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本性范文10篇

类本性范文篇1

[关键词]教育实践；社会交往；教育家类本性

“教育家”以类、群体、个体三种形态存在。教育家之“类”即教育家整体、全体，亦即最大的教育家群体，是所有教育家个体的集合。作为“类”的教育家，具有高尚的人格，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事业、教育改革、教育实践等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把握“教育家”的维度有二：以“教育”为着眼点，教育家是与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相并列的专门家；以“家”为着眼点，教育家则是区别于一般以教育为业的教育工作者的杰出分子，即教育工作者这个大型群体中的一类小型群体、特殊群体和榜样群体。

一、教育家“类本性”概述

人是合群的动物，总会在实践中结成各种群体，相关群体又会进一步结成“类”关系。“类”是人重要的生存方式，是对个体独立性的扬弃。人不仅自身存在于类的联系中，而且具有清醒的类意识，能自觉地将类的内在规定贯彻在自己的言行之中。“本性”通常指规定性，也就是规定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一事物而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那种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即教育家的“规定性”，是对教育家的存在状态、行为方式和变异限度的内在规定，是教育家之所以为教育家的特殊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根本特性，主要指教育家这个整体所共有的社会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人的类本性的特殊，表现为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各种特殊的本性，例如特殊的需要（以育人为第一需要），特殊的情感（爱之，诲之），特殊的社会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特殊的奉献与特殊的社会影响（通过育人推动社会进步，这也是教育家满足自己特殊需要的特殊方式）等等。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又是教育家群体性（民族性，时代性，流派性等）和个体性之一般。尽管每位教育家都具有由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教育条件、人生经历和教育活动等因素造成的独特性，但同时也会拥有因为相同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共有的典型特征。教育家的类本性包含了教育家的群体性和个体性中的共同的本质的因素，是教育家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

正如“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教育家们“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最高归纳，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又逐步转换为一种潜意识存在于每位具体教育家的活动方式之中，成为一种与教育家个体生命融为一体、近似本能般的存在，一种使教育家一旦失却便会感到乏味、遗憾、内疚、痛苦乃至负罪感的精神支柱——这是教育家文化生命中最为宝贵的核心成分。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率性而为——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逐步获得的“类本性”行事，不带丝毫勉强，更无需时时鞭策。在与“类本性”相符的日常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将会忘却各种辛劳和苦恼，沉浸于一种对生命本性的自由享受与深切体悟之中。

二、教育家“类本性”的生成与演进

从根本看，教育家的类本性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角色特征。社会分工规定了教育工作者的“类存在”与“类生活”，造就了教育家的“类本性”。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说过：“世界只不过是由面孔组成的，每种职业都规定出一副面孔，以表示它想成为人们认为它应当是的那副样子。”[2]社会分工的逐步确定，使社会对各种职业形成并逐步强化着某种期待，进而转换成各种职业的角色规范。教育家的教育实践虽然以教育家个体的存在与活动为前提，且由个体的活动组成和完成，但教育家个人只有处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中，伴随着一定的社会交往，才能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因而，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会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在纵横交错的社会交往中，通过释放与吸纳，交换与补充，在目的与理想、理智与想象、情感与意志等方面获得大同小异的发展。换言之，教育家们在社会特定的角色期待中从事教育实践，就会逐步经由角色认同达到角色适应，养成社会期待的特定性质和特定本性。

与此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来自历代教育家品质的积淀与遗传。人同自身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实践不只是有目的地改造外部世界，也包括有目的地认识自己，改造自身，在同自身的关系中表现出自我的本质力量。教育家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既需要正人、育人，更需要正己、律己；既培育着受教育者，也塑造着自身；既把自己的需要、目的、观念、智慧、力量和情感凝聚和体现在受教育者身上，也凝聚和体现于自身，逐步积淀为稳定的品质，并经过“社会遗传”（或曰“获得性遗传”“积累起来的遗传”）“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3]，成为所有教育家的类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自身进步与社会发展双向作用的结晶，是一个同化和顺应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所谓同化，是教育家以自身要素结构为基础，去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环境因素，把包括其他教育家的积极影响在内的外在环境因素纳入自身结构，促进自身的丰富、提高和发展。所谓顺应，是指教育家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来调整自身素质的要素与结构，使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在这种双向运动中不断生成与演进的。可见，教育家的类本性既不是来自于教育家活动之外某种神秘因素的赋予，也不是自身某种固有本能因素的自然外化，而是直接在其历史活动中逐步生成与演进的，是历代教育家在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得以建构的。在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家们在释放和发挥潜能的同时，又以开放性态势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活动因素，从而获得和生成新的素质养料，不断补充和完善自身素质结构，提升素质水平。

三、教育家类本性的基本内涵

教育家的类本性涉及教育家的全部文化构成，在内涵上具有多重性。它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的，同时又包含着若干最基本和最稳定的成份。

（一）与教育休戚与共，融为一体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无一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教育，休戚与共。他们对教育有一种外人看来不无偏执的坚定信仰。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育”等，是他们坚定的主张，更是他们的终极关切。他们的喜怒哀乐系于教育的兴衰成败。遥想当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夜不能寐。胡适则曾向外国友人表示：“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4]晏阳初说：“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统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吾辈愧为民主制度共和下的人民，不能自立自新而影响及于全世界的祸乱；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20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四顾茫茫，终夜徘徊，觉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外，无最根本的事业，无最伟大的使命，无最有价值的生活”[5]。他们从艰苦的教育活动中获得了无穷的、至上的乐趣，将教育的成功视为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被誉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父”的容闳，得知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历经18年周折终获清政府采纳的消息时，“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6]，进入心醉神迷的境界。与教育荣辱与共，爱教育爱到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痴迷程度，乃教育家本性之最灿烂的光辉。（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都是学习的典范，他们十分注重经由学习走向自我完善，实现教育立国、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抱负。教育家们的学习不仅指读书，也包括向自然和社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晏阳初当年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结果却从华工那儿受到教育，发现了民众的巨大潜能。这种发现使晏阳初在立场、观点和感情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获得了一生为平民教育奋斗不息的无穷动力。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吸收和继承民间的教育智慧和优良传统，他的教育论著中充满着乌克兰民族的教育智慧。教育家们的学习贵在“不厌”。“不厌”是一种心情，更是一种境界，是“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那样一种境界。学而不厌是教育家最重要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获得其他教育品性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不间断地学习，他们能够领略和享受知识和人生的乐趣，开阔视野和心胸，养成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诲人不倦”的动力既来自对学生的爱，也来自对教育的信念。只有对教育力量深信不疑，才能形成“不倦”的情感与意志。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以自学得来的渊博知识、丰富阅历和深邃思考广为施教，经常在公共场所对一切乐于听取教诲的人演讲，劝人为善，盼望人们努力成为有德性的人。他不仅不索取报酬，甚至还愿意倒付钱。我国明末清初大教育家王夫之因不肯向清政府屈服，自33岁起便隐姓埋名，在“良禽过而不栖”的荒山野岭中授徒讲学。居无常所，讲无课堂，只得“借僧寺授徒”。“严寒一敝麻衣，一褴袄而已，厨无隔夕之粟”，常与弟子们一起“昼共食厥，夜共燃藜”，以山中野果果腹，燃野草取暖。“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王夫之坚持著述和讲学，“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纂著”。67岁时，从游诸子求为解说《周易》，他因久病体弱，形枯气索，无力为诸生口授讲解，“乃于病中勉为作传”，授予诸生。王夫之这种不屈不挠、鞠躬尽瘁的精神不仅深深地感动了学生，甚至还感动了前来行窃的盗贼，使他们在惊叹之余“相戒无犯焉”。[7]

“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是教育家教育本性的两个方面，前者是自觉，旨在自我解放；后者是觉人，旨在解放他人。以自觉觉人，在觉人中深化自觉，亦即教学相长。

（三）做人与教人合而为一

综观教育家们的生平，可以发现其职业角色与非职业角色常常重合一致，教育活动与日常言行几无差异。古代孔子的弟子是在与孔子朝夕相处中随时随地向孔子学习的，孔子教导儿子与教导学生并无不同，他几乎没有自己的隐私。现代的梁启超把9个儿女培养成包括3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在内的俊杰，被誉为著名的家庭教育家。梁启超给儿女的普通家书，几乎篇篇都是情真意切的家庭教育教材。在儿女眼中，梁启超的父亲角色与导师角色完全重合；而梁启超视弟子则如同己出，呵护有加。教育家们的教育活动是其类本性的自然挥发，发乎本心，布乎四体，他们不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要“为人师表”，不需要为教育学生而以身“作”则。他们已进入从心所欲的境界。还有一些教育家在严酷环境下不屈不挠，坚守自我，更是世世代代的楷模。像古代的苏格拉底，现代的鲁迅、马寅初、梁漱溟、傅斯年等，都用实际言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出了最具教育效力的诠释。

当然，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因素，一些具体的教育家也很难完全彻底地避免人格中的某些矛盾现象。可贵的是，许多教育家对自己身上的双重人格能保持一种自觉、警惕，并努力加以暴露与克服。法国教育家卢梭在经历了不幸岁月后的晚年写过一部反思性自传体著作《忏悔录》，在读者面前展示真实的自我：崇高与卑劣同在，坚强与怯懦共存，真诚与虚伪并行。卢梭的忏悔行为表现出了人格的伟大，也表明了真善美最终能够战胜假恶丑，这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四、教育家“类本性”的认识意义

教育家的类本性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伟大对平凡的超越。教育家是从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教育家，就在于他们以“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命涌动，在人格、业绩和社会影响上逐步脱颖而出，逐步超越了普通教育工作者，成为出类拔萃者。从数量与从属关系上看，教育家是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中的一个小类，而从作用上看，这个小类却是能为大类提供思想、理论、精神和实践榜样的精粹力量。数千年来，教育家这个小类的类本性在形成过程中总是与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的类本性不断地进行交流，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探索和认识教育家的类本性，正在于自觉有效地促进这种互动。

教育家的类本性在世世代代漫长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步显露。当它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后，就如一面旗帜，召唤并吸引着当代与后来的教育工作者在自身的教育实践中自觉地认同与占有，使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家整体达成一种全面联系，这无疑有助于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文化心态，一种超我的力量，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生存状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其自觉地向教育家的本性“类化”，进而延续与扩大教育家队伍。

教育家的类本性把一个个教育家联结到一起，并且作为每一位教育家发挥独立个性的前提。作为类的规定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底线标准，对于每一位具体的教育家而言，他既是教育家的类本性的承担者、体现者，又是发挥自己教育个性的独立主体，他将在自觉体现教育家类本性的前提下自主地走向个性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2]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M].何怀宏，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43-4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4-565.

[4]胡适.胡适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9-40.

[5]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G]//晏阳初.晏阳初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19.

类本性范文篇2

[关键词]教育实践；社会交往；教育家类本性

“教育家”以类、群体、个体三种形态存在。教育家之“类”即教育家整体、全体，亦即最大的教育家群体，是所有教育家个体的集合。作为“类”的教育家，具有高尚的人格，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事业、教育改革、教育实践等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把握“教育家”的维度有二：以“教育”为着眼点，教育家是与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相并列的专门家；以“家”为着眼点，教育家则是区别于一般以教育为业的教育工作者的杰出分子，即教育工作者这个大型群体中的一类小型群体、特殊群体和榜样群体。

一、教育家“类本性”概述

人是合群的动物，总会在实践中结成各种群体，相关群体又会进一步结成“类”关系。“类”是人重要的生存方式，是对个体独立性的扬弃。人不仅自身存在于类的联系中，而且具有清醒的类意识，能自觉地将类的内在规定贯彻在自己的言行之中。“本性”通常指规定性，也就是规定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一事物而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那种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即教育家的“规定性”，是对教育家的存在状态、行为方式和变异限度的内在规定，是教育家之所以为教育家的特殊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根本特性，主要指教育家这个整体所共有的社会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人的类本性的特殊，表现为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各种特殊的本性，例如特殊的需要（以育人为第一需要），特殊的情感（爱之，诲之），特殊的社会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特殊的奉献与特殊的社会影响（通过育人推动社会进步，这也是教育家满足自己特殊需要的特殊方式）等等。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又是教育家群体性（民族性，时代性，流派性等）和个体性之一般。尽管每位教育家都具有由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教育条件、人生经历和教育活动等因素造成的独特性，但同时也会拥有因为相同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共有的典型特征。教育家的类本性包含了教育家的群体性和个体性中的共同的本质的因素，是教育家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

正如“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教育家们“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最高归纳，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又逐步转换为一种潜意识存在于每位具体教育家的活动方式之中，成为一种与教育家个体生命融为一体、近似本能般的存在，一种使教育家一旦失却便会感到乏味、遗憾、内疚、痛苦乃至负罪感的精神支柱——这是教育家文化生命中最为宝贵的核心成分。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率性而为——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逐步获得的“类本性”行事，不带丝毫勉强，更无需时时鞭策。在与“类本性”相符的日常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将会忘却各种辛劳和苦恼，沉浸于一种对生命本性的自由享受与深切体悟之中。

二、教育家“类本性”的生成与演进

从根本看，教育家的类本性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角色特征。社会分工规定了教育工作者的“类存在”与“类生活”，造就了教育家的“类本性”。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说过：“世界只不过是由面孔组成的，每种职业都规定出一副面孔，以表示它想成为人们认为它应当是的那副样子。”[2]社会分工的逐步确定，使社会对各种职业形成并逐步强化着某种期待，进而转换成各种职业的角色规范。教育家的教育实践虽然以教育家个体的存在与活动为前提，且由个体的活动组成和完成，但教育家个人只有处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中，伴随着一定的社会交往，才能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因而，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会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在纵横交错的社会交往中，通过释放与吸纳，交换与补充，在目的与理想、理智与想象、情感与意志等方面获得大同小异的发展。换言之，教育家们在社会特定的角色期待中从事教育实践，就会逐步经由角色认同达到角色适应，养成社会期待的特定性质和特定本性。

与此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来自历代教育家品质的积淀与遗传。人同自身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实践不只是有目的地改造外部世界，也包括有目的地认识自己，改造自身，在同自身的关系中表现出自我的本质力量。教育家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既需要正人、育人，更需要正己、律己；既培育着受教育者，也塑造着自身；既把自己的需要、目的、观念、智慧、力量和情感凝聚和体现在受教育者身上，也凝聚和体现于自身，逐步积淀为稳定的品质，并经过“社会遗传”（或曰“获得性遗传”“积累起来的遗传”）“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3]，成为所有教育家的类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自身进步与社会发展双向作用的结晶，是一个同化和顺应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所谓同化，是教育家以自身要素结构为基础，去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环境因素，把包括其他教育家的积极影响在内的外在环境因素纳入自身结构，促进自身的丰富、提高和发展。所谓顺应，是指教育家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来调整自身素质的要素与结构，使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在这种双向运动中不断生成与演进的。可见，教育家的类本性既不是来自于教育家活动之外某种神秘因素的赋予，也不是自身某种固有本能因素的自然外化，而是直接在其历史活动中逐步生成与演进的，是历代教育家在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得以建构的。在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家们在释放和发挥潜能的同时，又以开放性态势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活动因素，从而获得和生成新的素质养料，不断补充和完善自身素质结构，提升素质水平。

三、教育家类本性的基本内涵

教育家的类本性涉及教育家的全部文化构成，在内涵上具有多重性。它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的，同时又包含着若干最基本和最稳定的成份。

（一）与教育休戚与共，融为一体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无一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教育，休戚与共。他们对教育有一种外人看来不无偏执的坚定信仰。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育”等，是他们坚定的主张，更是他们的终极关切。他们的喜怒哀乐系于教育的兴衰成败。遥想当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夜不能寐。胡适则曾向外国友人表示：“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4]晏阳初说：“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统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吾辈愧为民主制度共和下的人民，不能自立自新而影响及于全世界的祸乱；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20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四顾茫茫，终夜徘徊，觉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外，无最根本的事业，无最伟大的使命，无最有价值的生活”[5]。他们从艰苦的教育活动中获得了无穷的、至上的乐趣，将教育的成功视为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被誉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父”的容闳，得知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历经18年周折终获清政府采纳的消息时，“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6]，进入心醉神迷的境界。与教育荣辱与共，爱教育爱到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痴迷程度，乃教育家本性之最灿烂的光辉。（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都是学习的典范，他们十分注重经由学习走向自我完善，实现教育立国、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抱负。教育家们的学习不仅指读书，也包括向自然和社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晏阳初当年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结果却从华工那儿受到教育，发现了民众的巨大潜能。这种发现使晏阳初在立场、观点和感情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获得了一生为平民教育奋斗不息的无穷动力。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吸收和继承民间的教育智慧和优良传统，他的教育论著中充满着乌克兰民族的教育智慧。教育家们的学习贵在“不厌”。“不厌”是一种心情，更是一种境界，是“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那样一种境界。学而不厌是教育家最重要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获得其他教育品性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不间断地学习，他们能够领略和享受知识和人生的乐趣，开阔视野和心胸，养成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诲人不倦”的动力既来自对学生的爱，也来自对教育的信念。只有对教育力量深信不疑，才能形成“不倦”的情感与意志。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以自学得来的渊博知识、丰富阅历和深邃思考广为施教，经常在公共场所对一切乐于听取教诲的人演讲，劝人为善，盼望人们努力成为有德性的人。他不仅不索取报酬，甚至还愿意倒付钱。我国明末清初大教育家王夫之因不肯向清政府屈服，自33岁起便隐姓埋名，在“良禽过而不栖”的荒山野岭中授徒讲学。居无常所，讲无课堂，只得“借僧寺授徒”。“严寒一敝麻衣，一褴袄而已，厨无隔夕之粟”，常与弟子们一起“昼共食厥，夜共燃藜”，以山中野果果腹，燃野草取暖。“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王夫之坚持著述和讲学，“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纂著”。67岁时，从游诸子求为解说《周易》，他因久病体弱，形枯气索，无力为诸生口授讲解，“乃于病中勉为作传”，授予诸生。王夫之这种不屈不挠、鞠躬尽瘁的精神不仅深深地感动了学生，甚至还感动了前来行窃的盗贼，使他们在惊叹之余“相戒无犯焉”。[7]

“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是教育家教育本性的两个方面，前者是自觉，旨在自我解放；后者是觉人，旨在解放他人。以自觉觉人，在觉人中深化自觉，亦即教学相长。

（三）做人与教人合而为一

综观教育家们的生平，可以发现其职业角色与非职业角色常常重合一致，教育活动与日常言行几无差异。古代孔子的弟子是在与孔子朝夕相处中随时随地向孔子学习的，孔子教导儿子与教导学生并无不同，他几乎没有自己的隐私。现代的梁启超把9个儿女培养成包括3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在内的俊杰，被誉为著名的家庭教育家。梁启超给儿女的普通家书，几乎篇篇都是情真意切的家庭教育教材。在儿女眼中，梁启超的父亲角色与导师角色完全重合；而梁启超视弟子则如同己出，呵护有加。教育家们的教育活动是其类本性的自然挥发，发乎本心，布乎四体，他们不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要“为人师表”，不需要为教育学生而以身“作”则。他们已进入从心所欲的境界。还有一些教育家在严酷环境下不屈不挠，坚守自我，更是世世代代的楷模。像古代的苏格拉底，现代的鲁迅、马寅初、梁漱溟、傅斯年等，都用实际言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出了最具教育效力的诠释。

当然，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因素，一些具体的教育家也很难完全彻底地避免人格中的某些矛盾现象。可贵的是，许多教育家对自己身上的双重人格能保持一种自觉、警惕，并努力加以暴露与克服。法国教育家卢梭在经历了不幸岁月后的晚年写过一部反思性自传体著作《忏悔录》，在读者面前展示真实的自我：崇高与卑劣同在，坚强与怯懦共存，真诚与虚伪并行。卢梭的忏悔行为表现出了人格的伟大，也表明了真善美最终能够战胜假恶丑，这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四、教育家“类本性”的认识意义

教育家的类本性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伟大对平凡的超越。教育家是从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教育家，就在于他们以“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命涌动，在人格、业绩和社会影响上逐步脱颖而出，逐步超越了普通教育工作者，成为出类拔萃者。从数量与从属关系上看，教育家是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中的一个小类，而从作用上看，这个小类却是能为大类提供思想、理论、精神和实践榜样的精粹力量。数千年来，教育家这个小类的类本性在形成过程中总是与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的类本性不断地进行交流，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探索和认识教育家的类本性，正在于自觉有效地促进这种互动。

教育家的类本性在世世代代漫长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步显露。当它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后，就如一面旗帜，召唤并吸引着当代与后来的教育工作者在自身的教育实践中自觉地认同与占有，使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家整体达成一种全面联系，这无疑有助于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文化心态，一种超我的力量，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生存状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其自觉地向教育家的本性“类化”，进而延续与扩大教育家队伍。

教育家的类本性把一个个教育家联结到一起，并且作为每一位教育家发挥独立个性的前提。作为类的规定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底线标准，对于每一位具体的教育家而言，他既是教育家的类本性的承担者、体现者，又是发挥自己教育个性的独立主体，他将在自觉体现教育家类本性的前提下自主地走向个性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2]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M].何怀宏，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43-4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4-565.

[4]胡适.胡适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9-40.

[5]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G]//晏阳初.晏阳初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19.

类本性范文篇3

（一）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得不到有效的记录

在收付实现制下，单位的固定资产得不到有效的计录。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2013年底的固定资产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但这并不能反映笔者单位当前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仅仅反映的是单位自成立至今，尚未处置的、至今仍在单位财产管理部门固定资产明细账上的固定资产原值总和。实际上，行政事业单位大部分的固定资产也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工作量的增加而损耗的，如此的核算方式，只能造成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发生偏离。另外，在企业的会计核算中，如果固定资产发生损坏等其他经济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即发生了固定资产减值，则应当按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在收付实现制下，由于固定资产减值的经济业务并不涉及到现金的变化，不需要反映在具体的会计核算中。因此，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中没有对应固定资产减值的科目，不对固定资产减值进行任何会计处理，这同样也造成了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偏离。由于缺乏固定资产后续计量手段，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核算无法做到真实、准确。

（二）行政事业单位的隐性负债得不到有效的计量

在收付实现制下，只有在现金发生增减时才进行会计确认，因此，已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只要未进行现金结算，就无法反映到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报表中。以笔者单位会计核算中的项目支出为例，按支出的经济分类来划分，有些属于设备购置项目，有些属于大型工程。如果一项工程，其工程量、已完成可使用进度是在1至6月这6个月间均匀分布，但约定的付款方式是在3月底、6月底分两次支付。在当前的收付实现制下，只有在3月、6月两次付现的时候，才进行会计处理，确认经费支出。这就导致1至2月、4至5月的月度会计报表，都不能如实反映单位因这项工程而形成的、预期会导致单位经济利益流出的现时义务。

（三）行政事业单位实际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得不到有效的计量

在收付实现制下，单位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没有得到有效的区分。笔者单位作为一家行政事业单位，在购置固定资产时，无论使用的是基本支出还是项目支出的经费，也不论付款方式是财政直接支付还是财政授权支付，在账务处理上，一律在资金流出的当期计入经费支出。这种会计核算方式，使本应通过计提折旧从而分摊到固定资产存续使用期间的成本费用被一次性地计入了购置固定资产的当期，造成了单位购置固定资产当期的支出金额大于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同时，固定资产存续使用期间，各期的支出金额小于当期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虽然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和核算中部分存在着资本性支出和权益性支出的相关概念，但在实际的会计核算中，单位资本性支出在付现的当期直接全额计入财政拨款支出，实际上是把资本性支出当做收益性支出来处理。这在导致衡量资产价值失真的同时，财政拨款支出的账面数额与实际社会资源的耗用量也发生了背离，导致收付实现制下无法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实际支出（实际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进行准确的计量。

（四）行政事业单位的净资产得不到准确的反映

净资产反映了一个行政事业单位实际拥有的、可以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资源的能力，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数据指标。净资产由两部分组成：固定基金与结余。固定基金反映了行政事业单位对其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固定基金科目的会计核算总是与固定资产科目成对出现，账面金额也始终保持相等。由于收付实现制会导致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得不到有效的计量，因此，固定基金也无法被准确反映。结余反映的是行政事业单位各项收入与支出相抵后的余额，用公式表达，即为收入-支出=结余。在支出不能被准确描述的前提下，账面结余金额自然也不能作为实际情况的精确反映。作为净资产的两个组成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基金和结余，都不能被准确计量，即单位的净资产无法得到准确的反映。

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改革设想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能够有效地解决收付实现制下产生的多种问题，使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信息更加准确，成本核算变得具有可操作性。这里笔者简要论述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引入权责发生制的具体改革方法。

（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要素调整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原有五个要素，分别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在今后具体改革中，建议将“支出”要素调整为“支出与费用”要素，以便符合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处理要求。“支出与费用”要素分为“经费支出”和“摊销费用”两方面。其中“经费支出”与原有“支出”要素的区别在于其将支出又分为资本性支出和权益性支出两方面；“摊销费用”用来反映单位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折旧和领用摊销。改革后的“支出与费用”要素既有利于进行传统的收支预算管理，又能够进行有效的成本核算管理。

（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调整

1.资产类科目调整

首先，“固定资产”科目下设两个子科目：“原值”、“累计折旧”，用于核算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实际价值。其次，设立“应收款”科目，用于核算采取权责发制带来的应收事项。原“暂付款”科目专门用来核算涉及货币资金流出的挂账事项。

2.负债类科目调整

应在负债类科目中设“应付款”科目，用于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带来的应付事项。原“暂存款”科目专门用来核算涉及货币资金流入的挂账事项。

3.净资产类科目调整

首先，设立“存货基余”科目，用于核算行政事业单位的存货所形成的净资产。其次，设立“固定基金”科目与“固定资产”科目相对应，下设三个子科目：“原值”、“累计折旧”和“损失”，用于核算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所形成的净资产。第三，设立“当年可用经费”科目，用于核算行政事业单位当年可用资金形成的净资产，年末结转至结余，属于过渡科目。

4.收入类科目调整

在“拨入经费”科目下设两个子科目：“拨入资本性支出经费”和“拨入权益性支出经费”，用于将资本性支出与权益性支出分开核算。在“拨入资本性支出经费”和“拨入权益性支出经费”下各自设立两个子科目“拨入基本支出经费”和“拨入项目支出经费”，“拨入基本支出经费”和“拨入项目支出经费”的下级科目与现行会计制度下的下级科目相同。

5.支出与费用类科目调整

首先，在一级科目“经费支出”科目下设立两个子科目：“资本性支出”和“权益性支出”，用于将资本性支出与权益性支出分开核算。在“资本性支出”和“权益性支出”下各自设立两个子科目“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资本性支出—基本支出”科目下设两个子科目：“存货购买”和“固定资产购置”。“资本性支出—项目支出”科目下设子科目“固定资产购置”。“权益性支出—基本支出”和“权益性支出—项目支出”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设置明细科目，即与现行会计制度下的子科目大体相同。其次，另设一级科目“摊销费用”。“摊销费用”科目下设立两个子科目：“固定资产折旧摊销”和“存货领用摊销”。“固定资产折旧摊销”和“存货领用摊销”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设置明细科目。经费支出类科目，最终结转至结余科目；摊销费用类科目，最终结转至基金类科目。

（三）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方式调整

1.经济业务与实际付款分属

不同会计期间的会计核算以支出业务为例，当经济业务发生时：借记“经费支出”，贷记“应付款”，具体明细科目省略。当支付对应款项时：借记“应付款”，贷记货币资金类科目。

2.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

固定资产购置时：借记“资本性支出—基本支出（或项目支出）—固定资产购置”，贷记货币资金类科目，同时借记“固定资产—原值”，贷记“固定基金—原值”。固定资产无偿拨入或盘盈等情况时：借记“固定资产—原值”，贷记“固定基金—原值”。固定资产存续使用期间：计提折旧，将购置费用平均摊销到各期间内，不留残值。借记“摊销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摊销”，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当期期末，结转费用至净资产时，借记“固定基金—累计折旧”，贷记“摊销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摊销”。固定资产正常到期处置时：固定资产处置所得计入处置当期的其他收入。当期收支结转后，期末进行固定资产处置操作。借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贷记“固定资产—原值”，表示资产的注销；同时借记“固定基金—原值”，贷记“固定基金—累计折旧”表示行政事业单位对该资产的占有权同时消灭。

3.存货的会计核算

存货购置时借记“资本性支出—基本支出（或项目支出）—存货购买”，贷记货币资金类科目。同时借记“存货”，贷记“存货基金”。存货领用时借记“摊销费用—存货领用摊销”，贷记“存货”；领用期间期末结转收支时结转至“存货基金”，借记“存货基金”，贷记“摊销费用—存货领用摊销”。

4.月末和年末结转

月末结转时，应将“摊销费用”结转至基金类科目；“经费支出”结转至“当年可用资金”科目。例如：“摊销费用—存货领用摊销”转入“存货基金”科目；“摊销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摊销”转入“固定基金—累计折旧”科目。“经费支出—资本性支出”、“经费支出—权益性支出”转入“当年可用资金—资本性支出”、“当年可用资金—权益性支出”。年末结转时，应将“当年可用资金”结转至“结余”科目。例如：“当年可用资金—资本性支出”、“当年可用资金—权益性支出”转入“结余—资本性支出”、“结余—权益性支出”。

（四）会计报表的变化

类本性范文篇4

教学目的

1．使学生理解分式的意义，会求使分式有意义的条件。

2．使学生掌握分式的基本性质并能用它将分式变形。

教学分析

重点：分式的意义及其基本性质。

难点：分式的变号法则。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什么是分式？

2、使分式有意义要有什么条件？

二、新授

分式的基本性质

我们知道，分数基本性质是：分数的分子与分母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不等于零的数，分数的值不变。

分数的基本性质是约分、通分和化简繁分数的理论根据。

分式也有类似的性质，就是分式的分子与分母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不等于零的整式，分式的值不变。这个性质叫做分式的基本性质，用式子表示是：

其中M是不等于零的整式。

分式的基本性质是分式变号法则。通分，约分及化简繁分式的理论依据。就是说，分式的基本性质是分式恒等变形的理论依据。

例1下列等式的右边是怎样从左边得到的？

（1）；（2）.

解：（1）∵c≠0，∵x≠0，

∴，∴.

例2填空：

（1）；（2）.

解：（1）∵a≠0，

∴，即填a2+ab。

（2）∵x≠0，

∴，即填x。

注意：

（1）根据分式的意义，分数线代表除号，又起括号的作用。

（2）添括号法则：当括号前添“+”号，括号内各项的符号不变；当括号前添“—”号，括号内各项都变号。

课时安排：本课题约需3课时，分配如下：

三、练习练习：P63中练习1，2。

四、小结本节学习了分式的基本性质。

五、作业作业：P66中习题9.2A组1，2。

另：需要注意的问题

1．从回忆算术里分数的基本性质再用类比的方法得出分式的基本性质：

.

从形式上看，分数的基本性质和分式的基本性质同乎是一样的，学生接受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是要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各种基本的训练。

类本性范文篇5

广义上，材料是除意识之外的所有实体物质。建筑领域，一旦某物质被称为“材料”的时候，即含有“目的性、选择性”，即非“自然”的了。“语义学”是探索、研究语言意义的学科。“语义”即人在接收到视、听、触、嗅、味五感方面的刺激后形成的对某物质的概念和印象，此概念和印象的产生除了和人的生理和心理相关，也和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社会、文化、气候等被称为象征环境的各个方面相关。

建筑材料语义的模糊性

引用查•桑•皮尔士的话:“当事物出现几种可能状态时,尽管说话者对这些状态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实际上仍不能确定是把这些状态排除于某个命题还是归属于该命题,这时候,这个命题就是模糊的”。人类语言的模糊性在词语及其语义上表现最为明显。语言符号的模糊反映着纯客观的模糊和主观世界的模糊。正是语义具有的能指和所指的特征注定了其在反映过程中必定要带上模糊性，即表现为本体上的模糊性和认识上的模糊性。文化符号学的构建者朗格认为除了推论性符号——语言所能及的表达之外，人类内心世界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不可命名的生命感受，这就要通过表现性符号来解读。在建造领域，作为一种表现性符号，材料语义依赖于“语言”这一维性符号的转译和解释，与符号“语言”存在的“不可描述”需要其他符号来“弥补”相似，材料语义传达“维度”的匮乏和单一表现为本体上的模糊性；正如伍铁平认为模糊理论对语言学是“一个具有生长点的理论”一样，建筑材料语义的模糊性蕴含着无限的被解读的可能。

建筑材料语义的回归

建筑史的现代主义时期将视野长久地停留在“功能一一形式”因果律，片面强调对物质价值和符号语义的单一追求；另外，后现代建筑对待材料的“历史主义方式”纠缠于如“空间”、“形式”、“哲学”等形而上的词汇转译中，使建筑语义变得沉重陈腐。材料的语义在“历史”语境下受限、固化表现为认识上的模糊性。摆脱“历史”语境，材料语义领域将迎来多维度表达的“新境界”。20世纪初胡塞尔的现象学立足于人类生活中最基本、最本质的日常“生活世界”上，……将意识集中在纯粹的现象和直接感受的事物，从而还原、回归把握事物的本质；20世纪晚期，彼得•卒姆托摈弃后现代建筑对待材料的“历史主义方式”，着眼于材料知觉潜力的多维挖掘和不同气候条件下材料的具体性呈现，来展现建筑“氛围”而不是“空间”。“再次”关注建筑的材料本身，寻求它对于人的多维、综合知觉的传达，这种“还原”有助于“建造”适时地跳出“功能——形式”、“历史主义”的建筑语境，回归材料的原初语义，使建筑和建造呈现出另一种特质和独特的感受方式，材料语义有可能超越固化的、单纯的“空间意义”和“历史主义”，从而在语义传达领域开拓出更寥廓和沉郁的时空维度。

建筑材料本性和表现性

对于材料，15世纪西方建筑师从材料的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的角度来分析语义结构，引出来两个相对应的关键词:“本性”和“表现性”。在路易•康对砖、密斯对钢的运用过程中，材料的物理属性的定量指标（尤其是重力）被作为材料选用的重要考量，本性被认为是材料“物理”属性（含化学属性）的体现。材料的物理属性的僵化和局限使其语义表现为材料符号本体上的模糊性。从设计语义学视角看，材料的本性不是给定的、量化的“物理”属性的组合；另一方面材料不可避免要经过（选择性、目的性）“处理”，受到气候的、时间的和制作工艺的影响——它不是某一时空的静态概念。即材料的本性是一个人类活动参与的、复合的、多维度的、动态的“过程”，而非一个拟定的、量化的、恒定的“物理、化学”属性的组合，或者静态图景。因此材料的“物理”属性无法决定材料的本性。同理，材料的表现性也不能全由材料本性来决定。材料的表现性来自于材料本性，同时还包括材料自身的“物理”性能（包括化学性能）、“处理”工艺和在“处理”过程中被赋予的情感和意义，以及在时间、气候和地点的变化中留下的印迹。正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所言：“每一种材料都有他自己的信息，有他自己的歌”。因此，材料的表现性经由人的生理上的五感（含“通感”）和“无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产生“意象”形成材料的心理属性，因为个体感知差异的参与，材料的心理属性也不能全由材料的表现性决定。由于材料的本性不是一种给定、规律、不变的特质。基于此，材料的本性与表现性之间、材料的物理属性与心理属性之间保持了“宽松而弹性”的距离和联系，材料的心理属性对材料的本性和表现性有着反作用，且不断更新、丰富着材料的本性和表现性，材料的语义因此成为一个能“生长”的理论。

类本性范文篇6

系统完整的人性学说需要回答上述所有问题，但是大多数人性学说只回答了其中的部分问题，而且，同一个人性学说对每一个的问题的回答之间又很少能保持连贯一致。本文试图以“恶”为视角，对上述诸问题作一个简单的回答。

一恶在人性中的地位

如果人性是恶之根源的话，那么人（之况）境（humancondition）则是其“土壤”。情欲与理性是人性（与动物性相比）的显著特征，这两者在人性中是结合在一起的，并共同支配人的行为。那种任意把欲与理看成两个相互独立的东西是一厢情意的。仅人欲与动物欲相比，前者就要强烈得多，因为它一开始就被独特的理性禀赋装备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是理性的动物。正是欲与理的结合宣告了恶（当然也包括善）的开始，人类道德生活的开始。动物只有欲，按照本能生活，表面上超越了善恶，事实上只处于前道德状态。以欲望的结合为特征的并不是恶自身，而只是恶的来源。有人相信恶的社会制度使人恶，这是颠因倒果。如果社会制度是恶的根源的话，那么，社会是什么的产物？人的情欲、理性与自由是否都含有恶的可能性？这两个问题答案却是自明的。

所以，在恶在人、与社会制度方面，人性是恶善的来源，社会制度则是善或恶自身，而不是来源。恶的社会制度是人性中恶的可能性的物质化。有人把一些极权国家称作“恶帝国”（EvilEmpire），是因为这样的帝国充斥着骇人听闻的恶行，并为人性中恶的潜力提供了舞台，使该帝国变成了“恶的舞台”。当然，即使在“善的王国”，只要人享受的只是那么一点点自由（除非有受到严加看守的死囚），只要生存冲突存在，恶现象就随时可能发生，人性是恶的来源，人境是人的条件，人类事务中的恶是人性与人境的结合。道德之恶站在人的本性和人之环境的交叉点上。对于人的堕落及其原因，《异端的权利》作者茨威格感叹到：上帝的决定何等莫测高深，他所创造的人是那样的不全和无德，他们不断地倾向于堕落和罪恶：他们不能辨别神圣；他们急于再次投入罪恶的深渊。以卢梭为代表的近性主义一激进主义者相信正是社会才是恶的唯一来源，正是恶劣的社会环境的罪恶的社会制度才使人腐败堕落。象卢梭那时崇尚野蛮（自然状态及其中的自然人），也是对过去的时间及其结晶的另一种形式的否定。在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上，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认为，人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于其可改造性，或者说可完善性。1另一位法兰西启蒙学者霍尔巴赫认为：“人类是邪恶的，但并非天生邪恶，而是环境使他如此。”2

这些人错了，因为他们否定人的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是恶的可能来源。事实上，人类社会只不过是发生恶行的一种环境。如果社会是恶，那么其恶行来自于人，而不是相反。恶的来源不在宇宙之中，而是在人这种理性动物的本性之中。

二人，你有本性吗？

从古典的希腊时代，到近代的苏格兰启蒙时代，在西方的思想史中对人性的存在一直是十分肯定的。人性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奥勒留、西赛罗、亚当·斯密、爱德蒙·柏克笔下经常出现的字眼。其中苏格兰启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大卫·休谟把对人性的研究推到了古希腊—罗马时代后西方人性思想史上的一个顶峰，这就是一七三九年至一七四0年间在伦敦问世的三卷本《人性论》。3在书中，休谟认为，人性的研究是对人的一切（科学、道德或宗教）研究的基础。各门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只是研究人性的一个方面。休谟不反对人性的存在，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承认人们有某种程度的自私；因为我们知道，自私和人性是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4他还断言，人们普遍承认，在各国各代人类的行动都有有很大的一律性，而且人性的原则和作用乃是没有变化的。英国辉格党的早斯理论家柏克在人性问题上继承了休谟的观点，主张人有实在的不变的本性。他在致斯密的信中写到：“人的本性总是一成不变的”，他坚信，人的本性，不是我们所能修改的，它与天同久，日月同辉。5

否定人性的最早苗头，出现在大革命前法兰西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趋向中。由笛卡尔的怀疑主义为之铺垫认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并不直接否定人性的存在，而是提出通过理性的运用可心对人性加以改造的命题。既然人性的内涵可以更换，既然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本性，那么，这就意味着人没有自在的、不为外界所改变的本性。理性主义的这种人性可变论为后来的激进主义政治运动改造人性的努力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诱导出后来的存在主义思潮对人性的彻底否定。

对“人有本性”命题的另一个有力挑战来自洛克所倡导的经验哲学。洛克的思想中有一道奇怪而有深度的断裂。洛克的政治哲学鼓吹人的自由、幸福、平等和财产权，且不反对有实在人性存在的命题。但他的经验哲学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对人性及其政治哲学的的上述价值。洛克的经验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是对立的，经验论不能为把握实在的“人性”提供经验的证据，也不能为与人性相关的价值，如自由、尊严、平等、正义、博爱、权利、宽容等提供经验的论证。他的著名的“白板说”更是为后来的理性主义者、科学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家否定人性的存在提供最富有误导性的灵感。

其实，经验的方法不能为人性及相关的价值，如自由、尊严提供论证。把凡是经验的方法不能论证的东西视为不存在的东西。而且，现有的经验方法不能证明“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因果关联。可是这并不表明两者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联，也不表明未来的经验方法永远不能证明两者间的关系。

以美国的斯金纳（B·F·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试图的确凿的经验科学结论来否定人的本性。他本人用对白鼠行为的研究结果来证明，人的行为与白鼠一样，完全由环境支配，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与动物有着根本差异的本性。因此，人象动物一样没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无道德可言。其隐含的结论是，自由与尊严对人类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多余的。他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他进一步声称，人类已经拥有关于机器的科学技术，现在需要的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技术。要发展出这一方面的技术，我们就必须抛弃关于自律人，即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的幻想。生活中，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环境。当我认为自己是“自由行动”时，我们并不是真是自由了，而只是由于种种“正强化”在起控制作用，我们感受不到而已。所以，在斯金纳看来，所谓的自由，并不是免于控制的自由，而只是免受某种控制的自由。6

由于不承认“人性”在存在，斯金纳并不试图对人的本性提出什么看法，而只是试图为人的况境提供一种解释。斯金纳的决定论犯了化约主义的错误，他把人类事务的一切表现都化约成人的行为，他还把政治、经济、社会等科学都化约成一种心理现象，对科学法则的认识变成对正负强化等操纵和制约行为规律的认识，人被化成了“斯金纳箱”中的老鼠和鸽子。斯金纳否认了人的先天特质，因而也就否定了人的本性。

存在主义则代表了当代左翼学者从哲学本体论的层而来否定人性的另一种尝试。存在主义把人看作一个不断流动、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人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因此也就没有作为一定之规的人性。人性存在主义否定先于个人的普遍人性的存在，世界上并无所谓人之本性的东西，没有一般的人，只有许许多多单个的人，即存在于历史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许多单个的集体的人。正如萨特所宣称的：人性是没有的，因为……人就是人，我们无法在每个人身上找就可以称为人性的普遍本质，人先于一切而存在，当然也先于人的本性。7

存在主义强调个人的存在，反对普遍的本性，这样不仅把单个的人与社会的人或整个人类对立起来，而且把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割裂开来。实际上，存在与本质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人的一般特征。萨特把存在主义说成人道主义，但没有人性，也就不可能有人道，因而反对人性的学说就不可能是人道主义的学说。

象存在主义那样，在哲学上对人性存在的怀疑可以展现出怀疑者的批判力，而在对人性的否定之后甚至感觉十分轻松。但是，政治哲学对人性的否定，一旦落实到政治实践上，就有可能产生十分轻松、甚至是可悲的后果。哲学与政治哲学不是一回事，哲学与政治更不是一回事。阶级性的人性论则是试图从政治行动的属性来为改造和否定人性提供理论武器的政治学说。指人性为阶级性的观点，不仅使人因阶级属性不同而在恶的含量上不平等，而且为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实践提供了人性论的基础。

当然，尽管人性的存在不可否定，但为人的本性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也是十分困难的。正如弗洛姆所指出的，其障碍在于下面的困境地：倘若一个人把某种实体假定为人的本质，那么，他就被迫处于一种非进化、非历史的境地，它意味着自人类诞生伊始，人没有发性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观点很难同这样的事实相一致。即我们发现，在我们大多数最不发达的祖先和出现在最近4000年6000年的文明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区别。8

人性到处是一样的。它为不同文化的不同习俗所隐蔽，但不能为它们所磨灭。人性的天然构成是相对稳定的，不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那些被社会、文化所决定的或改变的东西，并不是人的本性，只是人性的表现方式而已。尼采说过，人是“尚未被确定的动物”。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能理解成是人性的一个缺点，更不暗示，人能够而且将会在某一天获得确定性。与动物不同的是，人在本质上就是不确定的，即人的生活并不遵循一个预先建立的进程。大自然似乎只造就了一半就让人上路了，并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和社会”去完成。9人类不断地追求对自己及其世界的确定性，但在获得了小小的确定性的同时，给自己带来大得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人性内涵究意是什么？要素有那些？在恶的来源中，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作为积极的自由与人的本性有关；个人的自由、生存则与人的环境有关。人的本性正在于其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它们都交织在零星的内核之中，并且共同指导着人的行为，这意味着它们并不是三个相互独立的东西。从这一点看，人性是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复合体。而后三者则是人性的实体，固定不变的。所以这三者的结合意味着人类道德和政治生活的开始，而不能把人性与人的行为混淆起来。人的行为会因为受到不同环境的刺激产生出种种变化，但其背后所反映的人性致函是始终不变的。

说情欲、自由、理性是人性的要素，或者说人是自由、理性且充满情欲的动物，并不意味着情欲、自由、理性是人性中的善或恶的象征。历史上，人们常把理性、自由与善等同起来，因此得到了人性善的结论。实际上，理性或自由不是恶，更不是善，它们只不过是善与恶的源泉而已。所以，在这里，理性、自由在价值上是中性的，如果考虑它们充当了有助于实现人类生存的固有手段的话，那么，它们充其量只能被视作形上的善，非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善。所以，说人是自由理性的动物，并不是对人性的一种规定（prescription），而只是一种描述（description），同时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总是同等的自由、理性，更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总是那么自由、那么理性。人的理性与自由本身就充满着巨大的局限性。

三性恶，还是性善？

“人性”概念的确立反映了人们对普世价值的共同的追求。但是，普遍人性的存在并不提供由此来压制个人之个性的理由，更不能要求每个人让自己的个性绝对屈从于上些意识形态家所奠定的个性。10人性善恶的问题涉及与先天与后天、本性与环境的关系，具有哲学认识论的意义。

在中国的学术与政治冲突中，孟子是性善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他认为，人是有本性的，而且这个本性不仅是善的，而且几乎是至善的。他说：“恻隐之心，从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从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1

他与后来的西方的一些性善论相比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后者在是否有先天的本性上含含糊糊，他却十分有把握地断定人有“非外铄的、固有的”本性。

孟子的人性论是嫁接在孔子的人性学说基础之上的，而且从表面的逻辑和后来王朝的政治实践看，孔孟的人性论之间似乎天衣玩缝，一气呵成，然而，其实质则是貌合神离，大相径庭，孔子认为改造人性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详后），孟子的性善论却为改造人性提供了最充分的理论依据。这种性善学说固然满足了人们对善的期许，而且在动机伦理上无懈可击，但是，对善的事物的追求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在对待人性问题上更要审慎，善良的动机未必会带来善良的结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性善论的狡诈在于它既可以是一种事实判断，又可以是一种价值判断。相比之下，性恶论只能是事实判断，因为没有人敢冒天下大不韪来公开主张人应该性恶。性善论还具有某种伪合理性：即使有事实表明人在本性上并非象性善论所断言的那么善，但要求人们行善的主张总不是过错吧。要人行善的本身当然没有过错，但却并非每一种让人行善的手段都是合乎道德的。孟子以人性中的道德感（如四端）为论据，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但同时又作“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12的必善逻辑为统治者用强制的手段以使向善为借口来改造（实则是扭曲）人性提供理论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性善论通过把人性道德化成全了善的狡计：以动机而言，强调性善是可取的，但是，以结果而言，强调实然的性善会放松对人（尤其是统治者）之作恶可能的制度警惕，而强调应然的善则有可能导致在提升人性中使用强制手段。

荀子认为：人求善这件事实，本身就是人性非善的证据。因为，人决不会追求自己身上业已存在的东西，而应该是自己所没有、或者现在还不具有的、或还不充分具有的东西。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貌似因袭法家的衣钵，在我看来，实则与孔子人性论的内在逻辑更契合。孔荀对本性与习性作了区分，都认为可改造的是人的习性，本性是不可改造的。荀子认为，与“文理隆盛”的“伪（习性）不同，本性是“生之所以然者”，13既“不可学”，也“不可使”。习性只能附着在本性之上，而不能取代本性，即他所谓：“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14

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中强调“孔子之道”就是本于“人性”，“循人之性以为道”，人欲并不是“恶”，压制人欲的天理也不是善，“性”本身才是善。“孔子之道乃天人自然之理”，圣人之为道，亦但因民性之所利而利导之……所以不废声色，凡道民者，因人性所必趋物性所不能遁者，其道必行。人性本身无所谓先天的道德善恶。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不能对产生情（欲）的东西，说好说坏”，所以“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天生是善的或是恶。”15洛克承认人有自爱一面，但并不谴责这种自爱。他相信，人要实现自爱就必须爱人，“人既然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6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卢梭、马克思等人认为人在本性是善的，只是常常受到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压迫，才使人变恶。

人在本性上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既不是一心利他的，也不是一味自私的；既不是好战的，也不是爱好和平的；既没有天生的罪恶，也没有天后的美德。所有这些都不是人性的固有特征，只不过是潜在的倾向。

历史上的性善论也罢、性恶论也罢，往往都未能对人性善恶的两个层面的含义作一必要的分疏。有的人断言人性善，是基于人性在状态的完备，即人性是（因）完（才）善的，没有缺陷，例如，英国无政府主义者葛德文就认为人性是完善的，所以，国家与政府才是多余的。有的人断言人性善是因为人天生就有类似于“菩萨心”的善端，如孟子把“四端”作为人性善之最重要的论据。人性的状态之善与动机之善之间是有差异的。状态之善只是一种描述，其中并不自动含有规范性和目的性。动机善则含有规范性和目的性。性恶论也有上述两个层面上的差异。性恶既可以指人性在状态上的不完善，也可以指人有一颗“撒旦心”（中国人叫做“狼心”或“狗肺”“）。完备的东西未必是善的（完1善），不完备的东西未必尽是恶的。完与善、不完与恶之间并不自动转换。所以当我们研究已有的人性论也好，提出新的人性论也好，都有必要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加以厘清。我个人认为，人性是不完善的。就道德层面（而非形上层面）上而言，人的行为有善恶之分，但人性并无善恶之分。

性善性恶的区分似乎在学理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性善和性恶只是各自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若性善说是一种应然判断，即人性应该是善的，而性恶说是一种实然判断，那么性善说和性恶说可能说的是同一种东西，即人性在本质上可能是恶的。只是性善说认为人性有可能变善，而性恶说则没有强调这一点。所以，在这一层面上，性善和性恶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性恶论往往忽视了对善的动机的强调，性善论则往往忽视了善良的动机可能带来的罪恶后果。所以，对恶对人性的判断应包括实然和应然两个部分。对行善之应然的强调必须建立在对人的欲之本性的充分承认的基础之上。同时，对人之欲利本性的强调也不应停留在简单的实然描述上，更不能鼓励人们去为趋利不择手段，而是要上升，使行善成为义务性的伦理规范。趋利与行善虽然同是人性中似乎相互冲突的两种倾向，实则应是互相衔接的两个部分，不能相互双代，互相否定，缺少了其中任何一者，都将使人类的生存难以待续下去。

由此可见，把人性定为善或恶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如何界定恶和用什么样的相应政治手段对待恶和人性。性善论和性恶论都不可取，但从中外思想史一看，一般说来，定人性为恶比定人性为善略为可取。后者有两个可能的恶果：1。放弃对人性的警惕；2。用强制的手段去改造人性。

摩西律法中的“爱邻如已”17敦促我们像爱护我们自己那样爱护我们的邻居时，这就假定了自爱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是植根于个体之中的天然倾向。但若要把这种爱扩大到自己的同类时，便是在制造一个道德事实，需要人的道德自觉。这种爱他人的道德事实是以爱自己的自然事实为基础的，因为爱他人在总体上有利于自爱。一个充满爱的环境（社会或家庭）对成员的安全和身心健康必然更加有利。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必然最终使每个成员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因此，脱离了自爱的利他人。有一位拉比在犹太教法典中这样说过：“如果我不为我自己，谁来为我？如果我只为我自己，那我还算什么？”

人性中卑劣与崇高两种倾向是并存的，只是一些人强调其中的一种倾向，另一些强调其中的另一种倾向。其实，人性就是站在卑劣与高尚、神性与物欲的交叉点上，曹雪芹曾用传神之笔在《好了歌》中淋漓尽致的刻画了上述双重倾向，既企盼获得超越的神性，又难舍人世间的物欲。人性就是在这种神性与物欲之间的互动及其造成的紧张过程中得以展开出来。有趣的是，人的高尚之处恰恰在于人能认识到自身的卑劣，在享受物欲的过程中才企盼神性。若是去掉其中的任何一种倾向，人性就难以立足，人也不再是人，或是神，或是物。《好了歌》所刻画的人性是普遍的人性。它唯一不适用的是神仙和动物。

一旦把欲道德化，使之成为恶的实体，这就对神正提出了挑战，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一旦把欲作为恶道德化，就会使满足恶的手段获得道德正当性，从而使人失去了行善的道德义务。面对上述难题，唯一的出路是使人性变成中性化的中立人物。

四人性：可变性与平等性之争

我们先来看看先秦儒家的人性学说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8似乎概括了孔子的主要人性思想，通过对这句话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本性”与“习性”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而且，孔子似乎在暗示，本性是天生的，永恒不变的。不依后天的改造或教育而变化，同时，人的本性相同注定的一种实然的状况。从“性相近”还可以引伸出两个重要的观点：

1"性相近”意味着人类在本性上是大致平等的，每个人的本性之间不存在重大的等差格局。

2即使人的本质不是价值中性的，即使人的本质具有一定的道德属性，不论其是善是恶，这种判断都不具有太大的实质意义，善也罢，恶也罢，反正大家的本性都是如此。

若对“性相近，习相远”的上述演绎成立，孔子的人性学说至少合乎当代主流思想对人类的本性的理解。

除人性的善恶之争外，人性论战中的另一个焦点是能不能用人工的方法对人性进行改造。在孔孟的态度都不甚明朗。不过，从前面的推测看，孔子倾向于认为人性不可改造，否则不会“性相近”；孟子倾向于认为人性可以改造，而且必须改造。否则不可能使人人都成为尧舜。

汉代的刘安正式提出了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人性的观点，汉代大儒董仲舒强调人性在恶面前的不平等，但是他也进一步发挥了荀子人性不变的主张，认为“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19这一论点是对孔子人性学说的进一步发挥，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影响极大，故儒家只有“修身养性”之说，而非“修身改性”。因此，可以断言任何试图改变人性的想法至少不合乎主流的儒家思想。

在西方，柏拉图、马克思和斯金纳都强调社会条件作用的范围，强调我们通过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去改变人的本性。基督教，弗洛伊德和洛伦兹强调人的内在有限性难以改变。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开始把人性看作是变化着的人，并从人与变化着的外部社会环境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人性，把人性看作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所以，以卢梭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相信，人的可完善性和无止境的社会进步，持一种世界向善论，相信通过教育、积极的立法、改变环境，可以使凡人变成圣人，否认人性中想作恶施暴的天然倾向。20

人性和人和基本况境是不变的，人类不分古今东西绐终面临着某些永恒的根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才构成了一切精神文化的核心。正是人性的平等和人性的不变，我们才可能在这里谈恶、谈人性、谈它们与政治的关系。人性内部，尤其是内部各要素之间及其外部间可能呈现一动态的过程。但这未必一定意味人性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

但是对人性固定不变持否定态度的人却不这么看。葛德文接受洛克的观点，认为人心最初是一个白板，其系定理是，人的所有知识都是后来的经验的产物。人的性格是教育的产物。无政府主义在人性问题上的看法不过是理性主义人性观的延伸，即人在本性上是善良的，而且通过改造可以达到至善的境界，人性堕落是由社会造成的。普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都确信，人在本质上都是善良的，关心社会的，并确信只主义者都确信，人在本质在都是善良的，关心社会的，并确信只是国家及其制度机构一开始腐蚀了他们。他们认为，人类能够在一个自由、和平与和揩的完善制度下共同生活。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虽然都认为人性可以改变，但这两种人性论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既然人心是白板，人就没有理性。若个人能够凭借理性、自由、情欲来抗拒社会之恶，那么，人性就不是白板。所以来自经验主义的白板说和来自理性方义的理性天赋说作为相互矛盾的假说不能同时成立。况且，既然人心是白板又怎么能够保证人能够臻于至善呢？谁又来充当在“白板”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作者呢？能够充当这种“作者”的先决条件是，他的“心灵”不是一块“白板”，他心中的图案不是来自外部社会，若他的图案来自所谓“理性”和“天启”，这又必然回到神秘的、甚至是极端的理性主义轨道去了。

每个人在人的本性上是否平等，理应是人性论讨论的得要课题，但却常常被忽略。人性平等论实际是博爱说和人欲无恶说的推演。人性平等意味着人有同样的欲求和权利。帝王将相与市井小人，“君子”与“匹夫”并无先天的差异和不平等。

在人性是否有差等格局的问题上，荀子是明确主张在人性和恶面前人人平等的第一人。在孔子“性相近”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21。这一观点极具有制度和法律上的潜在意义，即在恶在可能性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为了防范恶，都应受到法律、制度乃至道德的同等约束，从帝王到庶人，概莫能外。可是，后来成为王朝政治制度和法律之人生基础的却是依从了孟子的性善论，使得少数人由于假定的人性不平等，被豁免了作恶的可能性，从而被置身于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之外。这一局面恐怕是孟子本人也不愿见到的。

在西方，柏拉图最早把人性分成不同的等级。这种人性上的等级差异来自构成不同等级的人在材料的质地上的先天差异。按照柏拉图在《理想国》提出的“性三品”说：构成统治者的材料质地是金，其特点是理智、智慧；武士的质地等而下之：是银子，其特点是意志、勇敢；奴隶（即劳动者）的质地是最次的，是铜铁，其“性能”特征是“欲望与节制”。尽管人性有上述质地与特征方面的差异，但三种人性仍以善为本，只是在善的程度上有些差异。

把人的本性归结为人的阶级性意味着人在人性上和善恶面前的不平等，意味着一些阶级天然是善的，一些阶级天然是恶的，这样努力去（从肉体上）消灭的阶级不仅是理所当然，而且是迫不及待的。

霍布斯认为：人是平等的，是在权力上的大致平等，即人在作恶能力上的大致平等，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个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个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个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定不能像人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其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22一个人没有能力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一旦组织起来，就可以杀死几十亏人，这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做到了。所以作恶能力是随着政治组织形式的进化而呈几何级数增加的。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权及其组织形式使人类有史以来的作恶能力达到了已知的顶点。

从人性的可变论和不平等的立场中可以推演出：1人性是空空荡荡的；2人性是可以任意塑造的；3不同的人在其本性中的“含恶量”是不平等，因而需要不同的政治解决方法来加以处置。但这样的结论是不可接受。既然我们不能改变空性，我们对恶所能做的就非常有限，要想根除恶就必须改变人性；能改变人性，才能改变恶；改变不了人性，就不能除恶务尽。这时只能择大恶而防范之。我们应首先承认在某种意义上，人性并不改变。我不相信能证明：人们的固有的需要自有人类以来曾改变过，或在今后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时期中将会改变。23同样，我们也不能相信，在恶的可能性面前，人的本性因人而异。

五二元论与人性论

善恶的二元本体论是建立在或此或彼的零和思维的基础之上。把这种零和思想引入政治和道德学说领域的始作俑者要算孟子。他以“鱼与熊掌”的抉择生动的说明了两者不可得兼的义利之辩。

北宋的张载正式以哲学的语言，在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描述了人性中善恶的二元对立。在“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学说中，天地之性被当成是善的本源，代表着天理；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征兆着人欲。这样，恶就以人欲为内含而被实体化，进而形成善恶的永恒角逐。气质之性决定人有情欲（人欲），有了人欲的蔽障、引诱，便阻碍了天理的发展，因而使人由善变恶。为了存善去恶，保存天理，就必须去掉物欲，排除蔽塞。为此，他提出了以下的见解：“克已要当以理义战退私已，盖理乃天德，克已者心有刚强健壮之德乃胜已。”24"纤恶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恶未尽，虽善必粗矣。”25

换句话说，恶必除尽，善乃纯精，物欲净尽，天理尽存善性纯一，人性斯成。

在这种二元论中，天理为善，私欲为恶。灭私欲则天理明，天理是公明的、至善的、人欲是私暗的、至恶的。最终把具有最高价值的生命放在最低的地位：以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颐语），最终以（天）理杀人（欲）。再请看晦庵先生的如下“语录”：

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安顿处。才安顿得不好，便有人欲出来。26

人之一心，天理胜，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27

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28

天理人欲相胜之地，自家这里胜得一分，他那个便退一分，自家这里退一分，他那个便进一分。29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30

朱熹把横渠、二程等理学家们开创的这种二元论从学理上进一步推向极端，善恶的二元对立和善对恶的永恒征服从学理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东西方的理性主义人性论传统中，不约而同的作法是把人性二元化，分成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相互孤立的成立，并尤其刻意高扬人的社会性。从亚里斯多德到孟子、到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到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的官方哲学家都在沿着这条路走。这种二元人性论把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割裂开来，使两者对立起来，同时又把人的自然性界定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的需求或天然的性欲，视自然性为人与动物共同的属性。顺着这一逻辑，若要回答什么是人所特有的、可心区别人与动物的本性这一问题时，那么，只能有一个答案：人的本性就是人的社会性。其后果是强调人的自然性时，容易把人贬得过低，强调人的社会性时，又把人视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这两种作法在政治上都会导致对真正人性的扭曲，和对人的虐待。在理性主义人性观中，强调人的社会性往往是在强调人的理性和德性。对自然性的贬低又必然导致禁欲主义。

历史上，强调人的社会性往往与性善论联系在一起，而性善论又容易对固定的人性加以否定，持人性可变或社会的作用可以使人性臻于至善的立场，既然人是理性的社会动物，那么，人在本性上便是善的；既然人要过社会生活，而社会又在不断变化，作为社会性的人性也应不断变化；既然人性是善的，且不断变化，那么通过刻苦的努力，人性定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可见，这一整套的推论是建立在社会性为人性的关键所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基这一基础的问题，那上述由一系列结论堆砌成的人性论之塔必将倒塌。

碰巧的是，这一基础问题极大。首先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根本就不构成对应关系，更不能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只是表现在人性的某一方面，还表现在人性的一切方面。只有把人性的各个方面综合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示出人类的本性。从这种意义上，社会性隶属自然性。从字面上讲，人的本性（nature）本来就是本然的（natural）。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人是自然一部分。事实上，不仅人的天性带有自然性，而且在后天的社会中形成的习性也带有天然性。况且人的天然性既把人与动物联系起来，如天然的欲望，也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因为人的欲望中渗有理性和自由意志。若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人也不是唯一的社会动物，人既是社会化程度最高的动物（如与蚂蚁、蜜蜂相比），也是生活最和谐的社会动物（如与非洲狮群、或逆戟鲸相比），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也多半社会化程度极度，并发展十分复杂的规则和仪式系统的群居动物。更重要的是，社会对人来说具有外在性，故属于人境，故不能被视人的内在本性。所以，用自然性（动物）和社会性这一对范畴来归纳人性的作法在科学和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社会性不是人性。“人是社会动物”只反映人类生活的特征，而非人的本性。

人是社会的动物，固然有社会性，但人的社会性不是人的本性所在。应当承认，人的本性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脱离社会的人不可能长成我们周围那样的正常人。即使如此，我们仍没有足够的理由把人固有的内在本质等同于外在的社会环境。把一只动物置身于人的社会环境之中，不论时间多久，这只动物也不可能变成人。这意味着，在相同的社会环境（社会性）之下，人与动物还有其他方面的本质区别。人所具有的使其发展成为人的潜能正是人的本性所在，即：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其中情欲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理性与自由意志是人所独有的。众所周知，植物的种子在一定的土壤条件下可以发育成长为其基因中所规定的那种植物。若脱离了一定的土壤或拟土壤（如含有养分的水），这种植物就不可能正常地成长发育，开花结果，就象脱离了社会的人一样。所以，若把人的内在本性规定为人的外在社会性，就等于断言玉米的“植物性”在于其土壤性，若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把鹅卵石种到地里却长不出玉米呢？可见，玉米与鹅卵石的差异不在其置身于其中的土壤。人与狗的差异也不在于人与狗所在的社会环境。人与狗常常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环境（如家庭）之中，但不论置身于其间的时间多么长，人终究是人，犬终究是犬。

无论我们对人性作何理解，不论是性善，性恶，还是性无善恶，都首先涉及到“恶”是什么，尽管各种答案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若站在消极的政治观的立场上，当我们在探讨政治思维与政治体制背后在人性基础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恶。要认清人性，必须先弄清善恶；要认清善必须先弄清恶。至善论的要害在于从人性应该是什么样（而不是根据人性实际情况）来提出政治目标的。而目标之一往往又是改造人性。其后果也就既违反自然（nature）也违反人性（humannature）。对于那些违反自然和人性的人，自然和人性会向他们报复的。政治也必需尊重自然法则，包括人之本然之性的法则。违反人的本性是不道德的。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的关怀就是对于自身的关怀。

从总体上看，道德上的善与恶来自于人性的同一个渊源，站在人性与人境的结合部上。为了追求至善而对人性进行改造只能导致人性扭曲，却不能消灭人性。任何消灭人性的努力（窒息情欲、泯灭理性、剥夺自由、取消竟争）只能以人性的扭曲而告终。善和恶与生俱来，所以，尽管人性与人境的互动使是恶源源不断，恶在人类事务中永远不会占压倒性的地位，否则整个人类将早已被完全入在献给撒旦的祭坛上了，因为善的力量也在人性中不断产生。人在本质上既是行善者，又是作恶者。既是善的永恒追求者，又是恶的永恒征服者。恶在不断地产生，也在不断地被克服，人类的文明史正是无休止的恶的出现与征服的循环。

注释：

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4-115页。

2转引自汉普：《启蒙时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212页。

3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4休谟：同上，第625页。

5Copeland,T.W.Ed.TheCorrespondenceofEdmundBurke,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8,Vol.1,P130.

6史基纳（斯金纳）：《行为主义的“乌托邦”：超越自由与尊严》，台北：志文出版社，1984年。

7Satre,J-P.ExistentialismandHumanism.Tr.PhilipMairet.London:EyreMethuen,1958.

8弗洛姆：《人心：人的善恶天性》，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5页。

9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7页。

10兰德曼：同上，第26页。

11《孟子·告子上》

12同上。

13《荀子·正名》

14《荀子·礼论》

15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2页。

16洛克：《政府论》（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7页。

17《圣经·利末记》

18《论语·阳货》

19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20Kirk,R.,theConservativeMind:fromRurketoEliot,Chicago:GatewayEdition,1960,P.9

21《荀子·性恶》

22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2页。

23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上海译方出版社，1965年，第15页。

24张载：《横渠易说·下经·大壮》

25张载：《正蒙·诚明篇》

26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三。

27朱熹：同上，卷十三。

28朱熹：同上，卷十三。

类本性范文篇7

一方面，人们认为自然如同艺术。我们常常说风景如画，这意味着美丽的风景如同美丽的图画一样。这看起来是对于自然风景的赞美，但实际上表明风景是否美并不以自身为尺度，而要以它是否合乎图画为尺度。这在于图画就是美自身的显现，因此它提供了一个关于美的现象的衡量的尺度。但图画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人类描画的。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人设立了美的尺度，并以此评价自然。另一方面，人们也认为艺术如同自然。一个技艺高超的艺术品会被看成仿佛不是人类创造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如巧夺天工、鬼斧神工等。在这类情形中，人的活动特性消失了，而只是成为了自然造化的工具。对于一个艺术品而言，它越是非人工的和自然的，它越是优秀的。这又表明了一个相反的尺度，即艺术作为人的活动要合乎自然的规定。

艺术虽然作为人类的活动，始终与自然相关。首先，艺术借助自然。无论是何种意义的艺术都呈现为艺术品，同时无论何种形态的艺术品也都是一个存在者。不同于一般的存在者，艺术品的存在是对于自然质料的赋形。因此人们在艺术中可以看到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质料，二是形式，于是质料和形式一直就成为了理解一般艺术本性的基本原则。作为艺术的质料，它们有的直接就是自然物，如声音、色彩、雕塑和建筑的石头，还有园林中的山水、植物、动物，乃至天空和大地。在这样的意义上，艺术直接通过自然表现自身。当然现代艺术的质料已经改变了自身，它们不在是直接给予的自然物，而是经过技术处理了的自然物，如多媒体艺术中的色彩和声音等。但自然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它不是作为实际的自然，而是作为虚拟的自然。作为艺术的形式，它不仅指形态和外观，而且指构造和构形。它给予自然物以意义，如同人们在大理石上雕刻出人的形体一样。

其次，艺术描写自然。自然始终是艺术的主题之一，正如它是生活世界的一个根本现象一样。不仅如此，自然还能专门化成为某种艺术门类的唯一主题，如中国的山水画。自然和艺术的这种关系一般被人们理解为原本和摹本的关系，它特别是在模仿论和反映论美学那里得到了强调。在这些理论看来，自然是呈现在这里的原本或者是蓝本，艺术只不过是对于它的模仿和反映而已。因此对于艺术是否成功和好坏的评价的标准就是：它的描写在何种程度上真实地切中了自然。但艺术对于自然的描写不能狭义地理解为对于自然的模仿和反映，而在于对于自然本性及其与人类关系的揭示。例如中国的山水诗和山水画并不是真实地模仿和反映了此处或者彼处的山水的现实性，而是创造了一个意境，也就是人和自然在生活世界中的生存情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艺术将自然作为自身的主题，并表现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自然正是在成为艺术的主题的时候将自身的本性敞开出来。

最后，艺术师法自然。艺术和自然更深入的关系在于艺术服从自然的原则。虽然艺术不是自然并从自然分离，但艺术如何从自身出发呢？如果艺术不能为自身确立规则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师法自然。在这样一种新的关联中，自然和艺术的关系就是规定和被规定的关系。从自然的角度来说，它为艺术提供尺度，艺术必须服从；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体悟并运用自然的尺度。但对于师法自然作任何僵硬的理解将会使艺术自身的本性导致瓦解，艺术将不是自由的创造，而是必然的产物。这要求当我们说艺术师法自然的时候，首先必须思考并明确自然的本性。自然不仅指自然物和自然界，而且也指自然而然，因此它就是事物的本性和天性。自然物和自然界只所以是自然的，是因为它们是合乎本性和天性的。在这样的意义上，作为本性和天性的自然才是根本的，它才是真正的自然之道。如果艺术要师法自然的话，那么它既不是效法自然物，也不是效法自然界，而是效法自然之道，也就是万物自然而然的本性。但什么是自然的本性自身？它就是生生之德，是生成，是生命。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不仅艺术效法自然，而且自然也效法自然。于是我们看到了艺术和自然一种新的关系。由此艺术和自然共同生成，这就是艺术和自然关系的真正意义。

作者:王利军单位: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

类本性范文篇8

一、对立统一

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是物质的根本性质。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的具体性质都基于物质的对立统一性，都能够被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所概括。

物质的对立统一分质的对立统一和量的对立统一，两种对立统一是同时存在、同时变化的，只是认识的角度不同。物质的质指的是物质的性质，即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内在规定性。物质的性质分基本性质和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不随时间的持续而改变的性质。基本性质是物质固有的性质，是判断一存在形式是不是物质的标准。基本性质存在于所有的物质之中，不可产生，不可消灭，也不可转化，是同一的静止的客观存在。基本性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这一部分基本性质不可脱离那一部分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物质的特殊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随时间的持续而不断改变的性质，是区别一物质不是它物质的规定性。特殊性质不可脱离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基本性质是不同特殊性质统一到一起的原因。特殊性质是对立的存在，表现为可分割，可转化。但是，特殊性质不可产生，也不可消灭，可转化是指从这一特殊性质转化为那一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所有物质性质统一的原因。物质的特殊性质是物质性质对立的原因。对某一类物质而言，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性质是这一类物质的类称基本性质。类称基本性质包括基本性质和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特殊性质。当我们给某一具体物质定义的时候，就可以只给出这一物质的类称特殊性质，并指出其归属的类。而其归属的类称基本性质则在经典著作中加以定义。在某一类物质中，不同的物质由同一类称基本性质来统一。如果这一类称基本性质的内涵很多，那么，这类物质之间性质的统一性就很强。物质的量就是物质的空间。在紧密相邻的若干物质中，它们共同拥有的大空间为它们的宏观空间。它们在量上同一于这一宏观空间。但是，它们每一个物质各自所完全拥有的小空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微观空间上是对立的。如果若干物质，它们共同拥有的宏观空间很小，而各自分别拥有的微观空间都很大，那么，这些物质量的对立统一性就很强。在这种很强的对立统一性中，宏观空间和这些微观空间之和的差即缝隙空间就很小。

统一是基于同一的存在而存在的。在性质方面，统一是利用抽象的同一的基本性质来统一具体的对立的特殊性质的。性质的统一，没有基本性质的同一，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没有特殊性质的对立，就失去了统一的意义，而只能叫同一而非统一。在空间方面，物质的内在对立性导致这一物质所拥有的同一个宏观空间被这一物质的若干内层物质确定为若干个微观空间。如果没有这一宏观空间，那么，这若干个微观空间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如果没有这若干个微观空间，那么，这一宏观空间的叫法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是最微观的空间，当然是暂时的。因此，在性质和空间上都可以归纳为：对立和统一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对立也就没有统一，没有统一也就没有对立，对立统一是在同一的基础之上的对立统一。

在物质的类称基本性质中，也包含着物质的特殊性质。这些特殊性质是基于所有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基本性质而存在的。而对于其所属的若干类称特殊性质而言，它们也由类称基本性质中所包含的特殊性质来统一的。所以，对于相接近的具体物质而言，其统一也是（物质的特殊性质）对立性的统一。对立性的统一也可以是一个过程。由于空间的接近，可导致两物质间性质的相互转化。也就是说，两物质间的对立性向两物质的内部转化。转化的结果为，两物质的统一性加强了。这一过程也可以发生在若干物质间。这一过程说明了，加强空间的统一，就可以加强性质的统一。不同物质之间存在着对立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是指特殊性质的同一。物质的对立性的同一是就物质的内涵而言的；物质的对立性的统一是就物质的外延而言的。不同物质，拥有同一的基本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之间不存在性质的对立，也就无所谓物质在基本性质上的对立性的同一。

二、思维和认识

一物质对另一物质的反映，就是一物质受到另一物质的作用而达到的两物质在性质上的对立性同一的加强。反映的过程就是物质间抽象的同一性加强的过程。

思维就是主体（物质）内部各部分、各层次间的相互反映。思维的目的就是在主体（物质）内部不断地加强对立性的同一。这种对立性同一的不断加强，使主体（物质）内部各部分间的对立性不断地向内转化。主体是特殊的物质，是能够主动适应环境，以实现与环境的和谐统一的物质。物质具有层次结构，主体也有层次结构。主体是由若干主体和普通物质构成的。同样，“若干主体”中每一主体也是由若干主体和普通物质构成的。如果继续划分下去，总能出现没有主体，而只有普通物质的情况。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普通物质也可以发展成为主体。若干主体可以构成一个大主体。若干人可以组成一个集体，集体就是人的外层主体。群体思维就是若干人的想法相互交流，找到多数人相认同的想法的过程。对于集体中一些并不很重要的事，我们不可能每一件都拿出来让集体中所有的人来讨论，否则，集体对一些小事也缺乏快速的反应。于是，我们必须选出一个人来代表集体应付日常工作。这个人就是集体的核心主体。同样，这一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导人并不是对每一件事都认真仔细地思考，否则他的工作效率就很低。其实，这位领导人也有他的核心主体。于是，这个集体的反应能力又有了提高。同样，这位领导人的核心主体也有自己的核心主体。这样，这一模式可以深入到若干层次中。在这里，本文把一个主体（物质）的内层若干主体（物质）凭自身的实力来参与决定这一主体（物质）的各种事物的过程，称为感性思维。本文把一个主体的核心主体（物质）依赖这一主体对内层其它主体和物质的控制力来实现这一核心主体（物质）对外层主体的控制的过程，称为理性思维。理性思维是感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思维是依赖感性思维来建立并维持外层主体的理性机制的。理性思维始终都不能脱离感性思维而独自存在。对于这一点，还可以核心主体的感性思维为论据。如果某一“核心主体”内部没有理性机制，那么，这一核心主体就不能称之为核心主体，而应称之为核心

物质。核心物质不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但它可以进行感性思维。因其惯性极小，思维速度就会极快。因此，理性思维不但从宏观上离不开感性思维，而且从微观上也离不开感性思维。感性思维是理性思维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理性思维属于思维。它是以微观物质思维宏观物质思维的。理性思维的产生，为物质主体时代的到来，为主体能够快速适应环境，为物质世界的快速发展找到了一条出路。理性思维是利用微观物质与宏观物质的对立性的同一来实现对宏观的控制的。同一是目的性的，先是微观物质主动与宏观物质加强同一，尔后是宏观物质“主动”与微观物质加强同一。前者是微观对宏观的认识，后者是微观目的性的实现。只有微观物质对宏观物质有了正确的认识，才有微观物质利用宏观物质发展的必然来实现对宏观的控制。

认识和思维都指的是一种过程。两者也可指认识和思维的结果，前者主要是指认识和思维的结果，后者主要是指认识和思维的过程。认识和思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过程？最初的认识是感性认识，即因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而达到的主客体间的某种对立性的同一。感性认识多半是片面的，但它是直接的，真实的（多半是片面的真实）。感性认识依赖主体的感觉能力，也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性的程度。这种程度越高，感觉能力也就越强。但是，事实上，主体多半无法对客体进行全面的感觉，她只能对客体表现出来的某些现象进行感觉。要对客体进行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显然，主体的感性认识多半是办不到的。于是，理性认识的出现就成了必然。理性认识就是，主体通过已有的知识和对客体的感性认识，来进行理性思维后所达到的主客体间的某种对立性的同一。但是，理性思维只是认识的一种手段。因为理性认识，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真的实现了较强的对立性的同一，而只是主体的核心主体代表该主体与客体实现了较强的对立性的同一。主体认识客体的目的就是，主体与客体实现全面的对立性的同一。其实，这也是感性认识，是主体对客体全面的感性认识。首先实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为主体对客体进行全面的认识提供了前提和可能。也就是说，片面的感性认识是主体提出问题的原因。而理性认识则是主体解决问题的原因。

对于具体的认识和思维，既有感性的方面，又有理性的方面。

三、感觉与创造

人如果没有感觉能力，那么人就会失去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就会被孤立起来，甚至不可能存活下去。感觉是感性认识的起点，是感性思维，一般是指有主体参与的时间较短的感性思维。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到周围事物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感觉与周围事物存在着对立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是客观的，它可以不依赖人的核心主体而存在。感觉分为有意识感觉和无意识感觉两种。无意识的感觉反映人的感觉器官自身的目的性。有意识的感觉是人的核心主体对无意识的感觉的利用和支持所形成的感觉的感觉。所以，有意识的感觉更具目的性。

创造是人所特有的。电脑能思维，但电脑却不能创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具有极为丰富的感觉能力，而且能够感觉到这种感觉能力在不断地增强，并以此为需要和目的。而电脑的感觉能力极其有限，且不能感觉到“自己”有感觉上的需要。感觉就是一种需要。当周围世界没有我们所要感觉的东西的时候，人就会去创造这个东西。所有要创造的东西都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一、这个东西是人所需要的；二、这个东西必须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能够与周围世界溶为一体。前者是提出问题的原因，后者是解决问题的规律。人所需要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而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感觉至少是两者之间的事----两者之间对立性同一的过程。所以，一个存在形式是产生不了感觉的。有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是因为“它”同时存在于内层非核心主体和核心主体之中，是核心主体中的“它”感觉到非核心主体中的“它”。当然，两个“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对立性，但同一性是主要的。并且，她们想继续提高这种同一性。提高这种同一性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即将“它”变成一种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一旦存在，她们就可以去感知它，从而满足她们的感觉。通过加强她们与“真实的存在”的同一性，从而加强了她们之间的同一性。同时“真实的存在”也可以使他人分享这种感觉。对多数人而言，在“真实的存在”存在以前，他们是感觉不到他们对这种感觉的需要的。因为在他们的大脑中只有一个“它”的存在。所以，创造不应该只是满足个人的需要，而应该把它上升到满足社会需要的高度来重视。创造首先满足的是一个人自己的无意识的需要，即自己的非核心主体的需要。如果一个人对所要创造的东西没有无意识的需要，那么，给他金山银山，他也不会创造什么出来。

四、知识与理论

知识的外延比理论广，理论是知识，但知识并不一定是理论。

知识是主体为了在认识、思维及实践中与客体达到对立性的同一所依据的内在对立性。这种内在对立性与客体的内在对立性是同一的。也就是说，主客体在性质上是由这抽象的同一的内在对立性来统一的。知识存在于主体内部。媒体上的知识，只是代表知识的一种符号，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知识。这是因为，知识是抽象的，而抽象是不可能脱离具体而独自存在的。媒体的具体是用来调动主体中的具体和抽象的“复合体”的。而媒体的抽象就是一般物质的抽象。这种抽象的内涵比主体的少得多。如一个字，我们需要记住的并不仅仅是这个字的字形，更重要的是它的读音和字义。这其中字义是最抽象的，其次是读音和字形，最具体是的字的依附物，即载体。不同地区的人，对某个字的读音是不大相同的。而字形有简体和繁体之分，有楷书、行书和草书等。早先，字依附于贝壳、竹简上，后发明了造纸术，字便有了一种经济而又方便的载体了。现在，字又可装进电脑中了。但是，不管字依附于哪一种载体（包括一般物质和主体）上，字义都应该是同一的。当然，这种同一是人为的。

知识可分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感性知识是客观的知识，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核心主体的意识）而存在的无意识中使用的知识，是思维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是主体为了与客体实现对立性的同一所依据的内在的客观规律。理性知识是主观的知识，是理性思维所遵循的理性机制，是主体之间为了交流的方便而确定的统一的规范。公设、推论、真理、客观规律、人的无意识等为感性知识。语言、名称、符号、法律、道德、对感性知识的描述等为理性知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没有绝对的界限，就象深和浅一样。感性知识对主体而言，是在无意识中使用的；理性知识对主体而言，是在有意识中遵守的。感性知识一般以理性知识的形式传播。但是，在某些时候，人会因为能够直接认同感性现象而意识到感性知识的存在。事实上，刚出世的婴儿，对感性现象的认同就是这样的。人第一次接受理性知识就是这样的。人身上有许多的感性知识并不为人所知。创造就是将这些感性知识理性化，使之成为大家有意识地使用的工具。

理论是也理性知识的形式存在的感性知识。理论所要做的就是，用社会语言的形式来调动理论学习者比较容易调动的感性知识，并指出所要论证的感性知识与这些感性知识的关系。

感性知识包括感觉，也就是说感觉的过程必须遵循感性知识。感觉是感性知识的实现。感觉也包括感觉与感觉之间的关系，即存在关于感觉的感觉。第二个感觉是第一个感觉主体的核心主体感知到的。也就是说，感觉的感觉是感觉主体的核心主体对该主体感觉的感知。而感觉的感觉是更为抽象的感性知识。

类本性范文篇9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也是这百年思想战争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的唐君毅(1909～1978)，尤其需要我们给予特别的重视。因为他并不是在人们强烈抨击儒家理论或中国传统思想的时候，仅仅出于情感而做出软弱无力的卫护，也不是仅仅看到西方社会存在某些难以令人满意之处，就盲目地痛斥西方文明之非，而是在详尽审察古今中外各种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广纳精华，谨慎地提出了一个完整而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那么，这一体系的理论价值究竟怎样，在多大意义上能成为百年思想战争之后，给予我们的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方案，颇值得深思。唐君毅著述宏富，近千万言，涉及问题广泛。不过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道德自我之建立》直到七十年代他去世前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可以说都是围绕着心灵的超越历程而言的〔1－11〕。其著作内容可提炼为三个部分:首先是道德主义，即个人心灵的自觉本性使人的思想能够破除各种限制而不断超越，获得自由的道德实践;其次是人文主义，即心灵的道德本性贯通于个人、他人及社会的各种活动之中，从而达致理想的人文社会;最后是心灵境界论，即心灵超越历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是不同程度的天德流行。

一、道德主义:心灵的超越本性

心灵的本性是哲学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正是因为心灵的思想能力明显不同于一般事物的特性，令人们大为惊奇。不了解心灵就无法了解人，也无法了解人们对事物的理解究竟根据的是什么。“仁”或“仁义礼智”，还有道德“良知”，怎么就成了人的本质特征呢?或者，理性才是心灵的根本属性吗?它们与心灵的生物自然属性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些心身关系问题被讨论了二千多年，仍然还是当代哲学的主题。不过，现在已经没人用“实体”这样传统的范畴来描述心灵了。可是，“心灵”这个塞尔(J．Searle，1932～)比喻的“黑匣子”仅仅像福多(J．A．Fordo，1935～)所描绘的那样是由一些“计算模块”拼接而成的吗?〔12－13〕或者像丘奇兰德(P．Churchland，1942～)所说的不过是生物的神经组织呢?〔14〕还是戴维森(D．Davidson，1917～2003)所设想的那样是有机体的变异结果呢?〔15〕也许他们都对，然而却仍然无法解决人们对心灵的奇妙特性所产生的困惑:那些生理机体怎么就会成为意义和价值的根源?怎么就产生了理性和自由意志了呢?唐君毅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颇显东方哲学的特色，即直接诉诸人的直觉体验或所谓的“当下一念”。看起来这无疑承接了阳明心学和禅宗的思想，不过这与阳明哲学中虚灵明觉的“心灵本体”和禅宗的“顿悟成空”已有了本质的不同，而那也正是唐君毅对传统思想的改造和发扬之处。他认为，阳明的先天心灵本体没有经验的根据，就像笛卡尔的心灵实体一样，经不起当代科学实证主义者的批判，但是心灵构成理解的根源却是不错的;而禅宗的“当下一念”可以出现在普通人日常的生活经验中，是每个人都能随时体验到的，不过这虽然可以“空”掉现象的因果“缘起”，却并不能真正“空”掉所有的价值和意义，恰恰相反，这正体现了心灵的力量，而这一点却是各种佛学理论所未能领悟到或领悟到却不愿意承认的微妙之处，无论大乘还是小乘佛学都是如此。那么，在唐君毅这里，心灵的“当下一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唐君毅整个心灵哲学的核心思想，正是从这里开始展露、衍化出来的。日常经验中的人们不乏反思或自觉的时候，即人们对自己看、听、闻、尝或触到任何事物的经验活动时的意识行为。“意识到”自己的某一经验，使该经验活动本身、此一经验内容和经验到的事物都成为意识的对象，也可说是被“客观化”为了心灵的对象。此一“对象化”或“客观化”经验事物的活动，就是心灵的反思或自觉能力的表现。当这种进行“对象化”的意识活动发生时，就意味着心灵有了“支配”经验内容或对象的能力。这样的“对象化”或“支配”活动，就是哲学上所称作的心灵的“超越”能力，也即是心灵破除外在限制或人的自然本能冲动欲望等的活动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外在的，而是心灵内在地所具有的，尽管它也是经验中的历史性的产物。“对象化”的支配活动使心灵具有了价值、责任和意志的自由，还使经验对象“客观化”从而使人们的理性认识有了可能，这就为从直观知识到自然科学知识再到理性知识都奠定了经验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心灵的反思或自觉的能力，是意义、价值、理性和意志自由的共同根源。而所谓的“善”或道德，正是心灵破除各种限制的超越活动。如果心灵陷溺或执著于经验现象或其自然属性之中，“恶”就随之产生。当人能自觉地保持心灵明觉而不断破除各种限制之时，就是在过一种真正的道德生活，并不断培养着自身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修养。有道德的人格使人真正区别于了动物，成为人的本质特征。〔1〕15－69唐君毅用一系列复杂的论证和说明，从人们生活经验中习以为常的当下一念演化出了这些新颖的观点，令人赞叹。第一，唐君毅把心灵的本性奠定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指某种先天的实体。这一点使他区别于中外传统的哲学理论，也避开了当代实证主义者的攻击，或者也可以说，吸收了当代科学哲学中的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还可以更恰当地解释现实世界中各种人的行为和观念。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真正强调的是那种心灵的“当下明觉”，而并没有对这一“当下明觉”背后的主体本身进行描述或说明。根据传统的看法，这一“当下明觉”有一个显然的主体存在，如“自己”、“心灵”、“意识”、“我”、“意志”、“实体”，或干脆就是“主体”等之类。但是这种通常的看法并不适用于唐君毅的理论，尽管他有时也用“自我”或“本体”称之。因为在他看来，“当下明觉”的主体还尚未得到规定，还是不明确的。哲学史上关于这样的“主体”究竟是怎样的，存在着无数的争论，几乎构成哲学史本身的主要内容。而唐君毅实际上在这里是非常谨慎地、巧妙地避开了这一理论陷阱，没有纠缠于此本体论问题的复杂论争。如果一定要把这种观念也当做一种形上学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这宁愿是一种形上的“无体观”，或无本体的本体，即他所喜欢用的《易经》中的话形容为“神无方而易无体”。

这意味着，非实体性的“当下一念”又确实包含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就是说，它虽处于时空之中，却可超越于任一时空，超越于任一具体的事物，超越于任一背后的主体而存在。任何对它的经验描述都不是必须的，可有可无。它可以是空明的“纯能”、“纯感”、“纯知”或“纯意识”，而无须任何经验的内容，但它又是通过经验内容才得以现实地体现的。也正是在这一超越所有时空的意义上，这一“灵明”就有了绝对的价值、责任和自由。正是“当下灵明”这种反思或反省的动态本性，成就了人的道德生活。第二，唐君毅认识到心灵意识的“对象化”活动，就是心灵超越对象、破除限制、不断上升的过程。这一观念是唐君毅的神来之笔。尽管其中也有着中国传统观念和西方哲学的多重资源，如他自己所承认的，既受到柏格森(H．Bergson，1859～1941)生命哲学的影响，也受到格林(T．H．Green，1836～1882)和布拉德雷(F．H．Bradley，1846～1924)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还受到孟子“反身而诚，善莫大焉”、“尽心知性知天”思想以及宋明儒学心性论的影响，但是他所做的创新之处还是不可否认的。有一类观点把人性仅仅归于生物的自然特征，如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过于形而下，只是生物性的本能而已，没有心灵的反思性的道德体现。在唐君毅看来，仅仅认可进化论的动物本性是不能解释人类的文明活动行为的，形而下的世界必须过渡、发展或超越到形而上的世界才能理解人的本心本性。而“超越之际”所意味的跨越某种关系，究其实质，就是跨越形而下与形而上世界之间的鸿沟。另一类观点如新黑格尔主义者们虽然认同这种哲学式的超越，可是他们却最终要过渡到宗教的领域，直通到上帝那里。唐君毅认为这就完全背弃了心灵本性的自我要求，反而使自我意识受到外在绝对理念的支配，而不能有自主的自由。这就不如孟子的思想能够固守本心。当然儒家的理论还稍嫌简单不够丰满充实，而这就成为唐君毅后来以此道德自我化成天下，构建理想的人文社会的理论目标。这一目标的充分实现，就有赖于对心灵本性的理解和解释。第三，唐君毅结合了人的道德本性和理智能力，即价值和事实从根源上说没有本质区别。这一点只有创造性阐释儒家心性理论才有可能得到恰当的解决，而在单单强调理智理性的西方思想中难以调和。一方面，心灵的超越能力或对各种现实限制的破除，即意味着心灵具有的价值或道德本性，意味着心灵对至善的追求从而具有无限的向善动力。而另一方面，心灵“对象化”或“客观化”经验事物也意味着理智理性或认知经验现象的可能，意味着经验知识的无限丰富和证实根据有了确定的意义。现象事物只有在成为思想或意识的对象之后，才可以被概念化或被以语言标记符合来指称。而思维“对象化”所遵循的法则即是逻辑的基础。事物的同一性以及演绎和归纳原则都以意识的反思自觉为其前提。因此价值和事实这两方面的内容在心灵的自觉反思过程中是同一的，没有根本性的差别，都是心灵主动性活动的结果或体现。获得经验知识的行为同样也是道德生活的一个必要而又重要的内容。经验知识本身对人的道德追求不可能像实证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只能具有排斥性或异质性。第四，唐君毅在人的心灵本性中为“天人合德”或“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寻找到了恰当的根据。一方面心灵的“当下一念”是经验的过程并赋予经验事物以意义和价值，与经验事物或现象世界之间没有根本性的鸿沟或差异。另一方面，正是在心灵的自觉反省、超越对象或破除限制的过程中，经验对象或经验内容是本质性的部分，不可缺乏。这两方面既使人的道德追求具有现实的意义，又使经验知识具有确定性的根据。天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在心灵的主动性活动中得到了恰当的说明和体现。在唐君毅看来，“认清当下一念之重要，你会知道从当下一念可开辟出一道德生活之世界，当下一念之翻转，便再造一崭新之人生。当下一念之自觉，含摄一切道德价值之全体，含摄无尽之道德意义，当下一念之自觉，含摄一切道德之智慧”〔1〕69。可见心灵“当下一念”的前后世界差别之大，几乎可以使人及其整个世界完全焕然一新。而这一点正是人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无觉悟到有觉悟，从无理性到有理性，从无道德意识到有道德意识，即从纯粹的动物到人类的飞跃的一步。

二、人文主义:心灵超越性的现实化

人文主义是唐君毅整个心灵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他也可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在他看来，如果心灵的超越本性不能体现在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的每一个活动之中，进而贯通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种现实的精神力量。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只能是心灵的精神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不能是外来于上帝的恩赐或仅仅基于人的动物性本能。这是唐君毅区别于中外各种人文思想的核心观念。唐君毅认为，心灵的精神性力量是在对身体内部的本能、冲动或欲望的克服和节制中展现出来的。当人把这种精神力量贯通于自己的所有实践活动之中时，就赋予了这些活动一种道德的、价值的意义，而不是单纯生物性的行为。人类所有的文化活动就是这种精神力量的产物，都可以说是心灵的超越本性或道德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即历史、艺术、政治国家、法律、宗教、科学、军事、体育、教育、家庭、经济活动等等。这些文化活动从广义上来说，都程度不同地表现了道德价值或精神意义，并以此成就了人的理想人格的实现。〔8〕唐君毅的人文主义无疑也是对中外各种人文思想的独具特色的融通。西方的人文主义产生于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源于对中世纪神学的反叛。到了十九世纪人文主义一词被普遍使用。他们提出自由、平等、容忍和世俗主义，强调人性的完美和完善。但是他们大多数所提倡的，只是人的自然生物本性、自然欲望或自然情感。这些人对人类文化、历史、社会活动的经验研究和自然主义倾向，不为唐君毅所赞同。而与他立场最为接近的则是德国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理想主义人文传统。他们强调了人的理性能力的主体性精神，以其实现于客观世界才成就了人类文化文明。但是在唐君毅看来，黑格尔的宇宙精神在一个由家庭、社会道德、国家法律、艺术、宗教到哲学不断上升的过程中需要对前者进行否定甚至毁灭才能得以实现，绝不能说是对心灵的道德本性的恰当刻画。各种文化活动都是心灵的精神能力不同表现，原则上没有高下、贵贱之分。在这一点上康德的观点更为可取，即同时肯定各种文化活动的道德价值。但是康德的道德理性是自觉自律地为自己立法，只是先验的形式，而人的自然心理本能、自然欲望、自然的快乐幸福等都与之无关。这又是唐君毅所不能苟同的。他认为:“我已著重于指明人在自觉求实现文化理想，而有各种现实之文化活动时，人即已在超越其现实的自然心理性向，自然本能，而实际的表现吾人之道德理性”。

也就是说，人的一切文化生活，都可以成为道德生活的实在内容，或道德生活就内在于人的一切文化生活中。正是在日常活动中心灵对各种现实的限制不断破除的过程体现了心灵的道德本性。这与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的人文主张有了本质的区别，更加强调了人性内在的超越力量和价值根源。强调心灵的超越本性内在于现实活动之中，这似乎更应该说是源自儒家思想的传统。“中国儒家论文化之一贯精神，即以一切文化皆本于人之心性，统于人之人格，亦为人之人格之完成而有”。从孔、孟、荀到朱子和阳明，再到明末清初之顾、黄、王诸儒，无不重视心性，又不忘贯通分殊。这样的理路在唐君毅看来是不错的，只是传统儒家的缺陷在于此分殊的远远不够，未能充分地“撑开”，即一般所谓“内圣有余，而外王不足”。不过唐君毅却并不认可说传统儒家的内圣“有余”。恰恰相反，他认为其内圣也一样不足，从而导致其不能真正的充分“分殊”或“撑开”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他认为“撑开”的不够或“外王”之不足，并不仅仅是无意的忽视造成的，也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内圣”根本上就开不出“外王”的缘故;“内圣外王”的思路是不错的，只是原有的心性理论需要加以改造和发展，才能使分殊的“外王”有足够的力量充分地“撑开”。对传统儒家心性理论的创新就是前文所讲他的“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无本体的本体论，由之所“撑开”的就是他的人文主义。根据唐君毅的观点，人仅仅因其自身的反思自觉能力或超越本性，而使人成为了意义和价值领域的主宰，具有了高出于动物的人格尊严。这一点贯彻于人的各种经验活动之中，就成就了所有的文化文明活动，使人的社会成为一人文社会，而不仅仅是一个动物性的基于生存本能的群聚体。不过这很难被经验主义的西方哲学家所认可，因为心灵的超越本性似乎没有经验上的证据支持，仍然被当作为形而上学的抽象实体，似乎是神秘的。不过在唐君毅看来，这不能构成有力的反驳。因为人的自觉反思活动可以在每个人身上随时都有经验的发生，人的有意识活动贯穿于日常的行为当中，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经验根据。而恰恰是仅仅从经验出发只承认人的动物本能的理论，无法解释社会的各种文化文明活动的意义和本质。就像普通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类的历史活动现象，虽然可以归纳出有价值的经验证据和共变关系，却不能对之给予有效的理论诠释。这是经验科学方法的局限所在。三心灵境界论:精神生命的贯通流行心灵境界论是唐君毅一生思想的总结，也是他的心灵哲学。他在晚年前后酝酿三十余年，两易其稿，终于成就了80万字的煌煌巨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其核心思想即人的心灵本性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流贯万方，了无滞碍，以此形成人类迄今为止所有有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精神活动，甚至可以说也成就了文明形态的人类本身。

人作为一个整体生命存在而不仅仅是人的理性能力，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存在主义的强调而倍受重视。相对于只承认人的生物本性的自然主义和把理性看做是人的先天本性的理性主义来说，这无疑是理论上更为恰当的选择。尽管如此，在唐君毅看来，生命整体可以具有真实的存在感和意义，而不是萨特(J．－P．Sartre，1905～1980)所构想的那种令人绝望的“虚无”感，或佛家得出的“幻灭”感。生命整体的真实存在感和意义就根源于心灵内在的超越本性和不断破除现实限制的精神力量。心灵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活动过程就形成了真实的生命整体存在本身。是心灵贯通流遍的精神本性成就了人的生命整体，而不是现实的生命存在奠定心灵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是唐君毅心灵哲学的核心特征，不同于萨特或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的存在主义观念，需要格外注意。正是因此，心灵的通观九境就绝不是简单的“判教”问题(虽然形式上难免有这样的嫌疑)，也不是轻狂地只想把儒学抬至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更重要的理论目的在于，一个人的生命存在是在心灵的动态历程中获得真实意义的，人类的生命整体也是在不可被遏制的精神力量的不断现实化展示中逐步形成的。此可谓“成己成物成教”者也。这不是黑格尔似的形而上的精神理念不断向上超升的必然过程，也不是自然事物因果链条似的规律性机制，也不能说完全就是传统儒家阴阳之道“生生不己”的往复历程，更不是必须借助神性的向上超拔救赎之路，而毋宁说，就是心灵明觉的历史的和经验的生命“感通”，是价值和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唐君毅根据心灵的超越本性和破除限制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情形的不同，给予古今中外各种文化文明理论以相当的肯定性评价。不过他采取的方式是借鉴佛教华严宗“理事无碍”的判教法。这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16〕一方面，心灵的超越本性作为衡定标准不可能为其他理论所认同，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像自然主义、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和佛教)、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都会否定这看似既非经验的、又非先验的解释根据。另一方面，融各种观念和视角为一炉的理论是否可能，又是否还能说不脱儒家的本色，是大成疑问的。这使得在新儒家学派内部也同样争议纷纷。尽管如此，判教的方式对唐君毅的心灵哲学来说，除了有时代性的偶然性外，也并不是一个必然的推论。这就是说，虽然他可以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各种文明文化思想，然而却未必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模式。因此判教方式既使有问题，其所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地影响他的心灵哲学的价值和意义。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从善意的角度看，各种文明理论都有其自身的积极意义，这本来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哲学思想所应该具有的宽广视野，只是从什么角度对之加以肯定，可以斟酌。因此，唐君毅依据精神生命的超越本性进行判教，其一这不违背他的心灵哲学的原则;其二是他欲图扩展其理论的涵盖性，其初衷无可厚非;其三向九境的理论尝试也别有新意、意味深长。至于说到如此新儒家是否还算是儒家的质疑，则明显过于拘泥于传统儒家的内容或形式。无论如何，儒学可以是一个开放、包容或多元的思想体系，其涵盖万象、经虚涉旷、圆融通达、意境高远的理论境界，正应该被发扬广大而不是被加以指责。在这个意义上，开拓宋明心性论理论内涵，并使其经验化和理性化的唐君毅的心灵哲学，才是真正的新儒家。那些抱持传统儒家的某一方面的理念而不知创新的思想，难免因滞涩拘执而被时代所淘汰。

类本性范文篇10

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是物质的根本性质。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的具体性质都基于物质的对立统一性，都能够被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所概括。

物质的对立统一分质的对立统一和量的对立统一，两种对立统一是同时存在、同时变化的，只是认识的角度不同。物质的质指的是物质的性质，即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内在规定性。物质的性质分基本性质和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不随时间的持续而改变的性质。基本性质是物质固有的性质，是判断一存在形式是不是物质的标准。基本性质存在于所有的物质之中，不可产生，不可消灭，也不可转化，是同一的静止的客观存在。基本性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这一部分基本性质不可脱离那一部分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物质的特殊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随时间的持续而不断改变的性质，是区别一物质不是它物质的规定性。特殊性质不可脱离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基本性质是不同特殊性质统一到一起的原因。特殊性质是对立的存在，表现为可分割，可转化。但是，特殊性质不可产生，也不可消灭，可转化是指从这一特殊性质转化为那一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所有物质性质统一的原因。物质的特殊性质是物质性质对立的原因。对某一类物质而言，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性质是这一类物质的类称基本性质。类称基本性质包括基本性质和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特殊性质。当我们给某一具体物质定义的时候，就可以只给出这一物质的类称特殊性质，并指出其归属的类。而其归属的类称基本性质则在经典著作中加以定义。在某一类物质中，不同的物质由同一类称基本性质来统一。如果这一类称基本性质的内涵很多，那么，这类物质之间性质的统一性就很强。物质的量就是物质的空间。在紧密相邻的若干物质中，它们共同拥有的大空间为它们的宏观空间。它们在量上同一于这一宏观空间。但是，它们每一个物质各自所完全拥有的小空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微观空间上是对立的。如果若干物质，它们共同拥有的宏观空间很小，而各自分别拥有的微观空间都很大，那么，这些物质量的对立统一性就很强。在这种很强的对立统一性中，宏观空间和这些微观空间之和的差即缝隙空间就很小。

统一是基于同一的存在而存在的。在性质方面，统一是利用抽象的同一的基本性质来统一具体的对立的特殊性质的。性质的统一，没有基本性质的同一，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没有特殊性质的对立，就失去了统一的意义，而只能叫同一而非统一。在空间方面，物质的内在对立性导致这一物质所拥有的同一个宏观空间被这一物质的若干内层物质确定为若干个微观空间。如果没有这一宏观空间，那么，这若干个微观空间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如果没有这若干个微观空间，那么，这一宏观空间的叫法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是最微观的空间，当然是暂时的。因此，在性质和空间上都可以归纳为：对立和统一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对立也就没有统一，没有统一也就没有对立，对立统一是在同一的基础之上的对立统一。

在物质的类称基本性质中，也包含着物质的特殊性质。这些特殊性质是基于所有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基本性质而存在的。而对于其所属的若干类称特殊性质而言，它们也由类称基本性质中所包含的特殊性质来统一的。所以，对于相接近的具体物质而言，其统一也是（物质的特殊性质）对立性的统一。对立性的统一也可以是一个过程。由于空间的接近，可导致两物质间性质的相互转化。也就是说，两物质间的对立性向两物质的内部转化。转化的结果为，两物质的统一性加强了。这一过程也可以发生在若干物质间。这一过程说明了，加强空间的统一，就可以加强性质的统一。不同物质之间存在着对立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是指特殊性质的同一。物质的对立性的同一是就物质的内涵而言的；物质的对立性的统一是就物质的外延而言的。不同物质，拥有同一的基本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之间不存在性质的对立，也就无所谓物质在基本性质上的对立性的同一。

二、思维和认识

一物质对另一物质的反映，就是一物质受到另一物质的作用而达到的两物质在性质上的对立性同一的加强。反映的过程就是物质间抽象的同一性加强的过程。

思维就是主体（物质）内部各部分、各层次间的相互反映。思维的目的就是在主体（物质）内部不断地加强对立性的同一。这种对立性同一的不断加强，使主体（物质）内部各部分间的对立性不断地向内转化。主体是特殊的物质，是能够主动适应环境，以实现与环境的和谐统一的物质。物质具有层次结构，主体也有层次结构。主体是由若干主体和普通物质构成的。同样，“若干主体”中每一主体也是由若干主体和普通物质构成的。如果继续划分下去，总能出现没有主体，而只有普通物质的情况。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普通物质也可以发展成为主体。若干主体可以构成一个大主体。若干人可以组成一个集体，集体就是人的外层主体。群体思维就是若干人的想法相互交流，找到多数人相认同的想法的过程。对于集体中一些并不很重要的事，我们不可能每一件都拿出来让集体中所有的人来讨论，否则，集体对一些小事也缺乏快速的反应。于是，我们必须选出一个人来代表集体应付日常工作。这个人就是集体的核心主体。同样，这一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导人并不是对每一件事都认真仔细地思考，否则他的工作效率就很低。其实，这位领导人也有他的核心主体。于是，这个集体的反应能力又有了提高。同样，这位领导人的核心主体也有自己的核心主体。这样，这一模式可以深入到若干层次中。在这里，本文把一个主体（物质）的内层若干主体（物质）凭自身的实力来参与决定这一主体（物质）的各种事物的过程，称为感性思维。本文把一个主体的核心主体（物质）依赖这一主体对内层其它主体和物质的控制力来实现这一核心主体（物质）对外层主体的控制的过程，称为理性思维。理性思维是感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思维是依赖感性思维来建立并维持外层主体的理性机制的。理性思维始终都不能脱离感性思维而独自存在。对于这一点，还可以核心主体的感性思维为论据。如果某一“核心主体”内部没有理性机制，那么，这一核心主体就不能称之为核心主体，而应称之为核心

物质。核心物质不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但它可以进行感性思维。因其惯性极小，思维速度就会极快。因此，理性思维不但从宏观上离不开感性思维，而且从微观上也离不开感性思维。感性思维是理性思维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理性思维属于思维。它是以微观物质思维宏观物质思维的。理性思维的产生，为物质主体时代的到来，为主体能够快速适应环境，为物质世界的快速发展找到了一条出路。理性思维是利用微观物质与宏观物质的对立性的同一来实现对宏观的控制的。同一是目的性的，先是微观物质主动与宏观物质加强同一，尔后是宏观物质“主动”与微观物质加强同一。前者是微观对宏观的认识，后者是微观目的性的实现。只有微观物质对宏观物质有了正确的认识，才有微观物质利用宏观物质发展的必然来实现对宏观的控制。

认识和思维都指的是一种过程。两者也可指认识和思维的结果，前者主要是指认识和思维的结果，后者主要是指认识和思维的过程。认识和思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过程？最初的认识是感性认识，即因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而达到的主客体间的某种对立性的同一。感性认识多半是片面的，但它是直接的，真实的（多半是片面的真实）。感性认识依赖主体的感觉能力，也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性的程度。这种程度越高，感觉能力也就越强。但是，事实上，主体多半无法对客体进行全面的感觉，她只能对客体表现出来的某些现象进行感觉。要对客体进行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显然，主体的感性认识多半是办不到的。于是，理性认识的出现就成了必然。理性认识就是，主体通过已有的知识和对客体的感性认识，来进行理性思维后所达到的主客体间的某种对立性的同一。但是，理性思维只是认识的一种手段。因为理性认识，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真的实现了较强的对立性的同一，而只是主体的核心主体代表该主体与客体实现了较强的对立性的同一。主体认识客体的目的就是，主体与客体实现全面的对立性的同一。其实，这也是感性认识，是主体对客体全面的感性认识。首先实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为主体对客体进行全面的认识提供了前提和可能。也就是说，片面的感性认识是主体提出问题的原因。而理性认识则是主体解决问题的原因。

对于具体的认识和思维，既有感性的方面，又有理性的方面。

.三、感觉与创造

人如果没有感觉能力，那么人就会失去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就会被孤立起来，甚至不可能存活下去。感觉是感性认识的起点，是感性思维，一般是指有主体参与的时间较短的感性思维。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到周围事物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感觉与周围事物存在着对立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是客观的，它可以不依赖人的核心主体而存在。感觉分为有意识感觉和无意识感觉两种。无意识的感觉反映人的感觉器官自身的目的性。有意识的感觉是人的核心主体对无意识的感觉的利用和支持所形成的感觉的感觉。所以，有意识的感觉更具目的性。

创造是人所特有的。电脑能思维，但电脑却不能创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具有极为丰富的感觉能力，而且能够感觉到这种感觉能力在不断地增强，并以此为需要和目的。而电脑的感觉能力极其有限，且不能感觉到“自己”有感觉上的需要。感觉就是一种需要。当周围世界没有我们所要感觉的东西的时候，人就会去创造这个东西。所有要创造的东西都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一、这个东西是人所需要的；二、这个东西必须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能够与周围世界溶为一体。前者是提出问题的原因，后者是解决问题的规律。人所需要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而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感觉至少是两者之间的事----两者之间对立性同一的过程。所以，一个存在形式是产生不了感觉的。有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是因为“它”同时存在于内层非核心主体和核心主体之中，是核心主体中的“它”感觉到非核心主体中的“它”。当然，两个“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对立性，但同一性是主要的。并且，她们想继续提高这种同一性。提高这种同一性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即将“它”变成一种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一旦存在，她们就可以去感知它，从而满足她们的感觉。通过加强她们与“真实的存在”的同一性，从而加强了她们之间的同一性。同时“真实的存在”也可以使他人分享这种感觉。对多数人而言，在“真实的存在”存在以前，他们是感觉不到他们对这种感觉的需要的。因为在他们的大脑中只有一个“它”的存在。所以，创造不应该只是满足个人的需要，而应该把它上升到满足社会需要的高度来重视。创造首先满足的是一个人自己的无意识的需要，即自己的非核心主体的需要。如果一个人对所要创造的东西没有无意识的需要，那么，给他金山银山，他也不会创造什么出来。

四、知识与理论

知识的外延比理论广，理论是知识，但知识并不一定是理论。

知识是主体为了在认识、思维及实践中与客体达到对立性的同一所依据的内在对立性。这种内在对立性与客体的内在对立性是同一的。也就是说，主客体在性质上是由这抽象的同一的内在对立性来统一的。知识存在于主体内部。媒体上的知识，只是代表知识的一种符号，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知识。这是因为，知识是抽象的，而抽象是不可能脱离具体而独自存在的。媒体的具体是用来调动主体中的具体和抽象的“复合体”的。而媒体的抽象就是一般物质的抽象。这种抽象的内涵比主体的少得多。如一个字，我们需要记住的并不仅仅是这个字的字形，更重要的是它的读音和字义。这其中字义是最抽象的，其次是读音和字形，最具体是的字的依附物，即载体。不同地区的人，对某个字的读音是不大相同的。而字形有简体和繁体之分，有楷书、行书和草书等。早先，字依附于贝壳、竹简上，后发明了造纸术，字便有了一种经济而又方便的载体了。现在，字又可装进电脑中了。但是，不管字依附于哪一种载体（包括一般物质和主体）上，字义都应该是同一的。当然，这种同一是人为的。

知识可分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感性知识是客观的知识，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核心主体的意识）而存在的无意识中使用的知识，是思维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是主体为了与客体实现对立性的同一所依据的内在的客观规律。理性知识是主观的知识，是理性思维所遵循的理性机制，是主体之间为了交流的方便而确定的统一的规范。公设、推

论、真理、客观规律、人的无意识等为感性知识。语言、名称、符号、法律、道德、对感性知识的描述等为理性知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没有绝对的界限，就象深和浅一样。感性知识对主体而言，是在无意识中使用的；理性知识对主体而言，是在有意识中遵守的。感性知识一般以理性知识的形式传播。但是，在某些时候，人会因为能够直接认同感性现象而意识到感性知识的存在。事实上，刚出世的婴儿，对感性现象的认同就是这样的。人第一次接受理性知识就是这样的。人身上有许多的感性知识并不为人所知。创造就是将这些感性知识理性化，使之成为大家有意识地使用的工具。

理论是也理性知识的形式存在的感性知识。理论所要做的就是，用社会语言的形式来调动理论学习者比较容易调动的感性知识，并指出所要论证的感性知识与这些感性知识的关系。

感性知识包括感觉，也就是说感觉的过程必须遵循感性知识。感觉是感性知识的实现。感觉也包括感觉与感觉之间的关系，即存在关于感觉的感觉。第二个感觉是第一个感觉主体的核心主体感知到的。也就是说，感觉的感觉是感觉主体的核心主体对该主体感觉的感知。而感觉的感觉是更为抽象的感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