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性范文10篇

客观性范文篇1

客观性意味着：科学家追求的知识的根据和来源不是主体，而是客体。只要客体拒绝显示其本性，科学家就必须进行推测从而做出发明。但是，愿意坚持客观性即是在任何时候都愿意接受更多的、显示被研究客体或问题的本性的资料，因为理解（科学研究的目的）仅仅在这一限度内达到：某种与客体本性有关的东西被从客体中揭示出来。尽管在当代科学家看来，亚里士多德将认识事物解释为“赋予形式”（in-form-ation）——以某种方式赋予事物以与人心中的形式同样的形式——是太天真了，然而它却体现着这样一种关于客观性的思想：对客体的理解源于客体。

达斯顿比较详尽地考察了客观性概念的演变史。他表明，“客观的”和“主观的”对经院哲学而言是朴素的，它们意指与现在截然不同的东西。“客观的”主要是附属于思想的对象，而不是附属于外部世界的对象。这些术语在中世纪后期关于共相的讨论中具有本体论的而非认识论的意思，带有强烈的奥古斯丁的余味：真正实在的客体是上帝心智中的观念。经院哲学的客观性意义的痕迹能够在笛卡儿身上找到，他就各种观念包含的“客观实在”的程度写作；实际上，在18世纪许多原始资料中，至少在用英语和德语的写作中，都有这样的痕迹。18世纪在法语中，objectif和长期与positif在近似相同的语义范围竞争源名称的微观领域的那部分，并带有次级定义即本体论的定义，以指明“固有的（与“形式的”或实际的相对）实在的程度”。所有这些中世纪和近代的用法从属于objectivity一词和它的各种同源词，这些并非必然地与下述实践和观念重合：我们现在认为它们是我们的的一部分（或至少与之同类）。例如，在这个时期由法学家发展的公正性（impartiality）和祛利性（disinteresteness），就明显地捕获了在我们意义上的客观性的一些内涵，尽管这些词还没有与objectivity一词结合在一起。这些法律概念中的一些东西与证言评价的法律程序一起，被输入到近代早期的自然哲学。18和19世纪之交的某些时期，objectivity一词吸收了与外部物理客体的哲学联系一致的公正性的法律意义，它没有丧失它的比较古老的本体论的边缘部分。正是这种缓慢的添加生长和吸收过程，可以说明客观性概念的分层结构，何时和如何变得可以在相同的语言顶盖下容纳这样全异的意义和联系。客观性的历史就这样在词和事物之间前后穿梭：没有物的词的历史要冒退化为词源学的风险，没有词的物的历史要冒年代误植的风险。

18世稍后和19世纪初的哲学文本，有助于阐明objectivity的本体论涵义，该词在这个时期为哲学家和神学家专有。在1744年，贝克莱主教在没有悖论或赘言的情况下，还能够乞灵于该词的经院哲学意义：“自然现象仅仅是自然的外观。因此，它们是我们看到和察觉它们的那样：它们的实在的和客观的本性因而是相同的。”在这里，objective意指被觉察到的东西，在原则上可与“实在的”区别开来。但是克鲁修斯（C.A.Crusius）在1747年表达了接近近代涵义的转向，尽管保留了古老的、神学的泛音：“人们把真理分为客观的和形而上学的，这无非是客体本身的实在或可能性。……人们把真理分为主观的和逻辑主义的，这是实际存在的心智中的真理。……一切客观真理从而在神的心智中都是客观真理。”在这里，有我们的客观的/主观的区分的在版本之外/之内可辨认的变种，至少在道德心智被涉及的地方如此。

这些引文是或多或少随意采用的。在这个时期，学者目睹了objectivity一词的相当固定的意义。正是康德，挪用旧经院哲学中的objectiv作为专门术语，赋予它以新的生活气息，用做哲学的关键概念，尽管还是一个与我们自己的概念在意义上有差别的概念。康德的“客观的可靠性”并不依附外部客体，而宁可说依附作为经验先决条件的关系范畴（例如时间、空间和因果性）。就我们的意图而言，与较少慎重思考的追随者对它的采纳和适应相比，康德自己对该词的使用没有那么重要。例如，英国诗人柯尔律治似乎在1817年把该词重新引入英国哲学使用，正是他对康德的创造性的误解，使客观的和主观的对立结晶成型。

仅仅客观的一切之总和，我们今后将称其为自然，从而把该词限制在它的被动的和物质的意义上，这构成了所有现象，凭借现象它的存在变得使我们所知。另一方面，是主观的一切之总和，我们可以用自我或理智的名称理解。这两个概念处于必然的反题。理智被构想为专门描述的，自然被构想为专门被描述的；一个是有意识的，另一个无意识。

通过18世纪和19世纪初objectivity一词的使用及其在英语、法语和德语中的变种（所有从经院哲学的拉丁术语学中得到的和与之有歧义的），这一演变有三点值得一提。第一，“客观性”与本体论的、后康德的、在某种程度上与超验风格的认识论有关。它与情感的超然、判断的约束方法和测量或经验的可靠性几乎无关或毫无关系。第二，它的不可分割的对立面即主观性变成了懊悔或非难的事情。相反地，柯尔律治却谴责，我们对独立于我们的事物的存在的本能相信是“偏见”，并认为“自然哲学的最高完美也许在于自然定律完美地精神化为直觉和理智的定律”。第三，如此弥漫于我们关于客观性讨论的视角的隐喻，可以说无处不在上映中。这并不是说，隐喻的视角性和环境在这个时期完全缺乏哲学讨论，只是说它们还没有达到客体，即没有达到描述和理解自然界的科学和哲学的问题。各种类型的客观性可以被与之对立的主观性分类。到19世纪中期，本体论的客观性开始与意识本身对立，机械的客观性与诠释对立，而归属于19世纪后期的科学的非视角的客观性（aperspectiveobjectivity）与个人气质的主观性对立。

非视角的客观性被赞扬为理解的方法，思想的一种观点比另一种更客观，倘若它较少依赖于个人的气质和地位，或较少依赖于它是创造物的特定类型的特征的话。它也因拒绝考虑下述东西而受到谴责：能够愚弄我们的感知，具有它的脆弱的躯体，具有它的压力和特殊利益的社会，能够逐渐消失的记忆，能够因人而异的心理图像，不能适应客观地给定的外部世界的想象——尤其是隐喻和转喻（metonymy）。非视角的客观性只是我们的客观性的分层概念的一个较近的组分。它在概念和历史上不同于追求实在的终极结构的客观性的本体论方面，不同于在报告和描绘科学结果时禁止判断和诠释反对客观性的机械论方面。鉴于本体论的客观性是关于世界的，机械论的客观性是关于压制人的普遍的判断和审美习性，而非视角的客观性是关于消除个人的（或偶尔群体的，如在民族风格或拟人论的案例中）癖性。关于非视角的客观性，有四点变得很清楚：它没有构成客观性的整体，它与客观性的其他方面的关系在概念上和历史上是成问题的；它的第一个概念发源地在美学和道德哲学中，而不是在自然科学中，而不管我们目前的联系如何；当它在19世纪中期移居到科学时，是由于科学组织在全球和地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采纳它作为科学的理想并非没有付出代价。

现在，让我们从客观性的历史沿革转而讨论“客观性”当今在科学和哲学中的涵义。客观性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颇多争议的、难以捉摸的、负担沉重的概念，它包含或关联实在、客体、知识、理论、假设、观点、看法、方法、惯例、价值、道德、情感（赞同、渴望、反感）等。哈丁注意到客观性概念的多义和复杂。老的客观性的问题是：“在客观性和相对主义两者中，你站在哪一方？”新的客观性问题则是把该问题本身看做一个必须探讨的主题，一个有待解释的历史和认识问题。在有影响的讨论中，客观性所指的意义并不是单一的。例如，它至少被用于四种情况。第一，客观或不客观被认为是某些个人或其团体所有的属性，因为在某些人群和派别中的人更感情化，更难于做到无偏见，太多的政治承诺使之更难得出客观的判断。第二，客观性被认为是知识假设的属性，陈述的属性。在这里，看来好像没有给真理和真理终结的假设增加任何东西。在这种语境里，真理假设仅仅是比其竞争对手更有力地得到证据支持，即更准确，更接近真理。第三，客观性也被认为是人们觉得很公平的方法或惯例的属性：统计、实验或重复的办事惯例（在法律上援引判例的做法）更客观，因为它们使标准化、客观或其他一些被认为有利于公平的品质最大化了。第四，客观性被认为是某些知识探索共同体的结构属性，按照库恩的说法，就是以现代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类型。即使这四种意义，也只是道出了客观性含义的“冰山之一角”。达斯顿揭示出客观性概念的含糊和混乱：“客观性”一词（法语objectivité，德语Objectivität）容易引起绝望的、但却启发人的混乱。它同时涉及形而上学、方法和道德。科学主张的客观真理的陈述是从保证发现的“科学程序”的陈述，到使研究者合格的“客观方式”的陈述。流行的用法容许我们把该词作为下述词语的同义词：经验的东西（或狭义地讲事实的东西）；科学在公共的、经验上可靠的知识；自己的抹不去的公正性和对激情的冷血抑制；来自所有理性心智的不得不不赞同的理性，不管这些心智寓居于人体、火星还是天使体内；近似于“实际真实的”，也就是独立于所有心智的物自体，也许除了上帝的心智之外。隆季诺的客观性定义也反映了该概念的类似性质：

客观性是种种归于信念、个体、理论、观察和探究方法的特征。一般认为它包含下述意愿：让我们的信念由事实或由一些无偏见的和非任意的标准，而不是由我们就事物应该如何而言的希望去决定。就这样的包含精确本性的说明，是被说成是客观的东西的功能。

另外，各种后现代主义流派甚至把客观性视为权力：客观性反映某些个人或社会团体的权力，这些团体被明确界定为专家社群以及不同阶层、种族或性别成员的社群，这些社群被认为比其他人群更具有客观精神。例如，把“客观的”等同于“男性的”。

有几本辞书是如下解释“客观性”或“客观的”（objective）一词的。《韦伯斯特新学院词典》（1984）这样界定“客观性”的：“具有客体的地位或构成客体，这种客体独立于心智并属于可感觉的世界，尤其能够用科学方法观察或证实；强调或表达实在事实上与人的反映或情感无关的本性；表达或包含没有被私人的感情或偏见歪曲的事实的使用；与下述方法有关或是下述方法：通过把选择限制在要求使创造性的诠释最小的、固定的选择物，而消除主观性。”这些解释强调，客观性意指观察者与他们观察的东西的分离的本性。有一本英语词典对“客观的”如此释义：在独立于个人思想的、可被所有观察者察知的感觉经验领域里与客体、现象或条件有关的或所是的：具有独立于精神的实在的，如客观的实在；包含具有实际客体、条件或现象的感官知觉或经验的或从它们推知的，如客观的意识、客观的资料；不因私人感情、偏见或解释的扭曲而表达或处理察觉到的事实或条件的，如客观的判断；限制在可供选择的东西中进行选择并把主观的因素削减到最小。有一本哲学词典解释道：“客观性”从属于对象，而不从属于作为主体的我们自身。客观性也不从属于受偏见或偏好的限制或歪曲的信念或感觉。客观性可与主观性和缺少客观性相对照。我们对信念的确定可以是客观的，我们的判断本身也可以是客观的。对客观性的赞成是诚实的智力活动的一部分，为此人们尊重真理的功效，追求正确公正的理论、解释和判断。一个理论或一个判断，如果与外部事实相符，或能够通过合理的方式被确定为真或为伪，并可能得到（或期望得到）所有有理性的人的同意，它就是客观的。诺齐克说：“我们可以对一个判断p的客观性解释如下：存在着知识k，以致每一个具有这一知识的人也会同意p为真（并且期望其他具有这一知识的人也会同意p为真并会有与这极为相同的期望），同时也不存在在对k做出补充时进一步的、从根本上损害判断p的知识。”

关于客观性概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含糊性和混乱性，从客观性的分类上也可尝鼎一脔，窥豹一斑。达斯顿在上面已经提出了本体论的客观性、机械论的客观性和非视角的客观性的类别。普尔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客观性：

一是作为独立于任何人类观察者而存在的实在之客观性。客观性的这种形式有时被称为本体论的客观性，因为本体论是关于是什么、关于存在或是在（being）的研究。二是作为公正的探究程序的客观性。这被成为认识论的客观性，因为认识论是关于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和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它（根据）。

雷斯蒂沃在信息的（informational）客观性和理解的（conprehensional）客观性两个维度之间做出区分。于是，客观陈述可以被定义为与人种在给定时间拥有的、且为单个的理想的理智“所知”的信息的充足范围一致的陈述。信息在这样的程度上存在：人有可能按照某些法则通过完成某些行为达到某些结果，并能够反复地如此工作。信息倾向于积累成相对稳定的和日益普适的“堆”，这些堆能够被压入合适环境中的操作（例如选择和吃食用蘑菇）。在这一水准上，客观性趋近信息小生境边界确定的极限。但是，关于蘑菇是客观的能力不仅仅是关于蘑菇的“事实”的问题，该能力依赖于客观性和一致的概率。客观性的第二维度可以称之为理解。正是在这个涵义上，作为过程的客观性概念最清楚地确立起来。因为我们能够学会做事，一旦学会了，我们一而再地、一代接一代地以同样成功的程度重复它们，此时我们能够说，我们“了解”某事物。但是，我们对所做的事情的理解能够变化，而且的确变化了。它们之所以变化，是由于在新信号的形式中的新信息、旧信息的新构形，或者是使我们调协到信息新领域的新感觉装置。我们的理论变成新的世界观点，以致所谓的“永恒的”真理借助我们如何“看”或理解它而变化了。

马斯洛别出心裁，按知识的大门类划分出两种客观性：科学的客观性和予以关心的客观性。前者是以物理学为中心的科学理论家率先提出的，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防止向被观察物中输入人的或超自然的种种动机、感情、先行概念、价值观念、个人的愿望和希冀。尽管这一点不可能尽善尽美地做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达到的，正常的科学训练和采用科学方法就是为了向这个实难达到的终点步步逼近的努力。但是，当我们转移到人文和社会领域时，要做到“任其自流式的客观”或“麻木不仁式的客观”实在难而又难。这就需要另一种客观性，即予以关心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产生于关心之中，产生于对存在之爱、高峰体验、整体感受、自我实现、协同作用、道家妙语、富有创造性的态度、存在之认知等。倘若你在存在的这一等级上爱上某人或某物，那么你就能对其自我实现备感快慰，这就意味着你不想对其进行干涉，因为你所爱的就是其自然本身。这样你就能不事干涉地对其观察，也就是说任其自然。这又意味着你将能看到其实际状态，而不受你自私的希冀、愿望、要求、焦虑或先行的概念的污染。既然你爱其实际本身，那么也就不大可能对其进行判断、利用、改进，或以任何方式将你自己的价值观念灌输其中。同时，这也将意味着更多的具体的体验与观察，而少来一些抽象、简化、组织或智力操作。听其自然，为其自我，还意味着采取一种更为整体性的、全面性的态度，少来一些有意的肢解。这样一来，就能够达到一种客观的立场。女性主义的看法十分奇特：身心这种对立的二分法构成心智或科学作为“自然之镜”的反映和统治关系的基础。凯勒将这种始于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分离为前提的知识追求称为“静力学的客观性”（staticobjectivity），认为这是一种男性化的客观性，是对世界的不充分理解。她倡导一种所谓“动力学的客观性”（dynamicobjectivity），这种知识追求在承认主客体差异的同时，依然保留对它们之间更深刻和更清晰的关联的认识。她认为，这是一种更优越、更可靠的知识追求，它通过主观经验的运用达到更有效的客观性。

客观性概念的多义和含糊、复杂和混乱，也在于客观性和主观性是相互依赖的、彼此纠缠的。客观性是相对于主观性而言的，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主观性。质而言之，客观性是探究者（主体）和探究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客观的实在并不是直接给予我们的心智的，而是我们借助主观的感觉经验、理性思考和直觉领悟，透过实在的外观，去把握实在的。尤其是，由于人的（主观的）经验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口，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客观性和主观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沃克迈斯特言之有理：

就我们的直接经验而言，“主观的”和“客观的”之间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在任何给定时刻知觉到的任何东西都是现在的“存在”，并且总是以同样方式“存在”，即作为我们第一人称经验的内容。“主观的”和“客观的”之间的区别是作为批判性反思的产物而出现的。知识随着对我们经验的分析进步，我们感官的转瞬即逝的印象才逐渐被排除到背景中，同时经验中“重复出现的”且在这种意义上也是“典型的”方面才受到愈来愈多的注意，特别是当它们在可以表述成一般“规则”或“规律”的条件下重复出现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经验概念就是用于这种目的的第一“规则”或“规律”。换言之，作为集成的“规则”或“规律”，把易逝的印象转变为稳定的客体，这些概念本身就是客观性的前提和不可或缺的条件。简言之，概念并非因为是“事物”的“摹本”而具有“客观”意义，它们作为集成的规则本身就是一切客观性的基础。雷斯蒂沃也剖析了经验和客观性之间的纠葛：在任何给定的陈述中，客观性（客观内容）的程度是由查明的个人、群体或共同体可以得到的或“在其内”的信息的范围和深度决定的。人的任何经验现在能够做出的最客观的陈述由这样的人、群体和共同体做出：他们或它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经验具有最广泛的心理的和物理的揭示，也就是说，在现在和过去通过历史描述揭示。在任何给定时间，最客观的探究模式是下述人的探究模式：这些人达到人的经验的尽可能广泛的范围，被定位于探索这些经验的极限，以便扩大它们的范围。虽然客观的陈述被用来指称理想的体系（无所不知的认知者），但是它们本身不能被想象为在理想的或超验的形式或领域中存在。实际上，客观性比以上陈述的事情还要多：它是关系、情感、思想、直觉的复杂的和多重的过程，是“不可称量的和无法表达的”。胡塞尔则别有一番苦心，他告诫人们要注意主观经验的客观性一面：

当谈论“客观性”的时候，不考虑经验这种客观性，不认识这种客观性，即实际地、具体地造就这种客观性的主观性，这是一种朴素的观点；研究自然或研究整个世界的科学家，看不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作为客观真理的真理和作为他们公式的基础的客观世界本身（日常经验的世界和高层次的知识的概念世界）是在他们本身中发展起来的他们自己生活的构造，这也是一种朴素的观点。一旦我们注视到了这种生活，这种朴素的观点自然就不再可能站得住脚了。

不管客观性的涵义多么众说纷纭、多么莫衷一是，它的主旨和精神实质还是大体清楚的。这就是，客观性大致包含三方面的意蕴：本体论的客观性、认识论的客观性和价值论的客观性。本体论的客观性指称客观实在，也就是本体实在，它意含外部实在或客体的客观存在（实存或潜存），客观实在是感觉和思想的源泉和依据。彭加勒甚至把“实在的”等同于“客观的”。他在谈到“实在”之处加注说：“我在这里使用了‘实在的’（real）一词，是‘客观的’（objective）一词的同义词；我这样用法与一般习惯用法一致；我也许错了，我们的梦虽然是实在的，但它们并不是客观的。”我们这里所谓的本体实在，即借助感觉和经验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和积累的常识实在，以及在常识实在的基础上通过思辨的构造而形成的形而上学实在。观念论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实在论者不认可本体实在，尤其是反对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本体实在，而仅仅承认经验实在，这是有局限性的。其实，仅仅相信经验实在是不够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错误的，因为它是朴素实在论和实证论的立场，因为它排斥不能直接经验的实在，排斥科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作为理论实在的基本概念，从而使科学无立锥之地。爱因斯坦明确地抛弃经验实在观，而承诺本体实在和理论实在——他是明智的和正确的。

认识论的客观性是作为哲学和科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客观性。着客观性的要点是：科学理论的客观性附属于实在或客体而不是认识主体，采用客观的方法或程序才能达到对事物和现象的正确认识，最终形成与实在或经验符合的、具有真理性的知识和理论。这样一来，客观性便与实在和真理密切相关——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的态度。雷斯蒂沃径直表示：客观性是人和导致真理的“探究的客体”之间的关系。齐曼在论及这个问题时说：

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科学实在论意味着相信公共不变量。它暗示我们把个人行为建立于其上的精神“地图”的一些特征是认知上客观的。也就是说，它们不仅在其他人的思想中分享，而且也不会被我们的（或任何人）的行为、概念或思想所影响。通常，这些特征为我们个人的存在交织成一幅稳定的、组织缜密的语境。这就是我们和普通大众所谓的“外部世界”。这个世界的“实在性”并不是我们对它的臆测：作为人，作为共同体，作为有意识的进化生物物种，世界的实在性是我们发展中的知识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特征。

价值论的客观性即作为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的客观性：对实证、理性之类的客观判断标准的承诺；在对世界的认知中秉持一种客观、公正、中立的立场，尽量排除和减少个人的兴趣、爱好、期盼、偏见、任性等等的影响，一切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主观愿望出发，并自觉地接受实践的检验。这里牵涉到客观性和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认识活动和探究过程中无疑有价值因素介入，但是必须使认识的结果尽可能地摆脱价值的左右，在科学的认识中尤其应该如此行事——只计结果的是非正误，不管个人的好恶利弊。若反其道而行之，就不会产生客观的认识和判断。幸运的是，虽然附属于知识的逻辑结构中的价值学判断，通过哲学取向和方法论基础渗透到自然科学之中，但是认知活动是价值取向的事实并没有剥夺它的客观性意义的内容。在这里，科学共同体及其不成文的规范是价值论客观性的根本保证。诚如默顿所说，把科学看做是完全与价值无关的，或者看做完全受价值的决定，都是错误的。科学中的客观性部分地是可能的，因为一套制度性的价值和规范为保证客观性提供了基础。诸多价值和规范影响科学工作，但是这并不表明承认研究成果是主观性的观念。

当然，价值学的进路并非仅仅以建设性功能出现。不过，如果这种取向被客观地推动的话（即如果证明它是科学认知本身的结果的话），它就不是异己的，从而能够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发展起本质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由此可见，客观性和价值并不是绝对互斥的，倘若处理得当的话。隆季诺讲得好：

共同体的价值完全可以依然体现在科学推理和研究纲领中。社会相互作用决定，什么价值在探究中被译码，哪些价值被消除，从而决定哪些价值依然被看做是在给定时间表达了科学知识的理论和命题中被译码。价值与客观性不是不相容的，但是客观性被分析为共同体的实践的功能，而不是个体研究者对于他们的材料或描述与被描述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之态度。

社会价值和与境价值确实在科学研究中起作用。它到底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依赖于我们对于所述的特定价值的取向。其实，说穿了，要求判断、知识、理论具有客观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标准。此外，为了达到客观的认识和结论，当然必须尽可能排除和减少个人感情的涉入。然而，这样做决不是要求人们冷酷无情，更不是祛除在认识活动中坚持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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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17世纪以来，客观性就是一个整体的和永恒的概念，笛卡儿对此有重要贡献。陶伯在谈到这一点时说：“科学事实的客观化的世界和这些事实个人化的经验的私人领域之间的冲突，始于知识的真正的起源时期，即始于科学在心智对自然的主观投射分离时激励发现的事实。笛卡儿概括了这种新近定义的哲学态度：心与身的分离仅仅被阐述为“我”与“世界”之间的分裂，这要求把自然客观化。需要被分离的自我，以便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的卷入分开，或确切地讲，拉开距离。从客观的视角看，自我的投射污染了获得科学知识的过程。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留下了如何表达整体的困境，因为整体在自我和世界的分裂中被打破。笛卡儿的方法透露出一种张力，因为当把世界分成部分时，它没有为这些要素重新统一提供现成的工具。笛卡儿的分裂在“事实”的公共的和私人经验中重新露面，这是明显的“冷眼旁观的”（cold-eyed）详查自然的产物。”参见A.I.Tauber,Epilogue.A.I.Taubered.,ScienceandtheQuestforReality,MacmillanPressLtd.,1997,pp.39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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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16页。

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48页。在这里，列举一下戴维斯关于梦的实在性的论述也许是有趣的。这位作者说：梦使我们着迷。像我这样逼真地做梦的人，常常在梦中有陷入困境的经历，我们相信梦是实在的。伴随着清醒过来的巨大的解脱感是强烈地真诚的。可是，我往往惊奇，假定梦始终是实在，我们为什么要在我们清醒时的经验和睡梦时的经验之间做出这样明显的区分。我们能够绝对地确保“梦的世界”是幻象而“醒的世界”是实在吗？它能够是另外的情形；或者二者是实在的，或者不是吗？我们能够使用什么实在标准决定这个问题呢？通常的敏捷的回答是主张，梦是私人的经验，而我们醒时感知的世界与其他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这没有帮助。我常常碰到梦中人，使我确信他们是实在的，并且正在分享我自己梦中的经验。在醒来的生活中，我不得不领会其他人的话，对此他们却实际上没有感知类似于我的世界，因为我实际上不能分享他们的经验。我如何能够把真正的主张与幻想的人物或充分复杂的、但却无意识的自动机做出的主张区分开来呢？指出梦往往是不连贯的、零碎的或荒诞的事实，也没有任何用处。在几瓶酒之后，或当从麻醉中苏醒过来时，所谓的真实的世界能够常常被看做是相同的。参见P.Davies,TheMindofGod,ScienceandtheSearchforUltimateMeaning,London:Simon&SchusterLtd.,1992,p.117.

哲学家古德曼（N.Goodman）认为，没有一个“原始”自然实体，只有许多实体。世界的外貌皆由心所“创”，并没有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存在，作为内心构成的根本。有一位知名的认识论心理学家布鲁纳（J.Bruner）附和古德曼说：“我对实体构造的观点有意见；我们不能得知一个原始实体，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创造的任何实体，是以某一先前已经获得的‘实体’作为变化的基础。我们建造了很多实体，都是在不同目的之下做成的。”佩格尔强调：当我说“一个原始实体”时，我指的并非是康德的“物自体”（高深莫测而无法理解的），而是一个共同经验的范围，即外观世界。任何人只要有能力，都可以检验他们的经验（即“实体的构造”），看看是否与科学图像一致。H.R.Pagels：《理性之梦》，牟中原等译，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1版，第221~222页。

李醒民：《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版，第219~244页。

S.Restivo,Science,Society,andValues,TowardaSociologyofObjectivity,Bethlehem:LehighUniversityPress,1994,p.181.

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81页。

关于在科学中客观性和价值的关系问题，莫诺有原则性的论述：“科学依据严格客观的进路分析和诠释宇宙，包括人本身和人的社会。科学无视且必须无视价值判断。不过，知识也揭示和不可避免地提出新的行动的可能性。但是，决定行动路线是从客观性的领域步入价值领域，而价值就其本质而言是非客观的，因而不能从客观知识中推导出来。”参见J.Monod,OntheLogicalRelationshipBetweenKnowledgeandValues.W.Fullered.,TheSocialImpactofModernBiology,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1,pp.11~21.我也详细地讨论了“科学价值”的问题，参见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2章“科学价值”。

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76页。

“SociolScienceTody”EditorialBoard,ScienceAsaSubjectofStudy,Moscow:NaukaPublishers,1987,pp.244~245.

H.E.Longino,ScienceasSocialKnowledge,ValuesandObjectivityinScientificInquir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pp.216,218.

客观性范文篇2

[关键词]女性主义科学客观性

一

在传统的科学观中，科学总是被视为是客观的、公正的、价值中立的，逻辑实证主义是这一理论的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方法的基本观点，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期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成为标准的公认观点，直到50、60年代历史主义兴起后才遭到根本性的挑战。汉森是历史学派的代表人之一，他的“观察负载理论”的提出主要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中性观察来说的，历来许多科学家论述科学理论体系时，往往强调它的感觉基础，即认为科学认识是从感觉开始﹙包括观察与实验﹚然后从中概括出感念，概念组成科学判断和推理，得出定律，再进行更高层次的概括而得出理论以至于原理，提出感觉先于理论，后来逻辑实证主义更提出，观察是绝对“中性的”，观察语言是最“公正”、“客观”因而是最“可靠”任何理论语言都必须能还原为观察语言，这才是可靠的理论；否则就是“形而上学”空谈，一律取消！于是他们提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可以绝对分开的基本观点，并由此推演出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系列观点，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语言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认为观察语言不依赖于理论语言，即对理论语言保持中立；而理论语言则依赖观察语言通过对应规则从观察获得意义，波普尔虽然强调理论先于观察，但对他而言，观察仍然是中性的，汉森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这一传统观点，并用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与之分庭抗礼，因此，汉森提出所谓纯粹的观察和中立的描述语言是不存在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既然纯粹的中立的观察是不存在的，那么纯粹中立的科学也是不存在的，科学研究的进程不仅体现了科学家的个性特征和世界观，而且渗透了科学共同体的文化传统与背景信念。因此科学追求的客观性目标是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而不是关于实在的“镜式反映”（mirroring）。没有不被污染的观察，使女性主义坚信，科学具有一定的性别负载，而所谓的客观事实只是受不同观念影响的各主体进行选择创造的结果。

二

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科学的客观性是父权制下的带有男权色彩的客观性，女性主义认为，科学并非性别中性或是性别无涉，而是代表着一种男性形象。女性主义者凯勒在考察历史上关于科学和知识的种种描述时发现，在“科学的”与“男性的”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对等关系，一种不言自明的等式关系，科学的男性形象早在培根时设立了，在培根关于“新哲学”的讨论中充满了男性科学家与女性化自然之间性的结合的比喻，是培根首先将科学知识与权力联系起来，确立了科学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的目的，并通过性隐喻的表达方式将它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征服相对应。在女性主义看来，培根著作中的性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是构成了培根机械哲学的本质，近代科学的诞生即建立在这种哲学基础上，即以理性的男性形象对被描述为女性的自然激情的征服为特征。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部分知者与所知、心智与自然，科学就是规定这两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促成两者的结合而获得知识。这种结合是通过理性而非情感、观察而非瞬间的感悟来达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获取知识的方式都赋予了男性特征。男性意味着自主、独立，意味着对任何主客体混合的彻底拒斥。因此将科学的、客观的、男性的联系在一起，必将引起一系列负面的影响。不仅我们科学的特征由于父权制的性别主义的偏见而戴上了有色眼镜，同时我们关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评价也受到科学权威的影响。于是一种相互加强的循环被建立起来，其中称为科学的东西从称男性化的文化偏好中获取了额外的效力；相反，成为女性化的东西作为知识的一个分支或一种思维方式，由于脱离了建立在科学或科学所提供的模式之上特殊的社会和智力价值而愈加贬值。因此，女性主义为将女性或女性气质排斥于科学之外，历史地构成于科学的特殊定义作为无可辩驳地客观的、普遍的、非个人的和男性气质的文化定义。科学产生于并应用于男性框架中，社会性别存在于科学概念的核心以及科学描述和解释的整个过程中，正是由于“科学的”与“男性的”不证自明的神秘结合，导致科学对女性的排斥和分离，从而使女科学家自然成为被遗忘和贬低的一族，最终导致了女科学家成为科学的边缘人。

正是由于科学与男性的这种神秘的关系，促使人们去探究为什么女科学家就成了科学的边缘人，即使女科学家有所成就也得不到与男科学家一样的待遇。在女性主义之前对这一问题的传统解释基本上可归结为两种：一是生物决定论，即将科学界的性别分层归于女性生理上的劣势所导致的科研能力的缺乏；二是社会决定论，即将科学界的性别分层归于女性社会竞争力上的劣势所导致的科学产出的缺失。无论是由于女性天生的缺陷还是后天的不足，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女性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注定要成为科学的边缘人。女性主义将这些解释看成是以传统的性别偏见为基础的负载着男权文化的解释方式。三

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的科学是一种负载性别的科学，而非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女性主义者强调科学自身寻求一种并非简单地反映自然或文化、而是描述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共同网络的认知方式，科学真理的权威被化解为一种追求特定目标的人类主体规划和干预世界的工具作用，所谓纯科学的理想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由科学话语的常规传统所坚持的历史的建构。因此，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科学，一种比传统科学更具有客观性的科学。

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观的客观性的批判，是为了以女性主义自己的知识构想重建科学。这种后续科学将克服现有科学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但由于女性主义流派的多样性，关于女性科学的构想和方案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主要考虑一下两种方案：第一种是女性主义自由派所持的想法，就是按照科学标准规范的要求，克服现实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和统治欲望，使之成为反映自然和社会的真实面貌、真正客观无偏见的科学。这种构想就是以与主流科学观中的理想科学相一致的“好科学”模式修正和取代实践中的“坏科学”，注重以女性主义方式实践科学。他们将科学批判的对象指向“坏科学”，并希望通过女性和女性主义者的努力达到“好科学”的目标。由于这一构想未能对主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被认为未能跳出传统经验主义的男性思维框架和价值体系而遭到女性主义激进派的攻击。然而正因为如此，它对主流科学构成的威慑力就相对小一些，这反而使女性主义经验论在现实的策略上更加有利。

第二种关于女性主义科学的构想就是女性主义激进派提出的，他们主张以女性的声音取代科学的过去与现在中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声音，扭转知识寻求方式上男性与女性的利益价值，追求一种“为妇女的科学”。包括重新评价女性气质的作用，批判主流科学中女性独特见解才能的忽视和贬低，宣称女性具有理解自然进程的真实特征的特殊秉性，等等，试图填补女性和女性气质与科学之间在主流文化中的鸿沟。这种构想虽以对科学的男性气质和性别偏见的批判为前提，但却是以同为男权文化所建构的女性气质的优越性为依据。因此与其说是一种女性注意科学，不如说是一种女性化的科学或女性科学。它没有看到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一样是有缺陷的，似乎女性科学只是为了女性利益取代男性利益，因而只不过是一种新的等级制代替旧的等级制而已。这种构想是违背女性主义运动初衷的，因而遭到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的反对。何况，坚持某一性别地位的提高，对于一种真正包容的人类科学来说显得太狭隘了，在策略上也是行不通的。

女性主义自由派和激进派关于建立后续科学的构想和实现方案都是不同的，而且还存在很多分歧和矛盾，多样化的、变动中的女性主义运动和思潮也造就了女性注意科学诠释理论中的种种问题和困惑，使之包含不可避免的乃在缺陷，但是女性主义却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开辟了“科学性别研究”的新主题和新领域，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和哲学研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理论贡献。因此，我们应该沿着女性主义研究的这条关于建立后续科学的路继续走下去。

参考文献

[1]《发现的模式》【美】N.R.汉森，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

[2]董美珍：《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情感兼论情感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年第6期

客观性范文篇3

[关键词]暴力；电影；动漫；社会道德

《STEAMBOY(蒸气男孩)》，《CowboyBebop》,《DN》,《罪恶之城》等这几年上映的动漫电影，只要其单纯可爱的动画角色被加入暴力成分的动漫作品或是被贴上了暴力美学的标签，就令现代青年人趋之若鹜，就连一些新推出的网络游戏产品，也争先恐后以“暴力美学”作为卖点。动漫、暴力成为这些新媒介虏获大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原因。

一、何谓暴力美学

暴力美学(Violenceesthetics)是指发掘、夸饰强力美学中强力审美形式的一个美学分支，它侧重强力视听的审美趣味和形式探索，由于过分强调强力视听审美形式，强调强力对人或非正义一方的安全及利益有害的“破坏性”展示，从而忽视或弱化了美学核心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功能。暴力美学包括自然界、社会和艺术领域的暴力美学。

人有不同的审美需求，包括对力量的追求，人的力量可以作为审美对象被纳入到艺术中。但如果将这种追求夸大到不合适的地步，对强力百般推崇，就会产生通常意义的暴力作品。暴力是人的力量的一种表现形态，但人的力量不都是暴力，暴力以外存在更具审美价值的其他形式的力量。例如，有时人的力量可以通过正义和邪恶的斗争展示出来，在其展示过程中，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划分是清楚的，给人比较纯粹的美学上的感受。

暴力美学有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主要指电影中的对暴力的形式主义趣味。与暴力美学相关的一类作品有共同特征，那就是把暴力或血腥的东西变成纯粹的形式感。它主要发掘枪战、武打动作或其他一些暴力场面的形式感，并将这种形式美感发扬到炫目的程度。电影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效果从来不是暴力美学的关注热点。至于动漫作品中对暴力内容的表现，它在心理学上的根本机制与电影的表现有共同之处，即都根植于人内心的欲望，那就是人类天性中的一对矛盾但是紧密相伴随的心理情结：对死亡的恐惧和攻击的本能。

暴力美学其美学思想和技法的远祖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爱森斯坦。爱森斯坦1923年石式左翼文艺战线》上提出’“杂耍蒙太奇”(近年被准确地译作.’吸弓}力蒙太奇”)的理念。他把电影视为表达主题思想和阶级观点的手段，他认为电影只具有”宣传、鼓动”的作用，是表达作者思想和阶级观点传声筒。

暴力美学恰恰是对爱森斯坦的杂耍蒙太奇原意的一种背离和异化。暴力美学摒弃电影表面的社会评判和道德劝戒，以浪漫化、诗意的武打、动作的极度夸张走向彻底的形式主义。暴力美学表面上弱化或者摒弃了社会劝戒或道德审判，但事实上是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电影似乎已经不再具备教化观众的责任，而只是仅仅提供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它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必须是：具备商业伦理和基本人道情感的观众，后现代社会，高度法制化社会，有自由竞争的文化空间，有自由的文化产品选择权。

二、暴力美学电影的形成

暴力美学电影是一种起源于美国，在日本和中国香港发展成熟的电影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其特征表现为：创作者往往运用后现代手法，要么把影片中的枪战、打斗场面消解为无特定意义的游戏、玩笑；要么把它符号化，作为与影片内容紧密相关的视觉和听觉的审美要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电影界在暴力美学上表现出了新的特色，许多位导演尤其擅长使用“暴力”创作电影。美国导演奥立佛，斯通粼天生杀人狂》中，将暴力作为一种寻求社会道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也许导演的观点是略为偏激的，在他们的意识中，使用暴力是不需要理由的，暴力本身就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游戏。如果说斯通还在用暴力达到批判社会的目的的话，昆汀·塔兰蒂诺的《低俗小说》，则颠覆暴力本身，使其彻底丧失了自身的意义。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任何一种艺术类型和流派的形成，有其自身内因。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同样会遵循自身的规律往前走，不一定非要与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等有太大的关系。当社会容忍的空间越大的时候，暴力美学的展示可能会更多。

其实，所有社会都有对暴力文化的需求，暴力美学的产生与人的心理欲求最为相关。从精神分析角度来说，由于争取生存空间等需求，人在本能上有一定的攻击倾向，可是，由于人在社会化、成年化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需要达成与社会的协调相处，人内在的攻击性倾向会被压抑、郁结，但又永远不会消失，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宣泄的闸门，否则会对人格的堤坝产生破坏性影响，危及自身和社会。电影娱乐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宣泄，而暴力文化的展示可能起到这一作用，使人们通过视听行为进行宣泄，这使暴力电影文化的展示有了存在的必要性，这也是它一直存在的根本原因。

三、动漫电影中暴力美学被推崇的缘由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质，有着一种所谓“双重”的特性：“人类有建设和破坏的双重快感”。这里我们看到即使有双重标准，但最终都统一到“快感”二字，无论是寻求一种“以暴治暴”的具有“道德观念”的暴力体验，还是纯粹的追求一种感官刺激的所谓“无道德观”的暴力体验，人们最终都是寻求一种视觉刺激。

弗洛伊德还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的原始动力都来源于人类—性意识的冲动。日本动漫里面充斥的暴力与色情正好是对这最好的诊释，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暴力美学就是一种性意识的扭曲宣泄。存在于人类意识中“性”的丑与美，矛盾的在暴力美学中平衡，而在这方面日本人显得尤为突出，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方面的原因。

现代青少年由于心理上的不成熟和对家庭的依赖性，使其中的一部分人下意识地拒绝长大，宁愿沉醉于白日梦般的幻想中，患上“彼得·潘综合症”。但是，这个年龄又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年龄，且对于“性”的概念正在借借懂懂地形成，暴力成了这个年龄的一个特征。这个年龄段的人又是看着漫画书长大的，经过多年的浸染，动漫美学趣味已经真正的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毛孔，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日常状态。另外，由于动漫世界明显地区别于真实世界，他们在接受模式上可以更大限度地扩张刺激的离间感，可以由卡通人物主导疯狂的暴力行为，同时不必承担某种糟糕的确定后果，这隐含着对世界及宇宙间事物意义和关系的一种根本易变性的宽容。由动漫衍生出的动漫电影自然很容易被他们接受与推崇。

四、必须正确看待动漫电影中的力美学

暴力文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人的内在的攻击性欲望没有真正释放出来，新的刺激反而加重人企图释放的欲望。所以，一方面暴力文化对人能够产生疏导宣泄的作用，另一方面还需要对暴力内容进行更多的社会化改造和道德规范，以将宣泄控制在一定尺度内，特别要注意保护未成年人，使他们远离暴力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毕竟，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对文化的需求不同，判断能力、学习能力也不同，就像大人和孩子生病用药不同一样。社会要有保护未成年人的机制。

正确看待暴力美学，离不开道德评判，应该正视现实，考虑青少年与成人在辨别能力上的区别。对青少年这样处于弱势的群体来说，暴力作品的负面大于正面。不能否认，过去我们的社会过于强调文化产品的教育功能，比较忽视其娱乐、宣泄功能。

今天的社会，无论人的力量大小，每个人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应该享有法制的保障，动漫电影作品应弘扬这种平等的意识，而非强者统治会的观念。暴力现象在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使我们不可能得以规避。在动漫简单明了、想象无限的空间里或许可以用暴力来解决一切，但不能生硬的在现实中搬演。作为受众，青少年必须学会在现实里生存，理性的分别出现实世界与动漫世界中各项法则的区别。因为当这种冲突发生时，被伤害的只能是青少年自己。

客观性范文篇4

[关键词]信息技术；新闻播音；艺术性；客观性伴

随相关技术手段的不断革新，受众的视听体验也变得日渐直接和深入。正是受到声画影响，受众在收听收看新闻时注意焦点容易分散，从而会一定程度影响新闻播音目的的实现。所以，新闻播音员在播报新闻内容的时候，在坚持播音内容客观性的同时，还应当积极探索怎样使播音内容变得更具有艺术性，以达到聚集受众视听焦点的目的。

新闻播音的艺术性与客观性

1.新闻播音的艺术性

经过新闻播音主持前辈们的不断实践和总结，我国新闻播音逐渐形成了带有中国气派的播音特点和风格，比如时代感、分寸感、亲切感，庄重性、规范性、鼓动性等，无不见证了我国新闻播音事业的发展，以及新闻播音主持前辈们对新闻播音的自我思考和理解。尤其是中国播音学的诞生以及中国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建立，无疑标志着新闻播音艺术性的成熟，我国新闻播音自此有了自己的审美标准和教学体系。新闻播音的艺术性主要是体现在语言、声音以及创新方面。那么怎样确保新闻播音的艺术性呢？首先，新闻播音的内容应当是近期或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其次，在播报新闻稿件的时候，应当密切注意语句之间的逻辑性、层次性，传达信息时做到气息饱满、吐字清晰、重点明确、言简意赅，使得受众听起来清晰、流畅和自然。新闻播音要不断创新，和鲜活灵动的时代特色相结合，不断增强传播力、影响力。

2.新闻播音的客观性

客观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播音内容客观性不仅是新闻播音的灵魂，同时也是新闻播音中的根本性问题。作为新闻播音主持，确保新闻播音内容的客观性是最基本的要求，是其职责所在。要确保新闻播音的客观性，必须尊重新闻事实。新闻稿件是新闻记者深入一线对新闻事件的提炼与总结，是对客观新闻事件的认识和反映。新闻播音主持在播报新闻稿件的时候，是间接反映客观新闻事件和社会生活，所以在二次创作中应当尊重新闻稿件的客观性，不能因为备稿不充分而出现播错字、断错句的情况，不能因为态度不认真而想当然对新闻稿件进行自我理解和表达。即便做到了不播错字、断错句，还不能说其就完全做到了新闻播音内容的客观性。这主要是由于将书面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念字过程。通过有声语言将文字中的含义传递给受众，还会牵扯到基调的确定，表达过程中语气、停连、重音、节奏的把握和运用，目的明确等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稍微某个地方出现偏差或问题，也许新闻播音主持原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在不同的受众心中就可能领会成其他不同的意思，进而使得新闻播音内容在传递过程中失去其客观性。

3.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新闻播音的主要目的是将新闻稿件内容传递给受众，使受众通过新闻播音能够准确了解和理解新闻事实。不管新闻播音的形式怎样变化，其目的始终是客观反映新闻事实，这也注定了新闻播音必须首先坚持客观性。但是由于在信息日渐便捷化的当下，受众能够非常便利地利用各种网络终端去主动或被动获取到相关的新闻信息，从而使得对传统新闻播音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导致新闻播音陷入受众越来越少的尴尬境地，那么追求新闻播音的艺术性，重新吸引受众的关注目光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由此可见，新闻播音的艺术性与客观性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

新时期新闻播音主持的发展对策

1.更新新闻播音理念

在大众传媒时代，受众仅能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等途径接收相关新闻信息，这是“你传我受”的传统模式。各种新媒体的诞生与发展将传统受众逐渐转化为新型受众，这些新型受众逐渐变得完全通过新媒体来获取相关新闻信息。可以说，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阵地和原本的优势地位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唯有积极探寻实践创新发展之路，才能够使新闻播音事业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才能够在如今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在新闻播音事业的创新与改革中，离不开新闻播音主持这一重要因素的推动。所以，这就要求新闻播音主持必须紧紧跟随时代的发展步伐，不断更新自己的新闻播音理念，从传统的新闻播音理念中“跳”出来，在全新理念的指导下去开展新闻播音工作，去实践探寻怎样在保持新闻播音内容客观性的基础上使其更具有艺术性，让新闻播音重新赢得受众的认可。

2.不断提升自身素养

新闻播音主持自身素养的提升离不开接受培训和不断自我学习这两个途径。新闻播音主持完全可以结合自身知识结构和水平，充分利用各种空闲时间，通过自我学习，丰富自己的新闻播音知识与新闻播音技能，不断提升自己新闻播音内容的艺术加工能力。不仅要学习播音学相关理论知识，还应当密切关注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向和发展动态，注重向专家、学者以及前辈们学习，广泛接受新闻播音新理念、新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涵养。而广播电视台也应当给新闻播音主持创造和提供更多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和平台，比如积极组织新闻播音主持参加各种新闻播音知识培训班、研修班、研讨会等活动，让新闻播音主持对新闻播音工作能够产生更加深入的认识；还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在电台、电视台内部开展新闻播音专业知识培训；可以积极组织新闻播音主持参加各大高校的继续教育学习、研修班、培训班，不断增强新闻播音主持的实践技能；可以出台相关激励措施，鼓励新闻播音主持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去接受继续教育，继续攻读更高学位，努力提升自身素养，从而成为一名新时代创新型播音主持从业者。

3.形成个性主持风格

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是否能够在众多的新媒体之中崭露头角，不能仅仅依靠新闻播报形式和新闻内容，同时还和新闻播音主持的个人魅力和主持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是具有个性化的新闻播音主持风格，才能够收获更多受众的关注和喜欢，才能够使得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竞争力得到切实有效的提升。所以对于新闻播音主持来说，应在新闻播音主持工作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主持风格，凭借自己独具特色的主持风格来增强新闻播音的艺术性，以达到吸引更多受众观看和收听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目的。首先，新闻播音主持应当重视与受众之间的交流，要在主持过程中凭借语言的亲切力和感染力给受众带去良好的感受。其次，新闻播音主持应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运用技巧，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就应当注意语言词汇的积累，对时代和社会背景予以把握，做好社会语言用语的表率，使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语言表现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最后，新闻播音主持在播报新闻内容的时候，应当注意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融入新闻内容之中，借助自身的真实情感来搭建一座心与心之间的桥梁，更好地实现对受众的引导和感染，以便受众能够更好地融入进所构建的新闻播报场景之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闻播音主持必须首先充分了解和掌握新闻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把控住情感代入的程度，避免给受众造成一种用力过猛的感受。否则不仅不能将受众的情感调动起来，反而会使得受众认为太“假”，从而极大地影响到节目的播出效果。

结语

总而言之，新闻播音的艺术性与客观性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忽视了新闻播音的艺术性，将使得新闻播音难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和眼光，难以完成新闻播音的目的；忽视了新闻播音的客观性，将使得新闻播音可能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境地，失去存在的根基，就传播效果而言，只会使得新闻播音内容本身的可信度被弱化。所以，新时期的新闻播音，在坚持客观性的同时还应当积极探索怎样使新闻播音内容更具有艺术性，使两者能够实现和谐统一，更好地服务于新闻播音。

参考文献

[1]吕远玲.新闻播音主持中的情感把握[J].西部广播电视,2016(01).

[2]杨帆.主持人在新闻播音中的情感把握[J].新闻研究导刊,2018,9(24).

[3]周娜娜.浅议广播新闻播音主持技巧[J].西部广播电视,2019(17).

[4]邵祥.基于情感表达的广播新闻播音主持艺术性分析[J].记者观察,2020(12).

客观性范文篇5

关键词：科学客观性科学客观性特点和功能

科学客观性有诸多特点。首当其冲的是，科学客观性的涵义和标准是复杂的或丰赡的。科学客观性的三大内涵，即科学的对象、方法和评价的客观性，或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客观性，都包含丰富的内容。检验和评价科学客观性的标准，即实证、理性、臻美的审视和批判，也意蕴隽永。诚如陶伯所说，科学事业承诺一种类型的证实，这在其他知识领域找不到（通常达不到）。不管依赖于这一要求多么明显地成功，空时作为在科学语境中理解的客观性却依赖于依然有争议的复杂的哲学基础。这是一个高度繁杂的论题，不过在它的最简单的形式中，论据涉及对于成功的预言和证实标准如何选择。实证论者会为常规标准和方法提供理由；一些社会结构主义者则坚持，意见一致的动力学不仅是操作的，在某些例子中也是决定的。对于科学的“成熟性”的标志预言、预言与其围绕的理论的真正关系、判断理论为真的逻辑工具、断定科学方法有效和说明科学预言成功的见解，都是颇多歧见的麻烦问题。

科学客观性的涵义是复杂的或丰赡的，科学客观性标准也是如此，当然讨论后者有时也不免涉及到涵义方面。福尔迈详细地罗列了科学客观性的必要标准，并认为至多在它们联结起来时才是充分的：

（1）主体间的可理解性：科学不是私人事务，至关重要的科学陈述必须相互传达，因而必须用某种普遍语言来表达。（2）不依赖于参照系：不仅观察者个人无关紧要，而且他的立场、他的意识状态、他的“角度”也是如此。（3）主体间的可验证性：无论是谁，都能够检验陈述，也就是说，可以通过适当的措施而确信陈述的正确性。（4）不依赖于方法：某个陈述的正确性，不允许依赖于人们用以验证陈述的方法。按照这个标准，“电子是一种粒子”的论断就不是客观的（因此在科学上也是错误的）。（5）非约定性：某个陈述的正确性，也不允许建立在某种随意行动（如某种决议、某种约定）的基础上。

隆季诺详尽地列举了估价科学共同体的客观性的标准。他说，科学共同体在满足四个必要的标准上是客观的：必须存在对证据、方法以及假定和推理的公认的批判手段，必须存在批判能够援引的共同具有的标准，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必须对这样的批判做出响应，理智权威必须在具有资格的实践者中间平等地分享。

在所有这些标准中，最重要是莫过于（科学家个人的和科学共同体的）理性和经验标准了。彭加勒在批评有人坚持物理科学不是经验科学时，特别强调科学客观性的这两个标准：“完全无序的集合没有客观的价值，由于它是不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是充分有序的集合，如果它不符合实际经验过的感觉，那么它也不再具有客观的价值。”为此他提出客观性必须满足的两个条件：“第一要把实在与梦幻分离开来，第二要把实在与浪漫文学加以区别。”在当代，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沃克迈斯特指出：我们把我们经验中的持久的联系称为“客观的”，把其他联系称为“主观的”。这种对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解释只意味着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区别，因为我们的经验没有一个部分是完全不变的，而且甚至最零散的经验也有某种程度的恒定性。另外，与我们的实际的和可能的经验总体的集成之背景的一致性和相互依赖性，也提供了客观性的标准。也就是说，“可以肯定，不是感官印象的生动性和‘强制性’，而是我们经验的种种内在关系和集成的背景提供了真正的客观性的标准。”

第二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及其确立是一个过程。皮亚杰在陈述作为每门科学理想的客观性的三个条件时，已经涉及到这一点。首先，客观性是一个过程而非某种状态。客观性要以一系列前后相继、但或许永远不会终止的不断趋近为先决条件。其次，向客体的不断接近，不是以添加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和一种重要的分离过程，也即摆脱主观束缚和成见的过程相联系的。第三，客观性并不是指某个对象在纯粹的或“赤裸裸的”状态中被把握的，而在于该对象被说明了，或者至少在某种数学-逻辑的框架中被描述了。莫兰把科学客观性及其确立视为观察和验证、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和批判、理论的竞争和较量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传统和文化与境中。

客观性是一个绝对确定的事物。它是由明显的相互协调的观察和验证加以确定的。这些观察和验证本身的成立需要有主体间的交流。这些交流显然是在一个环境内部、在人们所说的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进行的。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也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思想。他大致是说：“科学不是一个理论或一个头脑的特权，科学是科学家对于一个绝对强制性的的游戏规则的承诺。”但是，为了实行这个检验的和实验的游戏规则，应该有大量的相互批评的活动。为了有大量的相互批评的活动，应该有不同的理论、观点，甚至是深层的“隐秘思想”、形而上学思想的相互交锋。因此，不仅必须有共同体的因素，而且还必须有竞争和较量的因素；这是一个对立在其中起作用的真正的社会环境。不过，为了这个社会、这个共同体能够运行，波普尔还指出，它必须扎根于一个历史传统中、一个文化的内部。

第三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即是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使用术语“客观的”指称独立于任何个人怪想而能够得到辩护的知识。如果辩护原则上能够被检验并被任何人理解，它就是客观的。康德认识到，由科学陈述要求客观性，必然得出结论，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可以主体间相互检验的，因而它们必须有普遍定律或理论的形式。他用他的“按照因果律的时间先后原理”，来模糊地表述这个发现。

沿着康德开辟的思想进路，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紧随其后，把科学客观性等同于“主体间性”，即科学命题或科学理论可以在主体间相互讨论、检验、批判，并最终基本上达成意见一致。虽然科学客观性有时指称普适一致的潜力，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仅仅依靠科学共同体的一致，甚至经常依赖由权威授予的有限数目的人的确认，从而借助他们的资格和凭证确立科学理论的好坏优劣、存废去留乃至是否是科学真理。就这样，主体间性开始在科学客观性中扮演根本性的角色。

在康德之后的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一洞见，特别是在米德（G.Mead）、胡塞尔和舒茨（A.Schütz）的作品中。比如，胡塞尔说过：“在开放的无限范围中的每一个形状，即使在现实中是作为事实被直观地给予的，还缺乏‘客观性’；因而，它不是主体间地可规定的，在它的规定性方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不是可以互相交流的，因为每一个他人并不在同时实际地看到它。测量的技艺显然有助于实现这种客观化的目的。”波普尔更是径直指出：“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他后来又进一步指出：“主体间相互检验只是主体间相互批判这个更一般观念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或通过批判性讨论进行相互理性地控制观念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莫兰则一言以蔽之：客观性是科学共同体展开批评过程的结果，客观性产生于科学家的一致同意。

科学家似乎也不甘示弱。皮尔逊在论及自然定律的普遍性时，也在主体间性的意义上议论了自然定律的客观性。因为自然定律在独立于个人偏见和狂想的意义上，在对正常人普遍有效的意义上是客观的。他说：“自然定律具有完全独立于系统阐述、证明或接受它的人的心智的有效性。”“力学理论的惟一客观要素，在于类似的两种人类心智的知觉官能和推理官能。”彭加勒言简意赅：“保证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客观性，就在于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和其他思维者是共同的。”他进而解释道：“客观的东西必定对于许多心智来说是共同的，因而能由一个人传达给其他人，由于这种传达只能通过‘交谈’，所以我们甚至被迫得出结论：不交谈，就没有客观性。”也就是说：

除了对所有人同一的事物以外，没有什么事物是客观的；现在，只有比较是可能的，只有比较可以翻译为从一个心智传达给另一个心智的“交换货币”时，我们才能谈论这样的同一性。因此，除了通过“交谈”可以传达的事物，即可以用智力理解的事物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事物具有客观的价值了。

如果说彭加勒所谓的客观性主要针对科学的研究对象即客观实在而言的话，那么皮尔逊的目标直指科学判断和科学理论：“事实的分类以及在这种分类基础上形成绝对的判断——独立于个人心智的特性的判断——本质上概括了近代科学的范围和方法。科学人的首要目的在于在他的判断中消除自我，提出对每一个心智与对他自己同样为真的论据。”“科学的试金石在于，它的结果对于所有正常构造的和正式受教育的心智来说是普遍有效的。”罗素也赞同科学客观性即是主体间性：“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它的始终不变的目标是，“消除感觉的主观性，而代之以对所有知觉者都相同的一种知识。”

主体间性的核心思想是科学共同体的意见一致。什么构成意见一致（consensus）？在科学修辞中，可以称其为“普适的同意”吗？雷斯蒂沃对此的回答是：客观性不是普适同意的事情，而是限制性的一致的某一类型的事情。例如，主体间的一致能够被用来指称这样的一致类型，即在恰当证明的、其感觉器官处于“恰当的工作程序”且在近代变成作为科学家而知道的人中发生的一致类型。在决定给定的关于实在的陈述是否是“客观的”时候，它们依赖这种类型的一致。但是，也存在其他类型的一致，它们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受到局限。特殊的一致与所谓的“知识人”、他的学徒和他的同事相关。个体的一致可以被用来描述达到认知连贯（consistency），这种类型的一致是作者特有的、私人的或主观的知识的基础。一致的类型是按私人、群体和社会文化水准发展的。它们是人和环境（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之间关系的特殊种类的结果，它们导致可区分的实在的结构。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所有的一致类型都包含某种主体间的检验（甚至个体的一致也能够被察觉是内心对话的结果）。

主体间性除了上述的本义之外，一些学者还对它做出进一步的诠释。齐曼认为，主体间性包括“移情”（empathy）。“理解并想象地进入他人的感受”的力量，对于参与社会生活并分享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是根本性的。观察者要能理解这些状态，就必须有同样的个人体验，并意识到他人也有这样的体验。移情理解不仅在人的行为观察者和行动者之间起作用，对同一行为的不同观察者来说它也适用。他通过更广泛的反思表明：

主体间性既是人类状况的基础，也是主观性自身的基础。我们作为个体的自我意识典型地浓缩在笛卡儿的格言“我思故我在”里，但这是以我们对处于同一境况的其他生灵的了解为补充的。我们对自己更深刻的理解，是我们对他人的理解以及他人对我们的理解为参照物的。我们的思想因为“欢宴交际”（conviviality）而稳定，欢宴交际也就是把我们的思想与他人的思想相比较的机会。

隆季诺细致地考察了科学共同体通过批判达到协商一致的设计和构成的特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的批判性的相互作用，可以缓和主观偏爱对背景假设、从而对理论选择的影响。虽然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是科学认知的必要特征，但是并非正好任何相互作用的形式都将如此。如果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之点必须把主观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的东西，那么这些相互作用绝不应该简单地保持一个人的主观性和把它分配到所有其他人，而是必须构成真正的和相互的检验。详细说明共同体的设计和构成的特征能够有助于该目的，促进了转化的批判，从而达到作为知识合格的协商一致。这些特征有如下四点。（1）必须存在公共承认的批判的证据、方法以及假定和推理的论坛。（2）必须存在对批判的理解。共同体不仅必须宽容异议，而且它的信念和理论必须在对其内发生的批判话语的反应中随时间而变化。（3）必须存在公共承认的参照和诉诸标准：理论假设和观察实践参照它们评价，批判诉诸它们与探究共同体的目标有关。也就是说，通过明确地或隐含地表白遵守那些标准，个人和共同体可以采纳恰当的尺度，以评价他们的认知活动。探究目标的满意除非通过就共有的价值和标准评价，否则原则上不会被确定。这种评价可以由任何人执行，不仅仅由共同具有所有标准的共同体成员完成。而且，这些标准不是静态的，其本身在参照其他认为在时间上恒定的标准、目的或价值时，可以受到批判或发生变化。依靠这样的标准的预设是，它们幸存于类似的批判性的审查。（4）共同体必须具有理智权威平等的特征。有什么意见一致必须不是政治或经济的权力的结果，或者不是排除异议的视角的结果，而是所有相关的视角在其中被提出来对话的结果。这个标准严重强加内含的责任；它并不要求每一个个人过去的训练的履历或状态如何，都应该被认可在每一件事情上是同等的权威。逐题进行的相互作用，减少了把个人偏爱结合到科学知识本体中的可能性。虽然它们不能统统消除背景假定，但是能够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共同体之内和之间进行的相互作用消除了个人癖好，而且确保没有假定的集合仅仅借助它的公共性和隐匿性处于统治地位。他还强调了主体间的相互批判的广度和观点的多样性对于客观性的意义，并揭示出限制批判广度的几个条件——这能够妨害科学共同体的客观性。

当然，作为科学客观性的主体间的一致，并不能绝对地确保每一个命题或理论的客观性；但是，最终达不到主体间的一致，则完全可以断定它们不是客观的。不管怎样，主体间性依然是科学共同体追求科学客观性的最佳选项，没有其他选项像它那样言之有理、行之有效。不过，我们还是要牢记隆季诺和雷斯蒂沃的告诫：主体间的批判可以达到减少与境价值影响的过程，但是它仅仅是部分有效的屏障。虽然这些批判能够使某些负荷价值的假定在考虑（以及在采纳或拒斥）时变得可见，但是被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分享的那些假定将依然潜藏着，并进入所接受的背景，在评价资料和进行推理中难以觉察那些隐藏的价值。主体间性和意见一致并未解决科学知识和非科学知识的划界问题，也没有完全保证客观性。失败并非因为主体间性和意见一致与客观性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它们被当成不成问题的东西对待的。意识到主体间性和意见一致是成问题的，导致如下询问：设想首先有可能定义客观性为社会事实，那么什么类型的主体间性和什么模式的意见一致，最可能激励关于实在的客观陈述的创造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审查一下实在和客观性的观念。

第四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缺乏质而仅仅是关系的客观性。严格地讲，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事物的质，而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因为感觉的质无主体间性，而感觉之间的关系却有，从而能够达客观性。正如关系实在论的倡导者彭加勒所说：

感觉是不可传达的，或者毋宁说，感觉中的纯粹的质是不可传达的、永远无法穿透的。可是，这些感觉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从这种观点看来，凡是客观的东西都缺乏一切质，仅仅是纯粹的关系。……没有什么不能传达的事物是客观的，因此惟有感觉之间的关系才会具有客观价值。

他还一再申明：“惟有在关系中才能找到客观性；在被视之为彼此孤立的存在中寻求客观性，只能是白费气力。”由此看来，如果不化质为量——量实际上是一种关系的系统——的话，那么，无论是与人的感觉经验密切相关的所谓事物的第二性的质（颜色、味道、气味等），还是与感觉经验有不解之缘的所谓事物的第一性的质（大小、形状、数量等），都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没有主体间性即客观性。即使添加第零性之类的质，除了引起引起无穷倒退之外，也于事无补。

彭加勒的观点已被后人接受。哈耶克认为：“不同的人以‘相同的’方式对外部刺激物进行分类，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感觉性质对于不同的人是一样的（这是个无意义的陈述），而是意味着不同的人的感觉性质系统具有共同的结构（一个同质性的关系结构）。”雷斯蒂沃进而把这一观点加以引申，强调客观性是探究者和探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当然，彭加勒心里明白：“我不至于走得太远，以致说什么客观性只是纯粹的量（这就会不得不扯得太远了，需要详论上述关系的本性），但是我们听说，有人多么得意忘形，竟说世界只不过是微分方程式而已。”这样看来，罗斯扎克对科学客观性的理解——深深地根植于科学化的实在原则是，把量作为客观知识看待，而把质作为主观偏爱的问题处理——是否有点偏差？

第五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表现为理论的数学形式的不变性或不变量。伊利英和卡林金揭橥，自然科学理论相对于变换群的数学化的不变性原理，在最精确的意义上是研究活动的特征。由于把十分具体的要求强加于自然科学理论，它构成用抽象的对象操作的普遍准则，并详细阐明了结果的客观的、固定的准则系统。“客观性”在这种情况下意指反主观性和理论公式化的普适性，这当然是它们的规则的、必要的、因而客观的状况的指示。总之，自然科学理论的公式化相对于变换群的不变性之要求，保证了理论的多产性、一致性、同一性、结果的重复、独立于参照系；它也保证了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完成了目标设定的启发性功能。福尔迈也表示，科学的不变构成，远远超出了知觉的不变构成。在这里，考察方式的影响也应当通过不变值的探求而得以清除。人们完全可以把对无观察者参与的规律的寻求，看做科学的首要任务。这种寻求的卓有成效，就说明一个独立于观察者的实在的存在。这可以用数学语言表述为：客观性的标志之一，是面对坐标变换的不变量。

第六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与严格性或精确性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科学客观性的减少体现在与客观实在分离的理想化中，客观性与严格性是相互排斥的；另一方面，科学客观性的增加又体现在测量的不断精确的进程中，客观性与精确性是相互促进的。彭加勒不完全同意哲学家的下述诘难：你在严格性方面有所得，你将在客观性方面有所失。你只有割断把你和实在连接起来的结合物，你才能够达到你的逻辑理想。你的科学是确实可靠的，但是只有把它束缚在象牙塔内，断绝它与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它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若试图稍稍应用它，它就会从这个囚禁之处逃逸出去。彭加勒指出，严格地讲，情况并非如此。这实际上是把乍看起来没有区别的、两种不同真理——严格的数学真理和近似的实验真理——的命题混为一谈了。他表示，数学是在失去客观性的情况下才获得严格性的：

在严格性方面有所得，则在客观性方面有所失。正是由于严格性本身与实在相分离，数学才获得了这种完满的纯洁性。

与此形成对照，克莱姆克在重构经典的科学客观性时表明：原先的客观性概念——通过用钢做边缘和高度抛光的平面镜观看世界的、冷血的、无热情的、无个性的、被动的科学家的幼稚形象之概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即使它在过去是恰当的。对科学而言，客观性至少处于变化的精确性中。第七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由科学的方法、规范、体制保证，而不是由道德诚实保证。科学客观性不是个体或个人所能决定的，而是科学家之间合作的产物。不是个人的公正性和道德的问题，而是科学建制或科学的规范结构的正常结果。夏平一般地揭示出，现代社会在决定知识主张的真理或谬误时，就不能诉诸熟悉性和个人德行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后道德文化”中。信任不再给予熟人，它被给予各种体制和被认为存在于某些体制中的抽象能力。卢曼（N.Lumann）将现代信任的这种特征称为“系统信任”（syxtemtrust）：信任而无须熟悉，信任而不可猜疑。现代性不是参照德行来保证知识，而是通过专家的专长。当我们信任甚或“虔信”现代的技术和这些系统时，我们的信念现在被广泛认为不在于与个人有关的道德特征，而在于隶属于体制的专门技术。隆季诺主要是从方法上论述的：探究方法的客观性不仅包括主体间的批判，而且在于它的程序和结果对于所描述的批判类型的响应达到的程度。科学方法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过程的集成，以致问题是科学共同体坚持批判性的对话的程度。在这个格局中，个人的客观性在于参与到集体的批判讨论的意见交换之中，而不在于他们对于他们的观察可能承担的某种特殊的（不偏不倚的、冷静的）关系。这样理解的话，在任何给定的科学共同体中，客观性依赖于发生的交换的质问的深度和范围。这种广泛一致的过程保证（或能够保证），作为被某组资料支持的、最终被接受的假设，并不是反映单独个人癖性的关于自然界的假定。

第八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包含社会文化因素，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和现象。封闭的、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成为科学客观性的基础，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科学共同体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与境中，在与社会文化相关的科学预设或背景假定的前提下，相互合作、相互批判、相互检验，并最终达到基本的一致。也就是说，科学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科梅萨罗夫认为，在琐细的意义上，客观性肯定地依赖于社会因素。按照该概念的真正本性，是“客观的”实体在穿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给定的主体产物的因素时，显示出不变性。于是，客观性必须负载某种主体间的稳定性。任何科学必须渴望某种程度的体系的统一，为此最小的要求是，它的客体是可以毫不含糊地鉴别的。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科学的命题才能变成可交流的。从那些可以得到的概念中选择一个概念是必要的，从而确立起一系列的实体统一体，它们显示出与意识、文化或某种其他社会现象的特定体系的稳定关系。因此，

要比较详细地弄清楚促进或削弱在任何特定时代或流行领域中的客观性实践和建制安排，从而弄清楚客观性理想被实现的程度，要求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研究。

科学客观性是相当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既有不利于客观性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有有利于客观性的社会文化因素，关键在于要尽量规避前者，恰当利用后者，以达成客观性的目标。对于这个问题，雷斯蒂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一方面指出，最客观的认识动因和共同体，基本上是那些用最普遍的和最弥散的兴趣完成的东西的动因和共同体。也就是说，人们为特殊的建制或社会的利害关系——国家主义、天主教、佛教、科学官僚政治、核武器工业——承担的义务越少，其认识越客观。同时，他也看到，真的客观性概念实际上依赖于探究，而探究与其说受特定的组织、机构或社会阶级价值和利益的指引，还不如说受广泛而弥散的价值和利益的指引。探究模式的健全性——科学、理性、逻辑——是由它的批判的图式（schema）的深度和范围衡量的。这隐含着，某些探究模式比其他探究模式更好；之所以如此，部分是由于在它们之中嵌入有自动防止故障特性的定理：这种探究模式没有就它自己的理性、逻辑或科学性做辩护的要求，或者它的产物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在任何意义上作为绝对真或绝对的或肯定的而构造；部分是由于添加或提高了批判的图式。另一方面，人们不知道或不能知道任何先验的事物，而必须竭尽心理的、物理的和社会的努力以获得知识。这是作为广泛被称为“主体间检验”的社会过程之产物的客观性的一般观点之基础。相关的观点把客观性建立在科学和科学证据的公共的和公有的基础上。于是，在传统上存在着普遍被接受的客观性的“社会理论”。它立足于下述假定：在公众论坛和科学家共同体中的交流和交换，是必要而有效的手段，这种手段保证，我们仅仅让对客观实在的可靠近似进入科学，而不让反常的感知的产物、挑选的和独有的认知或“不可控制的和未经证实的反省”进入科学。于是，他得出结论：

我构想的客观性的社会学在以下假定上操作：客观的陈述或真理永远不能是最终的或绝对的；达到真理的系统不能是普遍有效的，在它的基础方面不能是不变的；确定真理的与境比给定的或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体系与境更广泛地存在着。借助这些假定，客观性的社会学应该有助于产生真理，有助于产生客观性的新的与境和意义。

第九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是交互的、开放的和变化的。珀尔曼在谈到自然、自然中的人和作为自然中的人的产物的科学之关系时强调：“主要论题是人对秩序的科学的探求，他的指导原则，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他的概念的（和其他的）系统的建构，他对观念的投射和检验，作为结果发生科学中的不断革命。在所有这一切中，科学家是相互作用者，而不是实际上超然的观察者。假若如此，科学的客观性需要在较大的相互作用的与境中审查，而不是在所假定的充分分离的禁闭中审查。”他以与科学客观性密切相关的观察为例清楚地说明，观察有三个组分——观察者、被观察者、相干信号。这些组分形成相互作用的系统的基础，系统的成分是相互不可缺少的。雷斯蒂沃揭橥，客观性是探究者和探究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它是永远变化的，在广度和深度上是无限的，作为一个整体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一个开放系统。如果我们就开放的、永远变化的实在想发现我们能够发现的那么多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以开放的、永远变化的方式行动和思考。如果客观性是社会事实，它必然是开放的、永远变化的社会事实。想成为客观的（致力于客观性的过程）个人，必须力求变成开放的、自我实行的认识动因。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是探究的、反省的有机体（认识动因）。幸存以及超越这一点的生长、扩张与生命的质和意识的进化，依赖于我们开发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探究所拥有的实际无限的能力。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我们经历的社会化过程的开放程度，将决定我们能够达到的开放的生活和思维的程度。由此可见，客观性的过程似乎是人适应世界、改造世界和在世界中进化的过程，对客观性条件的追寻就是对幸存、适应和进化条件的追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客观性的社会学的研究任务和客观性概念化的方式：

客观性的社会学研究探究的社会和文化的条件，这些条件如何影响我们个人和集体构造客观陈述和发展客观知识的能力。需要以下述方式把客观性概念化：避免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把对真理的承诺（实质的、方法论的和理论的）与可以改变该承诺的信号的永恒开放性联系起来（这包括意识到新感觉装置的可能性）。

第十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不可避免地包含主观性。除了上面提及的科学认识是社会化过程，带有主观性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科学客观性之外，还因为科学认识是认识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主体是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一部分，他既是客体的观察者，又是人和自然界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无法把主体和客体截然分开，作为主体的科学家的主观性自然会或多或少地渗入认识的结果之中。萨尼特说得不错：“由于科学包含科学家，主观的要素总是存在的。达到客观性的惟一途径是把主观的要素和客观的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巴姆也认为，有些人误以为“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两极对立是完全相互排斥的矛盾对立面，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对可靠结果的强烈愿望可能受到称赞，但同时也必须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对这种两极对立的实质性相互依赖是无知的，或者至少是忽视的。客体总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无主体，便无客体；无主观性，便无客观性。客观性，就其存在而言，不仅依赖于主体的存在，而且依赖于主体特有的客观态度的意愿，即理解课题自身本性的爱好（在客体能被以这种方式理解的限度内）。

珀尔曼从作为自然的观察者和理论的建构者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必须不要把科学家看做是完全隔离的、独立的观察者，而是作为自然的有意识的部分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甚至干预那些部分，不管他们在自我矫正的反馈过程中、还是在用技术改变地球的面貌中正在观察、测量、想象、说明、形成和检验假设。我们使用一切——感觉、心智、想象、经验，包括社会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技术——探索我们的周围。科学家收集资料，但是它也像陶工塑造泥土一样，通过概念模型和指导原理塑造他的资料。他把他的尝试性的模型投射到自然本身。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家像艺术家一模一样，部分地创造了他寻求的秩序。不过，科学家用他观察的东西形成体系。因此，必须在科学作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这样的与境中，来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竭力否认科学的主观性，毋宁调动科学家的主观性的积极作用，使之有助于科学。莫兰道出的正是这个意思：

科学的客观性不排除人类精神、个别的主体、文化、社会，而是调动它们的作用。客观性是建立在不断调动人类精神、后者的建构能力、社会文化的酵素和历史的酵素的基础上的。我重复指出，如果在这个背景内的人们想寻找某种关键的和决定性的东西（虽然客观性并不是只有一个基础），这就是自由地交换意见。主体间的相互批评是客观性概念的关键性的关节点。

参考文献

©李醒民（1945~），男，陕西西安人。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编。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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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范文篇6

一、法的非客观性理论

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理论对法律本身客观性确信无疑，因为马克思说过“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①古人也说过“法无定法，则无法”。如今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执法办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其他非客观因素不容存在，办案必须办铁案，英美法采用刑事排除合理怀疑原则(beyondreasonabledoubt)，民事可能性占优原则(balanceofprobability)都不够客观公正。在中美人权对话上，中国学者直言反驳:如果美国刑法的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意味着证据客观性只有90%，那么美国是否每年存在10%的错案呢?面对近代西方怀疑法学理论的冲击，有学者强调:在寻求变革的今天，把法的确定性作为法治本身的理论研究，进而树立法的权威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情。②但在西方理论中，法的客观性是个重要争议问题，也称法的确定性、法律唯一正确答案问题。主张法具有客观性的叫法律形式主义，他们主张法律适用如孟德斯鸠描述的自动售货机，扔进去案件，吐出来就是判决。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理论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量子力学的诞生，人们认识到经典物理学中的定律并不能适用于微观世界，确定论、决定论被科学家、哲学家们否定。“当自然科学学界在决心放弃决定论、因果律的希望而接受或然性的同时，人们感到，既然自然科学界尚且如此，那对应付人类最复杂关系的法律来说，就更不可能有确定性了”。20世纪初美国盛行现实主义法学就是以怀疑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认为法的确定性就是个“神话”，他从心理学解释人们对法的客观性追求的原因，他认为其中有来自宗教、美学的平衡感和无矛盾感，人类自保的本能等等原因③，他们认为传统法律推理不是人们想象那样大前提(规则)+小前提(事实)=结论(判决)的过程，而是先有模糊结论，再去寻找规则。卡多佐认为制定法或先例对法官来说，只是一种参考资料，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弗兰克更是说，法律不是固定的规则，而是法官的行为，事实则充其量不过是初审法官或陪审官认为发生过的事情。④弗兰克、卡多佐都是资深法官，其中卡多佐被誉为“英语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官之一”⑤，他们对法律非客观性认识完全来源于对工作实践。英国语义分析法学家哈特把法律的不确定性规定为语言问题，他认为构成法律规则的日常语言由“意思中心”和“空缺结构”组成，这一结构特征决定法律规则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法律规范有词语组成，语言空缺结构造成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这部分疑难案件需要法官自由裁量权，因此疑难案件中并不存在一个有实然法决定的唯一正确答案。但新自然法学家德沃金认为法律不仅仅是规则还包括法律原则，在法律原则政策指导下的“整体性”解释，因而可以找到法律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承认“由于法官的个人素质、背景、知识等状况的不同，肉眼凡胎的法官未必都能找到这一正确答案”⑥。美国法经济学家波斯纳讽刺这种观点，他说正确答案这么难以发现还不如没有，法律被界定得越宽，法治就变得越不确定，“法律已失去了其独特性，它首先汇合了道德，然后当承认社会是道德多元时，又溶进了各派的政治，因此，法律也就完蛋了。”⑦美国批判法学则结合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直言法律推理只不过是穿着外衣的政治，“法律推理是政治的”是批判法学的著名口号。他们认为法律推理不确定深刻根源于人类生活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基本矛盾中，法官在断案中，有时强调个人自由，有时倾向利他主义，他们的选择完全是主观任意的，这对矛盾是产生法律推理非确定性的根本原因。⑧。西方怀疑主义者是彻底的不确定者，主张法律确定性为0，批判法学家只承认法律制度5－15%的确定性，西方占主流的法学理论家则认为法律制度具有40%－60%的确定性⑨。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出台后，不得不采用大量的司法解释填补漏洞⑩，法律语言局限显而易见;办案的主观因素也客观存在，只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形式存在，比如多年来我们办案强调情理法统一，强调讲政治维稳大局，强调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这些都与西方法不确定性理论有不谋而合的思想基础。

二、法的非客观性对司法公正的现实意义

承认法的非客观性有利于民众正确看待司法的公正性。信息网络时代，法治信息传播速度广度不同从前，一篇标题突出吸引眼球的新闻可以迅速形成舆论风暴，缺乏对法律正确认识的民众容易被哗众取宠的信息误导，舆论监督可以促进执法者办案公开、公正，但缺乏理性的舆论给执法者带来极大干扰，甚至出现执法者过分迎合舆论的“舆论执法”的情况。民众如有正确认识严格执法与政策、经济、效率、语言等多因素密不可分，就能理性判断是否公正执法，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进行树立法治权威，坚定法治信念。承认法的非客观性有助于构建科学的办案制度和标准。法官自由裁量权和自由心证曾经被理解为资产阶级法官维护其阶级利益的手段。法官是人，在法律理解取舍，事实甄别，法律推理过程都要运用主观判断，即使遇到法律空白问题“法官也不得拒绝裁判”，因此，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是赋予法官的责任，也是解放法官去实现正义的必然要求。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法官针对具体案情，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进而理解适用法律，这才是客观科学的断案过程。西方传统法律理论中自由裁量权、自由心证以及优势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的这些制度原则都值得借鉴学习。承认法的非客观性有助于建立科学的错案追究制度。前段时间冤假错案频频曝光，各地都积极建立错案追究制度，但如何认识错案争议也很多。错案的界定和错案追究应当分开进行，错案只能从程序上定义，由上级有权机关确定错案，比如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改判的案子，法院对检察院公诉判决无罪的案子，检察院对公安不起诉案子。需要追究的错案要区分对待，确实是由于法非客观性引起分歧的案件不应该追究责任，要保护有良心有担当的法律工作者，长期以来办案形式主义盛行，很多错案究其原因是执法者缺乏勇气，明哲保身，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不负责任地拼“业绩”。呼格、聂树斌案都有这种人推波助澜。相反彭宇案的法官，把自己“良心”心证写在判决书上无论如何是位有担当的法官。承认法的非客观性对判决书制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判决书基本模板是事实+法律依据=“以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作出以下判决”。虽然改革多年，但法官基本套路是定要体现自己完全是依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主观意志方面不该越雷池半步，试问哪一份冤案的判决书会少这几句话呢?其实彭宇案判决书受责难还是说理还不够细致合理。被网络誉为最伟大的判决“惠阳许霆”案，法官在判决时不仅祥述案件事实，还详细叙说了被告家庭环境成长过程，在判决书直接比照了许霆案，甚至直言“我们也不能确认和保证本判决是唯一正确的，我们唯一能保证的是，合议庭三名法官作出的这一细致和认真的判断是基于我们的良知和独立判断，是基于我们对全案事实的整体把握和分析，是基于我们对法律以及法律精神的理解，是基于我们对实现看得见的司法正义的不懈追求，”○11这份判决尊重事实，细致推理又不回避法官主观情感，获得业界广泛赞誉。承认法的非客观性有助于从制度上保证执法公正。正是由于法律适用过程免不了各种主观因素，所以要正确区分灵活执法与执法不严、自由裁量与恣意枉法的界限，要建立合理监督机制防止执法不公、徇私枉法。主要是深化司法办案制度改革，比如错案追究制度，裁判文书改革，审判改革等。司法制度改革有些根本性问题不能回避，比如从机构内部改革难触动部门既得利益，要形成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就要摒弃各部门利益之争，改革要由外部机构统领，依靠监督和权利制衡来防止执法不公，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转隶，就是外部领导下的改革成功事例。那么下一步法院刑事审判制度改革是否可以借鉴国外预审、庭审、定罪、量刑分由不同部门法官把控分散权利相互监督呢?还有中国检察机关分离了职务犯罪侦查权后，是否要着力强化一直徒有其名的审判监督职权呢?外部监督好过内部监督，司法改革不仅要学习国外，自己有特色合理的也要坚持。事实证明，多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坚持以政策为导向，为人民服务，为稳定大局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取得巨大成就，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速，治安良好，人们安居乐业，科学看待法的非客观性不是否认法律的权威，恰恰相反，承认法的非客观性是社会主义法治成熟的表现，它将进一步促进执法公正、社会和谐发展。

作者:周亮 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客观性范文篇7

关键词：科学客观性科学客观性特点和功能

科学客观性有诸多特点。首当其冲的是，科学客观性的涵义和标准是复杂的或丰赡的。科学客观性的三大内涵，即科学的对象、方法和评价的客观性，或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客观性，都包含丰富的内容。检验和评价科学客观性的标准，即实证、理性、臻美的审视和批判，也意蕴隽永。诚如陶伯所说，科学事业承诺一种类型的证实，这在其他知识领域找不到（通常达不到）。不管依赖于这一要求多么明显地成功，空时作为在科学语境中理解的客观性却依赖于依然有争议的复杂的哲学基础。这是一个高度繁杂的论题，不过在它的最简单的形式中，论据涉及对于成功的预言和证实标准如何选择。实证论者会为常规标准和方法提供理由；一些社会结构主义者则坚持，意见一致的动力学不仅是操作的，在某些例子中也是决定的。对于科学的“成熟性”的标志预言、预言与其围绕的理论的真正关系、判断理论为真的逻辑工具、断定科学方法有效和说明科学预言成功的见解，都是颇多歧见的麻烦问题。

科学客观性的涵义是复杂的或丰赡的，科学客观性标准也是如此，当然讨论后者有时也不免涉及到涵义方面。福尔迈详细地罗列了科学客观性的必要标准，并认为至多在它们联结起来时才是充分的：

（1）主体间的可理解性：科学不是私人事务，至关重要的科学陈述必须相互传达，因而必须用某种普遍语言来表达。（2）不依赖于参照系：不仅观察者个人无关紧要，而且他的立场、他的意识状态、他的“角度”也是如此。（3）主体间的可验证性：无论是谁，都能够检验陈述，也就是说，可以通过适当的措施而确信陈述的正确性。（4）不依赖于方法：某个陈述的正确性，不允许依赖于人们用以验证陈述的方法。按照这个标准，“电子是一种粒子”的论断就不是客观的（因此在科学上也是错误的）。（5）非约定性：某个陈述的正确性，也不允许建立在某种随意行动（如某种决议、某种约定）的基础上。

隆季诺详尽地列举了估价科学共同体的客观性的标准。他说，科学共同体在满足四个必要的标准上是客观的：必须存在对证据、方法以及假定和推理的公认的批判手段，必须存在批判能够援引的共同具有的标准，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必须对这样的批判做出响应，理智权威必须在具有资格的实践者中间平等地分享。

在所有这些标准中，最重要是莫过于（科学家个人的和科学共同体的）理性和经验标准了。彭加勒在批评有人坚持物理科学不是经验科学时，特别强调科学客观性的这两个标准：“完全无序的集合没有客观的价值，由于它是不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是充分有序的集合，如果它不符合实际经验过的感觉，那么它也不再具有客观的价值。”为此他提出客观性必须满足的两个条件：“第一要把实在与梦幻分离开来，第二要把实在与浪漫文学加以区别。”在当代，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沃克迈斯特指出：我们把我们经验中的持久的联系称为“客观的”，把其他联系称为“主观的”。这种对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解释只意味着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区别，因为我们的经验没有一个部分是完全不变的，而且甚至最零散的经验也有某种程度的恒定性。另外，与我们的实际的和可能的经验总体的集成之背景的一致性和相互依赖性，也提供了客观性的标准。也就是说，“可以肯定，不是感官印象的生动性和‘强制性’，而是我们经验的种种内在关系和集成的背景提供了真正的客观性的标准。”

第二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及其确立是一个过程。皮亚杰在陈述作为每门科学理想的客观性的三个条件时，已经涉及到这一点。首先，客观性是一个过程而非某种状态。客观性要以一系列前后相继、但或许永远不会终止的不断趋近为先决条件。其次，向客体的不断接近，不是以添加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和一种重要的分离过程，也即摆脱主观束缚和成见的过程相联系的。第三，客观性并不是指某个对象在纯粹的或“赤裸裸的”状态中被把握的，而在于该对象被说明了，或者至少在某种数学-逻辑的框架中被描述了。莫兰把科学客观性及其确立视为观察和验证、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和批判、理论的竞争和较量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传统和文化与境中。

客观性是一个绝对确定的事物。它是由明显的相互协调的观察和验证加以确定的。这些观察和验证本身的成立需要有主体间的交流。这些交流显然是在一个环境内部、在人们所说的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进行的。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也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思想。他大致是说：“科学不是一个理论或一个头脑的特权，科学是科学家对于一个绝对强制性的的游戏规则的承诺。”但是，为了实行这个检验的和实验的游戏规则，应该有大量的相互批评的活动。为了有大量的相互批评的活动，应该有不同的理论、观点，甚至是深层的“隐秘思想”、形而上学思想的相互交锋。因此，不仅必须有共同体的因素，而且还必须有竞争和较量的因素；这是一个对立在其中起作用的真正的社会环境。不过，为了这个社会、这个共同体能够运行，波普尔还指出，它必须扎根于一个历史传统中、一个文化的内部。

第三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即是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使用术语“客观的”指称独立于任何个人怪想而能够得到辩护的知识。如果辩护原则上能够被检验并被任何人理解，它就是客观的。康德认识到，由科学陈述要求客观性，必然得出结论，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可以主体间相互检验的，因而它们必须有普遍定律或理论的形式。他用他的“按照因果律的时间先后原理”，来模糊地表述这个发现。

沿着康德开辟的思想进路，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紧随其后，把科学客观性等同于“主体间性”，即科学命题或科学理论可以在主体间相互讨论、检验、批判，并最终基本上达成意见一致。虽然科学客观性有时指称普适一致的潜力，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仅仅依靠科学共同体的一致，甚至经常依赖由权威授予的有限数目的人的确认，从而借助他们的资格和凭证确立科学理论的好坏优劣、存废去留乃至是否是科学真理。就这样，主体间性开始在科学客观性中扮演根本性的角色。

在康德之后的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一洞见，特别是在米德（G.Mead）、胡塞尔和舒茨（A.Schütz）的作品中。比如，胡塞尔说过：“在开放的无限范围中的每一个形状，即使在现实中是作为事实被直观地给予的，还缺乏‘客观性’；因而，它不是主体间地可规定的，在它的规定性方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不是可以互相交流的，因为每一个他人并不在同时实际地看到它。测量的技艺显然有助于实现这种客观化的目的。”波普尔更是径直指出：“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他后来又进一步指出：“主体间相互检验只是主体间相互批判这个更一般观念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或通过批判性讨论进行相互理性地控制观念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莫兰则一言以蔽之：客观性是科学共同体展开批评过程的结果，客观性产生于科学家的一致同意。

科学家似乎也不甘示弱。皮尔逊在论及自然定律的普遍性时，也在主体间性的意义上议论了自然定律的客观性。因为自然定律在独立于个人偏见和狂想的意义上，在对正常人普遍有效的意义上是客观的。他说：“自然定律具有完全独立于系统阐述、证明或接受它的人的心智的有效性。”“力学理论的惟一客观要素，在于类似的两种人类心智的知觉官能和推理官能。”彭加勒言简意赅：“保证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客观性，就在于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和其他思维者是共同的。”他进而解释道：“客观的东西必定对于许多心智来说是共同的，因而能由一个人传达给其他人，由于这种传达只能通过‘交谈’，所以我们甚至被迫得出结论：不交谈，就没有客观性。”也就是说：

除了对所有人同一的事物以外，没有什么事物是客观的；现在，只有比较是可能的，只有比较可以翻译为从一个心智传达给另一个心智的“交换货币”时，我们才能谈论这样的同一性。因此，除了通过“交谈”可以传达的事物，即可以用智力理解的事物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事物具有客观的价值了。

如果说彭加勒所谓的客观性主要针对科学的研究对象即客观实在而言的话，那么皮尔逊的目标直指科学判断和科学理论：“事实的分类以及在这种分类基础上形成绝对的判断——独立于个人心智的特性的判断——本质上概括了近代科学的范围和方法。科学人的首要目的在于在他的判断中消除自我，提出对每一个心智与对他自己同样为真的论据。”“科学的试金石在于，它的结果对于所有正常构造的和正式受教育的心智来说是普遍有效的。”罗素也赞同科学客观性即是主体间性：“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它的始终不变的目标是，“消除感觉的主观性，而代之以对所有知觉者都相同的一种知识。”

主体间性的核心思想是科学共同体的意见一致。什么构成意见一致（consensus）？在科学修辞中，可以称其为“普适的同意”吗？雷斯蒂沃对此的回答是：客观性不是普适同意的事情，而是限制性的一致的某一类型的事情。例如，主体间的一致能够被用来指称这样的一致类型，即在恰当证明的、其感觉器官处于“恰当的工作程序”且在近代变成作为科学家而知道的人中发生的一致类型。在决定给定的关于实在的陈述是否是“客观的”时候，它们依赖这种类型的一致。但是，也存在其他类型的一致，它们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受到局限。特殊的一致与所谓的“知识人”、他的学徒和他的同事相关。个体的一致可以被用来描述达到认知连贯（consistency），这种类型的一致是作者特有的、私人的或主观的知识的基础。一致的类型是按私人、群体和社会文化水准发展的。它们是人和环境（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之间关系的特殊种类的结果，它们导致可区分的实在的结构。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所有的一致类型都包含某种主体间的检验（甚至个体的一致也能够被察觉是内心对话的结果）。

主体间性除了上述的本义之外，一些学者还对它做出进一步的诠释。齐曼认为，主体间性包括“移情”（empathy）。“理解并想象地进入他人的感受”的力量，对于参与社会生活并分享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是根本性的。观察者要能理解这些状态，就必须有同样的个人体验，并意识到他人也有这样的体验。移情理解不仅在人的行为观察者和行动者之间起作用，对同一行为的不同观察者来说它也适用。他通过更广泛的反思表明：

主体间性既是人类状况的基础，也是主观性自身的基础。我们作为个体的自我意识典型地浓缩在笛卡儿的格言“我思故我在”里，但这是以我们对处于同一境况的其他生灵的了解为补充的。我们对自己更深刻的理解，是我们对他人的理解以及他人对我们的理解为参照物的。我们的思想因为“欢宴交际”（conviviality）而稳定，欢宴交际也就是把我们的思想与他人的思想相比较的机会。

隆季诺细致地考察了科学共同体通过批判达到协商一致的设计和构成的特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的批判性的相互作用，可以缓和主观偏爱对背景假设、从而对理论选择的影响。虽然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是科学认知的必要特征，但是并非正好任何相互作用的形式都将如此。如果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之点必须把主观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的东西，那么这些相互作用绝不应该简单地保持一个人的主观性和把它分配到所有其他人，而是必须构成真正的和相互的检验。详细说明共同体的设计和构成的特征能够有助于该目的，促进了转化的批判，从而达到作为知识合格的协商一致。这些特征有如下四点。（1）必须存在公共承认的批判的证据、方法以及假定和推理的论坛。（2）必须存在对批判的理解。共同体不仅必须宽容异议，而且它的信念和理论必须在对其内发生的批判话语的反应中随时间而变化。（3）必须存在公共承认的参照和诉诸标准：理论假设和观察实践参照它们评价，批判诉诸它们与探究共同体的目标有关。也就是说，通过明确地或隐含地表白遵守那些标准，个人和共同体可以采纳恰当的尺度，以评价他们的认知活动。探究目标的满意除非通过就共有的价值和标准评价，否则原则上不会被确定。这种评价可以由任何人执行，不仅仅由共同具有所有标准的共同体成员完成。而且，这些标准不是静态的，其本身在参照其他认为在时间上恒定的标准、目的或价值时，可以受到批判或发生变化。依靠这样的标准的预设是，它们幸存于类似的批判性的审查。（4）共同体必须具有理智权威平等的特征。有什么意见一致必须不是政治或经济的权力的结果，或者不是排除异议的视角的结果，而是所有相关的视角在其中被提出来对话的结果。这个标准严重强加内含的责任；它并不要求每一个个人过去的训练的履历或状态如何，都应该被认可在每一件事情上是同等的权威。逐题进行的相互作用，减少了把个人偏爱结合到科学知识本体中的可能性。虽然它们不能统统消除背景假定，但是能够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共同体之内和之间进行的相互作用消除了个人癖好，而且确保没有假定的集合仅仅借助它的公共性和隐匿性处于统治地位。他还强调了主体间的相互批判的广度和观点的多样性对于客观性的意义，并揭示出限制批判广度的几个条件——这能够妨害科学共同体的客观性。

当然，作为科学客观性的主体间的一致，并不能绝对地确保每一个命题或理论的客观性；但是，最终达不到主体间的一致，则完全可以断定它们不是客观的。不管怎样，主体间性依然是科学共同体追求科学客观性的最佳选项，没有其他选项像它那样言之有理、行之有效。不过，我们还是要牢记隆季诺和雷斯蒂沃的告诫：主体间的批判可以达到减少与境价值影响的过程，但是它仅仅是部分有效的屏障。虽然这些批判能够使某些负荷价值的假定在考虑（以及在采纳或拒斥）时变得可见，但是被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分享的那些假定将依然潜藏着，并进入所接受的背景，在评价资料和进行推理中难以觉察那些隐藏的价值。主体间性和意见一致并未解决科学知识和非科学知识的划界问题，也没有完全保证客观性。失败并非因为主体间性和意见一致与客观性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它们被当成不成问题的东西对待的。意识到主体间性和意见一致是成问题的，导致如下询问：设想首先有可能定义客观性为社会事实，那么什么类型的主体间性和什么模式的意见一致，最可能激励关于实在的客观陈述的创造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审查一下实在和客观性的观念。

第四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缺乏质而仅仅是关系的客观性。严格地讲，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事物的质，而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因为感觉的质无主体间性，而感觉之间的关系却有，从而能够达客观性。正如关系实在论的倡导者彭加勒所说：

感觉是不可传达的，或者毋宁说，感觉中的纯粹的质是不可传达的、永远无法穿透的。可是，这些感觉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从这种观点看来，凡是客观的东西都缺乏一切质，仅仅是纯粹的关系。……没有什么不能传达的事物是客观的，因此惟有感觉之间的关系才会具有客观价值。

他还一再申明：“惟有在关系中才能找到客观性；在被视之为彼此孤立的存在中寻求客观性，只能是白费气力。”由此看来，如果不化质为量——量实际上是一种关系的系统——的话，那么，无论是与人的感觉经验密切相关的所谓事物的第二性的质（颜色、味道、气味等），还是与感觉经验有不解之缘的所谓事物的第一性的质（大小、形状、数量等），都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没有主体间性即客观性。即使添加第零性之类的质，除了引起引起无穷倒退之外，也于事无补。

彭加勒的观点已被后人接受。哈耶克认为：“不同的人以‘相同的’方式对外部刺激物进行分类，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感觉性质对于不同的人是一样的（这是个无意义的陈述），而是意味着不同的人的感觉性质系统具有共同的结构（一个同质性的关系结构）。”雷斯蒂沃进而把这一观点加以引申，强调客观性是探究者和探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当然，彭加勒心里明白：“我不至于走得太远，以致说什么客观性只是纯粹的量（这就会不得不扯得太远了，需要详论上述关系的本性），但是我们听说，有人多么得意忘形，竟说世界只不过是微分方程式而已。”这样看来，罗斯扎克对科学客观性的理解——深深地根植于科学化的实在原则是，把量作为客观知识看待，而把质作为主观偏爱的问题处理——是否有点偏差？

第五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表现为理论的数学形式的不变性或不变量。伊利英和卡林金揭橥，自然科学理论相对于变换群的数学化的不变性原理，在最精确的意义上是研究活动的特征。由于把十分具体的要求强加于自然科学理论，它构成用抽象的对象操作的普遍准则，并详细阐明了结果的客观的、固定的准则系统。“客观性”在这种情况下意指反主观性和理论公式化的普适性，这当然是它们的规则的、必要的、因而客观的状况的指示。总之，自然科学理论的公式化相对于变换群的不变性之要求，保证了理论的多产性、一致性、同一性、结果的重复、独立于参照系；它也保证了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完成了目标设定的启发性功能。福尔迈也表示，科学的不变构成，远远超出了知觉的不变构成。在这里，考察方式的影响也应当通过不变值的探求而得以清除。人们完全可以把对无观察者参与的规律的寻求，看做科学的首要任务。这种寻求的卓有成效，就说明一个独立于观察者的实在的存在。这可以用数学语言表述为：客观性的标志之一，是面对坐标变换的不变量。

第六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与严格性或精确性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科学客观性的减少体现在与客观实在分离的理想化中，客观性与严格性是相互排斥的；另一方面，科学客观性的增加又体现在测量的不断精确的进程中，客观性与精确性是相互促进的。彭加勒不完全同意哲学家的下述诘难：你在严格性方面有所得，你将在客观性方面有所失。你只有割断把你和实在连接起来的结合物，你才能够达到你的逻辑理想。你的科学是确实可靠的，但是只有把它束缚在象牙塔内，断绝它与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它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若试图稍稍应用它，它就会从这个囚禁之处逃逸出去。彭加勒指出，严格地讲，情况并非如此。这实际上是把乍看起来没有区别的、两种不同真理——严格的数学真理和近似的实验真理——的命题混为一谈了。他表示，数学是在失去客观性的情况下才获得严格性的：

在严格性方面有所得，则在客观性方面有所失。正是由于严格性本身与实在相分离，数学才获得了这种完满的纯洁性。

与此形成对照，克莱姆克在重构经典的科学客观性时表明：原先的客观性概念——通过用钢做边缘和高度抛光的平面镜观看世界的、冷血的、无热情的、无个性的、被动的科学家的幼稚形象之概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即使它在过去是恰当的。对科学而言，客观性至少处于变化的精确性中。

第七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由科学的方法、规范、体制保证，而不是由道德诚实保证。科学客观性不是个体或个人所能决定的，而是科学家之间合作的产物。不是个人的公正性和道德的问题，而是科学建制或科学的规范结构的正常结果。夏平一般地揭示出，现代社会在决定知识主张的真理或谬误时，就不能诉诸熟悉性和个人德行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后道德文化”中。信任不再给予熟人，它被给予各种体制和被认为存在于某些体制中的抽象能力。卢曼（N.Lumann）将现代信任的这种特征称为“系统信任”（syxtemtrust）：信任而无须熟悉，信任而不可猜疑。现代性不是参照德行来保证知识，而是通过专家的专长。当我们信任甚或“虔信”现代的技术和这些系统时，我们的信念现在被广泛认为不在于与个人有关的道德特征，而在于隶属于体制的专门技术。隆季诺主要是从方法上论述的：探究方法的客观性不仅包括主体间的批判，而且在于它的程序和结果对于所描述的批判类型的响应达到的程度。科学方法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过程的集成，以致问题是科学共同体坚持批判性的对话的程度。在这个格局中，个人的客观性在于参与到集体的批判讨论的意见交换之中，而不在于他们对于他们的观察可能承担的某种特殊的（不偏不倚的、冷静的）关系。这样理解的话，在任何给定的科学共同体中，客观性依赖于发生的交换的质问的深度和范围。这种广泛一致的过程保证（或能够保证），作为被某组资料支持的、最终被接受的假设，并不是反映单独个人癖性的关于自然界的假定。

第八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包含社会文化因素，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和现象。封闭的、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成为科学客观性的基础，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科学共同体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与境中，在与社会文化相关的科学预设或背景假定的前提下，相互合作、相互批判、相互检验，并最终达到基本的一致。也就是说，科学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科梅萨罗夫认为，在琐细的意义上，客观性肯定地依赖于社会因素。按照该概念的真正本性，是“客观的”实体在穿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给定的主体产物的因素时，显示出不变性。于是，客观性必须负载某种主体间的稳定性。任何科学必须渴望某种程度的体系的统一，为此最小的要求是，它的客体是可以毫不含糊地鉴别的。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科学的命题才能变成可交流的。从那些可以得到的概念中选择一个概念是必要的，从而确立起一系列的实体统一体，它们显示出与意识、文化或某种其他社会现象的特定体系的稳定关系。因此，

要比较详细地弄清楚促进或削弱在任何特定时代或流行领域中的客观性实践和建制安排，从而弄清楚客观性理想被实现的程度，要求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研究。

科学客观性是相当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既有不利于客观性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有有利于客观性的社会文化因素，关键在于要尽量规避前者，恰当利用后者，以达成客观性的目标。对于这个问题，雷斯蒂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一方面指出，最客观的认识动因和共同体，基本上是那些用最普遍的和最弥散的兴趣完成的东西的动因和共同体。也就是说，人们为特殊的建制或社会的利害关系——国家主义、天主教、佛教、科学官僚政治、核武器工业——承担的义务越少，其认识越客观。同时，他也看到，真的客观性概念实际上依赖于探究，而探究与其说受特定的组织、机构或社会阶级价值和利益的指引，还不如说受广泛而弥散的价值和利益的指引。探究模式的健全性——科学、理性、逻辑——是由它的批判的图式（schema）的深度和范围衡量的。这隐含着，某些探究模式比其他探究模式更好；之所以如此，部分是由于在它们之中嵌入有自动防止故障特性的定理：这种探究模式没有就它自己的理性、逻辑或科学性做辩护的要求，或者它的产物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在任何意义上作为绝对真或绝对的或肯定的而构造；部分是由于添加或提高了批判的图式。另一方面，人们不知道或不能知道任何先验的事物，而必须竭尽心理的、物理的和社会的努力以获得知识。这是作为广泛被称为“主体间检验”的社会过程之产物的客观性的一般观点之基础。相关的观点把客观性建立在科学和科学证据的公共的和公有的基础上。于是，在传统上存在着普遍被接受的客观性的“社会理论”。它立足于下述假定：在公众论坛和科学家共同体中的交流和交换，是必要而有效的手段，这种手段保证，我们仅仅让对客观实在的可靠近似进入科学，而不让反常的感知的产物、挑选的和独有的认知或“不可控制的和未经证实的反省”进入科学。于是，他得出结论：

我构想的客观性的社会学在以下假定上操作：客观的陈述或真理永远不能是最终的或绝对的；达到真理的系统不能是普遍有效的，在它的基础方面不能是不变的；确定真理的与境比给定的或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体系与境更广泛地存在着。借助这些假定，客观性的社会学应该有助于产生真理，有助于产生客观性的新的与境和意义。

第九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是交互的、开放的和变化的。珀尔曼在谈到自然、自然中的人和作为自然中的人的产物的科学之关系时强调：“主要论题是人对秩序的科学的探求，他的指导原则，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他的概念的（和其他的）系统的建构，他对观念的投射和检验，作为结果发生科学中的不断革命。在所有这一切中，科学家是相互作用者，而不是实际上超然的观察者。假若如此，科学的客观性需要在较大的相互作用的与境中审查，而不是在所假定的充分分离的禁闭中审查。”他以与科学客观性密切相关的观察为例清楚地说明，观察有三个组分——观察者、被观察者、相干信号。这些组分形成相互作用的系统的基础，系统的成分是相互不可缺少的。雷斯蒂沃揭橥，客观性是探究者和探究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它是永远变化的，在广度和深度上是无限的，作为一个整体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一个开放系统。如果我们就开放的、永远变化的实在想发现我们能够发现的那么多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以开放的、永远变化的方式行动和思考。如果客观性是社会事实，它必然是开放的、永远变化的社会事实。想成为客观的（致力于客观性的过程）个人，必须力求变成开放的、自我实行的认识动因。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是探究的、反省的有机体（认识动因）。幸存以及超越这一点的生长、扩张与生命的质和意识的进化，依赖于我们开发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探究所拥有的实际无限的能力。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我们经历的社会化过程的开放程度，将决定我们能够达到的开放的生活和思维的程度。由此可见，客观性的过程似乎是人适应世界、改造世界和在世界中进化的过程，对客观性条件的追寻就是对幸存、适应和进化条件的追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客观性的社会学的研究任务和客观性概念化的方式：

客观性的社会学研究探究的社会和文化的条件，这些条件如何影响我们个人和集体构造客观陈述和发展客观知识的能力。需要以下述方式把客观性概念化：避免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把对真理的承诺（实质的、方法论的和理论的）与可以改变该承诺的信号的永恒开放性联系起来（这包括意识到新感觉装置的可能性）。

第十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不可避免地包含主观性。除了上面提及的科学认识是社会化过程，带有主观性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科学客观性之外，还因为科学认识是认识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主体是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一部分，他既是客体的观察者，又是人和自然界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无法把主体和客体截然分开，作为主体的科学家的主观性自然会或多或少地渗入认识的结果之中。萨尼特说得不错：“由于科学包含科学家，主观的要素总是存在的。达到客观性的惟一途径是把主观的要素和客观的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巴姆也认为，有些人误以为“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两极对立是完全相互排斥的矛盾对立面，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对可靠结果的强烈愿望可能受到称赞，但同时也必须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对这种两极对立的实质性相互依赖是无知的，或者至少是忽视的。客体总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无主体，便无客体；无主观性，便无客观性。客观性，就其存在而言，不仅依赖于主体的存在，而且依赖于主体特有的客观态度的意愿，即理解课题自身本性的爱好（在客体能被以这种方式理解的限度内）。

珀尔曼从作为自然的观察者和理论的建构者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必须不要把科学家看做是完全隔离的、独立的观察者，而是作为自然的有意识的部分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甚至干预那些部分，不管他们在自我矫正的反馈过程中、还是在用技术改变地球的面貌中正在观察、测量、想象、说明、形成和检验假设。我们使用一切——感觉、心智、想象、经验，包括社会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技术——探索我们的周围。科学家收集资料，但是它也像陶工塑造泥土一样，通过概念模型和指导原理塑造他的资料。他把他的尝试性的模型投射到自然本身。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家像艺术家一模一样，部分地创造了他寻求的秩序。不过，科学家用他观察的东西形成体系。因此，必须在科学作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这样的与境中，来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竭力否认科学的主观性，毋宁调动科学家的主观性的积极作用，使之有助于科学。莫兰道出的正是这个意思：

科学的客观性不排除人类精神、个别的主体、文化、社会，而是调动它们的作用。客观性是建立在不断调动人类精神、后者的建构能力、社会文化的酵素和历史的酵素的基础上的。我重复指出，如果在这个背景内的人们想寻找某种关键的和决定性的东西（虽然客观性并不是只有一个基础），这就是自由地交换意见。主体间的相互批评是客观性概念的关键性的关节点。

参考文献

©李醒民（1945~），男，陕西西安人。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编。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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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范文篇8

关键词：民族经济利益客观性利益层次

法的物质制约性原理表明法律从根本上讲是调整利益关系的工具，法的公平与否完全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程度。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格局要求法律不能只考虑国家经济利益，而且要考虑包括民族经济利益在内的不同群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那种忽视群体经济利益，认为只存在国家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个人总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个人经济利益必须通过一个中间环节──群体经济利益来实现。民族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是一种群体，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

一、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

民族经济利益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各种经济资源、经济条件和经济机会的总和。民族经济利益的范围和方向的确立，数量、质量的增长和提高一方面受一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该国民族关系状况的制约。传统法学理论普遍忽视了民族经济利益的存在，比如边沁就宣称“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而庞德只承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利益学说，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而成为更多人的共识①.就连我国当前的法学理论中，并没有民族经济利益的一席之地，而处处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涵盖一切。“我国法学理论和立法上通常都将国家的、集体的和个人的三者利益并列在一起提出，这常常给我们造成某些错觉”②。只不过它给我们造成的错觉是民族经济利益已经包含到集体利益中去了。其实不然，民族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范畴，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法律范畴，同时它带有人的共同体的生物属性，这一切便构成了它不同于其他任何范畴的特点──民族性。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主体看，民族是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主体之一。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构成人类社会的各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家庭、基层组织、行业、阶级及阶层、民族和国家七大层次……依主体的不同，利益可以划分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地区利益、部门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③.由此可见，从主体考察，民族经济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该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存在，也就是说，作为客体的经济利益与作为主体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

其二，历史地看，民族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国之内的不同民族经济利益。“在历史的行程中，紧接着一个时代夜幕的是另一个时代的黎明”④。城邦国家的理想是帝国，而帝国的恶梦却是民族国家。而今，民族国家已覆盖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是史无前例的。总体而言，民族国家的建立旨在排除其他民族的统治，它的基础是新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组成该共同体的人们首先具有共同的民族经济利益，此时，该民族经济利益与该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基本一致。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形：由于存在着多个不同的民族，因而，国家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多民族共治政权而不是一个民族的自治政权。因此，各民族除了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的表象──国家经济利益之外，还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各民族经济利益。我们所言的民族经济利益，当然是指多民族国家里不同民族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反映了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里基于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而产生的各民族经济利益上具有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历史实际。

其三，从现实看，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决定了各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传承继受者。当今我国民族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表现为：一方面，全国56个民族根本的经济利益的统一性。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治保障，国家的建立使国内各民族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实体，从而也确保了各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之安全。另一方面，各民族所居住的区域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差异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不仅使不同民族经济利益活动的内容各不相同，而且使其经济活动的方式和道路选择，也表现出重大的差异”①，因而，各民族经济利益客观上具有差异性。在我国，这种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是以二元结构为表征的，突出地表现为汉族居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的差异。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要求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实际，运用公正有效的法律机制实现民族经济利益的分配。

二、民族经济利益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利益是个客观范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正是利益的客观性决定着法的内容并非立法者任意的主观意志的体现，而是具有受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客观内容。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内容集中地反映在以国家、民族自治地区和民族为基本主体单位的利益结构之中。

其一是国家利益层面中的民族经济利益。

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国家利益就是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③，这种共同利益以“普遍利益”的面貌出现，它一方面反映着我国社会各种利益主体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正义价值，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包括民族在内的各主体在基本社会公正理念的主导下，逐步实现其经济利益。因此，在国家利益中，总包含着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也包含着不同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我国的法律从宪法到基本法律和法规都贯彻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和保障全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原则，从而应证了民族经济利益不但包含在国家利益之中，而且有可靠的法制保障。

其二是以民族自治地方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对民族关系和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历史实际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我国历史看，民族关系主要围绕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主要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之间关系两个层面展开。从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情况看，无论是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还是以某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对其他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基本采取了比较松散的联系或统治政策，无论是表面的臣服、羁縻，还是怀柔与因俗而治，基本没有脱离“民族自治”的樊篱。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承认了民族自决权，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盟共和国”①。1938年9月，

在作《论新阶级》的报告中提出：“允许蒙、藏、瑶、苗、彝、番等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②。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③，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设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④。从此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之后，于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年5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又修改了该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对历史上民族政策的一种延续。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个层次，与此相对应，民族经济利益分别以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为单位分为三个层次。区域自治并非某一个少数民族的自治，而是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域以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其他民族共同参加的自治。区域自治符合历史上和现实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纯粹的某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是不存在的，各民族（包括汉族）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才构成了民族地区的生活画面。因此，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考虑了民族和区域两个因素，一方面，该地域某一个少数民族从绝对数量或相对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另一方面，其他民族也生活在该地域。考虑到这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才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这些不同的民族统一于区域之中，又使这个区域围绕着某个民族而实现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自治，而以经济利益为客观体的经济自治权是经济自治在法律上的表现。当前，我国的民族经济法以民族自治地方为最主要的主体，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中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等不同效力层次的法来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和民族发展。

其三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民族是由民族成员构成的。然而，构成民族的民族成员并非全部聚居于一个固定的地域，他们经常由于历史或现实的种种原因而散居在全国各地。尽管该民族也许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聚居地域，但散居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呢？答案是肯定的。以回族为例，尽管其聚居地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贵州咸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和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一个自治区，两个自治州和十个自治县，但是，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散居的回族存在。他们以民族为单位的经济利益不但渗透在这些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当中，而且主要表现为基于其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享有的经济利益，如清真食品的生产、销售、贸易和管理。法律应当而且已经肯定了这种经济利益的合法性并通过相应立法予以保护。在广大的汉族地区，尽管少数民族只占极少数量，但是，他们的民族经济利益应当得到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应当得到尊重，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应得到重视，这也是人类文明的起码要求。

另外，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区基本上地处边疆，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状况较差，社会生产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无论是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地域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需要获得同汉族或其他地区同等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利益与非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是相对而言的，它们的差距反映了民族经济法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守法各个法律实践环节尚存在诸多不足，如何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于法有据和将法律意义上的利益即法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命题。

①参见《法的现象与观念》，孙笑侠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②《法的现象与观念》，孙笑侠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③《法的应然与实然》，李道军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④《政治学的重大问题》，[美]莱斯利？里普森著，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①《经济人类学》，陈庆德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③《法理学》，孙国华主编，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①《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②《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

客观性范文篇9

1998年，该书在加拿大出版，郭镇之当年发表的论文《“客观新闻学”》9次引证该书的观点。我也在当年得到作者送的英文原版书，随即将书中“不死的上帝”（现在看，应该翻译为“不死之神”，因为原文god没有大写）这个关于新闻客观性的比喻用到了教学上。该书带有明显的批判学派色彩，可以说是一本以新闻客观性为切入点，深刻剖析北美传媒境况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书中所使用的充满讽刺意味的语言，无疑使翻译过程变得十分艰苦，两位出色的译者在翻译了两遍之后才得以定稿。经过译者长时间的研读与润色，该书的中译本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

现在的译作距原作付梓已七年有余，如同中文版序言所说，“书中某些具体细节已成为历史”，但其“所揭示的新闻客观性的多面性、复杂性与矛盾性在过去几年中变得更明显了”。经过了时间的磨砺，书中的观点依然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这也正是我们有必要重温此书的原因。

“新闻客观性”是新闻学久远的命题之一，其基本思想是对事实进行准确的报道，禁止在报道中直接、公开地采取带有撰稿人主观倾向的立场。1对新闻客观性的论述可以追溯到1702年英国出版的第一家日报《每日新闻》（TheDailyCourant），其创办者马利特（E.Mallet）曾说：“报纸的义务在于将事实叙述出来，结论应由读者来做。”2然而，这家报纸不久变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家政党的机关日报，客观的办报宗旨不复存在。显然，在政党报刊时期的高涨期，保持一家报纸不偏不倚的态度是很困难的。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业的一种普遍理念，发生在此后一个多世纪，即19世纪中叶新闻业从政党报刊时期转向商业报刊时期。最近一个半世纪，新闻报道在体裁、方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新闻客观性的理念也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其中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的攻击最多。但西方的新闻专业标准——客观性、平衡性，在媒介组织中却始终是显而易见的。3丹尼斯（E.E.Dennis）和梅里尔（J.C.Merrill）谈到美国时写道：“如果说美国的新闻实践中有一条最重要的信条的话，那就是客观性的原则。”4

《维系民主》以此为出发点，从对欧美现代新闻史的理性梳理开篇。该书第一章清晰地论述了新闻客观性的起源，指出：“只有通过考察19世纪新闻出版广阔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商业报纸、激进工人阶级报刊的关系，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当代新闻客观性理念”。（2页）在作者看来，新闻客观性的起源与劳工报刊、通俗商业报纸的兴起紧密挂钩。通俗商业报纸预示了现代新闻客观性体制的形成——报纸必须独立于党派争斗之外；劳工报刊则“采纳了启蒙时代民主话语以及它的普遍化语言，这一普遍化的观点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新闻客观性的原初形式”。（8页）

该书第二章在论述新闻客观性如何发端之后，继续详细地论述新闻客观性理念的演变。譬如，摄影和照相制板技术的发明增强了以未经润饰的事实作为正确判断的认识基础的意识，导致一种朴素现实主义的事实观；法西斯政权则让人们懂得，表面的现实主义很有可能被利用而沦为宣传工具，但这又同时导致新闻客观性对主观性的一定程度的吸纳，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解释性报道”（interpretativejournalism）等新的新闻报道形式；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以及美国“水门事件”对美国大众心态的影响，“批判性新闻”（criticaljournalism）又粉墨登场了；后来还有诸如“调查性新闻”（investigativejournalism）、“精确新闻”（precisionjournalism）、“名流新闻”（celebrityjournalism）、“倡导性新闻”（advocacyjournalism）、“新新闻”（newjournalism）等5各种号称“比传统的新闻客观性更客观”的新闻报道形式轮番上阵。

该书谈到，企图改变或修正北美新闻业缺陷的运动搞了几十年，五花八门，但任何一种运动都没有罢黜客观性体制的权威地位。（32页）那些强调主观性的新闻，最终不会在主流新闻范围内占有任何地位。（33页）也就是说，演变归演变，怀疑归怀疑，挑战归挑战，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或追求，始终是人们评判新闻工作的原则——这是《维系民主》首先要证明的一条结论。该书也因此而宣称新闻客观性是“不死之神”（agodthatwon’tdie），并把“不死之神”欣然作为第四章的章题。（60页）这种情形正如郭镇之教授所总结的：“新闻报道的实践方法虽然发展了，但是，新的报道方式并未改变西方新闻学总的客观性格局。”6

那么，新闻客观性何以一直成为北美传媒中的“不死之神”呢？该书第三章对此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一，客观性可以较好地解决媒介与社会，特别是媒介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遵守这些客观性准则，新闻媒体就保持了自己的稳定性和保证了接近官方信息源而不必牺牲政治独立和中立的公众形象。”（56页）第二，商业逻辑催生了新闻客观性，7“拥有经济头脑的报业老板意识到一份报纸应该面面俱到，仅有偏执的政治内容是不够的”，因为“为了获得大量潜在的读者群，新闻得被认为是公正的才行”。（47页）第三，客观性是新闻从业人员抵御批评和“逃脱责任”的一种“策略仪式”，通过这种“策略仪式”，“记者可以确立所陈述的事实的真假值，使自己免于编辑的责难和因诽谤而吃官司这样的危险，还可以使他们不必为报道中暗含的价值观或后果负责任”。（23页）

在陈述了新闻客观性的起源、发展、演变以及论证了为什么新闻客观性能够继续保持其“不死之神”的地位之后，该书第四章转而从正面论述新闻客观性的范畴。如同恩格斯所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8《维系民主》并没有围绕定义做文章，该书超越了对定义的追逐与纠缠，对新闻客观性的范畴做出了系统而多角度的归纳，这是该书值得注意之处。

从新闻道德的角度出发，新闻客观性是一种规范化的理想、一套新闻采写编的工作标尺。这些目标包括新闻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记者的超然与中立态度。第二，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新闻客观性是一套对知识和现实世界的假定。这些假定是：事实与价值之间、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相互隔离是可能的，“反映世界”或“全真地捕获世界”也是有可能的。第三，从形式主义的角度出发，新闻客观性是一套采写新闻的实践和“统一的技术标准”。9第四，新闻客观性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以种种机构化了的形式体现出来。新闻客观性是在特殊的机构框架中运行的，并且不是简单被动地反映，而是参与了这种框架的组建。第五，新闻客观性是有关新闻的公众话语中的一个活跃部分，是受众对新闻期望的共识的一部分。（60-65页）

新闻客观性在《维系民主》中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概念，而是一套完整而周延的“体制”。这种“体制”不能不让人联想起法国哲学家福柯（M.Foucault）对于话语“体制”的研究，事实上，《维系民主》一书的作者也承认，他们对于新闻客观性的分析部分地得益于福柯的方法。（96页）在他们眼中，新闻客观性既是宏观理论，又是微观实践；既是渗透到新闻体制、新闻理论、新闻伦理到新闻采写编排各个领域的一种职业精神，又是一种文化形式和一套高度程式化了的操作性很强的程序。10

上述五个角度是互相依存、难以分割的。前两个角度的共同点在于，把新闻真实视为新闻客观性的理念之一。真实是客观性首当其冲的要素，而“真实地反映世界”也是有可能实现的。第三与第四个角度的共同点则在于，把新闻客观性看作一种形式、结构，包括新闻采编的形式、新闻机构的结构（譬如广告部门与编辑部门不得混岗等）。第五个角度则表明，两位作者并没有忘记受众一方，新闻客观性往往成为受众在批判记者或新闻报道存在偏见时所采用的标准，这种标准兼有客观性理念与客观性形式的意味。因而，倘若允许我们用一句比较简洁的话来概括《维系民主》对新闻客观性的解释，那便是：客观性是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换句话说，作为形式的客观报道与作为客观性理念之一的真实性要求，是新闻客观性问题的两个大的方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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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往探讨新闻客观性的时候，往往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在新闻客观性的理念与形式之间各执一端。然而实践的结果却显示，无论执哪一端，虽然从一方面看都有些道理，但毕竟失于片面。譬如，客观性的形式很有可能为有意操纵新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有权势的新闻来源者提供操纵通途，使记者们无法公开揭露这种操纵，反而致使真实性原则被肆意践踏。记者的脑力劳动被异化了。（34页）但是，与此相反，一味追求客观性的理念，忽略客观性的形式，更成问题。正如康德（Kant）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的那样：“惟有依赖于这形式，才有那种愉悦。”12我们也可以说：惟有依赖于这形式，才有那种客观性。丹尼斯（E.E.Dennis）曾明确指出：“客观性仅仅是一种表述信息的方式方法。……如果记者遵循系统决策的程序，不偏不倚并非他们现在力所不及。”13

就目前我国新闻业现状而言，客观性的形式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譬如，编辑部门与广告、发行或经营部门混岗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这就说明我们国家新闻机构的形式还不够健全。形式上如果有漏洞，即使再强调“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或其他经营活动”14，问题还是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再如，作为新闻职业规范之一的“更正与答辩”，多数报纸没有为其设置栏目。没有“更正”，怎么谈得上“不固执己见”？没有“答辩”，怎么谈得上“为事实涉及的各方提供公平的应答机会”？由是观之，比起我们以往对新闻客观性的理解，《维系民主》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理解恐怕要科学些、全面些，因而也更有说服力。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维系民主》的后半部分在更深入的层面（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对新闻客观性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展开了鞭辟入里的论述，这是该书更为精彩而发人深省的部分。作者指出，客观性自身带有典型的保守主义倾向，“新闻部门大都乐意接受和传播那些事实——事实的有效陈说，而这些事实是由权威新闻来源制造和提供的，而且与社会各界的共同理解一致。”（112页）何况，新闻业再如何客观，它也必然要臣服于商业主义、自由民主或其他什么东西，新闻业是不能选择不要原则的，它只能选择它的原则是否被公开承认。（186页）也就是说，纯粹的客观只能在形式上做到，不存在内在的“纯客观”。

新闻客观性是新闻学界耳熟能详的范畴和概念，“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一度被列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第五条（不知为什么，1997年第二次修订时把这条修订掉了，没有做任何解释，也没有人提出质疑）。在人们普遍认可之时，这个范畴的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与讨论，而这种讨论确立新闻职业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哈克特与赵月枝合著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道路。该书把新闻客观性作为体制性问题来研究，它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说：“希望通过对该体制的基本要素的确定，能对历史性的比较分析与新闻传媒系统民主化的政治策略大有裨益。”（序言18页）我们也认为，该书独到的见解及大量的事例，成功地阐释了一种系统的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理念。它的中文译本的出版，对我国新闻理论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释：

1郭镇之《“客观新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2陶涵主编《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文津出版社，1989年，8页。

3NickStevenson，TheTransformationoftheMedia，Pearson，1999，p96。

4丹尼斯、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100页。

5这几个新闻学名词，翻译不大一致。本文采用的是《维系民主》的翻译方法。其中advocacyjournalism有时被翻译为鼓吹式新闻或提倡式新闻；criticaljournalism有时则被翻译为挑剔性新闻。

6郭镇之《“客观新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7当然，市场逻辑与新闻客观性的关系需要辩证来看。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因市场逻辑而产生了客观性体制，但是现在两者正在分离之中。可参见该书第146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90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9这些技术标准包括：使用引号标示出特点概念；对观点追根溯源；以恰当的顺序和格式构建信息；表达出双方或所有主要方在政治问题上的观点；遵循通行的有关体面和良好品位的标准。这些标准使新闻客观性成为一种有着独特技术准则及实践规则的“文化形式”。可参见该书第24页。

10譬如，丹尼斯曾引用编辑罗纳德•比尔（R.Buel）的思想框架来说明这种程序是如何操作的：1、资料分配，为什么值得报道；2、资料收集，什么时候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3、资料评估，什么重要到可被放入新闻中；4、资料写作，使用什么词语和形象；5、资料编辑，什么新闻应该有一个大标题并出现在头版上。可参见丹尼斯等，《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第三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109页。

11陈力丹《新闻的客观性——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新闻记者》1999年第9期。

12康德《判断力批判》175页，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客观性范文篇10

关键词：客观性科学科学的客观性辩护

Abstract:Thecharacterristicofscienceisobjectivitywhichhasthreedimensions:therespectiveobjectivityofobject,methodandcomment.Confirmingtheabilityandpossibilityofscience’sobjectivityrecognition,thepaperjustifiesthescience’sobjectivityfromsevenaspects.

KeyWords:objectivity,science,objectivityofscience,justification.

一、客观性是科学的特采

客观性概念的出现要比科学早得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只是伴随近代科学才引起人们注意的，即使在这个时期，科学共同体一时并未普遍认可实验检验是科学理论客观性的根本标准，更没有树立起它的应有权威。在这里，我们首先要问，科学的客观性是什么？

我们所谓的科学的客观性，主要是就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即科学理论的客观性而言的。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科学包含有一定的价值因素和主观成分，其客观性不像在科学理论中那样特别显著，但是这二者中的客观性毕竟是科学理论客观性的保证，而且能在落实到科学理论之中显示出来。科学理论的客观性意指科学理论具有客观的属性：科学理论涉及的对象是客观世界中的实体、关系、结构、事件、现象等；它是通过客观的方法和程序建立起来的对客体的尽可能真实的描述和说明，即达到对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科学共同体对科学理论的检验和评价有一套公认的比较客观标准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体科学家的主观癖性和偏好。这一切，都要求科学家具有客观取向的态度。于是，客观的存在是客观知识的发源地，客观的方法是客观知识的助产士，客观的评价是客观知识检查官。于是，作为科学研究结果的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就成为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和最终表现，它把本体论的客观性、认识论的客观性和价值论的客观性尽收囊中，也就是说，科学或科学理论具有对象的客观性、方法的客观性和评价的客观性三个维度。就这样，显得有点悖谬的是：尽管科学理论本身不是“客观的”——因为它是人的心智建构起来的思想体系，不是第一世界的客观存在——但是它却具有客观的属性，而且是波普尔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的客观知识。

科学尤其是科学理论确实具有客观性：这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现实的确切事实。进而，我们可以说，客观性是科学的特采，是科学与其他学科或知识部门的最大不同之处。如果要概括科学知识与其他类型的知识的相对特征，也许人们会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它是客观的。萨顿指出，科学的目的在于客观性，科学家尽力减少他的“个人误差”。艺术工作则相反，具有极端强烈的个性和感情色彩。莫诺把客观性看做是科学和伦理学的根本区别：“当人们把客观性当作真正知识的必要条件时，就已经在伦理学和知识这两个领域之间，划定了为探求真理所必需的根本区别。知识本身是排斥一切价值判断的；本质上是非客观性的伦理学，则永远被排除在知识的范围之外。事实上，这种根本区别被规定为一条公理以后，就创造了科学。”波普尔基于客观性，在科学与宗教和神学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而且，公众之所以敬畏科学，部分理由来源于下述信念：科学探究与其他探究模式不同，正是由于它的客观的本性。

在近代科学中，具有客观性的力学图像是由从科学中消除拟人化、目的论等明显的主观性因素开始的。克莱姆克表明，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差别被视为支配方法论和客观世界图像内容的主张，从笛卡儿和伽利略到现在一直统治着近现代科学、哲学和西方文化。近代科学要求在什么是客观的和什么是主观的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按照力学世界图像，世界的客观特征是物质、运动及其规律，是用量的语言写成的那些经验特征。因此，客观的含义有二：存在意义上的客观，通过不偏不倚的方法达到客观真理意义上的客观。史蒂文森赞同，客观性是科学的中心优点。毕竟，科学被设想是公共知识。它的发现是任何有资格的观察者可检验的。科学方法论被设想抵制可以影响其判断的主观情感和偏见。沃尔珀特强调：

作为与主观性不同的客观性是概括科学思维特征的约定手段。对于把证据与理论分开，对于能够客观地考察一个理论，对于就其本身辨认它是某种东西来说，它是重要的，事实上是必不可少的。科学客观性的观念只限制价值，因为产生科学观念的方式能够是高度主观的，科学家将强有力地捍卫他们的观点。当开始判断主观的观点是否正确时，是客观的在科学中是决定性的。人们必须在面对证据、客观信息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

关于科学理论或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由于客观性术语的多义性和复杂语境，讨论起来会变得十分困难。不过，劳埃德还是就科学知识中的“客观性”进行了思考，描述了在广泛流行的用法中四种基本的意义如下。当应用于认知时，客观性意指超然的、祛利的、不带偏见的、非私人的、不投入特定的观点的；在这样的案例中，客观性不是通过这些方法所知道的无论什么东西的属性。客观性的另一种用法更复杂：当客观性意指公共的、公共通用的、可观察的或可接近的（至少在原则上）时，则包含实在和认知者之间的关系。类似地，当客观性意指独立的或与我们分离的存在时，它把我们引向作为认知者的我们和我们力图获得关于它的知识的实在之间的某种关系。最后，有一种流行的客观性的意义是，实际存在、实际实在的或事物实在地所是的方式。这最后的用法被设想应用于实在和认知者之间的无论什么关系。迪昂对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的界定则要狭义得多：在物理学中，陈述事实和阐明定律的命题具有客观的含义，而纯粹的理论命题则不具有客观含义。实际上，一般而言，物理学理论是这样两种成分的密切混合物：阐述事实或定律的命题是赋予客观含义的实验观察，以及没有任何客观含义的理论诠释即纯粹符号。后者是理论纯粹虚构的结构，对形而上学家没有任何价值。前者富有客观真理，适合于教育宇宙论家。

二、科学客观性的三个维度

不管怎样，只要认定科学理论具有客观性，那么科学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价值论的客观性也就间接地得到辩护，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假如外在世界是主观的，探索进路是主观的，评价机制乃至科学家的态度也是主观的，那就不可能获得客观知识或客观真理。现在，我们拟对科学或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的三个维度——对象的客观性、方法的客观性和评价的客观性——进一步加以说明。

对象的客观性或本体论的客观性。科学或科学理论是把客观实在、特别是客观的自然存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不管把这样的实在被视为真实的存在，还是权且把它当做科学概念、科学信念或科学预设。为此，福尔迈提出科学的客观性预设和实在性预设：

客观性预设：科学陈述应当是客观的。在这里，“客观的”意味着与实在相关。科学陈述（也许心理学陈述除外）与观察者的意识状态无关，而与（假设性地预设了的）实在有关。可见，这种解释建立在实在性预设的基础上。客观性预设和实在性预设（存在一个独立于知觉和意识的实在世界）一起宣称：客观陈述原则上是可能的。

他进而揭橥：在知觉中，实在世界的重构是无意识地进行的；在前科学中，是有意识而非批判地进行的；在科学中，则是有意识地和批判地进行的。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就是朴素实在论的态度，在它看来，世界如同显现给它的那样。知觉的假设虽然作为这样的假设是可以认识的，但是因为是天赋的和无意识的，所以几乎无法加以纠正。与之相反，科学假设原则上是可以纠正的，尽管也会遇到巨大的心理障碍。

至于实在是实体、关系、能量，还是事件、信息，我觉得对科学来说似乎并非特别重要，关键在于它是否是客观存在。在这里，有两点必须引起注意。一是克鲁比乌斯（Klumbies）所说的：“自然与理性之间的和谐之所以得以实现，不是由于自然符合于理性，而是因为理性符合于自然。”二是要秉持实在论的观点，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工具论或现象论的立场上。巴姆对此有所阐明：“我虽然承认‘表观客体’（即显现于经验中的客体）与‘实在客体’（即认为以不在经验中显现的方式且不依赖于在经验中的显现而存在的事物）的区别，但是却不想以一种坚持对‘实在事物’的信念的方式来限定科学。我个人认为，将科学限制在表观客体的范围之内，不仅过分限制了科学，而且严重妨碍了科学研究的进行。因此，在我看来，愿意坚持客观性包括愿意坚持实在论。”

方法的客观性或认识论的客观性。科学是通过尽可能客观的探究过程，达到对客观实在的部分认识，从而形成具有客观性和真理性的科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客观的科学方法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也就是说，具有较多客观性的实证方法、理性方法以及具有某种客观性的臻美方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隆季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科学的客观性问题：“科学被认为在客观性术语的两个表面上大相径庭的涵义上，向我们提供了是客观的世界观点。在一种涵义上，客观性与关于科学理论的真理和指称特征的问题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与科学实在论的论题有密切关系。在这个涵义上，把客观性赋予科学就是主张，科学所提供的观点是把自然界的事实准确地描述为它们所是的样子；它是在世界中被找到的客体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正确观点。在第二种涵义上，客观性与探究模式密切相关。在这种涵义上，把客观性赋予科学就是主张，科学所提供的观点是通过依靠非任意的和非主观的标准达到的观点，以便发展、接受和拒斥构成该观点的假设和理论。对这样的标准的依靠和使用以及该标准本身，就是所谓的科学方法。常识表明，如果科学在第一种涵义上是客观的，那正是因为它在第二种涵义上是客观的。”

我们的感官和理性是不完善的和“主观的”，它们是否能够获得对客观实在的客观认识呢？福尔迈立足于进化认识论立场，对此做出断然肯定的回答：

所有认识装置都提供了关于客观实在的信息！它能够处理的确定片段越多，能够在相互间区别开来的不同刺激越多，也就是说，它的分解机能越大，它也就越接近于外在于主体的实在。在同假设实在论的联系中，进化认识论确立和奠定了客观知识的可能性，这无疑也是它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由此一来，它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关于实在世界的存在及其可知性的直觉信念做了辩护。我们有更多的理由信赖我们的感官印象、知觉、经验判断和科学知识，而不是首先就猜测所有认识的假设性质。

在隆季诺的上面的引文中，他已经赋予科学方法以客观性，并把科学方法视为科学认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他进一步申述了其中的微言大义：把客观性赋予科学方法至少能够意指两件事。科学家常常讲到资料的客观性。关于这一点，他们似乎意指，他们的理论和假设赖以立足的信息得到的方式能够为它们依赖于该信息辩护。这包括下述假定或确信：实验被恰当地完成，定量的数据不受测量仪器设计中的任何缺陷和所研究的样本行为中的系统的、但却非特征性的古怪性曲解。如果给定的资料集合在这个涵义上被客观地得到，那么就准许人们确信，它在客观性的两个涵义的头一个上（准确的描述和正确的观点的客观性）提供了可靠的世界观点。由于理论负荷问题，必须证明这类客观性合格。能够是可靠的东西，是在特定的维度或尺度类型内测量值的相互关系。虽然客观的即可靠的测量实际上是客观的科学方法的一个决定性的方面，但是它并不是方法客观性问题能够在其中出现的惟一维度。在把客观性赋予方法时，我们也能够关心它以公正的和无偏见的方式，提供评价假设和理论的手段的广度。他特别强调：重要的是，要在作为科学方法特征的客观性和作为个体的科学实践或他们的态度和实践的客观性之间区分。科学方法的标准叙述倾向于把二者合并，从而导致高度个人主义的知识叙述。实证论的或传统经验论的关于客观性的叙述，把客观性在实践者遵循方法的意义上赋予实践者。按照这种观点，方法是某种能够被单独的个体实践的东西：感觉器官和推理能力是进行受控实验或进行严格的演绎所需要的一切。对于库恩和与境主义的叙述来说，合理性和尊重观察资料对于保证个体的客观性是不充分的。在库恩看来，这是因为这些理智活动是在科学共同体同意的范式的与境中完成的。向科学作为实践的观念的转变，使得把科学方法视为不是主要由个人、而是由社会群体实践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必须把科学方法理解为社会的而非个人的过程的集成。

隆季诺的强调实际上表明，科学方法的客观性要由科学共同体来担保。拉奇在谈到传统观点对客观性的明确承诺时，对这一点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观察是固有地客观的和中性的，不管人们的背景、训练、预设或喜爱的理论是什么，人们像其他人一样看到相同的事物。在对人们看到的东西的诠释和说明上可能有争论，但是与科学有关的赤裸裸的经验确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这些中性的、公共的和共享的观察事实能够被用来客观地解决争端，客观地指导人们摆脱不正确的理论。由于该过程是逻辑的，如果在其上操作的观察资料是客观的和中性的，那么这些逻辑过程的结果同样是客观的和中性的。观察的中性能够作为科学的客观性在其上被建立的基岩，初始歧异的观点最终会被迫收敛。于是，科学最终是自我矫正的，由于不管你从那里开始，观察的客观性会最终迫使你远离起点的错误。当然，科学家是有人性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听任偏见和倾向动摇他们。一些人可能让他们的主观性摆脱控制。但是，在科学内还会共同坚持客观性。因为为真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永久的（从希腊人那里继承的观点），真的科学结果都应该可以再产生。因此，个别科学家对客观性的偏离不会伤害科学事业，由于不可再产生的结果不会被科学共同体接受。进而，科学的逻辑的和经验的要求，使得非客观的东西没有途径进入科学。波普尔的观点也值得我们重视：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而仅仅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从而建立在它的某些社会方面的基础上。……简言之，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的基础上，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的传统的基础上。因此，自然科学家的思想并不比社会科学家更加客观。他们也并不更具有批评态度。如果自然科学中客观性更多一些，那是因为有清晰性和理性批评的更好的传统和更高的标准。

评价的客观性或价值论的客观性。这主要要求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采用客观的评价标准和机制评价科学理论，同时要求科学家在评价中始终保持客观的心态。作为科学探索方法的实证、理性、臻美方法，实际上也可以当做科学评价的方法，即以它们为标准对科学理论进行客观评价。爱因斯坦所谓的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外部的确认和内部的完美——其中前者是用经验检验理论，是比较客观的标准，在应用时容易取得科学共同体的共识；后者作为一种准美学标准，虽然包含较多的主观因素和个人成分，但是科学共同体经过长期的切磋琢磨，逐渐形成了一套以理性统帅和贯穿始终的理智价值评价标准，也具有足够的客观可行性和可靠性。

科学理论享有与它的生产和使用的条件无关的独立性。力图达到这种独立性的一种标准方式是，通过参照评价尝试性的知识主张的客观的（意义上共有的和持久的）标准。亨佩尔指出，早期科学客观性思想，要求在确定对评价问题做出明确回答方面具有客观的方法论规范，以便使运用这些规范的不同科学家能够同意它们的裁决。我们简要考虑的这些标准，主要是用逻辑理论的术语来表达的，这很可能预示它们的客观性。这些标准也使用某些非逻辑的概念，即观察语句和观察术语的概念。正是在使用观察术语和语句中被假定的主体间的相互一致，在证据的层次上保证了科学的客观性。既然评价科学陈述的方法论规范要求在假设与一组证据之间具有可精确描述的逻辑关系，并且这组证据必须通过直接观察以达到主体间高度一致来确立，那么它们就是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他还表示，科学被普遍地看做是客观主义的事业，科学的评价标准不仅仅是主观的和个人的。某些被相当普遍承认的规范具有重大的强制力，其中有与演绎逻辑标准一致的要求和对逻辑不一致的禁止，有对测量和检验统计假设的清楚的规范。当要求所体现的规范非常明确和精确时，它们肯定不允许科学家在理论选择的辩解中做个性化的思考。这些要求包含客观主义的意图，并经得起讨论和可能的进一步澄清。经验科学有时也运用只能模糊描述的概念，但是它们的使用没有理由是任意的，或者是主观选择的问题，这消除了把科学看做“怎么都行”的观点。

巴姆说得好：愿意并努力坚持客观性已被认为对科学来说是基本的，因为这种态度就达到可靠的结果而言是更可取、更有益的。愿意坚持客观性包括以下方面：愿意追随科学的好奇心至任何它可能达到之处，愿意受经验和理性的引导，愿意坚持可接受性，愿意按科学发现提出的要求改造自我，甘愿犯错误，愿意坚持不懈。尤其是，愿意保持诚实（不仅愿意承认真理，而且愿意讲真话）是科学事业基本的、显而易见的先决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愿意保持诚实与愿意坚持客观性是一致的。因此，

要使科学客观性的三个维度在科学中自始至终地得以贯彻，就必须要求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采取客观的态度——对客观实在的在先承诺，对客观真理的不懈追求，对客观事实的高度尊重，对客观方法的自觉运用等。这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科学家的客观态度有助于客观性在科学中的落实，科学的客观性维度的存在有助于科学家树立和强固客观的态度。科学家个人的客观性态度当然是基本的，但是万万不可忽视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它可以监督、制约个体科学家按照客观性取向的规范行事，矫正、改善个体科学家的客观态度之不足。

威尔金斯也提醒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真实的科学客观性要求诚实、摆脱偏见的自由、观点的一致性和广度——都是传统价值的属性。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倾向于与人对自由的态度和支持结合在一起。麦克龙（W.C.McCrone）发出告诫：“科学家的最严重的罪过大概就是不客观。”顺便说一句，科学家坚持客观态度或客观性原则，在科学中不用说很有必要，就是在处理某些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时也不可或缺。

三、科学具有和达到客观认识的可能性

有人认为：“科学中的客观性变得像《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房子，人们越是企图趋近它，它就退得越远。客观性至多是达不到的和不相干的虚构，更糟糕的是十足的虚假，如果它描述认真承诺的科学家群体缺乏倾向性和不偏不倚的话。”情况并非如此绝对！事实上，科学或科学理论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科学具有和达到客观认识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正如福尔迈所说——知觉、经验、推理和科学认识的结构，不能是完全任意的、偶然的或无保留地错误的，而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同实在结构相适应。当然，这种关系不一定是完全同一的，而只要局部同型（结构一致）就行。他在肯定人的所有认识装置能够提供了关于客观实在的信息后说明：我们在前科学的经验中，就已经尝试用所有知觉、所有概括、所有预言，来重构一个实在世界了。当然，科学超出了这些“日常方法”。它通过对我们感官不能直接经验的信号也发生反应的高度灵敏的仪器，弥补了感官的局限性。在实验中，它合目的地获得了关于被投影对象的信息（资料），构造了用来说明这些资料的模型和理论，而且重新验证了这些模型和理论的结论。于是，科学对实在的重构，是远远（比经验）更接近于实在的，因为它支配了更广泛的经验领域、更多的信息和更准确的资料。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为投影认识论。同几何学投影的这种类比。以最明快的方式，表示了实在和经验世界的关系如何，以及对实在的认识是怎样的和为何是可能的。这种投影类比，也反映了所有认识原则上的假设性质。这就是说，不存在从图像到条件——图像依赖这些条件而产生——的演绎推理，而只有从条件到图像的演绎推理。被投影对象尤其不可以演绎地“推出”，这一命题的认识论的类推物，也是现代科学理论的一项成果。投影类比表明，投影对象（客观实在）和投影屏幕（主观主体）可以尝试性地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并不是不可能的：通过参数的系统变换（同一屏幕上客体的变换，光线变换，同一客体用另一种屏幕接收等），可以假设性地推出它们参与的贡献。正是这一程序，还会导致认识的“客观的”和“主观的”份额的划分。可以看出，福尔迈主要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客观性的角度论证的。

齐曼揭橥：“在后工业研究中，祛利性的惯例无立足之地；在后现代思想中，客观性理想也没有生存空间。”后现代科学批评家坚持认为，对认知客观性的主张是错误的，这种主张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强大的受到保护的利益。罗斯扎克（T.Roszak）就严厉指责：“客观性实际上是冷酷无情的幌子。”

科学在它无情地追求客观性中，把异化推到顶峰，以作为我们达到与实在的可靠关系的手段。客观意识是被异化的生活，……

关于科学客观性的传统观点在于，科学理论的长处是独立于阶级、种族、性别或者信奉它的个人或群体的其他特征。对于这一典型地赋予科学知识以客观性和有特色的认识论状况，隶属于后现代流派的当代知识社会学家却凌厉地发起怀疑论的攻势。例如，拉图尔甚至把对客观性的反对作为他的一个方法论规则：“为决定一个论断的客观性或主观性、一个机械装置的有效性或完善性，我们并不要考察其内在的性质，在本质上，这一断言依赖于它在其他人手中所经历的变化。”“‘客观性’与‘主观性’是相对于力量的考验，它们会逐渐变化，从主观性转向客观性，由谬论变成真理，更像是两组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利平衡。”

在对科学客观性的敌意上，作为后现代主义一支劲旅的女性主义也不甘落伍。他们虽然也道出了一些关于科学的哲学常识，但是更多的论断则是对科学的误解和偏见。在女性主义者眼中，自然科学家通过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发现事实、检验定律，以消除个人偏见和主观价值为最高目标，纯粹的徒劳的和无望的。他们视这种价值中立的客观性为神话。他们认为，科学家作为研究主体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具体的人，他们会将个人偏见和社会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带入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同时，科学共同体的研究传统和背景假设也影响问题的提出、材料的取舍、证据的解释、理论的评价和选择等等。不存在不受理论和假设沾染的所谓“原始材料”或“中立观察”，也不存在超越历史和文化情境的透明、中性的的科学描述语言。因此，女性主义强调科学是负荷价值的，事实不会自己表达自身，它是人们创造和选择的结果，必须将主观性和情境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将价值标准作为科学事实确定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总之，女性主义对科学客观性的批判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认为科学研究并不像它所追求的那么客观，即就是在科学实践中，客观的理论和方法是不可能达到的。二是认为客观性本身反映了男性偏见的错误理想，是建立在笛卡儿式的认知确定性的特权基础之上，是父权制的价值观念，因而是不值得向往的。

四、为科学客观性辩护

看来，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告别客观性，甚至扬言要把客观性从科学中统统驱逐出去。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反科学”主义思潮，有必要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有利于科学客观性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科学理论往往包含他人乃至其提出者意想不到的、有时还不大理解的正确结果；科学理论还能够做出有效的预言，并能或迟或早地被观察和实验证明；同一科学理论，也能同时或不同时地被诸多科学家独立发现或提出；科学理论在实践应用中总是奏效的和成功的。这些证据是显而易见的和十分强有力的，无须多费口舌仔细说明，每一个有正常感觉和起码理智的人都不得不认可它们的雄辩性。

如上所述，反对科学客观性的“理由”很多。普尔针对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方面的反对，逐一进行了驳斥。对本体论的客观性的否认的理由是：所有事实都负荷理论，所有的“看”都是“看做是”，更多地是看而不是到达眼球。这些理由表明，我们感官从外界接收到的刺激是通过大脑加工的，而大脑借助已经存贮的资料诠释它们，从而我们是中介地而不是直接地与实在接触。但是，这并没有给出证据，以否认不管观察它的观察者是否存在，世界依然存在；只是给出了我们能够知道的东西具有不确定性的根据。相信我们未接近的某物客观存在，并不是非理性的，宇宙学和微观物理学的许多例子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癖好、偏见和利益派别等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认识论的客观性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对客观性的这种批判被显著地夸大了：达到客观性的困难是明显的，但是否认把它作为近似目标则是不恰当的；虽然我们没有关于任何事物的整个真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事实和理论选择完全是任意的事情。每个人都立足于自己的观点进行探究，可是这并未造成不可救药的主观的探究。癖好能够得以补偿，偏见也能够辨认出来并为其留有余地。这样讲并不意味着世界不受观察者影响，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肯定是存在的，但是科学理论的某些标准能够被视为通向逼真性（verisimilitude）的指标。这些标准有：综合性（comprehensiveness）即考虑所有已知的相关资料，一致性（consistensy）即摆脱内部矛盾，融贯性即作为一个整体结合在一起，适合性（congruence）即与经验符合或重合。普尔对科学客观性的辩护是全面的和综合性的，但是比较简略。因此，有必要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辩护范例——它们是针对流行的反对科学客观性的观点做出的细致而有说服力的辨析的范例——将其和盘托出，以飨读者。

首先，科学理论并非与客观实在或客观的自然界无关。科学理论固然是科学家的心智构造，但是科学家并不是凭空构造理论的，而要受到关于客观实在或自然界的经验的启示或制约。这决定了科学理论不可能是随意的和任性的构造，它们必然会多少反映所研究的对象世界的客观特征，从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彭加勒说得有道理：

我们希望把每一事物强行纳入的框架原来是我们自己构造的；但是，我们并不是随意制作它的。可以说，我们是按尺寸制造的，因此我们能够使事实适应它，而不改变事实中的本质性的东西。

他以数学为例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尽管数学家研究的不是客体和内容，而是关系和形式，尽管数学概念和符号完全是由数学家的心智创造的，但是经验却为他提供了机会和刺激物，心智才能利用这种创造能力。查默斯针对后现代思想的驳斥是强有力的：自然界并未以一种方式适应于资本主义而行动，以另一种方式适应于社会主义而行动；一方面以适应于男人、另一方面以适应于女人的方式行动；一方面以适应于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以适应于东方文化的方式行动。但是，持怀疑论观点的知识社会学家反对说，关于世界的概括独立于个人或共同体的社会学特征而估价的概念，至多是不可实现理想，甚至是无意义的。所生产的知识主张、用以估价它们的标准，都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利害关系不免进入科学知识。这种反对是错误的，因为科学共同体可以在实践中发展和构造出检验知识主张的方法和技巧，从而帮助科学家能够、而且往往客观地达到科学的目的。尽管所有科学实践都具有社会的特征，构造客观的、虽则易犯错误的和可改进的关于自然的知识的方法和战略还是得到发展，并取得成功。I.G.巴伯立足于批判实在论的辩护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客观性有它自己的问题，但它是融贯的，而相对主义不是这样。朴素实在论为客观性辩护不很得力，而批判实在论并非如此。“批判实在论承认人的心智的创造性，并强调并非存在由人的心智创造的事件格局。对自然的描绘是人的建构，但是自然却容忍以某种方式而不是以其他方式描述。理论不是世界的精密阐述，但是一些理论比另一些理论更好地与观察一致，因为世界有它自己的客观形式。”

其次，外观之幕并没有完全妨碍科学家客观地认识客观实在的部分奥秘。我们在论述科学定律的客观性时已经对此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在此我们仅想引用马赫的言论再次予以澄清：

我们现在的天生的感官之感知，将无疑依然是我们的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基本要素；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物理理论变成独立于我们感性知觉的特殊的质。我们通过排除观察主体的变化，或通过以某种方式从变化中抽象，来研究物理学。我们比较物理的物体或过程，从而只有感官反应中的同一和差异才算数，而感知的特殊的特征对于所发现的、在方程表达出来的关系而言不再是重要的了。因此，物理探究的结果不仅对所有人，而且对所有具有其他感官的生物都变得确实可靠，只要他们认为我们的感觉是一类物理仪器的记号。

第三，“观察渗透理论”并不构成对科学事实的客观性的否定，从而也不构成对基于事实建构的科学理论客观性的否定。彭加勒的前述引文已经申明，已有的理论没有改变“事实中的本质性的东西”。波普尔也得出“实在的事实不是人造的”结论：“我承认，一种像康德那样的观念论可以这样辩解说：我们的一切理论都是人造的，我们试图把它们强加于自然界。但是我坚持，人造理论是不是真的问题，取决于实在的事实，这种事实很少例外，显然不是人造的：我只是在这一点上是物质论者。人造理论可能同实在事实冲突，这样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就要调整理论或予以放弃。”陶伯认为，科学共同体对事实的共享和充分普适化，保证了事实的客观性：“虽然事实的建构密切地与它的创造者相联系，但是事实的动力学几乎不能被限于观察者经验的私人领域；其他人对事实也要求拥有权利，这往往在狭窄的所有权的意义上被共享，并且总是作为所期望的科学过程的结果。科学事实根本上是公共的，因为它必须被科学共同体充分地普适化。隐藏的事实对科学共同体是无用的，因为它被置于话语或交谈外，禁止对它详查。科学的客观性集中于事实的发现和创造，以及围绕它们的公开争论。科学事实要求公共实体的地位：变得公开化并广泛地被循环，日益被鉴别，较少带有科学家主观的、私人的报告。对近代科学来说，关键的东西恰恰是这个过程，通过该过程，共享的经验在科学实践者中间被普适化。这是在其中获得客观性的领域。”

第四，客观事实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这作为迪昂-奎因论题（Duhen-Quinethesis）而众所周知——并不构成对科学理论客观性的致命威胁。索卡尔对此有明锐的见解：

更值得一提的是，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并没有瓦解科学的客观性，实际上它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确实，困难的不是发现一个“适合事实”的故事，而是发现惟一的不疯狂的陈述。我们如何知道某一陈述不疯狂呢？这就是一组要素的组合：它的预测能力，它的解释功能，它的适应范围以及它的简明性等等。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绝对无法告诉我们，如何发现具有部分或全部这些特性的各种不等价的理论。事实上，在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的广大领域中，都存在惟一的不疯狂的理论能够说明已有的事实，而其他替论的说明尝试最终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推断与实验事实矛盾。在这些领域，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现今的理论至少是接近客观真理的。

第五，科学的背景假定或科学预设虽然包含主观性的因素，但是它们并不足以抗衡客观性，更无能为力把客观性从科学理论中排除出去。诚如隆季诺所说：“客观性的社会叙述表明，在作为证据的推理中，背景假定的作用是把相对主义仅仅放纵在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个人主义概念的与境中。如果我们把在科学中知识构造的方法的概念扩大到包容作为证据的、特别是概念的批判，那么我们看到，个人的主观偏爱如何在最后的产物中被减小。”的确，背景信念或承诺会对科学家的感知、判断乃至理论造成某种影响，但是并非所有背景信念都有这样的影响，并非所有感知和理论都如此受到影响。拉奇在批评这方面的极端主观主义观点时说：不管我们多么热情地坚持某个相反的理论，我们也不能觉察在某一时刻天空有一个以上的月亮。因此，不管经验之外的东西可能影响某些感知，依然存在感知的实质性的核心，这种核心是中性的，是与其他人共有的，完全能够把不适感给予相反的理论。如果理论不能与这样相反的观察隔离开来，如果这些观察也被其他观察者共有，那么将存在科学的客观性的基础。科学至少具有某些客观的试金石。目前的倾向朝向下述观点：中性的核心、公共的感知提供了客观的约束，以保持科学家共同体在相同的普遍方向上行进，科学的意见一致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人工制品，尽管社会学因素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或多或少起有意义的作用。

第六，社会文化与境对科学理论客观性的影响是相对的和有限的，知识和理论的与境性质无法摇撼其客观性的可能性的根基。拉奇承认，科学不可避免地嵌入到更广泛的社会与境之中，这个事实在历史上影响科学的进程和内容。我们的概念来源至少部分地由我们的视角形成，我们人的科学显然不能超越我们人的概念来源。不过，他同时强调，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某种意义上它起作用，它按照自然的关系起作用——并非恰恰按照我们自己、或我们社会的关系、或我们语言的关系起作用。陶伯深中肯綮地指出：

相对主义者为科学客观性的与境性辩护，说客观性的标准永远是变化的。但是，科学是成功的，把知识的与境性与它的客观性的可能性混合，就是否认科学方法的明显成就。无疑地，科学的客观性部分地依赖于它的与境性，但是那不是否认它的证实、融贯和可预见性的力量，即使是在它的探究的当地与境中。倘若我们乐于承认社会因素确实起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必须不丧失科学如何跟踪自然的眼界，从而向我们提供操纵和强有力地预言的工具。科学不是任意的描述，在它的当地领域内，它作为对相对主义的思维的重要限制发挥作用。

比如，科学家可以选择自己的研究纲领，作为结果的科学事实和理论将明显地反映这些不同的进路。但是，这只是说明，自然可以以变化的方式描述，理论的进化会导致有效操纵自然的客观结果和实践成就，从而达到超越某些社会意见的一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科学方法和理论在生存竞争中的自然进化使理论客观化，而且科学的社会基础即科学共同体也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使与境的和主观性较强的私人科学向普适的和客观的公共科学转变。多尔比揭示出，科学知识固然是适合于特殊与境构造出来的，但是科学家在构造时，要考虑它能够转移到其他与境，并被具有明晰推理的人以独立于它的起源的方式理解和使用。现在，科学发现在世界各处传播，从实验室到实验室，从学科到学科，从纯粹科学到工程。科学的各种社会基础加速了能够离开起源点运动的认知产物的创造，这些产物的地方性在它的使用与境中被其他来源的知识冲淡。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与境性甚至可以成为促进科学理论客观性的积极动因，而不是削弱客观性的消极因素。普罗克特径直断言：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它的与境的某些方面。这是列宁主张绝对真理是所有可能的（主观的）真理的总和时意指的部分东西；它也是波普尔和波兰尼坚持科学的客观性来自证实的社会性质时意指的东西。莫兰和鲁斯则具体地论述了与境过程和认识价值对科学客观性的贡献：

客观性（比如天文观察）当然是独立于观察者建立起来的，但是人们可以十分容易地想到，这种客观性——为着它在科学活动中是可利用的——总是需要由科学家来检验或反复检验的。因此，是整个庞大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智力的过程产生了这种客观性。因而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只看到客观性，应该看到客观性是这种活动的产物，它会超越它自己，返回来重新建立和重新推动批评的传统、科学共同体、检验的活动等等。

科学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同时它也反映出其赖以生存的客观基础。如果声称它只不过是完成个人议程，这是可笑的。存在着使科学走向与外部世界对应的控制与引导因素——认识价值。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但是它把客观性引向科学，特别是专业的科学。

第七，个人的和主观的情感或经验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它们的主观影响不仅可以通过科学共同体的相互批判和相互检验消除，而且还有其他原因可以维护科学的客观性。沃尔拉特告诫，不要轻易地被下述传统观点所诱惑：科学的真正力量是它的客观性，即它对于激情和主观情感的独立性。要知道，科学的客观性是由接受或拒斥假设的程序定义的。在这里，与任何其他地方相比，科学家并未被更多地告知，让私人的或主观的因素决定他们的结论。但是，科学家比接受或拒斥假设做得更多。他们就追踪哪个研究路线，选择哪个假设提交检验，是使用这种还是那种检验类型等等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在对科学的客观性没有微小影响的情况下，照例受到主观的或激情因素的影响。由于这些是行动的、做事情的决定，它们能够具有道德的意味。某些假设为真的决定不是做任何事情的决定，因此它不是明显的道德决定。你出自自己的技艺或兴趣决定做什么实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科学的客观性。道德考虑可以影响你决定做一个实验而不做另一个实验，科学的客观性并未卷入其中。帕斯莫尔甚至认为，感情也有客观的基础。他说：冷酷无情不是科学家特有的东西；在绝对献身于一种活动形式的无论什么地方，都会遇到它。它与客观性无关；在该词的广泛意义上它是“专门化”的产物。人们未证明，人的客观性依靠拒绝更广泛地考察较广阔的状况、拒绝考虑人们正在做的事情对他人的后果。人们也未展示，客观性凭借拒绝承认人具有敏感性、焦虑。不可能说，关于感情是客观的假定完全无基础。说感情是主观的，只是说它们概括了主体的特征，至多只是说它们在类似的环境下因人而异变化。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客观地考察主体或个人反应的差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做，小说家如此做，心理学家如此做。于是，捍卫“客观性”既不是捍卫冷酷无情，也不是捍卫把它本身局限于“行为表面”的心理学——至少就这样的心理学承认仅仅是客观的心理学而言。至于个人主观的经验与科学的客观性的关系，奥斯特瓦尔德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概念总是具有依赖于个人的成分，或主观的成分。无论如何，这并不在于个人在经验中未发现的新颖部分做了添加，相反地，而在于在经验中已发现的东西中做了不同的选择。如果每个个人吸收了经验的所有部分，那么个人的或主观的差异便会消失。由于科学的经验努力吸收尽可能完备的经验，它经由尽可能众多和多样的记忆的搭配，通过力图补偿个人记忆的主观不足，把目标越来越接近地对准这一理想，从而尽可能多地填充经验中的主观间隙，使它们变成无害的东西。

不少人以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使认识主体或多或少地成为认识过程和结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观察者和被观察的对象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从而使得它们本身失去了客观性。这种看法不过是皮相之见。要知道，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并未推翻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罗斯原则性地指出，量子力学虽然对传统的客观性有所松动，但是并没有否认科学的内在逻辑的可靠性。不管在科学进展中范式如何变化，科学总是成功地描述关于宇宙本性的比较精确的近似。人们看世界的方式可以随他们的观点而变化，但是变化却局限在一个决定性的限度内，因为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观点是人的观点；对于我们大脑起作用的方式，对于这种作用与环境的关系来说，有确定的规范。因此，就客观性专指对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共同的公共观点而言，存在着客观的内在逻辑。辛普森通过对量子力学的关键性原理的解读揭示，不确定性原理的一个涵义是，无论科学家何时观察任何事物，他本是观察在其中发生的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他不应该假定，他观察的东西与他不正在观察时严格相同。但是，当他不正在观察时，他不能十分充分地观察发生的东西！对此，有人错误地提出，不存在像客观知识这样的事情，科学的目标整个是虚妄的。宣称我们自己处于一种情境中就不能获悉关于它的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是彻底而荒谬地否定获悉的真正意义。客观性中的本质不是把我们自己从我们在其中的、客观存在的情境中消除掉的托词。它的情境不应该借助我们自己来诠释，而是我们的角色或作用应该借助该情境实在论地诠释。

对于海森伯的不确定性，人们现在大体上给出了三种解释。其一是，不确定性是人类暂时的无知所致，因为精确的规律终将被发现。其二是，不确定性是实验和观念固有的局限造成的，因为观察者不可避免地干扰了所观察的体系；原子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日常经验的概念，人类是不可能深究原子本身的。其三是，不确定性是由于自然的不确定性所致；原子世界存在可选择的潜在性。第一个立场是实在论的（认识论方面）和决定论的（形而上学方面）；第二个立场是实证论的和不可知论的（因为我们永远也不能知道在两次观察之间原子自身是怎么行动的）；第三个立场是我们将捍卫的，它是实在论的和非决定论的。在这里，第一种和第三种解释都是对科学客观性的明显支持；第二种解释没有就科学的客观性言说，当然不会动摇它了。罗森对玻尔-爱因斯坦争论诠释表明，争论的核心在于客观性意指什么：爱因斯坦坚持经典的客观性概念，玻尔则要给客观性赋予新的涵义——这当然没有构成对客观知识的限制和否定。

关于相对论，在传统的三维空间中，两点之间的距离或两个时刻之间的时间间隔，确实随着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或所处坐标系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在四维空时中，两个空时点的四维距离不管在哪个坐标系都是相同的，是一个不变量、绝对量。难怪有人说，把相对论叫做“绝对论”才名副其实。普里戈金在谈到相对论时一针见血地揭橥：

相对性是基于一种约束之上的，这种约束只适用于物理上局域化的观察者，适用于在某一时刻只能处于一个位置而不可能同时处于各处的那些人。这个事实赋予物理学以一个“人类的”性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是一种“主观的”物理学，是我们的偏爱和信念的结果；它仍然服从那些把我们认作是我们所描述的物理世界的一部分的内在约束。这是一种预先假定了一个位于被观察世界之内的观察者的物理学。我们和自然的对话仅当它是来自自然之内时才会成功。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想强调一个与常识观点或一般看法背离的命题——理论知识比直接经验更客观。这个命题与爱因斯坦的下述命题是相当一致的：概念愈抽象愈能更好地把握实在。波兰尼断定：“只有在我们承认求知满足感的本质转变是评判客观性的标准时，哥白尼体系比托勒密体系更具有客观性这种认识才变得合法。这就暗示，在两种形式的知识中，我们应该认为在较大程度上依赖理论、而不是依赖更直接的感性经验的那种知识才是更客观的。”他接着列举了理论知识比直接经验更客观的理由。其一是，理论是我自己以外的东西，它可以付诸笔墨而成为一个包含种种规则的体系。一种理论越是名副其实，它就越能全面地以这样的规则表达出来。只要我所依赖的理论不是我，而是在我运用那种知识时被证明是正确或错误的那一理论，它就是客观知识。其二是，理论不可能被我的幻觉弄得迷失方向。由于一种理论种种形式的肯定都不受认可这一理论的人的状态的影响，所以理论在被构筑时就可以与一个人接近经验的正常途径无关。进而，他对客观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客观性不要求我们用人类那渺小的身躯，用他过去那短暂的历史，或者他未来可能的生涯，来估量他在宇宙中的分量；它并不要求我们把自己看做千百万个撒哈拉沙漠中的一粒沙子。相反地，它给我们以灵感，希望我们克服自己的躯体存在的吓人的能力缺陷，甚至希望我们能够构想出有权威且不言而喻的合理的宇宙观。它不是要求人们超越自我的劝告，而是正好相反——是对人类心目中的皮革马利翁发出的召唤。

参考文献

对此，费耶阿本德是这样讲的：“说某一程序或观点是客观的，也就是声明不分人类的期望、思想、态度和愿望，它都是有效的。这是当今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一个基本观点。然而，客观的思想比科学要早并与之无关。当一个国家、部落或文明通过（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规则确定其生活方式时，它就出现了。当具有不同的客观思想的不同文化文化相互碰撞在一起时，它变得更明显。”他还说：对这种事情有各种反应，我提及三种。第一种反应是坚持：我们的方式是对的，我们无须改变。第二种反应是机会主义：相互冲突的文化（的领导者）比较各自的组织、习俗、信仰，接受并适应那些他们认为有吸引力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历史状况，参与者的态度，他们的忧虑、需求和期望。第三种反应是相对主义：习俗、信仰、宇宙观并不简单地是神圣的、正确的、真实的。它们对一些社会来说是有用的、有效的和正确的，对另一些则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无效的、不正确的。参见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陈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6页。

莫兰的论述可以视为这一看法的佐证：“客观性仿佛是所有科学认识的一个必要的、明显的和绝对的条件。科学理论建立在其上面的材料是客观的，它们在证实和证伪的过程中表现为客观的，这是绝对无可争议的。人们可以争议的东西，确切地说，是“理论是客观的”这一说法。不，理论不是客观的，而是精神的建构、逻辑-数学的建构，用以回答人们向世界、向实在提出的某些问题。一个理论是建立在客观材料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理论本身不是客观的。”参见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4页。

查默斯就持有这样的看法：客观性在实践中达到了，这个成就频繁地、虽则并非毫无困难地在物理学中实现了。当然，这里的客观性是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开放的东西。参见A.Chalmers,Scienceandit’sFabricati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0,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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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说：你相信上帝之类的许多观念没有科学的基础；“上帝在宇宙某个地方”的陈述可能为真，因为没有科学方法证明它。上帝存在的“证据”本质上是主观的。它们取决于我们所谓的上帝意指什么；它们可能使体验它的人信服，它们甚至可以与某种预言形式结合起来。但是，预言的证实将取决于证明的个人的诠释，有时取决于诗意的（和在科学上不精确的）语言的运用。科学的证实必须是客观的，它们不必取决于完成它的人的观点。参见F.Aicken,TheNatureofScience,London:HeinemannEducationalBooks,1984,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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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勒坚持关系实在论的观点，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在于它揭示和表达了事物的真关系。他说：“当我们问什么是科学的客观价值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教导我们事物的真实本性吗？而是意味着：科学教导我们事物的真实关系吗？对于第一个问题，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否定的回答。但是，我想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不仅科学不能教导我们事物的本性，而且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教导我们认识它。即使哪一个神灵知道它，也无法找到表达它的词汇。不仅我们不能揣摩出答案，而且即使有人把答案给予我们，我们也无法理解它。我甚至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正地理解这个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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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F.Wilkins,PossibleWaystoRebuildScience.W.Fullered.,TheSocialImpactofModernBiology,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1,pp.247~254.这位作者接着哀叹：科学家的这种倾向今日不再明显了，不仅因为我们的政治的不恰当，而且因为我们目前的科学太狭隘，不适合于在较广泛的涵义上面对它的问题。

戈兰：《科学和反科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1版，“原序”第1页。

雷斯尼克这样写道：当科学被期望提供职业专长时，至少有两个理由要求科学家应该尽可能客观。第一，当科学家被请求给出专业看法时，公众期待他们将给出对事实的无偏见的、客观的评价。在新闻访谈、国会听证和在法庭中，科学家提供作为解决争端基础的事实和专门知识。放弃这一角色的科学家辜负了公众的信任，能够削弱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第二，如果科学家例行地牺牲他们对客观性的承诺，以支持社会的或政治的目标，科学便可以变得完全政治化。科学家必须维护他们对客观性的承诺，以避免沿着斜坡下滑到偏见和意识形态。虽然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价值能够对科学产生影响，但是当科学家进行研究或被请求给出专家意见时，他们应该继续力求是诚实的、开放的和客观的。然而，当科学家作为关心公众事务的公民行动时，他们自由地摆脱了客观性紧身衣，因为他们可以像任何人一样地有权利倡导政治的或社会的政策。当科学家被请求作为专家服务时，他们自由地倾斜或偏向事实，提供主观的看法，从事各种劝说和修辞。因此，要解决科学和政治的混合造成的问题，科学家需要理解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对科学家来说，并非总是容易判断这些角色，有时由于强烈的个人参与兴趣，以致无法把公民和科学家的角色成功地分开。虽然科学家在职业的与境中应该力求客观性，但是职业伦理可能容许他们在罕见的案例中为社会或政治的目标牺牲诚实和公开性，比如在人类学的某些研究中。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p.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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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迈：《进化认识论》，舒远招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67、173、174页。

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19~220页。这位不赞成后现代主义的作者接着话锋一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反体制团体也求助于科学知识来推进他们的事业——例如在环境的争论方面。反理智权威者常常坚持认为，他们尤其没有自私的偏见。但是，即使元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应该认识到，如果撕下“客观性”意识形态的面具，那么在反对他们最可怕的对手的斗争中，他们正在自断其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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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方面的背景和讨论，可参见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453~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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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威尔金斯的看法。他说，在二战前受训练的科学家强调客观性在科学中的意义，强调把客观的进路贯穿到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这样做的巨大困难。较年轻的科学家则讨论，社会态度如何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式和它达到的结论。问题在于，在关于科学客观性的争辩中，必须把一般而言的科学与科学在特定的境况中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参见M.H.F.Wilkins,PossibleWaystoRebuildScience.W.Fullered.,TheSocialImpactofModernBiology,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1,pp.24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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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瓦尔德：《自然哲学概论》，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5页。

关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引起的认识论状况，拉奇是这样描述的：康德的观念论享有不同程度的普及性，但是这种类型的思维从物理学在20世纪头四分之一的发展中受到最大的激励。虽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哲学后果还有争论，但是几个基本的含义则是相当清楚的。相对论隐含着，人们所做的各种观察测量部分地是观察者状态的结果。量子力学被看做是隐含着观察者和被观察的东西之间的如此深刻的关联，以致一位受尊敬的当代物理学家惠勒（J.A.Wheeler）建议，宇宙“必须从它最早的时刻使它自己适应生命和心智的未来需要”，我们的宇宙是一个“提供参与机会的宇宙”，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被系到宇宙基金的合伙关系中（流行的“人择原理”（anthropicprinciple）的极端版本）。康德主义对1960和1970年代的科学哲学运动的内在影响围绕下述观念而确立：人的各种心理方面不仅影响一个人实际上和真正地感知到的东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正在被感知的实在。在那个运动的开端的重要人物是托马斯•库恩。参见D.Ratzsch,Science&ItsLimits,TheNaturalscienceinChristianPerspective,IllinoisandEngland:InterVarsityPress,SecondEdition,2000,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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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76页。

在玻尔-爱因斯坦争论中，核心问题是，“客观性”意味着什么，从而物理学是干什么的。在玻尔关于互补性的争辩中，我们看光是粒子还是波，并非在光中只是固有的，而且依赖于我们测量和观察它的方式。在经典领域内，我们能够无视测量程序，把程序的结果仅仅作为在光中固有的来考察。但是，在量子论中则不能如此。此时，观察依附的“真实的系统”部分地是由光构成的复合，但是同样有意义的是，也是由观察它的仪器或程序构成的复合。爱因斯坦不能接受这一思想。他争辩说，某些事物“属于实在”（即它是客观的），只有当它独立于诸如它如何被测量或被观察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对爱因斯坦来说，互补性违反了下述责难：我们不必借助它可能属于特殊的较大系统来说明或描述“实在”系统。人们将注意到，这基本上是莫诺的“客观性公设”：人们总是必须向下面朝子系统，从来不必向上和向外注意较大的与境。可是，对玻尔来说，“客观状况”需要详述询问一个系统的手段，而恰恰不需要正在被询问的系统。实验上的结果从属于这个较大的混合系统，不能分割或分离为仅仅附属于被观察到的东西的部分和仅仅附属于藉以获得它的工具剩余物。事实上，“经典的”一词仅仅附属于这样的分割总是能够完成的状况。因此，我们能够看到，玻尔-爱因斯坦就互补性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科学（狭义地是物理学）最终是怎么回事，独立于“有条理的心智”的、在其中“意识被擦掉”的客观知识如何（甚或是否）能够被得到。爱因斯坦相信，存在这样的仅仅内在于事物的知识，这种知识独立于它如何被引出。玻尔认为，那种观点是“经典的”，与量子实在观不相容，量子实在观总是需要详述与境，总是包含那种与境的不可分割的信息。事实上，互补性争论还具有深刻的因果关联。亚里士多德的因果性包含处理形式“为什么X”的问题。玻尔实际上提出，变量X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一对，它由正在被观察的某物和正在描述或观察它的程序组成。他因此断言，原来的亚里士多德问题仅涉及X，而撇开了这样的特殊的与境，最终是无意义的，或者至多只有有限的“经典的”领域给出的意义。玻尔的互补性断言，经典的世界本身太小了，以致无法提供连贯的物质世界图景。互补性是他扩大这个世界以容纳量子过程的建议。他从根本上通过改变“客观性”概念这样做了，即把仅仅附属完全内在于物质系统的东西改变为附属内在于系统-观察者对子的东西，也就是比X大的系统。当然，这并没有构成对科学知识的限制，它仅仅取代了失败的或不适用的科学方法。参见R.Rosen,OntheLimitationsofScientificKnowledge;J.L.CastiandA.Karlqvisted.,BoundariesandBarriers,OntheLimitstoScientificKnowledge,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mpanyInc.,TheAdvancedBookProgram,1996,pp.199~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