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性范文10篇

局部性范文篇1

关键词：非正当私有化行政权力权力规制

“局部性”公有产权，特指除中央级国企外各地方性国有或集体企业公有产权，以及国家各行业主管部门或各地方政府等事业单位公有产权。中国局部性公有产权私有化，是指将这些产权私有化或私用。现在国内一些学者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央级国企，似乎只要后者没有出现大规模私有化，社会主义性质就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然而，这却是一个错觉——倘若局部性公有产权被非正当私有化既成事实未能得到有溯及力的制度化追究，就极易形成一种“鼓励更广泛的行政权力拥有者进一步将中央级国企、大量国有土地等巨量剩余公有产权私有化行动”的恶性示范。本文意在打破这种幻觉，对非正当私有化现象和不良后果以及原因进行讨探，然后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一、局部性行政权力拥有者对公有

产权的非正当私有化

（一）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近20多年来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承包、租赁、出售、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改革，都围绕着产权变革重心，只是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已。从根本上说，这种变革实属无奈之举，大一统经济时期全盘公有化格局早已积重难返：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政企不分、上级主管部门及官员干预多而不当、企业干群激励不足缺乏工作动力，公有企业效率低下，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外企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就更是如此。改革目标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明晰产权关系、完善企业制度、提高效率、最终有利于地方经济综合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等。然而1990年代以来，这些改革却逐渐偏离上述目标，总体上沿着地方性公有企业官员或经理人群体私有化及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

1．乡镇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同时却有相当一批乡镇企业出现效益下滑、亏损和倒闭等情况。90年代以来，普遍出现了不管企业好坏都被承包，或干脆由原经营者或乡镇、村负责人入主企业的现象，全国大量乡镇企业逐步变为由这些私人所有或由其直接控制。

2．地方性国企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在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政策出台后，我国很多地方性国企出现以股份制、出售、破产等方式被其经营者或有少量资金和胆识者直接或间接私有化现象。比如2005年深物业公有股权转让与重组风波及次年被叫停就是一例①。1997年后“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比国企出售更离奇的办法：长沙在1999～2000年间对一批盈利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权把国资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实现管理层控股；2002年青岛市多家大型国企实现MBO。国资委成立后，其合法性被默认。全国类似情况较多，地方政府往往给予较多优惠。当地国企普通职工或公民对这些优惠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往往很少直接参与，于是暗箱操作频频发生。与深物业类似的股权转让迟早还会发生，不过方式会更为隐蔽。

（二）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公有与集体所有产权私有化。这涉及到国家各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部门所辖的土地、矿藏、设备、公物、无形资产、金融性资产等各类非盈利性公有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深化改革背景下，不少非盈利性事业单位所控制的各类公有产权，开始越来越普遍为少数官员私有化。一些官员或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以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扶贫优抚款物及粮食直补、移民、退耕还林、宅基地等款项；以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矿山、滩涂、荒地等，贪污土地补偿款、工程款及厂房承包款等。甚至发生长征火箭公司领导厉建中贪污挪用公款1.6亿元案②。农业发展银行总行领导挪用8.1亿元入股市，收益去向不明案③，以及上海陈良宇违规拆借社保32亿元基金给张荣坤收购高速公路案，国家药监系统权钱交易案等④。可见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一些官员越来越普遍地或用政企官员双重身份、或单独或与商人共谋，将大量局部性公有产权直接私有化，或是通过权钱交换牟取私利。而最近又出现“权力期权化”等更隐讳的手法。

二、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

后果及原因

通过众多案例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事业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非正当地私有化公有产权已然成风。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它加剧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公平第一，效率第二”发展模式，迅速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在经济起飞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模式，则成为跨越生产力“卡夫丁峡谷”的必然选择。上世纪70年代末国务院对地方政府及公有企业放权让利，试图通过对中微观层面各主体提供激励，推动效率提高。90年代初之前，大家都是改革受益者，效率与公平间相安无事。然而，这种放权让利过程，是地方政府和公有企业以消极对抗和因此而带来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低下的方式，倒逼中央放宽政策的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主导这场变革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官员、国家行业主管官员和公有企业干部。90年代后的局部性公有产权改革，局部性官员主导模式得到加强，效率优先普遍蜕变为该群体效率优先。改革前个体利益受到严重限制的农民、城市普通职工，其分配公平日益成为问题。第二，它使得改革成果日益遭侵蚀，局部性政权合法性遭质疑。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理论指出，价值理性式行动，始终注重与信仰保持一致，因而在价值上是合理的；而目的理性式行动，则是一种彻底工具性理性行动，它有赖于市场和相关货币制度及市场管理所需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之诞生，近代资本主义本质上属于这类行动。而在笔者看来，近代资本主义价值非理性，表现为企业原始积累及正常运作中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夺性。近期以来我国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似乎部分沾染上了这种非合理性成分。而无权无势无资源的百姓，多半被迫采取其它各种消极行动。倘若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日趋假公济私，其政权合法性群众基础必然会大为削弱。

那么，我国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政府制度与部分官员极端自利式行动之间，为何出现巨大反差？原因有三：

第一，“放权让利”后分权式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正式确立，局部性公有产权代表定位依然模糊。纵观我国第一阶段渐进式改革，基本上仅靠体制增量部分推动。而90年代初期以来地方性公有企业改制，导向为市场经济制度，但相应的政府合理分权并有良好权力制衡的政法制度，却始终没能确立，地方政府对地方公有企业管制范围越来越大。“放权让利”过程中地方政府对该下放给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决策权等每每加以截留；同时，地方政国政治制度中对官员人格预设总体上依然存在的虚构有关。官员人格被假设为“利他、利公主义者”，对其权力行使范围界定和约束制度必然软化。而改制中局部性部门官员普遍呈“经济理性人”，利他和利己兼顾成为主流。当中央将部分国资划归地方管理，后者成为产权人。但是，其辖下“地方居民”全体才是国资所有者。地方政府绝不能成为国资代表，否则极易监守自盗。遗憾的是，我国人大和司法部门对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之屈从，加之居民个人“搭便车”心理，导致地方性国资所有者主体及代表“缺位”和政府“越位”。

第二，局部性行政权力运作潜规则盛行，正式性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权利保护失衡与庇护主义关系盛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正式性制度执行难或被符号化现象，甚至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孙立平，2005），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我国社会行动领域另有一套规则（李金，2001），两套制度对局部性权力拥有者皆有利用价值。90年代开始我国社会资源重新集聚，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源的强势群体已然成形并结盟。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相对弱势群体，则成为两极社会的另一头。正式性制度对社会群体权利维护的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性制度上权利维护失衡状况并存下，庇护主义成为全社会个体利益的重要实现机制。其中，非正式性制度上的权利失衡意指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利益能力的失衡：弱势或相对弱势群体在国家政法架构、本单位或集体中缺少利益代表，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利益表达方式，日趋碎片化。强势群体则表现出巨大能量，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相对）弱势群体为寻求利益保护或超保护，被迫与权势者建立庇护主义非正式性权利保护模式。围绕权势者形成了具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工具性特殊关系网络，助长着行政权力的肆意。第三，地方性人大制衡地方政府权力缺乏具体制度保障①，表现为：（1）各地方人大代表结构不合理：代表中“官员”偏多，议政时容易官官相卫；代表中专业人才偏少，农民代表比例偏小。（2）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或意愿参差不齐，缺乏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制衡行政权和司法权、防止权力滥用的清醒意识。（3）间接选举程序不科学、不民主：我国省级以上人大代表通过间接选举产生，选举者只通过介绍材料来判断候选人素质和参政能力，绝大多数代表在“相信组织”朴素意识下投票。（4）人大某些具体议事规则和方式不合理：代表在会议期间较尖锐的批评往往上不了会议简报；在议事日程上，各级人大在大会期间不设置大会自由发言时间；人大选举本行政区一府两院正职干部的选举办法中几乎都规定，只有弃权或反对的才需在选票上作记号；人大表决中普遍采用举手方式；代表在闭会期间活动及如何行使权力缺乏明确要求和必要制度保障。地方人大制衡权力的宪法性权力无法落实，成为我国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的最大症结。

三、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

私有化问题的治理

我国局部性部门行政权力，属于一种合法化的权力，使用权力是其必要的权利，但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并受法律法规约束，官员权利义务必须匹配，法无规定的权力行使必须禁止。然而我国现行政法制度之执行，与理想要求相去甚远，人大、司法、社会监督与参政渠道等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地方人大立法与司法权为局部性行政权力所控制或主导，必然导致行政部门及官员权力的肆意扩张和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②。那么，如何能给行政权力加上一道有效的“界限”呢？众所周知，社会群体权利的具体类型和分配依赖于社会权力结构现实状况，是人类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权力竞争的产物，现存权力关系与结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规范——权力竞争，共同决定着我国局部性行政权力能否受到有效约制。围绕着我国局部性权力拥有者形成的强势群体联盟，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之垄断，这给我国非正当私有化问题治理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本文提出的治理方案是，通过国家和社会间的第三领域的主动培育和建构，促进我国相对弱势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并通过组织化方式争取宪法赋予公民个人及共同体的权利得到有效维护。具体措施如下：

一要由党中央在建构分权与有效民主政法制度上采取实质性行动，并给人民以充分的自治渠道与权利。这也是与国务院向地方经济“放权让利”相配套的制度提供之义务，并且目前只有党中央才有足够权威保障其效果。因为在缺少封建社会分疆封土之后相对民主化实践充分洗礼的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格局还将持续较长时期，总体比较廉洁并具有超然地位的党中央成为最为关键的动员主体：第一，要全面实行人大直选制，并给予不同地区、城乡以相同的代表人口比例——民主政治更多的是实践过程，人大代表的政治素质与官衔、知识存量非必然成正比。第二，在宪政制度上真正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有效的监督权力、选举权力和罢免权力，同时赋予各级人大而不是各级政府以国有资产产权管理职能，并在人大下设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国资管理事务，如此方能有效制衡行政权力的恣意。第三，赋予公民、媒体以足够的监督、揭露公有产权非正当化运作问题之权利。第四，鼓励（相对）弱势群体的自组织与正当的游行示威或罢工自由，并且给予其在我国政治结构中自主选择利益代言人的权利。第五，赋予司法机关相对超然的独立地位，以便起到足够的事后监督与惩戒效果。

二要由党中央在制度设计上促进我国政企分开，让真正经过市场锤炼的、能力较强并有责任心的企业家来接管我国经营不善的部分局部性公有企业，而非由官员行政性内定企业领导及其所持股份多寡。既要创建经理市场，又要适度约束其流动。既要提高其合法收入、限制其各种非法收入，又要将其与企业及员工利益直接挂钩。同时还要鼓励员工通过民主管理、提合理化建议、培训晋升和从中选聘管理人员等方式，来制约经理人可能的非正当私有化行径。

这些改革措施，在我国当前已到了非下狠心和力气进行不可的危急关头。而单独依靠来自中央的非制度性反腐行动，已不足以改变局部性部门官员非正当私有化公有产权的行动逻辑：一方面，它属于又一种人治行动，虽然短期内具有较大震慑作用，但却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对很多高官的重罪轻罚）；另一方面，腐败根源已不再是官员本身的问题，而是对局部性部门官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制度问题，反腐虽有一定效果，但却是治标不治本，并且会延缓政法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一个善的有效制度可以让具有不良习气的官员严格按章办事，而恶的制度却会让具有良好素质的官员被坏风气所腐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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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性范文篇2

关键词：非正当私有化行政权力权力规制

“局部性”公有产权，特指除中央级国企外各地方性国有或集体企业公有产权，以及国家各行业主管部门或各地方政府等事业单位公有产权。中国局部性公有产权私有化，是指将这些产权私有化或私用。现在国内一些学者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央级国企，似乎只要后者没有出现大规模私有化，社会主义性质就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然而，这却是一个错觉——倘若局部性公有产权被非正当私有化既成事实未能得到有溯及力的制度化追究，就极易形成一种“鼓励更广泛的行政权力拥有者进一步将中央级国企、大量国有土地等巨量剩余公有产权私有化行动”的恶性示范。本文意在打破这种幻觉，对非正当私有化现象和不良后果以及原因进行讨探，然后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一、局部性行政权力拥有者对公有

产权的非正当私有化

（一）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近20多年来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承包、租赁、出售、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改革，都围绕着产权变革重心，只是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已。从根本上说，这种变革实属无奈之举，大一统经济时期全盘公有化格局早已积重难返：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政企不分、上级主管部门及官员干预多而不当、企业干群激励不足缺乏工作动力，公有企业效率低下，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外企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就更是如此。改革目标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明晰产权关系、完善企业制度、提高效率、最终有利于地方经济综合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等。然而1990年代以来，这些改革却逐渐偏离上述目标，总体上沿着地方性公有企业官员或经理人群体私有化及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

1．乡镇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同时却有相当一批乡镇企业出现效益下滑、亏损和倒闭等情况。90年代以来，普遍出现了不管企业好坏都被承包，或干脆由原经营者或乡镇、村负责人入主企业的现象，全国大量乡镇企业逐步变为由这些私人所有或由其直接控制。

2．地方性国企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在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政策出台后，我国很多地方性国企出现以股份制、出售、破产等方式被其经营者或有少量资金和胆识者直接或间接私有化现象。比如2005年深物业公有股权转让与重组风波及次年被叫停就是一例①。1997年后“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比国企出售更离奇的办法：长沙在1999～2000年间对一批盈利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权把国资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实现管理层控股；2002年青岛市多家大型国企实现MBO。国资委成立后，其合法性被默认。全国类似情况较多，地方政府往往给予较多优惠。当地国企普通职工或公民对这些优惠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往往很少直接参与，于是暗箱操作频频发生。与深物业类似的股权转让迟早还会发生，不过方式会更为隐蔽。

（二）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公有与集体所有产权私有化。这涉及到国家各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部门所辖的土地、矿藏、设备、公物、无形资产、金融性资产等各类非盈利性公有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深化改革背景下，不少非盈利性事业单位所控制的各类公有产权，开始越来越普遍为少数官员私有化。一些官员或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以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扶贫优抚款物及粮食直补、移民、退耕还林、宅基地等款项；以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矿山、滩涂、荒地等，贪污土地补偿款、工程款及厂房承包款等。甚至发生长征火箭公司领导厉建中贪污挪用公款1.6亿元案②。农业发展银行总行领导挪用8.1亿元入股市，收益去向不明案③，以及上海陈良宇违规拆借社保32亿元基金给张荣坤收购高速公路案，国家药监系统权钱交易案等④。可见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一些官员越来越普遍地或用政企官员双重身份、或单独或与商人共谋，将大量局部性公有产权直接私有化，或是通过权钱交换牟取私利。而最近又出现“权力期权化”等更隐讳的手法。

二、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

后果及原因

通过众多案例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事业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非正当地私有化公有产权已然成风。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它加剧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公平第一，效率第二”发展模式，迅速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在经济起飞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模式，则成为跨越生产力“卡夫丁峡谷”的必然选择。上世纪70年代末国务院对地方政府及公有企业放权让利，试图通过对中微观层面各主体提供激励，推动效率提高。90年代初之前，大家都是改革受益者，效率与公平间相安无事。然而，这种放权让利过程，是地方政府和公有企业以消极对抗和因此而带来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低下的方式，倒逼中央放宽政策的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主导这场变革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官员、国家行业主管官员和公有企业干部。90年代后的局部性公有产权改革，局部性官员主导模式得到加强，效率优先普遍蜕变为该群体效率优先。改革前个体利益受到严重限制的农民、城市普通职工，其分配公平日益成为问题。第二，它使得改革成果日益遭侵蚀，局部性政权合法性遭质疑。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理论指出，价值理性式行动，始终注重与信仰保持一致，因而在价值上是合理的；而目的理性式行动，则是一种彻底工具性理性行动，它有赖于市场和相关货币制度及市场管理所需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之诞生，近代资本主义本质上属于这类行动。而在笔者看来，近代资本主义价值非理性，表现为企业原始积累及正常运作中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夺性。近期以来我国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似乎部分沾染上了这种非合理性成分。而无权无势无资源的百姓，多半被迫采取其它各种消极行动。倘若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日趋假公济私，其政权合法性群众基础必然会大为削弱。

那么，我国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政府制度与部分官员极端自利式行动之间，为何出现巨大反差？原因有三：

第一，“放权让利”后分权式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正式确立，局部性公有产权代表定位依然模糊。纵观我国第一阶段渐进式改革，基本上仅靠体制增量部分推动。而90年代初期以来地方性公有企业改制，导向为市场经济制度，但相应的政府合理分权并有良好权力制衡的政法制度，却始终没能确立，地方政府对地方公有企业管制范围越来越大。“放权让利”过程中地方政府对该下放给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决策权等每每加以截留；同时，地方政府从中央接过属地化国资管理职能，在重组中权力不断扩大。而分权式政体改革之所以拖延，与我国政治制度中对官员人格预设总体上依然存在的虚构有关。官员人格被假设为“利他、利公主义者”，对其权力行使范围界定和约束制度必然软化。而改制中局部性部门官员普遍呈“经济理性人”，利他和利己兼顾成为主流。当中央将部分国资划归地方管理，后者成为产权人。但是，其辖下“地方居民”全体才是国资所有者。地方政府绝不能成为国资代表，否则极易监守自盗。遗憾的是，我国人大和司法部门对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之屈从，加之居民个人“搭便车”心理，导致地方性国资所有者主体及代表“缺位”和政府“越位”。

第二，局部性行政权力运作潜规则盛行，正式性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权利保护失衡与庇护主义关系盛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正式性制度执行难或被符号化现象，甚至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孙立平，2005），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我国社会行动领域另有一套规则（李金，2001），两套制度对局部性权力拥有者皆有利用价值。90年代开始我国社会资源重新集聚，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源的强势群体已然成形并结盟。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相对弱势群体，则成为两极社会的另一头。正式性制度对社会群体权利维护的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性制度上权利维护失衡状况并存下，庇护主义成为全社会个体利益的重要实现机制。其中，非正式性制度上的权利失衡意指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利益能力的失衡：弱势或相对弱势群体在国家政法架构、本单位或集体中缺少利益代表，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利益表达方式，日趋碎片化。强势群体则表现出巨大能量，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相对）弱势群体为寻求利益保护或超保护，被迫与权势者建立庇护主义非正式性权利保护模式。围绕权势者形成了具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工具性特殊关系网络，助长着行政权力的肆意。第三，地方性人大制衡地方政府权力缺乏具体制度保障①，表现为：（1）各地方人大代表结构不合理：代表中“官员”偏多，议政时容易官官相卫；代表中专业人才偏少，农民代表比例偏小。（2）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或意愿参差不齐，缺乏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制衡行政权和司法权、防止权力滥用的清醒意识。（3）间接选举程序不科学、不民主：我国省级以上人大代表通过间接选举产生，选举者只通过介绍材料来判断候选人素质和参政能力，绝大多数代表在“相信组织”朴素意识下投票。（4）人大某些具体议事规则和方式不合理：代表在会议期间较尖锐的批评往往上不了会议简报；在议事日程上，各级人大在大会期间不设置大会自由发言时间；人大选举本行政区一府两院正职干部的选举办法中几乎都规定，只有弃权或反对的才需在选票上作记号；人大表决中普遍采用举手方式；代表在闭会期间活动及如何行使权力缺乏明确要求和必要制度保障。地方人大制衡权力的宪法性权力无法落实，成为我国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的最大症结。

三、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

私有化问题的治理

我国局部性部门行政权力，属于一种合法化的权力，使用权力是其必要的权利，但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并受法律法规约束，官员权利义务必须匹配，法无规定的权力行使必须禁止。然而我国现行政法制度之执行，与理想要求相去甚远，人大、司法、社会监督与参政渠道等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地方人大立法与司法权为局部性行政权力所控制或主导，必然导致行政部门及官员权力的肆意扩张和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②。那么，如何能给行政权力加上一道有效的“界限”呢？众所周知，社会群体权利的具体类型和分配依赖于社会权力结构现实状况，是人类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权力竞争的产物，现存权力关系与结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规范——权力竞争，共同决定着我国局部性行政权力能否受到有效约制。围绕着我国局部性权力拥有者形成的强势群体联盟，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之垄断，这给我国非正当私有化问题治理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本文提出的治理方案是，通过国家和社会间的第三领域的主动培育和建构，促进我国相对弱势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并通过组织化方式争取宪法赋予公民个人及共同体的权利得到有效维护。具体措施如下：

一要由党中央在建构分权与有效民主政法制度上采取实质性行动，并给人民以充分的自治渠道与权利。这也是与国务院向地方经济“放权让利”相配套的制度提供之义务，并且目前只有党中央才有足够权威保障其效果。因为在缺少封建社会分疆封土之后相对民主化实践充分洗礼的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格局还将持续较长时期，总体比较廉洁并具有超然地位的党中央成为最为关键的动员主体：第一，要全面实行人大直选制，并给予不同地区、城乡以相同的代表人口比例——民主政治更多的是实践过程，人大代表的政治素质与官衔、知识存量非必然成正比。第二，在宪政制度上真正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有效的监督权力、选举权力和罢免权力，同时赋予各级人大而不是各级政府以国有资产产权管理职能，并在人大下设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国资管理事务，如此方能有效制衡行政权力的恣意。第三，赋予公民、媒体以足够的监督、揭露公有产权非正当化运作问题之权利。第四，鼓励（相对）弱势群体的自组织与正当的游行示威或罢工自由，并且给予其在我国政治结构中自主选择利益代言人的权利。第五，赋予司法机关相对超然的独立地位，以便起到足够的事后监督与惩戒效果。

二要由党中央在制度设计上促进我国政企分开，让真正经过市场锤炼的、能力较强并有责任心的企业家来接管我国经营不善的部分局部性公有企业，而非由官员行政性内定企业领导及其所持股份多寡。既要创建经理市场，又要适度约束其流动。既要提高其合法收入、限制其各种非法收入，又要将其与企业及员工利益直接挂钩。同时还要鼓励员工通过民主管理、提合理化建议、培训晋升和从中选聘管理人员等方式，来制约经理人可能的非正当私有化行径。

这些改革措施，在我国当前已到了非下狠心和力气进行不可的危急关头。而单独依靠来自中央的非制度性反腐行动，已不足以改变局部性部门官员非正当私有化公有产权的行动逻辑：一方面，它属于又一种人治行动，虽然短期内具有较大震慑作用，但却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对很多高官的重罪轻罚）；另一方面，腐败根源已不再是官员本身的问题，而是对局部性部门官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制度问题，反腐虽有一定效果，但却是治标不治本，并且会延缓政法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一个善的有效制度可以让具有不良习气的官员严格按章办事，而恶的制度却会让具有良好素质的官员被坏风气所腐蚀。

[参考文献]

[1]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李瑜青等.契约精神和社会发展[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3]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4]梁治平.国家、市场、社会：当代中国的法律与发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5]吴志攀[M].市场转型与规则嬗变[M].北大出版社，2004.

[6]林尚立等.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M].天津出版社，2005.

[7]张维迎、盛斌.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黄少安.产权·人权·制度[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9]王国成.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家选择[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10]金太军，赵晖等.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建构与调谐[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11]魏晓阳.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透视日本宪政的百年历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李开发.国企改革激情大辩论[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13]郭志斌.论政府激励性管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4]王莉君.权力与权利的思辩[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15][美]威廉·F·韦斯特著，张定准、白锐译.控制官僚[M].重庆出版社，2001.

[16][美]克雷格霍尔著，王志毅、黄华侨译.负责任的企业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7][美]庞德著，沈宗灵、董世忠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商务印书馆，1984.

[18][美]詹姆士·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行动的理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19][德]尤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M].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局部性范文篇3

关键词：非正当私有化行政权力权力规制

“局部性”公有产权，特指除中央级国企外各地方性国有或集体企业公有产权，以及国家各行业主管部门或各地方政府等事业单位公有产权。中国局部性公有产权私有化，是指将这些产权私有化或私用。现在国内一些学者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央级国企，似乎只要后者没有出现大规模私有化，社会主义性质就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然而，这却是一个错觉——倘若局部性公有产权被非正当私有化既成事实未能得到有溯及力的制度化追究，就极易形成一种“鼓励更广泛的行政权力拥有者进一步将中央级国企、大量国有土地等巨量剩余公有产权私有化行动”的恶性示范。本文意在打破这种幻觉，对非正当私有化现象和不良后果以及原因进行讨探，然后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一、局部性行政权力拥有者对公有

产权的非正当私有化

（一）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近20多年来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承包、租赁、出售、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改革，都围绕着产权变革重心，只是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已。从根本上说，这种变革实属无奈之举，大一统经济时期全盘公有化格局早已积重难返：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政企不分、上级主管部门及官员干预多而不当、企业干群激励不足缺乏工作动力，公有企业效率低下，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外企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就更是如此。改革目标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明晰产权关系、完善企业制度、提高效率、最终有利于地方经济综合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等。然而1990年代以来，这些改革却逐渐偏离上述目标，总体上沿着地方性公有企业官员或经理人群体私有化及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

1．乡镇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同时却有相当一批乡镇企业出现效益下滑、亏损和倒闭等情况。90年代以来，普遍出现了不管企业好坏都被承包，或干脆由原经营者或乡镇、村负责人入主企业的现象，全国大量乡镇企业逐步变为由这些私人所有或由其直接控制。

2．地方性国企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在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政策出台后，我国很多地方性国企出现以股份制、出售、破产等方式被其经营者或有少量资金和胆识者直接或间接私有化现象。比如2005年深物业公有股权转让与重组风波及次年被叫停就是一例①。1997年后“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比国企出售更离奇的办法：长沙在1999～2000年间对一批盈利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权把国资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实现管理层控股；2002年青岛市多家大型国企实现MBO。国资委成立后，其合法性被默认。全国类似情况较多，地方政府往往给予较多优惠。当地国企普通职工或公民对这些优惠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往往很少直接参与，于是暗箱操作频频发生。与深物业类似的股权转让迟早还会发生，不过方式会更为隐蔽。

（二）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公有与集体所有产权私有化。这涉及到国家各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部门所辖的土地、矿藏、设备、公物、无形资产、金融性资产等各类非盈利性公有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深化改革背景下，不少非盈利性事业单位所控制的各类公有产权，开始越来越普遍为少数官员私有化。一些官员或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以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扶贫优抚款物及粮食直补、移民、退耕还林、宅基地等款项；以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矿山、滩涂、荒地等，贪污土地补偿款、工程款及厂房承包款等。甚至发生长征火箭公司领导厉建中贪污挪用公款1.6亿元案②。农业发展银行总行领导挪用8.1亿元入股市，收益去向不明案③，以及上海陈良宇违规拆借社保32亿元基金给张荣坤收购高速公路案，国家药监系统权钱交易案等④。可见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一些官员越来越普遍地或用政企官员双重身份、或单独或与商人共谋，将大量局部性公有产权直接私有化，或是通过权钱交换牟取私利。而最近又出现“权力期权化”等更隐讳的手法。

二、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

后果及原因

通过众多案例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事业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非正当地私有化公有产权已然成风。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它加剧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公平第一，效率第二”发展模式，迅速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在经济起飞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模式，则成为跨越生产力“卡夫丁峡谷”的必然选择。上世纪70年代末国务院对地方政府及公有企业放权让利，试图通过对中微观层面各主体提供激励，推动效率提高。90年代初之前，大家都是改革受益者，效率与公平间相安无事。然而，这种放权让利过程，是地方政府和公有企业以消极对抗和因此而带来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低下的方式，倒逼中央放宽政策的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主导这场变革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官员、国家行业主管官员和公有企业干部。90年代后的局部性公有产权改革，局部性官员主导模式得到加强，效率优先普遍蜕变为该群体效率优先。改革前个体利益受到严重限制的农民、城市普通职工，其分配公平日益成为问题。第二，它使得改革成果日益遭侵蚀，局部性政权合法性遭质疑。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理论指出，价值理性式行动，始终注重与信仰保持一致，因而在价值上是合理的；而目的理性式行动，则是一种彻底工具性理性行动，它有赖于市场和相关货币制度及市场管理所需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之诞生，近代资本主义本质上属于这类行动。而在笔者看来，近代资本主义价值非理性，表现为企业原始积累及正常运作中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夺性。近期以来我国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似乎部分沾染上了这种非合理性成分。而无权无势无资源的百姓，多半被迫采取其它各种消极行动。倘若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日趋假公济私，其政权合法性群众基础必然会大为削弱。

那么，我国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政府制度与部分官员极端自利式行动之间，为何出现巨大反差？原因有三：

第一，“放权让利”后分权式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正式确立，局部性公有产权代表定位依然模糊。纵观我国第一阶段渐进式改革，基本上仅靠体制增量部分推动。而90年代初期以来地方性公有企业改制，导向为市场经济制度，但相应的政府合理分权并有良好权力制衡的政法制度，却始终没能确立，地方政府对地方公有企业管制范围越来越大。“放权让利”过程中地方政府对该下放给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决策权等每每加以截留；同时，地方政府从中央接过属地化国资管理职能，在重组中权力不断扩大。而分权式政体改革之所以拖延，与我国政治制度中对官员人格预设总体上依然存在的虚构有关。官员人格被假设为“利他、利公主义者”，对其权力行使范围界定和约束制度必然软化。而改制中局部性部门官员普遍呈“经济理性人”，利他和利己兼顾成为主流。当中央将部分国资划归地方管理，后者成为产权人。但是，其辖下“地方居民”全体才是国资所有者。地方政府绝不能成为国资代表，否则极易监守自盗。遗憾的是，我国人大和司法部门对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之屈从，加之居民个人“搭便车”心理，导致地方性国资所有者主体及代表“缺位”和政府“越位”。

第二，局部性行政权力运作潜规则盛行，正式性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权利保护失衡与庇护主义关系盛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正式性制度执行难或被符号化现象，甚至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孙立平，2005），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我国社会行动领域另有一套规则（李金，2001），两套制度对局部性权力拥有者皆有利用价值。90年代开始我国社会资源重新集聚，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源的强势群体已然成形并结盟。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相对弱势群体，则成为两极社会的另一头。正式性制度对社会群体权利维护的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性制度上权利维护失衡状况并存下，庇护主义成为全社会个体利益的重要实现机制。其中，非正式性制度上的权利失衡意指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利益能力的失衡：弱势或相对弱势群体在国家政法架构、本单位或集体中缺少利益代表，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利益表达方式，日趋碎片化。强势群体则表现出巨大能量，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相对）弱势群体为寻求利益保护或超保护，被迫与权势者建立庇护主义非正式性权利保护模式。围绕权势者形成了具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工具性特殊关系网络，助长着行政权力的肆意。第三，地方性人大制衡地方政府权力缺乏具体制度保障①，表现为：（1）各地方人大代表结构不合理：代表中“官员”偏多，议政时容易官官相卫；代表中专业人才偏少，农民代表比例偏小。（2）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或意愿参差不齐，缺乏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制衡行政权和司法权、防止权力滥用的清醒意识。（3）间接选举程序不科学、不民主：我国省级以上人大代表通过间接选举产生，选举者只通过介绍材料来判断候选人素质和参政能力，绝大多数代表在“相信组织”朴素意识下投票。（4）人大某些具体议事规则和方式不合理：代表在会议期间较尖锐的批评往往上不了会议简报；在议事日程上，各级人大在大会期间不设置大会自由发言时间；人大选举本行政区一府两院正职干部的选举办法中几乎都规定，只有弃权或反对的才需在选票上作记号；人大表决中普遍采用举手方式；代表在闭会期间活动及如何行使权力缺乏明确要求和必要制度保障。地方人大制衡权力的宪法性权力无法落实，成为我国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的最大症结。

三、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

私有化问题的治理

我国局部性部门行政权力，属于一种合法化的权力，使用权力是其必要的权利，但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并受法律法规约束，官员权利义务必须匹配，法无规定的权力行使必须禁止。然而我国现行政法制度之执行，与理想要求相去甚远，人大、司法、社会监督与参政渠道等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地方人大立法与司法权为局部性行政权力所控制或主导，必然导致行政部门及官员权力的肆意扩张和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②。那么，如何能给行政权力加上一道有效的“界限”呢？众所周知，社会群体权利的具体类型和分配依赖于社会权力结构现实状况，是人类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权力竞争的产物，现存权力关系与结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规范——权力竞争，共同决定着我国局部性行政权力能否受到有效约制。围绕着我国局部性权力拥有者形成的强势群体联盟，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之垄断，这给我国非正当私有化问题治理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本文提出的治理方案是，通过国家和社会间的第三领域的主动培育和建构，促进我国相对弱势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并通过组织化方式争取宪法赋予公民个人及共同体的权利得到有效维护。具体措施如下：

一要由党中央在建构分权与有效民主政法制度上采取实质性行动，并给人民以充分的自治渠道与权利。这也是与国务院向地方经济“放权让利”相配套的制度提供之义务，并且目前只有党中央才有足够权威保障其效果。因为在缺少封建社会分疆封土之后相对民主化实践充分洗礼的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格局还将持续较长时期，总体比较廉洁并具有超然地位的党中央成为最为关键的动员主体：第一，要全面实行人大直选制，并给予不同地区、城乡以相同的代表人口比例——民主政治更多的是实践过程，人大代表的政治素质与官衔、知识存量非必然成正比。第二，在宪政制度上真正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有效的监督权力、选举权力和罢免权力，同时赋予各级人大而不是各级政府以国有资产产权管理职能，并在人大下设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国资管理事务，如此方能有效制衡行政权力的恣意。第三，赋予公民、媒体以足够的监督、揭露公有产权非正当化运作问题之权利。第四，鼓励（相对）弱势群体的自组织与正当的游行示威或罢工自由，并且给予其在我国政治结构中自主选择利益代言人的权利。第五，赋予司法机关相对超然的独立地位，以便起到足够的事后监督与惩戒效果。

二要由党中央在制度设计上促进我国政企分开，让真正经过市场锤炼的、能力较强并有责任心的企业家来接管我国经营不善的部分局部性公有企业，而非由官员行政性内定企业领导及其所持股份多寡。既要创建经理市场，又要适度约束其流动。既要提高其合法收入、限制其各种非法收入，又要将其与企业及员工利益直接挂钩。同时还要鼓励员工通过民主管理、提合理化建议、培训晋升和从中选聘管理人员等方式，来制约经理人可能的非正当私有化行径。

这些改革措施，在我国当前已到了非下狠心和力气进行不可的危急关头。而单独依靠来自中央的非制度性反腐行动，已不足以改变局部性部门官员非正当私有化公有产权的行动逻辑：一方面，它属于又一种人治行动，虽然短期内具有较大震慑作用，但却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对很多高官的重罪轻罚）；另一方面，腐败根源已不再是官员本身的问题，而是对局部性部门官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制度问题，反腐虽有一定效果，但却是治标不治本，并且会延缓政法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一个善的有效制度可以让具有不良习气的官员严格按章办事，而恶的制度却会让具有良好素质的官员被坏风气所腐蚀。

[参考文献]

[1]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李瑜青等.契约精神和社会发展[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3]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4]梁治平.国家、市场、社会：当代中国的法律与发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5]吴志攀[M].市场转型与规则嬗变[M].北大出版社，2004.

[6]林尚立等.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M].天津出版社，2005.

[7]张维迎、盛斌.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黄少安.产权·人权·制度[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9]王国成.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家选择[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10]金太军，赵晖等.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建构与调谐[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11]魏晓阳.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透视日本宪政的百年历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李开发.国企改革激情大辩论[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13]郭志斌.论政府激励性管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4]王莉君.权力与权利的思辩[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15][美]威廉·F·韦斯特著，张定准、白锐译.控制官僚[M].重庆出版社，2001.

[16][美]克雷格霍尔著，王志毅、黄华侨译.负责任的企业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7][美]庞德著，沈宗灵、董世忠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商务印书馆，1984.

[18][美]詹姆士·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行动的理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19][德]尤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M].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局部性范文篇4

一、局部性行政权力拥有者对公有

产权的非正当私有化

（一）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近20多年来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承包、租赁、出售、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改革，都围绕着产权变革重心，只是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已。从根本上说，这种变革实属无奈之举，大一统经济时期全盘公有化格局早已积重难返：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政企不分、上级主管部门及官员干预多而不当、企业干群激励不足缺乏工作动力，公有企业效率低下，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外企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就更是如此。改革目标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明晰产权关系、完善企业制度、提高效率、最终有利于地方经济综合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等。然而1990年代以来，这些改革却逐渐偏离上述目标，总体上沿着地方性公有企业官员或经理人群体私有化及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

1．乡镇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同时却有相当一批乡镇企业出现效益下滑、亏损和倒闭等情况。90年代以来，普遍出现了不管企业好坏都被承包，或干脆由原经营者或乡镇、村负责人入主企业的现象，全国大量乡镇企业逐步变为由这些私人所有或由其直接控制。

2．地方性国企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在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政策出台后，我国很多地方性国企出现以股份制、出售、破产等方式被其经营者或有少量资金和胆识者直接或间接私有化现象。比如*年深物业公有股权转让与重组风波及次年被叫停就是一例①。1997年后“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比国企出售更离奇的办法：长沙在1999～2000年间对一批盈利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权把国资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实现管理层控股；2002年青岛市多家大型国企实现MBO。国资委成立后，其合法性被默认。全国类似情况较多，地方政府往往给予较多优惠。当地国企普通职工或公民对这些优惠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往往很少直接参与，于是暗箱操作频频发生。与深物业类似的股权转让迟早还会发生，不过方式会更为隐蔽。

（二）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公有与集体所有产权私有化。这涉及到国家各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部门所辖的土地、矿藏、设备、公物、无形资产、金融性资产等各类非盈利性公有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深化改革背景下，不少非盈利性事业单位所控制的各类公有产权，开始越来越普遍为少数官员私有化。一些官员或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以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扶贫优抚款物及粮食直补、移民、退耕还林、宅基地等款项；以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矿山、滩涂、荒地等，贪污土地补偿款、工程款及厂房承包款等。甚至发生长征火箭公司领导厉建中贪污挪用公款1.6亿元案②。农业发展银行总行领导挪用8.1亿元入股市，收益去向不明案③，以及上海陈良宇违规拆借社保32亿元基金给张荣坤收购高速公路案，国家药监系统权钱交易案等④。可见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一些官员越来越普遍地或用政企官员双重身份、或单独或与商人共谋，将大量局部性公有产权直接私有化，或是通过权钱交换牟取私利。而最近又出现“权力期权化”等更隐讳的手法。

二、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

后果及原因

通过众多案例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事业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非正当地私有化公有产权已然成风。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它加剧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公平第一，效率第二”发展模式，迅速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在经济起飞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模式，则成为跨越生产力“卡夫丁峡谷”的必然选择。上世纪70年代末国务院对地方政府及公有企业放权让利，试图通过对中微观层面各主体提供激励，推动效率提高。90年代初之前，大家都是改革受益者，效率与公平间相安无事。然而，这种放权让利过程，是地方政府和公有企业以消极对抗和因此而带来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低下的方式，倒逼中央放宽政策的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主导这场变革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官员、国家行业主管官员和公有企业干部。90年代后的局部性公有产权改革，局部性官员主导模式得到加强，效率优先普遍蜕变为该群体效率优先。改革前个体利益受到严重限制的农民、城市普通职工，其分配公平日益成为问题。第二，它使得改革成果日益遭侵蚀，局部性政权合法性遭质疑。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理论指出，价值理性式行动，始终注重与信仰保持一致，因而在价值上是合理的；而目的理性式行动，则是一种彻底工具性理性行动，它有赖于市场和相关货币制度及市场管理所需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之诞生，近代资本主义本质上属于这类行动。而在笔者看来，近代资本主义价值非理性，表现为企业原始积累及正常运作中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夺性。近期以来我国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似乎部分沾染上了这种非合理性成分。而无权无势无资源的百姓，多半被迫采取其它各种消极行动。倘若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日趋假公济私，其政权合法性群众基础必然会大为削弱。

那么，我国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政府制度与部分官员极端自利式行动之间，为何出现巨大反差？原因有三：

第一，“放权让利”后分权式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正式确立，局部性公有产权代表定位依然模糊。纵观我国第一阶段渐进式改革，基本上仅靠体制增量部分推动。而90年代初期以来地方性公有企业改制，导向为市场经济制度，但相应的政府合理分权并有良好权力制衡的政法制度，却始终没能确立，地方政府对地方公有企业管制范围越来越大。“放权让利”过程中地方政府对该下放给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决策权等每每加以截留；同时，地方政府从中央接过属地化国资管理职能，在重组中权力不断扩大。而分权式政体改革之所以拖延，与我国政治制度中对官员人格预设总体上依然存在的虚构有关。官员人格被假设为“利他、利公主义者”，对其权力行使范围界定和约束制度必然软化。而改制中局部性部门官员普遍呈“经济理性人”，利他和利己兼顾成为主流。当中央将部分国资划归地方管理，后者成为产权人。但是，其辖下“地方居民”全体才是国资所有者。地方政府绝不能成为国资代表，否则极易监守自盗。遗憾的是，我国人大和司法部门对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之屈从，加之居民个人“搭便车”心理，导致地方性国资所有者主体及代表“缺位”和政府“越位”。

第二，局部性行政权力运作潜规则盛行，正式性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权利保护失衡与庇护主义关系盛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正式性制度执行难或被符号化现象，甚至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孙立平，*），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我国社会行动领域另有一套规则（李金，2001），两套制度对局部性权力拥有者皆有利用价值。90年代开始我国社会资源重新集聚，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源的强势群体已然成形并结盟。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相对弱势群体，则成为两极社会的另一头。正式性制度对社会群体权利维护的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性制度上权利维护失衡状况并存下，庇护主义成为全社会个体利益的重要实现机制。其中，非正式性制度上的权利失衡意指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利益能力的失衡：弱势或相对弱势群体在国家政法架构、本单位或集体中缺少利益代表，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利益表达方式，日趋碎片化。强势群体则表现出巨大能量，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相对）弱势群体为寻求利益保护或超保护，被迫与权势者建立庇护主义非正式性权利保护模式。围绕权势者形成了具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工具性特殊关系网络，助长着行政权力的肆意。

第三，地方性人大制衡地方政府权力缺乏具体制度保障①，表现为：（1）各地方人大代表结构不合理：代表中“官员”偏多，议政时容易官官相卫；代表中专业人才偏少，农民代表比例偏小。（2）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或意愿参差不齐，缺乏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制衡行政权和司法权、防止权力滥用的清醒意识。（3）间接选举程序不科学、不民主：我国省级以上人大代表通过间接选举产生，选举者只通过介绍材料来判断候选人素质和参政能力，绝大多数代表在“相信组织”朴素意识下投票。（4）人大某些具体议事规则和方式不合理：代表在会议期间较尖锐的批评往往上不了会议简报；在议事日程上，各级人大在大会期间不设置大会自由发言时间；人大选举本行政区一府两院正职干部的选举办法中几乎都规定，只有弃权或反对的才需在选票上作记号；人大表决中普遍采用举手方式；代表在闭会期间活动及如何行使权力缺乏明确要求和必要制度保障。地方人大制衡权力的宪法性权力无法落实，成为我国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的最大症结。

三、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

私有化问题的治理

我国局部性部门行政权力，属于一种合法化的权力，使用权力是其必要的权利，但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并受法律法规约束，官员权利义务必须匹配，法无规定的权力行使必须禁止。然而我国现行政法制度之执行，与理想要求相去甚远，人大、司法、社会监督与参政渠道等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地方人大立法与司法权为局部性行政权力所控制或主导，必然导致行政部门及官员权力的肆意扩张和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②。那么，如何能给行政权力加上一道有效的“界限”呢？众所周知，社会群体权利的具体类型和分配依赖于社会权力结构现实状况，是人类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权力竞争的产物，现存权力关系与结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规范——权力竞争，共同决定着我国局部性行政权力能否受到有效约制。围绕着我国局部性权力拥有者形成的强势群体联盟，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之垄断，这给我国非正当私有化问题治理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本文提出的治理方案是，通过国家和社会间的第三领域的主动培育和建构，促进我国相对弱势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并通过组织化方式争取宪法赋予公民个人及共同体的权利得到有效维护。具体措施如下：

一要由党中央在建构分权与有效民主政法制度上采取实质性行动，并给人民以充分的自治渠道与权利。这也是与国务院向地方经济“放权让利”相配套的制度提供之义务，并且目前只有党中央才有足够权威保障其效果。因为在缺少封建社会分疆封土之后相对民主化实践充分洗礼的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格局还将持续较长时期，总体比较廉洁并具有超然地位的党中央成为最为关键的动员主体：第一，要全面实行人大直选制，并给予不同地区、城乡以相同的代表人口比例——民主政治更多的是实践过程，人大代表的政治素质与官衔、知识存量非必然成正比。第二，在宪政制度上真正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有效的监督权力、选举权力和罢免权力，同时赋予各级人大而不是各级政府以国有资产产权管理职能，并在人大下设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国资管理事务，如此方能有效制衡行政权力的恣意。第三，赋予公民、媒体以足够的监督、揭露公有产权非正当化运作问题之权利。第四，鼓励（相对）弱势群体的自组织与正当的游行示威或罢工自由，并且给予其在我国政治结构中自主选择利益代言人的权利。第五，赋予司法机关相对超然的独立地位，以便起到足够的事后监督与惩戒效果。

局部性范文篇5

产权的非正当私有化

（一）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近20多年来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承包、租赁、出售、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改革，都围绕着产权变革重心，只是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已。从根本上说，这种变革实属无奈之举，大一统经济时期全盘公有化格局早已积重难返：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政企不分、上级主管部门及官员干预多而不当、企业干群激励不足缺乏工作动力，公有企业效率低下，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外企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就更是如此。改革目标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明晰产权关系、完善企业制度、提高效率、最终有利于地方经济综合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等。然而1990年代以来，这些改革却逐渐偏离上述目标，总体上沿着地方性公有企业官员或经理人群体私有化及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

1．乡镇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同时却有相当一批乡镇企业出现效益下滑、亏损和倒闭等情况。90年代以来，普遍出现了不管企业好坏都被承包，或干脆由原经营者或乡镇、村负责人入主企业的现象，全国大量乡镇企业逐步变为由这些私人所有或由其直接控制。

2．地方性国企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在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政策出台后，我国很多地方性国企出现以股份制、出售、破产等方式被其经营者或有少量资金和胆识者直接或间接私有化现象。比如2005年深物业公有股权转让与重组风波及次年被叫停就是一例①。1997年后“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比国企出售更离奇的办法：长沙在1999～2000年间对一批盈利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权把国资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实现管理层控股；2002年青岛市多家大型国企实现MBO。国资委成立后，其合法性被默认。全国类似情况较多，地方政府往往给予较多优惠。当地国企普通职工或公民对这些优惠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往往很少直接参与，于是暗箱操作频频发生。与深物业类似的股权转让迟早还会发生，不过方式会更为隐蔽。

（二）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公有与集体所有产权私有化。这涉及到国家各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部门所辖的土地、矿藏、设备、公物、无形资产、金融性资产等各类非盈利性公有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深化改革背景下，不少非盈利性事业单位所控制的各类公有产权，开始越来越普遍为少数官员私有化。一些官员或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以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扶贫优抚款物及粮食直补、移民、退耕还林、宅基地等款项；以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矿山、滩涂、荒地等，贪污土地补偿款、工程款及厂房承包款等。甚至发生长征火箭公司领导厉建中贪污挪用公款1.6亿元案②。农业发展银行总行领导挪用8.1亿元入股市，收益去向不明案③，以及上海陈良宇违规拆借社保32亿元基金给张荣坤收购高速公路案，国家药监系统权钱交易案等④。可见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一些官员越来越普遍地或用政企官员双重身份、或单独或与商人共谋，将大量局部性公有产权直接私有化，或是通过权钱交换牟取私利。而最近又出现“权力期权化”等更隐讳的手法。

二、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

后果及原因

通过众多案例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事业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非正当地私有化公有产权已然成风。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它加剧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公平第一，效率第二”发展模式，迅速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在经济起飞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模式，则成为跨越生产力“卡夫丁峡谷”的必然选择。上世纪70年代末国务院对地方政府及公有企业放权让利，试图通过对中微观层面各主体提供激励，推动效率提高。90年代初之前，大家都是改革受益者，效率与公平间相安无事。然而，这种放权让利过程，是地方政府和公有企业以消极对抗和因此而带来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低下的方式，倒逼中央放宽政策的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主导这场变革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官员、国家行业主管官员和公有企业干部。90年代后的局部性公有产权改革，局部性官员主导模式得到加强，效率优先普遍蜕变为该群体效率优先。改革前个体利益受到严重限制的农民、城市普通职工，其分配公平日益成为问题。第二，它使得改革成果日益遭侵蚀，局部性政权合法性遭质疑。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理论指出，价值理性式行动，始终注重与信仰保持一致，因而在价值上是合理的；而目的理性式行动，则是一种彻底工具性理性行动，它有赖于市场和相关货币制度及市场管理所需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之诞生，近代资本主义本质上属于这类行动。而在笔者看来，近代资本主义价值非理性，表现为企业原始积累及正常运作中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夺性。近期以来我国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似乎部分沾染上了这种非合理性成分。而无权无势无资源的百姓，多半被迫采取其它各种消极行动。倘若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日趋假公济私，其政权合法性群众基础必然会大为削弱。

那么，我国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政府制度与部分官员极端自利式行动之间，为何出现巨大反差？原因有三：

第一，“放权让利”后分权式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正式确立，局部性公有产权代表定位依然模糊。纵观我国第一阶段渐进式改革，基本上仅靠体制增量部分推动。而90年代初期以来地方性公有企业改制，导向为市场经济制度，但相应的政府合理分权并有良好权力制衡的政法制度，却始终没能确立，地方政府对地方公有企业管制范围越来越大。“放权让利”过程中地方政府对该下放给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决策权等每每加以截留；同时，地方政府从中央接过属地化国资管理职能，在重组中权力不断扩大。而分权式政体改革之所以拖延，与我国政治制度中对官员人格预设总体上依然存在的虚构有关。官员人格被假设为“利他、利公主义者”，对其权力行使范围界定和约束制度必然软化。而改制中局部性部门官员普遍呈“经济理性人”，利他和利己兼顾成为主流。当中央将部分国资划归地方管理，后者成为产权人。但是，其辖下“地方居民”全体才是国资所有者。地方政府绝不能成为国资代表，否则极易监守自盗。遗憾的是，我国人大和司法部门对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之屈从，加之居民个人“搭便车”心理，导致地方性国资所有者主体及代表“缺位”和政府“越位”。第二，局部性行政权力运作潜规则盛行，正式性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权利保护失衡与庇护主义关系盛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正式性制度执行难或被符号化现象，甚至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孙立平，2005），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我国社会行动领域另有一套规则（李金，2001），两套制度对局部性权力拥有者皆有利用价值。90年代开始我国社会资源重新集聚，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源的强势群体已然成形并结盟。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相对弱势群体，则成为两极社会的另一头。正式性制度对社会群体权利维护的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性制度上权利维护失衡状况并存下，庇护主义成为全社会个体利益的重要实现机制。其中，非正式性制度上的权利失衡意指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利益能力的失衡：弱势或相对弱势群体在国家政法架构、本单位或集体中缺少利益代表，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利益表达方式，日趋碎片化。强势群体则表现出巨大能量，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相对）弱势群体为寻求利益保护或超保护，被迫与权势者建立庇护主义非正式性权利保护模式。围绕权势者形成了具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工具性特殊关系网络，助长着行政权力的肆意。

第三，地方性人大制衡地方政府权力缺乏具体制度保障①，表现为：（1）各地方人大代表结构不合理：代表中“官员”偏多，议政时容易官官相卫；代表中专业人才偏少，农民代表比例偏小。（2）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或意愿参差不齐，缺乏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制衡行政权和司法权、防止权力滥用的清醒意识。（3）间接选举程序不科学、不民主：我国省级以上人大代表通过间接选举产生，选举者只通过介绍材料来判断候选人素质和参政能力，绝大多数代表在“相信组织”朴素意识下投票。（4）人大某些具体议事规则和方式不合理：代表在会议期间较尖锐的批评往往上不了会议简报；在议事日程上，各级人大在大会期间不设置大会自由发言时间；人大选举本行政区一府两院正职干部的选举办法中几乎都规定，只有弃权或反对的才需在选票上作记号；人大表决中普遍采用举手方式；代表在闭会期间活动及如何行使权力缺乏明确要求和必要制度保障。地方人大制衡权力的宪法性权力无法落实，成为我国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的最大症结。三、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

私有化问题的治理

我国局部性部门行政权力，属于一种合法化的权力，使用权力是其必要的权利，但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并受法律法规约束，官员权利义务必须匹配，法无规定的权力行使必须禁止。然而我国现行政法制度之执行，与理想要求相去甚远，人大、司法、社会监督与参政渠道等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地方人大立法与司法权为局部性行政权力所控制或主导，必然导致行政部门及官员权力的肆意扩张和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②。那么，如何能给行政权力加上一道有效的“界限”呢？众所周知，社会群体权利的具体类型和分配依赖于社会权力结构现实状况，是人类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权力竞争的产物，现存权力关系与结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规范——权力竞争，共同决定着我国局部性行政权力能否受到有效约制。围绕着我国局部性权力拥有者形成的强势群体联盟，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之垄断，这给我国非正当私有化问题治理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本文提出的治理方案是，通过国家和社会间的第三领域的主动培育和建构，促进我国相对弱势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并通过组织化方式争取宪法赋予公民个人及共同体的权利得到有效维护。具体措施如下：

一要由党中央在建构分权与有效民主政法制度上采取实质性行动，并给人民以充分的自治渠道与权利。这也是与国务院向地方经济“放权让利”相配套的制度提供之义务，并且目前只有党中央才有足够权威保障其效果。因为在缺少封建社会分疆封土之后相对民主化实践充分洗礼的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格局还将持续较长时期，总体比较廉洁并具有超然地位的党中央成为最为关键的动员主体：第一，要全面实行人大直选制，并给予不同地区、城乡以相同的代表人口比例——民主政治更多的是实践过程，人大代表的政治素质与官衔、知识存量非必然成正比。第二，在宪政制度上真正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有效的监督权力、选举权力和罢免权力，同时赋予各级人大而不是各级政府以国有资产产权管理职能，并在人大下设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国资管理事务，如此方能有效制衡行政权力的恣意。第三，赋予公民、媒体以足够的监督、揭露公有产权非正当化运作问题之权利。第四，鼓励（相对）弱势群体的自组织与正当的游行示威或罢工自由，并且给予其在我国政治结构中自主选择利益代言人的权利。第五，赋予司法机关相对超然的独立地位，以便起到足够的事后监督与惩戒效果。

二要由党中央在制度设计上促进我国政企分开，让真正经过市场锤炼的、能力较强并有责任心的企业家来接管我国经营不善的部分局部性公有企业，而非由官员行政性内定企业领导及其所持股份多寡。既要创建经理市场，又要适度约束其流动。既要提高其合法收入、限制其各种非法收入，又要将其与企业及员工利益直接挂钩。同时还要鼓励员工通过民主管理、提合理化建议、培训晋升和从中选聘管理人员等方式，来制约经理人可能的非正当私有化行径。

这些改革措施，在我国当前已到了非下狠心和力气进行不可的危急关头。而单独依靠来自中央的非制度性反腐行动，已不足以改变局部性部门官员非正当私有化公有产权的行动逻辑：一方面，它属于又一种人治行动，虽然短期内具有较大震慑作用，但却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对很多高官的重罪轻罚）；另一方面，腐败根源已不再是官员本身的问题，而是对局部性部门官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制度问题，反腐虽有一定效果，但却是治标不治本，并且会延缓政法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一个善的有效制度可以让具有不良习气的官员严格按章办事，而恶的制度却会让具有良好素质的官员被坏风气所腐蚀。

[参考文献]

[1]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李瑜青等.契约精神和社会发展[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3]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4]梁治平.国家、市场、社会：当代中国的法律与发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5]吴志攀[M].市场转型与规则嬗变[M].北大出版社，2004.

[6]林尚立等.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M].天津出版社，2005.

[7]张维迎、盛斌.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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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国成.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家选择[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10]金太军，赵晖等.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建构与调谐[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局部性范文篇6

产权的非正当私有化

（一）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近20多年来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承包、租赁、出售、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改革，都围绕着产权变革重心，只是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已。从根本上说，这种变革实属无奈之举，大一统经济时期全盘公有化格局早已积重难返：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政企不分、上级主管部门及官员干预多而不当、企业干群激励不足缺乏工作动力，公有企业效率低下，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外企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就更是如此。改革目标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明晰产权关系、完善企业制度、提高效率、最终有利于地方经济综合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等。然而1990年代以来，这些改革却逐渐偏离上述目标，总体上沿着地方性公有企业官员或经理人群体私有化及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

1．乡镇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同时却有相当一批乡镇企业出现效益下滑、亏损和倒闭等情况。90年代以来，普遍出现了不管企业好坏都被承包，或干脆由原经营者或乡镇、村负责人入主企业的现象，全国大量乡镇企业逐步变为由这些私人所有或由其直接控制。

2．地方性国企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在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政策出台后，我国很多地方性国企出现以股份制、出售、破产等方式被其经营者或有少量资金和胆识者直接或间接私有化现象。比如2005年深物业公有股权转让与重组风波及次年被叫停就是一例①。1997年后“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比国企出售更离奇的办法：长沙在1999～2000年间对一批盈利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权把国资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实现管理层控股；2002年青岛市多家大型国企实现MBO。国资委成立后，其合法性被默认。全国类似情况较多，地方政府往往给予较多优惠。当地国企普通职工或公民对这些优惠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往往很少直接参与，于是暗箱操作频频发生。与深物业类似的股权转让迟早还会发生，不过方式会更为隐蔽。

（二）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公有与集体所有产权私有化。这涉及到国家各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部门所辖的土地、矿藏、设备、公物、无形资产、金融性资产等各类非盈利性公有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深化改革背景下，不少非盈利性事业单位所控制的各类公有产权，开始越来越普遍为少数官员私有化。一些官员或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以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扶贫优抚款物及粮食直补、移民、退耕还林、宅基地等款项；以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矿山、滩涂、荒地等，贪污土地补偿款、工程款及厂房承包款等。甚至发生长征火箭公司领导厉建中贪污挪用公款1.6亿元案②。农业发展银行总行领导挪用8.1亿元入股市，收益去向不明案③，以及上海陈良宇违规拆借社保32亿元基金给张荣坤收购高速公路案，国家药监系统权钱交易案等④。可见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一些官员越来越普遍地或用政企官员双重身份、或单独或与商人共谋，将大量局部性公有产权直接私有化，或是通过权钱交换牟取私利。而最近又出现“权力期权化”等更隐讳的手法。

二、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

后果及原因

通过众多案例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事业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非正当地私有化公有产权已然成风。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它加剧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公平第一，效率第二”发展模式，迅速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在经济起飞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模式，则成为跨越生产力“卡夫丁峡谷”的必然选择。上世纪70年代末国务院对地方政府及公有企业放权让利，试图通过对中微观层面各主体提供激励，推动效率提高。90年代初之前，大家都是改革受益者，效率与公平间相安无事。然而，这种放权让利过程，是地方政府和公有企业以消极对抗和因此而带来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低下的方式，倒逼中央放宽政策的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主导这场变革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官员、国家行业主管官员和公有企业干部。90年代后的局部性公有产权改革，局部性官员主导模式得到加强，效率优先普遍蜕变为该群体效率优先。改革前个体利益受到严重限制的农民、城市普通职工，其分配公平日益成为问题。第二，它使得改革成果日益遭侵蚀，局部性政权合法性遭质疑。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理论指出，价值理性式行动，始终注重与信仰保持一致，因而在价值上是合理的；而目的理性式行动，则是一种彻底工具性理性行动，它有赖于市场和相关货币制度及市场管理所需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之诞生，近代资本主义本质上属于这类行动。而在笔者看来，近代资本主义价值非理性，表现为企业原始积累及正常运作中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夺性。近期以来我国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似乎部分沾染上了这种非合理性成分。而无权无势无资源的百姓，多半被迫采取其它各种消极行动。倘若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日趋假公济私，其政权合法性群众基础必然会大为削弱。

那么，我国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政府制度与部分官员极端自利式行动之间，为何出现巨大反差？原因有三：

第一，“放权让利”后分权式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正式确立，局部性公有产权代表定位依然模糊。纵观我国第一阶段渐进式改革，基本上仅靠体制增量部分推动。而90年代初期以来地方性公有企业改制，导向为市场经济制度，但相应的政府合理分权并有良好权力制衡的政法制度，却始终没能确立，地方政府对地方公有企业管制范围越来越大。“放权让利”过程中地方政府对该下放给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决策权等每每加以截留；同时，地方政府从中央接过属地化国资管理职能，在重组中权力不断扩大。而分权式政体改革之所以拖延，与我国政治制度中对官员人格预设总体上依然存在的虚构有关。官员人格被假设为“利他、利公主义者”，对其权力行使范围界定和约束制度必然软化。而改制中局部性部门官员普遍呈“经济理性人”，利他和利己兼顾成为主流。当中央将部分国资划归地方管理，后者成为产权人。但是，其辖下“地方居民”全体才是国资所有者。地方政府绝不能成为国资代表，否则极易监守自盗。遗憾的是，我国人大和司法部门对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之屈从，加之居民个人“搭便车”心理，导致地方性国资所有者主体及代表“缺位”和政府“越位”。

第二，局部性行政权力运作潜规则盛行，正式性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权利保护失衡与庇护主义关系盛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正式性制度执行难或被符号化现象，甚至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孙立平，2005），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我国社会行动领域另有一套规则（李金，2001），两套制度对局部性权力拥有者皆有利用价值。90年代开始我国社会资源重新集聚，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源的强势群体已然成形并结盟。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相对弱势群体，则成为两极社会的另一头。正式性制度对社会群体权利维护的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性制度上权利维护失衡状况并存下，庇护主义成为全社会个体利益的重要实现机制。其中，非正式性制度上的权利失衡意指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利益能力的失衡：弱势或相对弱势群体在国家政法架构、本单位或集体中缺少利益代表，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利益表达方式，日趋碎片化。强势群体则表现出巨大能量，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相对）弱势群体为寻求利益保护或超保护，被迫与权势者建立庇护主义非正式性权利保护模式。围绕权势者形成了具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工具性特殊关系网络，助长着行政权力的肆意。

第三，地方性人大制衡地方政府权力缺乏具体制度保障①，表现为：（1）各地方人大代表结构不合理：代表中“官员”偏多，议政时容易官官相卫；代表中专业人才偏少，农民代表比例偏小。（2）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或意愿参差不齐，缺乏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制衡行政权和司法权、防止权力滥用的清醒意识。（3）间接选举程序不科学、不民主：我国省级以上人大代表通过间接选举产生，选举者只通过介绍材料来判断候选人素质和参政能力，绝大多数代表在“相信组织”朴素意识下投票。（4）人大某些具体议事规则和方式不合理：代表在会议期间较尖锐的批评往往上不了会议简报；在议事日程上，各级人大在大会期间不设置大会自由发言时间；人大选举本行政区一府两院正职干部的选举办法中几乎都规定，只有弃权或反对的才需在选票上作记号；人大表决中普遍采用举手方式；代表在闭会期间活动及如何行使权力缺乏明确要求和必要制度保障。地方人大制衡权力的宪法性权力无法落实，成为我国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的最大症结。

三、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

私有化问题的治理

我国局部性部门行政权力，属于一种合法化的权力，使用权力是其必要的权利，但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并受法律法规约束，官员权利义务必须匹配，法无规定的权力行使必须禁止。然而我国现行政法制度之执行，与理想要求相去甚远，人大、司法、社会监督与参政渠道等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地方人大立法与司法权为局部性行政权力所控制或主导，必然导致行政部门及官员权力的肆意扩张和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②。那么，如何能给行政权力加上一道有效的“界限”呢？众所周知，社会群体权利的具体类型和分配依赖于社会权力结构现实状况，是人类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权力竞争的产物，现存权力关系与结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规范——权力竞争，共同决定着我国局部性行政权力能否受到有效约制。围绕着我国局部性权力拥有者形成的强势群体联盟，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之垄断，这给我国非正当私有化问题治理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本文提出的治理方案是，通过国家和社会间的第三领域的主动培育和建构，促进我国相对弱势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并通过组织化方式争取宪法赋予公民个人及共同体的权利得到有效维护。具体措施如下：

一要由党中央在建构分权与有效民主政法制度上采取实质性行动，并给人民以充分的自治渠道与权利。这也是与国务院向地方经济“放权让利”相配套的制度提供之义务，并且目前只有党中央才有足够权威保障其效果。因为在缺少封建社会分疆封土之后相对民主化实践充分洗礼的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格局还将持续较长时期，总体比较廉洁并具有超然地位的党中央成为最为关键的动员主体：第一，要全面实行人大直选制，并给予不同地区、城乡以相同的代表人口比例——民主政治更多的是实践过程，人大代表的政治素质与官衔、知识存量非必然成正比。第二，在宪政制度上真正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有效的监督权力、选举权力和罢免权力，同时赋予各级人大而不是各级政府以国有资产产权管理职能，并在人大下设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国资管理事务，如此方能有效制衡行政权力的恣意。第三，赋予公民、媒体以足够的监督、揭露公有产权非正当化运作问题之权利。第四，鼓励（相对）弱势群体的自组织与正当的游行示威或罢工自由，并且给予其在我国政治结构中自主选择利益代言人的权利。第五，赋予司法机关相对超然的独立地位，以便起到足够的事后监督与惩戒效果。

二要由党中央在制度设计上促进我国政企分开，让真正经过市场锤炼的、能力较强并有责任心的企业家来接管我国经营不善的部分局部性公有企业，而非由官员行政性内定企业领导及其所持股份多寡。既要创建经理市场，又要适度约束其流动。既要提高其合法收入、限制其各种非法收入，又要将其与企业及员工利益直接挂钩。同时还要鼓励员工通过民主管理、提合理化建议、培训晋升和从中选聘管理人员等方式，来制约经理人可能的非正当私有化行径。

这些改革措施，在我国当前已到了非下狠心和力气进行不可的危急关头。而单独依靠来自中央的非制度性反腐行动，已不足以改变局部性部门官员非正当私有化公有产权的行动逻辑：一方面，它属于又一种人治行动，虽然短期内具有较大震慑作用，但却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对很多高官的重罪轻罚）；另一方面，腐败根源已不再是官员本身的问题，而是对局部性部门官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制度问题，反腐虽有一定效果，但却是治标不治本，并且会延缓政法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一个善的有效制度可以让具有不良习气的官员严格按章办事，而恶的制度却会让具有良好素质的官员被坏风气所腐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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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M].商务印书馆，2004.

局部性范文篇7

结构优化设计的约束条件一般包括应力、位移和其他约束条件。在结构截面优化设计中,通常采用所谓静定化假设,它假设超静定结构像静定结构一样,其内力分布不受单元刚度的影响。从这一假设出发,可以将约束条件分为两类:只与本杆件截面有关的,称为局部性约束,应力约束为局部性约束;与结构各杆件都有关的,称为全局性约束,位移约束为全局性约束。

2两级优化策略

基于上面的假设,一些学者[1]提出了两级优化方法,即单元级的满应力优化和结构级的满位移优化法,其基本思想是把数学模型分解为两级问题进行优化,两级优化分别独立地进行,先进行局部性的满应力优化,然后检查位移约束,如违反位移约束则进行全局性的满位移优化,增大对减小位移贡献最大的杆件直到满足位移约束为止。分析两级优化的实质分两步走:第一步求得了局部性的满应力优化问题后,以其解为尺寸下限,进行第二步的求解。由单调性假设,应力约束是单调递减函数,因而第二步求得的最优解一定满足第一步问题的约束条件,即为满足全部约束的最优解。局部性的应力约束条件,可用分部优化的方法处理,分别对每一单元(单元组)进行搜索寻求最优解。由于整体性约束条件中含有各个单元的设计变量,因此只能采取整体优化的方法进行求解,为此采用准则优化算法,从而提出了下面的基于静定化假设的两级优化策略。

3两级优化策略的算法实现

对于局部约束处理而言,连续型变量的优化方法有很多,而且也比较成熟;而基于离散变量的方法,特别是基于离散变量的大型结构处理方法,目前还不成熟。再加上要考虑与整体位移约束进行组合,使得文献[3]的相对差商法与文献[3]的复合型这类基于数学规划思想的组合搜索算法不再适用。所以综合来看,文献[4]的拟满力方法是比较好的局部优化方法。对于整体约束处理而言,以满应力为代表的基本准则法处理整体位移定量调整方面的功能欠缺;数学规划方法对这种多变量与多约束大型复杂问题的无能为力;模拟退火方法在这种多约束的大型问题情况下,约束转化处理的复杂及计算时间的爆炸极大地制约了其实用化;而人工神经网络等其他启发算法主要针对定性推理问题优化,对这类大型定量问题的优化更是不对口。综合来看,文献[5]中所采用的由拉格朗日乘子法与虚功原理组合而得的改进虚功准则法是一种比较有实用化前途的整体优化方法。这种方法最主要的优点是对整体位移约束求解的针对性强,迭代次数少(一般5次~15次),并且有较高的收敛性。而其他方法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还达不到实用化的要求。

局部性范文篇8

1、为了使企业发生较大变化

什么是“企业发展”？我认为：企业发展是企业的前进性本质变化。首先是有变化，企业没有变化就不能称之为“发展”。企业有变化也不一定是发展。变化有两种：一种量变，另一种是质变。企业发展不是量变，而是质变。当然，也不能把企业的任何质变都称为“发展”。质变也有两种：一种是前进性质变，另一种是后退性质变。只有前进性质变才能被称为“发展”；后退性质变不是“发展”，而是“蜕化”。谋划企业发展就是为了使企业发生前进性本质变化。这是一种大变化。显然，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每一个企业都希望发生大变化。

2、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

企业发展与竞争的关系就像部队建设与打仗的关系。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部队也不能天天研究怎么打仗，同时也要研究怎么发展。如果不发展，再好的战略战术也会落空。企业发展与竞争的关系还像拳击训练与比赛的关系。拳击教练也没有只重视上场比赛的，而是非常重视平时的拳击训练，其中包括耐力和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训练，如果不通过训练提高综合素质，那么在比赛场上恐怕连一分钟都站不住。

企业也不能只重视竞争而不重视发展。如果不很好地谋划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很好地谋划企业综合素质提高问题，那么竞争战略再高明也很难保证竞争胜利，即便一时胜利了，很快也会败下阵来。

应该强调指出：迄今为止，重视竞争战略、重视营销战略而忽视发展战略的企业仍然是很多的，这是一个重大缺陷。要知道光研究怎样竞争、怎样营销，无论如何是不能保持企业优胜地位的。要想使企业保持优胜地位，必须认真谋划企业发展。

二、谋划企业整体发展的意义

1、企业的整体性问题

企业是一个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局部构成的整体。局部有局部性的问题，整体有整体性的问题。整体性问题不是局部性问题之合。这就是说，不是把一个一个的局部性问题解决了，整体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整体性问题需要单独解决。当然，也不是把整体性问题解决了，局部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局部性问题也需要单独解决。总之，整体性问题和局部性问题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该分别解决。企业发展面临许多局部性问题，也面临一些整体性问题。整体性问题涉及的是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而局部问题涉及的是每一局部内部的关系。整体性问题解决了，许多局部性问题就容易解决。解决整体性问题就是抓大事。企业领导要善于抓大事，抓好一件大事能够带动数十、数百、数千、数万件小事。企业发展战略就是企业中最大的事，应该引起企业主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2、关注企业整体发展

及时正确地解决整体性问题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要时刻把握好企业的整体发展，目标不要偏、道路不要弯、步骤不要乱、动力不要断，任何问题都要顾及到，千万不要顾此失彼，千万不要钻进一个局部问题里出不来。

企业领导研究思考问题要善进善退，进以求治，退以顾全。解决任何问题都要钻进去，不钻进去怎么能解决呢？但是，不要一钻进去就退出不来，因为企业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忽略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不行。经理们不要认为自己总能把握企业整体发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经理到处可见。有些经理光重视营销，有些经理光重视融资，有些经理光重视技术，有些经理光重视公关，等等，总之，认准了一件事就对其它方面全然不顾了，这样是搞不好企业的。

应该强调指出：不少经理由于学历和经历等原因，从上任的那天开始就存在很大局限性，如果再不提高整体意识，那么就很难使企业健康发展。

三、谋划企业长期发展的意义

1、关注企业长期发展

企业存在寿命，而寿命有长有短。企业有活几个月的，有活几年、十几年的，也有活几十年、上百年的。企业应该增加长寿意识，努力争取活到一百年、二百年。英国就有二百年企业俱乐部，成员都是二百年以上历史的企业。我们的许多企业缺乏长寿意识，做什么事情不知道瞻前顾后，结果必然短命。

为了使企业长寿，就要加强对长期发展问题的研究。企业长期发展问题不是短期发展问题之合，不是解决了一系列的短期发展问题就能够自然长期发展，因为长期发展问题与短期发展问题具有本质的区别。企业面临的长期发展问题很多，如发展方向问题、发展目标问题、发展步骤问题、品牌建设问题、信誉建设问题、文化建设问题、人才开发问题、创新问题、学习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企业就很难长寿。所有企业都面临一种基本选择：是希望长寿还是希望短命？如果希望长寿就要解决长寿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希望短命也就无所谓了。

2、提前谋划未来

对未来问题不但要提前想到，而且要提前动手解决，因为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一个过程，解决重大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为了吃桃，三年前就要种桃树；为了吃梨，五年前就要种梨树。企业未来需要的技术应该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产品应该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市场需要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人才需要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公共关系需要提前构建，未来需要的企业文化需要提前建设。有些企业只重视提前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应该提前开发的东西是很多的，如果连提前开发新产品、新技术都做不到，发展前途就更可想而知了。

有些企业总发愁这个问题，发愁那个问题，却不知道许多愁事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当初该提前谋划的事情没有谋划。

3、正确处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

到了夏季，农民不但要忙于夏收，也要忙于夏管和夏种。研究“三夏”很有意思，这里有个赢利结构问题。夏收是为了追求当前利益，夏管是为了追求早秋利益，而夏种是为了追求晚秋利益。农民们都懂得恰如其分地把握这种赢利结构，没有只管夏收不管夏管、夏种的。我们的许多企业领导在这方面往往不如农民，重视当前利益轻视未来利益的企业领导到处可见。

重视长期发展就要预测未来。预测未来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谁也想象不到未来的偶然事件，但总可以或多或少地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领导人不关心企业未来，只知道“火烧眉毛顾眼前”，就等于拿企业的寿命开玩笑。应当指出，不关心企业未来的领导人比比皆是，正因为这样，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就倒闭的企业简直太多了。

四、谋划企业基本性问题的意义

1、企业的基本性问题

企业的问题好像一棵树：数叶长在树枝上，小枝长在大枝上；树枝长在树杈上，小杈长在大杈上；树杈长在树干上，小干长在大干上。树叶成千上万，树枝成百上千，树杈成十上百，树干就不多了。树干虽然不多，但非常重要。树干如果歪了，树杈、树枝、树叶都跟着歪；树干如果折了，树杈、树枝、树叶都跟着死。树干问题是树的基本性问题，这种问题决定树的许多问题。当然，树种问题是树的最基本性问题。树的内在品质与外在形貌，树的使用价值与生命周期，树对冷、热、酸、碱等环境的适应能力等等，无不与树种有关。你不能指望从枣核里长出银杏树，也不能使杨树苗长出红木来。许多人只重视对树的日常管理，管土、管肥、管水、管风、管暑、管寒、管灾、管病等等，然而，这一切管理只有在选准树种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每个企业都存在类似于树干、树种的问题。一定要把握并解决好这类问题，只有解决好这类问题才不会有重大失误，才会实现跳跃式发展；如果解决不好这类问题，光忙于解决枝节性问题，再忙也忙不出多大名堂来，甚至非把企业忙黄了不可。我们的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基本性问题。例如，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论述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之后，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提出这两层基本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试想一下，全党、全国面临的问题多得很，要是不首先把基本问题解决好，怎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世间许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党和国家重视基本问题，企业也要重视基本问题，要舍得为解决基本问题下功夫，千万不要重末轻本。

3、增强对基本决策的反思意识。

企业领导人不要只注意把已经决策的事情办好，也要注意决策本身是否有毛病，尤其要注意战略决策是否有毛病。

最近，我们从国外引进了一个新概念，叫“执行力”。执行力就是执行包括战略在内的各种决策的能力。执行力固然重要，但如果被执行的那个决策本身就不正确，结果会怎样呢？因此，我们既要重视执行力，也要重视决策力，尤其要重视战略决策力。

五、计谋的意义

1、计谋的意义

企业发展战略是对企业发展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计谋。那么计谋是什么呢？计谋不是生搬的先进理论，不是硬套的先进经验，不是堆砌的国家政策，也不是拼凑的主观臆断，而是富有成效的解决办法。高明的计谋应该是正确、实际、新颖、奇妙、简单的解决办法。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就是要寻找企业发展的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并相应提出正确、实际、新颖、奇妙、简单的解决办法。可以把“正确、实际、新颖、奇妙、简单”简称为“对、实、新、奇、简”五个字。只有具备“对、实、新、奇、简”等五字特征的解决办法才称得上高明的计谋，只有具备“对、实、新、奇、简”等五字特征的企业发展战略才是高明的企业发展战略。凡大事都要谋定而后动。企业发展是企业的大事，也要谋定而后动。不要不谋而动，也不要乱谋而动，而要谋好了再动。通过加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既找到了企业发展的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又相应提出了“对、实、新、奇、简”的解决办法，意义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2、计谋靠智慧

所有计谋都是智慧的产物，企业发展战略也是智慧的产物。智慧是什么？目前对智慧没有统一的定义。我认为，智慧是对各种资源的灵活使用，是对各种知识的灵活运用，是对各种信息的灵活处理，是对各种变化的灵活反应。智慧不等于知识。智慧既包含知识又高于知识。许多军事家都有“空城计”知识，但不能说他们有诸葛亮那样的智慧。先知为智。建立在智慧基础之上的企业发展战略是富有价值的，它既能使企业转危为安、扭亏为赢，也能使企业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1999年的世界智力大会把智力资本定义为“可以转化为利润的知识”，充分肯定了智慧的价值。我们从互联网上得知，迄今为止，有关机构已经组织了6次世界智力大会，这表明人们对智慧越来越重视了。研究企业发展问题一定要尊重智慧、运用智慧、集中智慧、借用智慧。要重视以智兴企，以智强企。

局部性范文篇9

一、谋划企业发展的意义

1、为了使企业发生较大变化

什么是“企业发展”？我认为：企业发展是企业的前进性本质变化。首先是有变化，企业没有变化就不能称之为“发展”。企业有变化也不一定是发展。变化有两种：一种量变，另一种是质变。企业发展不是量变，而是质变。当然，也不能把企业的任何质变都称为“发展”。质变也有两种：一种是前进性质变，另一种是后退性质变。只有前进性质变才能被称为“发展”；后退性质变不是“发展”，而是“蜕化”。谋划企业发展就是为了使企业发生前进性本质变化。这是一种大变化。显然，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每一个企业都希望发生大变化。

2、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

企业发展与竞争的关系就像部队建设与打仗的关系。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部队也不能天天研究怎么打仗，同时也要研究怎么发展。如果不发展，再好的战略战术也会落空。企业发展与竞争的关系还像拳击训练与比赛的关系。拳击教练也没有只重视上场比赛的，而是非常重视平时的拳击训练，其中包括耐力和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训练，如果不通过训练提高综合素质，那么在比赛场上恐怕连一分钟都站不住。

企业也不能只重视竞争而不重视发展。如果不很好地谋划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很好地谋划企业综合素质提高问题，那么竞争战略再高明也很难保证竞争胜利，即便一时胜利了，很快也会败下阵来。

应该强调指出：迄今为止，重视竞争战略、重视营销战略而忽视发展战略的企业仍然是很多的，这是一个重大缺陷。要知道光研究怎样竞争、怎样营销，无论如何是不能保持企业优胜地位的。要想使企业保持优胜地位，必须认真谋划企业发展。

二、谋划企业整体发展的意义

1、企业的整体性问题

企业是一个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局部构成的整体。局部有局部性的问题，整体有整体性的问题。整体性问题不是局部性问题之合。这就是说，不是把一个一个的局部性问题解决了，整体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整体性问题需要单独解决。当然，也不是把整体性问题解决了，局部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局部性问题也需要单独解决。总之，整体性问题和局部性问题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该分别解决。企业发展面临许多局部性问题，也面临一些整体性问题。整体性问题涉及的是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而局部问题涉及的是每一局部内部的关系。整体性问题解决了，许多局部性问题就容易解决。解决整体性问题就是抓大事。企业领导要善于抓大事，抓好一件大事能够带动数十、数百、数千、数万件小事。企业发展战略就是企业中最大的事，应该引起企业主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2、关注企业整体发展

及时正确地解决整体性问题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要时刻把握好企业的整体发展，目标不要偏、道路不要弯、步骤不要乱、动力不要断，任何问题都要顾及到，千万不要顾此失彼，千万不要钻进一个局部问题里出不来。

企业领导研究思考问题要善进善退，进以求治，退以顾全。解决任何问题都要钻进去，不钻进去怎么能解决呢？但是，不要一钻进去就退出不来，因为企业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忽略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不行。经理们不要认为自己总能把握企业整体发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经理到处可见。有些经理光重视营销，有些经理光重视融资，有些经理光重视技术，有些经理光重视公关，等等，总之，认准了一件事就对其它方面全然不顾了，这样是搞不好企业的。

应该强调指出：不少经理由于学历和经历等原因，从上任的那天开始就存在很大局限性，如果再不提高整体意识，那么就很难使企业健康发展。

三、谋划企业长期发展的意义

1、关注企业长期发展

企业存在寿命，而寿命有长有短。企业有活几个月的，有活几年、十几年的，也有活几十年、上百年的。企业应该增加长寿意识，努力争取活到一百年、二百年。英国就有二百年企业俱乐部，成员都是二百年以上历史的企业。我们的许多企业缺乏长寿意识，做什么事情不知道瞻前顾后，结果必然短命。

为了使企业长寿，就要加强对长期发展问题的研究。企业长期发展问题不是短期发展问题之合，不是解决了一系列的短期发展问题就能够自然长期发展，因为长期发展问题与短期发展问题具有本质的区别。企业面临的长期发展问题很多，如发展方向问题、发展目标问题、发展步骤问题、品牌建设问题、信誉建设问题、文化建设问题、人才开发问题、创新问题、学习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企业就很难长寿。所有企业都面临一种基本选择：是希望长寿还是希望短命？如果希望长寿就要解决长寿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希望短命也就无所谓了。

2、提前谋划未来

对未来问题不但要提前想到，而且要提前动手解决，因为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一个过程，解决重大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为了吃桃，三年前就要种桃树；为了吃梨，五年前就要种梨树。企业未来需要的技术应该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产品应该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市场需要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人才需要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公共关系需要提前构建，未来需要的企业文化需要提前建设。有些企业只重视提前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应该提前开发的东西是很多的，如果连提前开发新产品、新技术都做不到，发展前途就更可想而知了。

有些企业总发愁这个问题，发愁那个问题，却不知道许多愁事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当初该提前谋划的事情没有谋划。

3、正确处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

到了夏季，农民不但要忙于夏收，也要忙于夏管和夏种。研究“三夏”很有意思，这里有个赢利结构问题。夏收是为了追求当前利益，夏管是为了追求早秋利益，而夏种是为了追求晚秋利益。农民们都懂得恰如其分地把握这种赢利结构，没有只管夏收不管夏管、夏种的。我们的许多企业领导在这方面往往不如农民，重视当前利益轻视未来利益的企业领导到处可见。

重视长期发展就要预测未来。预测未来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谁也想象不到未来的偶然事件，但总可以或多或少地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领导人不关心企业未来，只知道“火烧眉毛顾眼前”，就等于拿企业的寿命开玩笑。应当指出，不关心企业未来的领导人比比皆是，正因为这样，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就倒闭的企业简直太多了。

四、谋划企业基本性问题的意义

1、企业的基本性问题

企业的问题好像一棵树：数叶长在树枝上，小枝长在大枝上；树枝长在树杈上，小杈长在大杈上；树杈长在树干上，小干长在大干上。树叶成千上万，树枝成百上千，树杈成十上百，树干就不多了。树干虽然不多，但非常重要。树干如果歪了，树杈、树枝、树叶都跟着歪；树干如果折了，树杈、树枝、树叶都跟着死。树干问题是树的基本性问题，这种问题决定树的许多问题。当然，树种问题是树的最基本性问题。树的内在品质与外在形貌，树的使用价值与生命周期，树对冷、热、酸、碱等环境的适应能力等等，无不与树种有关。你不能指望从枣核里长出银杏树，也不能使杨树苗长出红木来。许多人只重视对树的日常管理，管土、管肥、管水、管风、管暑、管寒、管灾、管病等等，然而，这一切管理只有在选准树种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每个企业都存在类似于树干、树种的问题。一定要把握并解决好这类问题，只有解决好这类问题才不会有重大失误，才会实现跳跃式发展；如果解决不好这类问题，光忙于解决枝节性问题，再忙也忙不出多大名堂来，甚至非把企业忙黄了不可。我们的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基本性问题。例如，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论述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之后，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提出这两层基本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试想一下，全党、全国面临的问题多得很，要是不首先把基本问题解决好，怎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世间许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党和国家重视基本问题，企业也要重视基本问题，要舍得为解决基本问题下功夫，千万不要重末轻本。

3、增强对基本决策的反思意识。

企业领导人不要只注意把已经决策的事情办好，也要注意决策本身是否有毛病，尤其要注意战略决策是否有毛病。

最近，我们从国外引进了一个新概念，叫“执行力”。执行力就是执行包括战略在内的各种决策的能力。执行力固然重要，但如果被执行的那个决策本身就不正确，结果会怎样呢？因此，我们既要重视执行力，也要重视决策力，尤其要重视战略决策力。

五、计谋的意义

1、计谋的意义

企业发展战略是对企业发展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计谋。那么计谋是什么呢？计谋不是生搬的先进理论，不是硬套的先进经验，不是堆砌的国家政策，也不是拼凑的主观臆断，而是富有成效的解决办法。高明的计谋应该是正确、实际、新颖、奇妙、简单的解决办法。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就是要寻找企业发展的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并相应提出正确、实际、新颖、奇妙、简单的解决办法。可以把“正确、实际、新颖、奇妙、简单”简称为“对、实、新、奇、简”五个字。只有具备“对、实、新、奇、简”等五字特征的解决办法才称得上高明的计谋，只有具备“对、实、新、奇、简”等五字特征的企业发展战略才是高明的企业发展战略。凡大事都要谋定而后动。企业发展是企业的大事，也要谋定而后动。不要不谋而动，也不要乱谋而动，而要谋好了再动。通过加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既找到了企业发展的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又相应提出了“对、实、新、奇、简”的解决办法，意义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2、计谋靠智慧

所有计谋都是智慧的产物，企业发展战略也是智慧的产物。智慧是什么？目前对智慧没有统一的定义。我认为，智慧是对各种资源的灵活使用，是对各种知识的灵活运用，是对各种信息的灵活处理，是对各种变化的灵活反应。智慧不等于知识。智慧既包含知识又高于知识。许多军事家都有“空城计”知识，但不能说他们有诸葛亮那样的智慧。先知为智。建立在智慧基础之上的企业发展战略是富有价值的，它既能使企业转危为安、扭亏为赢，也能使企业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1999年的世界智力大会把智力资本定义为“可以转化为利润的知识”，充分肯定了智慧的价值。我们从互联网上得知，迄今为止，有关机构已经组织了6次世界智力大会，这表明人们对智慧越来越重视了。研究企业发展问题一定要尊重智慧、运用智慧、集中智慧、借用智慧。要重视以智兴企，以智强企。

局部性范文篇10

一、谋划企业发展的意义

1、为了使企业发生较大变化

什么是“企业发展”？我认为：企业发展是企业的前进性本质变化。首先是有变化，企业没有变化就不能称之为“发展”。企业有变化也不一定是发展。变化有两种：一种量变，另一种是质变。企业发展不是量变，而是质变。当然，也不能把企业的任何质变都称为“发展”。质变也有两种：一种是前进性质变，另一种是后退性质变。只有前进性质变才能被称为“发展”；后退性质变不是“发展”，而是“蜕化”。谋划企业发展就是为了使企业发生前进性本质变化。这是一种大变化。显然，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每一个企业都希望发生大变化。

2、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

企业发展与竞争的关系就像部队建设与打仗的关系。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部队也不能天天研究怎么打仗，同时也要研究怎么发展。如果不发展，再好的战略战术也会落空。企业发展与竞争的关系还像拳击训练与比赛的关系。拳击教练也没有只重视上场比赛的，而是非常重视平时的拳击训练，其中包括耐力和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训练，如果不通过训练提高综合素质，那么在比赛场上恐怕连一分钟都站不住。

企业也不能只重视竞争而不重视发展。如果不很好地谋划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很好地谋划企业综合素质提高问题，那么竞争战略再高明也很难保证竞争胜利，即便一时胜利了，很快也会败下阵来。

应该强调指出：迄今为止，重视竞争战略、重视营销战略而忽视发展战略的企业仍然是很多的，这是一个重大缺陷。要知道光研究怎样竞争、怎样营销，无论如何是不能保持企业优胜地位的。要想使企业保持优胜地位，必须认真谋划企业发展。

二、谋划企业整体发展的意义

1、企业的整体性问题

企业是一个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局部构成的整体。局部有局部性的问题，整体有整体性的问题。整体性问题不是局部性问题之合。这就是说，不是把一个一个的局部性问题解决了，整体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整体性问题需要单独解决。当然，也不是把整体性问题解决了，局部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局部性问题也需要单独解决。总之，整体性问题和局部性问题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该分别解决。企业发展面临许多局部性问题，也面临一些整体性问题。整体性问题涉及的是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而局部问题涉及的是每一局部内部的关系。整体性问题解决了，许多局部性问题就容易解决。解决整体性问题就是抓大事。企业领导要善于抓大事，抓好一件大事能够带动数十、数百、数千、数万件小事。企业发展战略就是企业中最大的事，应该引起企业主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2、关注企业整体发展

及时正确地解决整体性问题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要时刻把握好企业的整体发展，目标不要偏、道路不要弯、步骤不要乱、动力不要断，任何问题都要顾及到，千万不要顾此失彼，千万不要钻进一个局部问题里出不来。

企业领导研究思考问题要善进善退，进以求治，退以顾全。解决任何问题都要钻进去，不钻进去怎么能解决呢？但是，不要一钻进去就退出不来，因为企业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忽略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不行。经理们不要认为自己总能把握企业整体发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经理到处可见。有些经理光重视营销，有些经理光重视融资，有些经理光重视技术，有些经理光重视公关，等等，总之，认准了一件事就对其它方面全然不顾了，这样是搞不好企业的。

应该强调指出：不少经理由于学历和经历等原因，从上任的那天开始就存在很大局限性，如果再不提高整体意识，那么就很难使企业健康发展。

三、谋划企业长期发展的意义

1、关注企业长期发展

企业存在寿命，而寿命有长有短。企业有活几个月的，有活几年、十几年的，也有活几十年、上百年的。企业应该增加长寿意识，努力争取活到一百年、二百年。英国就有二百年企业俱乐部，成员都是二百年以上历史的企业。我们的许多企业缺乏长寿意识，做什么事情不知道瞻前顾后，结果必然短命。

为了使企业长寿，就要加强对长期发展问题的研究。企业长期发展问题不是短期发展问题之合，不是解决了一系列的短期发展问题就能够自然长期发展，因为长期发展问题与短期发展问题具有本质的区别。企业面临的长期发展问题很多，如发展方向问题、发展目标问题、发展步骤问题、品牌建设问题、信誉建设问题、文化建设问题、人才开发问题、创新问题、学习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企业就很难长寿。所有企业都面临一种基本选择：是希望长寿还是希望短命？如果希望长寿就要解决长寿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希望短命也就无所谓了。

2、提前谋划未来

对未来问题不但要提前想到，而且要提前动手解决，因为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一个过程，解决重大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为了吃桃，三年前就要种桃树；为了吃梨，五年前就要种梨树。企业未来需要的技术应该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产品应该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市场需要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人才需要提前开发，未来需要的公共关系需要提前构建，未来需要的企业文化需要提前建设。有些企业只重视提前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应该提前开发的东西是很多的，如果连提前开发新产品、新技术都做不到，发展前途就更可想而知了。

有些企业总发愁这个问题，发愁那个问题，却不知道许多愁事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当初该提前谋划的事情没有谋划。

3、正确处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

到了夏季，农民不但要忙于夏收，也要忙于夏管和夏种。研究“三夏”很有意思，这里有个赢利结构问题。夏收是为了追求当前利益，夏管是为了追求早秋利益，而夏种是为了追求晚秋利益。农民们都懂得恰如其分地把握这种赢利结构，没有只管夏收不管夏管、夏种的。我们的许多企业领导在这方面往往不如农民，重视当前利益轻视未来利益的企业领导到处可见。

重视长期发展就要预测未来。预测未来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谁也想象不到未来的偶然事件，但总可以或多或少地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领导人不关心企业未来，只知道“火烧眉毛顾眼前”，就等于拿企业的寿命开玩笑。应当指出，不关心企业未来的领导人比比皆是，正因为这样，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就倒闭的企业简直太多了。

四、谋划企业基本性问题的意义

1、企业的基本性问题

企业的问题好像一棵树：数叶长在树枝上，小枝长在大枝上；树枝长在树杈上，小杈长在大杈上；树杈长在树干上，小干长在大干上。树叶成千上万，树枝成百上千，树杈成十上百，树干就不多了。树干虽然不多，但非常重要。树干如果歪了，树杈、树枝、树叶都跟着歪；树干如果折了，树杈、树枝、树叶都跟着死。树干问题是树的基本性问题，这种问题决定树的许多问题。当然，树种问题是树的最基本性问题。树的内在品质与外在形貌，树的使用价值与生命周期，树对冷、热、酸、碱等环境的适应能力等等，无不与树种有关。你不能指望从枣核里长出银杏树，也不能使杨树苗长出红木来。许多人只重视对树的日常管理，管土、管肥、管水、管风、管暑、管寒、管灾、管病等等，然而，这一切管理只有在选准树种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每个企业都存在类似于树干、树种的问题。一定要把握并解决好这类问题，只有解决好这类问题才不会有重大失误，才会实现跳跃式发展；如果解决不好这类问题，光忙于解决枝节性问题，再忙也忙不出多大名堂来，甚至非把企业忙黄了不可。我们的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基本性问题。例如，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论述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之后，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提出这两层基本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试想一下，全党、全国面临的问题多得很，要是不首先把基本问题解决好，怎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世间许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党和国家重视基本问题，企业也要重视基本问题，要舍得为解决基本问题下功夫，千万不要重末轻本。

3、增强对基本决策的反思意识。

企业领导人不要只注意把已经决策的事情办好，也要注意决策本身是否有毛病，尤其要注意战略决策是否有毛病。

最近，我们从国外引进了一个新概念，叫“执行力”。执行力就是执行包括战略在内的各种决策的能力。执行力固然重要，但如果被执行的那个决策本身就不正确，结果会怎样呢？因此，我们既要重视执行力，也要重视决策力，尤其要重视战略决策力。

五、计谋的意义

1、计谋的意义

企业发展战略是对企业发展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计谋。那么计谋是什么呢？计谋不是生搬的先进理论，不是硬套的先进经验，不是堆砌的国家政策，也不是拼凑的主观臆断，而是富有成效的解决办法。高明的计谋应该是正确、实际、新颖、奇妙、简单的解决办法。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就是要寻找企业发展的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并相应提出正确、实际、新颖、奇妙、简单的解决办法。可以把“正确、实际、新颖、奇妙、简单”简称为“对、实、新、奇、简”五个字。只有具备“对、实、新、奇、简”等五字特征的解决办法才称得上高明的计谋，只有具备“对、实、新、奇、简”等五字特征的企业发展战略才是高明的企业发展战略。凡大事都要谋定而后动。企业发展是企业的大事，也要谋定而后动。不要不谋而动，也不要乱谋而动，而要谋好了再动。通过加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既找到了企业发展的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又相应提出了“对、实、新、奇、简”的解决办法，意义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2、计谋靠智慧

所有计谋都是智慧的产物，企业发展战略也是智慧的产物。智慧是什么？目前对智慧没有统一的定义。我认为，智慧是对各种资源的灵活使用，是对各种知识的灵活运用，是对各种信息的灵活处理，是对各种变化的灵活反应。智慧不等于知识。智慧既包含知识又高于知识。许多军事家都有“空城计”知识，但不能说他们有诸葛亮那样的智慧。先知为智。建立在智慧基础之上的企业发展战略是富有价值的，它既能使企业转危为安、扭亏为赢，也能使企业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1999年的世界智力大会把智力资本定义为“可以转化为利润的知识”，充分肯定了智慧的价值。我们从互联网上得知，迄今为止，有关机构已经组织了6次世界智力大会，这表明人们对智慧越来越重视了。研究企业发展问题一定要尊重智慧、运用智慧、集中智慧、借用智慧。要重视以智兴企，以智强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