abstract]:Thereisthefundamentaldifferencebetweentwoconceptsofliberty,butthismeansnorelation;thepositivelibertyisakindoffreedomwhichisregardedasthemeans,namelythefreedomofdemocracy;thenegativelibertyisakindoffreedomasthepurpose,anditisduetodemocracythatitisrealizedeffectively.Therelationbetweentwokindsoffreedomalsoincludesalevelasmeansandaspurposes,exceptdifferenceknowntoall.

[Keywords]:Negativeliberty;Positiveliberty;Democraticsystem;Republicanismdoctrine

两种自由概念是对两种不同性质问题的回答，而且对其中一种问题的回答也并不必然决定着对另一问题的回答，因而伯林认为它们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联。但是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联是不是就意味没有任何关联呢？通过考察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消极自由概念的批评，本文认为“我被控制到何种程度？”与“谁控制我？”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如果两种自由概念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那么它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微妙的关联呢？让我们先从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谈起。

1、两种自由概念

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以赛亚·伯林的杰出贡献，他的本来意图是区分两种意义的自由概念及其众多的扭曲形式，而并没有进一步认为消极的自由概念正确，而积极的自由概念错误。伯林本人的确倾向于消极的自由概念，但是这不意味着积极的自由概念不存在可取之处，或者说消极的自由概念与积极的自由概念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伯林的意图并非如此。因为伯林说的很清楚，两种自由概念针对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问题，消极自由概念所针对回答的问题是：人们必须被允许不受干涉地做他自己有能力去做的事或者成为他自己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而积极的自由概念所针对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我们做这个或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或者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①也就是说，消极自由概念所面对的问题是：处在政治社会中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被统治，政府能够干涉我们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干涉的程度有多深，我们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应当不受干涉。积极自由概念所面对的问题是：谁统治我们，谁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或成为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或成为什么。到这里其实已经很明白了，两种自由概念所针对回答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不同，尽管对这两种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叠，但是它们依然是两种不同问题的解答。

然而，人们却普遍地误解了伯林的工作，似乎两种自由概念不能相容。仿佛积极自由概念有着某种潜在的必然的危险，而它一旦实现就必将侵犯或者压制到消极自由一样；同时，强调消极自由的价值仿佛就意味着排斥和否定积极的自由。这依然是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当然伯林对于多元论的强调及其对于消极自由概念和积极自由概念的一褒一贬，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误导作用。但尽管这样，伯林也明确说过这样的话：两种自由概念虽然是对自由的两个核心含义的概括，但是“我认识到它们是不同的，是对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的回答；它们虽然同源，但在我看来它们却并不冲突，也就是说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回答并不必然决定着对另一问题的回答。两种自由都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两者都必须受到限制，两种概念在历史上都可能被滥用”。②这就是说，伯林虽然认为消极自由乃是自由的本质，但是却并不认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存在绝对的冲突，两者不能共存，即只有牺牲另一方才能保全自己。

伯林的意思很明确，积极自由被滥用的危险可能更多点，所造成的后果也可能更严重些，但是所有的滥用都是积极自由概念的扭曲形式，都是一种极端的没有限制的滥用，并不是积极自由概念的本意；然而同时，消极自由也同样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也存在着种种极端的没有限制的扭曲形式，这种消极自由概念的扭曲形式及其滥用同样会带来危害和灾难。所以伯林对于两种自由概念的界定和评价，并没有暗示说消极自由概念正确，而积极自由概念错误，或者说消极自由不能被限制，而积极自由存在着必然被滥用的危险以及必然带来巨大的政治灾难。伯林的意思很明确，两者都存在被滥用的危险，都有着无数的扭曲形式，两者都应该在实践中受到限制和约束。两种自由概念是对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的回答，因而就不存在必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2、消极自由的批评者

消极自由概念对于自由的理解集中表现在私人生活领域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的存在这一条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消极自由概念坚持自由的保证就在于这条严格的分界线的确立，自由就是界线以内免受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强迫。所以消极自由实际上是与任何形式的政府相容的，只要这个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这条界线的存在，并且以法律的形式保证这条界线以内的个人自由。消极自由不管这个政府是民主制的，贵族制的，还是君主制的，它所要求的是一个不受干涉的自由领域，只要给予并承认这个领域的存在，任何政府形式与消极自由都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也就是说消极自由与任何形式的政体都可能是相容的。

共和主义者对于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进行的严厉批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即伯林所理解的个人自由并不是只有在自由国家中才能实现，这与共和主义的学者们所主张的观点之间存在矛盾。比如，昆廷·斯金纳就认为只有一个自由的国家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而任何依赖于他人——国王或者独裁者——的善良意志而获得的个人自由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本质实际上还是奴役，即奴隶主给予奴隶的自由永远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不能依赖于自我以外的任何善良意志，而只能取决于自己。③伯林的看法我们已经明白了，他的消极自由是可以与任何形式的政府相容的，不论是君主制的还是民主制的，或者别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伯林认为自由的实现并不必然依赖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自由的共和政体并不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对此，斯金纳当然是持批评态度的，斯金纳坚持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即一个人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他处在一种无须依赖他人而行动的地位，就是说，摆脱其他社会成员所强加的任何强制，能够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和判断行事。这种个人自由指的是没有强制，尤其是没有其他社会成员对一个人独立行动以追求自身既定目标的能力所强加的限制。从这一点来看，斯金纳对于自由的理解实际上与消极自由概念并无多大的不同，但是关键在于后面的论述，即是否在任何形式的政体下，我们都能够保障实现我们的这种自由。斯金纳认同了马基雅维里的观点，后者认为只有生活在共和政体下的人们，才有希望保住个人自由以追求他们的既定目标，而不论这些目标是为了获得权力和荣耀，还是仅仅为了保护安全与财富；而斯金纳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共和国的要旨在于，它必须保持着一种自由的状态。否则，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个体成员们就会发现他们的个人自由将被剥夺。也就是说，一旦一个政治共同体丧失了按照自己的普遍意志而行动的自由，开始屈从于其自身的野心勃勃的一个伟大领袖的意志或者一些野心勃勃的强大邻邦的意志之时，它的公民将发现自己成为了他们主人目的的工具，因而将丧失他们追求自己目的的自由。一个受奴役的共同体必然伴随着个人自由的丧失。斯金纳认为，只有在一个共和国的自治形式下，一个人的自由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自由在于独立和自主，也就是在于不依从，如果你不能独立和自主，而是落到了一种政治屈从或依附的状态，那么你就很容易被政府用暴力或其他强制性的手段剥夺了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也就变得不自由了。自由的状态在于不存在任何专断的权力，即使这种专断的权力并没有剥夺你的自由，但是它的存在就意味着你是处在屈从和依附的状态下，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专断权力的存在都意味着你在实质上处在奴役之中，因为你的个人自由依赖于那一专断权力的善良意志，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个人自由没有被剥夺的状态并不必然就意味着你处于自由状态中。因为允许任何一种专断权力的存在就意味着这个政治共同体不是自由的，而个人自由只有在自由国家之中才能够得到实质的保障。④

对伯林持批评态度的还有社群主义者查尔斯·泰勒，他指出，在伯林看来，消极自由理论是关涉到主体在其中不受干涉的领域的理论，而这一理论实质上只能依赖于一种“机会概念”。泰勒认为，按照伯林的看法，自由就是指我们能做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是敞开着给我们做的，也就是说伯林式的自由只存在于没有障碍的地方，一个人要想获得自由，其充分条件就是没有阻碍的东西。泰勒的观点是，⑤从主体实现的角度看，自由即使没有外在的障碍，也存在着内在的障碍，而对自由的内在障碍不能仅仅按照主体所认识的样式来确定，主体并不是最终的裁定者。因而在泰勒看来，主体对于他自己的真正目标，对什么是他真正想要摒弃的这个问题，他自己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他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就“自由”一词的有意义的层面而言，他其实并不自由，从而，他在有意义的世界中就并不真正自由。对于消极自由概念的批评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泰勒的批评而言，存在着某种伯林所担心的危险，而这种危险也正是积极自由可能带来的危险之一，即认为某些人并不懂得自己真正想要的或者真正想做的以及真正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是什么，即人们可能对于自己是否自由缺乏了解，因而需要已经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自由的人来指导和教育，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被强迫着去追求真正的自由。这一点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稍经思考就能明白，这种观点为****和压迫敞开了大门。

伯林指出了积极自由概念可能带来的危险及其被滥用的严重后果，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积极自由概念的意义。积极自由天然地追求民主，当然总是倾向于实质民主或者直接民主，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积极自由的极端化当然会造成很多灾难，为保障消极自由起见，的确应当对积极自由进行严格限制；但是对于那些民主制尚未确立或成熟的国家，消极自由的实现又有赖于积极自由的支撑。同时，斯金纳的批评实际上并不是批评消极自由，而是批评因此而来的对于积极自由的忽视，强调自由制度的脆弱。也就是说，人们不去追求积极自由，没有积极的政治参与热情，自由制度就会逐渐败坏，而消极自由很可能在自己对于政治生活的消极态度中最终丧失自身。斯金纳担心的是自由国家的败坏会导致消极自由的丧失，而不是批评消极自由不可取，相反，斯金纳对于消极自由的批评是以承认消极自由为前提的，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对他的观点进行解释之时就已经可以推论出来了。他们对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的批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构不成一种严重的致命性的反驳，相反这种批评更类似于一种有益的补充。伯林认为消极自由与政府形式没有必然的联系，是有其自己的理由的，也是由自己的条件和语境的。消极自由针对的问题实质是“我被控制到何种程度”的问题，而不是“谁在控制我”的问题，我们只能从其针对的问题来界定消极自由概念，从这一点看来，消极自由的确与政府所采取的形式无关。按照自由的本质含义来讲，自由就是自由，与保障自由实现的手段/政府形式无关，因为从理论上说，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伯林之所以对积极自由概念被滥用的危险有着更多的担心和恐惧，是因为积极自由概念比消极自由概念存在着更多的被滥用的危险。但是两种概念的区分毕竟只是理论上的区分，实践上是怎么样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实践问题比理论问题要复杂得多。

3、积极自由与民主自由

消极自由概念只是伯林界定的两种自由概念中的第一种，还有自由的第二种含义，即积极的自由概念，它是通过对“谁控制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来界定的。从积极自由所面对的问题层面上说，积极自由概念想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与政府形式紧密相关。它是与君主制的和贵族制的政府形式不相容的，它所要的自由是自己统治自己的自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也就是要解决谁应该进行统治的问题。它不是要求某一领域的自由，它要求的是全面的自由，是国家的自由，强调的是积极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自由的社会里，只有人们有了积极参与政治决策的民主权利，个人的自由才能够实现，也就是说才能够实现自我立法与自我统治的自由。因此，如果说消极自由是与个人自由紧紧联在一起的话，那么积极自由就是与民主紧紧联在一起的。积极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实际上比其与个人自由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着更多的误解和更多的扭曲形式。

积极自由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决定了它与民主问题有着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联系。积极自由强调的是自我立法与自我统治，这就要求普遍的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达到积极自由的目的，解决积极自由想要解决的问题，即谁在统治以及谁应该进行统治的问题。这就涉及到积极自由概念对自由的理解，如果我们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我们就不可能拥有自由；如果我们实现不了我们的积极自由，也就是说没有民主，我们的任何形式的自由都是虚幻的，随时都可能破灭。积极自由问题实际上就是民主问题，即积极自由所要求的实际上就是民主的自由。民主的自由就是做自己主人的自由，而要做自己的主人就必须做国家的主人，因而民主的自由意味着成为国家主人的自由，因此也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应该成为国家的主人，每个公民都既是国家的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这就是积极自由所要求的自己统治自己的社会，也就是民主的社会。只有民主能够实现积极自由的理想。消极自由批评积极自由的危险，实际上只是在批评积极自由的扭曲形式带来的危险，因为积极自由概念存在着被滥用的巨大可能。但是积极自由被滥用所带来的灾难不应该由积极自由概念来承担，这就正如消极自由的极端的没有限制的扭曲形式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不应当由消极自由概念所承担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它们被滥用过，或者可能被滥用，就完全否定它们。

实际上我们很容易明白这点，自由与民主有着紧密的联系，没有民主的自由是奴隶式的自由，只有民主的社会才可能是自由的社会，没有民主，自由虽好，却不切实际。伯林批评了积极自由的扭曲形式和滥用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即自由的丧失和普遍的压制，并且严厉地批判了那种奠基于形而上学之上的积极自由观念，但是这种形而上学的自由概念与民主的自由存在根本的差别，造成普遍压制的积极自由理想也只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形式之一，并不是真正民主的自由。真正的民主社会之中，积极自由能够避免被扭曲和被滥用。对于积极自由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残酷暴力，但是实际上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民主的自由，是一种扭曲形式，因为我们看到，在法国大革命所确立的政府形式下，民主只是第三等级的民主，坚持自己权益的贵族和教士被剥夺了合法的公民权利，他们的国家主人的地位并没有得到适当的尊重，反而是被完全剥夺了。他们没有民主的自由，因此这种民主自由的形式是积极自由的一种扭曲形式。我们不能够因此就完全否定积极的自由，也就是说，不能因此就否定民主自由的其他形式。正如伯林所说，两种自由概念都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都应该在实践中受到限制。理论与实践不同，理论尽可以追求尽善尽美，可以追求彻底，追求逻辑一致。但是实践却不能，实践所需要的是经验，而经验往往并不彻底，逻辑上也并不前后一致。实践的美德是审慎，无论多么完美无瑕的理论在实践中都要求审慎的限制。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不受限制的滥用民主自由的典型。这个典型所带来的教训就是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值得重视的关系，只有依靠消极自由对积极自由的限制，积极自由才可能避免被滥用以及各种扭曲的形式；同时也只有积极自由的存在才能够保证消极自由的真实有效。也就是说没有民主作为保障，消极自由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且很可能随时丧失或者被随意剥夺。因为如果私人生活领域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的那条界线是由专断的国家权力划定或给出的话，那么这一专断的国家权力就可以随时取消这条界线，或者压缩这条界线。因此，这种消极的自由并没有足够安全的保障。这样看来，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关系不仅不像许多论者所说的那样紧张，相反是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积极自由是手段，而消极自由是目的。没有了积极自由要求的民主问题的恰当解决，消极自由所要求的不受干涉的个人自由问题也就难以得到真正的解决。

因而，积极自由的可能危险实际上就是民主的可能危险，积极自由的滥用及其扭曲形式实际上就是民主的被滥用及其扭曲形式。法国大革命说明了这一点。只要我们能够恰当地解决了民主问题，所谓的积极自由问题也就是能够被解决，其可能的危险也就可能被消除。当今世界的民主问题已经有了恰当的解决途径和形式，这就说明受到限制的积极自由并不必然带来巨大的政治灾难，而做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区分的伯林也支持在实践上对这两种自由概念的限制，尤为重要的当然是对积极自由的限制。

4、作为目的的自由和作为手段的自由

综合伯林对于两种自由概念的界定与分析，以及昆廷·斯金纳和查尔斯·泰勒对于自由国家和积极的政治参与的强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消极的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而积极的自由乃是消极自由这一目的得以真正实现的手段。也就是说，消极自由乃是作为目的的自由，而积极自由乃是作为手段的自由，积极自由概念所阐发的实际上乃是民主的自由，而民主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在积极自由的扭曲形式下，即纯粹民主制所带来的多数暴政下，消极自由才可能面临被剥夺的危险和灾难，而在正常的情况下，受到消极自由这一目的限制的积极自由是不会侵犯或者剥夺人们的消极自由的。这与斯金纳和泰勒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所强调的也不过如此，也就是说单纯追求消极自由，并且固守消极自由，而不去关心自由制度的脆弱、自由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也就是说忽视了积极的自由所要求的积极的政治参与热情，将会导致自由制度的败坏，自由国家的衰落，从而失去我们的消极自由。很显然，斯金纳、泰勒把积极自由作为手段，把消极自由作为目的，认为如果自由国家的公民们不关心公共生活，不参与政治活动，不为维持一个自由国家而积极努力，只是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之中，只关心自己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样一来，自由国家很容易败坏为非自由国家，而当这一切发生时，为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者所共同珍视的消极自由就处于丧失的危险之中了。他们认为，除非公民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否则他们就会使其国家制度陷入停滞和腐化，并最终丧失他们的自由。公民们积极的政治参与是为了维护自由国家而不使之堕落为非自由国家，而这一切的目的则是维护公民们的个人自由。虽然斯金纳并没有说积极的政治参与就是积极自由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按照伯林的界定，我们完全可以断言，积极的政治参与和对公民美德的提倡的确是积极自由的表现之一。由此可以说明我们之前的判断乃是合理的。当然这只是从共和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两种自由概念之间的关系，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伯林自己对于两种自由概念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看待的。

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要求必须划定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威领域之间的界限，认为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如果这个领域被践踏，个人将会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甚至对于他的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的发展也嫌狭窄的空间中，而正是他的那些自然能力使得他有可能追求甚或领会各种各样人们视为善良、正确或神圣的目的。⑥简单地说，柏林所谓的自由就是指没有人或人的群体干涉我的活动，自由的领域就是一个人能够不受干涉地行动的领域，而这样的自由也就是免于一切干涉和侵犯的自由。这个意义上的自由就是消极的自由。消极自由的实现需要一条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权威领域之间的界线来保证，但是这个界线应该如何确定才能够给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呢，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什么标准以及应该由谁来确定这条界线的位置呢？我们只是看到伯林不断地说：“不管以什么样的原则来划定不受干涉的领域，无论它是自然法、自然权利或功利原则，还是绝对命令的要求、社会契约的规定或人们借以澄清和卫护他们的信念的任何其他概念，自由在这一意义上就是‘免于……’的自由，就是在虽变动不居但永远清晰可辨的那个疆界内不受干涉”。⑦但是究竟应以什么原则来划定这个疆界的范围呢？特别关键的是因该由谁来选择标准并最终划定这个疆界的范围呢?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伯林在其《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很明确地说，自由在其消极的意义上，无论如何并不与民主或自治逻辑地相关。他说：“大体上说，与别的制度相比，自治更能为公民自由的保存提供保证，也因此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捍卫。但是个人自由与民主统治并无必然的关联。”

也就是说，对“谁统治我？”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对“政府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的回答，在逻辑上是有区别的。⑧伯林认为正是这种区别的存在，才使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成为可能，消极与积极自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民主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联要比这二者的许多拥护者所认为的还要脆弱。伯林写到：“正如民主实际上有可能剥夺个体公民在别的社会形式中可能享有的许多自由权利一样，完全能够想象，开明的****君主有可能让其臣民有较大程度上的个人自由”。⑨很显然，《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伯林对于积极的自由概念是持批评态度，并抱有很大的防范之心的。伯林很明确地说：“成为某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与不受别人阻止地做出选择的自由，初看之下，似乎只是两个在逻辑上相距并不太远的概念，只是同一事物的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而已。不过，历史地看，积极与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不总是按照逻辑上可以论证的步骤发展，而是朝不同的方向发展，直至最终造成相互间的直接冲突”。⑩这样看来，伯林似乎肯定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是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联系的，但这只是伯林前期的观点，因为后来即一九八七年的《我的思想之路》中论及自由之时又带有结论性质地说，“它们虽然同源，但在我看来它们却并不冲突”，②我们不得不考虑那个时代的历史因素以及伯林自己思想的改变。在伯林强调民主或自治与个人自由并无必然的关联之时，他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并无必然的关联，尽管他认为自治或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更能为自由的保存提供保证。

积极自由概念在实践中有很多种形式，但大多数都是其扭曲了的败坏了的形式，对于消极自由的侵害也只是它被滥用了的结果。大革命的纯粹民主制导致了残酷的暴政，导致了对于消极个人自由的严重破坏，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民主制度是错误的，是危险的，或者说个人自由是与民主不相容的。这样做无异于因噎废食。正是因为大革命的教训，十九世纪的很多自由主义者都认为这种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即民主的自由，很容易摧毁太多神圣的消极自由。也就是说，人民主权很容易摧毁个体主权。但是如果我们用消极自由来限制积极自由，用个体主权来限制人民主权，用不可干涉不可剥夺的个人自由来限制民主的范围和程度，从而避免任何一方走极端，不就可以缓解乃至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了吗？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非得选择一方而放弃另一方，因为或许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两者都要，并让它们相互限制。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积极自由实质乃是民主的自由，其要求并非完全不合理，我们只要限制了民主制的极端形式就完全可以避免自由与民主之间的这种冲突。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把民主作为一种手段来保障个人自由的实现。这就需要我们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即其中必须存在着自由的某些疆界，这些疆界是任何人不得跨越的。实际上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先前的问题，即这个自由的疆界应该依据什么样的原则，特别是应该由谁来划定。除了一种承认一些人们不经殊死搏斗就不会放弃的自由和权利的民主，我找不到更好的原则，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说了这个民主不能是纯粹的或者绝对的民主，它是一种以保护个人自由为己任的民主，只有这样的民主才能够给出并保障个人的消极自由。这种民主是作为消极自由的保护性手段而存在的，因而争取这种民主的自由并不与个人的消极自由截然对立，这种民主的自由是积极自由概念的一种受限制的形式。

伯林一直在强调，消极自由的实现需要在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威领域之间划定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但是他始终没有说明这条分界线应该依据什么明确的原则以及由谁来划定，我相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难题，因为他似乎对于民主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没有信心。然而除了某种工具性的民主之外我们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这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问题，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乃是直接民主的缺陷和危险，伯林对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积极自由的批判实质上乃是对直接民主的批判，但是民主还有另一个模式，即间接民主，也就是代议制民主。考虑到斯金纳和泰勒的观点，受到消极自由限制并以消极自由为目的的民主就是最好的选择。从而我们就可以确定两种自由概念之间的关系，积极自由只能作为消极自由得以实现的手段而存在，消极自由则是积极自由所追求的和维护的唯一目的。作为目的的自由和作为手段的自由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能够共存的最好的关系。

注释：

①[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12-1，第189页。

②[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12-1，第371页。

③[英]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M]，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10-1，第47页。

④[英]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M]，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10-1，第145页。

⑤[英]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M]，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10-1，第140页。

⑥[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12-1，第192页。

⑦[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12-1，第195页。

⑧[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12-1，第198页。

两种范文篇5

关键词：储冰系统直接间接溶冰式

以节能的观点而言，储冰系统系一项值得采纳的系统；但是，其功能也绝非完全的可靠。因此，瑞士DELROCAG公司，目前发展出了一套混合式（hybrid）的储冰系统。这种机种系传统直接溶冰式与间接溶冰式系统的整合。此项设计将可弥补传统功能之不足。

如今，许多产业制程皆需求恒温与高效能的冷却过程，譬如在：食品业、饮料业及制药业（pharmaceuticals）等环境。但是，这一类的制程作业通常系在每日的某个时段进行。因此，为减少在电力尖峰时段的制程成本，许多业者已改用储冰系统来储备冷冻能力。

储冰系统的原理简单而言，即是藉相变潜能（phase-changeenthalpy）的释放原理，将储冰槽内的冰水转变为冰，然后在制程来临时，利用储冰槽内的储冰来吸收制程排出来的热，藉此达到制程冷却的目的。

制冰/储冰作业一般系在电力负载的离峰时段（off-peakperiod）进行。目的在于利用离峰时段的经济电力，来储备尖峰时段（on-peakperiod）所需之冷冻能力。至于，设计尖峰时段所需之冷冻吨系一项专门的技术。

效能（Performance）

每一种产业会根据其制程所需，选用某特定型态的储冰系统。在选择的依据中，储冰槽的出水温度的「恒温性」系一项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一般而言，「直接溶冰式」储冰系统（directicestoragesystems）的特点是，当回水（loadwater）进入储冰槽之后，其系以直接接触到储冰的方式与储冰作热交换。至于，「间接溶冰式」储冰系统（indirectsystems），则是藉由安置于储冰槽内的热交换器盘管，来间接的与槽内的储冰作热交换。在间接溶冰式系统中，乙二醇（glycol）与水的混合液（俗称卤水）是热交换器所使用之冷媒。

「直接溶冰式」储冰系统的运作系根据「外部溶冰原理（externalmeltingprinciple）」来进行。所谓外部即是，当回水流过储冰时，冰块系由其（外部）表面先开始溶化。此种系统的制冰与溶冰过程皆系靠各自的独立循环系统来执行。在这种设计中，制冰功能（charging）系藉管式或板式（tubularorflat）热交换器内的冷媒直膨蒸发作用（directevaporation）来达到盘管外的结冰效果。至于热交换器的安置位置，则是被浸泡于储冰槽的槽水中。在制冰过程中，初形成之冰层会附着于热交换器的管壁上，然后冰层越积越厚；这种制冰方式的储冰系统被称之为anicebuilderstoragesystem.在溶冰时（discharging），带有制程热的回水会拂过冰块的表面，将热能传导给冰块，以达到排热的功能。这种排热方式有几项优点：（a）溶冰量大、（b）出水温度稳定、（c）运转费用低。

危机（Danger）

但是，「直接溶冰式」储冰系统依然有其缺点，譬如：（a）必须由有经验者安装、（b）冷媒的泄漏机率大、（c）槽体容易生锈腐蚀。此外，由于溶冰量难以掌握，因此造成储冰量难以预估，也是一项缺失。

通常，在白天起动冰水机来制冰是不经济的运作决策。但是，Silo厂牌的储冰系统（又名iceharvester）系一款在白天使用的系统。此机种属于「直接溶冰式」系统，其运作方式是让预冷过的冰（pre-cooledwater）循环至板状或圆筒状蒸发器（flatorcylindricalevaporator）的表面上，此蒸发器的安置位置是在储冰槽的上端。当冰层在蒸发器表面上逐渐增大而形成冰块时，一种机械式的刮刀或一种热气装置，会使冰块脱离蒸发器表面而掉落至下方一个盛满冰水（也即回水）的储槽里，然后浸于冰水中的冰块会实时的冷却回水。另一种Silo的机种系采用「外部溶冰原理（externalmelting）」的设计，其系采用使用乙二醇（glycol）的热交换器来取代「直膨式蒸发器（directevaporator）」。这种热交换器的材质为一则塑料或金属。在运作时，从制程端循环归来的回水，同样的也是藉开放式回路（anopencircuit）进入储冰槽内，然后以直接接触储冰的方式与储冰作热交换。

由于「直接溶冰式」储冰系统（directicestoragesystems）的溶冰量大，外加其回水温度的「恒温性」高；因此，采用「外部溶冰原理」的「直接溶冰式」储冰系统，系工业冷却制程时常采用的系统。这种系统也有逐渐被采用于区域性空调作业（districtcooling）。

「间接溶冰式」储冰系统的运作系根据「内部溶冰原理（internalmeltingprinciple）。所谓内部即是，因为储冰系附着于热交换器的盘管表面，当其吸收了盘管表面上的热之后，系从（内部）附着面开始溶化。这种系统具有一个「封闭式循环系统（closedcircuit）」，其执行「制冰（chargingoriceformation）」与「溶冰（dischargingoricemelting）」两项功能。这种使用乙二醇（glycol）与水作为循环液的循环系统，会与另一个（或一组）从属循环系统（也即水循环系统，asecondarycircuit）作热交换，以完成热交换的过程。此系统的储冰槽（theFafcotype）系仰赖摄氏-5℃的卤水或brine，在塑料材质的热交换器内蒸发循环，以达成制冰的效果。在制冰时，热交换器系发挥''''蒸发器''''的功能。在溶冰时，已与附属循环系统行过热交换的暖卤水会循环回热交换器，藉由管壁将热能传递给储冰，以达成溶冰的效果。此时，接近热交换器盘管周围的冰层会先溶化。在溶冰时，热交换器则系发挥冷凝器的功能。

「间接溶冰式」储冰系统的优点为：（1）储冰密度高、（2）再制冰过程简单、（3）冷媒需求量少、（4）系统可由水电工安装。其缺点包括：（a）溶冰量会持续渐减、（b）当溶冰过程持续之，储冰槽出水温度会渐升。

「间接溶冰式」储冰系统的另一个特点即是，当储冰系统在执行溶冰时，预冷过之空气会从储冰槽的底部被置入，然后藉空气来搅拌槽内的冰水，以提升冰水温度的「均衡性」。藉此，储冰槽的出水温度可始终保持在摄氏3℃左右。

可靠性（Reliability）

当「直接溶冰式」储冰系统与「间接溶冰式」储冰系统相互比较时，「间接式」系统在安全性与可靠性的考虑下，可能发生的系统问题会比较少。并且，当「间接式」系统系使用同一个热交换器来执行制冰与溶冰的作业，溶冰的功能应是无任何的顾虑。但是，此系统的溶冰量（meltingcapacity）及储冰槽出水温度的2恒温性2（constancyoftheoutlettemperature），将会依机种而异。一般「间接溶冰式」储冰系统非常适合于空调作业之用，但是不适用于那种（在瞬间）要求高效能与低温冷却（在摄氏0℃左右）的作业，譬如：区域性制程冷却（districtcoolingplants）及工程冷冻（processengineering）等。

为了弥补传统储冰系统的这些缺点，瑞士DELROCAG公司发展出了一套混合式（hybrid）的储冰系统。这种系统的热交换器管排（heatexchangermats）系以稳态聚丙烯（stabilizedpolypropy-lene）材料所制成，循环液依然是乙二醇。但是，此款机种的特性则为同步双回路循环，其目的系将「直接溶冰式」系统中的冷却水回路整合于间接溶冰法的作业中，藉此来弥补先前所提之内部溶冰原理的缺失。当传统「间接溶冰式」系统在执行溶冰时，储冰（icebank）与热交换器管壁之间会逐渐形成宽大的间距，因此冰块与热交换器之间的热传能力会减低。但是在引进了「直接溶冰式」系统中的冷却水回路之后，冷却水可将热交换器无法完全吸收之热再作二次吸收（详附图），以提高排热效率。除此之外，经过预冷的空气会由储冰槽的底部被置入槽水中，藉以搅拌提升槽水温度的「均衡度」。

此款设计的优点不但能提升整体溶冰的效率，在不影响到正常制冰程序下，也提供了储冰系统「全量（fullload）」与「分量（partload）」制冰的选择。另外一个特点即是，混合式DELROC系统的冷却水回路系一个封闭式的循环回路（closedcircuit）；因此，在制冰过程中产生之冰块的质量，也比传统开放式（opencircuit）循环回路产生之冰块的质量要大。此特质也使得DELROC储冰槽所需求之实际体积比传统系统的体积要小。

DELROC储冰系统也可以产生超低温（大约0℃左右）的冷却水，这种冷却水的制造过程是经过两阶的冷却过程（two-stepcooling）。第一阶冷却过程系藉卤水热交换器，先对冷却水作初步热交换。第二阶冷却过程系将第一阶冷却过之冷却水导入储冰槽内，以直接接触储冰的方式再作二次热交换。

在安装方面，大型DELROC系统通常是安装在顾客预备的钢筋水泥槽中，或安置于旧储装槽中。当热交换器的管排（exchangermats）配置具弹性，储冰槽体积将可依据需求作改变。当安置空间受到限制时，DELROC储冰槽的高度可缩短至4.2cm，相当于每平方公尺高度的冰块面积代表300kW/h的冷冻储存量。

保证（Guarantee）

两种范文篇6

关键词：数学教育；逻辑思维；形象思维

数学是最讲究逻辑思维的，而形象思维多见于文学艺术领域，但两种思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数学的最终表达形式必须严格按照逻辑规则书写出来，不能有丝毫的含混。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部的数学是可以从用少数的逻辑公式推演出来的。因此，人们经常强调数学的抽象性、严谨性和系统性。这种把丰富的数学内容归结为简单的逻辑规则就叫做“收敛思维”。但是，数学的学习、理解、讲授和创作过程又充满着形象思维的特点，不拘一格地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体会和感悟。这种思维是开放的、自由的，因而叫做“发散思维”。因此，成功的教学必须是这二者的有机结合。自从出现了数学的公理化方法之后，数学理论的表述都要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则，一步一步地进行演绎推理，否则就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性。但是，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创造性思维绝不是一些形式化的逻辑规则所能包容的。一个数学定理的诞生往往要经过一个从不合逻辑到合乎逻辑的酝酿过程：观察—直觉—猜想—修正—证明。这里存在着形象思维的要素：联想、类比、暗示、启发、预感和意会。数学的书面形式，就像一幕剧的最终演出，总是那样有条不紊、天衣无缝；而产生这最终形式的创作过程，却有如后台的排练，经历设想与修改的多次反复，思路纵横，不拘一格。这种“前台演出”与“后台创作”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前者以逻辑思维为主，后者更多地表现出形象思维的特色。数学教学则是往返于这两者之间的活动：它把抽象的原则、原理、公式溶解于丰富的直观想象；反过来又把粗糙的感性理解凝练成严谨的理论。这种教学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从想象到理论的创造能力，不只是让学生去记忆和复述书本的推理过程和计算方法。[1]

1数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想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就必须分析当前数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问题出发来解决问题，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思维能力。下文中笔者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当前数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希望能够提高数学教学的质量，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数学。

1.1教师教学存在的问题

很多教师进行数学教学时，还是选择以往的教学方式，教师依然是课堂教学的中心，这种情况下，教师的教学不但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教学的效率也很难提高。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化，中学教育也更加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但现在很多教师开展数学教学时，依然比较重视知识的传授，对学生解题能力以及综合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

1.2学生学习存在的问题

数学教学要求学生具有基本的抽象思维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而能力培养对于学生而言是比较困难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帮助学生转变学习方法。数学课后习题往往比较注重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要求学生掌握数学解题的思路。但是现在很多学生还是选择传统的学习方法，对于数学思路的养成不够重视，这也给学生的数学学习造成极大的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较差，也是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的填鸭式教学很难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教师一味地讲课，学生被动地听课，枯燥无味。这种情况下，教师可以给学生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去讲台上解答相关问题甚至是教学，这也能让学生更好地参与数学学习，拉近师生的距离，更好地开展课堂互动。

2数学教学中两种思维能力的培养

如何在数学教学中培养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是一个需要着力研究的大课题。下面谈一些体会和认识：

2.1教师要起示范的作用

基础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严谨的语言、清晰的表达、规范的板书对学生的影响极大。如果教师在讲课中的每一步推理都有理有据、一环扣一环；分析问题层次分明、切中要害；所用的术语记号准确简练，对做学问的态度严肃认真；这样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便会逐渐使学生养成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因此，要对学生进行严格的逻辑训练，必须先从教师自身做起。另外，现在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动手写得少。应该提倡用“写读法”读书，按照规范的格式写笔记、写作业、写总结、写札记、写小论文。[2]

2.2重视原始思想的阐发

课堂教学要着力于分析各种理论的原始思想，以便认识抽象思维的根基。人们常说要重视“引论”的教学，这就是要讲清楚一些重要理论建立之前的背景、动机和思想的萌发。而在理论的阐述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思维的“断层”或“倒置”，如猛然给出一个定义或一个构造，然后推出所需的结果来，从书面表达上说，这是为了简练；但在学生学会这种跳跃式思维之前，我们必须做一些铺垫，或者把思考过程颠倒过来。[3]这就是说，我们经常跑到“后台”去，看看那些跌宕起伏的情节是怎么排演出来的，这种在“后台”里讲的台词也许不严谨、不完整、不成熟，但有启发作用。

2.3寻找恰当的直观解释和形象启示

对具有抽象性、严谨性和系统性的数学理论的理解，应该通过直观的例子、生动的联想和具有启发的类比，使之过渡到形象思维的境界，达到一种体味和感受的效果。[4]在这一点上，常常借助于几何直观与物理模型的描述，有时还借鉴各种自然和社会的现象，设法给学生一个易于接受的整体印象。有时对一个艰涩的定义进行连篇累牍的注释，不如一个恰当的比喻更能切中要害；有时一个定理的周密证明不如一个具体的例子更能揭示其实质。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例子比定理更重要”。例如，在微积分中，“极限”“导数”“积分”等，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我们在给出它们的正式定义之前，一定是从它们的几何意义和物理意义的介绍入手，通过实际的例子引出导数的极限定义。当然，形象的理解最终仍复归于严谨的理论，它只是作为更牢固的掌握理论的过程。按照惯用的三段模式，我们的教学过程应该是“抽象—直观—抽象”或“逻辑—形象—逻辑。从书本的抽象表述出发，经过讲解达到形象的理解；再从形象的理解上升为更深层次的逻辑思维成果。这后一转化往往体现在解决问题（做习题、做研究）的进程中———从理解、想象、设想、猜测出发，经过清洗、提炼、升华，到达逻辑的实现，这就是数学的创造性过程。所谓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要培养这种转化的能力。

2.4将数学知识和学生生活结合在一起

数学知识本身便来源于生活，生活化教学能够将抽象复杂的数学问题生活化，让学生对数学知识有更加直观和形象的理解，这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养成非常重要。[5]这便要求教师在教学时必须重视生活化教学方式的运用，将生活化方式合理地运用到数学知识教学中，给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教学情境，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知识点，增强数学教学的有效性。

2.5两种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

逻辑思维方式和形象思维方式在人们的思想中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忽视数学的逻辑表现形式，稀里糊涂、漏洞百出，这不叫数学。而只强调数学的抽象性和严谨性，轻视其比比划划、拼拼凑凑、凭直觉印象进行综合推理的酝酿构思过程，这也是片面的。逻辑的方法与非逻辑的方法应该有机结合，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中不断提高数学能力。[6]抽象的理论经过消化理解之后，将会变成更高层次的直观；而这又将成为消化理解更深层次理论的依据。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将促进直觉判断和机敏思维的发展；而这又将为创造更深刻的逻辑思维成果铺平道路。一个数学工作者的成长，是与这两种能力的交互发展分不开的。在文学艺术领域，有些人认为逻辑思维会使文学艺术“索然败兴”，而在数学中的一些流派也同样排斥形象思维。实际上，逻辑思维使人思想更严密、更有条理；形象思维使人思想更开阔、更丰富。只有把两种思维方式有机结合，才能取长补短、相互促进，达到更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1]波利亚.数学与猜想：数学中的归纳和类比(第一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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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波利亚.怎样解题:数学思维的新方法[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

[4]张顺燕.数学的思想、方法和应用[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米山国藏.数学的精神、思想和方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两种范文篇7

一、对需要社会周知并且用文字表示的标志（包括牌匾、文头纸、会标、公告、须知、奖状、时刻表、商标、广告等），要求汉两种文字并用的同时认真做好自查工作。

（一）以县为单位统计（见附件一）室内外牌匾（包括广告牌）的数量；详细统计汉文并用的有多少；无文的有多少；并用率和规范率分别达到多少；通过检查正在纠正的有多少。

（二）以县为单位统计（见附件二）是否建立了单独的执法机构；有多少人申领了语文工作执法证。

二、成立30周年大庆期间各种庆祝活动的广告宣传品、会标、条幅及庆祝活动场所内外以文字表示的内容，必须要汉两种文字并用。

两种范文篇8

关键词：限购排挤行为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行政垄断

竞争法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其立法体例大致可分为三类：分立式、合立式和综合式。鉴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性质上的差异，我国的竞争法采用了分立式的立法体例。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中，明确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包括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严格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假冒行为和虚假广告行为等；也包括一些限制竞争行为，如限购排挤行为和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等。本研究对这两种限制竞争行为作简要分析。

一、限购排挤行为

限购排挤行为，是指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为了排挤其他经营者而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的行为。该行为限制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行使，使生产同种商品的其他经营者被排斥在特定的市场之外，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为保护公平竞争，维护竞争秩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明文禁止了这一滥用优势地位的限制竞争行为。限购排挤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一)客体与客观方面

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而被限购排挤行为所损害和扰乱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关系及公平竞争秩序。该行为强制安排他人与被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限制了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妨碍了其他经营者的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由流通，扰乱了公平竞争秩序。

客观方面表现为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的行为。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中，第4条对限购排挤行为作了列举：限定用户、消费者只能购买和使用其附带提供的相关商品，而不得购买和使用其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同类商品；限定用户、消费者只能购买和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生产或者经销的商品，而不得购买和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同类商品；强制用户、消费者购买其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及配件；强制用户、消费者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以检验商品质量、性能等为借口，阻碍用户、消费者购买、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其他商品；对不接受其不合理条件的用户、消费者拒绝、中断或者削减供应相关商品，或者滥收费用；其他限制竞争的行为。

(二)主体与主观方面

主体是特定主体，包括两类：①公用企业，指涉及公用事业的经营者，包括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讯、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经营者。②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是指在市场上不受制约，即不必考虑竞争者或交易对手的利益而行为的经营者。而一个企业是否具有独占地位，应以市场份额为主要标准，综合考虑其购销能力、金融能力、技术水平、与其他企业的固定关系、其他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障碍等因素加以确定。我国实施限购排挤行为的主体主要是公用企业。

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排挤其他经营者的目的。从实践中看，公用企业实施限购排挤行为，一般都是为了从被指定的经营者处获取非法的利益。“公用事业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生活和经济社会化的产物。其基本特征在于公共利益性和不同程度的自然垄断性”。因为公用事业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基本生活，而且不宜自由竞争，一般都由国家垄断经营。公用企业的垄断或限制竞争，是由其公共性所决定的，也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然而，公用企业在长期的垄断经营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它们往往不是凭借其优势地位为社会谋公益，而是利用垄断地位为自身谋私益，官商作风严重，在垄断经营中实施排挤其他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限购排挤行为已屡见不鲜。《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以来我国查处的十大典型案件中，有三例都涉及公用企业的限购排挤行为。要彰显公用事业的公益性，使其真正成为为了公共利益向大众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业务或行业，笔者认为必须双管齐下，治标治本：一要依法严厉查处公用企业的限购排挤行为及其他不法行为；二要强调社会本位，端正公用企业为公众服务的态度，并在公用事业中适度引入竞争机制。

二、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

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经营者跨地区、跨部门的交易，干扰、阻碍正常的交易活动的行为。我国经济法学界一般将第7条所规定的行为视作行政垄断。关于行政垄断，学者们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垄断是“政府凭借公共权力来排除或限制竞争”，行政垄断包括合法的行政垄断和非法的行政垄断同；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垄断是一种滥用行政权力的非法行为，“是指凭籍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还有学者认为，人为区分经济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和国家垄断不科学，“从逻辑和实践两方面看，区分行政性和经济性的垄断都是没有根据的”嘲。尽管对行政垄断的认识存在差异，但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是行政垄断行为，并且应将其界定为非法行为，这是确信无疑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明确指出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是违法行为，这“对于规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竞争秩序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竞争立法的先进性。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一)客体与客观方面

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而为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所损害和扰乱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关系及公平竞争秩序。该行为通过行政权力的滥用，干扰了正常的交易活动，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限制了商品的自由流通。客观方面该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指定购买行为，二是地区封锁行为。国务院于2001年4月21日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该规定第4条列举了地区封锁行为的种类。

(二)主体和主观方面

主体是特殊主体，不是一般的经营者，而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包括被授权或者委托行使行政权的组织，但不包括中央政府。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排挤其他经营者的目的，而根本目的是追求狭隘的非法利益，如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等。

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通过行政权力的强制，使交易扭曲，市场割裂，阻碍了产品、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该行为在保护落后企业的同时又可能引发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对这一违背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予以禁止，但规制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立法上存在问题。如相关法规大多权威性不强、可操作性差；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既缺乏概括性的一般条款，列举又过于简单仅有指定购买行为和地区封锁行为；对该行为监督检查机关的设定不尽合理，也不够明确(“上级机关”)；法律责任的规定有所欠缺，只规定了内部行政责任，欠缺最为有效的赔偿责任；等等。第二，执法上缺乏力度。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的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而上级机关不是专门的执法机关，难以确保执法水平；又由于上下级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又难以保证执法公正。故而我们“很少听到哪一个‘上级机关’对其‘下级机关’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监督和检查，更少听到对直接责任人员作过处分决定”。要有效地查处和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执法力度。通过科学立法来帮助提高执法效果，借助严格执法以加快实现立法目的。

三、限购排挤行为与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的比较

这两种限制竞争行为都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予以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都是排挤其他经营者的一种限制竞争行为，主体都是特殊主体，在主观上都是出于故意并有排挤其他经营者的目的，所侵犯的客体都是正常的市场竞争关系和竞争秩序，都具有强制性。

两种范文篇9

审美主义能称得上中国现代性的一副颜面吗？审美主义，是英文词aestheticism的汉译，在长时间里曾被译作“唯美主义”。而一谈到“唯美主义”，稍有历史记忆的人都会知道，这向来是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崇尚“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思潮加以否定和清算的。现在改译为“审美主义”，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越出以往学术偏见而予以重新反思的立场。[3]审美主义是19世纪后期在英法等国曾一度兴盛的艺术思潮之一，它的主要代表有英国的王尔德（OscarWilder）和佩特（WalterPater）、法国的戈蒂耶（TheophileGautier）等。从20世纪初年起，审美主义及“为艺术而艺术”口号就介绍到中国，引发持续不断的争论，产生过这样那样的深远影响。[4]据研究，“周作人是第一个把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介绍到中国来的，他也是最早推祟佩特‘刹那主义’的人之一。周作人1909年翻译出版王尔德的《安乐王子》（收人《域外小说集》），1922年在《晨报副镌》上开辟‘自己的园地’专栏宣扬‘独立的艺术美’，最终在小品文中实践其唯美主义理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周作人不仅把唯美主义当作艺术理想，更把它付诸生活实践，使之贯穿于自己生命力中的方方面面，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生活之艺术’。[5]其实，不仅周作人个人，甚至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人，也都曾心仪王尔德及其审美主义信条。在1915年11月出刊的《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前身）第1卷第3号封面上，就赫然登载王尔德的肖像。[6]激进的革命的文化启蒙刊物竟然以审美主义者王尔德为供师法之偶像，这不能不使人产生联想：“五四”新文化或多或少与审美主义相关。在“五四”青年对艺术的社会动员力量的想象中，不无道理地回荡着审美主义特有的以艺术改造人生与社会的幽灵。确实，审美主义是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副颜面。审美现代性中的革命主义原理其实就内含着审美主义的前提：由于美的艺术可以改造生活丑、成为生活美的典范，因而艺术革命才是合理的。

然而，从中国审美主义的具体情形角度回望其西方源头，审美主义在欧洲其实可以有更为宽泛的内涵：不仅狭义地指以王尔德为代表的19世纪后期英法审美主义思潮，已如上述，而且也可广义地涉及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德国古典美学思潮。这样，审美主义在西方可以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德国式审美主义，可以称思辨式审美主义，注重从思辨角度高扬审美旗帜，主张审美与艺术是文化的最高原则、以审美去改造现有的衰败的文化。其代表主要是一批哲学家，如康德、席勒、黑格尔、谢林等。席勒认为，在“审美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之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东西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7]，“惟独美的沟通能使社会统一，因为它是同所有成员的共同点发生关系的”[8]。

而狭义的审美主义在中国常被称为“唯美主义”，可以称日常式审美主义，在承认德国思辨式审美主义原则前提下，进而着重让这种原则从思辨王国沉落为现实生活行为：突出艺术本身的自为性，提出“为艺术而艺术”原则，并且身体力行地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艺术化。其代表人物王尔德、佩特和戈蒂耶等都是艺术家，并在艺术创造中追求美化和日常行为上追求艺术化。

无论是广义的思辨式审美主义、还是狭义的日常式审美主义，其共同点是把审美当做文化的最高原则和解决文化问题的绝对中介，并幻想以审美与艺术去改造现实社会，从而洋溢着一种审美乌托邦精神。在中国，审美主义的具体存在形态多种多样，但不难从中瞥见上述欧洲双重源头即日常式审美主义和思辨式审美主义的影响踪迹。

以王尔德为代表的日常式审美主义曾给予周作人、郭沫若、田汉等以深刻的影响。周作人早期心仪日本茶道那种“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即“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9]更重要的是他像王尔德那样身体力行地寻求人生的艺术化：“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10]这里的日常吃喝玩乐都以审美主义的高雅名义进行。

与此不同，来自德国源头的思辨式审美主义则容易偏于思辨层面的美化和精神生活的艺术化。例如王国维对于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推崇与阐发。而宗白华对17岁时在青岛和上海生活的回忆则尤其能说明这种思辨审美主义特点：“青岛的半年没读过一首诗，没有写过一首诗，然而那生活却是诗，是我生命里最富于诗境的一段。”[11]审美主义在这里表现为生活的诗化：“青年的心襟时时像春天的天空，晴朗愉快，没有一点尘滓，俯瞰着波涛万状的大海，而自守着明爽的天真。那年夏天我从青岛回到上海，住在我的外祖父方老诗人家里。每天早晨在小花园里，听老人高声唱诗，声调沉郁苍凉，非常动人，我偷偷一看，是一部《剑南诗钞》，于是我跑到书店里也买了一部回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翻读诗集，但是没有读多少就丢开了。那时的心情，还不宜读放翁的诗。秋天我进了上海同济，同房间里一位朋友，很信佛，常常盘坐在床上朗诵《华严经》。音调高朗清远有出世之概，我很感动。我欢喜躺在床上膜目静听他歌唱的词句，《华严经》词句的优美，引起我读它的兴趣。那庄严伟大的佛理境界投合我心里潜在的哲学冥想。我对哲学的研究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的思辨审美主义导向了“哲学冥思”，“庄子、康德、叔本华、歌德相继地在我的心灵的天空出现，每一个都在我的精神人格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是我那时的口号”。在青年宗白华内心里，中西哲人之间似乎是没有界限的，可以豁然化通。“有一天我在书店里偶然买了一部日本版的小字的王、孟诗集，回来翻阅一过，心里有无限的喜悦。他们的诗境，正合我的情味，尤其是王摩诘的清丽淡远，很投我那时的癖好。他的两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常常挂在我的口边，尤在我独自一人散步于同济附近田野的时候。”[12]浪漫诗人宗白华人生的艺术化决不涉及周作人那种日常吃喝玩乐，而是表现为个人内在精神生活的诗化。这里提及的“高朗清远”、“出世”、“瞑目静听”、“佛理境界”、“哲学冥想”、“清丽淡远”等术语，和《剑南诗钞》、《华严经》、庄子、康德、叔本华、歌德、王摩洁等中外人物及其作品，显然都远离日常式审美主义而贴近思辨式审美主义。

从周作人和宗白华身上，可以分别回溯审美主义的两种不同的理论源头，并且见出其两种不同的现实取向。这两人可以分别充当日常式审美主义和思辨式审美主义在中国的典范代表。

二、中国审美主义的两种变体

困难不在于指出中国审美主义有其欧洲源头，而在于其自身的属于中国的独特存在方式。必须看到，中国审美主义诚然来自欧洲，但毕竟生长在中国语境中，带着这种语境的深深印记。正是在中国语境中，审美主义并没有简单地按欧洲源头所有的那两种方式存在，而是实际上呈现为两种新的独特变体：精英审美主义和市民审美主义。约略地看，前者主要在现代知识分子中回荡，后者则成为现代市民阶层的日常娱乐方式。

精英审美主义是指王国维、蔡元培、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田汉、郁达夫、宗白华、朱光潜等知识分子所信奉的以审美为最高原则的思想倾向，无论它们具体地偏向于思辨式还是日常式审美主义。蔡元培就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主张通过美育去“陶养吾人之感情，使之有高尚纯洁之习惯”[13]。宗白华有关“艺术的人生观”的论述，带有明显的审美主义色彩：“什么叫艺术的人生观？艺术人生观就是从艺术的观察上推察人生生活是什么，人生行为当怎样？”艺术的人生观意味着人生的艺术化，“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使他理想化，美化”。[14]把人生当作艺术品去创造，正是典型的审美主义观念。“艺术创造的目的是一个优美高尚的艺术品，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一个优美高尚的艺术品似的人生。”[15]这可见出王尔德的著名的审美主义论述的影响：“我们的岁月都消逝在对生命的奥秘的追求中，而生命的奥秘就在艺术之中啊。”[16]王尔德的审美主义“总原则”是：“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17]这种有关人生模仿艺术的原则给予中国知识分子以深刻启迪。周作人虽然不反对“人生派的艺术”，但更强调的是艺术的独立价值：“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丰富而充实，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18]他主张“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并且用中国古代那种“礼”来解释这种“生活之艺术”。[19]他甚至把这种“艺术”提升到“中国的新文明”的高度：“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20]郁达夫也认为“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他虽然不赞成“唯美主义者”的“持论的偏激”，但却承认“对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主张“自然的美、人体的美、人格的美、情感的美，或是抽象的悲壮的美，雄大的美，及其他一切美的情慷，便是艺术的主要成分”。[21]可以说，在20世纪初年至30年代以前，凡是信仰革命主义的知识分子大多同时信仰过审美主义，体现了精英审美主义的旨趣。

谈论审美主义，如果仅局限在精英层面显然是片面的。实际上，从清末即20世纪初开始，一股祟尚审美的世俗潮流就在中国上海和北京等大都市风起云涌，它似乎只是偶尔被关注（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陈独秀等的无情批判）就匆匆掠过知识分子的法眼，很快沉落到市民通俗趣味的滚滚洪流中。这种注重市民日常消闲或娱乐的审美主义潮流不妨称为市民审美主义，其中心旨趣是注重文艺的日常消闲性或娱乐性。其在文艺创作界的代表先后有：吴沃尧、鸳鸯蝴蝶派、张恨水、张爱玲、金庸、琼瑶等（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大众文化如冯小刚电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张艺谋的《英雄》及其“视觉凸现性美学”等）。

这种市民审美主义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对文艺的商品功能和娱乐作用的强调。据研究，以民国初年的上海为例，“文学的娱乐化倾向发展迅猛”，这表现在“出版商垄断了出版界，赚钱成为出版的指导方针”。原因何在？“民初都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上海人口在1915年即已增加到200万以上，而且主要增加在华界而不是租界。华界的发展使都市更显庞大，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市民对娱乐的需求也大大增强，造成娱乐文学的兴盛。以‘礼拜六’为刊名的期刊，其意图便是满足市民周末消遣的需要，它的畅销，是这种娱乐文学兴盛的标志。民初上海出版的55种文学期刊，绝大部分是娱乐文学的期刊。”[22]都市消费群体的娱乐需要及其持续增长，催生了文化产业的艺术商品化进程及其不断加速，因而市民审美主义的娱乐化倾向就是必然的。对商品化和娱乐功能的过分重视，使得市民审美主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上海的作家在面对这种商业化娱乐性文学潮流时，缺乏真正的近代作家那种自尊，那种不懈地忠实于自己生命体验的定力。”[23]

与此相应，市民审美主义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强调文艺以情动人，以强烈的情感去感染公众。因为，言情正是文艺的商品化和娱乐功能切人读者心灵的最恰当渠道。其代表文类就是“写情小说”或“言情小说”。自从清末翻译小说兴盛时起，写情小说就成了都市文学的一大主潮，而“情”也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写情小说是伴随着持续的有关言情是否合理的美学争论走向兴旺的。在这里不难梳理出对待写情小说风潮的三种态度：

第一，情感放纵论，即认定放纵情感的写情小说其实合乎人的本性。这是从人性角度为写情小说辩护。作为晚清写情小说的肇始者[24]，吴沃尧（吴妍人）在小说《恨海》（1906）第一回这样辩护说：“这段故事，叙将出来，可以叫得做写情小说。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生，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25]吴沃尧振振有词地论证说，“情”属人“与生俱来”的本性，由它而生长出其他一切如“忠孝大节’等。他自己写的这种“与生俱生”之“情”自然不同于通常“儿女之情”的“情痴”，也不同于“浪用其情”的“情魔”，而是符合社会传统伦理的高尚情感。他在这里通过重新论证“情”的性质和地位，为自己的“写情小说”披上合理化美学外衣，也由此表达出了他的明确的市民审美主义取向。

第二，情感恐惧论，即恐惧写情小说有伤风化。这是作为一种对于情感放纵论的反驳力量出现的，可以说是一种反审美的审美主义。早在民国之前，面对以来兴起的翻译小说中的写情小说浪潮，松岑就表示了一种恐惧态度：“吾读今之写情小说而惧”。[26]他指责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写情小说会让中国读者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例如，他担心林纾译《迦茵小传》有“怀孕”一节，会导致中国女子不顾“贞操”。同时，他更为恐惧的是，这些写情小说会有伤中国风化：“恐数十年后，握手接吻之风，必公然施行于中国之社会，而跳舞之俗且盛行，群弃职业学问而习此矣。”这位道学家式的人物正确地预见到了中国社会风气发生变化的必然性，但却把这种变化的“罪魁”仅仅归结为写情小说的教唆。所以，他主张对写情小说“厉行专制”。[27]

第三，情感促进论，即情感可以促进社会发展。觉我（徐念慈）《余之小说观》（1908）实际地起到为市民审美主义的情感论做辩护的作用：“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他首先承认小说的特点就是让人“娱乐”，不过，又认为这种“娱乐”不会让读者沉溺在消闲境地，而是可以“促进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他一方面批评那种把小说视为“鸠毒霉菌”的“冬拱头脑”，另一方面又认为梁启超等有关“风俗改良，国民进化”依赖于小说的见解“誉之失当”，转而提出第三种小说美学：“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社会之前途无他，一为势力之发展，一为欲望之膨胀。小说者，适用此二者之目的，以人生之起居动作，离合悲欢，铺张其形式，而其精神湛结处，决不能越乎此二者之范。”[28]他在这里实际上梳理出当时的三种小说美学观：一是小说否定观，认为小说毒害人，如当时的保守论者的见解。二是小说夸大论，认为小说可以改造国民性，如梁启超等革命论者的激进观点。三是社会小说观，认为社会产生了小说、小说服务于社会，这就是他本人的主张。他认为先有社会而后有小说，小说同时传达社会“势力之发展”和“欲望之膨胀”，通过描写“人生之起居动作”和“离合悲欢”去“铺张其形式”，最终合乎社会的“势力”与“欲望”的规范。

三、两种审美主义变体的互渗特征

在考察中国审美主义的两种变体的时候，有必要注意到这种划分的相对性和复杂性：第一，精英审美主义与市民审美主义的分别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界限。第二，这两种变体之间其实存在着复杂的相互渗透和缠绕情形，需要仔细辨别。尤其是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更值得重视，因为它更能体现中国审美主义的特殊状况。

“五四”时期活跃的诗人康白情就曾有意调和精英审美主义与市民审美主义两种取向，这在他那里具体地表述为“为人生底艺术”（日常审美方式）和“为艺术底艺术”（精神审美方式）的“调和”：“诗起源于自己表现底艺术冲动。当其表现自己底时候，有实用主义底意义和价值。及其既成，便觉有精神的美，而生一种神秘的快乐，又有快乐底意义和价值。所以诗是‘为人生底艺术’和‘为艺术底艺术’调和而成的。”[29]

与康白情相比，周作人常常自己躬身实行市民审美主义，并支持从法国回来的张竞生博士成立“审美学社”，还在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1925）出版后予以热烈赞扬。然而，如果以为周作人仅仅是一个市民审美主义者，那就把他片面化了。另一方面，同一个周作人又在1921年与茅盾和郑振铎等一道发起创办中国第一个“写实主义”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并担任执笔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1921），这篇宣言的宗旨就不再是市民式审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或个体人生的“艺术化”，而是吸取精英式审美主义的精神而提出的“为人生而艺术”，“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务农一样”。[30]周作人在文学社团的集体宣言中明确地批判并超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市民式审美主义姿态，而在他表述个人观点时或在个人生活中则又一如既往地遵循市民式审美主义信条。一人而同时信奉两种审美主义，无疑是审美主义在中国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实例。

在民国初年崛起的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可以称为民初市民审美主义潮流的一批最有社会影响的注释者。这一派理所当然地竭力为文学的写情特点及其消闲与娱乐功能辩护：“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这里首先为市民设想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娱乐方式如买笑、觅醉、顾曲，并陈述它们的缺点是“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如小说“省俭而安乐”。由此供托出小说阅读的独家优越性，并描绘出一幅绝妙的市民审美主义小说消闲图：“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人坐，一编交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况小说之轻便有趣如礼拜六者乎？礼拜六名作如林，皆承诸小说家之惠。诸小说家夙负盛名于社会，礼拜六之风行，可操券也。若余则滥竽编辑，为读者诸君传书递简而己。”[31]小说阅读“省俭而安乐”，有利于朋友交往、夫妻互爱、生活回味，确乎是日常生活的审美乌托邦了。以小说消闲去重构市民日常生括的乌托邦显然是鸳蝴派赚取市民的一大美学法宝，体现了鲜明的市民审美主义取向。

与上述正宗鸳蝴派相比，可以被归属于鸳蝴派的张爱玲就要复杂得多。她的小说由于注重“上海人”的市民趣味的满足，不无道理地可与鸳蝴派捆绑在一起，从而也带有明显的市民审美主义特征。“我一直就想以写小说为职业。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体，演义体，笔记体，鸳蝴派，正统新文艺派等等。”[32]鸳蝴派显然是张爱玲本人写作的师承范本之一。甚至她正式进人上海文坛的两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就发表在鸳蝴派的刊物《紫罗兰》上，该刊主编周瘦鹃热烈赞扬说：“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Maugham（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了。”[33]张爱玲的小说写作理想，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34]书写香港和上海的都市风情。张爱玲所理想的读者就是上海普通市民，并明确表示要“为上海人”而写作：“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并直言道：“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35]满足上海市民读者的日常阅读兴趣，是张爱玲的追求。

然而，如果把张爱玲仅仅归结为市民审美主义，那就过分简单了。应当看到，对于市民俗趣的追求只构成张爱玲小说写作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很重要：她并非只会迎合上海人的市民俗趣，而是别有所求。如果仅仅只有这样一种本事，那就还不能成为张爱玲。当她的天才和想象力与她所受的中国古典文艺熏染及西方文艺素养融汇起来，就使得她可以跨越一般的鸳蝴派而同时开拓出别一种美学境界—以上海人为个案而书写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尤其是其中蕴含的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冲突。这样，市民审美主义的张爱玲其实同时有着精英审美主义这另一副颜面。应当同时看到张爱玲写作中包含的上述二重性。

透过康白情、周作人和张爱玲等个案可以看到，中国市民审美主义与精英审美主义之间不存在天然的鸿沟，而是可以相互跨越和渗透的。这表明，中国审美主义的两种变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互渗性关联；精英审美主义与市民审美主义之间总是相互渗透着，你中有我而我中有你。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审美主义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

四、反思审美主义变体

中国现代审美主义及其两种变体如今早已成为既往历史遗迹，但在新世纪语境中加以反思是必要的，有助于为把握眼下的具体审美境遇而从审美现代性传统中寻求合理性支持。限于篇幅，这里拟着重讨论精英审美主义与市民审美主义之互渗性特征的缘由。

上述互渗性特征的缘由是多方面的，这里尤其需要看到如下两方面因素：第一，由于“五四”以来新兴的中国现代性价值指标体系为“个人主义”留下宽广的地盘，这种“人”的呼声同时呼吁尊重知识分子个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物质生活权利，因而审美主义有理由同时渗透着精英式年市民式两种不同取向。第二，来自欧洲的审美主义总是通过中国语境起作用的，而中国语境中的“感兴”传统及其现代转化进程有力地保障和推动了这种外来影响的合法化。作为精英审美主多的代表人物，鲁迅在早期（1907）就曾明确主张艺术的愉悦性：“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乡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36]他用来自古典“感兴”说的“兴感怡悦”去解释借自西方的审美主义思想，表明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注意从中国侧典美学的“感兴”传统中寻求合理化支持。几年后（1913）仍坚持这一观点，认为“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起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37]这里的论述很难看出究竟属于精英式还是市民式取向。原因在于，中国古典“感兴”传统可以内在地兼容高雅的精神层面“感兴”和低俗的物质层面“感兴”。由于这种古典传统的巨大同化作用，精英审美主义和市民审美主多就容易呈现相互滑动、渗透的特定情形。这样看，两种审美主义之间的差异远不如想象的那么大。

不过，20世纪毕竟属漫长而艰难的中国现代性历程的事故多发时段。随着1930年代国难当头、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激化，审美主义必然地渐入低潮，尤其是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兴的文化主义的有力清算。这种清算看起来属于来自外部的严厉拒斥，实际上更多地就来自审美主义内部。因为，这些文化批判论者或反审美论者其实早年就曾经并且此时也仍然是审美主义者，只不过他们认为眼下的问题重心需要转变为文化批判了。注意到这种有趣情形，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审美主义变体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曾经在20世纪前期兴风作浪的审美主义固然一度陷于沉寂，但毕竟作为一种现代性传统存在下来，断断续续地和顽强地生存着：首先，它在1950年代后期曾昙花一现地推演出“美学讨论”，其次，在开始于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又重新涌起，并且突然间蔚为大观；最后，进人1990年代以来，它虽然在精英层面趋于衰落，但却全力向着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实学”演进，借助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大众媒介技术革新和大众文化浪潮等因素而复兴，与全球化、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享乐主义等交织成新的市民审美主义文化景观。置身在这种新的市民审美主义的大海中，回顾以往审美主义变体及其互渗传统，想必可以产生必要的启迪。例如，当前的市民消闲洪流中是否就潜藏着复苏的精英审美主义欲望呢？

参考文献：

[1][美]马太·卡林奈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页。

[2]有关现代性颜面中的革命主义和先锋主义，分别见王一川《审美现代性的革命颜面》（《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和《审美现代性的先锋颜面》（《人文杂志》2004年第3期）。

[3]就我所知，刘小枫率先使用"审美主义"及"审美现代性"重新反思这个问题，见《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63页。

[5][6]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149页。

[7][8][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52页。

[9]周作人：《喝茶》，原载1924年12月《语丝》第7期，收入《雨天的书》（1925），据周作人《夜读的境界》，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9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10]周作人：《北京的茶食》，《雨天的书》（192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41页。

[11][12]宗白华：《我和诗》，《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172-173页。

[13]高叔平编：《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14][15]宗白华：《新人生观的我见》（1920），《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4页。

[16][英]王尔德：《英国的文艺复兴》，载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17][英]王尔德：《谎言的衰朽》，载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

[1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原载1922年1月22日《晨报副镌》，据周作人《本色》，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4页。

[19][20]周作人：《生活之艺术》，原载1924年11月《语丝》1期，据周作人《夜读的境界》，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9卷，第26、27页。

[21]郁达夫：《艺术与国家》，《达夫全集》第5卷，上海，1930年第5版，第142页。

[22][23]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24]阿英认为："晚清小说中，又有名为‘写情’者，亦始自吴趼人。此类小说之最初一种，即《恨海》。"见《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25]吴沃尧：《恨海》，据吴祖缃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

[26][27]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原载1905年《新小说》第17号，据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页。

[28]觉我：《余之小说观》，原载1908年《小说林》第9、10期，据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第403-404页。

[29]康白情：《新诗底我见》，原载1920年3月《少年中国》第1卷9期，据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上册》，第160页。

[30]文学研究会同仁：《文学研究会宣言》，原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1号，据陈寿立编《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上），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

[31]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1914年6月6日原载《礼拜六》第1期，据芮和师、范伯群、郑学弢、徐斯年、袁沧州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32]张爱玲在"女作家聚谈会"的发言，原载1944年4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1期，转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页。

[33]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原载1943年5月《紫罗兰》月刊，转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第464-465页。

[34][35]张爱玲：《流言·借银灯》，载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20页。

两种范文篇10

2014年国家公务员笔试部分已经于前天落下帷幕，考生朋友已经开始抓紧备战面试环节，昨日中公教育的李琳、吴红民两位老师做客人民网，为广大考生指导国家公务员面试准备及对地方公务员考试导向。

吴红民老师在谈到近年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的情况时表示，面试有两种方式：第一种结构化面试。第二种是无领导小组讨论。从2014年国考以来，面试发展的变化是无领导面试适应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但结构的部分仍然是主体的部分。对于考官来说结构化面试是比较容易的，没有什么操作上的难度。无领导小组讨论，对于考官的要求比较多，因为考生的人数一般是6到7个左右，然后让考生进行发言，然后再讨论，讨论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发言。所以说有的时候完了以后考官就不知道是谁了，那就要求考官记忆力非常好，要分清楚考生。

但是从考生本身的角度出发，我们知道《申论》的发展方向就是体现出能力和素质的考试，在面试这个领域仍然是越来越侧重于考生真正的能力和素质，而不是像过去一样考生简单的搞一些题目和套路，然后上了考场以后把这些题目和套路一答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