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程序范文10篇

量刑程序范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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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审判模式中的诉讼控制及程序参和

刑事审判模式是指在法庭审判时，法官，检察官和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法官在庭审中调查证据，适用法律的方式。刑事审判模式由刑事诉讼结构决定。对刑事审判模式的考量主要从其构成要素的角度进行，这些构成要素也是划分不同刑事审判模式的标准。一是刑事审判程序在历史上的来源和发展；二是体现刑事审判程序核心特征的诉讼控制分配情况；三是刑事审判程序背后其支配和制约功能的基础性价值观念和思想。本文即从要素二的角度对我国刑事审判模式存在的有关新问题加以分析。

所谓诉讼控制分配情况，是指法官，检察官和被告方在诉讼控制权方面的分配新问题，是对刑事审判程序本质特征进行概括和抽象时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刑事审判程序模式进行划分所要依据的主要制度因素。诉讼控制分为两个方面摘要：一是裁判控制，——通过法官，检察官和被告人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对裁判结果的最终决定和影响程度加以测定；二是程序控制，指法官，检察官，被告人三方对作为法庭裁判基础的证据在提出和调查方面的控制程度。［1］不同的刑事审判模式，在诉讼控制上差别是很大的。在英美对抗式审判过程中，陪审团控制着对事实新问题的裁断权，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裁断不拥有控制权，只拥有部分程序控制权，同时拥有对法律适用新问题的决定权。而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则在提出证据、询问证人和进行证据评论方面起主导功能，因而对作为裁断根据的事实形成过程拥有极大的控制权。由此可见，在对抗式审判中，控辩双方被答应充分的参和到裁判制作的过程中来，最大限度的影响裁判的结局，具有很大的诉讼控制权。大陆法系的审问式审判，则是按照由法官主导进行的官方调查程序而设计的。在审问式审判中，法官的职责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其主导和控制着证据的提出和调查程序。检察官和被告方在证据提出和事实调查程序中居于次要和辅助地位，只能协助法官从事查明事实真相的活动，无法积极、主动、充分进行证据提出和事实调查活动，也无法对法官的裁判结局发挥较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审问式审判是一种由法官主导进行的司法调查程序，法官对整个法庭调查程序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而控辩双方被分配到的诉讼控制权则相当有限，尤其是被告人。

和刑事审判模式中的控制因素相关的另一个新问题是程序参和。审判活动的本质特征在于“和法庭裁判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参和裁判制作过程”，“一种法律制度假如不能保证当事人参加到审判活动中来，就会使审判的内在品质受到破坏。”［2］程序参和被视为刑事审判的基本特征，刑事诉讼的原则，［3］甚至是程序正义的基本构成要素［4］。程序参和体现了诉讼的民主，程序参和权是控辩双方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也是控辩双方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实体结果的必要途径。从实体上说，当事人或者说和裁判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的参和有助于事实真相的查明，从程序上说，这种参和本身就体现了程序的正义。当然，所谓参和并不仅仅是“到场”、“列席”，根本的要求在于当事人能够参和裁判的制作过程并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裁判的结果。在刑事诉讼中，权益可能受到刑事裁判直接影响的主体包括刑事被告人，被害人，国家等各方。程序参和要求上述各方都能够有参和的机会，能力，和效果。

二、我国刑事当事人诉讼控制和程序参和的不足和量刑专门程序的缺失

从以上诉讼控制和程序参和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刑事审判模式，显然，刑事当事人［5］的诉讼控制权十分有限，程序参和不足。我国的刑事审判模式比较近于大陆法系的审问式摘要：法官主导和控制审判程序，主动调查核实证据；控辩双方在对法庭审理控制方面居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被告人在理论上是诉讼主体，但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无法积极有效地参和法庭审判活动，辩护职能不能充分发挥，对刑事审判程序的控制程度极低。经过一些改革，我国的刑事审判模式呈现出这样的特征——既具有职权主义的色彩，又引入了一些当事人主义的因素，同时具有中国特色。但在诉讼控制方面，法官的权力仍然相当大，虽然控辩双方在庭审中有一定的对抗，但是检察官对裁判的做出产生影响仍是有限的，被告人的诉讼控制权则更小。在量刑方面，这一点尤为明显。

刑事审判所要解决的新问题就是判定刑事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假如行为构成犯罪，则进一步在此基础上进行量刑。定罪是量刑的基础，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量刑就不重要。事实上，对刑事被告人实体权力的影响，往往最终落实在量刑的裁断上。实务中，绝大多数案件审理的焦点往往不是是否有罪的新问题，而是什么罪，以及如何量刑的新问题。

在量刑制度上，我国基本上和大陆法系的相同，——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主体同一，定罪和量刑程序混合。而法律对量刑的专门规定也几乎没有。一方面，控辩双方几乎没有量刑的专门主张，基本不对量刑新问题进行专门的举证、质证、辩论。检察官在公诉中只对定罪新问题发表意见而一般不对量刑新问题发表意见。辩护方在刑事辩护中难以兼顾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假如进行无罪辩护又进行从轻的有罪辩护，逻辑上自相矛盾；假如只进行从轻减轻的有罪辩护，则意味着承认被告人是有罪的。被害人对于量刑新问题，也没有发表意见的途径。另一方面，法官对于量刑新问题裁断，没有专门的程序，实行办公室作业的方式，量刑不公开，判决书中对量刑的理由也不进行专门的陈述。可以说，在量刑新问题上，现行制度没有赋予刑事当事人的诉讼控制权。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刑事审判中“重定罪，轻量刑”的做法，如被告人辩护权行使不充分新问题，再如由于量刑新问题引起的上诉、抗诉、申诉、上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司法腐败。三、应当构建量刑专门程序

应当建立专门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刑事审判中的量刑程序和定罪程序相分离，以赋予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在量刑新问题上的诉讼控制权，使其充分参和量刑过程，——控辩双方专门就量刑新问题进行充分的举证，质证，辩论，被害人也可以就量刑新问题发表意见。

在我国建立量刑专门程序是有必要的，专门程序使得刑事当事人各方在量刑新问题上充分行使其诉讼控制权成为可能。首先，检察官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并可以提出相关的证据。这是检察机关起诉权的应有之义，其意见对法官公正量刑有参考价值。这样也可以减少对量刑新问题可能提出的抗诉。其次，辩护方可以专门就量刑新问题提出辩护意见，并可以提出相关的证据。这样就给了被告人充分的无罪辩护权。辩护人就可以先做无罪辩护，对被告人是否有罪进行辩护，在无罪辩护失败的情况下，再退而求其次进行从轻减轻的有罪辩护，充分行使辩护权。再次，被害人也可以通过这种程序对被告人量刑发表意见。被害人作为犯罪的直接受害者，对于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自然是十分关注的。陈瑞华教授认为，我们现行的制度和程序只强调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被害人个人权利的保护，——犯罪被称为“最严重的侵权行为”。被害人除了有赔偿的需求以外还有复仇的欲望，对于后者，可以通过赋予其程序参和权缓解，而以定罪的倾斜来迎合被害人，实际上是牺牲判决的公正性，因此对此只能在量刑上加以考虑。所以，建立专门的量刑程序，通过使被害人享有一定的诉讼控制权，程序的公正性进一步体现，程序吸纳不满、减少对抗、化解矛盾和分歧的功能得以发挥。这对于缓解甚至是解决被害人因为复仇的本能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对判决不满导致的申诉、上访新问题，将会发挥重要功能。另外，建立专门的量刑程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被害人对定罪的不良干预。这是对从刑事当事人各方诉讼控制的角度对量刑专门程序进行的分析。

同时，量刑专门程序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一是定罪和量刑属于不同的实体新问题，其依据并不尽相同。比如品格证据和前科证据，并不应对定罪产生影响，而只能影响量刑，假如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相分离，则可以排除这些因素对定罪的负面影响，利于实现定罪的公正。二是实务中大多数案件最终都是认定有罪的，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是认罪的，所以假如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相分离，大多数时候定罪程序是可以简化的，可以提高诉讼的效率。同时，这种程序的分离符合实体公正的需要，又能够吸纳不满，可以减少因量刑新问题产生的上诉、抗诉、申诉和上访，这也能够提高诉讼效率。三是专门的量刑程序的构建，可以改变量刑办公室作业，不公开，不说理，完全由法官自行裁量的目前状况。“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样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程序的公正，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也能够防止法官在参和缺失、监督不足的情况下滥用权力，防止这个环节的司法腐败。

四、构建量刑专门程序的具体新问题

要构建量刑专门程序，是否意味着量刑程序要独立于定罪程序？我认为只要相对独立和专门定罪程序至于定罪程序之后即可，尤其是在现阶段下，可以先建立量刑的专门程序，将量刑和定罪在程序上分立，——不一定在要在时空上完全分离，内容上的分离即可。这样的专门的量刑程序，只要科学的程序设计，也可以解决上述的种种新问题。也有人主张将刑事案件做二元分类摘要：被告人不认罪的，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采分离模式；被告人不认罪的，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采合一模式。［6］这样也是有道理的，程序应和具体案件相适应，有针对性，也符合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

量刑程序由法院主持，参和者主要是检察官、被告人、辩护人、被害人，等等。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各自陈述其量刑意见，陈述相关的事实，并可以提交证据。就这些证据，双方也可以进行质证和辩论。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的地位很重要，应当充分保障被害人的程序参和权，给予其陈述意见的机会，法官也要认真听取其所陈述的量刑事实和量刑意见。法官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做出裁断。另外，很多人也主张，在量刑程序中引入其他的一些参和者，如社会组织等。从程序参和的角度，凡权益可能受到刑事裁判直接影响的主体都应当参和到程序中来，从广义来看，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案件中也是被侵害者，所以也应当参和到程序中来。国家由检察机关代表，那么社会呢？似乎也应当参和，是以社会监督社会舆论的形式参和还是以其他形式？量刑新问题，不仅仅是对犯罪的惩罚新问题，还要考虑对犯罪人的改造和教育，对犯罪人的人格矫治和再社会化的新问题。可以说和社会的相关度还是相当大的，所以，在量刑程序中可以引入社会的因素。但究竟由哪些组织来代表社会，这尚需我们进一步探索。

量刑所依据事实范围，不同于定罪所依据的。定罪只以犯罪构成的要件为标准，而量刑则需要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矫治等新问题。上文所说的犯罪人品格证据和前科证据，就是一类要在量刑时着重考虑的量刑依据。那么，有关犯罪人一贯表现的证据应由谁提出，以及以何种形式提出，可以参照我国现在已有的青少年犯罪中的“社会调查员”制度，由司法所进行调查，并出具有关犯罪人一贯表现的“社会调查报告”。由中立的机构进行有关犯罪人一贯表现的证实，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更具有公正性，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因素参和量刑的尝试。另外，在定罪阶段已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直接作为量刑的依据。

量刑程序还必须遵循公开原则，包括对当事人的公开，对社会的公开，裁判文书的公开。首先是对当事人公开，这也是当事人诉讼控制权和程序参和权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其次是对社会公开，——量刑程序也应像定罪程序一样，向社会公开，答应旁听，因为这是审判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是裁判文书的公开，——形式上，是裁判文书的公开，实质上，是对量刑理由的公开，要求法官必须在裁判文书中对量刑的理由进行充分的说明和论述。这也是审判公开的要求和表现。

【参考文献

［1］以上有关刑事审判模式及诉讼控制方面的理论，参见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摘要:298—305.

［2］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摘要:12.

［3］宋英辉著.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7摘要:101.

［4］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新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量刑程序范文篇2

关键词：量刑程序量刑事实证明模式

量刑，作为刑事审判活动作用于犯罪人的直接着力点，在一定程度上，量刑的适当与否，较之定罪更能形象地体现刑罚的报应与特殊预防目的。⑴“量刑适当与否，是衡量刑事审判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它直接影响刑罚积极功能的发挥与刑罚目的的有效实现，关系到国民对刑事审判的尊重、信赖或贬抑轻蔑。”⑵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二五改革纲要”和“三五改革纲要”中相继提出，“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制定《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自此，包括量刑程序在内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成为人民法院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于2009年6月1日起在全国部分法院开展试点活动。⑶至今，量刑程序改革试点已经开展一年有余，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改革模式⑷，即：相对独立模式、集中模式和隔离模式。⑸

量刑程序应当采用哪一种模式，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论在法学界，还是实务界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关于这三种模式优劣的比较，法学界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讨论，目前，法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量刑规范化改革背景下，应当在刑事审判中凸显量刑程序；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在查清犯罪事实后，应该把主要审判精力放在量刑方面；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应当在审判中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有效隔离，解决被告人的定罪问题之后，再解决其量刑问题。⑹

因而，在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而治之的前提下，未来量刑程序能否运转良好，取决于量刑事实在量刑程序中如何适用，这关系到量刑程序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在量刑程序中如何确立一种有别于定罪程序的证明模式，以避免量刑事实认定方面的错误，其事关量刑的公正性、科学性，也是量刑程序改革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法治的理想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技术层面。没有具体的制度和技术保障，任何伟大的理想都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可能出现重大的失误。”⑺本文拟从对量刑程序证明模式现有观点的梳理切入，分析影响量刑程序证明模式的可能因素，在此基础上论证我国量刑程序证明模式的选择，并对可能的两种质疑予以简短的回应。

一、量刑证明模式概述

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模式，根据大陆法系的区分，有“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两种模式。⑻一般认为，对于实体法事实，应该采用严格证明模式；对于程序法事实，应该采用自由证明模式。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领域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对于严格证明法则的内涵及其适用方面的探讨已较为深入。⑼随着对“重实体轻程序”这一观念的反思，有研究者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相结合的角度来审视刑事证明问题。⑽伴随着量刑程序改革的开展，“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做法开始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有研究者则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证明模式。⑾量刑证明模式的选择，关系到量刑证据规则的确定，最终影响量刑程序的目标追求能否达到以及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能否实现。

（一）关于证明模式的观点

有研究者主张，在量刑程序中，除死刑案件外，对量刑事实可采用“自由证明模式”，不需要限定证据的形式，在证明标准方面达到高度盖然性或者优势证据要求即可。⑿也有研究者主张对量刑事实可采用“自由证明模式”，但是对于罪重事实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罪轻事实的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⒀还有研究者认为，量刑程序中具体采用何种证明模式应该根据具体的量刑事实而定，其主张：第一，对于在证明过程中无法与定罪事实相分离的量刑事实以及法定减免或加重的量刑事实必须进行严格证明；第二，狭义量刑事实、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允许进行自由证明。第三，属于定罪事实本身的量刑事实，对于某些犯罪情节应采取谨慎的自由证明。⒁日本法学界的通说认为，⒂“量刑情节只通过自由证明即可。但是，倾向于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情节需要严格证明。”⒃我国台湾法学界在量刑情节是适用严格证明还是自由证明的问题上存在争议，“有以为法律上刑罚加重减免原因之事实，以经严格证明为必要；其加重减免为法院裁量之事项者，则以经自由的证明为已足者”。⒄

从上述观点来看，在量刑程序中采用何种证明模式，与被证明的对象有关，即量刑事实对被告人或犯罪人是否有利。然而，溯本于“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这两种模式，一般认为，其重要区别在于：⒅对于刑事诉讼中作为定罪、量刑基础的实体法事实，必须采用“严格证明”模式；而对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法事实，可以采用“自由证明”模式。由此看来，根据传统的诉讼证明模式难以得出量刑程序中量刑事实的证明可以适用“自由证明”模式这一结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范围界定，实际上是对于作为证明对象的要证事实是适用严格证明还是自由证明的划分”。⒆有研究者认为，界定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范围有：其一，不影响实体公正；其二，有利于被告人。⒇量刑程序中，对于量刑事实的证明，应该采用何种证明模式，或者兼采，需要根据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目标来定，需要根据划分“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这两种模式的目的来判断。

（二）影响证明模式的因素

如果司法裁判者既能回到过去，知晓具体犯罪行为人的动机、行为方式，又能预见未来，感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会再犯，那么司法证明将成为一项容易的差事，司法将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纵一个坏人，司法的精细化和刑罚的个体化将不再是梦想。然而现实却是，作为普通之人，司法者没有穿越时空的特殊本领，对过去发生的犯罪行为，只能通过现有犯罪证据材料去还原；对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也只能通过现有量刑事实去预测。基于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变量，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比还原过去更为复杂和困难。尽管存在司法认识的模糊性这一客观困难，但是基于司法裁判的明确性，裁判者又必须对犯罪人宣告明确的刑罚方式和期限。“司法活动总要以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为基础，总要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策。”(21)在刑罚特殊预防、恢复性司法理念彰显的当下，影响量刑事实证明模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刑罚目的之实现(22)

诚如前文所述，刑罚的目的已经从朴素的报应论转向预防论，随后又转向报应与预防的折中论。在恢复性司法理念兴起的今天，刑罚的目的又演变为报应与特殊预防并重。因此，在量刑程序中，量刑事实所运用的最终结果，即具体的量刑结论要符合刑罚的报应与特殊预防并重这一目的。现行刑事法律关于刑罚报应的规定，一般体现的是法律层次的报应，但同时也隐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通过法律报应表现出一定的道德层次的报应。也即，具体的量刑结论，不仅要尊重法律报应所追求的罪刑均衡的形式标准，还要尊重道德评判所追求的罪刑均衡的实质标准。

刑罚之预防目的，经历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个阶段。在前法治时期，一般预防表现出两大特点：即重刑主义和行刑表现主义，量刑的重心就放在重刑威慑和行刑威慑两个方面，量刑可以畸重和残忍。(23)由于一般预防威慑机制的成效并非是建立在重刑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刑罚的必然性基础之上，重刑并不能强调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必然联系，反而会侵犯人权，有违人道主义。因此，在现代法治社会，刑罚的预防目的主要体现在特殊预防方面，其实现的途径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在特殊预防的理念下，量刑要针对具体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防止其再犯为目的。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恢复性司法的手段，对能够教育矫正的犯罪人进行教育矫正，对不能教育矫正的犯罪人就将之与社会隔离，剥夺其再犯能力。”(24)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刑罚的轻重不能仅仅根据犯罪的客观危害事实，而应该以犯罪人的人格、恶性及反社会的强弱为标准对犯罪人进行分类，并据此实行刑罚个别化。”(25)

如《德国刑法典》第46条规定，法院在量刑时，应权衡对犯罪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特别应注意下列事项：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和目的，行为所表露的思想和行为时的意图，违反义务的程度，行为的方式和行为结果，行为人的履历、人身和经济情况及行为后的态度，尤其是行为人为了补救损害所作的努力。(26)《意大利刑法典》第133条规定，法官量刑在斟酌犯罪行为情状的同时，要斟酌犯罪人下列个人之情况：犯罪的原因和犯罪人的特点；刑事处罚前科，尤其是犯罪人在犯罪前的品行和生活；犯罪时的品行或犯罪后的品行；犯罪人所处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环境。(27)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48条规定，应当考虑犯罪人的年龄、性格、经历与环境、犯罪的动机、方法、结果与社会影响、犯罪人在犯罪后的态度以及其他情节，并以有利于抑制犯罪和促进犯罪人的改善更生为目的。(28)我国在未成年人量刑方面，规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29)因此，要科学地衡量具体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实现刑罚的个别化，法官需要尽可能地获得与犯罪人有关的信息，除了需要查明犯罪目的和动机、犯罪手段之外，还需要查明犯罪人犯罪前的一贯表现、家庭状况、成长经历、犯罪后的表现等。法官获得的犯罪人信息越全面，据此做出的量刑判决就越有针对性。(30)

2．现实情况之考量

由于司法者不能回到过去亲自去感知犯罪行为的发生经过，因此，在事实证明中，通过证据来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只能成为司法者和法学界希望达到的一个理想状态。在现实面前，基于司法认识的模糊性和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司法者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法律真实作为诉讼证明的要求。同理，作为量刑程序证明模式的选择，也不能脱离司法实际，而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

从司法证明被划分为严格证明模式和自由证明模式之初，人们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司法权之滥用，立法规定对实体法事实要通过严格证明后，方可以作为定罪、量刑之基础。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对诉讼中证明的对象都通过严格证明的方式加以证明，当然是一个理想的选择。然而，在使用严密规则限制国家权力的背后，却是诉讼证明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成本。

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大看似矛盾的价值追求之间，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证明模式如何取舍，一定要慎重。对于程序法事实采用自由证明模式，其主要理由是：其一，对于程序问题，应该朝着有利于被告的解释，只要达到大致可信的心证程度或者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的程度即可，这样有利于人权的维护；(31)其二，有利于明确诉讼的主要争点，集中关注实体法上之定罪事实的调查与认定。诚如有研究者指出，对于不属于认定被告有罪无罪事实，如程序上侦查中的作为，是不需要达到严格证明程度的，如果硬要达到这种程度，那只会造成极度的诉讼浪费和不经济。(32)因此，清楚区分哪些情况下适用严格证明模式，哪些情况下适用自由证明模式，这对量刑乃至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量刑证明模式确定

从刑罚目的的实现和诉讼证明现实情况来看，对于量刑程序中证明模式的选择，应该视具体量刑事实而定，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根据不同的区分标准，可以把量刑事实做不同的分类。(33)根据量刑事实形成的时间，可以将量刑事实划分为罪前事实（如累犯、前科等），罪中事实（如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等）和罪后事实（如自首、立功等）；根据量刑事实对犯罪人是否有利，又可以将其划分为罪重事实（如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等）和罪轻事实（如从犯、预备犯等）；根据量刑事实是否由法律明文规定，还可以将其划分为法定量刑事实（如未成年人犯罪、审判时怀孕等）和酌定量刑事实（如犯罪人一贯表现、犯罪后表现等）。(34)本文以量刑事实是否由法律明文规定，作为确定量刑证明模式的标准，即法定量刑事实的证明采用严格证明模式，酌定量刑事实采用自由证明模式。(35)

（一）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

对于法定量刑事实，采用严格证明模式，相比较采用自由证明模式而言，其优势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要求，刑事判决的要求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对证据的形式、收集、审查做了具体规定。(36)既然刑事实体法已经将这些常见的量刑事实类型化，并在法律条文中加以确定，那么在具体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有关这些事实的证明就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严格证明的要求。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之一的量刑程序，作为案件事实之一的量刑事实，当然也不能例外。法定量刑事实不仅体现了刑罚的报应目的，而且其中的罪重事实和罪轻事实也体现出刑罚特殊预防，刑罚个别化之追求。按照严格证明模式认定案件量刑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量刑判决，不仅可以提升判决的公众认可度，而且有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诚如有研究者指出，“只有通过做出能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争议事实的裁定，一种法律制度才能确保其长期得到有关公众的尊敬。”(37)

第二，有助于提高量刑的可预见性。在法治社会中，不仅是否犯罪需要有可预见性，而且量刑也应该具有可预见性。在一定程度上，量刑可预见性的意义要高于定罪可预见性。因为是否定罪对行为人利益的影响，反倒不如具体刑罚方式，刑罚的程度更为直接。因此，公民应该能够预见某一犯罪行为可能遭受的刑罚，并据此设定或约束自己的行为。为了满足这一需要，诉讼中关于罪轻、罪重的具体量刑事实就应该是具体明确的，是人们可以知晓的。我国《刑法》关于法定量刑事实的规定，有助于人们事前预见到其适用的结果，从而提高量刑的可预见性，进而有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而在自由证明模式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显然会降低量刑的可预见性。对于量刑事实法定化的意义，有研究者认为，裁决“必须依照那些既能统一实施又能被公众接受的规则”，这些实体法规则“只有经由法典、制定法或判例的确认并在相应的教科书中定型，才能达到被公众接受的具体化要求。同样，法院在认定事实问题时所适用的全部规则也应该在程序法中满足这种要求。”(38)

第三，有助于保障量刑的公正性。量刑公正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量刑均衡，也就是针对量刑事实类似的案件，其具体量刑结论应该相似，不能出现量刑失衡的现象。要保障量刑面前人人平等，司法人员在使用量刑证据和审查量刑证据时，就要遵守统一的规则，不应该拥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一点也是我国法院系统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初衷，(39)其改革过程中制定的“量刑指南”，即是把法定量刑事实分类化、精细化，从而约束法官的量刑裁量权。在此方面，有研究者指出，“程序法中的任何随意性或自由，都会给不受规则约束的事实裁判者那无法预见的自由裁量权留下某些特定问题，而这在本质上就和给相似案件中的不同当事人以不同的实体法解释一样是不公正的。”(40)由此可见，在法定量刑事实证明方面，严格证明模式比自由证明模式能够更有效地保障量刑公正。

此外，还需要明确两点。其一，重刑达不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而一味地主张轻刑，只要是罪轻的量刑事实，一律采用有利于犯罪人的标准，也同样达不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虽然“刑法犯罪的价目表”这一用语未必恰当，但是在违法利益面前，量刑过重，“过分强调刑罚的惩罚功能，把惩罚的作用拔高到不适当的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为惩罚而惩罚的错误倾向，从而使刑罚的适用陷入报复主义的泥潭。”(41)量刑过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犯罪行为的发生。诚如马克思所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42)因此，刑罚个别化的前提是罪刑相适应。其二，就刑罚所追求的报应与特殊预防两大目的而言，这二者在刑罚目的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齐驱并驾的，而是有着主次之分。“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刑罚权的发动，其本性必然是功利的，因而特殊预防理应成为刑罚目的的主要方面，而为了保证这种功利目的最终不致被否定，由奠基于公正基石上的报应对特殊预防进行制约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选择。”(43)只有坚持刑罚目的报应与特殊预防的辩证统一，才会有公正而有效的量刑。

（二）符合量刑的特殊要求

如前文所述，司法活动要以一定的社会价值为基础，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策。在提倡刑罚特殊预防、恢复性司法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对于酌定量刑事实采用自由证明模式，相比较采用严格证明模式而言，其优势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有益于实现量刑的个别化。从酌定量刑事实的内容来看，一般认为其主要表现为：犯罪人一贯表现、前科、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时间和空间、犯罪后的态度等情形。(44)这些酌定量刑事实虽然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情节，但对量刑仍然起着重要影响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对法定量刑事实比较重视，但容易忽视酌定量刑事实，而往往是这些酌定的量刑事实更能体现犯罪人具体的人身危险性。由于犯罪行为人的个体差异和外界环境对其造成不同影响，酌定量刑事实在具体犯罪行为中表现各异，难以定型化。尽管人们在惩治犯罪方面积攒了大量经验，但仍难以对这些酌定量刑事实进行科学归类。

因此，在刑事实体法尚难以对酌定量刑事实进行类型化规定的情况下，要从诉讼的角度对这些酌定量刑事实进行严格证明，更是勉为其难。但司法实践却表明，这些酌定量刑事实在具体量刑过程中又不得不加以考虑。基于司法认识的模糊性，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定量刑事实的严格证明尚且耗时费力，仍然存在认识的灰色地带，那么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酌定量刑事实的证明其难度可想而知。对于酌定量刑事实采用自由证明的模式，不仅有诉讼经济的考虑，更是出于量刑个别化的考虑，尽量扩大有利于被告人之事实资料的适用机会，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促进其回归社会。毕竟，“刑法中的刑罚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45)因为“自由证明允许采纳不具严格形式与证据能力的资料，故更多有利于被告人的资料——无论这些资料是由被告人主动提出还是由法官依职权获得——才可能被作为程序性裁判之参考；一旦适用严格证明，这些资料则会被大量排除。”(46)

第二，有益于量刑操作的精细化。对于酌定的量刑情节，既可以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同样也可以作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在我国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还没有加以规定的情况下，就存在不同的适用结果。以犯罪的时间为例，被告人在上、下班高峰期进行抢劫的，即可以基于其在公开场合公然抢劫，认定其气焰嚣张、社会影响恶劣，对其从重量刑；又可以基于在人多的场合，被害人获得救助的可能性更大，同时被告人逃脱的可能性更小，所造成的危害不大，对其从轻量刑。因此，对于这些尚未纳入法律、司法解释的酌定量刑情节，应该允许法官在量刑实践中不断累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而总结出相关规律。如我国《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八种法定加重量刑情形的总结过程那样。

立法总是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法定的量刑事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刑法条文的规定中，而是结合多年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类型化而来，经过科学的论证之后才写入刑法条文。作为酌定量刑事实，通过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经验的总结，不断地进行类型化探索，在经过科学检验之后，为其转为法定量刑事实铺平道路，从而有益于量刑经验的精细化。如若采用严格证明模式，则阻断了酌定量刑事实转向法定量刑事实的可能性，不仅这些酌定量刑事实难以反映在具体量刑结论中，而且不利于量刑经验的总结，有违量刑程序改革所追求量刑均衡、量刑公正的初衷。

（三）契合司法的实际情况

第一，符合司法解释的精神。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研究和《刑法》条文具体规定，司法解释对作为量刑事实的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的查明以及证明分别作出了近似于严格证明模式和自由证明模式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9条规定：“合议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能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而起诉书和移送的证据材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材料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据此，可以推论，对于可能存在的法定量刑情节，法院在量刑的过程中必须要加以调查、核实，这是强制适用的规定，没有变通的余地。这一点同样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9条，即关于被告人是否有自首、立功、累犯等法定量刑情节的查证，应当严格证明。对于酌定量刑情节，如被告人犯罪后的态度，相关司法解释则允许法院自由裁量。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第二，符合我国量刑的实践。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淄博、芜湖等地就我国量刑现状进行的调研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刑事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法定量刑情节都特别重视。研究人员在阅卷过程中发现，凡是涉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年龄、身份、累犯、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在案卷中体现为特定的证据材料。刑警、检察官和刑事审判法官在接受访谈时也坦承，法律和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量刑情节，在诉讼过程中会特别留意，并且要达到事实清楚的程度。这一点在收回的问卷中得到验证。96.2％的参与人认为，涉及法定量刑情节的证明，应该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对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明程度，则有67.8％的参与人认为达到存在的可能性较大即可。(47)据此可以推断，我国量刑实践中，基本上践行着对法定量刑情节采用严格证明的模式，对酌定量刑情节采用自由证明的模式。

三、结语：对两种可能质疑的回应

据报道，量刑规范化工作将在全国法院正式推行。(48)不论是在推行过程中采取相对独立式的量刑程序，还是采取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量刑问题都将作为审判的重要内容予以审理，量刑程序中对量刑事实的调查和认定均涉及证明模式的选择。针对“法定量刑事实采用严格证明模式，对酌定量刑事实采用自由证明模式”这一论点，可能有以下两种质疑，简要予以回应。

（一）“水土不服”论

一般认为，独立的量刑程序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以英、美等国为代表。其对量刑事实的证明并不存在“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之分。而在区分“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两种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德、法等国为代表，其又没有独立的量刑程序。因而，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即使本文所主张的量刑事实证明模式得以运用，也难免水土不服。对此，本文作如下回应。

第一，量刑事实的证明有其独立性。在英、美等国的审判中，量刑事实的证明虽然并不存在“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之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研究者指出，“量刑中法官考虑的是应该怎么做，进入法官视野的信息量大，证据资格和证明标准要求也较低。在美国许多州，量刑中法官的信息来源几乎没有限制。”(49)在德、法等国，尽管对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并不区分，但是与量刑有关的证据仍然作为庭审的主要内容，其对量刑事实的查明程序主要有被告人出庭、法庭调查、归纳量刑问题、休庭评议、量刑宣判等环节，特别是针对被告人不认罪案件。(50)因此，量刑事实的证明模式与量刑程序是否独立无关，两大法系对量刑事实的证明过程“貌离”而“神合”。

第二，量刑事实的证明已运用于实践。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关量刑的情节、证据与定罪的情节、证据，在开庭时几乎是混合在一起提出的。虽然没有对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做刻意的区分，但司法实践已经存在对案件事实进行主要事实与非主要事实的区分，对主要事实采严格证明，对非主要事实采自由证明。(51)因而，量刑事实的证明模式选择问题不容回避。诚如前文所述，在量刑规范化改革背景下，在刑事审判中凸显量刑程序已经成为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既然要重视，并突出量刑程序，那么惟一能够充实该程序的则是量刑事实的调查和认证，而要使量刑事实的证明科学化，量刑规范化，就需要对司法实践中的现有做法进行校正，对量刑事实作进一步划分，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同的证明模式。

（二）“有利于被告人”论

对于量刑程序的证明模式的选择，目前法学界一种代表性观点是“有利于被告人”论，即量刑事实证明模式的选择以对被告人是否有利来确定，对被告人不利的量刑事实，应采用严格证明模式，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对于被告人有利的量刑事实，则可采用自由证明模式，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程度即可。该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对于量刑程序中的事实证明，采用该观点却有以下不妥之处。

第一，该原则有适用的前提条件。“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作为指导刑事司法的原则，是指犯罪事实存在与否在证据上尚有合理怀疑时，则本乎刑罚解释谦抑性的作用，应为有利于被告之推定。(52)因此，该原则使用的前提是量刑事实存在疑问，它“并不强迫要将每一对被告有利之证据，在没有特别证据可证明其为正确或不正确时，均要视为成立。法官对被告所主张者之正确或不正确，可依据证据调查的综合结果，以自由心证决定之。”(53)该原则“只与事实之认定有关，而不适用于法律之解释。”(54)但近来不知何故，一些学者将该原则“存疑时”三字舍弃而表述为“有利于被告人”，“导致在任何场合不分青红否认适用该原则者有之，在任何场合不辨皂白提倡适用该原则者有之。”(55)对于司法实践中有争议的刑法规范的理解，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时，不能简单地选择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对法律存在疑问时，应根据解释目标与规则进行解释，不能适用该原则；在立法上就某种情形设置有利于被告的规定时，对被告人的有利程度，应当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根据。”(56)从而寻求最恰当、合理的解释，实现量刑的公平与公正。

第二，该原则不适用于共同犯罪。表面上看来，该论点对被告人有利，其实不然，因为该主张仅对单独犯罪的被告人有利。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有多名被告人，依照司法实践，一般要对同一案件的多名被告人进行主、从犯的区分。在甲、乙共同犯罪一案中，二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疑问，如果依此论点，对被告人有利的处理是将甲、乙两人都认定为从犯，而这又犯了案件中只有从犯没有主犯的逻辑错误；如若将其中一人认定为从犯，另一人认定为主犯，则对被认定为主犯的那人不利。两人共同犯罪案件关于主、从犯的认定尚且如此，那么该论点在多人共同犯罪、团伙犯罪中运用的困境可想而知。

第三，该原则的比较优势不明显。该论点的优势在于，对于被告人有利的量刑事实，只需要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即可，这对身陷囹圄的被告人及其取证和证明能力有限的辩护人而言，无疑减轻了证明的难度。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该论点所涉及的多是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以及被告人的成长经历和矫正难易等方面的量刑事实。根据是否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这些量刑事实可以划入酌定量刑事实的类别，对于酌定量刑事实的证明，采用自由证明的模式，“自由证明的证据是否在法庭上出示，出示以后用什么方式调查，由法院裁量。”(57)对证据的能力、形式不做严格规定。一方面满足了其对量刑信息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满足了其对证明标准的较低要求。

人民群众对于量刑公正的紧迫要求，使得我们不能在量刑程序改革问题上踯躅前行。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大幕的拉开，标志着我国量刑程序改革进入了一个“没有退路”的阶段，唯有继续前行，否则量刑改革将徒具其表。而这一切都需要有缜密和完善的理论来保障和支持。量刑事实证明模式的确定，直接影响到量刑事实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二者关系到量刑改革能否取得实效。因此，量刑事实的证明模式的确定在量刑改革中起到承上启下的联接作用，也为进一步探讨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规则奠定基础。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关于刑罚目的，研究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其具体观点评析可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2～524页。

⑵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27页。

⑶关于最高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改革的历程，参见李玉萍：《中国法院的量刑程序改革》，《法学家》2010年第2期。

⑷量刑程序的具体模式，将对量刑的证明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定罪程序的具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定罪证明采用严格证明模式还是自由证明模式那样。量刑程序的具体模式对量刑程序证明模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基于我国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日益分离的倾向，本文主要从量刑程序证明模式的角度展开论述。

⑸也有研究者根据这三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将其归纳为：交错量刑模式、集中量刑模式、独立量刑模式。参见陈瑞华：《量刑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⑹此结论的得出得益于以下文章：陈卫东：《论隔离式量刑程序改革》，《法学家》2010年第2期；陈瑞华：《量刑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简乐伟：《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理想模式》，《政法论丛》2009年第6期；李昌林、陈川陵：《量刑程序改革的三个关键问题初探》，《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⑺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⑻这对概念最初是由德国学者迪恩茨于1926年提出，之后由德国传至日本，由小野清一郎在论述犯罪构成要件理论过程中对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作了较大的发展。参见[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241页。也有研究者通过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司法证明模式演变的考察，将这对概念称为“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参见何家弘：《从司法证明模式的历史沿革看中国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法学家》2005年第4期。

⑼关于此方面的论述，可参见何家弘：《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再认识与证据采信标准的规范化》，《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王维：《论严格证明及其相关问题》，《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刘卉：《论严格证明对死刑复核的司法控制》，《学术交流》2009年第7期。

⑽参见林钰雄、杨云骅、赖浩敏：《严格证明的映射：自由证明法则及其运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竺常赞：《刑事诉讼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规则的构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⑾康怀宇：《比较法视野中的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之证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⑿关于此方面的论述，可参见樊崇义：《量刑程序与证据》，《南都学坛》2009年第4期；汪建成：《量刑程序中需要转变的几个观念》，《政法论坛》2010年第2期。

⒀参见李玉萍：《量刑事实证明初论》，《证据科学》2009年第1期。

⒁参见前引⑾。

⒂目前，日本法学界关于量刑事实采用何种证明模式，有自由证明说、严格证明说以及折中说。同上。

⒃[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⒄沈德咏主编：《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05页。

⒅关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区别的具体论述，可参见前引⑾。

⒆参见陈卫东、谢佑平主编：《证据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⒇参见竺常赞：《刑事诉讼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规则的构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21)何家弘：《从司法证明模式的历史沿革看中国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法学家》2005年第4期。

(22)刑罚目的是一个国家制定刑罚、适用刑罚和执行刑罚所追求的客观效果，刑罚目的对量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量刑要符合刑罚目的的要求。量刑任务在于选择适当的宣告刑，以期达到刑罚目的。关于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影响，可参见韩轶：《论刑罚目的与量刑原则》，《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李川：《论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决定意义》，《公安学刊》2008年第5期。

(23)李川：《论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决定意义》，《公安学刊》2008年第5期。

(24)参见前引⑵，第398页。

(25)张文、刘艳红、甘怡群：《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

(26)《德国刑法典》（2002修订），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27)《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28)《日本刑法典》（第2版），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2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

(30)参见汪建成：《量刑程序中需要转变的几个观念》，《政法论坛》2010年第2期。

(31)林钰雄、杨云骅、赖浩敏：《严格证明的映射：自由证明法则及其运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32)同上。

(33)关于量刑事实的其他分类，可参见前引⒀。

(34)关于法定量刑事实和酌定量刑事实的具体类型，可参见前引⑵，第435—438页。

(35)非法证据是否属于量刑事实，如果是，应归入法定量刑事实，还是酌定量刑事实，这是一个兼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理论界普遍认为在定罪程序中应当排除非法证据，但对非法证据能否作为量刑证据在量刑程序中使用，这一针对性的研究较少。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在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分而治之的情况下，非法证据可以作为量刑证据使用，参见汪建成：《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非法证据不能在量刑中使用，不然有可能会回溯至定罪程序，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同虚设。即使在非法证据排除和独立量刑程序已经获得广泛适用的美国，对于非法证据能否在量刑程序中使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在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关于非法证据与量刑程序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即对量刑程序的证据规则的讨论，应当提上日程。量刑程序中是否需要不同于定罪程序的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量刑程序中是否适用，笔者将另行撰文论证，本文不再涉及。

(36)参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章关于证据规定的法律条文。

(37)[英]乔纳森·科恩：《证明的自由》，何家弘译，《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3期。

(38)同上。

(39)关于我国法院系统量刑改革的缘起，参见前引⑶。

(40)前引(37)。

(41)前引⑴，第498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58页。

(43)前引⑴，第524页。

(44)参见前引⑵，第437—438页。

(45)林山田：《刑罚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1页。

(46)前引⑾。

(47)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于2009年5月至9月分别在上述两地针对刑警、检察官、刑事审判法官、被告人或服刑人进行了部分访谈和整体问卷调查的方式，就当地的量刑情况进行了调研。刑警、检察官和刑事审判法官参与了法定量刑情节及酌定量刑情节证明标准的问卷调查。

(48)参见张先明：《量刑规范化即将全面试行》，《人民法院报》2010年9月1日，第1版。

(49)R．PeterAnderson在中美量刑改革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李玉萍：《规范和公正：量刑改革的不懈目标——中美量刑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人民法院报》2008年10月29日，第5版。

(50)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149页；《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257页。

(51)司法实践中，一种较为典型的做法是，将与定罪有关的事实视为主要事实，而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视为非主要事实。参见罗治华、凌旭：《证明案件非主要事实的疑点证据如何认定》，《中国审判》2007年第10期。

(52)林山田：《刑法通论》，台湾大学法律系1998年版，第44页。

(53)[德]克劳斯·罗科信：《刑事诉讼法》（第24版），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54)同上，第128页。

(55)参见张明楷：《“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界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1期。

量刑程序范文篇3

关键词:量刑独立;自由裁量权;判决说理

一、我国定罪量刑的现状

按照我国的刑事司法传统，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是不分离的，法官通过一个审判程序，同时解决被告人的定罪问题和量刑问题。无论是全由职业法官或是职业法官和陪审员组成的法庭，均对定罪和量刑可以作出裁决，对于疑难，重大，复杂的案件，由审判委员会作出裁决。

我国的刑事审判开庭后，审判人员经过法庭调查，调查核实证言、鉴定结论、物证、书证、新证据，并经过法庭辩论和被告人最后陈述，最后评议，并对定罪问题和量刑问题一并作出判决。分析我国的审判程序，我们的庭审有以下特征：1.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是同一程序。2.宣告定罪和宣告量刑的是同一组织。3.定罪过程和量刑过程适用同样的证据规则。4.定罪信息和量刑信息的来源渠道是一定的。

二、定罪量刑改革后的状况

按现在的主流观点，不管是由同一审判组织负责定罪和量刑，还是由两个组织分别负责定罪和量刑，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必须相互独立，具体说来，量刑程序独立后有以下特点：1.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相互独立。改革后的庭审，在控辩双方围绕定罪问题，经过证据展示，法庭辩论，审判组织确定被告的罪名后，方可进入量刑程序，就量刑问题控辩双方展开新一轮的证据展示，法庭辩论，必要时可进行量刑听证程序。2.定罪过程和量刑过程使用不同的证据规则。关联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规则将在定罪阶段得到充分的体现。进入量刑阶段后，意见证据、品格证据、传闻证据甚至非自愿的证据等在量刑阶段都可以提出。3.定罪信息和量刑信息有着不同的渠道来源。定罪阶段，所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都只能经过控方当庭提出并经过质证才能作为审判人员定罪的依据。量刑阶段，审判人员的信息来源有很广泛的渠道。如社会调查报告，听证会结论等都可以作为量刑的参考。

三、难以推行量刑程序改革的外部原因

从理论上讲，量刑和定罪程序的相互独立，还能很好的避免我国定罪量刑一体化模式的两个基本缺陷：一是容易削弱无罪推定的效力，造成被告人诉讼地位的降低;二是造成法官在量刑上拥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难以获得较为充分的事实信息，更无法在量刑裁决过程中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

推行量刑程序独立的改革，学者们最津津乐道的一个理由就是辩方律师不能一方面主张自己的当事人无罪，但又因为担心判决有罪时能导致被告从轻量刑的证据不被法官知悉，因此陷入一方面主张无罪，另一方面又主张罪轻的尴尬。被告人不是国家专门机关用以维护社会治安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他本身即是一个目的，而不是用来实现别人乃至社会目的的手段。在中国，从2003年至2007年,只有1.4万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判决刑事案件338.5万件,各级法院宣告无罪判决的比例不到0.5%，由此可见，法院在高达99%以上的刑事案件中都做出了有罪判决,做出无罪判决的情况实属凤毛麟角。③中国辩护律师的主要任务还是如何让自己的当事人获得合理的量刑。我国定罪和量刑在同一程序下解决，律师遭遇上述尴尬的机会毕竟还是少数。

推行量刑程序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改革能有效限制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事实上是法院的权力过大。关于法官的另一个事实是，法官行使裁量权的自主性、独立性不足。法官的裁量权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在很多情况下，案件经合议后要交给庭长、院长或审判委员会审批，有的则直接把裁量权交给了审委会。这种情况下，法官的“审判”职能蜕化为只负责“审”，“判”的权力却交由他人行使。法官的裁量权还不能独立自由的行使，通过量刑程序的改革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明显还不是时候。这使量刑程序改革又少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同一刑事案件势必经过两次法庭审理程序，势必会导致诉讼效率低下，诉讼成本增加，法院的办案压力增大，案件积压严重；美国联邦和各州约有90%的刑事案件是以辩诉交易方式结案的。我国没有辩诉交易制度，没有完善的案件分流的渠道，如果贸然推进量刑程序独立的改革，效率的低下将会使刑事案件得到更大的积压，被告人的权利反而更难得到有效的保护。

四、加快量刑程序改革的对策

（一）加强法官裁判权的独立性、自主性，逐步限制废除审判委员会

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量刑程序改革的应有之义，需要以严格的程序制度和证据制度的规范与约束。可首先应解决的问题是保障法官行使裁量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然后才能谈到如何限制，这就必须从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开始。审判委员会通常不参加庭审,只能依赖庭审法官的汇报。审委会人员一般都在三人以上，实行民主决策，看似合理，实则不然。权力是否合理运行主要取决于行使权力者的素质及其制度环境,而不是参与决策者的数量和地位，如果制度设计合理,即使一个人决策,也很难产生不公正的结果，制度设计不合理,则三千人的决策机构也可能甚至更容易产生不公正的结果。我们应逐步限制审委会的权力，直至废除审委会，将案件的判决权力完全赋予法官，让法官在严格的程序制度和证据制度的约束下独立自主的行使裁判权。

（二）加强判决说理，将说理分为定罪说理和量刑说理

判决说理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对判决结论的产生予以详细的说明。“如果法官有义务阐述其裁判理由,那么对他而言,作出一项能够给出适当理由的裁判就成为了必要”。这必然促使法官集中精力,仔细和谨慎地审查、分析各种定罪量刑情节,从而作出更具理性的判决。法官“不应当私下里把自己对法律的目的、正义、社会政策或其它判决需要考虑之法外因素所持的见解,悄悄地贩运进法律,而应该公开地予以讨论和鉴别”。要想推行量刑程序独立的改革，在判决说理领域必须先做出改革，把定罪说理和量刑说理在判决书中先独立区别开，让法官分别就定罪依据和量刑依据作出详细的说明。在有条件的法院推广检察量刑建议,并以此为契机构建中国的量刑答辩程序,使法院判决中量刑说理能够建立在辩双方充分、有效的辩论基础之上，让法官，控方和辩方都有定罪和量刑分开的意识，并逐步向这方面努力，为以后全面深入的量刑独立程序改革打下基础。

（三）提高当庭宣判和无罪判决的比例

法院当庭宣判，使控辩双方以及被害人知道裁决结果是建立在经过充分的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的基础之上，裁判者没有从事“幕后”的暗箱操作。面对我国法院的当庭宣判率还很低的现状，要想提高当庭宣判率，最关键的还是进行庭审模式改革，强化庭审功能，使审判活动重心由庭下转移到庭上。要求法院当庭宣判率的程度越高，量刑程序独立的改革的基础就越早形成。

我国的有罪判决率高达99%，无罪判决几乎没有空间。也就是说，只要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就会判决有罪，辩方作出无罪辩护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要想推行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分离，就必须切实提高无罪判决的比例，给辩方做无罪辩护一定的空间，让其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辩护当中，让独立出来的定罪程序有切实效地运行。公务员之家

（四）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合理采用辩诉交易的理念

适用简易程序是各国追求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必然选择。以美国为例：其简易法院处理的刑事案件占整个刑事案件的80%以上，平均每个法官每处理一起案件只用20分钟。简易审判还能大量节约司法资源。以英国为例：按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平均每件花费500－1500英镑，而按正式审判程序审理的案件则每件要花费13500英镑再看看我国的现状：2000年1-7月。全国法院结案达69.43%，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15个百分点，但到该年7月底前，全国法院未结案仍有185万件。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比例却很低，全国平均只有5%左右。一方面案件大量积压，另一方面简易程序又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如果进行定罪和量刑程序独立的改革，势必会大大降低诉讼效率，并加大司法资源的投入，这对案件积压、司法资源不足的我国无疑会雪上加霜。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扩大简易程序在我国的适用范围，并合理吸收辩诉交易的理念，使那些案件事实清楚，社会危害不大的案件得到尽快解决。大量案件以简易程序得到解决，不仅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为量刑程序的改革创造环境。

（五）审在限定案件比例的前提下，对被告的定罪和量刑分开审理

量刑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最终体现，重视量刑是法庭审判的必走之路。量刑程序改革能更好的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这与保护人权的大趋势相一致。我们应在有条件的法院推行完全独立的定罪量程序和刑程序，这方面我们的试点工作已经有效的开展。还可采用当事人申请程序与法官决定的方式来限制适用独立的定罪与量刑程序，在此基础上，在限定案件比例的情况下，将深入的量刑程序改革在全国法院进行适用，最终在我国建立成熟完善的定罪与量刑独立的制度。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采用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作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量刑程序改革，其灵感来自于英美法系的对抗制诉讼模式。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我们也没有相关方面的尝试，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改革。我国是一个大国，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和改革试验就大范围的推进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后果不可想象。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充分的耐心，以理性和务实的心态,扎扎实实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探索，循序渐进的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

注释：

陈瑞华．比较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81．

[美]哈罗德·伯曼．美国法律讲话．三联书店．1988．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人民法院报．2008年3月24日．

陈瑞华．比较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19．

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中国改革．1999（5）.13．

MartinWasik,TheSentencingProcess,DartmouthPublishingCo.Ltd．1997.108-109.

陈林林．裁判的进路与方法——司法论证理论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3．

高一飞．刑事简易程序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38．

程味秋．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8．

量刑程序范文篇4

关键词：量刑改革自由裁量和谐社会

量刑，也称刑罚的裁量，指人民法院在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审判活动。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重要内容，能否规范、科学地行使这项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直接关系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和刑罚功能的具体实现。但是前段时间，在法院量刑中，不断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况，为此最高院进行了量刑规范化改革。

一、我国法院量刑现状评估与问题分析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原则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引的情形下，对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的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然而，由于我国法制体系的不完善、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原因，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现象严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相似的案件，其裁判结果却相差悬殊，有的甚至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刑事领域。

(二)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负面影响及危害

1.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即通过适用刑罚对犯罪的人进行惩罚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同时也威慑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和不稳定分子，抑制他们的犯罪念头，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而达到这些目的前提就是量刑适当、量刑规范。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普遍滥用自由裁量权，使不该判刑的无辜被判刑;不该判重刑的，却被判重刑，有的甚至因被错判极刑死刑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因而也就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2.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公正是司法活动的主题，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然而由于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原因，社会对法院判决往往持怀疑态度，从而造成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下降及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

3.不利于判决结果的预测。由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往往不加仔细考虑，不经司法程序，滥用自由裁量权，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量刑活动完全是法官的‘内心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被告人以及辩护或律师对判决结果也就少了几分自信，判决结果往往难以预测。

4.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影响下，人民和司法机关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仇官”现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有的甚至演化成暴力冲突。

二、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与实效

(一)出台相关法律文件

地方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为量刑改革出台了相关法律文件。江苏姜堰市人民法院、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在2003年和2004年出台了《规范量刑指导意见》;2004年6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我国法院系统第一个正式的量刑指导性法律文件《量刑指导规则》;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这些法律文件对量刑改革进行了有效尝试，也取得了一定了成效。但这些法律文件基本上都是在地方一定范围内有效，各地区量刑标准不一，仍然没有形成在全国统一适用的有关量刑改革的法律文件，这既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也很难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要。

(二)电脑量刑

2004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院实行“电脑量刑”。法官输入案件的具体定罪情节，电脑就能判决出一个具体刑期。这在我国量刑改革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地位，“电脑量刑”是科技的进步，也是科技服务于司法实践的具体运用。“电脑量刑”时，不进行任何观点考虑，只以刑事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能够严格依法量刑，防止出现“同案不同刑”的怪象。但“电脑量刑”不是万能的，其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电脑只具有储存、运算的逻辑功能，只能代替法官的部分工作，无法完全替代法官的经验，对某些十分复杂的案件也无能为力。同时，“电脑量刑”仍然由人来输入有关量刑数据，法官仍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仍然很难避免“暗箱操作”的现象和人为因素的干扰，因而也就很难避免“关系案”和“金钱案”的发生。最后，有些法院盲目推行“电脑量刑”，对其顶礼膜拜，几乎完全放弃法官在审判中的重要地位，导致法官的懒惰情绪和依赖心理日益增长，法官素质江河日下。

(三)实行量刑规范化试点和量刑公开

22010年3月15日，广西自治区高院组织全区有关试点法院、桂林市中级法院、桂林市检察院和灵川县政法委、人大、公安、检察、司法、妇联等单位领导和专业人士，灵川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村群众100多人，在灵川县法院参加一次量刑规范化试点的庭审，观摩法官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只用了1个半小时就完成一起盗窃案件的审理和宣判，并且做到了定罪和量刑公开透明。截至目前，灵川县法院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共审结160件刑事案件，抗诉率为1.25%，上诉率为5%，上诉维持率达100%。实施量刑规范化制度后，所审判刑事案件的抗诉率、上诉率大大降低，没有出现上访案，充分反映了审判案件质量高、认同度高。由此可见，实行量刑改革公开制度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量刑公开也有其缺点。实行量刑公开制度，媒体势必会介入，媒体通过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一旦在定罪量刑活动中考虑了民愤民怜因素，就必然会对现代刑事法治带来危害，影响到刑事司法公正。由此可见，量刑公开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三、促进量刑改革的一些建议

(一)制定量刑规则

当务之急，我国应由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量刑规则》，各省级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变通性规定，上报审批或备案。法官制作判决书判决书必须引用《量刑规则》，以说明量刑的法律依据。在具体内容上，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对一些酌定情节进行法定化。例如，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杀人方法并没有限制，如果犯罪分子以一般的杀人方法，和以极其残忍的杀人方法。其二者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前者和后者仍然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明显轻于后者。因此，二者不可一同概论，应当在《量刑规则》中作出专门规定。

第二，制定相应的量刑规则。比如，量刑合理性和法定性原则，给予和制约自由裁量权，以此减少相似的犯罪行为人在相似的犯罪中量刑的不一致。

第三，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当前，我国刑法和相关法律文件的量刑标准仍不明确。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这不仅可以使量刑有法可依，避免量刑工作出现捉襟见肘现象，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我们要制定完善、明确的量刑标准。具体而言，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明确详尽的量刑标准。

(二)定罪与量刑相分离

定罪与量刑应当分离，即量刑程序应当独立于定罪程序。理由是:

一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助于转变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如果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量刑程序过于粗糙，甚至虚化，法官只重定罪而不重量刑。而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利于法官认识到定罪与量刑都是刑事审判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公务员之家

二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定罪与量刑的逻辑顺序的要求。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后才谈得上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如果罪名不成立的话，也就无所谓量刑的问题。定罪与量刑具有一个先后的逻辑顺序，即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需要有一个定罪的程序，量刑也同样需要一个量刑的程序，否则则难以避免定罪与量刑不分之嫌。

三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量刑不同于定罪的要求。量刑和定罪虽然同为刑事审判阶段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但量刑与定罪却是不同的，影响量刑与定罪的情节也是不同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量刑程序，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如果在定罪阶段提出的话，难免给人多此一举之感，因为其对定罪不产生影响。但问题是如果被告人不在定罪阶段提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的话，他就没有机会提了，因为定罪后没有一个专门的量刑程序。

(三)推行量刑辩论制度

“量刑辩论”是指在现有刑诉法规定的法庭辩论阶段中，公诉机关除对所指控被指控人的犯罪事实、定性、法定从重、从轻情节发表完公诉意见后，也应该对被指控人的量刑提出公诉机关的量刑意见供法庭参考。被指控人及其辩护人也可就公诉人提出的量刑意见提出自己的观点。“量刑辩论”不是游离于法庭辩论之外的一个新的诉讼程序，而是对法庭辩论的增加和细化。它意味着法治的现代化在司法理念层面上展开后，更进一步在制度层面上的展开，表现出司法理念的进步。

(四)实行判决书说理制度

目前，我国司法审判过程当中还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司法行为。如有的案件的合议庭笔录只有意见，没有理由，有的裁判文书论理不充分等，这些行为往往会导致有些案件裁判不公，同时也会给媒体、人民群众实行舆论影响公正量刑“有机可乘”。据此，笔者建议，要确立“判决书说理制度”，实现司法结果的公开性。即依法要求法官在做成判决书时，对事实、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都给出充分、详细且有根据的理由，这样不但可以求得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也可以使判决理由明示于公众，有利于全社会司法监督机制的形成，客观上也“制约”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持量刑平衡。

总之，我们一定要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之上对量刑改革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努力使之在伟大的神州之地开出公平的胜利之花!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马均.浅论坚持司法为民确保司法公正的意义./html/2008-10-11/20081011095745643041.htm.

[3]黄政.灵川法院实行刑案量刑当庭宣判.桂林日报.2010年3月18日.

量刑程序范文篇5

关键词：量刑改革自由裁量和谐社会

量刑,也称刑罚的裁量,指人民法院在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审判活动。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重要内容,能否规范、科学地行使这项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直接关系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和刑罚功能的具体实现。但是前段时间,在法院量刑中,不断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况,为此最高院进行了量刑规范化改革。

一、我国法院量刑现状评估与问题分析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原则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引的情形下,对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的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然而,由于我国法制体系的不完善、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原因,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现象严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相似的案件,其裁判结果却相差悬殊,有的甚至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刑事领域。

(二)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负面影响及危害

1.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即通过适用刑罚对犯罪的人进行惩罚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同时也威慑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和不稳定分子,抑制他们的犯罪念头,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而达到这些目的前提就是量刑适当、量刑规范。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普遍滥用自由裁量权,使不该判刑的无辜被判刑;不该判重刑的,却被判重刑,有的甚至因被错判极刑死刑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因而也就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2.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公正是司法活动的主题,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然而由于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原因,社会对法院判决往往持怀疑态度,从而造成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下降及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

3.不利于判决结果的预测。由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往往不加仔细考虑,不经司法程序,滥用自由裁量权,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量刑活动完全是法官的‘内心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被告人以及辩护或律师对判决结果也就少了几分自信,判决结果往往难以预测。

4.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影响下,人民和司法机关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仇官”现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有的甚至演化成暴力冲突。

二、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与实效

(一)出台相关法律文件

地方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为量刑改革出台了相关法律文件。江苏姜堰市人民法院、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在2003年和2004年出台了《规范量刑指导意见》;2004年6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我国法院系统第一个正式的量刑指导性法律文件《量刑指导规则》;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这些法律文件对量刑改革进行了有效尝试,也取得了一定了成效。但这些法律文件基本上都是在地方一定范围内有效,各地区量刑标准不一,仍然没有形成在全国统一适用的有关量刑改革的法律文件,这既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也很难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要。

(二)电脑量刑

2004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院实行“电脑量刑”。法官输入案件的具体定罪情节,电脑就能判决出一个具体刑期。这在我国量刑改革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地位,“电脑量刑”是科技的进步,也是科技服务于司法实践的具体运用。“电脑量刑”时,不进行任何观点考虑,只以刑事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能够严格依法量刑,防止出现“同案不同刑”的怪象。但“电脑量刑”不是万能的,其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电脑只具有储存、运算的逻辑功能,只能代替法官的部分工作,无法完全替代法官的经验,对某些十分复杂的案件也无能为力。同时,“电脑量刑”仍然由人来输入有关量刑数据,法官仍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仍然很难避免“暗箱操作”的现象和人为因素的干扰,因而也就很难避免“关系案”和“金钱案”的发生。最后,有些法院盲目推行“电脑量刑”,对其顶礼膜拜,几乎完全放弃法官在审判中的重要地位,导致法官的懒惰情绪和依赖心理日益增长,法官素质江河日下。

(三)实行量刑规范化试点和量刑公开

22010年3月15日,广西自治区高院组织全区有关试点法院、桂林市中级法院、桂林市检察院和灵川县政法委、人大、公安、检察、司法、妇联等单位领导和专业人士,灵川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村群众100多人,在灵川县法院参加一次量刑规范化试点的庭审,观摩法官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只用了1个半小时就完成一起盗窃案件的审理和宣判,并且做到了定罪和量刑公开透明。截至目前,灵川县法院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共审结160件刑事案件,抗诉率为1.25%,上诉率为5%,上诉维持率达100%。实施量刑规范化制度后,所审判刑事案件的抗诉率、上诉率大大降低,没有出现上访案,充分反映了审判案件质量高、认同度高。由此可见,实行量刑改革公开制度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量刑公开也有其缺点。实行量刑公开制度,媒体势必会介入,媒体通过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一旦在定罪量刑活动中考虑了民愤民怜因素,就必然会对现代刑事法治带来危害,影响到刑事司法公正。由此可见,量刑公开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三、促进量刑改革的一些建议

(一)制定量刑规则

当务之急,我国应由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量刑规则》,各省级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变通性规定,上报审批或备案。法官制作判决书判决书必须引用《量刑规则》,以说明量刑的法律依据。在具体内容上,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对一些酌定情节进行法定化。例如,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杀人方法并没有限制,如果犯罪分子以一般的杀人方法,和以极其残忍的杀人方法。其二者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前者和后者仍然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明显轻于后者。因此,二者不可一同概论,应当在《量刑规则》中作出专门规定。

第二,制定相应的量刑规则。比如,量刑合理性和法定性原则,给予和制约自由裁量权,以此减少相似的犯罪行为人在相似的犯罪中量刑的不一致。

第三,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当前,我国刑法和相关法律文件的量刑标准仍不明确。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这不仅可以使量刑有法可依,避免量刑工作出现捉襟见肘现象,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我们要制定完善、明确的量刑标准。具体而言,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明确详尽的量刑标准。

(二)定罪与量刑相分离

定罪与量刑应当分离,即量刑程序应当独立于定罪程序。理由是:

一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助于转变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如果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量刑程序过于粗糙,甚至虚化,法官只重定罪而不重量刑。而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利于法官认识到定罪与量刑都是刑事审判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定罪与量刑的逻辑顺序的要求。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后才谈得上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如果罪名不成立的话,也就无所谓量刑的问题。定罪与量刑具有一个先后的逻辑顺序,即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需要有一个定罪的程序,量刑也同样需要一个量刑的程序,否则则难以避免定罪与量刑不分之嫌。

三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量刑不同于定罪的要求。量刑和定罪虽然同为刑事审判阶段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但量刑与定罪却是不同的,影响量刑与定罪的情节也是不同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量刑程序,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如果在定罪阶段提出的话,难免给人多此一举之感,因为其对定罪不产生影响。但问题是如果被告人不在定罪阶段提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的话,他就没有机会提了,因为定罪后没有一个专门的量刑程序。

(三)推行量刑辩论制度

“量刑辩论”是指在现有刑诉法规定的法庭辩论阶段中,公诉机关除对所指控被指控人的犯罪事实、定性、法定从重、从轻情节发表完公诉意见后,也应该对被指控人的量刑提出公诉机关的量刑意见供法庭参考。被指控人及其辩护人也可就公诉人提出的量刑意见提出自己的观点。“量刑辩论”不是游离于法庭辩论之外的一个新的诉讼程序,而是对法庭辩论的增加和细化。它意味着法治的现代化在司法理念层面上展开后,更进一步在制度层面上的展开,表现出司法理念的进步。

(四)实行判决书说理制度

目前,我国司法审判过程当中还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司法行为。如有的案件的合议庭笔录只有意见,没有理由,有的裁判文书论理不充分等,这些行为往往会导致有些案件裁判不公,同时也会给媒体、人民群众实行舆论影响公正量刑“有机可乘”。据此,笔者建议,要确立“判决书说理制度”,实现司法结果的公开性。即依法要求法官在做成判决书时,对事实、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都给出充分、详细且有根据的理由,这样不但可以求得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也可以使判决理由明示于公众,有利于全社会司法监督机制的形成,客观上也“制约”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持量刑平衡。

总之,我们一定要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之上对量刑改革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努力使之在伟大的神州之地开出公平的胜利之花!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马均.浅论坚持司法为民确保司法公正的意义./html/2008-10-11/20081011095745643041.htm.

[3]黄政.灵川法院实行刑案量刑当庭宣判.桂林日报.2010年3月18日.

量刑程序范文篇6

但是前段时间,在法院量刑中,不断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况,为此最高院进行了量刑规范化改革。

一、我国法院量刑现状评估与问题分析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原则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引的情形下,对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的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然而,由于我国法制体系的不完善、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原因,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现象严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相似的案件,其裁判结果却相差悬殊,有的甚至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刑事领域。

(二)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负面影响及危害

1.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即通过适用刑罚对犯罪的人进行惩罚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同时也威慑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和不稳定分子,抑制他们的犯罪念头,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而达到这些目的前提就是量刑适当、量刑规范。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普遍滥用自由裁量权,使不该判刑的无辜被判刑;不该判重刑的,却被判重刑,有的甚至因被错判极刑死刑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因而也就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2.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公正是司法活动的主题,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然而由于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原因,社会对法院判决往往持怀疑态度,从而造成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下降及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

3.不利于判决结果的预测。由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往往不加仔细考虑,不经司法程序,滥用自由裁量权,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量刑活动完全是法官的‘内心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被告人以及辩护或律师对判决结果也就少了几分自信,判决结果往往难以预测。

4.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影响下,人民和司法机关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仇官”现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有的甚至演化成暴力冲突。

二、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与实效

(一)出台相关法律文件

地方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为量刑改革出台了相关法律文件。江苏姜堰市人民法院、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在2003年和2004年出台了《规范量刑指导意见》;2004年6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我国法院系统第一个正式的量刑指导性法律文件《量刑指导规则》;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这些法律文件对量刑改革进行了有效尝试,也取得了一定了成效。但这些法律文件基本上都是在地方一定范围内有效,各地区量刑标准不一,仍然没有形成在全国统一适用的有关量刑改革的法律文件,这既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也很难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要。

(二)电脑量刑

2004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院实行“电脑量刑”。法官输入案件的具体定罪情节,电脑就能判决出一个具体刑期。这在我国量刑改革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地位,“电脑量刑”是科技的进步,也是科技服务于司法实践的具体运用。“电脑量刑”时,不进行任何观点考虑,只以刑事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能够严格依法量刑,防止出现“同案不同刑”的怪象。但“电脑量刑”不是万能的,其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电脑只具有储存、运算的逻辑功能,只能代替法官的部分工作,无法完全替代法官的经验,对某些十分复杂的案件也无能为力。同时,“电脑量刑”仍然由人来输入有关量刑数据,法官仍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仍然很难避免“暗箱操作”的现象和人为因素的干扰,因而也就很难避免“关系案”和“金钱案”的发生。最后,有些法院盲目推行“电脑量刑”,对其顶礼膜拜,几乎完全放弃法官在审判中的重要地位,导致法官的懒惰情绪和依赖心理日益增长,法官素质江河日下。

(三)实行量刑规范化试点和量刑公开

22010年3月15日,广西自治区高院组织全区有关试点法院、桂林市中级法院、桂林市检察院和灵川县政法委、人大、公安、检察、司法、妇联等单位领导和专业人士,灵川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村群众100多人,在灵川县法院参加一次量刑规范化试点的庭审,观摩法官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只用了1个半小时就完成一起盗窃案件的审理和宣判,并且做到了定罪和量刑公开透明。截至目前,灵川县法院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共审结160件刑事案件,抗诉率为1.25%,上诉率为5%,上诉维持率达100%。实施量刑规范化制度后,所审判刑事案件的抗诉率、上诉率大大降低,没有出现上访案,充分反映了审判案件质量高、认同度高。由此可见,实行量刑改革公开制度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量刑公开也有其缺点。实行量刑公开制度,媒体势必会介入,媒体通过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一旦在定罪量刑活动中考虑了民愤民怜因素,就必然会对现代刑事法治带来危害,影响到刑事司法公正。由此可见,量刑公开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三、促进量刑改革的一些建议

(一)制定量刑规则

当务之急,我国应由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量刑规则》,各省级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变通性规定,上报审批或备案。法官制作判决书判决书必须引用《量刑规则》,以说明量刑的法律依据。在具体内容上,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对一些酌定情节进行法定化。例如,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杀人方法并没有限制,如果犯罪分子以一般的杀人方法,和以极其残忍的杀人方法。其二者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前者和后者仍然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明显轻于后者。因此,二者不可一同概论,应当在《量刑规则》中作出专门规定。

第二,制定相应的量刑规则。比如,量刑合理性和法定性原则,给予和制约自由裁量权,以此减少相似的犯罪行为人在相似的犯罪中量刑的不一致。

第三,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当前,我国刑法和相关法律文件的量刑标准仍不明确。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这不仅可以使量刑有法可依,避免量刑工作出现捉襟见肘现象,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我们要制定完善、明确的量刑标准。具体而言,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明确详尽的量刑标准。

(二)定罪与量刑相分离

定罪与量刑应当分离,即量刑程序应当独立于定罪程序。理由是:

一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助于转变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如果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量刑程序过于粗糙,甚至虚化,法官只重定罪而不重量刑。而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利于法官认识到定罪与量刑都是刑事审判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定罪与量刑的逻辑顺序的要求。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后才谈得上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如果罪名不成立的话,也就无所谓量刑的问题。定罪与量刑具有一个先后的逻辑顺序,即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需要有一个定罪的程序,量刑也同样需要一个量刑的程序,否则则难以避免定罪与量刑不分之嫌。

三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量刑不同于定罪的要求。量刑和定罪虽然同为刑事审判阶段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但量刑与定罪却是不同的,影响量刑与定罪的情节也是不同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量刑程序,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如果在定罪阶段提出的话,难免给人多此一举之感,因为其对定罪不产生影响。但问题是如果被告人不在定罪阶段提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的话,他就没有机会提了,因为定罪后没有一个专门的量刑程序。

(三)推行量刑辩论制度

“量刑辩论”是指在现有刑诉法规定的法庭辩论阶段中,公诉机关除对所指控被指控人的犯罪事实、定性、法定从重、从轻情节发表完公诉意见后,也应该对被指控人的量刑提出公诉机关的量刑意见供法庭参考。被指控人及其辩护人也可就公诉人提出的量刑意见提出自己的观点。“量刑辩论”不是游离于法庭辩论之外的一个新的诉讼程序,而是对法庭辩论的增加和细化。它意味着法治的现代化在司法理念层面上展开后,更进一步在制度层面上的展开,表现出司法理念的进步。

(四)实行判决书说理制度

量刑程序范文篇7

量刑监督的重要意义和功能

众所周知，人民法院进行刑事审判有两大任务，一是准确定罪，二是恰当量刑。准确定罪是正确、恰当量刑的前提和基础，而正确、恰当量刑又是实现定罪对犯罪行为及犯罪人的评价功能的重要制度安排，是贯彻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重要措施，是将罪行与其他违法行为进行界分的重要标志。如果说，定罪是对一个行为从规范意义上的性质的判断，带有某种抽象性，那么，量刑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受刑人的切身的、具体的权利剥夺或丧失，关系到能否公正地对待受刑人。某种程度上讲，被告人更关心的是量刑的结果，社会公众也习惯于通过量刑结果关注司法公正。因此，量刑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定罪，而对量刑进行监督以便获得更加合理的量刑结论，就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传统，量刑是人民法院的专有权力。如果说，定罪活动多少包含了控辩双方的参与，从而说定罪是人民法院在控辩双方参与下进行的、有监督的审判活动的话，那么，量刑活动长期以来被誉为人民法院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生产活动。没有监督的权力就必然产生腐败。在肯定刑事审判巨大成绩的前提下，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我国刑事审判中存在着不少量刑失衡的事实。量刑监督，不仅是公正司法、刑事法治的需要，而且更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保障。

量刑监督的现状和问题

人民检察院作为宪法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法院量刑活动及其结果进行监督。但是，由于对量刑观念的误解以及其他司法机制上的缺陷，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重心放在如何准确地定罪上，而对量刑活动很少过问。当然，也因为法院量刑活动的“秘密性”，导致了量刑监督的不可能性。近年来，学界和检察机关在探讨量刑建议权及其制度建构的同时，开始注重探索对量刑活动的监督问题。但是，量刑建议由于法院对量刑活动的垄断而充其量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对于量刑的过程和结论仍然无从监督。对于不公正的量刑结果的监督，目前还仅仅局限于通过抗诉程序对量刑偏差提出纠正意见，请求上级法院给予纠正从而保证结果公正。有时，如果上级法院坚持维持原判的刑罚，这种程序性的对量刑的监督也就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简言之，对量刑的监督效果式微。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是检察机关对量刑的监督尚未进入到整个量刑过程中，只是在量刑程序之外打转转，所以，也就难以与量刑的操作者——法官进行对话，也难以发现不公正量刑是怎样形成的，更难以对量刑者形成压力以促使其正确操作，自然，量刑结果就不会令人满意。说到底，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量刑的程序，而实践中，人民法院也缺乏一个基本的量刑操作规范，检察机关对量刑的监督也就不可能在程序范围内进行，监督力不从心就是必然的结局。

二是缺乏一套公认的量刑标准或量刑是否公正的评价体系，使量刑监督失却了一个可信的、相对客观的依据。这是对量刑监督难以进行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这样，评判标准不一，主观感受各异，就会出现检察机关认为量刑不当而法院却认为量刑得当的各说各有理的尴尬局面。

三是司法的民主化和透明度还有待增强。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我国刑事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已有所增强，但是，仅仅在犯罪事实、证据审查及定罪理由的阐释方面的公开和透明，尚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阳光作业”的期待，所以，量刑过程的民主性和公开、透明，对于有效实现量刑监督是十分必要的。

量刑监督的相关制度建设

如上所述，量刑监督不力的原因不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监督，而是我们怎样才能对量刑进行监督。概言之，要实现对量刑的有效监督，就必须进行相关的制度建设。

首先，尽快规范量刑程序。量刑不应是一种法官粗放“估计”的结果或者甚至是个人直觉的产物，而是具有严格程序制约、在该程序下对量刑事实或情节以及被告人适应刑罚能力进行充分论证并最终确定宣告刑的过程。在这一程序中，除了法院合议庭成员的参与外，应当有检察机关（公诉人）或者自诉人、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的参与，这样通过公正程序对各种量刑意见的综合所形成的量刑结论，就可以认为是公正的、适当的。将量刑作业置于阳光之下，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其次，确立量刑的实体标准。即由最高司法机关对有关量刑的事实和情节进行细化，设定个罪的量刑规格，确定最高限和最低限以及超越最低、最高限时所应具备的条件等。

应当承认，量刑本身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1）量刑主体本身具有复杂性，既受到固有的知识和智慧的制约，也会因其意志或情绪波动而影响行为选择从而影响量刑结果；（2）受刑人更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他为什么犯罪，对他判处怎样的刑罚才能“恰当地”对其进行报应以实现社会正义，同时这样的刑罚又能够抑制其再次实施犯罪的欲望而不过度？由此决定了确立量刑实体标准的难度。而且，该量刑标准还可能受到“客观归罪”的指责。但是，困难和指责不能成为无所作为的借口，况且没有一个较为细化的量刑准据，仅靠我国刑法中宽幅型的法定刑，要求量刑结果的确当，也是不现实的。

量刑程序范文篇8

一、具体做法

（一）调查分析近十年我院八类刑事案件的处刑情况，1999年至2008年我院审结的八类刑事案件共277年，涉案人数392人。其中交通肇事案44件44人，故意伤害案78件78人，抢劫案21件44人，盗窃案87件155人，强奸案11件11人，寻衅滋事案25件29人，诈骗案8件14人，敲诈勒索案3件6人。对上述犯罪人员的处刑情况如下表：

（二）制定量刑基准。通过分析这八类案件的处刑情况，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并根据最高院的两个试行文件，制定我院《量刑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共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为总则，第

灵台县人民法院近十年刑事案件处刑情况一览表

罪名案件数量刑格处刑

人数量种（幅度）处刑

人数所占

比例缓刑所占

比例

交通肇事44件44人＜3年34人拘役11人32%5人45.5%

6个月＜2年23人67.6%14人60.9%

3年＜7年10人3年＜5年10人100.0%7人70.0%

故意伤害78件89人宣告无罪11人12.4%

＜3年52人管制10人19.2%

拘役22人42.3%12人54.5%

6个月＜3年20人38.5%14人70.00%

3年＜10年31人3年＜5年21人67.7%

5年＜10年10人32.30%

＞10年6人10年＜12年4人66.70%

12年＜15年2人33.30%

抢劫21件44人＜3年17人管制5人29.4%

拘役3人17.6%8人66.70%

6个月＜2年9人52.9%

3年＜10年21人3年＜5年19人90.5%

5年＜10年2人9.50%

＞10年6人10年＜12年5人83.30%

12年＜15年1人16.70%

盗窃87件155人＜3年106人罚金9人8.50%

管制8人7.5%

拘役12人11.3%8人66.70%

6个月＜3年77人72.6%53人68.80%

3年＜10年35人3年＜5年27人77.1%

5年＜10年8人22.90%

＞10年14人10年＜13年14人100%

强奸11件11人＜5年10人6个月＜5年10人100.0%

＞5年1人5年＜7年1人100.0%

寻衅滋事25件29人＜5年29人管制4人13.8%

拘役9人31.0%5人55.60%

6个月＜5年16人55.2%8人50%

诈骗8件14人＜3年11人6个月＜3年11人100.0%

＞3年2人3年＜5年2人100.0%

敲诈勒索3件6人＜3年6人拘役1人16.7%

6个月＜3年5人83.3%

二章为分则。1、总则部分主要以刑法总则为依托，对指导分则适用的原则规定作了量的相对细化。在最高院的试行文本中，规定的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幅度过大，大量存在着减少基准刑百分之几十以上或以下的弹性规定，这些规定依然使得法官在量刑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我院在制定《量刑指导意见》过程中，对这些情况都作了细化。如将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80%；对有犯罪前科的，确定为增加基准刑的20%；被害人有一般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10%—20%。2、在分则部分，我院《指导意见》所细化的内容是法律、司法解释中的一些量刑细化的点，是法定的，即为量刑起点或量刑基准。比如我院《指导意见》分则中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盗窃价值1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300元，增加基准刑的20%，盗窃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盗窃价值为2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每增加500元，增加基准刑的10%。这些规定在遵循两个试点文件的前提下，大胆创新，通过对量刑调节幅度的进一步细化，确定了适用实际情况的基准刑，这不仅强化了最高院指导意见的可操作性，也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有效的规范。

（三）将量刑引入庭审程序。在试点阶段，我院首先将最高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基本精神向全体刑事法官作了传达，并组织全体刑事法官对两个试行本进行了讨论，在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后，让全体刑事法官高度认识到量刑试点工作的意义，并积极将规范化量刑引入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中。

1、规范了庭前准备程序，庭前向公诉机关送达量刑情节提示书，并交换意见，由公诉机关提交量刑情节建议书，明确被告所犯罪刑的法定刑幅度，并确定对被告人有影响的量刑情节。在向被告人，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同时送达量刑提示书，并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释明法律法规及本院规范量刑指导意见对相应罪名的基准刑规定。

2、规范了庭审控辩程序，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庭审调查程序，把庭审调查程序分为定罪事实调查和量刑事实调查两个阶段，在庭审中的定罪事实调查结束后，由审判长宣布进入量刑事实调查阶段，根据量刑情节提示书的规定，由控辩双方提供证据，分别归纳陈述被告人有无量刑情节，量刑情节的轻重、法定还是酌定，并且控辩双方均可对对方归纳的情节表示异议。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法庭辩论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案件事实和性质进行法庭辩论，第二阶段对案件中有无量刑情节或有异议的量刑情节进行辩论，由公诉人先发表量刑建议书，然后公诉人、辩护人可就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是否适用缓刑等展开相互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出现新的情况，可能对被告人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或者控辩一方提出中止量刑辩论的，法院可以决定是否中止量刑辩论或休庭，待查明情况后再恢复量刑辩论。

3、重视被告人最后陈述程序，被告人陈述作为庭审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实践中，法官却很少告知被告人可以就哪能些内容进行陈述。为了保证立法目的的实现，无论是被告人认罪还是不认罪的案件，都应当告知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容，即被告人可以就案件事实、证据、罪名和量刑等问题进行陈述，其对量刑有最后请求权。

（四）将量刑过程写入法律文书。为确保规范化量刑合理、公正地开展，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应当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和被告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和辩护意见，并做详细地记录。合议庭在合议时，对控辩双方的量刑建议和请求的评议情况，采纳结果，也应记入合议庭评议记录，在裁判文书中充分阐述采纳与否的理由及依据，以增强量刑的公开性，避免法官判糊涂案、关系案。对不能在判决书中细化的量刑规范，应在宣判后进行释疑（答复），并附量刑理由书，量刑评议表，做到一案一书一表。

二、初步成效

（一）揭开了量刑工作的面纱，深受社会好评。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开展，使“神秘”的量刑工作得到了有效规范，进一步增强了量刑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地避免了暗箱操作的现象，同时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社会各界的正面评价逐渐显现。大量案例和数据表明，量刑规范化的改革所追求的量刑均衡效果已初步实现。而量刑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程序适用于庭审程序中，通过审判人员对量刑事实的查明、量刑辩论的引导、量刑问题的评议分析，及判决中的量刑说理，更加增强了量刑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有效地消除了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暗箱操作”的误解和疑虑，也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公诉机关、律师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二）量刑活动日益规范，审判质量显著提高。1、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我院量刑活动得到了日益规范，审判人员量刑意识日益增强，量刑能力日益提高。通过对试行文本的学习，刑事法官对基准刑的概念和其确定方法有了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正确的量刑步骤，并能根据不同量刑情节，合理调节基准刑，规范的量刑意识逐步取代了以往的经验估堆，植入了审判的各个环节，量刑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2、量刑规范化试点后，在庭审中允许控辩双方对量刑发表意见，有助于人民法院作出客观公正的量刑决定，强化了人民法院量刑权的重要性，更有助于提高控辩双方对量刑结果的认同度，以量刑不公为理由的上诉、抗诉案件整体减少，刑事审判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三）树立了司法权威，实现了社会公正。不论是最高院出台的两个试行本，还是我院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都使得量刑规范化工作有据可查，公正均衡的量刑，公开透明的程序，进一步维护了司法的权威性，打消了人们对刑事审判量刑的顾虑，严密细致的量刑规范进一步确保了量刑的公正性，充分地保障了被告人以及被害人对刑事量刑的知情权、辩论权，确保了社会公正，体现了罚当其罪，罚当其刑的理念，也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存在的问题

（一）规范化量刑还需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大宣传，逐步推行。有的刑事法官对于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没有深刻地认识，而试行本的有关内容并不一定与本院的实际完全切合，协调好这些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当事人甚至律师人不了解，解释比较困难，尤其是当事人素质较低，一时难以适应、难以操作，或辩护人对量刑建议的幅度过大，这些都于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不利。

（二）在量刑实体上，现有文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个别案件基准刑确定方式，幅度变化有不合理之处（例如，贪污案件中，数额不好认定）；量刑调节幅度，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难以掌握，还需进一步规范、明确；财产刑中对罚金数额如何量化等成为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的“瓶颈”，影响了试点工作的开展。

四、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转变观念，加强舆论宣传，促使规范化量刑精神深入人心。首先，从试点工作的情况来看，规范化量刑的确对规范法官裁量权，解决罪刑均衡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对于此次改革，审判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勇于接受新生事物，对于量刑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应该在试点工作中不断探索完善，要认真吃透两个试行文件的精神，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保障，确保规范化量刑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继续加大于规范化量刑工作的宣传力度，优化量刑公开的外部环境，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涉及面广，不能由法院一家唱独角戏，特别是量刑程序的规范与完善需要多个部分的配合。我们建议通过联席会、座谈会等方式，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及律师之间的协调沟通，征求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建议，在各行其职的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解释、说理工作，充分调动诉讼各方参与人的积极性，为量刑程序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量刑程序范文篇9

一、具体做法

（一）调查分析近十年我院八类刑事案件的处刑情况，1999年至2008年我院审结的八类刑事案件共277年，涉案人数392人。其中交通肇事案44件44人，故意伤害案78件78人，抢劫案21件44人，盗窃案87件155人，强奸案11件11人，寻衅滋事案25件29人，诈骗案8件14人，敲诈勒索案3件6人。对上述犯罪人员的处刑情况如下表：

（二）制定量刑基准。通过分析这八类案件的处刑情况，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并根据最高院的两个试行文件，制定我院《量刑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共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为总则，第

灵台县人民法院近十年刑事案件处刑情况一览表

罪名案件数量刑格处刑

人数量种（幅度）处刑

人数所占

比例缓刑所占

比例

交通肇事44件44人＜3年34人拘役11人32%5人45.5%

6个月＜2年23人67.6%14人60.9%

3年＜7年10人3年＜5年10人100.0%7人70.0%

故意伤害78件89人宣告无罪11人12.4%

＜3年52人管制10人19.2%

拘役22人42.3%12人54.5%

6个月＜3年20人38.5%14人70.00%

3年＜10年31人3年＜5年21人67.7%

5年＜10年10人32.30%

＞10年6人10年＜12年4人66.70%

12年＜15年2人33.30%

抢劫21件44人＜3年17人管制5人29.4%

拘役3人17.6%8人66.70%

6个月＜2年9人52.9%

3年＜10年21人3年＜5年19人90.5%

5年＜10年2人9.50%

＞10年6人10年＜12年5人83.30%

12年＜15年1人16.70%

盗窃87件155人＜3年106人罚金9人8.50%

管制8人7.5%

拘役12人11.3%8人66.70%

6个月＜3年77人72.6%53人68.80%

3年＜10年35人3年＜5年27人77.1%

5年＜10年8人22.90%

＞10年14人10年＜13年14人100%

强奸11件11人＜5年10人6个月＜5年10人100.0%

＞5年1人5年＜7年1人100.0%

寻衅滋事25件29人＜5年29人管制4人13.8%

拘役9人31.0%5人55.60%

6个月＜5年16人55.2%8人50%

诈骗8件14人＜3年11人6个月＜3年11人100.0%

＞3年2人3年＜5年2人100.0%

敲诈勒索3件6人＜3年6人拘役1人16.7%

6个月＜3年5人83.3%

二章为分则。1、总则部分主要以刑法总则为依托，对指导分则适用的原则规定作了量的相对细化。在最高院的试行文本中，规定的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幅度过大，大量存在着减少基准刑百分之几十以上或以下的弹性规定，这些规定依然使得法官在量刑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我院在制定《量刑指导意见》过程中，对这些情况都作了细化。如将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80%；对有犯罪前科的，确定为增加基准刑的20%；被害人有一般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10%—20%。2、在分则部分，我院《指导意见》所细化的内容是法律、司法解释中的一些量刑细化的点，是法定的，即为量刑起点或量刑基准。比如我院《指导意见》分则中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盗窃价值1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300元，增加基准刑的20%，盗窃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盗窃价值为2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每增加500元，增加基准刑的10%。这些规定在遵循两个试点文件的前提下，大胆创新，通过对量刑调节幅度的进一步细化，确定了适用实际情况的基准刑，这不仅强化了最高院指导意见的可操作性，也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有效的规范。

（三）将量刑引入庭审程序。在试点阶段，我院首先将最高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基本精神向全体刑事法官作了传达，并组织全体刑事法官对两个试行本进行了讨论，在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后，让全体刑事法官高度认识到量刑试点工作的意义，并积极将规范化量刑引入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中。

1、规范了庭前准备程序，庭前向公诉机关送达量刑情节提示书，并交换意见，由公诉机关提交量刑情节建议书，明确被告所犯罪刑的法定刑幅度，并确定对被告人有影响的量刑情节。在向被告人，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同时送达量刑提示书，并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释明法律法规及本院规范量刑指导意见对相应罪名的基准刑规定。

2、规范了庭审控辩程序，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庭审调查程序，把庭审调查程序分为定罪事实调查和量刑事实调查两个阶段，在庭审中的定罪事实调查结束后，由审判长宣布进入量刑事实调查阶段，根据量刑情节提示书的规定，由控辩双方提供证据，分别归纳陈述被告人有无量刑情节，量刑情节的轻重、法定还是酌定，并且控辩双方均可对对方归纳的情节表示异议。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法庭辩论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案件事实和性质进行法庭辩论，第二阶段对案件中有无量刑情节或有异议的量刑情节进行辩论，由公诉人先发表量刑建议书，然后公诉人、辩护人可就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是否适用缓刑等展开相互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出现新的情况，可能对被告人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或者控辩一方提出中止量刑辩论的，法院可以决定是否中止量刑辩论或休庭，待查明情况后再恢复量刑辩论。

3、重视被告人最后陈述程序，被告人陈述作为庭审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实践中，法官却很少告知被告人可以就哪能些内容进行陈述。为了保证立法目的的实现，无论是被告人认罪还是不认罪的案件，都应当告知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容，即被告人可以就案件事实、证据、罪名和量刑等问题进行陈述，其对量刑有最后请求权。

（四）将量刑过程写入法律文书。为确保规范化量刑合理、公正地开展，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应当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和被告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和辩护意见，并做详细地记录。合议庭在合议时，对控辩双方的量刑建议和请求的评议情况，采纳结果，也应记入合议庭评议记录，在裁判文书中充分阐述采纳与否的理由及依据，以增强量刑的公开性，避免法官判糊涂案、关系案。对不能在判决书中细化的量刑规范，应在宣判后进行释疑（答复），并附量刑理由书，量刑评议表，做到一案一书一表。

二、初步成效

（一）揭开了量刑工作的面纱，深受社会好评。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开展，使“神秘”的量刑工作得到了有效规范，进一步增强了量刑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地避免了暗箱操作的现象，同时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社会各界的正面评价逐渐显现。大量案例和数据表明，量刑规范化的改革所追求的量刑均衡效果已初步实现。而量刑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程序适用于庭审程序中，通过审判人员对量刑事实的查明、量刑辩论的引导、量刑问题的评议分析，及判决中的量刑说理，更加增强了量刑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有效地消除了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暗箱操作”的误解和疑虑，也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公诉机关、律师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二）量刑活动日益规范，审判质量显著提高。1、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我院量刑活动得到了日益规范，审判人员量刑意识日益增强，量刑能力日益提高。通过对试行文本的学习，刑事法官对基准刑的概念和其确定方法有了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正确的量刑步骤，并能根据不同量刑情节，合理调节基准刑，规范的量刑意识逐步取代了以往的经验估堆，植入了审判的各个环节，量刑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2、量刑规范化试点后，在庭审中允许控辩双方对量刑发表意见，有助于人民法院作出客观公正的量刑决定，强化了人民法院量刑权的重要性，更有助于提高控辩双方对量刑结果的认同度，以量刑不公为理由的上诉、抗诉案件整体减少，刑事审判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三）树立了司法权威，实现了社会公正。不论是最高院出台的两个试行本，还是我院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都使得量刑规范化工作有据可查，公正均衡的量刑，公开透明的程序，进一步维护了司法的权威性，打消了人们对刑事审判量刑的顾虑，严密细致的量刑规范进一步确保了量刑的公正性，充分地保障了被告人以及被害人对刑事量刑的知情权、辩论权，确保了社会公正，体现了罚当其罪，罚当其刑的理念，也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存在的问题

（一）规范化量刑还需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大宣传，逐步推行。有的刑事法官对于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没有深刻地认识，而试行本的有关内容并不一定与本院的实际完全切合，协调好这些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当事人甚至律师人不了解，解释比较困难，尤其是当事人素质较低，一时难以适应、难以操作，或辩护人对量刑建议的幅度过大，这些都于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不利。

（二）在量刑实体上，现有文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个别案件基准刑确定方式，幅度变化有不合理之处（例如，贪污案件中，数额不好认定）；量刑调节幅度，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难以掌握，还需进一步规范、明确；财产刑中对罚金数额如何量化等成为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的“瓶颈”，影响了试点工作的开展。

四、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转变观念，加强舆论宣传，促使规范化量刑精神深入人心。首先，从试点工作的情况来看，规范化量刑的确对规范法官裁量权，解决罪刑均衡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对于此次改革，审判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勇于接受新生事物，对于量刑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应该在试点工作中不断探索完善，要认真吃透两个试行文件的精神，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保障，确保规范化量刑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继续加大于规范化量刑工作的宣传力度，优化量刑公开的外部环境，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涉及面广，不能由法院一家唱独角戏，特别是量刑程序的规范与完善需要多个部分的配合。我们建议通过联席会、座谈会等方式，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及律师之间的协调沟通，征求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建议，在各行其职的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解释、说理工作，充分调动诉讼各方参与人的积极性，为量刑程序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量刑程序范文篇10

一、大陆法系国家

（一）德国

在德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量刑建议制度，但实践中仍然存在量刑建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庭审理中的辩论阶段，二是处罚令程序。在德国刑事审判的辩论过程中，除非双方在案件本身和刑事政策上都达成了一致的观点，否则建议可能没有作用。因此，对于建议是否有任何真正的目的是有疑问的。理论上，检察官向法官提供所有相关的信息而不管这些信息会增加刑罚还是减少刑罚。既然检察官的建议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对法官的判决的裁量是没有宪法上的约束力的)，既然在实践中只有那些受到尊重的和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的建议才会被接受，那么总体上看来只有很少的理由让检察官来建议一种刑罚的使用。虽然量刑建议没有法定的约束力，但是由于检察官可能比法官更加了解被告人，因为法官只在法庭上见过被告人，而检察官可能己经见过被告人，甚至知道被告人的犯罪前科以及家庭情况。如果一个检察官更加有经验和更为专业化，为此，法官也会受到检察官建议的刑种和刑期的影响并且做出相应的回应。正因为如此，那些缺乏经验的或者那些出了名的建议过于激烈的检察官所做的建议的直接影响就比较小。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六编规定了一种特别程序即处罚令程序，属于提起公诉的一种特例，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在此程序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依据法典规定，在属于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审理的程序中，对于轻罪，依检察机关书面申请，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以书面处罚令确定对行为的法律处分。检察官要在根据侦查结果认为无审判必要时提出这个申请，申请应当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也就是检察官对定罪及量刑予以建议的内容。这些法律处分主要是指罚金、保留处罚的警告、禁止驾驶、追缴、没收、销毁、废弃、对法人或联合会宣告有罪判决和罚款、免予处罚等。在处罚令程序中，检察官提出了书面申请，就是提起公诉，法院在收到检察院书面申请后，不必听取被告人陈述，法律也没有赋予被告人陈述权；法律规定被告人在不服处罚令时对其提出异议，由此启动普通的庭审程序。一般情况下，法院根据检察院的书面申请，以处罚令的形式认定被告人有罪，确定对其的处罚，检察官的定罪和量刑建议多数被采纳。处罚令程序在德国司法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约整个刑事案件的一半左右是通过处罚令程序来处理的。

（二）日本

日本刑事诉讼程序中，量刑建议在论告和求刑程序中体现得十分明确和具体，论告和求刑是日本刑事诉讼中非常有特色的程序。论告即法庭在证据调查终结后，检察官就案件事实及适用法律问题，总结性地陈述控方的意见。求刑则指请求量刑，它是检察官论告的落脚点。在绝大部分案件中，被告人已知罪责难免，主要关心的是刑罚轻重，通常公众对此也很关心，因而在实务中，所谓的量刑行情和检察官的请求处刑发挥着重要作用。[1]据此，在日本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检察官向法庭裁判官提出对被告人量刑的具体意见既是检察官的权力，也是检察官的义务。[2]可以说，求刑是检察官对案件综合评价的最集中的表示，它是论告的结论，是检察官对案件处理的结论性意见，是检察官执行庭审职责的归宿点。通过长期的司法实践，日本检察官的求刑已形成了一些基本原则：1、求刑既要符合罪责相适应的原则精神，也要综合考虑如何更好地体现刑事政策；2、求刑既要追究被告人的罪责，又要考虑到为被告人今后的改造创造有利条件。按照法律规定，日本检察官求刑的范围不仅包括主刑，同时也包括附加刑。求刑程序要求检察官的求刑必须具体，要有具体的刑名、刑期、金额、没收物、价格等。同时法律还规定如果检察官认为执行犹豫(缓刑)对改造被告人更为有利，也应当在求刑中明确提出。日本检察官的论告及求刑意见是否被采纳，由法庭裁判官决定。一般情况下，法庭裁判官做出判决时，都尊重和充分考虑检察官的论告和求刑意见。据统计，日本90%以上刑事案件的判决，与检察官的论告及求刑意见基本一致。[1]日本检察官的求刑权还有一个保障机制，即公诉人提起控诉。根据法律规定，公诉人对第一审判决不服，有权向其第二审裁判所提起控诉。控诉的理由中有一项就是量刑不当。量刑不当，一般是指第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的量刑畸轻或畸重，或超过法定限度，或未按照幅度裁量或与检察官的求刑差别过大。第一审判决如果有上述情况存在，检察官应当依法提起控诉。

二、英美法系国家

（一）美国

在美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主要体现在控辩双方“辩诉交易”制度中。辩诉交易在美国司法实践中运用得十分广泛。据统计，美国芝加哥、洛杉矶等州约有80%以上的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方式结案的。[2]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中的量刑建议权具有主动性特征。辩诉交易是检察官的权力而不是被告人的权利。理由是：一是被告人可以拒绝接受检察官提出的辩诉交易建议，包括较轻的量刑建议，但他无权要求得到辩诉交易。二是是否进行辩诉交易和哪个被告人进行交易，只能由检察官决定，特别是在多名被告人共同犯罪案件中，检察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同其中的某个被告人进行交易，这种结果就等于以不同的方式决定了另外共同犯罪人的命运。司法实践中，如果辩诉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检察官应当在法庭传讯时告知法官，对此协议法庭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如果接受，法院就不再对该案件进行法庭调查和审判，而是确认双方协议的内容，即法院直接从法律意义上确认检察官起诉的罪名和量刑建议。这实际上等于由检察官来决定被告人的罪名量刑。

在提交法院审判的案件中，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也有所体现。因为当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后，法官也要给辩护人及其辩护律师以机会，提出请求减轻刑罚的事实和意见，缓刑监督官要向法院提交一份报告，内容包括被告人的家庭，经济状况，有无前科等内容以及量刑和缓刑的建议，而检察官可以配合缓刑局制作判决前的调查报告，有时可就判刑提出建议。

(二)英国

英国检察官一般不就量刑问题向法庭提出建议。在英国，传统上认为，在量刑听证阶段，控辩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定罪阶段那么强的对抗性，检察官出席听证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就犯罪事实及被告人的性格和履历提出证据，目的是协助法官确定量刑的事实基础，因此要尽量保持中立立场，不能以使被告人受到重刑处罚为努力目标。英国检察官最多是提请法官注意适当的量刑原则，在陪审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裁决之后，适用哪种法律判处被告人刑罚，属于法官的职责和权限，法庭可以就有关判刑的各种情况进行调查，有时甚至需要举证和辩论，在此基础上法官才作出量刑与判决。

三、比较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