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性范文10篇

可持续性范文篇1

一、国债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经济学中，挤出效应一般是指政府通过向公众（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投资减少，从而使财政支出扩张部分或全部抵消。

挤出效应是国债的副产品，若挤出效应存在且过大，则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将受到质疑，考查挤出效应，重点要分析政府债务对利率的影响。在IS——LM模型中分析挤出效应的产生，我们可知其产生有严格的假设条件，挤出效应只有在货币供给不增加并且经济活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在我国现阶段，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民间储蓄居高不下，投资萎缩，消费低迷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扩张不会引起利率上升，且考察起来，我国近年来实际利率的上升与政府支出无相关关系，实际利率上升和它对非政府投资的某些抑制作用也不能说明政府支出扩张有挤出效应，因为我国货币供给量一直在变化。利率上升一方面是因为价格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商业银行名义利率下调幅度不够，是利率政策限制了财政政策扩张发挥充分的乘数效应，而不是财政扩张自身产生了“挤出效应”。另外，政府供款也不一定引起资金需求竞争。我国资金需求主要是对银行资金的需求。我国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一直超过7%（或总准备金率超过15%），表明我国商业银行资金是充足乃至过剩的。这种资金过剩是民间资金需求不足、银行资金供应谨慎双重作用下的结果，政府向银行借的是闲量资金，它只是减少银行闲量资金，并非消除银行的闲量资金，所以对企业的资金供应并未产生挤出效应。我国近年来政府扩张支出的同时，也配合适度的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财政扩张产生的利率上涨压力被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所抵消，不会产生利率的上升。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资源得到较充分利用，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逐渐变得稀缺，挤出效应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况且，据估计，目前在政府投资的项目中，有20%投资完全可以由民间投资来取代。现在政府投资的项目可能就是今后高效率的民间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所以政府现在的投资可能已经对未来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因此，挤出效应的存在已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也是国债政策实施中必须认真对待，加以避免的重要问题。90年代中期后，规定财政不能从银行透支，财政赤字须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央行不能从国债一级市场上直接购买国债，这些措施基本上从制度方面阻断了财政赤字扩大直接引发央行增发货币并导致通货膨胀的渠道。但是由于赤字债务化后。财政赤字与超量货币发行之间的间接联系依然存在，对通胀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间接影响的大小与央行公开市场业务关系密切。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实行稳健货币政策，规范公开市场操作行为，避免产生通胀的诱因。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依然较高，银行资金和其他各种生产要素比较充裕，利率和价格水平较低，适当增发国债，不仅成本低，也有物资保证，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二、国债的规模风险分析

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最终将体现为财政赤字的扩大，从而引起国债发行规模和国债余额的急剧增加，引发财政风险。

1998年之前，我国债务负担率一直在5%左右，1998年若加上当年发行的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债务负担率升至13.3%，1999年为13.08%，2000年为15.51%.与经济发达国家同一指标相比，我国的国债负担率显得较低，虽然有人说，西方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国债发行史，而我国的国债发行只有十几年，债务余额具有不可比性，但至少说明我国国债负担率还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对于我国国债依存度，从表面上看，当前我国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已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20%），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高，因此须警惕财政危机及政策时滞过后有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危险。对于财政债务依存度来讲，由于我国作为分母的“国家”或“中央”财政支出，只包括了预算内的支出数额，这显然极不完整或大大缩小了实际财政支出数字，若加上预算外支出后，则完全可能在警戒线范围之内。对于国债偿还率，国外经验表明，一般应控制在10%，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国债偿债率虽有所下降，但也确实超过了警戒线，存在一定的风险，另外我国财政还承担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隐性国债和或有国债，隐性债务日益显性化，财政压力将逐日逼近，若不及时建立偿债基金，国债偿还缺乏法定来源，长此下去，赤字货币化将成为可能，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因此应该加以警惕。当然，关于国债规模的这些警戒性指标，只是一般性经验指标，并不一定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吻合。这些指标所应用的环境不同，反映问题的实质就不同，若简单用这些指标进行比较，可比性不强，而且这些警戒性指标都是从风险控制角度来看国债规模的而非从规模效应角度来探讨。我们讲的国债规模应该是国债的适度规模即国债正净效应最大化的国债规模，而非国债最大可能规模即国家信用崩溃的临界点所对应的国债规模。判断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应该从国债规模效应角度出发，立足于政府债务规模的效用评价，主要着眼于能否促进宏观经济的均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矫正社会投资对有效投资的偏离。

考察国内外其他国家的债务情况，发现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赤字率的周期性波动、国债负担率回跌的过程。相信我国的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虽然在现阶段出现上升情况，但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也终究会回落到合理的水平上。

三、国债的运行机制风险分析

自从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发行量剧增，但相应的国债使用偿还制度却没有建立，结果国债偿还量日益增加，还本付息额持续扩大，使每年国债发行用于还债的比例逐年升高，从1986年的12.77%上升到目前的70%左右，真正把债务收入用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比例逐年下降，国债规模若进入“发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则就确定构成一种现实的、直接的风险存在。另外，财政信用资金的使用效益低也造成了财政效益的高风险存在。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每年发行的国债仅有1／3用于基础产业的投资和建设，而这为数不多的1／3的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令人担忧。1998年财政部财政监察员在对涉及138亿元国债专项资金的72个重点项目进行检查中发现，其中的20个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挪用资金或不按规定使用资金的情况；有10个项目准备不足；从规划、设计到投资预算制度均缺乏科学论证，纯属“边勘探边施工、边设计”的三边工程；有15个项目存在配套资金不落实问题。再一方面，从近年来我国债务支出分析看，国债越来越多地用于消费性支出，考察我国发债史，可看出，自从恢复发行国债以来，前期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后期则主要用于偿还国债本息，真正用于投资性的支出不多。若债务偿还不能通过债务使用的投资性支出定期回收实施债务偿还只能通过发行新债或增税来实现，则将形成“财政赤字化——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引发债务危机，危及政权稳定和社会的有序运行。

从上述分析可见，我国国债政策既有现实的经济可持续性，又确实存在着风险，潜伏着危机。国债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内在需要。今后，我国仍要实行积极的国债政策，且注意其负面效应，同时注重通过各种措施的配合来完善，以培养经济内在自主增长动力，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社科院宏观组，借鉴国际经验寻求积极财政政策的新思路，《财政经济》，1999（11）。

（2）傅志华，2001：《国家财政安全论》，人民出版社。

（3）姜作培，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晋阳学刊》，1999（6）。

（4）项怀诚，2001：积极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求是》。

可持续性范文篇2

消费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政府要围绕居民住、行消费提供相应的政策服务。n年均增长率=［(本期/前n年)/(1/(n－1))－1］×100%(1)(1)消费需求与GDP增长。根据公式1的年均增长率计算公式，从表1可以得出，2001-2010年间，支出法GDP年均增长13．7%，最终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2．1%，比GDP慢1．6个百分点，资本形成额年均增长19．7%，比GDP增长快6个百分点。2001年以后，消费需求连续多年慢于GDP的增长。消费需求增长慢于GDP增长，导致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即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4］。尽管近些年来我国GDP出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图1)，但是与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额相比之间仍有差距，最终消费增速落后于GDP增速。内需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目前，强化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刻不容缓。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今后几年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这一决策的背景是投资和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不协调，也就是投资所占比例过高，消费所占比例过低。总体来看，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调整经济结构、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长久之策和立足之本。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尽管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非一日之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这是确保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路，必须想方设法使消费这驾马车跑起来，与投资、出口一起跑得更快更好。(2)消费需求与投资。相对于投资需求而言，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仍然十分可观;相对于政府消费而言，居民消费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消费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投资相比，消费的增速一直滞后于投资的增长。2000-2010年(表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长2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9%，两者的增幅差距相差8．9个百分点。2006-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长25．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8．5%，两者的年均增速仍相差7．2个百分点。从长远来看，消费的增长速度应该接近于投资的速度，但与投资相比仍会有一定差距。从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与投资率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则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并呈现下降趋势(图2)。从2000年的62．3%下降为2010年的47．7%，年均消费率为53．7%，有4年的消费率低于50%。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00-2010年消费贡献率为43．6%，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高于投资(表3)。但是，随着投资占经济总量比重的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增强。近年来，投资贡献率已超过消费贡献率。与各国比较，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2000-2010年，我国的年均投资率为40．0%，不论与发达国家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都明显偏高。从消费率来看，我国的年均消费率为53．7%，与其他国家相比，明显偏低。目前世界各国的投资率一般都在20%左右，这说明各国的投资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我国经济不能长期依靠投资拉动增长。消费跟不上，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投资增长会造成新的供给，而新的供给要靠新的消费消化掉。如果没有消费提供支撑，投资就可能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产能闲置、产品积压、效益下降，最终肯定会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因此，一方面要降投资过热，另一方面要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的着力点是要培育和巩固消费热点。

可持续消费仍需调整政策，支持改变消费观念

提高消费意识，使大多数消费者意识到自己消费的产品，对环境对社会有一定的益处［3］。比如，以个人为例，在用水这件事情上，原来的观念中，认为反正水费还是能交得起的，就没注意到节约用水，自从知道低碳消费，并有所了解可持续消费后，在用水方面，就比较注重循环利用。通过对三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主要消费品年末拥有量(交通工具)比较分析(表4)，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人对待消费的理解和认识不相同，在重庆自行车拥有量较少，且近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家庭拥有私家车不多，说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较多。同样可以看出其他两地区结果恰恰相反，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人更多。2011年，在对重庆的一个社区对一百户家庭进行调查，其中70%的家庭拥有私家车，平时上班用的不到50%，有自行车的2%，一家用于上班，一家用于锻炼。所以对于不同地域的居民，应进行不同消费理念的培养。通过政策、措施来给居民一个循环再利用的平台，大家都知道，并且十分熟悉，但是真正做到的很少。例如城市居民的衣服，有很多都可以进行充分利用。社区应多提供有关的活动，定期举行活动帮助居民制作背包、购物袋、小装饰等。用多种形式，进行废物改造，增强人们的兴趣，既充实了大家的业余生活，又得到实惠。首先，在政府消费中，少自身消费，多向百姓转移消费。通过加大对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民生领域的支出，可以促进居民的消费。其次，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先考虑低收入群体。由于低收入群体的数量庞大，消除他们消费的后顾之忧，将有利于刺激和扩大我国的消费增长。应考虑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把补贴制度长期化、规范化，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者能及时得到政府的补贴资助。这是在扩大消费，创建和谐社会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第三，要增加农民收入、加大扩大农村消费力度。不仅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而且还要拓展农村的消费力度。尤其是要将适合于农村消费的产品送到农村，扩大农村消费市场，以此来有效地刺激和扩大农民的潜在消费欲望，并提升农民的即时消费水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物质消费的快速和不断增长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巨大的压力，消费越多对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在整个消费中特别强调可持续消费在消费中的地位，强调不断提高可持续性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所以，可持续消费性对于人类的全面发展，对于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康秋红工作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可持续性范文篇3

1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农业发展要求不同，因此也就产生了对可持续农业理解上的差异。由于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因此更加注重农业产业的综合功能和重视食品安全与营养，并且更多地强调资源环境的保护，这是一种现代化农业观念。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投入水平低，经营粗放，农业发展更多地集中于数量的增长。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起点不同，对农业发展的要求各有侧重，但共同点都是要求保护资源和环境，使农业可持续发展。因而《丹波宣言》中的“可持续农业”定义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即可持续农业是“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基础方式，以及实行技术变革和机制性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这种可持久的发展（包括农业、林业和渔业）维护土地、水、动植物遗传资源，是一种环境不退化、技术上应用适当、经济上能生存下去以及社会能够接受的的农业”[3]。

2农业可持续性的特征

农业可持续性是农业可持续发展中一个关键性概念。由于不同学者所从事研究的学科背景不同，其对农业可持续性的认识角度也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农业可持续性的内容基本都包括生态、经济与社会3个方面，并具有以下特征。

2.1公平性

在可持续发展中，公平主要有2个方面的含义：①代内公平，即当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也就是说，要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要求和给全体人民以同等机会，满足他们较好的生活愿望。②代际公平，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纵向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的基本条件———自然资源与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农业系统发展的公平性，即农业生产不能以牺牲后代及其他地区人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而剥夺他人生存发展权利。农业发展既要消除农村贫困，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农业生态资源和环境[4]。

2.2持续性

农业可持续性包括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与社会可持续性3个方面。资源与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持续性保持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因此，农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农业发展要在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保持农业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

2.3协调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要注重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必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促进生态平衡；农业发展必须在开发、利用、保护和重新培植资源与环境动态过程中来实现，决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5]。

3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

农业是一个包含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在内的复合系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部分，是多角度、综合性的，因此需要对农业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全面考虑。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较多，可以概括为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等方面。

3.1人口因素

人类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农业系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说，人口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影响因索。适度的人口规模与优化的人口素质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而目前我国的人口现状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口总量大，增长速度过快，且农村人口比重多，庞大的人口总量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生产结构不合理和人均支配生产资料有限，使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效率差，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3.2经济因素

农业的本质特点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经济系统是作用于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其特征与运行状况直接关系到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具体影响农业发展的经济因素很多，主要有农业GDP、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农业要素生产率、农业产业化水平、农村非农产业比重、政府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比重、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农业信贷以及农村市场发育状况等。这些因素有的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有的间接影响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6]。

3.3社会因素

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左右，具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农业人口的40%，农民文化素质总体偏低，观念落后，创新能力弱，农业科技成果难推广和普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农业的技术进步。特别是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农业技术进步，不断研究和推广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技术，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

3.4自然环境因素

资源是人类衣食之源，是经济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口增长和人类社会发展必须与资源的承载量相适应，才能谋求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填化步伐加快，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我国人均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资源占有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1%、32.3%、14.3%和32.3%；全国耕地的2/3为中低产田；目前“三化”草原面积达1.35亿hm2，约占草地总面积的1/3；从1950年至1980年，中国的自然湖泊从2800个减少到2500个，减少了10.7%，湖泊的总面积减少了11.5%。由于农业生产方式不合理，致使大量农业遗传资源损失，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近50年来约有200多种高等植物灭绝，现在约有4600种高等植物和433种脊椎动物处于濒危状态[7]。在全国城市中，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足1%，每年排放的工业废气超过12亿m3，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341t，约有60%的城市出现过酸雨，每年排放的污水总量有360多t，城市中大量的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以及废气、废水，不断地向农村排放[8-9]。

可持续性范文篇4

关键词：可持续生态建筑；建筑设计；低层生态住宅；节能；环保

我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用量偏低，随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资源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家推出了可持续性发展战略，节能、环保、改善生态环境、减少环境污染、延长建筑物寿命的生态建筑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1~2]。节能建筑的设计和施工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部分，现代建筑师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实现生态建筑的科学规划和设计，这涉及到气候、经济、建筑和功能空间等因素。低层住宅建设通常考虑使用更高效，低成本的设计解决方案，以可持续性为作为设计理念[3]；本文主要开展可持续性生态建筑设计方法在低层住宅结构中的应用研究，探究低层住宅结构中生态建筑设计的生态、科学和经济的设计方法。

1可持续性生态建筑设计考虑因素

郊区低层住宅可持续性生态设计方法所考虑因素主要包括：①规划转型的方法；将住宅融入自然、社会和工业环境，逐步发展空间，达到最佳平衡封闭式、开放式和半开放式空间；②融入当地住宅设计的文化传统；③环保、节能的建筑材料的使用；④建筑设计的效率；⑤考虑在建筑物和结构运行期间使用替代能源，设计能量摄入和积聚系统。

2规划转型的方法

“可持续建筑设计”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计划转换的方法，该方法在以下技术的帮助下实施：2.1住宅建筑的空间拓展技术对于“成长中”的郊区房屋，建议采用以下建筑技术：①加热空间与不同“额外”规划元素的组合，这包括宽敞的波纹、画廊、玻璃阳台、棚屋或冬季花园以及逐渐垂直的建筑物延伸；二楼采用开放式露台的布置，如果有可用于楼梯安装的空间，则可以使用它们作为房间的隔热和翻新阁楼空间；②阁楼地板设计为地板，以防人员和家具的负荷增加，以及阁楼空间不含支柱，道具和其他桁架构件。在设计中经常使用悬臂和延伸空间，这可以根据业主的需求增加房屋的面积。在现代建筑实践中，低层住宅系统类似于“模块化”建筑设置，它允许开始规划和建造一个商场区域的房子，然后在不影响已经建成的房间的情况下扩建该建筑物，这种“不断成长建筑”的方法是基于建筑系统与他们可能的可选用的模块化结构相互组合，在各个发展阶段都能提供架构解决方案。房屋的模块化元素通常具有相同的总尺寸，模块化元素如图1（a）所示，主要由层压木材、木桁架、方边板组合而成，通过拆卸和更换端壁，通过端部轴承元件来安装模块，端壁的结构是用均匀的框架自支撑的，它可以替代门的窗户和开口的延伸。因此，由于不同的模块相互组合，最小的住宅可以在必要时转变为全家的大型全尺寸住宅（见图1（b）所示）。2.2实现房屋的封闭、开放和半开放空间的最佳平衡一个低层住宅在其结构中具有封闭的空间，半开放的阳台、画廊、阳台和完全开放的露台，但没有檐篷或其他庇护所的门廊；而空间扩展到（a）小型建筑模块元素（b）拓展的大型全尺寸住宅（a）（b）环境中的程度表征了房屋操作的一种或另一种模式，并且需要保护房屋内部空间免受额外太阳、风、冷、雪花圈和沙尘暴的有害影响。通常，在温带气候下，一年中可以使用半开放的可调节空间。在多云天气的情况下，建议使用窗台和“绿色房间”。在冬季，“绿色房间”不包括在房屋的整个空间内，或者可以通过可变形的设备将其隔离。在夏季，房屋旁边带有户外区域的开放“绿色房间”将构成一个单一的开放空间。在可变形的围栏的组合下，夏季场所往往可以被包括在集体区域的空间系统中。如图2住宅小区所示，其不仅可以通往住宅建筑的屋顶区域，而且还可以作为公寓一部分的半开放式夏季建筑的组成部分。

3使用环保的建筑材料及相关设计理念

环保的建筑材料和设计理念是可持续建筑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使用天然材料，最好是那些在当地气候中广泛使用和传统的材料（砖，木材，天然石材，瓷砖，玻璃等）。建议在改造工程中使用可回收或再利用的材料，不建议在生产和操作过程中使用排放有害物质的合成材料；减少钢筋混凝土和钢筋的使用。今天，当涉及到更经济和大众低层的建设住房时，专家的考虑到将建筑物在建造的预制件和结构与当地环保建筑材料相结合，包括用预制框架系统建造独立屋。例如在国外，新一代工业房屋建筑和建筑系统经常会考虑将弯曲的冷金属型材和木质结构的框架结构在工厂进行提前加工，再将预计构件和预制整体墙体结构与绝缘以及由发泡聚苯乙烯或空气陨石制成的模板结构进行相互组合建筑[4~5]，通常在预制件中被使用到几种类型的建筑和结构系统包括：框架式，板框式和面板框架式。其中，建筑框架可以由固体（金属、木材、钢筋混凝土）结构和轻质（金属、木材）结构制成。而框架房屋的轻钢结构和木结构更经济，其用于建造轻钢结构建筑物所花费的工期是混凝土结构建造同等建筑物的1/3；在这种情况下，重量轻的木材结构允许设计轻盈，低成本的基础；工业生产可以在制造高精度零件专家监督下进行，其在加热车间制造房屋-公差仅仅为1mm，往往只需4d就可以从现场的预制单元完美组装房子，显示出明显的高效性、经济性和环保优势[5]。众所周知加拿大建筑师阿维弗里德曼[4]在上个十年中表达了他的观点，“未来数十年内，住宅建筑商的角色和功能将发生显着变化，房屋将以标准面板或模块化部件的组合构建形式进行大规模建造，这些部件将是借助计算机系统进行设计，类似于汽车装配线的技术；公司将主要在市场上销售“包装”，标准装置，在工厂按照客户批准的设计进行组装，所有组合建造前的具体任务都可以在厂房内完成。而在国内，远大筑工的装配式技术早已在国内许多城市中运用，并取得了显著社会、经济和环保效益[6~7]。

4节能建筑设计

在国外一些受温带气候影响的国家，由于气候条件的特殊性，往往将消耗1/3的能源用于建筑物的能源供应方面，所以这些地区建造生态凡物的节能潜力巨大。可持续发展建筑设计方法和相关施工技术被重点用于该地区温带气候地区房屋建造过程中，并在后续运营期间有效减小了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典型的生态、节能建筑物类型包括：①“被动房屋-节能房屋，由于采用最佳的空间规划的建筑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使得热损失最小化；②“被动式太阳能房屋”，采用提高太阳能吸收率的节能房屋而不使用工程设备进行散热；③“能源活跃的太阳能房屋”，作为能源损失最小的建筑，它具有一个特殊的工程设备来吸收，分配和积聚热量[4]。“被动”房屋的建筑和设计解决方案：①要求房屋在考虑景观的特点同时，要结合当地气候因素，使得建筑物免受到风的影响。②要减少建筑物外墙的周长过度的空间不规则性布置，减小房间热量损失。同时，要考虑房屋冬季暖气的合理供应以及夏季隔热施设的设计（阳台，棚屋，附属建筑物等），同时，应重点考虑建筑物能源的合理分配。③要考虑建筑物外墙封闭材料的选用，由于建筑物几乎总是以热量的形式丧失能量，增强建筑物外壳的密封性，对于冬季严寒地区的供暖设施的高效利用非常重要[8]。

5结论

本文结合国内外低层生态建筑的设计特点，主要探讨可持续性生态建筑设计方法在低层住宅结构中的应用研究，归来主要结论如下：（1）一些创新绝热材料和技术方法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低层生态住宅建设中，通过这些材料和技术的巧妙结合，给予设计师更多空间来确保建筑物节能和环保的设计理念的展开。（2）国外低层生态住宅从规划转型、地区文化理念、结构空间布局、预制式构建设计、环保节能材料选用、隔热方案设计等方面进行综合设计，强调建筑物与自自然环境的协调，值得借鉴学习。（3）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列入我国今后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关系到我国经济的转型，科学合理的开展可持续生态建筑的设计和建造，有助于坚决资源与经济发展间日益突出的矛盾对改善生态环境、减少环境污染意义重大，为未来建筑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1]周浩明，张晓东.生态建筑：面向未来的建筑[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2]吴柏清，何政伟，李喆，等.生态建筑在我国西部小城镇规划中的应用研究———以安仁镇为例[J].四川环境，2009，28（5）：79~84.

[3]李君.论建筑住宅设计中生态建筑理论的运用[J].住宅与房地产，2017（18）.

[4]E.A.Sukhinina，UrbanConstructionandArchitecture，2013，2（10）.

[5]Z.K.Petrova，Science，educationandexperimentaldesign.ProceedingsofMoscowInstituteofArchitecture：materialsofinternationalscientific-prac－ticalconference，2012：265~271.

[6]李孟.建筑产业新生态下的“宠儿”远大住工———“孤独者的探索”[J].中华建设，2017（4）：7~9.

[7]林凤鸣.远大联合打造建筑产业现代化新生态[J].中国房地产业，2017（1）.

可持续性范文篇5

关键词：PPP项目；新基建；可持续性

目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我国经济向快车道发展的重要助力之一。新基建项目数字化技术要求高，建设实施主体为科技创新等新兴领域行业，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大，项目收益低，单靠政府建设实施难以为继，只有少数新基建项目可以单独由地方政府或其平台公司投资实施，更多地将由具备技术能力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化模式自行商业化实施。2020年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曾提出要求，加快新基建项目发展并注重调动民间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积极性。不同于以往传统基础设施项目，新基建项目以“数字化”为核心，主要涉及三大领域包括信息、创新、融合基础设施，这给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模式带来了新的内涵和应用空间。此时采用PPP模式，通过调动社会资本方的积极性，发挥公私双方优势，不仅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压力，而且有助于促进新基建项目建设提质增效。相关学者已经开展新基建PPP可持续性发展研究：李明等探讨了“十四五”时期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路径。吴亚平等认为新基建应采用基金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原则上主要采取企业自主投资方式，同时政府给予适当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贾康通过分析金融危机投资经验，提出新基建应注重“制度基建”，地方政府也应在供给侧积极探索实施定制化方案。伍先福研究新基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机制，认为新基建在短期影响经济社会成效不显著，长远来看新基建能够带动消费市场升级，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吕途等从非正式沟通和内部风险控制方面分析代建制新基建项目治理成效。对于新基建项目存在的资金需求大且来源难以保证、工程技术质量和工作效率要求高等问题，王玮认为通过应用PPP模式，使公私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将实施风险合理分配，不仅可以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而且有效提升新基建项目的建设效率，加快新基建项目建设落地。钟韵将新基建PPP项目社会资本方激励的形式设计为资源禀赋激励、风险感知和经济社会效益等，认为在不同的情景下政府方合理设计激励模式能够得到最佳的激励效果，实现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最佳形式。已有研究显示新基建采用PPP模式能最大程度放大政府投资作用，同时发挥社会资本方融资建设管理优势，但目前而言，虽然政府和社会资本对新基建PPP项目热情高涨，却由于项目利益合作方关系众多复杂，导致签约率低，项目落地率不高，制约新基建PPP项目可持续性发展。本文基于新基建PPP项目特点，从宏观环境、公司双方实力及项目本身情况三个维度识别新基建PPP项目可持续性发展影响因素，为政府设计合规、合理的新基建PPP项目，增强项目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参考。关于新基建PPP项目可持续性发展影响因素，大致包括：

一、宏观环境影响因素

（一）市场前景状况

稳定的市场需求是估算新基建PPP项目特许经营期内现金流量的基础，也是项目在建设实施过程中获得投资收益、吸引社会资本方的基本保证。市场需求作为项目收益来源是政府和社会资本方设计合作周期的主要依据。因此，稳定广阔市场需求是社会资本方和金融机构参与项目的主要考虑方面之一。市场需求广阔、项目收益来源稳定的新基建PPP项目更容易受到社会资本方的青睐，获得优质社会资本方的支持，亦可以使金融机构提高项目资金回收预期，市场需求稳定能够有效增强项目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二）公共利益性

各区域对新基建项目的现实需求和目前存在突出问题各有不同，因此，应深入研究调查，准确识别公众不同需求，以人为本，加强社会公众参与。例如，可举行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了解公众意见和建议，充分沟通协调，及时调整完善。王克强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要求应以人为核心，在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是否践行“以人为核心”是评判新基建PPP项目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发挥PPP模式在新基建项目的优势，满足公众利益、提升公众参与感和幸福感，具有公共利益性的项目才是对新基建PPP项目的最高评价。

（三）区域科技实力

新基建PPP项目是智慧经济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新科技革命成果为发展基础，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发展目标，区域科技实力是新基建PPP项目可持续性发展的有力支撑。新基建项目涉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七大产业领域，对科技创新能力依赖性强，新基建PPP项目科技水平高是新基建项目的最本质特征之一。项目技术要求需要参与新基建PPP项目的合作方具有专业技术建设经验，项目实施主体能够妥善完成新基建PPP项目建设，具备运营维护和日常管理能力。新基建PPP项目建设需要项目的科技实力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成为能够指导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然而我国各省市科技发展和经济资源具有较大差异，地区及城乡间科技实力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部分地区新基建科技发展水平仍处于初始阶段。因此，在项目发起时，应充分调研各地区科技实力和需求，避免造成项目与实际需求的不匹配，导致新基建PPP项目失败。

二、公私双方影响因素

（一）政府制度稳定程度

新基建PPP模式的效率是由政府、社会资本方、金融机构等众多相关利益合作方合力推进，因此政府制度的稳定是新基建PPP项目具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政府制度的稳定程度主要包括政府制度的连贯性，即政府对于新基建项目发展是基于中央政策和地方经济发展实际制定的连贯、稳定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政策。PPP模式合作周期普遍较长，短期的BT项目由于“轻运营、重建设”以及“借道融资”不属于规范可持续的PPP项目。新基建PPP项目需要较长的合作周期充分发挥由运营商等社会资本方提供社会信息运营服务的优势。政府制度的稳定性能够避免相关政策出现“朝令夕改”的情况，使新基建PPP项目合作各方能够及时预见政府行为，积极参与政府主导下的新基建PPP项目，避免政策法律风险。

（二）政府财政负担

在新基建PPP项目中政府角色定位具有行政和民事双重属性。首先，政府作为城市发展规划的制定者和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提供者具有行政命令属性。其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良好的政府信息公开能够使合作方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权力寻租空间，避免由于政府信息不透明产生的腐败现象发生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产生新的垄断行为发生，促进PPP模式在新基建项目持续发展。新基建PPP项目合作周期长，资金需求高，建设风险大，政府的财政能力影响政府履约能力，良好的地方政府履约能力又是其他合作方在投资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新基建PPP项目大多具有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部分新基建PPP项目采用政府付费模式和可行性缺口补助付费模式建设。政府作为新基建项目发起方和重要合作方，新基建项目公益部分由政府方承担，其财政负担影响项目建设经营，金融机构审慎评估参与，因此，良好的政府财政情况是新基建PPP项目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社会资本实力

社会资本方技术优势和行业的领先地位对新基建PPP项目建设有重大影响。社会资本方的专业技术实力和雄厚资金实力使项目专业技术实力、控制成本能力、效益水平和应对不确定性风险能力显著提高。孟春提出在新基建引入社会资本为合作伙伴，使其发挥专业优势，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共同致力于新基建PPP项目建设实施，有效降低项目成本、提升效益水平和新基建项目的效率和质量，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金融机构决策受到社会资本方专业技术水平、融资能力和管理运营能力的影响，新基建PPP项目合作主体信用良好，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信贷支持，使新基建PPP项目健康发展。刘用铨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在选择社会资本为合作伙伴时，着重关注其融资能力，却忽视了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专业技术能力，导致PPP模式应用的本末倒置，导致新基建PPP项目落地率差、发展不规范。公私双方目标一致，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致力于新基建PPP项目发展。

三、项目本身影响因素

（一）财政承受能力论证

政府方作为新基建PPP项目主要参与方和购买方之一，其财政承受状况影响其购买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新基建PPP项目经营绩效。根据2015年财政部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财金[2015]21号文）指出各地区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应当不超过10%。新基建PPP项目政府需要承担股权投资、相关配套设施投资及不确定性风险等支出责任，良好的地方财政承受能力能够有效提高地方政府的履约能力，提高项目运营可持续性。

（二）物有所值评价

新基建PPP项目物有所值评价是项目财务可行性的重要前提，通过对项目物有所值的合理评估对于增强项目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物有所值（ValueforMoney，简写VfM）评价是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是一种评估建设基础设施或提供公共服务项目采用PPP模式是否比使用传统融资模式建设新基建项目获得更大收益的评价方法，即公共部门在需要相同资金的情况下，评估采用PPP模式时是否比传统模式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VfM评价是新基建PPP项目可行性的评估过程。新基建项目具备经济性属性，新基建项目估值是项目财务可行性的重要前提，合理评估项目经济资源价值对于提高项目的收益具有重要意义。合理的物有所值评价对于提高项目收益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定性和定量评价两种方法，做出“通过VfM评价”或“未通过VfM评价”的结论，若“未通过物有所值评价”，则该项目不应采用物有所值评价，因此，通过物有所值评价是新基建PPP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PPP实施方案合理性

新基建PPP项目涉及利益相关方众多，张懿指出其技术水平要求高、周期长及不稳定的现金流等特点，PPP项目存在政策、法律、金融、技术等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应设计合理合规可行的PPP实施方案，以保证项目成功落地实施。合理的实施方案以风险分担、利益共享为建设原则，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针对项目实施方案，投资收益是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参与项目的基本前提，既要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充分发挥利益相关方的优势，考虑社会资本方承担的风险及付出的代价，积极调动社会资本方的积极性，也要避免社会资本过度逐利，在保证社会资本方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有效降低政府负债，共同致力于新基建PPP项目落地，实现新基建PPP项目高质量发展。

四、结语

可持续性范文篇6

关键词：可持续建筑建筑节能系统优化

1前言

我们向界索要资源满足城市化的需要,再将废物排放给自然，终于面临着资源枯竭，同时环境污染威胁生存的难堪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可持续的观念逐步为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可持续发展呼吁人们放弃现在高能耗、高增长、高污染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以保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性。建筑产业就是典型的立足于资源和能源大量消耗的产业，人们也早已开始实现可持续性建筑的途径。1994年11月，第一届可持续建筑国际会议在美国举行，会议对可持续建筑做了全面探讨，指出可持续性建筑的主要是资源、环境、设计和环境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2］各国都有做可持续性的建筑的尝试，如美国有“资源保护屋”，英国MiltonKeynes有能源公园，丹麦有可再生住房等。纵观这些建筑，可持续建筑的技术应具有以下4R属性：

RESOURCE—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有节制的开发自然资源；

REDUCE—降低能耗、减小能源消费对环境的有害影响，减小污染物排放量；

REUNITE—充分利用地方材料与高加工新型生态节能建材；

RECYCLE——资源与建材的再生利用，变废为宝。

我们寻找可持续性建筑最关键的部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首先，可持续性要求对能源的消耗小。这意味着除了要做好护结构的保温隔热，降低冷热负荷外，各种新技术在暖通空调系统中的也是建筑节能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其次，可持续性要求能源的可持续性，新能源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应用也是很重要的思路。最后，要做到对环境影响小，就必须做到可再生利用自然资源及建筑材料等人造材料的可再生利用。

2实现可持续性建筑的技术途径

2.1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技术

以民用建筑为例，冬季热负荷包括围护结构的耗热量和加热由门窗缝隙涌入室内的冷空气耗热量。因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改善是降低采暖能耗的最重要途径。我国建筑节能规划目标中，建筑围护结构承担其中47.2%的节能任务。［1］

2.1.1外墙

外墙基本耗热量公式Qj=AK(tR-to,w)a(a为温差修正)及冷负荷计算公式为Qc(τ)=AK(tc(τ)+td)kαkρ(kα为外表面放热系数修正，kρ为吸收系数修正)，可见节能主要要控制围护结构的表面积A、传热系数K，而外表面的物理性能改善也有一定的作用。有对应的以下几条降低负荷的措施：

1)优化建筑外形，以最小的建筑外表面积包容最大的建筑空间即减轻墙外表面积的影响。外表面积和体积之比推荐值为0.4。建筑形体系数每增加一个点，建筑能耗将增加5%左右。还应考虑作合理平面布置，如将电梯、楼梯、管道井、机房等布置在建筑物的南侧或西侧，可以有效阻挡日射，减少室内得热量。

2)采用保温隔热，传热系数小的墙体材料。此类外墙材料有各类砌块、复合轻墙板以及外墙复合墙体保温技术等，，在［3］中有较详尽的介绍。

3)外装饰尽量做浅色处理，采用光滑饰面材料，降低kρ，减少表面对辐射的吸收；

4)硬质铺地表面蓄积太阳能热量，会导致建筑周围温度的上升。如果利用绿地区域替代，将降低地面附近室外空气的温度。减少室内外温差，从而降低冷负荷。参见文献［4］

5)研究如“可呼吸外墙”类同时具有良好生态性能的外墙。参见文献［4］

2.1.2窗

窗的传热系数比墙的大很多，又经常开启，是冬季耗热的关键部位。窗的冷负荷分瞬变得热和日射得热，日射得热是室内通过窗玻璃得到的太阳辐射热，其计算公式为Qc(τ)=ACsCiDjmaxCLQ(A-窗的有效面积，Cs窗玻璃的遮阳系数，Ci-窗内遮阳设施的遮阳系数)。由公式可看出，针对窗户的节能技术主要有：

1)结合建筑物朝向，纬度，合理的控制窗墙比，如高纬度南向窗户面积取大一点，以更好的利用太阳辐射，降低采暖能耗。适当确定建筑物的挑檐、遮阳板的尺寸，安装可调式百叶、窗帘，调节室内日照。或采用遮阳系统，一般安装在向阳的外立面或采光屋顶上，可控可调，以到不同时间，据不同需要遮挡、反射和引光入室的目的。

2)采用多层窗或采用中空玻璃，利用空气夹层热阻较小的原理，降低玻璃的传热系数。普通单层玻璃K值在6.4左右，而中空玻璃窗K值在3.0左右，保温隔热性能大大提高。选择气密性好，导热系数小的塑料窗框代替常用的金属窗框，可有效减少冷风浸入。

3)采用吸热玻璃、镀膜反射玻璃、夹层变玻璃等技术，降低玻璃的Cs，有效阻止通过玻璃的太阳辐射和室内热辐射。但这些高技术产品价格昂贵，希望在发展玻璃深加工的同时能降低成本，使之能普遍使用在住宅中。

2.1.3屋顶

1)采用高保温材料。我国平屋顶保温材料应用较多的主要是加气砼和膨胀珍珠棉，保温隔热性能一般。近几年广东等地推广使用一种预制好的隔热砖，可在结构层上直接铺设。有的地方用舒乐板作屋面保温，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新近研制的防水珍珠保温板，具有带排气孔、重量轻、憎水率高、强度高、保温性能好等特点。

2)屋顶设置高效隔热层。可防止大量辐射热侵入室内，减少空调等耗能。隔热层在设计时，不仅要保证有一定的隔热空间，而且还应该保证隔热层能够通风，及时将热量带走，才能有效的保证隔热效果。我国传统的坡屋面设计就能较好地满足这个要求；

3)蓄水隔热屋面。利用水生植物遮阳，反射和吸收太阳辐射，以及利用蓄水的蒸发来提高隔热效果；条件允许时在屋顶上覆土，做植被屋面。上面种密叶植物，利用植物遮阳，覆土作为隔热层提高隔热性能。

2.2暖通空调新技术

建筑能耗降低主要体现在暖通空调设备的装机容量减少和运行的性上，因此，暖通空调技术措施的改进和落实应用是建筑节能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

2.2.1采暖新技术

冬季采暖是北方地区住宅必不可少的，主要采用集中供暖。热源供给主体是热力公司或小区锅炉房。我国目前市政集中供暖方式比例为46%，分户式取暖比例仅次于市政集中供暖，为44％。分户采暖方式的特点在于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同时用热也可以单独计量。随着清洁能源的使用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使采暖方式的多元化选择成为可能，集中供暖方式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采暖、热水一体化的独立分户采暖等方式纷纷出现。各地应根据当地气候、能源条件和建筑情况，发展采用适宜的节能采暖方式，如辐射采暖，主要依靠供热部件与结构内表面间的辐射换热为各房间供热(冷)，热舒适增加，减少房间上部温度升高增加的无效热损失，因此可节省采暖能耗。

2.2.2通风空调新技术

目前较多采用的是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及定风量全空气系统，但以下几种系统形式有着较好的节能效果，建议因地制宜的选择使用。

1)尽量采用自然通风。采用自然通风可以减少制冷负荷，并带走室内有毒及有异味物质，其动力是室内外温度差引起的热压和风压压力差。这种被动式的通风空调技术不开风机，无需制冷，应加以充分考虑，设计在温和天气如春冬过渡季节直接对流通风，实现基本零能耗；而在热而无风的日子尽量设计利用烟囱效应、风塔效应引风入内。

2)变制冷剂流量VRV系统。以制冷剂直接作为热传送介质，其每公斤传送的热量是205KJ/kg，几乎是水的10倍和空气的20倍，同时可根据室内负荷的变化，瞬间进行容量调整，使VRV系统能在高效率工况下运行，具有显著节能效益，经济效益显著。

3)水环热泵空调系统。用水环路将小型的水/空气热泵机组并联在一起，构成一个以回收建筑物内余热为主要特点的热泵供暖、供冷的空调系统。节能环保效益显著。

4)蓄能空调。利用晚上电价较低时段制冰蓄冷白天供冷，可起到削峰调谷的作用。［11］

5)变风量空调VAV系统。送风状态保持不变，改变送风量来适应室外气象变化，从而降低了冷水机组的制冷量，也降低的风机的能耗。

6)热泵空调技术。将自然环境(太阳能、空气、水、土壤)中的低位能转化为高位能。以土壤源热泵为例，在一定深度的地层中，土壤温度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数值，冷热媒流经这些区域进行热交换后可直接用于空调系统。未来地下土壤的冷或热能的利用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可再生能源之一，因为这种能源普遍存在，既没有污染物排放，也不生成污染物，另一方面运作费用极低，只需要进行初始投资回收的评估。

7)区域供冷技术。这样可以采用效率高的大容量机组，考虑负荷参差系数而使装机容量减少，与分散式供冷相比，机房面积和管理人员都大幅减少，能源利用更为合理有效。

比较以上几种空调技术，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采用通风时，如果建筑周围外环境质量较差，则容易引入外界的空气污染等不良因素，同时可能导致热/冷流失，降低隔热效果；考虑制冷剂的价格的环境污染，VRV系统的容量不能很大；水环热泵的建筑必须有内外分区；蓄能空调只有在昼夜电价有较大差异时才有意义；VAV系统的自控很不好实现，国内罕有成功的实例；地源热泵地场温度分布的测定还不完善，以及布管技术与管材的选择问题，还有一年中从地下获取的和排放的热量应如何保持平衡等问题而水源热泵回灌成本太高，而且要求必须有环境水源才能实现。因此，总的来说，因地制宜，合理设计是利用这些空调技术达到节能降耗目的的前提。

不论是采用何种通风空调形式，都要注意自动化技术与暖通空调技术的配合，才能更好的实现建筑设备系统的合理设计、有效使用以及运行控制过程中的能量节约。建筑自动化即实现建筑设备系统(如供热空调系统、给排水系统、照明系统、运输系统、消防系统、保安系统、办公系统、通讯系统等)的监测、管理、运行和控制的自动化，根据室外气候条件和室内参数设定值，自动调整空调制冷系统的运行参数，真正做到设备响应当地气候，保证建筑设备在提供要求的建筑环境的同时，达到初投资、运行费和维修服务费最小的优化目标。

再者，暖通空调设备的选型应分考虑各种节能及优化措施对设计负荷的，负荷不能再参照旧有围护结构的类型充和材料热工性能，否则会造成计算得到的冷热负荷与实际冷热负荷存在不小的差异。还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安全系数，从而合理为暖通空调设备选型定装机容量，以节省初次投资和做到精确控制运行工况，节省运行费用。另外，照明负荷的大小、办公设备耗能指标及建筑内人员密度等都应采用反映实际情况的合理的参数值，而非仅仅依赖设计手册上的概算指标或经验数据进行估算。

另外，还应结合城市规划对整个能源系统进行总体设计，为暖通空调系统配置合理的能源转化与能源输送系统，重点为我国北方地区热电联产，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供热、供冷方式，与集中供热、供冷相适应的大型制冷供热装置以及全面规划电力、煤气、冷热源及蓄能的能源系统。能源系统设计的很小变更，也会意味着大数量级的能耗降低。

2.3新能源技术

2l世纪住宅应大力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和生物能等绿色能源，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能源自给自足，保护未来的生态和环境，为将来的提供优良的基础。太阳能是自然界中的最充分、最便捷的可供利用的绿色能源，应优先选用被动式太阳能技术，而主动式太阳能技术的采用则作为补充。被动式太阳能利用在设计时可在地面、屋顶安装一些装置直接利用太阳能，如太阳能恒温房；也可在护结构的空气层中填以高效热反射材料，达到保温隔热的目的，而在阳光充足的寒冷地区，则可将护结构设计成蓄热材料；还可利用太阳能收集器或其他装置将太阳能进行收集、贮存和转换。在设计时、要考虑当地的气候特点，充分利用本地气候资源，避免由于人工能源的大量使用而形成的居住者与自然的人为隔离，同时也可节能能源。主动式太阳能利用可通过窗户集热板系统、空气集热板系统、透明热阻材料组合墙等来实现。参见［4］

2.4可再生技术

可再生技术的意义重大：变废为宝，同时解决污染问题。利用可再生资源逐步替代不可再生资源的领域，以应对未来建筑必须面临的诸如环境和生态保护，最少能源耗费等方方面面的挑战。一方面要实现自然资源的可再生，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垃圾、建筑材料等人造材料的可再生利用。

自然资源如雨水可以收集起来，引入蓄水池中，适度净化后用于浇灌花园、清洗和卫生间冲水等。还可以利用蒸发效应冷却建筑外结构或建筑构成元素，与自然通风协同作用，清洁环保地达到保证室内空间热舒适的程度。

垃圾处理，减量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建筑及生活垃圾可采用分类回收及无害化解体处理。如由废纸、废纸板可制成保温材料和底衬；由废塑料可制成管子和地毯；废电池回收处理可回收大量金属等。在建造时会产生垃圾，应在建筑设计中注重尺度的推敲，符合模数，选择使用高效、精良的产品及考虑材料维护更换周期，采用对环境更为有利的施工管理模式。另外，要充分利用剩余能量，注意对建材及生产过程中的三废和废热综合利用、开发。

传统建材生产-使用-废弃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将大量资源提取出来，再将大量废弃物排回到环境中去的恶性循环过程，忽视了环境协调性和舒适性。其中最关键的是利用混凝土和水泥固体废弃物生产生态环境建材［8］。

在我国，每年浇注混凝土约15—20亿m3，开山采砂石约为11—14亿m3。废弃混凝土量约为60亿万m3，其中除一小部分用于填筑海岸、充当道路和建筑物的基础垫层外，绝大多数作为垃圾填埋，不仅占用大批土地(甚至耕地)，而且还对环境造成污染。由于废弃混凝土块中含有大量砂石骨料，如果能就地回收，经过破碎、清洗、分级后作为骨料再利用，则不但可以降低成本，节省天然资源，还能减少城市环境污染。参见文献［6］［7］．我国每年约生产水泥5亿多吨，生产过程需消耗大量石灰石、粘土和标准煤，同时产生大量的粉煤灰、CO、C02和SO2等，严重破坏生态平衡。水泥要大力提高其资源利用率和废物回收率，并能充分利用其它工业废渣废料。参见文献［7］

3结论

可持续性建筑强调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共存，有机结合，要从土地开发、建筑布局、建材选择、建筑使用及维护以及建筑拆除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体现出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少，能源消耗小，对环境影响小，再生利用率高的新特征。

总体来说，我们应首选优化设计，结合具体建筑尽可能采用简单合适的技术，尽量适应环境的特点，依靠自然力来满足舒适性要求。尽管这种被认为是被动的技术，但其在节能及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我们要以辩证的观点、审慎的态度对待新技术。从整体性，协调性的观点来看，有一些所谓的可持续性技术只是某些环节的某些属性的改善，并不一定代表了整体水平的提高，相反有时大量高能耗的建筑设施及其施工反而会极大地抵消其积极的一面。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建筑，我们应以建筑和暖通行业为基点，材料、自动化等行业为支持，提高建筑的综合效益，让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

文献

［1］陆亚俊.暖通空调.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2］胡其高.工业建筑，2002，32(1)：51~54

［3］蒋冬青，刘金彩.陕西建材，2000，7：27~28

［4］丹尼尔斯，宋晔皓.建筑学报，2000，12：15~19

［5］洪天真，江亿.暖通空调，1996，6：28~30

［6］沈宏波，肖建庄，胡春健.住宅，2003，3：33~35

［7］刘福田，岳云龙等.硅酸盐通报，2001，1：34~40

［8］吴清仁，何琼宇.建材发展导向，2003，1：46~49

［9］李道增，王朝晖.建筑学报，2000，12：4~8

［10］顾念祖，张子馨.江西能源，2000(3)：8~10

［11］谭良才.制冷空调与电力机械，2001，1：1~8

［12］朱唯，袁春学.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2，19(3)：37~40

［13］张培红，周炳成等.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9，15(4)：365~369

［14］汪其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9，15(1)：124~129

［15］陈晓雯，万锦.新建筑，1999，2：9~10

［16］李大夏.新建筑，2003，1：6~8

［17］郭宝蓉.四川建筑，2000，20(4)：26~27

［18］崔琰，陈颖.四川建筑，2003，23(2)：23~24

［19］杨楚屏，谢浩.低温建筑技术，2003，2：8~9

［20］刘修坤.建筑论坛，2002，5：9~12

［21］叶耀先.建筑知识，1998,18(2)：6~8

［22］沙凯逊，邓晓红.山东环境，2001，3：15~16

可持续性范文篇7

关键词：绿色发展;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复杂适应系统

一、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理念

可持续发展概念自1987年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以来，经由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的响应和推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这一理念迅速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1]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实践选择，也成为各国政府力图协调人类需求与资源供给，以实现社会、经济、自然系统均衡、永续发展，从而达到全球范围的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发展战略。绿色发展可以说是我国响应全球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发展理念和中国特色的实践探索。绿色发展传承并发展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东方智慧，是一种具有系统整体思想的绿色价值观和生态文明理念。但在实践中，绿色发展也遇到一些巨大的困惑和挑战。例如，“放眼当今中国，既有经济发展的亮眼成绩，也有‘会呼吸的痛’带来的焦虑、‘母亲河的呼喊’引发的担忧。……现实中，少数人还存在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割裂开来的片面认识，视之为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则难免会畸轻畸重、顾此失彼”。[2]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绿色发展作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虽然可追溯至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但这在理论上是不够的。对绿色发展的理论把握需要在中国古代智慧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复杂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困境、以及由社会、经济、自然要素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这样才能为绿色发展的实践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

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与方法论新进路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概念和思想可以说是学界对现代以来人类发展困境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人类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需求与渴望最大限度实现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世界范围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加，新一轮的全球化问题等迫使人们对主流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早在西欧发达国家产生的绿色运动以及绿党，其影响力延续到现在。特别是，绿党将生态学观点融入其执政理念，充分吸收了当时刚刚兴起的系统论中的整体论（holism）思想，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视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发展整体，强调维护自然系统的完整性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绿色运动开启了人类关注“可持续性”的一种社会运动，那么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则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推动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对“可持续性”的价值追求。[4]系统科学家梅多斯（D.H.Meadows）等人在《增长的极限》中，运用系统动力学构建了世界模型，并运用World3模型给出了12种模拟场景，描绘了在各种限制情况下，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试图为解决全球性的人类发展困境提出可选择的方案，并极力呼吁通过技术、文化和制度上重大的、具有前瞻性和社会性的创新来避免人类生态足迹的增加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否则世界系统将以上述场景模拟的各种原因发生崩溃，而出现增长的终结。[5]虽然这一研究结果和提出的主张被一些学者打上了悲观主义的烙印，并遭到各种质疑，但是系统整体论和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方法则为学者们分析人类可持续的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和多元化特点。瑞典隆德大学国际工业环境经济研究所的梅布拉图（D.Mebratu）从历史发展维度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演变进行了梳理，并将其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前斯德哥尔摩时期，包括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前的时期（1972年）。这一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主要是来源于宗教信仰和传统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学和马尔萨斯的“环境极限”理论等。（2）从斯德哥尔摩会议到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CED）（1972-1987年）。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逐渐受到人们重视，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熟悉的罗马俱乐部所做出的努力，而可持续发展概念则是由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正式提出。（3）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之后（1987-1997年）。在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后，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当属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主要的国际文件，如“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以及关于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公约。[6]2000年9月，147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领导人会聚在联合国总部，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7]并提出“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实现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抗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制订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八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8]成为近十五年全球国际合作的重要指导框架。在2015年9月25-27日，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未来15年可持续发展的17个具体目标，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一些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概括。例如，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教授贝格（Bergh）和杰伦（Jeroen）认为当前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大致可分为以人类为中心的、保持自然和经济资本的总存量为特征的均衡-新古典主义理论（Equilibrium-Neoclassical）；以保持自然系统的恢复力，促进遗传/生物/生态系统多样性等为特征的生态-进化理论（Ecological-Evolutionary）；基于材料的工业代谢-产品链政策以及综合废物处理、减少、再循环和产品开发等特征的物理-经济理论（Physico-Economic）；维持物理和生物种群及生物多样性，向污染影响最小的能源系统过渡的生物物理-能源理论（Biophysical-Energy）；控制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维持人类系统的物质投入和产出之间平衡的系统-生态理论（Systems-Ecological）；通过操纵生态系统将人类利益与环境质量和功能结合起来的生态工程（EcologicalEngineering）；保持有限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在生态系统食物网和生物圈中占有适当的位置，始终考虑人类行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乘数效应的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等理论观点。[9]英国赫尔大学商学院的埃斯皮诺萨（A.Espinosa）和独立研究者沃克（J.Walker）认为上述这些理论观点可谓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观点，其研究进路大致可分为“传统方法”和“系统（或整体的）方法”。他们根据这些主流观点是否充分考虑了系统整体因素，将其分为程度不同的五种等级，以判断这些理论属于传统方法还是系统方法。[10]他们认为这些主流方法更多的是考虑社会对生态压力和冲击的应激反应和适应的能力，或者诸如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变量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是否能得到维持和改善。也有些管理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正迫使全球经理人批判性地评估他们的商业实践，以确保其不会为了短期的公司利润而牺牲今世后代的福利。[11]然而，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主流观点都具有一些局限。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勒乐（S.M.Lélé）认为，对贫穷和环境退化问题的不完整认识，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可持续性和参与概念的混淆。[12]而一些为了促进经济指标的持续增长而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并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因为这些发展模式大多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线性的、简单性的世界模型基础上，它假设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人类的完全理性得到控制和预测，并据此设计可持续发展方案和评价标准。然而，现实世界的混乱性、不确定性、非线性、动态性等特征是人类设计可持续发展战略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正是社会生态系统的这种复杂性，使得目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面临困惑和挑战。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使人类认识到，复杂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系统整体的理论视角，需要一种超越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复杂系统思维，因而更加关注复杂系统中要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和演化的动力学过程。因此，以复杂性科学的视角分析社会生态系统及其可持续性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三、社会生态系统及其复杂性特征

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虽然没有一个统一定义，但学者们普遍都采用了复杂性理论的视角来理解其内涵。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住区司环境政策区域顾问盖洛宾等人（G.A.Gallopínetal.）将社会生态系统定义为由生态（或生物物理）要素及其与之相互作用的社会（或人类）要素（子系统）组成的任何系统。它可以是城市的，也可以是农村的，可以在从地方到全球的不同尺度上加以界定。他们认为社会既可以包含于生态系统之中，实现资源的输入与输出；二者也可通过相互作用作为子系统构成更大范围的系统整体，即社会生态系统，强调二者内部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功能关系。（[9]，p.1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E.Ostrom）认为，社会生态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和内部变量在多个层级上组成的，类似于由器官、组织、细胞、蛋白质等组成的有机体。她从公共资源管理的角度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分析框架，认为社会生态系统应包括相互作用的资源系统（Resourcesystem）、管理系统（Governancesystem）、资源单位（Resourceunits）、用户（Users）四个核心子系统。[13]印度德里经济增长研究所的乔普拉（K.Chopra）从方法论和价值观等层次对自然、经济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的一些方面进行了分析，试图解决一些决策方面的问题。[14]我们认为，学者们对社会生态系统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和自然这三个要素是有共识的。但从复杂性层级观点来看，社会生态系统的要素还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子系统，本身还包含低层级的组成要素。且各子系统以及要素之间具有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关系，往往形成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因果链和反馈环，由此构成了系统结构的层级性，功能的突现性，行为的不可预测性等复杂性特征。按照霍兰（J.Holland）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模型，社会生态系统可以被视为一个由社会、经济、自然三个半自治主体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在这个复杂适应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子系统是一种适应性主体，它们既部分地依赖于其组成部分，又表现出特定主体特性。它们可以通过聚集成类，形成介主体等更高级别的主体，主体具有学习能力和对环境的适应性；通过内部规则以及规则的改变，形成一种动态稳定的层级结构。在社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当系统内的某些要素的变化超过了系统的承载能力，系统则通过突现机制形成一种新的结构模式。因此，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社会生态系统具有生成性的层级结构。即社会生态系统是由其低层级的组成元素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具有层级性和动态性的宏观结构。例如，森林、湖泊、土壤、植被等要素通过特定的非线性组合形成某个新的整体——某个区域的自然系统，而这个区域的自然系统又作为一个适应性主体，与这个区域的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相互作用形成具有特定因果关系的系统，即某区域的社会生态系统。霍兰用瓮模型和马尔科夫矩阵描述了这种具有半自治特性的要素和子系统如何生成更高层级的结构的机制。[15]为我们理解复杂系统的结构复杂性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第二，社会生态系统具有适应性的演化机制。即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动力来源于子系统及其组成元素之间的受约束的适应性相互作用。因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元素是一种适应性主体，它们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可以通过学习和反馈来调整自己的适应性，从而适应具有多样性变化的外部环境。这样的适应性循环过程使主体的适应性得到提高，在演化中表现出一种适应性景观。第三，社会生态系统表现出共同进化过程。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化需要适应环境，但与环境之间更是一种共同进化的关系。社会、经济、自然系统之间在共同进化过程中会形成特定的生态位。而生态位的变化则取决于社会生态系统整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而发生的系统内部结构的调整。适应性主体的重组等都可以促使新的生态位产生，从而修改甚至替换过时的生态位，使社会生态系统表现出一种共同进化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态系统可理解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能够产生并维持系统的层级结构，并在演化过程中，能够根据规则调整系统内部结构，甚至改变规则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表现出适应性的共同进化过程。

四、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范文篇8

关键词:饮水工程;安全工程管理;存在问题;可持续评估

1农村地区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式

1.1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发展，我区农村地区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日常工作开展的情况来看，依然存在许多影响工程管理质量的问题。不论是工程项目法人管理、乡镇水利站管理或者是农户自行管理，都存在欠缺。1.2提升农村地区饮水安全工程管理质量的方式。必须要先认识到饮水安全管理工程的基本性质，因为饮水质量直接影响当地人们日常生活质量以及身体健康，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农村地区的饮水安全工程，属于准公益性质的工程，具有显著的公共性特征，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政府必须要从财政等方面加以扶持。从政府的角度，为工程项目建设提供必要条件。因为农村地区的饮水安全工程属于准公共性产品，具有行业垄断性质，所以政府必须加以监管。政府的监管目标较多，其中最关键的是要保证供水工程日后运营的正常进行，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还要从多个角度出发来提升工作效率，利用相同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目前常见的政府监督管理工作内容集中在市场准入、项目建设价格监督、水质监管等方面。农村地区供水市场化模式建设的选择，离不开不同地区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资源背景等。所以各地区的政府可以通过私营机构运营的方式来减少失业部门的工作压力，提升事业部门日常生产效率。作为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发展速度不如发达国家，所以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的方式来优化供水系统经营权，这也是目前国家改革的重心之一。工程项目产权，是目前饮水安全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要点之一，以为与改革相关的法律条款正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各种政策以及配套政策也更适合农村地区，所以更要看紧产权，放开经营权。

2农村地区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可持续评估

2.1构建可持续性评估体系指标。以当前农村地区饮水安全工程可持续性评估指标发展情况为基础，针对工程项目存在的基本意义(提升经济效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分别提出不同的构建目标以及构建环节;首先要先选定目标层的代表项目可持续性，分别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大方面提出可持续性评估模式，并构建专业化的评估体系准则层。其次要选择一些经济性比较强、社会性、环境性良好的细性指标，利用这些细性指标来构建专业化的评估体系指标层，并且还要从项目的综合评估等角度出发，提升持续性效益收入。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农村地区饮水安全工程长效建设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细节较多，且所有的环节都集中在环境、社会以及经济这3个方面［1］。2.2农村地区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可持续性评估模型构件方式。以PPP模式为基础，融入环境因素、经济因素以及社会因素3种必要因素，提出如何构件可持续效益模型。工程可持续性效益影响要素较多，投资回收期、投资就业系数、项目环境影响、工程建设资金保障率、脱贫人口变化、污染物排放量、供水增长率、科教文卫效益、对周边生态影响、经济内部收益率、收入分配效益、可持续发展效益、经济净现值、群众满意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化建设都是常见的要素。因为PPP模式当中，所有的项目投资主体的日常投资期望是不同的，所以工作人员可以自行对私人投资方在工程项目总投资中占到的份额进行设定。假定公共政府部门在项目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结合私人投资期望经济以及社会、环境效益所占权重，明确公共政府期望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效益值权重，从根本上反映出不同工程项目建设，不同角度的期望值。以上文提出的可持续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以及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为研究基础，通过层次分析的方式，将其分成目标层、标准层、指标层等。首先要将可持续性评估模型的总目标分解成不同的目标层、准则层以及项目指标层。之后使用标度法计算模式，对不同层之间的因子指标进行评价，计算出相应的判断矩阵。对矩阵特征以及矩阵的向量特征等进行计算，得出对应的本层指标针，并计算相应元素权重。除此之外，还要计算矩阵一致性标准模式，对矩阵的可靠性以及矩阵一致性等进行验证，一致性检验指标数值越低，代表结果越理想。针对目前农村地域饮水安全工程指标评估发展的情况，通过专家打分法等模式，对指标进行分级处理。还可以将专家赋分和不同项目日常建设细分指标的权重融合，求二者的乘积。汇总不同隶属曾指标，将不同隶属曾指标的分数进行求和处理，并汇总，得出最终的经济效益值、社会效益值以及环境效益值［2］。

3实例分析

该工程贵州省某市，辖区内有经济开发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工程项目建设总经费投资6000余万元，财政补贴超过总投资数量的66%，其余项目建设资金由私人出资。该项目采用PPP模式筹集到的私人资金约为2000万元，占到项目总工程款的33%。对工程项目各方面的参与方进行调查发现，私人投资方和公共政府部门的投资，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按照上文所提出的计算方式以及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的方法以及专家打分法等，明确不同指标权重，对最大特征向量一致性进行检验，保证归一化处理效果。通过对各种项目建设数据以及参数进行计算，并分析计算结果发现，该农村地区的饮水安全工程经济效益评估值、环境效益评估值以及社会效益评估值分别为77.121、78.321、71.08，整体综合评价为75.507.按照近年来沿用的划分等级标准，对比项目效益发现，项目不论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还是环境效益，都已经达到了2级水准。从整体上来看，该地区开展PPP模式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对农村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起到了正面的影响，项目建设可持续性比较理想。不同分数代表等级如表1所示。

4结语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是一项惠民工程，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可以促进社会发展。上文以贵州省某地区的项目建设实际情况为基础，分别阐述了应如何对农村地区的饮水安全工程进行管理，并提出可持续性评估方法，希望可以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提升工作质量。

作者:刘海燕 单位:安顺市平坝区水务局

参考文献:

可持续性范文篇9

关键词：永续利用；林业可持续发展林业历史性转变；林业建设方针

林业可持续发展是对森林生态系统在确保其生产力和可更新能力，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和生态多样性不受到损害前提下的林业实践活动，它是通过综合开发培育和利用森林，以发挥其多种功能，并且保护土壤、空气和水的质量，以及森林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既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林业。可持续林业不仅从健康、完整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良好的环境及主要林产品持续生产等诸多方面，反映了现代森林的多重价值观，而且对区域乃至整个国家、全球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的改善，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几乎渗透到人类生存时空的每一个领域。

一、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现状

森林可持续经营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没有可持续经营的森林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的林业。自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后的5年里，森林可持续经营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世界林业发达国家都开始调整和改造传统森林资源管理系统的理论与技术，并组织研究和实践森林资源可持续标准和指标体系。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和林情提出了不同的实现途径。加拿大侧重于林地生产力的保护，提出了以模式森林计划为依托的林地综合管理系统；美国注重人们对森林的整体需求，提出了生态系统经营；德国由于几乎没有原生林，大多为人工次生林，因而着重于回归自然的人工林经营，即近自然的林业。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采用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来调整各自的林业发展战略着手研究和制定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和指标，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总目标是林业可持续发展，而对于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的途径，以美国1995年《森林和林地资源的长期战略规划》为典型，它明确了“管理生态系统------通向可持续性的工具”的模式。

二、林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林业是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生态平衡准则，要在经济―环境协调中求发展。森林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以森林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环境而发展，否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森林是自然界功能最完善、最强大的资源库、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科学与实践证明，森林既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蕴育物种等多种生态功能，又有贮碳释氧、吸纳粉尘、降解有害气体、阻消噪声、美化环境等防治环境污染功能。

1、森林能提高大气质量。体现在：能有效地减缓温室效应。

2、森林能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森林与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遗传多样性息息相关，地球上有一半以上的生物在森林中栖息繁衍。

3、森林可防止水土流失。森林土壤对降水有极强的吸收和渗透作用，其稳渗速率一般在200mm/h，比世界上最大的降雨60mm/h还要大得多。森林的枯枝落叶层不仅可以吸收2―5mm的降水，还可以保护土壤免遭雨滴的冲击。

4、森林能有效遏止沙漠化。林网超过10％，沙地植被盖度超过0.3，沙暴的危害就会减少到最小限度。

5、森林可防止地力衰退。林木的根系能固持土壤，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吸收利用盐分；枯枝落叶可增加有机质、腐殖质，能有效地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6、森林能缓解水资源危机。森林是“绿色水库”，森林及其土壤像“海绵”一样可吸收大量的降水，并阻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可以促进水分循环和影响大气环流，增加降水，起“空中水库”的作用。据测算，森林蒸腾的水汽58％又降到陆地上，可增加陆地降水量21.6mm，占陆地年平均降水量2.9％。

7、森林能消除噪声污染。据测定，100m的防护林带可降低汽车噪声30％，摩托车噪声25％，电声噪声23％。

三、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区域对林业发展的需求所决定的。一般说来，应当从森林所发挥的作用方面来考虑。而森林的作用受制于特定区域的社会意义和国民经济意义，就其作用来划分，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3个方面。

1、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

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强调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和较高层次的社会文化要求，持续不断地提供林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这是持续林业的一个主要目标。作为社会经济大系统的林业产业，担负着为社会发展提供生活资料(燃料、食品等)与生产资料(原材料)的双重任务。随着全球范围内不可再生资源的不断消耗，森林作为主要的可再生资源，其满足人类社会物质需求的作用是绝对不会消失的。人类对森林的社会、文化需求的不断扩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满足人对森林的多种需要和愿望，是林业的根本任务。

2、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目标

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目标，主要关注于林业生产者的长期利益。这里必须明确的是林业经济可持续性的主体是林业生产经营者。当前就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考察，主要还是通过为社会提供物质产品的形式，实现自身的利益，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林产品产量的持续产出。而林产品的产出，除了取决于林业生产力水平外，同时还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更受制于非林业部门的影响。林业经营者经营的森林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环境产品，具有经济利益的外部特征，必然造成林业利益难以在市场条件下完全实现。面对这种情况，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目标，必须有其他实现途径。最可行的方式，一是实行生态补偿；二是国家扶持。因此，林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必须保障林业生产者的经济可持续性。公务员之家

3、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目标

可持续性范文篇10

一、国债使用方向与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

（一）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和财政风险。

根据赤字经济学，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可理解为保证国债政策措施对国民经济运行总影响为正的前提下、政府可能维持的最大债务规模及赤字水平。之所以这样认识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主要是因为：（1）20世纪3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达到和维持充分就业，而且为实现经济增长还要故意在现时消费和现时投资之间作出选择。因此，如果国债政策不能对上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作出贡献，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2）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期经济波动是由需求因素决定的。那么，如果国债政策是以通过需求管理、消除国民经济长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短期GDP波动为目标，那么，它在时间上必然具有周期性特征；但是当国债政策的周期性弱化、最终成为意在调控总供给或总需求结构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时，它究竟应持续多长时间、赤字规模的上限应该是多少，则取决于宏观经济指标状况。当然，随着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财政风险将大大增加。严格地讲，与政府债务状况相关的财政风险是指出现财政无力偿还其债务，并继而引发政治、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政府债务相关的财政风险也应包括债务规模持续增加使财政政策效果由正变负的可能性。

根据我们对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和财政风险的定义，只要国债政策满足可持续性的前提条件，即服从和服务于宏观经济运行的要求，那么，财政风险应该是正常的和可控制的。

（二）国债使用方向在一定意义上决定财政赤字的合理性。

一般来讲，作为需求管理的政策手段，以增发国债、扩大支出为内容的财政政策不关心国债的使用方向。当然，在有效改善需求不足状况的同时，能够产生良好的投资效益、且能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的国债支出结构肯定是最佳的政策选择。

撇开宏观经济调控因素，仅就财政预算探讨财政赤字的合理性问题，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国债使用方向决定财政赤字的合理性。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曾从借贷创造的资产及其相关收入（基本等同于从国债使用方向）入手，分析财政赤字的合理性问题。他同意“如果联邦的经费真是投资性质的，那么，通过举债来筹集资金是无可非议的。政府在这方面同普通的工商业的传统做法没有什么区别，认真的财政计划允许通过借债来购置真正的资产项目”的观点。他指出：“稍加思索即可看出，上述论点值得高度重视。如果事实上联邦政府的经费中通过举债筹集的部分同可适当地列入公共投资的部分大体相等的话，那么在国家资产项下将有一项抵消项目，与表示公债现值的负债项目相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把举债和购置资产两方面都作了记录，国家资本储备的净现值就不会出现变化；当然，如果证明投资支出基本上是纯生产性的，按正规计算的现值还应有某些增加。问题似乎还在具体事实上，在上述出现赤字的时期内，联邦支出中有多少可列为真正的公共投资？而总支出中估计用于公共投资的部分又是否同事实上通过举债筹集的部分相接近？”需要说明的是，布坎南是在一定的前提下同意上述观点的。他指出：“单纯资产耐久性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购置该资产成为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投资。要使政府开支的某个项目能成为纯资产，必须是决算表上能抵偿债务的正现值的资产，直接来源于该资产的纯收益必须有一个增值”。即“对政府来说，这个节约财政的准则要求列为”公共资本“并用以在资产负债表作为抵偿项目的资本，必须预计能有可计数的能变为货币的收入”。布坎南还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像这样，对私人和政府借贷者来说，针对现行筹资情况，还没有一个普遍的规范化的方法来阻止借贷，尤其是涉及到资本支出更是如此”。“无论是对家庭、厂商，还是对政府，为了实现谨慎的财务管理，存在着有关财务责任方面的一些准则。筹借资金、发行债券必须限制在支出需求在时间上很紧的那些情况下，这或者是由于出现了像自然灾害这样的非同异常的情况，或者由于一项投资工程项目的需要。在每种情况下，借款都必须伴随着一个预定的偿债计划。如果是通过创造资本筹措投资基金而负债，债务的偿还必须预先计划同资本资产的使用或生产状况相一致。比如说，按照财务责任原则，政府可以发行公债来修建道路或高速公路，只要这些债务预定能在多少年后归还，且这段时间内，高速公路能够为该政治团体的居民们带来收益或好处。这意味着筹资原则可以是不一样的，像支出的形式可以不同那样。这些规则使得下面一概念具体化了，这一概念是指只有在支出发生的一段时间内的收益预期可以使延期支付费用合法化”。

基于对借贷投资合理性的认识，财政政策规则对国债使用方向有相关要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成果，各国现行的财政政策规则主要有三种类型：预算平衡及赤字规则、举债规则和债务余额及储备规则。“预算平衡及赤字规则”规定，财政收支平衡（即不允许政府借贷），或者按GDP的一定比例规定政府赤字水平的上限；结构性（或经周期性调整）收支平衡，或者按GDP的一定比例规定结构性（或经周期性调整）赤字水平的上限；经常性收支平衡（即只允许政府为资本性支出借贷）。“举债规则”禁止政府在国内发债；禁止政府向中央银行举债，或者以政府以往收入或支出的一定比例规定其向中央银行举债的上限。“债务余额及储备规则”规定，在债务余额方面，按GDP的一定比例规定政府债务总量或净值的上限；在储备方面，按年度医疗和失业金支付的一定比例规定预算外应急基金（如社会保障基金）储备目标。

在上述财政政策规则中，预算平衡及赤字规则中的经常性收支平衡规则将政府借贷与支出方向相挂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的国家中，德国、日本和美国都不同程度地执行或执行过经常性收支平衡规则。自1949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以来，德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直执行经常性支出平衡规则。1946——1975年期间，日本法律规定中央政府必须保持经常性收支平衡；另外，日本政府打算从2003年开始重新执行经常性收支平衡规则。美国在不同的时期、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要求地方政府执行经常性收支平衡规则。

（三）国债使用方向影响经济增长率，进而影响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

以上从财务原则出发分析了国债使用方向与财政赤字合理性的关系，现在我们要着眼于宏观调控效果说明国债使用方向与国债政策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当国债政策的作用对象从单纯的周期性问题——由需求决定的短期GNP波动，变为经济增长问题和制度性问题时，即变为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相对较长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问题时，国债使用方向不仅可以通过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影响赤字的合理性，而且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变消费预期刺激消费等，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率、影响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运行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非自愿失业大量存在，且降低利率也不能带来私人部门投资有效增长、全社会投资额小于全社会储蓄额的情况下，增发国债并将国债用于政府的建设性投资支出，可以从为未来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方面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仍以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充分就业水平为前提，在现有财力难以满足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需要的情况下，将一部分增发国债用于满足科技、教育、人才培训、文化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出，用于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防灾体系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和防沙治沙工程建设等，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对改善和稳定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预期、减少城乡居民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稳定和提高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重要意义。因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提高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布坎南指出：“只要出现了实际的经济增长，债务的限额和财政上挥霍的时间也会增加和延长。债务虽然达到限额，经济进一步的实际增长，能在一定时间内逐渐减轻偿还现有债务本息的负担”。因此，正确的国债使用方向将增强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

二、如何判定国债使用方向对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影响

因为国债使用方向从自身收益状况和影响经济增长两方面作用于国债可持续性，所以可以分别从国债项目的自身收益状况、国债投资方向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研究国债使用方向与国债政策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国债项目自身收益状况。

国债投资是公共投资的范畴，它只是在资金来源上区别于一般公共投资。因此，关于国债项目自身收益状况的研究类似于对一般公共支出生产性的研究。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公共支出的生产性研究包括公共支出涉及的所有领域，公共投资只是其研究的一个方面。公共支出生产性研究的关键概念是非生产性公共支出（unproductivepublicexpenditure），非生产性公共支出（B）指的是：实际发生的公共支出［C（χ）］与资本收益最佳状况下产生同样社会效益的公共支出［EC（χ）］之间的差额，即：B＝C（χ）－EC（χ）

非生产性公共支出也可理解为：在保证社会总收益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公共支出结构所可能实现的开支减少。

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减少的结果是提高了公共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有效性的表现之一是：一个国家可以在保证必要的公共项目供给的同时，通过减少或消除非生产性支出削减财政赤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性以及公共部门的非盈利取向，使得非生产性支出不一定是可测量的。另外，由于不同公共支出项目的生产性存在差异，很难在不同项目之间进行生产性比较，即无法在公共支出计划中进行生产性项目（productiveprograms）和非生产性项目（unproductiveprograms）的划分，如大江大河治理项目和国家大剧院项目之间的生产性比较就十分困难。尽管在使用非生产性概念时会遇到一定的限制，但非生产性概念的引入，为判断和改进公共支出政策，以及分析与政策紧密相关的公共支出计划合理性提供了基础。

参照公共支出生产性研究的做法，我们认为国债项目自身收益状况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1）对投资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既应该也能够对国债投资的主要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有时候，经济政策制定者甚至不需要进行复杂的研究，就可以从一些明显的现象——如大量闲置的基础设施等——认识到项目的低效率。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可以确定国债投资项目的效益状况，并进而确定其可能对未来财政预算状况的影响。（2）在进行财务分析的同时，对国债项目进行经济分析。由于公共支出的非盈利性取向，使得仅进行财务分析难以全面反映项目实施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有些公共投资项目可能未直接带来产出的增加，而是带来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结果是以影子价格计算的产出的增加。（3）不仅对国债投资项目进行财务和经济分析，而且要将某一类项目的投资结果与相关部门的发展现状相联系，以免在同一部门内部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如在高等教育投资增长的同时，适龄学童辍学率却在上升，出现这种矛盾局面只能说明教育领域的公共投资选错了方向，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4）机会成本分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一部门投资的增加，必然造成其他部门可能获得的投资的减少。清晰的机会成本判定能更加深刻地反映国债投资项目的真实效益状况。

（二）国债投资方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我国的情况看，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国债政策的首选目标。国债政策能否实现其目标，既取决于国债发行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对总供给的影响（我们知道，除了资本存量、劳动力和技术，价格调整过程中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决定总供给的另外一种因素），也取决于国债的投资方向，即国债投资能否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国债投资方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暂不研究国债发行、通货膨胀预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国债投资方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类似于公共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恰当的公共投资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短期，通过公共投资能有效改变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和有技术的人力资源短缺所产生的瓶颈制约，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但是，由于我们探讨的是国债使用方向与国债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因此仅有上述结论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明确：什么是恰当的长期国债投资方向？在确定投资方向后，长期国债投资将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影响经济增长？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研究人员一直重视对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研究。Arrow和Kurz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较大，他们建立了一个模型，模型中，消费者不仅从个人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从公共资本品的供给中获得效用；生产者则从公共资本所提供的服务中受益。Arrow和Kurz假定政府的所有投资都是具有生产力的。尽管如此，他们的模型仍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即公共支出仅影响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economy‘stransitionalgrowthrate），而不会造成稳态经济增长速度（steady——stategrowthrate）的变化。另外，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也建立了一些关于公共支出与经济长期增长速度关系的模型，其中Barro的模型具有代表性，该模型将政府支出视为私人生产的补充。在这个意义上，Barro和Arrow、Kurz一样，都假定政府支出是有助于生产力提高的。

在建立理论模型的同时，经济学家（Landau，Aschane等）还从经验数据入手，探讨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不同经济学家分别进行的，关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未能获得一致性的结论。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有的发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公共支出占GDP的份额上升；而另外的却发现公共开支的规模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基于国别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公共开支的变动无关，但发展中国家公共支出的增加能够促进其经济发展。

尽管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不存在一般性的规律，但是研究发现，政府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存在一般性规律的，即公共投资中交通、通讯投资规模的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经济理论也告诉我们，公共投资是公共支出中与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领域，而交通通讯等基本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是私人资本积聚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国债投资改善和提高基本基础设施的供给，应是国债使用首选的方向。但是仅有基本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是不够的，根据别国的经验，还应针对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国债投资的方向和重点，加大相关领域的投资力度，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如日本政府在其1997年6月19日通过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中明确提出“为了创造一个能让人民切实地感到富裕的社会，日本要在推进经济结构改革、保持经济活力的同时改进公共投资”。该计划确定的公共投资重点如下：（1）在继续将公共投资的重点放在与国民生活质量提高直接相关的领域的同时，针对人口迅速老龄化和信息革命，采取具体措施提高国民福利。（2）与生活环境、福利和文化功能相关的公共投资应占到公共投资60％——65％；满足老龄化、信息化社会发展所需也是公共投资的重点；公共投资应有效地配置资源。（3）在2000财年之前，公共投资的重点及优先领域是与经济结构改革相关的社会基础设施（包括高等级干道公路、中心机场、重要的港口和城市发展等），特别是带来更大的分配效率的领域。（4）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公共投资，将优先投向于保证某一生活水平相关的领域，以及发展被严重滞后的地区和部门。

三、1998年以来我国国债的使用方向及相应的政策实施效果

（一）国债投资的部门结构特征。

1998年发行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定向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邮电通讯、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粮库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1999年、2000年又分别发行1100亿元和1500亿元，在继续安排在建国债项目投资的同时，增加安排了重点行业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2001年发行建设国债1000亿元，用于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特种国债500亿元，2001年的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弥补在建项目后续资金不足，中央财政支出部分除技术改造贴息以外，全部用于未完工程，不再上新的项目。1998——2000年，在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的同时，安排了一大批国债项目，具体投资结构大致如图1所示。

（二）国债项目收益状况（部门投资合理性）。

由于国债投资以公益性项目为主，除部分交通运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有较好的盈利前景外，大多数项目自身的财务效益预期不乐观。因此，这里对国债项目收益状况的分析，不是对每个国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的跟踪研究，而是对部门投资合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首先，国债投资的部门结构基本合理，符合公共投资的优先选择方向，成效显著。国债投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同时增加农业、科技和教育的投资，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在上述指导思想下，国债投资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国内需求状况，而且办成了一批多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其结果是：（1）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供给能力增强；（2）推进了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3）加强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4）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

其次，国债投资结构的合理性有可能进一步提高。第一，在教育投资方面，1998年以来的国债教育投资，集中于与改善高等院校办学条件相关的教学、实验、科研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他层次的教育投资需求，有可能降低了教育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因为高等教育固然重要，其他层次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如在消除了经济周期的因素之后，1929——1982年美国非住宅企业的实际产出平均每年增长3.1％，与产出增长相关的各种因素中，普通工人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16％。另外，基础教育经费不足问题在我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经济发达的江苏省都存在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在基础教育投入普遍不足的状况下，单单强调和重视高等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一定的片面性。当然，按照分税制的基本规则，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是相互对应的，基础教育的投资应属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但考虑到国债投资资金来源的独特性，我们仍提出了上述问题。第二，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尽管习惯上一直将农林水利建设投资视为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但实际上，从农林水利建设中受益的并不限于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因此，能够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相对应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只有农村电网改造。在国债投资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所占的比重高于农村10个百分点左右。而实际上，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欠账也是很多的。如迄今为止，乡村公路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村集体收入和农民集资，财政投入几乎没有。我们曾对厦门市各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做过调查，就公路交通而言，连接各区的主干道发展状况良好，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区以下的道路，特别是不在开发区内的乡村道路发展水平很低。第三，国债技改贴息政策的实施对象以国有企业为主，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经济原则。

（三）国债投资的宏观经济效果。

首先，开始于1998年的国债投资，对宏观经济最直接明显的贡献是有效增加了国内需求，遏止了国民经济出现的下滑趋势，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1998——2000年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5个、2.0个和1.7个百分点。国债投资在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国家财力不断增强。2000年中央财政收入比上年增加1936亿元，地方财政增加799亿元，全国财政收入增加1936亿元，增长16.9％，高于“九五”时期的年均增幅。

其次，除了从需求方面贡献于经济增长，国债投资还因支持企业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从供给方面对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投资建设了一批多年想建而因财政能力不足而未建的基础设施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我国现阶段的经济运行特征与国债使用方向选择

（一）政策作用环境特征。

相对于一般经济状况，转轨时期的需求管理有其特殊性。我国目前的需求管理，不管是刺激消费，还是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都不得不面对转轨时期这一特殊因素。这使得当前的需求管理不仅要分析研究需求不足中包含的周期性因素，而且要认识其中存在的体制原因。特别是，当资本市场不能通过价格调节有效地配置资源、消除需求不足时，需求不足就带有了一定程度的长期性特征，即造成资金长期不能充分利用。

现实情况是：（1）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国民储蓄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1999年和2000年的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0.3％和60.8％，储蓄率分别为39.7％和39.2％，高于“六五”、“七五”末的水平，1985年和1990年的国民储蓄率分别为34.3％和38％。影响消费率提高的关键因素是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在投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断增加，但现阶段，制度和市场的原因使资本市场无法将储蓄资金转变成额外的投资，这主要体现在非国有投资的增长上，以致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来一直快速增长的非国有投资近年来放慢了增长速度（见表1）。

针对上述情况，就应该按照凯恩斯所倡导的方法行事，即如果需求不足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那么就实行一种能够调节需求的政策。需求管理的着眼点应是短期的，但短期需求管理和经济稳定不能成为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还必须考虑总需求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长期平衡。在我国，需求管理不仅要考虑总需求中投资、消费、进出口之间的均衡，而且要考虑单一需求的内部结构，特别是投资需求的结构问题，因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必须关注国债投资方向的选择问题。

供给方面，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其中与供给相关的问题有：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二是科技教育比较落后，科技创新能力弱，人才资源不足；三是水、石油等重要资源短缺，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上述三个方面问题由来已久，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加大相关领域公共投资的力度。因此在未来的国债投资中，能否根据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正确地选择国债投资方向，将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未来国债投资的方向选择。

1.继续重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是实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根据“十五”规划对我国环境状况的研究，“十五”期间，我国在环境方面仍面临严峻的形势。环境污染形势严峻，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和城市环境污染都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恢复任务艰巨。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在继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退化在发展，如我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60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表土50亿吨；沙化面积达262万平方公里，每年新增沙化面积2400多平方公里；近海海域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等。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必须加大投入，而长期以来，由于资金问题，生态工程建设一直投入不足，如长防林建设投入仅15元／亩；封山育林一般需时5——7年，而投资仅一次性补助一年。“增发国债，扩大投资”政策的实施，使改变生态工程建设资金不足问题成为可能。

2.继续加大教育投资。不仅重视高等院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重视与基础教育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将直接带来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善，并贡献于经济增长。与1929——1982年美国非住宅企业产出增长相关的各种因素的贡献率依次为：知识的增长或者狭义的技术进步为34％，同质劳动投入的增加为25％，普通工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为16％，资本增长为12％，资源配置的改善为11％，规模经济为11％。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也指出：技术进步一直是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占第二位。

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至2000年，80％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见表2）；仍有文盲8507万人，农村文盲率为8.25％，城镇文盲率也达4.04％。因此，要实现“科教兴国”目标，必须加大教育投资。

3.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努力改善与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状况。在我国，“城乡差别”由来已久，这种差别不仅仅表现在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上，它还表现在农村与城镇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就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水来讲，城乡水质状况就存在很大的差别。“目前我国直辖市和部分省会城市的市政自来水合格率为93.7％，二次供水的总大肠菌数合格率为92％，而我国农村饮用水的水质状况不容乐观，只有13.8％符合饮用水标准，比较安全的占47.5％，38.6％以上属不安全饮用水”。因此，政府应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重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缩小城乡差距，这也是公共财政的公平目标所要求的。另外，“农民、农业、农村”问题已成为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又一难题，通过国债投资，改善农村的发展环境，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将会大大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