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范文10篇

经济增长范文篇1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起伏。1997年东盟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各国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却出现快速复苏或强劲反弹，而到2001年多数国家经济又急转直下，甚至呈现负增长。2002年初，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在战后东盟经济发展历程中，这种经济增长的轨迹是不多见的。

据东盟五国的官方统计显示，1996-2002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5%、-13.1%、0.8%、4.8%、3.3%、3.7%；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7.3%、-7.4%、6.1%、8.3%、0.4%、4.2%；菲律宾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8%、5.2%、-0.6%、3.4%、4%、3.4%、4.3%；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7%、8.5%、0.1%、5.9%、10.3%、-2%、2.2%；泰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9%、-1.4%、-10.8%、4.2%、4.4%、1.8%、3.6%。2003年，据近期各国的预计，印尼经济增长率为3.5-4%、马来西亚为4.5%、菲律宾为4-4.5%、新加坡为2-5%、泰国为4.5%。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关的国际机构和官方部门普遍预测，东盟国家经济将陷入长期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复苏将是缓慢痛苦的过程。东盟国家经济将在低谷徘徊较长时间后，才能走出低谷呈现U型复苏。然而，1999年东盟国家经济竟在短时间里出现迅速复苏，呈现V型的强劲反弹。不过，当时就有人警告东盟国家经济V型复苏的基础脆弱，随时有变成V型危机重返的可能，以至出现W型的经济波动。因为东盟国家经济从严重衰退到快速复苏主要是拜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全球电子业景气循环之赐。但是，各国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后经济基础依然脆弱，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国内外投资继续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逆转，这些国家经济将重新陷入衰退之中。

1996-2002年东盟五国经济增长率(%)

附图

2001年，东盟国家经济急转直下，再次出现普遍衰退。不过，此次东盟经济衰退与1997年金融危机时的情形有所不同。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各国经济衰退的程度不同。1997年金融危机中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是重灾区，新加坡所受冲击相对较小。而2001年新加坡经济衰退的幅度最大，它是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据统计，1964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曾出现-4.3%，其后是在1985年经济萎缩1.6%，而这次经济衰退的幅度要大于1985年；二是生产和出口部门受冲击最大。1997年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而2001年经济衰退中深陷困境的则是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部门。该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其中制造业部门增长率为-12%。马来西亚同年的出口贸易下降11.5%，泰国全年出口贸易也下降4.9%；三是电子业衰退尤为严重。1997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金融投机，这次经济衰退则是国际电子产品需求急剧萎缩引起的。目前，东盟国家经济高度依赖电子业的生产与出口。2000年，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新加坡为19%、菲律宾为9%。这些国家电子产品生产与出口的骤然下降，必然导致国内经济的急剧滑坡。

2002年，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与1999年该地区的经济复苏有所不同，此次东盟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开始回升和各国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效应的双重作用。由于美国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的增加，东盟国家电子产品的出口已经趋于回升。在经济衰退期间，各国采取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已初见成效。许多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信贷规模，增加农民收入和扩大农村市场需求。当然，目前各国内需扩大还远未能成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来源，因而其经济复苏仍然十分有限。

二、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的原因探析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东盟国家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严重衰退、迅速复苏、再陷衰退和又呈复苏的增长轨迹。东盟经济增长的急剧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和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拖累。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增大。

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增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愈益增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4%。在东盟国家，这种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性更大。例如，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最大，美国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96%。（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另据美国著名的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本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24%、泰国经济就会增长0.17%、马来西亚经济就会增长0.13%。

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东盟国家的传导，是通过世界市场扩散的。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发展中国家传导，是通过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变化实现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发展，东盟国家已经成为制成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该类产品已占东盟国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传导已经从初级产品价格为主转向以制成品为主。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制成品价格下降，不但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高技术产品。东盟国家紧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步伐，大力扩展以芯片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该类产品出口比重分别高达65%和6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高达25%和19%。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的相应比重也很高。据计算，1992-1999年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造成的损失部分相当于它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6.46%、3.13%、1.03%和0.87%。2000-2001年，全球电子信息产品销售额从年增长30%到下跌30%，导致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急剧波动。例如，200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去年则下降2%，其中约有12个百分比的大幅波动。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世界半导体工业每下降1%，新加坡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导体工业增长波动达60个百分点，它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6.8个百分点。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为2.4个百分点。（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

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对东盟国家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流量减少，更在于金融资产价格，主要是股价和汇率变动的传导。近年来，东盟国家引进外资的规模持续萎缩，1996-1999年东

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63亿美元降至73亿美元，它对以投资—出口推动的东盟国家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近年国际股票市场价格和美、日货币汇价的剧烈波动，也引发东盟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并危及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汇率的变动对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元每贬值10%，泰国经济就会下降0.3%、新加坡经济就会下降0.22%、马来西亚经济就会下降0.21%。

资料来源：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转引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12月11日。

其次，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使之难以抵御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

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国家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阴影，各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乏力，国内外投资持续低迷，银行金融体系重组艰难，国内公司治理进展缓慢，因而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收效甚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蓬勃兴起，东盟国家的电子业生产与出口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主导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部门。然而，这些国家电子业的发展却有明显的脆弱性。它们的对外依赖性强，其零部件与中间原料的进口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高度依赖美、日等发达国家，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大。这一生产方式也易于被后起国家所取代，如在1997-2000年的短短几年时间，新加坡电子出口就由世界排名第4位滑落至第9位。同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升级缓慢，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因素中的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均下滑。新加坡1990-1998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7.5%，其中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4.2%和1.2%，均比80年代低；（注：新加坡统计局www.singstat.gov.sg/ssn/feat/3Q99/featju1991.pdf,2002年3月10日。）泰国1997-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中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2%和-1.8%，也远低于1991-1996年的11.8%和4%。（注：IMFCountryReportNo.01/147,Thailand:SelectedIssues,Aug2001.）东盟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滞后，既影响到短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制约着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后劲。

尽管东盟国家银行金融机构重组取得一定进展，但国内金融体系仍然十分脆弱。由于银行和企业结构调整缓慢，国内不良金融资产仍居高不下，据亚洲开发银行去年4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尼和泰国的商业银行呆帐率已分别从1998年的50%和43%降至2001年底的12%和10%，但若将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已收购而尚未处理的呆帐计算在内，两国的呆帐率则分别高达50%和25%。而马来西亚的银行呆帐率去年1月又回升至12%，大致相当于1998年的水平。菲律宾的银行呆帐率也从1998年的10%上升至去年1月的18.3%。困扰东盟国家经济的不良金融资产过高，与国内公司治理进展缓慢密切相关。东盟国家的公司负债率高，如印尼和泰国公司负债率（负债／自有资产）目前仍高达280%，而中小企业众多加大了债务重组的难度。同时，企业生产结构与管理体制的调整缓慢。因此，东盟国家经济的微观结构重组滞后严重阻碍金融改革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最后，金融危机后区域国际分工格局的巨变，直接影响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由于金融危机后区域各经济体实力的增长，30多年支撑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雁行模式”(Flyinggeesemodel)已发生巨大变化。所谓“雁行模式”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NIEs)产生与发展的一种独特的区域国际分工形态，即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日本将成熟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转移到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纺织、化工、机械、电子等产业均以这样的次序转递，从而在区域形成了一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日本、亚洲“四小”和东南亚经济均受到强烈冲击。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吸纳区域产品的能力下降，对外产业转移的进程放缓。亚洲“四小”经济深陷困境，产业升级举步维艰，对外投资规模锐减。这样，由日本主导产业转移过程所决定的区域国际分工格局出现衰变，使得区域内赖以高速发展的增长动力机制和产业循环机制难以顺利运行，经济增长的变数大大增加，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经济的急剧波动。

三、东盟国家经济增长趋势

进入2003年初，东盟国家经济已呈现逐渐复苏的迹象。对今年东盟经济发展的前景，国际经济组织一般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据世界银行新近的预测是，2003年和2004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3%和4%，马来西亚分别为4.2%和5.5%，菲律宾分别为4%和4.5%、新加坡分别为1.7%和4.9%，泰国分别为4.5%和5%。

从中长期看，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可能难以再现金融危机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曾指出，新加坡未来经济增长要再现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将是不可能。（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8月20日。）内阁资政李光耀也说，如果2003年新加坡实现经济复苏，今后每年取得3-5%的经济增长率，那将是了不起的成就。（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1月12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后支撑东盟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外条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国际上，去年世界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是战后所不多见的。此后，世界经济的复苏缓慢。美国经济复苏减慢，欧洲经济反弹有限，日本经济衰退仍在谷底，世界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较长的所谓的增长衰退时期。同时，由日本主导产业转移过程所决定的区域国际分工格局出现巨变，使得区域内赖以高速发展的增长动力机制和产业循环机制难以顺利运行。此外，东盟国家经济还将面临周边国家的激烈竞争。从国内看，东盟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短期内，各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政府推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成效有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非一蹴而就，因而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尚需时日。许多国家不仅要经历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痛苦过程，还将面临国内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拖累，尤其是2004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将面临大选。

与此同时，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将会有所增大。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增强，

将直接影响到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美、日等发达国家“高科技泡沫”破裂后，世界的电子工业迅速衰退，国际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急剧萎缩。尤其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周期日益缩短，目前一个周期平均只能维持两年半的时间，这就使得以电子业生产与出口为主导的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周期也将缩短，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增长波动起伏加大。

收稿日期：2003-04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8-2002年有关月份[R]。

[2]亚洲开发银行：《亚洲经济展望》1998-2002年有关月份[R]。

[3]Than,M.ASEANBeyondtheRegionalCrisis:ChallengesandInitiatives[M].Singapore:ISEAS,2001.

[4]Takeuchi,j.TheRoleofClusteringintheDevelopment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

IndustriesinAsia[J].PacificBusinessandIndustries,Vol.1.,2001.

经济增长范文篇2

[关键词]进口贸易经济增长机制

在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进口始终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减因子，然而从长期来看，进口通过突破供给约束、创造有效需求、升级产业结构等手段对促进经济增长。

一、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1.突破供给约束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多种生产要素，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增长所需的全部生产要素，某种要素的稀缺就会造成经济增长的瓶颈。通过进口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关键设备等要素来缓解国内资源约束的压力，弥补了国内供应的缺口，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

2.创造有效需求

一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并不总是能够由国内的生产所能满足，如果没有进口商品，有些潜在的消费需求就不能最终形成消费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国外商品的进口，尤其是新产品的进口，会培育国内消费者对该种商品的需求，当需求达到一定的水平时，会刺激进口国国内该种商品的国产化趋势，同时也带动国内其他相关产品的需求，进而推进经济增长。

3.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进口贸易可以使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产业中，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产品通过进口获得，使本国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进口技术和设备生产进口替代品，随着对引进技术的逐步消化、吸收和创新以及规模经济的形成，产品质量得到提高，生产成本逐渐降低，再加上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最终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竞争优势，产品由以前的进口变为出口，一国产业从无到有，再到强大。进口贸易推动了经济增长，也加快了产业结构的演进。

4.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进口获得技术,可以节省时间,减少浪费和开发不成功的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技术贸易,即进口先进的产品、技术和设备,来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还可以加速国内产业的发展,帮助当地企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进口发展现状

我国加入WTO以来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目前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从入世前的15.3%降到目前的10%左右，随着关税的降低及部分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取消进口贸易也得以突飞猛进的增长，2006年和2007年进口额分别达到7916.1亿美元和9558.2亿美元增长率均高达20%和20.8%，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以及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商品结构来看，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进口比例仍与入世前相当，保持在20%和80%左右，但进口结构却发生了变化。一是国内短缺的投资类、资源类商品进口大幅度增加。2007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口2429.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9.83%，其中原料、燃料进口增长迅速，铁矿砂增长达61.6%，原油增长达20.1%。二是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增加。以决定一国现代化程度的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为例，到2007年进口总额高达4125.1亿美元，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554亿美元，增长了15.5%。

对能源和一些高新技术产品、资本设备的进口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但从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我国经济面临的潜在国际风险。

三、对我国进口的若干建议

1.重视进口对经济的作用

要认识到进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保持进口与出口的均衡发展。中国现在急需调整贸易发展战略,即不要一味地追求贸易顺差,而要在注重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进口贸易规模增长,要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为目标,形成双向对流的贸易增长格局,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中国应从宏观上调控进口产品的商品结构,从而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做好稀缺资源和先进技术的进口。对于国内稀缺、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原料可用进口原料予以替代,并进行国内的战略储备。对国内支柱产业和技术落后产业则可采用进口促进策略,着重引进关键设备和创新技术,在分享国外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保证国内经济、对外贸易长期健康发展，提升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经济增长范文篇3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及其理论渊源

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应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从增长机制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之分。从增长路径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的区别。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但也涉及经济增长的路径，两者是有机结合的。

从经济增长机制看，相对于资源的使用，存在着“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或“集约”概念，起初应用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后来才扩大到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级差地租时，就阐述了“粗放耕作”和“集约化耕作”两种农业生产方式，以此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区别开来。历史地看，可耕地扩展的有限性，是促成农业部门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重要经济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容，从来就是与资源有限性直接相关的。

当代意义上的“粗放型”和“集约型”概念，是扩展了整个国民经济意义上的不同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由于具有低质低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扩张，而生产要素的扩张主要是在规模、数量、产值、速度和投入等方面，较少重视质量、效益和效率。集约型增长由于具有高质高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现有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要素效率主要是依托于科技进步、节约能源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并在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

从经济增长的路径看，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生产成果数量上的增长，生产成果的数量增长取决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又是不同的，因而经济增长有“外延式”和“内涵式”之分。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时，针对固定资本折旧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使用问题指出，折旧费既可以用来扩大企业规模，也可以用来改良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可见，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能力提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是更多地利用资源以扩大生产能力；二是提高生产效率以提高生产能力。

除了通过将固定资本折旧基金用于“外延式”或“内涵式”扩大生产这一路径外，还可以通过新增投资用于建立新企业或扩大与改造旧企业，前者为“外延式”，后者为“内涵式”，这是另一条路径，两条路径不应混同。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在第二条路径下，“外延式”增长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内含(涵)式”增长也可能是生产效率不变下的生产规模扩大。就是说，可以有“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或“集约型”增长，也可以有“内涵式”的“粗放型”或“集约型”增长，例如建设宝钢就是“外延式”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路径，不仅取决于社会的物质资源状况、经济技术水平，也与生产的社会组织和合理安排相关。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看，马克思将生产力归结为促进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而生产力的内涵又是丰富的，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科学技术、生产对象即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以及生产的社会组织等。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投入的增加，也依赖于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提高要素效率必须靠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技术进步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形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也要重视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形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

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当前倡导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应增添新的涵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要素投入方式由资本投入为主，向资本、劳动、科技投人为主转变；需求拉动方式由投资与净出口为主，向投资-消费-净出口拉动为主转变；投入产出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适应生产的目的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成效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验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已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在集约型增长条件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不断缓解和克服经济增长的瓶颈。据萨缪尔森分析：“美国产量增长的大约1／3可以归之于劳动和资本的增长。其余2／3可以归之于教育、创新、规模效益、科学进步以及其他要素所导致的余留额”。他看到了经济增长的内涵所在。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迫切任务。应当看到，经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目前已难以为继。国际经验表明，用大量投资支撑的增长，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从微观角度看，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会造成相关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而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又会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从宏观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长方式由于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不可再生资源耗费过度的现象。一方面，粗放型增长造成资金要素投入大，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不断提高，投资效益下降，积累了大量风险。另一方面，粗放型增长能源消耗高，我国近年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呈增长态势，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国内人均资源少，人均耕地、人均淡水资源和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国际上许多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资源产品的进口要受到运输能力等多方面制约，粗放型增长面临极大的资源压力和不确定性。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我国目前已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甚至集中出现。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活动，一些地方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必须立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可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实际效益较差，国有企业亏损面大，不改变这种状态，经济发展就很难良性和持久。二是可以改善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业发展上过度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忽视现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内部管理，造成不少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能力闲置等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彩电生产能力闲置比例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为三分之二，汽车为四分之三。这种现状迫切要求转变工业化发展道路。三是可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目前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这说明工业的粗放增长实质上已挤压了农业，成为农业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农业未受应有重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做法，而且工业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反哺和支持农业，从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将改善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传统的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据统计，每增加一美元的生产总值，我国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国的2倍～3倍。资源的过量消耗，也会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以集约型方式增长，资源消耗将会减少，环境污染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看，我国长期以来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产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低价竞争。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科学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集约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人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整体上比较脆弱。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节约发展、循环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不断改善生态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人们提供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轨道。

三、客观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中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产品质量低等一系列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客观地看到我国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不足与差距。

一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入的增加，仍具有较强的粗放型增长的特征。很多产业仍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的能源、原材料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煤炭占31%，发电量占13%，钢材占27%，铜占19.7%，水泥占45%，棉花占32.7%。而我国GDP只占世界总量的4%，2001年我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为8083万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5.48倍、9.45倍和13.4倍，但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是上述三国的31.6%，50.6%和98.1%；我国钢铁工业的吨钢能耗比世界平均先进水平高出30%，除上海宝钢外，钢铁工业生产每吨钢的平均耗水量为15吨，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2.7倍。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投入产出比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由于人口规模不同，产业结构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相互之间存在不可比的因素，但从很多技术经济指标的统计数字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摆脱粗放运行的局面。

二是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偏低，劳动者素质结构改善缓慢，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如在技术进步上，我国在1952—1990年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仅为0.0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要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就要利用财政政策追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从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比较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我国研究与开发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趋势。如1990年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尽管我国经济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增长的背后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不利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是我国经济比例关系没有理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仍然突出。尽管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不顺。一方面，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合理，2000—2003年我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逐年上升；消费率却分别为61.1%，59.8%，58.2%和55.5%，呈逐年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我国部分产业如房地产、钢铁、加工等行业发展过快，拉动了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使能源、交通和原料等瓶颈部门更加紧张，而下游的消费类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显著过剩。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往往注重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把两者的比例调整到35；65的水平上，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投资主体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失误和投资项目的失败，造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投资审查不严，担保和约束机制不完善，又助长盲目和恶意向银行贷款的行为，这些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的隐患。从产业结构看，基础产业特别是农业长期低迷不振，制造业等行业效益下滑，失业、待业人口大量增加。有些行业的发展受到区域性因素的激励，如短期内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其新建项目的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有的甚至低于现有先进企业的情况，加剧了供大于求的矛盾，并出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外部不经济性。同时，这还会促使企业之间进行恶性竞争，降低了生产要素的综合配置效率。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告诉我们，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价值补偿，更要重视实物补偿。在价值补偿上不仅要重视不变资本的补偿，还要重视可变资本的补偿。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劳动者收人被极度压低，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说明了“可变资本”的补偿已难以完全实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实物补偿上，要重视对自然环境、土地矿产、重要原料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利用。目前农田等重要自然资源的大量占用和被低价转让，已直接影响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因此，在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用系统论、整体论的观点看待经济增长，正确地处理好生产与消费、储蓄与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关系，强化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集约化生产提高生产率，以内涵式增长扩大规模。在政策和措施上，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对“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真正实现和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全面、稳定、协调地可持续发展。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在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

实现集约型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基础在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和优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的转化，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保障增长目标的实现。

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从体制人手，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人，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加强科普能力建设，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推进科技创新还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和加大科研投人。在经济运行中，科研投人应向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倾斜，集中优势生产要素，启动一批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技项目，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在体制上，要建设科技支撑体系，特别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构筑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在科技创新的主体上，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础支撑平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既具有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也具有重视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外在压力。企业直接面对市场需求和竞争，能够更敏锐地觉察科技创新的方向和目标，同时具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设备、工程技术能力以及社会化的配套能力，可以解决科学技术创新与生产脱节的问题，从而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我国科技人员的分布仍然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学。目前我国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拥有的科技研究开发人员分别为52%，28%和15%。只有改变科技研发人力资源与企业生产能力及经营能力相分离的状况，充实企业科技人员和加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企业才能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实现科技要素、经营管理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直接结合。国家对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提取应给予税收等政策上的支持和优惠，鼓励企业加强研究开发工作。

科技创新必须与管理创新相结合，没有有效的管理，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甚至企业管理层搞腐败经营，科技创新的成果就难以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最终落空。加强和提高管理水平，又是提高职工劳动素质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技术工人匮乏的现象十分严重，产业工人中的高级技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比，相去甚远。提高职工整体素质和技术工人的比例，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要有能够激励职工学技术、提高自己科技和文化水平的晋级晋升制度。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配置的比例关系。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一般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和资源密集，再到技术与知识密集的发展阶段。虽然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如果没有政府的约束机制，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通常并不考虑外部的经济性问题。政府应通过必要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产业结构进行宏观的调控和规划，不能一哄而上。为了减少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政府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经常现有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主要产品产销率、企业景气或破产的比例、同类企业主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状况，以作为投资主体投资决策时的依据或参考，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经济增长范文篇4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历史经验表明，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获得巨大的提高，原来的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滞缓模式已彻底改变。即使是同一时期在我国不同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消费模式伴随着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高收入高消费模式，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所以，低收入低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滞缓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费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的高产出和高质量。第二，生产函数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消费。衣、食、住、行消费是劳动力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总量水平和素质构成。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消费决定了劳动力，劳动力传导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1、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以1988年为分界线，前后两个十年。1978─1988年，总消费占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下同）比重为60─86%，（个别年份稍低）。在较低水平经济总量情况下，较高水平的消费率必然是较低的储蓄率，总投资处于有限的低水平规模，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滞缓状态。1988─1997年，消费率为41─59%，储蓄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总投资规模迅速膨胀，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是，消费率下降的滞后结果是，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海南经济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同时，低收入低消费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消费水平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长，海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高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费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58─60%，海南仅为41─55%，见表2-2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消费模型

消费，从实物形态看，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从货币形态看，来源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国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谓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总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资、税赋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转移为个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Y(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Yd(2．2)

C=a+b*c*Y(2．3)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消费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发性消费，为常量，表明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它是消费增量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C/DYd=DC/(b*DY)=1/b*DC/DY（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1990─1997年，消费中量入为出观念占主导地位，消费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同期人均GDP增长了2.6倍，人均消费增长1.9倍，其中农业人均消费增长1.6倍，非农业人均消费增长2.1倍。消费水平提高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扩大，1990年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1，1997年扩大到2.5: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三、非工资性收入和非货币化消费现象严重。海南经济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的特征同时，还表现为高储蓄。1990─1997年，人均储蓄增长5.3倍，超过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高储蓄表明，?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当高，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社会团体的小金库和地下经济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地下经济有多大？占GDP份额有多少？尚难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经济超过一定份额，将使GDP核算和经济增长测算低于实际水平。地下经济失控无疑将破坏经济肌体的健康，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非货币消费即实物消费现象不容忽视。公有住房、医疗保健等实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费形式，目前这些制度改革没有全部结束，尚有遗留问题，新的货币化分配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下的实物消费情结和惯性仍在发生作用，实物或变相实物消费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影响着消费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小金库禁而不绝、政府支出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图2-1。

图2-1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在海南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状态，投资贡献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重投资、轻消费，形成海南经济的特殊格局，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费贡献率为41─57%，全国平均水平为56─63%，低6─15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为59─41%，全国平均水平为43─34%，高7─16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对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要素诸如电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我们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采取高投资政策，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完成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实力扩张。投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由此可见，海南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长道路。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开始减弱。尤其是十年来，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项目的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投资向最终消费的转化越来越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近两年，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是，效果不很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在宏观投资政策上，我们要一手抓“规模控制”，一手还要抓“结构引导”。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称其为内部影响因素。消费习惯、产品质量、品种、价格以及服务，影响着消费选择，可以称其为外部影响因素。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既有内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主要受政策影响且较难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仅从居民消费方面说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许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价格调整为契机的。价格机制成为政府和居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市场流通领域利益驱动和立法力度不够等原因，国内市场商品价格比较混乱，曾一度失控。在与国际市场接轨问题上，盲目追逐价格平行而忽视了产品品种、质量等非价格因素，也忽视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在利益驱动下，国内市场上的粮、糖、棉、钢材、汽车、家用电器、服装、航空客票、标准住宿费、电影票、公园门票、美容美发等价格，基本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然而，我们的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距甚远，我们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收入分配看，工薪阶层占绝大多数，私有经济业主仅占极小份额。所以工薪阶层是我们的消费主体。由于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名目繁多的“补贴”等非工资性收入仍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低收入与高价格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居民消费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经济周期性波动，预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响需求不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海南经济的缓慢增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把扩大内需做为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南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及时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如果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在投资手段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通货紧缩将吞噬海南经济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带来经济的严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费市场？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长期发展战略。虽然需求不足就表现为消费率的低下，消费率提高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上，首先应该注重消费率的提高。因为海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由于过度地强调了投资的作用，忽视了消费的影响作用，造成海南经济出现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发展格局，投资与消费二者比例关系不协调，影响了海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当承认，这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引导上的失误造成的。为此，要尽快调整二者比例关系，改变原有格局，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提高消费率并不是消极的压缩投资，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消费的增加，而是积极地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在经济适度增长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克服和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出现社会两级分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操作上，具体地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也就是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将工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将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项费用计入工资，消除现存工资制度中的各种补贴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业是海南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但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包括：?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品，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粮食价格仍有上调的空间，所以要提高粮食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解决瓜菜水果保鲜、运输和销售环节矛盾。瓜菜水果已成为农业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保鲜技术缺乏、运输和销售难的问题比较普遍，要加强“绿色通道”软、硬件建设，保证产销顺利实现；?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实现以税代费，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实行税率优惠政策；精减乡村干部，降低农民负担干部的系数。资料表明，农民收入中除去消费，并未全部转化为农业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被各种不合理摊派吞掉，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也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ˉ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谋求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要素瓶颈作用十分明显，劳动力大量剩余。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步伐，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是必由之路，同时推广科学技术，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有效需求的目的。

3、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时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健全社会保险机制，这是刺激消费的需要，也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开征利息税，单一的减息政策未能获得实效，同时配以积极的财政税收调节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贫困居民转移。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低迷不振，是开征利息税的有利时机。通过利息税，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可以达到缩小城镇收入水平差距，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严重过剩项目，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并严格禁止上新的项目，对于已近饱和的项目，要严格限制新项目开工，对投资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克服投资决策中的官僚主义，杜绝新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六、结束语

近两年，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增长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海南经济中的消费问题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对长期困扰着海南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政策措施。对于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认为既有总量问题，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在扩大内需、解决需求不足的同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这样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矛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它还应具有更加生动和丰富的内涵，应当是经济质量和成果的综合反映。发展与增长，是两个本质意义不同的经济指标，发展反映了经济的数量，增长应当是经济质量的反映。所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主要是对经济质量和成果的关注。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我们也是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出发点的。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那么，势必就掉入了统计数字的泥潭，做出的分析和研究会变成枯燥而毫无价值的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数量仅仅是一种手段，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998年中国经济达到7.8%的增长速度，而美国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不过1—2%，但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成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此，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质量的提高，应当包含环境保护、住房条件、教育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平均预期寿命、科技含量等等概念内容，这就是我们的增长观。

参考文献

蒋学模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经济增长范文篇5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要科学调控宏观经济，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一般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一、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问题仍然很多。经济增长但总量过剩。我国经济从2003年～2005年，连续3年平均增速达两位数（10%），整个“十五”期间平均增速达到9。5%，连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我国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总量已超过英国、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综合国力、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财政收入超过3万亿元。但部分行业由于过度投资出现生产能力过剩，许多企业出现亏损。据商务部报告，2005年下半年全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172种，占28.7%;供过于求的商品有428种，占71.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严重。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建国50多年来，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资源利用率较低，从投入与产出看，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当年全球消耗的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和31%的煤炭。我国每创造一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多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资源不能合理循环、效率低下。从农业来看，我国农业基础依然薄弱，“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不仅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进一步制约着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从服务业来看，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从工业来看，虽然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不高，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世界钢产量的三分之一、铜产量的二分之一、纸制品的三分之一来自循环使用，一些发达国家在17个产业的生产中，已经实现水资源消耗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我国资源回收率比较低，综合利用率不高，许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资源却成了废弃物。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的增长，必然是低效率,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十分之一、日本的十八分之一、法国的十六分之一、德国的十二分之一和韩国的七分之一。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二、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粗放式增长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消费结构整体升级并呈多样性变化。但经济结构调整相对滞后，形成了需求与增长的落差，适应于需求增长的产业与产品供给不足，而原有结构下的产能和产品大量过剩，造成新形式下的短缺与过剩并存，供给与需求不对称增长，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过分依靠各种资源的大量消耗去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严重依赖，使得这种增长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约束的边界，我国主要矿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大，从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此外，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锐减，目前，我国缺水总量约为300亿～400亿立方米，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我国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并且耕地后备资源非常紧缺。一些地方用地粗放，浪费严重，土地承载压力空前突出。这种“不择手段”、“不惜代价”、“血拼式”经济增长方式极大地影响了未来发展。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被动地位。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产业分工的总体格局中我国承担了重要角色，中国的加工工业已经成为国际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是我国对外贸易总额2004年虽已跃居世界第三位，而加工贸易出口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分别占到55.3%和57.1%的份额。我国加工贸易的特点是技术开发严重不足，关键技术大多掌握在外商手中，或者主要依靠引进；销售和服务网络也基本为外商所控制，利润的大头在别人手里，我们只是承担中间加工或者组装的任务，收取少量的加工费。中国成了“世界工厂”，而工业污染也留在了中国。同时，对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产品研发、销售网络、市场开拓等则重视不够，不仅丢掉了利润的大头，而且也严重制约了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分析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九五”计划时期就已明确提出，至到今天仍然把它作为重要任务，虽然取得了一定改善，但效果并不很明显。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三方面:观念因素。一是快速发展思想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个人、企业和政府都进入了“短线竞争”状态，力图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改变贫困状态，以短期内可以见效的手段争取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整个社会充满着“初见成效”的迫切心情，希望取得立竿见影的成绩。二是简单地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扩张，而经济发展包括经济效益、人民生活实际水平的提高和科技进步以及环境质量的改善等丰富内涵。但长期以来，人们比较注重经济的增长，把主要精力放在增长速度的提高和数量的扩大上，而不注重效益的提高。三是没有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体制因素。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管理体制的转变往往是呈正相关的。但是一个旧体制的完全退出和一个新体制的全面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特别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竞争，不仅是企业间竞争，更大程度上是政府直接参与的地区间竞争，最大限度利用不可流动的要素去吸纳可流动性要素。历史因素。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比较粗放，也有其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解决有无、追求总量的增长，是最紧迫、最现实的任务。即使是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我国的基础设施仍然相对落后；解决住房、交通等基本需求的任务仍很繁重；况且，我国农村还有2610万绝对贫困人口，城市需要政府给予最低生活补贴的人口也高达2200万;解决城乡庞大的劳动力就业更是一个长期的突出问题；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占优势的格局还将长期存在。因此，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发展速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意义

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过四次大起大落，对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带来了较大冲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地方政府和企业把注意力放在上项目、增投资、扩大经济规模上，出现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了投资需求膨胀的态势。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的短期扩张能力较弱，难以适应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出现产业瓶颈的制约。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原因，防止这种顽症的反复发作，使国民经济进入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切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经济发展必须保证一定的数量和速度，这是任何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经济发展不能只重数量而不顾质量，只要速度而不讲效益。因此，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对增长速度的过度依赖和基础产业比重过高的状况，转向依靠科技进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才能切实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减轻资源环境压力，维护经济安全、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长期以来，我国以粗放方式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重要资源的外贸依存度过大或过快上升，将存在着明显的市场、价格风险和安全问题。面对不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要实现我国经济安全发展，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原材料等的进口依赖，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健康安全发展。

经济增长范文篇6

关键词：河南省嵩县；乡村旅游业发展；新型城镇化；经济增长

乡村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其规模大、发展快、关联广的特点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很多相匹配的地方，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尤其是乡村旅游业的就业吸纳力强，对吸引城镇人口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新型城镇化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而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又能加快城镇开发，美化城镇环境，巩固新型城镇化水平，为旅游业的发展和消费需求空间创造提供更多有利条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支撑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推进,乡村旅游业发展成为新一轮城镇化发展的关注点和热点,而推进乡村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共同发展过程中，要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入，让其形成较大的产出，以促进地区经济稳步持续增长[2]。可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科学引导新型城镇化，与地区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关联性。因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业发展之间内在关联与影响效应到底如何，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重要命题。本研究结合河南省嵩县实际，探讨乡村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对河南省嵩县经济增长的影响。

1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嵩县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南部，地处豫西伏牛山生态核心区，位于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的分水岭地带，总面积3009km2，辖16个乡镇322个行政村，人口62万，其中农村人口53万，人均耕地不足0.8亩，素有“九山半岭半分川”之称，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境内旅游资源丰富，境内自然景观秀丽，人文景观独特。山岳奇石景观方面，有白云山、玉皇顶等；森林景观方面，有唐代银杏林、高山杜鹃、原始森林等；潭瀑水域景观，有高山天池、陆浑水库、九龙瀑、双龙瀑布等；物候气象景观方面，春有鲜花、夏有绿萌、秋有红叶、冬有雪韵。这些自然景观天然而成，构成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而在人文景观方面，有以两程故里、伊尹祠、庆安禅寺、万氏佳城等。近几年，嵩县坚持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之路，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重要抓手，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县为载体，通过景区带动、公司合作、社会帮扶、美丽乡村建设、易地搬迁等方式，让嵩县的发展因旅游而富，让乡村因旅游而美，让贫困县因旅游而兴，形成了“旅游带动、脱贫加快”的良性发展局面。2016年，全县接待游客1200万人次，实现综合收益37.6亿元，旅游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例达68%，全县贫困人口由2011年的8.46万人减少到2016年底的4.67万人，嵩县用实际行动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旅游带动城镇开发以及经济发展新路子。近年来，嵩县发展乡村旅游，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践路径主要是：以白云山、木札岭、天池山景区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龙头景区，通过旅游的带动功能发挥，推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业全面协同开发，实现当地居民就地就业，推动就地城镇化。如2014年9月，瑞贝卡集团入驻白云山景区,建设白云山部级旅游度假区，涵盖车村、白河两镇，面积近600km2，形成了四大旅游综合体，既连通了景区，也开发了当地的城镇，还发展了地方经济。木札岭景区的龙王村曾经是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原来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拥有农家宾馆150多家，标准化床位超过6800张，人均纯收入超过3万元。目前，农家宾馆已经遍布周边5个行政村，当地农民逐步向商业零售、旅游客运、旅游工程等行业延伸，实现了旅游服务与乡村开发以及城镇化进程加速的有效对接。嵩县县政府也加大对景区投资开发的力度，在景区建设、乡村旅游住宿与商品生产等领域进行扶持或奖励。带动了这些区域的旅游配套设施逐步完善以及一些旅游新兴业态的产生，也带动了一些项目的建设与完善，如天桥沟自驾游营地、滑雪场、木札岭漂流等建成开业，初步形成了“白河-天桥沟-木札岭”旅游住宿一条线。直接带动了白云山和木扎岭景区当地农民的就业，初步统计约500多人实现就地就业。而整个乡村旅游的发展，大致解决了当地农民就地就业1万余人，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

1.2变量选取与方法，在分析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一方面研究旅游与城镇化关系的相关文献。如舒小林，刘东强，齐培潇[3]利用协整分析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1988—2012年之间的城市化率和旅游收入关系进行了动态分析，得出城市化率在30%左右，城市化率和旅游业发展之间有一些差别，他们得出城市化率在30%之后，旅游业对城市化率的作用效果会更加明显。王兆峰，龙丽羽[4]以凤凰县为例，分析了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两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指出旅游业在政策制度的外部环境下，通过宏观动力——旅游经济效应、中观动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群差异化布局，以及微观动力——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市场需求和交通可达性的动力机制系统，驱动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唐鸿，刘雨婧，麻学锋[5]在新型城镇化内涵、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关系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产业生成周期视角分析两者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旅游业的就业及收入效应表现较好，城镇化的社会、经济及生态方面表现突出。另一方面分析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如赵磊[6]采用多种精细前沿性计量经济方法对1999—2009年之间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并归纳了旅游业通过作用于城镇化，有效挖掘城镇化建设潜力，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得出旅游业对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徐春红，丁镭，董鸿安，苏攀达[7]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2000—2015年的旅游业及经济发展相关指标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和面板计量回归方法，分析了旅游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率时空演化格局，探讨了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浙江省及11个地市的旅游业发展在前一段时期内与经济增长率总体都呈现递进上升趋势，但经济增长率在后面一段时期却出现降低的趋势，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蒋韬[8]基于生态足迹的视野,计算出了西部地区11个省（区、市）生态旅游消费需求与旅游业发展两方面的综合得分和两者的协同度。实证发现,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消费需求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呈现勉强协同或者不协同的状态。此外也有少数文章研究了旅游与城镇化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刘佳，杜亚楠，张广海[9]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业、城镇化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序演化和空间差异特征，探讨了在城镇化进程中沿海地区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研究表明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业、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两两之间的交互作用较为显著。黄震方，陆林，苏勤[10]指出要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尤其要将乡村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同步推进，加大投入,实现城乡旅游业互补和协调发展，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现有研究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研究空间可以弥补：一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以分析旅游业与城镇化两者关系的文章居多，比较缺乏对旅游业发展、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于某个具体区域实证或案例的研究比较缺乏，如对县域方面的具体研究几乎没有。而乡村旅游的重点和核心正好都在县域，县域有着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先天优势，各城镇都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因此，解剖县域乡村旅游业发展、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发展新阶段深化旅游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助推河南省嵩县可持续和跨越式发展意义重大，本研究试做初探。有鉴于此，笔者结合上述研究成果，尤其是在指标选取、研究方法上的一些经验做法，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衡量河南省嵩县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记为DQSCZZ），选取人口城镇化率作为衡量河南省嵩县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指标（记为XXCZH），选取乡村旅游业增加值与旅游业总值的比值作为衡量河南省嵩县乡村旅游业发展情况的指标（记为XCLY），在数据收集上，通过实地调研和查找《河南省嵩县统计年鉴》两条途径来收集，以河南省嵩县2000—2017年的相关指标数据为实证分析的样本数据（限于篇幅，不再对具体数据一一列出），分析乡村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对河南省嵩县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消除直接回归带来的系数过大现象，通过取对数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记为lnDQSCZZ、lnXXCZH、lnXCLY，用dlnDQSCZZ、dlnXXCZH、dlnXCLY分别表示各变量的一阶差分。运用Eviews8.0计量软件进行协整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为避免乡村旅游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增长等数据之间出现的“伪回归”现象，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由表1知，lnDQSCZZ、lnXXCZH、lnXCLY都是经过一次差分即变成了平稳的序列，说明乡村旅游业发展、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可以通过EVIEWS软件进行最小二乘法运算，以确定其协整关系存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下面先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2.2滞后阶数的确定，滞后阶数的确定是为了确保最好的回归效果，通过多次实验，选择滞后2期时候的模型是最稳妥的，结果也是最理想和最有效的，而通过其选择准则的取值情况也可以发现选择滞后两阶是最合理的，如表2所示。

2.3协整检验，为了获取最佳的模型，尤其得出变量之间的迹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P值分别为0.0001、0.0002、0.0235、0.0498等，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表明3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在95%的置信水平下，河南省嵩县的乡村旅游业发展、新型城镇化与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这是因为开发乡村旅游可以为地方居民提供更多休闲消费场所，激发旅游消费空间，从而为乡村旅游业发展提供持久推动力，而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居民就地就业机会，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两者的相辅相成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嵩县的实际更是应证了这一点，近年来，该县按照持续建设“5A嵩县”的发展理念，全力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县，着力推动旅游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大力实施“572510”工程，即每年打造5个特色小镇，三年覆盖全县16个乡镇；提升7条生态景观廊道，建设25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发展10条沟域经济带、10个农业休闲观光园，坚持“一沟一品、一岭一特色”，打造车村白云花谷、白河云岩寺河谷等沟域、岭域经济带，重点发展田湖闫庄川区、高都川区等休闲农业片区，做到以点穿线，以线带面。如近年来，旧县镇仙女潭休闲度假区、田园牧歌农业采摘观光园、田湖镇豫西民居风情园等一大批农庄建成开园，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些乡村也实现了从“美丽乡村”到“经济明星镇”的华丽蝶变。结合上述实际，同时，用最小二乘法确定其协整关系用公式表达如下：lnDQSCZZ=0.3875lnXXCZH+0.5648lnXCLY（1）（5.8601***）（6.5462***）AdjustedR-squared：0.9456Durbin-Watsonstat：1.8534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调整后R2取值为0.9456，说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D.W值为1.8534，接近2，表明该模型序列相关性不明显，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度。协整关系（1）表明，河南省嵩县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水平都产生正向影响，从其系数来看，乡村旅游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即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促进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0.5648个单位（新型城镇化为0.3875个单位）。

2.4Granger因果检验利用Granger因果分析法对河南省嵩县乡村旅，游业发展、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再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一方面，从短期看，乡村旅游业发展仍然是河南省嵩县经济增长的原因，这说明了短期内乡村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呈正效应。河南省嵩县正处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时期，仍然有提升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如近年的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嵩县将旅游开发与三大产业融合紧密结合起来，坚持融入景区、服务旅游、体现产业特色的原则，推进旅游与农业、林业、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嵩县融乡村游乐、美食体验、森林康养等于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业发展路径，吸引游客吃在农家、住在农家、玩在农家，使乡村旅游服务成为嵩县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色主导产业和稳定增收来源。可以说，旅游的发展，游客的不断涌入，真正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活水”来源，真实地诠释了旅游发展促进城镇开发、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山乡巨变路径。

3结论与讨论

3.1进一步加快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开发乡村的特色旅游资源，吸引外部旅游消费市场，带动当地人口就地参与旅游经营服务实现就地城镇化，因而具有明显的培育优势产业、增强城镇发展能力的造血功能。下一步就是要高质量发展乡村特色旅游，真正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使乡村特有的青山绿水、有机生态食品、乡土文化的价值逐步得到体现，乡村文化价值得到创造性复活，乡村价值得到极大提升。在巩固和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同时，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3.2进一步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要，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业，吸引居民就地就业，吸引住、留住居民进城，真正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巩固城镇化发展水平。乡村旅游应坚持政府主导、规模经营、分类开发、重视人才的发展道路,更好地服务于城乡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稳步提高农村的城镇化质量,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小康社会的均衡发展。

3.3进一步促进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发展新阶段要响应新时期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挖掘乡村旅游资源，促进乡村食品、农产品加工以及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同时，要充分利用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通过乡村旅游业开发引导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将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结合起来，推动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全新的动力[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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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范文篇7

1.经济增长与名义就业的协整分析

本文对1992－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GDP)与名义就业人数(L)进行协整检验。为了消除异方差得到较平稳的序列，首先对1992－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名义就业人口数L进行对数化处理，取对数后的变量用LNGDP和LNL表示，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用D(LNGDP)和D(LNL)表示。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在检验协整关系前，必须用单位根检验来判断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只有两变量是一阶单整的前提下，它们才有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表1GDP与名义就业ADF检验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D(LNGDP)和D(LNL)都是平稳的，而LNGDP和LNL都是不平稳的，即D(LNGDP)和D(LNL)是I(0)，而LNGDP和LNL是I(1)，因此，我们认为两者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经济增长与名义就业的协整分析。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提出的两步检验(AEG检验)法对LNGDP和LNL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相应的得到了LNGDP和LNL之间的回归方程。

LNL＝10.27025＋0.079439LNGDP（1）

利用Eviews5.0得到了回归方程1相应的统计特征，其中D.W=0.410679,由此可以初步判断回归模型存在自相关。通过对回归模型残差序列的Q统计量、序列相关图和2阶LM检验可知，该回归方程确实存在1、2阶自相关，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序列的修正。

(3)模型的修正。由于公式1的回归方程存在着1阶和2阶的自相光，因此我们需要用AR（1）和AR（2）对其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回归方程如下：

LNL＝10.18760+0.086568LNGDP＋Ut

Ut=1.297247Ut-1-0.696507Ut-2(2)

修正后回归方程的D.W＝2.097864,可能不存在自相关，通过对修正后方程残差序列Q统计量和序列相关图的进一步分析可知，修正后的回归方程不存在自相关。

(4)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在得到对LNL和LNGDP修正的回归方程后，我们将进行AEG检验的第二步，即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其检验结果表明，ADF值＝-3.747880，5％水平下的临界值＝-1.974028，ADF值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由此说明修正后的LNL和LNGDP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也就说LNL和LN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是由于其回归方程的弹性系数只有0.086568，所以两者间的这种协整关系不是很明显，经济增长对名义就业的拉动作用不显著。

2.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的协整分析

在对经济增长与名义就业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后，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本文选取1992－2006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生产要素法测算的有效就业人数RE进行协整分析。同样，为了消除异方差我们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取对数后的变量用LNGDP和LNRE表示，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用D(LNGDP)和D(LNRE)表示。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对变量序列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下：

表2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变量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由表2可知，LNGDP和LNRE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他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即LNGDP和LNRE都是I(1)序列。由此可见，两个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2)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的协整分析。运用AEG检验对LNGDP和LNRE进行协整分析，得到如下的回归方程：

LNRE=6.868501+0.318509LNGDP(3)

运用Eview5.0对回归方程(3)的统计检验可知，其D.W=0.463620,由于其D.W值过大，可能存在自相关的问题。通过对回归方程(3)残差序列Q统计量和序列相关图的进一步分析可知，回归方程存在1阶自相关，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序列的修正。

(3)模型的修正。本文选取广义差分最小二乘法中的H-L法对回归方程（3）进行重新的修正，以便消除序列间存在的自相关。修正后的回归方程为：

LNRE=7.410613+0.203678LNGDP(4)

对回归方程（4）进行统计分析可知，其D.W＝1.479183，其D.W值在合理区间内，修正后的回归方程可能消除了1阶自相关的影响。通过对修正后方程残差序列Q统计量和序列相关图的进一步分析可知，修正后的回归方程已不存在自相关。

(4)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对修正后回归方程（4）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检验结果表明,ADF值＝－2.830199,5％水平下的临界值＝-1.974028，ADF值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由此说明表明LNRE与LNGDP两个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由于修正后回归方程的弹性系数为0.203678，所以我们可以认为LNRE与LNGDP间存在着显著的协整关系，经济增长对有效就业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二、经济增长对名义就业和有效就业拉动关系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的讨论可知，中国在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对名义就业没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似乎奥肯定律在中国失效了。可通过对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的协整分析可知，前者对后者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这两种鲜明的比较结果引发了我们的思考，经济增长对就业率是否有拉动作用？是怎样的内在作用机制导致了这种鲜明的对比结果？要想解答这些疑惑，我们首先需要弄清名义就业与有效就业的关系。

1.名义就业与有效就业的关系

根据有效就业理论可知，有效就业是名义就业中不存在隐性失业时的就业数量。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有效就业是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的就业，它反映了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体现了就业的质量标准。据此我们可以清晰的描述名义就业和有效就业间的关系。

有效就业＝名义就业－隐性失业（5）

2.比较分析的结论

通过公式5可以看出，隐性失业是有效就业与名义就业间的关系枢纽。所谓隐性失业，是指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构成失衡，劳动力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由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需要量而出现的部分劳动力的闲置现象。隐性失业显性化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对名义就业和有效就业拉动效应不一致的原因，也是经济转型期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初期，大多数的企业烙有很深的计划经济印记，中国的国有企业生产率很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出现了大批的闲置工人，企业的隐性失业现象十分严重。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体制改革，国企纷纷实施减员增效的策略，导致了大量闲置工人的下岗，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开始显性化了。隐性失业显性化，一方面使企业消化了多数的闲置人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企业产出增加，国家经济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大量下岗工人的出现使得名义就业人员减少，相反由于企业内部对一部分无效就业人员的消化使其转化为有效就业人员，导致了有效就业人员的增长。由此可知，经济转型期间中国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导致了经济增长对有效就业和名义就业拉动效应的迥异。

三、政策与建议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名义就业和有效就业差距明显，隐性失业问题严重，隐性失业显性化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大量的下岗工人就业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有效就业率，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健全完善劳动力市场

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合理分配人力资本的特点，对闲置的人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首先，由于摩擦性失业的存在，导致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直到获得就业岗位前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差，提高人力资本市场的工作效率可以大大减少时间滞差导致的暂时性失业；其次，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劳动力供求结构上的失衡会出现结构性失业现象，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预警机制，迅速调整市场需求结构能较好的缓解结构性失业带来的就业压力。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在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很落后，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量不是很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还能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

3.实现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

通过本文的协整检验可知，经济增长对有效就业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由于一定时期内劳动力的数量基本不变，所以提高有效就业能够减少无效就业，降低隐性失业率，最终促进就业结构和就业环境的良性循环。从长期的角度看，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就业率提升的内在动因。

参考文献：

[1]蒲艳萍:有效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检验[J].人口与经济，2006年第l期:55-59.

[2]吴宏洛:奥肯定律变异的分析与解释—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思考[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3第4期:31-33.

经济增长范文篇8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交通运输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其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总结这一关系中重要的一方面，即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并提出新的思路。

2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基础、结论，本文将其概括为6大类：

(1)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分析。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他的着作中对运输经济问题有较多论述，如“运输和货币变成了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也就越是重要”。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经典三段论更是被反复引用，斯密认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这体现的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运输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区位论、城市群理论、点-轴理论、交通经济带理论、运输通道理论等。如韦伯（Weber，1929）建立了模型，用运输成本来决定制造业的区位。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点—轴理论”，认为“发展轴线由以交通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构成，干线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农业地区为发展的主体部分，生产力开发以‘点-轴’模式展开”。

(3)经济史、运输发展史分析。国外以李斯特（Liszt）、道格拉斯•诺思（D.C.North）为代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总结出“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进国家财富、人口和政治力量的增长”。诺思通过分析1750—1913年海运费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海运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变迁降低了海运费率，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国内以荣朝和、韩彪、熊永钧为代表。其中荣朝和提出“运输化理论”，认为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韩彪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交替推拉关系”，认为现代运输业成长过程中可分为“剧变期”和“渐变期”。熊永钧提出了“运输成本阈值”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不应将运输简单地理解为阻碍市场活动的常量，而应将其看作变量。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只是运输成本降低到某一个“阈值”时才出现的。

(4)发展经济学观点。以罗斯托（Rostow）、赫希曼（Hirschman）等人为代表。罗斯托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阶段之前”。赫希曼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又进一步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的核心可以严格限于交通运输及动力。

(5)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这是近期运输经济研究的主流，但已经出现计量方法应用过度的趋势，忽视了对内在规律的探究。较有价值的包括D.A.Aschauer（1989）应用CD生产函数，对美国1949—1985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总产出对公共资本存量的弹性为0.39。汪传续（1999）与张国强（2004）分别用灰色系统协调模型和DEA模型，测算了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王家庭（2009）基于我国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调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交通运输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着作用。

(6)投入产出分析和项目评价分析。汪传续（2004）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交通运输的前向、后向波及效应和总效应，并根据1997年投入产出资料计算了交通运输业对GNP和劳动就业的贡献。项目评价主要运用成本—收益法，评价某交通运输项目。

3现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

传统的运输与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然远未完善，对许多现象仍缺乏解释力。斯密论述的“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广得多的市场，从来各种产业分工的改良，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河一带”。而中国自古以来，具有发展内河航运的优越自然条件和领先的航运技术，却只能促进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没有孕育出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是斯密的命题所不能解释的。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运输费用甚至被简化掉了。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中，为便于分析的数学化，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概念。正如迪肯所作的比喻（Dicken，1990），“所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分工、生产、交换、消费，都只发生在一个针尖上”。此后，运输费用被引入，作为生产中的纯消耗添加到生产函数中，但仍然是外生变量。并且这种处理使得在古典经济学中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变为了负面作用，发展交通运输似乎只是为了克服经济中的阻碍，交通运输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不再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交通运输作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关注。发展经济学家试图用欧美国家发展经验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然而无论是大推进理论还是非平衡增长理论，都将发展交通运输看作是资本积累过程，认为大规模的交通投资将像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的作用一样，使发展中国家走向快速增长的道路。但是无论是没发展起来的苏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还是实现了长时间高速增长的中国、“亚洲四小龙”等都没有经历一个显着的交通大发展时期，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的作用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的成果，使之前对这一问题历史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实现了定量的测算。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如最常见的用铁路、公路线路里程或投资额、客货运量作解释变量，用GDP或人均GDP作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得出二者的相关性，并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而在投资额的估计参数中，无法区分是投资行为还是运输能力形成后导致的经济增长，而如果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大，则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而不是投资其他基础设施。又如用投入产出法，由于统计方法的设计，交通运输总产值增加必然导致生产总值的增加，不能解释其作用机制。再如，无论是用灰色系统模型还是DEA模型分析交通运输与经济的有效性和协调性问题，都是一种事后检验，并且也是各种运输方式或各地区、各时期的相对协调性，不能解释交通运输总体对经济增长的事前作用。

4新兴古典经济学简介及其研究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好处

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的基础上，应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analysis）方法发展起来的。它关于分工的基本思想是，经济中的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会产生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就越高。同时，分工及其各种经济后果可以在没有交易条件的外生改进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自发演进。

基于以上对传统理论和方法不足的分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以下6点：

(1)斯密将运输费用视为决定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则既包括以运输费用为主的外生交易费用，又引入了信息成本、契约成本、道德风险等内生交易费用。

(2)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配置，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是研究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交易行为和经济增长的，显然更加适合。它也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不需要再借助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对空间、时间等交易过程中的摩擦是忽略的，而交通运输的作用正是克服经济中的时间、空间障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包括运输效率在内的交易效率恰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理论框架天然地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4)新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的非拓扑性质（消费、生产的数量、最优资源配置等），而对连通度、一体化等网络效应予以忽略，而交通运输却是典型的网络型产业，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理论研究者在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时感到困难重重。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同时包括了经济的拓扑性质与非拓扑性质，为分析网络型产业提供了便利。

(5)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可以解释交通运输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原理，而并非只是得出数据上的统计关系。而且通过分析这一作用路径，可以解释我国交通运输发展为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6)借助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自发演进的理论，可以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到底是“推动”、“拉动”、“交替推拉”还是其他关系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

5主要结论和展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交通运输是交易性产业而非生产性产业，对经济增长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交通运输发展通过改善运输条件，进而降低外生交易成本和总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促进分工，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3)分工经济和由于分工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将使折中这个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因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总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将带动交通运输的发展。

对这一问题的展望：

经济增长范文篇9

论文摘要：在目前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过热、出口下调，所以国内消费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消费的作用与地位，分析我国当前要扩大消费的原因和其中所面临的问题，凭借可以利用的有利形势，为探求更大的经济增长空间，提出相关的对策。



1经济增长中的消费

1.1消费与GDP

消费与GDP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宏观经济领域讨论的热点，大部分学者们认为消费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有作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特点是增长迅速。从近期数据来看，GDP由2001年的109655亿元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经历了持续7年的高速发展，翻了一番多，增长速度为世界之最。据专家估计，10年内中国GDP将保持较高增长率。目前，中国的国内年储蓄率超过40%，还将持续15年左右，利用外资已居世界第二。另外，中国潜在的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成本较低，这些都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相当竞争力的几个优势。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区域不平衡与城乡差距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待开发的优势，消费水平与结构的落后、有效需求不足、市场的不饱和蕴含着经济增长的空间。就具体的消费情况而言，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6.8%。分地域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60411亿元，增长17.2%；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28799亿元，增长15.8%。目前，中国居民人均收入早已超过1200美元，正处于消费形态快速变化的时期，消费焦点主要集中在住、行等价值量大的高档商品，汽车、住房、旅游、文化等已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根据2000-2007年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数据显示，总体而言，消费的作用在减弱，投资的作用继续增强，外需的作用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一个发展格局。连续7年我国经济的成长速度在10%左右，这其中消费贡献在40%左右，投资的贡献在48%，外需的贡献是12%左右。这种格局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以内需为主，以外需为辅。

1.2战略调整

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大背景的变化，重新审视“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作用很有必要。目前，虽然投资至关重要，但投资过快增长也加剧了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矛盾，如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及环境等。同时，投资所产生的供给最终要由消费需求来消化，没有消费需求做支撑，往往带来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建设，最终导致供给过剩，引发经济波动。在2007年里，流动性过剩突出、央行6次加息、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都折射出投资的过热。出口固然重要，但对出口的过分依赖将隐藏经济发展的风险。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4.4%，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会使本国经济因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处于被动地位。部分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使我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另外，截至200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53万亿美元。过多的外汇储备将抑制我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同时持有外汇储备的各种机会成本也越来越高，美元资产储备的损失风险也会加大。所以，作为发展中大国，只有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规范与创新相关制度和政策，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经济增长才能获得持续、稳定的动力。

2扩大消费中的有利条件和突出难点

当前，有利的条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消费结构从以衣、食为主逐步转向住、行方面，并开始步入物质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升级转型阶段。这客观上迫切要求宏观经济政策作出调整，以促使需求和供给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2)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供给能力的增强和生产成本的下降，许多高档消费品能够以适当的价格进入大众家庭。新技术的大量应用、销售市场的进一步细分以及市场上充分的竞争，使得消费者直接受益。新产品的不断涌现丰富了市场供给，形成了新的消费增长点，刺激了消费品更新换代。(3)消费信贷快速增长。参考西方国家贷款消费模式，“量人为出”的传统消费思维正经受着革命性的冲击。在购买大宗商品时，向银行申请贷款(尤其房贷)的民众数量不断增加。（4）电子商务的发展如火如荼，网上购物等全新消费模式可随时随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5)买方市场占主导地位。强大的市场供给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6）在区域上，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以及新农村建设战略将是的扩大消费的大背景与契机。目前，影响消费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

2.1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偏高

最近的15年，我国居民消费额的增长一直慢于GDP的增长。与消费率相反，投资率却偏高。而在这期间，总资产贡献率逐年降低，使经济局限于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模式。1990年，中国的投资率为35.2%，2004年上升到43.2%，1990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2%，2004年下降到54.3%。现在，中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0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也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左右。

2.2预期的不明确抑制消费

目前，大部分家庭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压力过大。房地产开发热浪高，房价不断攀升，城镇中工薪阶层有需求而买不起房。教育消费支出占去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也很大。当前，一部分城镇居民和大多数农民缺乏医疗保障，很多都是自费负担医疗，而药价、医疗费用普遍都很高。2007年CPI上涨至6.8%，如今仍在延续。通货膨胀使得很多城市平民积攒下来的财富迅速的贬值。很多数据的增长显得虚有其表，如工资的名义性上涨。未来的不确定性，生计、健康、教育的无保障导致预防动机比较大，形成了较高的储蓄率，挤出了其他消费支付。

2.3收入分配不公

近年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扩大到接近0.5。我国低收入者和中下收入者占总人数的80%。2007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6.3%，农村居民则为43.1%。依据边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占财富大多数的一群人的消费倾向却是很低的。目前收入差距不仅是城乡之间，还有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差距，这将导致社会消费倾向的下降。

3扩大消费的相应对策

（1）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扩大中层阶级。遵循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发展成果的个人分享，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国企职工、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收入水平，制定科学的企业高管人员薪酬量化标准；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和制度改革。同时，改革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实行的2000元的起征点还是比较低），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性，改变全国“一刀切”的做法，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地区适当提高起征点或者部分补贴项目免税。为减少失业人口，大力发展服务业。

（2）确保农民增收，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目前，中西部和广大农村是中国最大的内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①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阻止收入增幅下滑的局面。在取消农业税等措施之后，要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防止“谷贱伤农”的情形发生，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另外，要取消不合理摊派，精简乡村干部，抑制农资产品价格上涨。②通过转移支付体系，减轻农民消费负担，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要构建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③充分吸收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或非务农时段的劳动力。另外，应当尽快淡化二元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证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这有助于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扫除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部分障碍。

（3）保障消费者权益，改善

居民消费环境，加快消费模式更新换代。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增加产品品种，建立商品标识和质量安全认证制度，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完善保障消费者权益等相关法律体系、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工商、质检、物价、卫生等部门的作用，减少因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欺诈行为。推广新型零售业——超级市场、连锁店、专营（专卖）店向镇乡的延伸。这种先进的经营方式、良好的消费信誉和舒适的购物环境，而且注重质量和售后服务，它们的出现和发展增加了当地消费者的信心和购买欲望，使其能放心大胆地消费，从而将潜在购买力转化为实现购买力。

（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壮大保险产业。尽快完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尽力稳定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心理预期。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进一步深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加强对教育收费的管理，消除居民对教育收费的不确定感，增加现期消费倾向。切实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稳定广大在职职工保持正常的收入与消费心态，防止消费倾向进一步下滑及储蓄倾向的非正常上升。鼓励更多的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发挥保险的功能，保障其生活安定，提高消费信心。

（5）完善消费信贷政策，发展信用型消费。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适度消费观念，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提前消费。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消费信贷的贷款消费对象和范围。大力开展消费信贷，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应灵活、多样。

（6）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涉及生活设施的建设，重点是乡镇、村落比较聚集地方的类似于下水道、通讯设备的农村电网、电视网、自来水建设，之后便是涉及农户厨房、卫生等方面的建设。2008年初，财政部与商务部在三个省率先进行“家电下乡”工程试点，政府对农民购买家电给予13%的资金补贴，这是项重大财政政策创新。这种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以企业为主体，工商联手开展的惠农促销模式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陈太明.中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7,(10).

经济增长范文篇10

从1965年开始，东亚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经济平均每年增长率为5．5%，这是亚洲其他国家和OECD国家的2倍、拉美国家的3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25倍，如此快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1995年克鲁格曼在评价“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时指出，“东亚非凡的增长纪录只不过是由投入的迅速增长而创造的，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亚洲经济增长再也不是一个神话”。克鲁格曼主要是利用Young(1994)的研究结果得出这一结论的。Young(1994)利用索罗模型推算出了东亚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结果表明，即使在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1966～1990年期间，东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仅为－0．3%～2．3%，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1．6%，这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高速增长时期全要素生产率3%左右的增长速度相比，明显偏低。虽然克鲁格曼的观点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接受，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的观点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韩国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从1997年的5．61%降到－5．88%，虽然金融危机过后韩国经济迅速复苏，但起伏不定，呈现V字型的发展趋势。当时克鲁格曼还特别指出，中国与日本相比，对亚洲命运的影响更令人难以捉摸。尽管中国现在还很贫穷，但人口众多，只要生产率水平达到西方国家的几成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迅速发展，1979～2010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9%。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超过2．5亿的人口脱离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亚洲其他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但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带动亚洲经济的整体发展。特别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又一次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率也从2001年的7．98%上升到9%左右。虽然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对克鲁格曼的评价不一，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的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将是以后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增长会计法推算出中国与韩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进而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由于增长会计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比较广泛，为了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变化的影响，本文又利用Malmquist指数从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两方面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二、增长会计法和Malmquist指数法评述

1．增长会计法

全要素生产率最初由Tinbergen提出，经Solow、Kendrick等研究之后，开始得到广泛的研究应用。增长会计法是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将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部分剔除后，从而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种指数方法。索罗在1957年提出新经济增长理论，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投入要素增长率后的残差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因其科学普遍性和简单可操作性被广泛应用，本文采用C-D生产函数，利用索罗残差法来测量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C-D生产函数模型如下:Yt=AtKαtLβt(1)Y表示经济产出量，K表示资本投入量，L表示劳动投入量，A表示技术进步因素，t表示时间，α表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本文中，经济产出量采用中国和韩国的实际GDP增长率，资本投入采用永久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劳动投入采用就业人数和教育年限来表示，β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最终消费率和韩国统计厅发表的劳动所得分配率。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即α+β=1，将式(1)两端取对数后再对时间t求微分，可以得到如下式(2):dYtYt=dAtAt+αdKtKt+βdLtLt(2)用增长率表示，可以写成:y=a+αk+βl(3)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以表示为:a=y－αk－βl(4)用Ek、El表示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E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可以表示如下:Ek=αky×100%(5)El=βly×100%(6)Ea=ay×100%(7)。

2．Malmquist指数法

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种方法就是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DEA分析的优点在于不需要具体的函数形式和分布假设，不需确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Malmquist指数最初由瑞典经济学家StenMalmquist提出的，是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计算生产率指数的一种分析方法。用(xt，yt)表示t期投入与产出关系，则t期生产可能集的产出距离函数可以表示为:Dt(xt，yt)=inf{θ:(xt，yt/θ∈Ft)}(8)D表示距离函数，θ表示技术效率，F表示生产可能前沿。按照Fare等的解释，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应当定义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基准技术之上，所以基于t期和t+1期参照技术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为:Mt(xt，yt，xt+1，yt+1)=Dt(xt+1，yt+1)Dt(xt，yt)(9)Mt+1(xt，yt，xt+1，yt+1)=Dt+1(xt+1，yt+1)Dt+1(xt，yt)(10)基于t期和t+1期参照技术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在经济含义上是对称的，按照Fisher的理想指数，将它们的几何平均定义为综合生产率指数:M0(xt+1，yt+1，xt，yt)=Dt(xt+1，yt+1)Dt(xt，yt)×Dt+1(xt+1，yt+1)Dt+1(xt，yt[]槡)(11)当M0大于1时，说明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改善;等于1时，说明没有变化;小于1时说明全要素生产率退步。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又可以分为技术效率的变动、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动又可以分为规模效率变动和纯效率变动。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1)中国与韩国资本存量的估算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最有争议的就是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数据选择问题，资本投入一般采用存量，在资本存量的计算过程中基期存量和折旧率的计算存在很大的争议，基期存量最直接的方法是国民财富调查法，但因耗资巨大，而且耗费时间长，一般很少有国家采用这种方法。本文采用1951年Goldsmith提出的永续盘存法(perpetualinventorymethod)来估算中国和韩国的资本存量。关于折旧率，胡永泰(1998)采用5%，Young(1994)采用6%，本文经过比较认为孙辉、李宏谨(2010)采用的6%的折算率比较合理，所以本文采用6%的折旧率。韩国的资本折旧率采用韩国统计厅公布的固定资本消耗率。中国的每年投资额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并根据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转换为1978年的不变价格。韩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采用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05年不变价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韩国16个地区的估算也采用以上方法计算，但由于数据的不足，所以估算范围缩小到1995～2009年。本文借用单豪杰(2008)“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中1997年各省市的资本存量数据，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年)》和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1997～2009年中国31个省市的资本存量。根据永续盘存法推算出1978～2009年间中国与韩国的资本存量，结果如图1所示。以1997年金融危机为界，1978～1997年期间韩国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为13．7%，1998～2010年平均增长率大幅下降，只有4．1%。另一方面，中国在1978～1997年间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为10．76%左右，而在1998～2009年期间，与韩国的大幅下降相反，中国呈现上升趋势，增长率达到12．53%。所以从图1可以看出，韩国在1997年以后资本存量变化趋势曲线斜率明显降低，而中国的曲线斜率反而增加。

(2)中国与韩国的劳动投入变化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的贡献不可忽视。在批判克鲁格曼的学者中，有的学者对Young劳动投入变量的选择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亚洲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就业市场的扩大，单纯用就业者数量作为劳动投入的变量明显地扩大了劳动力的贡献率，从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但在目前，只有就业人员的数量是可以统计的，像其他自营业者、小商贩、农民工等因无法统计而被排除在就业人员范围以外，这是采用此变量的一个缺陷。另外，本文采用教育年限法来衡量人力资本的变化，劳动投入变量采用教育年限与就业者数的乘积来表示。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如下:Ht=∑ni=1HEi，thi(12)Ht是t年的人力资本，HEi，t是t年i学历的人口数，hi是i学历的教育年限。中国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各年度资料，韩国的数据来源于韩国统计厅的各年统计资料，根据式(12)计算出中国与韩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与韩国的劳动投入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2009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98年的7．09年增长到8．38年，也就是大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9年义务教育。在中国的31个省市中，北京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东部地区的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图2可以看出，虽然中国与韩国的劳动投入都在增加，但中国的增加趋势明显高于韩国，韩国的劳动投入除1997年金融危机影响以外一直在稳定增长，变化幅度较小。中国的劳动投入虽然一直呈现增长趋势，但变化幅度较大，特别是2000年和2005年由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劳动投入分别下降0．5%和1．4%。

(3)中国与韩国GDP的变化趋势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的重要标志，作为产出变量，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衡量指标，所以本文中产出变量采用了实际GDP增长率。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根据GDP平减指数将名义GDP转换成以1978年为基准的实际GDP，然后计算出实际GDP增长率，韩国的实际GDP增长率直接采用韩国统计厅的数据资料。总体来看，韩国GDP增长率变化幅度较大，特别是在1980年和1998年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1979年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去世后，1980年韩国的各种经济指标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失业率从1979年的3．8%上升到17．9%，经济增长率从1979年的6．8%下降到－3．9%，这次经济波动除政治上的原因外，也与1979年爆发的石油危机有密切关系。1997年亚洲爆发的金融危机再次给韩国经济带来冲击，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投资率的大幅下降经济增长率再次从1997年的5．8%下降到－5．7%，虽然危机过后韩国经济得到很快恢复，但再也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8%的增长速度。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三十多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超过9%。2009年中国GDP总量从1978年的3600亿元增长到65664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中东先进国家水平。从增长率变化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期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经济增长率又逐渐恢复到9%左右。

2．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根据以上的数据和C-D生产函数，计算出1981～2009年中国和韩国的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其结果如下:1979～2009年，中国平均GDP增长率为9．46%，其中资本贡献度为4．43%、贡献率为46．87%，劳动的贡献度为2．67%、贡献率为28．24%，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虽然达到2．36%，但贡献率只有24．89%，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70%以上是由于要素的投入而达成的。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2～2009年中国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率从1981～2001年的23．27%上升到28．88%，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了劳动投入的贡献率。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扭转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发展减慢的步伐，从1998年的7．54%、1999年的7．35%，逐渐又恢复到9%的高速增长期。加入WTO不仅扩大了对外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还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提高国际竞争促进了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韩国1981～2009年平均GDP增长率为6．57%，和中国一样，韩国经济70%以上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引起的，特别是资本的贡献率超过了50%，这说明韩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投入。但是若以1998年金融危机前后为界来分析韩国经济增长的话就会发现，韩国在金融危机以后发展模式从依靠资本投入逐渐转换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1981～1998年韩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7．64%，其中，60%以上是靠资本投入来实现的，25%是依靠劳动的投入;但在1999～2009年期间韩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只有4．8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却达到42%，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下降到32%，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超过了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为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的变化，我们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分别分析了1998～2009年的中国30个省市和韩国16个地区1995～2009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DEA模型中，投入变量采用的是上文中计算出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数据，产出采用的是各地区的实际GDP，Malmquist指数法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1999～2009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则平均改善了0．44%，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这与中国大幅度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有很大关系。在1999～2001年期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1%左右，技术水平却处于增长的状态，技术效率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一期间，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却比经济危机前有所好转，增长率为0．47%。2002～2009年中国的技术效率虽然没有得到改善，但是技术水平继续提高，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0．98%;而此段期间内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各方面效率得到了改善，但技术水平的变化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当然，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Malmquist指数法只是一种相对的评价而不是绝对的评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高于韩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并不说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高于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四、主要结论

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像克鲁格曼所评价的那样悲观，虽然发展的初期是依靠要素的投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模式也在逐渐变化。特别是本文中分析的中国和韩国的例子，两国经济发展初期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发展的，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开始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从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换为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型增长模式，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和韩国从过去的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逐渐转换为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集约型发展方式。2002～2009年中国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率从1981～2001年的23．29%上升到28．88%，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率超过了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同样，1981～1998年期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64%，其中60%以上是靠资本投入来实现的，25%是依靠劳动的投入，但在1999～2009年期间韩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只有4．8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却达到了42%，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超过了资本和劳动的贡献，也就是说两国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发展从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转换为依靠技术进步的发展模式。

(2)中国在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要增强自身的研发能力，提高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和技术的利用效率。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比较，中国虽然每年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技术效率的变化却不容乐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依靠技术水平的进步，还依靠技术效率的改善，所以，中国今后经济的发展需要增强企业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和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