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职能范文10篇

检察职能范文篇1

关键词：国家刑罚权；检察职能；罪刑法定主义；制衡职能

一、域外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关系比较

“刑法属于授权性规范，刑事诉讼法属权于限性规范。刑法设定了国家的刑罚权，刑事诉讼法则为国家刑罚权的正确行使、适度行使设置规则和界限。”检察机关通过对刑罚权运行中不同环节的刑事司法主体的权力制衡，发挥着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职能作用，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规范运行和刑事法治的统一标准。

(一)西方主要国家刑罚权的实体问题与检察职能

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实体裁判起着制衡的作用在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裁判活动中是相同的，只是由于诉讼模式和诉讼机制的不尽相同，在具体的运行机理上存有各自的特点。

1.普遍建立了限制入罪和出罪机制，但原理不一样，检察机关制衡职能发挥的机理也不尽一致。刑事法治要求法律适用上的统一性、要求坚守形式理性，这是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是为防止作为案件处理依据的标准主观化，防止随意入罪。德国、法国历史上有推崇制定法的传统，因此易于实现法律适用上统一性的要求。但制定法存在局限性：一是罪刑的规定很难实现明确性的要求。这一要求本身排斥简单罪状、空白罪状和规范性罪状的立法方式，但这在所有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二是难以实现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两全。对此，德国、日本等国提出了违法阻却与责任阻却的刑法理论作为出罪机制帮助刑事司法官员解决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的冲突。但大陆法系国家虽普遍赋予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一定的起诉裁量权，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考虑起诉的适当性、必要性以实现个案的处理符合公正的要求，但又受到起诉法定主义的制约，起诉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这也要求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准确适用法律，妥当处理好法律适用上统一性与正确性的矛盾，以更好地实现对法院裁判范围的制衡效用。英美国家虽对制定法越来越重视，但有遵循判例法的传统。美国的不少制定法规定得非常原则和简单，通过判例适用起来比较灵活，判例法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发展。但美国法律中有“Void-for-VaguenessDoctrine”(法律模糊无效原则)，要求刑法的规定要明确，过于含糊的条文是无效的，从而限制了刑罚的适用范围。英美国家刑事司法官员办理案件依赖于经验的总结、依赖于对制定法、判例法和正义原则的理解而不是理论。

可见，刑法结构与刑事诉讼结构是一种一体化的关系。大陆法系国家重视制定法和理论的作用，倾向于一般正义，追求相同案件相同处理，防止随意出入人罪的任务主要由刑事司法机关承担，而检察机关是刑事指控的提起者，在担负防止出入人罪任务上起着最重要的职能作用。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不仅要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安全，而且要防止追究无辜，保障人权，以此维护国家刑罚权的良性运行。而普通法系国家重视判例和经验的总结，倾向于个别正义。尽管检察官承担的角色更倾向于打击犯罪，防止出入人罪的任务主要由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辩护方承担。但检察官通过提起公诉的罪名和起诉案件的事实范围限定法院审判活动的范围，检察官也正是通过起诉的标准和范畴来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制衡，以此保证刑事法治的统一标准。

2.两大法系检察官都负有确保刑事司法中法律适用统一标准的职能，但在处理适用法律与执行刑事政策矛盾的价值取向上不尽一样。例如，法国检察官既要确保在法国领土上统一适用刑事法律，还要负责刑事政策在其辖区内的正确实施。美国的刑事审判贯彻遵循先例的原则，但在发现新的证据且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检察官可就法律适用问题提起上诉。在合理利用有限刑事司法资源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上，两大法系国家都面临着既要保证刑事法律的适用，又要按照国家刑事政策的要求对刑事案件区别对待这一对矛盾。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越来越将刑事司法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对社会危害比较大的严重刑事犯罪上特别是有组织犯罪上。不过，大陆法系国家有尊重制定法的传统，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有限，其执行的刑事政策蕴含在国家统一的公诉标准之内，强调“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樊离”。英美法系国家在刑事司法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较大，美国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更大，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不起诉权和辩诉交易权，这为其灵活处置法定标准和刑事政策的关系提供依据和空间。总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实体法律的适用标准，一方面，对侦查机关有着实质性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制约了法院对案件的审判范围，起到了限制法院审判权的作用，即使有变更指控罪名权力的大陆法国家，检察机关实体法律的适用标准也得到了法院判决的认同，实际上起到了制约法院自由裁量权的作用。

(二)西方主要国家刑罚权的程序问题与检察职能

检察机关通过配置的刑事司法权力和对司法警察的侦查权与法院的审判权的制约来实现其维护刑事法治和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任务。在大陆法系国家，现代检察制度的设计一开始就将检察官定位为“法律守护人”的角色，“发挥防止‘警察恣意’和‘裁判恣意’之双重法律监督功能”。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检察机关均承担侦查与起诉职能，但在实现维护刑事法治、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任务中发挥的职能作用呈现不同的特点：

1.检察机关对司法警察存在制约是共性，但表现形式不一。从各国法律规定来看，检警关系存在三种模式，即检察机关主导型，以法国、德国为例；二是检警分立型，以英美法系国家最为常见；还有一种为协助型，以日本最为典型。在检察机关主导型的检警模式下，检察机关对司法警察的制约不言而喻。需要注意的是，在后两种检警关系模式之下，仍然可以看到检察机关对警察的制约。在美国，检察官也对部分案件有侦查权，如有组织犯罪和白领犯罪等。分属不同法系的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检警关系均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检察机关对司法警察存在制约的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一般由司法警察承担，检察机关作为代表国家的公诉方，需要以查明案件事实为起诉工作的基础，因此，普遍授予检察机关侦查权，并且与司法警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上处于一种检主警辅的关系。虽然事实上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的案件并不多，如日本，直接侦查的案件只有013%，且多是重大、复杂案件，但这种制度设计使检察机关能够真正起到制约司法警察侦查权的作用。

2.检察机关对法院也均有制约功能，但同样呈现出多面性。检法关系上，从现代检察制度源于改造纠问式诉讼制度、防止法官集权擅断的角度分析，检察官承担控诉职能本身就是对纠问式诉讼制度下集控审职能于一身的法官的分权和制约。这种控、审分离的机制既可防止法官控审合一、自诉自审带来的任意追诉，又可通过检察机关的起诉限制法院审判的范围，“使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藉以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和正确性”。当然，在大多数国家，检察机关的起诉要受到法院的审查，这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相互制衡。此外，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判决有抗诉权，可以监督、防止法官恣意裁判。在德国，检察官对于法院有违反刑诉法之情形时，异于辩护人，需立即对之加以更正。

(三)两大法系国家检察职能扩张趋势分析

随着刑事司法实践的发展，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普通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能呈现出不断扩张的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废除法国式预审制度，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和制衡职能得到扩张。法国式的预审制度中预审法官集侦诉与审判职能于一身，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因此，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在世界人权运动高涨的大背景下先后废除了法国式的预审制度，过去由预审法官行使的侦查权移交给了检察机关，使检察机关既承担侦查职能又承担起诉职能，从而事实上成为审前程序的主导者。这种审前程序主导者的地位，既可以对侦查活动实施引导和制约，又从程序和实体上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形成事实上的牵制。二是随着庭审外刑事案件处理方式的发展，检察机关对审判权的制衡职能进一步增强。20世纪中期以来，犯罪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面对日益增加的刑事案件压力，辩诉交易、不起诉、刑事调解等庭审外的案件处理方式得到了发展，检察机关的职能不断扩张，导致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中的职能作用增强。例如，在法国，不起诉案件占到20%，并且有2/3的案件由检察官归档不予追究。这种直接由检察官对案件作实体处理法官进行形式审查的权限，实质上更加体现了检察官对法庭审理活动的制约性。

可以说，检察机关在国家刑罚权行使上起到的制衡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在欧陆国家，检察机关刑事检察职能的扩张趋势导致检察机关应该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甚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属性定位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在大陆法系国家探讨检察官的角色定位，目的是为了解决检察官的独立性问题。如果定位为行政机关，将会对人权保障构成极大危害。如果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机关，则应该将“检察官之人身及事务独立性等身份保障推向宪法层次，求取独立自主性，防范行政滥权”。检察机关“既不属于行政体系，亦不属于第三种权力的体系，而为介于二者之间的独立的司法机关”。可见，检察机关作为一种既不同于行政机关又不同于审判机关的第四种权力体系的倾向应该说已经很明显。

二、我国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的关系

建国近60年来，我国国家刑罚权行使模式大体经历了政策型、法制型向刑事法治型转型等演变历程。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也经历了保护型、保护型和保障型兼顾的阶段。

(一)政策型时期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

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到1980年才开始实施，所以，我党确立的“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的原则指导我国刑罚权的行使实际上长达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长达30年里，我国检察机关经历了从建立到中断再到重建的痛苦过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正式确立检察制度为国家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期间，各级检察机关在起诉重大案件、纠正草率办案、防止错捕错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职能作用，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案件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职能逐步形成。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实践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时期。年反右斗争开始，法律虚无主义泛滥，检察制度受到质疑和批判，检察机关受到严重冲击。“”期间检察机关遭到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洗劫。1975年《宪法》第25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至此，新中国检察制度从此中断。在这一历史时期里，没有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国家刑罚权在实体问题上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运行的，处于人治状态；程序问题上，虽然有检察机关和法院的组织条例，但公检法三机关还没有形成比较固定的权力分配和制约机制，刑事诉讼活动存在强烈的纠问倾向，在打击犯罪、镇压阶级敌人上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职能是一致的，而疏忽了检察机关对侦查和审判权的制衡效能，也正是由于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制衡职能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导致了国家法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二)转型时期的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

新时期的刑事法制建设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三中全会确立的治国方略推动了检察机关和检察队伍的迅速发展，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也随之健全起来。

1.国家刑罚权的实体问题与检察职能

刑法典的通过与施行标志着我国的刑法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国家刑罚权的行使结束了主要依政策的时代，走上了法制的轨道。1997年刑法典是在1979年刑法典以及其后施行的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基础上增修完成的，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表明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开始向法治化方向转型。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订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解释。这对于统一定罪、量刑的标准，保证刑事法律的统一适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我国检察机关在解决国家刑罚权实体问题上的职能作用体现出两个发展趋势：

第一，由侧重实质理性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统一转化。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紧张对立。法律规范倾向一般正义，而个案的处理满足一般正义的要求却未必符合个别正义。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有自身的特色，与大陆法系有更多的共性，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即形式理性。但在刑法的适用中事实上存在追求实质理性的原动力。1979年刑法典规定了类推制度，其本质是一种入罪机制，1997年刑法典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是一种限制入罪以保障人权的机制，不允许刑法解释的类推解释，并严格限制扩张解释，以防止不适度地扩张刑法的处罚范围。在法律适用上，罪刑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坚守形式理性，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但我国的刑法结构中实现个案公正处理的出罪机制还不完善，需要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一方面按照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要求防止随意入罪，不适当地扩大刑罚处罚范围，又要谨慎行使控诉职能，全面、客观分析行为的情节，充分考虑起诉的必要性，在实现法律实施的统一性要求下实现个案的公正处理。可以说，我国检察机关事实上既承担维护社会安全的职能，又承担保障人权的职能，在准确起诉以制约法院的裁判权、防止和纠正错案上发挥的作用日渐明显。

第二，由侧重国家刑事政策的执行向在严格适用刑事法律基础上执行国家刑事政策转化。我国建国之初确立的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并规定于1979年和1997刑法典中。但自1983年开始，“严打”政策事实上替代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严打”政策过于强调公检法三机关高度配合、共同发挥打击犯罪的职能作用，忽视三机关应该有的互相制约的功能；同时还赋予司法机关在追究犯罪过程中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破坏标准的稳定性和统一性，导致同罪不同罚、轻罪重罚甚至冤案错案的发生。2005年，国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政策。这是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奉行20年的“严打”政策的反思，也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它要求刑事立法与司法两方面都要科学运用刑事手段治理犯罪，追求良好的预防与控制犯罪的社会效果，并强调刑事司法机关应在严格适用法律的前提下执行国家刑事政策，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检察机关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倾注了大量心血，一是集中主要力量办理严重刑事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二是根据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了刑事和解的探索；三是注意站在客观的立场、法律的立场确保查明案件事实，确保法律的准确适用。通过履行刑事检察职能努力实现国家刑罚权保护社会安全的机能与限制国家刑罚权以保障人权的机能两者之间的良性平衡。

2.国家刑罚权的程序问题与检察职能

1979年刑事诉讼法典作为首部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其法制意义不容低估。1996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但刑事诉讼构造并没有实质性改变。2008年6月实施的新修订的律师法为权利制约权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整体上，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监督制约作用的发挥虽然不足，但在逐步加强，表现在：一是强化了对审查逮捕、起诉和抗诉工作的质量管理，提高了发现侦查机关侦查工作中违法现象和对法院错误判决、裁定准确抗诉的能力，进一步规范了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执法行为；二是强化了控告申诉检察职能，对诉讼参与人有关侦查、审判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的控告和举报及时进行审查并予依法纠正。当然，由于“检察机关的监督需要在配合中开展”，监督制约的职能作用效果还不尽人意。此外，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刑事判决的作出过于依赖侦查案卷，导致检察、法院的职能作用反受侦查机关的实质性制约。对绝大多数经历侦查、起诉、审判的刑事案件来说，如果将法院的刑事判决视为一项决策，则这项决策是分阶段作出的，而且决策的依据又主要是侦查机关的案卷。这说明每一阶段决策的作出主要是对侦查机关事实调查结果的分析论证，能否通过分析发现侦查机关侦查工作中的错误取决于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案件承办人的办案经验和侦查机关案卷制作的水平，刑事司法权力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中，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过程的监督缺乏必要的刚性，加之被告方的辩护权利难以与拥有国家强制力的侦查机关抗衡，这就使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处于关键阶段的侦查机关调查案件事实的侦查程序处于缺乏其他刑事司法权力进行有力监督制约的状态，为侦查机关侵犯人权提供了可能。公务员之家

三、结论

西方各国以及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表明，检察机关承担着实现国家刑罚权的部分职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与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刑罚权的内容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国家刑罚权的性质和内容决定检察职能的性质和重心，检察机关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体现国家刑罚权的内在要求。检察机关在实现国家刑罚权部分职能的过程中，为确保国家刑罚权运行的规范化，检察机关还应当具备确保国家刑事司法统一标准的职能，为此，要么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引导职能，要么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和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制衡职能。随着我国刑事法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国家刑罚权逐渐地由注重其惩罚犯罪而防卫社会的保护功能向兼顾惩治犯罪防卫社会的保护功能和保障被追诉者个人权利的保障功能转化。在我国，国家刑罚权由单一功能向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双重功能转化背景下，刑罚权运行中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观念开始确立并得到强化。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理应服务和服从当代国家刑罚权运行的总体要求，既要发挥检察机关惩治犯罪保卫社会的保护功能，又要发挥检察机关对被追诉者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保障功能。这两种功能的实现必然要求确保整个司法过程执法标准的统一，在确保审前程序的执法活动符合正当程序要求，保障收集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符合最终的裁判标准的同时，又要确保法院庭审活动符合刑罚双重功能的要求。为此，就必须赋予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和庭审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权力，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宪政体制决定的，为我国几十年法治建设的经验所证实，符合刑事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之“法律监督”属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本质含义和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1]汪建成.冲突与平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2]尹章华.刑法理论法理结构之比较研究[J].法学丛刊，(147).

[3]罗树中.刑法制约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检察职能范文篇2

一、着力增强检察工作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1、深刻理解实施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国务院批复的《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获批的第一个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规划。在这一战略规划中处于核心区位置，并被赋予骨干城市地位。加强蓝色经济区建设，是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和改善全市产业层次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全市外向型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强大动力，也是顺应历史潮流、切合全市人民建设文明富庶新愿望的现实需要。全市检察机关要深刻认识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倍加珍惜和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紧紧围绕市委关于深入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更加自觉地把检察工作放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更加主动地担负起服务保障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责任，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深入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

2、准确把握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的目标要求。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和“一核、两带、全覆盖”空间布局、构建“八大特色产业基地”、深入实施科教兴海“三大工程”等重大决策部署，以保障全市蓝色经济区建设科学、跨越、率先发展为目标，以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根本途径，充分发挥打击、预防、教育、监督、保护等作用，找准服务的切入点，增强服务的针对性，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增强服务实效，着力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文明宽容的发展环境，为全面建设蓝色经济区做出新的贡献。

二、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

3、广泛开展“检察机关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专项调研活动。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蓝色经济区建设，组织骨干力量，深入开展专项调研，重点摸清五个底数：摸清中央推进“十二五”规划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摸清当地党委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蓝色经济区的规划和部署、重大投资工程和民生项目，摸清当地支柱产业的发展状况和转调设想，摸清建设蓝色经济区过程中检察工作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摸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蓝色经济区建设对执法观念、执法方式、执法能力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明确服务大局的重点和方向，找准工作的结合点和切入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服务工作。

4、积极查办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的职务犯罪。深入推进治理商业贿赂、工程建设和国土资源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等工作，严肃查处发生在宏观调控、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区域规划和蓝色园区、海岛海湾建设、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以及重大能源工程、水利工程、交通设施等建设项目领域的职务犯罪，突出查办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证照颁发审验、项目审批、土地征用、税收征管、贷款发放等过程中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犯罪案件，依法查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利用改革改制之机贪污、挪用、私分国有资产的重大案件，保障转方式调结构和蓝色经济区建设重大决策的顺利实施。

5、切实保障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安全。深化专项检察预防特派员制度，本着“源头参与、过程监督、注重实效”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工作措施，主动配合审计、财政、纪检监察和项目主管部门、建设单位，认真做好公共资金使用、公共资源配置、公共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推动建立工程建设腐败风险防控机制，形成检察、建设、主管三方开展预防工作的整体合力。深入开展“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专项工作，结合办理的典型案件，认真分析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领域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研究犯罪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堵塞监管漏洞的检察建议。深化民事督促起诉工作，紧盯蓝色经济区建设中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环节，全面规范督促起诉工作的监督程序、监督对象和资金追偿，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减少和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6、切实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严肃查办在项目审批、贷款发放、土地征用、工商管理、税收征管等环节利用职务便利向企业索贿受贿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企业重大损失、破产倒闭的职务犯罪，切实为企业发展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加强与公安、法院的沟通协调，制定涉企办案指引，建立涉企案件快速办理绿色通道，优质高效地办理涉企案件。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追逃、追赃工作，最大限度挽回企业因犯罪遭受的经济损失。创新完善联系和服务企业机制，深入落实“双千牵手”工程，每名院领导和各部门都要确定一个联系企业，定期深入走访，了解生产经营状况，听取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协调解决在转调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难题，帮助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提高防范和应对经济风险、诉讼风险的能力。

三、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7、依法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积极参加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专项行动，扎实开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严厉打击走私、偷税骗税、制假售假、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以及盗抢生产资料、破坏生产设备和针对投资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绑架、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加大对非法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正常运行。依法打击强迫交易、虚假广告以及侵吞农机、家电等补贴资金的犯罪，维护良好的消费秩序。

8、依法促进形成规范有序的金融投资管理秩序。加强财税法制、信贷政策、金融工具等内容的学习培训，提升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及财税金融案件的能力水平。加强对非法集资等金融犯罪和利用金融产品、融资工具、支付方式创新实施的新型金融犯罪的打击，积极维护金融安全；加强对涉及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金融债权的民事案件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与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监管部门的协作配合，惩治和预防从业人员职务犯罪，防范金融风险。加大对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披露虚假信息等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建立健全与财税金融监管机关、金融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机制和预警分析机制，交流金融业发展情况、金融违法犯罪情况，收集涉及金融犯罪案件线索和信息，分析犯罪原因、特点等，提出防范对策建议，供党政机关、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决策参考，有效拓展财税金融业对蓝色经济区建设服务的领域和深度。

9、加强对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根据蓝色经济沿海隆起带和蓝色经济战略支撑带的布局，围绕芝罘湾、芝罘岛、崆峒岛、长岛国际休闲度假岛、龙口人工岛群、莱州湾、丁字湾等海岛海湾的开发与保护，以及海洋油气田、矿产开发加工和新能源基地建设，继续抓好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依法打击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严重破坏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加强对涉及节能减排、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推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市经济绿色增长。加大对非法采矿、非法用工等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犯罪的打击力度，依法打击在采矿、物流、施工等环节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完善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工作机制，坚决查办重大安全事故背后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推动完善刑事处罚、民事赔偿、行政问责相结合的责任追究机制，努力遏制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促进安全发展。

10、依法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深入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突出加强对海洋装备制造、海洋新材料、海洋生物等高端产业前沿性新技术、新产品和海洋科研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损害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商业信誉、产品声誉的刑事犯罪，依法惩治假冒注册商标及专利、销售侵权复制品、侵犯商业秘密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切实维护科技创新企业和知名品牌的合法权益。加大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力度，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交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积极开展对产品制造集中地、商品集散地、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高发地的重点整治，突出打击高新技术和海洋渔业领域侵犯商标权、专利权犯罪，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

11、加强对侵犯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案件的诉讼监督。强化对包括海洋工程装备、海水综合利用、海洋能源资源、海产品加工、海上运输、海洋新材料等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依法监督纠正对涉企案件违法冻结、查封、扣押款物和违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问题，坚决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以及违法立案、滥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及时监督纠正因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等导致的错误裁判，以及虚假诉讼、虚假调解等以司法形式掩盖违法经济活动的行为，促进依法调节经济关系。加强对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产品生产经营、农村信贷、投资等领域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新型市场主体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促进农村经济秩序稳定。

四、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2、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积极参与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依法履行批捕、起诉等职能，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和犯罪，坚决遏制严重刑事犯罪高发势头，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强群众安全感。依法妥善处理流动人口犯罪以及由经济纠纷引发的暴力讨债、绑架、哄抢等“民转刑”案件。深入推行平和司法、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附条件不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办案方式，对初犯、偶犯、轻伤害等案件落实依法从宽处理政策，做到既依法惩治犯罪，又减少社会对抗。

13、超前防范和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完善提升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特别是涉及招商引资、对外交流与合作、重大蓝色建设项目等重大复杂、热点敏感案件，涉众型案件和群体性事件所涉案件，在拟作出是否立案、适用强制措施、批捕、起诉、抗诉和撤案等决定的各个环节，都要认真评估风险因素，科学确定风险等级，制定相应的防范、控制和化解措施。深入推行“事前防范、事中处置、事后修复”的三段式涉检信访处理机制，完善首办责任、检察长接访、下访巡访、联合接访、案件回访、责任倒查等制度，建立涉检信访终结退出机制，把解决涉检涉诉问题与积极调解、疏通情绪统筹起来，着力从源头上化解矛盾。

14、积极推动社会管理创新。认真贯彻全市建设和谐稳定模范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深入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突破年”活动为契机，把社会管理创新作为检察工作促进和谐稳定模范城市建设的主线，统筹做好严打维护稳定、社会矛盾防范化解和群众工作。结合执法办案，定期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形势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安全隐患和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形成有价值的报告或建议，帮助相关部门及时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完善社区矫正监督模式，加强对监外执行罪犯、刑满释放人员、流动人口、社会闲散人员等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维护其合法权益，消除不稳定因素。完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注意通过互联网做好群众工作，正确引导网上舆论，收集群众诉求，及时掌握具有苗头性、倾向性涉检网络舆情，依法妥善积极应对。坚持以办案为主要手段促进社会管理，坚决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盗窃和“黄赌毒”等犯罪活动，加强对行政执法领域失职渎职犯罪的查处力度，严肃查处因社会管理失控造成重大事故和群体性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针对执法办案中发现的社会管理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促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15、加强对民生诉求的司法保障和救济。紧紧围绕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办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医疗卫生、招生考试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权犯罪案件，促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积极参与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促进刑事司法与食品药品行政执法的衔接，加大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和假药、劣药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坚决查办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背后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探索对侵害农民工群体劳动报酬、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等利益的行为支持起诉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和谐稳定。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受害人、刑事被害人、涉检信访人等，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及时提供民政救济、社会保障、法律援助，以实际行动树立亲民、为民、护民的良好形象。

16、完善落实便民利民措施。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要求，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竭尽所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不懈地办好民生检察服务热线，进一步深化民生检察联系点制度，完善部门协作和对外联动机制，提升热线和联系点人员履职能力水平，积极创造文明、规范、人性化的接待环境，着力帮助企业群众解决有关涉法涉诉问题，着力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企业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市院《关于推行〈民情日记〉制度的实施意见》，切实抓好如实记录、四级负责联动办理、及时反馈、批阅展评、建立台帐和奖励处罚六项制度，努力打造服务民生的新品牌。扎实开展“一名党员干警联系一个帮扶对象，一个支部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活动，重点帮扶农村特困户、城镇失业待业等生活困难职工、孤寡老人、面临失学学生、失足青少年和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以及辖区内矛盾比较集中的企事业单位，治安后进村庄、社区，存有安全隐患的单位等，认真制定联系工作方案，切实落实帮扶措施，真心解决群众困难。

五、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文明宽容的发展环境

17、全面提升服务蓝色经济区的能力水平。深入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创建学习型检察院、争当学习型检察官”活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大力弘扬重视学习、崇尚学习的风气，增强本领、提高素质，把握好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与检察工作自身科学发展的关系、依法履行职责与加强同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关系、改进服务方式方法与增强服务实效的关系，全

面提升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实效。

18、严格规范执法行为。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执法观和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权力观，坚持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严禁越权办案，严禁到发案单位吃拿卡要，严禁接受赞助，严禁干预发案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活动，严禁干预市场主体合法自主的经济行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改进机关作风优化发展环境“十要十不准”规定》和《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禁酒制度规定》，自觉做法律法规的维护者、严守纪律规定的带头者和执行制度的示范者，以优良的作风服务经济建设，靠不断提升形象增强公信力。

19、讲求执法办案策略和方法。注意把握办案时机，不断加强和改进办案方式方法，树立良好执法作风，既严格依法办案，又注重保护企业发展，慎重选择办案时机，慎重使用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特别是在办理涉及蓝色经济区建设重要产业企业的案件时，坚持做到一案一评估、一案一帮扶、一案一教育，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绝不能因执法方式方法不当而出现影响发展稳定的问题。

20、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既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依法办案，又要正确处理打击与保护的关系，严格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正常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所得、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与非罪的界限，依法惩治犯罪者，挽救失足者，保护无辜者，支持改革者。

六、着力把检察机关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21、加强对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工作的领导。全市检察机关要把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为一项全局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取得实效。市县两级院都要成立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确保组织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切实履行牵头抓总的职能，重点抓好组织指挥和协调；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相关重要事项，亲自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检察职能范文篇3

一、加强领导，把青少年维权作为重要职能抓出成效

我院党组对青少年维权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分管副检察长任组长，侦查监督科、公诉科、控告申诉科、监所检察科、团支部、办公室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维权”工作领导小组；选配业务能力强、政治素质高的检察官组成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主办小组；设置“青少年维权室”；开通维权热线；为工作人员配备了笔记本电脑、维权档案专用橱柜等，从组织上和物质上给予充分保证；结合工作实际，相继制定了《关于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工作制度，确保维权工作有领导、有组织、有措施、出实效。

二、履行职责，做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案中维权

我们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坚持“教育为本，预防为主，对青少年违法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原则，严格履行职责，积极开展案中维权，切实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一是严格程序，实行“个案维权七步法”。即：1、审阅案卷材料，根据案情确定帮教工作方向；2、讯问犯罪嫌疑人，深挖犯罪根源，让其写出悔过书，找准感化点；3、根据案件的性质和需要，让青少年的家长或学校领导与其见面，配合教育工作；4、组织不作犯罪处理的青少年及家长旁听其他案件的庭审，促其思想转变；5、到发案学校上法制课，以案释法，进行教育；6、与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家长、学校成立帮教小组，制定帮教措施；7、通过回访考察，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巩固办案效果。

二是保护挽救，做到四个“坚持”。在办案过程中，坚持实行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坚持少捕不捕原则，尽量不剥夺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在提审环节上，坚持做到不戴手铐，不训斥、不使用有损其自尊心的语言；在走访家庭时，坚持做到不着制服、不开警车，尽量消除负面影响。

三是因案施策，做好对不捕不诉青少年犯罪嫌疑人的跟踪帮教。对做出不捕不诉决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跟踪帮教和定期回访，注重把工作重点放在改造、感化、挽救上。坚持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长、老师见面，与监护人签定《帮教协议》，明确双方责任，要求犯罪嫌疑人定期写出思想汇报，发现不良苗头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防止再次误入歧途；通过社区维权服务站定期到不捕不诉青少年家中走访，及时了解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适时与被害人见面，讲明不捕不诉的原因，帮助他们消除怨恨，争取理解和支持，共同营造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良性环境。

三、创建品牌，建立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新机制

我们狠抓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帮教，通过积极探索创新，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新机制。

一是实行“品行调查制度”。2004年，我们在全市检察系统率先实行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的“品行调查制度”。通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精神状态、知识水平、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交友情况及犯罪动机等方面的调查，制作“品行调查报告”，一方面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综合表现，依法作出是否逮捕或起诉的决定，另一方面深入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轨迹，有针对性地确定帮教的具体措施。目前，我院已对3起案件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实行了“品行调查制度”，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顺利考入了本市某技校。该做法被《检察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取得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二是建立“未成年人取保候审考察观护站”。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外地来青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上升，由于他们无固定住所,无监护条件,往往不得不采取逮捕强制措施，而羁押所带来的“染缸效应”不利于其健康人格的形成，往往导致重新犯罪的发生。为切实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2006年，我们在全市首创“未成年人取保候审考察观护站”，安排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观护站内学习和劳动,由办案检察官负责对其进行考察帮教,每半月要求其来院进行谈心沟通,及时掌握其在观护期间的思想动态、学习情况、劳动表现等,根据案件情况及综合表现，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目前，我院已在如佳公司、双峰电器公司建立2个考察观护站，先后有8名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安排进考察观护站，全部表现良好。走出观护站的青少年，一名考入滕州市职业学校、一名回到原籍走上工作岗位，四名在继续工作，没有出现一例重新犯罪。

三是尝试开展“团体心理辅导”。2012年，我们积极尝试在帮教工作中引入心理矫治手段，邀请部级心理咨询师为青少年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在全市检察系统尚属首例。矫治对象确定为两类：一类是不予批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类是沉迷网吧、家庭情况特殊的问题青少年。通过互动体验，帮助青少年达到健康心理标准，重树生活信心，用自尊、自强、自爱、自立，扬起人生新的风帆。团市委权益部部长於青在现场观看后对我院这一创新帮教形式表示肯定。

四、教育普法，全力构筑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工作网络

我们结合办案工作，利用社区、学校等教育阵地，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构筑起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工作网络。

一是加强办案普法。在传唤、提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过程中以及讯问结束后，办案人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进行交谈，对法律规定进行详细解释；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法庭辩论之后有一个法庭教育环节，公诉人会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剖析其犯罪原因，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处理遇到的社会矛盾，讲述他们的盲目行为最终都造成哪些方面不可弥补的损害，使其了解自己给被害人造成的痛苦，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二是加强社会普法。与辖区16个街道办事处联合，积极开展法律宣传进社区，先后到、、等街道开展“暑期法律宣传月”、“关爱女孩行动”等活动；制作了《青少年道德、礼仪、自护卡》，通过对青少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道德教育、激励教育、自护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设立社区维权服务站，通过服务站发放《青少年维权手册》近千册。在接到登州路社区维权站反映的王某因家庭原因九岁仍未上学这一消息后，及时与教体局、学校等有关部门联系，最终解决了王某上学问题。

三是构筑学校维权工作网。与市北区实验小学、第九中学等学校联手建立法制教育基地，选派10余名干警分别担任10所中学的法制副校长、法律辅导员。多年来，坚持深入学校，用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典型案例教育他们，警示他们，先后在幼儿师范学校、47中学、60中学等学校上法制课30余次，受教育的学生达1万余人次。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探索务实有效的维权途径，积极做好检察环节上的青少年维权工作，主要侧重“三个预防”。

一是做好案前预防，实施“三个工程”。一是实施“社会教育”工程。利用维权岗进社区活动，加强与共青团的联系，开展共同预防工作；建议和帮助街道办事处组织离退休人员组成一支“爱心队”，参与青少年的生活管理和业余活动；聘请预防青少年犯罪联络员，做好群防群治工作。二是实施“校园教育”工程。对辖区犯罪率较高的学校，经常深入学校了解情况，把教育目标对准三类学生进行重点预防：即，学习成绩差，自我约束力差的学生；性格孤僻，家庭残缺的学生；常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有不良习气的学生，并定期给学生们上法制课，增强其法制观念。三是实施“家庭教育”工程。重点抓好家长对青少年子女的预防犯罪教育，坚持走访到户，剖析有关案例，给家长们敲响警钟，打好家庭教育的思想基础。

检察职能范文篇4

关键词:法律监督;合理定位;监督职权

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合理定位

当前正处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新形势，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时候应该切实当前实际的需要，对法律监督职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定位。首先，检察机关的职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其通过提起公益诉讼，在司法程序中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的利益。这种法律监督职能就与各级政府具有很大的不同。其次，检察机关虽然是基于维护国家法律实施的目的，在法律范围内统一将案件诉诸于司法程序，但是这种诉讼并不是最终的程序，仍然需要通过法院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裁定。因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也相应地表现在通过行使诉讼请求权的方式来实现维护国家法律统一的实施。最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国家监察机构职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一致性。从作为监督者的角度着眼，国家监察机构的监督范围是涉及国家公职人员的全部行为。同时，在权力分配方面，其拥有一定的刑事立案和侦查的权力。而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履行督促违法行为和决定。

二、检察机关如何完善法律监督职能

随着时展，国家宪法赋予公民权利不断丰富和具体，在如何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方面，措施和力度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总体要求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完善发展提供了契机与舞台。站在新形势的角度上，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能，应该以宪法定位，坚守宪法来履职。监督理念要走向参与性，监督思路走向整体性和综合性，从体系化完善检察监督职能。①检察机关要完善监督职能，这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执法行为的监督，即对行政机关及其国家工作人员具体执法履职的监督，二是诉讼的监督，即对侦查机关、法院、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②而实践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第一，诉讼程序启动权。这在诉讼领域和非诉讼领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扮演参与和主动的角色，在法律监督中积极履行监督职责。第二，检察建议权。这就说明检察监督不排除事后建议的方式，特别是在不适合启动诉讼程序的行为可以适当采用事后监督方式，以此来履行监督职能。目前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是检察监督职能新的重大突破，是法律监督职能的延伸和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使检察机关在对行政机关履职监督的方式得到了充实。

三、检察机关把握新情况，立足主业，聚焦、强化法律监督

首先，扩展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适当补充检察法律监督职能的涵盖面。③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着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将案件诉诸司法程序的过程中，要从法律程序上给予相关利益人一定的法律补救。这是从人性化的角度着眼的。因此，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受理来信、来访，承办涉及刑事问题的控告、举报、申诉、自首的案件等，做好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工作。其次，整合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权。检察机关虽然是基于维护国家法律实施的目的，在法律范围内统一将案件诉诸于司法程序，但是这种诉讼并不是最终的程序，仍然需要通过法院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裁定。因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也相应地表现在通过行使诉讼请求权的方式来实现维护国家法律统一的实施。最后，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权。检察机关行使的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执法违反行为涉嫌犯罪的监督，属于行政执法监督权范畴。发现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等情况，要主动开启行政执法督察程序。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检察机关与监察委员会建立起联动督查机制，在监督职能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配合。

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一项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使命任务和中心职责，聚焦、强化法律监督应当始终本着保障宪法、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这一基本任务，紧紧围绕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在检察法律监督权与行政权、审判权等其他国家权力以及公民合法私权利之间不断寻求恰当合理的平衡点，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进行，最终实现检察法律监督职能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胡勇．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再定位与职能调整［J］．法治研究，2017(03):88－94．

［2］秦前红．两种“法律监督”的概念分野与行政检察监督之归位［J］．东方法学，2018(01):170－189．

检察职能范文篇5

内容提要:现代检察制度是随着国家将刑罚权分解并由不同国家机关承担侦查、起诉与审判职能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法治思想的产物。刑事法治的要旨在于对国家刑罚权进行限制以保障公民个体的权利。我国法治实践表明,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应从侧重刑罚的保护功能(惩治犯罪)向刑罚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保障人权)并举,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轨道转变,这不仅是刑事司法规律对检察权运行的本质要求,也是“法律监督”属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本质含义和具体体现。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一、域外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关系比较

“刑法属于授权性规范,刑事诉讼法属权于限性规范。刑法设定了国家的刑罚权,刑事诉讼法则为国家刑罚权的正确行使、适度行使设置规则和界限。”(P43)检察机关通过对刑罚权运行中不同环节的刑事司法主体的权力制衡,发挥着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职能作用,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规范运行和刑事法治的统一标准。

(一)西方主要国家刑罚权的实体问题与检察职能

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实体裁判起着制衡的作用在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裁判活动中是相同的,只是由于诉讼模式和诉讼机制的不尽相同,在具体的运行机理上存有各自的特点。

1.普遍建立了限制入罪和出罪机制,但原理不一样,检察机关制衡职能发挥的机理也不尽一致。刑事法治要求法律适用上的统一性、要求坚守形式理性,这是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是为防止作为案件处理依据的标准主观化,防止随意入罪。德国、法国历史上有推崇制定法的传统,因此易于实现法律适用上统一性的要求。但制定法存在局限性:一是罪刑的规定很难实现明确性的要求。这一要求本身排斥简单罪状、空白罪状和规范性罪状的立法方式,但这在所有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二是难以实现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两全。对此,德国、日本等国提出了违法阻却与责任阻却的刑法理论作为出罪机制帮助刑事司法官员解决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的冲突。但大陆法系国家虽普遍赋予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一定的起诉裁量权,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考虑起诉的适当性、必要性以实现个案的处理符合公正的要求,但又受到起诉法定主义的制约,起诉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这也要求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准确适用法律,妥当处理好法律适用上统一性与正确性的矛盾,以更好地实现对法院裁判范围的制衡效用。英美国家虽对制定法越来越重视,但有遵循判例法的传统。美国的不少制定法规定得非常原则和简单,通过判例适用起来比较灵活,判例法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发展。但美国法律中有“Void-for-VaguenessDoctrine”(法律模糊无效原则),要求刑法的规定要明确,过于含糊的条文是无效的,从而限制了刑罚的适用范围。英美国家刑事司法官员办理案件依赖于经验的总结、依赖于对制定法、判例法和正义原则的理解而不是理论。(P75-87)

可见,刑法结构与刑事诉讼结构是一种一体化的关系。大陆法系国家重视制定法和理论的作用,倾向于一般正义,追求相同案件相同处理,防止随意出入人罪的任务主要由刑事司法机关承担,而检察机关是刑事指控的提起者,在担负防止出入人罪任务上起着最重要的职能作用。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不仅要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安全,而且要防止追究无辜,保障人权,以此维护国家刑罚权的良性运行。而普通法系国家重视判例和经验的总结,倾向于个别正义。尽管检察官承担的角色更倾向于打击犯罪,防止出入人罪的任务主要由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辩护方承担。但检察官通过提起公诉的罪名和起诉案件的事实范围限定法院审判活动的范围,检察官也正是通过起诉的标准和范畴来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制衡,以此保证刑事法治的统一标准。

2.两大法系检察官都负有确保刑事司法中法律适用统一标准的职能,但在处理适用法律与执行刑事政策矛盾的价值取向上不尽一样。例如,法国检察官既要确保在法国领土上统一适用刑事法律,还要负责刑事政策在其辖区内的正确实施。美国的刑事审判贯彻遵循先例的原则,但在发现新的证据且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检察官可就法律适用问题提起上诉。在合理利用有限刑事司法资源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上,两大法系国家都面临着既要保证刑事法律的适用,又要按照国家刑事政策的要求对刑事案件区别对待这一对矛盾。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越来越将刑事司法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对社会危害比较大的严重刑事犯罪上特别是有组织犯罪上。(P233)不过,大陆法系国家有尊重制定法的传统,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有限,其执行的刑事政策蕴含在国家统一的公诉标准之内,(P278-280)强调“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樊离”。(P51)英美法系国家在刑事司法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较大,美国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更大,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不起诉权和辩诉交易权,这为其灵活处置法定标准和刑事政策的关系提供依据和空间。总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实体法律的适用标准,一方面,对侦查机关有着实质性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制约了法院对案件的审判范围,起到了限制法院审判权的作用,即使有变更指控罪名权力的大陆法国家,检察机关实体法律的适用标准也得到了法院判决的认同,(P186-187)实际上起到了制约法院自由裁量权的作用。

(二)西方主要国家刑罚权的程序问题与检察职能

检察机关通过配置的刑事司法权力和对司法警察的侦查权与法院的审判权的制约来实现其维护刑事法治和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任务。在大陆法系国家,现代检察制度的设计一开始就将检察官定位为“法律守护人”的角色,“发挥防止‘警察恣意’和‘裁判恣意’之双重法律监督功能”。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检察机关均承担侦查与起诉职能,但在实现维护刑事法治、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任务中发挥的职能作用呈现不同的特点:

1.检察机关对司法警察存在制约是共性,但表现形式不一。从各国法律规定来看,检警关系存在三种模式,即检察机关主导型,以法国、德国为例;二是检警分立型,以英美法系国家最为常见;还有一种为协助型,以日本最为典型。在检察机关主导型的检警模式下,检察机关对司法警察的制约不言而喻。需要注意的是,在后两种检警关系模式之下,仍然可以看到检察机关对警察的制约。在美国,检察官也对部分案件有侦查权,如有组织犯罪和白领犯罪等。(P57)分属不同法系的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检警关系均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检察机关对司法警察存在制约的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一般由司法警察承担,检察机关作为代表国家的公诉方,需要以查明案件事实为起诉工作的基础,因此,普遍授予检察机关侦查权,并且与司法警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上处于一种检主警辅的关系。虽然事实上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的案件并不多,如日本,直接侦查的案件只有013%,且多是重大、复杂案件,(P98)但这种制度设计使检察机关能够真正起到制约司法警察侦查权的作用。

2.检察机关对法院也均有制约功能,但同样呈现出多面性。检法关系上,从现代检察制度源于改造纠问式诉讼制度、防止法官集权擅断的角度分析,检察官承担控诉职能本身就是对纠问式诉讼制度下集控审职能于一身的法官的分权和制约。这种控、审分离的机制既可防止法官控审合一、自诉自审带来的任意追诉,又可通过检察机关的起诉限制法院审判的范围,“使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藉以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和正确性”。(P116)当然,在大多数国家,检察机关的起诉要受到法院的审查,这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相互制衡。此外,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判决有抗诉权,可以监督、防止法官恣意裁判。在德国,检察官对于法院有违反刑诉法之情形时,异于辩护人,需立即对之加以更正。(P63)

(三)两大法系国家检察职能扩张趋势分析

随着刑事司法实践的发展,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普通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能呈现出不断扩张的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废除法国式预审制度,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和制衡职能得到扩张。法国式的预审制度中预审法官集侦诉与审判职能于一身,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因此,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在世界人权运动高涨的大背景下先后废除了法国式的预审制度,过去由预审法官行使的侦查权移交给了检察机关,使检察机关既承担侦查职能又承担起诉职能,从而事实上成为审前程序的主导者。这种审前程序主导者的地位,既可以对侦查活动实施引导和制约,又从程序和实体上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形成事实上的牵制。二是随着庭审外刑事案件处理方式的发展,检察机关对审判权的制衡职能进一步增强。20世纪中期以来,犯罪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面对日益增加的刑事案件压力,辩诉交易、不起诉、刑事调解等庭审外的案件处理方式得到了发展,检察机关的职能不断扩张,导致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中的职能作用增强。例如,在法国,不起诉案件占到20%,并且有2/3的案件由检察官归档不予追究。(P17)这种直接由检察官对案件作实体处理法官进行形式审查的权限,实质上更加体现了检察官对法庭审理活动的制约性。

可以说,检察机关在国家刑罚权行使上起到的制衡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在欧陆国家,检察机关刑事检察职能的扩张趋势导致检察机关应该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甚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属性定位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在大陆法系国家探讨检察官的角色定位,目的是为了解决检察官的独立性问题。假如定位为行政机关,将会对人权保障构成极大危害。假如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机关,则应该将“检察官之人身及事务独立性等身份保障推向宪法层次,求取独立自主性,防范行政滥权”。(P93)检察机关“既不属于行政体系,亦不属于第三种权力的体系,而为介于二者之间的独立的司法机关”。(P66)可见,检察机关作为一种既不同于行政机关又不同于审判机关的第四种权力体系的倾向应该说已经很明显。

二、我国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的关系

建国近60年来,我国国家刑罚权行使模式大体经历了政策型、法制型向刑事法治型转型等演变历程。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也经历了保护型、保护型和保障型兼顾的阶段。

(一)政策型时期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

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到1980年才开始实施,所以,我党确立的“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的原则指导我国刑罚权的行使实际上长达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长达30年里,我国检察机关经历了从建立到中断再到重建的痛苦过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正式确立检察制度为国家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期间,各级检察机关在起诉重大案件、纠正草率办案、防止错捕错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职能作用,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案件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职能逐步形成。(P228)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实践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时期。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法律虚无主义泛滥,检察制度受到质疑和批判,检察机关受到严重冲击。“”期间检察机关遭到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洗劫。1975年《宪法》第25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至此,新中国检察制度从此中断。(P265)在这一历史时期里,没有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国家刑罚权在实体问题上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运行的,处于人治状态;程序问题上,虽然有检察机关和法院的组织条例,但公检法三机关还没有形成比较固定的权力分配和制约机制,刑事诉讼活动存在强烈的纠问倾向,在打击犯罪、镇压阶级敌人上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职能是一致的,而疏忽了检察机关对侦查和审判权的制衡效能,也正是由于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制衡职能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导致了国家法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二)转型时期的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

新时期的刑事法制建设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三中全会确立的治国方略推动了检察机关和检察队伍的迅速发展,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也随之健全起来。

1.国家刑罚权的实体问题与检察职能

刑法典的通过与施行标志着我国的刑法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国家刑罚权的行使结束了主要依政策的时代,走上了法制的轨道。1997年刑法典是在1979年刑法典以及其后施行的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基础上增修完成的,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表明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开始向法治化方向转型。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订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解释。这对于统一定罪、量刑的标准,保证刑事法律的统一适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我国检察机关在解决国家刑罚权实体问题上的职能作用体现出两个发展趋势:

第一,由侧重实质理性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统一转化。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紧张对立。法律规范倾向一般正义,而个案的处理满足一般正义的要求却未必符合个别正义。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有自身的特色,与大陆法系有更多的共性,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即形式理性。但在刑法的适用中事实上存在追求实质理性的原动力。1979年刑法典规定了类推制度,其本质是一种入罪机制,1997年刑法典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是一种限制入罪以保障人权的机制,不允许刑法解释的类推解释,并严格限制扩张解释,以防止不适度地扩张刑法的处罚范围。在法律适用上,罪刑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坚守形式理性,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但我国的刑法结构中实现个案公正处理的出罪机制还不完善,需要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一方面按照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要求防止随意入罪,不适当地扩大刑罚处罚范围,又要谨慎行使控诉职能,全面、客观分析行为的情节,充分考虑起诉的必要性,在实现法律实施的统一性要求下实现个案的公正处理。可以说,我国检察机关事实上既承担维护社会安全的职能,又承担保障人权的职能,在准确起诉以制约法院的裁判权、防止和纠正错案上发挥的作用日渐明显。

第二,由侧重国家刑事政策的执行向在严格适用刑事法律基础上执行国家刑事政策转化。我国建国之初确立的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并规定于1979年和1997刑法典中。但自1983年开始,“严打”政策事实上替代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严打”政策过于强调公检法三机关高度配合、共同发挥打击犯罪的职能作用,忽视三机关应该有的互相制约的功能;同时还赋予司法机关在追究犯罪过程中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破坏标准的稳定性和统一性,导致同罪不同罚、轻罪重罚甚至冤案错案的发生。2005年,国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政策。这是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奉行20年的“严打”政策的反思,也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与发展,他要求刑事立法与司法两方面都要科学运用刑事手段治理犯罪,追求良好的预防与控制犯罪的社会效果,并强调刑事司法机关应在严格适用法律的前提下执行国家刑事政策,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检察机关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倾注了大量心血,一是集中主要力量办理严重刑事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二是依据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了刑事和解的探索;三是注意站在客观的立场、法律的立场确保查明案件事实,确保法律的准确适用。通过履行刑事检察职能努力实现国家刑罚权保护社会安全的机能与限制国家刑罚权以保障人权的机能两者之间的良性平衡。

2.国家刑罚权的程序问题与检察职能

1979年刑事诉讼法典作为首部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其法制意义不容低估。1996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但刑事诉讼构造并没有实质性改变。2008年6月实施的新修订的律师法为权利制约权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整体上,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监督制约作用的发挥虽然不足,但在逐步加强,表现在:一是强化了对审查逮捕、起诉和抗诉工作的质量管理,提高了发现侦查机关侦查工作中违法现象和对法院错误判决、裁定准确抗诉的能力,进一步规范了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执法行为;二是强化了控告申诉检察职能,对诉讼参与人有关侦查、审判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的控告和举报及时进行审查并予依法纠正。当然,由于“检察机关的监督需要在配合中开展”,监督制约的职能作用效果还不尽人意。此外,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刑事判决的作出过于依赖侦查案卷,导致检察、法院的职能作用反受侦查机关的实质性制约。对绝大多数经历侦查、起诉、审判的刑事案件来说,假如将法院的刑事判决视为一项决策,则这项决策是分阶段作出的,而且决策的依据又主要是侦查机关的案卷。这说明每一阶段决策的作出主要是对侦查机关事实调查结果的分析论证,能否通过分析发现侦查机关侦查工作中的错误取决于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案件承办人的办案经验和侦查机关案卷制作的水平,刑事司法权力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中,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过程的监督缺乏必要的刚性,加之被告方的辩护权利难以与拥有国家强制力的侦查机关抗衡,这就使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处于关键阶段的侦查机关调查案件事实的侦查程序处于缺乏其他刑事司法权力进行有力监督制约的状态,为侦查机关侵犯人权提供了可能。

三、结论

西方各国以及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表明,检察机关承担着实现国家刑罚权的部分职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与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刑罚权的内容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国家刑罚权的性质和内容决定检察职能的性质和重心,检察机关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体现国家刑罚权的内在要求。检察机关在实现国家刑罚权部分职能的过程中,为确保国家刑罚权运行的规范化,检察机关还应当具备确保国家刑事司法统一标准的职能,为此,要么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引导职能,要么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和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制衡职能。随着我国刑事法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国家刑罚权逐渐地由注重其惩罚犯罪而防卫社会的保护功能向兼顾惩治犯罪防卫社会的保护功能和保障被追诉者个人权利的保障功能转化。在我国,国家刑罚权由单一功能向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双重功能转化背景下,刑罚权运行中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观念开始确立并得到强化。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理应服务和服从当代国家刑罚权运行的总体要求,既要发挥检察机关惩治犯罪保卫社会的保护功能,又要发挥检察机关对被追诉者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保障功能。这两种功能的实现必然要求确保整个司法过程执法标准的统一,在确保审前程序的执法活动符合正当程序要求,保障收集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符合最终的裁判标准的同时,又要确保法院庭审活动符合刑罚双重功能的要求。为此,就必须赋予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和庭审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权力,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宪政体制决定的,为我国几十年法治建设的经验所证实,符合刑事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之“法律监督”属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本质含义和充分体现。

注释:

汪建成.冲突与平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尹章华.刑法理论法理结构之比较研究.法学丛刊,(147).

罗树中.刑法制约论.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何家弘.从他山到本土———刑事司法考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

检察职能范文篇6

第一是“先天不足”。所谓“先天不足”，主要是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和现行检察机关管理体制不科学。

（一）法律监督的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现是立法存有缺陷。

一方面，国家高位法有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和宽泛，缺乏可操作性。目前我国有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法律规定主要散存于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之中，由于根本法和地位较高的基本法的原则性、概括性所限，不可能对检察法律监督做出具体翔实的规定，而低位法又缺乏规定和不便规定，更没有专门的监督法，因此检察机关监督职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仅以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为例，作为检察三大诉讼监督中两大监督的民事检察监督和行政检察监督，在长达二百七十条的民诉法和七十五条的行诉法当中，有关检察监督的规定分别只有五条和两条，并且内容比较原则抽象，监督的范围限定在判决生效之后，监督的方式仅仅是抗诉（基层院仅限于提请抗诉、建议提请抗诉和提出检察建议），不但忽视了程序监督和监督透明度问题，而且即使抗诉成功且判决结果公正，也只能是迟到的非完全意义上的公正。这种事后的监督，不仅难以实施，难以及时避免造成诉讼当事人不应有的损失，也缺乏监督应有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我国加入WTO之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和任务将更加艰巨繁重，现行高位法有关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宽泛的问题，对于专门法律监督的力度、效果以及司法透明度的影响不言而喻，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法律监督的有关立法存在缺失和空白。实施法律监督的首要条件必须有相应的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然而，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中，一般法律监督较之司法（诉讼）监督显得更薄弱。由于现行法律对于检察机关一般法律监督的范围、内容、方式方法等界定不清或没有界定，因此造成了监督上的许多盲点和空白。例如，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部分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以及几乎所有行政执法活动，都游离于法律监督立法之外，而这些恰恰是执法不严和权力可能被滥用的领域，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尤其是缺乏国家高位法的强力支持，所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只能“望洋兴叹”。即使有法可依的监督，由于缺乏具体实施监督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规定，致使监督刚性不足、措施乏力。例如立案监督，刑诉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检察机关应当通知其立案。如果公安机关仍不立案，检察机关“立案通知”的指令性便显得苍白无力，只能陷入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又如，刑诉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然而，没有规定批准决定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后多长时间内将通知送达检察机关，造成检察监督严重滞后，使监外执行检察成了“马奇诺防线”。再如，公诉人既履行公诉职责又负有监督责任，这种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双重身份，既不利于法律监督，也不符合诉辩平等的诉讼原则。

（二）现行管理体制不科学。主要表现是领导体制不科学和检察机关地位偏低。

首先，领导体制不科学制约法律监督。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宪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又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这就是所谓的“双重领导”的现行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然而，实际运作中由于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法定的“双重领导”基本上成了以地方党政领导为主的“一重领导”，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基本上只局限于检察业务，宪法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实际上变成了只向地方党政负责。在人事方面，虽然检察官职务的任免权在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检察官等级的评定权在上级检察机关，但是与利益挂勾的检察行政职级的晋升权在地方党政。虽然检察长的任免需要征得上级检察院的意见后由同级人大选举任命，但是检察长任命提名权在地方党委，所谓“人代会选举，上级院批准”实际上成了一种形式。在机关编制和内部机构设置上，检察机关现行编制包括系统内编制和地方编制两方面，上级检察机关确定下达的编制和内设机构，只有争取地方党政有关部门同意才能执行，而地方党政则可以不经上级检察机关同意，根据“需要”对检察机关增减地方编制。现行“双重领导”体制及其变异，势必造成检察机关地位的“附属化”和检察权的“地方化”，当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检察机关不得不听命服从服务于地方，甚至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伞”。

其次，检察机关地位偏低影响法律监督。依法而论，“一府两院”的地位应当是平行的，所配干部的规格也应当一致。事实上检察机关及其内设机构的地位普遍低于同级政府及其内设机构。虽然，中央曾明确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应相当于同级政府首长副职，但是并未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地位。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一直被视为同级党政机关的部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则被视为同级党政机关所属部门的内设机构，检察机关的干部也因此降格配备。“名不正，则言不顺。”检察机关如此低微的地位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有的权威性极不相称，在“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的国度里，“名不正”的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只能是一纸空谈。

第二是“营养不良”。所谓“营养不良”，主要是指检察机关的财力、物力和人才与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相比凸显匮乏。

（一）财力物力匮乏。主要表现是业务经费紧缺和技术装备落后。检察机关的办公经费包括一般性行政经费和检察业务经费两部分。如前所述，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办公经费均依赖于地方财政。目前，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一般性行政经费、特别是人头费，多数地方财政基本上可以保障，然而地方财政每年所拨业务经费不过是杯水车薪，难以保障检察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检察技术装备落后实际上是经费不足，因为技术装备不适应形势发展和检察业务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办案工作。在业务经费紧缺和必须履行职责的两难情况下，地方检察机关不得不厌其烦地“跑财政”，求地方党政领导“关照支持”。不难想象，一个靠乞讨度日无自尊可言的监督者何以能履行监督职责。

（二）人才匮乏。主要表现是人才吸纳难。检察机关人才匮乏是个历史沉积的问题。现实的问题是检察机关人才吸纳难，不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引的人才都难以留得住，人才流失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的因为经济收入微薄和工作条件不佳等物质利益原因，背离检察另寻“富家”，或者弃检从教、干律师；二是，有的因为人事流动较慢、仕途不畅影响个人进步等政治因素，自学、考研学业有成另谋高就，“黄鹤一去不复返”；三是，有的因为德才兼备、表现不错，组织提拔、培养调出另有任用；四是，有的因为干部正常交流，个人服从组织不情愿地交流其他单位。然而，对于那些不适应检察机关工作的人员，却因“去向难觅”和“出口不畅”而无法调出。如此这般地恶性循环，致使检察机关人才匮乏的问题更加突出。

第三是“环境不佳”。所谓“环境不佳”，主要是指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作祟对法律监督的干扰。

（一）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主要表现是一些领导的不正常干预。如前所述，检察机关是在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的情况下实施法律监督的，因此法律监督不可避免地受到地方利益的制约。当法律监督与地方利益相一致时，地方领导以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不言而喻；当法律监督触及地方利益时，地方领导往往从地方的发展与稳定考虑处理问题。有的充当“调解员”，游说监督与被监督双方“和平共处”；甚至有的以“仲裁者”自居，指责检察机关“自扬家丑”、“没事找事”，以“服务大局”为由，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致使法律监督不了了之。

（二）部门保护主义干扰。主要表现是被监督者的不配合。法律监督是对遵守、执行法律中的违法行为和失误行为予以依法制裁和矫正。在监督与被监督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中，表面上看监督者处于优势地位、被监督者处于劣势地位，其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由于法律监督的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尤其是现有法律规定缺乏应有的刚性，被监督者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以种种理由和方式对监督说“不”。一是，认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不必要、没用处，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和建议不以为然，或者推诿拖延执行；二是，认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是“找岔子”、“乱挑刺”，与自己过不去，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和建议置之不理、拒不执行；三是，自立章法遏制法律监督。刑诉法规定，检察院发现刑事一审案件违反法定程序时，有权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然而，最高法院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将检察院对刑事一审的监督限定为“庭审之后、监督意见书面提出、法院认为正确”三个条件，不但制约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责，而且违反了刑诉法有关庭审诉讼监督的立法本意。类似问题很多，笔者不必赘述已足见检察监督之艰难。

第四是“恨不争气”。所谓“恨不争气”，主要是指检察机关不能监督、不愿监督。

如果说“先天不足，营养不良，环境不佳”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弱化的客观原因，那么不能监督和不愿监督则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弱化的主观原因。虽然主观原因中也有客观因素，但是内因毕竟是根据。

（一）不能监督。主要表现是“两自一不”。

一是自作多情。对于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内部一直存有难为其责的思想。有的认为，公检法是一家，是“制于人”又“受制于人”的关系，担心法律监督——挑毛病伤了和气。因此，发现违法行为不是理直气壮地予以纠正，而是先通气打招呼，然后视对方的态度和意见行事，或者不痛不痒地予以口头纠正，如果被监督者反感不愿理睬，便蜻蜓点水——点到为数，不了了之。有的认为，在现行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担心法律监督不合地方党政领导心意和“服务大局”不力，生怕断了检察机关的生路。因此，遇到需要监督纠正的问题，不论是否需要总是先向地方领导汇报和请示，唯唯诺诺活象旧社会的“童养媳”。对于地方领导的不正常干预，不敢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而象患了“软骨病”似的点头称是、言听计从。

二是自缚手脚。在检察机关业务工作考核中，有些考核项目的设置不当，甚至直接影响了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发挥。例如，不起诉率和无罪判决率两项考核，其本意是为了提高办案质量，然而，考核项目的设计者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不起诉率与无罪判决率分别与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密切相关，如果公安机关坚持不撤案、法院坚持判无罪，检察机关也无锦囊妙计。实践证明，将不起诉率和无罪判决率的考核绝对化，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授人以柄、自缚手脚，不利于监督职能的发挥。

三是力不从心。现代司法工作日趋专业化、技术化，非经系统的法律学习和专门的业务培训难以承担，尤其是法律监督要求监督者必须具备更高的法律水平。在美国，检察官均是从优秀的律师中选拨的；在瑞典，任职五年以上的法官才可以担任检察官。相比之下，我国检察官队伍现状远不适应现代法律监督的要求，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的检察官所占比例太小，即使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检察院也仅有10％左右，加上检察业务培训因经费不足欠帐太多，检察官队伍整体素质、特别是专业素质与现代法律监督者的要求相差甚远，加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监督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缺乏认真深入的研究，致使检察监督举步维艰、进退维谷。

检察职能范文篇7

第一是“先天不足”。所谓“先天不足”，主要是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和现行检察机关管理体制不科学。

（一）法律监督的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现是立法存有缺陷。

一方面，国家高位法有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和宽泛，缺乏可操作性。目前我国有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法律规定主要散存于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之中，由于根本法和地位较高的基本法的原则性、概括性所限，不可能对检察法律监督做出具体翔实的规定，而低位法又缺乏规定和不便规定，更没有专门的监督法，因此检察机关监督职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仅以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为例，作为检察三大诉讼监督中两大监督的民事检察监督和行政检察监督，在长达二百七十条的民诉法和七十五条的行诉法当中，有关检察监督的规定分别只有五条和两条，并且内容比较原则抽象，监督的范围限定在判决生效之后，监督的方式仅仅是抗诉（基层院仅限于提请抗诉、建议提请抗诉和提出检察建议），不但忽视了程序监督和监督透明度问题，而且即使抗诉成功且判决结果公正，也只能是迟到的非完全意义上的公正。这种事后的监督，不仅难以实施，难以及时避免造成诉讼当事人不应有的损失，也缺乏监督应有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我国加入WTO之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和任务将更加艰巨繁重，现行高位法有关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宽泛的问题，对于专门法律监督的力度、效果以及司法透明度的影响不言而喻，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法律监督的有关立法存在缺失和空白。实施法律监督的首要条件必须有相应的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然而，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中，一般法律监督较之司法（诉讼）监督显得更薄弱。由于现行法律对于检察机关一般法律监督的范围、内容、方式方法等界定不清或没有界定，因此造成了监督上的许多盲点和空白。例如，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部分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以及几乎所有行政执法活动，都游离于法律监督立法之外，而这些恰恰是执法不严和权力可能被滥用的领域，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尤其是缺乏国家高位法的强力支持，所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只能“望洋兴叹”。即使有法可依的监督，由于缺乏具体实施监督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规定，致使监督刚性不足、措施乏力。例如立案监督，刑诉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检察机关应当通知其立案。如果公安机关仍不立案，检察机关“立案通知”的指令性便显得苍白无力，只能陷入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又如，刑诉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然而，没有规定批准决定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后多长时间内将通知送达检察机关，造成检察监督严重滞后，使监外执行检察成了“马奇诺防线”。再如，公诉人既履行公诉职责又负有监督责任，这种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双重身份，既不利于法律监督，也不符合诉辩平等的诉讼原则。

（二）现行管理体制不科学。主要表现是领导体制不科学和检察机关地位偏低。

首先，领导体制不科学制约法律监督。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宪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又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这就是所谓的“双重领导”的现行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然而，实际运作中由于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法定的“双重领导”基本上成了以地方党政领导为主的“一重领导”，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基本上只局限于检察业务，宪法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实际上变成了只向地方党政负责。在人事方面，虽然检察官职务的任免权在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检察官等级的评定权在上级检察机关，但是与利益挂勾的检察行政职级的晋升权在地方党政。虽然检察长的任免需要征得上级检察院的意见后由同级人大选举任命，但是检察长任命提名权在地方党委，所谓“人代会选举，上级院批准”实际上成了一种形式。在机关编制和内部机构设置上，检察机关现行编制包括系统内编制和地方编制两方面，上级检察机关确定下达的编制和内设机构，只有争取地方党政有关部门同意才能执行，而地方党政则可以不经上级检察机关同意，根据“需要”对检察机关增减地方编制。现行“双重领导”体制及其变异，势必造成检察机关地位的“附属化”和检察权的“地方化”，当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检察机关不得不听命服从服务于地方，甚至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伞”。

其次，检察机关地位偏低影响法律监督。依法而论，“一府两院”的地位应当是平行的，所配干部的规格也应当一致。事实上检察机关及其内设机构的地位普遍低于同级政府及其内设机构。虽然，中央曾明确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应相当于同级政府首长副职，但是并未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地位。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一直被视为同级党政机关的部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则被视为同级党政机关所属部门的内设机构，检察机关的干部也因此降格配备。“名不正，则言不顺。”检察机关如此低微的地位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有的权威性极不相称，在“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的国度里，“名不正”的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只能是一纸空谈。

第二是“营养不良”。所谓“营养不良”，主要是指检察机关的财力、物力和人才与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相比凸显匮乏。

（一）财力物力匮乏。主要表现是业务经费紧缺和技术装备落后。检察机关的办公经费包括一般性行政经费和检察业务经费两部分。如前所述，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办公经费均依赖于地方财政。目前，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一般性行政经费、特别是人头费，多数地方财政基本上可以保障，然而地方财政每年所拨业务经费不过是杯水车薪，难以保障检察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检察技术装备落后实际上是经费不足，因为技术装备不适应形势发展和检察业务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办案工作。在业务经费紧缺和必须履行职责的两难情况下，地方检察机关不得不厌其烦地“跑财政”，求地方党政领导“关照支持”。不难想象，一个靠乞讨度日无自尊可言的监督者何以能履行监督职责。

（二）人才匮乏。主要表现是人才吸纳难。检察机关人才匮乏是个历史沉积的问题。现实的问题是检察机关人才吸纳难，不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引的人才都难以留得住，人才流失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的因为经济收入微薄和工作条件不佳等物质利益原因，背离检察另寻“富家”，或者弃检从教、干律师；二是，有的因为人事流动较慢、仕途不畅影响个人进步等政治因素，自学、考研学业有成另谋高就，“黄鹤一去不复返”；三是，有的因为德才兼备、表现不错，组织提拔、培养调出另有任用；四是，有的因为干部正常交流，个人服从组织不情愿地交流其他单位。然而，对于那些不适应检察机关工作的人员，却因“去向难觅”和“出口不畅”而无法调出。如此这般地恶性循环，致使检察机关人才匮乏的问题更加突出。

第三是“环境不佳”。所谓“环境不佳”，主要是指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作祟对法律监督的干扰。

（一）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主要表现是一些领导的不正常干预。如前所述，检察机关是在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的情况下实施法律监督的，因此法律监督不可避免地受到地方利益的制约。当法律监督与地方利益相一致时，地方领导以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不言而喻；当法律监督触及地方利益时，地方领导往往从地方的发展与稳定考虑处理问题。有的充当“调解员”，游说监督与被监督双方“和平共处”；甚至有的以“仲裁者”自居，指责检察机关“自扬家丑”、“没事找事”，以“服务大局”为由，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致使法律监督不了了之。

（二）部门保护主义干扰。主要表现是被监督者的不配合。法律监督是对遵守、执行法律中的违法行为和失误行为予以依法制裁和矫正。在监督与被监督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中，表面上看监督者处于优势地位、被监督者处于劣势地位，其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由于法律监督的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尤其是现有法律规定缺乏应有的刚性，被监督者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以种种理由和方式对监督说“不”。一是，认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不必要、没用处，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和建议不以为然，或者推诿拖延执行；二是，认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是“找岔子”、“乱挑刺”，与自己过不去，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和建议置之不理、拒不执行；三是，自立章法遏制法律监督。刑诉法规定，检察院发现刑事一审案件违反法定程序时，有权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然而，最高法院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将检察院对刑事一审的监督限定为“庭审之后、监督意见书面提出、法院认为正确”三个条件，不但制约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责，而且违反了刑诉法有关庭审诉讼监督的立法本意。类似问题很多，笔者不必赘述已足见检察监督之艰难。

第四是“恨不争气”。所谓“恨不争气”，主要是指检察机关不能监督、不愿监督。

如果说“先天不足，营养不良，环境不佳”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弱化的客观原因，那么不能监督和不愿监督则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弱化的主观原因。虽然主观原因中也有客观因素，但是内因毕竟是根据。

（一）不能监督。主要表现是“两自一不”。

一是自作多情。对于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内部一直存有难为其责的思想。有的认为，公检法是一家，是“制于人”又“受制于人”的关系，担心法律监督——挑毛病伤了和气。因此，发现违法行为不是理直气壮地予以纠正，而是先通气打招呼，然后视对方的态度和意见行事，或者不痛不痒地予以口头纠正，如果被监督者反感不愿理睬，便蜻蜓点水——点到为数，不了了之。有的认为，在现行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担心法律监督不合地方党政领导心意和“服务大局”不力，生怕断了检察机关的生路。因此，遇到需要监督纠正的问题，不论是否需要总是先向地方领导汇报和请示，唯唯诺诺活象旧社会的“童养媳”。对于地方领导的不正常干预，不敢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而象患了“软骨病”似的点头称是、言听计从。

二是自缚手脚。在检察机关业务工作考核中，有些考核项目的设置不当，甚至直接影响了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发挥。例如，不起诉率和无罪判决率两项考核，其本意是为了提高办案质量，然而，考核项目的设计者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不起诉率与无罪判决率分别与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密切相关，如果公安机关坚持不撤案、法院坚持判无罪，检察机关也无锦囊妙计。实践证明，将不起诉率和无罪判决率的考核绝对化，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授人以柄、自缚手脚，不利于监督职能的发挥。

三是力不从心。现代司法工作日趋专业化、技术化，非经系统的法律学习和专门的业务培训难以承担，尤其是法律监督要求监督者必须具备更高的法律水平。在美国，检察官均是从优秀的律师中选拨的；在瑞典，任职五年以上的法官才可以担任检察官。相比之下，我国检察官队伍现状远不适应现代法律监督的要求，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的检察官所占比例太小，即使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检察院也仅有10％左右，加上检察业务培训因经费不足欠帐太多，检察官队伍整体素质、特别是专业素质与现代法律监督者的要求相差甚远，加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监督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缺乏认真深入的研究，致使检察监督举步维艰、进退维谷。

检察职能范文篇8

一、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分权与制衡是权力制约的一种有效形式，在权力相互制衡的动态中划定权力的界限，保障各权力的有效行使和不被侵犯。这里的关键是其具体的方式、互动作用的性质以及相互间合理边界的划定，要符合具体国家的具体国情。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衡，可以说是权力制衡的一种具体形式。但在实践中权力制衡不应也并不只限于这一种形式。

在我国政治体制中，以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为主要特色的权力制衡形式，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领导下的“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国人民的自主选择，足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平衡。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同时在民族心理上需要强有力的核心领导。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就说明了这一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多轮流执政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政治制衡机制的建构以及法治的施行，都离不开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存在，以维护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这是因为，我国“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中，由于政府、法院的权力运行是并列的，从职能上看不存在直接的制约关系，因此，整个国家权力运作中就需要在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来实现对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可以说，没有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就可能被任何强大的社会力量所扭曲，法治与政治制衡也就无法贯彻。

在我国，围绕着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产生了各种监督机关，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主要包括权力机关的人大监督，派的民主监督，监察审计的行政监督，纪委的党内监督，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等。这些监督形式中，检察机关以其在国家政体结构中的地位，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能，而具有的监督效力的国家强制性，监督手段的司法诉讼性，以及在监督范围、方式和监督力度等方面的特点，成为国家机构中专司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以法律监督的形式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国家权力制衡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家监督体系中不可替代。

西方国家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衡，不需要一个专门国家机关来承担法律监督制约职能，检察机关往往只起着公诉机关的作用。因此，那种要取消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主张，实际上足忽略了我国政治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简单照搬照套西方模式，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国家整个政治体制的权力失衡和运转失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公民的法律意识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制环节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司法领域，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司法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需要。

二、监督范围的有限性

检察机关主要是围绕诉讼的司法性监督，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职务犯罪、侦查、审判等)。目要抓住三块领域发展：

第一块领域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仅仅表现在刑事案件判决：更多地要通过占案件大部分比例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来体现。加强这方面的监督，不仅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需要。

当前有一种声音，要取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抗诉权。其理由是：侵犯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利于院独立审判和权威；法院内部纠错程序均能解决。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首先我们足针对法院的错误判决，而不是针对一方当事人，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错误判决和裁定，当然需要另一个国家权力机关来加以监督。这样权力制衡才相宜。要靠公民个人来纠错是十分困难的；其次审判的权威来自于审判的公正，而不是审判的独立。检察监督目的也是实现审判的公正，从而也是在维护审判的权威；法院内部的纠错程序固然能纠正一部分案件，但就纠错的力度来说有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部门要比自身的纠错强得多。尤其是在当前司法腐败仍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这种监督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在民事行政法律监督上，由于法律不够明确，当前在有些方面检察机关做得也不够理想，如干涉审判权，将自己置于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参与庭审调查承担举证，破坏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这些都给取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权提供了口实。但这不能足取消的理由，而应通过立法明确、加强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来加以解决。如进一步明确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对象与范围

第二块领域是对与刑事司法领域衔接的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国家行政方面的制衡作用当前主要体现：

一是在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过程中，在监督法院行政诉讼审判行为的同时，实现对行政机关的具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在这方面笔者建议赋予检察机关的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这是因为行政诉讼在原告资格上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即只有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合

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只有私人(包括法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显而易见，这就排除了行政行为侵犯国家或社会公利益时提起诉讼的可能性。而现实生活中，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未得到有效监督、纠正的情况大量存在。按照法院“不告

不理”原则，无起诉人的案件是不会自动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获得司法审查的。因此我们建议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即对于因行政权的违法行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例如违法发放各种许可证，包括林木采伐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等，使得国家所有的各种自然资源不断遭受损失的情形，检察机关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对这些违法行政行为，无论是给国家造成损失，还是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职责，都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济。

二是在对与刑事司法领域衔接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中，尤以对国家行政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的监督力度最大。这其中涉及范围广，数量多，影响大，实践中又相对薄弱的是对应当移

送刑事司法追究的而未移送的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这主要体现为检察机关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侦查。这类案件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徇私舞弊，明知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送，予以隐瞒、掩饰；或者大事减小，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情节严重的行为。

行政执法机关担负着执行法律、法规，管理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职责，享有法律授予的行政处罚权、行政裁决权。如公安、工商、税务、海关、劳动、交通、环境保护、卫生、检疫、质量监督、计量等部门。这些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是否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的形象，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罚。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行政执法人员违背职责，徇私舞弊，枉法行政，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破坏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还存在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反映最突出的足，对一些严重刑事犯罪打击不力，存在有案不立、以罚代刑、有罪不究、以钱抵刑等问题。因此，必须对严重徇私舞弊的行政执法人员依法予以刑事制裁。检察机关对这一领域的进行侦查，予以监督，体现了对行政执法的有力制衡，同时抓住了进入刑事诉讼的“入口”，成为检察机关刑事检察监督发展的重要领域。

第三块领域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是权力的滥用、专横和腐败的极端表现。经过多年的打击，“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仍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类型。”这说明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任务还很繁重。

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主要是通过自行侦查与起诉等相结合进行的，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侦查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石，最为明显和直接地体现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对抗和矛盾，而国家在对待、处理这一矛盾时的态度，则生动地反映出一国法治水平的现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松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的监督问题尤其重要，也是最容易引起疑问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办案人员不依法律程序办事，甚至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就无法守住公平与正义的法律防线。因此，监督对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来说，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对这一块的改革，要坚持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改革体制与加强管理相结合，标本兼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完善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消除诱发利益驱动，违法办案和影响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的一些客观因素。

二是健全侦查工作机制，通过检察权在上下级机关及各业务部门的分配，在相互配合的同时起到相互制约的们

用。包括上下级之间的上下监督和同一机关内部的平行监督。上下监督如严格大要案线索报省院备案制度，上级院对重特大案件的督办、交办、参办和提办制度等；平行监督包括办案部门之间的横向监督制约，前道工作环节对后道工作环节的纵向监督制约，督导督查与纪检监察检查的内部监督网络。

三、监督方式的诉讼性

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的诉讼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国家诉讼法中都有具体规定。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对检察监督权作了具体规定。

二是检察监督权是通过参加诉讼程序具体行使的。法律监督是一种通过具体的诉讼职能而实现的权力，而不是一种超脱于监督对象之外的以旁观者姿态的权力。职务犯罪监督，刑事、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及公民守法情况监督都足在诉讼过程中完成的。监督者必须积极介入诉讼活动在诉讼参与中实现对诉讼监督的职能。

三是检察监督权足通过运用诉讼手段即司法权力来实现的。侦查权、起诉权、批捕权、纠正违法权等检察权都是国家司法权力，普遍具有国家强制性。这就需要检察监督遵循诉讼规律，使检察改革符合客观性、判断性、亲历性、独立性、公正性等诉讼要求，清除原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对检察工作的不利影响。这一系列的诉讼权力都是由检察监督权派生，并服从服务于检察监督权，离开了法律监督，这些诉讼权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决不能将检察监督权包含的整体诉讼权力割裂开来，认为检察机关有公诉权就是公诉机关，有侦查权就是侦查机关，这种简单化、片面化的分析方法是机械的，不可取的。

四是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检、法之间的互相制约，实现对检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在我国的诉讼体制中，诉、辩、审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检察机关在诉讼中行使的权力足程序性的权力，对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要由法院决定，检察机关无实体处分权，以防止监督权对审判权的过度膨胀和侵犯，从而实现对检察机关自身监督活动的制约。至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与法律监督的定位是配合为主、制约为主还是监督为主需要明确。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应以监督为主，在监督中配合，而不是配合制约中监督。

四、监督手段的有效性

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主要包括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抗诉权(刑事、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具有方式的多样性、程序的衔接、性和目的的统一性。侦查权为公诉权做铺垫和准备，抗诉权足公诉权的深化和强化，检察建议与纠正违法通知书则是这几种权力的延伸和辐射。但各手段的适用范围足不同的，如侦查权针对的足职务犯罪，公诉权针对的足所有刑事犯罪(自诉案件除外)，抗诉权针对的是判决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这种适用范围的不同设定，原因就在于这些手段的目的统一性，即服务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是指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法律，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犯罪活动直接行使侦查权，通过侦查权与起诉权的结合使用，更好地实现对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

二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力来实现对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目的。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侦查权、批捕权、不起诉杉的行使来实现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与制约。

三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力制约审判活动，可以保证监督的效力。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力具有国家强制性，如起诉、新诉必然引起审判。同时为防止检察机关在抗诉不被采纳情况下，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得不到纠正情况的发生?检察机关可以对错误裁判形成过程中有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的审判人员行使侦查权，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手段，曾有一些不同观点。如有观点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批捕权，交由法院来行使。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审查逮捕权同样足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于确保侦查监督力度，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用。由于公安机关侦查权力的强大，检察机关要实现监督，必须要有制约其诉讼结果的权力以保证监督的力度。行使批捕权就是保证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力度的必要手段。同时，刑诉法规定了一系列对批捕权行使的制约手段，不会导致权力失衡。取消检察机关的批捕权的观点，实际上仍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思路来看待批捕权，足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检察职能范文篇9

一、着力增强检察工作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1、深刻理解实施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国务院批复的《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获批的第一个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规划。在这一战略规划中处于核心区位置，并被赋予骨干城市地位。加强蓝色经济区建设，是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和改善全市产业层次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全市外向型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强大动力，也是顺应历史潮流、切合全市人民建设文明富庶新愿望的现实需要。全市检察机关要深刻认识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倍加珍惜和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紧紧围绕市委关于深入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更加自觉地把检察工作放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更加主动地担负起服务保障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责任，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深入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

2、准确把握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的目标要求。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和“一核、两带、全覆盖”空间布局、构建“八大特色产业基地”、深入实施科教兴海“三大工程”等重大决策部署，以保障全市蓝色经济区建设科学、跨越、率先发展为目标，以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根本途径，充分发挥打击、预防、教育、监督、保护等作用，找准服务的切入点，增强服务的针对性，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增强服务实效，着力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文明宽容的发展环境，为全面建设蓝色经济区做出新的贡献。

二、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

3、广泛开展“检察机关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专项调研活动。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蓝色经济区建设，组织骨干力量，深入开展专项调研，重点摸清五个底数：摸清中央推进“十二五”规划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摸清当地党委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蓝色经济区的规划和部署、重大投资工程和民生项目，摸清当地支柱产业的发展状况和转调设想，摸清建设蓝色经济区过程中检察工作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摸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蓝色经济区建设对执法观念、执法方式、执法能力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明确服务大局的重点和方向，找准工作的结合点和切入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服务工作。

4、积极查办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的职务犯罪。深入推进治理商业贿赂、工程建设和国土资源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等工作，严肃查处发生在宏观调控、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区域规划和蓝色园区、海岛海湾建设、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以及重大能源工程、水利工程、交通设施等建设项目领域的职务犯罪，突出查办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证照颁发审验、项目审批、土地征用、税收征管、贷款发放等过程中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犯罪案件，依法查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利用改革改制之机贪污、挪用、私分国有资产的重大案件，保障转方式调结构和蓝色经济区建设重大决策的顺利实施。

5、切实保障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安全。深化专项检察预防特派员制度，本着“源头参与、过程监督、注重实效”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工作措施，主动配合审计、财政、纪检监察和项目主管部门、建设单位，认真做好公共资金使用、公共资源配置、公共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推动建立工程建设腐败风险防控机制，形成检察、建设、主管三方开展预防工作的整体合力。深入开展“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专项工作，结合办理的典型案件，认真分析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领域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研究犯罪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堵塞监管漏洞的检察建议。深化民事督促起诉工作，紧盯蓝色经济区建设中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环节，全面规范督促起诉工作的监督程序、监督对象和资金追偿，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减少和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6、切实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严肃查办在项目审批、贷款发放、土地征用、工商管理、税收征管等环节利用职务便利向企业索贿受贿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企业重大损失、破产倒闭的职务犯罪，切实为企业发展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加强与公安、法院的沟通协调，制定涉企办案指引，建立涉企案件快速办理绿色通道，优质高效地办理涉企案件。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追逃、追赃工作，最大限度挽回企业因犯罪遭受的经济损失。创新完善联系和服务企业机制，深入落实“双千牵手”工程，每名院领导和各部门都要确定一个联系企业，定期深入走访，了解生产经营状况，听取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协调解决在转调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难题，帮助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提高防范和应对经济风险、诉讼风险的能力。

三、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7、依法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积极参加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专项行动，扎实开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严厉打击走私、偷税骗税、制假售假、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以及盗抢生产资料、破坏生产设备和针对投资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绑架、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加大对非法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正常运行。依法打击强迫交易、虚假广告以及侵吞农机、家电等补贴资金的犯罪，维护良好的消费秩序。

8、依法促进形成规范有序的金融投资管理秩序。加强财税法制、信贷政策、金融工具等内容的学习培训，提升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及财税金融案件的能力水平。加强对非法集资等金融犯罪和利用金融产品、融资工具、支付方式创新实施的新型金融犯罪的打击，积极维护金融安全；加强对涉及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金融债权的民事案件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与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监管部门的协作配合，惩治和预防从业人员职务犯罪，防范金融风险。加大对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披露虚假信息等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建立健全与财税金融监管机关、金融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机制和预警分析机制，交流金融业发展情况、金融违法犯罪情况，收集涉及金融犯罪案件线索和信息，分析犯罪原因、特点等，提出防范对策建议，供党政机关、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决策参考，有效拓展财税金融业对蓝色经济区建设服务的领域和深度。

9、加强对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根据蓝色经济沿海隆起带和蓝色经济战略支撑带的布局，围绕芝罘湾、芝罘岛、崆峒岛、长岛国际休闲度假岛、龙口人工岛群、莱州湾、丁字湾等海岛海湾的开发与保护，以及海洋油气田、矿产开发加工和新能源基地建设，继续抓好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依法打击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严重破坏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加强对涉及节能减排、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推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市经济绿色增长。加大对非法采矿、非法用工等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犯罪的打击力度，依法打击在采矿、物流、施工等环节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完善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工作机制，坚决查办重大安全事故背后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推动完善刑事处罚、民事赔偿、行政问责相结合的责任追究机制，努力遏制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促进安全发展。

10、依法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深入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突出加强对海洋装备制造、海洋新材料、海洋生物等高端产业前沿性新技术、新产品和海洋科研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损害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商业信誉、产品声誉的刑事犯罪，依法惩治假冒注册商标及专利、销售侵权复制品、侵犯商业秘密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切实维护科技创新企业和知名品牌的合法权益。加大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力度，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交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积极开展对产品制造集中地、商品集散地、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高发地的重点整治，突出打击高新技术和海洋渔业领域侵犯商标权、专利权犯罪，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

11、加强对侵犯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案件的诉讼监督。强化对包括海洋工程装备、海水综合利用、海洋能源资源、海产品加工、海上运输、海洋新材料等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依法监督纠正对涉企案件违法冻结、查封、扣押款物和违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问题，坚决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以及违法立案、滥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及时监督纠正因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等导致的错误裁判，以及虚假诉讼、虚假调解等以司法形式掩盖违法经济活动的行为，促进依法调节经济关系。加强对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产品生产经营、农村信贷、投资等领域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新型市场主体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促进农村经济秩序稳定。

四、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2、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积极参与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依法履行批捕、起诉等职能，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和犯罪，坚决遏制严重刑事犯罪高发势头，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强群众安全感。依法妥善处理流动人口犯罪以及由经济纠纷引发的暴力讨债、绑架、哄抢等“民转刑”案件。深入推行平和司法、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附条件不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办案方式，对初犯、偶犯、轻伤害等案件落实依法从宽处理政策，做到既依法惩治犯罪，又减少社会对抗。

13、超前防范和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完善提升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特别是涉及招商引资、对外交流与合作、重大蓝色建设项目等重大复杂、热点敏感案件，涉众型案件和群体性事件所涉案件，在拟作出是否立案、适用强制措施、批捕、起诉、抗诉和撤案等决定的各个环节，都要认真评估风险因素，科学确定风险等级，制定相应的防范、控制和化解措施。深入推行“事前防范、事中处置、事后修复”的三段式涉检信访处理机制，完善首办责任、检察长接访、下访巡访、联合接访、案件回访、责任倒查等制度，建立涉检信访终结退出机制，把解决涉检涉诉问题与积极调解、疏通情绪统筹起来，着力从源头上化解矛盾。

14、积极推动社会管理创新。认真贯彻全市建设和谐稳定模范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深入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突破年”活动为契机，把社会管理创新作为检察工作促进和谐稳定模范城市建设的主线，统筹做好严打维护稳定、社会矛盾防范化解和群众工作。结合执法办案，定期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形势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安全隐患和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形成有价值的报告或建议，帮助相关部门及时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完善社区矫正监督模式，加强对监外执行罪犯、刑满释放人员、流动人口、社会闲散人员等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维护其合法权益，消除不稳定因素。完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注意通过互联网做好群众工作，正确引导网上舆论，收集群众诉求，及时掌握具有苗头性、倾向性涉检网络舆情，依法妥善积极应对。坚持以办案为主要手段促进社会管理，坚决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盗窃和“黄赌毒”等犯罪活动，加强对行政执法领域失职渎职犯罪的查处力度，严肃查处因社会管理失控造成重大事故和群体性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针对执法办案中发现的社会管理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促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15、加强对民生诉求的司法保障和救济。紧紧围绕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办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医疗卫生、招生考试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权犯罪案件，促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积极参与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促进刑事司法与食品药品行政执法的衔接，加大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和假药、劣药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坚决查办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背后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探索对侵害农民工群体劳动报酬、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等利益的行为支持起诉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和谐稳定。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受害人、刑事被害人、涉检信访人等，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及时提供民政救济、社会保障、法律援助，以实际行动树立亲民、为民、护民的良好形象。

16、完善落实便民利民措施。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要求，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竭尽所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不懈地办好民生检察服务热线，进一步深化民生检察联系点制度，完善部门协作和对外联动机制，提升热线和联系点人员履职能力水平，积极创造文明、规范、人性化的接待环境，着力帮助企业群众解决有关涉法涉诉问题，着力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企业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市院《关于推行〈民情日记〉制度的实施意见》，切实抓好如实记录、四级负责联动办理、及时反馈、批阅展评、建立台帐和奖励处罚六项制度，努力打造服务民生的新品牌。扎实开展“一名党员干警联系一个帮扶对象，一个支部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活动，重点帮扶农村特困户、城镇失业待业等生活困难职工、孤寡老人、面临失学学生、失足青少年和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以及辖区内矛盾比较集中的企事业单位，治安后进村庄、社区，存有安全隐患的单位等，认真制定联系工作方案，切实落实帮扶措施，真心解决群众困难。

五、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文明宽容的发展环境

17、全面提升服务蓝色经济区的能力水平。深入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创建学习型检察院、争当学习型检察官”活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大力弘扬重视学习、崇尚学习的风气，增强本领、提高素质，把握好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与检察工作自身科学发展的关系、依法履行职责与加强同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关系、改进服务方式方法与增强服务实效的关系，全面提升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实效。

18、严格规范执法行为。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执法观和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权力观，坚持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严禁越权办案，严禁到发案单位吃拿卡要，严禁接受赞助，严禁干预发案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活动，严禁干预市场主体合法自主的经济行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改进机关作风优化发展环境“十要十不准”规定》和《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禁酒制度规定》，自觉做法律法规的维护者、严守纪律规定的带头者和执行制度的示范者，以优良的作风服务经济建设，靠不断提升形象增强公信力。

19、讲求执法办案策略和方法。注意把握办案时机，不断加强和改进办案方式方法，树立良好执法作风，既严格依法办案，又注重保护企业发展，慎重选择办案时机，慎重使用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特别是在办理涉及蓝色经济区建设重要产业企业的案件时，坚持做到一案一评估、一案一帮扶、一案一教育，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绝不能因执法方式方法不当而出现影响发展稳定的问题。

20、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既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依法办案，又要正确处理打击与保护的关系，严格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正常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所得、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与非罪的界限，依法惩治犯罪者，挽救失足者，保护无辜者，支持改革者。

六、着力把检察机关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21、加强对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工作的领导。全市检察机关要把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为一项全局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取得实效。市县两级院都要成立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确保组织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切实履行牵头抓总的职能，重点抓好组织指挥和协调；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相关重要事项，亲自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检察职能范文篇10

一、利用农药推广环节收受贿赂

农村工作以农业为本，要想农业有好收成，离不开好农药的使用，然而一些腐败分子却利用农药选购和推广的环节，大肆收受贿赂，滥用手中的权力，从而坑害农民的利益。

典型案例：某县农业局下属的植保站为事业单位，张某为该站站长，系法定代表人。该站具体负责全县的农药的选购和指导使用，并通过各村的农技员进行农药推广。经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查明：张某在担任县农业局植保站站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收受有关农药厂家业务员所送的人民币计24万多元，构成受贿罪。

案例评析：我国农业有一重大缺陷：农药使用量过大，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量高，这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不利用人民的身体健康，据统计，我国水稻从插秧到收割平均每周，就要喷洒一次农药。而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局植保站的一些公务人员，因收受农药厂家的贿赂，而将一些劣质价高的农药频繁加以推广，农民出于对农业局下属植保站等政府专业机构的信赖，往往积极响应植保站的通知，频繁用药，过度用药，这不仅增加了农业成本，而且被滥施农药的农产品会有损人民的身体健康。该案例中的腐败行为，严重违背了党在新农村建设政策中增加农民收入，提倡绿色农业的根本宗旨。

检察建议：建立农药选购和使用的公开听证制度。通过该制度的建立，使农民，农业局，农业专家，农药生产厂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经科学评比后最终选定物美价廉的农药和在必要的最佳时机喷洒。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降低农业成本，降低水稻的农药残留量，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因而，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好评。

二、利用农村广电改造工程拿“回扣”

新农村建设中各地都实施了村村通电话，村村通有线电视，农村电网改造，等农村广电工程，政府将大量的惠农资金拨到新农村建设中。一些腐败分子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钱权交易，以次充好，索拿回扣。

典型案例：某县广播电视局下属的乡镇广播电视站站长王某，利用负责农村广播电视改造时进行广播电视材料和设备采购的职务之便，收受贿赂9万元，构成受贿罪。

案例评析：农村广电工程对繁荣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也体现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党对农村的关怀。然而，腐败分子却利用实施广电工程改造的机会，收受贿赂，采购劣质设备，影响了广播电视的质量和使用寿命，损害了党在农村的形象。

检察建议：由县政府统一建立公开招投标制度。通过建立公开招投标制度，确保材料采购在阳光下进行，既可以节约财政资金，又能保证材料质量。

三、以租“圈农地”

农地对农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国家采取了最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来保护农田的面积，但随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对土地的需求却是大增，在这种情况下，“以租”的农地利用方式在沿海发达地区随之出现。

典型案例：20*年某乡镇在租用农民土地60亩，乡政府与农民签订土地租用合同，双方约定：租期30年，每亩田每年租金800元。乡政府租得农民土地后，将土地用于工业园区建设，发展地方经济。

到了20*年，社会生活水平较20*年有了很大提高，物价变化也很大，失地农民仍旧按800元每亩的租金给付显得很不公平，为此，引发失地农民的抗争和上访。检察机关受理此案后，召集各方进行调解，商定了一个可行方案：即将土地租用合同中“土地租金由每亩田每年租金800元”修改为“每亩田每年租金按照当年的1500斤水稻的价值计算，乡镇府与农民继续履行合同”。通过检察机关的调解化解了矛盾，保障了失地农民的权益，维护了农村的稳定。

案例评析：地方政府租用农民土地，具有普遍性，而如何确定租金则是关系到农村的稳定繁荣和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的重大难题。检察机关经过充分调研，提出了按“当年的1500斤水稻的价值计算每亩租金”的方案，有利于科学合理维持租金与生活水平提高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平衡，经过实践证明，该方案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检察建议：采取按当年的1500斤水稻的价值计算每亩的租金。该方案对于解决在《物权法》施行之前，失地农民租金偏低的矛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有利于实现农村的和谐。

四、农田水利工程成为“唐僧肉”

实施农田水利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县政府财政拨付巨额款项用于农村的农田水利工程。一些腐败分子也盯上这块“唐僧肉”，往往有以下几种违法犯罪行为：重复计算工程量或夸大工程量，骗取工程款；相关工程人员相互勾结，套取工程款私分；利用职务之便，刁难施工方，索取贿赂。

典型案例：黄某为某乡镇水利站站长，在该乡进行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黄某与施工单位串通，采取开假发票，虚列支出的手法贪污11万元，同时收受施工方贿赂3万元，构成了贪污罪和受贿罪。

案例评析：农田水利工程属于资金使用密集型领域，具有资金量大，使用频繁，同时资金大多集中在乡镇一级政府，项目管理上也大多不规范。发生在农田水利领域的腐败案件，大多直接影响工程质量，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检察建议：建立农田水利工程资金使用的检察备案制度。农田水利资金数额巨大，使用范围广，属于资金密集型领域。将资金的拨付使用情况及时到检察机关备案，有利于及时发现资金的异常动向，预防腐败的发生。

五、地方保护主义损害农民利益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繁荣必然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平等自由交易。然而由于传统的原因，一些基层政府出于地方利益地考虑，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从而损害了农民利益。

典型案例：某乡政府在蚕茧收购时，限制本乡农民到异地出售蚕茧，而本乡的蚕茧收购价格又低于邻近地区的蚕茧价格，这种情况引发农民的不满，时常发生冲突和上访。检察机关受理此案后，仔细查找相关法律法规，依据20*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的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向乡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乡政府取消一切限制蚕茧异地买卖的行政措施。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案例评析：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其中一项重要职能就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如何行使这项权能是个新生事物，本案向我们显示了通过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书的方式，纠正乡政府的违法行为，维护农民利益是一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