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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精英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9 14:08:08

科技精英

科技精英范文篇1

关键词：社会分层；科技精英；社会流动

在当今世界进入的“知识经济”中，科技的发展已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科技的发展不可否认地带给人类社会极大的挑战与困境，如核战争、克隆技术等。但核技术也应用于发电和工业发展等，克隆技术有望帮助人类攻克某些疾病。所以，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已成为各国政府增强自身国力和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决定性的助推器。科学技术不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但离开科学技术的社会将面临无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科技精英则是科学技术的耕耘者和生产者。他们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和关键性因素。而科技精英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

一社会因素对科技精英的影响

科学社会学史表明，无论从纵向的时间看还是从横向的地域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默顿指出：“人们的职业兴趣转移的情况是随时代而异的。在一个社会里成为智力精英的兴趣中枢点的种种事业，在另一个社会里则很少受到注意。既然这些变化着的兴趣聚焦点全都是同一社会和文化复合体的组成部分……”［2］不仅“智力精英”是否走上科学技术创新道路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科学技术的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已成为科学技术精英的个体和群体也受到社会因素的种种或促进或阻碍的影响。第一，他们受各个社会的科技投入，科技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如学者指出的：“除了''''将一切工作在自己头脑中进行‘的数学家外，如今的科学普遍需要''''管理支出，其规模堪与工业企业相比’。［3］所以现在的科技精英们基本在科层制的组织中进行创造与发明。一个社会的科技制度背景对他们影响极大。第二，一个社会的科技精英分层位置，社会职业声望以及社会流动对科技精英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存在着社会分层。在一个若将科技创造视为“奇技淫巧”的社会，他们的社会地位会很低下，会有极少的人们从事这一职业。而在一个科学技术精英受到尊敬而仰慕的社会中，会极大地有利于科学和科技精英的成长的。一个开放型的社会分层比一个封闭型的社会分层会给科技精英们的大量出现创造条件。本文主要就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对我国的科技精英的影响作一分析。

二当前我国的社会分层情况分析

对于我国目前的社会分层的分析与研究存在着若干不同的理论与观点。有的学者采用收入的标准来划分阶级或阶层，有的学者以职业或职业声望来划分阶级阶层。他们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划分我国的阶级阶层，或以韦伯主义的“三位一体”划分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当然，就学者们各自关注的研究侧重点而言，这些有关我国阶级阶层的划分是可取的。陆学艺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出了一种较好的分析视角以及做出了比较客观的研究结果。虽然此书关于中国十大阶层的分类及对各阶层分析引起了一些争论，但作为一部国内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实证研究作品，他较好地考虑了我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情况”。从而有别于有些学者生吞某些理论后进行的国内阶级阶层分析。如其所指出的：“中国社会特殊的制度特征，又使人们感觉到一些制度因素也导致了人群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独特的制度分割标准。近年来已有大量的社会学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些制度性的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分化有重要影响。”［4］有学者指出：“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塑造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平等的形态这一观点已为学者普遍接受”。［5］因此，此书独特的制度分割维度和组织资源维度的分析对我国是比较恰当的，对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是比较客观的，是符合当下我国的实际情形的。他的十大阶层的划分为:

从表中我们看到，专业技术人员处于相对较下的社会位置。他们主要的特征是拥有文化资源。而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4］他们可以分为三大类。（1）科教文卫专业人员，所占比例达693％，（2）工程技术专业人员，所占比例为224％，（3）商贸服务业专业人员，主要是经济类业务人员。［4］从以上说明及当前关于十大阶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说专业技术人员基本就是科技精英们。

三当前我国社会分层对科技精英的影响分析

从我国当前社会分层的状况中我们可以认为：科技精英群体处于一个相对较弱的社会位置。另有学者在1999年在全国63个城市做了一次抽样问卷调查，做出了中国的职业声望量表。结果是市长，政府部长，大学教授是声望最高的三个职业。其中，高科技企业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分别处于第八和第十位。［6］在一个社会里，科技精英群体一般会经历一个最长的受教育时间。教育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应该成为最重要的决定社会地位的变量。“早在20世纪60年代布劳-邓肯研究社会地位获得的初始模型中，教育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就起着最重要的支持作用”。［4］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在我国当前很好地体现出来。“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低于以100多个国家为样本计算的收益率，”［7］在戴维•波普诺的《社会学》中，关于美国的社会阶级与贫困问题一章中，关于美国的五个阶级划分为：［8］

从表2中我们看出，美国专业技术人员是和经理同处于上层阶级。他们有高收入，高职业声望。另一个1996年美国的职业分层结构表明：美国的从业人员分成6个大的职业阶层。第一阶层是高级管理人员、经理和专业人员阶层；其中，专业人员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包括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教师等。［6］这两份资料都表明专业技术人员在美国处于第一阶层。因此，在美国的阶层分化的社会情景下，专业技术人员会有极少的流动性。他们的教育收益能得到较好的回报。社会地位很好。这和我国当前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分层位置形成比照。也反映出我国社会分层的一些问题与不合理性。而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我国当前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会产生更大的社会流动。造成科技精英的种种流失。虽然科技精英们以科学技术的研究创造应用和献身科学技术为职业的最高目标，他们有自己特殊职业操守和科学精神。但他们也食“人间烟火”，他们在“享受”现代社会幸福的同时，也承受现代社会的重负。所以当他们处在较低的社会分层时，上层社会阶层会对他们产生权威方面，组织资源等方面的吸引。而这种情况也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实证调查研究中得到说明。文中指出：“但专业技术人员却又一定比例流向这三个阶层。这种流动的方向性反映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更优势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专业技术人员愿意向上流动进入这三个阶层，而这三个阶层的成员不愿意向下流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总的来说，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出主要是两个方向：“从政”（流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和“下海”（流向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4］而留在本阶层内部不流动的专业技术人员是60．5%。［4］但国内接近四成的专业技术人员流向其它阶层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科技时代”的不小“逆流”。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其次，国内向国外的社会流动情况是：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才大量流失。学成回国留学人员基本不足50%。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第一，虽然出国留学人员并不全是科技方面的精英，他们也可能是其它方面的人才，但我们可以说，学成而没有回国的留学人员当中，肯定有大量的科技精英。第二，关于国内社会分层情况和科技精英向外流动的关系问题。由于我国的社会各项建设是在一个大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属于“迟发展国家”。社会是“迟发展社会”。因此，我们肯定会受到“迟发展效应”的负面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的物质条件，科学设施环境等方面会比国内更加优越和具有吸引。我在前文的分析中指出，由于科技精英们在国内的社会地位较下，一部分流向了更有优势的社会阶层，那么，他们流向更具优势的国外社会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了。当然，此处要说明的是，社会分层情况会是影响科技精英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没有决定论的色彩，即没有国内社会分层肯定会导致科技精英的向国外流动的判断。

四结语和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当下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现代的良性分层社会。如研究所指出的：“所以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还不相适应，存在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9］此种情况也使当下的社会流动不合时代的发展。即“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模式尚未最终形成”。［4］因此，科技精英出现了非常态流动。

那么，化解此问题的路径可以是：第一，提高科技精英的社会地位。这应该是制度方面的着手点。当科学技术的春天出现时，科技精英的春天也应同时出现，应该使教育的收益率得到较好体现。第二，营造科技精英成长、发展、创造的社会文化土壤。在一个长期“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文化影响下的智力精英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归”科技创造，不仅需要科技精英们的“超脱”。更需要我们社会打造一个符合现代社会的职业观。需科技精英舍弃“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投身治学求真理的科学天地。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刘易斯•科塞.理念人［M］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张衔.人才资本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科技精英范文篇2

关键词：社会分层；科技精英；社会流动

一社会因素对科技精英的影响

二当前我国的社会分层情况分析

三当前我国社会分层对科技精英的影响分析

四结语和讨论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刘易斯•科塞.理念人［M］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张衔.人才资本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科技精英范文篇3

关键词：农民技术培训；乡村精英；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普通村民口中的"能人"，他们在村民中有广泛的影响力。农村中，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不断发展，乡村精英在促进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一、理论背景

（一）关于农民技术培训概念的界定

本文涉及到"农民技术培训"，与此相类似的一个概念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则是指：对未来或现有的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施行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各类职业需要的知识、技能教育。这个概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民的范围包含现有从业农民，也包含未成年但即将走向社会的青少年农民。其次，强调一定的文化基础是由教育的基本规律所要求的，职业教育不是文化教育，必须有一个知识基础，才能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再次，农业职业教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职业教育是包含各类适合农民生活与发展需要的各种职业技能教育，是一种全面的、大职业教育。

在社会学中，精英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分层的概念。所谓精英，是指某一社会中占据高级职位的人，包括权利、财富、名望和知识。将精英理论与当今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关于中国乡村精英的研究。

对乡村精英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国家政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一部分有经济头脑、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管理的人把握机遇，率先富裕起来。本文立足于乡村精英理论，旨在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着重探讨乡村精英在引导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方面的作用。

二、结合案例分析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的作用

（一）案例介绍

蒋家寨村位于杨凌示范区境内，离杨凌区约有3公里，有农户404户，总人口1404人，产业结构以种植和养殖为主，养牛户约占全村人口的40%多。该村的养奶牛的历史颇为悠久，从80年代后期就有人养奶牛，从95、96、97年开始规模化，出现了一些养殖大户，而从02年开始，该村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依托杨凌农科城，陆续建立了三个养殖小区，由以前的农户散养的方式转变为集中的规模养殖，大大改善了该村的环境卫生条件，小区实现了挤奶的机械化，杜绝了掺水现象，提高了了牛奶的质量，打开了销路。村民只需交纳水电费及小区占地租赁费即可入区饲养。

（二）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的促进作用

1、示范作用：乡村精英可以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过程中起到示范作用，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首先就是效益驱动。村民看到养牛有力可图，才开始纷纷养牛，这是前提。其次是经验借鉴。养牛精英的存在使得一般农户在发展上有了借鉴，并且可以避免很多风险。第三，乡村精英们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可以提供奶牛发展的条件。

2、组织凝聚作用：1998年由蒲世全牵头成立了奶牛协会，有80%的养牛户约100多户加入了奶牛协会。养牛协会主要花了不少力气对农民进行养牛技术培训，并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在对外联系市场方面，对提高牛奶的收购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农民结成集体后，奶价可以比零散的收益提高30%左右。

3、技术支持：养牛精英是懂科技，会运用知识的群体，他们对奶牛养殖的丰富知识可以帮助村民解决在奶牛养殖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以蒋全虎为例，长时间的养牛过程中自己积累的经验及通过专家的技术讲座，现在已经是村里的兽医，村里养牛方面出现的问题一般都找他，小区的免疫也是他负责的。所以，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教育过程中可以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三、思考与讨论

在初步采访的基础上，结合笔者本身的经验，我们对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中所起的作用总结为以上几点。但是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开展，发现该村有像一部分农户没有加入到养殖小区，依照"经济人"假说的观点，很难解释这种现象。农民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它是农民个体行为的基本动机、理性选择。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发挥上述积极作用外，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很多学者在研究农村职业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的时候更多侧重两个方面：一是这种教育本身的缺陷，如师资不足、课程设置不合理等；二是社会环境对农村职业教育甚至整个职业教育的忽视，这里包含国家政策的偏重和受教育群体对这种教育的轻视。

我们在针对农民实施职业教育，尤其是这种短期的技术培训的时候，必须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农村中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从分利用乡村精英各种优势的基础上，妥善处理相关负面因素，从而推进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中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遇春吕卫东朱宏斌新时期农民职业教育的概念与目标[J]教育与职业2003年19期

2、刘德忠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经济精英[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46卷第4期

3、李军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精英与社会资本建构[J].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2006(4)

科技精英范文篇4

关键词：校企“双轨”；创新创业；商务精英；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模式

大众化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为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高等人才培养的需要，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教育必须和谐发展，但是谁可以抢占先机呢，精英教育是对体量最大和普及度最高的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种反思。高等教育的阶次分为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和高职教育，高职教育处于高等教育链系中的最末端，却也处于职业教育的顶端。高等教育的普及性体现为最大数量的学生群体都进入职业教育领域，而中职教育或合并升格或消亡或勉强维持，职业学校似乎成为考试成绩不理想学生的合理场所，在这个场所里，学生或者意志消沉，浑浑噩噩虚度美好学习时光，或者思而进取，苦练职业技能，增加职业文凭技能含金量，或者介于二者之间，混得一张文凭，这三种类型构成了高职生的众生百态。市场营销专业作为开设商科类专业高职院校的一个基础专业，其培养规模已经较大，招生规模也趋于平稳，但仍需面对就业质量一般及职业岗位门槛低的问题。当前，现代学徒制、二元制培养的校企合作新模式如火如荼，说明了校企“双轨”运行的重要性，而国家大力提倡的创新创业的“双创”发展新理念亟需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得到熏陶乃至养成，那么，在“双轨+双创”的背景下，市场营销专业如何更好地借助校企合作资源，融入“双创”理念，组建商务精英班以实践商科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一、市场营销专业商务精英人才培养背景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我国大学发展转型的一次挑战，也是提升高等教育整体实力的一次考验[1]。高校是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直接主体，专业是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载体。“市场营销专业横跨管理、经济、法律等学科，对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以及分析和解决营销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2]而这些能力则是创新创业能力的奠基石，因而市场营销专业成为创新创业教育的首选专业之一就带有必然性和天然性[3]。将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融入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以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为主要任务，将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列入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开设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及创新思维与创新方法课程，特别与创业训练有关的项目管理、企业管理、风险投资均应列为学习实践课程。校外企业积极拓展人才储备策略，与学院深度融合，校企双轨道运作，并积极吸取和融入新时代元素与现代化手段，在此背景下，创新创业的训练工场——商务精英班应运而生，并将其定位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模式创新的探索者、创新创业文化的传播者和商务精英人才的孵化者。校企合作可以实现产学合一，那么校企能否培养精英人才，使精英人才成为行业发展的优秀干部，使精英人才成为犹如“黄埔军校”毕业的优秀分子，理想路径应规划为打造校企深度融合平台——“筑巢引凤”，提供双创阵地；选拔优秀在校生进入商务精英班——“凤引九雏”，提升双创能力；培养商务精英人才——“雏鹰展翅”，提高双创成功率和满意度。学院与企业只有深度合作才能进入双轨人才培养运行的良性轨道[4]，即拥有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肥沃土壤”，商务精英班站在校企合作的契合点，实现了在校学习、在校就业、在校创业和在校创新，缩短了学生的社会职场适应期，减少了用人单位岗位培养的时间成本。所培养的商务精英班学生创业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就业压力，也激发了青年人的创新精神；同时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区域经济发展。当然，探索路上曲折前进，需要正视与解决商务精英班学生双创过程中缺乏技巧和智慧点子、缺乏平台资源整合能力和缺乏恒心信心的问题。

二、市场营销专业商务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设计

（一）商务精英班的人才培养定位。商务精英班生源主体为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营销类专业是人才市场出现频率较高、供需量较大的专业之一[5]，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培养的是营销策划的“编故事”能力、创新创业的“写故事”能力、宣传组织和营销管理的“讲故事”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完成故事”能力。市场营销专业优先引入创新创业教育，优先锻炼学生在校创业与职场训练，提高学生毕业后创业的成功率，提升学生毕业后的就业质量，凸显商务精英班的品牌效应，造就学校、企业、学生和社会多方共赢的美好局面[6]。有别于市场营销专业传统的人才培养定位，商务精英班以优质商务职业能力养成为培养目标，依托合作企业产业链和省（市）市场营销学会，以商务工作过程为导向，以实践营销任务和营销项目为内容，实现商务管理精英要求的“素质+能力+品味”的培养定位，让精英班的人才懂业务、精管理，既能掌握人文知识和管理专业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又能掌握市场调查研究、企业推广、商务谈判与沟通、营销商务策划与管理、经营管理、质量与成本管理、客户服务与管理、项目开发与团队管理、公关与广告策划8大商务专业技能，还能养成较高的艺术表演、艺术欣赏、文学创作等人文素养，同时具备良好的抗压能力。拔高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的商务精英班秉承“高定位、强基础、拓能力、重实践、重创新”的指导思想，深入渗透企业文化、人文素养和战略思维，使得培养成才的学生既懂得专业知识又掌握专业技能，既有优秀的管理能力又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在商务实践中精礼仪、会唱歌、会舞蹈、会驾驶、会调研、会文书、会演讲、会策划、会推广、会谈判、会理财、会信息管理、会团队组建（即“1精12会”），成为思想目标有高层次、交际有高品性、管理有高品质、学习和工作有高效率、生活有高品味（即“5高”）的业界商务精英人才，为其实现职业生涯新高度打下高规格基础。（二）商务精英班的人才培养设计。商务精英班在人才培养过程的设计上，注重突出职业能力和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人文素质修养模块+专业核心模块”双模块，打造“实践教学体系、素质教育体系、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三体系。商务精英班以培养大学生的专业技能与职业素质为重点，学生围绕某个营销项目或任务，综合运用营销知识，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完成某个单项或综合的营销职业工作[7]。商务精英班的培养注重专业技术水平和创业能力的考评，使教学考评与就业创业结合。商务精英班的培养坚持以能力为本位，开展与各类型企业的深度融合，深层次实现学校与企业互通、基地与场所同享、上课与上岗融合、毕业与就业衔接，实现企业用工与人才培养的无缝对接。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上，按照典型工作领域确定学习领域，以职业岗位生产性综合实训为核心构建专业课程体系；实现营销场所（超市）与教室合一、学生与员工合一、教师与师傅合一、教学内容与工作任务合一、作业与“营销成果”合一、企业培训与技能鉴定合一的“六合一”，积极实施“双证书”制度，大力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商务精英班做到对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负责，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负责，对学生的职场核心素养养成负责。（三）商务精英班的人才培养安排与考核。商务精英班的人才培养模式采用“双轨+双创”模式，即在学生原有学习专业不变动的基础上，校企双轨，经过笔试、面试和综合考核合格后被选拔独立成班，既要接受本专业的常规教育，又要在规定时间里接受创新创业的精英化教育模式。一年级为“夯基础”阶段，完成通识课程的教育和职业基础课程的教育，考取普通话、英语和计算机能力等级证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进行商务精英班人才的初选，被选拔成为商务精英班的学生在二年级进入“培素质”阶段，完成精英班特设职业核心课程和职业拓展课程的教育，参与课程实训实习主要任务，聘请产业链中的中高层主管进行点对点指导，在“商务嘉年华”系列活动（含省级以上职业技能大赛）平台中渗透企业文化、人文素养教育，期间交叉进行两次综合考核，考核不合格学生回归普通班；三年级上学期进入“拓能力”阶段，导入企业CIS体系等占位更高的职业能力课程和人文素养课程，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和驾驶证书，定位商务精英人才进行实践实训；三年级下学期进入“考核派遣”阶段，商务精英班学生必须通过15项技能指标考核，主要包括语言技能水平、社交与礼仪水平、计算机技能水平、驾驶技能水平和心理抗压水平五项水平，以及音乐表演能力、舞蹈表演能力、商务演讲能力、商务调研能力、商务写作能力、商务策划能力、商务谈判能力、商务广告制作能力、商务信息处理能力和团队组建与管理能力十项能力，各项技能指标有相应具体指标描述点，考核权重为水平类占比各10%，能力类占比各5%，顺利通过考核的学生派遣到合作企业，由合作企业汇总安排到各个相应岗位进行为期半年的顶岗实践锻炼，并作为合作企业的储备中层干部使用。（四）商务精英班的人才培养创新。商务精英班的培养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其培养过程秉承以人为本、宽口径入、窄通道出的新理念，在商务精英人才培养过程中既做到夯实基础，锁定并厘清岗位工作任务和工作流程，实现“1精12会”目标，又做到拓宽视野，锻造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发展能力，达到“5高”标准。商务精英班的人才培养创新最终体现于目标、实践、过程和成果的创新。1.目标创新。商务精英班通过推行“厂校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强调课程工作任务化、工作任务课程化、学习过程工作化和学习环境职业化，构建了知识讲授、能力培养、创新创业教育的一体化课程体系，实现了人才培养目标的科学系统设计。2.实践创新。以人才培养目标对接用人需求、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位、教材对接技能为切入点，深化实习内容改革。将商务精英班培养主体分解成若干个岗位，再将每个岗位分解成若干个技能元素。根据商务精英班教学计划要求，结合行业的人才需求和岗位要求，科学、合理提炼岗位核心技能，由行业、企业、学校和有关社会组织共同研究制定实训大纲，编写具有鲜明职业特色的高质量培训教材，注重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按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考核的要求，制定实训考核标准。3.过程创新。通过课证融合方式锁定行业认可度较高和职业能力提升较明显的考证项目；通过职业项目化课程改革，实施精细化教学质量管理，找准商务精英人才培养的载体；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突出真实职业环境下的“做、学、教”，走“学校主导、企业跟进、课证融通”的“厂校一体”人才培养道路。4.成果创新。通过推行集团企业考核就业、市场自主择业和企业补偿学费就业的“三就业”模式，拓宽商务精英班的人才毕业上岗的“零过渡”及“高质量”的就业渠道。商务精英班的培养过程中形成校企双轨并行的合作道路，促进创新创业内容在高校的实施，既打造了校企合作培养精英人才的“金名片”，又树立了创新创业落地实践的“红旗帜”。

三、市场营销专业商务精英人才培养的成效与反思

基于“双轨+双创”人才培养模式实践发现，以市场营销专业学生为主的商务精英班人才培养实现了“政校企生”的四方共赢，政府达成了创新创业理念的落地，实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尤其是高质量就业的社会和谐稳定目标；高职院校完成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顶层设计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清晰了高职教育在商科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模糊地带，丰富和完善整个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框架和理念，实现了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智力支持目标；企业通过与高职院校的全程有效对接，既达到了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方案围绕企业特点与需求的有效设计和调整，也缩短了企业所招聘员工的“职场适应期”，改善了企业中层管理干部储备不足的窘况，同时，企业也可利用高职院校的有效通道进行人才培训、员工继续教育和技术难题课题公关；职业院校的毕业生由社会眼中的“蓝领”逐渐过渡到“白金领”，有助于增强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信心，拓宽就业视野，放大职业生涯发展格局，提升职业核心竞争力。校企合作是高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流，创新创业是政府大力提倡的理念，二者结合就构成了“双轨+双创”的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落脚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在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运行中，工科技术类学生由于实践操作的可测量性和工作成果的可检验性，容易得到校企双方的认可，但是商科类学生的培养有别于工科技术类学生的培养，培养质量的优劣很难达成共识。市场营销商务精英班的模式提供了一种检验商科类专业学生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准，该种标准能否顺利嫁接到其它商科类专业，需要经济管理专业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在实际中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同时精英班学生与普通班学生的不同培养模式无疑叠加了执行者的工作量，加大了学校在实训实习和校企合作的投入，增加了高职院校培养的成本，这些问题需要在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过程中加以正视和提出有效对策，也是商科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探讨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周小勇.基于创新创业导向的市场营销实践教学考核体系研究[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6（8）：199-202.

[2]连翠芬.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探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30）：115.

[3]赵熙.基于就业的高职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1）：10-12.

[4]唐细语.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建设研究与实践探索[J].职教论坛，2018（4）：121-125.

[5]雷满丽.高职教育“市场营销”课程改革与实践[J].教育与职业，2015（5）：149-150.

[6]孙玲霞，宋涛.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市场营销策划专业建设[J].教育与职业，2014（5）：127-129.

科技精英范文篇5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人才

我国历来是农业大国,农业在我们国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农村是支撑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农村的发展对于我国农业的重要性来说不言而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农村发展相对于城市来说一直比较落后,近年来我们党为解决农村发展的问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农村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良好的政策环境。然而作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和内部因素—农民应当具备哪些素质,新农村建设需要哪些人才推动自身的发展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十六字方针的要求,建设一批素质的农村人才队伍,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说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一、人才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在新农村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各地越来越重视人才培养,让能人发挥示范引导和辐射带动效应,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农业依靠科技,科技依靠人才。农业人才的规模水平、素质高低决定着农业的发展水平、农村的经济状况、农民的富裕程度。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时期,农业科技人才更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受政策、资金等多方面影响,农业技术人才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存在的问题较多。如何整合现有人才资源,充分挖掘人才潜力,调动人才积极性,培养合格农业人才,是当前亟待认真研究并致力解决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农民的素质现状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的差异,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直接导致农村体力劳动者缺乏,大量老人和儿童留守农村。这种情况下更不用提高素质的劳动力了。2007年7月中国农学会组织开展了“农民文化素质”专题调研活动,对分布在全国东、西、中部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10个省市的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其调查数据显示86.4%的受访者文化水平不超过初中水平了,11.6%的受访者文化程度仅为小学以下,目前在农村,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以上教育层次的农民较少,接受过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的只有15.4%,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仅占2.4%。

另外根据中国科协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显示,具备科学素养的农村居民只占0.4%,仅及我国城市居民比例3.1%的1/8,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严重制约了新科技在农业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目前,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科技贡献率为70%~80%,农业科技转化率达80%~85%,而我国农业生产科技贡献率仅为30%,农业科技转化率只有30%~40%。公务员之家

三、解决人才困境的方案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根据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建立相应的人才队伍,改善农村人才结构加强农村人才储备,是我们走出农村人才缺乏困境的有效途径。

首先,广大农村应当提高自身发掘和培养人才的能力。农民对本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他们对于自身面临的问题有切身的体会,发掘自身人才是农村走出人才困境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我国农村劳动力有5亿余人农村富裕劳动力有2亿多。面对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应当提高农村自身发掘人才的能力,使他们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模范和榜样的作用。

其次,政府应当发挥的服务职能,将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纳入现代农业建设整体规划中。根据农村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针对市场需求完善农民培训体系,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化办学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培养新型农民。

第三,针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所缺乏的销售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法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应与高校协商开展课程,组织定期培训。提高农村人才的综合素质,改善人才的培养结构,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的效益。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培养大批留得住、用得上、能致富的农村人才。公务员之家

第四,解决农村人才外流问题,农村人才匮乏不是先天的,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格局,大量的农村人才外流是农村人才缺乏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应当赋予这些人才以责任感,例如:可以让他们担任农村的领导。另一方面,需要政策的大力倾斜保持对人才的引力。

第五,发展农村经济,推动农村的工业化必须加快农村城市化建设发展。农村村办经济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推动劳动力就地转移,整体解决农村精英外流的问题。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均占有农业资源量少,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离不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这也就是说农村精英流出农业流向非农产业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要求需要精英留在农村,因此推动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将精英就地转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利措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慢慢减弱,。为此,各地区应大力促进农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通过农村工业的发展来实现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农村工业化的最明显特征是农村中农村工业就业人数不断上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不断下降,农民收入由过去主要依靠农业经营转向主要依靠农村工业,农村经济逐步由农业主导型转向工业主导型。发展农村工业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防止精英流失从而实现精英的就地转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支撑的有利措施和保障。

参考文献:

[1]贾昕昕.新农村建设中的智力支持问题[J].新疆农垦经济,2009,(7).

科技精英范文篇6

农村的真正的问题——农村公共管理责任的缺失

一路上，无论是在湖南耒阳、广东河源，还是江苏丰县，给我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农村公共管理事务的衰败。

在耒阳，五六十年代修建的水库，多因年久失修，不再可能起多大的作用。当地最大的黄土绅水库，也只储一点水，湖底竟然种上了庄稼。村民说，承包水库的人承包了水库以后，就养起了鱼，但因为担心水多不利于鱼的生长，所以放掉了多余的水。"一旦遇大旱，就麻烦了？quot；老乡说。沿途的高架引水渠，已经废弃，有的已经拦腰折断。我深感可惜，也深感担心。

耒阳的几个乡的主要作物还只是水稻，几乎没有其它作物的迹象，更不要谈产业结构的调整。虽然，农民明知道这种已经种了几千年的作物今天再种已经赔本，不能再种了，但却无力改变现实。农民不是不知道要换换样（调整结构），不是不知道一亩地一年只有300元的收入，还不及工钱（每天不到一元钱，谁不知道少）。但怎么调整，方向在哪，技术在哪，资金又在哪？却无人回答。

无论是耒阳还是丰县，无论是水稻、棉花、养鱼还是养长毛兔，农民们最缺的是技术、优良种子、真化肥农药，还有市场销路，但却没人能够回答他们。农技站的老爷们虽然也挨户收了科技咨询费，但却从不到地里来，顶多用药时用广播喇叭喊一声就算了。而从农技站买到的种子却经常是假货，坑了人不说，打官司也打不赢（农技站有政府背景）。而被垄断的化肥农药市场，更是假货占大半，农民已经习以为常了，通常处理方式就是，不好用就换一家吧。真不知政府垄断种子化肥农药市场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当初不是说为了避免假货害农么？

丰县和集乡的农技站推广的铁红辣椒，承诺亩产400斤干辣椒，几十户农民买了种子，结果全是假种子，但农民们却无法打官司。因为农民们从未打过官司，也不知道如何开始，也没有法律支持，更重要的是，要与乡政府支持的农技站打官司，赢的希望微乎其微。袁砦只有一个杜长金想打，他说，他只是想练练。其实，法院受理时已经有干部告诉他肯定打不赢。他是一个人与整个体制对抗。

因此，农村中诸如公共的利益（也可以叫集体的事，大家伙的事），如打官司、维护农民公众利益，根本无人关心，更不要说乡村中诸如公民教育、科技法律普及这些集体公共利益了。

如果将公共事务的范围看的更为宽泛一些，象村民自治、村主任选举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村民自治组织法》事实上是通过县乡政权来推行的，但是，我们所到之所却没有象想象那样已经实现了真正的村民自治，最多的仍然是原来的由乡里提供一个或几个候选人，然后由村民投票，与原来没有任何差别。其实，这与我们前一阶段所到的山西太行山的左权县交沟村、沂蒙的平邑县车厢峪、蒙阴县的张家楼是所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在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看来，本应得到广泛推广的农村民主却远没有象想象的那样得到迅速推行。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农村乡镇政府根本无意承担农村公共政治的供给（创新与推广）工作，农村真正缺乏公共政治的推进和管理机构，象村民委员会这样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存在，形同虚设，多数村委会还是沦为县乡级基层政权的传声筒，不是真正对农民的公共需求负责。

78年农村改革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个体的积极性，激发其个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为特征。它曾经极大地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时至今日，在生产力获得解放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保证其个体活力的同时也能够保障集体公共事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农村，几乎一切问题都源于集体的、大家的事情没有人管，公共事务管理供给力量严重缺失。每家每户都有一台一样的农机具，只有那么几亩地（人工都够用），简直在浪费；一户只有那么一点点活，却要全家的劳动力全年守在田里；一方面是劳力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确是有许多该干的的事情没人做，比如寻找技术、开辟市场、农业科技投入等。所以，不仅仅面临公共管理的不足，即使是公共政策供给也缺乏，今天的农村迫切需要对78年以后的经营方式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但我们实在看不到有谁在切实在为农民们改变着这一切。

这些事情该由谁来管？

乡镇村政府（我们暂且还可以把村委会村党支部作为乡镇的一级机构）目前无疑仍是最大的公共事务供给源（农民们认为，我们拿钱供养了他们，他们就应该担负起大家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到农村随便走走，你就会发现问题所在。村民会异口同声说，有（这些机构）还不如没有。事实上，农村的最大问题正是源于乡镇村政府，在多数地区（很可能除了东部发达地区和小部分中西部地区）他们不仅本身所起作用非常少，而且农民之所以负担较重，是因为要交费用的很多的劳动剩余去供养这些远远超过需要不劳而获的群体，他们其实已经成为多余的寄生群。所以农民才会怨声载道、民怨沸腾，大多数的农村群体事件其实直接针对的目标并不是党的政策，而是那些剥削了农民的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剩余，但却不仅不做事，相反却坑害农民、作威作福的人。

所以，从一般的农业设施、信息技术、农村福利，再到政策法律、公共事务管理，最后到农村发展方向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几乎所有的公共管理责任，都没有人负责，都已经破败毁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了。

但是，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不仅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供应不足，另一方面是农民本身的自觉意识又不够强，使之不能自觉地承担起管理自己事务的责任。多数人是站在别人的后边，准备搭别人的便车。更何况，多数情况是，许多事情并非直接影响到每个单个人利益，许多人还可以做旁观者。事实上，即使真的和每一个人的利益相关，也未必会有多少人站出来承担责任。

按照正常思路，农民们既然已经对基层政府完全失望，就应该自己站出来，来承担自我管理的职能，比如，出面选举自己的村委会，或组建自己的互助组，实行内部自治，或者抛开基层政府，与公司配合，实现"公司+农户"的模式。但这一切并没有象期待那样获得迅速推广。即使村民选举这样已经有法律保障，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事情，农民们也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足够外部社会的先进文化的进入，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但问题是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对农村问题的有效关注，并没有多少人跑到农村去，尽心尽力为农民们做事情，甚至于社会对农民问题的关注还远远不如对环保问题关注得多。所以，农民受到本身农村外的影响实在还是太小了，还没有影响到促进农村改变的地步。

其实，如果能够形成农民互助组织，局面就会改观。但因为没人来推动它，目前连低级的互助组都很难形成。因为考虑到农民的合作意识问题，我曾给一位青年农民提供了一个可行的互助方案。我说你们家可以建立一个家庭互助组。他有兄弟四个，一个种田比较有经验，可以种四家的所有的地，保证四家的吃饭；另一个可以负责养殖，比如养长毛兔或山羊；老三比较精明，有经商经验，可以跑出去经商，为家里跑跑市场等；老四学习先进技术去，为家里、以至村里提供技术咨询。这样，四家一套农具，也有足够的地种，避免闲着打牌，四家不仅饿不死，又有可能富起来。同时，都是自家兄弟，合作起来又很容易，少猜疑。他也很赞同，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真的行动起来，还和一千年前一样在生活着。所以，连传统的家族观念甚至都不能作为可靠的基础，还有什么能推动农村向更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推进呢？

这样，由于农村公共管理事务的缺位，最终形成了农村社会进步推动力不足，使农村的经济政治形势徘徊不前。

基层政权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农民又无法主动站出来，外部社会还没有有效的关注，让我们到哪里寻找农村进步的推动力呢？

希望还是有的，经过多次的农村考察，也是参照理论界的讨论，我们发现农村的实践已经提供了答案：这个希望就在于农民中产生的具有新思维的农民精英们，而且非常有可能是过去那些有影响力的"农民领袖"（其实只是农村公共事务的带头人），这些人才是农村的真正希望所在。

农村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个案——丰县李庆龙调查

丰县位于江苏省北部徐州市内，是汉刘邦的出生地，即为"丰生沛羊"，丰县人也以此为骄傲，我们到的时候，正赶上丰县在为刘邦修建大型的纪念设施，包括刘邦的雕象和众多的楼阁，其实是想以此起点发展旅游业。

从丰县花三元钱坐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和集乡袁砦村。沿途的路比较好，两边所种的植物多是麦子、棉花、玉米，没有见到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产业结构改变不大。

袁砦是和集村的另一个自然村，属中原地带，没有山，都是平原。该村有村民400多人，农户一百多户，人均有地2亩，人均收入只有三四百元，是一个过去主要作物是玉米、小麦、棉花、蔬菜等，该地气候还好，但作物生长季节也要浇水才行。这几年引进了大量的旱稻，改变了不种稻子的历史。

李庆龙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起来也比较诚实厚道，还有几分帅气。94年高中毕业返回农村，开始务农。干几年农活，也出外打过工，感到长期下去没有出路，当时就有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创造财富的想法。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行动。

92、93年农民负担较重，减轻农民负担呼声高涨。95年乡里征收农户养猪、养羊税，李感到非常气愤，就主动研究了一些国家的政策法规，并依据中央政策，拒绝交纳猪头税。乡里收税，李就联络了几户农民，锁上了大门。乡里出动公安司法，撬开李家大门，抢走粮食家具、农用机械。于是，冲突由此产生。

李庆龙后来到丰县信访局上访，信访局让找财政局，财政局又让找税务局，税务局不加理睬，后又跑到徐州市政府、人大，虽然态度较好，但却不解决问题；后来又给中央纪委发电报，内容大致为乡政府非法收缴税费，并且镇压农户。没有回音，一怒之下，到县里起诉乡政府，县政府认为计划生育、农民负担这两类案子太多，不能立案。李要求县法院下不立案裁定书；裁定书下达后，李就持裁定书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给江苏省主管农业的于兴德市长去信。后来中纪委给江苏省委来函，要求对害农事件严肃处理，这样于兴德就让徐州市委纪委负责处理。经过九天调查，达成协议，但未按协议执行。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李协商后，下裁定认为心须立案处理，但仍未公开开庭。迫于影响，赔偿9000余元，保证不再出现此类情况，但未赔礼道歉。在此期间的96年12月份，县里要抓带头闹事的李庆龙，李就跑到了北京，找到《农民日报》社，又找到农业部，日报社的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给丰县县委书记，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那位书记当时否认曾经迫害李庆龙。回来后，再没事了。

李后来同新任县委书记谈到，农民负担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例如：一农户收入800元，另一农户收入20000元，如负担增加50%，则低收入者肯定感到负担重，但收入20000元者则不认为收10000万元重。关键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所以正确的出路是加大力气帮助农民想法增加收入。书记很赞同他的看法。就很支持他，让他为县里做点事，于是，从那时起，李就开始了为村民进行科技服务的工作，开始在县团委成立了科技推广协会，李专门负责种植业。

96年考虑怎样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想到了大专院校的科技优势，曾到南方院校，但南北方自然环境很不相同。后就联系到中国农大。到中国农科院、专利与科协。与乡里打的官司胜诉后，诉讼费9000元一部分给大家作为赔偿，剩余的作为发展基金。

96年12月又去北京引进农大的旱稻推广20多万亩。现在旱稻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期。随后，又引进了玉米新品种"玉-22"，棉花新品种，受到农民们的广泛好评。农民们也真心相信自己的带头人，说即使价格比其它地方贵一些，也会买李庆龙的，因为可靠。同时也对李庆龙在引进良种失败的事情给以理解，没有人要打他的官司。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村户调研，农户对李庆龙的感激溢于言表，甚至包括那些过去曾经与他对立的人。而且，一个李庆龙所带来的好处不仅仅局限在袁砦，周围几乎全县的农户都在用他的种子，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他的影响简直太大了。如今的李庆龙已经是徐州市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带头人。

2001年元月市团委接受李的建议，将原来的科技协会分为种植业协会和养殖业协会，流通、加工部，市场预测等四部分，协会独立运作。李独立负责种植业协会，因为种植业协会自发的自发性，市团委不与干预。

就在2001年7月31日，李又成立了"丰县农业高科技推广中心"，由县团委组织计划，为各高校与农户的联系起桥梁作用。由李庆龙、李国峰主持运作。

李庆龙很注意和外界的联系，经常跑到中国农大等单位去，也经常邀请外边过来，中国农大每年都有老师同学来，并建立了旱稻基地、科技基地。我就是在北京认识他的。

李也很注意进行科技宣传，经常到乡镇集市上举办科技大集，在集市上宣传科技知识。李也认为，以书本的形式进行科技传播收效不很明显，要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必须更加通俗易懂、易于接受，所以应该探求新途径。

李也正在考虑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中心"，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但考虑到侵犯农民合法权益最多的是政府，而协会保护农民权益是否有跟政府作对的嫌疑。所以，他一直在犹豫这件事。

农村进步的原动力——农民精英的作用

那么究竟这种农民精英会在哪些方面起作用呢？

按照老的种植方式农村不仅仅破产，异常辛苦富裕无望，同时也使资源大量闲置浪费。这种生产方式是必须要改进的。农民们也知道这一点，但问题是因为农民先天的思维保守，信息闭塞，又极少有来自政府、外部社会的强力支持，所以，才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本来，在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以及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已经产生出许多好的农村工作的新思路。如"公司+农户"、建立农村自助合作社等。但问题是，所有这些想法目前都还停留在纸上，或顶多刚刚开始。其实本质原因是缺乏推动因素，是将农村自己当作植物生长一样让其慢慢地演变，加速的推动力很小，有些地方根本不存在，广大的中西部以及那些东部落后地区基本呈现这种状况。调查的时候，我们和农民提出几户组建经济合作社，一户集中种田、一户打工、一户负责技术市场、一户养殖，几户合作，大家得利，共同富裕，他们说好，这样大家都可以富起来，可以做。但我们走了，他们也就算了，一个好想法也完了，没人帮助他们去一步一步走下去。自己不行、政府不行、我们不行，靠谁呢？这样一项史无前例的公共事业如果没有一股强有力的推动的话，想完成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推动力问题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样，寻找推动力问题也就成为农村发展进步的社会实践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但象李庆龙这样的农民精英则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扮演着农村的拯救者的角色，他们比较倾向于对现实加以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对农村内部的，如提出新的经营方式、技术改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对外的，如信息交流、引进技术、关注市场等等；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比如减负增收，同时也包含了农村政治上的诉求，比如，促进村务公开，推动村民自治等；甚至可以说如果引导的好，在目前农村形势很不稳定的条件下，他们是农村稳定的最可靠保障，比如，他们可以将一些群体盲目、冲动的行动合法化（上访、打官司、谈判协商）。

首先，从纯粹的经济运行的角度考虑，这样的带头人在内部将会努力引进先进技术、品种、帮助拓展市场、促进信息交流、有效地进行技术扶助，从而推动当地的农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我所到过的地区，如山西太行山左权地区、沂蒙山区、苏北地区、耒阳地区，在推动农业技术、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只有丰县袁砦做的最好，李庆龙不仅引进了新的作物品种旱稻，而且在改进原来的棉花、玉米、蔬菜品种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个高李庄则成为养长毛兔专业村，他是在袁庆森兄弟的带领下，经过近二十年才发展起来的，他是以经济为动力，逐渐传播兴起的。如今他们二人凭着自己的本事和"宁死不坑一个人"的脾气成为了当地的农民英雄。

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进方面，基层政府本应起到主体作用，但其所做甚少，甚而起了反作用。镇乡村政府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让农民们闻而生畏，因为他们无论是为了政绩还是心存些须善良，都是以"逼民治富"为手段的，最后结果经常是让农民深受其害，而毫无办法。推广时信誓旦旦，不种也得种，否则拔你的秧苗；秋后一旦出现问题，合同无效，损失自负；打官司连案子都立不了，更别说胜了。所以农民们宁可相信外来公司（公司也经常使农民深受其害），也不与政府合作。

在除此之外，几乎找不到加速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

在政治方面，这些农民精英们也是最有可能承担起农村集体公共事务管理，推动农村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人。农村各项事业不兴，恐怕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农村各级基层政权的衰落，这样就使本来应该由它来承担的事务交给了民间，交给了农民自己。

其实，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1988年起就开始了村民自治，期望能够先从村级开始解决这一问题，近几年又加大了这一工作的力度。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村委会选举已经如同雨后春笋，绿便全国。事实上，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情况很不一样，有的地方已经海选，成效显着；但更多的地方还是很有限的，有的地方还是延续过去的假选举，甚至还有很多地方根本不知选举为何物。从我们所到之处看，无论是太行山左权地区、还是沂蒙山区、还是丰县地区、河源地区、耒阳地区，都不很乐观。看来要本来就不愿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承担责任是很难的，更何况有可能危及自身利益。而农民似乎也并不十分在意这件事，可能是习惯了，或是麻木了。

但这其中却有几个特例值得我们探讨。一个是太行山区左权县上麻田村，本来1999年的选举也非常有可能象过去一样流于形式，但当年出现了一个因为受到旧村委会迫害的付海江，是他改变了选举的即定程序。他带领村民严格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组织选举，公开竞选，公开投票，最后选出了村民真正拥戴的村民委员会。另一个是丰县的袁砦村，也是因为出现了李庆龙这件事，才使选举变成了真正的选举。除了这几个特例，其它地区没有很大的起色。

影响农村的政治氛围，不仅仅局限于村委会选举。在农民自身的权利维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以往农民受到各种侵害，往往忍气吞声，得过且过。但有了农民精英的地方就不同了。湖南耒阳地区有个普法英雄周宇飞，农民们每当利益受到侵害都找他，如今他已成为农民们的核心。象耒阳的上架和丰县袁砦，都是因为有了农民自己的带头人的存在，所以乡镇政府才答应不再找农民的麻烦，农民的利益得到了维护。

农村也经常会有一些群体事件发生，在事件中起到稳定作用，不使之成为骚乱的往往是这些农民精英的存在。而缺乏农民核心的地方则经常会演变为一场暴力冲突。这里比较明显的是湖南耒阳上架乡，96年就因为农民负担问题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涉及几个乡，若干个村的抗议运动。农民们组织了自己的抗议队伍，四处张贴反对负担的标语，散发印有党的政策的传单，并进行了游行。最后，农民们包围了乡政府，要求归还被抢去的粮食、家具、电视。由于当地上架中学老师曹博后来的参入，使本来带有暴力性质的运动变得比较温和，后来曹博又组织人与乡政府协商，自己又带人去长沙找省政府，所以就最终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解决了这场冲突。后来乡政府也因此改变了工作态度，避免激起反抗。

这种情况不仅上架乡一个乡是这样，在湖南耒阳、郴州、涟源等许多地方都惊人的相似。但也有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农民精英的存在才会有这样大的反抗活动，有些地方还演化成暴力冲突这里存在着一个引导转化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他们的作用都是积极的。有农民精英领袖的地方农民的利益得到很好的维护，基层政府的工作也比较积极注意方式，农村进步也可能比较快。

从农村现实的角度考虑，农村稳定与否，与这些精英的存在有很大关系。过去地方政府一向将这些农民领袖视为制造麻烦的人，所以不仅用各种方法打击他们。事实上，这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农村问题会更加恶化，不仅仅是基层政权会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农民的反抗也会更加暴力、无组织和冲动，农村形势会日显危险。但如果现有的农民精英们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他们也将逐渐走向与当地政府的对立，最后自发形成农民自己的社会中心，农村政权也将进一步边缘化，失去政权基础，逐渐丧失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农民精英是农村进步的原动力。

所以，政府应该象丰县那样，大度地承认这些农民精英，扶植这些农民精英，引导农民精英为乡村建设多做正面的建设性的工作。使之转化为农村发展的原动力，这才是目前农村最大的工作。

真正的英雄——何谓农民精英

在农村中成为农民精英的人一般具有如下特点：1、他本身必须热爱公益事业，能够对大家负责。这是农村公益事业最起码的要求，没有这一点，在农村现有体制法律制度都很不健全的今天，是不会取得好的结果的。现在的城市都无法实现法治，更何况农村？所以，今天的农村在更多的情况下还是要依靠人来推动法治，最后达到二着相得益彰，实现法治。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2、在农村中要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本身应该具有相当的优秀品格和威信；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在农村是绝不会成为核心的，这是由农村的特殊环境决定的；为什么有些科技户没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关键在于农村中对一个人的评价，不管谁，主要还是看其道德水准。如果是好人，他卖的东西才会得到承认；否则，东西再好，也没人买帐。

3、本人一般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或具有某个专业方面的经验背景。这样才会使其成为带动农村实质性进步的中心人物。

4、他本人应该能够接受外界的新事物，并主动与外界和新事物保持联系。否则也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的需要。这是决定一个农村带头人能否成为一个进步的精英的很重要的一点。

这几点缺一不可，任何一点的缺乏都有可能使之成为农村的落后保守因素。

一个希望的结尾——原动力的普及

科技精英范文篇7

正因为它具有两类节目的交叉性质，所以它才独立成为一个特殊的栏目，拥有它独有的受众群体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功用。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学术性电视节目的存在价值进行分析。

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接

“精英”一词是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的杰出人物，精英文化就是这些关注社会发展和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人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而“文化精英”是专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知识背景、从事严肃文化事业的群体。这些文化精英具有合法的学术地位和严谨的科学知识，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适合担当某个领域的意见领袖，而且传承着自古以来的文化精英们所肩负的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的重任。

大众文化是指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以谋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能够满足公众获得感性愉悦需要的日常文化形态。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科学技术正日益深刻地介入到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由专业的科学技术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和技术正突破以往狭小的象牙塔，力图走入更为广阔的大众文化领域里，因此，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使许多科技发明不仅用于国防工业、医疗卫生、电子技术，还正在通过产品和商品的形式进入到公众的生活里，成为提升公众生活品质的一种重要产品或精神象征，如宇宙学知识、遗传学知识、纳米技术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在这种形势下就要求公众具有更高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方式，要求公众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来应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学术性节目的出现正好满足了公众对于专业科学知识的渴求，因此，学术性节目也就有了巨大的市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学术性节目比起科学教科书来说，它不是以冰冷、坚硬的专业教学的面孔出现，而是将硬性的专业性极强的科学知识软化成了非专业公众可以接受的科普知识，并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需要，将专业知识进一步细化、通俗化、形象化，再通过电视媒介这个载体，结合高科技的电子手段和动画技术，将其传导给希望获取现代化学术知识的公众。如中央电视台著名的科学节目《探索?发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探索?发现》是一个以地理发现、考古发现、科学发现为主要特色的学术性极强的栏目，其所探索的是学术界的焦点问题，它所传播的既是学术界的专业知识，也是关乎到人类发展的重要知识。比如在“人类的起源”这一组节目中，所讲述的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人类学知识，如果仅仅通过教科书的形式去传播人类学知识的话，其涵盖的公众面积会小得多，公众的接受程度也会低得多，但通过电视为媒介所传播的人类学知识，以其真实的考古实物和考古场地的实境拍摄，将生硬的文字教科书变成了生动的画面和带有情节的解说词，使“人类的起源”的学术知识迅速、有效地传递到更大范围的公众群里，并带动了公众对此类知识的兴趣和关注。又如在“宇宙大爆炸”一组节目里，介绍的更是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所熟知的关于原子、奇点、恒星、黑洞、宇宙大爆炸等专业性极强的宇宙学知识，但在专家们生动的解说之下，再配上完美的三维立体制作画面，宇宙学知识得到迅速的普及，从而完美地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接。

提升了电视节目中的高雅文化气息

为例，《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哲学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更是以往学术界的专宠和少数专业人士涉足的精神瑰宝，其精神内涵之丰富、其语义文字之难懂也就可想而知。《百家讲坛》所开设的“道德经”、“易经”、“论语”、“黄帝内经”的讲座，无疑是一组品位极高的国学系列讲座，它使生活于国学边缘或外延的人群也有了享受高雅文化的机会，从而修改了人们把电视仅仅看成是休闲娱乐渠道的传统看法，此节目所引起的关注则更加说明公众对于高雅文化的学习热情。更有一个侧面的例子可以证明高雅文化在公众心中的地位，那就是发生在《百家讲坛》的学术明星阎崇年身上的“掌掴事件”，虽然这一极端的做法应当受到指责，但却从反面说明公众对高雅文化一样的关心、一样的动情、一样的激愤。于是，受公众的热情所鼓励，各种学术性节目本着“学术一样让你听懂”的宗旨，带着一种求索、谨慎而又顽强的敬业精神，纷纷在电视媒体这个平台上展示着学术的魅力和思想的高度，同时也开始了学术性节目不平凡的行程。正如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在《为意外的成功作序》中所言:“由于预见到这样的节目可能会因为没有观众而失去广告商的青睐，最终导致节目自生自灭，于是我们创办这个栏目之初，多少带有几分悲壮。”但这种悲壮的探求最终换来了公众的认可，也换来了电视节目中高雅文化品位的进一步升华。四川大学研究生史挺在他的论文里称赞说：“它（《百家讲坛》）的兴起，带来了中华古老文明中早已被人遗忘的故事和精神，使几乎被金钱腐蚀和商业拥抱的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新鲜的火种和在远古记忆中温暖而动人的气息。”

提升了社会各领域对学术知识的利用

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电子化传媒时代，在中国，电视作为一种拥有数亿公众的强势媒体，在文化传播以及价值导向方面的作用堪称一呼百应，无与伦比，电视早已成了教化民众、提倡新生活新理念的最好平台，也是作为文化精英的现代知识分子表现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对生活的权威解读和价值取向的最佳平台。于丹、易中天、王立群通过《百家讲坛》这一平台成了公众耳熟能详的学术明星，正是由于这些文化精英系统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不但使某一学科的知识引起了更多公众的兴趣，更使得这一专业知识的使用价值得以迅速扩大，使之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的机会大大增多。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于丹的“论语”讲座。《论语》本是产生于春秋时代的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观念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受到后世学者的强烈追捧，北宋宰相赵普创造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精辟之语，更把《论语》捧上了政治教化的高度。而《百家讲坛》里于丹对于《论语》的精彩演绎，更把孔子的智慧讲得悬念迭起，把一个原本古老而远离生活的思想体系演绎成了鲜活的、与现代生活密切对接的智慧之源和生活宝典。在于丹的旁征博引之中，公众重新认识了《论语》的价值，也认识到了国学的价值，从而掀起了各行各业读《论语》的热潮，这从于丹在中关村签名售书时，读者排队至十几里长的盛况就可以得知。同时，因为《百家讲坛》中关于《道德经》的讲座，掀起了全民对道家始祖老子的热情，许多城市的公交车里出现了老子和“道德经”的宣传画，许多中小学开设了国学课程，并要求学生齐诵“道德经”，也推动了“国学”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小学课堂的步伐。而《百家讲坛》关于《黄帝内经》的讲座，也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医学文献《黄帝内经》讲解得头头是道，乃至于《黄帝内经》这门古代医学专业文献迅速地推广至全社会各个人群中，带动了全社会对于中华医学文化的关注和钻研。而目前正在不断延伸的对于《弟子规》的研究热情，也与《百家讲坛》的《弟子规》讲座有关，据说目前有许多企业家正在把《弟子规》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根据《弟子规》制定本企业的规章制度，用以规范本企业职工的言行。由《百家讲坛》所掀起的国学文化热，直接带动了出版业、旅游业及多项产业的发展，据统计，关于《论语》类书籍的发行已突破150万册，根据《百家讲坛》的模式而设计的国学教育软件正在各大书店热销，这些学术性节目在创造了国学热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多媒体手段的运用提升了学术知识的美感效果

电视学术性节目讲解的多是与日常生活有一定距离的纯学术内容，要想更生动、浅显地了解这些学术知识，就要调动多种电子手段，适当地加入一些动画制作和电脑技术，而这正是电视传媒的优势所在。动画制作手段使学术性节目中抽象的物质变成了眼睛可以看到的图像，从而满足了公众眼见为实的心理需求。如《探索?发现》中讲到的许多宇宙中确实存在，而人的眼睛却看不到的物质，如粒子、光速、黑洞等；如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古代的战争场面和灾难场面等，涉及这一方面内容时，电脑制作的画面能够重现和还原历史画面，或者将原本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形象化，使受众对传播内容可闻、可视、可感，并通过生动的画面刺激加深其对知识的记忆。如在“宇宙大爆炸”节目中，大量关于宇宙运动的场景都是通过动画手段来完成的。这些高超的动画手段不仅展示了科技的魅力，也赋予了被摄主体丰富的色彩、曼妙的形象、生动的情节，同时根据需要实现声、光、电、影的补充表达，营造了神秘的变幻莫测的宇宙世界。在生动地传播学术知识的过程中，节目的美感效果也大大提升。

科技精英范文篇8

1.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接

2.提升了电视节目中的高雅文化气息

2005年前后，中央电视台一个几乎处于被淘汰边缘的学术节目——《百家讲坛》骤然成为全中国公众关注的焦点，其所播出的节目引起了全国观众的极大关注,而其推出的若干期节目的主讲人也迅速地成了全国人民熟知的学术明星。《百家讲坛》是一个没有华丽的舞台背景和更多的媒体技术支持的栏目，它完全依靠知识本身的魅力，而在《百家讲坛》出现的也多是某一领域里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出现决定了《百家讲坛》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感召力，其传播的学术内容也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易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和关注焦点，也有利于听众与专家之间的直接沟通。以《百家讲坛》中播出的老子的《道德经》为例，《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哲学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更是以往学术界的专宠和少数专业人士涉足的精神瑰宝，其精神内涵之丰富、其语义文字之难懂也就可想而知。《百家讲坛》所开设的“道德经”、“易经”、“论语”、“黄帝内经”的讲座，无疑是一组品位极高的国学系列讲座，它使生活于国学边缘或外延的人群也有了享受高雅文化的机会，从而修改了人们把电视仅仅看成是休闲娱乐渠道的传统看法，此节目所引起的关注则更加说明公众对于高雅文化的学习热情。更有一个侧面的例子可以证明高雅文化在公众心中的地位，那就是发生在《百家讲坛》的学术明星阎崇年身上的“掌掴事件”，虽然这一极端的做法应当受到指责，但却从反面说明公众对高雅文化一样的关心、一样的动情、一样的激愤。于是，受公众的热情所鼓励，各种学术性节目本着“学术一样让你听懂”的宗旨，带着一种求索、谨慎而又顽强的敬业精神，纷纷在电视媒体这个平台上展示着学术的魅力和思想的高度，同时也开始了学术性节目不平凡的行程。正如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在《为意外的成功作序》中所言:“由于预见到这样的节目可能会因为没有观众而失去广告商的青睐，最终导致节目自生自灭，于是我们创办这个栏目之初，多少带有几分悲壮。”但这种悲壮的探求最终换来了公众的认可，也换来了电视节目中高雅文化品位的进一步升华。四川大学研究生史挺在他的论文里称赞说：“它（《百家讲坛》）的兴起，带来了中华古老文明中早已被人遗忘的故事和精神，使几乎被金钱腐蚀和商业拥抱的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新鲜的火种和在远古记忆中温暖而动人的气息。”

3.提升了社会各领域对学术知识的利用

4.多媒体手段的运用提升了学术知识的美感效果

科技精英范文篇9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大并合理配置各种要素投入是重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要素主要是资金、科技、人力三大方面，投入主体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等多个层次，投入原则是必须具有广泛的普惠性，泽被全体农村人口。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结合“三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趋向，努力克服各种不能与时俱进的行政惯性和思维定势，着力厘清职责重点和工作重心，在政府内部层级之间、在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之间构建职责清晰、方向明确、成效显著的“三农”投入新格局。

1.加大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强化农村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中央和省级政府要承担主要任务，自上而下从线上整合资金、集成政策。

这是由县域经济的羸弱性、农村经济的弱质性、基础设施的公益性、社会事业的普惠性决定的，中央和省政府财政实力较强、管理幅度较广、回旋余地较大，要切实担负起自身的职责，切实保障公共财政的雨露更多地润泽农村，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惠及农民。从财政格局看，目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分税制”改革之后的国家财政收入分配比例中，中央占50％，省市占30％，县乡只有20％。中央和省级政府逐渐将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财政实力逐步增强，初步具备了在更大的范围上统筹城乡发展、加大“三农”投入的资金积累和财政实力。从城乡差距看，我国城乡差距的源头是政府投入的悬殊。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13.4％，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国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向城市、向国有企业倾斜，支农比重逐步降低，1990年下降到10％，到2003年只有7％。近两年虽有很大提高，但与财政增速比还十分缓慢。公共财政逐步将农村和农民边缘化，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工业和城市，农民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居民。要统筹城乡发展，彻底扭转农村失血状况，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出方向，强力向“三农”倾斜。从地域差距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不仅体现于城乡之间，更是表现在地域之间。东、中、西三大板块之间的差距自不必说，每个板块内部悬殊也十分惊人，甘肃省县域之间财政收入差距的最大值已达21倍，在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各县（市、区）人均财政收入的最高值与最低值更是相差40倍。2006年，中央财政投入三农的资金3300多亿元，恰好和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北京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当。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都是关乎民生的公共产品，地区之间的财力悬殊，县域经济的参差不齐，决定单纯依靠小部分强市、强县在点上的资金投入，无法全面化解“三农”困境，亦无法体现公共产品的公益性和公共财政的普惠性。

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尽管中央政府和各个省份对农村不断加大资金投入，但仍然存在着政出多门、项目零碎、资金分散导致效益不高的状况。基层将这种政策体系比作柔弱的、凌乱的“一地鸡毛”。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数据，2006年用于三农的投资为3397亿元，但研究三农的学者认为，扣除江河治理、人头经费及中间环节的各种费用开支，真正进入乡村层面的资金不超过500亿元。同时，中央政府管理部门都在参与“新农村”建设，大家都在向国务院要资金，31个部委局正在实施大约100个新农村建设的项目“工程”或“计划”。中央层面如此，这种连锁反应一直波及到县，造成资金使用的分散和低效率。为此，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将各项资金投入从“线”上调整结构、统筹整合、突出重点、压缩一般、打捆使用，形成支农资金合力，发挥导向带动作用。应像治理大江大河、农电改造、启动“村村通”工程那样，一个时期围绕一个或几个问题，“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分兵合围”，细化和集束政策，瞄准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突出问题，逐一破解，渐次推进，积小胜为大胜，长期坚持下去，政策效应远比广撒胡椒面大得多，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政策的普惠性，同时避免人为的“造绩工程”、“形象工程”。

2.强化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投入，构建新型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市县两级政府要切实担负起自身的职责，在更广的范围积极寻求面上的整体推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培育农民。

首先，从市县科技工作的现状看，由于市县基层科技工作普遍面临经费不足、体制不顺、人才断层等诸多问题，致使国家科研体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缺乏有效联系的纽带，呈现真空状态，困境中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无法解决技术信息通达农村“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逐步弱化的市县科技工作已被国家科技部负责人称为我国科技工作中“两个最为薄弱的部分”之一，科技要素尚难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每年我国取得农业科技成果6000多个,但转化率不足50%,而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已经达到80%以上。同时，农民科技素质亟待提高，中国科技馆前馆长王渝生称，中国具备科技素质的人口不超过2%，而农民群体则更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超过20%。其次，就市县科技工作的功效而言，市县两级处于行政管理系统的中间环节，一头承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成果转化，一头直面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众的科技需求，是实施“科教兴农”的主阵地，是落实“以城带乡”的结合点，承上启下、意义重大。更为重要的是，市县范围内的农村地区由于地缘相近、产业趋同，农民群众的科技需求基本一致，既具行政独立性又有区域协调性的市县政府，对当地农村情况更为熟悉，对于科技信息跟踪更为及时，加大农村科技投入的针对性更强、辐射力更大，开展科技推广服务的实效性更高、带动力更佳。

以市县为主体进一步加大农村科技投入,完善技术推广服务体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努力增强公益性农业科技服务的能力。农业科技服务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该承担起为分散的农户提供农技服务公共产品的职能，按经济区域“修网、接线”，重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重组农技推广服务力量，积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和新农村建设需求的推广服务新模式、新机制，使农业科技直接到田、直接到户、直接到人，实现科农零距离对接。二是要充分发挥新型市场主体的作用。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种养大户等农业新型市场主体，既是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又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新生力量。农业新型市场主体从自身利益和发展需求出发，主动为其网络内的农户及周边群众提供农业技术服务，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该把握新形势，积极主动地为新型市场主体的科技推广应用工作提供政策支持，使行政力量与民间资源互促互动、有机融合。三是大力发育合作服务。农村各类农民自办的专业性或综合性合作社，是最能有效解决农民自我服务问题的高级形式，这种合作服务最有针对性、最具实效性，且成本最低、代价最小，也最方便易行。这是发达国家一百多年实践的最成功经验。我们应积极学习借鉴，着力推行。四要调动起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积极性。各种公益机构、市场主体的科技服务都必须以农民的应用需求为导向和依归。目前我国农民较低的科技需求和意识已成为农业实用科技成果转化与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生燕君芳，2003年5月回到老家陕西杨凌农业科技示范区，以饲料加工业起家创业。为了调动农民学习技术、科学养殖的热情，她主动给村民上课，不仅不收钱，还每节课发10元给听课的村民。半年时间，共授课700多人次，发放听课费5万多元，并成功地在当地发展科技养殖户200多个，其中年出栏两千头以上的大户就有100多人。与此同时，燕君芳的养猪、饲料企业也日趋壮大，目前总资产已超过5000万元。可见，增强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支撑，调动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积极性是关键环节。当前应由财政出资，免费或低收费开展针对性强、实用性广、形式多样的科技普及和技能培训，并重点选择农村种养殖大户、专业户、打工返乡户等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科技素质和创业能力的农民群体作为一段时期科技培训的主要对象。通过公共财政的牵引和农村核心力量的培养，逐步带动更多农民、辐射更广农村。世界上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农民的继续教育。如日本，全国有57所县立农业学校，专门招收高中毕业生，通过3-4年的学习、实践，培养合格的农民。同时还举办“绿色学园”，对将要从事农业的高中学生进行农业经营知识的函授讲座。日本农村还有4000多个青年俱乐部，帮助农民提高科技文化水平。韩国有16个农民教育研究所，负责农民和基层官员的教育。美国遍及全国的一千多所社区学院和各州的赠地学院都可为农民广泛开办培训班。全国有5万多个农民俱乐部，帮助农民学习各种新的专业技术，制订生产计划，提高经营管理能力。法国政府规定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取得合格证书，才能享受国家补贴和优惠贷款，获得经营农业的资格。

3.筹集新农村建设的人力投入，调动农民的主体力量，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要善于发掘民间资源，集聚点上的“星星之火”，助推成“燎原之势”，新农村是“干”出来的，它需要外部输血，但更是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因此，新农村建设既要注重外部要素的投入，更要聚焦内生力量的培养。

科技精英范文篇10

关键词：外语教育分工成本精英化专业化集团化

要目：

一、数据

二、学外语与研究“先进文化”的关系

1、“先进文化”之“先进性”对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2、哪些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

3、哪些人才可能具有研究“先进文化”能力？——精英

4、应该由哪些人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精英

三、外语教育改革的三个原则

1、精英化

2、专业化

3、集团化

四、申论

1、古今中外同类情况提供的借鉴

2、民族复兴中的语言问题

3、一些具体措施

4、关于本文的数据的说明

一、数据[①]

数据1

学习时间：一个学生用于学习外语的时间有多少？有统计，从初中开始，中国学生用于学外语（主要是英语）的时间是其学时间的1/3。那么，一个学生1年中就有3个月时间学外语。

学习人数：全国每年一共有多少学生在学外语？全国在校的初中生（含初中生）以上的学生人数是1.1亿。[②]

学时间：全国的学生一年用于学外语的时间总共是多少？3个月´1.1亿人＝3.3亿月/人。

如果把这些学习时间折算成劳动力价值，则全国的学生每年耗费在学外语上的金钱将极为惊人（详见文末）。

数据2

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为5480.03亿元。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为6208.27亿元。[③]

无论是教学设施、教师培养、教师工资等等投入，所有教育经费最终都落实到学生身上。而各个学科对教育经费的消耗，可以按照各学科的学习时间来分配。除去了小学教育消耗的教育经费，如果按照数据1的学外语时间占学时间1/3，初中以上的外语教育消耗的教育经费，每年至少也是1000多亿。

数据3

（一）、1个博士生，从初中开始到完成博士学业，按照学制，总共的学习时间是16年（硕士阶段如果改成2年，博士阶段则增加为4年），耗费于学习外语的时间不少于5年，60个月。这5年时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这5年时间用来学专业，可以看多少书呢？每年250个工作日，每天8个工作时，5年就是1万个工作时。如果1小时精读10页专业书（读8页也好啊），那么，可以读10万页。就是说，400页那么厚一本的书，可以读250本。请问：今天的博士，有几个在硕士和博士阶段一共精读了250本专业书？许多博士，花在专业上的总时间根本没有学外语的时间多，这难道正常吗？

再作一个国际比较。如果美国的学生不必修外语，中国的博士生学习专业的时间就要比美国的博士生少5年！！！因此，就平均而言，中国的博士生的专业学习时间只相当于美国的本科生！！！

（二）、相应地，硕士生学外语的时间是大约是4年，本科生、专科生大约是3年，高中生大约是2年，初中生大约是1年。花费如此之多的时间学外语，究竟能为学生提供什么帮助？值得吗？如果把学外语的时间用来学习实用技术，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收益呢？比如，一个大学生花了3年时间学外语，如果这3年时间用于学习技术，足以熟练地掌握一项专门的实用技术，从而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以及其他社会效益。并且，大学生耗费3年时间，达到的外语水平却仍然只是无效水平呢（关于无效水平，详见后文），他学的外语实际上完全是无用外语。是故，为什么要迫使每一个大学生都必须学外语呢？

我们自始至终要牢记：学外语对于我们国家建设来说，必须是功利性的行为，必须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和衡量。外语对于我们只是工具。既然是工具，就应该从掌握工具的成本及其收益来衡量，还应该从社会分工来衡量。[④]如果不分工，人人学外语，造成巨大的学习成本，却不见得能够获得预期收益，得不偿失，怎么有利于国家建设呢？怎么有利于民族复兴呢？

二、学外语与研究“先进文化”的关系

作为国家的制度设计，外语教育预设了两个前提：在目的上，我们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而向外国的“先进文化”学习；在方式上，是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借鉴外国的“先进文化”。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外语就只是工具。下面，我们从目的和方式的角度考察我国的外语教育中存在的弊端。我们以问题的方式来揭示这些弊端：“先进文化”之“先进性”对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哪些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哪些人才可能具有研究“先进文化”的能力？应该由哪些人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⑤]

1、“先进文化”之“先进性”对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今天的中国人，几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是先进的的观念。常常是西方人说了什么，中国人（首先是许多与西方接触比较直接和密切的学者）就很可能跟着说什么。如果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某个名人说了中国的一句好话，中国人就很可能沾沾自喜。在学术界，就我比较了解的人文学科而言，学者们的研究方法，最通常的方法就是引用西方的名家来证明自己。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方法，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失语”，是“汉话胡说”。

这里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人怎么就会如此轻易地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的？答曰：这里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坚船利炮的侵略，屡战屡败。人们自然要追问失败的原因。在追问原因的过程中，形成了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基于三个前提和由此前提展开的逻辑推理。[⑥]“前提1：对社会作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分。前提2：把三者看成因果关系。前提3：中国国势衰微，经济弱。三个前提的区别是：前提3是事实，前提1、2却是假设。”从这三个前提出发，形成了如下逻辑。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个因果链，并分成三环：直接的因果关系是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间接的因果关系是经济与文化。这三环构成一个单向循环，其中任何一方的强弱胜负都会导致另外两方的强弱胜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因果关系可以通过如下追问非常简单地获得。事实前提是西方经济强大。追问：为什么西方经济强大？答曰：因为西方政治制度优越。再追问：为什么西方有优越的政治制度？答曰：因为西方文化优越，有一套严密完整的学术体系。结论：西方经济强大是因为西方文化优越——经济与文化立刻建立起因果关系。这套逻辑用在中国，则得出国势衰弱，是因为文化落后的结论。

2、哪些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的“先进文化”的认识和接受，伴随着的是中国的失败和屈辱。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忘了，学习外语，不是为了学习外语而学习外语，是为了研究西方的“先进文化”，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了保国保种保文化。我们必须清醒地明白，外语只是工具。我们国家的外语教育的政策、制度、措施、方法以及各种舆论宣传导向都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

是不是西方的一切文化都是先进的呢？显然不是。由于中国人是从先进科技那里追问出文化的先进与否的，而且研究和学习“先进文化”是为了富国强兵，那么，对于中国人而言，要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需要研究哪些西方文化（对象）是比较确定的。[⑦]

大致可以说，我们首先需要研究的西方文化是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的成果，尤其是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以及西方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等等。其次是哲学，它集中体现了西方文化的思维特征、方法，体现西方人对世界的看法，是西方文化的基础性的东西。再次是其他人文科学（如政治学、法学等）的部分成果。[⑧]只有明白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任务是什么，才能明白我们需要什么。只有明白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研究才有针对性，而不会沦为为研究而研究西方文化，也才不会盲目地学习（甚者沦为模仿）西方文化。

如果说自然科学成果可以直接模仿、学习，那么，哲学等人文科学则不是可以直接模仿和学习的，因为这些文化形式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性，是各个民族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各具特征的生活样态的体现。因此，如果肆意模仿、学习乃至照搬其他文化的民族文化形式，就一定会导致对本民族的文化形式的遮蔽，这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文化同化。如果是这样，就立马违背了我们研究西方文化的宗旨，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为了保国保种保文化。如果民族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则文化不能保，那么，研究西方文化也就与民族复兴的宗旨背道而驰，甚至就是对自身宗旨和使命的背叛。

3、哪些人才可能具有研究“先进文化”能力？——精英

明白了主要研究对象，那么，该由哪些人（即主体）来研究这些对象呢？而这又须明白，主体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具有能力研究那些文化对象？我们知道，我们要研究的那些文化对象，西方人也要研究。哪些西方人才可能具有研究那些文化对象的能力呢？即使西方人用母语阅读那些文本，即使向每一个人提供同样的研究机会，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具有研究能力。这些人，我们称之为精英。精英不是一个与大众简单相对的一个概念。有些人在这方面是精英，在另外的方面却很平庸。由于天生智力的差异、意志强弱的差异、兴趣的差异、身体的差异、环境的差异等等，造成有的人成为精英，有的人却比较平庸。这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着的事实。就学术研究而言，它需要研究者具有较高的智力、坚强的意志、强烈的兴趣、健康的身体等等。这些条件对于研究者都只能说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当然，一个人是不是精英不是生来就决定了的，而是在各种竞争的优胜劣汰中选拔出来的。

即使在西方，大众对它的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大概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先进文化”）也是一知半解的，这跟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古人）对自己民族的精华并不怎么了解一样。有几个人读过几本古书呢？熟读四书五经十三经诸子百家的人就更少了。有几个人知道古代的天文地理、术数方技的奥妙呢？有几个人真正领略了古人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呢？

因此，即使把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文化”准确无误地翻译成为汉语，一般大众也读不懂。即使一般大众熟练地掌握了外语，他也仍然读不懂那些“先进文化”。试想，先进的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计算机学等等，是大众能够掌握的吗？《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小逻辑》、《存在与时间》等等哲学著作，不要说大众，就是哲学博士、哲学教授都很难说能够轻易读懂。

由此，下一个问题接踵而来——

4、应该由哪些人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精英

只有精英才可能研究“先进文化”，因此也就只有精英才可能通过学外语研究“先进文化”。有了上面的论述，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试看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世界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史，都是精英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高潮，一是佛学东渐，二是西学东渐。在佛学东渐中，是鸠摩罗什、僧肇、玄奘等等精英研究、翻译、引进了佛学。在西学东渐中，明末时期是徐光启、李之藻、利马窦等等精英，近代是严复、林杼、詹天佑等等精英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当年我们研制原子弹，基础理论和技术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如果没有钱学森、邓稼先这样的精英，再多本科生水平的一般人才（本科生在研制原子弹中就只能归为大众）也是造不出原子弹的。

其实，只有精英才能研究“先进文化”（不管是否通过学外语来研究）这个结论，已经蕴含在“先进文化”这个概念中了。先进、平庸、落后三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都蕴涵了先进、平庸与落后的区分。一旦区分了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先进的就不是平庸的和落后的。所以，“先进文化”只能由精英来研究、承载，同时，能够研究、承载“先进文化”的人就是精英。至于精英把“先进文化”向大众普及，那是另外的事。

三、外语教育改革的三个原则

1、精英化

今天我国的外语教育，不仅仅是大众教育，而且是全民教育。在这个教育方式下，尽管国家投入了庞大的教育资源，但由于学习外语的人太多，导致人均教育资源极为稀薄。而且，在学外语的人中，不仅仅有许多人是被迫学外语的，同时他们也是不必要学外语的。全民学外语，既是对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其中许多人的生命的浪费。为什么如此说呢？

第一，外语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只是工具，是富国强兵，实现民族复兴的工具，而不是必须具备的素质。

第二，掌握外语这个工具需要成本，而且需要极高的成本。这个成本主要指学外语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并因此对学生的其他方面的发展构成影响。博士生总计学外语的时间不少于5年，但仍有许多博士生不能熟练地掌握外语，博士生以下层次的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外语的就更少了。

第三，掌握外语必须达到相当的程度才是有效的工具。这与第二是相关联的。

因此，即使人人都学外语，许多人的外语水平仍然是无效的水平，不能让他们通过外语研究“先进文化”。

就目前对英语水平的衡量标准看，大学英语教育主要以四、六级考试检测学生的英语水平。姑且不说学生为了通过四、六级要付出巨大成本，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就算学生通过了四、六级，这种英语水平又有什么效用呢？难道四、六级英语水平能够去研究、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吗？——不能。除了某些学生在此基础上继续学习，并且这些学生本身的专业水平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否则根本不可能具备研究西方的“先进文化”的能力。我认为，专业水平没有达到相当于博士的水平，根本谈不上研究“先进文化”。全国每年招收数以万计的博士生，具有研究“先进文化”的能力的人是不多的，更不要说学术创新能力。研究、学习“先进文化”，是一种研究性的、创造性的学术工作，需要研究者具有非常优秀的个人条件，并且需要社会为他提供好的研究环境，所以真正的学术是非常精英化的。[⑨]

因此，对于研究“先进文化”而言，四、六级英语水平仍然只是大众水平，只是无效水平。这里可以毫不客气地称之为“废品水平”。投入在四、六级英语教育上的成本都是无效成本——血本无归。需要指出，不仅外语水平，就是专业水平，大学生也无法研究“先进文化”。

那么，四、六级英语水平是否完全没有用呢？有人说，可以和外国人作一些交流呀。问题是：第一，为了和外国人作一点点交流，值得国家以及学生个人投入如此巨大的教育成本吗？国家有这个必要和义务付出这个成本吗？第二，即便能够与外国人作一些交流，也远离了我们的研究“先进文化”的宗旨。用四、六级水平与外国人作一些交流，能够学到什么“先进文化”吗？——几乎完全不能。第三，外国人到中国，应该是他说汉语，而不是中国人说外语去屈就他。外国人到中国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主要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凭什么要一味迁就呢（特殊的对外部门除外）？

因此，我国的外语教育的受教育范围应该从大众化（实际上是全民化）向精英化转变，并使教育资源的配置有利于精英化。

精英化包括德和才的精英化。德的精英化是需要学生明白，他们担当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且他们应该比一般的大众担当更多的责任。才的精英化包括外语水平的精英化和专业水平的精英化，至少精通一门外语和一门专业。这些精英在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通过外语进行中外沟通。只有做到外语水平的精英化和专业水平的精英化，才可能通过学习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只有兼具德才，才能成为促进民族复兴的精英人才、志士仁人。[⑩]

我国每年有2000多万人上初中，600多万人上高中，300多万上大学，在校的初中生以上的人有1.1亿人。国家应该选拔其中的部分优秀人才，进行精英化的外语教育和专业教育。

2、专业化

专业化是让部分精英人才心无旁骛地学习外语和专业，从事研究、引进“先进文化”的工作。他们应该成为沟通中外的专门的桥梁。通过这些精英，外国的“先进文化”被翻译成汉语，其余的人就通过汉译文本来阅读、研究和学习外国文化，择善而从，择恶而拒——这就是“先进文化”的普及。[11]所以，根本不需要每个人都学习外语，然后低水平地重复阅读外国文献。

3、集团化

集团化是说，国家应该或者可以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对精英人才统筹安排，发挥集团优势。举一个例子来说，佛经的翻译、马列主义原著的翻译，都是在国家力量的统筹下完成的。没有国家的统筹，仅仅具备精英化和专业化的个人，是很难完成如此规模巨大而艰巨的翻译工作的。因此，对于重大任务采取集团化的合作方式，同时也能最大可能地发挥个体精英的效力，人尽其才。

上述三个原则，精英化是最重要的，最基础的。专业化和集团化都是在精英化的基础上派生的。只有在精英化的基础上，专业化才可能构成专业强势，否则即便专业从事，仍然徒劳无功。只有在精英化的基础上，集团化才可能构成集团强势，否则就只能是乌合之众。[12]

必须说明的是，这三个原则，绝对没有排斥民间和私人学习外语，研究外国的“先进文化”。这三个原则，是以国家为主体，针对的是国家的教育资源、学生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针对的是国家如何实现各项具体的而又重大的任务（这里主要是研究外国“先进文化”的任务）。概括起来，这三个原则，是国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宏观调控的策略或者方式。至于国家是否有义务并在多大程度上为民间和私人的学习提供教育资源，又当别论。

还必须指出的是，三个原则背后的更基础的理论是分工理论。对于三个原则和分工理论，都可以采用非常简单的成本和效用这一对概念来分析。所有分析和根据分析提出的原则，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最有效而且最节约地实现民族复兴。

四、申论

1、古今中外同类情况提供的借鉴

（1）、以史为鉴。最为经典的例证是佛教传人中国和佛经的翻译，以及玄奘的取经。

从佛教开始传人中国，自始至终都只有极少数精英在从事佛教文化从印度到中国的中转工作。中转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翻译，[13]所以，佛经翻译史彻彻底底是一部精英活动史，这在佛经翻译史上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并且，佛经翻译的专业化和集团化也实现得非常早。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掌管的译场就是四百多人，唐代的玄奘的译场有六百多人。不过，相对于学习佛教的大众，懂梵语的翻译者是极为稀少的。同时，留学（取经）也是极其精英化的。正是采取精英化、专业化和集团化的方式，使佛教成功地传入了中国，同时又没有让大众学习梵语，实现了效用最大化。

外语教育改革的三个原则，也是从佛经翻译的历史经验中提取出来的。

（2）、现实佐证。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引进，就采取了精英化到大众化的方式，先由精英中转，然后大众接受。这种方式既快速，又有效率，而且成本低廉。Win98、Win2000、XP操作系统的引进，都是这样做的。难道需要每个中国人都学英语，然后用英语使用计算机？

（3）、国外参考。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实行了象中国这样的强制性的大规模的外语教育，并且对外语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母语。同时，也没有哪个国家通过大众化的外语教育实现了研究、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目的，从而实现了富国强兵、国家兴盛。我们通常把日本看作向西方研究、学习的成功典范，但是，日本决不是通过大众化的外语教育来实现振兴的，甚至主要不是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振兴的，而是研究、参考西方，把自力更生、自我创新作为根本。韩国也不是。沙俄的崛起、苏联的称霸，也不是主要借助于向外国研究、学习的。

与中国相对照，法国为了抗拒英语和英语文化对母语和民族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加强母语与民族文化的教育，净化母语和民族文化的环境。而中国呢，反而要建立什么中英双语环境，似乎学好了英语，中国就强大了，万事就大吉了。殊不知，这恰恰丧失了民族自信，忘记了反求诸己、自力更生这一自立自强精神。

（4）、海纳百川。虽然学外语是为了研究所谓的“先进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太急功近利，更不能势利。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盯着西方世界，还应该密切关注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和社会样态，全世界的文化都应纳入我们的视野。因此，我们应该培养精通各种语言的精英人才，研究各种文化，考察在各种文化浸润之下的社会样态，稽其成败得失，借他山之石，反求诸己。

2、民族复兴中的语言问题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最高使命。今天，党中央、国务院再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号召。民族复兴不仅仅是富国强兵，它还蕴含了更丰富的意义。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必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根本，反求诸己，实现思想资源的自力更生。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研究、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因此，民族复兴不仅仅指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合理，还必须促进本土文化的昌盛，实现文化复兴。文化复兴是一个民族复兴的真正标志。要实现文化复兴，就需要向自己的历史文化寻求思想资源，就需要让一般国民（尤其是学者）熟悉自己的历史文化。因此，就需要加强母语教育。通过加强对母语的教育，加深国民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和推动力。

加强母语教育，应该注意两方面的教育。首先是强化对母语的感情，强化母语的超工具性。母语虽然可以作为工具，但母语首先不是工具，而是使人成为人的基础。这是正面的教育。其次，强化外语是工具的观念，淡化对外语的感情。不少民族的兴盛过程中，都有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最明显的例子是西方的崛起，竭力强调自己的强盛渊源于希腊和希伯来文化，并淡化非西方尤其是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14]

3、一些具体措施

（1）、不仅取消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而且取消大众化（全民化）的外语教育。从前述三个原则可以自然地得出如此结论。对于博士生以下层次的学生，培养目标是应用型而不是研究型的，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力研究“先进文化”。他们只需要能够阅读汉译专业文献，就可以成为合格的或优秀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就可以成为专业精英。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要求他们都必须学外语。

（2）、取消硕士、博士招生必考外语的考试方式，改为根据专业和培养人才的具体目标来确定是否需要考外语，是否需要在攻读硕士阶段、博士阶段继续学外语。如果有些专业需要直接跟踪外国“先进文化”，则应该学外语。针对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延长学制，为学外语提供专门的时间。当然，单个精英的培养成本可能增大，但国家的总投入会节约无数。

（3）、对于不必再学外语的学生，节约下来的时间应该如此分配：加强历史文化的教育，加强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实用技术的教育。

4、关于本文的数据的说明

这里需对本文涉及的数据作出一些说明。

一、学习时间折算成劳动力价值。

如果下劳动力的角度看待学生，学校的专门教育是对学生进行劳动力投资。在当今社会，这种专门教育为学生提供终生的智力支持、技术支持。一个人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基本可以决定他能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教育程度几乎决定了他可以从事的工作的最大范围。教育程度高，可供选择的工作范围就大，工资也更高。就经验事实看，一个人的教育程度与他实际从事的工作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古代也大概是这样）。因此，学校教育对一个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接受1个月教育，学生在这一个月中的学习中付出的劳动力（包括体力、智力等等）的价值，远远大于他就业以后1个月所创造的价值或工资。因此，1个月的学习所付出的劳动力，这里估价为3000元。[15]如果学生学习的层次越高，他1个月学习所付出的劳动力的价值就越高。

那么，全国的学生1年耗费在外语学习上的时间，折算成劳动力价值就是：3000元/月´3个月´1.1亿人＝9900亿元！！！这是令人恐怖的数字！

这些数据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其实，我们从日常学习中也能感觉到外语教育的耗费是非常巨大的。

二、中学生以上的学生用了学时间的1/3来学外语，这个数据是根据一些统计估计的。《中国青年报》说：“央视‘时空调查’一项还在进行中的调查发现，有29．7％的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将在校期间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了英语学习上。很显然，四六级这一当初为检测大学生英语水平的考试，已经极大地背离了它的初衷”。[16]

在中学，一些主要学科的正常学习时间是1/7－1/8，但普遍存在着外语大量挤占其他学科的学习时间的现象，致使学外语的时间大大超过正常水平。在大学，可以肯定的是，就单科学习时间看，学外语的时间肯定是最多的。在学分与学习时间的比例上，外语的学分与学习时间之比，大大高于等量学分等量学习时间的比例。目前的多数数据显示，学外语花的时间不低于学时间的1/4。

即便抛开统计数据，按照等量学分等量学习时间的比例计算，耗费在学外语上的时间也是恐怖的。

三、没有计算在外语教育上的如下消耗：学生因为学习外语而付出的各种费用（如买书、买收录机、磁带、参加课外外语培训），据调查，“67．38％的公众表示，自己为了准备四六级考试，所花费用在100元以上。其中18．53％的人更是花费超过千元。有学者最近在《南方周末》上谈起此事，说他相信‘英语四六级考试每年对GDP的贡献是很大的’”；[17]小学生和成教学生学外语的投入；因不能通过外语考试而被扼杀了的精英；外语教育和考试给社会和家庭尤其是学生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戕害；外语教育对历史文化和母语的侵蚀，“和英语的强势相比，汉语显得尤为落寞。人们在不断通过考试‘证明’自己的英语能力时，汉语能力却几乎无人问津”，据调查，“‘现在的大学生中文水平普遍下降，和英语学习相比，中文应该更受重视’的观点得到了88％的公众支持”，[18]等等。加上这些，外语教育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更恐怖。[19]

[①]关于本文的数据和外语教育造成的惊天经济耗费的估算，详见文末的数据说明。

[②]1.1亿，这是教育部2003年统计出来的2002年的教育数据。这里还没有包括成人教育的学生和小学生学外语的时间。加上成教学生，中学生以上的在校生总数约为2亿。

[③]这是教育部公布的数据。

[④]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指出了外语教育中涉及的社会分工问题。

[⑤]由于“学习”一词通常设定了被学习对象的价值性，所以，我把通常使用的“学习”西方文化改为“研究”西方文化。哪些文化是先进的，只有在了解尤其是研究之后才能知道。

[⑥]关于这个反古逻辑，笔者另文有详细讨论。参见邓曦泽：《近代以来的反古思潮的“反古逻辑”批判》，载中国儒学网：/07%20xifangzhexue/fanguluoji.htm。

[⑦]关于科技是中西冲突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国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近代史对此也有明晰的发展线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到“四个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⑧]至于西方的流行文化等等内容，并不在我们的研究目的和任务之内，最多只能说是顺带涉及。

[⑨]那种“著书都为稻粮谋”、自欺欺人的伪学术不在这里的讨论范围内。

[⑩]精英化是说从事中外文化沟通的人应该精英化，而不是说只有这些人才是精英的或者最精英的。这是分工的不同。

[11]佛教传入中国，就是通过精英翻译佛经，大众阅读汉译文本而普及的。

[12]其实，邓小平关于建设“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干部队伍的思想也可以运用于外语教育的改革。革命化是就德的精英化而言，知识化是就才的精英化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