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范文10篇

检察权范文篇1

[关键词]检察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

半个多世纪前，新中国的建立推翻了中华民国的五权分立和六法体系，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人民检察院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法律事实，我国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定位于司法权，已得到宪法之确认；作为一个法学问题，检察权与检察机关的性质之争却一刻也未曾停歇。本文拟从比较法的角度，论证我国的检察权就是法律监督权，且是最高权力之下的一项独立国家权力。

一、检察权性质之争

当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检察权是司法权，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该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参加诉讼活动，在办案中采取措施，做出决定，是对个案具体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符合司法权的特征。此说为当前通说，并得到官方认可。

2、检察权是行政权，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这一观点又可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①温和派从宏观上看待检察权，他们认为检察官与检察机关都是上命下从，检察权不具有司法权应有的被动性、专属性、独立性、中立性和终结性。②激进派从微观上看待检察权，他们认为我国的检察权是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的简单相加；主张取消检察机关，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交由行政监察部门行使，或者设立类似廉政公署的专门机构行使；将批捕权交由法院行使，建立庭前司法审查程序，由预审法官决定羁押逮捕；将公诉权交由行政机关中的公诉机构行使；将法律监督权交由权力机关行使，以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构建“等腰三角形”式的刑事诉讼结构。

3、检察权具有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双重属性。认为检察机关的上下领导关系，突出体现了检察权的行政性，尤其是具有主动性的侦查行为，具有明显的行政性质。另一方面，检察官的公诉活动以适用法律为目的，同时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活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这种意义上检察权具有司法权特性。龙宗智教授进一步指出，我国检察权具有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双重属性，但在法制上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机关，检察官定位为司法官。

4、检察权既非司法权又非行政权，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就是法律监督机关。这实际上是由第三种观点引申出的另一种结论。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并将行政权、司法权与法律监督权分别赋予人民政府、法院和检察院行使。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享有的权力统称为检察权或法律监督权，是国家为确保法律能够统一正确实施而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独立而专门的权力。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作为检察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统一和依附于检察权，从而使检察权呈现司法权或行政权的某些特征。

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这一观点许多学者在宪政制度、权力制约、控制论等角度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在此笔者试从比较法的角度，对该观点的科学性进行论证。

二、三大法系的检察制度之比较

当今世界主要有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三大法系。由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等原因，不同法系国家甚至同一法系国家在检察制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正如我国台湾地区资深检察官朱朝亮先生讲的那样：“按检察官之定位，有定位为行政机关人者，如法国法制，有定位为行政机关辩护人者，如美国法制，有定位为公益代表人（或公益辩护人）者，如日本法制。”

1、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12世纪的法国，地方领主权力很大，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为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国王便设立人，国王处理私人事务，并承担监督王国法律在领主土地上实施的职责。14世纪，法国将原先的国王诉讼人改称为检察官，普遍设于各级法院，一方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对罪犯进行侦查和起诉，参与法院的审讯，另一方面代表国王对地方行政当局进行监督，成为国王在地方的耳目。这被认为是检察官制度的起源。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大多把检察机关界定为行政机关，但检察机关并非纯粹的公诉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法律监督和保证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职能。法国检察机关一方面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起诉、支持公诉和指挥刑事裁判的执行等职能，另一方面还对司法救助制度的运营、户籍官员、私立教育机构、新闻杂志等定期刊物进行审查监督。德国检察官在法庭审理阶段，充任国家公诉人，同时监督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并且对判决的合法性负有监督职责。葡萄牙检察机关还对常规法律的合宪性进行监督。因此，大陆法系检察官享有近似于法官的身份、经济和特权保障，被称作“站着的法官”和“法律守护人”，在法庭上检察官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法、德、日等国检察官均可对法院的某些错误判决提出上诉（抗告）。

2、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主要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1461年，英王将担任王室法律顾问的国王律师改名为英国检察长，1515年，又设副检察长，逐步形成了英国的检察制度。英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和判例法国家，法律被称为“大法官的脚”主要由法官遵循和创设，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在英美法系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法官在司法上的至上权威是不能容忍更上位的监督者。同时，英美国家各成员亦拥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寻求整个国家的法制统一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因此法律监督理念在英美法系国家不可能产生。

3、社会主义法系的检察制度。社会主义法系的检察制度起源于苏联，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列宁检察制度的理论架构至少应包含以下三层含义：①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应当是统一的。“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应当是全俄统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②检察机关的职权就是法律监督，具有专门性和程序性。“检察长的职责是使任何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决定都不同法律抵触，所以检察长有义务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一切不合法律的决定提出异议，但检察长无权停止决定的执行。”③检察权应当统一独立行使，不受地方干涉。“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

（二）几点启示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1、大陆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天生具有法律监督的职能。中央集权和成文法国家一般要求国家法律在全国的统一正确实施，法官只能严格适用成文法，不能超越和创制法律，必须有一个机关承担起法律监督的责任，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因而大陆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的检察机关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公诉人与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享有近似于法官的身份、经济和特权保障。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职责范围稍小，因而将其界定为“诉讼机关”似乎更为妥当；而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指能更加广泛，将其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较为合适。

2、权力划分是影响检察机关准确定位的决定因素。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将“三权分立”作为一种先验的前提，因而检察机关只能定位于行政或司法机关；而社会主义法系在权力划分上更为开阔，因而在最高权力之下，形成了立法、行政、司法、检察“四权分立”的格局。

3、社会主义法系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高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检察机关。①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检察机关定位于行政机关，大多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也有个别设置于法院中，与立法、司法机关不在同一层面。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其负责，同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平行设置，互不隶属。②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检察机关基本职能是追诉刑事犯罪，即便具有一定监督职能，也只是对侦查、执行以及司法审判的具体活动进行监督。社会主义法系检察机关则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其基本职能，且监督范围广泛，公诉只是法律监督的手段和组成部分。

4、刑事诉讼模式是检察机关定位的具体表现。由于大陆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检察机关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承担法律监督的职责，因而在诉讼模式上更倾向于职权主义，检察官要遵守客观中立的原则，要对判决的公正性进行监督，而不是单纯的指控被告人。英美法系的检察官被视为控方当事人，他们可以在庭前与辩方进行辩诉交易，对公诉权进行较大的裁量和处分，在庭上则只承担提出并证明犯罪事实的任务，这便是“当事人主义”或“等腰三角形”的诉讼模式。

三、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渊源及其启示

有学者认为，我国检察制度是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列宁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思想，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检察工作的优良传统，发扬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特别是御史制度的精华，吸收国外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建立的。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比较全面，但不无可资商榷与补充之处：

1、我国古代御史制度虽然与现代检察制度有一定相似之处，却无必然联系。古代御史承担检举犯罪、督察百官、审判犯罪和部分行政职权，与现代检察制度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御史制度的发展演变在清末被迫中止和断裂。清末新政，仿日本在各级审判厅附设检事局，将现代检察制度引入中国。但我国古代将御史监督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御史机关直接向最高统治者负责，不受地方干涉；御史享有较高地位、较大权力和特殊保护等做法，在当前仍颇有借鉴意义。

2、苏联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应当是我国检察制度最主要、最直接的渊源。新中国从开始建立检察制度的时候起，在宏观上把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微观上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彭真同志指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坚持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我们的检察院组织法运用列宁的这一指导思想。”苏联解体后，我国成为社会主义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我国的检察制度以其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在世界各国检察制度中独树一帜。

3、90年代以来西风东渐，我国的检察制度受到国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制度的一些影响。突出表现在诉讼模式的改革上：1979年《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建构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典型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特征；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引进、吸收了诸多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内容，形成了“混合型”诉讼模式，在实践中有向当事人主义发展的趋势。笔者认为，纯粹“当事人主义”和“等腰三角形”诉讼模式建立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制基础上，与我国法律制度并不兼容。首先，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而不能创设法律，因此法律监督成为必要和可能；其次，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程序意义上的监督，与具有实体处分性的司法权没有冲突，尊重审判权不等于“司法至上”，有错不纠才是对司法权威最大的侵害；最后，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不是控方当事人，与法院一起承担惩治犯罪和维护公正的双重使命，与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律师也不构成对立的两极。

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那样，研究我国的检察制度必须站在本土化的基点，借鉴国外的检察制度亦必须考虑与本土宪政结构和法律文化的兼容与整合。我国检察制度理应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但与时俱进不是盲目抄搬，检察改革必须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人民检察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因此，坚持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科学定位，还检察权以独立法律监督权的本来面目，并不断予以加强和完善，是当前检察改革应然的基础和前提。视我国宪政体制于不顾，而奉西方“三权分立”为圭皋，必将使我国检察制度背离其设立的初衷，而使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产生冲突，甚至淹没于西风东渐的狂潮。

参见倪培兴、王玉珏：《论我国宪政体制和司法体制中的检察权》，《中国检察》（第三卷）。

参见郝银钟：《检察权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参见夏邦：《中国检察院体制应予取消》，《法学》1999年第7期。

参见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法学》1999年第10期。

参见曹呈宏：《分权制衡中的检察权定位》，《人民检察》2002年第11期。

参见（台湾）朱朝亮：《司法官法草案总说明》，www.pra-/pra_4/pra_4_1_27_2.htm。

参见宋英辉、陈永生：《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之比较》，《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参见周其华：《中国检察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意大利检察机关属于国家司法机关；检察官属于司法官，被称为“检察机关的法官”。

参见王然冀：《当代中国检察学》，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参见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参见中国检察考察团：《德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1期。

参见宋英辉、陈永生：《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之比较》，《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参见宋英辉、陈永生：《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之比较》，《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196页。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196页。。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5页。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6—327页。

参见宋英辉、陈永生：《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之比较》，《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参见孙谦、刘立宪主编《检察理论研究综述》（1989—1999），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参见王琳《检察改革三题》，/douzilaw/fxpl/wj005.htm。

检察权范文篇2

（一）、检察权的内涵

检察权的内涵指检察权的权力属性。近年来，理论界对检察权的定位论争可谓激烈。主要有：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诉讼活动中追诉犯罪，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职业特质，与中立消极的司法权迥然不同，因此检察权就是行政权。行政和司法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虽然具有行政权的属性，但是检察官与法官在诉讼性质上具有“同质不同职”的职业特点，均依照同一法律目标行事，同时享有受宪法人身及事务独立性的保障，所以说也是司法权，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起诉等权力，必须依统一的诉讼程序进行，是诉讼中行使司法权的重要部分。法律监督说，认为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本是同等语义，检察机关的各项权能都由法律监督权派生而出，“诉讼程序成为法律监督的载体系统”。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宪法，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就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二）、检察权的外延

检察权的外延指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权范围。在检察权能中，以监督权为核心，由职务犯罪侦查权、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构成权力体系，我国的的检察权能主要包括：1、侦查权。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检察机关有权立案查处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渎职行为，从而达到检察国家工作人员、保障公职人员廉洁勤政、依法行政的目的。二是普通刑事犯罪侦查权。主要指对公安和其他刑事犯罪侦查机关侦查不充分的案件进行补充侦查，以满足对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据要求。2、公诉权和参与诉讼权。这是检察权的核心内容。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违反法律的行为提出控诉并在审判过程中出席法庭支持其主张的权力。参与诉讼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与由其他公民、法人、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权力。3、依法行使批捕的司法审查权。4、诉讼监督权。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使命。诉讼监督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监督。

检察改革的方向应是强化法律监督，而不是削弱甚至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检察机关据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各项检察权能是法律监督权的外延，新形势下检察权功能的发挥不仅不能偏废，而且应当继续充实和完善。

二、检察权内部配置结构

从结构上看，我国检察权的内部配置呈三个层面：

1、检察系统的层级权力配置。根据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从上到下分为四个层级。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省、市、县三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行使的检察权不尽相同。

2、检察机关内设机构间的权力配置。目前，各级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的主要机构及其职能是：（1）侦查监督部门。行使对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权；对公安机关立案和侦察活动的监督权；（2）公诉部门。主要行使提起公诉权、刑事抗诉权以及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权；（3）反贪污贿赂部门，主要行使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查权；（4）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主要行使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的侦查权；（5）监所检察部门，主要行使对监狱、看守所、拘留所执法活动的监督权；（6）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主要行使控告、举报的受理和刑事申诉案件的复查权；（7）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主要行使对人民法院民事、行政案件审判的监督权；（8）法律政策研究部门，主要对检察权的行使中的法律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意见，并承担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的职责；（9）职务犯罪预防部门，主要负责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法制宣传研究、分析全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特点、规律，提出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预防对策等。此外，各级检察院还设有政工、纪检监察、办公室、行政装备等专司党务、行政事务的部门。

3、检察人员的权力配置。检察人员的权力配置，主要体现在几个关系上：（1）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关系。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重大案件和重大问题。其中，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意见，可以报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从立法寓意上可以看出，虽然检委会是检察机关的权力机构，但作为检察机关的法定代表人，检察长在同一检察机关的权力架构中起主导作用。（2）检察官和部门领导的关系。检察院组织法确定了检察机关的上下级的领导关系，而检察官法虽将检察官分为四等十二级，却未对高级别检察官可以领导低级别检察官从事检察业务工作作出规定。在检察官和部门领导的关系上，延用至今的机制具有非常典型的行政机关的特点。检察官的权力来源于检察长或者检委会授权和委托。检察院部门领导对检察官的职权行使具备审核权和一般指示权，并当然拥有日常行政管理权。检察官在部门领导的督促、指导和检查下完成职责任务，检察官本人不具备履职的独立性。（3）检察官和检察院行政人员之间的关系。除检察业务部门以外，检察机关的运转还必须配置机关事务、行政装备、政治部、纪检监察、警务等综合部门，负责检察人员的管理、培训、保障，涉及的人员包括政工员、纪检员、书记员、档案员、保密员、技术人员和法警、司机等。这些人员对检察机关业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有力支持。多年以来，检察机关的综合部门和业务部门的人员并未进行角色界分，检察官专司后勤、政工工作的现象非常普遍，而综合后勤人员作为有生力量介入检察业务和参与办案也很常见。

三、我国检察权配置存在的问题

（一）、权力分拆过细，导致法律监督力的整体弱化。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覆盖了侦查、公诉和参与诉讼、批捕、诉讼监督四大层面，检察机关的内部职能部门应主要依据法律监督的任务进行配置，不宜拆分过细。从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上看，一是由于缺乏一体化的制度支撑，在办案任务的立查结案指标需分级统计，业绩均单独以各个检察院作为考评主体，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更注重监督和指导，如侦查职务犯罪，基本按属地原则由案发地检察机关独立完成，上级检察机关的介入和指挥十分有限。二是内部职权分解过细，容易引起职能重叠和冲突，造成工作扯皮，致使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必要的知信力和查究力整体疲软。如公诉部门与侦监部门分立导致刑检案件的审查存在重复劳动之嫌，并有可能出现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案件判断上的矛盾，捕了以后诉不出去，在侦查监督上也容易引起监督脱节；反贪和渎检部门分立造成侦查资源分散，侦查实效降低，且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均属职务犯罪，二者往往相互交织难以界分，两部门分别单独画地为牢，自家各扫门前雪的传统调查方式违背职务犯罪的侦查规律；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实施民事行政案件的诉讼监督时，由于没有配置侦查权，不能对民事行政案件诉讼中的枉法裁判及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及时发现和进行查处，这种诉讼监督显然会打折扣。监所检察部门的刑罚执行监督和看守监狱场所的监督同样存在监督不力之嫌。

（二）、权力的行政性质突显，导致检察官履职能力的萎缩。

我国检察权的定位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很大程度上抹杀了检察权自身的司法属性，也桎梏了检察官履职能力。这反映了检察机关内部体制上即为：（1）检察官缺乏独立性。检察活动的司法属性要求保障检察官的独立性。而在我国，“检察权独立行使”的传统解释和制度设计指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而非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从检察院的权力层级上，检察长乃检察职权的集权者和代表人，其他检察官的履职行为均来自其授权，并不具备行使检察权的独立性。此外，检察官须接受分管副检察长、科处长的直接领导，他们可以否决检察官的办案意见，也可以通过集体讨论的途径决定检察事务，然后报检察长批准。在这样的体制中，检察官只是行政垂直线上底部的一个点，其所承办检察事务，必须提交集体讨论决定，经由检察长批准，且上级的决定检察官亦必须执行。检察权是司法权。司法权的核心内容即为司法机关的机构独立和司法官的履职独立。这种管理方式有悖于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业务本身的要求，在此种情况下，检察官很难发挥主观能动性，张显办案个性，积极开展工作。（2）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合。当前我国检察机关沿用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纵向位阶式的行政领导方法，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合并以行政为主导。（3）检察长、检委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不顺。从人民检察院这一机关法人的内部建构来看，检委会是该法人的权力机构，检察长是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但在二者具体运行过程中，现行立法却赋予了检察长对检委会强大的制约权，即提请人事任免权、会议当然主持权和最后排众请示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检察长主导并实际凌驾于检委会之上，破坏了检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之法定原则的真正贯彻，也使检察委员会其他委员讨论检委会事项的责任感的参与热情受到难以避免的体制性抑制。

（三）、检察权的配置不科学，导致检察权的内部耗散。

一是各内设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职能混乱，如侦查监督权，按照现有的情况，侦监部门、公诉部门、监所部门都责无旁贷，但这种部门视角下的检察监督有可能是片面地和无序的，造成“大家都管，大家又都不管”的状况。二是由于检察权配置上的不明确，有的职能部门没有完全行使法律规定的检察权。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明确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刑事诉讼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明确要求，也没有作出有关解释和规定，实践中基本无法落实。三是检察机关称谓有待规范。如检察机关内部如今有厅、局、处、科、室等各种称呼，这些称呼均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不能反映检察机关的特点，缺乏应有的司法底蕴。

四、优化检察职权的配置

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途径。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国家立法的层面上，按照检察机关发挥功能作用的需要和司法活动的规律，通过立法授予和调整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使检察职权的配置必要、合理、科学；另一个是检察机关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按照公正高效和有利于监督制约的要求，通过内部的机构调整和职权配置，整合现有资源，更有效地行使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以下笔者主要从第二个方面进行思考探索。

（一）、合理科学的配置检察权

1、增加违宪案件调查权。宪法监督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性选择。我国现行宪法确立了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审查制。从具体运作看,这一机制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缺乏专门的违宪审查组织机构,宪法监督不能经常化；缺乏违宪审查的操作程序。由于传统理论认为宪法不具有可诉性,所以没有建立对具体违宪行为的宪法诉讼制度。200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对我国宪法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从运作现状看,缺乏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被认为是宪法监督弱化或流于形式的症结所在。笔者认为，在宪法上,保留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同时增设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取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即实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和宪法委员会的专门违宪审查相结合、以宪法委员会为主的复合审查体制。在这一复合违宪审查体制中,根据检察机关承担的法律监督职责,应赋予其调查取证和启动程序的职责和权限，建立专门的科室予以负责。

2、合并现有主要业务部门。（1）职务犯罪监查局。将现行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控申四个部门整合成统一的检察机关反腐败职能机构。受理公民控告(举报),是反腐执法的基础和前提,办理贪污贿赂案件和渎职侵权案件是反腐执法的直接体现,预防则是通过反腐执法的适度延伸,铲除诱发犯罪的病灶,实现反腐败执法功能、效果的最大化。"四位一体"的反腐败机构设置模式,正是反映了这一客观规律。（2）公诉局。将现行侦查监督、公诉两个机构整合为一个具有追诉性质的法律监督职能机构,行使目前由公诉、侦查监督和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履行的部分职能。检察机关不仅应当享有刑事案件的公诉权,而且也应当享有代表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而行使的民事公诉权与行政公诉权。公诉局的机构设置,为民事、行政公诉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探索空间。反映了公诉工作全面、协调发展的趋势。这样,更能从整体上凸显公诉职能的"客观性义务"和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法律监督性质。（3）设置诉讼监督局。将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所检察等部门职权予以整合,除继续履行上述机构的职能外,应增加从公诉局分离出来的诉讼监督职能和内部执法监督职能,以行成对外(公安、法院)对内(检察执法)同时并举的全方位诉讼监督。具体职权是:负责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事项;负责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抗诉;对侵害公益的案件以国家代表人的身份提出诉讼;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当事人和解等方式实施民事行政监督;负责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负责对检察机关自身的办案活动和办案质量实行监督。

3、成立"司法行政管理部"。实行分类管理后，要相应地设立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专门管理检察机关内部的非司法性工作，即司法行政事务。"司法行政管理部"不仅要行使检察机关内部基本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如从事政工、行政、文秘、党务、纪检监察、会计、出纳、统计、档案等行政事务，还可负责检察机关同人大、法院及行政机关的联系。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将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推向社会，实行社会化服务。另外，为加强检察官的协调，可在"司法行政管理部"内设置"检察官秘书处"，作为检察机关检察官运行的协调机构。

（二）、改革检察机关的行政化管理模式。

一是改革检察人员管理制度，建立符合检察工作特点的人事制度。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录用应当由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察机关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自行决定，而不应当由行政机关来为检察机关选拔和录用人员。国家应当设立区别于行政等级的检察人员工资福利序列，而不应当完全套用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标准。法官、检察官的等级、职责权限、工资福利，应当按照从事司法工作的资历和水平，由司法人员管理机构独立决定，而不应当完全按照行政级别由行政机关或行政管理部门来确定。检察机关的人员应当按照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及其实际需要进行分类，明确规定不同岗位的职责权限，形成职权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而不应当完全按照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上下级单向式的领导。对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考评更应当符合司法工作的实际，有利于激励、培养、造就和使用高素质专业化司法队伍。二是更新检察职权运作的观念，切实按照司法规律行使检察职权。检察机关内部更应当尊重司法规律，树立按照司法规律配置检察职权、按照司法规律管理检察人员、按照司法规律履行检察职能的理念，保证检察职权按照公正高效的要求来运作。要逐渐淡化和消除行政层级的观念，改革办案机制，减少对案件的行政审批环节，优化司法资源和职权配置。同时要通过考评机制和工资福利的改革，把检察人员的注意力从关注行政级别的晋升上引导到关注司法岗位职责的履行上来，努力营造使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有办案能力的人员脱颖而出的软环境，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检察队伍的基础上实现检察职权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运作。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检察制度研究》,叶青、黄一超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孙谦、郑良成主编：《司法改革报告——中国检察院、法院改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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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曲新久著：《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检察权范文篇3

关键词：国家刑罚权；检察职能；罪刑法定主义；制衡职能

一、域外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关系比较

“刑法属于授权性规范，刑事诉讼法属权于限性规范。刑法设定了国家的刑罚权，刑事诉讼法则为国家刑罚权的正确行使、适度行使设置规则和界限。”检察机关通过对刑罚权运行中不同环节的刑事司法主体的权力制衡，发挥着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职能作用，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规范运行和刑事法治的统一标准。

(一)西方主要国家刑罚权的实体问题与检察职能

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实体裁判起着制衡的作用在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裁判活动中是相同的，只是由于诉讼模式和诉讼机制的不尽相同，在具体的运行机理上存有各自的特点。

1.普遍建立了限制入罪和出罪机制，但原理不一样，检察机关制衡职能发挥的机理也不尽一致。刑事法治要求法律适用上的统一性、要求坚守形式理性，这是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是为防止作为案件处理依据的标准主观化，防止随意入罪。德国、法国历史上有推崇制定法的传统，因此易于实现法律适用上统一性的要求。但制定法存在局限性：一是罪刑的规定很难实现明确性的要求。这一要求本身排斥简单罪状、空白罪状和规范性罪状的立法方式，但这在所有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二是难以实现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两全。对此，德国、日本等国提出了违法阻却与责任阻却的刑法理论作为出罪机制帮助刑事司法官员解决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的冲突。但大陆法系国家虽普遍赋予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一定的起诉裁量权，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考虑起诉的适当性、必要性以实现个案的处理符合公正的要求，但又受到起诉法定主义的制约，起诉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这也要求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准确适用法律，妥当处理好法律适用上统一性与正确性的矛盾，以更好地实现对法院裁判范围的制衡效用。英美国家虽对制定法越来越重视，但有遵循判例法的传统。美国的不少制定法规定得非常原则和简单，通过判例适用起来比较灵活，判例法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发展。但美国法律中有“Void-for-VaguenessDoctrine”(法律模糊无效原则)，要求刑法的规定要明确，过于含糊的条文是无效的，从而限制了刑罚的适用范围。英美国家刑事司法官员办理案件依赖于经验的总结、依赖于对制定法、判例法和正义原则的理解而不是理论。

可见，刑法结构与刑事诉讼结构是一种一体化的关系。大陆法系国家重视制定法和理论的作用，倾向于一般正义，追求相同案件相同处理，防止随意出入人罪的任务主要由刑事司法机关承担，而检察机关是刑事指控的提起者，在担负防止出入人罪任务上起着最重要的职能作用。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不仅要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安全，而且要防止追究无辜，保障人权，以此维护国家刑罚权的良性运行。而普通法系国家重视判例和经验的总结，倾向于个别正义。尽管检察官承担的角色更倾向于打击犯罪，防止出入人罪的任务主要由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辩护方承担。但检察官通过提起公诉的罪名和起诉案件的事实范围限定法院审判活动的范围，检察官也正是通过起诉的标准和范畴来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制衡，以此保证刑事法治的统一标准。

2.两大法系检察官都负有确保刑事司法中法律适用统一标准的职能，但在处理适用法律与执行刑事政策矛盾的价值取向上不尽一样。例如，法国检察官既要确保在法国领土上统一适用刑事法律，还要负责刑事政策在其辖区内的正确实施。美国的刑事审判贯彻遵循先例的原则，但在发现新的证据且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检察官可就法律适用问题提起上诉。在合理利用有限刑事司法资源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上，两大法系国家都面临着既要保证刑事法律的适用，又要按照国家刑事政策的要求对刑事案件区别对待这一对矛盾。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越来越将刑事司法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对社会危害比较大的严重刑事犯罪上特别是有组织犯罪上。不过，大陆法系国家有尊重制定法的传统，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有限，其执行的刑事政策蕴含在国家统一的公诉标准之内，强调“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樊离”。英美法系国家在刑事司法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较大，美国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更大，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不起诉权和辩诉交易权，这为其灵活处置法定标准和刑事政策的关系提供依据和空间。总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实体法律的适用标准，一方面，对侦查机关有着实质性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制约了法院对案件的审判范围，起到了限制法院审判权的作用，即使有变更指控罪名权力的大陆法国家，检察机关实体法律的适用标准也得到了法院判决的认同，实际上起到了制约法院自由裁量权的作用。

(二)西方主要国家刑罚权的程序问题与检察职能

检察机关通过配置的刑事司法权力和对司法警察的侦查权与法院的审判权的制约来实现其维护刑事法治和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任务。在大陆法系国家，现代检察制度的设计一开始就将检察官定位为“法律守护人”的角色，“发挥防止‘警察恣意’和‘裁判恣意’之双重法律监督功能”。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检察机关均承担侦查与起诉职能，但在实现维护刑事法治、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任务中发挥的职能作用呈现不同的特点：

1.检察机关对司法警察存在制约是共性，但表现形式不一。从各国法律规定来看，检警关系存在三种模式，即检察机关主导型，以法国、德国为例；二是检警分立型，以英美法系国家最为常见；还有一种为协助型，以日本最为典型。在检察机关主导型的检警模式下，检察机关对司法警察的制约不言而喻。需要注意的是，在后两种检警关系模式之下，仍然可以看到检察机关对警察的制约。在美国，检察官也对部分案件有侦查权，如有组织犯罪和白领犯罪等。分属不同法系的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检警关系均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检察机关对司法警察存在制约的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一般由司法警察承担，检察机关作为代表国家的公诉方，需要以查明案件事实为起诉工作的基础，因此，普遍授予检察机关侦查权，并且与司法警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上处于一种检主警辅的关系。虽然事实上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的案件并不多，如日本，直接侦查的案件只有013%，且多是重大、复杂案件，但这种制度设计使检察机关能够真正起到制约司法警察侦查权的作用。

2.检察机关对法院也均有制约功能，但同样呈现出多面性。检法关系上，从现代检察制度源于改造纠问式诉讼制度、防止法官集权擅断的角度分析，检察官承担控诉职能本身就是对纠问式诉讼制度下集控审职能于一身的法官的分权和制约。这种控、审分离的机制既可防止法官控审合一、自诉自审带来的任意追诉，又可通过检察机关的起诉限制法院审判的范围，“使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藉以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和正确性”。当然，在大多数国家，检察机关的起诉要受到法院的审查，这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相互制衡。此外，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判决有抗诉权，可以监督、防止法官恣意裁判。在德国，检察官对于法院有违反刑诉法之情形时，异于辩护人，需立即对之加以更正。

(三)两大法系国家检察职能扩张趋势分析

随着刑事司法实践的发展，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普通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能呈现出不断扩张的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废除法国式预审制度，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和制衡职能得到扩张。法国式的预审制度中预审法官集侦诉与审判职能于一身，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因此，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在世界人权运动高涨的大背景下先后废除了法国式的预审制度，过去由预审法官行使的侦查权移交给了检察机关，使检察机关既承担侦查职能又承担起诉职能，从而事实上成为审前程序的主导者。这种审前程序主导者的地位，既可以对侦查活动实施引导和制约，又从程序和实体上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形成事实上的牵制。二是随着庭审外刑事案件处理方式的发展，检察机关对审判权的制衡职能进一步增强。20世纪中期以来，犯罪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面对日益增加的刑事案件压力，辩诉交易、不起诉、刑事调解等庭审外的案件处理方式得到了发展，检察机关的职能不断扩张，导致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中的职能作用增强。例如，在法国，不起诉案件占到20%，并且有2/3的案件由检察官归档不予追究。这种直接由检察官对案件作实体处理法官进行形式审查的权限，实质上更加体现了检察官对法庭审理活动的制约性。

可以说，检察机关在国家刑罚权行使上起到的制衡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在欧陆国家，检察机关刑事检察职能的扩张趋势导致检察机关应该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甚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属性定位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在大陆法系国家探讨检察官的角色定位，目的是为了解决检察官的独立性问题。如果定位为行政机关，将会对人权保障构成极大危害。如果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机关，则应该将“检察官之人身及事务独立性等身份保障推向宪法层次，求取独立自主性，防范行政滥权”。检察机关“既不属于行政体系，亦不属于第三种权力的体系，而为介于二者之间的独立的司法机关”。可见，检察机关作为一种既不同于行政机关又不同于审判机关的第四种权力体系的倾向应该说已经很明显。

二、我国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的关系

建国近60年来，我国国家刑罚权行使模式大体经历了政策型、法制型向刑事法治型转型等演变历程。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也经历了保护型、保护型和保障型兼顾的阶段。

(一)政策型时期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

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到1980年才开始实施，所以，我党确立的“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的原则指导我国刑罚权的行使实际上长达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长达30年里，我国检察机关经历了从建立到中断再到重建的痛苦过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正式确立检察制度为国家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期间，各级检察机关在起诉重大案件、纠正草率办案、防止错捕错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职能作用，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案件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职能逐步形成。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实践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时期。年反右斗争开始，法律虚无主义泛滥，检察制度受到质疑和批判，检察机关受到严重冲击。“”期间检察机关遭到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洗劫。1975年《宪法》第25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至此，新中国检察制度从此中断。在这一历史时期里，没有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国家刑罚权在实体问题上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运行的，处于人治状态；程序问题上，虽然有检察机关和法院的组织条例，但公检法三机关还没有形成比较固定的权力分配和制约机制，刑事诉讼活动存在强烈的纠问倾向，在打击犯罪、镇压阶级敌人上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职能是一致的，而疏忽了检察机关对侦查和审判权的制衡效能，也正是由于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制衡职能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导致了国家法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二)转型时期的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

新时期的刑事法制建设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三中全会确立的治国方略推动了检察机关和检察队伍的迅速发展，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也随之健全起来。

1.国家刑罚权的实体问题与检察职能

刑法典的通过与施行标志着我国的刑法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国家刑罚权的行使结束了主要依政策的时代，走上了法制的轨道。1997年刑法典是在1979年刑法典以及其后施行的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基础上增修完成的，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表明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开始向法治化方向转型。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订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解释。这对于统一定罪、量刑的标准，保证刑事法律的统一适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我国检察机关在解决国家刑罚权实体问题上的职能作用体现出两个发展趋势：

第一，由侧重实质理性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统一转化。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紧张对立。法律规范倾向一般正义，而个案的处理满足一般正义的要求却未必符合个别正义。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有自身的特色，与大陆法系有更多的共性，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即形式理性。但在刑法的适用中事实上存在追求实质理性的原动力。1979年刑法典规定了类推制度，其本质是一种入罪机制，1997年刑法典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是一种限制入罪以保障人权的机制，不允许刑法解释的类推解释，并严格限制扩张解释，以防止不适度地扩张刑法的处罚范围。在法律适用上，罪刑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坚守形式理性，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但我国的刑法结构中实现个案公正处理的出罪机制还不完善，需要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一方面按照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要求防止随意入罪，不适当地扩大刑罚处罚范围，又要谨慎行使控诉职能，全面、客观分析行为的情节，充分考虑起诉的必要性，在实现法律实施的统一性要求下实现个案的公正处理。可以说，我国检察机关事实上既承担维护社会安全的职能，又承担保障人权的职能，在准确起诉以制约法院的裁判权、防止和纠正错案上发挥的作用日渐明显。

第二，由侧重国家刑事政策的执行向在严格适用刑事法律基础上执行国家刑事政策转化。我国建国之初确立的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并规定于1979年和1997刑法典中。但自1983年开始，“严打”政策事实上替代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严打”政策过于强调公检法三机关高度配合、共同发挥打击犯罪的职能作用，忽视三机关应该有的互相制约的功能；同时还赋予司法机关在追究犯罪过程中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破坏标准的稳定性和统一性，导致同罪不同罚、轻罪重罚甚至冤案错案的发生。2005年，国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政策。这是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奉行20年的“严打”政策的反思，也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它要求刑事立法与司法两方面都要科学运用刑事手段治理犯罪，追求良好的预防与控制犯罪的社会效果，并强调刑事司法机关应在严格适用法律的前提下执行国家刑事政策，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检察机关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倾注了大量心血，一是集中主要力量办理严重刑事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二是根据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了刑事和解的探索；三是注意站在客观的立场、法律的立场确保查明案件事实，确保法律的准确适用。通过履行刑事检察职能努力实现国家刑罚权保护社会安全的机能与限制国家刑罚权以保障人权的机能两者之间的良性平衡。

2.国家刑罚权的程序问题与检察职能

1979年刑事诉讼法典作为首部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其法制意义不容低估。1996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但刑事诉讼构造并没有实质性改变。2008年6月实施的新修订的律师法为权利制约权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整体上，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监督制约作用的发挥虽然不足，但在逐步加强，表现在：一是强化了对审查逮捕、起诉和抗诉工作的质量管理，提高了发现侦查机关侦查工作中违法现象和对法院错误判决、裁定准确抗诉的能力，进一步规范了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执法行为；二是强化了控告申诉检察职能，对诉讼参与人有关侦查、审判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的控告和举报及时进行审查并予依法纠正。当然，由于“检察机关的监督需要在配合中开展”，监督制约的职能作用效果还不尽人意。此外，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刑事判决的作出过于依赖侦查案卷，导致检察、法院的职能作用反受侦查机关的实质性制约。对绝大多数经历侦查、起诉、审判的刑事案件来说，如果将法院的刑事判决视为一项决策，则这项决策是分阶段作出的，而且决策的依据又主要是侦查机关的案卷。这说明每一阶段决策的作出主要是对侦查机关事实调查结果的分析论证，能否通过分析发现侦查机关侦查工作中的错误取决于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案件承办人的办案经验和侦查机关案卷制作的水平，刑事司法权力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中，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过程的监督缺乏必要的刚性，加之被告方的辩护权利难以与拥有国家强制力的侦查机关抗衡，这就使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处于关键阶段的侦查机关调查案件事实的侦查程序处于缺乏其他刑事司法权力进行有力监督制约的状态，为侦查机关侵犯人权提供了可能。公务员之家

三、结论

西方各国以及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表明，检察机关承担着实现国家刑罚权的部分职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与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刑罚权的内容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国家刑罚权的性质和内容决定检察职能的性质和重心，检察机关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体现国家刑罚权的内在要求。检察机关在实现国家刑罚权部分职能的过程中，为确保国家刑罚权运行的规范化，检察机关还应当具备确保国家刑事司法统一标准的职能，为此，要么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引导职能，要么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和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制衡职能。随着我国刑事法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国家刑罚权逐渐地由注重其惩罚犯罪而防卫社会的保护功能向兼顾惩治犯罪防卫社会的保护功能和保障被追诉者个人权利的保障功能转化。在我国，国家刑罚权由单一功能向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双重功能转化背景下，刑罚权运行中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观念开始确立并得到强化。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理应服务和服从当代国家刑罚权运行的总体要求，既要发挥检察机关惩治犯罪保卫社会的保护功能，又要发挥检察机关对被追诉者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保障功能。这两种功能的实现必然要求确保整个司法过程执法标准的统一，在确保审前程序的执法活动符合正当程序要求，保障收集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符合最终的裁判标准的同时，又要确保法院庭审活动符合刑罚双重功能的要求。为此，就必须赋予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和庭审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权力，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宪政体制决定的，为我国几十年法治建设的经验所证实，符合刑事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之“法律监督”属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本质含义和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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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章华.刑法理论法理结构之比较研究[J].法学丛刊，(147).

[3]罗树中.刑法制约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检察权范文篇4

我国《宪法》第131条也对司法独立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现实与现代法制中司法独立的合理性标准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差距：“一是制度层面，即使在立法上做出了声明和宣言式的规定，制度保障问题亦未解决；二是实践层面上，现实与设想的差距更为突出”。①笔者在此力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上的各种理念障碍进行分析，从变革观念入手，使司法独立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一、对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理性反思

现行《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领导体制上实行上级领导下级，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及专门人民检察院。这种规定表面上看实行的是一重领导，但事实上，根据正在运行的各种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难以定论，名曰直接领导，实则管家太多。“上级管指标、党委管纱帽、政府管钱袋、人大管选票”。具体表现在：

一是检察权力地方化。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按行政区划设置地方各级检察院，司法管辖区从属于行政管辖区，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使设在行政辖区内的国家检察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检察机关”，处于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执法部门的地位，造成了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管不了人的不合理现象。不少部门和领导出于地方或个人的利益，利用手中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力直接干预检察工作，而检察机关亦往往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委曲求全。

二是检察活动功利化。由于目前检察机关的经费是由各级财政负担，因此地方财政收入的差异成为影响检察系统内部各地区经费保障不均衡的关键因素。于是，一些检察机关在地方政府创收指标和自身利益驱动的双重制约下，违心地将办案与创收联系起来，使得检察权不得不向行政权妥协。

三是检察官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我国几千年来沿袭着以行政权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导致构建我国检察体制时也沿用了行政化的体制。诸如检察官的职务、级制、晋升、奖惩、工资、待遇等都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特别是检察人员的录用，不仅要参加行政机关组织的公务员考试，而且要经过公务员管理机构的审批，执行着一套标准的行政人员录用程序。

四是检察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格式化。具体表现在：其一、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行政化。例如疑难复杂案件向上级院请示、汇报，上级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决定，实际上也是一种行政性指令。其二、检察院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各级检察长作为检察机关的最高首长，对党务、队伍、业务等承担第一责任，院内设机构负责人，在自己管辖部门内，也扮演同样角色。其三、检察机关办案决策过程的行政化。目前检察机关实行的批案制度就是这种决策行政化的典型。这种建立在行政等级秩序上的批案制度，其弊端集中体现在：有案件决定权的人不直接审查案件，而直接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又没有最后决定权。即便是现行的主诉检察官，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定，同样会受到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一定程度上的制约。

二、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的必要性

鉴于以上论及的现行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与当今的检察实践不相适应的状况，笔者建议实行省级以下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以确保检察机关独立、公正、高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其理由：

一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党的十五大已正式提出我国要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法律至上，依法办事。要实现这一点，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肩负着维护法制统一的神圣任务，能否充分正确地履行职能是关键。

二是司法独立的要求。作为实现国家司法权的组织，应该以独立的物质保障和地位保障来抗衡来自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各种干预，确保司法独立这一原则的实现。在垂直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的真正“管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上级院，从而可以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束缚和干扰，避免个别地方党政领导插手办案的现象，远离类似“查办某级干部需某级党委讨论批准”这样不合法理的“地方保护制度”的制约，使检察机关能真正独立行使检察权，确保司法公正。

三是入世的要求。加入WTO后，检察工作肯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随着进出口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外贸相关的纠纷案件会进一步增多，如何适用我国法律，参照国际惯例和公约处理涉外案件，给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而WTO三大基本原则：透明度、平等和市场准入。要求国外企业与国内企业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检察机关只有摆脱对各级行政的依附，才能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从而平等地为境内注册的所有企业，包括各种形式的外资企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四是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的保证。“对其人生活有控制权，就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如果检察院在人、财、物上从属于或受制于行政机关，在行使检察权时就不得不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这势必会影响检察监督职权的有效实施。

三、完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构想

增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为此，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及俄罗斯都有相关规定。英国议会1985年通过了犯罪起诉法，设定了独立统一检察机关，它以中央检察长为首长，实行全国一体化且分层管理的原则，为了确保这种独立得以实现，检察机关财政独立，其经费由议会独立掌管。其它发达国家也大体如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实行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实践基础和参考经验。我国《宪法》第136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第二款的规定，就是实行直接领导的法律依据。条文中的“领导……工作”字样，不能狭隘地理解为“领导……业务工作”。前文已经谈到，若没有管理人财物的权力，领导者是无法真正实现领导权的，所以说“领导……工作”应理解为“全面领导”才切合实际，才能真正体现领导关系。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于1949年、1954年两次实行过垂直领导体制，有自己的实践基础和成功经验；同时，我们可以借鉴其他系统（如工商、税务、海关）和其它国家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的操作运行程序和制度。具体构想是：

1、实行检察系统内部的垂直领导，摒弃双重领导体制。下级检察机关只对上级检察机关负责，并接受同级人大的必要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对国务院、全国人大及中共中央负责，地方各级党政部门无权干预检察机关的工作。检察机关内部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检察官负责制。

2、实行检察机关的财政独立，创立两级检察事业专项经费。国务院、全国人大每年应独立核算检察机关的经费。中央级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自身实际需要与财政部门会审后提出年度预算方案，报全国从大常委会审议决定，责成国务院财政部门按期专项给付。地方级由各省级检察院根据本省级区划内的三级检察机关的实际需要，在与财政部门会审后提出年度预算方案，报该省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责成省级财政按期专项给付，再由各省级院由上而下按既定预算方案逐级分配该项经费，从而防止地方政府借经费问题干预检察机关工作。②

3、推行检察官工作责任制。检察长及检委会的领导应更多地体现业务指导，并确保检察官的职务保障权、工资待遇权、人身、住所不受侵犯等应有职权，最终达到使检察官在工作中能够公正履行自己职责的目的。

4、检察机关实行分类管理，将业务部门和综合部门相互剥离。把现有人员按照检察官、检察书记官、检察行政官、司法警察计4个序列进行分类管理，选拔一批素质高、业务精的骨干人员进入检察官序列。要研讨和试行地区资深检察官断案权威制，资深检察官可不受年龄限制，从而促进检察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5、实行检察人员良性互动。检察人员的录用、任免应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遵循《组织法》和《检察官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要采取公开选拔、轮岗交流、实绩考核、民主评议等各种方式强化检察官的职业素质与专业技能，促进检察机关自身良性的纵向人才流动，上级院检察官必须从下级院优秀检察官中产生，坚决抵制将非专业人才安插进检察院的业务部门。

四、实行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必须坚持的原则

1、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是指其在国家机构组织系统中的领导关系来谈的，而绝非指其可以不接受党的领导。检察工作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这点不放松。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后，应从检察工作需要和实际出发，根据党章的规定，在各级检察机关内设立党委，负责本院党务工作，并受上级院党委领导，形成一线而下的严密组织体制，从而既摆脱一些地方行政领导出于地区或个人利益而干预检察工作，又能切实坚持党的领导，保证检察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检察权范文篇5

〔关键词〕检察权;改革;合理配置

一、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定位与性质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由原来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度转变为“一府两院一委”制度。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无疑对检察机关的职能产生了巨大冲击，加之监察委员会所行使的“监察权”中，反贪、反渎以及预防职务犯罪本身占据了之前检察院整体业务内容的三分之一，致使检察院职能中的侦查权基本被架空，导致一些学者对检察院是否还具备“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以及检察权的性质产生了质疑。(一)检察权的定位。检察权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但是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在面对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权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不少学者就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有学者认为，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出现了检察机关和监察委员会两种监督主体，这种情况在世界上较为罕见，这种权力架构的定位是暂时的，会在以后的宪法修正中作出修改。有的学者则认为，在监察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应当对检察权的内涵重新作出界定，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公诉机关和诉讼监督机关［1］。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的宪法地位只能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的定位并不会因“监察权”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一方面，从新修改的《宪法》第3条可以看出，我国“一府两院一委”的权力配置格局已经正式形成。从我国国家权力配置横向结构上来看，监察委员会只是作为与“一府两院”地位相对等的新增设的第四个国家机关，改制后仍然由政府掌握行政权，法院和检察院掌握审判权和检察权。另一方面，检察院作为独立的国家机关，其地位和职权主要体现于《宪法》第134条和第136条之中。《宪法》第134条是规范检察院地位的首要条款，是对检察院的宪法定性，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第136条则主要规范检察院行使职权的统称，即检察权［2］。因此，只要宪法没有作出修改，检察院仍然是法律监督机关，而检察权也仍然是并列于行政权、审判权和“监察权”之外的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并不因机构的调整和职能的削减而发生改变。(二)检察权的性质。检察权的性质历来是学者和司法部门争议的焦点，主要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和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3］。笔者认为，检察权应当定性为法律监督权。其原因有以下三点。1.从现代检察制度的起源来看。首先，我国检察权的职能主要包括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尽管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由监察委员会行使，引发检察权的属性发生了重大改变的争议，但是从现代检察制度的起源来看，检察官是由早期法国和英国“国王人”演化而来，目的是确立公诉制度，保证追诉犯罪活动的顺利进行，代表国王监督行政权和审判权的实施，维护法律统一和法律权威。可以看出，检察权在诞生之日起就与法律监督相伴而生，检察机关的首要职能是代表国家和政府追诉犯罪，国家检察权的核心在于公诉权而非职务犯罪侦查权。其次，虽然出现了监察委员会职能交叉和分权，但是检察机关“职务监督”职责的转移并不代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完全转移，其中的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等法律监督职责并未发生变化，监察机关的监察职能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2.从检察院的公诉权来看。公诉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并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形式，公诉人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全过程实施法律监督的阶段性监督的外在表现。公诉是对国家追诉犯罪活动的外在形式的表述，而法律监督是对其本质属性的表述［4］。一方面，检察院通过审查起诉活动，确定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收集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对犯罪性质与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以及有无遗漏其他犯罪行为，从而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由此起到对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进行法律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只有检察院对案件提起公诉，才能进入法院的审判程序。法院不能对未受公诉机关(自诉人)指控的被告人或犯罪事实进行审判，以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把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权的法律监督作用落到实处。由此可见，我国检察院的公诉权本身就具有法律监督权的性质。3.从我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来看。首先，我国的政治制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国家权力统一归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委托具体的国家机关行使。根据《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享有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监督权只是人大主要职能之一，因此单靠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还远远达不到目的，为实现对权力的制约、保障国家权力的正确实施，需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来行使职责。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一委”的权力架构中，监察委员会只是负责监督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廉洁性和勤勉性，而检察院仍然要承担法律监督职能［5］。因此，检察机关行使权力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其次，虽然我国的检察制度受到前苏联影响、借鉴了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但是这并不是确立我国检察权性质的唯一依据。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设立监督职能机构的传统，战国时期初步建立的御史制度，其职责是“纠察百官、监督地方”，与我国现代检察制度在地位和形式上颇有相似之处。作为我国检察权的历史渊源，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的法律监督理论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将检察权定性为法律监督权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二、司法体制改革对检察权造成的影响

监察体制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由监察委员会行使，表面上看只是削减了检察权诸项职能中的一项职能，实则给检察权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一)检察权的职能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使原本检察权中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三分天下”的权力结构基本不复存在。一方面，查处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犯罪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原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监督”职责转移到由监察委员会实施监察，人民检察院不再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权职能的削减，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检察权的弱化，但是由此也会让检察权的职能更趋向于精细化，有利于改变检察机关以往“一职多能”的混乱状态，促使检察机关完善自身机构设置，更好地行使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真正回归检察权法律监督的本质。随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公益监督将成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形式，公益诉讼监督权也将成为新的检察权职能结构中的一项重要权能。人民检察院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两种途径。对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实施法律监督，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扩展和延伸。转隶后检察权的“一减一增”意味着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会把工作的重心向行政执法领域倾斜［6］。(二)诉讼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诉讼监督作为检察权的“半壁江山”，从诉讼阶段上看主要分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包括提起抗诉(上诉)、批准逮捕、提出检察建议和进行检察纠正等多项权能。虽然以往检察机关这些权能都有明确的分工且内容不同，从表面上看都属于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实践中诉讼监督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职务犯罪侦查权才能得以发挥。除通过抗诉或上诉启动诉讼监督程序以外，检察机关主要是针对诉讼中的相关部门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或建议来行使法律监督权。由于之前检察机关具有职务犯罪侦查权，因此在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意见后，有关部门通常会充分采纳并进行纠正改错。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后，这种监督方式所起到的作用力度有所降低，使检察机关职能虚化的“软骨病”变得更加严重。正如学者所说，司法体制改革虽然对检察权的运行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但是重构检察职能的过程，或许正是诊治“软骨病”的最佳时机［7］。(三)检察权与监察权的衔接问题。由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剥离”，导致对与此权利相关联的一系列业务工作均产生了“附带性”影响，诸如控告、举报、司法警察职能、技术部门同步录音录像业务以及办案工作区的使用等，都需要依据职能变化作出进一步的调整。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和监察委员会在查办案件方面建立职能衔接机制，将原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等部门的职能，包括机构和人员一并转隶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委员会依法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虽然这种职能转移使得公诉部门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检察院内部机构设置的制约，在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只能通过检察机关自身予以监督，但是对于监察委员会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仍需要认真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对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认定，从而作出依法起诉、不予起诉退回补充调查或自行补充侦查的决定。这其中尤其需要做好办案程序的衔接工作，在审查起诉中形成良好的官方沟通协调机制，以达到检察权和监察权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作用。

三、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合理配置

在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检察权功能架构重新布局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对于如何科学合理地构造检察权职能充分发挥其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作用，是当前不容回避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以法律监督为基点，充分考虑调整后检察职能的适宜性以及各项权利的契合度，坚持检察一体化原则和协调性原则，对检察权进行合理的配置。(一)公诉权的调整与完善。作为检察权的主要内容，公诉权能否有效运行直接影响着检察权的实现程度。因此，公诉权的调整与完善是合理配置检察权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在当前司法体制和监察体制双重改革的新形势下，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检察机关的公诉职权。1.适当扩大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检察机关对依法审查起诉的案件提起公诉或决定不起诉有一定的裁量权。我国采用“法定起诉主义”，只要案件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检察机关应当提起公诉，没有选择性起诉的余地［8］。因此，起诉裁量权主要体现于不起诉制度上。我国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主要包括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三种类型。表面上看检察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事实上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对于法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检察机关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严格要求下所做出的决定，仅有的裁量权只能在酌定不起诉中行使，并限制在“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应免除刑罚”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的范围和权限相比其他国家而言过于狭窄。尽管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与“刑事和解不起诉”两种情形，但是在整个诉讼体系运行中其效能仍显不足，检察机关对于不起诉的适用率并没有多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应当对起诉裁量权的范围进行适度扩大，完善立法方面的不足，并加强司法上运用，从而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同时，可以通过公开听证、媒体监督等方式对检察机关行使职能进行监督，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2.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根据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以遏制和制裁违法行为。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虽然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对破坏公益行为无法进行处罚的弊端，但由于该项制度刚刚起步，仍然存在一定弊端，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方面，建议扩展公益诉讼的范围。除新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对于侵害烈士荣誉名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起诉讼以外，还可以将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安全生产、规划许可、文物保护等领域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也纳入到公益诉讼的范围中。另一方面，需要对检察机关的调查权加以完善。在明确调查取证方式和内容的基础上，制定保障措施，即明确行为人存在抵制调查、不如实提供证据材料等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以确保检察机关调查职责的顺利履行。3.建立检察机关对诉讼中重大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程序的启动权。鉴于司法体制改革中职能分工的变化导致的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弱化，仅凭检察建议和纠正意见这种“柔性监督”难以对侦查、审判、执行等执法活动起到有效监督作用，建立重大程序违法行为责任追究机制有利于弥补诉讼监督权刚性不足的缺点，克服检察机关“软骨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应当加强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执行力，使有关部门及时纠正改错。如果该部门拒绝改正，检察机关可以对相关主管机关予以处罚并对违法责任人员追究问责，以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二)诉讼监督职权的优化。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内容宽泛，几乎贯穿了从立案到执行整个诉讼活动的始终。笔者认为，应当对诉讼监督权进一步强化，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和完善。1.强化审判监督职能。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救济程序，目的在于纠正一审和二审诉讼终结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却仍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少之又少。其原因在于需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确有事实证据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才能达到再审的条件，导致许多案件被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驳回而无法进行再审，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对于裁判不公或程序错误的案件，由于其原因不仅限于案件事实不清、法律法规不完善、法官判案有误或者业务能力不足，还可能缘于法官自身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而故意造成的冤假错案，这部分案件因其隐性原因，很难做到及时纠正。因此，有必要调整和完善审判监督职能，将审判监督的对象由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扩展至审判人员的审判活动，以防止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发生，避免司法腐败，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落到实处。2.调整检察机关的自行侦查权。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目前检察机关只有针对诉讼活动中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才能享有立案侦查权，检察机关的自行侦查权依然存在。这意味着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权的运用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有效查明案件事实，而且对监察委员会的侦查行为也会产生有效监督作用，符合检察权与监察权相互制约的权力配置。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一般很少自行补充侦查，大都依赖于侦查机关补充证据，导致检察机关不仅无法真正履行对侦查行为的监督职责，而且相关案件的证据往往取决于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及侦查意愿。针对自行侦查权虚化的现状，笔者认为在立法上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明确自行侦查的内容，对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以及实现方式作出具体性规定，增强可操作性，使其对司法实践产生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将自行侦查的时间不列入审查起诉的期限之内，为防止诉讼拖延问题的出现，可以对相应的报批程序和期限作进一步细化规定，使检察机关行使自行侦查权更加科学化、务实化。3.加强检察机关对其他侦查行为的法律监督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除逮捕需要检察院批准外，其他强制措施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并执行。即便侦查期间采取的查封、扣押或限制人身自由等其他强制措施发生错误，检察机关也只能以纠正违法的方式进行监督。由于这种监督途径过于单一，仅通过书面形式要求侦查机关自行改正，难以达到法律监督的效果，事后审查起诉时又不容易发现适用强制措施中所存在的违法情形。因此，有必要扩展检察机关对其他侦查行为的监督范围，规定涉及人身自由、财产的强制措施必须经过检察机关的事前审查批准后方可适用;对于紧迫性强制措施如拘留以及轻微型强制措施如拘传，则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同时，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遏制强制措施中非法侦查行为的蔓延，从而为检察机关构建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的监督模式，弥补以往监督方式的不足，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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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岳绒．监察体制改革中检察院宪法地位之审视［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01)．

［3］邓思清．检察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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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孝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制度的巩固与发展［J］．法学研究，2018(04)．

［6］杨克勤．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检察工作发展新路径［J］．当代法学，2018(06)．

［7］李奋飞．检察再造论———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转隶为基点［J］．政法论坛，2018(01)．

检察权范文篇6

一、检察权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理由

1、一个国家机构所具有的性质、地位、职能作用决定了这个国家机构和权力的性质。每一个国家机构都有它特定的职能、作用、职权，各不相同。检察权应该受制于检察机关的性质，中国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是通过检察活动来实现法律监督的使命，这种职权性质必然是法律监督权。

2、司法行、行政权、检察权均无法准确定义检察权的性质。检察权定位问题是将何种法律职能作为检察权的基本职能或本质属性并以此为根本构建检察权体系的问题，也就是检察权究竟是什么性质？性质是一个事物所特有的质，那么，什么是检察机关所特有的质呢？司法性、行政性均不能作为检察院的性质，从整个检察活动看，不能否认带有司法性、行政性的活动，但这是实施检察权力的一种方式、方法，不能界定为职权的基本性质，法院在组织体制上同样存在行政化的影响，难道审判权应该定位于行政权？同时，检察权也不享有完整的独立性、终局性，我国也不是实行的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显然不可以简单地将检察权划入司法权与审判权相提并论，它应当是一种独立于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外的权利。而用检察权简单作为检察权的性质，将检察职权的概念与本质混为一谈，放弃了检察权的准确定位，更是犯了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不利于检察权的发展。

3、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权的核心。概括地说，我国检察机关是有四大权能，即监督权、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有一项司法解释权。这种监督权是核心，贯穿于一切检察活动之中，如侦查权不仅仅是对犯罪的侦查，主要是对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的合法性或犯罪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在行使这种侦查权力的过程中，具有司法弹劾性，即对不称职的国家官员监督、弹劾，实际上是以法律制约权力，是保障法律在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活动中的实施，检察机关的这种侦查就是实现法律监督的手段；批捕权的行使，从它的本质属性来说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侦查权或侦查行为，在侦查过程中保障人权，而公诉权更是检察机关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诉、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执法活动，这种追诉活动本身就是监督国家法律实施的行为，同时公诉权的行使突出地表现为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监督，具有维护国家法律的严格遵守与正确适用的作用。

二、检察权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价值基础

1、宪政基础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在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时，都不能不考虑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都必须考虑如何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的理论构筑了自己的分权制约监督体系，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监督权与行政、审判权一起作为国家权力结构中彼此独立的组成部分，由专门的国家机关行使，是我国宪政制度的特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统一的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享有广泛的权力，这就决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对于由它产生并对它负责的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只能是宏观的监督，而不可能是一种经常性的具体的监督。同时，我国的其他国家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直接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些国家机关相互之间互不隶属，又没有相互制约的机制，不可能通过相互制约来实现权力制衡，检察机关行使的法律监督权，是我国宪政制度下权力制衡的必然要求。

2、法理基础

法律本身所具有的普适性、统一性和强制性决定了法律监督权存在的价值合理性。立法者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希望在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把法律的规定适用于所有对象，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统一的规则和界碑，并且具有强制个人服从的本性。但在事实上，法律作为凝结在规则中的统一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追求自在，不愿服从他人意志特性之间就存在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客观上就决定了国家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检查督促手段来保证法律的统一遵守，从这个意义讲，法律监督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和保障，是国家实现法律强制力的手段。

3、现实基础

从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看存在三大问题：首先，从法律本身的情况看，我国法律留下太多的可以任意解释的空间。我国的许多法律规范都是弹性条款，以致就同一问题作出的相去甚远的决定，都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就刑事法律这种制裁性质非常严厉的法律，仍有许多条款把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标准留给了执法者；其二是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难以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司法过程中人为的因素对法律的适用影响太大，尤其是司法机关在内部管理上长期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给我国的司法制度打上了深深的行政烙印；其三，我国的司法腐败和执法不公现象还将长期存在，司法队伍的现状在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善。以上三个现实问题，决定了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充分地行使法律监督权，去发现存在的违法问题，督促司法机关正确地适用法律，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

三、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建议

综上，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一种法律监督权，具有充分的存在价值与现实基础，但遗憾的是在检察机关的实际工作中，相对于侦查、批捕、公诉权的先使，恰恰是这一最为核心的基本职能成为最为薄弱的环节，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存在的独立性与存在价值都受到了质疑，可以说，法律监督权的加强已经成为关乎检察机关存在与发展的首要问题，笔者就此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增加检察机关立法层面上的统一监督权。

从我国宪法对于检察机关的定位直观地理解，我国检察权所实施的法律监督是一种国家监督，其职责在于保障国家宪法与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属于普遍意义上的法律监督，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的全面监督，但在实际中检察权的法律监督仅局限于诉讼监督与职务犯罪监督，尤其是立法层面的监督更是一片空白。国家立法的统一上法律得以统一正确实施的前提，国家专门的实施法律监督的检察机关应当有权进行监督。首先建议通过立法增加规定检察机关法律统一监督职权，特别是对地方立法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制定的文件、决定、地方法规等是否与国家宪法和法律相统一有权监督。同时应当增加检察机关对司法解释监督权。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了诸多的司法解释，各级司法机关都遵照适用，它对协调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和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也起重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司法解释内容不一致给司法机关适用法律造成了混乱，而在检察实践中以高法解释为办案依据来避免案件改判的现状更是与我国宪法专设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极不相称，也严重影响了检察权的价值体现。鉴于此，笔者建议通过立法规定检察机关对司法解释实行监督，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司法解释，检察机关有权停止执行，保证司法解释的准确性和正确有效适用。

2、对于法律监督权的规定应更加明确具体。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职责是代表国家对各种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其权利应当是具有强制性的，因此对于监督权应有具体的规定。但从我国目前涉及检察监督的法律规定看，不仅立法内容少，而且有关立法也过于原则、空泛，没有规定具体措施，缺乏可操作性。如目前对于公安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在立案监督中，对有案不立享有监督权，但对有案不立者应当如何办，则缺乏规定。同时对于不该立案而立案的监督也缺乏力度，而对于公安机关坚持不采纳检察机关对于侦查过程中的纠违建议更是束手无策，缺乏具体解决措施。对于审判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更是难以进行，抗诉是最主要的手段，然而抗诉的成功率令人尴尬。在民事、行政法律监督上的问题就更多。监督手段单一、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工作的开展。

3、增加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司法权。

我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法都原则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只是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可以提出抗诉权。实践证明：检察机关没有权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活动权，就很难发现民事、行政诉讼中不执行国家法律的行为，即使是通过其他途径发现了，由于检察机关没有必要的司法权力进行权力制约，也不能有效的制止住不执行国家民事、行政法律行为，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效力不大。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手段过于单一，与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关系失衡，不利于我国法律的全面正确实施。针对这一情况，笔者建议是否可以通过立法增加检察机关关于民事、行政诉讼司法职权，如增加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案件的途径与权力；增加对已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执行监督；增加检察机关对重大民事、行政案件起诉权，对于重大危害国家、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公众可以提起民事、行政诉讼，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行政责任。

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4、减弱检察机关的行政化色彩，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独立有效行使。

我国的检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即上级检察机关和同级党委共同领导，检察长由党的组织部门管理，上级检察机关“协管”，同级人大任命。副检察长和中层干部由同级党政部门按照行政模式进行管理，检察机关内部长期以来也采取的行政机关那一套指令性管理模式，也导致了检察机关从里到外的行政化色彩，使得检察机关的工作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涉及到地方一些重要利益或者主要领导的案件，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往往无法保证。同样检察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使得检察官缺乏司法人员相对独立的地位，极大地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了对案件客观、公正、及时的处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探讨如何建立一种科学的合理机制，来保证现有体制下的检察权能够依法独立地运行。

检察权范文篇7

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对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的成立和举行揭牌仪式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参加今天挂牌仪式的市院副检察长、处长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市检察院对县检察院的关心与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布置，我县检察院反渎职侵权科正式更多为反渎职侵权局，这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而是通过更名设局，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加大惩治和预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力度；进一步扩大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社会影响，增强人民群众与渎职侵权犯罪作斗争的信心；进一步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提高整体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能力；进一步调动广大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发展。

一直以来，县人民检察院紧紧围绕我县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大局，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加大查处渎职侵权犯罪工作的力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02年以来，该院共审查批捕案件987件1383人，审查起诉1299件1734人，出庭支持公诉502件，其中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92件99人，查办科级干部涉嫌职务犯罪案件21件2人，累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500余万元元。

但是，随着我县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我县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规范执法。因此，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把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切实加大力度。而检察机关这一重要职能是由渎职侵权检察部门承担的，加强这一职能部门的机构和队伍建设，可加大对司法权和行政执法权的监督，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检察机关要对于经济主管部门、行政执法机关、刑事执法机关查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法犯罪情况加强跟踪和监督，要坚决纠正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等情况。今后凡是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重大违法事件、重大侵民事件，党委、政府组成调查组时将吸收检察机关作为成员单位介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并查处其背后的渎职侵权犯罪。对那些干涉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查办案件和阻挠其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为违法犯罪活动充当“保护伞”的，检察机关要加大查处力度，净化执法环境，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要建立执法领导责任制，对那些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影响公正执法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根据每个时期渎职侵权犯罪的发案情况，确定侦查工作重点，使惩治与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更加符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符合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需要，符合国家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同时，检察机关要坚持一手抓查处，一手抓预防。结合办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对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重要性的认识，广泛开展宣传活动，让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了解反渎职侵权局职能、掌握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更好地举报各类渎职侵权犯罪。认真抓好渎职侵权犯罪的预防工作，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渎职侵权犯罪。

检察权范文篇8

关键词：检察机关侦查权强制措施批准权审判程序监督部门本位主义

Summary:Atpresent,thelawcirclesofourcountryhavefiercedisputetodisposalofthefunctionsandpowersofprocuratorialorgan.Therearethreesubjectproblemsdisputed.Amongthem,itisafalseproblemwhethertheprocuratorialorganhastherighttoinvestigate;itsessenceiswhosupervisesprocuratorialorganwhenitisinvestigating.Publicprocuratorisnot"neutralanddetached"judicialofficer,shouldnothaveapprovalrighttothecompulsorymeasure;Thepublicprocuratorshouldnotsupervisethetrailprocedureasa"lawsupervisor"occupyingacommandingposition,butshouldsupervisethejudicialprocedurethroughthemotionrightinthetrailandappealrightafterthetrail.Onthisdisputethescholaroftheprocuratorialorgan,haveseriousselfishdepartmentalism,theprocuratorialpowerreformshouldabandondepartmentalism.

Keyword:Theinvestigatingpoweroftheprocuratorialorgan,Sanctionpowerincompulsorymeasure,Supervisetotrailprocedure,Selfishdepartmentalism.

2007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围绕检察制度能否质疑，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源起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在《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1]]。全文大约有4万字，分六个部分。其中第六部分的题目是“为什么检察制度屡受质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片面的思想方法；（二）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研究方法；（三）不端正的动机目的。认为有些学者是“别有用心”，企图以西方三权分立理论为依据否定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的性质以取消检察机关现有的一些重要职权。

接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崔敏教授写了一篇与之商榷的文章，题为《为什么检察制度屡受质疑》（《法学》2007年第7期）[[2]]。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检察系统引起强烈反弹，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王守安先生在《法学》第9期发表一篇文章。苏州大学法学院的周永坤教授看到“王文”后，认为它比“朱文”更极端，写了《追求理性的学术论辩》一文[[3]]，从学术论辩应当遵循若干规则入题，对论辩双方的理论是非和文风优劣作了客观的评论。

细看以上的文章，几乎是按照“屁股决定脑袋”的标准分出了两派：一派是朱孝清、王守安等检察官为代表，主张对现行检察体制予以整体维持的“维持派”，另一派则是以学者崔敏为代表主张现行“中国检察制度的设计以及在实际的运行中，确实存在某些不大顺通、不大协调甚至自相抵牾之处”，[2]需要进行改革的质疑派。

在争论中，朱孝清先生认为过去对检察制度进行质疑者可能“与西方敌对势力串通”、“别有用心”、“恶毒攻击”的戴帽子的说法，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太多的杀伤力了，因为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改革政治体制、建设政治文明是当今中国领导层的共识，一个非常具体的“检察制度”问题，既无社会性质之争，也无政体之争，没有谁会相信质疑检察制度会是“极少数人竭力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挑战马列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质疑甚至诋毁我国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1]太多地去分析和辩白质疑派的动机和目的，没有意义。

那么，争论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到底有哪些呢？几篇直接参与争论的文章和此前整个法学界对检察制度问题的争论一样牵涉到以下几大问题：一是检察机关的性质究竟应当是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性质相同）、司法机关、兼具司法与行政双重性质的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二是检察机关该不该有侦查权；三是检察机关该不该有批准或决定逮捕权；四是检察机关该不该有对法院的“程序监督权”。第一个问题是抽象的性质之争，后面三个问题是具体的职权之争。

对于第一个问题，由于对于“司法”、“法律监督”的含义的理解不同，世界各国虽然在宪法上对其定位不同，但检察机关的职权却基本相同，名词上的纠缠，意义不大。因此，检察机关到底在宪法上确立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可以先放到一边，我们可以根据世界各的经验和权力配置的基本逻辑，对后面的三个问题，即检察机关的职权到底应当如何进行配置进行探讨。

一、检察机关是否有侦查权是个伪问题

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同志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说，“在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讨论中，一些同志对检察权的配置提出了不同意见，主要是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他批评说，“由于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主要发生在履行职务的执法活动中，而在国家工作人员中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占有很大比例，因此职务犯罪侦查权不由行政机关行使，而由独立于行政机关、专门负责法律监督的检察机关行使，是适宜的和正确的。这也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时的原意。相反，取消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就必然是软弱的、苍白无力的，宪法规定的这种法律监督也就形同虚设了。”[[4]]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也说，“职务犯罪侦查与法律监督是契合的，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谈了四点理由（一）职务犯罪侦查的性质是法律监督，理应由法律监督机关负责；（二）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既是我国的一贯分工，也是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和国际法律文件的明确要求；（三）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明显的优势；（四）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或正在通过深化改革、强化监督等工作加以解决。[1]

实际上，以上的看法是无的放矢，众所周知，检察机关是追诉机关，世界各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都具有一定的侦查权，是刑事诉讼和司法体制方面的常识，在中国，没有一个学者否认过检察机关可以行使侦查权的。实际上，我国学者质疑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前提是：如果检察机关自己进行职务犯罪侦查，又自己进行监督，那么，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制度设计“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原则。”[[5]]

检察机关的这种权力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中都得到了确认。侦查权与控诉权在本质上具有同质同构性，侦查权是基于更好的实现控诉权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直接为控诉权服务的，所以作为行使控诉权的检察机关，应当成为法定的侦查权主体。[[6]]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具有以下的具体形式：一是检察机关有权独立侦查某些案件。二是检察官还可以与警察机关共同侦查某些案件。三是检察官进行可以补充侦查。即检察机关对警察等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后，在认为内必要的时，检察机关为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而自行补充侦查。

但是，检察机关可以而且应当具有侦查权，与“检察机关自己搞职务犯罪侦查，又自己搞监督”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考虑质疑者的前提和条件，简单地说，没有侦查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就必然是软弱的、苍白无力的，宪法规定的这种法律监督也就形同虚设了。”[4]是一种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解。

当然，朱孝清检察长看到了否定我国目前的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理由是“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在监督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

在现行体制之下，检察机关拥有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但是，它进行的侦查活动中，自始至终只有两方即检察机关一方、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律帮助者一方，没有第三方的介入，更遑论“中立的第三者”，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一切强制性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的措施都不需要第三方的批准，这样一种单方、超职权的侦查权，在全世界任何法治国家都不可能允许存在，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求废止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还需要太多的理由吗？当然，如果我国也象英国和美国一样设立治安法官、象法国一样设立“自由与羁押法官”、或者象德国一样设立“侦查法官”充当中立的第三者，并由这些法官对重要的强制性措施进行司法审查，那么检察机关保留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可以的，如果不顾侦查程序要有一定程度司法化的基本规律、回避检察机关侦查权也需要监督的问题，而把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理所当然可以有侦查权作为理由，那么，怎么能够回答“谁来监督‘监督者’”这样简单的问题呢？“职务犯罪侦查与法律监督是契合的”这一说法何以服人！

因此，所谓所谓检察机关是否有侦查权的问题，从根本上就是个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并没有一股否认检察机关侦查权的思潮，而是有人主张检察机关不应当拥有没有任何第三方监督的侦查权。

此外，学术界早还有所谓“检察机关侦查权是公诉权还是法律监督权”之争，并因此引发了如果将现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分离出去是否有法理依据，也就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否只能由检察机关行使的问题。

法律监督权说认为：强调检察机关有侦查权是因为它是法律监督机关，侦查权是监督权的一部分。而法律监督权是其不可动摇的宪法权利，所以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不能动、不能变。[[7]]但是，侦查权是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执法权，这是国际公约和世界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承认的，也是我国学界的通说，而一旦其主体是检察机关，就变成了法律监督权，违背了基本的逻辑。对此，陈卫东教授说得好：“为什么公安机关对犯罪的发现、证明、检举及侦查、追诉就不是法律监督呢？”，“为什么同样发现、证明和检举违法犯罪行为、提交法庭裁判的西方国家检察机关的活动就不是法律监督呢？”[[8]]从这个意义上说，检察机关具有某些侦查权，仅仅是基于侦查某些特殊犯罪的需要，为了检察机关更加方便的行使公诉权而设立的一种权力。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同为追诉犯罪的机关，他们的分立仅仅因为具体业务在技术上的差别而分开----正因为如此，直到1985年，英国并没有专门的检察机关。现在检察机关的很多学者回避侦查权需要监督的实质问题，一味站在检察机关的立场、违背基本逻辑去维护检察机关的侦查权现状，是对我国维护执法和司法公正的不负责任的作法。

具体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而言，之所以他们可以承担侦查权，是因为职务犯罪不是暴力犯罪，犯罪的侦破很多与法律问题有关，由检察机关侦查，更加有利于从法律业务角度有针对性的收集证据，而不是因为检察机关不同于或者高于公安机关的特殊权力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力”。至于说“职务犯罪是国家公职人员在行使国家管理权过程中滥用或误用权力所构成的犯罪。由于这种犯罪的主体（系国家公职人员）和客观行为（滥用、误用权力）的特殊性，故其危害性高于普通犯罪。”[1]，这更是无稽之谈，任何人都能清楚，职务犯罪与抢劫、放火、杀人等普通犯罪相比，究竟谁的危害性更大。

所以，如果有人主张，现代职务犯罪的技术性越来越高，要成立专门的侦查机关（警察机关的特殊分支）来分担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在法理上和权限上都是有根据的。在香港，由特殊的警察机构廉政公署来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就是经实践证明了的非常成功的做法。

由上可见，不考虑权力制约和侦查权行使的基本规律，牵强地界定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特殊性质，从而得出检察机关侦查权现状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结论，是站不注脚的。

二、检察官不是“中立及超然”的司法人员

我国学者强调，检察机关是有司法性质的机关。认为检察权源于行政权，又与司法权相结合，因此我国检察权也具有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双重属性，但在法制上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机关，检察官定位为司法官。[①]特别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刊物《人民检察》2004年起连续4期连载了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孙谦同志介绍台湾学者林钰雄的《检察官论》的文章----《维护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是检察官的基本追求〈检察官论〉评价》[②]，因为《检察官论》主要是介绍德国法的，似乎为检察机关具有司法性找到了外国法的理论依据。

不可否认，检察机关在各个国家的定位确实没有统一的模式。但是，上述所谓“司法性质”不能说明检察机关行使了司法权，更不能说明检察官可以成为中立的第三者，检察机关所谓司法性质，不能成为检察机关行使程序裁判权即行使批准或决定逮捕权或者其他强制性措施的批准权的依据。

检察机关具有“司法性质”主要是指其具有客观义务和维护司法公正的方面，但是并不能认为检察机关是“中立的司法机关”，恰恰相反，《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第10条要求“检察官的职责应与司法职能严格分开。”第11第指出，“检察官应在刑事诉讼、包括提起诉讼，和根据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在调查犯罪、监督调查的合法性、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和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行使其它职能中，发挥积极作用。”从国际规则来看，虽然提到了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但并没有提到它是中立的司法机关，相反，从《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来看，“检察官的职责应与司法职能严格分开”，是进行监督的前提，可见，这种监督权力并不是“中立及超然的”司法职权。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是“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似乎是可以包括检察官的。在美国历史上，也有过检察官签发令状的情况，但后来被认为是违宪的而改变。[[9]]

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无相当理由，不得签发令状”，至于令状如何签发，宪法无明文规定。在美国仍为英国殖民地时期，当时的英国，由皇家的行政官员行使签发令状的权力；当时的美国，则由英国的皇家行政官员、皇家州长行使签发令状的权力。到20世纪初，许多州都由所谓justiceofthepeace[③]执掌签发令状的权力。需注意的是，justiceofthepeace也扮演检察官的角色，可以说相当于行政官员或者隶属于行政体系，而非司法体系。[[10]]

虽然宪法无明文规定何机关有权签发令状，但联邦最高法院于1948年一判决中依宪法解释指出只有“中立及超然的司法人员”（neutralanddetachedjudicialofficer）有权签发令状。其理由极具说服力：“执法热衷的警察，常不能掌握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的精髓。该条文有关令状的要求，并不表示警察不能如一般合理的人作出相当理由判断。宪法对人民的保护，必须由中立及超然的治安法官（magistrate）为之，而不由警察为之。因为警察在破案及打击犯罪的竞争上，通常面临极大的压力。若警察自行判断而为无令状的搜索，宪法条文对人民的保护将成为具文，人民住家的安全将完全悬于警察的裁量。……在何种情况下，人民的隐私权应对政府搜索之权退让，依据一般原理原则，必须由司法人员判断，而不应由警察或者政府执法人员判断。”[④]

在上述判决中，没有直接解决检察人员是否可以是“中立超然的司法人员”的问题。在1971年的Coolidgev.NewHampshire一案中[⑤]，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州的检察长为州的“执法人员”最高长官，积极负责州的侦查工作，在审判中又成为控方的首席检察官。最高法院认为，虽然州法律授权检察官签发令状，但检察官与警察同样扮演打击犯罪的角色，为激烈竞争的事业（competitiveenterprise）对于其本身侦查案件，不可能维持宪法所要求的中立。宪法第四修正案应当建立单一法则，即“检察官无签发令状之权”[⑥]。但是检察官在与本人无关的案件中是否可以是“中立超然的司法人员”的问题上此案并没有提到。

在另一起案件中，最高法院表明在任何案件中都不是中立及超然的。1972年UnitedStatesv.UnitedStatesDist.Court(美国诉美国地方法院)一案[⑦]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第四修正案不将行政体系的官员视为““中立、超然的司法人员”，行政体系的官员的责任及义务是执法、侦查、起诉。令状是宪法上极为敏感的调查方式，负责侦查、起诉职务检察官不应成为令状签发的判断者。根据过去的历史，行政体系官员的行政裁量权几乎不受审查，行政官员遭受压力而不坚持立场，忽视人民利益。

检察机关没有批准或决定强制性措施的权力，是世界性趋势。在近10多年来的司法改革中，德国、法国等原本可以由检察机关行使强制措施批准权的国家都已经放弃了原来的做法，改由法官行使令状签发权。在有些国家，检察机关有对轻微强制措施的一定的决定权，如法国检察官可以对24小时之内的“拘留”进行批准，在英、美、德、意、日等其他主要法治国家，则连这一有限的批准权也由法官行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2月5日经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批准，于2002年7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也对检察机关的职权进行了修改，苏联时期的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权力相当大，有权批准或决定采取正式羁押（逮捕）等严重限制人身自由权及其他诉讼措施。俄罗斯宪法虽仍在司法权中规定检察机关，认为“检察院是对俄罗斯联邦宪法的遵守和法律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的机关”，仍是“法律监督机关”。但新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即根据新法典第10条、第12条、第13条的规定，只有经过法院决定，才能正式羁押人（临时拘捕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才能对住宅进行勘验和对住宅进行搜查和提取物品（但在刻不容缓的特别情形除外）限制公民的通讯、电话和其他谈话、邮件、电报和其他通讯秘密的权利；才能搜查、扣押邮件和电报以及在邮电机构提取邮件和电报、对电话和其谈话进行监听和录音（但在刻不容缓的特别情况下除外）。不过，侦查员、调查员必须经过同级检察长同意才能向法院提出申请。也就是说，一些重要的侦查行为或强制处分必须经过检察长和法院两道程序批准，才能实施。

我国对拘留这一“强制到案”措施一直是由进行侦查的机关自己决定。我国对于逮捕这一更长的“强制候审”的长期羁押措施的决定有三种方式：一是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批准；二是检察机关对自己侦查的案件自行决定；三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自行决定。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的权力存在的问题很明显：当它自己侦查案件时，自侦自捕，完全没有第三方的介入；当根据公安机关的提请批准逮捕时，检察机关虽然是第三方，但是并非中立的第三方，因为检察机关虽然具有“客观义务”，但毕竟和公安机关都是追诉方，分别承担为起诉准备职能和进行起诉的职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世界各国一般都不允许检察机关有这种权力不是因为“社会性质”决定，而是权力制约的内在规律要求这样做。

三、检察官通过程序动议权和上诉权监督审判程序

正如维持派所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程序性的权力，而非实体处分权。直接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1）启动程序。如对案件提起公诉是启动一审程序；提起抗诉则是启动二审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2）提出意见。即当发现审判活动违法时提出纠正意见。检察机关启动程序后法院怎么判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后法院是否接受，都由法院自己依法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检察机关无权要求法院必须怎么判和怎么纠正。[1]在这两个方面的“监督权”中，第一方面属于程序启动权，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地位类似，不能认为这是对法官的程序监督。从第二方面来看，检察机关承担着控诉职能，但它同时又以法律监督机关的名义对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进行监督，与其应当服从裁判、尊重法官的地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对于检察官的审判程序监督权问题，长期以来就有争论，早在10多年前，龙宗智先生甚至于主张，检察官在法庭上对法官不应当起立，原因之一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进一步确认了检察机关对公安和法院的法律监督地位和权能，这种监督是贯彻于整个诉讼过程的，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检察机关作为有职责和权力监督法院司法活动的机关（至少在法律上有这种权力），就诉讼监督问题在形式上对于法院形成一种上下位关系，这是检察官难以接受向法官致敬礼仪的又一制度原因。”[[11]]对此，贺卫方先生早就作过非常中肯的批评。[[12]]现在龙宗智先生本人也未必还坚持检察官在法庭上不应当起立的观点。但我在此要强调的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这一规定本身就是不妥当的。废除检察机关对法院的程序监督权，目的是放弃检察机关作为法院之上的直接发出违法“纠正违法建议书”或者“纠正违法通知书”这样的形式，而不是听任法院可能出现的程序错误而不予纠正。

赋予检察机关“审判程序监督权”，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其弊端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形式上影响了法院的权威。法院的裁判权，既包括了裁判权，也要求所有的诉讼参与人遵守法庭秩序，听从法院在法庭上的指挥，尽管根据司法解释，我国检察机关给法院发出的“纠正通知书”是一种事后的（休庭之后）、集体的（以整个检察院的名义而不是出庭的公诉人的名义）、书面的（以“纠正通知书”这样的形式），不会在法庭上当场给法官以难堪而影响审判时的秩序，但在影响法院权威的问题上，其后果更加严重。因为检察机关以国家专门监督机关的身份指令法院纠正程序错误，事实上是一种昼居高临下的一种所谓“最高监督”，在这时候，检察官既不是“法官之前的法官”，也不是所谓“立席法官”，而是不折不扣的“法官之上的法官”。因为法官是不是在程序上有错误，是检察官说了算。

二是检察机关的程序监督缺乏公正性。程序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形式上的公正要求，也可能影响裁判结果的有效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规定了5种程序违法而导致程序无效的情况，可以是检察机关和当事人上诉的理由，也是上诉法院发回重审的理由。作为与裁判结果利益相关的一方，检察机关先认定法院程序违法，后以此为理由提起抗诉，可以间接改变法院的裁判结果。检察机关一旦对实体裁判结果不满，就会向法院提出程序上的“纠正违法建议书”。而如果对结果满意，则即使存在程序违法，也不提出“纠正违法建议书”，这是常理常情。这样的监督可能是公正的吗？

三是检察机关的程序监督本身缺乏有效性。正因为上一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宣言式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法院程序监督权，但并没有赋予这种监督和“纠正违法建议书”以强制约束力，就是说，从目前的法律和司法实践来看，对检察机关的纠正违法建议，法院并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

其实，世界各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都有相应办法，那就是，当审判程序存在问题时，对于审判程序违法的情况，通过检察机关的“程序动议权”和“抗诉权”（检察机关上诉权）来实现。这时，检察机关并不进行居高临下的“程序监督”，采取的是实质上更加有效、逻辑上更加合理的一种办法。

第一方面是通过程序动议权来提出对法院审判程序的意见。“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享有程序的动议权，而法官则对程序的运转拥有管理权，他们各自均可依据法律赋予的权能对诉讼活动施加一定的影响。”[[13]]我国法律赋予了当事人在法庭上提出是否回避、要求补充证据、要求发言等程序性权利，也赋予了检察机关公诉人在法庭上提供证据、发表辩论意见等权利，这些权利包含了对法官审判违法要求纠正的权利。立法可以规定“程序动议权”的形式赋予控辩双方就程序违法情形向法官提出请求纠正的动议。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还可以通过抗诉权纠正审判程序的违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规定了5种程序违法而导致程序无效的情况，即有“违背回避规定”、“审判组织不合法”、“违背公开审判”三种情况的，在有上诉或者抗诉的情况下，上级法院应当发回重审；在“严重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影响公正审判的”和“有其他严重违背诉讼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这两种情况下，也有相同的后果。在世界各国，程序违法都可以是上诉（包括检察机关的上诉）的理由，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同样赋予了检察机关这种权利。

其实，我国检察机关对审判程序的监督权并无强制力，在实质上与程序动议权和上诉权并没有区别，因为在法院对“纠正违法建议”不认可的情况下，最终也只能通过上诉的方式来解决。从这个意义说，取消检察机关的“审判程序监督权”，并没有消弱检察机关在维护审判程序公正中的作用，相反，在审判中将检察机关放到当事人的地位并赋予其与当事人类似的权利----程序动议权，还能放弃形式主义的作法，可以以请求的形式对法院出现的程序错误当场指出，使法院考虑是否当场纠正，提高了诉讼效率，如果法院采纳，也避免了程序违法情况的继续。

当然，上述问题都牵涉到增加了法官的权力的问题，自然就会想到“谁来监督法官”、“怎么能相信法官就是公正、中立的”之类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中立的法官”虽然也是国家公务员，但是它的中立是一种必要的假设，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当然要有“中立、公正”的机制，这种机制是通过双方到庭、法官集中审理、直接言词审理、公开审判、法官消极听审等一系列程序机制来实现；对于法官个人，还应当有专门的“法官遴选委员会”、“司法执行委员会”等来保障法官裁判独立、公正。。

我国目前对法院和法官的制约也即司法受制的制度不完善，不应当成为否认强制措施要由中立的第三者裁判的理由。将追诉者的强制措施决定权分离出来，有利于克服追诉者天然有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倾向的人性弱点。这是人权公约的要求，也是世界各国总结出来的对执法权力进行制约的普遍做法。而在这种受到制约的中立的司法权力确定之后，接受裁判者维护其权威、不以“纠正违法意见”这种居高临下的形式进行程序监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四、余论：检察权改革应当摒弃部门本位主义

检察机关职权改革中的争论，目的是为了让执法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安排更加合理，使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权更加能够体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目的，实现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两重价值的合理平衡与协调，谈不上“别有用心”，更不是两个政治阵营的战斗。这应当成为基本判断和基本共识。

检察制度是否能够质疑之争，让我想起了1995年关于“免予起诉”的存废之争，当时在检察机关工作的官员和学者也是极力主张“免予起诉”不能废除，试图保留这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法院以外的机关有定罪权的中国特色的制度，在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最后一次全国诉讼法年会（武汉会议）上，最高检察院领导还作了“免予起诉不能废除”的长篇报告。但是，立法机关最后力排众议采纳了绝大多数学者的主张，确立了法院统一定罪原则，废除了“免予起诉”制度，改成了不具备定罪效力的“酌定不起诉”制度。现在看来，检察机关通过“免予起诉”而行使定罪权，这一所谓中国特色的做法，居然在当时还被找出那么多存在的理由，是多么的荒唐。

今天，检察机关的官员和学者在研究检察制度时，几乎用统一的声音强调：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从而可以监督任何其他机关的至上地位、主张检察机关现有一切权力都是正当的而不能分离出来，这样的立场让人费解。因为不管检察机关有多少职能和权力，都是人民给的权力，多和少、增加和取消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权力的合理设置和分布，都不能说提高或者降低了检察机关的地位，怎能认为维持和增加就一定是合理的，而相反就是不合理的呢？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执法机关，它不存在自己的“部门利益”，他们在讨论检察制度的理论问题时，首先需要学术上的“客观公正”立场。

[①]持此观点的文章很多，如，龙宗智：理论反对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张智辉.论检察权的性质，.检察日报,2000-03-09(3)；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法学,1999年第10期.龙宗智：为什么要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一论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人民检察，2000年第1期。

[②]孙谦：维护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是检察官的基本追求--《检察官论》评价，此文章在《人民检察》2004年第2、3、4、5期的首篇连载。

[③]在我国，Justiceofthepeace与后面的Magistrate一样都翻译成“治安法官”，但是二者是有区别的。在美国，早期的地方法院法官由治安法官（Justiceofthepeace，英文简写为JPs）担任。在交通与通讯不便的年代，它是偏远地区和乡村地区的法律和秩序的支柱，由当地选举出来后，治安法官给乡镇警察签发搜查令和逮捕令。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拘押，则由治安法官负责案件的处理。他们基于司法常识和社区意见的非正式方式处理案件，在美国的19-20世纪，治安法官都是法院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中叶，司法改良的要求和环境的改变使治安法官时代结束。到1964年为止，有8个州废除了治安法官，1987年只有13个州保留治安法官。现在继续保留治安法院的州主要是人口稀少的西部的9个州和东部3个州。原因在于治安法官和非正式导致了权力滥用。（参见[美]斯黛丽，弗兰克著，陈卫东，徐美君译：《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04—307页。）当今美国的Magistrate，虽然也翻译成治安法官，但是与justiceofthepeace不同的是，它不再承担行政职能，而是设在法院内部的可以是没有取得律师资格的法官，我个人主张，为了区分二者，可以将Magistrate翻译成侦查法官，类似于德国的“侦查法官”。

[④]Johnsonv.U.S.,333U.S.10,13-14(1948)

[⑤]403U.S443(1971).

[⑥]Coolidgev.NewHampshire,403U.S.443,453(1971).

[⑦]UnitedStatesv.UnitedStatesDist.Court,407U.S.297(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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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孝清.关于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J].北京：中国法学，2007（2）.p108-131

[[2]]崔敏.为什么检察制度屡受质疑同[J].上海：法学，2007（7）p17-22.

[[3]]周永坤.追求理性的学术论辩[J].上海：法学，2007（10）p7-15.

[[4]]贾春旺.加强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体系.北京：求是，2005(13)p8-11.

[[5]]蔡定剑.司法改革中检察职能的转变.上海：政治与法律，1999(1)p25-28.

[[6]]万毅、华肖.检察机关侦查权溯源.上海：法学，2005（11）p27-31.

[[7]]石少侠.检察权要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32）.

[[8]]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北京：法学研究，2002(2)p3-19.

[[9]]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7—101）.

[[10]]AkhilReedAmar,“FourthAmendmentFirstPrinciple”,107Harv.L.R.757,772—73(1994).

[[11]]龙宗智.检察官该不该起立——对庭审仪式的一种思考.上海：法学，1997（3）p45-46.

检察权范文篇9

行政权的扩张要求对行政权加强监督。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我国检察权对行政的监督还处于探讨阶段，还只是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时的副产品。本文对完善我国行政权的检察监督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行政权；扩张；检察建议；检察监督

一、行政权的扩张

行政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要与政府打交道，政府无形的之手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有时甚至无所不能。但在19世纪以前，西方国家对行政权的严格控制，国家行政职能通常限于国防、社会治安、税收和外交等领域。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韦德描写的那种“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1]，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20世纪，由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加之议会民主的衰落，政府全面和能动地介入到了经济和社会管理，福利国家、垄断经济出现。行政职能增加，涉及的领域迅速扩大，行政权迅速扩张，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大量增加、行政自由裁量权大为增长，行使方式除传统的强制方式外，非强制方式，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大量出现。行政裁决、行政立法成为新的行政权行使方式。行政权主体既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关，又有像美国那样的独立行政机构，还有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组织，如一些行业协会、公有企业。行政权成为了传统意义上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混和物。“行政国家”[2]开始出现，行政国家这种奇特之物一经出现，确实给人们神奇地生产和提供了各种各样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但是，其在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魔术般地生产出各种各样人们所不愿看到的副产品：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威胁；腐败和滥用权力；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人、财、物资源的大量浪费。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退化[3].

由于行政权具有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行使等特点,这决定了它既是与公民、法人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又最具动态、最容易违法或被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停止。”[4]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真理。“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它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在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中，发展趋势往往是权势者压迫剥削弱者。”[5]权力的破坏性使人深感恐惧，对权力的控制是千百年来人们探讨的话题。目前虽然行政权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它的法律性——既它为宪法和法律所设定，且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设定目的和精神——执行性，既根本上来说，行政权是执行法律和权力机关意志的权力，其运行必须对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负责，并没有改变，甚至被更多地强调。

对权力制约有三种方式：道德制约、权力制约和权利制约。权力制约，即“以权力约束权力”，以分权制衡的方法，以一种权力制约另一种权力。权利制约，即“以权利约束权力”，通过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来实现对权力的制约[6].但归根结底都表现为法律对权力的制约。通过法律对权力进行控制是法治一项基本原则。由于行政权的强大地位，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首先是对政府行政权力的控制。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的分工，相互制约。在西方国家表现为三权分力，对行政权的控制主要是议会的政治控制和法院的司法控制。在我国表现为监督原则。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执政党的监督，社会的监督等。检察机关对行政的监督属于司法监督的一部分。

我国行政权的发展与西方有着迥然相异的路径。在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是一种全能政府的神话政府。它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集权体制，对国家的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实行全面管理，行政权的无处不在,无所不管,无所不能，很少受到立法的规范、司法的控制和人民的监督。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要求削减政府权力，建立有限政府和法治政府，政府的权力来源于法律，受人大的监督、司法的审查。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行政。当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加强对行政权的控制[7].在我国，检察监督属于司法监督的组成部分，也应改善和坚强。

二、行政权的检察监督

在我国目前的宪政体制下，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虽然宪法、检察院组织法都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院并没有普遍的法律监督权，检察院只能依照法定的监督职权、法定监督方式履行监督职责。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检察院的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仅限于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渎职侵权行为进行立案侦察、提起公诉，以刑法的威慑力达到事后监督和事先预防的作用。对行政机关一般违法行为的监督，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对行政机关一般违法行为的监督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以检察建议的形式进行监督。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一种方式，法律此也予以了认可[8],但其适用范围、效力、提起方式，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土资源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林业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保密局关于在查办渎职案件中加强协调配合建立案件移送制度的意见》（1999年12月30日高检会[1999]3号）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对于检察建议有较详细规定。《意见》第五条规定“检察机关对经过初查或侦查，认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未予立案或在立案后作出撤销或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可与相关单位交换意见。对认为应当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应提出检察建议连同有关材料一起移送相应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对其中涉及领导干部的渎职案件，应按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将检察建议和有关材料移送相应主管机关处理。对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应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移送情况应向发案单位通报。”第六条规定“检察机关查办公安、国土资源等部门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中，如发现发案单位和相关部门在管理和制度等方面存在漏洞，需要进行整改的，应提出检察建议。发案单位和相关部门在接到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意见或检察建议后，应认真处理或整改，并将处理和整改情况向检察机关反馈。”《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四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一）有关国家机关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存在制度隐患的；（二）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严重背离职责，应当追究其纪律责任的；（三）应当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的其他情形。”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具有以下特点：1、监督范围包括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领导干部。2、建议的内容，可以建议纪检监察部门追究有关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的纪律责任；其次是针对发现发案单位和相关部门在管理和制度等方面存在漏洞，建议整改。对于行政机关没有积极履行职责、消极不作为的情形也可督促其履行职责[9].3、监督对象，检察建议主要不是针对行政行为本身，而是针对有违法行为犯下错误的人，或者是导致错误的制度疏漏。4、检察机关只是在查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和民事行政审判监督过程中，发现相关问题后才提出检察建议。检察机关并不负责对行政机关一般违法行为的监督。对于执行政策、法律中的情况和问题，群众反映较多的社情动向，只是作为信访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10]检察建议只是在查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和民事行政审判监督过程中的副产品。5、检察建议只对相关单位提出，并不对社会公开。

检察建议作为一种监督方式，方便灵活，效率高，能妥善处理行政权和检察权的关系。行政权作为一种管理权，承担着广泛的社会职责，需要积极高效运作。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况，需要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所以要合理界定监督与行政权运作的关系。检察建议在监督时，不妨碍行政权的运作，同时又避免了诉讼监督的冗长，作为一种外部监督还可以产生一定的刚性，是一种理想的监督方式。但这种监督目前还有一些缺陷，致其运行效果不甚理想。1、威性不足。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监督涉及检察机关的职权，只能由法律规定[11].法律目前并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这种方式监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有关检察建议的规定进限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中，权威性不足。2、监督范围有限。检察建议只是检察机关在查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和民事行政审判监督过程中的副产品。检察机关并不享有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普遍监督权，行政机关大量的违法行为不能以检察建议或其他方式进行监督。3、公开性有限。检察建议只对相关单位提出，并不对社会公开，这样有可能使这种监督流于形式，也为行政机关的消极应付提供了条件。

三、行政权监督的一个例证——瑞典议会司法专员制度[12]

瑞典议会司法专员制度，创建于1809年，十八世纪初叶，当时的瑞典国王查尔斯十二世，为了整治各地的动乱和官吏的腐败，便在1713年命令设立一个以国王为最高官员的官署，以便保证法律法令的实施，监督公务人员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这个官署即今天依然存在的大法官。到了十九世纪初，王权衰败，国家权力重心转入议会手中，形成议会主权。1809年议会通过了以国王和议会分权原则为基础的宪法。该宪法规定，大法官由国王任命，而司法专员则由议会从“通晓法律，行为正直的人士”中选举一人担任，司法专员的训令（文件）还规定议会司法专员的具体职责和活动程序。1810年议会正式选举了第一位议会司法专员。今天，瑞典议会司法专员由四人组成（其中一名为首席专员，主持日常行政事务，任命工作人员），分别受理一切控告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案件，有权进行调查、视察、批评、建议以至提起公诉。其目的在于监视法律法令的执行，限制国家工作人员不合法、不公平的行为，以完善行政管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瑞典的这一制度最先传入北欧，二战后遍及世界各地，如西欧，英联邦各国、美国的若干州、日本等。在加拿大的阿伯特设有“国际司法会议协会”。

瑞典1974年宪法第12章第六条规定：议会选举司法专员一人或数人，根据议会的训令，监视法律、法令在公共事务中的执行。议会司法专员虽然也监督司法机构，但监督行政当局是其任务的重点。使行政活动合法化是各国司法专员相同的目标。司法专员活动的目标概括地讲有三个：1、通报性控制：司法专员必须了解情况，以便使行政当局获悉他们正在被注视；2、改正性控制：司法专员建议主管机关改变它的决定，以纠正行政当局的过失；3、指导性控制：司法专员敦促有关官员不要重复他的错误或者继续蛮干。

瑞典议会司法议会司法专员实行督察的方式和手段主要有视察、主动调查和受理控诉。

视察是议会司法专员实行督察前一种传统的方式。每个议会司法专员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去进行视察。据规定，议会司法专员有权出席法院或行政当局的各种会议，有权看各种官方的记录和文件。任何文件对议会司法专员都不得保密。所有官员都有向议会司法专员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情况、资料、文件的义务。任何官员都不得拒绝回答议会司法专员提出的问题。如有这种拒绝，可能受到惩戒性的处罚

议会司法专员对于任何重大问题，只要有必要都可以进行主动调查。调查的程序一般为查阅有关资料文件，请有关当局作口头的或书面的说明，必要时征求专家或有利害关系的部门的意见，有时也举行听证会，调查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当局要派人参加。最后做出处理决定。

受理控诉是议会司法专员最主要的一种督察方式和手段。按规定，任何瑞典公民甚至外籍人，只要对瑞典行政部门和法院及其官员有抱怨，都可以向议会司法专员提出控诉。议会议员也把他们收到的控诉案转给议会司法专员处理。

议会司法专员的主要武器是批评、建议[13].议会司法专员的批评记载在公开印发的文件——给议会的年度报告中，在政界广为流传，因此这种批评的压力是相当大的。议会司法专员建议的内容广泛，可以建议对错误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改正，建议起诉，建议惩戒处分，也可以建议采取救济措施。

四、我们的启示

瑞典议会司法专员制度，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实践，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的法律监督制度与之有许多相似之处。宪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这种宪政架构为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打下了坚实的宪法基础。但是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这种监督只能是较低层次，间接监督，其效果十分有限。因此构建我国检察权对行政的监督制度首先需要制度供给。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权对行政的监督，监督的范围、方式、方法。

其次，检察机关要树立自己的权威。权威的树立一方面源于检察机关的宪政地位，另一方面源于检察机关自身的素质，源于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过程中对事实问题、法律问题的准确把握。由于行政权的扩张，行政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行政执法过程中遇到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越来越复杂。监督的难度相应增大，对监督者自身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瑞典的司法专员的当选资格自1974年以来并无特别规定，任何男女公民皆可当选。但实际上当选的都是受过高等法律训练并具有丰富司法经验的人，如最高法院法官和高级行政司法官员，他们不但是法律专家，而且享有很高的声望。检察机关提高自身素质和水平，培养行政监督人才，是正确履行政监督职责，树立监督权威的前提基础。

第三、要增加检察建议的公开性。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检察院应向人大报告工作。检察建议除送达相关单位外，至少应向人大报告，增加其公开性。把一切违法失职行为和行政弊端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便于受到舆论和人民的监督。把检察建议的情况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把对行政的检察监督转变为对行政的政治监督，有利于增强监督的效果，也有利于强化民主政治，防止腐败。“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14]第四、把行政公诉作为检察监督的手段之一。接受控告、调查、提出建议应是检察监督的手段，行政公诉也应作为检察监督的手段。行政诉讼是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的重要的制度设计。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公布实施后，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辟了一条纠正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有效途径。十余年来，中国行政诉讼的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暴露出许多缺憾。起诉条件的苛刻和受案范围的狭窄，被认为是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缺陷之一。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对具体行政行为、原告适格、被告适格等的诉讼要件进行限制性规定，使得行政诉讼不但将许多行政行为拒之司法审查的大门之外，也无法应对新出现的许多行政纠纷，特别是对越来越多的行政权侵害公共利益现象无能为力，限制着司法对行政监督的广度，不能很好地实现其保障法律权益、维护行政法治的目的。因此修改行政诉讼法，特别是建立行政公诉制度，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使检察机关享有行政公诉的权利，对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能够提起行政公诉，监督行政机关，维护行政法治，保护公共利益，加强司法监督的力度，拓展司法监督的广度。这样检察机关就有了灵活高效的检察建议和具有刚性的行政公诉两种监督手段，形成检察权和审判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合力。

第五、规定检察监督的正当程序，实现形式正义。“正人必先正己”，“打铁需要自身硬”，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观念。权力的配置与行使，应与这种观念相适应，解决权力的正当性问题。法律的授权——实际上就是人民的授权，使检察监督获得了实质的正当性，而遵循正当程序，使检察监督获得了形式正当性。西方古老的“正当程序”的原理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案件的裁决人不能对案件持有偏见和拥有利益。（2）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现代正当程序中的知情权、辩论权和听证权等，也都来源于这些原则，并被归结为“意见交涉”。行政权的行使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有时影响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实际上表现为不同主体的利益[15]，这些主体间的利益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互相排斥的。对行政权的监督不仅与行政机关有关，也与这些利益受影响的主体有关。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应进行意见交涉。保障各相关方的程序权利，重视证据收集程序以及举证和证明的规则，在质证过程中证明事实，均是正当程序的要求，更是法治的要求。

五、结论

行政权的扩张进一步要求对其进行控制，我国行政权发展与西方迥然相异的路径，使这种控制成为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的宪政架构，检察院法律监督的宪法定位，为检察机关监督行政预留了广阔的空间。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检察机关监督行政还处于探讨阶段，检察机关只是基于预防职务犯罪、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的目的，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间接的监督，这种监督只是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的副产品，其效果及其有限。检察机关还没有对违法行政行为的一般监督权。

检察建议作为一种灵活、高效的监督方式，能妥善处理行政权和检察权的关系，是一种较理想的检察监督方式。检察机关也依检察建议的方式监督行政进行了探索。如果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并增加检察建议的公开性，检察建议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如果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诉权，可以拓展检察监督的范围，增强检察监督的刚性。检察建议和行政公诉权这两种方式还能有效地配合起来使用[16].根据法治的一般原则，这都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并且规定权力行使的正当程序，使权力自我克制，增加正当性。

「注释」

[1][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页。

[2]所谓“行政国家”姜明安教授给出的定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国家行政权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社会生产、交换到个人的衣、食、住、行），人们在其生命的整个过程中（从摇篮到坟墓），都离不开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成为影响人们生命、自由、财产和国家安全、稳定、发展的一种几乎无所不能之物。”见《行政国家与行政权的控制、转化》

[3]姜明安：《行政国家与行政权的控制、转化》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琛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页。

[6]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始于法律对权利的宣告。法律每宣告一项公民权利，同时就等于宣告了国家权力的禁区。加上辅以权利侵害的预防机制、侵害发生时的救济机制以及公民权利遇到障碍的国家帮助机制，形成完整的权利保障制度，从而制约国家权力。

[7]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就是加强监督的一个努力。该法虽然也包括对检察院法院的监督，但主要是对政府的监督。

[8]《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检察官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应当给予奖励：…（二）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对检察工作提出改革建议被采纳，效果显著的；“法律间接承认了检察院有提出检察建议的权力。

[9]这种监督以检察意见的方式提出，提高了监督力度。

[10]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试行）》第三十五条

[11]见《立法法》第八条。

[12]该部分参照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482—495页。罗豪才：《瑞典的督察专员制度》，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13]由于1975年瑞典刑法修正，提起公诉已很少使用][14]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952页。

检察权范文篇10

一、反渎职侵权工作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1、履行检察职能，加大办案力度。县检察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反渎职侵权工作，检察长白岩亲自挂帅，始终关注每一个渎职侵权案件线索，关注每一个反渎职侵权案件，关注办案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保障了反渎职侵权工作顺利开展；反渎干警在上级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支持下，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政治素质，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逐年加大办案力度，严厉打击执法人员渎职侵权犯罪，严惩司法腐败，依法查办了一批影响大、震动大的案件，反渎职侵权工作呈现喜人的发展势头，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据统计，2008年以来，共受理各类渎职侵权案件线索21件26人，立案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3件18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0余万元。2008年检察院反渎局被省检察院评为先进单位，有5名反渎干警分别被省、市院记功表彰。

2、服务发展大局，开展专项活动。县检察院坚持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主线，着力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发展大局。2008年以来，检察院紧紧围绕市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全市工作大局服务的意见》和《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为民生工程建设服务的意见》，先后开展了严厉打击危害能源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渎职犯罪等专项活动。在专项活动中，依法查处了新兴镇土管所所长刘某玩忽职守致使13.46亩基本农田被非法占有的案件。此案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肯定，下发了《查处渎职侵权案件处理意见稿》，将该院的做法向全国检察机关进行了推广。

3、打防并举，预防渎职犯罪。县检察院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方针，把办案与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相结合。利用每年开展举报宣传周活动，广泛宣传反渎职侵权工作，并主动加强与公安、工商、交通、土地等执法部门的沟通和联系，通过举办法制讲座，采取以案说法、警示教育等形式，教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检察机关在每查办一起案件后，都根据发案单位存在的问题，通过检察建议等形式，协助发案单位加强管理，建章立制，完善制度，防微杜渐。

4、加强领导，创新机制。一是县检察院坚持把反渎职侵权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实行检察长统一管理重大案件线索的机制；二是在市院的统一指挥下，充分运用侦查一体化的办案机制；三是建立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工作机制；四是建立线索移送机制。通过与公安、法院协作，实行案件移送制度，依法办理了司法渎职犯罪案件4件，净化了司法环境。

二、存在的问题

1、宣传力度不够，社会认知度较低。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宣传力度远不到位，一些人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个别单位领导对渎职犯罪概念模糊，缺乏必要的认识。

2、打击力度不到位，立案查处数偏低。反渎职侵权工作立案数和查处数不高，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打击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3、反渎职侵权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个别干警在抗阻力、抗干扰能力和发现线索、侦查取证、处理能力等技能和方法上与工作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三、几点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认知度和支持率。要经常走出去，深入社区、机关，通过以案说法等有效形式，加大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宣传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各界认识到渎职侵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反渎职侵权工作的重要性；加大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尤其要加大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宣传力度，不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对渎职侵权犯罪的认识，以便自觉做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切实履行国家工作人员应尽的职责。

2、积极拓宽案源，继续加大办案力度。要大力鼓励社会公众举报渎职侵权犯罪，及时发现涉嫌渎职侵权犯罪线索，发掘新的案源；要结合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活动，抓住关乎民生、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主动出击查办，力争突破一批有影响的案件，以增强全社会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要规范办案行为，提高办案质量。