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程序范文10篇

简易程序范文篇1

一、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同属于第一审程序，二者相比较，简易程序具有以下特点：

（一）起诉方式简便，方便群众诉讼。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原告可以用口头起诉，原告递交起诉状与否，不是案件是否受理的条件，人民法院不能因为原告不提交诉状而拒绝收案。当然也不排斥原告递交书面诉状。但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无论原告是口头诉讼的，还是递交书面诉状的，法院都应当将起诉的内容，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被告，以便被告做好应诉的准备。这样就方便了群众的诉讼。

（二）审判程序简便，提高了办案效率。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不用书面通知被告应诉和答辩，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在接受当事人双方请求后，根据需要和可能，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审理案件不受开庭三日前公告和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限制，开庭时也不受法庭调查，法庭辩论顺序的限制，这样简便了程序，缩短了办案周期，提高了办案的效率。

（三）传唤方式简便，便于法官办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用简便的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例如，通过基层组织的干部、当事人的亲朋好友捎口信带条子，或者用电话、广播通知当事人、证人出庭，或者依口头约定，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听取当事人陈述、证人作证。这样，便利群众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办案，体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和优良传统。

（四）简化了审判组织，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减轻当事人的负担。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这是简易程序的又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与普通程序的重要区别。但也有人认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这是一种误解，混淆了两种不同程序的审判组织的界限，只有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才能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当然更不存在陪审问题。但是审判员一人审理不等于审判员自审自记，必须由书记员担任记录。这种审判程序手续简便、方式灵活，避免了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在诉讼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费工、费时，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和国家财政负担，降低了办案成本。

（五）审理的期限短，缩短了办案周期，能集中更多的力量审理重大、复杂的民事案件和从事调研工作。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从立案起三个月内结案。本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案情复杂，三个月内不能结案的，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简易程序规定三个月内结案，较普通程序六个月内结案，提前了三个月结案，且不得延长审限，加快了办案速度。这样，能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审理重大复杂的案件，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还使办案人员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审判调研工作，更有利于法官业务水平的提高。

二、适用简易程序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要正确处理好目前案件多、人少与适用简易程序的关系。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简单的民事案件，才能适用简易程序。凡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三个条件的民事案件，都属于简单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基于目前人民法院处于案件多、人手少，任务重这种基本状况，现在新上手的案件几乎都是采用简易程序，在审理中发现案情复杂，不能按期审结，方才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这种把本来不属于简单的民事案件，甚至是重大、复杂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仅难以保证案件质量，而且会出现“回炉”现象，增加上诉和再审案件，费时费事，贻误时机、增加工作量。因此，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也应从严把握，绝不能将本来属于应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而按简易程序审理。

（二）要摆正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关系。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同属于第一审程序，是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简化。但简易程序不是完整的程序，其具体表现在对于起诉的条件和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处理、诉讼中止和终结、判决和裁定等，民事诉讼法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就得按照第一审普通程序中有关的规定执行。总之，应针对案件的客观情况和客观事实来适用审判程序，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同时，提高办案效率。简易程序通过简化诉讼程序和手续来提高办案效率，既要反对简易程序复杂化，又要反对普通程序简单化。不论是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都要求法官具有一定的业务素质和技能。

（三）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官较适用普通程序的法官更具认证的能力。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都要求法官具有一定业务素质。简易程序法官就其审判的独立性而言，其独自认证的特点，比普通程序法官更要具有高度责任心和准确判断力以及单独办案的能力。因为，普通程序的法官是通过集体讨论而产生对证据真伪作出取舍，俗语说的好“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普通程序的法官作出的判断，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能看出个人的认证能力和技巧。而独任审判的法官，不仅要有较强业务素质，还应有高度的责任心、准确的判断能力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

三、从诉讼效率出发，应拓宽和完善简易程序的范围

（一）简化诉讼程序，拓宽认证的渠道。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是通过简化诉讼程序和手续来提高诉讼效率的，这就要求在保证案件质量和规范审理的同时，其程序越是简便，越能体现效率。如何简化诉讼程序，主要是法官的认证渠道如何拓宽的问题。对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笔者认为，当庭质证只是质证的一种形式，质证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查清案件的真实情况，而查清事实为何非要局限于当庭质证这一种形式？审判实践中，可在庭前、庭外交换证据，开听证会进行听证，被告通过答辩状承认事实，法官找当事人谈话时出示证据，让当事人质证，记录在卷，进而对证据加以固定，当事人单方自认等，这些都是积极质证形式。还有消极的质证形式，比如当事人用传真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可，法院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后，债务人未在十五日内提出异议，这样法院就认定债务成立，这也是一种消极的质证形式。法律规定了简易程序，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这里的简易也应该包括简易的质证方式和方法，既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法律在规定审理程序时也未作过多的要求，因而质证的方式也应当多样性。相反，则体现不出简易程序的优点。

（二）对于没有争议的案件，不经庭审，也可直接判决。在审判实践中，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案件，对于权利人的起诉，被告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可，这样法院直接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被告也同意给付，最后双方仅为给付期限而未能达成协议，对于这类案件，笔者认为，法院完全可以依职权判决，对于这类案件，如果再开庭审理的话，完全没有必要，法官和当事人都会在庭上觉得乏味，结果是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

简易程序范文篇2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

1、简易程序建立的基础

刑事简易程序是在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为谋求公正与效益之间的平衡而产生的。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益都是诉讼程序所追求的内在价值，而这两种内在价值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而设立简易程序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减缓或者避免两者的冲突和矛盾。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说，在众多国家里，“迅速地审判一直被当作诉讼制度的理想”①。提高诉讼效益可以兼顾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利益。一般而言，刑事审判活动保持适度的效率性，使审判程序快速的完成，确保裁判结果的及时产生，这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对于个人而言，审判的迅速进行并及时产生裁判结果会使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得到及时的关注和保护，从而防止因诉讼拖延而使他们即使是对己有利的裁判也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用句古老的法谚概括就是“迟到的正义等于非正义”。而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迅速作出裁判可将犯罪者立刻绳之以法，有助于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在司法实践中，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益常常是相互制约的。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不可能绝对地追求案件的公正性，当人力、物力、时间有限时就只能牺牲对当事人的公正待遇、放弃发现案件的“绝对真实”了。随着对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制度的不断完善，使诉讼环节更加复杂、繁琐，占用了相当多的司法资源，从而使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世界各国长期以来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摸索和实践。从根本上看，减少诉讼成本和科学配置司法资源是提高诉讼效益的两条主要途径，而简易程序的设置不仅通过减少诉讼成本从而直接达到提高刑事诉讼效益的目的，而且通过程序的繁简分流节约了一部分司法资源，使其可用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从而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实现了诉讼效益的最大化。因此，追求公正与效益的统一是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基础。

2、简易程序建立的前提

既然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有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分，那么建立简易程序制度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显然，刑事案件本身的差异性是简易程序建立的重要条件。如果所有刑事案件在复杂程度、重要性、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均整齐划一的话，简易程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对不同的案件应投入与其重要性、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司法资源，故此简易程序的出现才顺理成章。如果对大量轻微、简单的刑事案件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一样不加区分地统一适用单一的普通程序，势必造成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而实行刑事案件繁简、难易分流，则有助于提高司法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样可以把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世界各国刑事简易程序的主要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与实践，刑事简易程序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简易审判程序基层法院在审理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时适用的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程序。如英国治安法院的简易审判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作了不组成陪审团、控辩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出庭等简化。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就属于此类。2、减省某些诉讼环节的速决程序如英美的罪状认否程序，只要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就可以据此定罪和处刑，不再进行开庭审理；意大利的简易审判则是在初步庭审中结束诉讼，不再进行正式的审判程序。3、刑事处罚令程序法官根据检察官的请求直接作出处罚命令。如德国的处罚令程序规定，对于轻罪，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而依检察官的申请以书面处罚令确定对该行为的法律处分。又如法国的定额罚金程序规定，违警罪初犯可以支付一笔定额罚金而换取公诉的撤销。日本、意大利亦有类似规定②。4、辩诉交易程序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讨价还价，检察官通过降低指控或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这种程序主要在美国盛行，根据美国较为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③”另外，象英国、德国等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在进行辩诉交易的实践。如德国的“协议制度就是一种新兴的简易诉讼程序，对于那些没有直接被害人的环保案件、贩毒案件、走私案件、税收案件等，控辩双方可以在庭外协商，以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为条件来换取控方的从轻指控。二、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概念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二十六条等的规定，可以概括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概念。刑事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特定的轻微刑事案件时所依法采用的，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审理案件所适用的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诉讼程序。

三、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是指简易程序适用的法院、审级和案件。

（一）简易程序适用的法院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和第一百七十四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以及《解释》第二百一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在起诉时书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随案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的规定来看，只有基层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中级以上级别的人民法院不得适用简易程序。

（二）简易程序适用的审级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简易程序是属于第一审程序中的内容，因此它只能适用于第一审程序中的第一次审理。也就是说，当一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第一次审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第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或者程序违法而发回第一审法院重审时，尽管还是按照第一审程序对该案进行第二次审理，但不得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应重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至于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则，由于这些程序是为了纠正第一审或者第二审中的某些错误，或者为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而设立的，它们的法律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三）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及不得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1、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和《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一条的规定，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1）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4）被告人可能判处免予刑事处分的公诉案件。2、不能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根据《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以及《意见》第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案件，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1）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2）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3）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4）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5）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6）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四、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审判实践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章第一节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因此，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时，不再要求严格遵循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宣判五个阶段，对于具体案件而言，由主审法官结合实际，遵循简便、灵活的原则对庭审过程进行适当简化（但被告人最后陈述这一环节不得简化），以充分体现简易程序的特点。

（一）简易程序的提起和适用

1、公诉案件简易程序的提起和适用（1）简易程序的提起按照《解释》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以及《意见》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公诉案件，其提起方式有二：一是人民检察院在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时书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并随案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二是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以书面形式征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同时根据《意见》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在前一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在提起公诉时，连同全案卷宗、证据材料、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在后一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不必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而只需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即可。（2）简易程序的适用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查时，重点是看该案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一是被告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分等刑罚（系指宣告刑而非法定刑）；二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是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同时还要审查该案是否具有《意见》第二条规定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这些情形包括：①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②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③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④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只有在这两项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该案。根据《意见》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还应当征得被告人、辩护人的同意，即在向被告人、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的同时，向其告知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人民法院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征询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被告人、辩护人同意适用的，人民法院还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这样，简易程序的提起才得以全部完成。另外，根据《意见》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刑事案件时，独任审判员应当讯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是否自愿认罪，并告知有关法律规定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笔者认为，这一步工作应当提前至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并征询其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见时一并完成。理由是，这样可以尽早了解被告人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是否自愿认罪的态度，从而防止出现被告人在庭审中否认犯罪事实的情况。否则的话，在开庭时如被告人对其犯罪事实予以否认，就要中止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这样就会造成对司法资源更大的浪费。

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及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简易程序的提起及适用《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及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作了规定，这两类案件属于自诉案件，均是由自诉人直接向法院提出控诉，要求追究被告人有关的刑事责任。此类案件要适用简易程序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①属于自诉案件的范围；②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③有明确的原告即自诉人；④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⑤被告人承认其犯罪事实，且犯罪情节轻微，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分。人民法院受理自诉案件后，应对其进行严格审查，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解释》均未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自诉案件是否需要征得自诉人及其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同意作出规定。但是笔者认为，简易程序作为一种诉讼程序，应当有其严格的操作规程，不能随意或者仅以口头方式来表达。故在提起和适用时应参照《刑事诉讼法》、《解释》、《意见》等规定的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步骤进行操作。第一，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查，看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第二，条件符合的，人民法院应当征询自诉人与诉讼人的意见，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第三，在向被告人和辩护人送达自诉状副本时，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同时还应当询问被告人对自诉人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的意见，以及是否自愿认罪的态度；第四，双方均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还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自诉人及其诉讼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二）适用简易程序审判刑事案件1、对公诉案件的审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其主要特点就体现在开庭时，通过适当简化一些庭审步骤从而提高庭审效率。这种简化不同的案件各有不同，主要表现在：（1）审判前准备工作的简化。根据《解释》的有关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送达起诉书至开庭审判的时间，不受《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的限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开庭审判前，人民法院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自诉人、被告人、辩护人，也可以通知其他诉讼参与人，而不受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的限制；通知方式简便，既可用传票和通知书，也可以用电话或其他形式，记录在卷即可。（2）审判组织的简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可以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3）出庭支持公诉、辩护的简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解释》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辩护人均可以不出庭。这是由简易程序重在从简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过应当明确，公诉人作为刑事诉讼的提起者，有出庭支持公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检察机关主张这一诉讼权利，既使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也可以出庭。（4）证人、鉴定人出庭的简化。按照《解释》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证人、鉴定人可以不出庭，被告人、辩护人要求证人出庭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法庭调查的简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章第一节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对这一规定，应理解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可以省略部分法庭调查程序，如被告人可以不陈述犯罪事实，可以不讯问被告人，不询问证人、鉴定人，宣读、出示证据可以使用简便方式等，具体省略哪些程序，则应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而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申请回避权、申请调查取证权、辩护权、最后陈述权，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一定要予以保护，所以有关这方面的庭审步骤不能省略。（6）审理期限缩短。《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和第一百七十八条对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作了规定，即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审理期限是一个月，最长不超过一个半月；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审理期限为二十天。这是结合我国审判实践经验所作出的规定。审理期限大大缩短，体现了简易程序的简易特性，但又不能过短，否则诉讼程序难以完成。（7）裁判文书的简化。简易程序的特点，不仅仅体现在庭审过程中，还表现在裁判文书的制作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1999年4月6日制定了《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其中规定了适用简易程序的第一审公诉案件刑事判决书样式。与适用普通程序的第一审公诉案件刑事判决书样式相比，两者在基本结构上没有明显区别，只是在证据的列举、分析以及文字表述上较为简洁而已。笔者认为，依此样式制作的裁判文书并没有真正体现简易程序那种简明扼要、突出重点的特点，人民法院近年来的审判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于2001年6月15日印发了《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解答》。其中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中如何体现“简易”的特点作了解答：“由于简易程序的前提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在通常情况下，控辩双方对指控的事实和证据没有原则分歧。因此，在制作这种裁判文书时，对控辩主张的内容可以高度概括；对‘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可以概述，对定案的证据可以不写；对判决理由则可以适当论述。”这一规定对适用简易程序裁判文书的制作进一步予以简化。2003年3月14日《意见》施行后，本着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在裁判文书制作上应尽量予以简化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修改了《一审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刑事判决书样式》，与原样式相比，新样式删除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的具体内容等部分。新样式的这种修改，真正体现了简易程序清楚明确、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的特点，符合简易程序的立法精神和审判实践的需要。2、对自诉案件的审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自诉案件，在审判组织、审判前准备工作、证人鉴定人出庭、法庭调查、审理期限以及裁判文书制作方面，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并无原则上的区别，故参照公诉案件的有关规定进行即可。但在自诉人出庭的问题上，却有特殊的规定，即自诉人应当出庭参加诉讼。因为自诉案件是由自诉人提起的，如果他不出庭，将发生诉讼程序无法进行的后果。因此《解释》第二百零二条规定“自诉人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准许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按自诉人撤诉处理。”

五、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转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一）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具体情形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本章第一节或者第二节的规定重新审理。”《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以及《意见》第十条则对应当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2、被告人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3、被告人当庭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4、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5、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据此规定，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时出现以上情形的，应当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笔者认为，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自诉案件时如出现以上情形，当然也应当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二）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的操作规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时，如出现上述规定情形，需要中止审理，并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时，其操作规程应当怎样呢？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意见》第十一条也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上述材料后五日内按照普通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法定要求，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关材料。”依此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笔者认为，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可按如下步骤操作：1、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刑事案件时，如出现上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需要中止审理并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法定情形时，独任审判员应当当庭宣布中止简易程序审理的事由，告知诉讼参与人本案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并制作《中止审理决定书》，在三日内送达人民检察院或者自诉人及其诉讼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属公诉案件的，同时还应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2、人民检察院在收到上述材料后五日内按照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法定要求，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关材料。3、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后审理期限如何计算。按照《解释》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4、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后，再次开庭时间如何确定。笔者认为，中止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由于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阶段已经向被告人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因此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可以视情况不同来决定再次开庭的时间。一是原来送达起诉书副本的时间超过十日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随时开庭，；二是原来送达起诉书副本的时间不满十日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满十日以后的时间开庭。其他则按照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一点建议

（一）当前刑事诉讼中适用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

无可否认，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立，在提高诉讼效益、减少案件积压、缩短结案周期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还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1、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比例较低。因受适用条件的限制，我国目前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仅占刑事案件总数的一小部分，比例非常之低。据笔者统计，一些地方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比例（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仅占30％左右，这还是因为该县地处偏远山区、经济比较落后、刑事案件多为轻微、简单案件的原因，适用简易程序的比例属于比较高的。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且这些条件应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特别是“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条件，使得大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仅仅由于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笔者认为，这是制约简易程序广泛适用的最大瓶颈。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范围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一些常见的犯罪如盗窃、故意伤害、诈骗、销赃等案件上。3、简易程序的适用需要征得被告人、辩护人的同意，限制了简易程序的广泛适用。这一点目前已有改善，自从《意见》施行以后，由于此类案件本身“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加上《意见》规定了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因此绝大多数的被告人在了解了《意见》的这一规定后，均能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这些问题的存在，加上我国在简易程序的立法和审判实践上起步较晚，一些审判人员尚未树立起适用简易程序的观念，从而使得简易程序未能充分发挥其程序分流功能。

（二）建议

近年来，由于我国捉襟见肘的司法资源与不断扩张的审判任务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大，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也日趋繁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于1999年5月始进行了刑事普通程序简便审的探索与实践④，对那些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事实简单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对指控事实没有异议、控辩双方均同意适用的刑事案件实行了普通程序简便审，亦即在保持普通程序完整的基础上对有关程序具体内容进行适当简化，从而在普通程序的基础上达到简易程序的审判效果。实践证明，海淀法院的这一探索是非常成功的，普通程序简便审以其保持了普通程序的完整、适用范围广泛、节省庭审时间等特点，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了诉讼效率，而被全国各地法院不断借鉴、学习与完善。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制定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试行意见》）于2003年3月14日施行。据此规定，对于那些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又自愿认罪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一般适用《试行意见》审理。这样，《试行意见》就把各地法院推行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成功经验归纳到了司法解释之中。同时，《试行意见》还对庭审中可以简化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规定，使得《试行意见》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以说，《试行意见》是全国各地法院推行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成功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它为我们在刑事诉讼中能够兼顾公正与效率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虽然适用《试行意见》审理刑事案件极大地提高了审判效率，但它毕竟还是普通程序，还要遵循有关普通程序的法律规定，不能省略庭审步骤，与简易程序相比，它的庭审过程仍显复杂。笔者认为，对于那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来说，按部就班地走完普通程序设置的所有庭审步骤显然还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因为其中一些步骤（如在简易程序中规定可以省略的步骤）仅仅就是为了保持庭审程序的完整才经过的。

如何在不浪费司法资源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诉讼效率？通过比较我们发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与适用《试行意见》审理的案件有共同之处：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是被告人承认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不同之处在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刑罚，而适用《试行意见》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则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仅仅是处刑结果的不同，那么能否将二者合而为一呢？笔者认为是可行的。为此笔者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简易程序的规定，一是修改其适用条件，将适用《试行意见》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纳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范围，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二是增设被告人提起简易程序的规定，以提高被告人在简易程序中的主观作用，真正体现被告人与人民检察院诉讼地位平等的原则。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完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就案件的立案审查、庭前证据展示、庭审中可以省略的步骤、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的有关事项等作出具体规定，以增加简易程序的可操作性。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保证简易程序得到充分适用，从而提高诉讼效益，确保司法公正。

注释：①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②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61条规定：“简易程序，依据检察官的请求，对于属其管辖的案件，在公审前，可以用简易命令处五千元以下罚金或罚款。在此情形下，可以作出缓刑、没收或其它附加处分。”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59条则规定，在公诉案件中，当公诉人认为只应当适用财产刑时，可以要求负责初期侦查的法官刑事处罚令，并预先向法官移送卷宗材料，指出处罚的程序和可能判处的附加刑。③参见陈光中主编：《辩诉交易在中国》，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④安克明、陶元迪著：《刑事普通程序简便审》，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10月8日B1版。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赖见兴

简易程序范文篇3

一、设置简易程序的意义

（一）设置简易程序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般趋势

由于纠纷在本质上是主体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以及主流道德的不协调或对之的反叛，纠纷隐喻着对现存秩序的破坏。①因此，西方国家自20世纪以来，面对随着经济的增长，利益冲突增多，各种矛盾纠纷总量急剧增长的情势，纷纷探索解决之道。从世界各国的探索来看，各国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进东方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诉讼前的调解制度，使一些纠纷经由调解处理而不再进入诉讼程序。一是从改善诉讼制度的角度，在诉讼制度中创立或进一步完善简易程序，试图通过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以提高诉讼效率来减轻这一压力。总体上看，由于很多西方国家的法官人数固定，根本不存在靠增加法官人数以减轻案件压力的可能性，在诉讼制度中创立、完善简易程序并扩大其适用范围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几乎都在诉讼体系中设立了简易程序，而不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综观各国设立简易程序的目的无不是为了解决案件积压、提高诉讼效率。

在我国，情况略有不同。法官人数不固定，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以增加法官人数来减轻案件压力的空间。但近年来，法官人数膨胀，这种空间已风光不再。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案件积压、提高诉讼效率问题，必须再一次向西方学习，在简易程序上寻找突破口。创立、完善简易程序，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就应当成为当今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这也是提高诉讼效率的根本之途。创立简易程序主要是针对刑事诉讼而言。①就民事诉讼而言，由于早已确立了简易程序制度，现在的问题就是完善简易程序，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总之，在民商纠纷日益增多，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在“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下，提高诉讼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诉累，节约诉讼成本，明确和扩大民商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势在必行。

（二）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提高诉讼效率、推进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

首先，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常常使一些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审判力量去进行认真的审理。而使那些简单的案件沦为陪衬，庭审走过场，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适用简易程序，则可以缩短审判时限，全面提高工作水平。

其次，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统一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常常造成诉讼拖延，甚至使一些企业在诉讼中被拖跨，或者即使胜诉也丧失时机而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严重地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适用简易程序有望避免这些弊端。

再次，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增强法官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有利于提高法官业务素质。简易程序由法官独任审判，因此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法官既受时间的限制，又要承担可能导致错案的风险。权责统一，则法官势必增强责任心，充分发挥能动作用，严把质量关。现在基层法院法官普遍抱怨，案子太多，整天忙于办案，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提高。适用简易程序则可以为基层法官提供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一）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对简易程序的规定及特点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即哪些法院审理的哪些案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按照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只有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第一审案件。除此之外，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均不得适用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只能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而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作了如下解释：“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法院调查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另外，该意见还列举了三种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包括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以及发回重审和再审案件。

从这些规定看，我国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特点如下：

1、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基层法院。

2、简易程序只能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

3、简易案件只能对初审案件。

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何时适用简易程序，由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如果认为是简单的民事案件，经庭长批准适用简易程序，对已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问题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可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①

从上述情况看，我国法律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规定得较为明确，但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的界定并不清晰，而且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二）目前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我国民事诉讼中关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仅限于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把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确定为基层人民法院，主要是为了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然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并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是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都要大费周折。因此，要想让当事人能够真正参加到诉讼中来，就必须使当事人更接近诉讼制度，即美国所说的“access"——接近裁判、接近正义。正因如此，有些国家的立法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庭规定得十分灵活，例如美国加州的司法制度就规定有小额法庭，并为不常涉诉的市民设有特别服务处，而且还设有夜间小额法庭，以便利日间因工作关系无法到庭的当事人；在日本有专门处理小额案件的简易裁定所。而我国法律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规定得过于死板，并没有真正起到方便群众起诉的作用。

2、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太窄

我们先看一些设置简易程序的外国民事诉讼制度，一般都以争议标的的数额作为依据来划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如美国加州的小额法庭仅负责审理请求金额不超过2000美元的民事案件；韩国的《小额审判法》其适用范围系以诉讼标的的价额不超过韩币100万元为界，日本的简易裁定所受理的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价额为不超过日币90万元。①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立法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较为复杂，它将“事实清楚”、“情节简单”、“争议不大”三者结合起来作为界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对此，我国一些诉讼法学者予以肯定，理由是“有的案件事件事实清楚，情节简单，但是双方当事人对权利义务关系争执得不可开交，处理起来十分棘手，也不能认为是简单的民事案件；有的诉讼标的金额或价额很大，但事实清楚，情节简单，双方争执不大也可适用简易程序。因此，诉讼标的大小和案件的简单还是复杂不完全一致”。然而，对此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在评价这两种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时，似乎忽略了确定适用该程序范围的目的性和标准本身的确定性问题。确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当事人和法院很容易地知道哪些案件应该适用简易程序，哪此案件不能适用简易程序。为此，划分适用简易程序范围的标准必须相当确定。其实对标准来说，确定性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任何标准，无论它多么合理，多么周密，如果本身不够确定，都不具备作为标准的资格。①正因如此，民诉法颁布以来仍有许多省市提出哪此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哪此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的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立法理论指导，各地的“简易程序”中事实上处于一种各行其是的无序状态，这种状况对我国的法治化建设是不利的。

3、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权属于法院，当事人无从选择

具体地说，就是在适用简易程序时，是由法院还是由当事人决定，有些国家明确规定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有选择权。如在日本，要不要适用简易诉讼程序，当事人有选择权，或者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选择权人包括原告、被告以及法院。在我国，法律将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权赋予了法官，当事人没有选择权，这不能不说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忽视。

三、扩大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构想

(一)在民事诉讼中引入“纠纷的类型化解决”思路

为了提高民事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能力，以便纠纷解决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真正地体现“诉讼效率”，应当在民事诉讼中引入“纠纷的类型化解决”的思路。为什么要采用简易程序？哪些案件可以采用简易程序？均可归结为一个问题——简易案件的类型化问题，之所以要采用简易程序，是因为某些类型的案件适宜以简易方式解决，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应当限于这类适宜以简易方式解决的案件。

我们的国家正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人治国家走向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诉讼的大量增加是不可避免的，制度的设计者应该做的不是压制诉讼，而是对可能演化成诉讼的纠纷进行一定的“疏导”——比如创建多元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某些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等等，只有人们发现了更简便，易行的纠纷解决办法，诉讼案件急速增长的趋势才有可能得到遏制而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又过于笼统，原则、抽象，只有通过制度的重新设计来提高司法制度解决纠纷的能力是司法界和法学界所共同祁盼的。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对纠纷解决机制的专业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它要求我们在民商案件中做进一步的划分，按照其中各类案件的特点和需要，设置专门的诉讼制度加以处理，以扩大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

1、简易、小额案件的类型化特征

一般而言，适宜以简易方式审理的案件至少应具有以下三种特点之一：

（1）案情简单，用简易程序足以处理的案件。虽然这个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诉讼，甚至有人已经发出了诉讼爆炸的惊呼，但事实上，并非每一个案件都复杂到了必须用正规的普通程序来审理的程度。比如某些债务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任何分歧，原告也能举出确凿有力的证据；某些离婚案件，夫妻双方均同意离婚，只是在财产分割上存在争议等，类似的案件在司法实务中有很多，对这些案件，法官用简单的“三段论”逻辑便足以作出判决，完全没有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走完一个又一个冗长的诉讼环节。确有某些案件可以用简单的程序妥善地处理，这是简易、小额诉讼程序得以存在的基本依据。

另外，这种程序蕴涵了“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贝勒斯指出，争执的解决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种是行动上的解决，一种是心理意义上的解决。法院的判决常常是仅仅从行动上解决了争执。①虽然这么说，但一种诉讼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心理上解决纠纷——让即便是败诉的当事人也心悦诚服地接受判决，这是评价其优劣的一个标准。能否做到这一点，与一种程序的公正性有关。而现代诉讼制度的同度烦琐，其基本的理由便是为了使诉讼更公正，以使当事人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接受判决，惟有如此，法院作为官方的纠纷处理机构，才能长久地维持其权威地位。这种公正不仅是实体上的，同时也是程序上的——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从实体上看，只有经过了谨慎的庭前准备，证据调查，庭审辩论，案情才可能弄清楚，从程序上看，由于经过了一个又一个体现着人类理性和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的程序环节，当事人即便对最后的判决并不认同，通常也无可奈何而只能甘心接受判决，但是，这两个方面的要求，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案情足够复杂。对简单的案件，既没有必要用复杂的程序去查明事实——因为案情本身是简单的，败诉当事人一般也不会因为程序过于简易而觉得自己的程序保障权受到了侵害——因为是非很清楚，“没什么好说的”，如果从“妥当地解决纠纷”这样一个功利化的角度出发，可以说程序公正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多地集中在事实很难弄清，仅凭事实说话难以服人的场合，而简单案件不在其中。

（2）虽然情节未必简单，但对简捷、迅速审理有特殊要求的案件，国家设置司法制度，是为了满足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主体化解纠纷，保护自身权利的需要。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要求都应成为程序设置的一个基本理念。而当事人的要求是多样的。虽然普通程序因其程序保障的完备性而成为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典范，但并非所有案件的当事人都愿意忍受这种程序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漫长的诉讼周期。事实上，还有某些案件，由于其案件类型的特殊性，过于冗长的诉讼周期成为妥善处理纠纷的大忌。例如，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涉及破产财产归属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按普通程序处理，可能大大延误破产案件处理的进程；在共同海损案件中，如果不尽快就海损造成的权利义务纠纷作一了断，双方的利益都可能受到损害；在请求抚养费用的案件中，如不尽快审理，被抚养人的基本生活可能得不到保障，其他如本票价款追索案件，确定股票价格案件等等，都对简单、快速的审判有着超乎寻常的要求，①除了这些典型案件外，复杂的社会生活肯定还造就了许多其他要求简速裁判的案件，比如在现实中，当事人涉讼的利益可能是有期限的——即只有在一定的时期内实现才对其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对这种案件，如果全都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就未必利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

（3）诉讼金额较小，“不值得”使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以诉讼标的金额为主要标准来界定简易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国外立法的通例，对此可能提出的挑战是一个诉讼金额对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即“小额”的具体标准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界定，这种界定标准对穷人有失公平。但正如台湾学者邱联恭所说的，在诉讼上追求权利与在社会上通过交易行使权利是不同的，因为除本案原、被告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或即将利用法院，所以不能为了某一个案件的审理花费过多的劳力、时间和金钱，从而阻碍了其他案件进入诉讼程序。①为此，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均采纳了所谓的“费用相当性原则”，即根据案件金额对纠纷作出分类，分别适用繁简不同的程序，以保持案件重要性与诉讼耗费的基本相当。②根据这一原则，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不能将五万元的债务分成数次起诉，不能越过法律规定的小额诉讼程序而选择适用普通程序等。所以，无论是就司法效益的维护，还是就社会整体公正的维持，都没有理由在数额很小的案件中使用耗费很高的普通程序。

2、关于简易、小额纠纷案件的类型化处理

以上重点分析了要求审理以简易、迅速的方式进行的三类案件的特征，但每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理论依据并不相同，我们说，对案件进行类型化处理，是因为案件本身有应该适用简易程序的正当化理由，既然这些理由不同，在程序的设计方式上自然也应体现出某些差别。

对于第一类案件，即案情简单的案件，应适用法官职权裁量的法理，由法官决定是否使用简易程序。案情是否简单，这必然涉及对一个案件的主观判断问题，为使这个判断标准确定化，使法官的裁量有章可循，可由立法列举若干类型的简单案件让法官参考。同时，当事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对案情简单与否有着最真实的了解，因此，应赋予其提出异议的权利。即对法官认为案件应适用简易程序的判断，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并经法院审查，合理的应裁定对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反之，仍适用简易程序。

对于因案件涉及金额较小而不值得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由法律规定强制适用简易程序，因为对这类案件而言，采用简易程序是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维护大多数当事人利益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应优于当事人的个别程序权利。因此，这已经超出了当事人选择的范围。当事人只能对自己的实体和程序利益做出处分，而无权就国家司法资源的整体配置做出处分。

除了在程序提起方面的差别外，在程序规程上，三类案件也应有所区别。除了在小额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具有绝对的正当性外，对其他两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都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因此可考虑对这三类案件安排简易程度不同的程序来处理。从节省诉讼资源这个主要的制度目标出发，小额案件的审理程序应是最简单的，而对案情简单的案件和强烈要求简速审理的案件，则可安排相对正规程序，只是在各个程序环节之间的间隔应尽量缩短。立法可对后两种类型的种类作出明确的规定。

（三）明确规定当事人对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及其适用范围

对于案情不一定复杂，但却强烈要求简速审理的案件，应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一个民事案件可能涉及三种利益，即原告利益，被告利益和公共利益，相应地，要求案件快速审理的主体也就有三种可能。在共同海损案件中，可能是原、被告双方均要求快速审理，对此类案件，法律无须专门规定，只要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程序的权利即可。只要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适用简易程序，法院无须审查，即可适用，这里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原则。另外一些案件，可能是出于公益的考虑，必须运用简单、快捷的方式加以处理，比如关于破产财产和股票价格确认纠纷等等，为保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可考虑在一定条件下对其中的某些案件强制适用简易程序。还有一类案件是原告要求快速审理，而被告并没有这种要求，比如要求给付抚养费用的案件、涉及原告期限利益的案件，利益的衡平主要发生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给对方选择程序的机会，同时辅以相应的措施，对故意利用普通程序拖延时间的被告施以惩罚。比如，可规定在这类案件中，原告可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请求，对此请求，如被告无异议则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如提出异议，则适用普通程序；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后被告如果败诉，则要承担原告因此付出的额外损失——比如期限利益过期带来的损失等，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对被告滥用程序选择权的一种惩罚。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可以进行选择的范围。笔者认为，对于那些案情简单、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但数额较大的案件，只要双方当事人都同意，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四）扩大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力和范围

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扩大法院的权力，即赋予法院在一些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权，这主要是指除当事人可以经双方同意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之外，即使不能由当事人选择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也可以由法院依职权决定。法院的决定权必须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其决定程序也须规范化。一是指明确规定我国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这也必需由法律明确规定各级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性质、范围。

①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①已经有学者就创立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意见。可参见李文健：《刑事诉讼效率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章（三）部分内容。

①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

①史锡因：《民事诉讼法之研讨》

①李浩：《民事诉讼级别管辖丰承的问题及其改进》，第48-51页。

①[美]迈克尔.贝勒期：《法院的原则》，张文显译第21-22页。

①几种类型案件可参见[台]邱联荥：《程序制度机能论》，第83-87页。

简易程序范文篇4

关键词：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公正；效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实施，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等无疑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它对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理更是意义重大。十多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审理了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和完善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据统计，1989年至2000年6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557877件。其中，1998年受理98463件，是1989年9934件的近10倍。2001年受理100921件，受案数首次突破10万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断依法拓宽，案件类型达50余种，几乎涉及所有行政管理部门的各类执法行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低等原因，一些地区的行政诉讼开展得并不理想，起诉难、审判效率低成了人们反映最为强烈的“固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之一乃是现行行政诉讼程序缺乏一种简便、快捷的审判程序，以至绝大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遇到行政机关的轻微不法侵害时，会考虑到诉讼成本而忍痛作罢。“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善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放弃通过审判实现正义的希望。”[2]于是，这些人一部分走了上访的路径，而另一些人则常“心怀不满”，“满腹牢骚”，如此导致在行政诉讼立法颁行之初，经过艰苦的宣传和鼓动所带来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诉讼不很高的期望值又不断地降低，宁可自食行政违法给其带来的不利后果，也不愿诉诸司法解决和保障，[3]此种情景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极为不利的。为了畅通救济渠道，切实解决公民“告状难”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应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增设“简易程序”，这对行政机关轻微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简单行政案件尤为重要。

一、简易程序的产生背景与理论基础

司法的价值在于公正价值与效益价值的融合，这就要求在构建诉讼制度时，一方面要体现公正，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体现效益，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产生最大的诉讼效益，使诉讼活动既简便快捷又不增加过多的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普通程序（正式审理程序）相对应的简易程序（summaryprocedure）便出现了。《布莱克法律辞典》将简易程序定义为是“以相对快速、简单的方式解决争议或处理案件的没有陪审团的程序。”[4]简易程序最早为英国所采用，约始于1848-1849年间，当时仅限于轻微的犯罪。[5]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根据罪行的轻重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现在世界上绝大数国家的诉讼制度中都存在简易程序，比如美国的辩诉交易，日本的简易公审程序、简易命令程序和交通即决裁判程序，法国的简易审判程序和综合性罚金诉讼程序，意大利的简易审判程序、意大利式辩诉交易、快速审判程序、立即审判和处罚令程序，德国的处罚令程序、保安处分程序、简易程序等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对简易程序作了规定。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某些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所适用的比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第一审程序。[6]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是指专供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时所适用的审判程序。[7]

随着社会的发展，诉讼案件不断激增，司法资源日显匮乏，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不断激增的诉讼案件使得传统的诉讼程序不堪重负，普通公民即使权利受到侵害，也往往在复杂的诉讼程序面前望而却步。“审判程序难以满足普通人们的需要，在通往法的正义道路上很多市民被程序的障碍所排斥。”[8]美国第十五任首法官沃伦。伯格曾多次讲过，“案子越来越多，难于应付”，并且呼吁改革法院。于是如简易程序、ADR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行政诉讼的实践显然也受到了这些理念的冲击，开始回应社会的需要。如一向认为行政行为并无妥协性的观念开始松动，行政诉讼有了“和解”的可能性与制度安排。[9]多元化的诉讼机制，有利于合理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这一点正如我国台湾学者邱联恭所说的，在诉讼上追求权利与社会上通过交易行使权利是不同的，因为除本案原、被告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或即将利用法院。所以，不能为了某一个案件的审理花费过多的劳力、时间和金钱，从而阻碍了其他案件进入诉讼程序。[10]

人们对诉讼正义观念的转变，使得简易程序有了合理的理论基础。传统的诉讼正义将程序公正视为第一要义，而忽视效益与公正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是随着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诉讼浪潮”的袭击，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诉讼正义的内涵。人们逐渐地认识到正义的完整内涵应当包括公正和效益两个方面。英国古谚：“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的正义观获得了人们越来越普遍的认可。一方面，重大、复杂，当事人期待获得较为完善的程序保障的案件，权利保障程度持续提高，公正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对那些情节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则采用较为简便、快捷的程序加以处理，从而凸显诉讼效益。这种繁简分离的程序设计，实际是为解决公正与效益之间价值冲突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波斯纳甚至认为，效益与公正是同义词，并宣称：“正义的第二种含义，简单地说，就是效益。”[11]这种新型的公正、效益观为简易程序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观念基础。

从宪政的角度分析，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可以升华为“接近正义”（accesstojustice）的理念。现代宪政国家为了充分保障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诉权大都确立了“司法最终救济”原则，这在客观上使司法成为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这种保障往往着重于尽可能帮助公民于诉讼中为严密之攻防、辩论及赋予更多的审级救济机会，而忽略了当事人所欲保障的实体权利与其行使权利过程中所支出的劳力、时间、费用比例是否相当的问题。为此，从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制度、接近正义的视角出发，简化诉讼程序便成了诉讼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莫诺。卡佩莱蒂指出：“一种真正现代的司法裁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也可能是惟一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有效地为所有接近，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对于所有的人可以接近。”[12]以英国全面修订《民事诉讼规则》为例，沃尔夫爵士（LordWoolf）就旗帜鲜明地以“接近正义”为题，倡导简化诉讼程序，改革诉讼规则，消除诉讼拖延，降低诉讼成本，增加诉讼的确定性，强化公正审判，促进社会公众对司法的接近。[13]

二、构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的规定，行政案件的审判实行合议制。之所以规定合议制是有其特殊原因，主要是被告地位特殊、内容特殊、审判尚无完整的经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有相对的难度与复杂性，既涉及到诸多法律法规的正确适用，又牵涉到许多技术性、专业性问题等等，采用合议制是符合当时立法和实践的需要的。[14]那时，由于社会环境、法官素质等的影响，行政诉讼法的许多规定不健全、不完善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十多年的诉讼实践，这一规定显然与大量的行政纠纷产生于行政机关的及时、小额处罚以及法律关系简单明确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随着行政诉讼的迅速成熟，有些相对简单的行政案件，客观上已不要求必须集合议庭成员的集体智慧，[15]通过严谨、繁琐的程序才能得以解决。于是有的案件“走过场”、“公式化”痕迹明显，“陪而不审”的现象逐渐增多，这在当前司法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浪费。因此，吸收现代诉讼制度中的积极因素，创造性地加以完善、改进行政审判方式不仅成为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行政审判工作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借鉴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行政诉讼应增加简易程序。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设立简易程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于：

首先，行政诉讼增设简易程序是中国行政审判制度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需要。公正、效益一直是各级人民法院追求的目标，在这方面，中国行政审判制度历经十余年的发展，有成就也有不足。诉讼案件大量增加，如何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供充分的救济，便成了中国行政诉讼制度设计的首要问题。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及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有益做法，增设简易程序便成为法院促进自身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实现行政机关行政法治的必然选择。由于微小权利实际最接近公民而又广泛存在，如果诉讼程序对其特殊性不加以考虑，使众多微小权利人长期因实际困难得不到救济，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公民对司法制度的疏离，对法律的不信任，所以说“法院用群众方便的诉讼程序和方法迅速解决大量的小额诉讼案件，是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能否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16]简易程序所具有的省人、省力、省物的这一经济性特点，决定了其在诉讼中应有自己的地位，国外的做法说明了这一点。如法国在全国设立了33个地方行政法庭，并规定行政法庭在其管辖区域内，可以委派一名行政法官代表，单独判决简易的行政诉讼案件。[17]德国行政诉讼原本没有简易程序的规定，基于为公民提供有效法律保护的需要，在1997年修改《行政法院法》时，建立了“法院裁决”（Gerichtsbescheid）和“范例诉讼”（Musterverfahren）两种简易程序制度。[18]这两种简易程序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德国行政法院的司法效能。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1998年）也增设了简易程序，该法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对象为捐税征收、行政处罚及其他公法财产诉讼标的在3万元新台币以下的案件；不服行政机关所为记点、记次或类似轻微处分的案件。[19]

其次，我国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创造了条件。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司法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其立法与基本成熟的制度安排，为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借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简易程序我国立法已经有了一定的涉及，如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10月24日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审理治安行政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第2条“人民法院审理治安行政案件，实行合议制度；案情简单的，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行政诉讼法》颁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法院已经积累了不少审理行政案件的有效经验。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大多数行政审判人员的法律水平比十多年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已完全能够独立承担案件的审判工作，这也从执法层面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我国毕竟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多样的国家，地区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差异相当之大，公民的文化和法律素质也参差不齐，如为追求行政诉讼的单一模式，或所谓的专门、正规程序，而忽视司法效率，则会给一些公民造成很大的不便和司法资源的浪费。为此，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在法律上规定多元的行政诉讼模式，允许法院、法官以及当事人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以方便群众、方便诉讼，也只有这样，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才能真正做到公正与效益兼顾并举。

三、建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基本构想

（一）关于简易程序立法例的探讨

建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首先涉及到一个立法例的问题，即建构什么样的简易程序，其与小额诉讼程序（smallclaims）有什么区别？[20]从世界各国诉讼法立法来看（特别是民事诉讼法），在处理简易事件与小额轻微事件上存在二种立法例：一种是将小额事件作为简易事件之一部分，统一适用简易诉讼程序法，另一种是将小额事件从简易事件中独立出来，设置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后一种立法例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司法改革运动的不断发展，纷纷为各国立法所仿效。但从各小额诉讼程序的司法实践来看，结果并不甚理想，因为其对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令人担忧，如日本在1998年新民事诉讼法第6编中专门增设了小额诉讼程序，但却并没有强行规定对于小额事件，当事人必须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原因就在于考虑到小额诉讼的诸多弊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于是否设立小额诉讼程序也是较为谨慎的，学者们认为目前我国法治环境仍待进一步改善，暂时不设小额诉讼程序，“为了实现诉讼的大众化，保障每个公民都能接近法院、接近正义，目前最明智的选择可能还是修改、完善我们的简易程序，使它能实现简易程序和小额程序的双重功能。”[21]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构建简易程序也应采取这样的态度和立法例，并吸收小额诉讼程序中注重和解、便利之优点，从而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案件的特殊性，而一审终审的小额诉讼程序有时恐难承公正之意。

（二）关于简易程序的最低公正标准

简易程序的最低公正标准是人们在肯定其高效率低成本的同时所重点关注的问题。1989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刑法学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的决议。该决议建立各国立法部门：“对简单的案件，可以采取，也应当采取简易程序，但是应确保被告人享有获知被控内容和有罪证据的权利，享有获得法庭审判的权利，包括提供证据的权利和延聘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22]确保当事人享有一些最基本的诉讼权利的要求不但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构成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基本特征。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分立，并不意味着是效率与公正的分离，因此在设计简易程序时必须要符合一些最低的程序公正标准，使当事人受到最基本的公正对待，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探讨：

1.简易程序应依当事人合意，但法院也必须衡量公共利益。一般凡符合简易程序法定适用范围的，就可以启动简易诉讼程序。但当事人合意适用简易程序时，具体又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任意合意适用简易程序，这是维护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必然结果。因为“关于通常诉讼程序之规定，甚为周密，旨在保护双方当事人之利益。兹当事人两造既合意适用简易程序，本于当事人之程序选择权，实无违反当事人之意思强行适用通常诉讼程序之必要。”[23]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以及行政诉讼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的合意必须加以判断。二是拟制合意适用简易程序，即对于原本非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未经当事人合意，法院直接适用了简易程序，但当事人都未依法提出异议，可视为已有适用简易程序之合意。亦即拟制为当事人依法合意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事后不能以其未经合意而为上诉理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诉讼程序的安定。

2.简易程序中当事人其他权利保障。这方面包括诸如获得律师的帮助，告知当事人权利等等。

（三）关于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在各国立法中是不尽相同的，德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采概括式标准，如“法院裁判”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诉讼事件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并无特别困难，或事实之内容已臻明确”，我国台湾地区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则采用列举式标准。概括式涉及范围较广，但规定比较模糊，操作较为困难。列举式规定的适用范围比较明确，但不能穷尽所有事件。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应综合上述二者的长处，对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可作如下规定：

1.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2.小额标的案件，如

（1）标的额较小的涉及税收或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案件；

（2）罚款额较小的行政处罚案件；

（3）赔偿请求较小的行政诉讼案件；

3.不服行政机关警告、通报批评等轻微行政处罚的案件。

4.法律规定应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案件。

5.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人民法院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三）关于简易程序审判的一些具体规定

1.简易程序适用于一审法院。

2.简易程序可以口头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由审判人员记入笔录，并告知双方当事人。被告的答辩应采用书面形式，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与法律依据。

3.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一般应在立案之日起30日内审结。

4.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可以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

5.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受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日内将起诉副本或原告口头起诉笔录发送给被告，被告应在收到起诉状副本或原告口头起诉笔录之日起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三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给原告。被告不答辩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6.传唤当事人、通知证人的方式简便，可以以口头、电话等方式。

7.庭审过程简化。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经过必要的准备即可开庭审理，法庭调查和辩论可同步进行，不必有严格的区分。

8.简易程序应尽可能以一次开庭为原则。

9.简化裁判文书制作。

10.可增设调解程序。

美国学者庞德这样表述他对法律的看法：“为了理解当下的法律，我满足于这样一幅图景，即在付出最小代价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我愿意将法律看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即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求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即产生于文明社会生活中的要求、需要和期望-的社会制度。”[24]付出最小的代价，满足人们尽可能多的要求，从而接近正义，构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目的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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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

[2][日]棚濑孝雄著，王亚新译《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

[3]当然也有不怕麻烦者为“小利”而提起行政诉讼的，典型如乔占祥为九元钱诉铁道部“春运”提价案。但现实中为了撤销一张20元的罚款单，却要当事人等待数月的诉讼期限，显然成本过高，有些得不偿失。

[4]BlackLawDictionary，WestPublishingCo.，1996，p.5.4.

[5][英]沃克编，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866页。

[6]参见程荣斌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页。

[7]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4页。

[8]MauroGapprllrtti，GycesiziaeSocieta236（1972，EndiionideComunita），转引自[日]小岛武司著，陈刚等译《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9]关于行政诉讼的和解可参见[日]南博方著，杨建顺译《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法理》，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冬季号。

[10]邱联恭著《司法现代化与程序法》，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277-278页。

[11][美]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2][意]莫诺。卡佩莱蒂等著，徐昕译《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3]AccesstoJustice：FinalReporttotheLordChancellorontheCivilJusticeSysteminEnglandandWales.

[14]可参见王汉斌1989年3月28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

[15]行政诉讼法第11条明文规定的案件，诸如交通处罚、治安警告等，就无需普通程序审理。不必要的拖延反倒会使民众的法律信仰减弱。正如莫诺。卡佩莱蒂所言的：“久长的裁判是恶的裁判。诉讼过分迟延（delay）等同于拒绝裁判。”见莫诺。卡佩莱蒂等著，徐昕译《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16][日]兼子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17][法]古斯塔夫。佩泽尔著，廖坤明等译《法国行政法》，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18]翁岳生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0-1471页。

[19]参见蔡志方著《行政救济法新论》，台湾元照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313页。

[20]小额诉讼程序也是一种较为快捷、便利的诉讼程序，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这种新型的程序以“禁止上诉、禁止反诉、不公开审理、法院有权禁止律师小额事件”等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限制、剥夺，以对法官职权的强化为特征的。其与简易程序区别在于：简易程序是根据诉讼标的额或纠纷的性质及复杂性进行划分的，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则更加单纯，基本上限于债权债务纠纷；小额诉讼程序更加注重调解、低成本和高效率。可参见范愉著《小额诉讼程序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1]吴金凤著《简易程序：法理、问题与立法完善之探析-兼论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质疑》，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8期。

[22]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页。

简易程序范文篇5

关键词：消防安全；行政处罚；简易程序

在现阶段我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开展中，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是执法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环，该程序的应用确实表现出了多方面价值，优势也较为明显，能够有效实现执法效率的提升，还可以提升执法水平，成为当前颇受重视的关键手段。这种当场处罚程序适用于一些情节简单且后果不严重的对象，应用更为便捷高效，对于消防安全的保障效果同样较强，值得深入探讨和优化运用。

一、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应用价值

（一）提高执法效率。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可以实现现场直接执法处理，相应效率必然也就能够得到明显提高，避免了因为时效性问题带来的一些消防安全管理混乱局面。一般而言，当消防安全监督人员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些情节相对简单的违法行为，该类行为不会带来较为恶劣的严重后果，如此也就可以直接当场予以处罚，当事人同样也能够直接明确自身面临的处罚结果，在接受处罚的基础上，还能够针对自身问题及时纠正处理。由此可见，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不仅仅能够促使执法程序更为简便高效，相应消防安全隐患的纠正同样更为高效，缩短了不必要的行政过程，整体效率往往更高。（二）降低执法成本。从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效果上来看，其往往还能够表现出较强的成本控制效益，执法成本可以得到有效降低，进而也就便于整个消防行政处罚工作的优化发展，对于以往存在的资金浪费问题具备明显防控效果。因为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更为便捷高效，缩减了很多原有较为复杂的环节，进而也就必然会规避该方面的支出，相应成本控制效果较强。另外，在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下，执法警力同样也能够形成较为理想的减压效果，不需要过多的警力参与，这种人力成本的节约效果同样较为显著。

二、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应用注意事项

（一）关注公正性。在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中，虽然其便捷性优势确实较为明显，但是也容易滋生一些问题和缺陷，其中公正性问题就不容忽视，这也是消防行政处罚对象最为关注的一个要点。虽然在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中，规定了被处罚对象享有申辩权以及陈述权，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却并不能够得到较好保障，被处罚人往往只能接受被处罚的结果，不能够利用这些权限来保障自身利益。因此，如果消防安全执法人员不具备较高的素质和能力，在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应用中存在偏差缺陷，必然也就容易致使被处罚对象受到不公正对待。另外，如果消防安全执法人员没有在应用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后，向相关被处罚对象明确其享有的陈述权以及申辩权，被处罚人不了解该方面内容，也很难应用该权益，最终导致自身权益受损，公正性也就难以得到保障。由此可见，在未来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应用中，消防执法人员需要重点申明被处罚人享有的陈述权以及申辩权，促使其明确如何应用这些权力，进而保障处罚的公正性。（二）扩大覆盖面。因为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在应用中确实表现出了明显优势，这也就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扩大该程序的应用覆盖面，促使相应程序可以更好服务于消防行政管理工作。当前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依然存在着一些较为严格的限定条件，很多虽然情节轻微且危害较小的问题，都无法依据该程序执行。基于此，未来应该针对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条件从事实、法律依据处罚种类以及时间维度等多个方面进行优化，以求更好实现覆盖面的扩大，确保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更为便捷，进一步降低消防安全执法难度。（三）完善证据制度。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虽然较为便捷高效，但是同样也对于消防安全执法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旦处理不规范，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判断，必然也就会影响到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效果。基于此，针对相关证据制度予以完善也就显得极为必要，应该从证据收集、种类以及分析应用等方面予以完善，确保证据的应用更为规范可靠。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证据制度完善需要表现出理想的全过程特点，能够围绕着整个证据搜集、录入以及应用等多个环节进行严格限定，为消防安全执法人员形成有效指导，确保相关程序更为规范有序，避免出现较为严重的违规违法现象，同时提升所有证据应用价值。

三、结语

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应用在当前消防安全执法中往往可以发挥出较强的作用价值，为了进一步提升其应用效果，往往需要首先关注公正性的保障，进而在完善相关证据制度的前提下，扩大覆盖面，促使其作用更为突出。

参考文献：

[1]何敏.论消防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J].消防界（电子版），2019，5（13）：67-68.

[2]钟建军，赵诗轶.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运用现状及改进建议[J].武警学院学报，2015，31（06）：87-89.

简易程序范文篇6

一、简易程序的改革动因。

（一）凸显简易程序特征的需要。我国民诉法对简易程序虽作了专章规定，从起诉方式，受理程序，传唤方式，审判组织、审限均作了比普通程序简化的规定，这些简便、灵活、快捷的要求，在过滤大量无争议或争议不大民事案件，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办案均起到积极作用。但整章中只有5个条文，简易程序本身的特征不明显，在配套制度上与普通程序没有严格、明确的界限。如诉讼费收取标准，归档卷宗材料要求，审级救济机制，裁判文书制作方面完全相同，使得简易程序的优势没有凸显，不被重视和看好，最终导致设立简易程序的目的未能充分实现。

（二）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需要。随着依法治国方略提出，法治建设被日益提上重要议程。作为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确保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必然要求提高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诉讼效率，要求提供便利快捷的司法救济途径，要求一种更加便捷高效、成本低廉的诉讼程序。尤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后，民事活动频繁，民事案件剧增，如果不能以灵活、快捷，节省的程序解决大多数简单民事案件，一方面，必然导致诉讼拖延，造成大量积案；另一方面，要实现对复杂民事案件的慎重裁判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司法公正，法律权威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改革简易程序本身也是符合市场经济对诉讼程序的需求，同时更是与国际上对诉讼效益和效率追求接轨的需要。

（三）规范审判方式的需要。《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出台后，关于司法制度的改革论著不断涌现。减轻当事人及人民法院的讼累，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节奏已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研究重点。200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海淀区法院还共同主办了中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研讨会。为缓解诉讼案件猛增与审判人员不足的矛盾（而根据最高法院的改革构想，法官人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各地法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广东省高级法院还专门制发了《广东省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规则(试行)》。虽然学术界和实务界观点鲜明精辟，呈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观，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操作规程和执法标准，各地法院各出奇招，各自为政，造成全国范围内适用法律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性和权威。为改变这一混乱局面，最高法院将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作为今年重点研究课题，并将择期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因此，在这个时期，深入探讨简易程序改革和完善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简易程序的价值及功能。

对一项诉讼制度提出改革和完善的建议，首先必须认清其在诉讼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理清其本身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具体来说，民事简易程序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有利于贯彻“两便”原则。两便原则包括便利人民群众参加诉讼和便利人民法院办案两个方面。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任何人都有利用诉讼制度，请求法院审判的基本权利。因此，在对诉讼制度进行创建和改革之前，首先必须考虑到，是否有利于真正实现司法救济的权利。而简易程序的改革，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使得司法救济途径从繁杂、冗长的诉讼程序走出来，让更多的公民可以接近司法资源，获取国家司法资源的帮助，从而保障公民参加诉讼的权利，保障法院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有利于贯彻诉讼经济原则。诉讼经济原则是每一项诉讼机制必须包含的原则和价值。以诉讼经济的原则要求，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要充分地体现诉讼周期的缩短，诉讼程序的简化，审级层次的减少，以及相应诉讼费用和成本的降低。简易程序正是通过上述途径，使得原本稀缺的诉讼资源能够发挥出最大潜能，最大程度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

（三）有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威信。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一方面可以使大量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轻微民事案件，以快捷高效的程序消化掉，提高办案速度，实现“简出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保证人民法院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审理比较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保证案件审判质量，达到“繁出精品”。不仅如此，还也可以抓住典型，以案释法，公开宣判，进一步扩大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简易程序的改革，必将有助于法院办案效率、办案质量进一步提升，办案社会效果进一步凸显，有利于树立法院威信，增强公民对司法的信心。

(四)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正原则。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二十一世纪的工作主题。公正是在效率前提下的公正，正所谓“迟来的公正就是不公正”“正义被耽搁，就是正义被剥夺”；效率又是在公正前提下的效率，倘若无公正，效率即失去意义。一般而言，司法的理念是“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但对于民事诉讼，则采取优势证明标准，突出的是效率。尤其是针对简易案件，更没有必要适用复杂的诉讼程序来解决，而应代之以简便化的诉讼程序。那种因程序的繁杂，导致诉讼迟延，不仅令当事人无法忍受，也让法院和全社会无法忍受。因此，在强调公正与效率两者不可偏废的同时，还应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正”之原则。

三、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进行一项司法制度改革，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也不例外，起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从现有简易程序操作方式之简化入手，二是从改革简易程序相关配套制度入手。

(一)简易程序操作方式的改革与完善

1、科学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民诉法第14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最高法院对此也做了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同时明确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等三类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但总的来讲，这些规定过于笼统，以致于法官做出程序选择的余地仍然太大，不利于实践中开展繁简分流的具体操作。而如何科学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呢？有两方面的资料可以借鉴：第一方面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简易程序案件的界定方法。具体分析其所考虑的因素有三：一是量化标准（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类别标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等）；三是控诉方的意见（经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第二方面是国外立法例。如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427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是对财产权的诉讼，标的金额或价额在10万元以下；二是规定10类案件，不问其标的金额，一律适用简易程序；三是依当事人合意适用。相应的也体现了上述三个考虑因素。再如日本简易裁判所受理的案件是90万日元(不足人民币7万元)以下等等。由此，笔者认为我国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⑴对于债权债务等纯财产权益性质的争议案件，以明确的标的额或价值作为界定标准。根据我国幅员辽阔的特点，具体可兼采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办法。即由立法机关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确定，标的在10万元以下的财产权益性质案件，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同时授权给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定不同的适用标准。

⑵以案件性质或类别为界定标准。一是采取列举式的方法确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如审判实践中已积累的：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确认和变更收养、抚养关系；责任明确的损害赔偿等7类案件；以及一方当事人没有胜诉的可能或案件事实不存在真正争点的案件；一方当事人认为案件不存在实质性事实争议，只有法律上争议的案件，明确适用简易程序。二是借鉴或兼采广东省高院用排除法规定5种禁止情形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其它案件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做法。

⑶赋予当事人相应的程序选择权。这主要是针对案件的难易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争议金额的大小和案件类别。有些争议标的大的案件，法律关系并不复杂；有的案件类别相同，而法律关系复杂程度却天壤之别；有的案件虽然复杂，但是当事人双方均有诚意共同到法院请求解决等等。当然，若将来立法已明确简易程序适用范围，那么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法院只能强制适用，当事人不能作出拒绝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除了具有程序选择权外，在适用简易程序中也应当允许当事人选择言词审理或书面审理的机会，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

2、规范程序选择，准确繁简分流。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被明确后，由什么主体，在什么时间作出适用程序选择，当前民诉讼并没有进行界定。审判实践中做法不一，一种是立案庭审查立案后，统一移交业务庭庭长选择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再交付经办人。一种是立案庭移交业务庭登记后，直接交付经办人，由经办人在审理过程中，自行做出适用程序的选择。一种则是由立案庭作出适用程序选择，而后移送业务庭登记，再交付承办人审理。三种做法均有利弊：第一种做法可发挥业务庭长熟悉业务，熟悉承办法官审判技能的优势，准确做出适用程序的选择，但容易造成业务庭长滞留案件和滥用选择权；第二种做法，虽减少把关的环节，但赋予经办人程序选择权，不利于监督；而第三种做法则有效地克服了前两种做法之不足，一方面，立案庭严格依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选择程序，繁简分流，可实现当即交付经办人手中；另一方面，通过立案庭和业务庭长双重监控，可确保承办人严格按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实现快速便捷立案和设立简易程序之初衷，因此，笔者倾向于第三种做法。

3、诉讼请求和证据固定制度。2001年12月6日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证据若干规定》）第3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第3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上述规定就是诉讼请求和证据固定制度的立法依据。《证据若干规定》还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适用简易程序不受“指定期限不得少于30日”之限。因此，笔者建议：简易程序中当事人应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就将诉讼请求和证据进行确立并固定下来，法庭辩论之后，不得再变更诉讼请求或提交新的证据。这样一来，如果当事人一同到法院请求解决的，诉讼请求和证据均可当即予以固定；而其他的情况，则要求在送达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应一并告知当事人诉讼请求和证据应于法庭辩论结束前固定，以免因诉讼请求突然变更或调查证据而延展期日。

4、严格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化的条件。《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0条规定，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该法条对于“案情复杂”没有界定，使之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容易造成审判人员转换程序的随意性。完善的方法有二：一是由最高法院明确界定转化的条件。诸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使案件明显不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等等。二是严格转化的报批程序。如主审法官经开庭审理后，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于次日提出书面申请转换适用程序，报经庭长或分管院长审批，并报立案庭备案。获准后，方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通过加大监督力度，防止承办人员在法定期限内不能结案而随意转换适用程序，或变相超审限结案，从而确保简易程序的安定。

5、确立当庭宣判视为送达和调解签名生效制度。长期以来，调解书、裁判文书送达难一直是困扰法院审判实践的一个问题。简易程序以调解方式结案占相当大的比例，而法律规定调解书未经当事人签收不生效，即赋予当事人对调解的反悔权。这样一来，调解书送达前，不仅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具有稳定性，而且容易造成履行义务的延误。尤其是当庭宣判的案件，败诉一方当事人往往拒不到庭签收裁判文书，致使上诉期日、生效期日无从计起。为此建议：⑴调解达成协议的，以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名视为调解书送达，取消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前的反悔权。⑵双方当事人或人均到庭，当庭宣判的，宣判之日即视为裁判文书送达之日；定期宣判的，宣判之日应当庭送达裁判文书，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接受宣判的，以宣判之日视为裁判文书送达之日。⑶对原、被告一方未到庭参加诉讼的，裁判文书送达之日仍以实际送达之日为准。

(二)简易程序配套制度的构想

1、设立专门适用简易程序的机构和人员。就目前我国基层法院的现状来看，把基层法院改革成单一的简易法院，专门审理简易案件，并不现实。但在保留现行兼采适用简易和普通两种程序的情况下，在基层法院专门设立适用简易程序的简易庭，配备专门的独任法官，独任法官仅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再参与普通程序案件审理。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克服同一法官兼具简易和普通程序的任务，造成程序适用上的界限不清和混用，而且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和法院机构设置的传统。这是一种比较可行，也比较切合实际的改革方案。

2、改革简易程序诉讼收费的标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最高法院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诉讼费用收取的条款，并没有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加以区分。诉讼费中受理费具有税收和惩罚双重性质，一则诉讼标的越大，收费也应当越多；二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但是对于选择了适用简易程序的民事案件，其本身对司法资源的耗费较少，相应的，国家收取的诉讼费也应当较少。这才符合费用相当性原理，也有利于鼓励当事人多选择简易程序。具体简易程序应收取什么标准的诉讼费才合理和相当呢？笔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所征收的诉讼费用应当高于同样金额诉讼的撤诉案件，低于同样金额诉讼的普通程序案件，可以考虑在同样数额普通程序案件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间作出选择。

3、确立简易程序一审终审制度。我国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审级救济机制并无二致，这与世界各国民诉法采取的区别制大不相同。事实上从效率优先的角度，或诉讼经济原则来考虑，均不宜赋予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相一致的救济机制。一种可供借鉴的方案是实行一审终审制，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若当事人对判决不服的，允许其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出异议，由原审法院重新指定一名独任法官进行审查。若异议成立，由原审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依法改判，判决为终局判决；若异议不成立，裁定依法予以驳回，裁定为终局裁定。

4、缩短简易程序所需时间。民诉法第146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这个期限相对于普通程序已显然缩短，但相对于目前各地基层法院推行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来讲，仍显得太长。如芗城区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平均结案日仅为21日。而怎样才能在确保公正司法的情况下，既利用简易程序简单、快捷的一面，又将其对时间的浪费限制在最小限度内？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缩短所需时间。笔者认为，根据当前各地法院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成效来看，有45天的时间就足够了，而且不允许延长，除非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

5、简化裁判文书、调解书的制作。民诉法第89条规定，调解书应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事实上，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合目的性的一种自愿行为结果，调解书的制作可仅体现调解结果，而不必再详尽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民诉法第138条规定了判决书应具备的内容及事项，也没有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加以区别。当前为防止法官擅断，确保裁判文书质量和司法公正，对裁判文书制作的改革，均提出了应当进一步强化证据认定和说理部分。这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复杂案件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简单案件来说，快速、方便是基本要求，制作复杂的裁判文书，则有多余累赘之嫌。《证据若干规定》还规定，简易程序裁判文书制作不受“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之限。况且，《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某些简易的民事案件不用制作裁判文书。因此对于该类案件可简要概括出案件事实，后对判决主文叙述准确，清楚即可。甚至可以更大胆借鉴国外作法，根据不同种类案件的特点，事先制作格式化的判决书、裁定书，以备庭审后当即填写裁判主文时适用，进一步简化裁判文书，提高制作速度，提高诉讼效率。

6、简化卷宗归档材料的要件。《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要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卷宗材料应当具备：诉状或口头起诉笔录、答辩状或口头答辩笔录、委托他人代为诉讼的要有授权委托书、必要证据、询问当事人笔录、审理(包括调解)笔录、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或者调解协议）、送达和宣判笔录、执行情况、诉讼费收据。显然，一者该法条不能体现出简易程序之简化的特征，难于区别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卷宗材料上要求的不同；二者该法条使用“应当”一词，而所罗列的十项材料并非每个简易程序案件都具有的，其矛盾显而易见。因此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卷宗材料，除必要证据，审理(或调解)笔录，裁判文书(或调解书)、送达或宣判笔录、诉讼费收据外，其他材料不应作硬性要求，而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将相干的诉讼材料装订归档即可。

简易程序范文篇7

一、简易程序的改革动因。

（一）凸显简易程序特征的需要。我国民诉法对简易程序虽作了专章规定，从起诉方式，受理程序，传唤方式，审判组织、审限均作了比普通程序简化的规定，这些简便、灵活、快捷的要求，在过滤大量无争议或争议不大民事案件，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办案均起到积极作用。但整章中只有5个条文，简易程序本身的特征不明显，在配套制度上与普通程序没有严格、明确的界限。如诉讼费收取标准，归档卷宗材料要求，审级救济机制，裁判文书制作方面完全相同，使得简易程序的优势没有凸显，不被重视和看好，最终导致设立简易程序的目的未能充分实现。

（二）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需要。随着依法治国方略提出，法治建设被日益提上重要议程。作为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确保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必然要求提高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诉讼效率，要求提供便利快捷的司法救济途径，要求一种更加便捷高效、成本低廉的诉讼程序。尤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后，民事活动频繁，民事案件剧增，如果不能以灵活、快捷，节省的程序解决大多数简单民事案件，一方面，必然导致诉讼拖延，造成大量积案；另一方面，要实现对复杂民事案件的慎重裁判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司法公正，法律权威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改革简易程序本身也是符合市场经济对诉讼程序的需求，同时更是与国际上对诉讼效益和效率追求接轨的需要。

（三）规范审判方式的需要。《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出台后，关于司法制度的改革论著不断涌现。减轻当事人及人民法院的讼累，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节奏已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研究重点。200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海淀区法院还共同主办了中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研讨会。为缓解诉讼案件猛增与审判人员不足的矛盾（而根据最高法院的改革构想，法官人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各地法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广东省高级法院还专门制发了《广东省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规则(试行)》。虽然学术界和实务界观点鲜明精辟，呈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观，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操作规程和执法标准，各地法院各出奇招，各自为政，造成全国范围内适用法律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性和权威。为改变这一混乱局面，最高法院将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作为今年重点研究课题，并将择期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因此，在这个时期，深入探讨简易程序改革和完善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简易程序的价值及功能。

对一项诉讼制度提出改革和完善的建议，首先必须认清其在诉讼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理清其本身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具体来说，民事简易程序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有利于贯彻“两便”原则。两便原则包括便利人民群众参加诉讼和便利人民法院办案两个方面。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任何人都有利用诉讼制度，请求法院审判的基本权利。因此，在对诉讼制度进行创建和改革之前，首先必须考虑到，是否有利于真正实现司法救济的权利。而简易程序的改革，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使得司法救济途径从繁杂、冗长的诉讼程序走出来，让更多的公民可以接近司法资源，获取国家司法资源的帮助，从而保障公民参加诉讼的权利，保障法院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有利于贯彻诉讼经济原则。诉讼经济原则是每一项诉讼机制必须包含的原则和价值。以诉讼经济的原则要求，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要充分地体现诉讼周期的缩短，诉讼程序的简化，审级层次的减少，以及相应诉讼费用和成本的降低。简易程序正是通过上述途径，使得原本稀缺的诉讼资源能够发挥出最大潜能，最大程度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

（三）有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威信。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一方面可以使大量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轻微民事案件，以快捷高效的程序消化掉，提高办案速度，实现“简出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保证人民法院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审理比较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保证案件审判质量，达到“繁出精品”。不仅如此，还也可以抓住典型，以案释法，公开宣判，进一步扩大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简易程序的改革，必将有助于法院办案效率、办案质量进一步提升，办案社会效果进一步凸显，有利于树立法院威信，增强公民对司法的信心。

(四)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正原则。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二十一世纪的工作主题。公正是在效率前提下的公正，正所谓“迟来的公正就是不公正”“正义被耽搁，就是正义被剥夺”；效率又是在公正前提下的效率，倘若无公正，效率即失去意义。一般而言，司法的理念是“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但对于民事诉讼，则采取优势证明标准，突出的是效率。尤其是针对简易案件，更没有必要适用复杂的诉讼程序来解决，而应代之以简便化的诉讼程序。那种因程序的繁杂，导致诉讼迟延，不仅令当事人无法忍受，也让法院和全社会无法忍受。因此，在强调公正与效率两者不可偏废的同时，还应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正”之原则。

三、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进行一项司法制度改革，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也不例外，起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从现有简易程序操作方式之简化入手，二是从改革简易程序相关配套制度入手。

(一)简易程序操作方式的改革与完善

1、科学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民诉法第14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最高法院对此也做了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同时明确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等三类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但总的来讲，这些规定过于笼统，以致于法官做出程序选择的余地仍然太大，不利于实践中开展繁简分流的具体操作。而如何科学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呢？有两方面的资料可以借鉴：第一方面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简易程序案件的界定方法。具体分析其所考虑的因素有三：一是量化标准（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类别标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等）；三是控诉方的意见（经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第二方面是国外立法例。如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427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是对财产权的诉讼，标的金额或价额在10万元以下；二是规定10类案件，不问其标的金额，一律适用简易程序；三是依当事人合意适用。相应的也体现了上述三个考虑因素。再如日本简易裁判所受理的案件是90万日元(不足人民币7万元)以下等等。由此，笔者认为我国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⑴对于债权债务等纯财产权益性质的争议案件，以明确的标的额或价值作为界定标准。根据我国幅员辽阔的特点，具体可兼采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办法。即由立法机关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确定，标的在10万元以下的财产权益性质案件，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同时授权给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定不同的适用标准。

⑵以案件性质或类别为界定标准。一是采取列举式的方法确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如审判实践中已积累的：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确认和变更收养、抚养关系；责任明确的损害赔偿等7类案件；以及一方当事人没有胜诉的可能或案件事实不存在真正争点的案件；一方当事人认为案件不存在实质性事实争议，只有法律上争议的案件，明确适用简易程序。二是借鉴或兼采广东省高院用排除法规定5种禁止情形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其它案件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做法。

⑶赋予当事人相应的程序选择权。这主要是针对案件的难易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争议金额的大小和案件类别。有些争议标的大的案件，法律关系并不复杂；有的案件类别相同，而法律关系复杂程度却天壤之别；有的案件虽然复杂，但是当事人双方均有诚意共同到法院请求解决等等。当然，若将来立法已明确简易程序适用范围，那么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法院只能强制适用，当事人不能作出拒绝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除了具有程序选择权外，在适用简易程序中也应当允许当事人选择言词审理或书面审理的机会，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

2、规范程序选择，准确繁简分流。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被明确后，由什么主体，在什么时间作出适用程序选择，当前民诉讼并没有进行界定。审判实践中做法不一，一种是立案庭审查立案后，统一移交业务庭庭长选择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再交付经办人。一种是立案庭移交业务庭登记后，直接交付经办人，由经办人在审理过程中，自行做出适用程序的选择。一种则是由立案庭作出适用程序选择，而后移送业务庭登记，再交付承办人审理。三种做法均有利弊：第一种做法可发挥业务庭长熟悉业务，熟悉承办法官审判技能的优势，准确做出适用程序的选择，但容易造成业务庭长滞留案件和滥用选择权；第二种做法，虽减少把关的环节，但赋予经办人程序选择权，不利于监督；而第三种做法则有效地克服了前两种做法之不足，一方面，立案庭严格依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选择程序，繁简分流，可实现当即交付经办人手中；另一方面，通过立案庭和业务庭长双重监控，可确保承办人严格按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实现快速便捷立案和设立简易程序之初衷，因此，笔者倾向于第三种做法。

3、诉讼请求和证据固定制度。2001年12月6日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证据若干规定》）第3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第3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上述规定就是诉讼请求和证据固定制度的立法依据。《证据若干规定》还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适用简易程序不受“指定期限不得少于30日”之限。因此，笔者建议：简易程序中当事人应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就将诉讼请求和证据进行确立并固定下来，法庭辩论之后，不得再变更诉讼请求或提交新的证据。这样一来，如果当事人一同到法院请求解决的，诉讼请求和证据均可当即予以固定；而其他的情况，则要求在送达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应一并告知当事人诉讼请求和证据应于法庭辩论结束前固定，以免因诉讼请求突然变更或调查证据而延展期日。

4、严格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化的条件。《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0条规定，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该法条对于“案情复杂”没有界定，使之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容易造成审判人员转换程序的随意性。完善的方法有二：一是由最高法院明确界定转化的条件。诸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使案件明显不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等等。二是严格转化的报批程序。如主审法官经开庭审理后，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于次日提出书面申请转换适用程序，报经庭长或分管院长审批，并报立案庭备案。获准后，方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通过加大监督力度，防止承办人员在法定期限内不能结案而随意转换适用程序，或变相超审限结案，从而确保简易程序的安定。

5、确立当庭宣判视为送达和调解签名生效制度。长期以来，调解书、裁判文书送达难一直是困扰法院审判实践的一个问题。简易程序以调解方式结案占相当大的比例，而法律规定调解书未经当事人签收不生效，即赋予当事人对调解的反悔权。这样一来，调解书送达前，不仅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具有稳定性，而且容易造成履行义务的延误。尤其是当庭宣判的案件，败诉一方当事人往往拒不到庭签收裁判文书，致使上诉期日、生效期日无从计起。为此建议：⑴调解达成协议的，以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名视为调解书送达，取消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前的反悔权。⑵双方当事人或人均到庭，当庭宣判的，宣判之日即视为裁判文书送达之日；定期宣判的，宣判之日应当庭送达裁判文书，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接受宣判的，以宣判之日视为裁判文书送达之日。⑶对原、被告一方未到庭参加诉讼的，裁判文书送达之日仍以实际送达之日为准。

(二)简易程序配套制度的构想

1、设立专门适用简易程序的机构和人员。就目前我国基层法院的现状来看，把基层法院改革成单一的简易法院，专门审理简易案件，并不现实。但在保留现行兼采适用简易和普通两种程序的情况下，在基层法院专门设立适用简易程序的简易庭，配备专门的独任法官，独任法官仅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再参与普通程序案件审理。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克服同一法官兼具简易和普通程序的任务，造成程序适用上的界限不清和混用，而且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和法院机构设置的传统。这是一种比较可行，也比较切合实际的改革方案。

2、改革简易程序诉讼收费的标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最高法院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诉讼费用收取的条款，并没有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加以区分。诉讼费中受理费具有税收和惩罚双重性质，一则诉讼标的越大，收费也应当越多；二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但是对于选择了适用简易程序的民事案件，其本身对司法资源的耗费较少，相应的，国家收取的诉讼费也应当较少。这才符合费用相当性原理，也有利于鼓励当事人多选择简易程序。具体简易程序应收取什么标准的诉讼费才合理和相当呢？笔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所征收的诉讼费用应当高于同样金额诉讼的撤诉案件，低于同样金额诉讼的普通程序案件，可以考虑在同样数额普通程序案件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间作出选择。

3、确立简易程序一审终审制度。我国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审级救济机制并无二致，这与世界各国民诉法采取的区别制大不相同。事实上从效率优先的角度，或诉讼经济原则来考虑，均不宜赋予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相一致的救济机制。一种可供借鉴的方案是实行一审终审制，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若当事人对判决不服的，允许其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出异议，由原审法院重新指定一名独任法官进行审查。若异议成立，由原审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依法改判，判决为终局判决；若异议不成立，裁定依法予以驳回，裁定为终局裁定。

4、缩短简易程序所需时间。民诉法第146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这个期限相对于普通程序已显然缩短，但相对于目前各地基层法院推行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来讲，仍显得太长。如芗城区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平均结案日仅为21日。而怎样才能在确保公正司法的情况下，既利用简易程序简单、快捷的一面，又将其对时间的浪费限制在最小限度内？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缩短所需时间。笔者认为，根据当前各地法院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成效来看，有45天的时间就足够了，而且不允许延长，除非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

5、简化裁判文书、调解书的制作。民诉法第89条规定，调解书应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事实上，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合目的性的一种自愿行为结果，调解书的制作可仅体现调解结果，而不必再详尽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民诉法第138条规定了判决书应具备的内容及事项，也没有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加以区别。当前为防止法官擅断，确保裁判文书质量和司法公正，对裁判文书制作的改革，均提出了应当进一步强化证据认定和说理部分。这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复杂案件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简单案件来说，快速、方便是基本要求，制作复杂的裁判文书，则有多余累赘之嫌。《证据若干规定》还规定，简易程序裁判文书制作不受“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之限。况且，《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某些简易的民事案件不用制作裁判文书。因此对于该类案件可简要概括出案件事实，后对判决主文叙述准确，清楚即可。甚至可以更大胆借鉴国外作法，根据不同种类案件的特点，事先制作格式化的判决书、裁定书，以备庭审后当即填写裁判主文时适用，进一步简化裁判文书，提高制作速度，提高诉讼效率。

6、简化卷宗归档材料的要件。《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要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卷宗材料应当具备：诉状或口头起诉笔录、答辩状或口头答辩笔录、委托他人代为诉讼的要有授权委托书、必要证据、询问当事人笔录、审理(包括调解)笔录、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或者调解协议）、送达和宣判笔录、执行情况、诉讼费收据。显然，一者该法条不能体现出简易程序之简化的特征，难于区别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卷宗材料上要求的不同；二者该法条使用“应当”一词，而所罗列的十项材料并非每个简易程序案件都具有的，其矛盾显而易见。因此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卷宗材料，除必要证据，审理(或调解)笔录，裁判文书(或调解书)、送达或宣判笔录、诉讼费收据外，其他材料不应作硬性要求，而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将相干的诉讼材料装订归档即可。

简易程序范文篇8

我国的简易程序也是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改革中应提高诉讼效益的需要而产生的，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简易程序的设定，对于分流案件、减轻司法负荷、提高诉讼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处于重大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着极为明显的犯罪率上升的高潮，各级法院的刑事法官不堪重负，原来设计的仅适用于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的简易程序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普通程序简化审”便应运而生。但这种简化是在普通程序的框架内进行的，是普通程序的一种变通形式。我们不知道，同是简易案件，它们之间也有难易之别，客观上也具有层次性，这就引发笔者的三个思考：一是能否创设一种更简易的程序来解决更简单的案件？二是能否把试行的简化审程序经过改造，使它脱离普通程序轨道，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简易程序？三是,按照笔者的思路,我国将会出现三种简易程序.这三种简易程序如何确保最低公正保障,如何相互衔接或递进?带着这三个思考，笔者从简易程序的价值取向、必要性、可行性等基础理论入手，通过对中外简易程序的比较分析，提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体系的构建设想。

二简易程序基础理论

（一）简易程序的价值取向

公正与效率作为现代程序所追求双重价值目标，简易程序的创立就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因此，如何协调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成为适用简易程序必须面对的问题。研究简易程序，必须从程序的正义性和经济性两大价值目标谈起。

1、正义性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

程序的内在价值是我们据以判断一项刑事程序本身是否具有善的品质的标准。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种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审判程序本身也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才能具备一种内在的优良品质。正如一部非正义或不公正的法律不是好的法律一样，一项不符合正义要求或公正标准的刑事审判程序也不是好程序。质言之，程序的正义性是程序的内在价值。

一项程序的适用，使案件得到了公正的裁判实现了保障所应得到的利益。这种裁决体现了实体正义，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结果价值”，体现在法律程序的结果之中。然而，程序结果的公正并不当然的意味着程序本身的公正。一项法律程序本身是否具有程序正义所要求的品质，要看他是否使那些受程序结果影响的人受到了应得待遇，而不是看他能否产生好的结果。这种程序上的正义是一种“过程价值”，它体现在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是程序本身正义性的价值标准。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正如美国学者泰勒（TyLer）所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贝勒斯认为，包括法官中立原则、获得听取审判的权利、提供裁决及理由的原则等在内的各项程序正义原则分别从不同方面确保程序结果的公正性。要使裁判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公正的裁判结果，确保实体正义得到普遍、整体和长远的实现，建立一套公正、合理、科学的刑事诉讼程序是必要的。

根据西方学者的传统观点，判断法律程序公正与否有两项原则：一为“自然正义”原则（NaturalJusticePrinciple）；二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DueLawProcessPrinciple)。当然，这两项原则也适用于对刑事审判程序的评判。

“自然正义”源于古老的自然法理论，其内容至少有以下两项：（1）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nemojudexinpartesua)；（2）法官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audialternpartem)。“自然正义”原则是法律程序公正性的基本价值目标,而自然正义的这两项内容成为评判程序正义的最低标准。“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法院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与“自然正义”一样,正当法律程序也深深扎根于西方传统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理论之中。美国学者认为，正当法律程序体现了公平、正义、合理等基本理念。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定了“基本的公正审判标准”，任何一个受刑事追诉者在其刑事责任被判时均享有“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独立和不偏不倚的法庭举行的公正和公开的审判”的权利。这一规定是对被告人权利的基本保障，也是对刑事审判程序正当性的基本要求。从这一规定引伸出维系程序正义底线的两个最基本的标准：一是控辩平等，二是法官中立。

2、程序经济性是刑事诉讼的次级价值

程序的经济性，是指刑事审判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应当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也就是说，一项程序符合经济效益要求的刑事程序必须确保司法资源的耗费降到最低程度，同时使最大量的刑事案件尽快的得到处理。有学者将程序的这种经济性定位于程序价值体系中的次级价值。其实，程序的经济性同程序本身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一样，都是在评价和重建一项刑事审判程序时所要考虑的重要标准。正如匈牙利学者阿尔培德.欧德(ArpadErdei)所说得那样，“在我们当今的时代里，几乎所有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都有两个目标：一是发现实施一种迅速、简便和成功程序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换言之，使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更有效率；二是确保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这与公正的要求密切联系”。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也认为，“刑事诉讼之机能，在维护公共福祉，保障基本人权。……惟为寻求事实真相，维持公共福祉，或为保全程序的公正，保障基本人权，不计程序之繁琐，进行之迟缓，亦属于个人无益，与国家无损。故诉讼经济与诉讼制度之建立实不可忽视。”“任何一位关心公共福利的人都有理由选择其经济耗费较低的程序。”刑事审判程序的“投入与产出”是诉讼无法回避的机制。影响诉讼的“投入与产生”的重要因素是诉讼周期。

3、简易程序是价值目标两难的中庸解决之道

“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公正’，如果没有效益，必将导致社会集体的贫困，那也谈不上什么公正，即使有这种‘公正’，也是社会和人们所不取的。”效益就是指程序的经济性，公正是指程序的正义性。效益与公正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正如张文显教授指出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公正的社会，自由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

对程序正义的追求，需要大量司法资源投入，这就会导致程序的正义性背离其经济性。辩而言之，对程序经济性的不适当追求往往会使正义的要求无法在刑事审判结果中实现。程序经济与程序正义在此就发生了矛盾。如何来协调这一矛盾呢?正如奥肯所说的,“在效率和平等间权衡，并不意味着凡有利于这一方面的因素必然有害于另一方面。如果对富者的税率重到足以扼制其投资，就会影响到贫者就业的数量和质量，这就使效率和平等两败俱伤”。“两者的确是有冲突的地方。”但是从本原意义上讲或从理想模式上说，程序的正义性与程序的经济性是一体的，即是同一价值形态。如波纳斯所宣称：“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地说来就是效益。”作为刑事审判程序所追求的目标的正义与经济（效益），二者之间的协调存在一个“度”的把握。“为寻求二者（正义与效益）协调，有时候为了效率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要牺牲一些效率。”简易程序自身的特点必然使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一定限制，但这正是简易程序为提高诉讼效率所付出的代价。程序的经济性与正义性二者不可偏废。离开经济性强调正义性，会致司法资源的浪费，案件积压，诉讼拖延；离开程序的正义性强调经济性，必然导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难以保障。只有二者兼顾，相互协调，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程序的经济性毕竟属于刑事审判程序的次级价值。因此，对程序经济的追求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牺牲程序的正义为代价。“对效率的追求是有一定限制的。”这里要遵循一条原则——正义优先。如果说兼顾原则是程序正义与程序经济性的统一。那么正义优先原则就人另一侧面强调了程序正义。

刑事审判简易程序的目的就是协调程序正义与程序经济之间的关系。“适用简易程序的确使被告人诉讼权利受到较大限制，这正是简易程序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所付出的代价。”针对具体案件应具体分析使用哪一审判程序。罪行轻微、事实简单的案件使用简易程序，以求诉讼经济；案情重大、复杂或社会影响大的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而应当采用普通程序，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之行使以及其他诉讼权利的实现，保证诉讼正义。简言之，即宜简则简，宜繁则繁，寻求正义与经济的平衡。

（二）简易程序的现实必要性

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加和诉讼资源的有限，是简易程序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客观需要。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各种犯罪不断增长，据资料显示，根据联合国关于犯罪趋势、刑事司法系统运用和预防犯罪战略的第三次调查，全世界有记录的犯罪数1975年为3.5亿件，1990年达到5亿件，平均每年以5%的速度增加。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犯罪率就一直上升，1967年犯罪总数为120万人，1977年超过240万人，为1967年的2倍。英国1979年以来犯罪至少增涨了1倍，暴力犯罪至少增涨了130%，抢劫犯罪增涨了130%还多。美国的杀人、抢劫、强奸等7种重大案件，1952年为2036510件，1964年为2600000件，1975年为11256600件，1984年则高达12070200件，1984年比1952年增加了6倍多。日本战后的3年，犯罪率就增加了1倍。意大利在1988年刑事诉讼改革前,待审的刑事案件达250万件，有的案件诉讼过程长达15年以上。我国的犯罪经历了五次高峰，发案数量一次比一次高，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1952年到1960年保持在每年20万到30万起，1961年当年立案42.1万起，1973年，当年立案53.5万起，1981年，当年立案89万起，1991年达到236万起，进入90年代犯罪逐年上涨，90年代中期，发案率上升到60年代前半期的8倍，而且居高不下。犯罪率的提高，要求越来越多的司法资源。而越来越受人崇尚的对抗制和程序公正理念导致普通程序非但不能节省资源，反而会占去更多的资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Santobellv.NewYork这个案件的判决中指出,如果每一项案件指控均要经受完整的司法审判,那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需要将其法官的数量和法院设施增加不知多少倍。前最高法院首法官沃伦·伯格也认为，即使将适用辩诉交易案件的比例从目前90%降低到80%，用于正式审判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投入也要增加1倍。但是，社会是一个大机器，人类不可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刑事审判。人们更不能容忍为了一个案件的程序正义而把另外一个急需处理的案件挡在司法门外或搁置不理，正如台湾学者邱联恭所言：在诉讼上追求权利与社会上通过交易行使权利是不同的，因为除本案原被告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或即将利用法院。所以，不能为了某一个案件的审理花费过多的劳力、时间和金钱，从而阻碍了其他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解决审判资源与诉讼案件的矛盾的最佳途径就是繁简分离。通过繁简分离，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充分利用，实现了诉讼效益最大化。

（三）简易程序的现实可行性

设计简易程序的根本前提是刑事案件本身的差异性和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不同案件罪行轻重不同，复杂程序不同，不同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同，有的顽固抵抗，有的认罪服法。对于罪行较轻、危害不大、犯罪事实清楚、被告人又认罪的案件，再去追求正规化审理，而投入大量司法资源，无疑是既浪费又滑稽之举，正所谓“杀鸡焉用牛刀”。区别不同案件，配置与其对称的资源的经济理念使得简易程序的出现顺理成章。我国司法实践已经证明，确确实实有相当比例的刑事案件可以通过简易程序予以解决，从而为适用简易程序分流案件提供了实际的可能。从案件性质来看,1997年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中，单自诉案件就有52352件，占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总数的12%。尽管不能说这些自诉案件都适合通过刑事简易程序处理，但是从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规定看,前两类自诉案件一般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是立法的基本立场。而从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来看,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缓)的案件只有209309人,占判决有罪(发生法律效力)总人数的39.51%，而在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更轻刑罚的案件中，判处缓刑、拘役、管制及其他处罚的215750人，免予处分的8790人，仅这一部分就占总人数的19.11%。以简易程序适用率高达90%的英国为例，在英国，可以通过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分两类，一类是简易罪案件，此类案件只能通过简易程序处理，另一类是可选择庭审方式的可诉罪（TEW）。在英国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刑事案件都属于简易罪案件。1993年，英国共起诉刑事案件195.7万件，其中简易罪案件就有147.8万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5.52%，而就可诉罪而言，1993年判处监禁刑以上刑罚的人数只有51.4%，大多数案件则是以社区服务、罚款、缓刑而结案的，因而，在可诉罪案件中，也有较大比例的案件属于可选择庭审方式的可诉罪（TEW），可以通过简易程序予以处理。以上可以看出，刑事案件本身的先天差异以及相当比例的轻微案件为简易程序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空间。

三国外刑事简易程序实践

英、美、法、德、意、日六个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在刑事诉讼中都设有简易程序，但各有其自身特点，下面分而述之：

㈠英国

英国由治安法院负责简易程序审理，治安法院判处的刑罚不得超过六个月的监禁或五千英镑的罚金。具体审理程序如下：法庭传唤被告人到庭，核实身份无误后，向被告人说明指控的内容，征询被告人作何种答辩，如果作有罪答辩，法庭不再听证，可径行判决，除非任何一方提出上诉，判决可以口头方式作出。如果作无罪答辩，法庭应听证审理。对于可能判处不超过三个月监禁的罪行，被告人可以不到庭，以通信方式作认罪答辩，法庭予以缺席判决。有的治安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高达96%。

㈡美国

美国有两种简易程序，其一是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也叫快速审判程序，即对于《美国刑法典》规定的轻罪（不超过一年监禁）、轻微案件以及此类案件的申诉案件，经被告人书面同意，由司法官或地区法院的法官进行简易审理并立即裁判的程序。其二是辩诉交易程序，即起诉方与被告方在庭外进行谈判，讨价还价，如果被告方满足起诉方提出的要求，起诉方也许撤销指控，或者降格指控，或者要求从轻判处；法院对诉讼双方做成的交易，可以接受，也可以驳回。在美国，辩诉交易适用范围相当广泛，除谋杀罪以外都可适用。在第一种简易程序中，美国赋予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和否决权，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司法官审理轻微处罚的程序，须由被告人采用书面形式明示放弃（拒绝）由地方法院法官审理，同意由司法官审理。在开庭审判前，美国有一个称作“审判前的解决”阶段，在这个阶段可以作出判决或撤销案件。如果被告人作认罪答辩，法官确信这种答辩出于自愿，并且被告人懂得其后果和意义，在一般情况下，法院不再开庭，以后对被告人作出判决；如果罪行轻微，法官可立即下判。

㈢法国

法国的简易程序分两种：简易审判程序和综合性罚金诉讼程序。前者适用违警罪（不超过10000法郎罚金），包括累犯在内。选定简易程序的检察院将诉讼卷宗和起诉书移送违警罪法庭，法官不必进行审理，可以刑事命令宣布释放被告人或判处罚金。法官没有义务说明违警罪处罚的理由。如果法官认为需要进行对辩，或者认为罪终可能需要处以罚金以外的其他刑罚，应当将案卷送还检察院，按照普通诉讼程序进行追诉。综合性罚金诉讼程序适用于违反公路交通规则等违警罪，只判处罚金，在缴纳罚金后免除公诉，但不适用于累犯。

㈣德国

德国有三种简易程序：一种是处罚令程序，指对于轻罪案件，依检察官的书而申请，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而以书面处罚令来确定对犯罪行为的法律处分的简易程序。适用处罚令程序，由一名法官独任审判，不需开庭。适用范围是应判处罚金、保留处罚的警告、禁止驾驶、追缴、没收、销毁、废弃，对法人或者联合会宣告有罪判决和罚款，剥夺两年驾驶权利案件，或者应免于处罚的案件，及有辩护人可以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的轻罪案件。处罚令程序的启动由检察官提出申请，法官对检察官的书面申请和移送的案卷材料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处罚令。法官的决定有三种：第一种是对处罚令的各方面都不存在疑虑，只需按照检察官要求的处罚内容处罚令。第二种是法官经审查认为被告人没有足够的犯罪嫌疑，有权拒绝签发处罚令，检察官不能再申请开始审判程序。第三种是法官认为应该开庭审判，或者与检察官在申请中的法律评断不一致，法官有权决定开庭审理。适用处罚令程序，无须与被告人协商，无须征得被告人同意，但对于处罚令，被告人有绝对的拒绝权，这种拒绝权体现在，被告人如果接受处罚令，处罚令就产生与法院正式判决一样的法律效力。如果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处罚令提出异议，就立即启动审判程序开庭审理。适用处罚令的案件，被告可获得1/3的减刑。第二种是保安处分程序，指因被告人无责任能力或者无受审能力而不进行刑事诉讼时，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并由法院判处矫正及保安处分的简易程序。第三种是简易程序，是指对于案情简单或者证据清楚且可能判处一年以下监禁或者剥夺驾驶权的处罚，适宜立即审理的案件，经检察官的申请，刑事法官进行简单审理并立即判决的诉讼程序。在这一程序中，简化了证据的出示和质证程序，证人和鉴定人不必出庭，只向法庭提供书面文件即可。

㈤意大利

意大利有五种简易程序：第一种是简易审判程序，适用于终身监禁以外的所有案件，被告人为获得刑罚的减轻，征得检察官同意后，向法官提出适用该程序的申请，法官接受申请后，可以不经开庭，仅根据侦查案卷就可以对案件作出迅速裁决。被告人适用该程序可以获得三分之一的减刑，但其上诉权受到限制，不能对无罪判决、罚金或缓刑判决提出上诉。第二种是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程序，也称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指在审判之前，控辩双方可以就判刑达成协议，并请求法官按此论处。法官所要审查的只是双方协议的内容和过程是否合法和适当，不再举行任何形式的审判。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在借鉴美国辩诉交易特点的同时，又结合大陆法系国家的特点，作了一些必要的限制：一是最高减刑幅度不能超过法定刑的三分之一，最终判刑不得超过二年有期徒刑或拘役。二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不得就被告人的犯罪性质进行交易，更不能为减轻刑罚而降格指控。三是即使检察官不同意进行认罪交易，法官也可以直接接受被告方提出的减刑要求。但法官不参加控辩双方的交易。四是不以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作为辩诉交易的前提条件。这些特点表明，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保留着一些职权主义色彩，控辩双方的自由处置权利受到一定限制。第三种是快速审判程序，适用三种情况：一是被告人在犯罪时被当场抓获并完全坦白，检察官认为应当予以追诉；二是被告人在犯罪时被当场抓获虽不能坦白但被告人和检察官都同意适用该程序；三是被告人在讯问中作出认罪坦白，检察官认为应立即审判但不同意适用简易审判程序的。第四种是立即审判程序，是对有大量充分证据的刑事案件，公诉人在预先讯问被告人后可以要求实行立即审判。第三种和第四种简易程序都是不经过预审阶段，直接进入开庭审理。通常法官在适用这两种程序之前要告知被告人可以申请适用简易审判程序和辩诉交易程序。实际上，第三种和第四种简易程序是介于简易审判程序和普通程序之间的一种速决程序。第五种是处罚令程序，是法官根据公诉人的建议而的独立适用财产刑的命令，这种程序是侦查和审判程序的全部省略，被告人可获得50%的减刑。

㈥日本

日本有三种简易程序：第一种是简易公审程序，适用于死刑、无期或最低刑为一年以上惩役或监禁以外的案件，并且被告人在开头陈述中已就该诉因作了有罪陈述。第二种是简易命令（处刑命令）程序，适用于简易法院管辖的案件，可以处以五十万日元以下罚金或罚款，并且被告人对适用该程序无异议。第三种是交通即决裁判程序，只适用于有关交通的刑事案件，可判处五十万日元以下罚金、罚款，同时可并处缓刑、没收及其他附加处分。

㈦香港

香港刑事诉讼受英国传统的影响，广泛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除少数严重罪案需移送高等法院组织陪审团进行审理外，大多数轻微罪案均由裁判司依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如被告经传唤不到案，可拘捕到案，也可进行缺席审判。审理案件时，如被告人当场认罪，也不提出任何反对理由，裁判司即可作出判决或判令败诉；但如被告人不认罪，则应进行审讯。如被告人在收到传票后，审讯前即表示认罪，则可以向裁判司递呈认罪书，并写明事实，以求减轻刑罚，裁判司对于被告应否到案受讯有绝对决定权，裁判司如接受被告的认罪书，则可不经审讯直接以被告认罪而作出判决；如裁判司对被告提出的减轻处罚的理由不接受，则有权决定被告亲自到案受讯。香港的简易程序，由于裁判司的权力只能判处二年徒刑以下或罚金10万以下，故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也只能限制在这一处刑范围之内。

㈧澳门

澳门的刑诉法将简易程序统称为特别诉讼程序，分三种：第一种是简易诉讼程序。适用于当场拘留的现行犯，且其罪行最高只能判处三年以下徒刑。适用该程序的案件，由法官独任审判，审判程序在保证作出正确判决的前提下可简化到最低必要限度。该程序的主要特点是不存在嫌犯出庭受审的预备阶段，进行拘留的当局所作的实况笔录即可代替正式起诉书，判决可口头作出。第二种是最简易诉讼程序，适用于其罪行最高只能判处二年以下徒刑，或者属于只能判处罚金的犯罪，并且检察官认为具体量刑只能是罚金或非拘留性质的保安处分。适用该程序，由检察官向预审法官提出书面申请，说明只能判处罚金或非拘留性质保安处分的理由和具体量刑建议。在提出申请前，检察官应听取被告、辅助人、检举人、被害人的意见。如果申请明显无理由或依法不可采用该程序，预审法官须驳回申请，并将卷宗移送改采用其他诉讼程序。预审法官在听证时，应通知检察官、被告、辅助人、检举人、被害人到场，如果预审法官同意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则征询在场人意见，如有人不同意，则移送卷宗，采用其他诉讼程序；如果都表示同意，预审法官即可作出判处批示，该批示的效力等同于有罪判决。第三种是轻微违反诉讼程序，根据澳门刑法第123条的规定，轻微违反是指单纯违反或不遵守法律或规章之预防性规定之不法行为。对轻度违反的处刑不得超过6个月。轻微违反诉讼程序的主要特点是：违反人如自愿交纳罚金，案件就不再起诉；如逾期没有交纳罚金，则移送法院审理；法院审理时采用简易的程序和方法。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后，违反人还有一次自愿交纳的机会，即在审判听证开始前申请自愿交纳罚金，此时，罚金也以最低额交纳。如仍未自愿交纳，则法官予以开庭审理，审理程序、方式大体与上述两种简易程序相似，但又有其特殊性，如被告可委托律师，无需亲自到场，不允许辅助人或民事当事人参与等。

㈨台湾

台湾的简易程序只一种，又称简易判决，其最大特点是，既无需按通常审判程序开庭审理，也不象我国大陆那样，按简化程序开庭审理，而是根本就不需经过开庭，即可直接作出处刑判决。台湾的简易判决适用范围比较严密，按台湾刑诉法第449条规定：刑法第61条所列各罪之案件，第一审法院依被告在侦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现存之证据，足以认定其犯罪者，得因检察官之申请，不经通常审判程序，迳以简易判决处刑。但有必要时，应于处刑前讯问被告。依简易判决所科之刑，以拘役或罚金为限。根据这一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仅适用刑法第61条所列之罪。二是实际宣告刑仅为拘役或罚金。三是被告已作出认罪供述，或者定罪的证据已充分。四是经检察官的申请。除检察官主动申请外，被告在侦查中供认有罪的，也可请求检察官申请。检察官虽以通常程序起诉，但法院讯问被告后，认为宜以简易判决处刑的，经征得检察官和被告同意，可以简易判决处刑。台湾刑诉法于1990年补充规定以下内容：被告于侦查中自白者，得向检察官表示愿受科刑之范围，检察官得以被告之表示为基础，向法院为具体之求刑。被告自白犯罪未为前项之表示者，在审判中得向法院为之，检察官亦得向法院为具体之求刑。因此而作出的处刑判决，不得上诉。台湾刑诉法还规定了简易判决应记载的事项，并同时规定判决书可以简略方式书写，犯罪事实可引用检察官申请书或起诉书的记载，证据可仅列举证据目录。

通过对以上各国和地区简易程序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发展趋势：

1、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虽然各国的简易审判程序大多不适用于严重罪行，但在有罪答辩前提下的辩诉交易程序，可以适用于所有非死刑案件。

2、简易程序的形式呈多元化走向。意大利是这方面的典刑代表，1988年之前只规定一种处罚令程序，1988年的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制度，又增设了三种新的简易审判程序，五种简易程序可以针对各种案件情况分别适用，进一步拓宽了繁简分流渠道。

3、被告人对是否适用简易程序选择权受到充分尊重。这是各国在设计简易程序时兼顾被告人权利保障的重要体现。如德国刑诉法第419条规定：“被告人在审判中至宣布判决之前，可以拒绝以简易程序判决”。意大利的五种简易程序都规定了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其他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也都有类似的规定。被告人的自愿选择对简易程序的最终适用具有决定性作用。

4、大部分国家适用简易程序都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有的是以被告人认罪答辩作为简易程序起动条件，如英国、美国、香港。有的是如果被告人否认罪行，简易程序就不能继续，如德国。

5、被告人可获得一定的刑罚减轻。辩诉交易自不必说，德国的处刑命令程序可以减轻1/3的刑罚，意大利允许法官对接受处刑命令的被告人给予50%幅度的减刑。

6、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得到充分保障。各国在适用简易程序时对被告的辩护权格外关怀，如英国、德国规定了强制性的指定辩护。日本在简易程序中规定被告人因为贫困或其他事由不能选任辩护人时，法院依据被告人的请求，应当为其选任辩护人。

四我国简易程序的现状和问题

㈠我国简易程序的历史沿革

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我国没有刑事诉讼法，没有完整的刑事诉讼程序，更谈不上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之分。1979年所颁布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一些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可以由法官独任审判，但没有设立专门的简易程序。1983年，全国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刑事发案率不断上升，于是开始严打斗争，严打的法律依据便是1983年9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程序的决定》，这是应政治形势需要创设的一种与法定程序不同的“速决程序”，对于这一程序，陈瑞华教授认为：“尽管没有人明确对此加以定性，但这一‘速决程序’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刑事简易程序。”该决定第一条规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及时交付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第2条规定：“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这种速裁程序在实践中暴露出以下弊端：一是违反司法中立性和被动性，法官提前介入，有的地方公、检、法组成联合办案组集侦、控、审于一身，严重破坏控、审分立原则。二是被告人诉讼权利被剥夺，自我辩护权、律师帮助权、上诉权均被剥夺。三是违背了审判活动基本规律，对简单案件按通常程序处理，而越是复杂、严重案件，却按简单方式处理，造成了司法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这一速决程序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为维护社会稳定固然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无疑起到负面影响。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首次正式确立了简易程序，为提高审判效率，缓解案件压力提供了制度前提，但这一程序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却难以应对新时期产生的更多、更复杂的问题，于是实践中产生了增设新类型简易程序的改革呼声，随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和海淀区人民法院关于对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的尝试并取得良好法律效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联合并自2003年3月14日起开始施行《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出现了一种新刑的简易审判方式，虽然不能称作简易程序，但已为突破一元化简易程序模式开辟了道路。

（二）现行简易程序的现状和问题

1、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

我国关于刑事简易程序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用一节共6个条文（第174—179条）作了规定。另外，在以下法律文件也有关于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2003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

（1）关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我国刑事简易程序适用以下案件：

1）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分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对于这类公诉案件，要同时具备以下3个条件才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一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是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三是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分。

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具体是指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诽谤案（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第257条1款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第260条1款规定的虐待案；第270条规定的侵占案。对这4种案件，在具体案件中，不论被告人可能判处何种刑罚，不论量刑轻重，也不论被告人犯该4种案件数罪并罚后可能决定执行的刑期的长短，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自诉人的告诉是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也是引起刑事简易程序的必要条件，适用简易程序还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具体包括：刑法第234条1款规定的故意伤害案；第24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住宅案；第252条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案；第258条规定的重婚案；第261条规定的遗弃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对这类案件要适用简易，还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被害人或其法定人、近亲属提出起诉的；二是案件事实清楚、危害较小，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或免予刑事处分的；三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

人民法院审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一是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二是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三是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四是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五是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2）关于简易程序的提起和决定

1）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中，对于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分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经检察长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在提起公诉时，连同全案卷宗、证据材料、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人民法院认为依法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并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

2）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人民法院认为案件需要适用简易程序，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10日内答复是否同意。人民检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

3）自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有明确的被告人，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否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或者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凡审查符合条件的，决定适用简易程序。

（3）关于简易程序的审判程序

1）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分别通知人民检察院、自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通知可以使用简便方式，但应当记录在卷。

2）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以及其他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派员出庭的案件外，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

3）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4）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独任审判员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到庭后，应当查明被告人的基本情况，然后依次宣布案由、独任审判员、书记员、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诉讼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名单，并告知各项诉讼权利。

5）独任审判员应当讯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是否自愿认罪，并告知有关法律规定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被告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和辩护。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的，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相互辩论。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一般当庭宣判，并在5日内将判决书送达被告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

6）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自诉案件，自诉人宣读起诉书后，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和辩护。自诉人应当出示主要证据。被告人有证据出示的，审判人员应当准许。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自诉人及其诉讼人相互辩论。被告人作最后陈述后，人民法院一般应当当庭宣判。

7）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普通程序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则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8）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20日内审结。

9）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应当专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具体情形有：一、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二、公诉案件被告人应当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三、公诉案件被告人当庭翻供，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四、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五、其他依法不应当或者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3日内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上述材料后5日内按照普通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法定要求，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关材料。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自诉案件在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时，原起诉仍然有效，自诉人不必另行起诉，人民法院将适用普通程序审判的决定通知自诉人即可。

2、简易程序的特点

（1）只适用于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是为了维护正确裁判、纠正错误裁判而设置的，面对的案件比较复杂、重大或特殊，因此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2）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所管辖的都不属案情简单的轻微刑事案件，因而都不适用简易程序。从国外立法例来看，也都是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如英国是治安法院、美国是联邦地区法院和各州基层法院、法国是违警罪法庭、日本是简易法院。

（3）只适用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1994年9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规定“严重犯罪不得实行简易审判”，“建议简易审判只用于轻微罪行，目的是加快刑事诉讼的进行和向被告人提供更多的保护。”

（4）简易程序是对一审普通程序的相对简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审判组织的简化，由一名审判员独任审判，不用组成合议庭；二是公诉人和辩护人出庭的简化，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辩护人也可以不出庭但应在开庭前将书面辩护意见送交法院；三是庭审过程的简化，庭审中可以不受普通程序中有关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调查以及法庭辩论各阶段的程序限制。审判员视情况灵活掌握，比如，可以不经调查直接辩论；四是一般应当庭宣判，这对于加快审判进度，增强审判公开性和透明度具有重要意义；五是审理期限的缩短，法院应当在受理后20日内结案。

（5）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可获得酌情从轻处罚。这是我国坦白从宽政策的体现。

3、简易程序的缺陷

立法确立简易程序以来，在缩短办案周期、降低司法成本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也不难看到，在应用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设计上的不足，也有适用上的问题。

（1）程序设上的不足

1）一元化的立法模式导致可适用简易方式的短缺。现实生活中，案件千差万别，同样是轻微案件，其难易程度各不相同，仅用一种单一的简易形式尚不能满足不同层次简易案件的审判需要，比如，有的案件事实特别清楚、案情特别简单，应判处非常轻的刑罚，适用现行的简易方式也显得繁琐和不必要，对于这样案件，就需要更简易的方式。另外，有的案件，虽然可判处三处徒刑以上刑罚，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控辩双方对证据没有异议，按现行立法也只能走普通程序，接受普通程序的严格约束，自然会造成诉讼拖延和资源浪费。当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却非如此，它们大多采用多元化立法方式，设立多种不同形式和特点的简易方式，适应和满足不同性质不同层次轻微案件的需要。如日本设三种速决程序，意大利设五种特别程序。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探索。

2）被告人对简易程序的自愿性未得到充分尊重

由于简易程序是对普通程序某些环节和步骤的省略和简化，必然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对被告人某此诉讼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只有在被告人自愿放弃某些诉讼权利，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下，简易程序的适用才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1994年9月里约热内卢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23条规定：“立法机关应该规定实行简易审判的条件，并且规定保障被告人与司法机关合作的自愿性质的方法。”国外多数简易程序中，都充分尊重被告人的自愿选择，赋予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同意权、否决权和变更权。例如，英国要先询问被告人是否作有罪答辩，只有作有罪答辩的情况下才能适用简易程序。美国必须由被告人采用书面形式明示放弃（拒绝）由地区法院法官审理，同意由司法官审理，才能适用快速审判程序。意大利刑诉法438条也规定：被告人认为自己无罪时，有权同意或者拒绝适用简易程序。澳门、台湾也都有被告人同意作为适用简易程序条件的规定。有些国家还规定，即使简易程序裁决后，被告人还可提出异议，一旦提出异议，案件应按普通程序审理，如处罚令程序。在我国，关于公诉案件简易程序的申请，否决和决定，刑诉法规定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检察院建议、法院同意并适用的；另一种是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并经检察院同意的。根据高法、高检的司法解释，“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限制条件之一，“被告人要求适用普通程序的”列为检察院不建议或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七种情形之一。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刑诉法在适用简易程序问题上，赋予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决定权，辩方完全没有参与选择以及同意与否的余地。随着司法解释的陆续补充，逐渐对辩方的意愿有所关注。2003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人民法院需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后才能决定适用简易程序。这一规定非常到位。但接下来的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建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这一规定就暴露出对被告方同意权的尊重不够充分，虽然做到了适用简易程序前要征求被告人意见，但最终还没有赋予被告人否决权，果真被告人不同意，法院仍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在自诉案件简易程序适用上，我国刑诉法规定由人民法院完全决定，自诉人和被告人没有参与机会。另外，无论公诉还是自诉简易案件，程序变更权由法院独享，假使被告人在简易程序中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没有权利要求变更。而国外简易程序大都赋予控、辩、审三方相应的程序变更权。

这种对被告人自愿选择权的尊重不足，是对被告人人权保障不足的表现，与当今诉讼理念相背离。同时在实践中可能导致上诉率的提高，使本来一审能够罢诉的轻微案件，进入了二审。

3）缺乏对被告人提供律师帮助的规定

由于简易程序隐含着被告人权益保障的不充分，从公平角度讲，强调对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是十分必要的。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这一点，在设计简易程序时特别注意为被告人提供律师帮助的保障规定。例如，英国治安法院审理简易案件，被告人必须获得律师辩护，如果被告人请不起律师，法院要为其提供免费公派律师。德国刑诉法第408条也规定，法官考虑同意检察院的处罚令申请时，要对尚无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辩护人。我国在这方面缺乏规定。我国在刑诉法总则中对指定辩护作了有限的规定，简易程序不在指定辩护人范围之内。在简易程序的规定里面也未提到指定辩护。而且，司法解释却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辩护人可以不出庭”。这样一来，在简易程序中，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非但没有得到特别保障，反而被进一步剥夺，对被告人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

4）公诉人不出庭违背控审分离和法官中立原则

根据各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简易程序的运转以检察官的直接参与为前提和条件，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尽管拥有一定的司法审查权，却仍然处于中立无偏的地位。控辩双方同时参加是维系简易程序最低限度公正性的必要保证。我国法律却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我国的这一规定，造成了法官与被告方单方接触，使法官同时承担起追诉和审判两种诉讼职能，也不利于防止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的随意性，违背控审公离和法官中立原则，不符合基本的程序公正要求。

（2）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简易程序不简易现象存在

这里主要指法庭外不够简易。虽然案件在法庭上实现了简易化，但庭前、庭后大量的具体工作仍旧按步就班，遵循常规工作节奏，照旧履行繁琐的请示、汇报和逐级审批手续，致使简易程序并不简易。主要表现在：其一，独任法官不独立，审前请示，审后汇报，向庭长、院长、审委会层层汇报，裁判文书也要层层签批后方能下发，所有这些所谓严密的内部管理机制把庭审简易化带来的效率成果消弥殆尽。其二，当庭宣判力度不够，相当多的法院对当庭宣判的认识还不到位，即使是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也不追求当庭宣判，弱化了简易程序功能，有的即使做到了当庭宣判，也是经过庭前请示，事先定好刑期而作出的，属于虚假的当庭宣判。其三，裁判文书未得到简化，按照现行裁判文书格式，简易程序的裁判文书与普通程序的裁判文书基本没有区别，制作起来费时较多。上述“不简易”现象在各地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法官独立观念不强，改革意识不强，改革进度缓慢的法院尤为严重，很大程度制约着简易程序的发展和改革。

2）附带民事诉讼限制了简易程序适用

将刑事损害赔偿诉讼合并于刑事诉讼中解决，是追求诉讼便利并最终实现诉讼效率价值的结果。设置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意图是根据刑事犯罪与民事损害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通过一套程序同时追究两个责任，既节省司法资源又减轻当事人诉累，达到一举两得的功效。当今世界不少国家所以保留这一制度，主要理论依据就在于它这种固有的效率价值。但实践中却存在种种复杂情况，冲击着这种效率价值的实现。财产型犯罪，比如盗窃案件，查清了犯罪数额，也就查清了民事赔偿数额。而人身型犯罪就复杂得多，比如伤害案件，刑事部分只要查清重伤、轻伤就基本能定性了，而民事部分要涉及丧葬费、医疗费、误工费等各种损失数额，需逐一调查核实。实践中有时还有反诉等更复杂的情况发生。一旦遇到上述复杂情况，民事部分的诉讼进度就会明显迟于刑事部分。这就是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不协调所在。这种不协调在刑事简易程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多数附带民事案件中，民事赔偿数额在简易程序要求的20天期限内难以确定，把刑事部分陷于超审限境地，被迫中途分开审判。因此，许多法官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本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为了争取更长的期限去核实民事部分，而选择了普通程序，从而降低了简易程序适用率。

（三）试行的简易审判方式——普通程序简化审的现状和问题

1、简化审程序的产生背景

动议的提出，最早应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和海淀区人民法院，海淀区检、法两家在刑事案件居高不下，办案人员又相对紧张的前提下，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突出打击重点，加快案件的审理进度，自1999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案件的适用范围主要涉及贪污、诈骗、合同诈骗、票据诈骗、挪用资金、贩卖、销售赃物、出售、购买假币、盗窃、抢劫等罪名。通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在认定案件事实、证据及适用法律等方面并没有出现偏差，取得了控、辩、审三家均满意的良好法律效果。刑事诉讼法确立简易程序以来，，使一部分刑事案件从普通程序中分离出来，使得审判效率有了提高。但是仅靠这一种简易程序，各基层法院所面临的审判压力未得到根本缓解。有关调查还显示，普通程序刑事案件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认罪或者对指控事实没有异议案件，有将近50%。这部分案件就因为被告人的宣告刑可能超过3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不能适用简易程序。但从实质上来看，这些案件与其他简易程序案件并没有什么差别。鉴于此，可以尝试借鉴简易程序的审理方式，对这部分事实清楚、被告人对指控事实无异议的普通程序刑事案件采用简便审理方式，即所谓普通程序简便审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最先提出这一设想并着手尝试，取得了满意效果。2001年2月，两高起草了《关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庭审方式的试点意见》，2003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颁布施行。这是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一项新举措，改革背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刑事发案率居高不下。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潜在的社会矛盾很多，社会生活中诱发和滋生犯罪的消极因素有所增长，社会防控机制尚不健全，刑事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2）司法资源的短缺。

（3）普通程序繁琐化。普通程序在追求细密化、严格化的同时，繁琐化不可避免，必然导致诉讼的拖延和效率的降低。

（4）现行简易程序的局限性。形式的单一、适用标准的单一等。

2、简化审程序的合法性、可行性和正当性

根据我国刑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程序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这三个阶段界限清晰，没有多大跨跃余地，无法进行简化。进入审判程序后的庭前审查和庭前准备工作，也没有多大选择余地。但庭审程序不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普通程序庭审方式的规定中，为司法者保留了必要而适度的灵活掌握空间，这就为简化审程序提供了合法性前提。刑事诉讼法第155条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这四个“可以”表明在法庭调查阶段的提问和陈述都是可以选择的。到了法庭辩论阶段，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相互辩论”。这表明审判长对法庭辩论的内容可进行选择，有争议的部分应当辩论，无争议的部分可以一带而过。同时，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书证、证人证言的出示及质证程序也没有加以特别规定。而且，尽管法律规定证人应该出庭作证，但没有进一步规定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实践中证人、鉴定、出庭的情况很少，多数情况仍是对书面证人证言、书面鉴定结论的宣读。可见，试行的简易审理程序并未实质突破普通程序规定，仍然是在普通程序的基本框架内运行，因此说，是合法的。

所说的可行性，主要源于现实生活中无争议案件的大量存在。普通程序的细密化、严格化和对抗机制的突出，主要意图是针对事实和证据上有争议的案件，在保证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基础上，最终使案件审清查明，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双重价值。而现实生活中，刑事案件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案件难易程序不同，控辩双方的对抗程度也不同，有的是完全否认，有的是部分否认，还有的是完全认同。司法实践表明，在可判3年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中，大约有50%的案件，被告人对指控不持异议。而在简易审程序未试行之前，对这些案件都必须毫不例外地遵循普通程序的规定，严格进行操作：“法庭调查按照一事一证一质一辩的方式展开，有举证、有发问、有质疑、有辩论，之后再就全案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全面的总结性的法庭辩论，耗时，费力，效果不佳。正如一些司法人员所言：“有相当一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对所犯罪行也供认不讳，之所以对这些案件不能适用简易程序，仅是因为对犯罪人要在3年以上定罪科刑。法庭审理过程中，这类案件的控、辩双方尤其是控方往往要无奈地就双方都认同的事实逐一讯问，逐一举证，质证，宣读十几份甚至几十份大段的证言，法庭审理时间一般长达半天以上，有的甚至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费时费力且效果不佳；一则法官已形成内心确信，却还要应景般端坐公堂.二则公诉方尚未进入最关键的法庭辩论阶段,就已经口干舌燥、疲惫不堪；更可笑的是，有时连被告人也会出现厌烦情绪。”实践证明普通程序简化审极大地提高了诉讼效率，资料显示，北京市海淀区检、法两院经对60余件适用简化审审理的案件进行的一般性跟踪调查，证明改革后的庭审方式比过去平均节省了至少一半或更多的时间，一些原来需要一两个工作日才能审结的案件，现在用2个小时以内的时间就能审结。实践还证明，对这部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没有因为简化审，而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出现偏差，却收到了三方满意的效果。国外的司法实践也能从侧面证实简化审的可行性，比如英、美等国家有罪答辩程序。在英国，被告人必须对每个罪状分别答辩，如其完全自愿地作出有罪答辩，法庭就不再召集陪审团，也不经听证和辩论，由法官直接进行判决。1997年，英国的可诉罪中作出有罪答辩的比率是67%。俄罗斯刑事诉讼法赋予审判长决定法庭调查程序的权力：如果所有受审人都作有罪供述，而且没有引起诉讼各方的争议和审判员的怀疑，审判长有权仅限于审查他们的证据，或者宣布法庭调查结束进入法庭辩论阶段。

简易审程序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它的及时性、被告人自愿性。程序公正的内涵本身就包含着审判及时性，通过快捷的审判迅速结束诉讼，可减少控辩双方的长时间对抗给被告人带来的精神压力，也能使被害人的精神创伤以及物质损失迅速得以抚慰和弥补。以被告人自愿为前提是简化审程序正当性的核心内容，因为对通常程序的简化必然带来被告人某些诉讼权利一定程度的受限或丧失，只有被告人自愿选择程序的简化，明示放弃有关诉讼权利，这种程序才不失正当性。试行意见中规定了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也就确保了简化审的正当性。同时，这种简化是一种适度的简化，简化了的庭审方式仍然保持着庭审程序和审判组织的完整，如辩护权、最后陈述权不能简化，控辩平等对抗结构不能破坏，等等。

3、简化审程序的主要内容

（1）简化审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联合并自2003年3月14日起施行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普通程序简化审的范围是：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及对于指控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中被告人认罪的部分。关于适用条件，按规定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案件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二是被告人对被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有时，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指控的罪名有异议，认为不构成犯罪或构成他罪，这类情况属于被告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法律后果的认识水平问题，司法机关不能以此认定其不认罪，因此，应该不影响简易审程序的启动和运转。三是控辩双方均同意适用。任何一方不同意，都不能适用，并且应达到法官内心确认这种同意确属自愿的程度。排除简化审程序的情形包括：1）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案件；2）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3）外国人犯罪的案件；4）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5）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案件；6）共同犯罪的案件中，有的被告不认罪或者不同意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案件；7）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8）其他不宜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案件。

（2）简化审程序的启动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认为符合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案件，在征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并明确告知人民检察院对其指控的事实及将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后，可以在提起公诉时书面建议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审理。对于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没有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审理的，应征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同意适用的，适用简化审审理。人民法院在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审理案件前，应当向被告人讲明有关法律规定，认罪和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审理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确认被告人自愿同意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审理。人民法院对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审理的案件，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并在开庭3日以前组织控辩双方交换所有的证据。

（3）简化审程序的庭审程序

1）对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可以阅卷。

2）开庭时庭前准备阶段，审判长查明到庭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宣布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书记员及参加诉讼人员名单，告知诉讼权利，问明到庭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并由审判长确认控辩双方均已认可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审理。

3）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在宣读起诉书时，可以省略被告人自然情况部分，而只宣读主问部分，避免无谓的重复。合议庭应当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询问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的意见，核实其是否自愿认罪和同意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行审理，是否知道认罪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对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同意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行审理的，可以对具体审理的方式作如下简化：一、被告人可以不再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供述。二公诉人、辩护人、审判人员对被告人的讯问、发问可以简化或省略。三、控辩双方对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合议庭经确认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无异议的，可以当庭予以认证。控辩双方对证明同一事实或内容的多处证据可以一并出示，不必逐一宣读和出示。对于合议庭认为有必要调查核实的证据，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或者控方、辩方要求出示、宣读的证据，应当出示、宣读，并进行质证。合议庭可以在控辩双方就说明同一事实和内容的一组证据出示完毕后，再进行质证，不必“一证一质”。

4）在法庭辩论时，可以省去公诉人对案件事实的综述以及对犯罪构成、法律适用进行论证等内容，直接由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

5）被告人作最后陈述后，合议庭组成人员应对案件进行评议，并当庭宣判。

此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在审判过程中，应当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切实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二、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三、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不符合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行审理的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不再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审理，而立即恢复普通程序审理。不符合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行审理的情形有：第一，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第二，被告人当庭翻供，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第三，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充分；第四，控辩双方有一方不同意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审理的；第五，其他不宜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行审理的。

（4）简化审程序的特点

1）基本程序保持完整。普通程序中的基本结构、基本阶段仍旧保留，是为了追求诉讼效率，在普通程序的基本框架内，对普通程序的一种变通。

2）增设庭前证据交换程序。庭前证据交换是实行控辩式庭审模式的世界主流做法。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控辩双方在庭审前互不了解对方掌握的证据材料，从而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形成所谓“对抗的白热化”，即互相实施突然袭击的策略，令对方措手不及，无法对某一证据进行防御准备。证据交换制度对于确保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增强庭审对抗的针对性、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在简化审程序中引进这一制度，除上述积极意义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在庭前给控辩双方提供机会，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证据材料，以便对案件事实有一个更清晰的把握，进而对业已同意的简化审方式重新审视和选择。体现了立法者对控辩双方特别是辩护方程序选择权的充分关怀。

3）适用范围广泛。从刑期上看，几乎涵盖死刑以下三年徒刑以上的所有被告人认罪案件。

4）突出对被告方选择权和变更权的尊重。只要被告方不同意，简化审程序就不能启动。启动后，被告方得随时主张不同意继续适用该程序，法庭则无条件接受，并立即转为普通程序。

5）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这是被告人同意适用简化审程序而放弃某些诉讼权利所应得的补偿。

（5）试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缺乏指定辩护的硬性规定，限制了简化审程序的适用。

按试行意见规定，人民法院对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审理的案件，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被告及其辩护人，并在开庭3日前组织控辩双方交换所有的证据。这里没有明确规定证据交换仅限于公诉人与辩护人之间，或者说，不排除公诉人与被告人之间也可以进行证据交换。但从现实角度看，大部分被告人在押，交换证据有现实困难，更何况，基于我国公民的总体法律素质现状分析，大部分被告人并不精通法律，了解证据属性的更是寥寥无几，在公诉人与被告人之间进行证据交换几乎没有法律意义，实现不了证据交换功能。而且从国外实践看，证据交换也都在检察官与辩护律师之间进行。这就要求，适用简化审程序，应当有辩护律师。接下来遇到的问题就是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符合简化审条件的案件，被告人没有钱请律师或根本就不打算请律师。在选择可以指定律师也可以不指定的环节上，目前相当一部分法官对指定律师持消极态度。我国当前的法律援助制度也不健全，未建立起有效的制约机制，指定辩护存在种种障碍。由于试行意见中没有指定辩护的强行性规定，加之上述指定辩护中的消极因素，促成法官对于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而又适合简化审的案件，放弃了简化审。

2）传统的起诉书格式导致指控内容的清晰度不高，影响被告人庭前认罪的真实性和彻底性。

目前，公诉机关采用的是概括式的起诉书模式，大都是概括地写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所触犯的法律条文，以及佐证指控事实的证据形式，而对详细犯罪情节、证据主要内容、刑法条文内容略去不写。被告人面对起诉书，只了解指控事实的大体轮廓，至于有多少证据佐证、卷中的每个主要证据都证明哪些内容、自己的罪行严重到什么程度、应在哪个刑罚幅度内容等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种起诉书模式与试行意见规定的适用简化审程序以被告人认可犯罪事实并同意适用为前提是不协调的。被告人基于对指控内容的轮廓式掌握而作出的认罪等意思表示难保其真实性和彻底性。这一是对被告人不公平，二是对庭审中该程序的继续造成潜在威胁。

3）合并进行“认罪部分简化审、不认罪部分普通审”的规则设计给具体操作带来了不便。

设计规则时为追求诉讼效，尽量挖掘案件提速潜力，对于指控数罪案件中，符合简化审条件的部分，就规定适用简化审审理，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操作时，并不象预想的那样完美。在一个庭审中，被告人一会儿供认、一会儿不供认，双方一会儿对证据简单说明、一会儿又正规举证质证，法官一会当庭认证、一会又不予认证，调查阶段繁简交错，辩论阶段仍然繁简交错，庭审过程时紧时松、时快时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庭审秩序混乱。而且规则要求简化审案件应当庭宣判，对于一个案件，一部分有争议，一部分无争议，实践中难以做到当庭宣判。这些局限性把指控数罪的案件中对认罪部分进行简化审带来的效率价值几乎湮没。

4）酌情从轻幅度不明确，影响辩方选择该程序的积极性。

设计规则时为了扩大简化审程序适用量同时也兼顾对被告人放弃某些诉讼权利而给予的司法补偿而规定了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这符合现代司法改革趋势，也与“坦白从宽”政策合拍。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酌情从轻幅度，容易引起辩方对下步是否真正得到从轻、从轻多少的合理怀疑，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辩方选择适用简化审程序的积极性。同时，法官也没有一个便于操作的从轻量刑尺度，从轻多少为宜？不好把握，实践中大多采取谨慎从轻态度，象征性地给予一点从轻，甚至体现不出从轻。长此下去，司法诚信度会受到影响。

5）“庭外不简易”现象同样存在。这在前文简易程序的段落中已作阐述，不再赘述。

五对国内外简易程序的对比分析和思考

从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角度分析，各国的简易程序大多都不适用于严重罪行，如英国只适用于简易罪和部分较轻的可诉罪，法国只能是违警罪，德国只适用于轻罪，日本只适用于1年惩役或监禁刑罚以下的案件，我国港、澳、台地区也对罪与刑的最高程度进行了严格限制。1994年9月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的决议》第23条也规定：“简易程序只适用于轻微罪行。”然而反面例证也不少，英美的辩诉交易程序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意大利的简易审判程序适用于终身监禁以外的所有案件。这说明，虽然有关国际人权决议要求简易程序只适用于轻微罪行，但一些国家为了切实缓解积案压力，并未完全按这一要求行事，而是根据本国犯罪情况、司法传统和司法文化情况，走适合本国实际的路子。何况，国际上目前还没有“轻微罪”、“严重罪”的通行标准。从这里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在设计简易程序体系时，在罪与刑条件上不必局限于轻微案件，只要案件没有争议，适用简易程序不影响最低公正，就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当然，罪行极其严重，应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案件，危害程度深，社会影响面大，不应考虑在简易程序范围之内。

从简易程序程序审判组织角度分析，世界各国都采用比普通程序简单的审判组织进行审判。日本、法国、意大利实行独任制，英美国家虽然采用合议制，但都不采用正式陪审团审理。澳门的三种简易程序也都采用独任制。这是由案件简单、被告人认罪或控辩双方达成协议等因素决定的。我国现行的简易程序规定采用独任制，而试行的“简化审程序”采用的却是合议制。合议制的主要功能是对主审法官的“纠错”，对通常程序进行了简化的前提就是双方没有争议，既然没有争议，那么继续保留这种“纠错”机制，似乎有些过虑。在下文我将继续谈到，在规划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体系时把试行的简化审程序定位到简易程序的一种，既然案件无争议，独任法官就完全能够胜任审理。

从简易程序的启动方式分析，除意大利式辩诉交易和台湾地区的简易程序以外，各国适用简易程序都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而被告人认罪与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一般来说是分不开的，不认罪很难愿意适用简易程序，而既然认罪，则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性非常小。国外大多数国家的这种做法，体现了对被告人地位和被告人选择权的充分尊重，符合程序正义要求。我国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在陆续出台的司法解释中逐步予以明确，这是我国刑诉法改革的一大进步。但关于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中，对被告人同意权的规定不够彻底，需要在今后立法中进一步完善。

在是否可以缺席审判上，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简易程序可以缺席判决，如英国和香港，这种做法直接冲击着司法的严肃性，客观上纵容了被告人对国家司法活动的漠视，降低了司法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实不可取。

在对庭审的简化和省略等方面，各国不同类型的简易程序，其简化程度不同，德国的简易程序、日本的简易公审程序、澳门的简易程序都对庭审程序进行了大大简化，不受通常庭审方式直接言辞原则的约束。而处罚令程序、意大利的简易审判程序、日本的简易程序和交通案件即决裁判程序、台湾的简易程序，可以不进行开庭，靠法官书面审理即可作出裁决，书面审理是对庭审的完全省略。对庭审程序进行一定程度或相当大程度的简化，是简易程序的应有之义，对此无需过多讨论，我国在简化幅度上步伐较大，因为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已规定“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而在是否可以书面审理问题上，我国目前的态度是谨慎的，也可以说是保守的。究其原因，可能是过多地考虑书面审的负面因素，比如，不利于查清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方面，剥夺了被告人的庭上诉讼权利等。书面审自然存在着上述先天不足，但是，这些不足是可以弥补的，通过事先尊重被告人自愿、事后赋予被告人有效救济便能使这些不足得到弥补，也就保证了书面审不失正当性。我国在规划简易程序体系时，可以借鉴书面审这一简易形式，当然适用范围不宜过宽，比如意大利的简易审判程序适用范围过宽，不宜借鉴，我们可以在非监禁刑范围内作书面审尝试。

在简易程序能否改变刑罚问题上，国外不同的简易程序形式规定不同，有的不能改变应判处的刑罚，如德国的处罚令、日本的简易命令等程序；有的减轻一定程度的刑罚，如意大利允许法官对接受处刑命令的被告人给予50%幅度的减刑；有的由控辩双方协商确定刑罚，如英美的辩诉交易。我国在司法解释中规定“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从公平理念考虑，被告人放弃一定的诉讼权利成全了国家的司法提速，却最终得不到一点补偿的简易形式，对被告人是不公平的，长久下去，这样的简易形式也不会有生命力；完全放弃罪刑相当原则的英美辩诉交易忽视了对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增加了量刑上的不平等，冲击了司法裁判功能，损害了司法严肃性，也是不可取的；给予被告人一定幅度的减刑，作为一种折衷的方式，既考虑对被告人的公平，提高被告人同意适用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简易程序适用率，又避免罪刑相当原则受到较大的冲击，从中找出公正与效率的最佳融合点，求得公正与效率的基本协调，不失为一种可行之路。我国可以说是采取了折衷的方式，给被告人以酌情从轻的优惠，但由于没有规定从轻幅度，不能使被告人“看得见、摸得着”，这就给这种优惠的“可靠性”打了折扣，但到底应给多大幅度的优惠，也不是一个简单问题，需要在改革中继续探索。

在简易程序形式多元化问题上，除台湾地区外，国外有二元化有三元化，还有五元化等更多的形式，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多元化简易程序体系从一定程度上讲代表了国际刑事诉讼的新趋势。因为刑事案件难易程度不同，社会危害程度不同，控辩双方对抗程度不同，从提高司法效益并确保公正出发，客观上就要求与案件难易程度相适应的多种类型的处理问题机制，这才符合客观决定主观的唯物论要求。追求简易程序类型的多样化，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增加几个简易程序名称，而在于其内在机制的实质差别，归根到底是为了弥补可适用简易程序方式的短缺。我国“简化审”程序的试行，意味着即将突破现行的一元化立法模式，在未来的改革中，设定几元化体系更为理想，是值得我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在适用简易程序中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特征，辩护律师的充分参与是在简化和省略某些审判环节过程中维系控辩平衡之必需。我国在这主面明显欠缺，根源可能在于受到目前律师资源的不足，国家财力的不够，以及重罪案件、有争议案件比简易案件更需要律师帮助等因素的制约。不管怎样，国际刑事诉讼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现存的短缺，并及早着手予以弥补。

程序的简化不仅体现在庭审上，庭外环节也不容忽视，对判决书的简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详细规定了处罚令应写明的内容，台湾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简易判决应记载的事项，为判决书的简化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都是颇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六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体系构建设想

1996年，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飞跃，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此后，经过几年来在实践中和理论层次的积极探索切实发现最初立法时存在的遗漏或不足，并通过司法解释进行了必要的弥补和完善。比如关注被告人选择权、酌情从轻处罚、加大减化力度等，推动这套起步较晚的审判程序尽快向成熟发展。随着社会上新矛盾的不断出现和刑事案件总量的不断提升，仅靠这一单一的简易程序已不足以应对案件积压问题。面对这种现实情况。我国又推出一项新的大胆改革措施，也就是对普通程序简化审理，这又是一个飞跃。前文已经提到，两次飞跃产生的两种形式在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同时，各自遇到一些挑战和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修订或改造。同时，我们在改造现行两种简易形式的基础上，还可以放开视野对简易审判的形式和审判方式作进一步的挖掘和探索，努力构建一个更积极更实用的简易程序体系，以求实现审判效率最大化。笔者经过对现行两种简易程序存在问题的客观分析，结合对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简易程序实践中某些可借鉴因素的理性思考，准备从三个方面提出构建刑事简易程序体系设想。

（一）保障最低程序公正

从本质上讲，简易程序必然存在着削减程序公正的先天不足，能够让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就是不能突破最低程序公正底线。我们可以简单地从两个方面把握。最低程序公正标准：一是法官居中裁判，二是控辩双方平等。程序的简化意味着被告人的一些诉讼权利受到限制，这使原本就相对弱势的被告方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为了改变这种力量失衡，实现双方平等对抗，世界各国设置简易程序对通常程序进行简化时，都向被告人提供了充分的权利保护，如尊重被告人的程序决定权，保障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等。我国刑事诉讼法未体现被告人简易程序选择权，司法解释中虽关注了被告人的意愿但规定的不够彻底。现行的两种简易方式在律师帮助权方面均没有规定。简易程序体系无论如何设计，这些基础性的保障是不能缺失的，因为这是最低程序公正的要求，具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简易程序的启动和继续以被告人同意为前提

检察院建议适用、法院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后，能否得到适用，最终取决于被告人态度。被告人同意适用，便意味着被告人自愿放弃某些诉讼权利，排除了司法机关强制剥夺被告人诉讼权利，简易程序便不失最低公正。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何种理由，只要提出不愿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要求，并在判决宣告之前，就应尊重被告人意愿，停止适用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当然，判决已经宣告，程序已进行完毕，被告人若再提出变更程序请求，则不予支持。

2、指定辩护人以被告人请求为前提

从理论上讲，为了保证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保证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辩护权是被告人的一项权利，律师帮助辩护作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一种方式，被告人可以自主地选择行使权利也可以选择放弃这项权利的行使。因此说从尊重被告人意思自愿的角度出发，对于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所犯罪行又非极其严重的被告人，应当尊重其是否需要律师帮助的自主选择权。根据被告人对指控内容的认可程序不同，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后仍认为无需作任何辩护，或者认为虽需辩护但完全有能力进行辩护，不需要律师帮助时，法院再强行为其指定辩护人就变成了强迫他人行使其不愿行使的权利，理论上说不通，也没有实际意义。如果被告人认为因程序的简化而需要律师帮助，并请求法院予以指定时，为了切实保护被告人权利，法院就有义务为其指定辩护人。鉴于此，我们在考虑简易程序是否必须指定辩护人问题时，可以选择应当指定和可以指定的折衷状态：即如果被告人请求法院指定，法院则应当予以指定；如果被告人在明知有请求指定辩护人权利的基础上，明示不要求指定，法院则不必为其指定。

3、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判时，公诉人应当出庭支持公诉。

最低程序公正标准之一就是法官居中裁判。在开庭审判时，如果公诉人不出庭，就等于法官同时承担控诉和裁判两种职能，破坏了诉讼基本构造，其中立公正形象必然受到影响。从国外的法律规定看，对于开庭审理的案件基本上都规定了公诉人必须参加庭审。因此，不管程序如何简化，只要是开庭审理，公诉人就应当出庭支持公诉。

（二）建立“三元式”简易程序体系

根据不同区段的刑期，设置从最简易到简易再到比较简易的循序渐进的三种简易程序类型，即最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准简易程序。

1、对非监禁刑案件适用的书面审理程序——最简易程序

该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可能判处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和拘役、有期徒刑缓刑案件及免予刑事处分案件。

适用条件是：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②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③被告人同意适用该程序。

程序启动方式：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官适用该程序，法官认为符合条件的征得被告人同意后适用；公诉人未建议的，法官认为符合条件的经征得双方同意后适用。

审判组织实行独任审判。

庭审方式主要包括：法官不需开庭，公诉人和辩护人、被告人都不必出庭，法官根据控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和辩方提供的书面辩护意见直接作出判决。

判决宣告前，被告方可提出变更程序请求，法庭应当予以变更，转为普通程序，判决宣告后被告方无权提出程序变更请求。

判决宣告前，辩护人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控方证据材料。

适用该程序审理的，被告人可获得不超过应判刑罚1/5的减刑。

适用该程序应当在15日内结案。

按这种程序审判，可以省去开庭给控、辩、审三方带来的一系列繁琐，会大幅度提高诉讼效率。同时，被告人的程序同意权、变更权、辩护权等基本诉讼权利有所保障。被告人又获得相当幅度的减刑，对被告人来说，通过实体上的从轻来弥补程序上的减化，总体上是公正的。

2、对三年以下徒刑案件适用的简易审判程序——简易程序

该程序以现行的简易程序模式为基本框架，对其中一些环节作必要的改造。

第一个改造是对适用范围进行改造，因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分已纳入最简易程序，所以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仅剩下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包括缓刑）。

适用条件也是三个：即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②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③被告人同意适用该程序。

审判组织依然是独任制。

程序的启动方式与最简易程序一致。

第二个改造是改变现行规定中关于公诉人和辩护可以不出庭的做法，要求公诉人和辩护人必须到庭。其余的庭审程序与现行规定一致。这一程序比最简易程序严格了一些，必须开庭，公诉人与辩护人还必须到庭，并按现行规定对庭审程序进行了大幅度简化。

适用该程序，同样保护被告方的程序变更权，只要宣告判决前提出变更，法庭就应转为普通程序。

适用该程序，被告人可获得不超过应判刑期1/6的减刑。

适用该程序，继续沿用20天的审限。

3、对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适用的简易审判程序——准简易程序。

该程序以目前试行的普通程序简化审模式为基本框架，同时进行必要的改造。

第一个改造针对适用范围，按现行规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化审程序。笔者认为，可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不容置疑地归属相当严重的案件。对于这类案件，不论被告人是否认罪，都应该按普通程序严格进行审理，不应该有任何简化。同时，可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假设能够把简化审程序定位为一种简易程序，那么，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简易案件与审级排列规律有些不协调。因此，笔者主张把可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纳入普通程序范畴。这样，简易程序只能在基层法院适用，只适用于可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而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就变为可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

第二个改造是适用条件方面，针对现行规定中“对于指控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中被告人认罪的部分”，按这一规定，可以在一个案件中对认罪部分简化审，同时，对有争议部分普通审。按笔者的设想，既然把简化审程序改为简易程序一种，有争议的案件就不能纳入这一程序。只在事实上有争议，不管争议大小，也不管罪行轻重，不管部分事实有争议，还是全部事实有争议，都应一律纳入普通程序范畴。这样，准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仍然是：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②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③被告人同意适用该程序。

从这里看出，三种简易程序在适用条件上表述是一致的，并且都没有把“被告人认罪”作为条件，这是因为如果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完全认可，只是由于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认识与刑法规定有偏差或者对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认识不足，而认为自己无罪或构成他罪，仅以此就确认被告人不认罪进而排除简易程序的适用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

第三个改造是对审判组织的改造，现行规定是合议制，既然把简化审程序定位到简易程序，从理论上就应变为独任制。既然控辩双方对指控事实毫无争议，又不属于相当严重的案件，合议制已失去必要性，所以，从实践角度也应变为独任制。

程序的启动与变更与前两个程序一致。

庭审简化程度继续沿用现行规定。这一程序又比简易程序更严格一些，庭审仍按阶段进行，对调查和辩论阶段进行了一定程序的简化。

适用该程序，被告人可获得不超过应判刑期1/7的减刑。

适用该程序，可以把审限确定为25天。

（一）完善庭外和其他配套机制

刑事诉讼似乎是一个流水线，仅靠庭审简化不足以真正提高诉讼效率，所构建的简易程序体系必须借助于配套的庭外工作机制和其他有关配套措施，方能实现其功能。

1、对起诉书进行细化

起诉书细化是消除被告人侥幸心理、使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关键，对于提高简易程序适用率具有重要意义。起诉书细化可以重点从指控事实表述，证据列写、法律依据援引等方面入手，要详细写明整个犯罪经过，犯罪时间、地点、人物、情节、手段、犯罪结果等各要素不能随意删减。对引用的每个证据要扼要说明证据内容和能够证明的事实。对法律依据要完整援引其内容等。

2、对判决书进行简化

判决书根据程序简化的程度不同进行相应的简化。就最简易程序的判决来说，因未经过开庭，所以不应再写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指控内容只写犯罪事实，证据情况也可以略去，“经审理查明”部分，可以略去，改为“对公诉机指控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一句话。这样，最简易程序的判决书就剩下以下几部分：被告人个人情况、指控的主要内容和辩方意见、法院对指控内容和辩方意见的确认和采纳情况、犯罪行为的法定特征、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援引法条、处罚结果、救济方式等几部分。

简易程序除具备最简易程序判决书内容外，因经过开庭，还应简写开庭审理经过，未经过质证的，证据情况可以略去，经过质证的要概括写出质证和认证情况。

准简易程序与简易程序判决书格式一致。

3、赋予法官独立审判权。

目前，大多数法院内部管理表现为审而不判、判而不审、层层签批、层层把关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这样的管理机制，抛开其他弊端不讲，仅对简易程序来说，就是一种消极因素，简化庭审环节所节省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庭审之外的层层审批过程中，而且当庭宣判也难以落实。为了切实发挥简易程序功能，必须放权给办案法官，把庭外不简易现象减少到最低。

简易程序范文篇9

一、简易程序改革的必要性

近年来，伴随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大幅度增长，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也在不断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许多法院在进行简易程序方面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简易程序的改革实践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认识上也有误区。

减轻当事人及人民法院的讼累，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进程，是世界各国都在研究的课题，也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方向。从诉讼制度的发展来看，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诉讼的增加，仅靠增加审判人员，显然不是最有效的办法，而从程序上简化一些繁杂的手续是比较可行的。但是，各种诉讼程序的设置，其目的在于保障实体上的公正，简化诉讼手续与保证案件的公正判决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如何使这一矛盾冲突降到最低点，需要进一步研究。根据最高法院的改革构想，今后为了保证法官的素质，法院将减缓法官人数的快速增长，这些都要求法院的改革必须在提高效率上作努力。

从我国民事诉讼法制订简易程序至今，已有将近20年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它尚属年轻，但它作为一种便捷高效、成本低廉的诉讼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也日益受到推广和重视。在目前法制建设的进程中，为了树立司法的权威，提高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诉讼效率，为广大民众提供便利快捷的司法救济途径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当然，在适用简易程序办案的过程中，仍有不便操作的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有相矛盾的地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对简单的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起诉。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适用此规定解决当事人讼争，有时就一份调解笔录案件即办结，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卷宗中应当具备以下材料：（1）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笔录；（2）答辩状或者口头答辩笔录；（3）委托他人诉讼的要有授权委托书；（4）必要的证据；（5）询问当事人笔录；（6）审理（包括调解）笔录；（7）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或者调解协议；（8）送达和宣判笔录；（9）执行情况；（10）诉讼费收据”。这似乎和普通程序要求一样，这种相矛盾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很难操作。为此，充分利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与积极探索立法的完善和改革问题，是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简易程序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并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第一、明确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十分原则，各地法院对此认识不一，适用的不够充分。建议根据案件性质和诉讼标的，确定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根据各省市不同情况规定各自标准，即低于多大的诉讼标的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并规定不得因超过审限而转为普通程序。同时规定哪类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

第二、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

1、虽然民事诉讼法允许以口头、电话、广播等形式来传唤当事人，但当事人拒不到庭，不得缺席判决或拘传。这样使当事人及审判人员对此种传唤方式不够重视，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影响案件及时审理。法律规定应有强制力，只要办案人员用上述方法传唤并对传唤时间、地点、内容、人员进行书面记载并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确已知道，就应赋予它具有传票传唤的同等效力。

2、15天答辩期是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适用简易程序都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如果给15天答辩期又觉得太长，这就使法官不得不征询当事人的意见，使之放弃。这样，有时会使法官处境尴尬，有损法官形象。建议将简易程序明确规定是否给予答辩期，给多长时间由法官决定。

第三、正确把握简易程序的举证时限。

确立举证时限不仅在完善司法制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方面意义尤为重要。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证据规则中关于举证时限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该规定若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适用与简易程序的目的相悖。简易程序的案件性质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这类案件易于速审速结，也应速审速结，充分体现简易程序高效便捷的特点。若在简易程序案件中适用如此长的举证时限的规定显然与简易程序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不相符，也会造成当事人不积极提供证据，尽快解决讼争的局面，也会使有些当事人明明证据在手却不及时提交，恶意拖延诉讼，严重影响审理活动的高效进行。但若不适用该规定，又会造成有法不依，不严肃执法的局面，不利于体现执法效果。为此，建议将该规定修改为“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为七日内，普通程序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性质、复杂程度而定”，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

（二）简化诉讼程序

简易程序的目的在于速审、速结，尽量简化诉讼程序。这里仅就需要简化的几个主要方面略作阐述：

第一、就审期间的缩短。送达诉状与言词辩论期日之间，应有相当的时间，即所谓就审期间，以便被告准备辩论及到场应诉。在我国，法律对这段时间没有明确规定，为加快案件的审理，在送达当事人起诉状或言词起诉笔录时，应同时将言词辩论期日的通知书一并送达另一方当事人。除紧急情形和当事人合意要求进行审理外，就审期间至少应有五日，除特殊情况一般也不应超过10日。

第二、应以一次期日辩论终结为原则。除特殊情况外，通常应有一次期日辩论终结。为实现此目标，法院在言词辩论通知书中，应表明适用简易程序并要求当事人务于期日携带所有证物并偕同有关证人到场，以免因调查证据而拖延审理期限。

第三、依职权为受诉当事人辩论判决。受诉当事人一方不到庭者，法院得依职权与到庭的一方当事人辩论而作出判决。

第四、简化判决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的制作。在叙事说理部分力求简明扼要，重点将判决书、调解书主文部分叙述准确、清楚、无误即可。要进一步简化，还可以考虑根据不同种类案件的特点，制定出格式化的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样式，使用时根据不同情况填上相应的内容即可。

第五、为简易程序的顺利运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其一，设立专人进行法律咨询，指导当事人诉讼。简易案件的当事人大多不委托律师，法院应设立专人对其进行指导，或让立案人员承担此项法律援助工作。其二，在立案庭设专门的值班法官和书记官，对双方当事人同时到法院的案件及时作出处理。双休日亦应安排值班人员继续值班，以实现简易程序“随到随办，随审随结”的立法宗旨。

（三）设立小额案件诉讼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是当前一些基层法院审判方式改革中创立的一种新的诉讼程序，是法院专门审理数额甚小的案件所适用的一种比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化的诉讼程序。与民诉法规定的简易程序比较而言，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1、审理形式的非正式化。“小额诉讼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需要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其程序的简便体现在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如在审理中可以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作证时可以简单告知证人权利和义务，以及法院可以限制交叉询问及证据交换次数，且质证不受证据规则规定的顺序进行等。旨在通过灵活的方式迅速的解决纠纷。

2、职权裁量法理的适用。小额案件的审理程序应酌情采取职权裁量法理即所谓非讼法理之一部分，以促进做成简速裁判。在小额诉讼程序中，法官更为主动地介入诉讼，而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则受到一定的限制，由此可缩短诉讼周期，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

3、支持当事人本人诉讼。为了节省费用，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聘用律师诉讼持消极态度，有些国家甚至干脆禁止律师诉讼。由于审判多是以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或其他委托人的帮助也完全可以胜任。

4、注重调解。小额诉讼一般采取调解与审判一体化，在审理过程中可通过谈话的方式，让原、被告直接对话，法官也不使用晦涩难懂的“法言法语”，而是循循善诱、积极规劝，促成当事人和解。在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之后，往往会在他们争执不下时，直接提出建议。即使是美国的法官，在小额诉讼程序中也往往一反其在普通程序中的消极态度，主动提问并提出和解方案。还有一些法院则专门设置独立的调解程序，采取调解前置主义。

5、与其他诉讼程序的区别：

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及小额诉讼程序同为第一审程序。普通程序的规定甚为周密。简易程序，其诉讼事件或较单纯或宜速结，除设有简略的特别规定外，仍适用普通程序的规定。小额诉讼程序，诉讼标的的金额甚小，程序更应简化。主要简化的地方是：（1）起诉方式的表格化；（2）开庭时间的放宽；（3）调查证据程序的省略，如我国台湾民诉法规定，小额程序，“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调查证据，而审酌一切情况，认定事实，为公平的裁判。一、经两造同意者；二、调查证据所需时间、费用与当事人的请求显不相当者。”（4）判决书的简化，判决书原则上仅以记载主文即可，无须记载事实及理由，仅于例外必要时，记载其理由要点。

（四）其他审判程序中设立简易程序

我国其他审判程序中简易程序制度构建的设想：1、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初审案件，除重大复杂外，一律实行独任制。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适用合议制。实际上，我国现有的司法资源是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时至今日，合议庭空洞化的现象仍有增无减。有时为一件案件几个人忙于合议审理，浪费人力、财力，办案效率不高，如考虑到办案效率，一人主审，其他人参与合议，主审人容易先入为主，其他人仅是陪衬，案件裁判结果是主审人的意见，这样合议庭的存在显得空洞、形式，不如不要。从国外发达国家审判组织的情况看，英美法系国家审理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原则上实行的是独任制。而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也在不断地扩大独任制的适用范围，我国完全没有必要搞这种形式主义的审判组织，而应当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到更需要的地方。

2、扩大上诉审程序中书面审的适用范围。根据我国民诉法规定，第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原则上实行开庭审理，作为例外，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径行判决、裁定。这种例外实际上就是“书面审”，我们应当改革并扩大这种“书面审”。所谓改革，是指删除调查、询问当事人的规定。所谓扩大，是指扩大书面审的适用范围。此外，可将书面审延伸到再审程序。究书面审的实质而言，适用的程序是一种简化了的普通程序。据此，笔者还设想，在适用上诉审程序时，第二审法院能否大胆改革，一审时适用简易程序的，二审也适用简易程序呢？

（五）简易程序不必有答辩期

不少人认为，适用简易程序必须答辩期届满开庭，否则程序违法。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的派出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这里的“当即审理”，显然是对15天答辩期届满方可开庭审判的否定。法律没有要求简易程序必须给答辩期限，仅是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作了比较明确和严格的规定，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答辩期是为让当事人充分行使答辩权，所留给的庭前答辩准备工作的期限。普通程序中规定的答辩期为收到应诉通知后的15日内。而答辩权则是指法律赋予被告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几乎贯穿于诉讼的全部阶段，因此，简易程序没有规定答辩期，绝不是剥夺了当事人的答辩权。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立法本意，不在于要求给予答辩期，倒是在于原、被告双方均能到庭参加诉讼。为了能让双方均到庭参加诉讼的条件容易实现，民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这里的“随时”进一步强调了简易程序的开庭不存在15天答辩期的问题，只要能通知到当事人到庭，不在乎采取何种通知方式，均可随时开庭。当然，也不受开庭3日前公告和传票传唤方式的限制。为什么简易程序不规定答辩期限呢？正是基于双方当事人讼争“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这一前提条件的存在，从实事求是、方便当事人的角度上看，不必专设答辩期。如果审理中的确发现了其它因素，上述前提条件不能同时具备，民诉法又作出了可转入普通程序的规定，以确保被告诉讼权利的实现。综上，简易程序没有要求给予被告答辩期，符合简易条件而采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只要双方当事人均实际到庭参加诉讼，则可开庭审判，不受普通程序中15天答辩期的限制。我们应该准确理解把握立法精神，充分发挥简易程序的作用，依法审判，快审快结，提高审判效率。

（六）设简易法院或简易法庭专门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民事案件

日本注重简易程序在审理案件中的适用，设有专门的法院。我国的台湾在一个法院内部设普通法庭和简易法庭，普通法庭就是审理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简易法庭就是审理简易程序的案件，使简易程序的适用专业化，更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目前在我国也有不少法院尝试简易法庭的审判制度，均收到较好的效果，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可通过立法设简易法院或简易法庭。

三、简易程序改革应注意事项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审判实践中，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不当扩大之势，表现为：有的法院因案多人少，客观上存在审判任务与审判力量不适应的矛盾，因而案件多采用简易程序审理；有的错误地把简易程序作为清理积案的一种方式；有的因认识不足而把简易程序的适用作为提高办案效率的途径；有的审判人员为图快捷、简便而任意适用简易程序。因此，审判实践中许多本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却错误地适用了简易程序，有的甚至将再审和重审案件也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简易程序范文篇10

一、简易程序的适用状况

笔者收集了所在法院——南京市大厂区人民法院1998年至2001年四年间的民事审判数据，通过统计、对比和分析，对该院民事审判中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得出：在这法院，简易程序有着广泛的适用基础，早已形成“扩大适用”的客观事实和趋势。

1、从案件总量看，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总结案量中占有绝对比重，并呈逐年增长趋势。近4年，大厂区法院每年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民事案件数在当年结案数中所占比例均在83%以上，其中1998年为89.64%，1999年为83.34%，2000年为84.34%，2001年为87.84%。如此高的比例，表明简易程序不因其“简”而旁落为辅助性程序或次要程序，恰恰相反，它现在是基层法院完成审判任务的主要工作程序，或者说，它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接受司法审判和直观地面对法律、接触法律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2、从适用范围看，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别已几乎涉及全部收（结）案的民事案由。2000年大厂区法院共受理确定民事案由36种，2001年受理确定民事案由49种，其中除医疗事故损害赔偿1种案由未适用过简易程序外，其他案由都有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的记录。以11种公众熟悉的民事案由在2001年的适用情况为例，离婚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所占比重为95%，抚育费案件为98%，赡养案件为100%，借贷案件为88%，买卖案件为93%，合伙案件为83%，劳动争议案件为9%，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为85%，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为83%，邻关系案件为90%，名誉权案件为100%。其中劳动争议案件所占比重低，是因为该院于年初决定这一类案件不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造成的。由此可见，除极少数案件类型外，基层法院或法官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胆略远比理论界要大，司法实务中还很难绝对归咎哪一种民事案件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3、从适用机率看，传统民事审判领域里常见的几种案件类型适用简易程序的机率较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编制统计报表（法综9表）的案件分类法进行比较，可发现离婚、抚养、赡养等婚姻家庭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比率很高，且较为稳定，而其他诸如赔偿类、房屋类和最易出现新类型案件的债务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比率则极不稳定，或升或降，详见下表：

年份

项目1999年2000年2001年

婚姻家庭类总数481430433

简易案件数443403419

比率92.1%93.72%94.58%

房

屋

类总数576060

简易案件数365045

比率63.16%83.33%75%

赔

偿

类总数647297

简易案件数355183

比率54.69%70.8%85.57%

债

务

类总数226340225

简易案件数187256172

比率82.74%75.29%76.44%

可见基层法院或法官经常接触和审理并积累了丰富办案经验的一些案件类型，与其不常接触和审理的案件类型相比，适用简易程序的机率要高。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案件难易之分，与法官对案件性质的熟悉程度有关，并随着法官个人及其职业群体的成长而由难变易。

大厂区法院适用简易的情况，与学者们列举的有关数据基本相仿，也与南京地区其他基层法院的情况相近似②。上述调查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各基层法院可以通过统计等科学方法对本院法院法官适应不同案件的能力进行调查摸抵，从而确定符合自身实际的繁简案件范围；二是简易程序以其独任之特征，抑制住案件数量增长对法官人数的需求，缓解了“案多人少”矛盾，成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主渠道；三是各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型，已实际超出最高人民法院惯常认可的范围，当前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推广实施，而在于修改行法律和司法解释。

二、适用简易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透视

实践中发现，适用简易程序存在两个不良倾向：一是“简易程序普通审”，一方面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庭前准备等流程管理措施完全相同，没有体现出快捷、简便的特点，另一方面庭审过程缺乏灵活性和便捷性，从法庭调查到法庭辩论等诉讼环节与普通程序也没有多大变化。总之，简易程序并不简易，实际上它正在演化成“独任程序”；二是“随意转换程序”，一则不注意识别简单民事案件，实施繁简分流，二则淡化适用程序法的严肃性，使简易程序的审限制度对承办法官缺乏约束力。司法实务中还很大程度上将简易程序当作向普通程序转化的跷板。这两个倾向与设计简易程序的立法初衷不符，所以称之为不良倾向。简易程序并没从诉讼运行上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明显区别于普通程序的诉讼制度。

出现上述不良倾向，不是偶然的。如果说问题只有暴露出来了才能得以解决，那这还不是件坏事。学者们对简易程序现存的问题多有论述，大致可归结为：立法规定过于简单、粗疏，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界限不清，简易程序不简化，司法解释与立法前后矛盾③和对转程序行为监控不力，这里不再赘述。从审判角度观察，笔者体会是：

1、造成简易程序普通审的原因：①法官驾驭庭审技能不够，不能依案件情况灵活安排调查、辩论等庭审步骤，或大胆地省略某一庭审步骤，只有按已有程式走形式，有的案件庭审更呈现无病呻呤状；②适用简易程序缺少总体上的法律支持，相关法条仅有5个，除起诉、通知开庭和庭审的方式分别针对当事人和法官能够体现“便利”功效外，在送达、庭前准备、法律文书制作和执行等许多诉讼环节毫无便利可言；除答辩期、审限期具有直接缩短期间。功效外，在“立、审、执”等审判分工和工作00上都缺乏提高效率的机制；③法院内部的工作规范和考核要求过于单一，阻碍了简易程序发展。近几年，法院系统对立审分开、案件登记立卷、审书配合等一系列审判工作规范得越来越具体和仔细，但没有区分普、简两种不同程序之间的差别或者区分不大，习惯中仍以普通程序的做法考查简易程序的对错，这无形中制约了法官适用简易程序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使现有的一些诸如巡回办案、即立即审等立法理想在新历史条件下得不到推广实施。

2、造成随意转程序的原因：①不注意事先识别繁简案件，加之现行识别标准不便于实务操作，使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前未实施繁简分流，未固定所适用的诉讼程序；②法官的程序意识不强，把程序视为工具，忽视了诉讼程序所固有的功能和价值，如约束法官行为、保障司法公正等等，是法官必须遵守的法律制度之一，而有的法官甚至利用“转程序”来掩饰自己工作上的无能；③法院内部对转程序案件的监督制约不力，既没有准许转程序的前提和条件，又未规定随意转程序的责任和处罚办法。

适用简易程序还遇到一些难点问题，主要为：

（1）送达难。送达难已直接影响到诉讼进程，降低了审判效率，这不只是简易程序所特有的问题，在普通程序中也存在。民事诉讼法规定了6种送达方式，适用起来遇到不少困难，比如：大量非常住人口的存在，其居所普遍不稳定；城市建设和房屋租赁市场发展带来的当事人住所变动和易于更换；更有甚者，有的当事人存在厌诉心理，为拒绝和躲避诉讼，和亲属合起合与法官捉迷藏。为了送达，送达人员有时要起早贪黑、蹲点守户，这样一味地要求法官尽职尽责，既不合理也不长久，没有体现“两便”原则。简易程序中的口头、电话、捎信、便条等传唤方式，仍是以当事人诚信、住所稳定、自觉接受审判为前提，不能应付现今诚信缺失的社会现况，操作起来显得“吃软不吃硬”，常常拖延诉讼进度，造成审判被动。

（2）识别难。识别简单民事案件本身就是起争议的问题，不同法院和法官对同一案件的难易程序评价不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实践中还出现看似简单但很难、看似繁杂但很易的现象。这里面有法官个人及群体的业务素质、司法经验和授业基础不同的原因，有每个案件所蕴含的繁杂性、特异性和难解性不同的原因，还有案件自身发展变化的原因。人们担心，识别结果的不同会表现为实务层面上的司法不统一。这一担心绝非多余。目前，各法院均不同程度地突破司法惯例，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还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3）简化难。前文提及法律规定和法院内部规章对简化简易程序的掣肘，其中制作裁判文书繁简不分就是具体问题。因为我国未采用格式化裁判文书，而现行法律又明确要求裁决文书写明当事人争议以及法院裁决的事实和理由，因此，不论案件多么简单明了，不管是调解结案还是判决结案，法官都要为了写清一个完整的案件事实与争议的来龙去脉而详尽调查，娓娓道出。此外，由于是凡判决均可上诉，当事人虽明知判决正确却恶意利用上诉制度拖延判决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使得本应快捷的审判变得拖趿，还耗两级法院的审判资源。

三、简单民事案件的识别标准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2条的规定，简单民事案件的识别标准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对这一识别标准如何进一步理解阐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曾就此作出司法解释称：“‘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执无原则分歧”④这一解释，有的地方值得推敲和商榷。比如“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一句，就不切实际，因为有些案件的当事人因客观因素限制不能提供证据，但可以提供确切的证据线索，只要法院调查一下就可查明事实。以抚育费纠纷案件为例，相关法律规定完备而明确，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也易于查清和认定，纵使双方争议再大，用3名法官去审理和用1名法官去审理的效果都是一样。这类案件争议最多的地方通常是负有给付义务一方的收入情况，不是无须调查即可判明事实，而是一经调查就可判明事实，不也简单！相比之下，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编写的业大教材《中国民事诉讼教程》中对识别标准的表达，更为通俗易懂。它从法官的视角写道：“简单的民事案件，有三个等同的特点；一是纠纷不复杂，易于弄清事实，分清是非；二是法律、政策有明确规定，易于作出处理决定；三是当事人双方对立情绪不大，矛盾易于解决”⑤—易查、易判、易解决矛盾是简单民事案件的核心内涵，也是法官识别和评价简单民事案件的基本标准。如果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理解这一标准，可以表述为：能够提供确切的证据或证据线索，权利要求有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依据，相互间的争议不属于法律分歧，而是认知或信用分歧。

现行识别标准的立法技术是概括式规定，其基本上能反映出简单民事案件的内在本质，具有抽象、原则和适用性强的特点，有利于从横向上应付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口素质、法治环境和需求等客观情况不同带来的法院、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存在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结果的差异，以及从纵向上应付不同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结果的发展变化。但是，司法实务中的识别是非常直观的分辨过程，作为一个识别标准，由于其过于抽象和原则必然会导致在由本质向外延推导的过程中，因操作人员、方法、时间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这又说明现行识别标准的主观成份太多，客观成份太少，不利于从表象上统一司法。依照现行标准进行识别，同一案由下的各个案件有难易之别，不同案由下的各类案件也有难易之分，因此有学者批评当前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过于宽泛。⑥我们有必要区分不同民事案由之间的难易差别，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按不同案由划分的适用范围，以便精确实施繁简分流，并建立起相应的考核依据；对于同一案由下的难易变化，可通过转程序制度予以调整，使之适用的诉讼程序更加符合立法理想。

一个好的识别标准，应具有减少分歧、统一效果、便于操作和推广的特点。现行识别标准显然不具有上述特点。有句广告词如是说：把问题变得繁杂了，太累！把问题变得简单了，才是贡献！这也是我们重新审视识别标准的意义所在。从实务层面上讲，识别标准越直观、越具体、越简单越好，立法时采用列举式规定而不是概括式规定可达到这一目的。综观各地法院划分繁简案件的不同做法，无外乎有以下四种：一是根据受理案由划分，将医患纠纷、劳动争议、侵犯名誉权等在当地舆论影响大、可能涉及社会稳定或对专业知识要求高、法律规定不健全或存有矛盾的案件类型，适用普通程序；二是根据争议标的大小划分，将争议标的在一定数额以上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三是根据案件统计类别划分，将房地产类、赔偿类和合伙等部分债务类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四是综合上述划分法。国外的相关立法多采综合划分法，即区别简易事件和小额轻微事件适用简易性程序。当前我国还没有完备的民法典，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民事案由尚未完全定型，自然无法对全部民事案由进行梳理比较，鉴别难易，因此参考外国立法和实践经验不容忽视。

《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一书列举了7类简单民事案件，⑦分别对应离婚、赡养费、抚养费、抚养关系、借贷、继承和损害赔偿等案由，主要为传统的几种常见民事案件，多集中为婚姻家庭类案件。这几类案件，无论从司法经验积累、法学理论研究还是立法司法政策建设，在当时都较为发达，因此法官们觉得属于“易”的范畴。但是，这一简易范围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是可行的，现在看来，它低估了当代民事审判法官的查案、判案和处案的能力，已不能反映时代进步所带来的法学研究、立法建设和司法实践成果。第一，它涉及的案由太少，只有7种，而新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300种民事案由⑧，照此比较，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太小，无法解决案件量增长问题；第二，它与现行审判实践相脱节，各基层法院每年有80%以上的民事案件适用了简易程序，早已突破了前一适用范围；第三，它束缚住人们的思维空间，制约了简易程序的拓展适用。前一适用范围的立法技术是一一列举法，又称对应式列举法，虽说具有具体、直观的特性，但并不简单，因为300种民事案由若一一列举适用情形将是一个庞大的标准群，这必定会增加识别人员掌握、记识、储备标准的难度，而且标准多了不免会相互影响，顾此失彼，制造混乱。可见，对应式列举法没有实现识别标准的简单化。近期，广东省法院在制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规则（试行）》⑨时采用了另一种列举法，即排除式列举法，其只规定少数几种已为现行司法解释明确不得适用的情形，予以排除，其余案件均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从而方便了识别标准的记识、推广和运用，达到简单化要求，并从实质上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其中，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①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②本辖区内有较大影响的案件；③涉外、涉台案件；④发回重审或再审的案件；⑤疑难复杂或新类型案件”。这种方法值得今后修改司法解释时参考。

四、完善发展简易性程序之构思

人类简化诉讼程序的努力贯穿于民事诉讼制度的全部历史。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更是掀起简易程序改革浪潮。但是，在每一时期内，程序的繁简并存，由繁到简的趋势明显，同时，民事诉讼法的公法化以及程序技术的日益发达，规范层次上的民事诉讼程序越来越繁杂了，这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实际需要使然。⑩从我国的情况看，现行诉讼制度正面临着两极考验，一方面普通程序失于严谨，需要进一步加强规范，比如如何真正发挥合议庭作用，如何利用审前程序完成证据出示和归纳争议焦点，使庭审过程更加集中而不拖拉，成为辩论是非曲直的言词中心；另一方面简易程序缺乏简便，需要进一步简化完善。在建构诉讼制度的时候，人们都希望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但是，公正与效率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难题，当公正与效率发生矛盾是，人们不得不作出悲难性的选择。⑾我国的立法者则喜欢直接为当事人作出选择，其结果往往也引起当事人的不满的抱怨，饱受指诋，不如多设置几种程序供当事人选择，赋予他们充分的程序选择权⑿，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如果说早些年我国公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多一份选择就是多一份无法逾越的诉讼障碍，那这一担虑如今不复存在，一是群众的自主意识更强了，二是群众的接受能力更强了，虽然大多数人未受过法学专业训练，但只要作适当的司法指导，其还是能识别不同程序之间的差别。

社会对诉讼制度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以前媒体曾讨论“二毛钱官司”究竟值不值得打的问题，如果从纯经济利益角度考评，当然应限制此类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但如果从论个事理争口气的角度考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其诉讼。而且，民事诉讼中涉及的私人利益又能大到哪里？权利无大小，均应有救济机会，百姓不就是找个地方说理吗！为此，我们也有必要设置多种程序价值模式。简易性程序可以强调效率优先，其公正内涵次之；复杂性程序可以强调公正优先，其效率内涵次之。象前述的二毛钱官司，就可以给之于简易性程序进行诉讼。

1、创设独任程序。前文提及简易程序正演化成独任程序，若加上普通程序运作中存在的合议庭不合议、主审法官独揽审判的情况，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完完全全可以归位为独任程序。笔者设想，独任程序应成为将来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诉讼环节、方式、审级等制度进行00调整再设置普通（合议）程序和简易程序，除重大复杂和简单小额事案件外，一律适用独任程序审判。所谓独任程序，是指基层法院一般民事案件所适用的基本程序。运作环节、方式、与现行普通程序没有太大区别，所区别的，一是审判组织的人数不同，前者由1名法官担当，后者由3名以上法官担当，二是所适用的案件类型不同，普通（合议）程序只适用于疑难民事案件或法律特别规定的民事案件如提请复议案件的审理；其与现行简易程序的区别主要是所适用的案件类型不同，后者主要适用于法律所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

设置独任程序有如下基础：①法学理论进步的基础。谁都不否认我国近几年法学理论研究和立法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如物权法正在制定，民法典也提上拟制日程。法律整体水平的提高，势必会促进司法活动的进一步繁荣和经验积累，这为提高法官业务素质、增强法官应对不同类型案件的适应能力创造了条件；②法官素质提高的基础。近十余年，法官队伍中补充了不少接受过法学教育的新生力量，法院系统还通过举办业余大学等方式对原有非法学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大幅度提高了法官素质。2001年修改的《法官法》将法官任职条件由专科提高到本科，即说明了这点；③司法实践发展的基础。目前各法院大力推行的案件流程管理体制，有利于规范审判行为，但也在将简易程序变得普通化。现行简易程序不简便但仍不失其“独任”特征，因此不如固势利导将现行简易程序改造成独任程序。从程序运行保障机制权衡，这样做也更为合适，实际上也是在扩大现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2、简化简易程序。利用独任程序消化大量民事案件，抑制住案件增长对法官人数的需求，我们始有机会讨论现行简易程序不简便问题。简化简易程序，就是简化现行简易程序，而不是对新简易程序的简化。笔者设想从9个方面实现诉讼程序的简化：

（1）限定一个有限的适用范围。新简易程序只适用于简易事件和小额事件。简易事件是指：①抚育费、赡养、协议离婚、探视子女权、撤销婚姻等简单民事案件；②应适用独任程序但尚未进入开庭阶段即撤诉、和解、调解的其他民事案件。小额事件，是指诉讼请求数额在1-2千元以下的借贷、拖欠租金、工资、电话费等简单财产纠纷案件。

（2）配置专门机构和人员。这一机构和人员主要负责通知应诉、接待当事人、开庭排期、庭审记录、发送文书等事务性工作，可与案件流程管理机构合署办公，不编入法官，而由独任法官轮流坐班，适时审理，及时作出裁定、调解和简易判决。与之对应，法官本部可分为独任庭（组）和合议庭（组），分置独任法官和合议法官，各自适用独任或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案件，这样可避免法官因不同程序习惯而出现互相干扰影响的现象。合议庭主要由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组成，负责审理重大繁杂案件和复议简易程序的申请复议案件。

（3）采用表格式诉状。当事人在法院工作人员指导下，通过填写表格或打勾即可完成起诉和答辩；有关证据作为诉讼状附件，应一并将副本送达原被告。

（4）增设短期公告送达方式。简易程序中送达传票、判决书等书面文件时，可适用直接、留置、邮寄和短期公告4种送达方式。对那些早出晚归、居无定所、有意藏匿躲避送达或拒绝送达人员入户的当事人，采用短期公告送达方式，即在其最后一个住所或近亲属住所连续3-5日张贴并公告有关文书即视为送达。

（5）兼采书面审和言词审。证人可以提供附有身份证明的书面证言，无须直接出庭作证；法官通过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若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即可直接判决；若一方当事人未提供书面材料或虽提供书面材料但事实存有争点，可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言词辩论，澄清事实。同时，强化诉状和答辩状的效力，非法定事由不得反悔或变更。

（6）简化言词审过程。简易程序庭审以法官纠问方式为主，重点在于查清案件事实，庭审过程不拘于成式，法官视情况组织法庭辩论，甚至可以取消此庭审单元。

（7）实行格式化裁判文书。简易的判决、调解和裁定文书，可以不附裁判事实和理由，只需记明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址或其他自然情况，案号，原告的起诉时间、证据名称和诉讼请求，被告的证据名称和应诉要点，判决主文、时间及法律依据即可。

（8）缩短审限期。简易程序审限期为1-2个月，不得延期，但可以转换为普通程序。

（9）限制上诉，实行本院复议制。当事人如对简易判决不服，不得上诉，但可提出复议。复议由合议庭负责，可书面审也可言词审，复议期限不超过20天。

3、拓展非讼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是非讼程序，它们与简易诉讼程序一样也具有简便、迅速、及时的特点，都属于简易性程序的范畴，但是司法实务中并不常用。公示催告程序所适用的案件类型，目前尚不多见，因此不常使用；但是，督促程序不常运用，却让人匪夷所思。有人曾查找原因是法院嫌所收取的费用低，当事人嫌该程序不可靠，如被申请人一提出异议支付令即失效，所以双方的积极性都不高。⒀上述法院方面的原因，毫无道理，只会降低自身威信，影响司法公正形象。设置简易性程序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少诉讼成本而不是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投入。因此，对不同程序收受诉讼费用加以区别，拉开档次，是合理的，这已有学者提出改革意见。⒁至于当事人方面的原因，可以通过转程序机制来解决，下文另作论述。

非讼程序中可以设置独立的调解程序供当事人选择。调解员由人民陪审员、资深书记员、律师或熟悉法律知识的人士担任，这样可以发挥人民陪审员和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法律人士的作用，还可以减轻职业法官工作负担和减少法院开支。若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或在调解过程中达不成协议，案件转入诉讼程序。拒绝调解的当事人，如果在判决中没有得到比调解结果更有利的结果，将要承担拒绝调解以后对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用。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