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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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下旬开始，金华市按照全省深化拓展“树新形象、创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部署，在全省率先开展民主恳谈、民主听证工作。目前，金华市重点组织的20场民主恳谈、民主听证已基本结束，市县两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各自组织的225场活动已完成80%以上。据统计，金华市参与民主恳谈、民主听证的各级领导干部已有900多名，群众达8000余人次，破解民生难题550多个，出台相关制度、细则50多个。

“参会的拆迁户代表为维护自身利益据理力争，有的甚至‘咄咄逼人’，整个过程紧张而激烈，幸亏事先准备比较充分，才得以通过群众的现场‘考试’，从中我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永康市副市长胡明星现场主持听证会后深有感触。

民主恳谈和民主听证能否取得实效，关键要看各级领导干部能否真正把自己“摆进去”。金华市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力亲为，在民主恳谈、民主听证中，通过主动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直接真实地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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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亲密的人际关系经常发生摩擦和矛盾，反倒不及初次交往容易。很多家庭常常相互埋怨，正是这种情况的表现。按理说应该是交往得越深就越容易相处，人际关系也越好。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原因何在？

很简单，就是人们忽略了一个"度"的问题。因此，尽管有着良好的愿望--希望自己所拥有的人际关系亲密度越高越好，但还必须记住"亲密并非无间，美好需要距离"。

对人际距离的把握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尊重别人的隐私。不论多么亲密的人际关系，也应彼此保留一块心理空间。人们总以为亲密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似乎不应当有什么隐私可言。其实越是亲密的人际关系越是要尊重隐私。

这种尊重表现为不随便打听、追问他人的内心秘密，也不随便向别人吐露自己的隐私。过度的自我暴露虽不存在打听别人隐私的问题，却存在向对方靠得太近的问题，容易失去应有的人际距离。

其次要有容纳意识。容纳意识要求我们尊重差异，容纳个性，容纳对方的缺点，谅解对方的一般过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清澈见底的水里面不会有鱼，过分挑剔的人也不会有朋友没有容纳意识，迟早会将人际关系推向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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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亲密距离

亲密距离在45厘米以内，属于私下情境，多用于情侣或夫妻间，也可以用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或知心朋友间。两位成年男子间一般不采用此距离，但两位女性知己间往往喜欢以这种距离交往。亲密距离属于很敏感的领域，交往时要特别注意，不要轻易地采用亲密距离。

2．私人距离

私人距离一般在45厘米到120厘米之间，表现为伸手可以握到对方的手，但不易接触到对方的身体，这一距离对讨论个人问题是很合适的，一般的朋友交谈多采用这一距离。

3．社交距离

社交距离大约在120厘米到360厘米之间，属于礼节上较正式的交往关系。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多采用这种距离交谈，在小型招待会上，与没有过多交往的人打招呼可采用此距离。

4．公共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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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过去的候选人与代表通过“简历”见面的传统作法，让候选人在选举之前作自我介绍并发表演讲，加强与代表的沟通，拉近与代表的距离，无疑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过去，对候选人的推荐，大多数情况下是组织确定、代表划圈，候选人的德能勤绩如何，能否真正为民办事，代表并不什么了解。虽然组织在推荐候选人时，也经过了层层民主程序，但是这种民主的范围毕竟有限，代表还多少存在着疑惑、猜测和忧虑--怕暗箱操作，怕民主走了过场，怕选人不准。事实上，从现实情况看，代表的这种担忧并非多余。现实生活中，一些贪官、庸官的出现，就充分证明了候选人推荐的不准确性和局限性。让候选人与代表“零距离”，面对面自我介绍并演讲，扩大代表的知情面，有利于代表加深对候选人的了解，监督候选人的推荐、选举过程，有利于消除代表的疑虑，赢得代表和人民群众的信任，进而调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热情。

从候选人的角度来说，自我介绍并发表竞选演讲，能使他们深刻理解“我的职权从哪里来”、“我是谁选出来的”、“我应当对谁负责”等作为官员应当透彻理解的问题，从而增强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同时，发表竞选演讲，把自己的德能勤绩和工作能力置于“阳光”之下，接受代表的挑选，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考验和挑战--自荐是否实事求是，承诺能否兑现，代表可以通过监督来进行检验，进而对候选人是否称职作出评判。这种监督、检验和评判，必然督促候选人在当选后更加认真履行职责，以维护自身的形象，不失信于民。

让候选人与代表“零距离”，确实只是一个细节，但“于细微处见精神”，它昭示着：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在“靠制度选人、凭民意用人”方面，又有了可喜的进步--如果说民主政治进程的推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就是由一个个进步的民主细节组成的。这种民主细节，正是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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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个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16世纪以前的远距离贸易虽然存在，但以贸易地区的游移为特征。降至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向有相对稳定贸易区域为依托的格局的方向转化，我认为此时期出现了五个经贸区：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经贸区是以经济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并不等于经济区。所谓经济区主要是基于经济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经济区域特征。其特征的表露又主要是生产状况。因此，经济区的界定是以生产状况为主要指标。所谓经贸区则是从交换的角度而界定的商品市场圈。当然，一个地区的交换，取决于该地区的生产。就此而言，经济区与经贸区有时难以断然界别。但是，也应该注意，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一是需要便捷的交通。特别是在古代陆路交通欠发展的情况下，便捷的水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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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个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前的远距离贸易虽然存在，但以贸易地区的游移为特征。降至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向有相对稳定贸易区域为依托的格局的方向转化，我认为此时期出现了五个经贸区：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

经贸区是以经济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并不等于经济区。所谓经济区主要是基于经济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经济区域特征。其特征的表露又主要是生产状况。因此，经济区的界定是以生产状况为主要指标。所谓经贸区则是从交换的角度而界定的商品市场圈。当然，一个地区的交换，取决于该地区的生产。就此而言，经济区与经贸区有时难以断然界别。但是，也应该注意，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一是需要便捷的交通。特别是在古代陆路交通欠发展的情况下，便捷的水路交通是形成经贸区的重要条件。当然，有些地区由于特殊原因，也可能在水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特殊的经贸区。二是，有一个或数个对大宗商品有很强吸纳力的城市作为该经贸区的中心点。

我们再详细谈谈五个经贸区。

1、江南经贸区。所谓江南，指的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宁国、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的江南地区，在16至18世纪形成了三个农业区。一是以种植棉花为主或棉稻并重区，它包括松江、太仓大部和苏州常熟、昭文等县；二是以蚕桑或桑稻并重，它包括湖州、嘉兴和杭州、苏州的若干县；三是种稻区，它包括常州无锡、宜兴和松江的华亭、青浦。江南地区有太湖水系。太湖东靠运河，南接钱塘江，北跨长江，又有纵横交错的河流，构成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网。这种经济生产条件和交通状况，决定了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格局是：输出以高价值的手工业产品特别是棉、丝织品为主，输入的则是低价值的粮食和手工业生产原料。

江南是全国主要的蚕丝生产基地，特别是蚕丝生产中心湖州府，更是享誉全国。在蚕丝业发展的基础上，江南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明万历时张瀚说：“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利于罗、绮、绢、zhù＠①，而三吴为最。”（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这说明，至少是明万历以来，丝织业已是江南的支柱手工业。江南丝织品销往外地的数量，学者们的估计稍有差异。据范金民估算，明后期江南销往国内市场（包括江南本地区市场）的丝织品，每年约相当于绸38万匹，值银38万两；至清乾嘉年间则为1000万匹绸，价值约1500万两银（注：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1993年版第252、253页。）。

棉花的大量种植，也推动了江南棉纺织品的发展。明代江南棉布远销西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各地。明万历时松江人陈继儒说：松江布北走齐鲁，仰给京师达于九边；出长江口，经楚蜀，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此天下之大命脉也”（注：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59《布税议》。）。降至清代，由于华北各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江南布在华北市场受到排挤，转而售往湖广、江西、两广、福建和东北等地。清代江南棉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数量，方家估算数目不一。徐新吾估计为每年两千数百万匹（注：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两宋时期，江南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时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降至明清，由于大面积种棉植桑以及城镇人口的激增，江南成为缺粮区。苏州、南京、杭州以及那些主要从事丝、棉纺织的专业市镇，都需要输入粮食。清前期，向江南输粮的地区，主要是长江上中游的四川、湖广、安徽及江西。乾隆时，东北成为新的江南粮食供应地。据郭松义估计，清前期各地输入江南米粮每年约达3050-3350万石（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

除粮食外，江南还需要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多种原料，如蓝靛、木材、竹、纸、铁、煤、大豆、桐油等等。

苏州、南京、杭州是为16至18世纪江南经贸区的经贸中心。其中苏州还是全国的远距离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这里，各地区商人云集，各商业会馆林立，商业贸易极为发达。

2、珠江三角洲经贸区。这里所谓珠江三角洲，是指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它包括西自西江边高要，北自北江边清远，东至东江边惠州的广袤约1100平方公里的区域。珠江三角洲水运便利。从广州沿西江至封州，入广西梧州，再往西可入云南；沿西江北上可过贺江、开江，抵湖南。经北江上流浈江，再越大庾岭商道，进江西赣江，抵鄱阳湖，与长江相会合，可通江南各地。东江溯流可抵惠州，北上经河源，达龙川县老隆埠，这里是进入闽西的咽喉之地。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专业化的趋势大大加强。明

代，这里渔果综合利用的“果基鱼塘”发展迅速。明末，“果基鱼塘”又向着经济效益更高的“桑基鱼塘”转变，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蚕桑业生产基地，此外，这里的甘蔗、茶、烟叶种植也较普遍。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生产以佛山冶铁最著名，所谓“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莫良于佛山”（注：张心泰《粤游小志》见《小方壶舆丛钞》第94卷第4册。）。此外，广州、新会的造船业，石湾的陶瓷业，南海、东莞的棉纺织业，广州的丝织业，番禺、东莞、增城的制糖业，顺德的缫丝业等都很发达。在这样的水陆交通条件和农业、手工业生产格局的基础上，16世纪珠江三角洲经贸区形成，并显现出自身的经贸特点。

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除对外贸易之外，国内长途贩运主要是两条水路，一是通过西江展开的与广西的贸易。两广虽同属岭南，但两者经济差异明显。广西多山，壮、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经济较落后，大多仍停留在农耕状态。但广西生产的粮食和木材、烟草、竹、油桐、茶叶以及铜、铅、锡等又是广东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原料。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产品，也是广西所需。两广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就籍于西江航运大规模展开。据学者估计，广东每年要向广西购进粮食约1800万石；购进的生产资料，仅烤蚕茧所需的木炭，每年从梧州贩往珠江三角洲的就有1千数百万斤（注：黄鼎臣《明清时期两广的商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而从广东输往广西的主要是盐和布、丝绸、铁器等手工业制品。二是通过北江、东江等开展的江西、湖广、福建，特别是与江南的长途经贸活动十分频繁。珠江三角洲输往江南的商品有铁制品、陶瓷、夏布、糖和盐等，尤其以铁制品为大宗。万历时，霍与瑕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注：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上吴自湖翁大司马》。）特别是佛山镇，其“铁锅贩子吴越、荆楚而已，铁钱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注：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6“风俗”。）。珠江三角洲从江南输入商品主要是棉花、蚕丝和丝制品，褚华《木棉谱》说，闽、广商人到江南，不买布而买棉花，“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广州虽有丝织品，但粤缎、粤纱“必吴丝所织”，才能色彩光华、滑泽（注：乾隆《广州府志》引明《广州府志》。）。

因此，珠江三角洲经贸区的经贸中心，首推广州，其次是佛山镇。

3.长江上中游经贸区。长江源自青海，全长6300公里。今湖北宜昌以上为上游，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段，湖口以下为下游。16世纪以来，随着四川商业重心从成都东移重庆，重庆成为西南物贸主要集散地，以及长江中游汉口镇的崛起，长江上中游经贸区最终形成。

重庆古称江洲，“有舟航转运之利。蜀南西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贸出入输会，必于重庆。故重庆者，蜀物所萃，亦四方商贾辐辏也”（注：民国《巴县志》卷3。）。自重庆输出的商品有木材、茶叶、药材等，而以粮食为大宗，这批粮食主要来自川东各地。据学者估计，每年从重庆顺江东运的粮食在100至150万石左右。（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汉口是长江中游经贸区最大的经贸中心，有“九省通衢”之称，它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清前期又与京师、佛山、苏州并称“天下之四聚”。乾隆十年，湖广巡抚晏斯盛说汉口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清经世文编》卷40“户政”15。）。晏斯盛所说这六行，至少有盐、米、木材、药材四物属于过境贸易。入清以来，汉口就是淮盐重要集散地。这载淮盐的船，自仪征出口，抵汉口停泊，绵亘数十里，“首尾联络，势若蛇蟠”（注：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1。），可见汉口食盐过境之盛。清前期，汉口是全国最大米市之一，每年运销量在千万石以上，这些米并非都是湖北所产，其中至少有几百万石来自湖南（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可见这也是中转贸易。湖北虽盛产木材，但汉口市场上优质木材如杉木等，多来自云南、贵州和四川。至于汉口市场上的药材和布，大多也不是本地所产。

除重庆、汉口以外，沙市、芜湖、九江也是长江上中游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4.华北经贸区。这是一个以水陆交通联结而成的经贸区，它包括京师、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在内，是以生活资料贸易为主的经贸区。

明清时期，北京作为京师，水陆交通便捷，各地商品均可运达北京。北京是华北以至全国经贸中心之一。但北京是消费城市，手工业欠发达，因此，北京与其他地区的远距离贸易，形成了生活资料的单向输入为主的格局，其中尤其是粮食的输入。

除北京之外，明后期至清前期，华北最繁华的都会是位于会通河与卫河交汇处的临清。因地理位置，临清成为华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枢纽，也呈现出过境贸易的特征。临清市场最大宗商品是粮食，其来源有四：一是从运河北上的江淮粮；二是由卫河泛舟而来的河南粮；三是沈阳、辽阳等地海运至天津入运河南下的东北粮；四是临清附近的山东粮，这些粮食或售于京师，或售于江南，每年交易数量，多达五六百万石至千万石（注：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此外，过境贸易商品还有铁锅、铁器、瓷器、纸张、茶叶等。

此外，华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中心点还有天津和河南朱仙镇。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五.西北经贸区。指东起直隶西北部的宣镇，沿长城迤西，过张家口，经山西大同、越杀虎口，往西至陕西榆林，再延伸向甘肃、宁夏、青海、直至新疆巴里坤、哈密、阿克苏、吐鲁番以及疏勒、和阗。北伸则进入蒙古草原，抵多伦诺尔、归化、包头、呼林格尔、托克托，直至清俄边贸城恰克图。这里没有像其他经贸区那样便捷的交通条件，但在“一收十利”丰厚利润驱使下，不少商人长途跋涉进入西北经营，形成了一个经贸区。明代进入西北经贸区的商人，以山西晋商最多，其次是陕西商人，还有徽州、山东、江西以及龙游商人。其贸易对象，主要是明朝军队。形成于明中叶的西北贸易区，与明朝的军事布局有密切关系。为防御蒙古族统治集团对西北的军事袭扰，明朝沿着长城陆续设置了九大军事防区，通称“九边”，其在西北有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8镇。明后期，8镇驻军多者76万余人，少者36万余人（注：梁淼泰《明代“九边”的军数》，《中国史研究》1997年1期。），如此庞大的常年驻军，需大量的粮食、布匹、军械和草料。明中叶以后，随着军屯的败坏以及征兵制改作募兵制，明朝每年拨给边镇大量的“年例银”和饷银。嘉靖三十七年（1551）户部尚书孙应奎说：“今岁入二百万（两），而诸边费六百万（两）。”（注：《明史》卷202《孙应奎传》。）当时有人惊呼：“竭九州之力而不足以供（九边之费）。”（注：王德完《国计日诎边饷岁增乞筹划以裕经费疏》，《明经世文编》卷444。）边镇巨额军费对明王朝来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对西北贸易区而言，则是货币投放量的增加，从而促进其贸易的发展。其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匹和其他生活资料。

入清以后，西北常驻军大量减少，迫使商人作贸易战略转移，一部分商人转向内地，另一部商人依然留在西北，从事边蒙贸易或在恰克图与俄国作贸易。三、全国性大市场格局的最终形成

上述五大经贸区，可以分为下列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经济基础上的经贸区，如江南经贸区和珠江三角洲经贸区。它们向其他地区输出的是高价值的手工业产品，如棉布、丝绸和铁制品等，输入的则是低价值的粮食、手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显然，这样的经贸区，是以其他地区作为自己的产品市场和原料基地。这样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可以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林等产品的商品化，使更多的地区卷入商品市场之中；同时，它在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上，则更为明显。16至18世纪，江南丝、棉纺织业的发展，丝、棉纺织业专业市镇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丝、棉纺织品的大宗远距离贸易。第二种是大宗商品过境贸易区，如沿江、沿河和沿海的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中的临清、天津、朱仙镇等经贸中心点。这种经贸区，对推动各地区间经济交流，使各种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促进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功不可没。第三种是以生活资料交换为主的经贸区，如华北经贸区中的北京以及西北经贸区。这样的经贸区，或以消费性城市为经贸中心点，或以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区、畜牧区为基础。前者消费性的城市，是以货币和其他地区的手工业、农业产品作交换；后者是以低价的农产品或畜牧产品换取其他地区高价值的手工业制品。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只能成为其他手工业生产发达地区的产品销售市场。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对当地经济虽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当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作用不大。但是，它对稳定社会政治秩序，巩固边疆，都起了很大作用。

上述五个经贸区，并没有覆盖中国所有地区。但是，五个经贸区之外的许多地区，其产品都可进入各个经贸区，商人更是踏进经贸区的市场大显身手。如福建在江南经贸区之外，但福建手工业原料如蓝靛、竹、木、纸、糖等，却源源不断输往江南。明人王世懋《闽部疏》云：

凡福（州）之绸丝、漳之绢、泉之蓝、福延（平）之铁、福漳之橘、福兴（化）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

福建土特产不仅输往江南，也输往北方。在输出土特产的同时，福建也输入各种商品。首先是粮食。福建作为缺粮的地区，每年都要从广东

、浙江以及台湾输入大量粮食，明后期周之夔：

夫闽三面距海，山多田少，虽丰年尚资邻粟。故漳、泉贩之惠、潮；兴、宁贩之温、台；省会贩之上四郡，四郡不足，则贩之江、广。（注：周之夔《弃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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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一个重要基础。近年来，武汉市汉阳区按照“创新、亲民、务实”的要求，建立领导干部与群众“零距离沟通”机制，察民情、解民难，以心恤民，以情感人。实践证明，“零距离沟通”机制的建立，变“对立”为对话，变上访为下访，变“背对”为“面对”，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架起了党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成为构建和谐汉阳的“安全阀”。

“零距离沟通”机制的基础是深入群众，了解社情民意。无数事实证明，党只有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处理好各种矛盾，汉阳区推行了区领导与群众面对面的对话沟通机制，要求领导干部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材料，而必须深入群众、心系民忧，按照“从群众中来”了解问题、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的原则，下基层与群众对话。当区领导与12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深入社区，就居民群众关心的社区建设问题进行对话时，居民个个畅所欲言。对于群众提出的10个“急、难、盼”问题，区领导当场提出解决办法、敲定解决期限。对这些问题在规定时间内逐一得到解决，群众感到非常满意。从此，汉阳区就把与群众“零距离沟通”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并逐步拓展其内涵，开展了“企业对话”、“公共事务对话”、“民营企业家对话”等活动，并将其与“领导干部蹲点制度”、“党员干部联系点制度”、“社区、企业挂职锻炼制度”、“机关党员参与社区活动制度”、“党员干部走访群众制度”等有机结合起来。两年来，通过40多场对话活动，解决了400多个群众反映的疑难问题，4万多群众直接受益。实践证明，“零距离沟通”机制的建立，对于凝聚人心、聚合力量、促进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零距离沟通”机制的核心是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就是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通过“零距离沟通”机制，领导干部可以更好地关心群众的疾苦，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把民情、民意、民愿作为决策的依据，把满足群众的迫切需要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体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比如，汉阳区有20万外来人口，其子女上学问题一直是困扰他们的大问题。为了让这些民工子女享受平等就学机会，政府承诺不让一个农民工子女失学。目前，全区1．38万名农民工子女在汉阳区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基本做到“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再如，汉阳区是一个老工业基地，伴随大拆大建、企业改制，出现了许多下岗职工和特困家庭。领导干部定期下到社区与群众对话，了解群众疾苦，为困难家庭出谋划策。现在，全区纳入低保范围的困难家庭达1．1万余户共3万余人。政府为帮助这些困难家庭，每年财政支出达4000多万元。同时，采取结对帮扶、送温暖等形式，对居住难、就业难、就医难、上学难的特困家庭实行“援助工程”，携手渡难关。实践证明，只要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掩盖矛盾，不回避困难，真心与群众面对面对话、“零距离沟通”，就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零距离沟通”机制的关键是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群众的支持，使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得到群众的认同。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增强工作的透明度，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决策的科学性。通过“零距离沟通”机制，把政策明明白白地交给群众，把工作一五一十地告诉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就能不断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近年来，汉阳区坚持政策透明、实施“阳光操作”：一是坚持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如村务公开、厂务公开、财务公开、干部任职公示等制度，接受群众评议、监督。二是开通政务网、热线电话，多渠道、多层次地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自觉接受监督。热线开通后，每天都有百余人打进电话，数百人发来电子邮件，大家群策群力，为建设新汉阳献计献策。三是定期举办“政策咨询会”、“民主议事赶集会”等活动，吸引群众参政、议政。把每年“五一”、“十一”、“元旦”三大节日前的4月29日、9月29日、12月29日定为“民主议事日”，数千群众踊跃“赶集”，从而实现了信息在沟通中交流、政策在沟通中明晰、疑虑在沟通中消除、人心在沟通中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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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幽默师生关系零距离

苏联著名教育家斯维特洛夫指出：“教育家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就是幽默”。研究表明在教书育人的领域中，如能让正处于性格形成和口才发展的关键时刻的每一位小学生都能有机会受到富有幽默感的教师的熏陶，对其活泼开朗性格的形成和口才能力的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大凡教师都有必要研究幽默艺术，使自己成为一名具有丰富幽默感的，受学生欢迎的好教师。

几乎所有的调查问卷都显示，学生不喜欢表情冷漠呆板，语言寡淡无味的老师。而富有幽默感的教师则可有效贴近师生间的心理距离，深受学生欢迎。从教学调控艺术上说，干巴巴的讲授会使学生“因噎废食”。但如果融入了幽默，制造一点活跃气氛，这对于调节知识讲授的“输出功能”，激活学生的接受与反馈，形成灵活积极的心理建构，往往是很必要、很有效的教学策略。

怎样让幽默走进音乐课堂，是我这几年在音乐教学中的探索与尝试。我以为它对于提高教师的亲和力，促成师生间的零距离有其独到的艺术魅力。孩子们一旦喜欢上你也即会在你的课堂教学中很好地与你配合，极大地表现出对你的课堂教学的热忱。这样你在课堂上将会如鱼得水，驾轻车而行之。记得有一次教学《摇篮曲》一课，指导学生有感情演唱时，事先我没有告诉学生该用怎样的情绪、力度和速度。只告诉学生什么是“摇篮曲”的概念。即：哄宝宝入睡的歌曲。于是便让学生放声歌唱，唱完后我借用该曲的旋律接着串词唱道：“爸爸，妈妈，我的瞌睡没了”唱罢还模仿婴儿委屈地哭了几声，同学们笑得前伏后抑，他们马上意识到该用轻柔的声音演唱了。第二遍演唱时学生的声音轻了下来，但速度欠慢，而且没有注意用连音唱法，不连贯，我又夸张地边唱边做起日本鬼子进村的动作。唱完第一句后，我说：这回，宝宝准从摇篮里蹦出来说：“妈妈，日本鬼子进村来啦！快跑呀！”。这下又把学生给逗乐了，此时我抓住时机告诉学生，演唱“摇篮曲”之类的歌曲，要唱得轻柔、连贯，速度应用慢速，要唱出宁静，柔和的感觉。学生心悦诚服，记忆深刻，再次演唱，心中自明。

又如在课堂教学中，有时难免会出现一些教学矛盾，但教师的一个浅浅的微笑，一个小小的姿势动作，都可成为传递教学幽默信息的渠道与媒介，都可以幽默地折射出教师内心情绪的表露过程。教师若能用喜剧化的方式来制造幽默，缓和教学矛盾实乃上策。如：一天，有位学生唱歌时声音总是放不开，于是我做出了倾身侧耳细听的样子，并将手贴在耳背。同学们被我幽默的姿态逗笑了，那位同学也笑着放声歌唱了。

另有一次，课堂上我讲得正酣，忽然发现有一个学生却睡得正酣。于是我便幽了一默，我说：“我发现有一个同学听得特别认真，只见他口角涎水不断——表明他听得津津有味；他还频频点头——哪是因为他觉得老师讲得头头是道；且两眼紧闭——我想他必定是在闭目深思，”话音刚落，全班同学哄堂大笑，那个同学也被同学笑醒，面露惭色，睡意顿消，整个课堂气氛异常活跃，学生学习兴趣盎然。如此幽默的教育机智，淡入淡出，意境高雅，不费口舌，勿伤自尊。在获得一定的学生对我的亲和力实现师生间零距离的同时也乃教学之上策。

法国著名的演讲家雷曼麦说:“用幽默的方式说出严肃的真理，比直接了当地提出更易让人接受。”记得，有一次教学《山林的歌》，教学任务是指导学生如何进行有感情演唱。说实在这样的课远没有学习新歌时来得能吸引学生，同学们唱得也丝毫没有一点生气，我真担心怕提不起学生的兴趣。适逢此时有两位学生在窃窃谈笑，我立马提请了两位，原来他俩觉得这首歌有点象绕口令，暗地里竟展开了绕口令比赛。为了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不岔开此课，我因势就导，我说，绕口令我也会点，接着我清了清嗓子，嗯哼两声便说：“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问题是这个问题已经出了问题，所以不成问题的问题终于成了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说到此处我一边顺着说一边在黑板上板书——“有感情地演唱歌曲”。我一口气讲完，全班一片哗然，接着我便进入主题，让大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群策群力。有人说，应该唱得活泼跳跃些，有人说，应该用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有人说脸上应带着甜甜的微笑，有人说……孩子们激情洋溢，课堂气氛空前高潮，教学效果自然达到了时半功倍的理想境界。公务员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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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亲密距离

这种距离是人际交往中最小的间距。处于0～15厘米之间，彼此可以肌肤相触，耳鬓厮磨，属于亲密接触的关系。这是为了做出爱抚、亲吻、拥抱、保护等动作所必需的距离。常发生在爱情、亲友关系之间。如果用不自然的方式或强行进入他人的亲密距离，可被认为是对他人的侵犯。处于15～45厘米，这是身体不相接触，但可以用手相互摸触到的距离，如挽臂执手，促膝倾谈等，多半用于兄弟姐妹、亲密朋友之间，是个人身体可以支配的势力圈。而势力圈以眼前为最大，也就是一个人对前方始终保持强烈的势力圈意识，而对自身的两侧和背后关心次之。据这一原理，飞机上、长途汽车上和影剧院都采取长排向前的坐位，尽量避免对面的坐位，使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平均的前方势力圈。

二是个人距离

这种距离较少直接身体接触。处于45—75厘米之间，适合在较为熟悉的人们之间，可以亲切的握手、交谈；或者向他人挑衅也在这个距离中进行。处于75～120厘米之间，这是双方手腕伸直，可以互触手指的距离，也是个人身体可以支配的势力圈。

三是社交距离

这种距离已经超出亲密或熟悉的人际关系。处于120～210厘米之间，一般是工作场合和公共场所。在现代文明社会，一切复杂的事物几乎都在这个距离里进行。如机关里的领导干部对秘书或下属布置任务；接待因公来访的客人；或进行比较深入的个人洽谈时大多采用这个距离。处于210—360厘米之间，表现为更加正式的交往关系，是会晤、谈判或公事上所采用的距离，首长接见外宾或内宾；大公司的总经理与下属谈话等，由于身份的关系需要与部下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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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老年人已占人口的一成以上，在家庭中，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比比皆是，八成以上的爷爷奶奶们都悉心培养着孙子孙女们；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愈老心愈红，继续发挥余热，奉献祖国，奉献社会，许多老年人积极投身关心下一个工作。然而，老年人毕竟与青少年在心理、生理、思想、作风等方面都存在着距离。能不能实现老年人零距离培养教育青少年呢？怎样实现老年人零距离培养教育青少年呢？上面的例子给我们的启示如下。

一、老年教育机构与关工委具有相容性，是两类教育机构合作的前提。

老年教育机构是落实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的机构，其目的是促进老有所为，即促进老年人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为三个文明建设再作贡献，再立新功。关工委是动员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会力量培养教育青少年的群团机构，主要是发挥协调功能。因此，它们的相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作总目标相同。两类教育机构都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社会需要的人才。老年教育机构为社会、为国家培养教育老年人，为老年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再作贡献、再立新功输送人才。关工委为社会、为国家培养教育青少年，使青少年成长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是工作任务相近。培养教育青少年是关工委的工作任务。培养教育老年人是老年教育机构的工作任务。工作任务上，两类教育机构都是培养人，教育人，只不过培养教育对象的年龄层次不同。

三是主要培育目标相同。老年教育机构的主要培育目标是让老年人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服务社会、促进健康。关工委的主要培育目标是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两者都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

二、老年教育机构与关工委合作促进了老年人、青少年的稳定、发展，能够取得良好的效益，是两类教育机构合作的必要。

二是传承优秀文化。老年人，尤其是“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老模范、老专家)人员，通过“手拉手”、共建文明社会等实践，把优良的品德和优秀的作风一代一代往下传。

三是能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积极稳妥地发展。抓老年教育机构与关工委的合作可以达到一次活动教育老少两个群体的人，把它们的合作发展好了，稳定好了，就稳定、发展了老年人和青少年两个群体。这样，在职的就能一心一意搞三个文明建设，积极稳妥地建设社会主义。

三、抓好老年教育机构与关工委的合作，实现老年人零距离培养教育青少年。

1、建立健全老年教育机构与关工委的合作制度，为实现老年人零距离培养教育青少年提供制度保障。

一是建立老年党员带动“五老”人员参加培养教育青少年的制度，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各级老年教育机构要加强老年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积极举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活动，把他们培养成为带动“五老”人员参加培养教育青少年的领头羊。党委组织部门要把老年教育机构、关工委的工作纳入到组织建设的考核当中，要重点考核老年教育机构、关工委在实现老年人零距离培养教育青少年中的作用。

二是建立老年教育机构、关工委联席会议制度。各级老年教育机构和关工委要定期召开会议，互相通报老年人培养教育青少年的信息、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共同研究对策并制定方案，且把任务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

三是建立老年教育机构与关工委合作的奖惩制度。对合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要列入各级老干部工作评先表彰范围；对合作中季度考核连续2次或累计3次以上排在末尾三名的，要实行通报批评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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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一些国家认为，两个人交谈的最佳距离为一米，但意大利人经常保持0.3到0.4米。然而，从卫生角度考虑，交谈最佳距离应为1.3米，这样就不至于因交谈而感染上由飞沫传染的疾病，保证健康。

人在说话时，可产生170左右个飞沫，飘扬1米远，最远达1.2米，咳嗽时排出460左右个飞沫；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最多达1万个以上，最远可喷出9米远。在飞沫中大部分是水分，还含有少量蛋白质，脱落细胞和病菌。这些微小的飞沫从口腔排出后，一部分射落于地；较为细小因水份蒸发而形成更为细小的“飞沫核”，悬浮于空气中，传播疾病。

因此，从保证健康出发，两个人交谈的最佳距离为1.3米；并最好有一定角度，两人可斜站对方侧面，形成30度角为最佳，避免面对面。这个距离和角度，既无疏远之感，又文明卫生。另外，在交谈中，如偶然咳嗽要用手帕遮住口鼻，不要随地吐痰，更不能直对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