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制度范文10篇

监护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监护亲权性质种类民法通则

一、性质定位

监护在性质上是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是以义务作为前提和中心的。我国理论界中相当数量的学者将监护的性质确定为义务或者职责，存在许多不妥之处。首先，从各国监护制度的规定来看，监护人除了负有监督保护的义务外，还享有诸如获取报酬的请求权以及法定理由下的辞职权等权益。比如，瑞士民法典416条就明确规定了监护人有请求报酬的权利。德国民法中规定，监护人履行监护以无偿为原则，但是存在例外，即“如果法院任命监护人时确定监护人系职业性行使监护职责，”那么“监护法院应当准许给予监护人或者监护监督人报酬。”台湾民法第1104条中规定：“监护人得请求报酬，其数额由亲属会议按其劳力及受监护人财产收益之状况酌定之。”对于监护人为监护事务的执行所支出的费用，德国民法中明确规定得请求偿还。瑞士和日本民法中虽无明确规定，但都作出类似的解释。此外，对于辞职权，各国民法中普遍规定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不得辞任。比如日本民法中规定：“监护人有正当事由时，经家庭法院许可，可以辞去其任务。”由此看来，认为监护只是基于对被监护人利益的考虑，而没有对监护人权利的体现，从而将监护定性为义务，或者片面的将监护置于公法视角下，把它理解为强制性的职责，都是不准确的。其次，就监护自身的本质而言，监护是对于不在亲权保护下的未成年人或者宣告禁治产人予以身体上和财产上照顾的制度。所以说，尽管我国的民法通则没有对监护和亲权予以区分，实际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监护是作为亲权的延伸和补充而存在的。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很明显是基于亲权的欠缺而由亲属权发生的，对于精神病患者的监护权，则产生于配偶权和亲属权。所以，从监护权产生的根源上来看，监护是一种权利。至于监护权是不是身份权，我个人倾向于它不一种身份权。因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可以担任监护人的不仅仅是亲属，还可能是亲属之外的自然人、组织甚至政府民政机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监护权归于身份权，有失全面。还有一点就是，为与世界各国立法达到到一致，我们有必要在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过程中增加指定监护和委托监护的类型，那么身份就更无从谈起了。再次，确定监护权为民事权利是我国解决区际监护纠纷的基础。根据我国香港法律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权利而不是单纯的责任。在父母双方健在的情况下，不允许放弃或者让渡对子女的全部或者部分监护权。按照澳门民法典的规定，监护人有权收取报酬，所以监护行为不是单纯的义务，也具有相应的权利，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在台湾民法典当中，也明确规定“监护人于保护、增进受监护人利益之范围内，行使、负担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之权利义务。”可见，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民法中都体现了监护是作为一种权利而存在的，因此，我国有必要明确监护的性质，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冲突。最后，在明确监护的性质的基础上，规定非亲权人担任监护人时有获得报酬的请求权，使得监护人对其履行的职责有所补偿，可以进一步调动监护人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同时，应当明确规定监护的期限，并赋予监护人在法定理由下的辞任权，完全实现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对于维护被监护人的权益和监护制度作用的发挥，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监护与亲权的分立

我国监护制度最遭学者们非议的莫过于监护与亲权混沌一体。该制度规定在《民法通则》第二章“公民”的第二节，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法中父母只是作为监护人而非亲权人。这种未将监护与亲权加与区别而普遍适用于亲子与非亲子的大监护体制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学者们认为亲权与监护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亲权定义为：“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人子女的教养保护为目的之权利义务之集合[1]”；其要点为：其一亲权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其二亲权权利两端对象分别为父母和子女；其三亲权是以保护教养未成年子女为目的；其四亲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父母不得抛弃其权利，也不许滥用[2]”。而监护是对不能得到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合法利益实施管理和保护的法律义务。其要点为：第一监护是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设置的制度，目的在于弥补其行为能力之不足；第二监护亦可分为身体上之监护与财产上之监护。这样看来，针对未成年子女亲权和监护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作用颇为相似，然细分析之则不尽然，两者有诸多差别。比如亲权是基于亲子血缘关系产生，法律对其限制较少，而监护则在亲权之外，因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亲疏远近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再如在权利义务内容上，亲权人享受比监护人更为广泛的权利，如亲权人对子女的财产有无偿用益权和处分权，而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使用其财产等等。可见，父母作为亲权人与作为监护人存在很大不同，其权利义务内容相差甚远，人为地消灭亲权制度，将父母由自由的亲权人降为受限制的监护人地位，是将基于亲子关系生而享有的亲权的立法剥夺。[3]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亲权与监护打破彼此独立的制度外延，以相向延伸的方式在权能层次上互相进入。许多学者由此提倡在未来的民法典以监护制度囊括亲权制度。本人认为这种提议值得商榷。诚然在亲权近代化的过程中，监护制度的许多要素被引入亲权，“在现代各国亲权立法中，亲权已由原来父母对子女的控制\统治关系转成为父母照顾监护子女为主的法律关系，亲权一词具有了浓厚的义务色彩。”[4]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亲权现代化下由古罗马的权力式亲权向义务式亲权转变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制度采纳了另一个制度的某些要素就否定该制度存在的独立性（毕竟它的精神内核并没有改变）。

如前所述，亲权与监护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将两者揉杂在一起只会产生各种弊端，徒增麻烦。时下正值民法典制定之机，更应该去陈布新，大刀阔斧改变这种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混乱局面。在体例上实行亲权与监护分别立法。一方面建立亲权制度。亲权是婚姻家庭领域的重要权利，也是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一，我国民法草案第三稿曾单独规定亲权，现行《婚姻法》23条实际就是亲权内容。只是当时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下，强行将亲权与监护制度合并，牺牲了立法的科学性。如今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时机和条件均更为成熟，我们应重新整合现有的立法体例，回复其科学性。因此，有必要重新设立亲权制度，详尽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与此相应，改造现行监护制度的内容，将其从现有的亲权、监护揉杂合体中剥离出来，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上，监护作为亲权的补充制度而存在，此外，监护还发挥着对其他行为能力欠缺与不足者弥补的功能。对于亲权与监护制度的去向安排，我们不妨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民法典中设立亲属编，以其统帅包括亲权、监护在内的各项具体亲属制度。如法国民法典第一卷人、第九编亲权、第十编未成年、监护及解除亲权；德国民法典第四编家庭法，第二章亲属、第三章监护；意大利民法典第一编人与家庭、第九章亲权、第十章监护与解除亲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四编亲属、第三章父母子女、第四章监护等。目前我国关于亲属法的内容散见于民法通则、婚姻法、收养法中，如今乘着民法典编纂的东风，改变这种零散的体例，建立统一、完整、相互补充的亲属制度，完成各亲属制度向民法典的回归。鉴于亲权与监护制度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因而在内容设计上应注意两者的衔接。在亲权章节详尽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之余，监护制度紧接其后，以类似台湾民法中“除另有规定外，监护人于保护增进受监护人利益之范围内，行使负担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之权利义务”[5]的规定以示衔接。如此，两种制度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在各自的范围内达到对子女、家庭保护的目的。

三、关于监护人的种类

监护制度在一开始的古罗马法中，有关监护人的规定就是多元化的。它可分为遗嘱监护、法定监护、官选监护。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依然主要是这几种，只不过有时称遗嘱监护为指定监护，称官选监护为选任监护，或是基于特殊情况规定了委托监护。而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是没有遗嘱监护的，而其所谓的指定监护实为通常所指的选任监护。但我们强调公共权力在监护中的渗透，只是加强监护的义务性，保障制度功能，而并不是否定监护的私法性。监护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私法的范畴，崇尚的是私法自治。基于未成年子女父母对其子女情况和亲属家庭情况的熟知，法律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不尊重其意思。因此，承认遗嘱监护的有效性是理所应当的。不过为防止意外，法律可以在形式要件上加以限制。同时,笔者认为也应该承认指定监护的存在，因为遗嘱监护是对父母已死亡的未成年人而言的。若父母尚在但不能继续履行监护义务的，由其指定的监护人法律也是应予承认的。而委托监护是在情势变更，父母暂时无法履行监护义务时出现的，但对委托监护应注意责任的分配问题。

关于选任问题关键在于谁对选任有决定权。各国大致有两种立法例：（1）、规定专门拥有决定权的机构。如，瑞士的监护官厅、日本的家庭法院、法国的亲属会议、德国的监护法院等。日本《民法典》第814条规定：“无前二条规定的（指定监护和法定监护）家庭法院因被监护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选任监护人。监护人欠缺时，亦同。”[6]（2）、被监护人近亲属及被监护人所在地政府拥有决定权。如越南民法典第72条规定选任监护人的顺序是：没有第70条规定的法定监护人时，从其近亲属中推举一人担任监护人；患有精神病或其他疾病不能辨别、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所在乡、坊、镇人民政府有责任会同有关基层社会组织推举监护人或建议慈善机构行使监护职责。

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第17条规定，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父母、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精神病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的由人民法院裁决。可见我国对选任监护人有决定权的有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法院，但最终决定权在法院。在出现需要选任监护人的情况时，到底由单位决定还是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决定往往存在职权划分不清的问题，容易造成互相推诿的局面，而且即使选任后还有一个“不服指定”的问题，最终需由法院裁决。[7]这意味着选任监护人历时长、环节多、程序杂，这对被监护人利益的保护是不利的。固笔者认为拥有决定权的机构最好是单元的，这样利于缩短时间、减少成本。因此，建议将来进行监护立法时借鉴瑞士、日本的做法，规定一个单独的拥有决定权的机构，以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

四、完善监护制度的探讨

1、增加监护的种类

监护的种类是监护制度的重要的内容。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主要是两种形式即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法定监护是指由法律直接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人员为监护人的监护，指定监护是指没有法定监护人，或者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有关部门或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的监护。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除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之外，还规定有遗嘱监护的设立形式。为此，笔者认为，为了使被监护人的利益得到及时的保护，鉴于我国尚无专门的监护监督机构的实际，在监护制度中确认遗嘱监护的设立形式，颇有必要。所谓遗嘱监护是指父母在生前设立遗嘱对未成年子女由谁监护所作的指定。用遗嘱方式来设立监护人应符合一定的条件，监护关系才能成立。条件为：1、只有未成年人的父母才能通过遗嘱为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而不能通过遗嘱为已成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指定监护人，也不能由父母以外的法定监护人来指定；2、被遗嘱指定的公民同意做监护人。因为法律面前公民是平等的，任何一个公民都无权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他人，而且，如果被遗嘱指定的公民不愿担任监护人，那就不能很好的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有损监护制度的初衷；第三，父母中的一方不能用遗嘱取消另一方的监护资格，除非另一方没有监护能力。

2、明确规定监护的内容

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这种对监护内容概括性的规定，难以操作，很难起到保障被监护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的作用。因此，对监护的内容应当予以明确。监护的内容分为人身的监护与财产的监护。笔者认为，在人身监护方面，应设置监护监督人，以确实执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的规定。在财产监护方面，应建立财产帐册制度，作为被监护人接受监护时的财产状况的凭据，从制度上保障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监护人要用法律允许的手段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做到被监护人的财产不因管理行为而减少，却可因妥善管理使其增值；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大宗财产时，必须取得监护监督机关的同意；被监护人的财产无正当理由遭受损失的，监护人应当负责赔偿。[8]

3、明确规定监护人资格

规定监护人资格的目的在于使监护人能够胜任监护职责，故为各国监护立法的重点之一。通常的做法是规定监护人的消极资格，即凡人格缺格者均为“监护人之缺格”，不得充任监护人。反观我国《民法通则》，对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不尽合理，应加以完善，关键是要具体界定监护能力的内涵和外延。监护人必须要有监护能力，这是取得监护资格的最基本条件。我国《民法通则》仅笼统的规定监护人必须有监护能力，却没有具体说明何谓“有监护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对监护能力的司法解释也主要从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的生活上的联系情况等因素加以考虑，没有注意考察监护人的品行、文化水平、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除经济联系之外的其他关系的状况等因素，因而难以保证监护人能够真正担起监护职责或者阻却监护人的侵权行为，也不利于提高监护质量，以利于被监护人的成长。所以笔者认为，在监护制度中应对监护能力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明确其内涵和外延，规定具有监护能力必须具备那些要件，并应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哪些人不具有监护资格，不能担任监护人，哪些人具备监护资格，可以担任监护人，以便于实际操作。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在我国的立法和学界对监护制度的推崇下，实践中对于监护制度的理解和适用也被无限制的扩大。曾有这样一个案例：两个人都喝醉了，但一个较清醒，另一个烂醉如泥。喝完酒后，较清醒的人看着完全醉的人骑上摩托车回家，并未阻拦。完全醉的人在路上出车祸死了，其家属状告了较清醒的人，认为他应该承担完全醉的一方的监护责任。对于牛振华撞车事件，也有人认为应追究灌牛振华酒的人的监护责任。这样的认识，使监护制度有如一片浮云无任何适用限制地在人们头上飘浮，作为自然人行为准则的民法今后将如何指导人们行为？因此，有必要重新整理监护制度的内涵和外延，回归监护制度本来的面目。

注释：

1、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658页

2、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659页

3、陈棋炎等。《民法亲属新论》[M].台湾：三民书局，1990版，第354-355.页

4、樊丽君《有必要设立亲权制度》，载《婚姻法修改论争》（李银行主编），光明出版社1999版，第393、388页

5、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720页

6、李霞《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日本法观察》，法学论坛，2003年第5期

监护制度范文篇2

第一条县本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单位（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委托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法定职权，对企业进行检查的，使用本制度。

第二条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必须依法进行。除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明确规定外，任何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对企业进行检查。

第三条县经贸委负责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的综合协调和管理工作，同时履行监督职能。

第四条行政机关要在每年12月底前拟订下一年度对企业的检查计划，报县经贸委备案。检查计划要列明检查的目的、依据、时间、对象、事项等内容。县经贸委要协调有关行政机关的检查，能够合并的，要合并实施检查；能够联合实施的，要组织有关行政机关联合实施检查，杜绝重复检查，减少检查的次数；对上级已经检查过的项目，县直行政机关不得重复进行检查；相同事项一家检查的要多家认可。

第五条行政执法人员对企业进行检查时，必须出具行政执法证件，国家规定统一着装的，必须统一着装。

第六条行政机关确需对企业进行检查时，应尽量将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降至最低。除依法必须采取且严格依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采取的外，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硬性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领导人员陪同检查；

（二）超出预定的检查内容及目的，扩大检查范围和增加检查项目；

（三）干涉企业与检查无关的其他经营活动；

（四）其他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

第七条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除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部以及省政府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检查费用转嫁给企业。企业对收费项目的适用范围、依据和标准有异议的，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说明，行政机关必须提供依据。行政机关不能提供合法依据的，企业有权拒交。

第八条对企业开展的各种达标、竞赛活动和相关的检查活动一律停止。需要继续开展的，要经县纪委、监察局重新审定。未经县纪委、监察局批准，各级行政机关不准对企业开展任何形式的达标竞赛和相关的检查评比活动。

第九条除《**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外，行政机关对企业检查中的下列行为，视为借检查之机向企业转嫁费用，增加企业负担的乱检查行为：

（一）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

（二）要求或暗示企业为各类基金出资或要求企业提供各类赞助、资助、捐赠的；

（三）要求或暗示企业提供担保的；

（四）要求或暗示企业参加法律、法规规定以外各种保险的；

（五）要求或暗示企业刊登广告和订购报刊、杂志、书籍、音像制品的；

（六）要求或暗示企业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和不必要的会议，并收取费用的；

（七）要求或暗示企业参加无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各类培训、考核，并收取费用的；

（八）将应由企业自愿接受的咨询、评估、检测等中介服务变为强制性服务，向企业收取费用或硬性要求企业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指定服务的；

（九）将行政管理职责变为有偿服务并收取费用的；

（十）违反规定要求企业无偿提供劳务或强行公益性义务劳动变为向企业摊派财物的；

（十一）占用或变相占用企业的房产、车辆等财物的；

（十二）接受企业宴请或提供的娱乐服务的；

（十三）接受企业支付的不应当由企业开支的差旅费、通讯费、旅游费、餐饮费、会议费、修车费、医疗费、购物费等费用及接受企业提供的任何馈赠、报酬、福利待遇等；

（十四）为本人、亲友或他人谋取利益的；

（十五）借检查之机非法转嫁费用，增加企业负担的其他行为。

第十条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时，发现企业有违法行为的，要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涉嫌构成犯罪的，要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时向司法机关移送。企业的违法行为属其他行政机关管辖的，应立即书面通知并移交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处理。

第十一条行政机关对企业检查结束后，应向受检企业提供《**县行政机关涉企检查信息反馈单》一式二份。《**县行政机关涉企检查信息反馈单》由受检企业填写，并由受检企业直接送达或邮寄至县经贸委、监察局，行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加以干涉。

第十二条行政机关对企业检查结束后，应将对企业的检查情况予以记录，由所有检查人员签字后存档。公众有权查阅检查记录。行政执法机关要以季度为单位，将对企业实施的检查进行汇总，填写《**县行政机关涉企检查汇总表》于次季度第一个月的10日之前报送县经贸委和县监察局。

第十三条对行政机关违反本制度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县经贸委、监察局进行投诉和举报。

第十四条县经贸委和县监察局对《**县行政机关涉企检查信息反馈单》反馈的问题和投诉、举报，要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五条县经贸委、监察局要对行政机关涉企业检查情况进行定期抽查或全面检查，必要时可到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对行政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要及时予以纠正，并对行政机关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

（一）无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对企业进行检查的；

（二）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不对企业进行检查的；

（三）对企业存在的违法行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

（四）企业的违法行为属其他行政机关管辖，不按规定移交相应处理行政机关的；

（五）发现企业有违法行为且属本机关管辖，但未做任何处理的；

（六）对企业的违法行为只给予行政处罚，但未予以纠正的；

（七）其他行政机关对企业的同一违法行为已给予罚款又向企业下达罚款决定的；

（八）企业的违法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未按《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向司法机关移送的；

（九）违反本制度借检查之机向企业转嫁费用、增加企业负担的。

第十六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企业检查行为违反本制度的，按《**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的规定追究责任；涉嫌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行政机关有充分理由认为企业存在违法行为或者违法嫌疑，依法进行调查的，不适用本制度。

第十八条国务院决定、国务院有关部门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或者省政府决定进行的专项检查，分别按国务院或者省政府确定的专项检查的范围、内容、时限和程序进行。

为规范相关部门对企业检查的行为，创造企业生产经营的优良环境，根据《**市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管理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县本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单位（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委托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法定职权，对企业进行检查的，使用本制度。

第二条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必须依法进行。除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明确规定外，任何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对企业进行检查。

第三条县经贸委负责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的综合协调和管理工作，同时履行监督职能。

第四条行政机关要在每年12月底前拟订下一年度对企业的检查计划，报县经贸委备案。检查计划要列明检查的目的、依据、时间、对象、事项等内容。县经贸委要协调有关行政机关的检查，能够合并的，要合并实施检查；能够联合实施的，要组织有关行政机关联合实施检查，杜绝重复检查，减少检查的次数；对上级已经检查过的项目，县直行政机关不得重复进行检查；相同事项一家检查的要多家认可。

第五条行政执法人员对企业进行检查时，必须出具行政执法证件，国家规定统一着装的，必须统一着装。

第六条行政机关确需对企业进行检查时，应尽量将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降至最低。除依法必须采取且严格依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采取的外，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硬性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领导人员陪同检查；

（二）超出预定的检查内容及目的，扩大检查范围和增加检查项目；

（三）干涉企业与检查无关的其他经营活动；

（四）其他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

第七条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除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部以及省政府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检查费用转嫁给企业。企业对收费项目的适用范围、依据和标准有异议的，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说明，行政机关必须提供依据。行政机关不能提供合法依据的，企业有权拒交。

第八条对企业开展的各种达标、竞赛活动和相关的检查活动一律停止。需要继续开展的，要经县纪委、监察局重新审定。未经县纪委、监察局批准，各级行政机关不准对企业开展任何形式的达标竞赛和相关的检查评比活动。

第九条除《**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外，行政机关对企业检查中的下列行为，视为借检查之机向企业转嫁费用，增加企业负担的乱检查行为：

（一）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

（二）要求或暗示企业为各类基金出资或要求企业提供各类赞助、资助、捐赠的；

（三）要求或暗示企业提供担保的；

（四）要求或暗示企业参加法律、法规规定以外各种保险的；

（五）要求或暗示企业刊登广告和订购报刊、杂志、书籍、音像制品的；

（六）要求或暗示企业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和不必要的会议，并收取费用的；

（七）要求或暗示企业参加无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各类培训、考核，并收取费用的；

（八）将应由企业自愿接受的咨询、评估、检测等中介服务变为强制性服务，向企业收取费用或硬性要求企业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指定服务的；

（九）将行政管理职责变为有偿服务并收取费用的；

（十）违反规定要求企业无偿提供劳务或强行公益性义务劳动变为向企业摊派财物的；

（十一）占用或变相占用企业的房产、车辆等财物的；

（十二）接受企业宴请或提供的娱乐服务的；

（十三）接受企业支付的不应当由企业开支的差旅费、通讯费、旅游费、餐饮费、会议费、修车费、医疗费、购物费等费用及接受企业提供的任何馈赠、报酬、福利待遇等；

（十四）为本人、亲友或他人谋取利益的；

（十五）借检查之机非法转嫁费用，增加企业负担的其他行为。

第十条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时，发现企业有违法行为的，要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涉嫌构成犯罪的，要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时向司法机关移送。企业的违法行为属其他行政机关管辖的，应立即书面通知并移交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处理。

第十一条行政机关对企业检查结束后，应向受检企业提供《**县行政机关涉企检查信息反馈单》一式二份。《**县行政机关涉企检查信息反馈单》由受检企业填写，并由受检企业直接送达或邮寄至县经贸委、监察局，行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加以干涉。

第十二条行政机关对企业检查结束后，应将对企业的检查情况予以记录，由所有检查人员签字后存档。公众有权查阅检查记录。行政执法机关要以季度为单位，将对企业实施的检查进行汇总，填写《**县行政机关涉企检查汇总表》于次季度第一个月的10日之前报送县经贸委和县监察局。

第十三条对行政机关违反本制度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县经贸委、监察局进行投诉和举报。

第十四条县经贸委和县监察局对《**县行政机关涉企检查信息反馈单》反馈的问题和投诉、举报，要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五条县经贸委、监察局要对行政机关涉企业检查情况进行定期抽查或全面检查，必要时可到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对行政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要及时予以纠正，并对行政机关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

（一）无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对企业进行检查的；

（二）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不对企业进行检查的；

（三）对企业存在的违法行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

（四）企业的违法行为属其他行政机关管辖，不按规定移交相应处理行政机关的；

（五）发现企业有违法行为且属本机关管辖，但未做任何处理的；

（六）对企业的违法行为只给予行政处罚，但未予以纠正的；

（七）其他行政机关对企业的同一违法行为已给予罚款又向企业下达罚款决定的；

（八）企业的违法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未按《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向司法机关移送的；

（九）违反本制度借检查之机向企业转嫁费用、增加企业负担的。

第十六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企业检查行为违反本制度的，按《**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的规定追究责任；涉嫌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行政机关有充分理由认为企业存在违法行为或者违法嫌疑，依法进行调查的，不适用本制度。

第十八条国务院决定、国务院有关部门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或者省政府决定进行的专项检查，分别按国务院或者省政府确定的专项检查的范围、内容、时限和程序进行。

市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管理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县本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单位（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委托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法定职权，对企业进行检查的，使用本制度。

第二条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必须依法进行。除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明确规定外，任何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对企业进行检查。

第三条县经贸委负责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的综合协调和管理工作，同时履行监督职能。

第四条行政机关要在每年12月底前拟订下一年度对企业的检查计划，报县经贸委备案。检查计划要列明检查的目的、依据、时间、对象、事项等内容。县经贸委要协调有关行政机关的检查，能够合并的，要合并实施检查；能够联合实施的，要组织有关行政机关联合实施检查，杜绝重复检查，减少检查的次数；对上级已经检查过的项目，县直行政机关不得重复进行检查；相同事项一家检查的要多家认可。

第五条行政执法人员对企业进行检查时，必须出具行政执法证件，国家规定统一着装的，必须统一着装。

第六条行政机关确需对企业进行检查时，应尽量将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降至最低。除依法必须采取且严格依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采取的外，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硬性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领导人员陪同检查；

（二）超出预定的检查内容及目的，扩大检查范围和增加检查项目；

（三）干涉企业与检查无关的其他经营活动；

（四）其他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

第七条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除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部以及省政府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检查费用转嫁给企业。企业对收费项目的适用范围、依据和标准有异议的，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说明，行政机关必须提供依据。行政机关不能提供合法依据的，企业有权拒交。

第八条对企业开展的各种达标、竞赛活动和相关的检查活动一律停止。需要继续开展的，要经县纪委、监察局重新审定。未经县纪委、监察局批准，各级行政机关不准对企业开展任何形式的达标竞赛和相关的检查评比活动。

第九条除《**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外，行政机关对企业检查中的下列行为，视为借检查之机向企业转嫁费用，增加企业负担的乱检查行为：

（一）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

（二）要求或暗示企业为各类基金出资或要求企业提供各类赞助、资助、捐赠的；

（三）要求或暗示企业提供担保的；

（四）要求或暗示企业参加法律、法规规定以外各种保险的；

（五）要求或暗示企业刊登广告和订购报刊、杂志、书籍、音像制品的；

（六）要求或暗示企业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和不必要的会议，并收取费用的；

（七）要求或暗示企业参加无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各类培训、考核，并收取费用的；

（八）将应由企业自愿接受的咨询、评估、检测等中介服务变为强制性服务，向企业收取费用或硬性要求企业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指定服务的；

（九）将行政管理职责变为有偿服务并收取费用的；

（十）违反规定要求企业无偿提供劳务或强行公益性义务劳动变为向企业摊派财物的；

（十一）占用或变相占用企业的房产、车辆等财物的；

（十二）接受企业宴请或提供的娱乐服务的；

（十三）接受企业支付的不应当由企业开支的差旅费、通讯费、旅游费、餐饮费、会议费、修车费、医疗费、购物费等费用及接受企业提供的任何馈赠、报酬、福利待遇等；

（十四）为本人、亲友或他人谋取利益的；

（十五）借检查之机非法转嫁费用，增加企业负担的其他行为。

第十条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时，发现企业有违法行为的，要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涉嫌构成犯罪的，要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时向司法机关移送。企业的违法行为属其他行政机关管辖的，应立即书面通知并移交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处理。

第十一条行政机关对企业检查结束后，应向受检企业提供《**县行政机关涉企检查信息反馈单》一式二份。《**县行政机关涉企检查信息反馈单》由受检企业填写，并由受检企业直接送达或邮寄至县经贸委、监察局，行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加以干涉。

第十二条行政机关对企业检查结束后，应将对企业的检查情况予以记录，由所有检查人员签字后存档。公众有权查阅检查记录。行政执法机关要以季度为单位，将对企业实施的检查进行汇总，填写《**县行政机关涉企检查汇总表》于次季度第一个月的10日之前报送县经贸委和县监察局。

第十三条对行政机关违反本制度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县经贸委、监察局进行投诉和举报。

第十四条县经贸委和县监察局对《**县行政机关涉企检查信息反馈单》反馈的问题和投诉、举报，要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五条县经贸委、监察局要对行政机关涉企业检查情况进行定期抽查或全面检查，必要时可到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对行政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要及时予以纠正，并对行政机关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

（一）无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对企业进行检查的；

（二）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不对企业进行检查的；

（三）对企业存在的违法行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

（四）企业的违法行为属其他行政机关管辖，不按规定移交相应处理行政机关的；

（五）发现企业有违法行为且属本机关管辖，但未做任何处理的；

（六）对企业的违法行为只给予行政处罚，但未予以纠正的；

（七）其他行政机关对企业的同一违法行为已给予罚款又向企业下达罚款决定的；

（八）企业的违法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未按《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向司法机关移送的；

（九）违反本制度借检查之机向企业转嫁费用、增加企业负担的。

第十六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企业检查行为违反本制度的，按《**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的规定追究责任；涉嫌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监护制度范文篇3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职业健康监护主要包括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等内容。

职业健康检查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和应急的健康检查。

第三条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制度，保证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落实。

第四条用人单位应当组织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劳动者接受职业健康检查应当视同正常出勤。

第五条职业健康检查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从事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以下简称体检机构）承担。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应当客观、真实，体检机构对健康检查结果承担责任。

第六条用人单位应当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

第七条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孕期、哺乳期的女职工从事对本人和胎儿、婴儿有危害的作业。

第八条用人单位应当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定期职业健康检查。

发现职业禁忌或者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应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

对需要复查和医学观察的劳动者，应当按照体检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其复查和医学观察。

第九条用人单位应当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用人单位对未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发生分立、合并、解散、破产等情形的，应当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健康检查，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妥善安置职业病病人。

第十条用人单位对遭受或者可能遭受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应当及时组织进行健康检查和医学观察。

第十一条体检机构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应当按规定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通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用人单位对疑似职业病病人应当按规定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按照体检机构的要求安排其进行职业病诊断或者医学观察。

第十二条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和医学观察的费用，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职业健康检查应当根据所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类别，按《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及周期》的规定确定检查项目和检查周期。需复查时可根据复查要求相应增加检查项目。

第十四条职业健康检查应当填写《职业健康检查表》，从事放射性作业劳动者的健康检查应当填写《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检查表》。

第十五条体检机构应当自体检工作结束之日起30日内，将体检结果书面告知用人单位，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

发现健康损害或者需要复查的，体检机构除及时通知用人单位外，还应当及时告知劳动者本人。

第十六条体检机构应当按统计年度汇总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并将汇总材料和患有职业禁忌证的劳动者名单，报告用人单位及其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

第十七条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二）相应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

（三）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

（四）职业病诊疗等劳动者健康资料。

第十八条用人单位应当按规定妥善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第十九条劳动者有权查阅、复印其本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有权索取本人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无偿提供，并在所提供的复印件上签章。

第二十条用人单位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及本办法的规定，未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或者未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用人单位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及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或者造成健康损害后果的，可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

（二）安排未成年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

（三）安排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从事对本人和胎儿、婴儿有危害作业的；

（四）安排有职业禁忌证的劳动者从事所禁忌的作业的。

第二十二条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及本办法的规定，医疗卫生机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职业健康检查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第二十三条承担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及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取消其相应的资格；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出批准范围从事职业健康检查的；

(二)不按规定履行法定职责的；

监护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监护制度立法,现状评价,完善构想,合法保障

监护作为民法体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关系着未成年人和处于特殊情况下的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监护制度的缺漏会导致诸多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现有的监护制度,国家公权力的作用日益彰显。

一、对我国现行监护制度立法的现状评价

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从《民法通则》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诸多规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因素。它注意到了我国的国情,基本上形成了我国的监护法,使未成年人及精神病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比如在对监护人的顺序的规定上,考虑了血缘关系的远近、注重了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及有识别能力的被监护人的意愿等。但是,其内容虽然涉及监护人的资格、监护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等项规定,但由于《民法通则》本身的立法体例、条文数目的局限,由于当时“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以及制定《民法通则》时的社会生活条件、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监护制度的规定既过于原则、笼统,又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其立法简单、粗略,带有很大的权宜性,缺乏足够的严密性和系统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体意识、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家庭观念却逐渐弱化。现有的内容简单、操作性较差的监护制度在诸多方面已难以适应我国目前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发展状况,种种缺陷与不足的存在很容易使监护制度的规定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无人监护或监护不力的情况,进而影响了监护制度作用的发挥。可见,由于监护制度的先天不足及客观情况的变化,监护立法的完善势在必行。

首先,完善监护法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监护立法存在的诸多原则性规定、立法空白及缺陷,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极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在我国目前的司法队伍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的情况下,赋予其如此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实际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台湾学者王伯琦教授曾指出:“执法者,无论其为司法官或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惟恐其不知科学,不患其拘泥逻辑,惟恐其没有概念。”(1)所以,我们要加强法律的科学性、逻辑性,建立一套概念清晰、性质明确、体系健全的监护法律制度,以从立法上堵塞漏洞,防止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其次,完善监护法是现实生活的需要。现代社会人们的家庭观念日渐开放,大家庭分化,仅仅靠家庭内部解决对需要保护之人的照料问题已不现实。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私有财产越来越丰富,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也会通过接受继承、接受赠与等方式获得自己独立的财产,这个特殊群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生活。在目前我国存在着的大量的流浪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精神病人以及残疾人,民政部门为遣返这些流浪儿童、精神病和痴呆病人,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这都对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客观的要求。

二、我国监护制度立法的完善构想

(一)关于监护的性质

1.单独设立并完善亲权制度,明确亲权概念,把亲权与监护权严格分开。综观各国民事立法,如《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均用专门的章节分别规定监护权与亲权,明确各自的适用范围和界限,相互配合、协调地共同作用于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我国监护与亲权的混合重叠之原因就在于我国没有独立的亲权制度。未来民事立法应完善并统一关于亲权的规范,建立严谨的独立的亲权制度。明确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亲权人和成年精神病子女的监护人,而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是亲权的补充,是对亲权的延伸和救济。将亲权与监护分别独立规定,从而建立逻辑严密的充分保护行为能力欠缺者权益的监护和亲权立法,达到监护制度与亲权制度的协调运用。

2.明确规定监护的性质。监护是权利还是义务,这是必须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我国监护法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含混不清的,态度的不明朗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困难,有人以放弃监护权为由推卸责任,也有人以行使权利为由滥用监护权,导致了被监护人利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等种种情形。为了在将来的民事立法中弥补这个缺陷,应该从理论上明确,监护是与被监护人有着某种特殊的身份关系的人的一种社会职责,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的过程中,一方面负有必须履行监护各项职责的义务,另一方面还享有相应的如辞任权、报酬请求权等权利,法律要保护监护人的这些权利。

(二)关于监护的种类和监护的设定

1.在立法上明确规定遗嘱监护的设立方式。德国、日本、法国、瑞士等国的民法典,以及英国、美国等判例法国家均承认遗嘱指定,且赋予其优先的效力。我国监护立法只规定了法定监护、指定监护和协议监护,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遗嘱监护却未予确认。父母作为与子女有最近的血缘关系的人,他选择的监护人应该是对其子女最有利、最合适的人,他(她)的遗嘱指定应该是最接近于亲权的。民法典可以规定,只要该指定是出自享有亲权的被监护人的死父或母的真实意思(已成年的精神病人的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由于没有亲权,不能为被监护人指定监护人),被指定的人也同意做监护人(亲权人不得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他人,被指定人若不愿意也不能很好地保护被监护人利益),且该指定不违反有关的法律规定(父或母不能用遗嘱取消母或父的亲权而另立监护人,除非对方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不能行使亲权),对被监护人亦无不利,那么这种遗嘱监护应具法律效力,监护关系成立。

2.明确规定协议监护的形式、内容及有效条件。协议监护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应该符合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首先,作为协议监护当事人的必须是依法对被监护人有监护资格的人;其次,当事人必须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再次,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内容必须根据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商定;最后,被监护人有识别能力的还应征求被监护人的意见。

3.关于几种监护形式之间的关系。遗嘱指定的监护人为第一顺位的监护人,其次是协议监护、法定监护、有关机关的指定。基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深厚的爱护,法律赋予了其亲权,父母也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为其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这种监护更接近于亲权的行使,应在法律上赋予其优先的效力。德国、瑞士、英、美、日本等国家都是如此,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缩小法定监护,扩大协议监护、指定监护特别是遗嘱指定以及监护法院、监护行政机关指定的适用范围。

(三)关于监护的机构

1.设立专门的监护监督机关,制定严格的监督制度。监护人虽然是与被监护人有某种亲属关系的人,但其毕竟不同于亲权人,这种关系决定了法律要对监护人进行必要的、与对亲权人相比更为严密的监督,以防止侵犯被监护人利益情况的出现。另外,监护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客观情况难免会发生变化,为了随时随地地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监护监督机构的设立是非常必要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宜由对被监护人情况比较了解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村)民委员会来行使监护监督权。对此,法律应明确规定,改变目前的监护人自动走马上任的做法,法定监护人、遗嘱监护人、协议监护人、指定监护人都应在就任前到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村)民委员会备案,以方便居(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当监护人不胜任、不称职或者有违反职责、侵犯被监护人利益的行为时,居(村)民委员会应及时向法院报告,法院经审查后可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2)没有担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的其他亲属也有权协助居(村)民委员会对监护情况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包括对监护人行使监护权、履行监护义务的监督,定期或不定期的对监护人管理被监护人财产的情况进行检查,当监护关系终止或解除时进行清算。

2.设立明确的监护保障机关。监护人难找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界的难题之一。因为按照现行监护法,监护人在履行监护的各种职责的同时还要担负扶养被监护人的各种费用,这就增加了基于亲情或道义愿意承担监护责任而与被监护人本来并没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亲属、朋友的经济负担和担当监护人的思想顾虑。笔者认为,应该规定由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特殊情况下的被监护人的生活费用并支付监护人报酬。在亲情和道义的基础上再加上利益的鼓励与保障,使该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监护保障机构宜由民政部门担任,费用可考虑由未成年人父母的所在单位、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和国家财政共同解决。

3.取消对未成年人父母的所在单位、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住所地的居(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的监护人职责的规定。因为这些企事业、行政机关、群众基层组织在承担生产、教育文化科研医疗等活动以及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同时,还要去负责本单位职工及其子女的监护任务,他们很难有专人从事对本单位职工的未成年子女或精神病职工的监督保护工作,其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并且这条规定在实际生活中也形同虚设。同时,可以考虑在法院中设立专门管理亲属、继承、监护等方面事务的法庭,代表国家对监护事务进行统一管理,扩大法院在监护事务中的职权范围。

(四)关于监护的内容

1.明文规定监护人享有的监护权的各项具体内容,真正作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了更好的保证监护人圆满地完成监护职责,有必要赋予监护人相应的、明确具体的监护权。监护人除了有对被监护人进行人身及财产方面监护的权利和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外,还应有明确的财产管理权、辞任权、报酬请求权等实质性的权利内容。首先是辞任权。监护作为亲权的延伸和补充,与亲权有着诸多的不同。监护人并不象亲权人一样必然对监护的对象存在着法律上的抚养义务。监护作为一种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社会职务,监护人应享有在有法定事由或有正当理由时经有关机关批准辞去或拒绝担任该职务的权利,这也可以避免由于监护人的原因而导致的对被监护人监护不力、影响被监护人权益等现象的出现。其次是报酬获取权。监护人与扶养人并不完全一致。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担任监护人的往往是与被监护人有扶养义务的近亲属,但也并不是绝对的。法律要区别有扶养义务的监护人与没有扶养义务的监护人,规定不同的权利和责任。为了调动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积极性,解决现实生活中找监护人难的问题,我们可以仿照其他国家的规定,赋予与被监护人没有法定的扶养义务的监护人以获报酬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靠精神上的鼓励而没有物质上的补偿可能很难调动没有法定扶养义务的监护人的积极性,最终影响被监护人的利益。当然,由于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往往有某种血缘关系或亲情关系,所以一般情况下监护人还是愿意履行监护义务的。只是法律应该增加并落实必要的监护人权益的规定,使监护人在履行监护义务的同时享受相应的权利,促进其认真履行监护职责,从而发挥监护制度应有的作用。

2.建立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完善法律责任承担的规定。首先,加强对监护人职责范围的规范,避免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利益情况的发生。为了便于对监护人进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避免和及时纠正侵犯被监护人利益的行为,应当建立监护报告制度。要求监护人定期向监护监督机关做出报告,如被监护人的健康、成长、教育、管理情况,被监护人财产收入支出及管理、修缮情况等。报告时间可定为一年一次。其次,民法通则第133条笼统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似有欠妥之处。被监护人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两种,担任不同类别的监护人,其责任当然也应有所区别。再次,我国监护制度存在着主体关系的复杂性与有监护资格的人的广泛性。可能承担监护职责的除了有法定的扶养义务之人外,也可能是无法定的扶养义务的其他公民,等等。这样,有抚养义务的人不一定担任监护人,担任监护人的也不一定是有抚养义务的人。对上述不同情况不加区分,一律规定由监护人承担被监护人的侵权后果,有失公平,也增加了实践中确定监护人的难度。民法典在确定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的监护责任时,应区别不同地位的监护人作出不同对待。

三、加强公法的介入,使监护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公法保障

由上所述,我国现行监护制度存在的诸多缺漏与缺乏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和干预密切相关。鉴于监护制度对整个社会良好运行所带来的影响,应该加强国家公权力在该制度中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公权力全面介入了监护人的资格及其选任、监护的开始、监护人履行职责情况、监护的设立、变更、终止等诸多方面。日本民法非常重视公权力在监护关系调整中的作用。如在监护人的设立方面,除父母遗嘱指定的监护人外都需要家庭裁判所选任。除了有家庭裁判所和监护监督人作为监护监督机构外,还有依照儿童福利法实施的公法的监督。德国也很重视未成年子女权益的保护,并对其作了细密的规定,而且修改后的德国民法更是加强了公权力对监护的监督。如德国民法设定了在没有适合于担任监护人的人选时,得指定青少年事务局担任公职监护;在依法需要有监护人的非婚生子女出生时,青少年事务局为其监护人等具体规定。(3)

综观各国监护立法,尤其在监护监督机构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大陆法系的日本、原联邦德国、法国等国的监护立法中均设立了监护监督人制度,如德国民法典第1792条规定设置监护监督人,辅助监护法院监督监护人;第1799条具体规定,监护监督人应注意监护人遵照其义务为监督,并将义务违反事项报告监护法院。另外,许多国家还另设监护行政官署及监护法院,代表国家处理监护事宜并行使监督权。如瑞士的监护官厅,原联邦德国的监护法院的监护法官,日本的国家裁判所等。可见,公权力对监护的介入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各国监护制度公权力介入的特点反映了现代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国家公权力已经介入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监护的对象,都是应该受到国家、社会着重保护的弱势群体。在该问题上,公权力的适当介入和干预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立法者的共识。当然,并不能由于强调公权力的介入就将监护置于公法领域,因为一方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监护人还是由与被监护人有血缘关系的人担任的,另一方面,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对所有丧失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监护责任,把监护制度置于私法领域,仍是一个现实和理性的选择。(4)

我国民法在对公权力介入监护问题上的规定有所欠缺。首先,法律上虽然规定了类似监护监督机构的内容,但很不完备。监督职责未落实到具体的部门,监督机构如何行使监督权也没有实质性的规定,对监护的监督形同虚设。其次,由于没有明确地认定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标准,给监护人不履行监护义务或滥用监护权留下了可乘之机。再次,法律上也没有监护的保障机构,使处于特殊情况下的需受监护之人不能得到监护的保护。这些立法漏洞的存在直接引起了监护人难以落实、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侵犯被监护人利益等问题的出现,影响了监护制度立法目的的达成。本文认为,适当加强对监护制度的公法介入有望使这些社会问题得到缓解。其中包括:明确监护的监督机构,设立监护的保障机构,由国家来承担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丧失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监护费用,减轻与被监护人没有法律上的扶养义务的监护人的监护责任,从而避免监护人难找、监护人难以负担费用等问题的出现。

注释: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4):140.

〔2〕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76.

监护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监护制度立法,现状评价,完善构想,合法保障

监护作为民法体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关系着未成年人和处于特殊情况下的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监护制度的缺漏会导致诸多社会问题,进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现有的监护制度,国家公权力的作用日益彰显。

一、对我国现行监护制度立法的现状评价

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从《民法通则》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诸多规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因素。它注意到了我国的国情,基本上形成了我国的监护法,使未成年人及精神病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比如在对监护人的顺序的规定上,考虑了血缘关系的远近、注重了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及有识别能力的被监护人的意愿等。但是,其内容虽然涉及监护人的资格、监护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等项规定,但由于《民法通则》本身的立法体例、条文数目的局限,由于当时“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以及制定《民法通则》时的社会生活条件、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监护制度的规定既过于原则、笼统,又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其立法简单、粗略,带有很大的权宜性,缺乏足够的严密性和系统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体意识、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家庭观念却逐渐弱化。现有的内容简单、操作性较差的监护制度在诸多方面已难以适应我国目前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状况,种种缺陷与不足的存在很容易使监护制度的规定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无人监护或监护不力的情况,进而影响了监护制度作用的发挥。可见,由于监护制度的先天不足及客观情况的变化,监护立法的完善势在必行。

首先,完善监护法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监护立法存在的诸多原则性规定、立法空白及缺陷,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极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在我国目前的司法队伍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的情况下,赋予其如此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实际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学者王伯琦教授曾指出:“执法者,无论其为司法官或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惟恐其不知,不患其拘泥逻辑,惟恐其没有概念。”(1)所以,我们要加强法律的科学性、逻辑性,建立一套概念清晰、性质明确、体系健全的监护法律制度,以从立法上堵塞漏洞,防止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其次,完善监护法是现实生活的需要。社会人们的家庭观念日渐开放,大家庭分化,仅仅靠家庭内部解决对需要保护之人的照料问题已不现实。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私有财产越来越丰富,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也会通过接受继承、接受赠与等方式获得自己独立的财产,这个特殊群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生活。在目前我国存在着的大量的流浪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精神病人以及残疾人,民政部门为遣返这些流浪儿童、精神病和痴呆病人,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这都对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客观的要求。

二、我国监护制度立法的完善构想

(一)关于监护的性质

1.单独设立并完善亲权制度,明确亲权概念,把亲权与监护权严格分开。综观各国民事立法,如《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均用专门的章节分别规定监护权与亲权,明确各自的适用范围和界限,相互配合、协调地共同作用于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我国监护与亲权的混合重叠之原因就在于我国没有独立的亲权制度。未来民事立法应完善并统一关于亲权的规范,建立严谨的独立的亲权制度。明确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亲权人和成年精神病子女的监护人,而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是亲权的补充,是对亲权的延伸和救济。将亲权与监护分别独立规定,从而建立逻辑严密的充分保护行为能力欠缺者权益的监护和亲权立法,达到监护制度与亲权制度的协调运用。

2.明确规定监护的性质。监护是权利还是义务,这是必须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我国监护法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含混不清的,态度的不明朗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困难,有人以放弃监护权为由推卸责任,也有人以行使权利为由滥用监护权,导致了被监护人利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等种种情形。为了在将来的民事立法中弥补这个缺陷,应该从上明确,监护是与被监护人有着某种特殊的身份关系的人的一种社会职责,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的过程中,一方面负有必须履行监护各项职责的义务,另一方面还享有相应的如辞任权、报酬请求权等权利,法律要保护监护人的这些权利。

(二)关于监护的种类和监护的设定

1.在立法上明确规定遗嘱监护的设立方式。德国、日本、法国、瑞士等国的民法典,以及英国、美国等判例法国家均承认遗嘱指定,且赋予其优先的效力。我国监护立法只规定了法定监护、指定监护和协议监护,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遗嘱监护却未予确认。父母作为与子女有最近的血缘关系的人,他选择的监护人应该是对其子女最有利、最合适的人,他(她)的遗嘱指定应该是最接近于亲权的。民法典可以规定,只要该指定是出自享有亲权的被监护人的死父或母的真实意思(已成年的精神病人的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由于没有亲权,不能为被监护人指定监护人),被指定的人也同意做监护人(亲权人不得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他人,被指定人若不愿意也不能很好地保护被监护人利益),且该指定不违反有关的法律规定(父或母不能用遗嘱取消母或父的亲权而另立监护人,除非对方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不能行使亲权),对被监护人亦无不利,那么这种遗嘱监护应具法律效力,监护关系成立。

2.明确规定协议监护的形式、内容及有效条件。协议监护是一种双律行为,应该符合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首先,作为协议监护当事人的必须是依法对被监护人有监护资格的人;其次,当事人必须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再次,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内容必须根据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商定;最后,被监护人有识别能力的还应征求被监护人的意见。

3.关于几种监护形式之间的关系。遗嘱指定的监护人为第一顺位的监护人,其次是协议监护、法定监护、有关机关的指定。基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深厚的爱护,法律赋予了其亲权,父母也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为其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这种监护更接近于亲权的行使,应在法律上赋予其优先的效力。德国、瑞士、英、美、日本等国家都是如此,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缩小法定监护,扩大协议监护、指定监护特别是遗嘱指定以及监护法院、监护行政机关指定的适用范围。

(三)关于监护的机构

1.设立专门的监护监督机关,制定严格的监督制度。监护人虽然是与被监护人有某种亲属关系的人,但其毕竟不同于亲权人,这种关系决定了法律要对监护人进行必要的、与对亲权人相比更为严密的监督,以防止侵犯被监护人利益情况的出现。另外,监护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客观情况难免会发生变化,为了随时随地地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监护监督机构的设立是非常必要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宜由对被监护人情况比较了解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村)民委员会来行使监护监督权。对此,法律应明确规定,改变目前的监护人自动走马上任的做法,法定监护人、遗嘱监护人、协议监护人、指定监护人都应在就任前到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村)民委员会备案,以方便居(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当监护人不胜任、不称职或者有违反职责、侵犯被监护人利益的行为时,居(村)民委员会应及时向法院报告,法院经审查后可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2)没有担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的其他亲属也有权协助居(村)民委员会对监护情况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包括对监护人行使监护权、履行监护义务的监督,定期或不定期的对监护人管理被监护人财产的情况进行检查,当监护关系终止或解除时进行清算。

2.设立明确的监护保障机关。监护人难找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界的难题之一。因为按照现行监护法,监护人在履行监护的各种职责的同时还要担负扶养被监护人的各种费用,这就增加了基于亲情或道义愿意承担监护责任而与被监护人本来并没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亲属、朋友的经济负担和担当监护人的思想顾虑。笔者认为,应该规定由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特殊情况下的被监护人的生活费用并支付监护人报酬。在亲情和道义的基础上再加上利益的鼓励与保障,使该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监护保障机构宜由民政部门担任,费用可考虑由未成年人父母的所在单位、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和国家财政共同解决。

3.取消对未成年人父母的所在单位、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住所地的居(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的监护人职责的规定。因为这些企事业、行政机关、群众基层组织在承担生产、文化科研医疗等活动以及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同时,还要去负责本单位职工及其子女的监护任务,他们很难有专人从事对本单位职工的未成年子女或精神病职工的监督保护工作,其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并且这条规定在实际生活中也形同虚设。同时,可以考虑在法院中设立专门管理亲属、继承、监护等方面事务的法庭,代表国家对监护事务进行统一管理,扩大法院在监护事务中的职权范围。

(四)关于监护的

1.明文规定监护人享有的监护权的各项具体内容,真正作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了更好的保证监护人圆满地完成监护职责,有必要赋予监护人相应的、明确具体的监护权。监护人除了有对被监护人进行人身及财产方面监护的权利和受保护的权利外,还应有明确的财产管理权、辞任权、报酬请求权等实质性的权利内容。首先是辞任权。监护作为亲权的延伸和补充,与亲权有着诸多的不同。监护人并不象亲权人一样必然对监护的对象存在着法律上的抚养义务。监护作为一种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职务,监护人应享有在有法定事由或有正当理由时经有关机关批准辞去或拒绝担任该职务的权利,这也可以避免由于监护人的原因而导致的对被监护人监护不力、被监护人权益等现象的出现。其次是报酬获取权。监护人与扶养人并不完全一致。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担任监护人的往往是与被监护人有扶养义务的近亲属,但也并不是绝对的。法律要区别有扶养义务的监护人与没有扶养义务的监护人,规定不同的权利和责任。为了调动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积极性,解决现实生活中找监护人难的,我们可以仿照其他国家的规定,赋予与被监护人没有法定的扶养义务的监护人以获报酬权。在市场条件下,仅靠精神上的鼓励而没有物质上的补偿可能很难调动没有法定扶养义务的监护人的积极性,最终影响被监护人的利益。当然,由于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往往有某种血缘关系或亲情关系,所以一般情况下监护人还是愿意履行监护义务的。只是法律应该增加并落实必要的监护人权益的规定,使监护人在履行监护义务的同时享受相应的权利,促进其认真履行监护职责,从而发挥监护制度应有的作用。

2.建立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完善法律责任承担的规定。首先,加强对监护人职责范围的规范,避免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利益情况的发生。为了便于对监护人进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避免和及时纠正侵犯被监护人利益的行为,应当建立监护报告制度。要求监护人定期向监护监督机关做出报告,如被监护人的健康、成长、、管理情况,被监护人财产收入支出及管理、修缮情况等。报告时间可定为一年一次。其次,民法通则第133条笼统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似有欠妥之处。被监护人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两种,担任不同类别的监护人,其责任当然也应有所区别。再次,我国监护制度存在着主体关系的复杂性与有监护资格的人的广泛性。可能承担监护职责的除了有法定的扶养义务之人外,也可能是无法定的扶养义务的其他公民,等等。这样,有抚养义务的人不一定担任监护人,担任监护人的也不一定是有抚养义务的人。对上述不同情况不加区分,一律规定由监护人承担被监护人的侵权后果,有失公平,也增加了实践中确定监护人的难度。民法典在确定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的监护责任时,应区别不同地位的监护人作出不同对待。

三、加强公法的介入,使监护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公法保障

由上所述,我国现行监护制度存在的诸多缺漏与缺乏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和干预密切相关。鉴于监护制度对整个社会良好运行所带来的影响,应该加强国家公权力在该制度中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公权力全面介入了监护人的资格及其选任、监护的开始、监护人履行职责情况、监护的设立、变更、终止等诸多方面。日本民法非常重视公权力在监护关系调整中的作用。如在监护人的设立方面,除父母遗嘱指定的监护人外都需要家庭裁判所选任。除了有家庭裁判所和监护监督人作为监护监督机构外,还有依照儿童福利法实施的公法的监督。德国也很重视未成年子女权益的保护,并对其作了细密的规定,而且修改后的德国民法更是加强了公权力对监护的监督。如德国民法设定了在没有适合于担任监护人的人选时,得指定青少年事务局担任公职监护;在依法需要有监护人的非婚生子女出生时,青少年事务局为其监护人等具体规定。(3)

综观各国监护立法,尤其在监护监督机构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大陆法系的日本、原联邦德国、法国等国的监护立法中均设立了监护监督人制度,如德国民法典第1792条规定设置监护监督人,辅助监护法院监督监护人;第1799条具体规定,监护监督人应注意监护人遵照其义务为监督,并将义务违反事项报告监护法院。另外,许多国家还另设监护行政官署及监护法院,代表国家处理监护事宜并行使监督权。如瑞士的监护官厅,原联邦德国的监护法院的监护法官,日本的国家裁判所等。可见,公权力对监护的介入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各国监护制度公权力介入的特点反映了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国家公权力已经介入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监护的对象,都是应该受到国家、社会着重保护的弱势群体。在该问题上,公权力的适当介入和干预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立法者的共识。当然,并不能由于强调公权力的介入就将监护置于公法领域,因为一方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监护人还是由与被监护人有血缘关系的人担任的,另一方面,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对所有丧失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监护责任,把监护制度置于私法领域,仍是一个现实和理性的选择。(4)

我国民法在对公权力介入监护问题上的规定有所欠缺。首先,法律上虽然规定了类似监护监督机构的内容,但很不完备。监督职责未落实到具体的部门,监督机构如何行使监督权也没有实质性的规定,对监护的监督形同虚设。其次,由于没有明确地认定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标准,给监护人不履行监护义务或滥用监护权留下了可乘之机。再次,法律上也没有监护的保障机构,使处于特殊情况下的需受监护之人不能得到监护的保护。这些立法漏洞的存在直接引起了监护人难以落实、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侵犯被监护人利益等问题的出现,影响了监护制度立法目的的达成。本文认为,适当加强对监护制度的公法介入有望使这些社会问题得到缓解。其中包括:明确监护的监督机构,设立监护的保障机构,由国家来承担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丧失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监护费用,减轻与被监护人没有法律上的扶养义务的监护人的监护责任,从而避免监护人难找、监护人难以负担费用等问题的出现。

注释: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4):140.

〔2〕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76.

监护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监护、亲权、监督机构

监护制度，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民事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履行监护职责的监督保护人为监护人，受到监督和保护的人是被监护人。监护制度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监护人必须具有监护能力，即监护人既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又应有管制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能力；二是被监护人是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三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存在着人身关系或组织关系，即亲属、朋友或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四是监护的内容是监督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现今各国所设立的监护制度，“无不以未成年人或无能力人之身体及财产的保护，监督为其目的”。我国目前有关监护的立法主要见于《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一、二节及第六章第三节中，内容涉及监护人的资格、监护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等规定，但囿于通则体例自身及通则规定时社会生活条件与认识水平的局限，通则对于监护的规定既过于原则、笼统，又带有计划经济的浓厚色彩，因此在诸多方面难以适应我国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发展，在实际中可操作性也比较差。为了更好的实现监护制度的目的，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就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作一探讨。

一、应正确区分亲权与监护权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与民法理论中，亲权是指父母持有的对未成年人子女保护和教养的权利义务。亲权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既存的亲子关系而产生的，为权利义务的统一体，由父母共同行使或承担。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的照管与处分即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存在。而监护是指对无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的未成年人及部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根据法律的规定，设置监护人予以监督、保护的制度。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之间虽存在某些联系甚至类似之处，如对无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的未成年人而言，监护乃为亲权的延续与补充，但二者仍有诸多不同：⒈立法不同。亲权立法采取的是放任主义，法律对父母持放任态度，因此，立法对亲权的限制较少；而监护立法采取的是限制主义，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尽管存在某种亲属关系，或其他社会关系，但毕竟较为疏远，而被监护人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因此，立法对监护人的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⒉性质不同。亲权的基础是建立于血缘纽带之上的亲子关系，以深厚的情感因素为特色，因而亲权不仅包含了父母抚养、保护子女的义务，也包含着父母教养子女与管理处分财产的权利，如父母对还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子女的婚姻的否定权，即是一种权利的体现。而监护并不强制要求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理性多于情感。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法律对于监护人义务的规定也就必然多于权利的规定，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只有义务的规定而无实质性的权利规定。有基于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监护实际上应当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⒊权利和义务的内容不同。⑴亲权人有权使用子女的财产，并基于使用而获得利益，同时还有权为了子女的利益而处分子女的财产，而亲权以外的监护人除非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否则不得随意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使用这类财产获得的利益应归之于被监护人。非经法定程序，更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尤其是不动产。如果监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了被监护人的财产或款项，应支付租金或利息。⑵亲权人对子女负有抚养的义务，而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不负有抚养义务，监护人可就其监护活动请求报酬。

由此可见，亲权与监护差别甚大，亲权是父母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监护主要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主要是父母已亡或丧失亲权能力的未成年人及成年的精神病人）设立的义务职责。但在我国民法中未能严格区分亲权与监护，关于监护的规定中也涉及到亲权的内容，这种合并的规定，既不合理又牺牲了立法的科学性。比较起来，亲权具有较强的权利性，如果说亲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综合体，监护则纯粹是义务与职责，将二者合并起来就难免把亲权的权利色彩带进了监护中，使监护被认为是权利了。其后果往往是导致某些监护人任意“放弃”监护权或滥用监护权，而法律对此却无能为力。同时，把监护看作亲权，在立法上就会对监护采取放任主义的原则，使监护人行使监护权处于无人监督无人限制之下，使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处于极不利的境地。所以为防止监护人被滥用，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及维护社会的稳定，应改变体例将监护法编入亲属法中，并将监护与亲权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加以规定，尤其应明确监护的性质，使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义务，监护人除有法律规定的正当理由并履行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推却这一义务的负担。

二、应适当调整监护的种类

监护的种类是监护制度的重要的内容。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主要是两种形式即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法定监护是指由法律直接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人员为监护人的监护，如《民法通则》第16条和第17条的规定。指定监护是指没有法定监护人，或者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有关部门或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的监护。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除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之外，还规定有遗嘱监护的设立形式。如：德国、日本、瑞士等国的民法典，以及英国、美国等判例法国家均承认遗嘱指定监护人具有悠闲效力。

而从我国《民法通则》〈意见〉的规定看，虽然，我国也有遗嘱设立监护人的情况，但不能称其为一种形式。因为，遗嘱设立的监护没有优先效力，只要有争议便被推翻。为此，笔者认为，为了使被监护人的利益得到及时的保护，鉴于我国尚无专门的监护监督机构的实际，在监护制度中确认遗嘱监护的设立形式，是非常必要的。所谓遗嘱监护是指父母在生前设立遗嘱对未成年人子女由谁监护所作的指定。用遗嘱方式来设立监护人应符合一定的条件，监护关系才能成立。条件有：第一，只有未成年人的父母才能通过遗嘱为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而不能通过遗嘱为已成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指定监护人，也不能由父母以外的法定监护人来指定；第二，被遗嘱指定的公民同意做监护人。因为法律面前公民是平等的，任何一个公民都无权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他人，而且，如果被遗嘱指定的公民不愿担任监护人，那就不能很好的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有损监护制度的初衷；第三，父母中的一方不能用遗嘱取消另一方的监护资格，除非另一方没有监护能力。

除法定监护、指定监护、遗嘱监护外，为更好的保护、监督被监护人，还应允许委托监护的存在，但其性质不同于前三者。所谓委托监护是指，具有正当理由的法定监护人，指定监护人或遗嘱监护人，委托他人在一定期限内代为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如未成年人的父母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与被监护人共同生活，而委托亲属、朋友或者有关单位如幼儿园、学校代为行使全部或部分监护职责的情况。在这里必须指出，委托监护仅仅是监护职责的部分或全部的转移，原监护关系不变，被监护人若造成他人损害，监护人仍要承担全部责任。这体现了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负责态度。

监护的种类如此繁多，那如何确定采用何种形式呢？笔者认为：首先，遗嘱监护若能有效成立，则应优先于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其次，如无遗嘱监护的，则适用法定监护的形式，按顺序担任；再次，如无遗嘱监护，但同一顺位法定监护人之间有争议的或无法定监护人时，则适用指定监护的形式。同时，以遗嘱监护、法定监护或指定监护的方式确定的监护人，因正当理由，还可与他人签订委托合同，由他人代为行使监护职责，从而适用委托监护。

三、应具体合理地规定监护的内容

监护的内容一般分为监护事务与监护责任等部分。监护事务又可分为人身的监护与财产的监护。鉴于监护和亲权的联系和区别，许多国家（地区）均对人身监护作了补充性的具体规定。如日本民法规定，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的人身具有与亲权人相同的权利义务，但若变更行使亲权人确定的教育方法及居所、将未成年人送入惩戒场等时，应经监护监督人同意。而关于未成年人财产的保护，各国（地区）的规定更为详尽，主要包括监护人就任时须造具未成年人财产目录（清单）的规定、监护人定期的财产状况报告的规定等。如澳门民法典规定，监护人应负责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承租未成年人的不动产、取得未成年人的财产权、为未成年人订立义务性合同等，均需经法院允可后方可为之。反观我国《民法通则》。仅在第18条中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这种概括性的规定，不仅难以操作，而且不利于明确监护人的权利义务，因而难以起到保障被监护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实现监护制度的目的，笔者建议：在人身监护方面，应设置监护监督人，以确实执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的规定。在财产监护方面，应建立财产帐册制度，作为被监护人接受监护时的财产状况的证据，从制度上保障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其一，监护人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从速制作被监护人的财产清单，确定应保护的财产范围。同时，制作财产清单的过程应由监督机关在场见证，被监护人有大宗财产的，该清单应由公证部门公证。其二，监护人要用法律允许的手段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要做到被监护人的财产不用管理行为而减少，却可因其运用合法的管理使其增值。其三，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大宗财产时，必须取得监护监督机关的同意。其四，监护监督机关在监护人就职之初，应与监护人预定每年的生活、教育、医疗、养护及财产管理、监护人的报酬等需要消费的金额数目，并随时或定期要求监护人报告费用的支出情况。其五，监护人解除监护职务时，应对照原来的财产帐册，清点被监护人的财产，并将这些财产交给已取得行为能力的被监护人或继任的新监护人。被监护人的财产无正当理由遭受损失的，监护人应当负责赔偿。

监护责任即指监护人的责任。就责任的范围而言，监护人的责任可有狭义上与广义上的责任划分。前者仅指监护人的过错责任，如台湾民法规定，监护人在执行财产上的监护职务时，因过失致使被监护人的财产遭受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后者则包括监护人的过错责任及监护监督机关的过错责任。如德国民法规定，监护法院法官因过错造成被监护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应依职务侵害的规定承担责任。就立法体例而言，对于监护人的责任，有的国家（地区）采取的是概括规定的方式，有的则采取分别规定的方式，即对于监护人因过失造成被监护人人身、财产损害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采取的是概括式的、狭义的责任规定，这与通则未明确规定监护监督制有关。这种规定虽较为简明扼要，但失之笼统，仍有个难以操作的问题。因此，建议具体规定监护人的责任，并规定在监护期间，对监护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时，由监护监督人充当被监护人的人。至于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参鉴各国（地区）立法例，可定为五年，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自被监护人成年之日起计算。

四、应明确具体地规定监护人资格

规定监护人资格的目的在于使监护人能够胜任监护职责，故为各国（地区）监护立法的重点之一。通常的做法是规定监护人的消极资格，即凡人格缺格者均为“监护人之缺格”，不得充任监护人。如台湾民法规定，未成年人及禁治产人不得为监护人。

反观我国民法的规定，对监护人资格的规定存在重大缺陷，难谓合理，笔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⒈应具体界定监护能力的范围。监护人必须要有监护能力，这是取得监护资格的最基本条件，也是监护人担任监护职责的法律要求和设立监护制度的要义所在。我国《民法通则》仅笼统的规定监护人必须有监护能力，却没有具体说明何谓“有监护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通则》〈意见〉第11条对监护能力的司法解释也主要从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的生活上的联系情况等因素加以考虑，没有注意考察监护人的品行、文化水平、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除经济联系之外的其他关系的状况等因素，因而难以保证监护人能够真正担起监护职责或者阻却监护人的侵权行为，也不利于提高监护水平，以利于被监护人的成长。所以笔者建议，在监护制度中除了原则性规定监护能力外，还应列举规定哪些情况不具有监护能力或规定具有监护能力要具有那些要件。⒉应取消社会组织（如父母所在单位）作为监护人的规定。允许社会组织担任监护人，是极不科学的，缺乏可行性和合理性。体现在：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或单位是市场的主体，优胜劣汰。如果让企业担任监护人，那么企业就将既是商品生产者，又成了社会福利机构，这不仅严重背离了商品经济的规律，而且也使企业不堪重负，无法平等的参与市场竞争。因此，由企业作为监护人是不可行的。⑵国家机关是社会管理机构，担负着繁重的社会管理事务，同时国家机关并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因此，国家机关本身也不宜承担监护职责。其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亦应如此。⑶居民（村民）委员会都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本身既无资金，又无专职人员，根本无法承担监护职责，所以将二者作为监护人也是不合适的。由此，笔者认为，为了使监护人能够确定负担起监护之职，在监护制度中，还应取消法人、单位、居委会、村委会等作为监护人。

五、应设立专门系统的监护监督机构

我国民法虽然规定了监护监督机构的内容，但很不完备，也不尽合理。我国监护监督机关与监护权力机关是合二为一的，都是由居民（村民）委员会和法院这样的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充任，但由于其本身有更为重要的职能工作，监督工作又没有落实到具体的人或部门，这样的监督几乎形同虚设。因此笔者建议尽快设立独立的监护权力机关和监护监督机关及监护保障机关，并明确其职责分工，是监护制度有机构的保障，监护权力机关主要负责任免、更换监护人，并就监护中的重大事项（如被监护人的就学、就业等）做出决定，并有权对监护人的失职行为或滥用监护权的行为采取制裁措施。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可以在法院设置监护法官，专职负责处理有关监护方面的问题。监护监督机关是协助监护权力机关实施具体的监督活动。监督内容主要为：监督监护人是否认真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是否虐待被监护人；是否侵害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等等。行使这种监护监督职责的机关宜由被监护人所在地的居（村）民委员会设专人担任。这样无论是法定监护人、指定监护人还是遗嘱监护人，都应在居（村）民委员会登记备案。如果发现监护人不胜任或有违反其职责的行为，居（村）民委员会可以向法院报告，由法院撤消其监护人资格。由居（村）民委员会担任监护监督机关，其有利之处在于：居（村）民委员会就设在被监护人住所地，最了解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情况，便于迅速采取行动，这样，也可以减轻法院的负担。监护保障机关，在被监护人无财产或财产不足，又无对其有抚养义务的亲属或亲属无力抚养时，由监护保障机关负责被监护人的生活费用并支付监护人的报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监护保障机关宜由民政部门担任。公务员之家

六、应明确规定监护人的权利

为了缓和监护关系中权利义务失衡的冲突，应赋予监护人有报酬请求权、辞任或拒任权等权利。⒈明确规定监护人有报酬请求权。监护人履行了监护职责，尽了道义责任，也许会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和精神上的满足，但这远远不能对应其付出的劳动。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被监护人造成的财产损失监护人承担全部或部分赔偿责任，也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合理原则。所以，应给予监护人获得报酬的请求权，从而充分调动其履行职责的积极性。监护人获得报酬的途径可有两种：⑴被监护人有财产或有抚养义务人的，由被监护人或抚养义务人支付；⑵被监护人无财产的，监护人的报酬可由国家民政部门或社会保障机构适当负担。⒉明确监护人有辞任或拒任权。若监护人由于智力、体力相对欠缺或其他客观原因，而难以履行或适当履行监护职责时，法律应赋予其辞任或拒任权，这样，不仅调动了监护人的积极性，而且也有利于使被监护人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至于辞任或拒任的法定理由，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⑴年龄偏高（年满60周岁以上）；⑵长期卧病，缺乏监护能力；⑶已担任对两个以上被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或行使亲权；⑷正在服兵役。等等。

监护制度的完善不仅有利于保护和监督被监护人，维护其合法权益，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以，在现阶段，完善和发展监护制度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与法律的适应性和超前性相统一的。

注：

[1]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下），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885页。

[2]马玉龙：《我国监护制度中的几个问题》，《政法论坛》，1994年第2期，第58页。

[3]张贤钰：《婚姻家庭继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47页。

监护制度范文篇7

1.保护被监护人利益原则。监护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体现的是国家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因此，在被监护人与监护人或其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

2.国家干预原则。从监护制度的本质来看，监护是对无自我保护能力人设置的一种保护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国家向现代福利国家的转变，残疾人群、老人等弱势群体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获得生存利益，必须由国家形成社会保障与救济机制。

3.必要性原则。尽可能的减少对于当事人自由范畴的干预。必要性原则是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主要原则，它的提出在于保障身心障碍者的自我决定权。

4.补充性原则。指当被监护人有亲朋好友或被监护人自己选任了监护人，而且能够达到监护的目的时，法院应尊重被监护人的决定，不得强行为其选任监护人。该原则体现的是公权力对个人意愿的补充。由此看出，成年人监护是以充分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权，只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为其设置监护人以补充其行为能力的不足为指导思想。而反观我国现行的成年人监护，其仅由《民法通则》中的几个条文规定，而且基本没有对其内涵做过变动，在实践中也没有重视以上的原则。

二、国外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新动向

（一）德国成年人监护制度改革

1.废止禁治产宣告，更新了“监护”的基本概念。多年实践证明，禁治产宣告制度并没有达到维护精神病患者利益的初衷，相反其限制了本人的自我决定权，对本人尚存的意思能力不重视，这样就不可能保障本人的最大利益。

2.设立被保护者的保护支援机构。允许多个照护机关的存在而不是仅限于一人。奖励社会为此多设立一些慈善性的机构，法人也能因为监护法院的选任而成为照护人。

3.相关程序法上的修改。对照管人的选任应听取本人意见，尊重被照管人的意思。同时也整理并修改了民事诉讼法及非讼事件程序法部分内容，以统一的非讼事件程序法来取代。

（二）日本对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修改

1.在法定监护制度中，保护因精神障碍经常处于欠缺认识能力状态的人的“监护制度”、对行为能力显然不足的人的“保佐制度”和对行为能力不足的人的“辅助制度”代替“禁治产”、“准禁治产”。

2.本人的独立自主决定权得到重视。监护人主要是对本人进行日常生活的监护，即对本人的看护、生活、监护以及财产管理的“事务”，本人对自己日常生活所作的决定受到重视，并规定不得取消訛譹。

三、我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

（一）我国现行成年人监护制度状况

我国对成年人监护的规定来源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具体体现在第16-1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相关条文中,但仅仅是对监护制度的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其内容包括了对监护人的顺序和范围的规定、监护人的职责、被监护人的范围等。

（二）我国现行成年人监护制度之不足

1.对“成年人”的界定狭窄。《民法通则》中成年人的监护主要是针对成年精神病患者，但除精神病患者之外存在着许多需要被监护的弱势群体。我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老年化问题，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的意思能力会逐渐降低，严重的甚至可能丧失意志而成为事实上的无行为能力者。面对老年化问题，国家不得不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人身和财产进行监护。除开老年人，智力障碍者、身体严重残疾者也同样没有包括在需要被监护的成年人中。

2.缺少任意监护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监护制度都比较丰富，不仅包括法定监护、指定监护、遗嘱监护，还包括意定监护和选任监护。而我国的监护制度只包括了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其中以法定监护为主，在人权盛行的今天显然不能达到“对成年受保护人自我决定的尊重”的要求。任意监护制度的引入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种类。

3.成年人监护和未成年人监护未做区分。我国《民法通则》对监护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16-19条，规定过于笼统，成年人的监护和未成年人的监护并没有具体区分，更谈不上单独的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

四、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之完善

监护制度在立法技术上应该尽可能的科学，内容上尽可能的与国际接轨。所以，我国的监护制度在立法技术上应采用成年人监护和未成年人监护分别规定的立法体例。鉴于成年人监护与未成年人监护在指导思想、监护开始时间以及监护内容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分别立法将是必然的选择。笔者在分析我国现行监护制度之基础上，并借鉴国外相关立法体例，对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有以下思考：

（一）更新理念，引入先进的观念

引进维持身心障碍者生活的“正常化”以及“尊重自我决定权”的新理念。这些新理念在国外发达国家充分体现在法律条文中。民法作为私法，堪称人的权利宣言，是人权的保障书。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民法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之一。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以保护被监护人利益为核心,尊重其意思自治，让其能平等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不可因身心障碍而完全将其排除在民事活动之外，剥夺其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

（二）拓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适用范围

1.可以用“精神障碍者”取代我国法律上规定的“精神病人及痴呆症患者”，在称谓上避免歧视的嫌疑，充分尊重每一个公民的人格。

2.扩大被监护人范围。目前，许多西方国家都已经扩大了成年人的监护范围。我国也应该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扩大被监护人的范围，使更多需要被监护的成年人的利益得到保障。因此，除了精神病人外还应该包括有精神障碍者、精神耗弱者（包括老年人）、吸毒用毒成病者、智力障碍着、酗酒成病者、生活放荡人、挥霍浪费人以及嗜赌成性的人，根据适用人员的不同身心情况采取不同的监护措施。

（三）增加监护的种类，引入任意监护制度

根据现实社会的立法需求，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应由过去的法定监护为主变为法定监护与任意监护并存。高龄者完全可以在自己意志清晰的时候未雨绸缪，为自己选择值得信赖的监护人，主动保护自身的权益。

（四）修改监护人相关制度

1.明确监护人的资格及选任条件。在选定监护人时不仅仅只是考虑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情况、与被监护人生活上的联系情况，还应考虑监护人的人格因素，如人格品行、文化水平和生活习惯等。

2.设立临时监护人和临时监护制度。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法院或者监护监督人可指定或选任临时监护人，采取临时的监护措施：监护人因特殊事由而发生行使监护职责障碍；在成年人监护宣告之前，或者发生监护异议等訛譺。在所有的事由消失后，正常的监护制度的运作便可以得到恢复。

3.设置监护人的报酬权、任期及辞职权。目前我国对监护人报酬采用的无偿原则无法调动监护人的积极性，因此可以赋予监护人领取报酬的权利。同时应该规定监护的任期时限，如果监护人自愿则可以同意其连任。考虑到监护人的实际情况，若监护人有正当的理由则可以赋予监护人拒任的权利。

五、结语

监护制度范文篇8

英美法系国家成年人监护制度

美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根据本人是否同意而分为两大类:自愿性与非自愿性质。非自愿性质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就是无行为能力人监护，由无行为能力人的利害相关人申请，法院判断本人是否为无行为能力人，并为其指定监护人的法律程序。这一制度虽然是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措施，但在美国却被公认是剥夺公民权利最彻底的民事惩罚制度，被监护人的法律地位与死者相差无几，其修正趋势为:(1)无行为能力的判定标准;(2)判决程序的正义保障;(3)监护权限的执行与监督;(4)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1993年8月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又颁布实施《统一健康护理决定法令》，将原先的持续性制度从财产事务扩大到人身保护。英国的权授予制度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意定制度。即指本人在有意思能力时，可以预先选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然人或信托公司为人，并与其订立有关财产管理方面的契约。一旦本人丧失意思能力时，由该人依据契约向英国保护法院申请登记，并通知利害关系人。比如高龄者在自己意思能力还健全时，可以把自己将来的财产管理授权于自己信赖的人，如果将来自己面临痴呆状态时，人就能按照被人的意思代为管理其财产。

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成年人监护的立法现状《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试行)》的相关条例对监护人的资格、监护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作了相应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7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1．配偶;2．父母;3．成年子女;4．其他近配偶;5．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概括了监护人的职责为:(1)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2)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3)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4)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5)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6)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被监护人如果恢复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由人民法院做出撤销其监护的裁决时，监护关系终止;监护人不宜继续担任监护人或者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经查明事实，撤销监护人的资格，监护关系终止;如果被监护人死亡，监护自动终止。这些规定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二)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情况的变化，我国关于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其突出表现是立法观念落后、体系不完整和理论基础薄弱。首先，从立法观念上来看，我国民法为精神不健全的成年人设置的监护制度，不是以充分尊重障碍者的行为能力为核心的制度，而是以法律强行剥夺被监护人行为能力，代其进行意思表示的一种制度。之前，出于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对意思能力薄弱的障碍者采取强制措施，即不问其行为能力程度，都剥夺其行为能力。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人口的高龄化，人口高龄化使成年人监护制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高龄者的判断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衰弱，而传统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只有禁治产与准禁治产两种形式。前者的行为能力被全部剥夺，本人不能实施有效法律行为，由监护人代为实施;后者则限制本人的行为能力，其保护人对准禁治产人的民事行为仅有同意权而无权、撤销权。显然，这样的成年人监护制度有欠缺性，过于僵化。现在医学研究证明:除自然性的精神病人外，各种类型的精神障碍者仍有部分判断认知力。如间歇性精神障碍者，在其精神为常态时，仍能胜任基本的民事行为［5］。然而在法定监护制度下，一旦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人，原则上障碍者的所有民事法律关系皆由其监护人代为。当被监护人的意思与监护人不一致时，即便被监护人的意思是真实的，也是无效的。若是被宣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由于监护人的意思优先于被监护人，监护人可以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名义行使撤销权而使本人实施的行为归于无效。在此情况下，被监护人自主参与民事生活的意思表示不能有效实现。尤为甚者，在监护人的选任上，按我国的制度规定，以法定监护为主，公权力优先于被监护人的意思。在监护人的选定顺序上，武断地设计为以法定为唯一形式。如《民法通则》第17条规定:当国家公权力以法定形式选定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内心选定的不一致时，应适用法定监护，这种规定完全无视受监护人的意思表示，漠视被监护人的意思能力。现代国际社会已经在运用“保护智能障碍者本人”、“尊重本人的自己决定权”和“维护本人生活正常化”等理念进行成年人监护制度设计，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不断老化，为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我国对成年人监护制度进行设计也应围绕这些理念进行。其次，我国监护制度混淆了亲权人与监护人的权限。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二是兄姐;三是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可以承担监护责任。从以上规定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民法中父母只是作为监护人而非亲权人，这种规定混淆了监护权与亲权的界限，将亲权混同于监护权。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做法是民事立法上分别设立亲权、监护两种保护制度。在民法典亲属编中将亲权与监护各自独立成章分别加以规定，只有在未成年人没有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或者丧失亲权的情况下，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设立监护人，即把监护制度作为亲权的一种补充。《民法通则》的规定混淆了监护和亲权的界限，没有很好地达到保护被监护人的权利。再次，我国监护制度内容上存在很多不足。我国的监护制度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和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监护措施没有区分，轻视对轻度痴呆、智力障碍或精神障碍者的保护，监护范围过于狭窄。仅规定对精神病人的监护，缺乏对残疾(如聋、盲或哑等身体上的缺陷)成年人的保护，并且对监护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关。我国监护监督机关是居(村)民委员会和法院，但由于立法过于简单，没有对监督机构如何行使监督权做出实质性的规定，导致监督职责往往没有落实到具体的人或部门，监督机关的作用难以发挥。由于监督机制的软弱，现实中监护人利用监护权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此外，由于监督不到位，不少监护人往往怠于监护，结果造成社会上许多精神病人、老年流浪者到处游荡。另外，没有充分尊重受监护人的自我决定权。在判断监护人是否具备监护能力时，过多考虑监护人的身体情况、经济情况、与被监护人生活上的联系情况，而很少考虑监护人的个人品行、文化水平等人格因素。我国在监护人设立方式上，基本上采取的是放任主义，既没有监护人设立登记和撤销登记制度，也没有被监护人财产登记制度以及监护人的定期述职制度。公民担任监护人是由监护主管机关指定和法律直接规定。《民法通则》仅规定了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须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所在地居(村)民委员会同意，也就是说，除此以外的其他几类人担任监护人则处于放任状态，无须同意自然也就无人监督。而从各国监护立法看，无论设立监护人采用哪种方式，都必须得到监护主管机关的任命或承认。《德国民法典》甚至规定必须由监护法院授予监护任命书。我国在这方面尚待完善。最后，精神病人由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有很大的弊端。《民法通则》第16条第三款规定，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这种规定形式上似乎为每一位有民事行为能力缺陷的公民都设立了监护人，保护了其合法权益，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监护人确定的顺序中没有监护人时，可能会有其他愿意监护的人，这时单位应当对这个监护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而现实显示多数的单位都敷衍了事，事实上几乎没有单位设立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履行监护义务，单位监护实质上是个空泛的监护形式，这对被监护人今后的成长是不利的，从中看出单位组织充当监护人存在着不少问题，并不能实际履行监护职责，不利于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实行单位组织监护往往使未成年人的生活得不到应有的照顾，精神病人的治疗康复处于无人负责状态，有悖于设立监护制度的初衷。设立监护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使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得到照顾，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监护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石油化工企业；危险作业；安全监护

0引言

石油化工企业危险作业的安全性要求极高，在作业过程中，不仅要确保大型作业设备的安全运行，还要确保石油原材料的利用率最大化，确保石油化工企业作业的安全性与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在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下，结合先进的安全监护技术对作业全过程进行全方位地监护十分必要，结合安全监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石油化工企业危险作业安全监护工作概述

石油是一种重要的能源物质，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全球工业化速度逐步提升，对石油能源的需求量也在显著增加，石油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石油化工企业作业的危险性往往较高，确保石油化工企业危险作业的安全性不仅有利于确保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有利于提升石油化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于促进石油化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安全监护工作是石油化工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降低企业运行风险、提升企业效益的重要环节。石油化工企业的安全监护人员必须结合作业的全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对危险性作业的全过程进行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定量化的管理和监护，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采取完善的安全监护措施，确保作业过程的安全性，从而促进我国石油化工企业稳定发展。

2石油化工企业危险作业过程中常见的安全隐患

石油化工企业的作业环境较为复杂多变，使用的大型作业设备数量较多，作业周期相对较长，作业危险系数相对较高。目前，我国石油化工企业作业过程中依旧存在各种安全隐患，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石油化工企业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很多，只有对作业中的各种安全隐患进行分析，对作业过程进行全方位、科学化的监护和管理，才能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确保各项作业顺利进行。

3新形势下石油化工企业危险作业的安全监护工作探析

3.1强化安全监护意识

目前，我国石油化工企业管理人员的安全监护意识相对较差，不符合新时期的安全管理要求。一方面，石油化工企业的安全管理人员虽然意识到了危险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但安全监护的主动意识和创新意识并不强，这是石油化工企业安全管理工作质量较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石油化工企业的安全监护工作较为复杂，工作量极大，安全监护工作的资金投入量也相对较大，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石油化工企业的管理人员往往只注重短期利益，没有意识到完善的安全监护工作对于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下，结合实践经验不断完善企业的安全监护体系十分必要。想要确保石油化工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首先强化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监护主动意识。一方面，石油化工企业管理人员应该强化系统化管理意识，结合实践管理经验，深入分析安全隐患的发生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完善安全监护体系；另一方面，石油化工企业安全作业的全过程中都有可能发生各种安全事故，因此，只有对作业全过程进行全方位地监护管理，才能达到安全监护的目的，因此，必须强化安全监护人员的系统化管理意识，从而确保石油化工企业危险作业的相对安全性，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

3.2完善安全监护制度

构建完善的安全监护制度是确保石油化工企业安全监护质量的重要环节之一，目前，我国石油化工企业危险作业过程中各种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完善的安全监护管理制度。一方面，石油化工企业作业过程中往往需要大型设备的应用，只有确保大型设备长期正常稳定地运行，才能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但目前我国部分石油化工企业并没有建立完善的日常监护登记制度，大型设备日常监护管理措施的执行力度较差，大型设备的日常监护管理信息完整性极差；另一方面，石油化工企业危险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隐患较多，只有建立完善的日常监护制度，将安全监护工作深入到危险作业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中，才能有效避免安全监护漏洞的存在，没有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的安全监护制度体系是我国石油化工企业作业安全监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想要确保石油化工企业危险作业的安全性，必须建立完善的安全监护制度。其一，在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下，技术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因此，必须创新石油化工企业的安全监护工作人员选拔制度，加强安全监护工作人才储备，只有组建高素质的安全监护管理团队，掌握扎实的安全监护技术，才能有效降低石油化工企业安全事故的发生率；其二，必须建立完善的日常监护制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大型设备日常监护制度和责任信息登记制度，安全监护人员应该注重日常监护工作，定期对作业设备进行安全监护，及时发现并排除各种安全隐患。以日常监护为主、事后处理为辅的安全监护制度才能符合新时期的安全监护工作需求。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安全监护责任分配制度。只有各安全监护管理人员都明确自己的责任分配，才能确保各项安全监护措施落实到位。

4结束语

石油化工企业危险作业过程中极易发生各种安全事故，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不仅不利于与石油化工企业的正常运行，还可能造成巨大的人力、财力浪费。因此，采用先进的安全监护措施，及时发现危险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结合实践安全管理工作不断改进安全监护措施，才能符合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确保各项危险作业安全、顺利地完成。

参考文献：

[1]陈进军,徐建军.如何进行危险作业安全监护[J].劳动保护,2015(03):88-89.

监护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学校；监护制度；未成年学生；监护责任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school,whenstudentsarehurtbyhumanbodyormakingtheresultofbodyhurtstotheothershuman,itisoneofthefocusproblemstoperplextheeducationalcirclesandthelegalcirclesinrecentyearswhetherschoolshouldornotundertakestheduty.Inpractice,thecourthandlesthiskindofdisputetotheschooldutytoo.Thewriterthinksthattheschoolshouldn''''tundertaketheguardianshipdutyortoprotecttheduty,butpromisetheloadthedutytoeducateandmanagetothiskindhurt.Thethesiscommencesfromtheoriginalintentiontoestablishtheguardianshipsystem,tallyinguptheissueoftheproblemoftheguardianshippowerofstudentsduringtheperiodofschool,namelythreekindsofdifferentstandpoints:theschoolpromisesaloadofthenonagestudents''''guardianshipdutyintheschool;theschoolpromisesaloadofthenonagestudents''''partofguardianshipsdutyintheschool;theschoolpromisesaloadofthenonagestudents''''educationprotectionandmanagementduty.Thethesisproceedstoanalysisforabovethreekindsofstandpointsfatherly,announcingthespeciallawpositionofthepublicschoolinguardiansystem,puttingforwardthatitisimpropertoestablishschoolastheguardianofthenonagestudents.Finallythethesisaffirmstoexpatiatecompletelytoeducationperson''''spositionoftheschoolanddutyanddutiesofaloadofdutiesthattheschoolshouldpromise.Theauthorexpectstomakesomehelptoresolvetheproblem.

Keywords:school;guardiansystem;thenonagestudents;guardianduty

引言

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间受伤害的法律责任，一直是教育界和法律界争论的问题之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学生在校期间的伤害事故屡有发生，而一旦追究责任，则学校、致害人和受害人各执其词；二是，我国法律这方面的规定尚不完善，由此导致实践中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一致，司法实践中遇到此类案件，在适用法律时只能很原则，最终难以使当事人心服口服。因此，正确认识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间受伤害的法律责任，从法律上明确这一内容，对于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规范学校的管理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一、学生在校期间监护权的问题的争论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学校是否负有监护责任，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学校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成了争论的焦点。这引起了法学界学者对学校应承担何种责任问题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学校应承担在校未成年学生的监护责任

有学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父母、配偶将未成年子女或精神病人送进学校或精神病院，实际上已将监护职责移转给上述单位，这些单位在特定的时间和区域内负有监护之责。如果当事人之间无特别约定，那么某个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幼儿园或精神病院学习、生活、治疗时致人损害，上述单位不能证明其已尽监护之责，应对此种损害后果负责。”[1]幼儿园、学校是一种特定场所，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将未成年人送到这些场所，实际上是一种一定时间内监护责任的转移。”[2]

这种观点的理由在于：(1)未成年人应始终得到监护，学生在校时，父母等监护人难以履行监护义务，学校当然应承担起监护义务。（2）父母将子女送到学校就读，就与学校形成了委托监护关系。(3)监护带有明显的社会保障色彩，学校承担监护责任是全社会对未成年学生进行保护的一种形式，(4)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规定在未成年人的父母不能行使亲权时，应为未成年人设置监护。(5)确立学校监护主体地位有利于对未成年学生的保护。

（二）第二种观点：学校应承担在校未成年学生的部分监护责任

此种观点认为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承担管理责任和部分监护责任，管理责任在前，以过错为归责原则。[3]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脱离了原来监护人(包括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视线，虽然监护人在法律上尚存有监护责任，但实际上很难直接行使该责任。作为监护人，此时的监护权是间接行使，作为未成年学生学习、活动所在的学校担当一部分责任是适宜的，而且在这期间除了学校不可能由第三方来承担。从保护未成年学生的利益出发，由学校承担一部分责任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可以规范未成年学生所在学校的具体行为。

（三）第三种观点：学校应承担未成年学生的教育保护(管理)责任

此种观点则认为学校承担的是一种保护责任，原因是未尽到“法律、法规、操作规程等要求的特别注意义务。”[4]此种观点认为学校的首要责任是教书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依《教育法》[5]和《未成年人保护法》[6]的有关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承担教育保护责任，对在校发生的伤害事件承担过错责任。

作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和民法学理论，以利于维护最大未成年学生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该三种观点进行剖析，以求澄清它们的缺陷与不足，并就其正确性予以适当的探讨。

二、学校在监护人制度中的特殊法律地位分析

解决学校是否应当承担监护责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学生和学校的法律关系。作者认为，学校与学生是非监护关系，学校不是学生的监护人。

(一)从被监护人制度看，不宜确立学校为监护人

从立法上看，我国现行监护制度主要包括被监护人制度、监护人制度和监护责任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被监护人包括两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中的未成年人而言其具体应是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学生即一至四年级的小学生。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中未成年人为四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中专生及个别读书早的大学生。因此，我国在校未成年学生几乎包括大学以前所有在校读书的学生，根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对“九五”教育事业发展概况的相关统计，其人数达到21870万人。难以想象，如果由学校来承担这2亿多人的监护责任，并对伤害事故承担无过错的赔偿责任，以现有的办学经费、师资力量以及其他相关条件为基础，学校应如何尽到监护责任?如果学校承担了监护责任或部分监护责任，即意味着学校监护的对象为全体在校学生，这就造成在学生伤害学生的案例中，学校同时担任当事人双方的监护人的尴尬局面。学校不但因是受害人的监护人而承担“监护不利”造成的损失，还作为致害人的监护人对致害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如此重负，难堪承担。

监护责任是一项十分繁重的责任，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上一般不主张一个民事主体(特别是自然人)同时担任多人的监护人。《德国民法典》[7]第1786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对3个以上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或财产享有照顾权的人可以拒绝承担监护。《法国民法典》[8]第428条规定：“……因年龄、疾病、距离遥远，职业或家庭事务极为繁忙，不能负担监护任务的人，或者已负担的监护任务过于沉重，不能负担新的监护任务的人，得免于负担监护任务。”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目前施行的《澳门民法典》[9]第1790条亦规定，“必须照顾两名以上直系血亲卑亲属的人”可以推辞监护职务。可见，监护人应当有条件有能力才可担负监护责任。而在我国，一所学校里往往有成百上千的学生，要求学校承担监护责任是根本不现实的，况且就作者查阅过的国外民法典看，亦没有要求学校承担监护责任的立法先例。

(二)从监护人制度方面看，不宜确立学校为监护人

从现行立法来看，我国监护人制度主要包括监护人的产生的和监护人的资格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死亡或丧失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没有上述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父母的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这些规定构成了我国法定监护人的范围，但其中并没有包括学校。从指定监护人的产生看，其范围也以法定有监护资格的人为限，因而我国指定监护人也不包括学校在内。

有学者认为学校承担监护责任的依据在于《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正文简称《若干意见的解释》）的第22条确立的委托监护制度，并认为一旦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即把监护责任转移给学校，学校成为监护人。这种认识是不妥的，其没有考虑到委托监护行为的性质。委托是典型的合同行为，合同行为是典型的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合同的成立必须有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在学校没有意思表示承担监护责任的情况下，学校当然不是监护人。也有学者会认为学校在接受学生入学时，就默认了监护责任，怎么能说学校没有表示承担监护责任呢?这种认识是站不住的。以默认形式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必须有事先的约定，或者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学校显然没有默认承担监护责任。况且根据监护是义务而非权利的观点，更应当经学校充分表示意思的机会，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学校已自愿承担了监护责任。按第22条的规定，委托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有过错，因此，那种要求学校承担无过错的委托监护责任的观点也是缺乏依据的。

有些学者认为，根据国外有关规定，未成年人应当时时获得监护，未成年学生在校时即脱离了父母的亲权或监护，学校应当成为他们的监护人，并认为学校监护体现了现代监护的社会保障性质，是国家和社会关怀未成年人的一种形式。[10]无可非议，对未成年人的监督和保护是应常在的，但是否一定要上升到监护的高度?事实上，即使是父母，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照顾未成年人，总会存在监护真空。虽然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规定，在“未成年人，不处于亲权的下的，或父母即非在涉及人身、亦非在涉及财产的事务上有权未成年人的，未成年人获得监护人。”(《德国民法典》第1773条第一款)但并有能以此为依据认为未成年人就应时刻获得监护，或认为被监护人可以有多个监护人。大陆法系国家这种规定虽是监护产生的依据，但有两点必须澄清：

首先，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父母的亲权和监护人的监护分别立法，以上规定正好说明亲权与监护不可能同时存在，监护的产生必须以亲权的不能行使为条件。换句话说，以上规定正好说明父母的监护与学校的监护不能同时存在。其次，大陆法系国家在一般情况下均规定监护人仅得为一人。《德国民法典》第1775条规定“监护法院可以选任一对夫妻共同作监护人。除此的外，以不存在需要选任数个监护人的特别理由为限，监护法院只应为被监护人以及在有兄弟姐妹需受监护时，为全体被监护人选任一个监护人。”《日本民法典》[11]第843条规定：“监护人应为一人。”与我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在其1995年颁行的《越南民法典》[12]第六十七条第四款中亦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名监护人”。可见，在未成年学生暂时脱离父母到校读书的情况下，不一定要设立一个新的监护人，造成多个监护人同时承担监护责任的局面。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这种做法。

由此可见学校并没有成为未成年学生的监护的必要，因为一方面未成年学生在入学前已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其承担了监护责任，另一方面学校是专司教育的单位，对未成年学生承担教育保护责任，而不是专门履行监护责任的单位，具有社会保障的职能。

(三)从监护责任制度方面看，不宜确立学校为监护人

在民法学理论上，人身权主要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这两类，由于人身权实行法定主义，依现行法律，人格权主要包括生命健康权、名誉权、姓名权、名称权、和肖像权五种权利，身份权包括荣誉权、婚姻方面的人身权、亲属权以及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除名称权、婚姻方面的人身权以外，未成年人几乎可享有同成年人一样的所有人身权，这成为对未成年人人身权进行保护的基础和前提。由于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以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人身权进行充分的保护，法律遂要求监护人对他们进行监护，但监护人承担人身方面的监护责任并非不需要任何资格和条件，根据《若干意见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至少应具备的条件是：其一，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有密切联系，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性格、个性以及周围环境等因素较为熟悉；其二，监护人有经济条件承担监护责任。在很多案例中，在受到伤害、特别是精神上的伤害后，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年人并不倾向于向父母以外的人倾诉出来，或者并不倾向于向任何人倾诉出来，而精神上的损害往往又具有隐秘性，难为人们察觉，此时，往往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洞察出有些不对劲，进行询问，甚至盘问后，才能弄清到底发生了何事，进而决定是否要求致害人承担责任或采取其他措施，很难想像，如果由对受害未成年学生日常生活等情况不熟悉的学校或老师来承担监护责任，其如何才能知悉遭受侵害的事实，即使知道了，其又有何财力、物力去受害学生追究致害人的法律责任?如果受害人也是未成年学生，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学校岂不是同时为当事人双方的法定人，这有违的一般原则。所以，学校承担监护责任缺乏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