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范文10篇

经济增长方式范文篇1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这是“十一五”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云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应于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对应于较为发达的经济发展阶段。当一个经济体较为落后时，它的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于资源、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因为这时候它没有实力进行大规模的科研投入以实现科技创新。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单靠资源、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已远远满足不了增长的需要和发展的要求，因为这些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率在不断下降。这时候就必须靠技术的进步、靠制度的完善、靠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靠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推动经济发展。从全国来看：尽管我国早在“九五”计划中就明确提出要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表现出比较粗放的特征。我国重要资源的产出效率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年，我国约占世界的’，但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原煤为.%、钢铁为,、氧化铝为、水泥为’。我国用水总量与美国相当，但仅为美国的%/&；消耗每吨标准煤实现的，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从云南来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推进，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云南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具体表现在：科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能源和电力的消耗强度有所下降，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降低。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省经济仍然呈现出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特征：传统产业比重较大，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较低，单位产出的能耗较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推动。尤其是随着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和对资源的过多依赖，各种资源将难以为继。从近年来部分地区频繁发生的“电荒”、“油荒”中，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资源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转变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支撑，甚至会出现资源紧张，带来所谓“增长极限”问题；不转变增长方式，环境将难以承受，人居环境和质量将会恶化；不转变增长方式，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将面临着被发达地区越拉越远的可能，综合竞争力将难以提升。为此，云南必须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今后发展的战略重点，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二、云南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优势和有利条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需要指导思想的转变，更需要技术、资源条件和经济实体基础。特殊的地理气候、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为云南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发展规模化清洁能源工业的优势。云南有丰富的水能、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等资源和洁净煤技术优势，为发展规模化清洁能源工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资源条件。全省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亿&’，居全国第三位，可开发装机容量(多万&’，年发电量约，占全国可开发装机容量的,-.，居全国第一位。云南省每年接受到的太阳能总辐射量约%/)1亿万千卡，相当于-/亿吨标准煤的发电量；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接受的日照时数、日照强度，使云南成为全国最利于开发利用太阳能的地区。此外，丰富的地热资源、多气候带多物种的生物资源和风能资源，为发展清洁能源工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只要我们加强能源资源的调查评价和勘探工作，做好资源开发的统筹规划，提高资源开发的集约化、规模化水平，云南可望成为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工业基地和优先发展地区。"、有发展生物资源开发和创新支柱产业的优势。生物产业以其高投入、高产出、低污染、高效益的特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特色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省是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广阔的山区为各种动植物生长提供了无限的空间，生物资源优势十分明显。特别是随着“九五”、“十五”以来的大力培育和发展，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工程取得明显成效，烟草、茶、胶、畜、林等传统优势产业继续巩固提高，绿色食品、天然药物、生物制药、花卉等新兴生物产业快速成长，加快生物产业发展的人才、技术、环境条件逐步形成，良种繁育、生产、加工、销售和推广体系逐步健全完善，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产业已成为我省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有发展旅游业和其他现代服务业的优势。高度发达的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云南山川秀美、人文荟萃，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随着近年来的大力扶持和发展，旅游景区景点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善，接待能力和接待水平不断提高，旅游竞争力不断提高，云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旅游客源集散地和旅游经济强省。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全省金融、保险、物流、通讯等现代服务业和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传统服务业快速发展，占经济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稳步提高，既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我省加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条件。、有扩大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只有大开放才能大发展。云南处于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和沟通太平洋、印度洋“两洋”的战略枢纽地带，连接,个国家，邻近"%个国家，面对资源富集和拥有"-亿人口的东南亚、南亚两大市场，地缘优势突出。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云南国际大通道战略的实施，全省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极大改善，开放开发环境向好的方面发展。只要我们充分利用这种优势，积极引进来、走出去，大力发展与周边国家产业合作和贸易往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就一定能够形成依托对外开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性互动格局。%、有一定的技术和人才优势。长期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使我省在优先发展清洁能源、生物产业、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多方面，积累了比较雄厚的技术、人才优势，为我省调整产业结构、创新发展模式、着力自主创新、进一步转变“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奠定了基础。

经济增长方式范文篇2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能同时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快速地发展，或者它虽然发展了，但会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觉不自觉地更重视任期内经济增长的“量”、形象变化的“快”、对外影响的“大”，而对基础性的工作热情不高、对事关长远的事用心不多、对见效慢的任务关注较少等等，那种在错误发展观的支配下干出的所谓“政绩”，往往是不科学的、只注重眼前发展的。

□在中央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之后，同样要坚持科学的改革观。这几年国家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涉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关企业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房改、医改、车改等改革措施，倾斜性严重，不少改革措施被一些集团利益，被一些人为因素所左右，许多改革方案政策措施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

高代价的增长

火热的夏季，国家统计局在7月16日公布了同样火热的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8773亿元，同比增长9.7%，为1997年以来同期我国经济最高增速。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国经济向着民族振兴的目标大道上前进并取得快速发展之时，中国发现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GDP实现了多少、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而是首先要回答“中国今后选择什么样的、适合国情的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即发展思路的革命问题。

在不久前浙江省委的一次专题学习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如果不能同时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快速地发展，或者它虽然发展了，但会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年均GDP增长9.5%)是令全世界瞩目和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但同样付出了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曾付出过的惨重的资源、环境等成本代价。马凯在浙江作报告时指出：“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我国目前还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突出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发展隐患。”

在投入方面，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格鲁特曼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即从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投资来看，我国在“六五”期间是1.8亿元，到了“十五”前三年上升到4.99亿元，也就是说，我国创造1元钱GDP需要的投资竟然接近了5元钱。这足以说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在我国更多的是靠粗放的投资去拉动的。以浙江省为例，2003年，该省以22%的电力增长、38%的投资增长换来了14%的GDP增长，投入4900亿元，产出9200亿元。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最近呼吁，浙江再也不能用38%的投资支撑14%的经济增长了。

在能耗方面，以水资源为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数却只有0.4，相当于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每万元产值的用水量高出了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2003年，我国实现的GDP，按现行汇率计算为1.4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GDP的4%，但为此消耗的资源，包括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分别约占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消耗的资源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很多。

高消耗换来了高增长，也带来了高排放和高污染的问题，现在，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出10多倍。

不协调的问题则更明显，经济增长的不协调体现在三个短板：一是农业的短板，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二是服务业的短板，中国现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6.4%，还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45%，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社会物流总成本比发达国家高出近1倍；三是行业中的短板，中国的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许多关键的、高技术的设备都要依赖进口。除此之外，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不协调，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的发展、与人们的收入分配、与就业形势、与人的全面发展、与体制的创新等都存在相对失衡的不协调问题。比如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披露，在191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中国医疗体系健全性方面的排名是144位，而每个中国人的卫生财务负担排名是倒数第四；再比如我国的基尼系数(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体系)，2000年高达0.417，早已超出了发达国家平均0.338的警戒线，差距在拉大，人民内部矛盾也在上升，从1993年到2003年，因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每年按17%的比例在增长。等等，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失衡现象值得警惕。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一些发达国家现在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发展模式，而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只有33%，工业用水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25%和20%。

以上几个问题的集中，最后就体现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低效率问题上来，我国当前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德国的1/32，资源产出率和土地利用率也都低于世界水平。

大量的事实证明，从整体上来看，尽管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并引导着人口资源的可持续发展，90年代初，也曾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经历过，但目前看来，中国却不得不面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

从眼前来看，2003年，中国经济实现9.1%的增长，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却明显地呈现出资源短缺、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扬、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巨大压力，2004年的拉闸限电安排表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在这个炎热夏季里最关注的一个信息，而中国企业、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的企业，普遍面临着全年性缺电的苦闷。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但按照现在的资源、能源消耗方式，专家认为中国将很难承受。正是在这样一种客观现实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构想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统筹兼顾”的发展观，得以在过去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充实、综合和提升，以此为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纲领。浙江省委党校发展研究所所长郭祥才认为，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不是否认过去的成绩，而是对我国过去增长方式的一种纠偏，是通过科学的发展方法，来解决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

增长方式的变革招商局的“创举”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发展思路，无疑具有根本性的变革意义，然而，用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在后工业时代的或者说是高级形态的发展模式，来解决当前中国还处于低级形态的发展问题，究竟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呢？显然，“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执行问题，比其提出更具挑战。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资本外溢的名声在外，近些年，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西部地区招商工作的必争之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以至于这些外来的招商官员如何开展工作，各路人马如何各显神通自然更是不一而足。

但有一种极不正常、却在某些招商官员的引资工作中屡试不爽、甚至被称为金科玉律的“招商先找当地环保局”的怪现象却蔓延开来，“这些招商官员的工作套路往往就是跑到当地的环保局要一份招商项目的名单，然后效率极高地完成相当一部分的招商工作。”一位知情人士痛心地告诉观察记者，“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份所谓的‘招商备选名单’恰恰正是某些东部地区的环保部门所抛弃的一些环境评估不合格，存在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等情况，而被当地经济发展所淘汰的企业项目，到了某些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官员眼里却如获至宝、成了引资的重点目标。”

这种招商思路的直接后果，是这些年官员、专家、学者们对“我国的工业污染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仍走在东部地区曾经走过的老路上，实践证明，在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背后，付出的是更惨重的资源、环境和成本代价”等等绝不仅仅是危言耸听的广泛担忧。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浙江省委党校发展研究所所长郭祥才指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新出现的不科学、不规范的梯度转移，显然违背当前全国正在贯彻的科学发展精神。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条件不同，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是可以有所区别，不过绝不能因为落后而成为高污染、高能耗的理由，所以应该坚决制止。”

然而，针对这一现象的评价，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一些从事微观经济研究的学者们的观点相对折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分析指出：“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从全国的角度来要求的，因此，作为不同地区的中西部和东部在把握上肯定会不太一样。相对而言，先发展的东部地区对环境、资源等代价的体会会更深一点，具体到对企业、对项目、对产品的选择上会更容易接受‘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而中西部地区当前则明显地主要考虑经济效益，客观上会造成先发展经济，再讲‘科学发展观’的思路。”他补充说：“因此，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到东部地区的环保局找被抛弃项目肯定是错误的，但是要完全地评价这种欠发达地区的招商思路，应该是很复杂的，我认为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走出四大误区

采访中，一些地方官员在“科学发展观”精神的把握上，还存在着“先发展，再讲科学发展观，进行治污，然后调整产业”的思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诸如“科学发展观是不是中国对未来发展的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选择？”、“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是不是要我们放慢发展速度？”等疑问，对此，本刊根据采访所得，作些解答，认为要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应该走出四大误区。

误区一：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从世界发展实践角度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并没有意识到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在步入后工业社会后，为解决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构想，是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高级形态的发展意识，于是就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作为后发国家，目前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提科学发展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

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他们忽略了重要的“历史环境”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从工业文明走向知识文明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全球化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包括其他任何后发国家都不可能、也必须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走“渐序”发展道路，而应该走后发型的“跨越”发展之路。“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高级形态的发展要求和低级形态的发展条件结合起来，为中国选择一条最佳的后发现代化道路，制定出更加科学的战略和决策，这是世界实践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必须实践”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以后再说”的理想和所谓的“空想”。

误区二：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要放慢发展速度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理念之时，也正是从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充分暴露的关键时刻，所以，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提“科学发展观”，其实就是为当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找一个理论依据，是有意放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有人认为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阻碍。

这显然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种狭隘的误解，固然，提出这一理念有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投资增长过快，能源、资源紧张，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的总结，但绝不仅是如此，“更多的是站在整个时代、整个世界的高度，对世界现代化历程的考察，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发展观的研究基础上，对我国过去20多年快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总结，尤其是面向21世纪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下提出来的。”郭祥才教授指出，“如果不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按照目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我们要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面临极大压力，甚至于再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经济社会必将遭遇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到时候就更难解决。”因此，专家们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新构想，不是要放慢发展、阻碍发展，而是用前瞻性的发展方法，来解决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中已出现或将出现的问题，是为了要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误区三：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否定过去的成绩

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社会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拉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社会不稳定等等。那么，提出“科学发展观”新构想，是不是表示对过去发展成绩的否定呢？浙江省委党校软环境研究所所长盛世豪指出：“这绝对不是对过去成绩的否定，而是对市场行为的一种纠偏。”因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以上这些问题，是伴随着大发展、大进步而带来的问题，如果没有发展，也就没有这些问题，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发展中的问题，而不能否定成绩。对于问题的解决，摆在中国面前的就是这样两条路：一是先解决问题再发展，二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我们所选择的，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在发展中解决过去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且，“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是对执政党过去思想、理论的总结和提升。

误区四：把“全面”、“协调”、“统筹”看成是走“均衡”之路

中国理论界和政界过去存在一种看待发展的错误逻辑，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均衡-不均衡-均衡”这样反复的发展道路，因此，现在提出“全面”、“协调”、“五个统筹”的理念，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不协调进行调整，就是回到了“均衡”之路。

实际上，“均衡”与“不均衡”永远都不是分阶段存在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显然不是要求先发达的城镇停止发展，等着中国农村的发展，不是要求东部地区暂停发展，等着中西部地区一起“均衡”发展，而是纠正过去一味追求GDP为准、一心发展城市的思路，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按照系统发展的要求，保持科学的比例关系发展，从而达到一个最佳的发展效果。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树立正确政绩观

从理论上分析，“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就是高级形态和低级形态发展要求的统一，其出路在于十六大所提出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小、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但从实践来看，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意识来对待和解决当前中国低级形态发展中的问题，还必须直面几大阻力因素。第一是人的因素，目前在中国农村，15岁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受到过大专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总体上人的素质不高，人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第二是生产力本身的限制，因为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而科学发展也意味着发展过程中的选择甚至放弃，需要我们正确看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是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在“三农”问题、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公共领域建设问题、弱势群体扶持问题、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上，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有这些都会对实际发展过程中贯彻科学发展理念形成阻力。

而最大的阻力，还是各级领导的“政绩观”问题。在浙江台州路桥区的采访中，区委一位领导指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主体是作为引导者和领导者的政府，政府施政过程中有没有科学发展的理念是首要的。而这是由科学的、正确的‘政绩观’所决定的。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和大多数领导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识强烈，追求政绩、创造政绩的愿望迫切，但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觉不自觉地更重视任期内经济增长的‘量’、形象变化的‘快’、对外影响的‘大’，而对基础性的工作热情不高、对事关长远的事用心不多、对见效慢的任务关注较少等等，那种在错误发展观的支配下干出的所谓‘政绩’，往往是不科学的、只注重眼前发展的。”

而如何使得干部的“政绩观”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适应呢？纠正不正确的“政绩观”，其主要决定因素恐怕还是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因此，民建浙江省委会办公室主任冯小贤认为：“当前需从速改革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不能只盯着GDP，投资增长等指标，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党政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这就是科学改革观的基本价值趋向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市场失灵’，保障社会适度公平，实现社会发展最大化(而不是资本利润最大化)，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以此来设置考核指标，尤其要增加那些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做而党、政官员不太愿意做的事，而对于那些官员很乐意去做的事，则一般不必考核，并参照联合国的人文发展系数的办法来判断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业绩。这是从较深层次上采取改革措施，促进我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进行科学的改革

实现科学发展新构想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过去发展理念、增长方式进行变革，尤其体现在中国在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系列改革之中。

冯小贤指出，在中央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之后，同样要坚持科学的改革观。这几年国家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涉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关企业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房改、医改、车改等改革措施，倾斜性严重，不少改革措施被一些集团利益，被一些人为因素所左右，许多改革方案政策措施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往往由于一些改革政策的倾斜严重，利益调整不公平，不公开，造成新的不公平，甚至使一些人一夜暴富，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从而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出现一些新的带有普遍性的群体的矛盾就在所难免，因而造成群众上访增多，社会潜伏着不稳定因素。

科学的改革观要求改革的政策措施要尽可能平稳，力度尽可能不要超过群众心理承受力太多。至少今后每一项改革政策出台，利益调整，考虑一定要更全面，一定要多层面大范围、宽领域地听取各种意见建议，尤其是各派、群众团体、社会各界的意见，使出台的政策更完善，尽力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尽量减少倾斜度，这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本之策。“以人为本”是要顺应广大群众日益增强的参与社会管理的愿望和要求，听取和尊重群众的意见建议。今后要改变由少数人定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少数人得益的做法。这样才能在改革发展中减少出现更多新的社会问题，建设平安中国、平安浙江，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马凯谈科学发展

--观察记者徐友龙

在不久前浙江省委“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学习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作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专题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举全国之力，进行不懈的艰苦努力。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本刊将其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途径和措施”问题的报告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一、必须摒弃传统观念

传统的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忽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应地把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单一标尺而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单纯地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索取对象而忽视自然界首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辨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发展应该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标准的增长方式。

必须辨证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也不能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谈不上经济发展，但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事实上存在着“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负增长”，即经济总量扩大了，但经济结构没有优化，经济增长的质量没有改善，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的综合质量没有实质性提高，甚至在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结构恶化了，环境破坏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下降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增长方式。

必须辨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应该认识到，破坏自然、掠夺自然，就是破坏自己、掠夺自己；要关注人，也要关注自然；要满足人的需要，也要维护自然的平衡；要关注人类当前的利益，也要关注人类未来的利益。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倍加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

二、必须完善核算体系

GDP这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曾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GDP又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对GDP的重要作用不能忽视。但现行GDP也有其局限性，它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一定时期经济增长的“产出”、“总量”和“量”，没有或不是很好地反映其“投入”(特别是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代价)、“结构”(包括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和“质”(包括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社会效益等)。在GDP核算存在种种缺陷的情况下，单纯地用GDP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果，考核领导班子的政绩，有失偏颇，容易导致一些地方不惜代价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忽视结构、质量、效益，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要完善GDP，需要逐步建立绿色GDP的体系，在现有GDP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资源、环境、人文等因素，建立一套不仅包括物质文明，而且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内的科学考核体系。

三、必须调整经济结构

要切实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解决农业“短板”问题，提高农民的收入。要改组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设备。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努力扭转服务业长期滞后的局面，提高服务业比重，增强服务业对其他产业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服务业在扩大就业中的作用。此外，还要遏制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四、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的原则是“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减量化是指在生产的投入端尽可能地消耗资源；再使用是指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可循环是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力争做到排放地无害化，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以电解铝为例，生产一顿铝，要消耗1500度电。去年出口了125万吨铝，就相当于出口了接近200多亿度电。但是铝的再生性能好，受损率小，按一定的生命周期计算，目前铝制品的平均寿命是15年，按可再生13-25次计算，铝的平均寿命就可以达到200-375年，可以大大节约铝钒土的资源消耗。

五、必须推进科技进步，加快体制创新

将来的能源、资源问题，最根本的还要靠科技进步。以能源为例，现在能源的生产和生活消费主要是靠煤炭、原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这些不可再生资源都很有限。太阳能是最清洁，最丰富的能源。太阳能是化石能源的3.5万倍，然而太阳能的收集、储存、使用等技术问题还没有过关。解决能源问题的最终出路还是要靠科技。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体制创新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没有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转变。

六、必须强化企业管理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必须强化企业管理，加强企业成本管理和企业信息化建设，高度重视基础管理工作。

七、必须引导合理消费，提高国民素质

经济增长方式范文篇3

在中共中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中使用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后，各方面对该问题的讨论兴起，集中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底转变什么，比较典型的看法有：(1)由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变；(2)外延的粗放型向内涵的集约型转变；(3)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4)由轻型结构向重型结构转变。

在认识和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方面要克服三个误区：一是认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是粗放增长。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技术进步对立起来，数量的扩张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其一是在原有技术水平上的数量扩张，其二是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数量扩张，外延的扩张可能是任何国家在任何阶段都必不可少的；二是认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就是粗放经营。事实上，同样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也可能有集约型的经营方式和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如在同一技术水平下扩建，可以有严格的项目管理和工程成本控制，也可以有铺张的、不计成本的项目管理；三是认为内涵扩大再生产比外延扩大再生产效益高。不同的资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环境下，就有不同的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选择增长方式的机制

（一）跨期安排

我们所确定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的衡量标准是其持续性。所谓持续性，就是在未来仍能保持今天的增长，而不是停滞。那么，是哪些因素制约了经济在未来的增长？我们认为主要有：(1)因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了资源的再生和新的资源的开发速度，或者超过了节约使用资源的技术发展的速度，导致经济的增长面临资源的强制约；(2)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过度使用和掠夺性经营导致环境不可自动恢复的破坏，而增加了在未来的环境治理上花费巨大的成本；(3)忽视技术进步、新产品的开发、人力资源的积累而导致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在未来被高水平的企业和区域所超越；(4)没有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调整生产关系的意识，回避经济增长中的体制性因素，如不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重组企业、产业，回避矛盾，致使失去调整的机会，问题累积甚至发生质的跃迁。

未来是植根于现在的，也是现在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加以防止的，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有未来的风险。产生未来困境的原因有二：一是囿于人们主观认识和知识的限制，没有认识到风险之所在；二是“时间的不一致性”导致人们对未来因素的忽视。

产生时间的不一致性的根源在于成本、收益的时间安排，比如，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今天节制资源的使用，则会减少本期的收入，而其好处是未来的；要决定是否节制使用资源就得将未来的收益与今天的收益减少相比较，也就需要将未来收益加以折现，而折现率的大小与人们对未来的关注程度有关。又如，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企业的内在动力牵引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对于企业而言，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只是其积累资本的方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比创造品牌更有效，成本更低，因为很大部分成本已经转移），只要资本积累了，就有未来，所以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行为，而只是积累资本的手段。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对于维护近期的就业、财政收入、当地居民财富等有正面的作用，所以政府就没有积极性打击假冒伪劣，虽然生产假冒伪劣对未来不利，但是未来对于政府官员而言远没有近期重要。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人们对于当期和未来福利的认识有关，在不同的增长方式下，成本和收益不一致：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当期成本更高，而粗放型增长方式可以将成本转嫁于未来；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收益有很多是社会收益，而没有转化为私人收益；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成本是当期的，也是确定性的，而收益是不确定性的；相反，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收益是当期的，确定性的，而很大部分成本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从人的基本特性来看，追求确定性收益而接受不确定性的成本往往更常见。

（二）条件

在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时，初始条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不同的选择环境中，人们可以进行的选择空间是不同的，有时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有时往往别无选择。那么，选择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怎样的条件？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1)政府、企业能得到充分的激励，能在集约型增长中获得差别收益；(2)政府、企业有足够的压力，选择粗放型增长将承受当期损失；(3)集约型增长的收益大于粗放型增长的收益。

符合这些要求的制度和经济环境主要有：

1.需求主导，即需求对供给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满足需求方的价格和质量要求成为供给方的基本决策，这必然要求：(1)产权明晰，供给方得到激励，而不是“无所谓”；(2)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大于需求。当然，市场的平衡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在粗放型经济增长中，需求的增长往往超过供给的增长，直到需求面临供给的边界。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战争和其他紧急状况下，需求是紧迫的，需求方很少有选择的机会。

2.量的扩张的需要小于质的提高的需要。

3.社会性与私人性得到较好的结合，即损失的不可转嫁性和收益的内化，如上游对污水不经处理即排放到长江，使下游的南京、上海沦为缺水城市；如果对环境进行治理，则带来的收益有众多的主体共享。因此，需要产权和社会管制，如环境污染的损失由厂商承担，或者厂商用污染环境的生产方式所获得的超额收益与因污染而遭受的惩罚相当。

三、增长方式的锁定

选定某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以后，存在着自我增强的机制，使经济运行在该方式上越走越远，经济锁定于该种方式。

（一）退出成本

从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因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自我增强使经济系统锁定，退出成本很高。退出成本包括：(1)资源耗竭型增长导致政府管制资源价格，使之保持低价和过度消耗，于是其他因素的相对高价导致这些因素的需求不足，如果节约资源，势必提高资源价格，也就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成本，使产品失去竞争力，比价的调整不能顺利进行；(2)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受限制，集约型增长所需要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得不到保障；(3)资源价格的提高使资源的使用量减少，从而使经济和系统由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到使用下降，出现供给过剩，如劳动力、煤炭等；(4)经济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结合，使之复杂化，如失业导致社会不稳定、行政寻租，资源的闲置使政府面临扩大资源使用的压力。

（二）博弈

不同的企业、地区之间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进行博弈，即一方根据对他方的特征、支付函数和行为的了解决定自身的行为，这种行为方式的结果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不理性的，即出现集体的无理性，囚徒困境是一个描述的范例。尽管两个人都是经济人，其决策的目标函数是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双方的博弈行为，结果对大家都不利。为什么大家不能选择“不坦白”？因为大家对“对方”缺乏信任，博弈为“非合作”博弈。

博弈分析表明，多人的社会行为与个人行为是大相径庭的，许多人的集体行为也可以用多球体运动加以描述（甚至流体运动）。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如珍惜生命、珍惜未来与短视者，富饶与贫困者等，但是他们共生于一个系统中，所以社会的复杂性是内在的。

在社会中，因为博弈行为的存在，还存在粗放型增长的竞赛，如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使用资源、污染环境，导致总体上对资源使用的无节制，使水、土地、森林、动物等以加速度递减，很快陷入衰竭之中，大家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导致优质产品难以保持优质。为什么会出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竞赛？这是博弈的结果。如果某人不选择粗放型方式，别人的粗放生产力式的强外部不经济便会使其被动并承担相应的成本，因此他既要承担改变生产方式的成本，又要承担社会成本，因此理性的选择当然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甚至比别人更粗放的方式，以便在这种竞赛中更加主动。

四、经济增长方式的评价

经济增长方式与一定生产力水平有着相互适应性，它是反映特定的经济增长动力、目标和经济资源动员、消耗水平的经济范畴，所以经济增长方式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没有绝对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在考虑经济增长的质量时，常犯一种把经济增长质量与产品质量相类比的错误，产品质量的优劣是相对显性的，也是绝对的，因为它既包括绝对的技术指标，也包括主观的对人的消费需要的满足的程度，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则不同：第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同；第二，不同的可用资源结构所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如同样的炼钢，单位煤耗不同、人力不同，但是我们也很难据此就说某个国家的质量高，某个国家的质量低，因为还有其他资源的消耗；第三，在把握经济增长方式时，动态的、局部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集约式型方式在明天看来可能是粗放的，中国的集约在美国看来可能是粗放的，所以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只能表示差异和变化，很难据此下粗放或者集约的结论；第四，如果把数量主导视为粗放，质量主导视为集约，则几乎没有纯粹的粗放或集约，数量与质量是共同演化的，量的扩张的外部性之一是质的改善。

所以，判断经济增长质量优劣的标准是：(1)竞争能力，即某个国家、地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高低；(2)可持续性，即其经济增长是否牺牲眼前利益而专注于长远发展，是否以知识的增加、人力资源的改善、技术水平的提高、声誉的积蓄、竞争能力的递增来获得经济的增长。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应该用经济效率的增长率而非绝对的经济效率表示经济增长方式。目前理论界把TEP贡献率大于50%视为集约型增长，小于50%视为粗放型增长。这就是一种绝对的观点，而很难说当经济发展的轨迹为TEP贡献率从20%增长到40%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是集约型增长。1960-1973年，意大利的TEP贡献率、经济增长率以及TEP增长率分别为64.6%、4.8%和3.1%，而同期日本各指标值分别为41.3%、10.9%、4.5%。那么，哪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加可取呢？

再看世界银行列示的1960-1985年部分国家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可见，用绝对的全要素生产率值不能反映经济增长方式，如我们不能说美国的经济增长比西德、法国的经济增长更加粗放，或者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是5国经济增长中最粗放的。因此，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评价，如果只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值，势必得出错误的结论。

应该说，TEP贡献率只能说明在某一个经济增长期内，由TEP提高和各要素增长之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份额，它既不能说明经济效率变动的大小，也不能说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经济集约化水平的程度。计量分析表明，TE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为：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提高，在后期则稳定甚至下降。

与国别比较不同，对于国内地区的比较用利润等指标是可以反映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因为：第一，一国内部经济参数相同，不会发生因参数不同对经济活动的强差异引导，如价格因国与国之间的壁垒而发生变异，从而其成本和消耗水平的价值指标没有可比性；第二，同样的参数水平下，价值量与实际的“实物消耗量”可以基本等同。当然，利润等指标不能反映因国内价格管制所导致的、因各地区经济的投入与产出品差异而产生的非增长方式效应。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

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措施时，我们要防止两个极端，一是“技术决定论”，二是“制度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忽视制度的影响或者把制度视为外生变量，忽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动态的互动。正如诺斯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文所指出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狭隘性是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我国的周振华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定位》也指出，“目前在谈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通常将技术进步作为核心内容”。“技术救国”是带有雄厚文化基础的思想，所以“科技兴国”、“科技兴市”等似乎就代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经济学家进一步发现，单纯用技术创新不足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诺斯研究发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欧的有效率的组织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但是制度的重视又产生了“制度决定论”，“一包就灵”的思想在我们中间流行。在制度转型期，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是我们不能总是依靠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制度，而应该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上，在制度的约束下发展经济。

第一，在加入WTO背景下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入WTO后由于我们自身条件的落后，尤其是我们经济运行和增长的贯例、基础，在“与狼共舞”之时能否保证自身的安全。对这个问题，需要从产业、国家发展的规律进行分析。产业、国家兴衰的重要规律是报酬递增，例如美国，市场的存在和扩展促进了新技术的采用，刺激了最基本的创新成果，包括铁路、电报以及用煤为燃料的冶炼、铸造、精冶技术等的推广，同时对物质资本提出更高的需求，促使美国成为发展大量生产的机器和组织的先锋。这些对管理和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族式的资本制度和管理模式必须改变，促进了公司制和职业经理制的发展。所有这些为进一步提高效率、扩展市场、壮大企业、积累资本等创造了条件。这就是报酬递增，各要素相互促进，提高了整体水平。那么，事物为什么不能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路径一直走下去，现在执世界牛耳的不是罗马、英国等帝国？用“唯一能打败你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可以分析这种现象：当事物发展到高峰时，另外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事物内部，使之停滞。这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机会，也是先进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所在。加入WTO以后，基于国际竞争力的成本倒逼机制将促使产业整体效率的改进，当然也是对产业整体效率的挑战。

第二，用新的思维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是前苏联经济学家于20世纪60年代初创造的概念，1971年苏共24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其直接的原因有：(1)从6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部门已面临劳动力数量的约束，70年代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年增长率为18%，到80年代下降为3.8%；(2)资源供求不平衡，进入70年代，西部资源供应能力严重下降，要依靠东部供应，面临运输的约束，如燃料运输的平均距离由1966年的734公里拉伸到1152公里，开采成本随着开采条件的恶化而大大提高，因此廉价资源消耗的时代已经过去，另外国家还需要节约资源换取外汇；(3)资金供应能力下降。50年代基建设投资年均增长13.3%，60年代降为7.1%，70年代降到5.3%。与此同时，经济效益日益低下，社会劳动生产率从1961-1965年的年均6.1%下降到1971-1975年的4.8%，高产与低质并存是前苏联各部门、各产品很常见的现象。但是整个70和80年代初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于是在1986年苏共27大进一步确定“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事实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很多国家都在追求的，但是很多国家没有做到并最终被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所累，如果不全面反思、研究，仍沿袭旧的思路，在旧的体制框架内考虑问题，就难以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第三，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确立制度基础。非竞争性易导致三个问题：(1)缺乏有效的激励经济主体的方式，产值、计划指标完成情况及上级主管的考核等都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企业往往会研究主管部门的偏好，会游说上级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考核指标，且信息不对称使企业在博弈中处于有利的位置，由此激励企业进行这种信息优势竞赛。(2)如果没有竞争，则人们决策所使用的信息是不完全的；(3)非竞争性使争取优势的技术进步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持续。

第四，建立激励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经济机制。在技术快速进步的社会，因为技术的失误会导致一个产业、国家更快速的衰退，政府的干预力度反而有所加大，更加强调干预的有效性。我国已经在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费用的投入、推动产学研合作、加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推动企业机器设备的更新等方面作了部署，应进一步选择优势和重点产业，用“适用的技术”改造现有产业、开发新的优势产业，利用资源市场动员资本，在支持技术领域加大国家资金、政策的投入，走出一条符合我国资金、资源现状的技术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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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方式范文篇4

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年均增长率在9%以上。然而,中国GDP的高速增长是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下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取得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0。这是对/发展是硬道理0的丰富和补充,更加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成为我国经济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任务,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从方方面面来做工作,引入绿色GDP对国民核算体系进行改革、调整和完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国民经济核算指标-GDP的地位与缺陷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在其领土范围内,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生产和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的货币表现。目前,世界各国都把GDP作为国民经济最主要的核算指标,我国各级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也都把它作为重要指标并成为世人关注的经济/晴雨表0。从生产角度看,GDP不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规模,而且能够反映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从需求角度看,GDP不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需求规模,而且能够反映这个国家的需求结构,也就是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及其具体构成项目在总需求中所占的份额。从地域角度看,GDP不仅能够反映各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而且能够反映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等。虽然GDP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它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GDP只是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计量,没有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它本身只能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否,而不能说明一个地区或国家资源消耗的状况和环境质量的变化。而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对我国政府近年来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成了巨大的挑战。1.GDP不能反映社会成本。GDP只反映经济增长,而并不反映经济增长的代价,不反映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损失。比如,采伐树木,使生态环境破坏,但GDP仍然增长,企业生产造成水污染,GDP也增长。2.GDP不能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GDP所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多少,GDP是体现不出来的。3.GDP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个别地区和个别领导干部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0工程等,重复建设严重,使GDP增长了,领导的政绩产生了,但其中不少资源的配置是效率低下,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中存在的上述缺欠,要求我们对目前的核算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随着新的发展观的确立,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理论界就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引入绿色GDP来弥补GDP的缺陷。

二、绿色GDP的积极效应与难点

绿色GDP就是在GDP的基础上减掉创造GDP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然后再减掉创造GDP所造成的污染的治理成本。绿色GDP不但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反映了质量、效益。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党政官员的政绩观,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低消耗、高利用、低排放的集约型模式转变,真正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到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其积极意义还在于:第一,绿色GDP有利于科学和全面的评价我国的综合发展水平。通过对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计量,可以知道为取得一定的经济发展成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从而可以使我们客观和冷静地看待所取得的成就,及时采取措施降低资源和环境损失。第二,绿色GDP可以为干部政绩考核提供新的科学的客观评价标准。以往对干部的政绩考核,主要是以GDP的增长为标准,结果为了出政绩,大搞形象工程,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用绿色GDP指标能考核出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时付出了多大资源环境的代价,他的真正政绩有多少,从而进一步促进各级领导干部更加重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三,绿色GDP有利于促进政府转变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向社会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绿色GDP作为关系到一个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公共信息,必将促进政府更加关注本地的宏观发展战略,使政府从热衷于具体项目管理转向做好发展规划和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上来。第四,绿色GDP有利于促进公众参与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绿色GDP的发展可以更广泛地让社会公众了解资源消耗与节约状况和环境保护与破坏程度,使公众对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绿色GDP的积极效应显示了它可以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核算指标,而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也需要绿色GDP。科学发展观呼唤绿色GDP,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催生绿色GDP。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经济长期实行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与错误的政绩观和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引入绿色GDP,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虽然绿色GDP有如此重要的积极效应和采用的必要性,但真正建立起绿色GDP的指标体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为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是技术的难度。技术上有两大难题:一个是资源环境的损耗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比如,工业污染引发的生态破坏和健康损失是污染发生之后逐渐显现的,有的需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被发现,其成本算到哪一年才准确?另外一个难题是资源环境成本的计量较难处理。环境成本是指某一主体在其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因进行经济活动或其他活动,而造成的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降低成本以及为管理其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支出的防治成本总和。环境成本计量是绿色GDP核算的基础,但环境成本的计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于环境成本具有累积效应和环境损失的多因性以及非市场价格问题等。再次,国际上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倡导下,绿色GDP核算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哪一个国家完成全面的绿色GDP的核算指标体系,因此,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绿色GDP核算从理论走向实践,需要我们/摸着石头过河0,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的方法与体系。再次,绿色GDP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是一个空白。这主要包括:(1)环境法规的不完善。随着绿色GDP核算理论与方法的完善,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方面的环境法规与政策,从而为绿色GDP核算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2)统计法规的不完善。目前环境资源统计工作部门协调机制还不健全,与绿色GDP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对绿色GDP的认识存在问题。不是对绿色GDP必要性认识不足,复杂性认识不够,就是夸大绿色GDP的作用,盲目崇拜;甚至认为绿色GDP是万能的,有了绿色GDP,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这些认识问题必须不断加以克服和解决,才能为绿色GDP的核算体系建立扫清思想观念障碍。

经济增长方式范文篇5

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实际上，从广义范围来讲，所有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均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现实中的经济增长方式组合类型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从理论角度而言，有多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组合类型。如果要按要素投入划分，可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增长功能作用划分，可分为政府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市场供求内外部因素划分，可分为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另外，从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角度看，可以有外延粗放型和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要做两个极端的归类，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指的是一组增长方式的集合：资本密集型的；劳动密集型的；政府驱动型的；外需拉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出口带动型的；外延粗放型的。现代的、新的增长方式是另外的一组集合：技术密集型的；市场导向型的；内需驱动型的；消费驱动型的；内涵集约型的。但是辩证地看，增长方式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划分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同的形成条件，相互之间并不是孤立、对立的，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主辅互补作用，并因此而产生相应的结果。

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在经济理论范畴中，经济增长一般是指经济活动单纯的数量增加，经济发展一般是指经济总量增加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出现。因此可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含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理解，经济增长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或核心，抛开经济数量的增加，只是谈经济结构的优化时不现实、不客观的。另外，以上对各种经济类型的划分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体现，在非专业的环境下，这二者有时是可以互换的。

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存在，本身并无价值好坏的判断，它具有综合条件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特征。当一种增长方式的综合条件没有被新的条件打破核替代时，如果只是人为想让这种方式退出或消失时不客观不现实的。这样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为何直至今日依然没有彻底转变过来。

经济增长方式范文篇6

0引言

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向低碳经济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忽略环境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向“共同富裕”转变。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措施。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体制改革，加快科技进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通过综合生产要素质量的改进和优化配置，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尤为艰巨。为此，我们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1.1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第三产业占经济的比重大，但层次低，大多为生活服务业。因此，我们要着力提高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细化深化专业分工，加快迈上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大力发展主要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如物流业、信息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业，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要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继续发展主要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业，扩大短缺服务产品供给，满足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1.2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对于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已初步具备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诸多条件。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条件，促使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改变以往大量依靠要素投入来推进工业化的做法，注重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方向发展，注重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大力开发和使用经济上合理、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态环境友好的先进技术，使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大力量。

1.3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开展应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大力开发对高新技术发展具有带动意义的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能够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重点技术和配套技术。重点开展安全生产技术、工业节水技术、节能技术、高效利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应抓紧研究制定专项规划，确定重大领域关键技术创新的目标和措施，加大研发和推广力度，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

2促进节能减排

2.1重视源头控制。把节能评估、环境评价作为市场准入的强制性门槛，实行耗能产品最低能效标准，扩大强制性能效标识实施范围。严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加快建立新开工项目审批问责制，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提高节能环保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执行项目开工建设“六项必要条件”(必须符合产业政策和市场准人标准、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评估审查以及信贷、安全和城市规划等规定和要求)，建立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上项目与节能减排指标完成进度挂钩、与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的机制。大力开展项目建设，提高节能减排效率。在全市全面推进节能减排项目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高能耗、高污染问题打下良好基础。以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农村农业节能、交通运输节能为重点，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2.2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死看死守，加强管控治理，着力促动重点耗能排污企业节能减排。把节能减排工作重点放在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企业的管控和治理上。抓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节能技术改造和制度建设，努力解决能耗居高不下的问题；加大对高耗能行业企业的检查监督；对全市重点排污企业进行严查监控，建立排污总量控制和削减目标责任制。

2.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坚持依法管理与政策激励相结合，政府推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首先，建议制定专项制度和政策体系。鼓励企业应用节能技术，实施清洁生产，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工艺、技术及设备，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加大对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监管和限期治理的力度，使企业形成内在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其次，建立循环经济的试点和示范工程，积极开展技术攻关活动，突破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第三，区、县(市)政府应加强对县域经济的规划和政策引导，在招商引资中慎重选择项目，坚决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项目落户。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可循环”的原则，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积极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和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3深化体制改革

通过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推进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发挥政府引导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科学制定规划，完善产业政策，进一步完善资源环境财税政策，调整污染收费政策，促进“两高一资”产品承担其应承担的社会成本。

经济增长方式范文篇7

经济增长有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两种方式,前者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后者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实现增长。而一个地区甚至大到一个国家采取何种增长方式,是由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九师是一个农牧自然资源单一,矿产资源相对匮乏的师,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获取经济长期增长困难很多,经过近40年的建设,特别是“十五”时期的发展,九师经济总量和规模得到一定的积累和扩增,在此基础上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保持九师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一、农九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思路

坚持“农业稳师、牧业强师、工业立师、商业活师、科教兴师”的发展战略,以“做强农业、做大工业、做活三产”为主线,以提高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为目标,转变九师经济增长方式。不仅着眼于规模和总量,更强调质量和效率;不仅着眼于已达到的水平,更强调潜力和后劲,建设“经济型、效益型、环保型”产业,面向疆内和疆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内进行资源配置和经济扩张,提高参与疆内和全国分工协作及竞争的能力,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二、农九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遵循的原则

(一)发挥资源优势,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必须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只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条件、有效益,就要努力加快发展。(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厉行节约,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依靠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三)坚持师、团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师、团协调发展。把解决“农业、农场、农工”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推进新型团场、新型连队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四)深化改革开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在扩大开放条件下促进发展的能力。

经济增长方式范文篇8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今后，投资需求仍然是拉动河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必须把握好投资的力度和适时调整投资结构。尤其在工业产品供需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还是一味地扩大生产能力，甚至采用过度投资去增加所谓新的需求，然后又以更大的投资去维系新的需求并以此实现对生产能力的消化，从而保持经济的继续快速增长，这种增长方式无疑是不可持续的。单纯以增加生产能力为目标，就会陷进以投资拉动投资的怪圈。待到钢铁项目全部建成之后，势必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人们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主要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对品种、质量和款式有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顾这些新的要求，只是单纯地扩大产能，也难以满足人民的需求。而且，粗放式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种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增长，势必给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推进该省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2、依靠资源的大量消耗去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难以为继

从全国来看，可以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某种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实现的。由于装备和工艺，以及管理水平相对落后，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量的4.1％，而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的消费量却分别为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1％、27％、25％和40％。2004年我国消费煤炭19亿吨，原油约3亿吨，粗钢2.8亿吨，水泥9.7亿吨。无论怎样算账，这些数字都反映了我国单位产出的消耗太高，也暴露了经济结构的突出矛盾，更说明了这种增长方式的不合理性。我国煤炭储量虽大，但已探明的剩余可采储量并不很多，而且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由于超高强度开采，安全事故频频发生。我国铁矿石平均品位只有32％，目前连含铁量15％的矿石也在开采，选矿过程电耗极高。50％以上的铁矿石、60％以上的氧化铝和40％的原油要依靠进口。我国能源、原材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市场价格也越涨越高。比如2005年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就上涨了71.5％，使钢铁工业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影响经济效益。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由能源和其他各种矿产资源的这种大量消耗继续迅猛增长，发展的路子是走不下去的。况且，这种高消耗又带来了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以及其他废气、废水和废弃物的大量排放，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3、河北省能源、资源的供求矛盾日益尖锐

一方面，由于河北省经济结构偏重，高耗能的冶金、建材、化工、电力、医药等行业发展迅速，这种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导致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过分依赖，使能源、原材料等需求压力增大。同时由于某些能源的短缺和价格提高，使我省工业品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另外，过重的经济结构也使得投资效益下降，投资收益率日趋降低。

另一方面，河北省能源、资源的供求形势很不乐观。首先是该省水资源严重短缺，全省水资源总量逐年下降，2000年为144.37亿立方米，2002年下降为86.17亿立方米，2003年雨量充沛，水资源总量恢复到152.16亿立方米，而年用水量却一直维持在200亿立方米～210亿立方米，远远超出水资源的承受能力，年缺水量达50亿立方米到100亿立方米。从矿产资源看，我省是矿产资源大省，但2003年以来，资源短缺成为困扰经济发展的突出瓶颈，2003年我省铁矿石缺口为8920万吨，80％～90％都靠进口，另外，我省能源消耗量大，而一次能源消费中又以煤炭为主，原煤消费比重高达89.3％，从煤炭供需情况看，煤炭开采强度大，但后备储量不足、生产潜力小，供应形势日趋严重。目前，我省所产的煤炭只能满足需求量的一半，电煤需求量的三分之二需要从外省调入。再看土地资源，近年来，尽管我省实施了“占补平衡”的土地管理政策，但耕地减少的趋势仍没有扼制住。2001年，我省耕地面积为9673.35万亩，到2003年减少到8986.5万亩，两年锐减686.85万亩，降幅达7.1％，其中2003年即使在国家实行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的情况下，仍较上年减少2.19％，高于全国1.85％的水平；人均由2001年的1.44亩降到1.33亩，低于全国人均1.48亩的平均水平。

从上面提到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加快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客不容缓。

参考文献:

[1]朱启贵:可持续发展评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2]河北省“十一五”规划纲要

[3]郭庚茂:在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告,2007年1月

[4]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2003年～2005年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公报

[5]沈小平:加快增长方式转变推动河北经济更快更好发展，2006年10月

经济增长方式范文篇9

本文作者：匡勇兵工作单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全国各地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都在在加速进行，郴州，湖南南部城市，物产丰富的资源优势明显，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其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成长阶段，在原有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上保持郴州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余地已经不大，要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就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原来的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结构升级缓慢；第二产业素质不高，行业间发展不协调，内部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总量不足，效益偏低。这种情况下，郴州把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心引入到吸收科技含量高的高新企业，在一、二、三个产业中都依靠科技进步来推动。第一产业重视农产品的深加工；第二产业注重高科技的企业的注入，注重优势资源的系列开发和深度加工，加快原有企业的科技改造，产品技术结构得到改善，；第三产业重点发展一些科技含量高，科技进步快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电信、旅游业。这些举措都是注重把科技进步，把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运用到郴州的经济发展增长模式上来，由以前的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转变到如今的知识集约性经济增长模式上来，从以前主要依靠人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的传统郴州经济据转到如今主要依靠智力劳动和知识投入的新型郴州经济上来，目前郴州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均居全省前列，人民的生活水平较高。郴州新型经济不再是于传统的以大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为特征的经济,而是一种全新的基于当代高科技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经济形态。它的特征，就是要从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发展经济转向把智力和高科技作为一种资本来发展经济。

在一般情况下，在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是作为一种渗透到生产力的各要素之中，引起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生产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以及人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性变革。高新技术产业是科学技术的物化形态，主要是人的知识，人的智力，是人的智能的物化。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扩大资源的利用价值。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三是可以改变原有的增长方式。四是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原来郴州经济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投入和广义的技术进步推动的，走的也是粗放经济的路子，科学技术进步对郴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低，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从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方面的改进，使劳动和资本的效率提高，即技术进步会使资本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在给定投入量时，它会使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比以前增加，这样经济的增长就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变成了依靠科技进步。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加快，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就会使郴州的经济增长走出高耗、浪费、粗放经营的困境，为走低耗、节约、集约经营之路铺平道路。科技进步促进了郴州生产力的进步并形成了不同的产业分工；科技进步刺激了需求结构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科技进步诱发了郴州新兴产业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产业结构。

郴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把科学技术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之中，使自然资源供给相对减少，物质资本质量提高和利用率增强，从而推动郴州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从资源替论来考察郴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就会看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直接目标是驱动郴州经济的增长，是加快郴州的经济发展和增强郴州的经济实力。但它在在转变过程中所体现的是从物向人的转变，从主要凭借物资源发展经济走向主要凭借智力资源发展经济，不断推动着郴州经济发展由智能资源替代物质、自然资源为主。郴州大量引进了高技术企业落户，吸引了许多科技人才，使智力资源在发展经济中起主导作用。郴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实现，关键在于科技进步，这就意味着郴州从主要依靠掠夺和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转向了主要依靠科学技术人才这种智力因素来发展经济。传统经济是一种高熵的经济，从而必然破坏生态经济造成环境的污染，新型经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从传统工业技术圈走向高科技圈，它是主要借助人的智能、智慧改变传统工业的高能结构，走向低熵的新型经济。郴州人民应继续着重坚持智力资源替代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范文篇10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仍主要是靠人力、资金、能源等资源的大量投入实现的。高投入、低产出仍是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基本特征：投资下降速度高于经济增长下降速度，物质消耗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快于产出率的增长。以工业企业为例，1994～1999年，在俄私营工业企业工作的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比例从1994年的22.6％增加到1999年的39.9％，而同期私营企业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全部工业产量的比重从1994年的15.0％增加到1999年的29.6％，工业的产出增长速度远小于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速度。其中主要产业部门的情况亦然。从工业生产单位产品用水量来看，1997～1998年增长14％，大大超过同期工业生产增长5％的水平。此外，整个国民经济净水的消耗增长则更快，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消耗净水量比1990年高近20％。

二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延续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1.大大降低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不断下降：1990～1995年材料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下降近40％，工业下降近30％。1998年俄罗斯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2.0％，德国的18.0％，法国的16.0％，英国的23.0％。20世纪90年代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幅度达20％，其中各个具体工业部门下降幅度从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的13％～15％到石油加工工业的60％。而同期主要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则上升18％～36％。加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发达国家平均低80％～83％，比新兴工业化国家低3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从私营工业企业情况看，情况亦然：在1998～1999年私营工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工业的48％，却仅生产了27％～30％的工业产品，即仅相当于工业人均相对劳动生产率的0.7％～0.75％。进入新世纪初，俄劳动生产率仍仅相当于美国的15％和西欧国家的25％。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则更低，按照农业部门一个从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计算，俄罗斯比西欧主要国家低93％～95％。世界主要工业强国在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之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呈稳定下降趋势。通过采取节约和合理利用能源措施，其单位国内总产值能耗下降22％，石油消耗下降近38％。而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单位国内总产值的能耗上涨了31％，工业生产上涨了39％，其中生产合成橡胶的能耗上涨了120％，黑色金属轧材上涨了110％。工业的原材料消耗量1997年上升了15％。整个国内生产的原材料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2％～2.5％（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0年第5期。）。

2.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益水平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赢利率水平不断下降：整个经济的赢利率从1993年的36.3％下降到1997年的5.4％，工业从1993年的32.0％下降到1997年的10.0％，电力工业从1993年的25.5％下降到1997年的17.3％，燃料工业从1993年的19.0％下降到1997年的14.5％，其中石油加工工业从1993年的28.6％下降到1997年的10.0％；黑色冶金工业从1993年的48.5％下降到1997年的3.0％，有色冶金业从1993年的43.6％下降到1997年的13.3％，化学与石油化工业从1993年的38.6％下降到1997年的4.0％，机器制造与金属加工业从1993年的43.5％下降到1997年的9.7％。其他非主导产业情况亦然：农业从1991年的74.89％下降到1996年的60.95％，林业从1992年的28.1％下降到1996年的22.22％，轻工业从1993年的36.2％下降到1997年的－29％，食品工业从1993年的23.5％下降到1997年的7.4％，商业从1991年的255.17％下降到1996年的85.06％，计算机信息服务业从1992年的54.55％下降到1996年的32.66％，金融业从1991年的209.91％下降到1996年的－16.82％，饮食业从1991年的164.27％下降到1996年的115.24％（注：〔俄〕《统计问题》2000年第5期。）。

3.加剧了未来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处于衰退性经济危机中，由于各工业部门的生产滑坡程度不同，加之受价格因素的影响，结果导致燃料动力和冶金等重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如电力工业的比重从1991年的8.6％提高到1996年的13.5％，燃料工业从12.6％提高到1996年的46.9％。与此同时，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6.8％降到1996年的2.0％，下降了4.8个百分点。而食品工业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合计比重从18.5％下降到14.1％（注：〔俄〕《经济学家》1997年第7期。）。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对比关系进一步恶化：1991年采掘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为15.5％，1996年上升为17.7％，而加工工业则相应从84.5％下降到82.3％。从总增加值的部门结构看，农业从1991年的13.8％下降到1997年的7.15％，建筑业从1991年的84.5％下降到1997年的8.6％，工业从1991年的38.16％下降到1997年的28.07％，其他生产活动从1.18％下降到0.84％。全部物质生产部门占总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6.2％。

4.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转轨以来，无论俄罗斯的综合竞争力还是产业竞争力均呈不断下降趋势。从综合竞争力看，1999年俄罗斯居于世界59个主要国家最末位，次于波兰（43位）、中国（32位）、德国（25位）、日本（14位）、美国（2位）和新加坡（1位）；其中主要影响因子也位居落后地位；开放度（56位）、政府能力（59位）、财政能力（58位）、基础设施（58位）、工艺水平（55位）、管理能力（58位）、劳动力（25位）和组织能力（59位）（注：《统计通报》2001年第3期。）。从产业竞争力来看，俄罗斯主要产业的竞争力均低于美国：（以工业生产增加值比较）化学工业（3.8％）、石油加工业（9.6％）、冶金工业（16.4％）、工业和交通机器制造业（19.9％）、加工工业（13.0％）、采掘工业（87.5％）、建材工业（47.8％），整个工业17.8％。此外，从标志制造业竞争力的机床制造业情况看，1991～1999年俄罗斯自动金属加工生产线生产的高性能产品骤降。从横向比较看，十个最大机械制造产品出口国（地区）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重：美国18.1％，德国15.9％，日本14.3％，英国7.8％，意大利7.6％，法国5.9％，荷兰4.9％，台湾4.8％，新加坡4.3％，瑞士2.6％，1999年俄罗斯出口数控机床仅93台，仅相当于同期世界出口总额的0.0000019％。

5.大大减少了俄罗斯实质性财富的增长

按世界银行的测算方法，以货币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各国人均GDP美元增长速度的比较基本上消除了各国间价格和汇率变动差异的影响，因而是一种较为合理和可行的增长速度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经济转轨以来，若按本国货币计算，俄罗斯GDP总量是不断增长的，从1992年的19.2万亿卢布增长到1998年的433.3万亿卢布，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577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127美元。但若按美元购买力平均计算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6131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4513美元。从横向比较来看，在所有转轨国家中，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人均GDP，俄罗斯也处于较低水平。以1998年为例，俄罗斯为4513美元，低于白俄罗斯5007美元、克罗地亚7349美元、捷克10056美元、匈牙利7695美元、波兰7095美元、斯洛伐克8259美元、斯洛文尼亚13497美元的水平。此外，从转轨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权数来看，如果1997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和波兰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接近7∶1，那么到1998年它至多为3∶1（注：〔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6.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

在经历了近7年衰退性转轨危机之后，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主要指标均呈现了较快增长，其中GDP1999年增长3.2％，2000年增长7.6％，2001年预计增长5％。但是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脆弱，主要表现在缺少作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原动力的技术创新支持。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技术创新虽有发展，但成效不够显著：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积极的企业总量和比重均很小，1998年积极创新企业仅为1218个，仅占企业总数5.6％（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1999年俄罗斯统计年鉴》，第481页。）。企业技术创新力度部门间不平衡显著，燃料、冶金和化工部门积极性最高，而建材、轻工和食品部门积极性偏低；企业技术创新中采用新工艺的比重较小，多数企业从事完善工艺的创新活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对知识产权拥有量少，至2000年下半年，获得“技术决窍”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3％；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提高不显著，2000年下半年，利润增加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9％；技术创新企业的外向化程度不高，至2000年下半年，积极创新企业中仅17％在国外实现了产品销售额增长；企业技术创新的研发能力不强，实质性创新产品在积极创新企业总产量中不超过12％；主导产业技术创新成效很差，创新产品在其售出产品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13％降为1999年的10％（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7期。）。

三经济转轨时期俄罗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透视

（一）历史因素的制约：苏联时期长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苏联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曾令世人瞩目，但这种高速增长是以粗放的方式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初推行的集约化方针未取得实效：反映经济效益重要指标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从1996～1970年的平均增长6.8％下降到1976～1980年的3.2％；单位产品的物资耗用量从1970年的占54.9％提高到1980年的57.2％。这种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造成巨大的消极后果，即经济增长中存在巨大的“增长缺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常要经历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从完全粗放到粗放为主型，再过渡到集约为主型乃至完全集约型的发展过程。上述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表明，巨大的“增长缺口”使苏联时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化，从而大大延长了经济增长方式自然演进的过程，也大大增加了经济转轨后俄罗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

（二）社会条件的制约：转轨时期科教水平的下降

1.科技进步滞后的制约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取决于科技进步：一方面经济集约经营增长的实质是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而其基础在于科技进步；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使实现经济的集约增长成为可能。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存在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只有科技达到一定新水平，并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增加投资才不会造成收益递减，经济的集约增长才会成为可能。科技投入强度大小是技术进步的直接决定因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不断减弱，用于科研领域的资金从1990年占GDP的20.3％减少到1999年占0.97％。其利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金下降了83％多。从人均研究开发费用看，1998年俄罗斯为61美元，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美国（794美元）、日本（715美元）、德国（511美元）（注：〔俄〕《财政》2001年第7期。）。到1999年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仅相当于越南、智利、葡萄牙和波兰的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同期的投入强度：美国（0.9％）、日本（0.61％）、法国（1.05％）、德国（0.86％）和英国（0.74％）。

2.教育水平下降的制约

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力量，而科技进步的主体是人，科研成果的研制、开发、推广、使用最终都要靠人来实现，因此加快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导必须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保证。“发展和发挥人的潜力，归根到底是决定经济、社会和任何一种发展成败的关键。”（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这不仅因为人的潜力是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人的素质决定科技进步的速度，决定劳动的组织和文化，决定劳动生产率”。教育水平指数概括地表明了构成每个国家技术和科学潜力基础的知识多寡和能力大小，它们是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活劳动效率和收益的基本要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衡量人的素质的主要教育和科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的专家评估，人的发展潜力指数从1992年的0.849减少到1998年的0.760；1993～1996年，某些行业工人的培训活动急剧减少：工业领域减少近半，其中机器制造工业和金属加工业减少了84.8％强，纺织工业减少了73％弱，化学工业减少了44.4％强（注：〔俄〕《统计通报》1999年第2期；《经济问题》1999年第2期。）。从经济领域中科研人员就业情况看，科研人员从1990年的280.4万减少到1996年的160万，其中从事研究及研发人员从221.6万减少到1997年的93.5万，经济领域每万人中研究及研发人员从1990年的294人减少到1997年的143人。从全俄科研人员的结构来看，研究人员从1991年占52.4％减少到1997年占48.7％，技术人员从1991年的12.0％减少到1997年的8.6％，辅助人员则从1991年的24.8％增加到1997年的26.2％，其他人员从1991年的10.8％增加到1997年的16.5％（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教育和科研的萎缩是制约转轨中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原因。

（三）经济体制的制约：转轨时期特有的二元体制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1.微观经济主体的“体制惰性”在转轨中尚未克服

（1）企业的技术创新普遍活力不强积极性不高能力不强

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许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尚不适应市场竞争的环境，普遍缺乏在经济转轨中进行创新决策的能力，俄罗斯企业领导人中愿意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仅占19.5％（注：〔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企业领导人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创新管理能力很差，习惯于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不同意经常变化的达45.4％；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多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效益差，缺少资金积累，资本市场又未完全发展起来，企业缺乏创新所需要的投资活力，尚难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研发能力营销能力不强，只有1／20的企业能创造符合现代市场要求的产品。

（2）工业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只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才能使技术创新取得良好绩效，从而为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至2000年下半年，被调查企业中有创新积极性的：化学和石化工业有63％、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有54％，其中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分别仅为29％和14％，小企业仅为3％（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就整体而言，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主体，即还不是创新的决策主体、投资主体、研究开发主体，缺乏创新动力。政府的过度保护使一些创新的企业也能够生存下来，使得来自企业内外的创新激励不足。在被调查的143家企业中有14.7％的企业创新目的是为生存，27.3％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可见，企业普遍缺乏依靠技术创新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在一些行业中，由于竞争不足，企业只要进行有限的创新，就可以较长时期地维持超额利润，存在“创新惰性”，因而企业缺乏尽快推动新一轮创新的市场压力。其结果是创新经济和替代的速度很慢，新一轮创新往往要等待较长时间。

（3）企业普遍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

一种有效的有利于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创新制度，在于既能发挥产权关系所产生的巨大的激励力量，又能使企业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西方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虽在产权激励上有弱化现象，但其创新能力大大提高：①有限责任避免了因创新风险而出现的创新投资不足；②股份制能大规模地聚集创新所需的资本；③股份制企业规模提高了企业的创新风险承担能力。（注：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而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特别是在证券私有化阶段，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时，75％～80％的企业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即按照规定，企业职工可以购买本企业决定资本51％的普遍股票。实际上，不少企业职工购买本企业的股票竟达70％，使3万家中80％的企业成了封闭型股份公司。这类股份企业对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大，游离于依市场评价而形成的资本流动之外，不能使企业所有权领导权掌握在能有权管理它的人手里。这使得公司职工只重视眼前利益，原来的厂长则变为大量股份资本的持有者，从而形成新的“内部的控制集团”（注：王潼：《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五年概观》，载《世界经济》1996年第3期。），这种封闭式股份公司对技术创新内外激励不足。

（4）多数企业的现代组织管理水平不高

在经济转轨中，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对俄罗斯企业现代管理方式普及率调查显示，企业的现代管理方式普及率非常低；完全未采纳ISO9000—14000质量标准体系的占54.8％，未制定商业计划计算机程序的占47.5％，未采纳评价资金形势计算机程序的占43.3％，未使用自动规划系统的占49.7％，未采纳西方资金核算标准的占80.6％，未采纳管理核算计算机系统的占36.5％，未用计算机进行市场营销分析的占52.0％，未使用职员计算机测试系统的占79.2％，未在因特网上查寻信息的占32.8％（注：〔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此外，在开拓新投资方式、建立国内外新伙伴、建立新销售渠道、使用新工资核算表方面，多数企业也未做到。企业的现代管理方式普及率的非常低下是制约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微观因素。

2.宏观经济中继续数量扩张的深刻体制根源

（1）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消极适应政策

经济转轨以后，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而且应服从于经济转轨中的反危机任务。因此，在俄国内需求不足、必须靠出口带动经济走向稳定以摆脱危机的情况下，俄政府对重轻产业结构的调整，转而实行“消极适应”政策。作为权宜之计，着重发展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以此带动整个经济走向稳定，待摆脱危机之后，再着手重轻结构的调整。在“消极适应”政策下，出口的扩大和投资的倾斜（1992年对燃料动力综合体的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50％，1995年上升为64％。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则相应减少；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则从1991年的59％降至1995年的49％，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从1991年的33％降至1994年的23％，食品工业的投资比重则从1991年的81％降至1995年的65％，机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则从1990年的93％降至1994年的46％）（注：〔俄〕《经济学家》1997年第17期。），使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部门的生产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工业部门，从而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石油天然气部门得到优先发展，其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大，并居各工业部门之首。

（2）转轨初期外贸体制改革中自由化的消极后果

经济转轨之初，俄在外贸领域实行自由化方针，全面取消出口关税。这就加快了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1994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仅为54.2％，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76.6％），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67.5％），与拉美国家相近（53.3％）；与此相反，矿物原料出口比重高达42.4％，比发达国家（9.9％）及发展中国家（18.1％）高几倍，与非洲44.9％的平均指标接近；原油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46％，成品油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14％上升到1997年的42％，天然气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14％上升到1999年的37％，原煤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11％，原木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7％上升到1999年的32％，纸浆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23％上升到1999年的80％（注：〔俄〕《经济学家》2000年第7期。）。对俄罗斯来说，这些不可再生的燃料和原材料的出口能力已到极限。俄罗斯的畸形出口结构进一步带动了国内原料、燃料部门的生产。与此同时，1991年后，俄罗斯制造业出口的高科技产品比重下降88％，在世界高科技产品贸易额中俄罗斯仅占0.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制造业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从1992年的88％减少为1996年的47％，而欧盟的同类产品比重为45％，美国为48％，日本为70％；从出口额看，1998年俄技术出口额为0.418亿美元，明显低于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法国18亿美元、美国328亿美元）。这种不合理的出口结构，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3）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所形成的制约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转轨10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包括商品市场、资金市场等，但是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尚不成熟。这使得价格、竞争和科技在资源的高效配置及规模经济中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得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先导的科技难以与经济进行有效结合。从而从根本上制约着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

3.经济转轨中中央与地方利益新格局中的粗放增长因素

（1）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强

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急剧拉大：生产和收入非常集中，在89个联邦主体中10个最大的地区生产着全国GNP的44％，17个地区即占该项总值的58％。1990年10个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和10个最发达地区的相应指标相比，前者是后者的57％，到1996年已经只能达到22％左右（注：李方仲：《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1994～1996年79个联邦主体中的许多主体的按人口平均地区产品总量规模的差异幅度呈直线上升趋势：1994年为11.4倍，1995年为17.7倍，1996年为20.4倍，这些指标的变异系数的变化也是直线上升的：1994年为0.488，1995年是0.489，1996年是0.562。（注：李方仲：《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转轨中的困境促使落后地区进一步超常发展自身原本单一的产业，如秋明州着力发展石油工业。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2）中央与地方权力调整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