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范文10篇

聚落范文篇1

1传统聚落特征分析

1.1自然生态特征

1.1.1尊重自然，因地制宜。传统聚落擅长利用地形、地物，故而聚落多因地制宜，空间布局不拘形式，格局自由，由此成就了顺应山势的山地城镇、临水跨溪的沿江城镇，这一独特的聚落景观。石柱西沱就是山地城镇的典型代表，整个城镇顺应山势，从江边垂直向上攀岩，建筑亦沿千步云梯爬沿而建，整个城镇契合地形高低起伏，与自然完美结合。

1.1.2契合环境，彰显人性。传统聚落十分重视对周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借助聚落选址、空间布局、建筑形制以及建筑材料等与地方环境紧密衔接，求得和谐统一。如我国南方地区建筑普遍小巧宜人、姿态轻盈，屋檐出挑深远，不仅适应了多雨、炎热的气候特点，也与南方人细腻、内敛的个性特征相得益彰，展示出聚落人性化的特点。

1.1.3效法自然，浑然天成。传统聚落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习俗，故而聚落多就地取材，巧用自然。如西南山区，盛产石材、木材等资源，故而城镇多以干阑式木结构和羌族石砌建筑群为主;闽西、闽南等地，由于采石用土较为方便，于是呈现出大批方形或圆形的土楼建筑群。由于受资源条件的制约，各地表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但均与自然环境紧密衔接，表现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大有“宛若天生、浑然天成”之感。

1.1.4路即轴线，尺度宜人。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多变，城镇布局契合地形、地貌多采取曲轴线处理的手法，即不强求一律，不和自然争强弱，街道随地势随弯就弯，遇转则转，成为城镇发展的主要轴线，城镇亦沿道路两侧展开布局;城镇规模也由于受地形、交通方式、生产活动、土地供给能力和农业耕作半径等因素制约，规模相对较小，故而聚落尺度宜人，空间环境亲切、舒适。

1.1.5独立、完整的人工生态系统。传统聚落常选址于冬季风小且日照多，夏季有凉爽山谷风、河风，近水源之地，且多规划布置于河岸的凸起地段，这一地区不仅可避开河水的冲刷，还会因泥沙的不断沉积扩大聚落可耕、可居的场所面积;并通过与周边自然环境的紧密衔接，形成山、水、城三位一体的格局。徽州宏村坐落于雷岗山、左右护山之间，既可挡北风之烈，左右山峰又互成椅角之势，形成极其安全的地理环境;通过水体的引人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水域—月沼，不仅解决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消防等用水需求，还极大改善了区域的小气候环境，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工生态系统。

1.2景观特征

1.2.1异彩纷呈的地域景观。传统聚落由于区域地理位置的不同，所受自然条件、地方文化、风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各异，故而在聚落景观上体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如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人家”，云南傣族的“芭蕉、竹楼、缅寺”，湘黔侗族的“鼓楼、风水桥”，四川临江聚落的“吊脚楼、坡屋顶”，西北高原的“窑洞”景观等。

1.2.2形胜取意的符号景观。传统聚落为祈求平安、保一方稳定，除十分重视聚落选址，还在聚落形态和空间布局方面大做文章，形成特殊的空间格局。如芙蓉村为期望后代人才辈出，子孙发迹，以“七星八斗”立意构思，整个村落以七颗“星”加以控制，联系东、西、南、北4条道路，构成完整的道路系统;又以“八斗”为中心分别布置村落的公共活动中心和住宅区，并通过流水系统将8个区域沟通串联，构成一幅大型的图案景观。

1.2.3秩序井然的形态景观。传统聚落由于规模小，等级低，加之受地形、地貌等因素制约，更强调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受中国尊老爱幼传统习俗和尊卑贵贱等级思想的影响，村落通常以族中长老领地为基准，由内向外自然推进，形成若干个居住组团，且约定俗成村东为长房，村西为次房，由此形成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聚落组团，展示出一种奇特的形态景观。

1.2.4寓意深远的节点景观。古人十分讲究尊重地形、地物，强调在自然中寻求秩序，尤其体现出对特定自然物的崇拜，于重要节点处常保留特定物件或栽种特定植物，以此寄寓整个村落的兴衰祸福，故而受到极大的重视。“风水树”就是其中的一种，云南大理的白族就将大榕树视为生命与吉祥的象征，故而几乎每个村落都种有大榕树，且整个村落以大榕树为中心展开布局，构成整个村落的中心和地标，由此形成村落一大重要的节点景观。

1.2.5色彩斑斓的立面景观。受地形因素制约，聚落多随地形高低起伏，上上下下，人字山花墙面亦层层上叠，且暴露出大量建筑的侧立面，展示出数以百计的方格子，由此呈现出层层叠叠、纵横穿插、错落有致的城镇外轮廓空间，黄白相间的方格子不仅增添了景观的层次感，还极大地丰富了视觉效果，成就了城镇色彩斑斓的立面景观。

2传统聚落的思想文化探源

传统聚落之所以呈现出独特的自然生态特征和景观特征，除了体现出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的结果外，更多地折射出文化的深层次内涵。

2.1生态理念中国传统哲学十分讲究“天人合一”的有机思想，强调把人看作大自然的一部分，故而人类居住的环境特别注重自然山水的保护，强调因借自然，强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由于枕山可挡冬季寒潮侵袭;面水利于生产、生活、灌溉、行船，又可迎纳夏日凉风，调节区域小气候;坐北朝南可获得充足的日照;良好的植被既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利于调节小气候，丰富聚落景观，故而传统聚落多选择“枕山面水、坐北朝南、植被茂盛”的地理环境。除了对自然的尊崇，传统聚落还表现出对白然极大的适应能力，各地所具有的不同的聚落景观呈现出不同的建筑形制和空间格局，均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主动适应。如四川沿江地区由于山势陡峭，故而城镇只得“吊脚为楼”以节省空间;加之气候炎热，城镇建筑多设天井，并采用出檐深远的坡屋顶，以此达到降温排水的目的。

2.2宗族意识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遵循以父系血缘关系区分嫡庶亲疏的宗族礼制，外化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各个方面，物质形态主要体现在聚落空间组织、层次分布、房屋等级等方面，故而聚落多以宗祠为中心，呈“向心式”的空间布局模式。不仅如此，宗祠建筑在建筑形制、建筑体量、建筑材料和建筑色彩等方面，也均与其他建筑存在明显的差异，使其在众多建筑中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家族的“精神空间”和“引力场”，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由此可以看出，宗族意识不仅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聚落空间和聚落景观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3耕读文化“耕为本务，读可荣身”，一直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至理名言。由于受自给自足生活观念的影响和儒家理学思想的长期教化，传统聚落多取法自然，尺度宜人，少人工雕琢的痕迹，形成青山绿水、古朴典雅的聚落空间，以此体现“耕者”坦诚、率真、淳厚的胸怀和“读者”崇尚淡泊、潇洒脱俗的个性特征。如楠溪江苍坡村就以“文房四宝”规划布局，其中笔街直指西面笔架山，村东西各开二池为砚池，砚池旁各置一条石，意为墨，方正的村落如同一张白纸，以此寄寓村民“兴文运、出人才”的美好愿望，充分体现出耕读文化对传统聚落规划布局、聚落景观等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

2.4风水理论传统聚落普遍选择有山、有林、有田、有水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且多布局于土地肥沃、人身安全、生活方便、风光优美之所，是理想的趋吉避凶的生活场所。不仅如此，传统聚落还通过对周边地理形制、聚落形态的构建，形成特殊的象征性符号，以此寄寓趋吉避凶、光耀门嵋的愿望。上里古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占镇背山面水，后面山势蜿蜒，山脉层层拔高，植被繁茂，若干河流在此汇聚，上里居于河流相交的夹角内，有“财源”汇聚宝地之意，周围18个馒头式的小山环护左右，又兼十八罗汉呵护上里古镇之寓意。又如安徽绩溪县的冯村，不仅村落四周地形环境安定祥和，颇具安全感，而且还将村口处几座护卫的山头命名为狮、蛇、龟、象，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2.5多元文化的融合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有56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杂居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共同的生活促进了民族间文化与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体现在聚落空间、建筑单体上，即表现为异域建筑风格、建筑形制的相互借鉴和拼接，使得本土建筑风貌被频频打破，出现一幕幕奇特的异域景观。如四川本土的硬山式屋面，受移民文化影响，被植人了“外向、张扬”的峰火山墙，打破了原有“内敛、保守”的个性特征，为其增添了另一番韵味;又如原本兴盛于我国北方的廊坊街，经移民传人南方，与南方多雨炎热的气候特点相得益彰，故而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成为城镇又一道独特的异域景观。

聚落范文篇2

摘要：深入解析了中国传统聚落所具有的自然生态特征、景观特征，旨在研究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希望借此能对现代村镇的建设活动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传统聚落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其间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蜕变过程，得以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聚落景观，不仅充分展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其内敛、朴实、人性化的特征，均是当代城镇缺失和需要吸收借鉴的地方。

1传统聚落特征分析

1.1自然生态特征

1.1.1尊重自然，因地制宜。传统聚落擅长利用地形、地物，故而聚落多因地制宜，空间布局不拘形式，格局自由，由此成就了顺应山势的山地城镇、临水跨溪的沿江城镇，这一独特的聚落景观。石柱西沱就是山地城镇的典型代表，整个城镇顺应山势，从江边垂直向上攀岩，建筑亦沿千步云梯爬沿而建，整个城镇契合地形高低起伏，与自然完美结合。

1.1.2契合环境，彰显人性。传统聚落十分重视对周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借助聚落选址、空间布局、建筑形制以及建筑材料等与地方环境紧密衔接，求得和谐统一。如我国南方地区建筑普遍小巧宜人、姿态轻盈，屋檐出挑深远，不仅适应了多雨、炎热的气候特点，也与南方人细腻、内敛的个性特征相得益彰，展示出聚落人性化的特点。

1.1.3效法自然，浑然天成。传统聚落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习俗，故而聚落多就地取材，巧用自然。如西南山区，盛产石材、木材等资源，故而城镇多以干阑式木结构和羌族石砌建筑群为主；闽西、闽南等地，由于采石用土较为方便，于是呈现出大批方形或圆形的土楼建筑群。由于受资源条件的制约，各地表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但均与自然环境紧密衔接，表现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大有“宛若天生、浑然天成”之感。

1.1.4路即轴线，尺度宜人。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多变，城镇布局契合地形、地貌多采取曲轴线处理的手法，即不强求一律，不和自然争强弱，街道随地势随弯就弯，遇转则转，成为城镇发展的主要轴线，城镇亦沿道路两侧展开布局；城镇规模也由于受地形、交通方式、生产活动、土地供给能力和农业耕作半径等因素制约，规模相对较小，故而聚落尺度宜人，空间环境亲切、舒适。

1.1.5独立、完整的人工生态系统。传统聚落常选址于冬季风小且日照多，夏季有凉爽山谷风、河风，近水源之地，且多规划布置于河岸的凸起地段，这一地区不仅可避开河水的冲刷，还会因泥沙的不断沉积扩大聚落可耕、可居的场所面积；并通过与周边自然环境的紧密衔接，形成山、水、城三位一体的格局。徽州宏村坐落于雷岗山、左右护山之间，既可挡北风之烈，左右山峰又互成椅角之势，形成极其安全的地理环境；通过水体的引人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水域—月沼，不仅解决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消防等用水需求，还极大改善了区域的小气候环境，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工生态系统。

1.2景观特征

1.2.1异彩纷呈的地域景观。传统聚落由于区域地理位置的不同，所受自然条件、地方文化、风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各异，故而在聚落景观上体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如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人家”，云南傣族的“芭蕉、竹楼、缅寺”，湘黔侗族的“鼓楼、风水桥”，四川临江聚落的“吊脚楼、坡屋顶”，西北高原的“窑洞”景观等。

1.2.2形胜取意的符号景观。传统聚落为祈求平安、保一方稳定，除十分重视聚落选址，还在聚落形态和空间布局方面大做文章，形成特殊的空间格局。如芙蓉村为期望后代人才辈出，子孙发迹，以“七星八斗”立意构思，整个村落以七颗“星”加以控制，联系东、西、南、北4条道路，构成完整的道路系统；又以“八斗”为中心分别布置村落的公共活动中心和住宅区，并通过流水系统将8个区域沟通串联，构成一幅大型的图案景观。

1.2.3秩序井然的形态景观。传统聚落由于规模小，等级低，加之受地形、地貌等因素制约，更强调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受中国尊老爱幼传统习俗和尊卑贵贱等级思想的影响，村落通常以族中长老领地为基准，由内向外自然推进，形成若干个居住组团，且约定俗成村东为长房，村西为次房，由此形成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聚落组团，展示出一种奇特的形态景观。

1.2.4寓意深远的节点景观。古人十分讲究尊重地形、地物，强调在自然中寻求秩序，尤其体现出对特定自然物的崇拜，于重要节点处常保留特定物件或栽种特定植物，以此寄寓整个村落的兴衰祸福，故而受到极大的重视。“风水树”就是其中的一种，云南大理的白族就将大榕树视为生命与吉祥的象征，故而几乎每个村落都种有大榕树，且整个村落以大榕树为中心展开布局，构成整个村落的中心和地标，由此形成村落一大重要的节点景观。

1.2.5色彩斑斓的立面景观。受地形因素制约，聚落多随地形高低起伏，上上下下，人字山花墙面亦层层上叠，且暴露出大量建筑的侧立面，展示出数以百计的方格子，由此呈现出层层叠叠、纵横穿插、错落有致的城镇外轮廓空间，黄白相间的方格子不仅增添了景观的层次感，还极大地丰富了视觉效果，成就了城镇色彩斑斓的立面景观。

2传统聚落的思想文化探源

传统聚落之所以呈现出独特的自然生态特征和景观特征，除了体现出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的结果外，更多地折射出文化的深层次内涵。

2.1生态理念中国传统哲学十分讲究“天人合一”的有机思想，强调把人看作大自然的一部分，故而人类居住的环境特别注重自然山水的保护，强调因借自然，强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由于枕山可挡冬季寒潮侵袭；面水利于生产、生活、灌溉、行船，又可迎纳夏日凉风，调节区域小气候；坐北朝南可获得充足的日照；良好的植被既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利于调节小气候，丰富聚落景观，故而传统聚落多选择“枕山面水、坐北朝南、植被茂盛”的地理环境。除了对自然的尊崇，传统聚落还表现出对白然极大的适应能力，各地所具有的不同的聚落景观呈现出不同的建筑形制和空间格局，均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主动适应。如四川沿江地区由于山势陡峭，故而城镇只得“吊脚为楼”以节省空间；加之气候炎热，城镇建筑多设天井，并采用出檐深远的坡屋顶，以此达到降温排水的目的。

2.2宗族意识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遵循以父系血缘关系区分嫡庶亲疏的宗族礼制，外化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各个方面，物质形态主要体现在聚落空间组织、层次分布、房屋等级等方面，故而聚落多以宗祠为中心，呈“向心式”的空间布局模式。不仅如此，宗祠建筑在建筑形制、建筑体量、建筑材料和建筑色彩等方面，也均与其他建筑存在明显的差异，使其在众多建筑中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家族的“精神空间”和“引力场”，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由此可以看出，宗族意识不仅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聚落空间和聚落景观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3耕读文化“耕为本务，读可荣身”，一直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至理名言。由于受自给自足生活观念的影响和儒家理学思想的长期教化，传统聚落多取法自然，尺度宜人，少人工雕琢的痕迹，形成青山绿水、古朴典雅的聚落空间，以此体现“耕者”坦诚、率真、淳厚的胸怀和“读者”崇尚淡泊、潇洒脱俗的个性特征。如楠溪江苍坡村就以“文房四宝”规划布局，其中笔街直指西面笔架山，村东西各开二池为砚池，砚池旁各置一条石，意为墨，方正的村落如同一张白纸，以此寄寓村民“兴文运、出人才”的美好愿望，充分体现出耕读文化对传统聚落规划布局、聚落景观等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

2.4风水理论传统聚落普遍选择有山、有林、有田、有水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且多布局于土地肥沃、人身安全、生活方便、风光优美之所，是理想的趋吉避凶的生活场所。不仅如此，传统聚落还通过对周边地理形制、聚落形态的构建，形成特殊的象征性符号，以此寄寓趋吉避凶、光耀门嵋的愿望。上里古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占镇背山面水，后面山势蜿蜒，山脉层层拔高，植被繁茂，若干河流在此汇聚，上里居于河流相交的夹角内，有“财源”汇聚宝地之意，周围18个馒头式的小山环护左右，又兼十八罗汉呵护上里古镇之寓意。又如安徽绩溪县的冯村，不仅村落四周地形环境安定祥和，颇具安全感，而且还将村口处几座护卫的山头命名为狮、蛇、龟、象，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2.5多元文化的融合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有56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杂居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共同的生活促进了民族间文化与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体现在聚落空间、建筑单体上，即表现为异域建筑风格、建筑形制的相互借鉴和拼接，使得本土建筑风貌被频频打破，出现一幕幕奇特的异域景观。如四川本土的硬山式屋面，受移民文化影响，被植人了“外向、张扬”的峰火山墙，打破了原有“内敛、保守”的个性特征，为其增添了另一番韵味；又如原本兴盛于我国北方的廊坊街，经移民传人南方，与南方多雨炎热的气候特点相得益彰，故而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成为城镇又一道独特的异域景观。

聚落范文篇3

关键词：传统聚落；建筑文化；乡土建筑

1引言

塘溪村传统聚落是闽南地区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之一，已列入第二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塘溪村位于岵山镇西南角，地势西高东低（图1）。塘溪古聚落空间格局完整，有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闻名闽南，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具有精美石雕、砖雕、木雕、泥雕的李家大院——福兴堂；有至今仍保存完好，全部石砌的清代炮楼；有富丽堂皇千年古佛庙——西陵宫、三清宫；有50多座古色古香的百年古民居；有一百多株百年以上的荔枝树；有元明时期留下的古寨——吴坂寨；是研究闽南地区丰富多样的建筑艺术宝库。此外，塘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遗存丰富，保护完整，反映了居住、祭祀等各方面的人文内涵和地方文化传统。

2塘溪聚落的社会文化表征

2.1耕读传家

塘溪历来就是一个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传统聚落，耕作是当地人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在传统社会中，耕虽可致富，读方可荣身。这点在许多古厝与祠堂现存的对联中就可见一斑（图2）：福兴堂：“遵祖宗二字格言曰勤曰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人间千百年世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崇德祖宇：“先代贻谋由德泽，后人继述在书香”；“绵世泽莫如积德，振家声还是读书”；儒林堂：“儒席堪称贤子弟饶诗书气，林峦拱翠佳山水当书图看”；诸如此类的勉励子孙耕读入仕的楹联在聚落内的传统建筑中比比皆是。对联集中反映了古代一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在耕读文化的熏陶下，岵山镇1909年就已设立了具有第一所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培英小学（现塘溪小学）。

2.2崇宗敬祖

即对宗族祖先的敬仰，崇拜和祭祀，是中国人传统信仰中最重要的内容和形式，更是闽南传统文化的核心。塘溪是全镇人口最多的村，村内生活着淳朴、勤劳、善良的陈姓、李姓、吴姓、邱姓、杨姓、苏姓、颜姓族人，现七姓共聚居于塘溪和睦相处。村中设有崇德祖宇，杨后狮宗祠，每逢重大祭祀，举族同聚，摆宴欢饮。此外村内主要的节庆活动，像岵山镇的荔枝丰收节（图3），连同日常聚会都会在这里举行，这里已经成为塘溪人日常起居的中心，已经迁往外地的人也都会习惯性地回归到此处，以示对祖先的尊崇。

2.3多元共融的宗教信仰

塘溪人既供观音佛祖，又祀道教与民间信仰诸神，还信鬼尚祀求巫，凡事求神拜佛，崇拜灵魂神、自然神、庶物神，从天庭阳界到阴曹地府的各路神明。像西陵宫内主要供奉吴公祖师、清水祖师；三清宫内重奉武安尊王、司马圣候。现在每逢佛诞，节日很多民众和信徒还会到这里祈福和祭祀（图4）。这些信仰中除了基督教外，其余的神灵信仰在村内老百姓的心中是融合在一起的。人们一般不问神灵归属哪个流派，只要灵验即可。

3塘溪聚落布局特征

塘溪聚落处于盆地之中，地势西高东低，山多田少且多为梯田。利用自然环境因素田地、河流、山体、森林等因子作为聚落边缘的识别物。塘溪始建于民国初期，自西往东，热闹非凡的塘溪街位于村中。村民居住地集中在小姑溪上流两溪中间，依山傍水，住宅又多朝向家族田地而建，甚至形成围合关系。这样能保证农耕生活最重要的资源——肥沃的土地，形成背山面田的有利格局，又与水系形成“分而不离”的关系。除了比较繁华的商业街地段建筑密度较大形成枝状，其边缘地方仍以“住宅围田”式的基本组团。村内陈姓人数最多，属小岵南山陈氏一世祖陈优道之裔孙陈崇德，于明初从小岵铺上圳尾迁入塘溪，繁衍至今21世。民国19年（1930年）陈氏族人建成长120m的下街，顶街、下街统称为塘溪街，成为当时岵山最繁华的集市。建国后至90年代，与茂霞街一起合称和塘街，联系和林，茂霞，塘溪。和塘古街成为岵山古镇最重要的交通性道路，其余道路均可由此派生出去，整体街巷体系呈现出一个“枝状”的街道格局。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制度改革，当地人拥有更多的田地和发展空间，于是在古厝周围建造新的现代居住房。聚落不断发展又逐渐形成了带状和团状的“散村”式形态（图5）。

4塘溪聚落建筑特色

4.1平面布局特色

塘溪传统建筑种类多样，主要以民居为主，还有宫庙，祠堂，骑楼等公共建筑与商业建筑。其中民居和庙宇宗祠有着相似的布局和型制，而且很多民居和祠堂合一，为本文以民居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测绘考察，由于地处泉州，属于闽南传统建筑官式大厝平面型制，前埕后厝，其平面讲究中轴对称，以厅堂为核心组织建筑空间，左右对称，主次分明。中轴线上的单体根据开间的大小被分为三间张或五间张，五间张的布局在当地尤为普遍，即通常所说的“一明四暗”的布局（图6）。其原型是三间张双落厝（二落一院，平面为口字型的四合院），在此基础上横向加横屋形成护厝，纵向加多进深的厅堂，还有的在建筑加后包。平面由原来的“日”字型变“目”字型，而中轴线上的主厅堂有祭祖，敬神的功能，一般设有神龛或供奉历代祖先的牌位，家族中有重大的仪式也一般都在此举行。护厝与主厝其余空间在功能上通常为居住起居，主厅堂前的中庭一般是所有天井中最宽敞，铺设也最讲究的。因而以厅堂为核心地位——向心、内聚的空间，在纵向和横向上扩展更大规模。

4.2建筑形象特色

从立面上来看，塘溪传统建筑反映的是泉州地区明显的红砖文化特色。其建筑色彩鲜明，具有较强的可识别性。以塘溪村内崇德祖宇为例，其是当地祠堂建筑的典型代表，该厝正面墙体以青石为基础、白石为墙裙（图7），红砖身堵，水车堵白底彩绘装饰，彩绘以典故，瑞禽，花草为主，较新。屋顶三段式，中间高，两侧低，屋脊由中间向两边平缓起翘，“燕尾脊”做法；屋脊上施以灰塑与彩绘。而民居除了主厝采用分段式的燕尾屋脊外，在护厝的山墙面通常采用“马背山墙”（因形如马背弓起之故）马背形式多种，造型依风水的五行分为：金（形圆）呈线条滑顺的单弧状、木（形直）呈较陡直的单弧状、水(形曲)由三个圆弧构成、火（形锐）由多个反曲面形成、土（形方）顶部呈平头状（图8）。

4.3红砖、青石、白石

从墙体的材料来看，塘溪村内的古民居正面多以红砖（多为赭红色）为主，台基和墙裙一般采用白石和青石，屋顶则用闽南山区的灰瓦。不同于泉州沿海地区的鲜艳红瓦。侧面墙体则分段砌筑，背面墙体根据所在位置的方向的不同使用不同的材料，位于醒目位置的大多数使用红砖，而相对于不显眼位置的通常使用分段式砌筑或者夯土白墙。在泉州红砖文化的影响之下，整个塘溪聚落内的红砖色彩偏暗显得沉稳，厚薄和大小尺寸多样。红砖、白石施工工艺做法讲究，在砖墙底部台基之上，用白石加工成的条石勒角，勒角上用整块大白石板经细加工横竖砌筑裙堵。在裙堵顶面用红砖砌筑堵框，镶边线框凸出或凹进墙面，或素平起线均可。分段砌筑的山墙根据地方特色，一般采用卵石，三合土和砖三种材料砌筑：先在勒脚以下部分用卵石砌筑成卵石矮墙，在其上又用三合土夯实为土墙，然后大约在一层楼面上的位置砌筑红砖墙体。这样构成的卵石，三合土，红砖墙体既能够有很好的承重结构，同时又能起到防潮保暖，坚固美观的效果。

4.4建筑细部及装饰

塘溪古民居装饰手法主要有：石雕，木雕，灰塑，泥塑、剪贴等。装饰精美，雕梁画栋。例如厅堂的梁枋、托架、门扇格扇、灯梁都均有雕刻和彩画;雕刻细腻、彩画装饰美轮美奂。其中泥塑、剪粘是中国闽粤台地区传统建筑上特有的装饰构件，其所反映的题材则多是民间喜闻乐见、广为传话的一些内容，比如，吉祥纹样、神话典故、诗词楹联、奇灵异兽等。利用这种富有哲理内涵的图案来寄托美好理想，使得传统建筑艺术和装饰艺术达到统一。塘溪聚落内装饰精华都集中体现在福兴堂——李家大院中。在建筑入口处（图9）两侧石壁雕刻的镂空人物、戏剧人物、人物战车形状生动、雕刻精美。厝内的柱都为石柱，其柱础、柱头，甚至柱身上也都布满雕刻，这些石柱材质坚固，经久耐用，从结构功能上讲不仅是受力抗压的构架还是防潮防水的构件。其中石作窗户雕刻最为精美生动、人物刻画栩栩如生、题材丰富。而木雕主要在厅堂檐廊以及大门凹寿、天井两廊屋顶的梁架上次要承重构件，具体常见于斗拱、狮座、瓜柱、随梁枋、圆光、吊筒、雀替、门楣、门窗、隔扇等地方。在李家大院内，圆光与狮座用樟木等木材制作，雕刻的戏剧人物山水，生动灵活。另有屋脊、防溅墙、水车堵、山尖规尾等施以泥塑装饰，它以灰泥作为主要材料，利用它本身的可塑性，添加其他的蛎壳灰（或石灰）、砂以及棉花（或者麻丝）和一定糯米浆按比例混合而成。可以在屋脊上现场制作，也可以提前预塑。灰泥干硬后质地细腻，光泽亮丽。值得一提的是，在防溅墙的造型处理中，层叠式变化丰富，比例均衡雕刻精湛。闽南传统建筑上独特装饰构件，又称“剪碗”（嵌瓷、剪粘），这种装饰流行于闽南地区和广东的潮汕地区，具有浓厚的粤东闽南装饰特征，塘溪也继承了这种建筑装饰手法（图11）。剪粘是一种铁丝扎成骨架，用糖水或糯米水作为粘凝材料塑成相关坯体，然后民间匠师用彩色碎瓷片粘结各种形状的小片，组成了相关神话人物、动物、花草在灰泥上形成的一种艺术品，在阳光的照射下富有光泽。这些建筑细部装饰与建筑构件功能相统一，反射出当时当地的社会伦理教化对人们生活与心理的影响，体现了塘溪居民祈求吉祥平安的社会心理，也体现了聚落较高的建筑水平。

5结语

塘溪聚落内的传统建筑保存完整，布局独特，结构精巧，装饰工艺精湛，融合了闽南地区建筑文化特征，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亟待保护与传承。其蕴含的地域文化和内涵也值得今后的借鉴。

作者:赵晓樱 唐颢磊 单位:福州大学建筑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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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华珍.湖头古镇聚落空间形态初探[D].福州:福州建筑工程学院，2008.第190页.

[4]陆元鼎.中国民居建筑[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聚落范文篇4

论文摘要：深入解析了中国传统聚落所具有的自然生态特征、景观特征，旨在研究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希望借此能对现代村镇的建设活动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传统聚落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其间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蜕变过程，得以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聚落景观，不仅充分展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其内敛、朴实、人性化的特征，均是当代城镇缺失和需要吸收借鉴的地方。

1传统聚落特征分析

1.1自然生态特征

1.1.1尊重自然，因地制宜。传统聚落擅长利用地形、地物，故而聚落多因地制宜，空间布局不拘形式，格局自由，由此成就了顺应山势的山地城镇、临水跨溪的沿江城镇，这一独特的聚落景观。石柱西沱就是山地城镇的典型代表，整个城镇顺应山势，从江边垂直向上攀岩，建筑亦沿千步云梯爬沿而建，整个城镇契合地形高低起伏，与自然完美结合。

1.1.2契合环境，彰显人性。传统聚落十分重视对周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借助聚落选址、空间布局、建筑形制以及建筑材料等与地方环境紧密衔接，求得和谐统一。如我国南方地区建筑普遍小巧宜人、姿态轻盈，屋檐出挑深远，不仅适应了多雨、炎热的气候特点，也与南方人细腻、内敛的个性特征相得益彰，展示出聚落人性化的特点。

1.1.3效法自然，浑然天成。传统聚落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习俗，故而聚落多就地取材，巧用自然。如西南山区，盛产石材、木材等资源，故而城镇多以干阑式木结构和羌族石砌建筑群为主;闽西、闽南等地，由于采石用土较为方便，于是呈现出大批方形或圆形的土楼建筑群。由于受资源条件的制约，各地表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但均与自然环境紧密衔接，表现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大有“宛若天生、浑然天成”之感。

1.1.4路即轴线，尺度宜人。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多变，城镇布局契合地形、地貌多采取曲轴线处理的手法，即不强求一律，不和自然争强弱，街道随地势随弯就弯，遇转则转，成为城镇发展的主要轴线，城镇亦沿道路两侧展开布局;城镇规模也由于受地形、交通方式、生产活动、土地供给能力和农业耕作半径等因素制约，规模相对较小，故而聚落尺度宜人，空间环境亲切、舒适。

1.1.5独立、完整的人工生态系统。传统聚落常选址于冬季风小且日照多，夏季有凉爽山谷风、河风，近水源之地，且多规划布置于河岸的凸起地段，这一地区不仅可避开河水的冲刷，还会因泥沙的不断沉积扩大聚落可耕、可居的场所面积;并通过与周边自然环境的紧密衔接，形成山、水、城三位一体的格局。徽州宏村坐落于雷岗山、左右护山之间，既可挡北风之烈，左右山峰又互成椅角之势，形成极其安全的地理环境;通过水体的引人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水域—月沼，不仅解决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消防等用水需求，还极大改善了区域的小气候环境，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工生态系统。

1.2景观特征

1.2.1异彩纷呈的地域景观。传统聚落由于区域地理位置的不同，所受自然条件、地方文化、风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各异，故而在聚落景观上体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如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人家”，云南傣族的“芭蕉、竹楼、缅寺”，湘黔侗族的“鼓楼、风水桥”，四川临江聚落的“吊脚楼、坡屋顶”，西北高原的“窑洞”景观等。

1.2.2形胜取意的符号景观。传统聚落为祈求平安、保一方稳定，除十分重视聚落选址，还在聚落形态和空间布局方面大做文章，形成特殊的空间格局。如芙蓉村为期望后代人才辈出，子孙发迹，以“七星八斗”立意构思，整个村落以七颗“星”加以控制，联系东、西、南、北4条道路，构成完整的道路系统;又以“八斗”为中心分别布置村落的公共活动中心和住宅区，并通过流水系统将8个区域沟通串联，构成一幅大型的图案景观。

1.2.3秩序井然的形态景观。传统聚落由于规模小，等级低，加之受地形、地貌等因素制约，更强调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受中国尊老爱幼传统习俗和尊卑贵贱等级思想的影响，村落通常以族中长老领地为基准，由内向外自然推进，形成若干个居住组团，且约定俗成村东为长房，村西为次房，由此形成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聚落组团，展示出一种奇特的形态景观。

1.2.4寓意深远的节点景观。古人十分讲究尊重地形、地物，强调在自然中寻求秩序，尤其体现出对特定自然物的崇拜，于重要节点处常保留特定物件或栽种特定植物，以此寄寓整个村落的兴衰祸福，故而受到极大的重视。“风水树”就是其中的一种，云南大理的白族就将大榕树视为生命与吉祥的象征，故而几乎每个村落都种有大榕树，且整个村落以大榕树为中心展开布局，构成整个村落的中心和地标，由此形成村落一大重要的节点景观。

1.2.5色彩斑斓的立面景观。受地形因素制约，聚落多随地形高低起伏，上上下下，人字山花墙面亦层层上叠，且暴露出大量建筑的侧立面，展示出数以百计的方格子，由此呈现出层层叠叠、纵横穿插、错落有致的城镇外轮廓空间，黄白相间的方格子不仅增添了景观的层次感，还极大地丰富了视觉效果，成就了城镇色彩斑斓的立面景观。公务员之家

2传统聚落的思想文化探源

传统聚落之所以呈现出独特的自然生态特征和景观特征，除了体现出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的结果外，更多地折射出文化的深层次内涵。

2.1生态理念中国传统哲学十分讲究“天人合一”的有机思想，强调把人看作大自然的一部分，故而人类居住的环境特别注重自然山水的保护，强调因借自然，强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由于枕山可挡冬季寒潮侵袭;面水利于生产、生活、灌溉、行船，又可迎纳夏日凉风，调节区域小气候;坐北朝南可获得充足的日照;良好的植被既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利于调节小气候，丰富聚落景观，故而传统聚落多选择“枕山面水、坐北朝南、植被茂盛”的地理环境。除了对自然的尊崇，传统聚落还表现出对白然极大的适应能力，各地所具有的不同的聚落景观呈现出不同的建筑形制和空间格局，均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主动适应。如四川沿江地区由于山势陡峭，故而城镇只得“吊脚为楼”以节省空间;加之气候炎热，城镇建筑多设天井，并采用出檐深远的坡屋顶，以此达到降温排水的目的。

2.2宗族意识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遵循以父系血缘关系区分嫡庶亲疏的宗族礼制，外化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各个方面，物质形态主要体现在聚落空间组织、层次分布、房屋等级等方面，故而聚落多以宗祠为中心，呈“向心式”的空间布局模式。不仅如此，宗祠建筑在建筑形制、建筑体量、建筑材料和建筑色彩等方面，也均与其他建筑存在明显的差异，使其在众多建筑中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家族的“精神空间”和“引力场”，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由此可以看出，宗族意识不仅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聚落空间和聚落景观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3耕读文化“耕为本务，读可荣身”，一直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至理名言。由于受自给自足生活观念的影响和儒家理学思想的长期教化，传统聚落多取法自然，尺度宜人，少人工雕琢的痕迹，形成青山绿水、古朴典雅的聚落空间，以此体现“耕者”坦诚、率真、淳厚的胸怀和“读者”崇尚淡泊、潇洒脱俗的个性特征。如楠溪江苍坡村就以“文房四宝”规划布局，其中笔街直指西面笔架山，村东西各开二池为砚池，砚池旁各置一条石，意为墨，方正的村落如同一张白纸，以此寄寓村民“兴文运、出人才”的美好愿望，充分体现出耕读文化对传统聚落规划布局、聚落景观等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

2.4风水理论传统聚落普遍选择有山、有林、有田、有水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且多布局于土地肥沃、人身安全、生活方便、风光优美之所，是理想的趋吉避凶的生活场所。不仅如此，传统聚落还通过对周边地理形制、聚落形态的构建，形成特殊的象征性符号，以此寄寓趋吉避凶、光耀门嵋的愿望。上里古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占镇背山面水，后面山势蜿蜒，山脉层层拔高，植被繁茂，若干河流在此汇聚，上里居于河流相交的夹角内，有“财源”汇聚宝地之意，周围18个馒头式的小山环护左右，又兼十八罗汉呵护上里古镇之寓意。又如安徽绩溪县的冯村，不仅村落四周地形环境安定祥和，颇具安全感，而且还将村口处几座护卫的山头命名为狮、蛇、龟、象，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2.5多元文化的融合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有56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杂居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共同的生活促进了民族间文化与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体现在聚落空间、建筑单体上，即表现为异域建筑风格、建筑形制的相互借鉴和拼接，使得本土建筑风貌被频频打破，出现一幕幕奇特的异域景观。如四川本土的硬山式屋面，受移民文化影响，被植人了“外向、张扬”的峰火山墙，打破了原有“内敛、保守”的个性特征，为其增添了另一番韵味;又如原本兴盛于我国北方的廊坊街，经移民传人南方，与南方多雨炎热的气候特点相得益彰，故而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成为城镇又一道独特的异域景观。

聚落范文篇5

关键词：农村聚落；形态；经济时期；破坏；整合

高碑店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秦代，高碑店属广阳郡。战国时期，高碑店市境内为燕国督亢地。高碑店市位于河北省中部，北京西南部，地处北京、天津、保定三角腹地，环首都京津经济圈，是京南保北重要的工业城市。高碑店市隶属保定市[1]。

一、自然经济时期

早期人类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暇顾及除生命之外的东西，居无定所，并不能形成稳定的聚落形态。伴随着社会发展种植业、畜牧业的兴起，原有的氏族部落逐渐被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形态所取代，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成为自然经济的首要经济形势。以传统手工业和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基本上贯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时期，中间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但并没有决定作用[2]。高碑店在这种小农经济发展发展模式下，受到生产力和耕作的影响，大多数以血缘和亲缘相结合形成宗族聚落形式，所形成的的聚落形态比较团结牢靠，各个农村聚落间的交往相对较少，主要是内部之间的联系，但每个聚落的各种特征趋向于一致，功能、结构、布局基本相同，在乡村聚落的形态整体上看基本上是由一个个大体相似的自然聚落分布形成。由于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村聚落的影响受多方面影响，如自然灾害，战争等。村庄聚落形态总会受到致命性的打击破坏，自然经济的社会背景下，高碑店地区根据县志及其相关文献记载，因为所属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总是面对聚落形态的破坏，和从新整合。早期社会实行井田制的土地法则，“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具有严格的划分，农村聚落形态也呈现严格的几何形态存在，井田制的存在一定情况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后期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由于人口增加，聚落形态已经开始打破以前的严谨规矩的布局。自秦汉以来，三国魏晋南北朝，高碑店地区地处燕赵督坑之地，连年战争不断，农村聚落破坏，与重新整合不断。“人庶流迸，家户且尽”“戎翟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充分反应了这一时期农村聚落的毁灭性的打击。但因为这样所以形成了独特的乡村聚落形式，或是自成一体的防卫与监控体系的里，每个里都由壕沟、土墙环绕。或是“坞壁”，据《三国志•郑浑传》“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主要用于农村聚落居民自保，由此许多高碑店地区乡村的名字以“营”“屯”“庄”命名。具有较强的军事色彩[3]。

二、商品经济初步发展时期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自然经济受到冲击，但由于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思想的影响，商品经济一直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直到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国门，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冲击，民族资本主义才广泛发展起来。作为商品经济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发展也促进了乡村聚落形态的一次改变，农村聚落形态中的集市得以发展起来，尤其是唐宋时期消费的旺盛。高碑店地区在这一时期因为地区宋辽交界处，虽然战争不断，但也具有相对平稳的时期。所以形成了很有趣的社会现象：战争对于农村聚落有毁灭性的破坏，但又因为商品经济及其发达，此地设有许多榷场，使得商人贸易不断，使得人口不断增加，住房不断增加。高碑店地区农村聚落形态的由于每一次的破坏殆尽到从新整合，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集市等出现辐射带动周边聚落形态的发展变化，使得乡村人民居住空间突破自然聚落空间的限制，也突破许多以前固有的血缘关系作用，形成新的团体组织，来围绕基层集市所在范围分布蔓延，许多现有村庄从卫星图中观看所处位置总能发现高碑店聚落周边有干涸的运河的痕迹，据资料记载，当时高碑店地区的运河相当便利，日过千帆，商贾云集，货通大江南北商流九州东西，被誉为燕南大都会[4]。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频发，农村聚落总是不堪一击，完全不能抵抗，金元时期的扫荡，尤其是明朝时期的“燕王扫北”基本上高碑店地区寸草不生，许多文献有记载其惨烈程度，仅高碑店白沟河一仗，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溺蹂躏死者数十万横尸百余里”整个高碑店地区大多数村落仅存几户零星人家，大多数人都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经过不断地整合与调整，大概清朝后期形成稳定的乡村聚落形态体系，现今的乡村聚落形态也是从这一时期后不断变化发展的[5]。

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大发展时期

高碑店地区农村聚落形态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变化相对不大，在《新城县志》统计中，清朝时期与民国时期农村数量趋近与相同，有个别村庄撤村，并村，整体聚落形态变化不大，从民国到改革开放时期农村人口逐年呈现增长趋势，人均耕地数量下降，但农村形态的变化相对却较小，尤其是农业集体化时期，乡村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土地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个体生产功能削弱，集市得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在这期间，乡村主要是体制，从居住到生产生活，都是由集体统一进行安排，导致乡村商品经济衰弱，人们整体的活动空间都被压缩，整个公社就是一个完整的自给性的群体社会。这从总体上看,此时的乡村社会空间表现为一种行政型的社区体系,结构上具有封闭性、等级性特征,社区间的联系更多地体现为基于行政隶属关系的纵向联系,而横向联系较少。由于集体主义的影响，农村聚落形态不仅不会得到大的发展，空间关系更可能受到进一步压缩[6]。20世纪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90年代的市场经济确立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以前单一的分配方式多元化，多种经济方式并存，乡村经济市场经济不断结合，不断商业化市场化，产业结构也不断调整变化，第二、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并由此促进了乡村居民的职业流动和乡村城镇化。由于社会经济的大发展，结合高碑店所处地理位置环首都京津经济圈，农村聚落形态变迁开始蓬勃发展。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住房面积加大，各种产业也应运而生，密集型的农村聚落布局不断向外开始蔓延，城镇周边农村也不断划入市区范围。农村城镇化不断加强，典型的如白沟以前就是一个高碑店下辖的镇，由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箱包产业成为该地区支柱产业，整个区域及其周边农村聚落不断发生转型，已经成为白沟新城，周边农村聚落已经由当初的分散布局不断与城镇结合。

高碑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发展也在整体空间上已经在形成一定的社会空间结构，随着乡村城镇化，户籍管理制度健全，乡村聚落中非农业人口不断向中城市转移，城市住宅建设不断向外扩展，形成大量小城镇社区。从整体来看，整个高碑店地区存在几种农村聚落形态，已经打破了持续几百年的农村聚落单一存在的模式，形成了农村社区，小城镇社区并存的形态特征。整体加强了城乡间的联系，使得区域开放性大大增强。四、社会大发展的同时问题的产生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农村聚落形态的发展也在飞速发展，近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超越中国农村聚落几百年，几千年的发展速度，但是伴随而来的问题确实显而易见的。整体农村聚落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以村民自身意识盲目建设。乱占耕地，从高碑店卫星图中很明显的看出近几十年农村聚落的形态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不断地缩小，整体的杂乱无序性。所以在农村聚落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注重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农村聚落进行系统的规划，不能盲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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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范文篇6

1晋南地区乡村聚落景观概况

1.1研究区域概况。晋南地区位于山西的南部，地形复杂，山垣渠滩众多，东有太岳山，西有吕梁山，南部是中条山，三山围绕形成了临汾、运城盆地，从中条山以南到黄河岸边是一面阳坡，南北距离25km，海拔都在1000m以上，垂直差异相差500m，形成了典型的黄土高原坡地地形，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温相对比较高，海拔垂直变化比较大，使植被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是山西省南部屏障。晋南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使晋南地区乡村聚落分布多样化[4]。区域内，人口众多，土地狭小，男耕女织，居民安居乐业，院落形式深受中国封建礼制思想的影响，尊卑有序，主次分明，长尊幼卑、男尊女卑，嫡尊庶卑，点燃了农耕文化的第一把火，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1.2晋南地区村庄聚落景观特征信息收集。本次调研的对象没有选择遥远的山区，在村落的选择上，主要考虑以农业为主，部分临近城市近郊以加工业、旅游业为主、经济水平中等的乡村。通过对晋南地区乡村的考察，选取3个典型自然村聚落作为研究的对象，分别为运城北部芮城县古魏镇新村、运城中南部盐湖区龙居镇雷家坡、运城南部稷山县稷峰镇加庄。通过发放120份问卷，每个村入户发30份，得到有效问卷109份，问卷有效率为90.8%。调研的村庄所在区域地势平坦，农业景观丰富，主要种植玉米、小麦、苹果、柿树、核桃、桃等，形成农田采摘景观风貌。村庄布局与地貌特征相适应，平原地区村庄较为集中，由于冬季寒冷干燥，西北风盛行，再加上家族实力雄厚，人口众多，形成了若干大院组成的血缘聚落，3个乡村的院落均为典型的“窄四合院”，宅院坐南朝北，院落一般由正房、东西厢房、南房、大门、围墙、庭院等构成。院墙厚重，多采用硬山砖瓦结构，平面布局上形成了“一”字形、“L”型、三合院或四合院的形式。加庄和雷家坡的院落多为“一”字形、“L”型，院落比较方正，新村为狭长的三合院或四合院，是家庭共同聚集和活动的中心，体现封建大家族等级理念和宗族血缘关系。这种思想影响着村庄的聚落布局，使村庄整体建筑在形式上比较统一。

2村庄聚落景观规划设计———以新村为例

2.1村庄整体布局设计。新村位于运城市南部芮城县，距离古魏镇4km，乡村聚落的院落布局采取集中布局的形式，方便村民集中生活，促进乡村邻里关系的和谐发展。村内道路采用网格式布局，道路的布局依据新村现有院落的布局形式，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建道路，联系各个住宅小团体。2.2公共空间设计。芮城县新村的公共空间，基本是由围墙而界定的，对于乡村公共空间，在节庆、社戏或祭祀等活动时，利用率比较高，而平时人们不愿意在这种场合过多停留，更多愿意在附近村民门前或者是开阔的地方进行交流活动。所以在设计时，主要考虑以下2点：2.2.1考虑不同年龄段人的使用需求，增设娱乐设施，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乡村老龄化人口比较严重，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了老人和孩子在乡村。乡村的娱乐活动比较少，在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上，增加一些服务设施，如乒乓球场、篮球场、门球、健身器材等娱乐活动设施。2.2.2根据需求层次理论，结合居民房屋改造，开辟新的活动场所。由于晋南地区乡村公共空间不足的限制，根据场地的条件和乡民的意愿，挑选若干位置较为开阔、人流较多的地方，在自愿的前提下，结合村民房屋的改建，修建乡村俱乐部，室内外结合的文艺表演等场所。2.3基础设施规划。新村现状给水管网是近几年逐步新建的，目前使用良好。近期不做大的调整，远期结合乡村建设进行改造与建设。在规划乡村新的给水管网时，结合村内道路进行规划布局，供水主干管网应该沿乡村主要干道进行直埋铺设，主干管在乡村内部呈支状布置。排水设施采用“雨污分流”的方法，雨水主要是经过雨水花园的处理后排入乡村排水渠中；对污水的处理主要是经过家庭污水池的净化后，再排入乡村排水渠道中，最终流入乡村集体污水处理池中，集中处理后用于农田的灌溉。新村公共厕所的规划共有3处：1处为改建，2处为新建，改建厕所位于村委会广场，2处新建位于乡村综合服务区和老年健身活动区。每处占地30m2。2.4院落设计。通过对芮城新村院落立面材质的分析，针对芮城新村现代的院落，在原有的“窄四合院”的基础上，设计中庭式的院落，总结设计出3个院落类型：一是外清水砖，内瓷砖庭院；二是清水砖庭院；三是外水泥砂浆，内瓷砖庭院。三者共同的特点是对房屋正房的侧立面瓷砖不做大规模的改变，增加了砖材料的窗下墙和女儿墙，建筑的立面在整体上协调统一，既有变化，也有各自的特点。使房屋更加稳重，避免了建筑立面上下之间轻重关系的颠倒。降低了围墙的高度，基本控制在1.8m左右。大门主要位于东南方向，在大门的设计上，尽量减少了面砖的饰面，主要采用红砖。不同之处，主要是对于外水泥砂浆内瓷砖庭院，其外墙的水泥重新粉刷上砖红的涂料，使外墙整体上协调。

3结语

通过对芮城新村道路、基础设施、公共空间、院落空间的设计，使芮城新村在生态、环境和生活上得到提升，乡村的雨水和污水得到处理；基础设施得到基本改善，乡村生态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环境方面，通过增加道路围墙绿化的形式和庭院的绿化形式，使乡村单调的绿化变得丰富多彩，实现了乡村道路、公共空间、庭院绿化相互融合的景象，形成了乡村整体的绿化系统，在生活上，根据不同年龄的人的需求，增设不同的活动空间，同时，设计出3类不同的院落类型，形成晋南地区“窄四合院”聚落景观模式，为山西其他地区乡村聚落景观设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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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范文篇7

论文摘要：深入解析了中国传统聚落所具有的自然生态特征、景观特征，旨在研究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希望借此能对现代村镇的建设活动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传统聚落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其间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蜕变过程，得以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聚落景观，不仅充分展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其内敛、朴实、人性化的特征，均是当代城镇缺失和需要吸收借鉴的地方。

1传统聚落特征分析

1.1自然生态特征

1.1.1尊重自然，因地制宜。传统聚落擅长利用地形、地物，故而聚落多因地制宜，空间布局不拘形式，格局自由，由此成就了顺应山势的山地城镇、临水跨溪的沿江城镇，这一独特的聚落景观。石柱西沱就是山地城镇的典型代表，整个城镇顺应山势，从江边垂直向上攀岩，建筑亦沿千步云梯爬沿而建，整个城镇契合地形高低起伏，与自然完美结合。

1.1.2契合环境，彰显人性。传统聚落十分重视对周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借助聚落选址、空间布局、建筑形制以及建筑材料等与地方环境紧密衔接，求得和谐统一。如我国南方地区建筑普遍小巧宜人、姿态轻盈，屋檐出挑深远，不仅适应了多雨、炎热的气候特点，也与南方人细腻、内敛的个性特征相得益彰，展示出聚落人性化的特点。

1.1.3效法自然，浑然天成。传统聚落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习俗，故而聚落多就地取材，巧用自然。如西南山区，盛产石材、木材等资源，故而城镇多以干阑式木结构和羌族石砌建筑群为主;闽西、闽南等地，由于采石用土较为方便，于是呈现出大批方形或圆形的土楼建筑群。由于受资源条件的制约，各地表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但均与自然环境紧密衔接，表现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大有“宛若天生、浑然天成”之感。

1.1.4路即轴线，尺度宜人。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多变，城镇布局契合地形、地貌多采取曲轴线处理的手法，即不强求一律，不和自然争强弱，街道随地势随弯就弯，遇转则转，成为城镇发展的主要轴线，城镇亦沿道路两侧展开布局;城镇规模也由于受地形、交通方式、生产活动、土地供给能力和农业耕作半径等因素制约，规模相对较小，故而聚落尺度宜人，空间环境亲切、舒适。

1.1.5独立、完整的人工生态系统。传统聚落常选址于冬季风小且日照多，夏季有凉爽山谷风、河风，近水源之地，且多规划布置于河岸的凸起地段，这一地区不仅可避开河水的冲刷，还会因泥沙的不断沉积扩大聚落可耕、可居的场所面积;并通过与周边自然环境的紧密衔接，形成山、水、城三位一体的格局。徽州宏村坐落于雷岗山、左右护山之间，既可挡北风之烈，左右山峰又互成椅角之势，形成极其安全的地理环境;通过水体的引人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水域—月沼，不仅解决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消防等用水需求，还极大改善了区域的小气候环境，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工生态系统。

1.2景观特征

1.2.1异彩纷呈的地域景观。传统聚落由于区域地理位置的不同，所受自然条件、地方文化、风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各异，故而在聚落景观上体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如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人家”，云南傣族的“芭蕉、竹楼、缅寺”，湘黔侗族的“鼓楼、风水桥”，四川临江聚落的“吊脚楼、坡屋顶”，西北高原的“窑洞”景观等。

1.2.2形胜取意的符号景观。传统聚落为祈求平安、保一方稳定，除十分重视聚落选址，还在聚落形态和空间布局方面大做文章，形成特殊的空间格局。如芙蓉村为期望后代人才辈出，子孙发迹，以“七星八斗”立意构思，整个村落以七颗“星”加以控制，联系东、西、南、北4条道路，构成完整的道路系统;又以“八斗”为中心分别布置村落的公共活动中心和住宅区，并通过流水系统将8个区域沟通串联，构成一幅大型的图案景观。

1.2.3秩序井然的形态景观。传统聚落由于规模小，等级低，加之受地形、地貌等因素制约，更强调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受中国尊老爱幼传统习俗和尊卑贵贱等级思想的影响，村落通常以族中长老领地为基准，由内向外自然推进，形成若干个居住组团，且约定俗成村东为长房，村西为次房，由此形成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聚落组团，展示出一种奇特的形态景观。

1.2.4寓意深远的节点景观。古人十分讲究尊重地形、地物，强调在自然中寻求秩序，尤其体现出对特定自然物的崇拜，于重要节点处常保留特定物件或栽种特定植物，以此寄寓整个村落的兴衰祸福，故而受到极大的重视。“风水树”就是其中的一种，云南大理的白族就将大榕树视为生命与吉祥的象征，故而几乎每个村落都种有大榕树，且整个村落以大榕树为中心展开布局，构成整个村落的中心和地标，由此形成村落一大重要的节点景观。

1.2.5色彩斑斓的立面景观。受地形因素制约，聚落多随地形高低起伏，上上下下，人字山花墙面亦层层上叠，且暴露出大量建筑的侧立面，展示出数以百计的方格子，由此呈现出层层叠叠、纵横穿插、错落有致的城镇外轮廓空间，黄白相间的方格子不仅增添了景观的层次感，还极大地丰富了视觉效果，成就了城镇色彩斑斓的立面景观。

2传统聚落的思想文化探源

传统聚落之所以呈现出独特的自然生态特征和景观特征，除了体现出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的结果外，更多地折射出文化的深层次内涵。

2.1生态理念中国传统哲学十分讲究“天人合一”的有机思想，强调把人看作大自然的一部分，故而人类居住的环境特别注重自然山水的保护，强调因借自然，强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由于枕山可挡冬季寒潮侵袭;面水利于生产、生活、灌溉、行船，又可迎纳夏日凉风，调节区域小气候;坐北朝南可获得充足的日照;良好的植被既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利于调节小气候，丰富聚落景观，故而传统聚落多选择“枕山面水、坐北朝南、植被茂盛”的地理环境。除了对自然的尊崇，传统聚落还表现出对白然极大的适应能力，各地所具有的不同的聚落景观呈现出不同的建筑形制和空间格局，均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主动适应。如四川沿江地区由于山势陡峭，故而城镇只得“吊脚为楼”以节省空间;加之气候炎热，城镇建筑多设天井，并采用出檐深远的坡屋顶，以此达到降温排水的目的。

2.2宗族意识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遵循以父系血缘关系区分嫡庶亲疏的宗族礼制，外化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各个方面，物质形态主要体现在聚落空间组织、层次分布、房屋等级等方面，故而聚落多以宗祠为中心，呈“向心式”的空间布局模式。不仅如此，宗祠建筑在建筑形制、建筑体量、建筑材料和建筑色彩等方面，也均与其他建筑存在明显的差异，使其在众多建筑中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家族的“精神空间”和“引力场”，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由此可以看出，宗族意识不仅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聚落空间和聚落景观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公务员之家

2.3耕读文化“耕为本务，读可荣身”，一直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至理名言。由于受自给自足生活观念的影响和儒家理学思想的长期教化，传统聚落多取法自然，尺度宜人，少人工雕琢的痕迹，形成青山绿水、古朴典雅的聚落空间，以此体现“耕者”坦诚、率真、淳厚的胸怀和“读者”崇尚淡泊、潇洒脱俗的个性特征。如楠溪江苍坡村就以“文房四宝”规划布局，其中笔街直指西面笔架山，村东西各开二池为砚池，砚池旁各置一条石，意为墨，方正的村落如同一张白纸，以此寄寓村民“兴文运、出人才”的美好愿望，充分体现出耕读文化对传统聚落规划布局、聚落景观等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

2.4风水理论传统聚落普遍选择有山、有林、有田、有水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且多布局于土地肥沃、人身安全、生活方便、风光优美之所，是理想的趋吉避凶的生活场所。不仅如此，传统聚落还通过对周边地理形制、聚落形态的构建，形成特殊的象征性符号，以此寄寓趋吉避凶、光耀门嵋的愿望。上里古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占镇背山面水，后面山势蜿蜒，山脉层层拔高，植被繁茂，若干河流在此汇聚，上里居于河流相交的夹角内，有“财源”汇聚宝地之意，周围18个馒头式的小山环护左右，又兼十八罗汉呵护上里古镇之寓意。又如安徽绩溪县的冯村，不仅村落四周地形环境安定祥和，颇具安全感，而且还将村口处几座护卫的山头命名为狮、蛇、龟、象，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2.5多元文化的融合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有56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杂居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共同的生活促进了民族间文化与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体现在聚落空间、建筑单体上，即表现为异域建筑风格、建筑形制的相互借鉴和拼接，使得本土建筑风貌被频频打破，出现一幕幕奇特的异域景观。如四川本土的硬山式屋面，受移民文化影响，被植人了“外向、张扬”的峰火山墙，打破了原有“内敛、保守”的个性特征，为其增添了另一番韵味;又如原本兴盛于我国北方的廊坊街，经移民传人南方，与南方多雨炎热的气候特点相得益彰，故而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成为城镇又一道独特的异域景观。

聚落范文篇8

然而，环境艺术设计理念的介入，给美丽乡村带来了利弊交织的影响。一方面，环境艺术设计赋能下的乡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的恢复及重建，带来了文明的唤醒和财富的注入。但另一方面，随着环境艺术设计介入规模的扩展与层级的深入，乡村陷入了“过度设计化”的囹圄，缺失了对乡村主体构建应有的关照。在各地美丽乡村建设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乡村“人、地、物”等因素严重错位，使得乡村环境设计从“沉默”走向了“沉没”。

从理念和实践层面来看，目前乡村聚落环境艺术设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外力过于介入，村民参与屏蔽。大多数乡村聚落环境艺术设计模式为“外源输入式”，即多依靠外力设计改造，忽略了乡村建设中村民的主体能动性，村民“等靠要”现象突出，也引发了村民“看不懂、用不来”等后续问题。二是设计“千村一面”，缺乏当地特色。在乡村设计之初，大多是“一声令下，倾巢而出”，缺乏系统全面规划及对在地文化的挖掘，导致大多数乡村聚落环境设计沦为“穿衣戴帽”式的建设。许多乡村按照统一的范式或模式进行环境设计，所有农舍一律黄泥抹墙、青瓦铺顶。这种简单“输血”式设计，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不能解长久之忧。三是关注视角单一，产业赋能缺失。许多乡村聚落环境艺术设计仅局限于环境的改造和空间的搭建，缺少与乡村产业之间的借力和联动，设计趋于浅表化、单薄化。

基于上述问题，如何达成设计中“人、地、物”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让乡村聚落环境艺术设计更具人情味、文化感及延续性，需要在“融合与对抗”“借鉴与创新”“闭合与开拓”中寻找答案。一是从“造物”到“塑人”，厘清“谁来建设、为谁建设”这一问题。村民是乡村最直接的参与者和体验者，是需求的主体，也是建后环境的载体。他们熟知乡村的一草一木，让其参与到乡村设计中，有利于传承村民在地智慧，找到最契合乡村发展和村民需求的美学密码和精神支点。二是从“脱域”到“在地”，找准乡村聚落的本土特色。乡村聚落是人类聚集、生产、生活及繁衍的最初形式，其傍水而居、顺势而造，不同的乡村聚落有各具特色的地理环境、历史文脉、民风民俗。因此，乡村聚落环境艺术设计应依托于自身特色，将当地的资源要素和文化元素进行分类、提炼、归纳、演绎、组合，以此为基础进行设计和建设。三是从“单一”走向“多元”，激活乡村聚落环境艺术设计的产业效能。只有找到与产业的结合点，乡村聚落环境艺术设计才能确保源头活水不断。

聚落范文篇9

关键词：汉唐村落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邨)”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3～24页。

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

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伞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①，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

列为表1如下：

①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扑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寔《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聚落范文篇10

关键词：西南；地域建筑文化；聚落；动因

在诸多古代建筑论著及各类建筑著作中，民居建筑及聚落都不属于重点。并且由于西南地区距离汉文化的中心相对较远，所以在建筑文化方面相关的描述也比较少。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南地区地域文化研究，开始从民居研究，通过一段时期的摸索，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的研究范畴才逐渐扩大，从简单的单体建筑研究逐渐向聚落、乡土建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

1文化学视域下的西南

西南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包含四川、广西及云南三省，从广义范畴来看，还包含贵州、西藏及湖南、湖北的西部地区。而现代研究中，多数还是从广义范畴出发。四川广大地区及云贵高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展，受长江流域、西北草原及黄河流域中游三大文化区的相互交融，各时期的民族融合等，造成了西南地区文化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及异质性的特点。而西藏地区虽然从地缘关系上也属于西南，但由于西藏的民族文化特质线性，族群单一，所以，不包含在西南地区内。所以，本研究中，对西南地区的定义主要包含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及重庆市

2西南地区建筑学的民居研究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相关学者对西南地区典型住宅开始研究，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学方法进行调研。刘敦桢在1941年在《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完成后，被普遍认为是西南民居甚至是中国民居研究的开始。而进入40年代后，刘志平在对四川、云南地区大量民居进行实际调查以后，著作《云南一颗印》，属于中国首篇民居建筑研究的学术论文，其后在1990年出版了《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是对民居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在全国建筑界内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进入80年代后，关于西南地区民居研究的发展速度较快：云南省设计院在1986年编写《云南民居》；朱良文等于1988年完成《云南白族民居》；启燊于1989年完成《四川藏族住宅》；陈谋德、王翠兰于1992年著作《云南民居续篇》；唐璞于1994年完成著作《山地住宅建筑》；四川省勘察设计协会、四川省建设委员会及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于1996年联合编写《四川民居》；季富政于2000年编写《中国羌族建筑》；孙大章于2004年作者《中国民居研究》；李先逵于2005年著作《干栏式苗居建筑》；罗德启于2008年著作《贵州民居》等。纵观20世纪30年代至今，关于西南地区民居建筑的专著较多，也反映出我国在民居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较为丰硕，大量西南地区民居建筑著作也为西南民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所以在本研究中，也应用到这些基础性的资料。

3文化学影响下的西南民居研究

文化热思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在学术界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对于西南地区来说，从地理特征来看，其海拔自东向西逐渐升高。西南地区有诸多少数民族，是民族聚居区，在文化特征上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所以在我国民族文化研究中，西南地区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多年研究，西南地区文化研究从最开始的单一文化学研究，已经发展到现阶段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及文化生态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并且由以往各省份单独研究，转变为当前的大西南研究视角。所以，在西南建筑学研究中，也应该基于大西南的视角。在文化热思潮下，建筑学界也表现出了异常的敏感性。在文化热思潮下，西南文化研究热潮直接影响到居民建筑的研究：私心直于1992年编写《西南民族建筑研究》、杨大禹于1997年完成《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蒋高宸于1997年著作《云南民族住屋文化》等一大批著作完成，尽管这些著作都是从民族学角度对西南少数民族建筑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但其还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研究的主线均为文化视角。

4从民居到聚落的地域建筑文化研究动因

民居建筑研究在文化热思潮的影响下，在民居文化纵深方向的研究已经很难满足探索的渴求，所以地域建筑文化逐渐从民居向聚落研究的角度发展。聚落是民居建筑的集合体，包含的文化信息更全面、复杂，数量更大。所以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因方面，地域建筑从民居向聚落转变本身就属于一个动因。但是，如果仅仅依靠文化热，还无法实现研究方向的转变的全部动力，这其中也包含了建筑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聚居学导论》面世，对聚落的概念进行了阐述：聚落是乡村聚居类型中复合永久性聚居的方式。进入到90年代，人类环境科学的系统综合学科理念由吴良镛提出，其中指出了建筑概念从房子到聚落的延伸，在人居环境建筑理论中，聚落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除此以外，民居到聚落研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还包含现代建筑设计实践，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其生活空间载体就是住宅，但是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所有的活动也并非全部在家庭中进行。家庭与社区的互动、人与人的交往，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社会属性。当代建筑在信息时代文化快速传播中也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建筑内部功能逐渐增多，空间也更加复杂，建筑体量呈现出庞大化。所以在对现代建筑研究中，不能以之前民居建筑视角来对待，因为聚落更加的复杂与综合，与现代建筑功能发展更加吻合。从相关统计来看，从1994年开始，关于聚落研究的报道以及关注度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这就表明了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聚落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方向。随着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以及研究的深度增加，西南聚落研究方法及理论不断深入，并且研究也向着新的切入点发展，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逐渐形成。并且在西南聚落研究中，也并非只局限于建筑学，其它学科也相互交叉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如历史学、社会学等对西南聚落都有影响。至此，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以聚落为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在研究过程中，又结合了诸多学科，使研究的深度、广度等都不断拓展。

5结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经历多年的研究与探索，在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从单体居民建筑向人居环境中的聚落研究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多学科交叉影响的研究视野。但在实际研究中，还存在诸多研究角度比较孤立，片段性、分散型的研究结构表现相对突出；在聚落的研究方法及历史考证中，研究理论单一，在聚落课题研究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对于西南各民族而言，其生活以聚落为外在表现，并且聚落中涵盖了诸多文化种类，由于文化元素比较多，在研究中极易出现混乱的现象。所以，建立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研究狂下，对各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梳理，并且使各文化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能够理清，这在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关键的。

作者:钟陈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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