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论文范文10篇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房地产虚拟经济重构稳定

在市场经济中，房地产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为消费者提供居住和工作场所；二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投资或投机机会；三是为整个信用制度提供最基本的抵押资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银行抵押资产的90％是房地产）。前者是房地产的自然属性，与是否市场经济无关，后两者则是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这两个功能。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引发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基本作用：其正面的基本作用在于房地产可以迅速通过房地产信贷的杠杆撬动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发达地区，导致该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这总是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和税收收入）；而基本的负面作用就是它可能带来泡沫经济的风险。可见，房地产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具有很强的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把房地产作为虚拟经济的部门之一来进行研究更能体现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性。

然而，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房地产（realestate）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实物资产（realassets），属于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房地产的变动应该与经济基本面相吻合。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房经背离”和“房地产泡沫”等种种“异象”又说明了仅把房地产作为一种实物资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从当今经济虚拟化的现实出发，运用虚拟经济理论对之进行合理的解释。

一、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化定价方式越来越普遍，整个经济系统中虚拟经济部分的影响日益增强，相应地，虚拟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称呼有很多种，但是它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而存在的看法却是共同的。虚拟经济概念的本质意在概括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基础就是资本化的定价方式。它是观念支撑或心理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而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房地产的价格形成无疑属于虚拟经济系统。

可见，虚拟经济理论重视预期和心理活动、不确定等因素的作用，它把整个经济系统划分为由成本支撑的实体经济系统和由心理支撑的虚拟经济系统。虚拟经济是一种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其行为基础的特殊的经济运行关系，一种资产，不论其有形还是无形，也不论其是金融资产还是房地产，一旦以资本化定价方式来定价，它就具有虚拟资产的运行特征，就应该纳入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虚拟经济中的所有运行特征、运行规律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与资产的这种特殊定价方式有关。对房地产虚拟性的研究也是从资本化定价方式入手的。有关的研究如下：

1.关于房地产定价方式的研究。刘骏民（1998）指出：如果从定价方式的角度来看，即使是狭义的虚拟经济的定义也要包括房地产。随后，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报告”指出房地产虚拟性是介于一般商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房地产虚拟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房地产存量与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虚拟化的程度以及制度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结构等影响房地产虚拟性质的主要制度因素）。

2.关于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研究。郭金兴（2005）指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并不必然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房地产具有稳定经济的内在机理。房地产价格的长期增长趋势可以使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中的货币需求相适应，而房地产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对稳定货币发行，从而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王国忠（2005）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检验发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整个经济价值系统的影响是直接而显性的。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在整个区间内存在双向的影响机制，房地产价格对股票价格与实体经济的价格指标都有着单向的传导机制，房地产的价格波动会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及实物生产价格的波动。这说明作为虚拟经济的子集，房地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果把房地产部门看成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然后再来考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会发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出现了增强的趋势。鞠方（2005）基于对现代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特殊性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基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提出了房地产市场货币积聚假说，对房地产泡沫的成因进行新的解释。进而把房地产泡沫放在协调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重点剖析房地产泡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三者的互动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并指出：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虚拟经济特征和实体经济特征的特殊市场，正是由于这种“虚实两重性”，决定了房地产“异象”成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基本思路

在认识到房地产的虚拟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按照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刘骏民，2003），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这种重构包括以下几个有机的组成部分：①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这是从虚拟经济的行为基础——资本化定价方式的角度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的研究。②对房地产自身的稳定性的研究。首先，从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强波动性入手，然后，对房地产这种虚拟经济成分自身的稳定性进行研究。③从价格的角度来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说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关系——房地产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影响。④从资金流的角度阐述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这种资金流包括货币资金流和信贷资金流。分析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波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⑤指出在虚拟经济条件下政府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以促进经济稳定。⑥案例研究。研究美国、英国、日本、中国等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

由此，从虚拟经济的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图大致如下：

三、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意义

在经济虚拟化背景下，研究房地产虚拟性质与宏观经济稳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大体而言，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强调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功能，从而将股市、债市、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等看作一个整体来考察房地产，考察资金在这些领域中转移流动的规律及其影响；第二，强调房地产作为资产的虚拟性质和可能的房地产引发的泡沫经济的风险。这种从市场经济功能视角的研究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有利于正确解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传统经济理论难以有效解释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的“异象”，只有在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会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研究领域有更深刻的了解；才会对虚拟经济的理论出发点是把整个经济看作一个价值系统而非物质系统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研究必将极大地丰富虚拟经济的理论。

有利于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研究房地产虚拟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指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协调发展，这在客观上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并有利于提高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从而为经济增长服务。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事关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房地产泡沫引发的财富分配效应可能加剧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社会利益主体的矛盾激化。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房地产业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各国的GDP增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性较强。在此情形下，如果房地产业出现不正常的发展，不仅会导致房地产业衰退，还会对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认识房地产虚拟性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问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金融安全、投资决策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AlanGreenspan.Newchallengesformonetarypolicy．beforeasymposiumsponsoredbytheFederalReserveBankofKansasCityinJacksonHole［R］．Wyoming，August27，1999.

[2]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39～42.

[3]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4]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D].南开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5]王国忠.虚拟经济稳定性研究［D］.南开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6]李杰,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6,(2).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房地产虚拟经济重构稳定

在市场经济中，房地产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为消费者提供居住和工作场所；二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投资或投机机会；三是为整个信用制度提供最基本的抵押资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银行抵押资产的90％是房地产）。前者是房地产的自然属性，与是否市场经济无关，后两者则是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这两个功能。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引发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基本作用：其正面的基本作用在于房地产可以迅速通过房地产信贷的杠杆撬动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发达地区，导致该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这总是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和税收收入）；而基本的负面作用就是它可能带来泡沫经济的风险。可见，房地产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具有很强的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把房地产作为虚拟经济的部门之一来进行研究更能体现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性。

然而，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房地产（realestate）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实物资产（realassets），属于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房地产的变动应该与经济基本面相吻合。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房经背离”和“房地产泡沫”等种种“异象”又说明了仅把房地产作为一种实物资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从当今经济虚拟化的现实出发，运用虚拟经济理论对之进行合理的解释。

一、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化定价方式越来越普遍，整个经济系统中虚拟经济部分的影响日益增强，相应地，虚拟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称呼有很多种，但是它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而存在的看法却是共同的。虚拟经济概念的本质意在概括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基础就是资本化的定价方式。它是观念支撑或心理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而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房地产的价格形成无疑属于虚拟经济系统。

可见，虚拟经济理论重视预期和心理活动、不确定等因素的作用，它把整个经济系统划分为由成本支撑的实体经济系统和由心理支撑的虚拟经济系统。虚拟经济是一种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其行为基础的特殊的经济运行关系，一种资产，不论其有形还是无形，也不论其是金融资产还是房地产，一旦以资本化定价方式来定价，它就具有虚拟资产的运行特征，就应该纳入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虚拟经济中的所有运行特征、运行规律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与资产的这种特殊定价方式有关。对房地产虚拟性的研究也是从资本化定价方式入手的。有关的研究如下：

1.关于房地产定价方式的研究。刘骏民（1998）指出：如果从定价方式的角度来看，即使是狭义的虚拟经济的定义也要包括房地产。随后，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报告”指出房地产虚拟性是介于一般商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房地产虚拟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房地产存量与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虚拟化的程度以及制度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结构等影响房地产虚拟性质的主要制度因素）。

2.关于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研究。郭金兴（2005）指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并不必然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房地产具有稳定经济的内在机理。房地产价格的长期增长趋势可以使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中的货币需求相适应，而房地产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对稳定货币发行，从而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王国忠（2005）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检验发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整个经济价值系统的影响是直接而显性的。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在整个区间内存在双向的影响机制，房地产价格对股票价格与实体经济的价格指标都有着单向的传导机制，房地产的价格波动会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及实物生产价格的波动。这说明作为虚拟经济的子集，房地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果把房地产部门看成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然后再来考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会发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出现了增强的趋势。鞠方（2005）基于对现代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特殊性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基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提出了房地产市场货币积聚假说，对房地产泡沫的成因进行新的解释。进而把房地产泡沫放在协调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重点剖析房地产泡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三者的互动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并指出：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虚拟经济特征和实体经济特征的特殊市场，正是由于这种“虚实两重性”，决定了房地产“异象”成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基本思路

在认识到房地产的虚拟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按照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刘骏民，2003），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这种重构包括以下几个有机的组成部分：①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这是从虚拟经济的行为基础——资本化定价方式的角度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的研究。②对房地产自身的稳定性的研究。首先，从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强波动性入手，然后，对房地产这种虚拟经济成分自身的稳定性进行研究。③从价格的角度来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说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关系——房地产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影响。④从资金流的角度阐述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这种资金流包括货币资金流和信贷资金流。分析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波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⑤指出在虚拟经济条件下政府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以促进经济稳定。⑥案例研究。研究美国、英国、日本、中国等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

由此，从虚拟经济的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图大致如下：

三、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意义

在经济虚拟化背景下，研究房地产虚拟性质与宏观经济稳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大体而言，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强调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功能，从而将股市、债市、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等看作一个整体来考察房地产，考察资金在这些领域中转移流动的规律及其影响；第二，强调房地产作为资产的虚拟性质和可能的房地产引发的泡沫经济的风险。这种从市场经济功能视角的研究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有利于正确解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传统经济理论难以有效解释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的“异象”，只有在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会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研究领域有更深刻的了解；才会对虚拟经济的理论出发点是把整个经济看作一个价值系统而非物质系统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研究必将极大地丰富虚拟经济的理论。

有利于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研究房地产虚拟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指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协调发展，这在客观上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并有利于提高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从而为经济增长服务。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事关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房地产泡沫引发的财富分配效应可能加剧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社会利益主体的矛盾激化。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房地产业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各国的GDP增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性较强。在此情形下，如果房地产业出现不正常的发展，不仅会导致房地产业衰退，还会对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认识房地产虚拟性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问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金融安全、投资决策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AlanGreenspan.Newchallengesformonetarypolicy．beforeasymposiumsponsoredbytheFederalReserveBankofKansasCityinJacksonHole［R］．Wyoming，August27，1999.

[2]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39～42.

[3]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4]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D].南开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5]王国忠.虚拟经济稳定性研究［D］.南开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6]李杰,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6,(2).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篇3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推翻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在历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读者们声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那样，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说成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认为，按照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行为这个范式推导出来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它是一个类似坐标系中的原点那样的东西，根据这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地测出并且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在什么地方，运行在离这个原点多远的地方。

参考文献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篇4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推翻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在历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读者们声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那样，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说成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认为，按照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行为这个范式推导出来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它是一个类似坐标系中的原点那样的东西，根据这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地测出并且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在什么地方，运行在离这个原点多远的地方。

参考文献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篇5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价格发现机制之一，拍卖进入经济学文献的时间却相当晚，对拍卖最早的两篇开创性论文分析发表于1956年和1961年。在此之前，研究拍卖问题的经济理论文献几乎是空白，而此后近20年里拍卖理论的进展也相当缓慢。在很长的时间里，拍卖理论一直被视为与经济理论主体迥异的专业化领域，它似乎只是管理科学家与运筹学家的属地，因而不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承认。造成这种误解的部分原因是拍卖理论最初主要由运筹学家发展起来或多发表在运筹学杂志上，而且多运用技术数学而非标准经济学的直觉进行论证。

突破性的进展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博弈理论研究者意识到拍卖是一种简单而又具有完备定义的信息不对称经济环境，它是分析经济主体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一个颇有价值的实例，其经济研究前景也非常诱人。与此同时，实验经济学者对于可控拍卖实验的兴趣不断高涨。在这一背景下，拍卖理论逐渐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接纳，并大量运用博弈论、实验以及经验检验作为研究工具。近1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拍卖问题的研究文献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拍卖理论也已经作为一个专门体系进入中高级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领域。

本文将紧密围绕拍卖机制的收入与配置效率的绩效比较以及卖主最优拍卖机制设计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二部分简要评述了维克里的开创性贡献；第三部分详细分析了四种标准拍卖机制的绩效以及单物品最优拍卖机制设计；第四部分则探讨了各种多物品拍卖机制的绩效以及多物品最优拍卖机制设计，并介绍了拍卖理论在国债拍卖与频谱拍卖实践中的应用与发展；最后一部分总结了拍卖理论检验的情况及其它前沿问题，并简要评价了拍卖理论研究的现状。

二、维克里的开创性贡献

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Friedman）于1956年提出一个求解第一价格密封投标中的最优竞价策略的模型。尽管他采用的是基于决策理论的运筹学分析方法，但他已经意识到应用博弈理论分析拍卖问题的前景。事实上，弗里德曼竞价模型可以被视为博弈理论拍卖模型的前兆。如果说弗里德曼是从竞价者的角度来考虑最优出价战略，那么维克里（WilliamVickrey）则更多地站在拍卖组织者和社会计划者的角度分析配置效率与收入问题。维克里于1961年发表的《反投机、拍卖与竞争性密封投标》一文堪称拍卖理论的开山之作。文中维克里首次运用博弈论处理拍卖问题并取得巨大进展，他极富预见性地提出了拍卖理论中的多数关键问题，从而引导了该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这些开创性贡献成为他获得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因素。

维克里首先考虑了单物品拍卖机制。他指出，无论竞买人是否对称，英式拍卖中的每个竞买人的占优战略都是保持竞价，直到价格达到自己的估价为止，估价最高的竞买人将以大致等于次高估价的价格夺走拍卖品，这种配置结果显然是帕累托有效的。在竞买人对称的荷式拍卖中，每个竞买人的报价应该严格低于自己的估价，估价最高的竞买人也必定成为赢家，因而也是帕累托有效的。但是，如果竞买人非对称，荷式拍卖的配置结果很可能是无效率的。

维克里还相当精辟地分析并指出，荷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在战略上是完全等价的，因为竞买人在两种情形中所面临的局势完全相同。在此基础上，维克里独创性地提出了英式拍卖的密封等价形式--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又称维克里拍卖）。这种拍卖最显著的特征是每个竞买人的占优战略都是按其真实支付意愿出价（"说真话"），这种拍卖机制显然是激励相容的。由于拍卖品最终归于支付意愿最高的竞买人之手，它也是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配置机制。

维克里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针对竞买人对称的情形证明，荷式拍卖与英式拍卖所产生的期望价格相同。结合战略等价关系，实际上意味着四种标准拍卖机制给卖主带来的平均收入相等。这就是著名的"收入等价定理"（RevenueEquivalenceTheorem,RET），该定理是整个拍卖理论研究的起点。但是，维克里也注意到，荷式拍卖中盈利方差要小于英式拍卖，这意味风险厌恶的卖主更愿意选择前者。他还明确指出，竞买人合谋以及拍卖人败德可能成为密封拍卖的致命劣势。

维克里（1962）还将单个物品的拍卖推广到多个相同物品的拍卖，他针对每个竞买人最多购买一个单位（单位需求）的简单情形提出并简要分析了几种同步与序贯拍卖机制。在1962年的《拍卖与竞价博弈》一文中，维克里再次运用博弈理论详细分析了三种同步密封的多物品拍卖机制的绩效。遗憾的是，维克里所提出的这些重要问题在当时并未引起经济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在此后近20年里拍卖理论几无重大进展。20世纪70年代末，拍卖经济理论的发展高潮终于姗姗来临。

三、基准模型与单物品拍卖分析

对拍卖机制的绩效分析往往从包含以下重要假定的框架入手：（1）单物品拍卖。（2）所有竞买人和卖主都是风险中性的。（3）所有竞买人是对称的，其估价服从同一概率分析。（4）拍卖品具有独立的私人价值。换言之，每个竞买人仅凭所掌握的私人信息就可以精确地对拍卖品估价，即使知道了所有其他人的估价信息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估价。（5）最终支付额仅仅取决于报价额。（6）竞买人之间是非合作博弈。（7）卖主就是拍卖人，不存在交易费用。上述拍卖模型通常被称为"基准模型"（BenchmarkModel）或"私人价值模型"。这些假定在现实中未必完全满足，但它们是拍卖绩效分析的理想基准，随后将逐步放松或替代这些假定，向真实世界逼近。

1．收入等价定理与最优拍卖机制

1981年，Myerson、Riley和Samuelson几乎同时证明了维克里关于各种标准拍卖机制的期望收入等价这一结论的一般性。假定数量既定的众多风险中性的潜在买主中的每个人都独立地获得对拍卖品的私人估价，且这些估价服从一个共同的、严格递增的非原子分布，那么任何具有以下特征的拍卖机制都将产生同样的期望收入（并导致每个竞买人按自己估价的某个函数支付相同的期望金额）：（1）拥有最高信号的竞买人总是赢家；（2）任何拥有最低可行估价的竞买人的期望剩余为零。这个结论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它意味着卖主选择四种标准拍卖方式中的哪一种都无关紧要！

由此引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所有可能的拍卖机制中，卖主最优的选择是哪一种？Myerson（1981）借助于"显示原理"将最优机制的搜寻范围缩小到激励相容性直接机制上，并将最优拍卖机制问题转化为一个双重约束下的线性规划问题：即在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下求卖主的最大期望剩余。沿着这一思路证明，可以将最优拍卖机制概括为两套规则：（1）配置规则：要求每个竞买人报告自己的估价，卖主计算相应的边际收益，然后将拍卖品授予边际收益最高者，除非最高边际收益低于卖主自己的估价（边际成本）。若所有边际收益都低于卖主自己的估价，卖主将保留拍卖品。（2）支付规则：赢家支付的金额既非他的边际收益亦非他的报告估价，而是使其边际收益等于或高于所有竞争对手的边际收益以及卖主边际成本的最低估价。

因此，最优拍卖机制实质上将第二价格拍卖的思想与第三级垄断价格歧视的思想结合起来了。在基准模型中，若估价越高的竞买人的边际收益也越高（正则性），则所有设置了最优保留估价的标准拍卖机制都是最优的。但是，最优拍卖机制的配置结果有可能是无效率的。首先，其中隐含着边际收益最高者的估价高于卖主估价但卖主保留拍卖品的可能。其次，在竞买人非对称的情况下，估价最高者的边际收益未必最高。排除这两种可能，那么收入最优拍卖也是帕累托最优的。

2．标准拍卖制度的选择

根据RET，各种拍卖形式除了制度细节之外并无差别，这与实践中英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折卖明显更受青睐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将会看到当基准模型中的假设被放松以后，RET就随之失灵，某些拍卖制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拍卖理论的解释能力则因此增强。

（1）风险厌恶

一旦放弃买卖双方都为风险中性的假设，第一价格拍卖（FPA）就具有了某种收入优势。可以证明，无论竞买人服从何种估价分布，FPA中的均衡价格都二阶随机占优于第二价格拍卖（FPA）中的均衡价格。因此，厌恶风险的卖主更愿意选择FPA。考虑卖主为风险中性而竞买人厌恶风险的情形：在SPA中，竞买人的均衡报价战略不会因风险厌恶而改变，因而期望价格不受影响。在FPA中，风险厌恶的竞买人更愿意适当提高报价以确保获胜并获取正利润，因而对估价的削减要小于风险中性竞买人。根据RET，卖主同样更愿意选择FPA。

总体而言，竞买人对风险的厌恶态度有利于卖主。但是，FPA并非最优的拍卖机制，风险中性的卖主还可以充分利用它在风险承受方面的比较优势获得最大收入。比如，他可以提高低报价的风险实现鼓励高报价的目的。竞买人风险厌恶情况下的最优拍卖机制要比风险中性时复杂得多，比如要补贴失败的高价竞买人并惩罚低价竞买人。此外，卖主还可以通过隐瞒竞买人数量的方式（即引入数量不确定性）提高期望价格。

（2）共同或关联价值

拍卖品具有独立的私人价值的假定只是一种极端情形，另一种极端情况是拍卖品有一个客观的实际价值（比如油田下面的储油量），该价值对所有竞买人而言都是相同的，但在拍卖时无人确切地知道这一共同价值，只能根据各自掌握的不同私人信号（如地质勘探获得?quot;信号"）对其进行估计。此时，竞买人了解到其他人的估价信息后很可能会改变原先的估价。这一模型被称为"共同价值模型"。在共同价值拍卖中存在"赢家的诅咒"效应，此时赢家往往会因支付过高而亏损（即惨胜）。每个竞买人都必须意识到，只有当自己拥有最高信号（在对称均衡中）时才能赢得标的物。因此，理性竞买人为避免沦为它的牺牲品必须将与胜利相伴的坏消息考虑进行并向下调整报价额。

在真实世缰校嗍穆敉卑怂饺思壑岛凸餐壑狄蛩亓礁龇矫妗ilgrom和Weber建立的"关联价值模型"（AffiliatedValue）成功地将上述两个模型都纳入其中。在这个一般模型中。假定每个竞买人收到一个私人信号，但允许每个竞买人的估价成为所在地参与人信号的综合函数。再引入一个"关联性"的统计概念：大致地讲，如果某个竞买人观察到一个关于拍卖标的品质的有利信号，他相信自己的竞争价对手极有可能也观察到了一个有利信号，那么竞买人的信号就是相互关联的。根据这一模型，他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的期望收入排序关系：

英式拍卖≥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荷式拍卖

该结论可被用于解释英式拍卖在实践中更为常见的原因。英式拍卖区别于其它拍卖制度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公开竞价过程可以实时地向竞买人传递信息，因而可以潜在实现私人信息的共享。引入共同价值因素之后，英式拍卖就具有了收入优势：每个竞买人关于共同价值的私人信息对其它竞买人而言都是有价值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在公开竞价过程中被披露出来了。这种私人信息的共享意味着"赢家的诅咒"效应的减轻，于是竞买人的报价更具有进取性。

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卖者拥有与标的真实价值有关（时而与竞买人的私人信号相关联）的任何私人信息来源，他的最优政策就是预先承诺会诚实地予以披露。将赢家的支付价格同与赢家的信息相关联的信息联接起来可以提高期望收入，这个一般原理被称为"联接法则"（LinkagePrinciple）。

在最优拍卖分析中，如果竞买人拥有独立的私人估价，那么最优保留估价既独立于竞买人数量，又大大高于卖者本人的估价。但是，如果估价是有关联的，竞买人越多则保留估价越低。Levin和Smith证明，随着竞买人数量增多，最优保留估价将收敛于卖者本人的估价。

（3）非对称性

如果放弃竞买人的估价服从相同概率分布的假设，SPA仍然将标的授予估价最高者，FPA却未必如此。其原因是在FPA中，来自较弱估价分布的竞买人的报价要比来自更强估价分布的竞买人更具进取性，卖主往往会歧视性地将标的卖给前者。因此，在非对称性情形中，FPA无法保证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性，但它确实可能带来更多的预期盈利。这一结论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成立的。Maskin和Riley还一般性地证明，强势买主更愿意选择SPA，而弱势买主更愿意接受FPA。

回顾最优拍卖机制，卖主为获得最大期望收入应该将标的配置给边际收益最高而非估价最高的竞买人并设置最优保留估价。根据标准需求理论，估价相同的买方在处处更低的需求曲线（水平内移）中的边际收益更大。因此，卖主通常都更愿意将标的卖给来自更低估价分布的弱势竞买人，非对称情况下的最优拍卖必然是歧视性的。McAfee和McMillan以采购拍卖为背景发展了这一观点，并对政府采购中出现的偏袒本国厂商的行为提供了政治原因之外的一个合理解释。

以上分析都建立在私人价值假设的基础上。如果估价包含了共同价值因素，竞买人之间的不对称性的影响将会显著得多。如果一个竞买人拥有如私人估价略高这样微弱的优势，他的报价就会大胆得多。在英式共同价值拍卖中，这种优势具有巨大的间接效应：竞买人的对手将面对更大的"赢家的诅咒"，因而会更为保守地出价，优势竞买人?quot;赢家的诅咒"因此下降，于是可以更加大胆地报价。最终的结果是优势竞买人以极低的价格取胜。而且，这种效应会因存在竞价成本或入场成本而放大，导致处于劣势的竞买人根本无法参与拍卖。这表明，在共同价值环境中，英式拍卖对卖主而言可能是一种危险的选择。

（4）合谋行为

前文假定竞买人之间的博弈是完全竞争性，但是在拍卖实务中，竞买人或投标人之间完全有可能勾结起来达成隐性或明确的合谋协议。尽管目前与此相关的理论或经验研究都还相当有限，但还是得出了某些启示性结论。

Robinson言简赅地指出，SPA中达成的合谋协议要比FPA中更容易维持。为简化分析，不妨假定所有竞买人可以顺利地达成合谋协议、分享胜果并且不会被卖主觉察到，再假定卡特尔可以提前举办一场内部拍卖并指定胜者为正式拍卖中的赢家，那么在第二价格密封拍卖中的合谋协议应该是：让指定赢家递交极高的天价，所有其他竞买人都递交零价，这时任何其他竞买人都无破坏协议的动机。在英式拍卖中，卡特尔只需达成不相互抬价的协议即可，而且指定赢家可以实时地提高报价打击破坏协议的行为。这种合谋的结果显然是帕累托有效的。在第一价格密封卖中，所在竞争买人必须一致同意由指定赢家递交任意低的价格，其他竞买人一律递交零价，但这时所有其他竞买人都有破坏协议的强烈激励。

McAfee和McMillan分析了仅包含部分竞买人而且无法在成员间进行补充支付的"弱"卡特尔。结果证明"弱"卡特尔最佳的选择是让所有成员递交相等的报价，然后依赖于拍卖人随机地选择胜者。这解释了多年来在各国密封报价拍卖中盛行的报价相等现象。很显然，对补充支付的限制导致了合谋的非效率性。但是在某些重复拍卖情况下，卡特尔可能更愿意选择轮流报价机制。

Hendricks和Rorter特别指出，合谋的出现和特征关键取决于拍卖品的性质以及特定的拍卖规则。在许多情况下，竞争性行为与合谋行为的结果可能是无法区分的。因此，要想有效地鉴别合谋并非易事。但是，卖主可以改变拍卖规则以限制卡特尔的有效性，比如可以设置一个与串谋集团规模同向变动的保留价格。在密封拍卖中，为了破坏递交相同价格的合谋，拍卖人可以只公开赢家的身份而不公布报价额，或者拒绝按照随机方式确定胜者。

（5）败德行为

维克里曾指出，当卖主是一个政府机构或大型团体时，负责销售的拍卖人可能缺乏足够的动力去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在密封拍卖中特别容易产生拍卖人与竞买人勾结起来损害卖主利益的败德行为。比如，在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中达成的败德协议可能是：在所有报价递交之后，拍卖人将次高报价告知报价最高的竞买人，并允许其重新递交一个略高于次高报价的价格以换取贿赂。在第二价格密封拍卖中，败德协议至少要涉及到两个竞买人：拍卖人通过行贿使次高竞买人降低或者撤回报价，从而降低报价最高者的支付额。维克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将销售结果全部对外公布或者设置合理的保留价格。

在第二价格密封拍卖中还存在拍卖人损害赢家利益的败德行为，比如拍卖人可以伪称收到了或者通过行贿让次高竞买人重新递交一个刚好低于最高报价的次高报价。正是这种潜在的可能导致了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在实践中鲜为人知。在这种情况下，为取信于竞买人，拍卖人同样可以公开全部竞价信息。在英式拍卖中存在类似的败德可能，拍卖人或者卖主可能串通内部人参与现场竞价哄抬价格。荷式拍卖或许是四种标准拍卖中最能有效防止上述合谋与败德行为的方式。在这种拍卖中信息披露得最少，上述各种阴谋几乎都无法得逞。四、多物品拍卖分析与新兴市场设计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了单物品的拍卖，然而在实践中更多地观察到的是多物品拍卖。近年来，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拍卖市场实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重塑竞争性基础设施产业（电信、电力、天然气、交通等）、配置公共稀缺资源以及增加财政收入渠道，私人部门也更多地通过拍卖转让资产所有权或者采购原材料。这些应用领域往往涉及到多个同质或者类似的拍卖标的。因此，多物品拍卖机制的设计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并正成为拍卖理论中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多物品拍卖可以采取同步与序贯两种方式。在同步方式下，所有物品同时拍卖，具体程序包括密封的同一价格拍卖（UPA）和歧视性拍卖（DA）以及公开的加价式拍卖。在序贯方式下则是按顺序逐个地重复拍卖，具体程序包括序贯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序贯第二价格密封拍卖以及序贯加价式拍卖。在每个竞买人最多只能购买一个单位（即单位需求）的情形下，UPA拍卖和DA拍卖可被视为第二价格密封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在多物品拍卖中的推广。

1．广义收入等价与多物品最优拍卖

目前，对多物品拍卖的已有研究大多以所有单位同质及竞买人具有单位需求为前提。在该假定条件下，单物品拍卖中得出的许多概念和结论--尤其是RET--都可以推广到多物品拍卖的情形。Maskin和Riley一般性地证明，如果保留RET的其它假定，有k件相同的不可分割拍卖品出售，而且每个买主至多需求一个单位，那么任何具有以下特征的拍卖机制都创造相同的期望收入：（1）k件拍卖品总是由估价最高的k个竞买人所得；（2）任何拥有最低可行估价的竞买人的期望剩余为零。这意味着卖主从各种同步以及序贯拍卖中获得的期望收入都相等，实际上将RET推广到了多物品拍卖的情形。但是，如果竞买人对多个单位感兴趣或者可以递交向下倾斜的需求函数，那么该定理通常不再成立。

Maskin和Riley还将梅耶森对最优拍卖机制的分析扩展到大量同质物品拍卖的情形，他们证明，在正则性条件下，设置了适当保留估价的标准拍卖机制对卖主而言都是最优机制。但是，若考虑竞买人可能需要多个单位即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一般情况，即便是设置了保留估价的标准拍卖机制通常也不可能是最优的。Palfrey分析了一个垄断卖主在将异质物品捆绑销售之间的偏好，并论证了卖方捆绑销售的激励会随着竞买人数增加而下降。此后，对多单位异质物品最优拍卖的研究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2．同步拍卖机制分析

Wilson比较了一件可分割物品的UPA（份额拍卖）与同一物品被视为不可分割整体的拍卖（单位拍卖），得出的结论是在UPA中存在多个合谋性均衡，因而销售价格要比单位拍卖低得多。Back和Zender进一步证明，UPA中，竞买人可以无成本地递交相对较高的超边际报价（陡峭的需求曲线）抑制竞争；在DA中这样做要付出高昴代价，因而竞买人会提交更平坦的需求曲线，并在边际水平上激发更剧烈的价格竞争。因此，DA可能给卖方带来更多的期望利润。

Hansen对赢者通吃情形下的数量内生的采购招标分析则表明，收入等价性在需求依赖于价格的情况下不再成立。此时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仅给买主带来更低的期望采购成本，而且给买卖双方创造更高的总剩余，因而也是一种为投标的卖方所青睐并具有社会效率的机制。其直观原因在于公开加价式拍卖中销售价格等于次低成本，第一价格密封的效易量则更好地反映了赢家的成本，因而更具生产效率并提供了更强的进取性报价激励：更具进取性的报价不仅增加了取胜概率，而且也提高了交易量。这解释了采购中往往采用第一价格密封形式的原因。

3．序贯拍卖机制分析

Milgrom和Weber在更一般的假设条件下考虑了多种序贯拍卖机制。均衡分析表明，在独立的私人价值情形下，任何序贯拍卖中的均衡价格序列都是一个鞅。在关联和（或）共同价值的情况下，序贯第一价格密封与第二介格密封拍卖中的均衡价格序列则是向上漂移的。对此的直观解释是前期拍卖可以释放出有关商品价值的信息，从而降低竞买人对后期拍卖中的"赢家的诅咒"效应的关注，因此，竞买人更愿意推迟到后期购买。

然而，在酒品和公寓套间等同质商品的序贯拍卖中，人们更多地观察到的却是价格向下漂移模式，这就是所谓"价格反常下降现象"。这种经验观察与理论预测的不一致性引发了许多解释性文献。Ashenfelter提出，竞买人对于风险的厌恶态度可能解释这种现象：对一个厌恶风险的竞买人而言，第二期效用的随机性降低了它的价值，于是它具有提高第一期报价争取早些购买的激励。但是MeAfee和Vincent指出，这种解释逻辑只有在假定竞买人的绝对风险厌恶性非减时--这似乎与大多数人对风险的态度相悖--才成立，但这并非意味着绝对风险厌恶性递减时不存在价格递减现象。

Milgrom和Weber还比较了各种拍卖机制在关联价值环境中的收入能力。他们所得出的期望收入排序关系为：（1）同步/序贯的英式拍卖>同一价格拍卖>歧视性拍卖。（2）序贯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歧视性拍卖，序贯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同一价格拍卖。但是，上述结论都依赖于竞买人风险中性的假定条件。如果竞买人厌恶风险，收入排序关系就会削弱甚至颠倒。

4．新兴拍卖市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日渐意识到，许多真实市场都可以通过拍卖理论得到最佳理解，而单物品拍卖理论已不足以指导突飞猛进的多物品拍卖市场实践。目前，对多单位同质物品拍卖的研究大多以国债这个规模最大也最典型的拍卖市场为背景，美国频谱拍卖探索过程则被视为拍理论成功应用于新兴市场机制设计的典范。

（1）国债拍卖市场

国债拍卖具有其它拍卖市场所没有的独特市场特征，这使分析变得复杂化。国债拍卖最大的特征在于国债从本质上讲属于可分割物品。与单物品拍卖不同的是，竞买人递交的是价格与数量的组合，事实上提交了一条需求曲线。国债拍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拍卖前后都存在活跃的相关市场：在拍卖之前存在从事远期交易的虚债市场（when-issuedmarket），在拍卖之后则存在转售市场以及回购与逆回购市场。这些市场都会与国债拍卖市场发生战略性互动，并最终影响到竞买人的竞价行为和种种拍卖机制的绩效。

自1974年以来，美国财政部的国债拍卖几乎完全依赖于DA拍卖机制。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债市场都采用DA拍卖机制。然而，理论界对于国债拍卖应该选用何种机制的争议由来已久。至少从米尔顿-弗里德曼以来，就有大量学者主张采用UPA拍卖机制。支持这观点的理由之一是DA机制中存在大额竞买人合谋操纵市场的强烈激励：在具有明显共同价值因素的国债拍卖中，DA中的"赢家的诅咒"效应经UPA更加严重，因而打击了那些不太知情的小额交易者的积极性，使竞价局限于少数大交易商之间。理由之二是可以沿用单物品拍卖中SPA的期望收入高于FPA的逻辑来分析国债拍卖机制。譬如Chari和Weber以及Bikhchandani和Huang等人的研究都重申了这一观点。

1991所罗门兄弟公司涉嫌操纵国债拍卖市场的丑闻曝光之后，美国财政部于次年试验采用UPA机制出售2年与5年期的中期国债。但是，正如Back和Zender所指出的，可分割物品拍卖与不可分割物品拍卖，或更一般地讲，与单位需求拍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购买多个单位的竞买人所关注的是边际成本而非价格，而一个竞买人的边际成本是由所有竞买人所提交的需求曲线内生决定的。因此，在UPA拍卖中存在隐性合谋的可能，在某些均衡中UPA拍卖的期望收入要低于DA拍卖。最近对财政部试验的经验比较研究并未得出定论。但是，这场争论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即国债拍卖不能从不可分割物品拍卖的研究中得到有用的启示。目前，对于国债拍卖市场与相关的相互影响的研究还相当缺乏。

（2）频谱拍卖市场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在古典经济学派中人口经济理论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斯密和李嘉图在各自的分配理论中都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人口问题。作者对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问题以劳动价值论为主线加以分析，阐述了人口与财富、人口与收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说。同时，对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反人口主义的现实根源和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

一、威廉·配第的人口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派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其创始人威廉·配第就开始探讨人口问题。配第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创造价值思想，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从而把土地和人的劳动看成是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两大要素。但是威廉·配第对于人口的考察还不仅仅局限于人口数量，是从劳动性人口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基于他的人口众多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一思想。配第认为生产性人口是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与财富增长联系在一起的人口，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而是具有一定经济质量的人口。他认为一国财富的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勤勉程度和技艺水平。由于一国人口在一定期间内是稳定的，因而配第重视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根据这一思想，配第实际上把一国的人口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事物质财富或对国家具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物品生产的人、以及不生产这些东西的人，包括土地耕种者、手工业者、还远、上人、士兵;第二类人包括医生、僧侣、律师、政府官员等。他主张限制第二类人的数量，增加第一类人的数量，以增进一国的财富。“人口稀少，是真正的贫困。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将是有着相同国土面积但人口却只有400万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的两倍。而对于同一统治者来说，他们统治较多人口与较少人口的花费是相差无几的”。

威廉·配第的人口思想之所以把生产性人口数量看作是国家财富的标志主要是来源于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以及当时英国的法令政策。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主要是“人口众多、人们勤奋工作，不仅能提供大量的为保护国家荣誉和财富而战斗的士兵和水手，并且能够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应从而可以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较低的工资水平，其亦可以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黄金的流入;其二可以减少人们的懒惰，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劳动力大军”。重商主义的人口观点明显的表现在了当时的英国的政策和法令上。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一1547)，英国一共有7200名小偷被绞死。并在1536年颁布法令，宣布身体健全的流浪汉将被割去耳朵。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也通过一项法令:未经当局许可的14岁及14岁以上的乞丐都要受到鞭打并被打上烙印，除非有人愿意雇用他们;若第二次触犯，如果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们，他们将被处死;若第三次违反法令，将被视为重罪犯立即处死。

在《赋税论》中，配第也是赞成重商主义的“充分就业”观点。他提出的按人头征税的理由就是“这可以激励所有的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到适合孩子能力的地方去工作赚钱，用这些收入所得来支付每个孩子自己的人头税。”配第反对处死小偷，但却主张将它们变为奴隶。这说明，像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威廉·配第也赞成国家应该拥有大量的人口。

二、法国重农学派的人口经理论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建者弗朗斯瓦·魁奈(1694一1774)从生产领域对人口和财富、人口和收人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提出“纯产品”理论，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本源，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魁奈首次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社会全部人口划分为三大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在公经济表》中，他提出农业劳动是唯一能提供“纯产品”的劳动，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才属于生产阶级，而从事农业以外工商业活动的阶级则属于不生产阶级，并且把土地所有者单独列为一个阶级。因此在魁奈的思想中，生产性人口只包含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但是在《人口论》中，魁奈则强调人口是财富的第一个创造因素，指出“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这里的人口是指一国全部人口。这与前者并没有逻辑上的矛盾。前者是魁奈社会财富产生的源泉来加以考察，而后者则是从人口、财富、消费、价格的内在联系而加以考察的。

在魁奈的思想中，财富与人口、需求、消费和价格等具有内在的联系。魁奈认为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消费和价格联系在一起的。人需要消费，消费是人本身生存、再生产的条件。人的消费产生需求，并产生交换，有了交换就有了价格，也就有了价值和财富。“消费能促进产品价格的提高，经常的消费引起产品的经常再生产，这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恢复”。在魁奈看来，价格是消费和再生产之间的重要联系，只有良好的价格才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创造出真正的财富。

同时魁奈认为认为财富的增长先于人口增长，只有财富增加才能使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过多或者无限制的增长对一个国家是不利的。实际上，他主张人口增长决定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认为“人们的生产超过了自己的消费越多，对国家越有益，反之，它们的支出超过自己的收人越多，或者他们的消费超过自己劳动所生产的有效产品越多，那么它们就成为国家的累赘”。

三、亚当·斯密的人口经济理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斯密所说的国民财富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同时他提出，经济发展即国民财富的增长的动因是人口绝对水平的增长，“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地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并且分工影响劳动生产力。

总的来说，斯密人口理论的主要逻辑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从劳动产品的价值构成分析人手，进而分析工资的本质和影响工资的决定因素。然后分析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相互关系，最终认为劳动需求决定人口需求并决定人口生产。

首先斯密认为在一个劳动是唯一资源的社会中，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必要劳动的数量决定的，“在土地上为私有而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中，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即无地主也无雇主同他分享。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劳动工资将随着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大而增加起来。”“但是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这种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就宣告终结了”。斯密认为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和资本家便从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物中扣除了两个项目:地租和利润。而这种扣除后的剩余即是“劳动工资”，即“劳动者为一个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另为一人的一般情况下，劳动获得的工资”。这样斯密就从全社会分配的角度分析了一国国民财富分配的基本形式:劳动工资、地租和利润。

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但是他又看到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与资本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而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斯密认为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工资基金的多少，“这种资金主要有两种:一、超过维持生活需要的收人;二、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资财。……因此，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比随着一国收人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这样，斯密就将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增长联系起来。“收人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而收人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自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

而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斯密是从流量的角度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加以分析，这是斯密的一个比较主要的贡献。斯密认为最富有的国家劳动工资未必最高，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才有此可能。他以当时的英格兰和北美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资现状为例以说明此问题，“北美没有英格兰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财富”，从工资水平上看，北美地区也高于英格兰。斯密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较快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力市场出现供求不均等的情况，由此产生了较高的劳动工资。而这种较为丰厚的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使他们不断能够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力需求。

同时，斯密又从长期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认为发达社会到一定阶段后，会达到停滞状态，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带来利润率的下降，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陷人资本停止积累的状态。到那时人口也就有了所能容纳的极限，并不能得到增加。他的人口理论，特别是对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对后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四、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人口经济理论

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一1834)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增长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两部重要著作《人口原理》(1803)和《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基本思想可以做如下概括。马尔萨斯认为，“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这是两条自然规律。从这两条规律出发，他试图证明以下三个命题;(1)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在长期中，人类收人水平将保持在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水平上，不会高也不会低。经济学正是从马尔萨斯开始取得了“忧郁的科学”这一称号。

熊彼特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称为反人口主义。人口的生殖能力倾向于超越任何可以指定的限度而增加，直到人类生殖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相反，人口的生存手段及其增加的可能性行则有一定限度，并且受到经济匾乏这一现实客观约束。这是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的基本核心内涵。反人口主义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的意大利思想家乔瓦尼·博特罗(1540一1617)就提出并充分发展了后来归在马尔萨斯名下的人口原理。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会出现在英国人口主义盛行的时代里。熊彼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短期失业问题。“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口主义者把人口的迅速增加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条件、特征也许是完全正确的，而同时，向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做的那样，为短期出现的盛衰无常、特别是伴随着发展而带来的失业而感到忧虑，同样是正确的。”这是人口主义与反人口主义理论上存在区别的现实根源。

但同时，两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有着较大区别的。人口主义的态度就其经济动机而言，隐含着一种信念，即报酬是递增的。例如威廉·配第和斯密都是人口主义者。配第说过，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所谓社会间接成本—政府、道路、学校等方面的支出是不会和人口成比例同时增加的。这就把报酬递增表述为单位劳务成本递减的形式。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不是很严谨但也清楚地表述了和配第相类似的理论观点，陈述了制造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斯密先是从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出发，阐述了通过分工可以使“完成任何一项具体工作现在只需要使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量”，但是并没有表述农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

而以博特罗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反人口主义(虽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丝毫没有提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但是也是以报酬递减规律为前提)，但是他的人口理论的追随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一1873)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继承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将人口理论与报酬递减规律联系在一起，认为所有人口最稠密的国家都已经达到了“为使人类在最大限度上获得合作和社交的全部好处所必需的人口稠密度”。也即暗示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只会为社会带来压力。“就这样，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学说在当时正统经济学的体系中牢固地扎下了根”。同时，马尔萨斯还看到一些可以控制人口增长的积极措施，即可以使死亡率上升的措施，包括饥荒、贫困、文艺和战争。并且将这些措施提升到了与自然现象和自然法则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马尔萨斯认为贫穷和困苦是对“下等阶级”没能控制其人口增长的自然惩罚。根据他的这一观点，可以得出一项很重要的政策结论:对穷人不能提供政府救济，给穷人提供救济只会使更多的儿童得以生存，从而最终将是温饱问题更加恶化。1803年，在《人口论))第二版中，马尔萨斯写道，“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如果不能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拥有哪怕是最小份额的食物，事实上它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马尔萨斯的观点在1834年的英国济贫法修正案中被采纳。也正因于此，政治经济学在当时被称为“可怕的学科”。公务员之家

最清晰和完整地提出报酬递减规律这一概念的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以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规律为前提，李嘉图将人口分析与工资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劳动力的买卖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在给定的习惯和习俗前提下，在工人数量不作改变的情况下使得工人得以生存与延续的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本身即他们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果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增加，名义工资也将上升，以便工人能够保持其真实工资水平，并且可以继续足够的购买力使劳动力得以延续下去。如果商品的价格下跌，名义工资也将下降。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但是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围绕其自然价格上下波动。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篇7

一城邦学说中的政治与经济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统治者的专横，以及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理论。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内容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工业，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肩负着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农村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与复兴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问题，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镖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社会中国家“远离”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43]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问题脱开，“十八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44]史称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45]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46]

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47]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学科的专业化在工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48]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作的事。“[50]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

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51]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到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点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52]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19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以后国家问题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Friedman)、卢卡斯(R.E.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J.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Coleman)等。[55]

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点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制度研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T.W.Schultz），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58]，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59]、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与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统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成。

新的政治经济学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6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Economics(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61]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经济状态如何影响政府的维持或换届，二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政治商业周期、政策的优化、选举、政党、政府的规模、公共支出等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假设，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62]政治的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经“成为一种用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会政治现象，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交的新学科。”[63]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势，“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们还能较好地研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70]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GulbenkianCommissionontheRestructuringoftheSocial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注释:

[1]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4]（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5]（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传世，还有一些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体著作，

[6]参见陈孟熙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7]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18页。

[8]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著《政治哲学史》中有“色诺芬”一章，但只在其中个别地方提到色诺芬的Oeconomicus(中译本译为《财源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第93-126页。

[9]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思想家。

[10]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201页。

[11]柏拉图：《理想国》，第154页

[12]丛日云：《西方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美）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91页。

[14]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145-7页；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15]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思想家。

[16]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卷，第968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9页。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3页。

[2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21]《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3页。

[22]Nicollo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23]（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上），第135页。

[24]ThomasMun,1571-1641，英国经济学家。

[25]参见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页。

[26]AntoynedeMontchretien,1575-1621，法国经济学家。

[27]（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11页。

[28]《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29]Francois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

[30]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549页。

[3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32]JeremyBer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

[34]A.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3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4年版，下卷，第27页。

[36]（美）保·海纳：《权利·自由·乡镇自治》，中译文见《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37]（美）保·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第1275页。

[38]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

[39]DavidRicardo,1772-1822,英国经济学家。

[40]《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335页。

[41]（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第13页。

[42](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474页。

[43]Alfred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

[44]（美）弗·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26页。

[45]（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19页。

[46]（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页。

[47]（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21页。

[48]（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49]（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

[50]（英）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见《凯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页；中译文见《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317页。

[51]P.A.Samullson，1915-，美国经济学家。

[52]ThorsteirnVeblem，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mons，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家；GunnarMyrdal，1898-，瑞典经济学家。

[5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3页。

[54]丹·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2年版，第5页。

[55]JamesM.Buchanan，1919-，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贸同的计算；宪政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与戈登·塔洛克合著）;《民主财政论》(1966)；《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1972)；《赤字下的民主》(1977)；《自由、市场和国家》(1966)等。G.Tullock,主要著作有《官僚制的政治》（1965）。AnthonyDowns，代表作为《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W.A.Niskanen，代表作为《官僚与代议制政府》（1971）。K.Arrow，代表作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

[56]MancurOlson，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曾任公共选择协会会长（1972-1974），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6），以及其他若干学术头衔。

[57]D.North，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R.Coase，主要论著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1960）、《企业、市场与法律》。H.Demsetz，主要著作有《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1982）等。

[58]这里的“政治的经济学”指的是PoliticalEconomy或PoliticalEconomy,，目的是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区分。

[59]D.A.Hibbs，与Fassbender,H.合编：ContemporaryPoliticalEconomy,(1981)美国经济学家，著有。W.D.Nordhaus，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学》（与萨缪尔森合著），为再版了十几此的大学教材。JamesE.Alt，美国经济学家，著有ThePoliticsofEconomicDecline,(1971).K.AlecChrystal,美国经济学家，与JamesE.Alt合著：PoliticalEconomics,(1983).

[60]《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61]（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554页。

[6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5页。

[63]刘德厚：“‘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第6页。

[64]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6页。

[65]（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475页。

[66]（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2页。

[67]参见（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8页。

[68]《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4页。

[69]DavidEaston&,DevelopmentofPoliticalScience:ComparativeStudies,Press,1991.chapter12..

[70]（美）卡·爱·索乌坦：“什么是新宪政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新宪政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

[71]（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

[72]（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7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

[74]（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75]（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网络经济/由来/特点/因素/影响

【正文】

一、网络经济的由来

网络经济在世纪之交的蓬勃发展，是与1993年以来国际互联网商务性应用的急剧高涨分不开的。

但就网络经济这一概念而言，则早已有之，而且由于不同学者对“网络”和“经济”的不同理解，它有着不尽一致的内涵。例如，早在80年代，有些日本学者鉴于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均因有相应的网络而发展起来，就把服务经济称为网络经济，提出要研究这类网络经济学问题；1992年我率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访问贝尔实验室时，有两位美国学者送给我几篇研究网络经济问题的论文，其内容是讨论电子计算机局域网、广域网的成本核算、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人们也把这类研究称为网络经济学（EconomicsofNetworks）。

现在成为时尚而流行的网络经济或网络经济学，就其内容而言，实际上是互联网经济（InternetEconomy）或互联网经济学（InternetEconomics）。当然，这也是一种特定的信息网络经济或信息网络经济学，它与信息经济或信息经济学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网络经济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这种网络经济是经济网络化的必然结果。网络化极大地加快了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逐步开放和适度监管来利用世界上成熟的技术成果、有用的信息和知识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

对网络经济可从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它。从经济形态这一最高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由于所说的网络是数字网络，所以它又是数字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信息网络尤其是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成为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

从产业发展的中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与电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既包括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又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这就是目前信息产业界人士所宣扬的互联网经济，它可细分为互联网的基础层、应用层、服务层、商务层。电子商务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据美国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美国互联网经济1998年总收入为3014亿美元，（注：1995年还只有50亿美元，3年就增加到600倍，在1998年网络经济的3014亿美元收入中，电子商务就占了1020亿美元。）超过了能源（2230亿美元）和邮电（2700亿美元）的收入，仅次于汽车工业的收入（3500亿美元），但其按人平均的生产率（25万美元）已高于汽车工业（16万美元），此外还创造了就业岗位120多万个；从1995—1998年美国互联网经济增长了174.5％；1998年美国电子商务比过去所有的估计都高，达1000亿美元。（注：以上资料见该公司副总裁林正刚在’99国家信息化发展论坛的报告：《Internet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从企业营销、居民消费或投资的微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则是一个网络大市场或大型的虚拟市场，其交易额几乎每百天增加一倍。由于网络用户普遍看好这一市场，随着网络的扩大，网络企业的股票市值不断飚升。例如，美国的德尔公司自1990年上市以来其股票增值了3万倍。又如美国的雅虎以400万美元创业，经过4年半时间，其股票市值达到400亿美元，增长1万倍，拿其网络股收益与其财务收益相比，超过40多倍。这说明网络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其收益更多地来源于信息资产即无形资产的价值和增殖。网络经济的上述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网络市场扩大了，网络产业发展了，表现为全新经济形态的网络经济也就必然水到渠成了。

二、网络经济的特点

作为一种新经济的网络经济，与以往的传统经济相比，有着受信息网络种种特点的影响而形成的诸多特点：

1.网络经济是全天候运作的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每天24小时都在运转中，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很少受时间因素的制约，可以全天候地连续进行。

2.网络经济是全球化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使地理距离变得无关紧要，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把空间因素的制约降低到最小限度，使整个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空前加强了。

3.网络经济是中间层次作用减弱的“直接”经济。由于网络的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薄平化，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因“产销见面”而使中间层次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当然，这并不排除因网络市场交易的复杂性而需要有各种专业经纪人与信息服务中介企业。

4.网络经济是虚拟经济。这里所说的虚拟经济不是由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所形成的虚拟经济，而是指在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经济的虚拟性源于网络的虚拟性。转移到网上去经营的经济都是虚拟经济，它是与网外物理空间中的现实经济相并存、相促进的。培育和促进虚拟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5.网络经济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经济。信息网络使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范围扩大了，也使竞争与合作之间的转化速度加快了。世界已进入大竞争时代，在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也是为了竞争。在竞争合作或合作竞争中，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的应变能力提高了，否则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主要不再依靠天赋的自然资源或可供利用的资金，而更多地仰仗于信息与知识。

6.网络经济是速度型经济。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反映技术变化的“网络年”概念流行起来，而网络年只相当于正常的日历年的1／4。网络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大量的信息，需按快速流动的信息来进行。经济节奏大大加快，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产品老化在加快，创新周期在缩短，竞争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间的竞争。21世纪头10年的经济将是在注重质量的基础上注重速度的经济。

7.网络经济是创新型经济。它源于高技术和互联网，但又超越高技术和互联网。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此为基础的网络经济需强调研究开发和教育培训，若非不断创新，其新经济的“新”也就难以为继了。在技术创新的同时还需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的配合。创新来自创造性，创造性的存在，要有从无序中寻求有序的环境，而创造性的发挥，则要求从有序中冲刺出来，产生适度的无序。

三、网络经济起作用的因素

传统经济是物质、能量型经济，其交易通行“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商品价格对供求变化的刚性较大，甚至具有缺乏效率的僵硬凝固性，因资源匮乏使供应受阻往往成为经济的通病。网络经济是信息、知识型经济，其交易则通行应用越广价值越大的原则，商品价格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严格反映供求变化的市场价格，对买卖双方具有互动协商、互利双赢的优越性，因收入与财富的悬殊加剧使需求不旺很可能影响经济发展。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不仅劳动生产率高，（注：例如，美国90年代的生产率年增速度是60年代的2倍，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4倍。）而且创造财富快。（注：网络经济的财富创造主要不看短期利润，而着眼于信息资产或知识资产在长期的增值。据香港《大周刊》1999年3月6日的报道，美国比尔·盖茨的财富在1998年每小时增加210万美元。）近3年（1995—1998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有35％依赖于网络经济的发展。（注：见人民日报1999年6月24日《美国经济三年增长三成有赖网络经济》。）网络经济会促进经济的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平缓。美国90年代经济近五六年来的实绩提供了一个例证。网络经济的这种作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从网络经济的基础设施或主要工具信息网络的作用看，信息网络有强大的支撑效应、渗透效应、带动效应。特别要指出的是信息网络发展过程中有些规律对网络经济起着支配作用，这就是以下的三大规律：

1.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莫尔定律（Moore’sLaw）。按此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该定律的作用从60年代以来已持续30多年，预计还会持续20年。它揭示了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和持续变革的根源。

2.信息网络扩张效应的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Law）。按此法则，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这说明网络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互联网的用户大概每半年翻一番，互联网的通信量大概每百天翻一番，这种爆炸性增长必然会带来网络效益的飞快高涨。互联网企业概念股市值连续上扬的原因就与人们的这类预期有关。

3.信息活动中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MatthewsEffect）（注：源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中的话：“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律。在信息活动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者劣势一旦出现，就会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出现滚动的累积效果。因此，某个时期内往往会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而且由于名牌效应，还可能发生强者统赢、胜者统吃的现象。（注：令人担忧的是，网络经济的发展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差距。据联合国技经贸信息网新闻的报道，至1998年，在国际互联网1.3亿用户中，发展中国家只有1000多万，占7.8％，而发达国家有1.2亿，占92.2％；在发展中国家每440人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而在发达国家每6.8人中就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信息社会中“信息富裕”与“信息贫困”的差异，在信息经济中将表现为“信息经济发达”与“信息经济落后”的差异。）

从网络经济的本身看，首先它使经济活动的扩展具有全球性，可达互联网连结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进入全球市场，扩大营销范围，并充分利用全世界的生产要素。其次，它使经济活动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具有十分广泛的普遍性，上网的企业、家庭和其他单位，都会因交易费用降低、商机选择增多而获益。再次，它还使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有多项选择性，促进生产与消费的个性化。

尽管有这么多的因素使网络经济崭露头角，给传统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应当看到，传统经济始终是哺育网络经济的母体。迄今为止，网络经济的发展仍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其中有技术因素，更有制度因素，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即使在发达国家，由于把网络技术用于各种目的，推动了软硬件的生产，因把万维网推广到全世界掀起了一阵阵热潮，结果使投资激增，新企业不断涌现，整个经济迅猛扩张，但在发展进程中同样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和一定的风险。前景诱人的网络经济，其真正的优越性在于持续的变革：以变应变。

四、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由于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一个特称或别称，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个途径是以新的视野或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原有的理论，使其有新发展。例如，引入信息的不完全性、有成本性、非对称性，使经济学中传统的市场理论、均衡理论、企业理论等等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个途径是从新的经济现象出发，研究和确立新的经济理论。例如，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学在研究边际效益递增理论、无形资产及其评估理论的作用等等。

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里选择几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因受网络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进行必要的剖析。

1.对生产力要素理论的影响

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究竟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例如，“两要素说”把生产力理解为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能力，它“由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注：《斯大林文选》（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5页。）共同组成。“三要素说”认为生产力指的是生产总量，决定该量的生产过程的要素即生产要素也就是生产力要素。因此，它除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之外，还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发掘与变革对生产力的增长起着越来越大的明显作用。“多要素说”视生产力为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而它的高低除受上述三要素的影响外，还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页。）以及其他要素。

“多要素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决定生产力的主导因素的变化上，如从生产工具主导论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进步主导论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不断增加中，除科技、管理外，又有教育、信息与知识（注：世界银行1998／1999年报告《知识与发展》认为，“信息是每一个经济的生命线”，“知识是发展的关键”，“知识就是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2、130页。）等。

1991年我曾提出，“信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软要素”，并对此观点作过全面的论述。（注：乌家培：《信息与经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0页。）网络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要素理论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这表现在：（1）使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力对其信息能力即获取、传递、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的依赖空前增强，并促进新型劳动者即信息劳动者的出现与快速增加。（2）使生产力中起积极作用的活跃因素劳动工具网络化、智能化以及隐含在其内的信息与知识的份量急剧增大，信息网络本身也成了公用的或专用的重要劳动工具。（3）使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劳动对象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并扩大其涵盖的范围，数据、信息、知识等都成了新的劳动对象。（4）使生产力发展中起革命性作用的科学技术如虎添翼，由于科技情报交流的加强和科技合作研究的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科技成了高科技的主要代表，它对社会和经济的渗透作用和带动作用不断强化。（5）使对生产力发展有长期的潜在的重要作用的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远程教育、终身教育日趋重要，本来就是与信息相互交融的教育更加信息化、社会化和全球化了。（6）使组合、协调生产力有关要素以提高它们综合效益的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强化，导致管理科技甚至也成了高科技。管理信息化已发展到内联网、外联网、互联的网际网新阶段，并与各种业务流程信息化相融合。信息不仅是管理的基础，而且与知识一道也成了管理的对象。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日益成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型的增长点。（7）使作为生产力特殊软要素的信息与知识通过对生产力其他要素所起的重大影响和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有序化组织、总体性协调，发挥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两个过程相互结合的特殊作用。

2.对边际效益递减理论作用范围的影响

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由于物质、能量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性、技术进步的相对稳定性、市场容量的饱和性，当需求依靠供给来满足时，任一投入产出系统中，随着投入的增加边际产出（即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这一规律性现象广泛存在，有普遍性。

到了信息经济尤其是其网络经济阶段，信息资源成了主要资源，该资源可再生和重复利用，对其生产者无竞争性而对其使用者无排他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同时信息技术发展快、变化大、生命周期短；而且需求往往是由供给创造的，产品受市场容量饱和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中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现象，这种现象还会因网络效应的作用而强化。

边际效益递减是与负反馈相联系的，而边际效益递增是与正反馈相联系的。负反馈反映原有的差异逐渐缩小以至消失的倾向，正反馈则反映初始的微小差异不断扩大导致全然不同结果的趋势。当然，这种变化都是有条件的。

认为在传统的工农业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性而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的那种观点，是与现实相背的。人们会发现，在物质产品生产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之前也有边际效益递增的现象，而在信息产品生产中当技术方向有问题时也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或负的现象。网络经济所改变的仅仅是缩小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范围，使它在经济活动中不再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规律。

3.对规模经济理论相对重要性的影响

在工业经济中，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协作的发展，由于机械化、自动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流水线的发展，当钢铁、汽车、石化等固定成本占总成本很大比例的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规模经济即产品单位成本随着产品数量增加而降低所带来的经济性，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

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尽管规模经济仍然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但由于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集成化、柔性化发展，数字化神经网络系统的建立与应用，由于外部市场内部化同外包业务模式的并行发展，还由于相关业务甚至不同业务的融合，当软件、多媒体、信息咨询服务、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网络设备与产品等变动成本占总成本较高比例的信息产业、网络产业、知识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增加经济性效应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了。范围经济（通过产品品种或种类的增加来降低单位成本）变得更加重要了，差异经济（通过产品或服务差异性的增加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成长经济（通过拓展企业内外部的成长空间来获取利润）、时效经济（通过抢先利用机遇扩大市场份额来赢得竞争优势）等各种提高经济效益的新途径出现了，这些途径不仅大企业在利用，而且更有利于大量中小企业加以利用。

无可否认，规模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提高效益的基本途径，这个事实没有变，但它的相对重要性由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确实变化了，它不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经济性效应。

4.对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此消彼长“理论”的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于1958年提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或物价上涨率）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变动关系，低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陪伴，而高失业率则与低通胀率同时并存，若用纵坐标表示通胀率、横坐标表示失业率，那么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表现为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这就是所谓菲利普斯曲线。

上述“理论”已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否定。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期，出现了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并存的“滞胀”，推翻了失业率与通胀率反方向变动和可相互替换的“理论”。到了90年代，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出现了在经济高增长中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的新经济现象，又一次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不存在什么菲利普斯曲线。据美国商务部分析，1996年和1997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价格下降使国民经济的价格指数下降了1个百分点，导致通胀率成为30年来最低点，同时信息技术产业还在以往5年内提供了1500万个工作岗位，使失业率降到24年来最低点。

有些文章为了强调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把新经济实践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的否定说成是“第一次”，是不准确的。

5.对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影响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篇9

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关键词：交易成本，多国企业理论，威廉姆森，学术脉络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篇10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它们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1.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1)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2)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3)可见,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特别指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所显示出的资本全球化的特征是“寻求国外市场”,批判了民粹派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的观点。他说:“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4)他还指出,资本主义早已造就了世界市场,将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接成统一的经济整体。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外来的破坏性竞争摧跨了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问题。他认为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国内地产生的,竞争使得内地的利润率下降,使资本不得不寻求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伊曼努尔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欠发达国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看,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其实是受它们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商品资本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资本被迅速积累。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3)新马克思主义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该流派的代表。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人(Gill,1995)。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Amin,19%)。

2.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亚当.斯密(Adam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首先,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里。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还看到了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对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5)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国际贸易上表现为主张自由地发展对外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他最后指出:“以某种形式把世界上最远的部分连接起来,让他们满足相互之间的需求,增加生活的乐趣,相互推动工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总趋势就会使大家受益。”(6)可见,斯密不仅提倡国内贸易自由化,还主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对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及其影响作了预测。其次,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其倡导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理论里。他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基础则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的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可见,斯密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或后天的生产条件,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节约资源,世界总产品和福利的增加。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一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他还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与自行调节。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经济政策上,他认为使国际贸易处于自由状态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国的繁荣不是由另一国的贫困来促进的,对贸易的自由不加束缚并制定开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进每个国家的福利与所有国家的福利。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7)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即相对成本说。他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即使一国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与他国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仍然会进口产品,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产品,而应权衡利弊,按“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这样,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见,李嘉图不仅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提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还希望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突破了斯密的见解局限,提出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后来西方各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赫克歇尔与俄林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解释了贸易为什么会贸易的双方带来好处,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生产那一种商品上也具有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则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比较优势的源泉。它从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一国的比较优势。根据要素禀赋说,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种类和质量是不同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商品的价格差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而产生各国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又是各国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诸要素的价格与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稀少的生产诸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此,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生产和输出前面那些种类的商品,输入后面这些种类的商品。最后,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可以消除(即使是部分地)工资、地租、利润等生产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别,从而使国际间商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3.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

(1)新自由主义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K.Ohmae和W.Grieder是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市场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他们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Ohmae,1995;Greider,1997)。新自由主义派还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因为它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四项普遍性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SachsandWaner,1995)。新自由主义派强调市场的作用,通过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资本、技术、信息等冲出国界,生产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2)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该流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myth)。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度的一体化。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的情况类似(Thompson,19%)。该派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HirstandThompson,1996),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而已,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欧洲、亚太和北美)的金融与贸易的合作(BoyerandDrache,1996)。而经济区域化却正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今天的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与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动力,而是阻力(GordonandWeiss,1998)。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Hirst,1997)。同时,该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与消亡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的,因为这从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所以,政府决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国际化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师(Gilpin,1987)。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使南北差距、不平等消失,相反,它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的在发达国家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HiestandThompson,1996)。怀疑派还从根本上否定经济全球化能够有助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就业机会的奇谈怪论(Krugman,1996)。并且怀疑派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秩序和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Huntington,19%)。

(3)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该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GiddensandCastells,1996)。目前的全球经济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目前,跨国界的政治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的事物”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边疆”,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Rosenau,1997)。所以,该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剧变(Giddens,1996)。但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着变数,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它所要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Ruggie,1996)。

二、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及我们的观点

1.评价

(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本文认为马恩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问题。他们抓住了资本“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的本质,并科学划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与产业资本全球化。因此,他们不但预见了分工、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还从商品经济和资本运动的规律性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但他们毕竟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有关经济全球化具体方式的见解,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也分析较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较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剩余”,并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但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另外,阿明把经济全球化,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结构也不尽合理与深刻。新马克思主义派对经济全球化的认为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体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输入的负面作用,并把这种作用认为是主要的,无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所起积极的、主导作用,最后得出一个悲观的经济全球化结局。

(2)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斯密和李嘉图都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自由化的重要性,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当时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很明显只看到了他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掩盖了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及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作为“绝对优势”的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无疑比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更深刻、有见地,但他理论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可操作性。赫克歇尔与俄林仅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并认为国际贸易的结果导致各国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们没有揭示国际贸易中资本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3)对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新自由主义派认为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看会使“绝大多数国家”受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工业革命至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亚洲的欠发达国家仍陷于贫穷、落后之中,所以,这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够呢,还是应把“绝大多数国家”改为“少数国家”?本文认为至少应改为“部分国家”。怀疑派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推敲:他们认为经济区域化阻碍了经济的全球化,其实,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从地域的维度看,全球经济不可能同时一起实现一体化,而是部分地区先通过签订契约实现区域内国家经济的一体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需求,相邻的两个区域又通过协议实现两个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以此类推,当全球经济都实现了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也就完成了。秩序转型派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偶然的、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否认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对世界的可知性,显然是错误的。

2.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机制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时,全球经济走向紧密合作、相互依存的一种必然趋势。它宏观上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土地、人才、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之间在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既合作又竞争。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我们提出以下几个观点:(1)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人类节约全球资源、保护全球环境与自身文明的一种进步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性质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应该与不应该之分,至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出现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是因为各国生产力水平差距的现实体现,属于人类道德调节的范畴,需要通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解决。(3)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机;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率,从而保护环境是人们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动机;而科技革命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动机,同时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通讯工具等)。(4)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区域化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方式里的一个环节),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曲折、多变的,但其趋势是可以预测的、可知的。(5)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国际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紧密联系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将经历一个由浅至深的渐进过程:从国际化起步,发展到全球化,最后实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四卷,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列宁:《列宁选集》[M]第二卷,第62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第349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