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发展范文10篇

良性发展范文篇1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发展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救济途径主要有举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举报是指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予以调查处理。这一救济方式简单易行，但公民一般不能及时得到答复。实践中，这也不是公民首选的救济方式。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具有专业、全面审查的优势，但公民有“官官相护”的心理忧虑，对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持有不信任的态度。①从而，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成为公民主要救济通道。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信息公开不规范、当事人胜诉率低等现象，本文探索提出以下新的方式途径，促进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良性发展。

一、合理界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解决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核心就在于审查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公开范围。“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行政机关指明了信息公开原则和方向。如何界定政府信息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和难点，如过程性信息、内部信息、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的认定。在此，通过界定政府信息进一步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提供依据。首先，根据《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七条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的规定，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其次，行政主体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对外部主体权益产生影响的信息为政府信息，否则属于行政机关内部事务管理中产生的过程性信息。再者，政府信息的来源主要包括按上位法授权制定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开展具体工作中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等，以及从其他行政机关、组织或公民处获取的基本信息，如公民企业的纳税情况、权属登记等信息。②最后，政府信息是以一定的载体媒介存在的，包括纸质文本、互联网电子平台信息等，这是行政相对人能够感知和获取信息的途径。从高效便民性角度出发，可以规定行政机关信息途径和载体，以及公民获取信息的方式。

二、行政复议作为救济纠纷的主渠道

《条例》第33条第2款没有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复议前置作出特殊要求，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4条的规定，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当事人在寻求救济时，可以自由选择行政复议或是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制度作为诉前救济程序，并非绝对能够化解矛盾，但确实具有过滤争议、减轻法院审判压力的功能。从2018年全国各地市一审诉讼案件数来看，百分之八十的案件都是未经过行政复议程序，直接诉讼;从法院的判决结果来看，百分之六十的结果要求被告重新审查并答复当事人。这就意味着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质审查权在行政机关手中，法院的判决并没有实质解决纷争。随着社会司法实践的发展，也开始发生变化，司法救济当然是最有力，但未必是最有效的救济手段。③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是各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内部有自我纠错、自我约束的救济能力。美国早在2007年修订《信息自由法》时，就设置了政府信息服务办公室，并赋予其处理信息公开纠纷的职责，以行政机关的内部救济手段为主保障公民信息公开的权利。④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政府解决信息公开纠纷的司法实践，可以规定复议前置，同时建议设立专门的信息公开委员会，专门负责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争议，这不仅有利于纠纷的专业化化解，减轻司法负担，也使行政复议成为解决行政纠纷的主渠道探明了路径。⑤

三、限制不具有正当目的的滥诉行为

良性发展范文篇2

［关键词］文化产业；国家文化利益；文化战略；文化软实力

在这个全球自由贸易市场高度开放、经济与文化资本流动不断加速的时代，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尤为重要。利用文化产业输出本国的价值理念，扩大本国传媒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本国信息播报的舆论效力，形成本国文化软实力，不断巩固本国文化利益，是当今时代的文化竞争趋势。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文化产业对我国进行“文化输入”和文化市场占领的格局，我们应当以高质量的文化产业水准彰显我国文化形象，奠定国际文化地位，积极定位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布局，实现文化产业的结构升级、内容升级、技术升级，建立开放、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并以公共力量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从而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在文化产业的繁荣中扩大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将我国建设成为文化产业强国，以确保国家文化利益。

一、把握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价值取向

（一）价值取向一：注重文化导向与遵循市场规律。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的文化产业属于产业经济范畴，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力形态，构成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而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内容则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提出经济基础的发展是上层建筑的基石，也就是说，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更新发展只能成为虚言妄谈。而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意识形态的生成之间始终具有内在联系，即意识形态的产生不仅需要文化的支持，同时还通过文化产品体现出来。这就表明，要想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进行引导，就既要遵循社会精神文明建构的原则，符合主流文化导向，又要坚持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契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从思想层面加固文化安全的盾牌；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大潮要求我国文化产业以开放的姿态与国际市场进行融合，并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实现从文化经济层面对国家文化利用进行维护的目标。也就是说，只有将文化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文化发展的经济潜力，推进文化资本的高效增值，提升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提高我国防御外来文化侵袭的能力，实现文化安全的建构和国家文化利益的维护。（二）价值取向二：建设多元化的理念、管理与资本体系。第一，理念内部结构和外在表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始终坚持文化理念、开放理念和产业理念是关键性的三个影响因素。从内部联系上来看，文化理念是所有活动开展的基础，开放理念是推动活动顺利进行的保障，而产业理念则是驱动目标实现的动力，三者缺一不可，不可独立存在。文化理念整合并反映了文化产业相关信息，其需要传播、交流平台，并要注意保证文化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以保障文化安全。在此，需谨防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要认识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开放性和时代性，要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同时，还要积极建构合理的文化法治体系，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法治支撑。开放理念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上升空间，也是文化安全体系建构的要素之一。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是文化创造，其往往来源于跨文化的碰撞，即不同类型和内涵的文化上的融合为新型文化，由外至内改变着文化价值观，由简至繁丰富着文化内容。并且，文化产业发展还涉及诸多文化要素变量，如网络信息技术推动了网络文化的发展，视觉技术加速了视觉文化的演变。显然，我国不同地域之间应互相开放、互通有无，如中西部地区应从东南沿海地区寻求助力，东南沿海地区也可以借用中西部地区文化资源[1]；各地区要在彰显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实现跨文化式的创新发展；并且，各经营主体还要积极引进新兴科技来加速文化内容和形态的迭代。产业理念即提高文化产业的产业化规模和市场化程度，这是保障文化利益强有力的经济后盾。唯有充沛的产业意识和高度的市场化觉悟，才能促进文化产业的良好运营，这主要包括拓展产业链和重塑文化市场主体两大要点。其一，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经济体系和经济聚合力决定了其在一定区域内的产业经济链，即在保证文化产品具有创新平台的同时，还能够节约文化产品的资本投入，提高产品生产的效率。因此，在发展文化产品时，可以建立一条从原材料、生产、包装再到销售的系统化产业体系，其具体策略包括：市场细分、针对性“撒网”、利用文博会等平台实现文化产业链的国内深化与国际延伸。其二，重新选取一支具有自我经营能力和强大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队伍，并在这一基础上建构文化产业集团，以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系统性的组织支持。第二，管理体系和结构的多样化，即文化管理体系内权力的分化及文化安全体系的建构。在文化改革体制背景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进步是改革的重点，这就要求在发展进程中要看到文化对象的个体差异性，即制定有针对性的文化发展策略。这一要求实际上就是要将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国家文化利益进行有机结合，即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进程的同时，还要保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面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进程关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其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在提升我国国际文化竞争力的同时，将文化软实力作为保护我国文化发展的一道屏障。从权利和义务层面来看，要想实现前一目标则需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而要想实现后一目标则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这种权利上的分配就决定了政府由原来的发展文化角色转变为管理文化的角色，文化主体也由原来的政府部门转移至包含民间企业、文艺团体等众多社会力量的群体性单位。从文化产业发展原则上来看，其发展重点便是文化市场的开放性。因此，政府作为文化发展主要的引导者，要适当地开放文化市场的权限，积极与民营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保证市场内部格局分布的合理性和系统性。除此之外，还要积极引进外来文化经营主体，推动文化合作与交流，增进我国优秀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增强我国的国际文化竞争力，推动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的实现。第三，资本的多样化。从保障层面来看，文化产业顺利发展的资金支持和国家文化利益的维护离不开资本多样化的支持。较好的资金支持显然可以加速国家文化利益的实现，因此，多样化资本投入颇为关键。首先，从金融资本投入层面来看，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政府除设立引导资金之外，还要推动建构完善的文化融资体系，降低文化产业融资标准，扩大文化产业融资规模。与此同时，政府还要积极利用金融手段和技术对投资风险进行规避和预防，以保证文化产业融资机制的安全，推动多元融资格局的形成。此外，要鼓励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拓宽资本引入途径，增加竞争活力。其次，要深刻认知资本多样化的内涵，资本多样化的主体不仅包含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还包含文化资本。从内部结构上来看，文化资本由信息、多媒体技术和符号等要素构成，其实质并不是单一的文化资源形态，而是对文化创意内容的一个统称，而且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随着非物质经济的发展而丰富[2]。多样化的文化资本将会为文化产业的进步提供全新的发展源泉，同时能够增强文化产业的社会影响力，为文化产业的内部结构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血。总之，实业资本、金融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多方向发展将会为文化产业和国家文化利益提供资本保障。

二、明确以文化产业巩固国家文化利益的路径

（一）确立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战略。我国的文化产业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文化产业的经营中缺乏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文化安全意识，没有围绕国家利益建立相关舆论导向和政策体系。因此，一些经营主体的行为有时会与国家文化利益相悖。例如，一些国内文化经营者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为获取一时利益互相诋毁打压、展开恶性价格战。这种盲目竞争让国外经营者坐收渔利，更有甚者会被国外的相关企业利用和掌控，导致我国的文化资本外流和关键性信息外泄，造成国家文化安全危机。还有一些国内文化企业长期为国外文化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仅仅对已在国外设计成型的文化产品进行简单加工[3]。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进行“经济殖民”，更在进行“文化殖民”。国外强势文化资本的大举入侵导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空间一度遭受挤压，一些实力有限的国内中小文化企业甚至受到外部势力遥控和摆布。对此，我国必须综合多种手段提高文化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等各阶段的独立自主性，倡导生产有民族特色、有文化底蕴的文化产品，并扶持这些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维护国家利益。（二）建立完善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建构科学高效的文化安全预警体系，必须对我国现有的文化产业情况进行实证调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合理的文化安全标准。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对文化市场上的文化产品发展情况进行调查，还要对能够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在危机进行预测和分析，以期能够对文化产业不良发展风险进行规避。要想实现以上目标，就要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分别从法制层面、政治层面和经济社会层面对文化发展进行监控，及时对危害文化安全的风险进行归类和提出预防方案。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关注，检测网络文化对于舆论的影响，保证网络信息传播环境的稳定性和价值结构的正向性。同时，还要增强对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控制，建立完善的外贸文化市场监控机制，引导文化外贸企业自律自强，保证外贸文化产品交易的安全性。（三）推进文化产业民营化。显而易见，仅仅依靠国有资本不能解决文化产业发展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专业能力不强、管理体系不善等问题。要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健康合理、协调有序、平衡稳定的发展，构筑有利于文化创新的优质环境，就一定要推动民营资本介入，要制定加速我国文化产业民营化发展的策略。政府相关部门要充分挖掘蕴藏在社会各个层面中丰富的民营资本，把过去一直由国家操办的大部分文化项目交由其经营和处置，要不断改革现有的文化产业体制机制，降低文化市场门槛，鼓励非经营性文化艺术组织参与到文化产业建设中[4]。应当注意，文化产业民营化并不是要意味着私有化，而是要通过扩大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来提升文化产业建设的社会性、共享性、群众性，即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软实力建构进程中。在此过程中，民营化依然强调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领导权，同时也关注着对国家文化利益的维护，也就是说，禁止某些组织或机构为私自谋取经济利益而摒弃社会文化利益。国家必当始终保持对文化的领导权。因此，当前政策主张在政府发挥原有调节作用的基础上，继续明确国有文化企业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进一步凸显民营文化产业在国家产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正向作用。（四）执行文化市场适度准入原则。适度开放我国文化市场和扩大文化产业经营权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政府在掌控国家文化主权的基础上，要对国外优秀文化和文化产品进行积极引进和学习，以刺激我国文化产业根据国际趋势积极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市场战略、学习先进理念、改进宣传策略、促进产品创新、提升服务质量，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要开放一些多元类型的文化贸易，进一步促进文化“引进来”，推动文化共赢市场的建构。同时，还要明确文化的适度引入并不单单是一种空间上的文化融合，更体现出一种文化发展的时间准则，即必须循序渐进地实现价值观对接和“文化共生”，不可一蹴而就。总之，对国际国内文化产业动向的敏锐监测，与对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对外开放程度松紧适度的把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前者侧重于文化筛选能力和净化能力，后者则强调了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两者均旨在防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五）出击国际文化市场。随着对外开放进程加速，政府的经济职能也逐渐变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向。在文化产业领域，对内经济职能要求政府要积极发挥自身的文化市场调节作用，制定相应政策对市场进行规范，并正确认知我国的本土文化，对其内在价值进行整合、评估和挖掘，在此基础上建构具有可持续性质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对外经济职能要求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调控作用，主动参与到国际文化市场交易准则的建构中，进而推动我国文化迈向世界，拉近各国文化与我国文化之间的距离。只有做到以上两点，才能保证我国文化产业在有利的环境中运行。由于文化产品的贸易具有文化价值观念输出的作用，因此，在展开国际文化贸易时，一定要注重传播文化产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要体现本国文化精神力量。若一国文化产品呈现出巨额贸易顺差甚至对外倾销局面，则说明该国家具备“不战而胜”的强大文化竞争力；反之，则将对其构成文化威胁。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文化立场，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性吸收，更要不遗余力地推动我国文化“走出去”。我国要改革原有的文化产品外贸机制，如在继续健全文化产品意识形态审查制度的同时简化文化产品出口审批程序、开放更多文化贸易自主权，助力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同时，要遵循选择性原则，在引进外国文化产品时，要把好文化安全关；在出口我国文化产品时，要着重展现中华文化的辉煌成果，寓意识形态于文化形态之中，抢占国际文化市场的先机。总体而言，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自主性和开放性有机结合的国际文化贸易原则。（六）优化国际文化贸易的规则环境。国际文化市场强调公平的游戏规则和自由的竞争环境，这就要求我国在竞争中必须遵循规则、明确权限、抓好文化导向、建好市场机制。在对外引资方面，既要看到外来资金带来的经济利益，又要考虑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问题。因此，我国要对WTO的资金保障体系进行有效利用。除此之外，我国还可以通过对原有政策的改良和丰富来提升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保障性[5]。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中必须遵循国际自由贸易的原则，即保证在维护我国本土文化的同时，又符合国际贸易的相关法规。并且，由于文化产业往往呈现链状发展，文化产品的贸易必然涉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在文化贸易中，一定要对其相关产品的准入标准进行规定。只有强化规制、严格管理，才能维护国内文化环境安全和国际文化市场秩序，进而凸显我国文化产业的主导性。并且，全面开放的国际市场对我国的文化法治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我国既要保证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符合自由贸易原则，又要符合国际相关法规体系，还要有利于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三、探索以创新驱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对策

（一）全方位系统化推进文化创新能力建设。增强民族文化创新性，提高文化创新系统性，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要从根本上增强民族文化的创新性，就要基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摒弃我国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依赖性，鼓励我国社会各界进行文化创新，提供一个社会性的支持环境。要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治体系和体制机制，尊重文化创新成果；要鼓励民众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言论，对侵犯他人言论自由的行为进行约束，建构合理的言论自由标准，实现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维护；要为民众文化创新提供法律保障，对不利于文化自由创新的政策予以修订；要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激励文化互鉴和文化创新；要强化政府作为文化创新体系建构主导者的行政效能和服务于社会各界文化创新主体的服务效益[6]。要认识到，以“内容为王”取代传统文艺创作的文本中心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实质上，文化创新强调的不仅是文化形式的新颖性，同时还包括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这些属性在文化产业中转化为独特的文化价值。只有我国文化产业具有高度创新性，才能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进而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从宏观角度来看，文化产业的发展要符合当代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在文化发展理念上及相关体系的建构上都要打破原有的体制机制障碍。首先，政府的职能要有所转变，要坚持政府的主体性在于间接管理文化，而不在于创办文化；其次，要加大文化发展政策的开放性，即在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要积极引进社会力量，促进文化经营权力的分化，同时要加强金融支撑，积极引进各方资金，保证文化产业具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再次，要推动文化法治体系建立健全，改变文化领域主要依靠政策管理的局面；最后，要加速由“文化+”带动的全产业融合进程，全面革新文化业态。总而言之，文化创新发展机制的核心任务在于释放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文化创新发展机制的中间环节在于盘活作为文化产业生产及服务提供者的文化企事业单位。（三）改革壮大跨国文化产业集团。在完善文化外贸体系的背景下，组建和壮大跨国文化产业集团是优化整个文化贸易结构，提高文化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的重要途径。第一，使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经营能力较强的文化企业在外贸体系中充分发挥出主导性作用；第二，要充分认识到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合理选取文化产业重点发展区域，高效利用当地文化资源来打造地方龙头文化企业；第三，要积极推动外向型文化企业建设，建构对外文化产业运营机制；第四，政府要强化服务意识，积极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企业提供丰富的国内外文化产业贸易信息，并可以组织国内外文化企业开展经验交流座谈会。如此，才能为跨国文化产业集团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壮大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和良好的环境氛围，我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才有强大的动力。当前，还要利用好“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建设文化交流贸易平台。通过项目开发、产业创投、金融合作等方式寻求战略合作伙伴，搭建经贸平台。更重要的是，要在对外文化贸易中寻求文化价值最大公约数，创造“共享价值”，从浅层的“走出去”（走向世界）到深层的“走进去”（走进世界人心），这需要我国跨国文化产业集团更加注重策略技巧。（四）占领文化科技的制高点。科学技术从来都是社会生产方式更新、社会分工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思想理论革新、文学艺术创新、人类进一步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社会现代化的先导。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达国家无一不高度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技创新、技术升级等重要工作。现在正处于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我国科技突飞猛进，但是仍然缺乏限制和筛选由国外文化信息输入的技术手段[7]。我国宣传文化部门应与科技部门对接整合，研发高新技术，尤其是文化传媒技术在文化产业实践中的运用，大力革新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方式；要重视对专业性文化科技人才的培养，力求在不远的将来有一批科研人才、技术人才、设计人才服务于我国文化生产领域，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高科技含量的文化产品，赶超发达国家，抢占产业发展先机[8]。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构建应对他国技术偷袭的严密防控网，坚决维护我国文化科技安全。当前，我国要积极利用科技进行“文化智造”，紧密结合工业4.0进程，开启文化产业的智能化时代。

参考文献：

[1]李墨丝.国际贸易体制的新变革与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应对策略[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8）:62-68.

[2]严以新.推动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有效对接[J].唯实（现代管理），2014（6）:31.

[3]江凌，陈轶欧.论国家文化贸易安全：基于国际文化贸易比较的视角[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8）:77-83，92.

[4]梁鑫，章素珍.外国文化产业资产管理模式的经验借鉴及改革启示[J].经济体制改革，2019（4）:174-179.

[5]李嘉珊，王伯港.新时代构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新格局的有效策略[J].国际贸易，2019（3）:73-80，90.

[6]黄国群，肖乐乐.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政策走向与创新路径研究[J].情报杂志，2018，37（3）:86-93.

[7]张峰，张士栋.信息时代下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8（6）:25-27.

良性发展范文篇3

改革开放前，国内在文艺思潮的导向上是单一的，改革开放后，文艺政策做了调整，开始提倡多样化。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使各种思潮开始初露端倪，创作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政府放宽对文化的管制，使得艺术家能以个人角色参加非官方机构或学术团体策划的展览，通过获得民间赞助从事创作和推介自我。这些变化对艺术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融入国际潮流向多元化发展。80年代，河北省的画家群主要集中在石家庄、保定等地各高校。从地理上看，这些地区和作为当代艺术中心的北京之间有着理想的距离，使艺术家既能与当代艺术前沿保持即时接触，也能游离出来把握一个相对的距离。这种与潮流若即若离的关系对艺术家保持独立性和潜心思考是很必要的。

80年代西方当念的引进带给每个艺术家很难回避的巨大冲击，85思潮就是对这种冲击的一次反弹。不可否认，85思潮在促使艺术家转向对自我体验的反思和表达方面、帮助艺术家清晰地看到自身相对于现代性大背景下的个体价值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但同样应该看到它在消化吸收西方观念上所表现出的仓促和浮躁，可以说中国用很短的时间演练了整个西方现代艺术史。而这个时期正值上述河北艺术家艺术理念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当全国都被卷入这种普遍的浮躁时，河北画家却大都保持了一种良好的定力，潜下心来按照各自的轨迹延续一种自我探索。这种同时保持了独立性和前沿性的自我把持，是和恰当的距离感分不开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人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受到市场过快发展的负面影响。那是一个崇尚学术的年代，出版界争相出版西方思想界的经典著作，很多艺术家将艺术理念奠定在自我关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哲学思考之上。关于如何面对人的命运，尼采那种豪迈的征服式人生态度和悲剧性审美意识、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反省——在所谓“进步强制”的现代性之下人如何追寻自我的精神家园这些哲学性思考启发了艺术家对自己成长其中的过去和现实做出深刻反思。对那个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糅合了伤痛、幻灭和悲壮情怀的复杂图景，这种复杂的情怀很难用现实主义的形式来承载。面对这个问题，河北画家们并没有选择让绘画承载过多的精神负荷，而是不约而同地转向对语言本身的探索，希望通过自我的语言尝试间接表达一种个体或群体的经验。

良性发展范文篇4

关键词：林业；良性循环；发展措施

1前言

林业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建设，应当建立林业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营林生产与林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而要想实现林业的良性循环发展，不仅需要确保林业发展具有经济方面的可持续性，同时在生态及社会方面都需要确保具有可持续性。这就需要相关人员根据当地林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最为合适的林业发展模式，从而确保在投入最少的人力、物力及财力的基础上，实现林业经济效益产出的最大化。同时在生态方面，能够调节和修复林业的生态环境；在社会方面，在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和谐、稳定发展[1]。

2营林生产与林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对于任何地方的林业生产经营与林业生态而言，这两者都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的存在，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营林与生态的共同发展，使得林业走上良性的发展之路。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林业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够进一步促进营林的发展，而营林生产的顺利进行又能进一步促进林业的生态化。如果一味地追求营林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而忽视林业的生态效益，会导致林业生产经营走向末路。而一旦追求林业的生态效益而忽视营林生产的重要性，就不能将营林生产的经济效益充分体现出来，也不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因此，需要相关人员理清两者的关系，在发展营林生产的同时注重林业的生态效益，使得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从而实现我国林业的良性循环发展。

3建立林业良性循环发展的措施

要想实现林业的良性循环发展，需要根据林业的实际发展情况，不断完善和改进相应的发展模式，从而在确保营林生产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将其生态性能充分展现出来。基于经济、生态及社会3方面利益的基础上，对如何更好地实现林业良性循环发展的措施进行了研究与探索。

3.1对林业产品结构进行调整

为了实现林业良性循环发展，需要对传统的林业产品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将先进的营林生产技术及管理理念充分应用于林业之中，这样不仅能够使得林业产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能将林业所具有的生态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以实现林业良性循环发展的目的[2]。

3.2加大林产品的开发力度

受我国林产品生产企业所处的大环境影响，在对林产品进行开发与利用时，仍以提供林业原材料为主，这样使得对林业的开发应用较为单一，并且缺乏相应的竞争能力，导致我国林业产品在开发效率低下的同时，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因此，作为相关的生产企业，需要对市场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并不断加大对林业产品的开发力度，从而使所生产的林业产品具有更高的价值。

3.3将营林生产的附加值充分发挥出来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愈加强烈，并且非常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林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为了实现林业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在进行高效营林生产的同时，还需要将林业的附加价值充分展现出来。比如大力发展林下种养殖业，将林木产品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同时结合花卉园艺的培育，大力开发营林生产的旅游市场[3]。通过这一系列的有效举措，能够在进一步提高林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将其所具有的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充分展现出来，实现林业的协调、稳定发展。

3.4完善林业生产制度

在如今科技日益发达的社会，要想实现林业良性的可循环发展，需要充分应用先进的林业生产技术，并采用科学、有效的管理措施加以管理，这样能够在减少营林生产投资的同时，使得营林生产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质量。因此，作为各地区的林业部门，需要积极引进先进的营林生产技术和营林管理理念，对于落后的营林生产制度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使得各地区的林业生产制度能够与当地的林业实际发展情况相符，这样就能够使管理人员在日常的营林生产工作过程中有规可循，将营林生产与营林生态进行更加有效的融合，在确保这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基础之上，实现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林业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有关部门，需要根据当地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合理的生产发展模式，在搞好林业经营的同时，确保将林业的生态效益充分展现出来。只有实现了林业生产经营与林业生态效益之间的有效协调，才能使得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从而推动我国林业走上良性的发展道路，最终实现营林生产与林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杜敏英 单位:国营库伦旗敖伦经营林场

参考文献：

[1]蒋志东.浅析玉溪生态立市与林业可持续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对策[J].云南科技管理，2011（1）：34-37.

良性发展范文篇5

论文摘要：本文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价格上涨因素及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等各种观点进行了述评，指出了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过程中货币政策与土地财政政策运行中的两大困境，分析了土地财政政策怪圈，论述了过渡的房产税、规范的物业税将要实施的国内外背景，提出了制定中、东、西和城乡差异化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成立土地银行的构想，实现我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均衡、良性发展。

一、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及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研究方面

1998年我国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房地产价格一路攀升，从指数上看，2004年达到高峰（见图1）。即便是面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在2008年出现短暂下跌过后，即再次上涨。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2009年房地产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的局面，其涨幅甚至超过2007年高峰期，这一年成为15年来房地产价格涨幅最大的一年。全年新房成交价格涨幅超过了20%，达到24%。房地产销售日渐火爆，乃至向疯狂演变。2010年中央出重拳遏制房地产价格上涨，到目前为止，虽然销售量有所萎缩，但价格依然保持坚挺。

图1：1998-2009年中国房地产价格指数

对于房地产的价格发展趋势，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大多数学者认为从长期看，我国房地产价格存在不可逆的上涨趋势，元真、徐闯、张晓晶、孙涛（2006）研究了房地产周期与金融稳定的关系，指出“在驱动本轮房地产周期的因素中，增长面因素仍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发挥作用，鉴于增长面因素将对未来房地产业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经过全面权衡，我们认为：无论是房地产业发展还是房地产价格总水平，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仍然会处在一个稳中趋升的态势。”刘洪玉（2007）预测房价将继续上涨，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是未来几年的重要任务。

1、关于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房地产行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显著。梁云芳、高铁梅、贺书平（2006）认为“房地产投资的冲击对国民经济有着大约10～20年的同向影响，因此，房地产业作为支柱型产业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房地产业作为主导型产业，除了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之外，可以通过对其他相关行业的带动作用，对经济起到间接的影响。”房地产支柱地位通过脉冲响应模型分析得出，房地产行业有投资周期长的特征使其不仅具有前向推动、后向拉动的作用，还具有侧向关联作用，可以带动众多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近几年，随着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唐志军、徐会军、巴曙松（2010）研究了金融危机后我国房地产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房地产投资额的波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有正的影响，当房地产投资额的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时，国内生产总值额增长率上涨0.1181个百分点，且1个单位的房地产投资波动的冲击对GDP增长率有正向影响。计量结果表明，当房地产价格的增长速度上升1个百分点时，通货膨胀率则上升0.1118个百分点，且通货膨胀率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冲击的响应比较小。”

也有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房地产行业对于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刘国庆（2009）研究了房地产行业与相关产业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仍处于粗放阶段，对工业、建筑业带动作用显著，对物质型产品的投入需求较大，而与批发零售业、纺织业的关联性微弱。刘维新（2009）提出我们要正确看待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应当作为先导产业，而不适宜作为支柱产业。

我们认为，随着我国农村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着长期看平稳发展、短期中波动式发展的各种基础和条件。而且在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并亟需调整的背景下，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会更加重要，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从长期看会随着其他产业的增强而相对减弱，而在目前房地产业收益水平一业独大，而其他产业被挤出的局面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2、房地产发展是否存在泡沫。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颇多争论，且见仁见智。自从2000年魏杰提出我国房地产市场中存在泡沫之后，许多经济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检验。周小川（2003）第一次公开指出，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转移到房地产、股票及其他投资价格上，形成资产泡沫，会造成很大的危害。袁志刚、樊潇彦（2003）利用经济“泡沫”理论，构造了一个房地产市场的局部均衡模型，给出了地产均衡价格中理性泡沫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并且认为我国房地产行业已经形成了泡沫。沈悦、刘洪玉（2004）认为“如果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只是投机造成，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支持，这种价格上涨会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信号，造成房地产市场和经济的虚假繁荣，反而会损害经济的发展。”姜春海（2005）在袁志刚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房地产供给函数定义并测算了房地产商品的基本价值、泡沫及泡沫度，结果显示目前房地产市场不但存在泡沫，而且还比较严重。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持有房地产中尚不存在泡沫的看法。萧灼基（2003）认为房屋空置现象只是暂时的，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商品房出现供求不平衡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这种比例失调不是泡沫。黄征学（2004）认为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住房空置率高都只是表象，通过四大指标的分析可以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并没有出现泡沫。

价格作为一种动态变量，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经常发生着变化。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范围、容量巨大，区域差距巨大，城乡差距巨大，情况纷纭复杂，各种计量分析中样本的采集相比于全国房地产市场，始终是小样本，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这种价格变化的真实情况。局部的泡沫不能代表全国，全国的平均数低下也不能说明某个城市就没有泡沫，因此力图从宏观的角度对于全国房地产价格泡沫做出判断，我们认为价值不大。

3.房地产价格上涨主要因素分析。（1）供求失衡说。2000年，一些学者从供求角度出发，运用均衡理论，分析了造成房地产价格高涨的因素。卢安，薛毅然提出了我国住房价格刚性的问题，这种刚性主要在于我国房地产高额利润的转嫁和“供给方面房地产价格中一些不合理要素人为抬高了价格，以及需求方面居民支出结构和扭曲的预算约束机制支持了房价的刚性”。也有学者认为“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商品房供应中的住宅与办公商业用房的供需比例不匹配。”“另一方面，商品住房供应中的中高档住房与普通住房比例不匹配。”加之需求方面快速城市化、自主需求、投资需求与供给方面地方政府及开发商利益驱动共同造成了房地产价格的推高效应。

（2）货币宽松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市场流动性充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高房价的推手。周京奎（2005）从房地产价格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通过计量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紧密联系，“当开发投资和住宅抵押贷款源源不断涌向房地产业时，消费者会产生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从而推动住宅价格脱离正常轨道，打破住宅价格与经济基础的均衡关系，造成市场虚假繁荣，使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少数人转移，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因此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需要得到足够重视。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持相反看法。王华（2010）研究了金融危机后我国应用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作用，结果显示，我国力图通过紧缩货币政策调控房价的效果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强，利率没有市场化以及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的不完善。

（3）土地财政推高说。土地财政源于我国于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形成了“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局面。加之我国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较弱，地方政府单纯依靠财政收入和上级的转移支付难以满足财政支出，因此地方政府积极寻求其他财政来源，以土地财政弥补预算内收入的不足。

表1：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单位：亿元）

根据财政部统计，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比2008年大幅增长43.2%。2009年地方政府本级收入总额为32581亿，土地出让收入，占比接近43.7%。如表2所示，目前全国主要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地方政府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仍离不开土地出让金收入。

表2：全国主要城市土地出让金占比（单位：亿元）

土地财政导致土地开发成本上升，最终形成高昂房价，转嫁给消费者。吴航、窦尔翔（2007）具体分析了我国土地的招拍挂制度及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导致土地价格被炒高。垄断市场容易人为造成土地供应量不足，一方面引导开发商竞相提高竞价并囤积土地，另一方面则推动土地价格上涨，进而推动房价上涨，增加了房地产泡沫”。王岳龙、武鹏（2009）通过计量模型分析显示：土地招拍挂制度使得全国房价整体水平提高13.2%，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房价对地价的需求拉动作用明显，而长期中存在地价对房价成本的推动作用。

（4）羊群心理说。心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陈淼峰、陈龙乾（2005）认为社会经济预期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比真实的供求关系大，我国采取的紧缩银根、限制土地审批、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等方式并不能抑制高涨的需求及看涨的社会经济预期，房地产价格会进一步上涨。位志宇、杨忠直、王爱民（2007）从羊群行为的角度探讨了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房价的快速上涨推动了羊群行为的出现，同时羊群行为又进一步导致房价的上涨。刘旦（2008）认为购房者的心理因素对于房价有着很大的影响，通过对我国长三角地区购房者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得出结论，房地产市场中需求超过供给，市场中存在着“买房即挣”的信念，造成了群体性的非理性购买行为，推动了房价的上涨。

（5）调控失败说。一些学者研究了宏观调控措施及其他因素对于房价的推动作用。杨玉珍、文林峰（2005）认为2004年实施的调控政策中，金融政策没有发挥作用，土地政策反而拉升了房价。孙力军、孙力彬（2006）考察了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吸纳了金融市场上一部分流动性，起到了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效果，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房地产过热的情况，要防止房地产过热需要综合运用各项政策。刘维新（2006）认为2005年出台的“国八条”的执行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在于税收、金融、土地、房屋管理不到位；加之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利益不愿执行以及开发商刻意炒作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我们认为：我国的房地产业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价格上涨不均衡，部分中心城市价格上涨过快，已出现泡沫，多数边远城市显得过冷，不足以进行良性开发，区域、城乡和三次产业的不平衡使得政府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措施顾此失彼，要使我国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就要从抑制投资需求、投机需求和增加有效供给两个方面人手，综合运用货币、财政、税收等手段，有针对性、差异化地调控冷热并存的房地产市场，使我国的房地产快车驶向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轨道。

二、当前我国房地产业的困境与出路

（1）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刺激经济的政策不敢轻言退出，但是单一的货币刺激政策一旦放开则使部分城市的房价陡涨，泡沫横飞；一旦紧缩则使原本就在寒冬里的地处边远城乡的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使这些地区的土地资本化、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更加滞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一切都使政府处在使用货币手段促进房地产业发展和抑制房地产业发展的两难之中。

从土地稀缺和后发展国家的角度来说，中心城区及其辐射周边的房地产价格的渐次上涨是规律性的，从本质上说决定房地产价格的是供求，运用均衡理论，从供求角度研究房地产的价格形成机制，评判现实房价与理论状态下的房价之间的差异是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均衡理论认为，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共同决定了房地产的均衡价格，当前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供求失衡。影响供给的因素主要有土地供给、资金供给、预期利润、宏观政策等，而需求则受到了收入、心理预期、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加大财政和税收手段的力度，当前正在热议的物业税的变种－－房产税将在几个城市试点的消息如果得以实施，倒是一种指向性极强的税收手段。短期看会很有效，但将房产税应征范围从经营扩大到保有环节也有其负面效应，一是房产税主要是抑制需求，并不能解决供给问题，二是用房产税取代物业税只是短期的行为，长期看还要使用和国际接轨的规范的物业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的问题。长期而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增加福利性保障住房供给是治本之策。

（2）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合谋推高房地产价格的制度原因。抑制土地财政会减轻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压力，但是会使地方财政无以为继，正常运转都会发生困难；鼓励土地财政则会使中央政府遏制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各种有效政策到地方执行时失效，这是当前政府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良性发展遇到的第二个困境。

上述研究已经表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是形成房地产高昂开发成本的基础原因。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利益驱动下.为了最大化土地升值的收益，一方面利用其在一级土地市场上的绝对垄断地位制造土地市场“非饱和”的供应状态，使得土地始终供不应求，另一方面一味抬高地价，加剧了房地产开发商对土地资源稀缺的预期，对开发商不计成本地拿地及囤地行为形成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土地市场运行严重背离了价值规律的作用。

图2：房地产宏观调控与房价上涨恶性循环图

更深层次地思考宏观调控政策失效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没有动力真正落实各项调控政策，因为那意味着房价的下跌，随之而来的是地价下跌，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因此地方政府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土地财政自然也就成了高房价的背后推手。

三、对我国房地产行业长期良性发展的几点思考

1、解决土地财政的根本途径在于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规范的物业税。现行的土地财政政策，是把70年的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归地方政府，由此推高了房地产当前价格，透支了房地产行业的成长空间，长期看，使地方财政不可持续。开征物业税的作用在于把地方政府目前一次性收取土地开发的出让金收入，转变为纳税人在物业持有期间持续上缴的税收，将土地未来收益一次性折现的行为变为平均分摊到未来各期按期固定额度征收，从而改变房屋购买与交易环节成本高、持有环节成本低的现状：物业税通过将土地出让金分年缴纳，降低了房地产开发成本，加之增加了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负水平，有效地抑制房地产买卖中的投机行为，使房地产业回归理性，有效地抑制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在国外，物业税作为地方财政的主要税种，其征收已经相对成熟。美国物业税属于地方税，各征税权高度分散，美物业税税率由各地方政府根据各自支出规模及可征税财产估价自行确定，如纽约州的奥尔良县税率最高，达到3.05%，最低的物业税税率则只有0.12%。不仅各地税率不同，在不同年份税率也不相同。如金融危机的袭击，使得美国许多州纷纷采取措施降低税率，鼓励消费者购房。

美国这种税收格局把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有效地结合起来，调动了地方政府征税的积极性，并且推动了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的发展。美国这样一种高度灵活、弹性的物业税制度，符合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人民收入水平差异，有利于高收入者多纳税，高收入地区多纳税。这样一种税制安排，充分考虑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负担水平，不仅增加了各地的财政收入，促进各个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且有利于稳定房价，保证居民生活质量，从而推动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国开征物业税，涉及多个主体的利益，受到法律、经济、社会、技术手段等多个方面的制约，需要通盘考虑，谨慎研究，合理开征。

由于我国当前各地房地产市场发展差异较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均衡，泡沫严重地区、健康发展地区与不成熟地区并存，同一城市中不同区域泡沫程度差别巨大，因此针对全国统一开征物业税时机并不成熟。另外，由于开征物业税涉及到原有土地税负的合理调整，以及我国目前缺乏权威公正的房屋估价制度，这些问题都制约了我国物业税的开征。依据循序渐进的原则，从房产税开始，部分城市试点，再过渡到规范的有差别的物业税是现实的选择。

2、解决土地供应紧张的根本途径。即改革现有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统筹使用城市住宅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成立土地银行，平衡现已严重失衡的土地供求市场和区域间的土地级差收益。我国城市用地紧张与农村土地闲置局面并存，城市住房紧张，农村住房空心化，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方式不合理。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要运用创造性的思维，制定灵活的政策对这一问题加以解决。制定闲置标准，解除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限制，对于购买农村宅基地并从事商业开发的行为，提高其税负水平，并将税收转移用于城市廉租房建设，从而在保障居民居住权的基础上促进农村城市化、促进城乡一体化。

为了加快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可以通过设立土地银行的方式提高农村闲置土地利用效率。在确保农民对于土地具有长期使用权并且出于农民自主自愿的基础上，允许土地银行收购农民的闲置宅基地、承包地，但不能将耕地移作他用，开发商通过购买土地银行的土地进行商业开发，并允许农民将土地收益置换为城市住宅。通过这一手段，实现农村闲置宅基地的直接流转，将农民收益与房地产市场挂钩，农民可以分享土地资源升值带来的收益。但要防止农民将承包地作为宅基地使用。遵循这样的逻辑，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适度上涨所造成的泡沫有利于农民土地资产的升值，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从而在房地产业总体价格上涨过程中，使农民受益。

具有政府背景的土地银行，在国家宏观规划下，可以超时空预收预储，并规定该银行的土地级差收益主要用于补偿边远落后地区，使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差距缩小。通过农村土地置换，城市小块土地可以实现集约式立体化开发，提高城市吸纳人口能力，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而对于置换出来的农村土地，允许开发商进行平面式发展，开发高档商业住宅、别墅，满足高收人人群的住房需求，并且实现城市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向农村的转移。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降低城市的负担，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增强城市辐射力和区域竞争力。

成立土地银行的作用可概括为，一是平衡土地供求市场，二是平衡土地的级差收益。通过跨区域、跨城乡收储和贷出、售出和置换，从宏观角度在全国范围内，保住18亿亩土地红线，调节东、西部、城乡间土地供求的不平衡；同时通过其部分政府职能，转移支付，从而起到“损有余以奉不足”的作用。另外，土地银行与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一个偏重市场调节，一个偏重政府调节，形同政府手中的一对“鸳鸯剑”，便于灵活地调控土地供求市场。

3、充分认识我国住宅的商品属性和社会福利品的双重属性，制定东、中、西部和城乡间差异化的宏观调控政策，实现我国房地产业快速、均衡、良性发展。所谓快速发展，是因为我国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加快住宅的建设及房地产业的发展，是政府的民生工程和最基本的职责所在。居住权作为公民人权的基本内容，理应得到国家的保障。

所谓均衡发展，就是实现中、东、西部房地产业的均衡发展；实现房地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均衡发展。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东中西部发展极不均衡，既存在如：京、沪、深等房地产价格高不可攀的地区、城市，也存在着大量房地产相对稳定发展的中东部地区，同时在西部、边远地区还存在着房地产发展缓慢的地区。如地处西部的西宁，在全国所有省会城市中，其房价最低，不及外省区二三线城市。即使和同处西部的周边城市兰州、银川相比，在人口相差无几、收入水平也相同的条件下，房地产的价格却大大低于这些城市。

表3：全国主要城市房价涨幅与GDP变化图

与西宁类似，西部许多城市的房地产业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如图3所示，西宁、呼和浩特的房价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始终处于偏低状态。

良性发展范文篇6

中国的法治，是在社会转型和走向世界的双重背景下进行，法治的环境十分复杂。单纯强调法治系统的自我完善，并

不必然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法治系统并不是孤岛，无法超越于社会发展之上，其有效运行不仅涉及立法、执法和司法等，还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政治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等多方面的支撑。

法治自身是一个系统，包括法律规则的创制、实施以及法律规则意识等。在一个法治程度较高的社会，法律规则不仅要覆盖民事、经济交往和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还要符合自由、公正、理性等法的内在精神。法律规则的创制需要民主参与、科学论证、程序透明。法律规则一旦被创立要为人们遵守，被行政机关有效执行和法院保障落实。法律规则至上，法外特权失去生存土壤。正是在此意义上，完善立法、执法和司法制度，强化规则意识是走向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同时，中国法治的良性发展，受制于许多因素：

首先是秩序安全。我国的社会转型是通过改革开放，以一种自我革命的方式推进。这种自我转型一面要求不断建构新秩序来取代传统，另一面又需要强有力的秩序来推动和保障转型。我国30年来渐进式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强调秩序的安全稳定；

其次是文化环境。法治发展需要文化支持，因为文化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我们要在传统中超越，选择和我国治理模式相近的大陆法系的法治发展模式，以实体法治为主，兼顾程序法治。也要注重法治文化的培育。传统文化中优秀的要弘扬，背离法治精神的要扬弃或改造；

再次是利益多元。经济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带来利益多元化，包括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和管理多元。利益多元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为利益的界定、实现和保护都需要法律规则，需要制度保障。同时，多元利益会形成竞争博弈，而博弈正是法治最核心的机理。法治发展要顺应利益多元的转型需求，为建构多元社会提供制度支持；

良性发展范文篇7

云南高原湖泊属淡水湖，处于低纬度、高海拔亚热带地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基本特征见表1。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增长，高原湖区所承受的因经济规模和土地利用扩张造成的生态压力巨大，不断出现水质恶化现象。九湖综合治理从未间断过，但效果堪忧，滇池前后治污20年，污染源仍未完全控制；异龙湖已逐渐干涸见底，杞麓湖、星云湖变为劣Ⅴ类水质。究其原因，除综合管理问题外，与高原湖泊生态系统的特点也不无关系。

1.1高原湖泊生态系统自身的脆弱性

云南高原湖泊以构造断陷湖为主，湖体狭长，南北向伸展。湖泊多处于水系分水岭，流域面积小，具有封闭与半封闭的特点，加之受降雨季节性及人类活动双重影响，生态系统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以抚仙湖为例，湖体南北狭长，污染物多从南北端注入湖内，出水河流海口又位于东岸中部，该结构决定了抚仙湖具有特别高的污染物滞留率，易发生营养盐累积而导致富营养化。抚仙湖流域面积（463km2）小，仅为湖泊面积的2倍，同时地处干旱缺水区，来水量少，作为典型的高原深水湖泊，水生植物分布面积不足湖面面积的0.1%，整个流域森林覆盖率仅为27.2%。目前湖区水土流失较严重，水生态系统已逐渐衰退，一旦发生全湖污染事件，极难恢复。

1.2高原湖泊生态系统的易受胁迫性

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多级生态系统综合体，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若某个子系统遭受外力扰动破坏，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链的功能，甚至引起生态系统的失衡。湖区内的人类活动对湖泊造成直接影响，如沿湖周边的采矿、旅游等开发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湖泊生态系统空间格局的完整性。较之湖滨区开发，湖泊流域生态系统中的社会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及基础建设对湖泊保护与发展的约束更为重要，也间接反映了湖泊生态系统的易受外力胁迫的特性。九湖流域人口最为密集，是云南粮食的主产区，汇集云南7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的不甚合理及管理不善，给湖泊流域带来的污染风险会更大、影响更为深远。

2高原湖泊流域总体发展形势

2.1高原湖泊保护与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省开始重视高原湖泊保护与治理，但治理不及污染速度，导致新问题不断出现，流域人口较多、开发较大的湖泊更为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湖体萎缩加快，水位下降。气候影响及因湖区开发挤占湖泊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是湖泊水体空间不断萎缩的主要原因。以抚仙湖流域为例，2011年末，流域内澄江、江川、华宁3个县总人口39.5万人，95.5%的人口居住在湖盆区，人口密度高达238人/km2；三产中农业仍占有较大比重。根据抚仙湖2001—2013年的平均水位统计，水位总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自2009年云南连续干旱以来下降趋势尤为明显，2012年甚至低于法定最低运行水位，说明抚仙湖已经处于亏水状态运行。b）水质污染严重，水生态系统退化。随着流域人口逐年增加，经济作物面积不断扩大，导致农田施肥强度增加并形成面源污染。此外，湖区生活污水直排加剧了湖泊水质恶化，尤其是近岸水体污染更为严重，造成目前滇池、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都是劣Ⅴ类水质。水质的污染也导致了生物种类的减少，部分底栖动物随着环境的变化已趋于衰落，反而出现了典型富营养型的蚊害；鱼类种类也日趋减少，甚至濒临灭绝；浮游植物中，喜营养种类渐渐增多，清水性种类渐渐减少；耐污水生植物分布面积、频度和优势度在不断增加，湖泊整体的水生态系统正处于衰退过程中。c）湖泊承载力已不能支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求。湖泊的水质下降，出现富营养化，其根本原因是流域产业结构及发展模式与水环境承载力之间存在矛盾，发展模式粗放带来结构型污染，人口密度超过承载力限制；城市化高速发展，总体规划不甚合理，土地过度开发利用，水土流失严重，都导致了湖泊的污染压力剧增，直至超出其承载力。如抚仙湖，按水资源的承载对象，从水量、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几方面，得出流域的综合水资源承载指数已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尽管目前水量能够保证区域未来的发展需求，但水质存在下降趋势警示，若不及时采取保护措施，水质将难以满足未来需求。d）综合管理不到位，各方保障措施不力。当前，湖泊综合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多个环节：一是对湖泊的基本机理及监测预警、分类评估等支撑技术研究还不够深入；二是管理机构与行政区域存在交叉，体制机制需要有针对性创新；三是在管理手段上尚欠缺具有针对性的标准体系、管理目标及分类指导策略，即还未形成湖泊与治理的模式；四是流域环境监管、执法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2水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形势分析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以来，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得以牢固树立，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十六字方针，高度概括了最新的治水理念。与此同时，水利部开展并进一步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地方积极践行治水的新内涵和任务。水生态文明要求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保护的各方面，以及水利规划、建设、管理的各环节之中，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的总体方针。湖泊生态系统作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中的重要环节，其综合管理既是云南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关乎区域生态平衡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当前形势下，云南高原湖泊综合管理应牢固抓住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针对保护、治理等工作中还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明确各高原湖泊流域的特点及任务重点，总结并建立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适宜模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3构建云南高原湖泊流域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模式

云南高原湖泊环境问题多具有“问题在水体，根源在流域”的特征，流域内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综合多学科、多系统、多部门、多目标、多手段进行分析评估，以形成管理策略。为此，现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建立具有自适应调节性能的云南高原湖泊流域的综合管理架构，探索高原湖泊保护与治理的模式。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是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学科和方法，在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运用系统工程手段和生态学原理来研究综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和控制论方法，协调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来解决资源利用、生态保护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以达到多元惠益的目的，其讲求系统性、整合性、进化性、平衡性及组织性。该方法目前在人文和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系统管理、生态安全管理等领域应用较为广泛。

3.1总体框架

按照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结合云南省高原湖泊的特性，提出高原湖泊流域系统发展的总体框架。a）现状认知。重点界定研究范围，并完成现状评估。首先，从高原湖泊复合生态系统的组成出发，综合理解湖泊流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等三大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并按研究尺度初步界定三方系统边界，包括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管理条件、认知条件等；同时划定各子系统的研究对象，明确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其次，收集子系统基础资料，以水资源和湖泊生态系统为重点，对流域各子系统进行现状及价值评估，同时针对子系统之间互相响应结果，梳理出矛盾关系。其中，子系统内部及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湖泊生态子系统中水体—土壤—生物—气候之间的关系、资源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②流域经济社会子系统中的资源利用—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各产业之间的结构关系、生产—消费—循环利用之间的关系等；③子系统之间关系，包括经济发展与环境约束的关系、政府监管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等。b）目标设定。根据现状及价值评估结果，按水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云南高原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发展思路初探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分别设定三大子系统的管理目标，总体上确保生态与经济的双位发展，即生态系统维持稳定性、健康性及完整性，并具备一定的自适应能力，能满足人类发展需求并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c）系统构建。按子系统范畴，结合现状及管理目标，分别构建生态系统模型和流域生态经济模型，并对子系统模型进行耦合。其中，生态系统模型可包含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模型（如PSR、SVM等）、湖泊生态系统动力学模型等。d）自适应管理。在自适应控制思想的基础上，以流域复合系统为对象，划定资源、生态环境承载阈值范围，形成以“辨识—决策—调节”为主要内容的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机制，确保流域内污染物排放量不超过高原湖泊自净能力，并引入风险识别技术，在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因人类活动影响导致不相协调之时，能采取相应措施使之恢复稳定、持续发展的状态，完成整个管理模式的自适应调控。

3.2高原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发展思路

考虑到云南高原湖泊现状问题，要使其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发展轨道，问题着眼点不能仅局限于高原湖泊的单一保护与治理，而应跳出湖泊治理的惯有思维，从全流域角度统筹考虑山、水、林、田等与湖泊生态系统相关的生态要素，秉持复合系统观，寻求高原湖泊良性发展之对策。现从水生态文明视角，针对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总体框架的关键环节提出相应对策。a）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实施统一行政管理。优化流域的生态经济结构和产业时空布局对流域生态系统恢复、使湖泊得以休养生息至为关键，也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适时进行产业转换，避免出现污染风险产业，同时积极开发绿色农业、工业、旅游业、文化产业等生态工程。充分考虑流域统一性和连续性，积极推动行政区划管理，使高原湖泊流域划定在同一行政区内，利于强化城市及重点区域的规划与管理，也可促进资源管理一体化，更有利于促进高原湖泊流域保护与发展。b）深入基础技术研究，探索湖泊保护模式。鉴于目前高原湖泊基础理论研究薄弱，需深入开展高原湖泊生态系统影响机理、污染演变驱动机制、富营养化治理、动态监测预警等基础性研究，并侧重于揭示湖泊—流域系统调控机理等方面的普遍规律，探索研发高原湖泊生态发展的关键技术。从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出发，综合山、水、林、田等生态要素，在系统控源、生态修复、产业结构调整、水体保育、机制创新等关键环节，深入研究并开创高原湖泊保护与治理的新模式。同时，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规划，按规划研究、论证和储备一批重大项目，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及措施。c）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共建共管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建设，为湖泊立法，针对抚仙湖此一类的战略水体，从国家到地方都应制定相应保护法律，并制定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文件。建立高原湖泊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水权转让机制、保护与开发互动机制、社会参与共建共管机制、资金投入机制、系统自适应调节等管理机制，以保障管理体系能进一步完善。d）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形成共建共管合力。利用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契机，持续开展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加大宣传力度，并积极倡导健康环保的生产、生活习惯，对民众的行为进行规范引导，增强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提高全社会对于水资源保护的意识，以形成共生存、共促进、共建管、共治理的合力。

4结语与展望

良性发展范文篇8

关键词：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乡村振兴

报告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要推进绿色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所谓绿色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兼顾生态、环境和资源等要素，以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新形态。绿色经济以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为基础，有利于形成资源节约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落脚点。

1潍坊市绿色经济发展的优势

1.1绿色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基础。潍坊市绿色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先后荣获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殊荣。2013年，由国家统计局、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等相关单位联合《2013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个测评城市中，潍坊市位居前十名，绿色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潍坊市重视水系绿化，完成潍河、弥河、虞河等17条河道的生态修复工作，新增水系绿化20多万亩，建成水系绿色廊道和生态保护体系。潍坊市积极创建“国家公交都市”，推进绿色智能公交体系建设，全市新能源公交车和纯天然气公交车累计占车辆总数的76.69%。潍坊市以新旧动能转换战略为重要契机，加快发展绿色产业，节能环保、新能源和电动汽车、生物基新材料等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迅猛。1.2循环经济发展亮点频出。循环经济是按照资源投入减量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和废物排放资源化原则，以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过程，其目标是以最小的发展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2013年，潍坊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立项创建的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潍坊市印发了《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引导企业对垃圾和下脚料进行深度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减少和转化污染物排放，打造潍坊发展升级版。昌邑市实现城乡垃圾全方位、无缝隙、全覆盖管理，走在全国前列；滨海区探索出了“一水六用、动脉扩张、静脉串联、动态循环”的特色循环经济新模式，被确定为省循环经济示范区；海化集团被确定为省循环经济试点企业，潍柴动力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发动机再制造试点企业。2018年1月，潍坊市成为全国首个正式通过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验收的城市。1.3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节能环保产业是为节约能源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提供技术、装备和服务的产业。潍坊市的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较快，主导产品为高效节能电动机、低排放燃气发动机及再制造柴油机、LED照明产品和污染治理设备等，城乡生活垃圾生态化利用技术全国领先。潍坊市按照“一主多副”的园区布局，建成潍坊节能环保产业园、诸城节能环保产业基地、高密节能环保产业基地三个园区，依托骨干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聚区，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潍坊节能环保产业园已形成以国建高创、雷诺特动力、绿特空调等企业为龙头的节能设备产业，以泰北环保、爱普环保等企业为龙头的环保设备制造产业，以大洋泊车、银河泊车等企业为龙头的智能泊车产业链，园区内组建了节能环保产业服务联盟。诸城节能环保产业基地以开元公司的高效节能电动机和金昊三扬和贝特尔的固液分离污水处理环保装备以及宏基工贸新型保温建材为引领，发展节能环保企业39家。高密节能环保产业基地以豪迈科技高效换热器、恒涛节能环保锅炉设备和蓝天环保污水换热设备为引领，发展节能环保企业23家。1.4制造业绿色步伐较快。绿色制造，又称面向环境的制造，是兼顾资源效益和环境影响的现代化制造模式。随着“互联网+”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呈现出深度融合趋势，绿色制造已成为生产方式变革和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潍坊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突出，绿色制造优势明显，全力打造国际动力城、光电城、健康城和VR科技城，涌现了潍柴集团、歌尔集团、盛瑞传动等一大批绿色制造领域的骨干龙头企业群和“隐形冠军”企业群，为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产城融合的国际化现代新城注入“绿色、智能”的全新动力。2017年8月，工信部公布全国第一批绿色制造示范名单，潍柴动力入选全国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2018年2月，工信部公布全国第二批绿色制造示范名单，潍坊高新区获批部级绿色园区。

2潍坊市绿色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2.1近海海洋生态恶化。近些年来，潍坊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经由潍坊入海的弥河、蒲河、围滩河、潍河等河流入海口水质常年为劣V类，污染严重。由于污水管网不完善，沿河的大量居民生活污水直排，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无法达到标准的水质要求。潍坊北部海域每年通过海水养殖、船舶运输和农业面源污染等行为产生的污染物达10万多吨，每年接纳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等陆源废水多达2亿多吨，海洋环境污染严重。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滨海经济开发区不作为、假作为，2018年耗资4700余万元使用药剂治理污染的围滩河道治污工程，被生态环境部作为“回头看”典型案例予以通报。海洋环境污染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制约了海洋经济的发展。2.2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突出。农业面源污染是指由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产生的农药、化肥、畜禽粪便和生活垃圾等，通过地表径流、土壤渗透、农田排水等方式对水、土壤和大气造成的污染。潍坊的现代农业和畜牧产业起步较早、发展较快，导致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一是农业生产活动中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造成土壤板结、土地质量下降，通过雨水和地表径流渗入地下水和河流，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二是多数农村养殖户养殖设施简陋，产生的畜禽粪便处理随意，还有一些养殖户把养殖场所直接建在河床附近，废液直接排入沟河，造成水体污染；三是农村缺乏垃圾处理设备和技术，多数农民环保意识较差，随意倾倒垃圾现象普遍。2.3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发展造成制约。2017年，潍坊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比为8.4:45.6:46，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持平。2018年，青岛市的三次产业比重为3.2:40.4:56.4，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因此，就产业结构来看，潍坊市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依然是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属于传统型的高排放、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集约化水平较低，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发展方式相对粗放。2.4绿色经济发展与省内其他地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2018年5月，山东省政府办公厅通报了全省17市2016年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结果，该结果由山东省统计局依据《山东省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测算标准计算得出。结果显示，潍坊市2016年绿色发展指数位列全省第9位，其中资源利用指数第4位，环境治理指数第9位，环境质量指数第12位，生态保护指数第15位，增长质量指数第5位，绿色生活指数第7位。潍坊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与烟台、青岛、威海等市相比差距较大，与淄博、济南、东营、济宁和泰安相比也存在一定劣势。

3推动潍坊市绿色经济良性发展的对策

3.1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习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就潍坊市而言，政府制定政策时，要把环境保护放在经济发展之前，大力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使绿色发展理念和意识深入市民心中，成为公众的优先选择和自觉行动；企业在生产活动中要坚持清洁生产、节能环保，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市民在进行生产生活时，要将绿色根治在心中，提升自身的绿色发展意识和生态文明理念。3.2重视治理农业面源污染。要多渠道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一是要在有效防控病虫害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有序推广杀虫灯、性诱剂、诱虫板、生物农药等绿色控害技术；二是实施规范化养殖，加强对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推进技术创新，实行养殖污染物的有效处理和再利用；三是完善健全城乡环卫一体化长效管理运行机制，实现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全覆盖，解决好资金和垃圾处理两个关键问题。3.3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优化产业发展布局。要抓住新旧动能转换重要契机，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坚持绿色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五化”协同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促进全市经济集约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一是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推动产业与产业之间、生产与生活之间循环式布局、循环式组合、循环式流通。二是加快发展高效节能产业、先进环保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及节能环保服务业，建设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节能环保产业基地。三是大力开展绿色制造专项行动，实施绿色制造工程，鼓励企业创新研发绿色制造共性关键技术，引进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增加绿色产品供给，减轻资源环境压力。3.4绿色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融合。农业农村改革一直是潍坊最亮丽的名片，“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诸城模式”等新经验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新形势下，把绿色经济的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融合，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努力打造“潍坊模式”升级版，能够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潍坊力量。首先，要做大生态农业，实施质量兴农战略，以农业生产环境净化、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为抓手，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推进农业由增产转向提质；二是要补齐生态短板，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主攻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的短板；三是发展生态旅游，推进农业与休闲旅游、健康养生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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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庆翔.潍坊市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1).

良性发展范文篇9

民间借贷市场的供给能力通常依据民间借贷规模的大小来进行衡量，我们通过测算民间借贷规模的大小及利率对其作用和影响来分析民间借贷对小微企业的资金供给能力。1．民间借贷规模测算采用居民部门收支差异法对地下经济规模进行间接估计，经济主体的实际总收入与总支出是相等的。经济主体的实际收入包括来自公开经济部门的收入和来自地下经济部门的收入两部分。其中，来自公开经济部门的收入由统计年鉴中城镇、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分别乘以城镇、城乡人口再加总获得；总支出由消费（统计年鉴中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付分别乘以城乡居民数量再加总）、实物投资（全社会投资中个体经济个私营经济的固定资产合计表示）、净金融资产投资（住户部门资金流量表中金融资产扣除金融负债后的余额）表示。经济主体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通货（持有现金）、存货、证券投资、保险准备金。所以，地下经济部门的收入就等于总支出减去经济主体来自公开经济部门的收入，由此间接获得地下经济规模。然后再由地下经济规模测算民间借贷规模。假设如下：假设1：地下经济与公开经济有相同比例的借贷融资需求假设2：民间借贷都是短期借贷行为假设3：地下经济与公开经济相互提供融资金融相等可以相互抵消假设4：经济主体从地下经济部门获得的收入总量等同于地下经济规模地下经济中民间借贷规模所占比重等于公开经济（正规金融）的短期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由此得到民间借贷规模的数据。2．基准利率调整对民间借贷规模的影响基准利率与民间借贷规模之间正向相关。由下图可见，民间借贷规模与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当央行上调贷款利率，紧缩银根，货币市场中资金成本上升，需求者会寻找民间资本进行补充，导致民间借贷规模的上升，如2008及2010年。而当央行下调贷款利率放松银根时，需求者从银行类金融机构更易获得低成本的融资，则民间借贷规模随之下降，如2004、2009年。虽然有2002年及2007年两者之间反向变动情况出现，但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两者一直保持的是同向变动关系。数据来源：2001～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央人民银行年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3．民间借贷利率对民间借贷规模的影响鉴于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没有官方数据可以获取，此处选用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利率作为指标来分析其对民间借贷规模的影响。由下图可见，民间借贷利率变化浮动要大于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从理论上看，民间借贷规模的大小显示出民间借贷能力的大小，而民间借贷利率正是这种能力价格的体现，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低应该能够衡量出民间借贷规模的多少，当民间借贷利率较高时，需求者增加额外的融资成本，不容易获得资金，造成民间借贷规模随之收紧。反之，当民间借贷利率较低时，需求者往往更易获得低成本的融资，借贷规模也会随之增大。图2民间借贷规模与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数据来源：《正规金融信贷对民间金融利率的影响分析》。综上可知，民间借贷规模的大小受到基准利率和民间利率的双重影响，这也正是由于正规金融资金供给与社会资金需求之间的主要矛盾所形成的。而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的大小也决定了小微企业获取融资渠道的难易，当民间借贷市场得以正规化营运并与正规金融市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后，民间借贷利率才能更好的作为民间借贷市场的晴雨表，作为资金需求者参照标。2012年4月26日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挂牌成立，5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宣布，从5月开始正式对社会公布温州市民间借贷检测利率。据该行的数据显示，当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正在有阶段性的高位回落，其中2011年下半年的民间借贷风波对借贷市场和利率走势影响较大。2011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仅次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期，是新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风波爆发前的2011年8月份，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年利率）达到25.4%的峰值。民间借贷风波发生后，利率逐步下行，2012年4月份为21.58%，同比下降3.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08个百分点，比峰值下降3.82个百分点。

小微企业发展中民间借贷需求分析

1．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分析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来源于很多方面，一部分来源于自有资本，其财务成本低容易获取但受到企业自身财务状况的限制；一部分来源于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担保公司及小额贷款公司等，但也都因贷款数量及资格限制较多以及缺乏足够的担保抵押物而被拒之门外。近几年，全国银行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规模在逐渐上升，据中央银行数据统计显示，我国银行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从2008年底4.4万亿增加到2011年底的10.8万亿元，年均增幅达到35%，均高于大中型贷款余额增幅。由下图可见，国家的信贷政策也在逐步向中小微企业倾斜，不论是短期贷款余额还是小企业贷款余额都在逐年增加。尽管存款准备金率在整体处于上升的趋势，但并没有过多影响贷款余额的增加。图3我国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余额（亿元）与小企业贷款余额（万亿元）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2001～2012年6月）。成都2011APEC中小企业峰会得出我国中小企业10%能得到银行贷款，其他只能靠缺乏监管利率较高的民间借贷，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只有10%，那么小微企业更是少的可怜。这也就是小微企业除以上两种融资途径之外，偏向于选择民间借贷市场。首先，民间借贷一般是出现在亲朋好友或熟悉的业务客户之间，基于信任关系而产生，特别是处于创业期的小微企业，发展急需资金，通过亲友筹集发展资金是最好的选择。其次，民间借贷比银行信贷融资手续简单灵活，只需要借贷双方根据具体情况签订借贷合同，贷款选择自由、借贷数额自由，期限灵活，利率定制灵活，借贷手续简便。此外，民间借贷融资由于是依托社会关系，所以在担保方式和担保品种上能够灵活多样，交易过程快捷，大大降低贷款契约的执行成本。可见，在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中民间借贷市场是其选择面最宽最便捷的手段。2．利率对小微企业民间借贷需求的影响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偏高成为小微企业寻求民间借贷融资的一个难题。我们从下图中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贷款余额数据可发现，通过贷款余额的增加显示出小微企业对资金需求的强烈愿望，不会因为基准利率的上下调整而缩减。在2008～2009年间，由于国家制定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使得基准利率一度下降，此时不论是短期贷款余额还是小企业贷款余额都随之增长，直至2009～2010年间，贷款余额仍在增加，同样未受到贷款利率上调的影响。因为基准利率较低，其上下浮动造成的利息差跟企业贷款金额相比差距较小，再加之国家信贷政策的倾斜，所以全国银行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规模很少因为基准利率浮动受到较大影响。图4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利率比较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正规金融信贷对民间金融利率的影响分析》。但是民间利率的变动针对小微企业对于民间资本的需求却呈现较大的波动。同时期民间借贷利率比基准利率要高出3～4倍，有时甚至高出10～20倍，如此巨额利息让小微企业望而却步。而同样在2008～2009年间，随着基准利率的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从理论出发，民间借贷利率下调意味着民间借贷成本随之降低，但民间借贷规模并未增加反而却随之下降（见图2和图3）。这说明基准利率的变化浮动不足以引起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供给的降低，而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下降却使得小微企业寻求民间融资的需求随之下降。在2009～2010年间，随着基准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的上升，小微企业对于民间融资的需求却也逐渐增加。由此可见，小微企业对于民间借贷市场的实际融资行为并不完全受到民间借贷利率的左右，民间利率的浮动变化并未真正体现出民间借贷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相反，正规金融信贷利率的。调整却影响着民间借贷规模的变化，快速反映出资金供求状况。

回归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理性区间

良性发展范文篇10

【摘要】工程土方车频繁肇事与超载有很大关系，土方车超载是各方利益链条共同驱使和纵容产生的一种恶性循环现象，从博弈论角度看，现有处罚措施等同于一次性博弈，约束效力有限。通过信用管理机制营造的无限重复博弈环境促使土方车运输中的相关方自执行有关规则，虽不能保证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但能有效治理欺诈行为导致的超载的恶性循环现象，从而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土方车运输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而信用管理机制的完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关各方共同努力。

【关键词】超载信用管理大众定理无限重复博弈冷酷触发

据有关媒体披露，目前土方车超载几乎成了普遍现象，一立方料的重量约在2.4吨左右，正常的搅拌车载重量为5.5吨左右，而有些14立方米的桶却装满30吨，超载近6倍。土方车由于其运载的特殊性，在制动上设计较精确，超载后制动效能会大幅下降，而长期超载直接导致车辆制动无法达到标准，加上检修不及时，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对于土方车的超载现象，我们有必要在客观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对症下药，除了加强查处和培训管理等措施外，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信用管理机制来约束和规范有关各方的行为。

一、工程土方车超载的原因概述

据2009年12月上海《新闻晨报》报道，经济利益是驱使土方车司机“多拉快跑”的根源，一些运输公司对于超过指标的车次给予每车多10元的经济刺激，一些建筑施工单位希望土方车能多装一点来节约成本，土方车每超载一立方米，建设单位就能少支出50元。此外，搅拌车司机还存在“灰色收入”，在运输过程中可以将多拉或剩余的混凝料转手卖给外面的私人老板，转手的混凝料可以卖到100元左右一立方米。

二、从博弈论角度分析现有土方车超载处罚措施的局限性

目前对土方车超载，相关部门只能对司机进行相应惩罚，而对车辆所属单位不能作任何惩治。业内人士表示上海还未出现过吊销企业货运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一方面并没有相关撤销货运经营行政许可的具体程序，另一方面由于取得该行政许可的门槛太低，即使吊销其许可证也没有太大效果，还是这辆车，这个司机，很容易就能以另外一个企业的名义重新申请经营资质。而据上海交警部门介绍，他们只能查处违章，现有警力不可能覆盖所有路口24小时执勤。

从博弈论角度看，现有对土方车超载主要靠处罚的管理，从根本上说只是有限的治标之法，而不是治本的解决之道。博弈论认为，当社会两难（socialdilemma）是一次性博弈时，博弈双方的不合作会带来不利的博弈结果。如果博弈是有限重复的，最终结果也是不合作，因为唯一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是一系列的不合作。即只要有一个结束点，合作行为就不可能成为重复博弈的社会两难均衡。反观目前对土方车超载的处理，对超载车辆司机的处罚不能形成可信的威胁，达不到针锋相对（titfortat），更缺乏冷酷触发（grimtrigger）：参与者的一次不合作将使另一参与者转向“从不合作”战略，即报复者此后永久选择不合作战略。同时处罚措施仅限于罚款，罚款后司机车照开、货主钱照赚、超载照旧，甚至货主将罚款当作向主管部门“送礼”，当事人现时行为几乎不影响其未来状况，完全等同于一次性博弈，更谈不上是有限重复博弈，在一次性博弈中理性经济人的选择必然导致失信行为的产生。很难说货主、车主、司机、“监管部门”及主管部门中受贿串通者不关心自己的长期利益，但在每次都是一次性博弈的情况下，每一次欺骗行为的收益大于损失，长期欺骗的净收益累加超过长期守信的收益，土方车超载中的相关责任方“何乐而不为”呢？由于对超载和假牌套牌等欺诈行为没能形成有效约束，导致出现“劣币驱良币”现象，许多正规公司迫于竞争压力也加入了超载行列，形成了恶性循环。

三、博弈论视角下构建治理土方车超载的信用管理机制设想

制度经济学认为，法律和信用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基本机制，信用机制是一种比法律成本更低的维持市场秩序的机制。信用机制的核心是，当事人为了合作的长远利益愿意抵挡欺骗带来的一次性眼前好处的诱惑。对长期信誉的考虑可以使非合作对策产生合作的结局，其中对欺诈行为实行长期惩罚是信誉形成的基础。针锋相对、冷酷触发等战略都属于这类对欺诈行为的惩罚。博弈论中有大众定理（folktheorem）：重复博弈很可能使社会两难博弈产生合作性的结果。如前所述，大众定理不适合有限重复博弈。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所有不确定性都起因于人的失误而不是机会主义行为，则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如果不确定性起因于机会主义行为，则不能达到帕累托均衡。本文认为，借鉴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这个观点，通过信用管理机制营造的无限重复博弈环境促使土方车运输中的相关方自执行（self-enforcing）有关规则，虽不能保证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但能有效治理欺诈行为导致的超载的恶性循环现象，从而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土方车运输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具体来说，博弈论视角下治理土方车超载的信用管理机制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土方车运输公司及负责人、工程建筑施工企业及负责人、土方车司机等相关人员与企业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实行信用评分制度，并实现全国联网，向行业和全社会公开。该数据库可通过信息共享机制改变信息不对称状态，行为人现时的行为能影响到未来的利益，失信人员和企业的失信行为通过被公之于众而接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惩罚，使失信者的短期利益小于长期利益，同时使守信者的长期利益得到保障。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在这个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中发挥主要作用。

第二，完善土方车运输经营行政许可、工程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管理、土方运输招投标等相关法规体系，健全失信惩罚机制。对土方车超载等失信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和责任单位按其信用分数逐级实施惩罚，建立完善相关撤销货运经营行政许可的法规程序，对信用分数低于法定相应级别的个人和企业在相应年限内取缔其从业资格，对信用分数低于另一法定级别者实施冷酷触发战略，即永远取消其从业资格，同时对违法者实施其他的相应法律惩处。在土方运输招投标法规中，增加投标方信用分数的考核指标，使信用分数越低者越难以立足于市场，直至被市场淘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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